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的历史名人（一）

丁　恭：(生卒年待考)，字子然；山阳东缗人(今山东金乡)。著名汉朝学者。

丁恭是东汉朝时期的著名经学家。在汉光武帝刘秀执政时，任谏议大夫、博士，自远方来从学者达数千人，当时称为大儒。

丁恭直习公羊严氏春秋。恭学义精明，教授常数百人，州郡请召不应。汉建武初年，为谏议大夫、博士，封关内侯。汉建武十一年，迁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者，着录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儵等皆受业于恭。汉建武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骑都尉，与侍中刘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谘访焉。后逝世于官任上。

当年刘秀定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侍中傅俊前往新野迎接阴丽华。面对结发之妻和继娶之妻，刘秀左右为难——如果有得选择，他只愿意让阴丽华做皇后，可是郭圣通与自己也有夫妻情谊，而且她不但有儿子，背后还有舅父刘扬的十万大军。困窘之下，刘秀只得选择当蜗牛，先把她们都封为仅次于皇后“贵人”。封后之事暂缓。在封后之前，刘秀先进行册封功臣的工作，诸如封邓禹为梁侯、吴汉为广汉侯等等。

博士丁恭觉得不妥，对刘秀说：“您封了这么多侯爵，而且给他们那么大的封地，合适吗？不怕变成国家隐患？”

刘秀对丁恭的话一笑了之：“亡国，必是因为皇帝无道，世上哪有因为功臣多得奖赏而亡国的事情？”

  

丁　谓：(生卒年待考)，字谓之，后改字公言；长洲人(今江苏苏州)。著名宋朝大臣。

丁谓是宋淳化三年的进士，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封晋国公。后被贬。

丁谓为人机敏有智谋，善谈笑，尤喜为诗。他对图书、博奕、音律无不洞晓，最重要的贡献是《茶图》，熊蕃在《宣和北苑贡茶录》说：“至咸平初，丁晋公漕闽，始载之于茶录。”可见此书定成于宋咸平初年官至福建转运使时。

史籍《崇文总目》、《通志》、《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宋史》等中对丁谓都有记载，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有《北苑茶经》，即为此书，“经”是“录”字的误写。读书志和通考作《建安茶录》，《世善堂藏书目录》，作《建安茶录》一卷，所载书名和卷数也不一致。

《郡斋读书志》说：“谓咸平中为闽漕，监督州吏，创造规模，精致严谨。录其园焙之数。图缯器具，及叙采制入贡法式”。又蔡襄《茶录》说：“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未有闻。”

从《宋史·艺文志》及晁公武《邵斋读书志》中所述，得知《茶图》的内容，仅在叙述制茶场的数目、所在地、器具图，以及采择、焙制、贡献的经过。可见这本书就像皇室的档案资料，或有钞传，而未付梓行世。所以罕为人提及。

丁谓在北宋真宗时任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后升至右宰相，被封为晋国公。其修复京城的故事被尊为古代“运筹学”运用的典范。

在宋真宗一朝，宋真宗为了遏制寇准的权利，便起用丁谓作为抗衡，世人称寇准为忠、丁谓为奸，一忠一奸，朝廷平衡。后丁谓擅权，常进谗言打击左宰相寇准，使寇准最后遭贬。

丁谓本人聪颖，善于运用统筹学思想。

传说宋真宗在位时，皇宫曾起大火，一夜之间，大片的宫室楼台殿阁亭榭变成了废墟。为了修复这些宫殿，宋真宗派丁谓主持修缮工程。当时，要完成这项重大的建筑工程，面临着三个大问题：第一，需要把大量的废墟垃圾清理掉；第二，要运来大批木材和石料；第三，要运来大量新土。不论是运走垃圾还是运来建筑材料和新土，都涉及到大量的运输问题。如果安排不当，施工现场会杂乱无章，正常的交通和生活秩序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丁谓研究了工程之后，制订了这样的施工方案：首先，从施工现场向外挖了若干条大深沟，把挖出来的土作为施工需要的新土备用，于是就解决了新土问题。第二步，从城外把汴水引入所挖的大沟中，于是就可以利用木排及船只运送木材石料，解决了木材石料的运输问题。最后，等到材料运输任务完成之后，再把沟中的水排掉，把工地上的垃圾填入沟内，使沟重新变为平地。

简单归纳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挖沟(取土)→引水入沟(水道运输)→填沟(处理垃圾)。按照这个施工方案，不仅节约了许多时间和经费，而且使工地秩序井然，使城内的交通和生活秩序不受施工太大的影响，因而确实是很科学的施工方案。

  

丁　度：祥符人(今河南开封)，著名北宋文字训诂学家。

官至端明殿学士。曾与李淑等刊修《韵略》，又刊修《广韵》成《集韵》。

《集韵》是一部重要的中古韵书，始撰于宋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当时郑戬、宋祁等人上书批评《广韵》“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宋仁宗遂下令命丁度等人刊修《广韵》。宋寳元二年(公元1039年)修订完毕，诏名曰《集韵》。

现在常见的《集韵》多为影宋本、姚刻本、曹刻本等，宋刻本很难见到。本书所用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宋本，由于保存得好，相当完整，只略有小残。因是宋刻原本，比之其它刻本错误自然要少些。只是宋刻本原版有点小误，第六卷中本应在十一页的小韵字错被当作十三页放入巧韵中，而本应在十三页的巧、皓韵字却错被当作十一页放到小韵中。为方便读者，制版时将十一页与十三页互倒，恢复各韵原来的次序。书后附一四角号码索引，用原书字头剪贴而成，准确度高，查找方便。

  

丁　顗：(生卒年待考)，祖籍恩州清河人(今河北清河)，后迁居祥符。著名北宋藏书家。

当时他共搜集图书至八千卷。

  

丁大全：(公元1191～1263年待考)，字子万；镇江人(今江苏镇江)，著名宋朝奸臣。

据说，丁大全人长得极其出众，不过可不是英俊，而是一张蓝色的脸配上冷冰冰的五官，令人一眼望去，不寒而栗。

当然也有不怕丁大全其模样者：宋理宗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丁大全中进士后被调任萧山尉。去拜谒师间，安抚使史严之见丁大全长得“出类拔萃”，不类凡人，以为日后必有大用，于是等众宾客告退后独留了大全一个人攀谈，而且款待甚为周到。

丁大全出身低微，他的妻子更是成里女婢。这样的出身，使他养成了一种见人总摆出一副想讨好的谦卑态度，不过他的心里更有一种“远大而宏伟”的打算。他极力讨好当时倍受宠信的宋理宗内待卢允升、董宋臣，果然“功夫不负苦心人”，不久他由萧山尉升职为大理司直、添差通判到饶州。入为太府寺簿，调尚书禁监所检阅江州分司，复兼枢密院编修官。拜右正言兼侍讲，旋即改为右司谏，拜殿中侍御史。

