柯氏的历史名人

柯　述：(公元1017～1111年)，字仲常。著名宋朝大臣。

少年时，太守蔡襄见其“争奋笔舌论短长”，十分赏识，预料他日必成大器，曾写长诗赠柯庆文。

柯述在宋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出任府学教谕，宋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登进士，先后任赣州县尉、吴兴知县、怀州太守、福建提刑、湖南运使，两度任福州太守，又被封龙图阁直学士。

他因维持治安和治理水利有方，宋神宗召对便殿，对其才干甚为嘉叹，特书写柯述之名于屏风以备忘。由于柯述任职期间为读书人做了大量好事，又其本人著述丰富，福州、泉州两地文庙都以柯述从祀其中，泉州文庙之旁还曾经建有纪念柯述的祠堂。

尤为突出的是，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柯述奉命到漳州赈灾，救活饥民无数，两只喜鹊栖于柯述居住的传舍(即招待所)，柯述离漳时，许多百姓恋恋不舍，送行数十里，那两只喜鹊也飞翔相随不忍离去，人人称异，传为佳话。苏东坡特赋予一首诗：“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幺凤集桐花。是时鸟与鹊，巢彀可俯拿。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里人惊异瑞，野老笑而嗟。云此方乳哺，甚畏鸢与蛇。手足之所及，二物不敢加。主人若可信，众鸟不我遐。故知中孚化，可比鱼与虾。柯侯古循吏，悃愎真无华。临漳所全活，数等江干沙。仁心格异族，两鹊栖其衙。但恨不能言，相对空喳喳。善恶以类应，古语良非夸。试看彼酷吏，所至号鬼车。”

柯述终年九十五岁，是柯氏家族中的寿星。

  

柯　翰：(公元1116～1177年)，字国材；泉州同安人。著名宋朝学者。

通经学，登门受经者常百余人。朱熹为同安县主簿时，与之交往甚深，且为其房舍取名“一经堂”。他逝世时，朱熹哭曰：“探讨之勤，白首不置，弗索于禄，弗媚于时。”

  

柯九思：(公元1290～1343年)，字敬仲，号丹丘生；浙江台州仙居人。著名元朝书画家。

柯九思为奎章阁鉴书博士，鉴定内府所藏书画。与虞集、揭傒斯同为文宗时代奎章阁的代表人物。

柯九思诗文、书画、鉴赏均享有时名。他的绘画以“神似”著称，擅画竹，并受赵孟頫影响，主张以书入画，曾自云：“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

在元朝书法与绘画紧密结合的过程中，柯九思具有典型的意义。柯九思多藏魏晋人书法，至于宋人书法则随意送人，可见其是摒弃宋人之书的。他的书法于欧阳询笔法之外融入魏晋人之韵，故恬和雅逸，深受赵孟頫推崇尚晋人书法观的影响。

正如清人王文治所说：“丹邱书体仿效率更父子，力求劲拔，乃—望而知为元人书，时代为也。”

  

柯维骐：(公元1497～1574年)，字奇纯，号希斋，莆田县人(今福建莆田城厢区)。著名明朝历史学家。

柯维骐是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不赴任。地方十八次荐其才可备著述，有旨授承德郎，即致仕，居家五十余年，致心于著述，四方从学者四百余人，教人以务实志、实功、实用之学。

著有《宋史》、《辽史》、《金史》等三史为一书，纠正其谬误、疏略，加以考订、补遗，国内外史学界均予以较高评价，日本尤其推重，曾翻刻传播，世称良史，此外，著有《续莆阳文献》二十四卷、《史记考要》十卷、诗文《艺馀集》、《河汾传》等。

  

柯　乔：(公元1497～1554年待考)，字迁之，号双华，安徽青阳人。著名明朝民族英雄。

初师李古源，后师明朝大师王阳明、湛若水。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进士。

初任行人御史，贵州道郎等职，以政绩升任湖广按察司佥事，治理沔阳大堤。沔阳地处汉江之滨，连年水患。柯乔认为“江水溺人，咎在官吏”，奏准建筑江堤。他亲自视察江汉两岸地势，勘察堤基，于重点工段督促检查，四个月筑成江堤数百里，大大减少了水患。后又建立集市，铺设浮桥，兴办学校，平雪冤狱。离任时，沔阳数千人为之送行，并以其靴帽建立生祠。

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柯乔升任福建布政司参议，按察司副使，巡海道副使，协助提督朱纨加强浙闽海防军务，抗击葡萄牙殖民者，打击海盗运私活动，并亲自领军镇守泉州、漳州等海防要地。

明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农历2月11日，葡萄牙侵略者兵船至福建宫前湾海域抛泊，并在宫前、下安等登陆，肆行奸淫掳掠。巡海道副使柯乔会同漳州知府卢璧、龙溪知县林松发兵，派一兵船伪装商船，诱敌深入伏击，共歼敌二百三十九人，其中击毙三十三人，俘二百零六人(内有头目三人，汉奸一人)。

后因触犯权贵，蒙冤入狱，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得释回乡。

明嘉靖三十三年，大明朝廷察知柯乔冤情，下诏复用，但是柯乔已经病逝。著有《九华山诗集》二卷。

  

柯崧林：(生卒年待考)，柯乔之父。著名明朝监察御史。

  

柯　潜：(生卒年待考)，字孟时，号竹岩；福建莆田人。著名明朝大臣。

二十二岁中举。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状元。

柯潜十多岁时，父母给他请来一位先生，教他读书。可是，柯潜生性迟钝，几天才能背一小段。先生觉得他不是读书的料，心灰意冷，决定离开他家，另图教席。柯潜苦苦挽留不住，只得含泪送先生到十里之外。

临别时，他恋恋不舍，神情可悯。先生心中不忍，便说：“我出个对子，你若能对上，我就回去继续教你。”柯潜点点头。这时，恰好有个妇女挑着橄榄走过来，先生就出题道：女子独行随橄榄(后三字是方言“谁敢拦”的谐音)柯潜想了一会儿，看见先生背上的包袱上绣有石榴的花样，就对道：先生欲去挂石榴(后三字也是方言“我实留”的谐音)。

先生一听，喜出望外，惊异地说：“原来你一点也不笨，老夫错怪你了。一起回去吧，我一定好好教你。”

  

柯　琴：(生卒年待考)，著名清朝有医学家。

《伤寒来苏集》为清朝医家柯琴撰著，包括《伤寒论注》四卷，《伤寒论翼》两卷，《伤寒附翼》两卷。此书批诸家之谬，悟仲景之旨，堪称历代注疏《伤寒论》的上乘之作。柯琴注释《伤寒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除了参考《内经》的一些条文外，几乎没有引用前人的注释和观点。据统计《伤寒来苏集》一书中共引用《内经》原文达五十余处，其应用特点，可分为六类：

一，病机：

《伤寒论》第一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柯琴注释太阳主表，故表症，表脉，独太阳得其全。如脉浮为在表，太阳像三阳，其脉气浮而有力，头项主一身之表，太阳经络营于头，会于项，故头连项而强痛，恶寒为汗在表；六经虽各恶寒，而太阳应寒水之化，故恶寒特甚。柯琴认为仲景立六经总纲法，与《内经·热论》不同。《内经·热论》虽以六经作为分证的纲领，但只论述了六经的热论、实证，未具体论述六经的虚证、寒证。且太阳只重在表症，表脉，不重在经络主病。又如《伤寒论》第六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柯琴认为此条不是发明《内经·阴阳应象大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意，乃概言太阳温病之症如此，并详述此温非春温，夫太阳一经四时俱能受病，不必于冬。人为温病，不必因于伤寒，且因时俱能病温不必于春。推而广之，则六经俱有温病非独太阳一经也。再如《伤寒论》第三百七十一条“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柯琴以《内经·气厥论》“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虑瘕”释之，意即湿热之秽气郁遏大肠，导致魄门重滞而难出。