这一来，丁大全终于“扬眉吐气”了，他的谦卑、和顺都一扫而空，蓝脸阴得总象马上就要下雨。他为了进一步荣登要职，开始施展诡计排挤诬陷朝中的大臣。他的目光首先对准了董槐。董槐是嘉定年间的进士，嘉熙年间曾提点湖北荆狱、知江州、潭州，平息常德兵变，救济南来江北的流民，成绩十分显著。淳祐年间，任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整肃军纪、加强训练。

宋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丁大全任权广西转运判官兼提点刑狱，协和西南少数民族，与交趾建立友好贸易关系。

宋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丁大全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以整顿纲纪为急务，这样一来便得罪了许多人，更引来无数妒忌和猜疑。

丁大全知道自己入朝以来，并无半点可以在人前夸耀的政绩，想凭劳而苦干压董槐一头比登天还难，想推倒董槐只能暗地下手。他先上疏弹劾董槐功高震主，特权谋私，图谋不轨。奏章呈上去，他急不可待地盼宋理宗立刻下旨罢董槐的相位，等到半夜不见动静，丁大全没了耐性，竟穿戴整齐调隅兵百余人，持刀露刃地包围了董槐的府第。以台牒驱迫董槐出来。董槐并无思想准备，听丁大全声嘶力竭地叫唤，就出来了。众隅兵一拥而上，围住董槐，丁大全假传圣旨，命董槐随去大理寺，想借此恐吓董槐。一行人出了北关，丁大全又命人弃了董槐，高呼几声散了。董槐缓步走进接待室，过了好久罢相之旨才传下来。从此丁大全更加目空一切，倨傲非常。

弹劾董槐之后，丁大全又进升为右谏议大夫、端明股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封丹阳郡侯，进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宋宝祐六年(公元1256年)，拜参知政事，同年四月，拜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公。丁大全任用袁玠作九江制置使。袁玠这个人贪婪而且苛刻，他主管向当地渔湖土豪收纳税银，因丁大全督促得十分急迫，他就拘捕了一些渔湖土豪残酷催逼，结果惹怒了众人，这些渔人竟背弃大宋，把所有的渔舟都用来援助北来入侵的敌兵，给朝廷带来极大的威胁。太学生陈宗、刘黻、黄铺、曾唯、陈宜中、林则祖等六人优阀上书要求，罢免了大全。当时的台臣翁应弼、吴衍都是丁大全的鹰犬，他们钳制太学，颠倒黑白，最后竟贬逐了陈宗等六人。当时宫外丁大全与马天骥专恣用事，壅蔽上听；宫内阁贵妃信得宠爱，宋理宗无心理会朝政。朝野上下岌岌可危，有人在朝门上题写了“阎马丁噹，国势将亡”八个字。无奈朝廷上有许多人都是丁大全的党羽，他们官官相护，丁大全毫不为此担惊受怕。

宋开庆六年(公元1259年)，蒙古军队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中外震动，边关报急的文书传到朝廷，丁大全隐而不报，以致战事日益转向不利，蒙元帅兀良哈得由云南入交趾，从邕州攻广西破湖南，丁大全才上报宋理宗。宋理宗如梦初醒，不知所措。中书舍人洪芹上疏：“丁大全人如含沙射影之鬼蜮，行如穿箭之道，引用凶恶，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扰乱朝纲。臣乞陛下将其罢官远放，以伸张大宋王法，谢天下黎民。”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继上疏罢免了大全。监察御史朱貔孙也进言：“丁大全奸诈阴险，狠毒贪残，假借陛下的声威钳天下百姓之口，依仗陛下所赐的爵禄笼天下财路干一己之身。”监察御史饶虎臣也指出了丁大全的四大罪状：绝言路、坏人才、竭民力、误边防。理宗大怒，罢免了丁大全，命其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镇江府，继而再削其官。

宋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宋理宗下诏任他为中奉大夫。大臣们一致建议再将他贬到边远之地，诏送南康军居住。次年，监察御史刘应龙请皇帝再向远发配丁大全，于是宋理宗又追削两官，移至贵州四练使。丁大全贼心不死，与贵州州守淤翁明在酒桌上商议暗造弓矢，通谋蛮夷以图不轨，被朱禩孙告到朝廷，再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兼权直告人院刘震孙又上疏请求把丁大全发配到海岛。令将官毕迁“护送”丁大全到海岛，舟过藤州，毕迁有意将其挤入水中而亡。

丁大全这个人不仅专权自恣，而且贪财好色。当年，他任淮西知州时，淮西总领郑羽富甲吴门，丁大全见财起异，欲结交郑羽，郑羽深知丁大全为人，婉言相拒，丁大全恼羞成怒，竟令台臣卓梦卿弹劾郑羽，然后抄其家，吞并了郑家的财产。还有一次，他请人为媒为他的儿子丁寿翁求一当地颇有美名的姑娘为妻，女家应诺。后来，丁大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那位姑娘体若惊鸿，美若西子，竟惊得魂飘魄散，于是决定自己娶她为妾，把儿子扔到了脑后边。一时间，为知者所耻笑。

  

丁云鹏：(公元1547～1628年)，字南羽，号圣华居士；休宁人(今安徽休宁)，著名明朝画家。

丁云鹏擅长画人物、佛像，以精工见长，论者谓“丝发之间，而眉目意态毕现”。同时，还善画山水，花卉和写诗。

董其昌赠印章“毫生馆”，逢其得意之作，便用。曾为名墨工程君房、方于鲁画墨模，《程氏墨苑》、《方氏墨谱》中的图绘，大半出其手笔。

传世作品有：《待朝图》轴，辑入《中国绘画史图录》下册；《伏虎尊者》轴，现藏安徽省博物馆；《白马驮经图》轴原藏故宫博物院，现在台湾省；《洗象图》轴藏中国美术馆；《罗浮花月图》轴藏上海博物馆；《龙王拜观音图》卷藏美国纳尔逊美术馆。

  

丁启睿：(公元1595～1645年待考)，字性如，号圣临；河南永城人。著名明朝末期大臣。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中举人，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中进士，历任南京兵部主事、兵部郎中、太原知府、山东按察使右参政等军政要职。

明崇祯初年在任山东右参政时，因罪被贬为山西副使。

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宁夏兵变，身为巡抚的丁启睿带兵捕斩了王辑等为首者六人，军心安定，因功升任右布政使，分守河南，跟随巡抚孙传庭镇压农民起义军。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冬，丁启睿升任右佥都御史，代孙传庭巡抚陕西。陕西大旱，农民起义不断。