二，四诊：

《伤寒论》第一百二十七条“太阳病，小便利者，以饮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里急也。”此望问法，即《内经·移精变气论》所云“一者因得之”，审其上下得一之情者是也。见其饮水，即问其小便。又如第三十八条“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大青龙汤主之”和第三十九条“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大青龙汤发之。”言中风脉多缓，然亦有脉紧者；伤寒脉当紧，然亦有脉缓者，如《内经·平人气象论》中“脉滑曰风”，则风脉原无定象。又盛而紧曰胀，则紧脉不专属伤寒。又缓而滑曰热中，则缓脉又不专指中风矣。第一百八十六条“伤寒三日，阳明脉大”，正如《内经·平人气象论》云：阳明之至短而涩。此指秋金司令之时脉。又曰：阳明脉象大浮也，此指两阳合明之病脉。

三，症状：

《伤寒论》第二十九条“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少予调胃承气汤。”柯琴引《内经·评热论》曰：身重难以行者，胃脉在是也。是脚挛当属阳明矣。阳明乃血所生病，血虚则筋急，且挛急为燥症，燥化又属阳明故也。又引《内经·热病论》云：太阴脉布胃中，终于嗌，故腹满而嗌干，解释太阴提纲证之腹满。再如《内经·逆调论》云：人有四肢热，逢风而如炙如火者，是阴气虚而阳气盛。风者阳也，四肢亦阳也，两阳相搏，是火当肉烁，此即太阴中风证。

四，治疗：

《伤寒论》第二十四条：“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柯琴引《内经·评热论》表里刺之，服之饮汤。说明针刺汤药合用治疗疾病可以提高疗效，针刺在这里运用有疏通经络以泄邪的作用.针药并用，祛邪之力倍增，病可得愈。

五，方药：

在桂枝证方后，柯琴引《内经·评热论》“阴虚者，阳必凑之，故时热汗出耳。”意在说明服桂枝汤为何要先其时发汗。未发热时，阳犹在卫，用桂枝汤啜稀热粥，先发其汗，使阴出之阳，谷气内充，而卫阳不复陷，是迎而夺之，令精胜则邪却。对《伤寒论》中药物功效，柯琴亦常用经文释之。如《伤寒论》第三百零一条“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柯琴引《内经·四气调神大论》“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故少阴之发热而脉沉者，必于表剂中加附子，以预固其里。盖肾为坎象，二阴不藏，则一阳无蔽，阴邪因得以内侵，孤阳无附而外散耳。故附子麻黄并用，内外咸调，则风寒散而阳自归，精得藏而阴不扰。有时柯琴还通过经文阐述药效的机理，并更深入地阐述病证的病机。如柯氏引《内经·痹论》“风气胜者必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说明《伤寒论》第一百七十四条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是风少而寒湿胜，必赖附子雄壮之力，以行痹气之着。另外，柯琴提出仲景制方，因乎经气，《内经·阴阳应象大论》云：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

六，预后和预防：

预后体现在《伤寒论》第七条“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柯琴认为此即《内经·热论篇》曰：其死多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预防表现在柯琴引《内经·金匮真言论》“藏于精者，春不病温”。

综上所述，柯琴将《内经》理论灵活地与《伤寒论》的内容紧密结合，其研究之深，应用之当，对后世医家有巨大而深刻影响。

  

柯　抡：(生卒年待考)，字健庵；湖北人。著名清朝清官。

清同治年间由进士知建宁县，尽心民事。尝捐廉创立四门义学，总督李鹤年以柯抡为“闽省第一清官”入奏。

  

柯　铁：(生卒年待考)，台湾人。著名清朝末期民族英雄。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日寇强迫满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当时日寇的陆海军将领认为，台湾是他们的战利品，应该成为保持军事利益的禁区，成为今后进行军事扩张的前哨基地。在军方首脑的心目中，台湾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占有首要地位，只有军事统治，才能确保台湾安全；只有军事统治，日本民间的工商业农林矿业的利益，在整个军事体系中才能得到发展；而台湾本地人的利益必须加以控制，以符合日寇的军事利益。

日寇统治台湾的机构是总督府。第一任台湾总督是海军上将桦山资纪伯爵，他出身于九州一个著名的家族。桦山资纪在清同治十二年(日本明治天皇大室寅之祐明治六年，公元1873年，从这一年起日本纪元改为公历)就曾以商人身份到台湾考察。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桦山资纪从陆军调到海军，后来成为海军大臣，中日甲午战争中，任海军参谋长。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6月I7日，桦山资纪在台北原巡抚衙门举行“始政典礼”。

从此，台湾总督府代表日本倭寇政府统治台湾达半个世纪。总督是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军事和行政首脑，是台湾的独裁王，可以公布命令以代替法律，有权颁布总督府令，有权指导军政及军事行动，有权处理关税、铁路、通信、专卖、监狱及国家财政等特殊行政事务。

日寇占领台湾后，虐待降兵、滥杀无辜、强奸妇女、烧毁民居的残暴罪行，加深了台湾同胞的仇恨。各地抗日义军为了保家卫台，奋起抗日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日寇只能占领台湾西部各城市及若干街市，乡村大多为抗日义军控制，台湾全岛发生了多次抗日义军抗日事件。其中，台湾中部的抗日斗争，当首推云林铁国山的抗日武装斗争。

台湾中部云林县的东边有座大山叫大坪顶，是一座天然要塞。有柯氏一族居住在该地垦荒为生。家长柯钱有二子，长子柯铁，次子柯合。柯铁臂力过人，善斗，人以柯铁虎称之。柯铁虎仗义好侠，喜打抱不平，远近有纠纷事，多赖以解决。日寇侵台，云林县抗日义军以简精华为首领，以大坪顶为抗日基地，此地改称铁国山，意思是坚如钢铁，无人能攻克的地方。

简精华是云林县梅仔坑人、刘永福的旧属，在地方上颇有声望。当日寇近卫师团南侵时，简精华曾会同西边厝的陈文晃、西螺的廖景琛、他里雾的黄丑等，各招募抗日义军数百人，与日寇激战于斗六门外，败后各自分散。简精华为继续抗日，表示愿同柯铁虎等合作。投奔柯铁虎的还有斗六人张吕赤、张大猷、黄才、赖福来等十多人，或能文，或能武，人才济济。大家共推简精华为首领，称九千岁，柯铁虎以下将领二十多人，抗日义军来投者千余人。

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6月14日，铁国山大会群雄，丰备牲礼，祭告天地，称“天运”元年。飞檄南北各地，呼吁响应，声势大振。群雄中有原台东守将刘德杓，自台东失陷后，越过高山峻岭，来铁国山参加抗日，众人敬之为军师。6月15日，铁国山将领率七百人围攻南投街，切断电信电话线。南投街日寇选派敢死兵二人，偷越抗日义军包围圈求救，在草鞋墩被当地抗日义军捕杀。南投日寇又派步兵、宪兵各一人，乘黑夜越山迂回，经彰化抵台中求救。台中日寇防务吃紧，只能派出步兵两个小队、山炮两门，经彰化越山，于7月3日凌晨赶到南投街外，从高处轰击抗日义军阵地。被围日寇发动反攻，抗日义军抵挡不住山炮的威力，7月3日撤围，返回铁国山。6月30日，抗日义军正在包围南投之际，简精华自率六百多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下山，猛攻云林县治。云林守军佐藤少佐仓皇失措。7月1日，抗日义军增加到两千多人，把云林县围得水泄不通，逐渐逼近市街。佐藤见防守不住，仓促撤退到大莆林。抗日义军光复云林，为台湾抗日战史上最光荣的一次战役。捷报传出，各地抗日义军欢欣鼓舞，奋勇杀敌；各地抗日义军纷纷起义，杀死宪兵、警察无数。那时，驻鹿港日寇有守备队五百余人，因彰化等地警报频传，故按兵不动，不敢去救援云林。鹿港是引日寇进台北城的大汉奸辜显荣的故乡。他看到各地抗日义军声势浩大，就在鹿港募集壮丁近千名，编为抗日别动队。7月8日，简精华部下刘狮、杨胜率抗日义军三百人，在雷电交加、大雨滂论中潜入鹿港街，烧毁日寇防御设施。抗日义军还攻占了距彰化不远的番婆庄。辜显荣所率之壮丁，一遇抗日义军，即激于民族意识，反戈攻击日寇。抗日义军见日寇大队人马集中云林，知无力久守，于7月13日撤出云林，各路抗日义军也徐徐退回铁国山。日寇于6月中旬派遣中村中尉，率二十多人侦察铁国山地势。柯铁虎率众截击，除逃走二三人外，全部被歼。日寇再遣佐藤大队围攻铁国山。铁国山抗日义军坚守要塞，不出战，日寇难于进攻。台中守备队益田中佐，带步兵一联队进入斗六街，在云林县各地大屠杀五天，对多个村庄遭劫，四千九百多户受害，被残杀的台胞近三万人。其中受害最惨重的斗六街等地，不论男女老幼，全被杀尽。日寇的滔天罪行，令人发指。6月29日，同铁国山有密切联系的集集地区，六百多抗日义军起义，袭击日寇宪兵屯所。宪兵屯所设在神庙内，抗日义军爬上屋顶朝下射击，宪兵打开门后夺路选命，十五名宪兵除一人漏网外，全部被围庙的抗日义军歼灭。日寇鉴于6月对云林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使得人心激变，导致云林县被抗日义军攻克，因而改用怀柔政策，由总督府派遣古庄内务部长到云林招抚、赈穷、调查户口，设临时保良救恤所于广福庙，并让汉奸辜显荣、陈绍年参加，协助日寇招抚工作。铁国山首领简精华，在辜显荣、陈绍年二人的劝降下，10月5日，独自一人下山归顺。简精华叛离后，刘得杓、黄才、张吕赤、赖福来等首领，共举柯铁虎为铁国山总统，称霸王。柯铁虎抗日坚决，勇敢果断，众人心悦诚服，视同生死，绝不降日。众将领分头负责备战，军饷粮食，皆取于民，几所收获。十抽其一。保护地方治安，无忧于民。10月25日，抗日义军向斗六街及各地颁送抗日檄文。铁国山有抗日义军数千人，抗日首领都是英雄豪杰，智勇双全，善于作战。加上铁国山地势险峻，悬崖绝壁参差其间，羊肠小径，道路崎岖，荆棘丛生，易守难攻。如此铁国山，众志成城，威震敌胆。桦山资纪总督见铁国山声势浩大，下令组织大规模讨伐军，太田大队长前去征讨。太田受桦山资纪严令，下最大决心，不惜牺牲，势在必克。12月12日，太田率领军、警、宪数千人，直奔铁国山。12月13日，抗日义军在后头仔山包围日寇侦察队，歼敌过半。12月14日在吊境庄、二坪仔庄截击日寇，经过激战，终于击退来犯之敌。12月15日，日寇在二坪仔庄南面高地架设大炮两门，掩护各路兵马进军。抗日义军在途中埋伏，打死不少日寇。12月24日，日寇冒险进攻二坪仔庄并向铁国山发动总攻，二坪仔庄是进入铁国山必经之地，不幸被日寇攻占。抗日义军的头道防线及二道防线先后失守，顽强坚守最后的顶界线，猛烈抵抗。日寇援兵源源而至，集中火力炮击铁国山本垒。柯铁虎见敌来势太凶，知难以防守，为避免无谓牺牲便化整为零，分散退入深山待机再起。光荣的铁国山被日寇占领。

铁国山失陷后，避入深山的抗日义军并没有停止战斗。他们化装分散下山，潜入各地，召集抗日同志，时时向宪兵屯所和警察派出所游击。在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一年中，中部台湾发生的抗日游击战，难以计数。11月间，柯铁虎又聚集抗日义军五百多人，占触口山为基地。12月11日，日寇集中云林、台东、嘉义各处守备队，加上大炮队，猛攻触口山。抗日义军奋起应战，激战中战死十二人，伤五十六人，被俘二十五人。柯铁虎负伤退入深山。日寇凭借猛烈炮火，付出了惨重代价才占领了触口山。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1月，柯铁虎、刘德杓、林发等，招集抗日义军七百多人据守大鞍庄。2月中旬，日寇以守备步兵第四联队长为讨伐司令，派宪兵将校以下军官七十四人参加，编成大中小数队。3月9日集结于林圮埔，3月11日，从东、西、北三面包围攻击。大鞍庄位于断崖绝壁之上，地势险要。抗日义军充分利用地形，上下打击敌人，激战数日，毙敌几十人。但终因火力不足，再次退入深山，日寇不敢追赶。柯铁虎时常率部下山，对林圮埔、南投、东势角等地日寇频频展开游击战，出没无常，日寇防不胜防，战战兢兢，日夜戒严。5月，儿玉源太郎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就任民政长官。到任后，检讨过去，认为用武力对付抗日义军是劳而无功，决定采用招抚政策。为达到消灭抗日义军的目的，不择手段地进行劝降、欺骗。日寇令汉奸辜显荣会同嘉义林武琛，专门探查柯铁虎的动静，更利用斗六街吴克明、郑芳香等人，劝诱柯铁虎出降，许以优厚条件。12月9日，日寇“慨然接受”柯铁虎以战胜者姿态提出的“和议条件”，以遂行其欺骗政策。“和议条件”有三：“云林、斗六及其附近，另设一治民局，由台湾人主理”；“将大坪顶山还给柯铁”准许柯铁等“调理自己兵事，保护人民”；“九一税金，仍准抽收”；“云林境内，民家准用军械，以自防夜间盗贼”等等。举行“归顺仪式”后，日寇一味监视柯铁等人的行动，毫无履行“和议”的诚意，迫害柯铁等人的阴谋，也日趋明显。日寇借口柯铁等有拥兵造反图谋，明里暗里集结兵力，包围柯铁等人的住处。

柯铁被迫再起反日，无奈人员分散，部署疏少，日臻险境。遂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10月，离开苦苓脚庄，移居到打猫东顶堡竿蓁村岩窟中。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2月9日，柯铁病重不治而逝。日寇听说柯铁已死，喜出望外。随即派出宪兵探查队，四处探访，虽然找到了柯铁栖身的岩窟，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柯铁葬身的地方。后来，柯铁生前友好数十八，聚集在其弟柯合宅前，悼念他生前的爱国侠义行为。日寇闻讯赶来，各同志立即迎战，柯铁之父柯钱战死，其他同志退入龙眼山。柯铁逝世后，其旧部时常出没在北斗街、溪湖街附近，有隙即乘袭击宪兵屯所和警察派出所。8月，铁国山抗日旧部张大猷、张吕赤等在触口山坪顶，集聚抗日义军两百多人，准备袭击斗六办公署。日寇编成警宪混合队来攻，抗日义军退入深山。