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督师杨嗣昌举荐丁启睿升任兵部右侍郎，代郑崇俭总督陕西三边军务，镇压农民起义。次年升任兵部尚书，又总督湖广、河南、四川及长江南北诸军，仍兼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崇祯赐给丁启睿尚方剑、飞鱼服及印信。时值李自成义军围攻开封，丁启睿督催傅宗龙等人率兵讨伐，解围。农历12月李自成再围开封，河南巡抚高名衡飞檄报至丁启睿，他率总兵陈永福前往讨伐，陈于阵上用弓箭射中李自成左目，开封得解。

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农历4月，李自成再攻开封，丁启睿调集左良玉、虎大威、方国安诸军以及保定总督杨文岳等部援救开封。

左良玉认为：“贼锋锐，未可击也”。丁启睿说：“围已急，必击之！”明军数战不利，左良玉违令引军夜奔襄阳。农历9月，李自成军在马家口决开黄河，水灌开封，开封失陷。丁启睿与杨文岳逃奔汝宁，义军追击四百里，明军死伤无数，丁启睿的敕书、尚方剑、印绶全部丢夫，崇祯皇帝大怒，将其革职入狱，稍后，释放回原籍。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元年(大顺皇帝李自成永昌元年，大西皇帝张献忠大顺元年，南明福王朱由崧弘光元年，公元1644年)农历5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帝位，史称南明，丁启睿攀缘阉党分子马士英，平步青云当上了兵部尚书，总督河南，负责劝农、剿寇事务，曾经擒斩李自成任命的归德府官员，后因功加太子太保。福王政权被清军攻灭后，丁启睿脱身逃归乡里，不久病逝。

  

丁耀亢：(公元1599～1669年)，字西生，号野鹤，别署紫阳道人；山东诸城人。著名明清之际文学家。

丁耀亢少负才名，为人洒脱，放荡不羁，童年时跟随父亲读书游乐，十一岁时父亲去世，十六岁开始独立主持家政。

由于厌倦城市的喧闹，向往宁静恬淡的田园生活，丁耀亢于诸城城南橡槚沟购得一片山间空地，“筑舍三楹，依溪作垣，引泉为圃，中架小阁，书藏千余卷”。在这宛如世外桃源的仙境里，丁耀亢邀朋结友，载酒咏诗，憩流泉，荫林木，过着超然物外的诗友生活。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二十岁的丁耀亢开始走出山间田园，去见识外面的大千世界，他渡江南下，游学于董其昌门下。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农历12月，清兵攻陷诸城，丁耀亢长兄耀斗父子皆被创，次兄耀昂、弟耀心和侄子大谷皆守城殉难，丁耀亢护送老母孤侄连夜入海避难，于海州清风岛“潜舟伏野”，亲眼目睹了清军屠城抢掠、残杀无辜的暴行。在此后的几年里，丁耀亢几次往返于海陆之间，备尝了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之艰辛。“白洋黄海等闲过，斗笠孤篷一钓蓑。眉眼尚存全世界，儿童不识旧山河。飘零几处家无定，离乱终年鬓已皤。最是春鸥同泛泛，夕阳相送出烟波。”丁耀亢这一时期的诗歌写尽了山河易主之悲与身世飘零之痛。

丁耀亢虽然深深痛恨着清王朝，却又迫于生计，在清朝定鼎之后不得不入京赴考应试。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他以顺天籍拔贡，后任镶白旗教习，来到京城。在京城“诗酒相朝夕”的文学天地，他的诗名很快传扬开来。清顺治十一年丁耀亢教习期满，调任容城(今河北容城)教谕，他读书著述，在任五年间完成小说《续金瓶梅》。丁耀亢为《金瓶梅》作续书，并非信手拈来，随性为之，而是借宋金战乱来影射清兵入关，记述明清易代之际惊心动魄的战争。

丁耀亢为人倜傥不群，《今世记》记他：“襟期旷朗，读书好奇事，高谈惊座，目无古人。”他在椒邱官任时，一次忽然怀念起在京师的旧游，就骑着长耳驴，顶风冒雪，飞驰三四百里到了京师华严寺，召集琴师、剑客畅饮，笑谈怒骂，即兴赋诗，诗兴酒意过后立即返回。

民间对丁耀亢的文才风流也有很多说法：

某日丁耀亢搭船外出，同船的除船夫外，还有一个官员、一个卖花女、一个木匠和一个拾粪老农。船过河心，官员自恃满腹才学，便提议说：“同舟共济，对子来戏。恕我冒昧，请各位用三字同头、三字同旁对一首七绝，首尾要融贯连锁。咱丑话可得说在前头，谁若是对不上，谁就得为大家出渡船钱，你们看如何？”

官员见无人提出异议，就得意洋洋地先开了腔：“三字同头官宦家，三字同旁绫缎纱。若非朝廷官宦家，谁人能穿绫缎纱？”

木匠手扶锯斧箱，略加思索，吟道：“三字同头庙廊库，三字同旁檩椽柱。如若要建庙廊库，怎能离了檩椽柱？”

卖花女双眸闪亮，快言快语：“三字同头芙蓉花，三字同旁姑娘娃。若非妙龄姑娘娃，哪个敢戴芙蓉花？”

船夫手不离篙，不甘示弱：“三字同头大丈夫，三字同旁江海湖。不是男子大丈夫，何人能识江海湖？”

丁耀亢憎恨世道黑暗，同情百姓疾苦，对官员自命不凡的丑态深恶痛绝，只见他捋着胡须，高声吟道：“三字同头哭骂咒，三字同旁狼狐狗。山野声声哭骂咒，只因到处狼狐狗！”

轮到拾粪老头了，只见他拄着粪叉，不慌不忙：“三字同头屎尿屁，三字同旁稻秫稷。牲口吃了稻秫稷，当众排出屎尿屁！”拾粪老头话音一落，大家无不叫好，拍手称快。

诸城市皇华镇南六公里处有一个美丽的小山村——相家沟，是当年丁家“庄园”的所在地，当年丁耀亢厌世，携妾久居于此。该村由周围的黄豆山、凤凰山和望海楼山环抱，三山中夹一条龙湾溪水自南北流，绕村东而过，溪上有“野鹤桥”，是丁耀亢当年经常走过的道路，桥面溜滑，不知留下了他多少个脚印。丁耀亢一生除远游外，一直在这里过着读书、著作和稼穑的生活，在这里还写出了《醒世姻缘传》等一大批著作。

晚年的丁耀亢厌倦宦海的羁绊和尘世的纷扰，渴望重温入仕前那种淡泊平静的山居生活，所以辞官回到故乡。然而现实并未遂其心愿，一连串的磨难接踵而至。先是因其弟抗清而死，为乡人告发，株连己身，继而又因《续金瓶梅》一书有影射清廷之嫌而受到官府的查抄。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农历8月，丁耀亢被捕入狱，待罪候旨。后经龚鼎孳、傅掌雷等人极力营救获释，但他的诗稿却在不得已间焚毁，浸润其心血的《续金瓶梅》也被查禁。丁耀亢后来在《焚书》诗中记叙了此事，诗的末两句写道：“人间腹笥多芷草，隔代安知悔立音。”

丁耀亢获赦放归后，入大梁地区(今河南)，游嵩山少林寺，剃发入释。其诗云：“焚书燕市全生后，剃发嵩山大索时。”也许，诗人希望借此为饱受创伤的心灵寻求一丝慰藉。此后，他又北游燕赵京师一带，与友人叙旧聚游，分韵赋诗。晚年的丁耀亢，看透了世事的险恶，品够了世态的炎凉，加以患有严重的眼疾，遂闭门居家，不复出山，参禅悟机，赋诗遣怀。丁耀亢的著述甚多，诗文有《陆方诗草》、《椒丘诗》、《归山草》、《听山亭草》、《醒世姻缘传》、《天史》、《续金瓶梅》等，传奇剧本有《西湖扇》、《化人游》、《赤松游》等。但因明清易代的战乱和清王朝查禁焚书，丁耀亢的“激楚之音”“违碍语甚多”，所以丁耀亢的著作署名隐晦，故三百年来使其光辉不显，未被世人充分认识，后经专家考证、探研、挖掘，他的著作才相继浮出水面——“晦瞑不显三百载，一朝重光举世惊。”

晚年的丁耀亢双目已盲，虽不能写，却口占不绝。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夏，丁耀亢抱病撰写《家政须知》一书，殷殷告戒后世子孙要勤俭持家，精于守成。这年腊月，丁耀亢病笃，“占永诀诗毕，合掌说偈而殁”。

丁耀亢有子三人，以少子丁慎行最有文名：丁慎行，号野航居士，博学能文，颇似其父。

  

丁　敬：(公元1695～1765年)，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篆刻家。

喜好金石文字，善鉴别，工于诗、书、画，尤精刻印，开创了“浙派”，被誉为“西泠八家”之首。“浙派”兴起于清朝中叶，与皖派一起被称为清朝最主要的两大流派，其开山祖就是丁敬。

丁敬出身于市肆平民，从小就不习科举，以卖酒为生。然其学问甚好，“于书无所不窥，嗜古耽奇，尤究心金石碑版”，著有《武林金石录》，而且藏书很多，善于鉴别古器，据说“秦汉铜器，宋元名迹，入手即辨”；善诗文，其所居城南被人称为“诗国”，著有《砚林诗集》、《龙泓山馆诗钞》；书法则擅长篆隶，绘画以人物、花草见长，所画梅最“得古趣”；又以篆刻的成就最大，能力挽矫揉造作之风，创造出“古拗哨折”的篆刻风格。丁敬为人孤高耿介，乾隆初年，曾被推举博学鸿词而不就，故袁枚尊之为“世外隐君子，人间大布衣”，晚年虽是“学愈老而家愈贫”，而真率任情不改。

丁敬在篆刻艺术上的成就，正如晚清魏锡曾所称“寸铁三千年，秦汉兼元明”，能广泛撷取秦汉印章、元明诸家的精华，又力免明人习气，入古而能出新。我们可具体地从篆法、刀法上来分析他对篆刻艺术发展的贡献。篆法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丁敬对汉印文字的认识，他曾有诗曰：“说文篆刻自分驰，嵬琐纷纶衒所知。解得汉人成印处，当知吾语了非私。”

在此之前，篆刻家们大都惑于汉印上的缪篆与《说文》中的小篆之间的差异，而丁敬则在诗中明确称“《说文》、篆刻自分驰”，并抓住缪篆“方平正直”的体势特征以及“与隶相通”的特点。他的“龙泓馆印”、“陆飞起潜”、“心无妄思”、“启淑私印”“丁敬身印”等印，篆法删繁就简，参以隶法，如其中的“水”字旁，多参用隶书三点水的写法，“无”字写法则完全借用隶书结体，“启”字则参用简体字；印文体势上则平方正直，方圆互参，颇显简古平淡，高古含蓄。这种篆法乃是丁敬所独得的印学“千五百年不传之秘”，它使丁敬的篆刻最得汉印精神，也成为以后浙派篆刻的主要面目。

说浙派最得汉印精神，晚清大家黄牧甫早有此感，他在“德彝长寿”印的边款上称“《簠斋印集》中‘别部司马’一印，所以开浙派也”。这类东汉末期的军方用印在集古印谱中留存很多，印文为标准的缪篆，后人从中可以看出丁敬篆刻风格的由来。

浙派以善使切刀享誉印坛，切刀也是它得以开派的重要因素。切刀据说最早由明末的朱简开始使用，朱氏试图以切刀来追求篆书家赵宦光“草篆”率意、飞白的效果，我们从其所刻“冯梦祯印”朱文印来看，笔画牵丝带白，下曳笔有?脚，与“草篆”颇有几分相像之处。由于赵氏“草篆”水准并不高，致使朱简的创作也被后人视为“习气”，但朱氏篆刻中所流露出的斑驳、古朴的气息，却使清朝中期的丁敬得到启发，并以这种短刀碎切的刀法刻出古拗峭折、极富金石之气的印章来，故魏锡曾称“钝丁(丁敬)印学从修能(朱简)出”。这种切刀法的特点是“行刀细如掐”(魏钖曾语)，在行刀时缓缓上下波磔推进，锋颖明快，切中取以涩势，轻重有致，有很强的节奏感。所刻笔画方中寓圆，亦方亦圆，从中散发出一种古朴浑厚之气。

丁敬的粗白文和方朱文印如上文中的“陆飞起潜”、“心无妄思”、“启淑私印”、“丁敬身印”等朱白文印，刀痕很是明显，这里不多加说明，而主要分析他的细白文和圆朱文。细白文印主要见于汉印中的玉印和急就章，玉印的特点是挺拔、劲健，本不适于切刀，而丁敬一反以往仿玉印的圆润刻法，所刻既不失挺拔，又特显劲折、古拗，如“丁居士”印，笔道宛若屈铁。急就章的特点是在率意、斑驳中见天趣，而这方“敬身父印”将这一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以中锋的形式短刀碎切，笔道自然剥落、粘连，毫无做作之感。丁敬的切刀在圆朱文印创作中也有尝试，如“敬身”、“密毖秘赏”二印。这种朱文印流行的刻法是以冲刀为之，笔画的效果是光滑挺劲，而丁敬却偏以短碎的切刀为之，既保留了圆朱文的圆转，又使笔画显得苍茫、浑厚而不失遒劲，不落元明以来印家俗套，堪称丁敬对圆朱文印的一大贡献。

切刀的风行，可视为对印坛上流行的光洁印风的一种反动。实际上在丁敬之前除朱简外，也有人以各种方法尝试过这种反动，如清初王睿章“笔底烟云”印，故意将笔画刻得破破烂烂，欲以残破追求高古，终显做作，使人有假金石气之感。从这里也可看到丁敬的创新并非易致