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2月，詹阿瑞、赖阿来、庄录、除阿金等率抗日义军三百多人，集结在鹿肚坑、竹仔坑、猴洞坑各处，计划攻击大墩。日寇沿抗日义军必经之地设防，2月1日，詹阿瑞等走山间险路，绕过敌设防点，直逼台中大墩街。晚间9点多，乘日寇不备，分三路，一路攻卫戍兵院，一路攻北门炮兵队，一路攻大墩街北端。敌布防在外，街内空虚。留守警察，多被击毙。街内火起，秩序大乱。外出日寇见大墩火光冲天，知街内有变，随即撤防回救。抗日义军及时转移，日寇又扑空，不知抗日义军退向何方。8月15日，原铁国山抗日首领张吕萷、张吕赤、张吕良三兄弟，率抗日义军百余人，袭击北斗办务署沙河仓支署。支署警察人数虽不多，但子弹充足，坚守各门户。抗日义军英勇作战，一时难以攻破。彰化、台中日寇守备队又来支援，抗日义军终因情况不利,退入山中。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总督府见各地抗日烽火此熄彼起，终无止日，于是再施诱降诡计。儿玉和后藤用尽各种手段来摧毁抗日游击队伍，除了武力镇压外，还实施“糖饴与鞭子”政策，怀柔和诈骗并用。他们开出优厚条件，驱使御用绅士，甜言蜜语，劝诱各地抗日首领出降，待抗日义军上当后，一举杀尽。日寇先驱使御用绅士劝降张大猷、张吕良、刘荣、陈提、张雍、张金环、锺佑等数百名抗日义军出降。定于5月25日，同时分别在林杞埔、斗六、崁头措、西螺、他里雾、林头厝举行“归顺典礼”。日寇定下毒计，事先在各会场周围埋伏机关枪队。典礼开始，日寇官员简略致辞后，即匆匆退场。继而由日寇武装警官高声宣告：归顺着包藏祸心，私带武器入场，企图反抗政府，本人奉命格杀勿论。话音刚落，机关枪队立即逼近会场，从四周一起扫射。数百抗日义军，赤手空拳，在无法抵抗中饮恨被杀戮，无一生还。

台湾同胞及其所有中国人民，世代永远不会忘记这血海深仇！不论千年万载，血债血尝！从柯铁抗日斗争的失败中，中国人民应清醒地看到：近代中国在对外战争中，皆败于汉奸！而如今汉奸越来越多，亡国之钟已响！

  

柯劭忞：(公元1850～1933年)，字凤荪、凤笙，号蓼园；山东胶州人。著名近代史学家、教育家。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胶州才女李长霞生下了她的次子。胶州柯氏家族是元代著名的学者和画家柯九思的后裔。柯氏的这一支于明朝末年迁到胶州城定居，到了道光年间，柯氏这一支已经在胶州繁衍了近十代，且每一代都有才俊为胶州柯氏家族争光添彩。这一年，在因新生儿呱呱降生而洋溢着喜庆气氛的柯氏大院里，名闻山东的胶州名儒柯蘅和他才华横溢的夫人李长霞，为他们初到人世的次子取名为“劭忞”。

柯劭忞的祖父柯培元，是清朝知名的抗英将领，曾屡立战功；父亲柯蘅是清朝的名儒，兄长为清光绪年间进士，两个妹妹柯劭蕙和柯劭慧也皆为胶州有名的才女。受家庭中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柯劭忞四岁时即会作诗，七岁时已经有“燕子不来春已晚，空庭落尽紫丁香”等佳句，在当地文人学子中传颂。柯劭忞十二岁时随父母客居潍县。这一时期，他广学经史和天文、算学等，为后来成为一名学识渊博的大家，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功底。十六岁时，柯劭忞转读于济南的尚志书院，成为匡源的得意门生。

柯劭忞二十岁参加乡试考中举人，中举后曾数次参加会试，但是皆没有考中。在后来的十余年间，柯劭忞先后受聘于晋、粤、辽东等地的书院，担任这些书院的主讲一职。

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博学多才的柯劭忞终于考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任编修一职。此后，柯劭忞潜心学术研究和著述，治《春秋谷梁传》、《尚书》等儒学经典，学术成果颇丰。

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柯劭忞出任湖南学政一职，因政绩突出，后被调回北京，先后任国子监司业、贵胄学堂总教习和翰林院日讲起居注等官职。后来他奉命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任贵州提学使等职。历任翰林院编修、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监督等。

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成立了资政院，声望甚高的柯劭忞出任了资政院议员一职。这一年的农历10月，受资政院委派，柯劭忞出任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不久，他又被调回北京，任典礼院学士，并被赐与“紫禁城骑马”这一殊荣，其主要职责是教四岁的末代皇帝溥仪读书。柯劭忞是继匡源之后，清朝胶州出的第二位皇帝的老师。

清王朝覆灭后，柯劭忞痛哭流涕，坚决不剪辫子，一直以清遗老的身份隐居不仕。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清史馆在北京成立，柯劭忞应聘为《清史稿》的总纂，组织了一百余人编写这部五百三十六卷的清朝史稿。与此同时，柯劭忞还致力于《元史》的重修。需要说明的是，明朝宋濓等人编纂的《元史》，由于仓促成书，错误疏漏颇多。后来有多人试图重修《元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均未如愿。柯劭忞广泛收集元代的史料，从《永乐大典》和相关的史籍、秘史中广征博采，精心研究，并且“熔裁钩贯，校异订讹”，对宋濓等人的《元史》进行了大量的修订充实，终于在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完成了二百五十七卷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新元史》。这部历时三十余年完成的被誉为集元史研究之大成的史书，后来被列入“二十五史”之中。

1925年10月，柯劭忞又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提要》等。

柯劭忞作为满清的遗老，是时代的守旧落伍者。但是，作为清末民初的史学大家，他一生治学严谨，著述颇丰。柯劭忞的学识渊博，涉猎颇多，除了治史外，还注释国学典籍，吟诗作文等等。他注释的《春秋谷梁传》于1927年出版，是后人研究儒家学说的重要参考文献。

柯劭忞的其它著述还有《天文志》、《尔雅注》、《文献通考校注》、《文选补注》、《说经札记》、《蓼园文集》和《蓼园诗钞》等。柯劭忞的诗作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独特的神韵，其中的一部分诗稿被编入《蓼园诗钞》而传世。

近代著名学者和诗论家王国维对柯劭忞的诗评价很高，认为“今世之诗，当推柯凤老为第一，以其为正宗，且所造诣甚高也。”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曾任末代皇帝之师的史学大家柯劭忞，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病逝于北京。
柯庆施：(生卒年待考)，安徽芜湖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曾赴莫斯科学习。回国后，先且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河北省委前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等职。抗战爆发后赴延安，任统战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市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等职。196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八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65年4月16日因肺癌在成都病逝。

在中共八大的二十名政治局委员中，至今没有出版传记的，只有柯庆施一位了，看来对柯庆施的评价还有难度。对柯庆施一生进行研究的人可能也不多。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富有权威性的工具书——《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名录中，对柯庆施所作的七百多字的简介，居然还出现了年代上的差错。

长期以来，不仅出版物中没有柯庆施的书，就连单独评价柯的文章也没有。大多都是在讲什么事的时候，带上一笔。这“带上一笔”又分两类，一类是指名的，再一类是不指名的。指名的多是否定柯庆施，不指名的多是肯定柯庆施，熟悉情况的能看懂这是在说柯庆施做过的一件好事。

最近终于出现了两篇专门讲柯庆施的文章。一篇是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篇是金平的《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前者全盘否定柯庆施，后者充分肯定柯庆施。

文化大革命以后，柯庆施在政治上的名声不好，最主要的一个缘由是盛传“柯庆施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大家知道，三十年前一直讲，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以后，“评海罢”成了十年浩劫的先声，人们很自然的对“评海罢”的支持者有反感。社会上有很多书籍、文章都在讲是柯支持“评海罢”的，还能不相信吗？

“评海罢”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等人。先是曹轶欧请人评，后是江青组织人写。1964年，江青在北京找人写，未成，1965年春又转而到上海。江青是怎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是不是通过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还是其它人，说法不一。不过，可以从姚文元的写作时间上找到一些线索。

为了弄清姚文元写作的时间，当年与姚文元在一个办公室的胡锡涛回忆说：“1965年4月下旬，内刊与华东局办公厅对换办公地点，从丁香花园迁出，搬入宛平路11号那幢三层楼。我的办公室在第三层楼……我搬入时，我的办公桌是很小的一张，而在右侧有两张大写字桌。公务员说是为姚文元准备的，他写文章要大桌子。五一节过后不久，姚文元大摇大摆来了，我弄不清他来干什么，但他是内刊编辑部副主任兼文艺组长，是我顶头上司，我不过问他的事。他来后，没有马上进入写作，先是到二楼与原《解放》杂志的同事聊聊，如钦本立、林学渊等等，但也没有透露写什么文章。直到过了近一个月，我在周末过组织生活时，听林学渊讲：姚文元在写评吴晗的《海瑞罢官》，是由翁佩珍打字、油印，看到油印稿，才知道这件事。我听了也没在意，姚文元写批判文章多了，以为这一篇也只是个人兴趣所致……从五月一直搞到十月，断断续续写了六个月，大约写了十稿……他写到第八稿时，主动让我看稿，还叫我提意见。”

另外，据协助姚文元查史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姚文元是于1965年5月开始动笔的。姚文元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当时的编制在解放日报文艺部。报社当时的领导曾说：“姚文元写评海罢时，向我请过假，说市委要他写个东西，“五一”以后文艺的稿子一般不看了……”

这就是说，在姚文元动笔之时，柯庆施早已于1965年4月9日离开了人世，又怎么会支持“评海罢”呢？有人说的，江青是2月到上海找人写的。就算姚2月开始准备，而2月柯庆施已在广州养病，3月从广州出发与贺龙、聂荣臻同机去成都并在成都养病。当时组织上早已决定柯庆施一般不再过问上海的工作，因此，柯庆施不可能给姚文元以支持。

据当时的卫生部长钱信忠说，自柯庆施动手术后，他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陪柯庆施在北戴河等地疗养。柯庆施“自1964年7月至1965年4月逝世，就没回过上海。”柯庆施在1964年3月28日开始发烧，29日住进华东医院，4月17日周恩来专程到上海了解柯庆施的病情。4月18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批准专家对柯庆施做肺癌手术的建议。4月19日周恩来在沪参加柯的术前会诊。4月20日晨，柯庆施开始手术，周恩来在医院守候了三个小时。当晚，周恩来看望尚未苏醒的柯庆施。5月，周恩来、陈毅陪同外宾访沪，一下飞机就赶到医院看柯。7月14日经中央安排，柯庆施由钱信忠护送前往北戴河养病。9月18日柯庆施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柯庆施在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国庆活动。10月23日由北京去广州养病。1965年1月19日，柯庆施在广州与邓小平一同会见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3月23日柯庆施离广州去成都。

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当时就认为江、姚秘密地“评海罢”是“不正派”的，后来就不再参加“评海罢”一文审查、讨论。据他说：“姚文元与柯老没有关系。”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杨永直也说：评海罢“与柯庆施毫无关系。”

在1966年秋，在“打倒一切”的思潮下，上海以及北京等地有人在“炮轰上海市委”，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没有走资派？”。上海市委的领导为了坚守阵地，抵挡“炮轰”，一再提到：“上海市委是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在市委XXX和XXX主持下写出来的。”还有位领导同志说得更具体，姚文元的那句话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去的。当时许多人也是以此向北京那些来点火的人这样解释的。

据上面提到的那位协助姚查史料的历史教师讲，他曾在姚文元的带领下去市委参加“评海罢”一文的第一次讨论，在场的有三位市领导，但没有柯庆施。由此可见，柯庆施支持“评海罢”一说，纯属以讹传讹。

不过，这里有一个难点，那就是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评海罢”时，说：“柯庆施同志是支持的”。江青自已说的总不会假吧！但金文在剖析江青心态时，指出：江青只是“把柯拉来撑自已的腰”。这是有道理的。柯庆施是在建党前入团，建党几个月后转党的，这一资历是够得上让江青拉来壮壮声势的。不过，在分析江青的心态时，请注意江青讲话的时间是1967年4月。也就是说，原来支持、主持“评海罢”的上海市的领导这时都已经被打倒了。江青总不能抬出那些已被打倒的市委领导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吧！柯庆施已盖棺论定了，柯庆施已经不能说话了，江青抬出“‘无’口难辩”的柯庆施，谁还不听她的？谁还不信她的？

江青可以胡说八道，年轻人可以被江青矒住，但历史不会被江青矒住，参加过柯庆施追悼会的老人更不应当被江青矒住。当时在北京参加吊唁的有五万人，参加公祭的有一万三千人，在上海参加柯老追悼会的也有万把人。

江青在说柯庆施支持她时，还有一句：姚文元的“评海罢”炮制了“七八个月”。姚文元的“评海罢”发表于11月。11月之前的七、八个月是什么时间呢？

2003年第4期《百年潮》上有一篇文章，说张春桥、姚文元“评海罢”，“背后有江青、有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如果不是作者笔误，那就是在向历史真面目上迈进了一步，只是不该再讲有柯庆施在背后。继而，在2003年4期《炎黄春秋》陈铁健的文章重讲到他1978年12月为编写国史与郑惠到上海“收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台策划批判<海瑞罢官>案的内幕资料”，“我们拿到大量可靠的有用资料，其中包括当年《文汇报》只送毛泽东、江青等几个人的内部情况汇报等绝密资料，以及该报记者列席上海市委书记处(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参加)贯彻实施‘引蛇出洞’策略的一系列会议的记录。”很清楚，陈铁健在文中列举的名单是无“柯庆施”三个字。

文化大革命以后，柯庆施在政治上名声不好的又一个缘由是：“柯庆施‘左’”。不少文章讲到柯庆施“左”，“整人”。柯庆施确实“左”，不“左”，1957年怎么会在上海整出一万五千多“右派分子”来？不“左”，1959年以后怎么会反出那么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

不过，要衡量“左”的程度，总要有点量化，总要作些比较。就拿“反右派斗争”来说，那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左”的政治运动了。反右把不少人的“左”的情绪激发了出来。柯庆施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劳动报》总编马达，总工会领导认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右派。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报批时，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替他们几位解释了几句。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作了，给他们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了不好。这些人还是可以用的。”当时在场的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柯老的这些话都是最关键的一些话。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不是柯老讲了这样的话，石西民一个人是保不下来的。”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整个局里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我们是搞食品供销的，有的同志讲些怪话……我们就没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没有问过我。”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科委系统的科技人员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科委主任舒文回忆说：“上海市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柯老主持……会上发了两个科学家的材料。从当时看来，他们的言论超过划右派的标准。柯老把这两个人的材料印出来交给大家讨论，让每一个人发表意见，会议开了一整天，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大家意见不统一。这时，柯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把这些人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二，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他们为什么回来？说他们反党，不过是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他们绝不会反党。柯老的这种倾向性意见启发了大家，一致认为还是不划右派为好。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一个右派都没划。”在这两个“漏划右派”中，有一位始终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过关的情节。在反右派斗争四十多年后颇为诧意地回忆说：“我1957年提出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理，得罪了领导，引来了麻烦，但是没有把我划为右派。”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外事系统没有划一名右派。还有，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上述几例说明：柯庆施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中，是“左”中有不“左”，他还是手下留情的。也许还有人说，几个事例并不能充分说柯庆施在反右中的表现。那还有一个证据，这就是受到冯锡刚等许多人所批评的柯庆施的著名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总结发言)，报告里有这样一句话：“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这是何等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家知道，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续到五八年。有一部分“五七”战士实为五八的兵。身为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在那种形势下能喊出这么一句，是有千钧之力的。这个报告是公开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这次党代会前后，不只上海一地在开党代会，与此同时，各地都有人在做报告。此说一出，虽不能力挽狂澜，但挡住了一大批优秀人物被划进中国五十五万右派之中。由于柯庆施坚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虽然划了一万五千四百十九名右派，但是，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上海开展过反右倾。据《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八十年》记载：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一百七十三人，作严重右倾、严重个人主义结论的两千二百二十五人，其中受党纪处分的二百八十九人，其比例也大大低于全国。全国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约三百六十五万人。在这个数字面前该如何解释呢？是“左”还是右呢？鉴于左右为难，有人提出是不是不要再沿用“左”和右来论人了，值得考虑。