丁敬对篆刻艺术发展第三个方面的贡献就是他的创新、探索、求变思想。丁敬有著名的一首论印诗：“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前两句中的“思离群”让人感到了丁敬的创新精神，浑厚朴拙而又变化无穷的“岭上云”，更可使人联想到丁敬篆刻的风格。后两句则很易让人理解为丁敬不满秦汉的印风，而去师法六朝、唐宋时期的印章。担事实上丁敬的白文印最得汉印精神，朱文印也只是身“兼元明”，而丁敬所谓的仿宋印，如为梁同书所刻“宝晋”、“同书”二印，边款上称一方为仿米芾印，一方是“依宋样，不差毫黍”，是丁敬篆刻作品中仅见的声称仿宋之作。这类印颇得宋人旨趣，也很见丁敬的模仿能力，但绝不是丁敬朱文印的主要面目，只能说是丁敬即兴的游戏或摹仿之作。至于取法六朝印、唐印，在丁敬印中还未见到。而且对“六朝、唐宋”印章的评价，篆刻史上也一直评价很低，如潘天寿先生就认为“看到六朝唐宋妙”一句，“似感于史实未合”，因为“唐宋无人研习印学，是印学的衰颓时期”。所以，诗中后两句所谈并非是篆刻，而是文学。汉朝辞赋、散文成就很高，历史上有“汉文章”之称，但以后的六朝骈文、唐诗、宋词虽都没有“墨守汉家文”，却各自大放异彩。时代是前进的，在这一点上，篆刻发展的规律与文学是相同的，故丁敬诗中是以文比附，与“六朝、唐宋”的印章本无关系。因为丁敬借鉴了姊妹艺术的发展规律，用以推动篆刻艺术的发展，凭借对古人的深刻领悟，开创了绵延二百年，至今仍在发挥影响的浙派篆刻艺术。

丁敬的探索精神，可从他种类繁多的篆刻品式中看出。如“容大”细边粗白文印，上文的“丁居士”、“敬身父印”二印，则是以切刀仿古椎凿法刻细白文，“小山居”、“纯礼坊居人”又是以古文、奇字仿朱文古玺，而“两般秋雨庵”白文印，则是用倒薤篆、柳叶体所刻等等，其中不乏失败者，有些还未完全摆脱明人的习气，如“容大”、“两般秋雨庵”等印，或壅塞不通，或笔画孱弱。既然是探索，失误是难免的，但其中一些不成熟的作品，虽未被以后的浙派诸家所继承，却对后世有重要的启发，如他的细白文，坚韧劲挺，对“晚清六家”之一的胡?影响很大。自丁敬以后，“思离群”、求变化一直是浙派得以继续发展的一面旗帜。

虽然丁敬生前并无创派之意，晚清有人曾也曾说过丁敬“无意自别于皖”，但丁敬却被人们公认为“浙派之初祖”，其中原因固然要归功于丁敬所创清新朴茂、古拗峭折、兼采秦汉以来诸家之长的篆刻艺术，符合了中国艺术的发展规律和人们的审美。可是，丁敬作为一个以卖酒为生，“年甫弱冠始折节读书”，并以布衣终其一生的普通人，为什么在生前身后却为那么多的文人所景仰？其中缘由颇值深思：

丁敬虽然少时就“身侧佣贩”，却没有因为社会地位低而丧失自我独立的人格，也没有沾染商人惟利是图的本性，相反却能够做到安之若素，从不以“佣保之事”羞愧。按理说，以丁敬当时的声名，他完全可以结交权贵巨商，以自己的艺术换取更好的生计，但丁敬从未有卖印、卖字的记录，反而却有“不肯轻与人作，遇达官贵人尤靳之”的故事。据说丁敬的印章是“非性命之契不能得一字”，杭世骏《道古堂集》中曾记载了这样的趣事：某人想请丁敬刻一二方印章来拍上司的马屁，但刚表达出这个意思，就被丁敬恶声骂出。而当有富人仰慕其诗，想通过金钱与丁敬交往，也被他严词拒绝。这些“使酒骂座”、“孤介而僻”的坏名声，正显示了丁敬独立的人格以及高洁的人品，而他不应清廷博学鸿词之举也是这一意识的反映。

丁敬是个学识广博的艺术家，诗文书画都很擅长。在书法上工大、小篆，精八分，能得汉隶笔意，后世流传他的行书作品也不少；丁敬的绘画虽未见作品流传，却有善画人物、梅花、兰竹、水仙的评论；丁敬的诗“造语奇崛”，很为时人推许，汪启淑《续印人传》称其诗“兼有皮、陆之奥博，不袭郊、岛之寒瘦”，丁敬还是当时“南屏诗社”或称“西湖吟社”的重要成员，丁敬曾有十二首著名的论印诗，颇见功力；丁敬开始读书的年龄虽晚，又因家贫不能多购书籍，他就利用生活在市井的优势于书肆浏览群书，而一旦遇到中意的好书，即使拿自己的衣物去换也毫不吝惜，天长日久，竟也使丁敬拥有“小楼三楹”来收藏他的异本奇册，可惜邻居失火，殃及其庐，所藏化为灰烬。丁敬长于考证，于金石文字颇有研究，但丁敬的研究与以往文人仅限于文献的考证不同，而是亲临实地考察，所著《武林金石录》就是在“穷岩绝壁，披荆榛，剥苔藓，手自摹拓，证以志传”的基础上写成的，对乾嘉时期金石学的研究颇有启迪之功，很受后人的重视。此外，丁敬还很善于鉴别，“秦汉铜器，宋元名迹，入手即辨”。可见，拥有广博的学识，超强的艺术通感，才使丁敬的篆刻艺术能够独树一帜。

丁敬清高兀傲，是个名副其实的隐逸高士，与其交往者绝少权贵显宦，而多文人寒士，如杭世骏、厉鹗、金农、罗聘、蒋仁、奚冈等人，其中杭世骏是著名的经学家，著有《石经考异》、《两浙经籍志》等书，厉鹗是世所公认的浙派诗坛领袖，二人与丁敬还是儿女亲家。“扬州八怪”之首的金农则与丁敬是同乡近邻，二人居所仅“相距一鸡飞之舍”，又都属才高性傲的“怪人”，彼此的影响可想而知。金农的弟子罗聘与丁敬也颇为交厚，曾为丁敬画成《敬身先生倚杖坐石图》，神形兼具，使我们得睹丁敬的高士风采。与丁敬交往的其他著名的文人还有梁诗正、梁同书父子，抱经先生卢文弨，印癖先生汪启淑等，与这些志同道合的文人学者的交往，无疑有益于丁敬学识的提高乃至影响的扩大。

丁敬在“曙峰书画”一印的边款上曾说到：“古人托兴书画，实三不朽之馀支别派也。要在人品高、师法古，则气韵自生矣。”其实这不仅是在说书画，也是在谈篆刻。篆刻艺术是一门综合性、操作性很强的传统艺术，丁敬作为一个布衣艺术家，而取得这样显赫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绝不是仅仅*治印就能够达到的。

自丁敬以后，他所创造的篆刻艺术风格在友人、弟子及私淑者的发扬光大下逐渐形成了具有全国影响的篆刻流派，风靡域内，还出现了“西泠八家”的称呼，即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八位印人，他们各有特色，或古秀，或淡雅，或遒劲，或工致，或雄健，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浙派篆刻艺术。
丁　丙：(公元1832～1899年待考)，字嘉鱼，别字松生，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末年藏书家。

丁丙是在晚清杭州社会有广泛影响的人物，他出身于藏书世家，是“八千卷楼”的主人。太平军攻入杭州，他流落外地。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杭州，积极参与救助难民、医治战争创伤和重建杭州等项工作。尤其在重建杭州各项文化教育设施，整理和弘扬杭州乡邦文化中，建树良多。他主持重修文澜阁，组织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使文澜阁至今得以书、阁并存的功绩，尤为世人所艳羡。他在晚年还创办近代工业，进入了我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的行列，反映了他与时俱进的非凡胆识。

晚清的杭州，不幸惨遭战火蹂躏，血肉横飞，尸骸遍地。道路、桥梁、水坝、河渠等城市基础设施多数损毁，学校、书阁、文庙、碑碣等文教设施和文物古迹，更是鲜有幸存。战争结束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杭州已是满目疮痍、了无生意，一个美丽繁华的江南名城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幸有一批志士仁人不畏艰难，依然承担起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杭州的重任。在这批志士仁人中，有一位特别活跃、贡献也特别杰出的人物，那就是丁丙。丁丙不仅竭尽全力医治战争创伤，救助战争难民，而且多方设法修复各项文教设施和文物古迹，使杭州的文化事业重现繁荣，同时他本人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藏书家和出版家，也是一位著述颇丰的学者。他的一系列杰出贡献，赢得了当时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的极大尊敬，直到民国年间，人们仍对他的种种嘉言懿行艳羡不已。1932年，丁丙百年诞辰之际，杭州知识界纷纷举行纪念的活动。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先生，撰写了多篇文章，缅怀丁丙对杭邦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刊登在《文澜学报》上。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忘记丁丙为杭州文化事业所做的一切。

丁丙的中青年时期正值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于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和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两度攻占杭州，直到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才被迫撤出。在此期间，丁丙与其兄丁申(字竹舟)逃离杭州，辗转流徙到松江、青浦、南汇、上海、绍兴、定海等地。每到一地，他们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救助难民的工作，如开办粥厂、收养难童等事。同治三年春回到杭州后，在官府的委托和支持下，丁丙投入到一系列医治战争创伤、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中。

首先是掩埋尸骸。太平军撤出杭州前，清军围城，双方激战达五个月之久，双方伤亡十分惨重，城内百姓因围城饥寒病疫而死的更是成千上万，杭城内外到处是暴露街头郊外、无人埋葬的尸骸。尽快掩埋这些尸骸成为当务之急。丁丙毅然承担起“掩埋局”(分为南局和北局)的工作，拿出自己的家财购买墓地和棺木，尽快掩埋了这些尸骸，改变了原来那种触目惊心的景象。接着是救助难民。战乱造成了大量无家可归和食不果腹的难民，为此丁丙又报请官府设立了“难民局”，多方救恤难民。此后救助难民和贫民成为丁丙经常从事的一项工作。如在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农历7月分发贫米，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农历7月开办“栖流所”收留流徙之人，农历12月筹措及发放年终贫米，等等。他开办了粥厂七所，使贫民断粮之际聊以果腹；又设丐厂，使行乞之人免于转死沟壑；等等。

终丁丙一生，他始终没有停止和放弃过救助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的慈善事业。

丁丙不仅在杭州救难恤贫，而且当外地、外省遭受灾难时也同样尽心竭力地予以救助。如在清同治三年，他到严州、淳安、遂安收养难民；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农历6月参与设立“协济豫赈局”，专为河南收养灾民中的妇孺筹集款项；同年农历7月因山西旱灾，丁丙募银十万两有余，解往山西；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因京畿灾，丁丙本人捐银三千两为倡，募得银十万余两，棉衣五千余领，解往直隶。还有山东旱灾，直隶永定河决口，他都奔走呼号，募集款项，予以救助。

除救灾恤难外，丁丙还举办过多方面的慈善事业和社会事业。如创设“正蒙义塾”，接受失学儿童；设立“钱江义渡局”，免费摆渡过江百姓；设立“救生局”，配备救生船二只，拯救钱塘江水面上的落水者；举办“育婴堂”，收养弃婴和孤儿，并雇请乳母哺育；举办“穗遗堂”，为生活困难的寡妇提供补助；举办“迁善公所”，收管窃匪棍徒冀其自新；创办“医药局”、“牛痘局”为市民提供医药、防疫方面的服务；以杭州城多火灾，创设“恤灾所”，为受灾人家提供帮助，等等。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78年)农历11月，水星阁火药局发生爆炸，震塌民居三百余家，压毙数十人，其时丁丙已病势沉重，行将不起，他还强撑病体集资抚恤受灾之家。他还长期主持义仓的管理工作，粮价低落时大量购进粮食，当灾荒之年粮价腾贵之时以平价售出，以平抑粮价，使市民比较容易地渡过荒年。丁丙一生所行善事难以一一枚举。兵燹之后得到这样的善人救助，真乃杭人之幸！

惨烈的战争给杭城的各项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许多重要的桥梁如断桥、宝善桥、庆春桥、拱宸桥等被毁、西湖也严重淤塞、不仅造成交通不便，而且对市民的日常生活和郊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清同治三年丁丙甫回杭州，就着手集资重建断桥。清同治四年农历2月，又着手疏浚西湖，“竭二年之力湖路始通”。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疏浚临平湖并修建海昌堤坝。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重修了庆春桥和宝善桥。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农历10月重修湖心亭。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建新横河桥，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建田家普济桥。同年，因岁月久远，坝子桥倾圮，丁丙又予以重建。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建湖墅德胜桥，并开浚城内河道。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修葺朱桥、转塘。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开浚北湖和驻防营河道。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重建万安桥。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开西溪河沿山河，并疏浚南湖，修筑上河堤坝，修葺奉口斗门。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修复湖墅水龙(救火用，犹今之消防龙头)。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又开浚东河，为了防止居民往河道里倾倒灰泥垃圾，丁丙还雇请人夫到城中沿河各处收集灰泥垃圾，运往别处倾倒。他又主持筹集西湖岁浚经费，以使西湖得到经常性的疏浚，其用心可谓周全备至。