既然提到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就不能不岔开来多说几句同《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有关的事。冯锡刚讲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上的这一报告，在南宁会议上曾被毛泽东用来将周恩来的军。冯锡刚写道：毛泽东“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毛泽东一度想以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总理的职务。”冯锡刚讲的这一段故事，即“以柯代周”说，长期以来，是强加给柯庆施“反总理”罪名的“重要依据”。不仅国内，连外国友人都认为周恩来的总理一职是别人难以取代的。舆论上出了个“以柯代周”，柯庆施的政治声誉自然不好。

对南宁会议上的情况，在毛泽东的《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的注释中是这样写的：“毛泽东讲话中说：柯庆施这篇报告，请大家看一看。上海有一百万工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我看，这样一种讲法很像毛泽东的风格，是可信的，真实的。毛泽东有没有以此将周恩来的军，从这一段注释中看不出来。

事实上，由柯庆施做报告的这次中共上海市党代会，自始至终都在接受着周恩来的领导。周恩来专程来沪，在1957年12月20日召开的上海党代会上作《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报告。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办公室副主任杨谷方同志回忆：12月22日，柯庆施陪同周恩来视察上海西郊的黎明农业社的温室养殖蘑菇和陶家桥养猪场、牛奶棚，看望长浜浪小学的师生。中午二人没顾上吃饭，又一起到曙光农业社同下乡锻炼的四十多位大学生座谈。12月25日，柯庆施在党代会上作《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周恩来也莅临了这天的大会。柯庆施的报告不仅在会议开幕时呈送在上海的周总理审阅。早在开会前数日已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上海市长陈毅，三位都认真作了修改。胡乔木还在这份报告中就阶级矛盾问题加了很长的一大段内容。柯庆施怎么会像有人所讲的那样，不把周总理放在眼里呢？关于周恩来与柯庆施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工作上的默契，鲜为人知。这里说一个细节：那就是有人指责柯庆施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是秉承毛泽东的，“是柯庆施高于其门他地方官员之所在”。这里所说的“高”是指在“左”的高度上高。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柯庆施的《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一文，本是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应该讲什么？有十多个省专讲反右，而柯庆施没讲。在这个会议上，还有一个内容是反反冒进。周恩来等检讨了在经济工作上的反冒进。而柯庆施一贯十分尊重周总理，所以他坚持不谈经济，因为讲到经济就回避不了反冒进。既不讲反右，又不讲经济，还能讲什么呢？随柯到会的几位老人说：柯庆施想了很久很久，结论是讲文化。高！这确实是柯庆施“高于其他……”之处。有人批评柯庆施的文章中有“热昏的胡话”。没错，可是如果做点比较研究，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结论就两样了。难怪在柯老去世后，周总理对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顾训方说：“现在缺少这么一位像柯老这样能够把华东的工作统抓起来的人……”是的，直到六大中央局撤销，华东局都是“秘书长挂帅”，一直没有再任命第一书记。

有人还提到，“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标题《乘风破浪》，并非偶然的巧合。”那似乎也是“毛泽东的安排。”实际上在中央通知中，其大名被毛泽东置于周恩来、刘少奇之上的还有吴冷西。吴冷西曾说：“我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显然，可以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不能简单地依名单次序论高低。过去的“名单学”没那么严格。第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安排，而是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安排。

周恩来批准中共上海党代会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称赞《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是党中央对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的肯定。上海的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任何一本党史中都找不到“毛以柯压周”的说法。即使毛泽东用柯庆施的《乘》文将了周恩来的军，那也同上海市委的工作成绩无关，更与柯庆施本人无关，怎么能由柯庆施来承担责任呢？

至于有人说所谓毛泽东想让柯庆施取代周恩来，这就更离奇了。有人说：是书记处否定了以柯代周。可能吗？堂堂一国总理的去留就那么简单吗？如果真有以柯代周之事，不成，退而求其次，把柯补为副总理，不碍事吧！可是，在1959换届时，在十六名副总理和十六名副委员长中，根本就没有柯庆施的名字。事隔七年之后，到了1965年1月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柯庆施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六个大区的第一把手，两位任副总理，两位任人大副委员长，两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史实告诉人们，1958年的“以柯代周当总理”之说不能不归于主观的臆断。

据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周恩来身边的秘书卫士们、柯庆施身边的陈文等老同志，都证实从来没有听到过毛泽东有一丝一毫的“以柯代周”之意。连一位对柯庆施很有意见的南宁会议与会者也说：不论在会内，还是在会外，都没听见过“以柯代周”。八届五中全会后，举行过一次在京政治局会议，柯庆施等七八位政治局委员都没参加。会上挽留过总理，但压根就没有“以柯代周”之说。

历史，只能一是一，二是二！如何评价柯庆施？是有难度的，有人建议：

第一，要投点力量研究。不论对柯庆施作何评价，柯庆施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是政治活动家，是中共党史、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现在，柯庆施的下属、下属的下属都出传记了，柯庆施的传记也到该出的时候了。现在，整过柯庆施的、被柯庆施整的，都出了传了，为什么柯庆施就不能出呢？不管世人的观点怎样，有人说柯庆施1962年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是借古讽今。这样的言论必须要有根有据。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讲得很清楚：“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不研究就批判，不好；不研究就不点头不摇头不表态，也不好。为了研究，建议成立一个小组或两个小组，实体最好，虚体也行。官办最好，民办也行。能拨经费最好，不拨经费也行，只要态度上支持就好。既然柯庆施的名字常常在一些书刊文章中被捎带上，说明他还被人们记住，受到世人的关注。如今研究某一个历史人物的社团多如牛毛，请再加一个“柯研会”吧！趁着熟悉柯庆施历史的老同志还健在，能把史实说清楚。再不研究，怕是更难讲清楚了。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杨心培等人说过：“在有人要编《中共上海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时候，市委书记陈国栋请示邓小平：‘柯庆施怎么样？’邓小平说：‘柯庆施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脾气不好，得罪了不少人。’于是这部上海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就不编了。”市委曾为此发过一个文，有些人看到过。如今，杨心培已去世了。而陈国栋，医生不让见了。像这样的情况，再拖下去就没法调查了。岁不我与，必须抓紧时间研究，历史的责任与自然的规律都不容人们再“暂缓”了!

第二，要充分展开讨论。由于各人所处的角度不同，所观察到的侧面不同，所占有的资料多寡不同，对柯庆施的认识就不一样。过去许多人只知他身材高，鼻子高，地位高，水平高；只听到有关他在农村蹲点与百姓一样吃萝卜干；他身患数疾仍坚持与农民一起割稻打谷；他把给他送礼的局长骂走，这局长紧张得跌了一跤；困难时期，他为了解农村真实的情况每到一家就去揭开农民家的锅盖看，等等小故事。近来为写这篇文章，东打听，西走访，东看点书，西借点资料，深知很不齐全。人无不有局限性。亲柯者有亲柯者的局限性，疏柯者有疏柯者的局限性，反柯者也有反柯者的局限性。可是，局限性是能够突破的。只要坚持多角度、多侧面地知识互补，观点碰撞，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历史地看待柯庆施的全部历史，相信很快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引下，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把远看的、近看的、高处看的、低处看的，加在一起不就是庐山全貌了吗？再去掉“错觉”，不就“能”识庐山真面目了吗？开上一次、几次、十几次讨论会，出几本不同看法的评柯庆施的书，互相商榷，切磋琢磨，定有益处。通过对柯庆施的讨论，说不定对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建设都有好处，至少比那些一味地迭加褒义词的评价，比讳掉阴暗面、讳掉敏感点、以自已划线的自传，要好得多。历史学家要对历史负责，历史学家又很难对历史负责。可是名人无秘密。因此，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能一俊遮百丑，也不要一丑遮百俊。俊与丑都在史料中。史料迟早会找到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以柯庆施划线，什么都是柯庆施的好，不好也好，伤了不少人；文化大革命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柯庆施什么都不好，好也不好，甚至于连柯庆施一直反对的(如敞开肚皮吃饭)，一下子变成了“柯庆施第一个提出的”。有了过去十年的“正极”，有了这二十多年的“负极”，相信对柯庆施的评价有条件做到不溢美，不遮丑了。