太平天国对儒学采取排斥态度，因此对弘扬儒学的场所——官学和书院毫不顾惜地加以破坏。清朝杭州有三所官学：钱塘县学、仁和县学和杭州府学；还有四所书院：敷文书院、崇义书院、紫阳书院和诂经精舍，在庚辛之役(太平天国军队攻克杭州的清咸丰十年为庚申年，清咸丰十一年为辛酉年)中都遭到了极严重的破坏。丁丙在从事慈善事业和重建杭州市交通水利设施的同时，以同样巨大的热情修复了杭州的各所学校和体现杭州文化特色的名胜古迹。他“于府县学之修建尤多尽力”。三所官学、四所书院的重修、丁丙也都曾参与规划和监修。敷文书院，由于地处万松岭荒僻之处，士子不乐往读，丁丙又别创讲堂于城中，曰“敷文讲学之庐”，他又开设了正蒙义塾和湖墅社学，免费接收或资助贫寒家庭子弟入学。他又重修了学政考棚，并为贡院购置地基建造了考生暂时休息的棚厂，以便于科举考试之进行。又设立了“丁祭局”，集诸生供洒扫，治祭器，考订礼器乐器，使祭孔之仪得以举行。

丁丙修复的名胜古迹，以纪念历史名人的祠墓为主。如钱王祠、白公祠、苏公祠、岳飞祠、于谦祠、张履祥墓、郭孝章墓、孙花翁墓等。他“或言于官、或出己资，一律修葺”。他更为清朝浙江的督抚大臣特别是率兵入浙镇压太平军的湘军将领如左宗棠、蒋益澧、杨昌浚、彭玉麟、谭钟麟等人建了一大批生祠。不过，丁丙于修建祠墓，似乎有热情过高、过多过滥之嫌，这些祠堂于今大多已湮没无存，倘使当年丁丙以此精力和财力用于更有意义之处，当更能垂之于永久也。

丙还抢救和保护了一批文物。当时有人发现了一批元朝文德年间铸造的编钟。他就特地建了一座“元音亭”来贮放它们；得到一些北宋咸平年间的贝叶经，他就将之送到灵隐寺保存起来；得到一批吴越国铸造的金涂塔，他也把它们送给灵隐、净慈等寺保存。杭州府学原有宋理宗书写的《道统赞》碑石十三方，修复府学时发现少了一方《文王赞》，于是丁丙胞兄丁申(字竹舟)用其他十二方碑石上刻字的偏旁拼成了《文王赞》的碑文，补刻了一方《文王赞》，后来那方原有的《文王赞》碑找到了，如今与补刻的《文王赞》一起保存在杭州碑林。

丁丙出身于一个藏书丰富的家庭，其祖父丁国典，就锐意捜求书籍，造了一座小楼专事藏书，题其额曰“八千卷楼”。其父丁英尝往来齐楚燕赵间，遇秘籍辄载以归，藏书益臻丰富。丁英死后，丁申丁丙兄弟仍孜孜不倦地征购图书，“节衣缩食、朝蓄夕求，远自京师，近逾吴越，外及海国，或购或抄，随得随校，积二十年，聚八万卷。”藏书之数，较楼额已逾十倍。所以时人以为丁氏藏书之富甲于东南，殆非虚言。由于藏书大幅增加，原八千卷楼已不能容纳，于是丁申丁丙兄弟在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扩建了藏书楼，筑“嘉惠堂”五楹，堂上藏原八千卷楼书；堂后又筑室五楹，曰“后八千卷楼”，藏后来购得之书；又辟一室于堂之西，曰“小八千卷楼”，又曰“善本书室”。其中保藏之书，“或宋元明刊本，或精抄孤行本，或经某旧家珍藏，或为某名儒校勘”，其中“有明一代，遗刻尤繁”。丁丙还把善本书室所藏之书编目提要，成“善本书室藏书志”一书，江阴缪荃孙为之作序。

丁氏兄弟搜集大批图书，并非仅仅将之深藏书阁而已，而是充分发挥藏书的作用，使之服务于文化学术事业。丁丙曾把八千卷楼的藏书拿出来用于补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经兵燹后，杭州府学尊经阁藏书散失殆尽，丁丙又把自己藏书中有副本的都拿出来，送给府学尊经阁。文澜阁重建后，丁丙又把家藏的《全唐文》一部二百六十册，送到文澜阁珍藏。

丁丙也是杭州晚清时代重要的出版家。从同治初年刊印蒙学书籍开始，到光绪二十五年病逝前刊成《于肃愍集》为止，共刊书二百余种。所刊之书，大部分是杭州乡邦文献，其中有历代杭州方志，如乾道、淳佑《临安志》，嘉靖《仁和县志》，万历《钱塘县志》，杭州府学及仁钱二县学志等；有关于杭州历史的专门著作，如《吴越备史》、《捍海塘志》、《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南宋馆阁续录》、《建炎复辟记》、《钱塘遗事》、《南宋院画录》、《南屏百咏》、《吴山遗事诗》、《西湖修稧诗》等；还有杭州先贤的遗著和传记资料，如《武林往哲遗著》、《杭郡诗辑》、《西泠五布衣丛书》、褚遂良父子集、张杨园(履祥)先生年谱，于忠肃公祠墓录，《钱塘先贤传赞》、《武林高僧事略》等。丁氏所刊之书，今在浙江图书馆及我馆多有收藏，为从事杭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所参阅利用。

清朝末期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俞樾，辞官后长期寓居杭州，担任诂经精舍山长，与丁氏兄弟成莫逆之交。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俞楼(俞樾寓所)第一楼不戒于火，丁丙为之重建，且增建了“式古堂”。俞樾的一些著作，如《群经平议》，《俞楼诗记》、《琼英小录》等，也都是丁丙为之刊印成书的。