第三，要历史地看问题。任何行为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个人都摆脱不了政治主流的制约与影响。在齐声喊“杀”时，你能说个“无期”就是反潮流的行为了。在上下左右都说亩产万斤时，谁能说“亩产五千”就算老实多了。比方说1958年的浮夸风，“据1958年7月30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第二十四生产队的一块试验田，放出了一颗早稻高产的卫星。平均亩产达10597.8斤。”当时全国喊“亩产万斤”的岂止一万人！可是上海就没说。柯老是一位头脑十分冷静的思想家。据杂文家蒋文杰回忆：“大跃进开始的时候，《中国青年报》上登了河南的小麦丰产县亩产一千八百斤。我看了报纸就兴奋地去找柯老。柯老说：‘你不要那么随便相信他们。’”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陈扬回忆：“1958年8月9日上海的《新民晚报》刊登一条消息：上海县鲁汇乡红旗社一个生产队创出早稻亩产两千斤的高产新纪录。柯老看到这颗‘卫星’，认为不可信。他让我连夜通知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以及《文汇报》等本市的大报，这条消息不得见报。”金平的文中引用李富春在1965年讲的一段话：“在大跃进中，全国各地区中上海的损失较小。”耐人寻味！“损失较小”，用形式逻辑推理，就是损失不大，就是赞扬；但是，“损失较小”，用形式逻辑推理，就不是没损失，这也可以理解为批评。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我们总不能因为上海也登过“早稻亩产两千斤”就大骂柯老“极左”吧！当然，我们也不能掩盖上海有“早稻亩产两千斤”的轻微浮夸。中国有位伟人说对自己只能“三七开”，还有位伟人说对自己能“四六开”就不错了。这正是伟人伟大之所在，是评价党史人物的楷模。这位讲对自已“四六开”的伟人曾经指出：“柯庆施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党和全国人民永志不忘”。

第四，要松动一下思维定势。“柯左论”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了，似乎已成定论。定论容易使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妨碍思维的灵活性，造成思维的刻板性。尽管思维定势人皆有之，还是尽量减少点好。建议改变一下思维角度，来一点知识的迁移，把评价，把结论放在后边。讨论和结论的关系也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事物是过程。认识是过程。史学家应当把认识放在过程中展开，多听多看多想。

比方说，柯庆施与江青的关系，这也是社会上议论比较多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上说：柯庆施“靠上了江青，靠上了江青就等于靠上了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一本《木石魂》，称柯庆施为江青的“同谋”。还有文章说：江青在上海看戏，柯庆施“场场陪同”。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话。上海警卫处的老同志还记得是有领导陪江青看过戏的，但决不是不是柯庆施。哪儿来的“柯庆施场场陪同”？江青在上海小剧场看戏都没有柯庆施的影子。1978年科学大会时，北京市二轻局探望华东局第二书记曾希圣的夫人余叔说：“我们对江青是得躲且躲，参加追悼会都不希望被江青看见。”她说了一个常识性的事：不少人都清楚江青是个特大的“麻烦”，对待她只能是“敬”而远之。

再比方说，有人把林彪参加柯庆施的追悼会，也拿出来作“柯为林类”的文章，这里散发着呛人的作文章的气味。过程是：在北京，有中央副主席参加柯庆施的追悼会，在上海的中央副主席应该怎样？还用问吗？如果没有先入为主，来点逆向思考，就会把林彪的到来视为正常。何况那时的林彪并没有“怆惶出逃”！当然，有了“林彪、江青一类”的思维定势，越看柯庆施越像“偷斧子的人”了。

在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的当口，有人批评实际上已在积极反右的浙江领导人右倾。这时柯庆施去作了次报告，说：“整个浙江的工作，不管是省委、县委、区委、乡委，都是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来工作的，都是有进步、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当中有缺点，那就改。不能老是说这个人右倾那个人左倾的。我看，缺点谁都有，偏差也谁都有，是不是都成为倾向呢？客观事物是随着空间、时间运动着的，前进着的，形势的发展有时是估计不到的。脱离形势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人家的错误已经改正了，还要说人家右倾，这叫有意找岔子嘛！找不到现在的岔子，就找过去的岔子，还要讲人家什么‘倾’。同志们，倾向没有那么多！”(1957年11月13日“《在浙江省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第五。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扣帽子”，更忌用侮辱性的字眼。近年有些文章把柯老比作汉奸周佛海，诬柯为“毛泽东的忠实走狗”，说什么“柯庆施拍马屁能够乘风破浪”，说了“历史耻辱柱”，说了“林彪、江青一类”，还挖苦董必武对柯的挽诗，认为柯老死得早是好事，这太不尽情理了。有人还莫名其妙地重提柯庆施在延安整风中被打成特务的旧事。柯庆施被打成特务，这本来是康生等人的陷害，是一部辛酸史，何必再倒腾出来在历史的伤口上撒盐？

在柯庆施的“特务问题”上，杨尚昆有过回忆，张闻天夫人刘英有过回忆，李葆华有过回忆，韩光有过回忆。几位都说当时是对柯庆施突然袭击。斗柯庆施时提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没有被捕过？你同特务是不是有关系？”当时听的人都觉得寒心。刘英说：“难道被捕才是会革命吗？没被捕是隐蔽得好嘛！”几位老人回忆说：面对残酷斗争，长期做秘密工作的柯什么话也不说。柯庆施的新婚夫人受不了这种无端的打击，投井自杀了。“抢救小组”找不到柯庆施的夫人，就质问柯庆施：“你把特务老婆藏到哪去了？”可是，事实总归是事实。半年后，当时的中央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对柯庆施说：“把你搞错了。”毛泽东并且亲笔修改了对柯庆施的结论，加了两句，说柯庆施：守纪律，有成绩。——俱往矣！从1943～2003，整整六十年过去了，我们怎能再用类似“为什么没有被捕过”的语境来评论柯庆施呢？

第六，要运用生产力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检验党政工作的标准是生产力。在柯庆施主持上海工作期间，市委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高起点地有步骤地规划上海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单是从1959年5月～1960年3月的十个月当中，柯庆施就连续发表了三篇阐述生产力的文章：1959年5月他发表了《不断提高生产率》；11月发表了《关于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1960年3月发表了《领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前进》，密度之大，令人瞩目。在《领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前进》一文中，他集中集体智慧，提出了“向高级、精密、尖端的方向发展”。接着，上海建成了嘉定科学城、闵行工业区、宝山一条街。上海的财税占全国的六分之一。中国的第一个“世界第一”——双水内冷发电机诞生于上海。

上海对“两弹一箭”的研制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无到有建立起相关产业。中国的第一枚探空火箭，是在聂荣臻、柯庆施领导下，首先在上海发射的。在上海刚开始研制地空导弹时，有人认为经济力量不够，提出要下马。柯庆施说：“就是穷的当掉裤子也要搞成导弹”，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终于研制成功，投入生产，并及时装备军队。上海市委为原子弹关键技术的研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与技术力量，攻克难关，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成功爆炸。邓小平认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61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在两、三年内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降低重工业生产指标、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缩减城镇人口、恢复集市贸易、增加农民自留地等措施，大力调整国民经济，取得较好效果。经过两年的调整、整顿，上海工业总产值自1963～1965年每年平均递增18.8％。

上海在柯庆施领导下的十年期间，经历过连续三年全国性的严重经济困难，同时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严重威协.当时的建设事业毫无外资引进可言，只有重重的内忧外患。就在这样困苦严峻的历史时期，处于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中，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却取得十年翻一番的惊人业绩！在史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当时全国提出“学上海、赶上海、超上海”，不是空言虚语。有人曾用柯庆施发表的《全国一盘棋》一文，影射柯庆施把手伸向全国。天知道！那是上海人民对全国“学上海、赶上海、超上海”的一种答谢呀！看过《全国一盘棋》，便会知道柯庆施提倡的是全局观念，他反对地方主义，反对狭隘思维.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全市万名党员干部大会上他动情地说过一句话：“上海的水门汀地上长不出棉花，上海一天也离不开全国的支援。”柯庆施时期上海对大西北乃至对全国的支援有口皆碑。陈毅、柯庆施是真心实意打“中华牌”的。

上海的发展成就是辉煌的，这是全体上海人民和党员、干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实打实地干出来的，是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取得的。文化大革命前的上海建设，从领导角度讲，归功于以柯庆施为班长的一班领头人领得好。

阶级与政党，领袖与群众，这一辨证历史唯物主义的ABC永远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准绳。
柯　灵：(公元1909～2000年)，原名高隆任，字季林，笔名陈浮、芜村；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州。著名现代作家。

柯灵幼时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就被迫缀学，十五岁时，做了一名乡村小教师，阅读了各种的时兴的报纸，杂志，对文学产生了兴趣。

1926年，柯灵在《妇女杂志》发表处女作叙事诗《织布的妇人》，后又写了散文《龙山杂记》并编辑《儿童时报》。1931年，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编写电影剧本《有夫之妇》(集体创作，执笔)。1933年后，任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任宣传主任、明星二厂厂务秘书，并参加左翼影评小组，撰写电影评论。

1937年后，柯灵相继主编了《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大美报》副刊《浅草》、《正言报》副刊《草原》、《大美晚报》副刊《文化街》。曾主持金星影片公司编剧部，并创作电影剧本《武则天》、《乱世风光》等。

1943年，柯灵任上海苦干剧团编导委员，并主编《万象》杂志。

1944年，柯灵编写舞台剧《飘》、《恨海》。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文汇报》主笔兼副刊主任，又兼编《新民晚报》副刊，并与师陀合作将高尔基的剧本《底层》改编成舞台剧《夜店》，真实地描述了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贫困生活，揭露了民国政府的统治的黑暗。1947年，文华影业公司将《夜店》搬上银幕，也获得了成功。其时，柯灵还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后被选为该会中央常委。

1948年，柯灵到了香港，参与香港《文汇报》的创办和编辑工作，任副总编辑。并担任永华影业公司编剧，创作电影剧本《春城花落》和《海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柯灵回到上海，历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上海电影局顾问。先后创作电影剧本《腐蚀》、《为了和平》、《不夜城》、《春满人间》(与谢俊峰、桑弧合作)、《鲁迅传》(与陈白尘、叶以群、唐弢、陈鲤庭等人合作)、《秋瑾传》(根据夏衍同名话剧改编)等，有《柯灵电影剧本选集》、《柯灵电影剧本续编》行世。

柯灵是著名的剧作家，也是一位电影评论家，他的评论文章不仅有自己的创作经验和甘苦之谈，也有对国内外影视作品的研究和评论。他撰写电影理论、评论文章多篇，结集出版了《电影文学丛书》，《柯灵电影文存》，其中《柯灵电影文存》辑录了柯灵1933～1963年，1978年期间所作的电影理论，杂文，史批等文章。这些文章对中国电影的历史和发展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柯灵的其他作品还有散文集《望春草》、《晦明》、《长相思》的等十余种，短篇小说《掠影集》，杂文集《市楼独唱》，戏剧评论集《剧场偶记》以及《柯灵选集》、《柯灵》、《柯灵六十年文集》等。

柯灵是全国政协第二至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务委员。中国影协理事、名誉理事，上海影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民主促进会历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

柯灵代表作有：《武则天》、《乱世风光》、《海誓》、《腐蚀》、《夜店》、《春城花落》、《为了和平》、《不夜城》、《春满人间》、《秋瑾传》等。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柯灵即从事编辑及电影事业工作。因从事抗日和反内战宣传，曾被敌人通缉和当局法院传讯。解放后，历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文化部电影局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影协上海分会党组成员和常务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职。近为上海市电影局顾问，中国作协、影协理事。著有散文、杂文集《望春草》、《晦明》、《市楼独唱》、《遥夜集》、《暖流》，短篇小说《掠影集》、《同伴》，话剧《飘》、《夜店》(与师陀合作改编高尔基原作)，电影剧本《武则天》、《乱世风光》、《春城花落》、《海誓》、《为了和平》、《春满人间》、《不夜城》、《秋瑾传》(据夏衍原著改编)及《电影文学丛谈》等。代表作收入《柯灵电影剧作选》。

  

柯受良：(公元1953～2003)，浙江宁波人。著名港台影视演员。

1956年，年仅三岁的柯受良随父母到台湾。十四岁时他爱上摩托车，以驾车游玩为乐趣。十六岁时，他成为一名电影特技演员，从此开始了他的飞人生涯。近三十年来。他除了拍片，还参加各种比赛和自行组织飞车表演。

1966年，柯受良中学辍学、在家捕鱼。1969年独自一个人到台北创天下。

1970年，柯受良报考电影明星学校被录取，充任临记、武师工作同年，首次参加特技表演。1975年参加台湾摩托车障碍赛，夺得冠军。1977年进入香港影视圈，担任武术指导，惊险片演员和导演。

1982年，柯受良参与香港电影《最佳拍档》特技演出一举成名：被称“柯大胆”；1984年担任成龙电影《快餐车》特技指导，并亲自参加飞车特技演出；1985年首部个人电影连续剧《飞越万缕情》在台湾华视上映；1986年担任成龙电影《龙兄虎弟》的特技指导，在南斯拉夫亲自驾驶；跑车飞越六车道高速公路(宽度七十五米)；1983～1986年期间，先后飞越了八十米宽素有“死亡谷”之称的台湾桃园海湖大峡谷，又飞越了宽一百米的香港码头和七十米宽的双向高速公路等；1987年驾驶摩拖车飞越台湾桃源海湖峡谷；1988年任导演，应艺能影业公司邀请执导《壮志豪情》奠定导演地位。

1992年11月15日，柯受良抢在一位英国摩托车骑手之前成功地飞越金山岭长城烽火台，一举成为驾车飞越长城第一人，载入了《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93年成立柯受良电影创作公司，创业作品《芝士火腿》；同年发行第一张闵南语唱片《正港男儿》；参加韩国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担任飞车表演特邀嘉宾；1994年参加台湾区越野汽车长途对抗赛获得第三名；1997年6月1日，四十四岁的柯受良驾驶汽车又成功地飞越了黄河壶口大瀑布，向香港回归祖国献上一份厚礼；1999年为新加坡仁善医院酬款义演，在新加坡体育馆成功飞越四十二米，同年6月发行个人国语大碟《再次征服》。

2000年3月担纲主持《飞越生死线》(AXN)，4月与吴宗宪联合主持《周日八点党》(台湾中视)。

2003年12月9日，柯受良在上海寓所饮酒过量，引发哮喘，不幸逝世。

  

柯　竹：(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湖北省绥靖总队处长。

柯玉珊：(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川陕鄂边区自卫军指挥官。

柯政盛：(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中将，台湾省海军教育准则发展司令部司令。

柯锡权：(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花莲县防卫司令部政治作战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