丁丙还竭力促成了浙江官书局的设立。开始时浙江巡抚马新贻提议在杭州设局印书，同治六年，官府委托丁丙筹建浙江官书局，经丁丙积极筹划，浙江官书局很快办了起来。浙江官书局刊印了一批大部头书籍，如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质量较好，深得好评。浙江书局后来改为官书印售所，宣统元年并于图书馆。由于铅印技术的推广，雕版印书的浙江官书局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丁丙出于对家乡杭州的深厚感情，非常热衷于乡邦文献的辑录和整理，八千卷楼丰富的藏书，也为他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丁丙亲自辑录的，有《武林掌故丛编》，收文献一百八十七种，内容十分丰富；《杭郡诗辑》两百零八册，凡与杭州有关的诗词搜集无遗；《武林往哲丛书》六十六册收书五十余种，后来其子丁立中又辑书十种，刊成三十二册，为《武林往哲遗著》后编；《西泠五布衣丛书》内收金农《金冬心先生集》，吴款芳《临江乡人诗》、丁敬《砚林诗集》、魏之琇《柳州遗稿》、奚冈《冬花庵烬余稿》五部著作；《西泠词萃》为仇山府，朱淑真等人词章的合刊，等等。这些丛书，特别是《武林掌故丛编》，把分散各处的杭州史地文化资料辑录在一起，为人们研究杭州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丁丙在从事繁忙的社会活动的同时，仍不辍写作，有不少著作问世。早年他就写过《读礼私记》、《礼经集解》、《松梦寮诗集》等著作，可惜毁于兵火。后来积数十年之力，又陆续写成了《九思居经说》、《说文部目详考》、《说文篆韵谱集注》、《廿四史刻本同异考》、《武林金石志》、《宜堂小记》等多种著作。丁丙晚年最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当推《武林坊巷志》一书。该书对杭城八百余条街、坊、巷、弄，都“稽之图籍、证之史传、下至稗官小说，古今文集，靡不罗载”，所征引的文献资料达一千六百余种，是我国最大的一部都市志。丁丙于编纂此书极为慎重，再三考订，不肯轻易定稿。

清光绪二十五年他自知不起，遂将书稿交托友人孙峻(字康侠)，要孙峻详加审核补订，最后定稿付梓。

丁丙还为修纂《光绪杭州府志》做了不少工作。早在清光绪五年，丁丙就向知府龚嘉儁建议重修府志。在编纂过程中，他拿出家里的藏书，供编纂人员参阅，而且经常与编纂人员一起讨论考订史实。志稿写成后，在丁丙的要求和坚持下，又再度详加审订，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底才告定稿。本来即可付印，但丁丙旋即去世，加上官府经费支绌，所以迟迟未能付印。直到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在陆懋勋、吴庆坻补上清末十余年的史事后，铅印出版。现在这部府志的书稿还保存在我馆。《光绪杭州府志》的任职人员中并无丁丙之名，但实际上他于这部府志的修纂贡献不小。

丁丙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抢救了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并主持重建了文澜阁。庚辛之役，丁氏兄弟逃离杭州，丁申先行逃到杭州西郊留下镇，随后丁丙也辗转来到留下。他们见市面上许多店铺用书页包裹物品，拿来一看，竟是《四库全书》的散页，于是知道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已经散失，就着手收集这些书页，又托人回到杭城搜集散失的《四库全书》，如此收集起来的散页，能够装订成册的装订成册，不能装订成册的则用绳子捆起来，共得八百余捆，这些残书散页先后被运到上海、定海等地寄存，直到同治三年才运回杭州，暂时存放到杭州府学尊经阁。这样征集到文澜阁书有九千零六十二册，内除《古今图书集成》六百七十三册外，《四库全书》计八千三百八十九册，约为原书的四分之一。

由于文澜阁严重损毁，丁丙向当时的浙江巡抚谭钟麟建议重建文澜阁，得到谭钟麟的赞同。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农历9月，丁丙拟就了修建文澜阁的草案，谭钟麟于是委托丁丙与邹在寅主持其事。估定修建经费为12913元，指定由厘金局从丝绢中开支，不敷之数则于善后经费中借支，定于农历10月8日开工。当时文澜阁仅存栋宇，修建任务十分艰巨，丁丙从严要求，一丝不苟，不仅把书阁建得焕然一新，而且把围墙、假山、御碑亭等附属建筑及存放书籍的书橱、夹板等都置备齐全，又在书阁东西新建了“太乙分青之室”，作为士子们阅读阁书的阅览室，整个修建工程耗银18000余元。人们认为重建后的文澜阁，“花石亭榭之胜，过于旧观”。

由于文澜阁书全部散失，捜集回来的仅四分之一，丁丙于文澜阁修建完工之后，自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起，又着手补抄《四库全书》的工作。他拿出自己八千卷楼的藏书，雇请抄手按《四库全书总目》提供的书目，补抄散失掉的《四库全书》。在八千卷楼中没有抄到的书，再到省内外各著名的藏书楼去抄录，抄录人员最多时达一百余人，其规模简直可与乾隆年间编修、抄录《四库全书》时媲美。抄补工作进行了七年左右，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大体完成。原藏书完整收集到的有三百三十一种，残缺补全的八百九十一种，重新抄录的两千一百七十四种，合订成三万四千七百六十九册。抄而未得之书，别刊书目，继续访求，随得随抄，这样又抄到三十八种。最后没有抄得的，仅剩九十余种。民国初年，又经过钱念勋主持的乙卯补抄和张宗祥主持的癸亥补抄，终于将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抄录完整。使“南三阁”中，唯有文澜阁至今书、阁并存。在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中，首功无疑应归于丁丙。

庚辛役后，丁丙倾心竭力，救恤难民，重建杭州，深得左宗棠等封疆大吏的赞许。同治年间，左宗棠表奏清廷禀报丁丙的功绩，清廷下旨授予丁丙知县官衔，发往江苏任职。江苏方面也敦请他前去。然而他不乐为官，宁愿留在杭州做一些造福乡梓的实事。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又赏给同知衔，他也没有前去任职。旧时读书人极重“功名”，然而，丁丙却不愿将时间精力都耗费在举业之中，终生不再应试。虽然他一生的“功名”仅为生员(俗称秀才)，但他一生的建树，却是绝大多数举人、进士所不能企及的。

丁丙一生为社会，特别是为重振杭州的文化事业，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实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俞樾所作的《丁君松生家传》，顾浩所作的丁丙《行状》、丁立中所作的丁丙《年谱》，都一件一件地记述了丁丙所做的工作，极其具体，而且几份材料的记述都极其一致，可以互相印证。更有太常寺卿袁昶所书的《丁征君善举二十八事碑》，列举了丁丙在慈善事业和重建杭州方面的二十八项贡献，袁昶就是后来因反对慈禧利用义和团攻打各国使馆而被杀的三位直臣之一，素以秉直敢言闻名，更不可能为丁丙虚列劳绩。

完成这样多的社会工程，不仅需要他投入巨大的精力，而且在财力方面，他也作出了很大的奉献。他所主持和参与的各项工程，虽然官府在经费上能给予一定的支持，但其不足部分往往是丁丙个人承担的。丁丙家产本来甚为丰厚，但到了丁丙晚年已经耗费殆尽。以至丁丙死后不多年，丁氏子侄竟因经营亏折，不得不将八千卷楼所有藏书以七万两银之价卖给江苏省江南图书馆，其时丁氏家产之匮乏可知。

谈论丁丙一生之贡献，不能忘记其胞兄丁申。虽然种种善举都是丁丙出面施行，但背后都有丁申的配合与支持，诚如丁丙之子丁立中所言：“(丁丙)凡所办事皆先伯父所欲为，或先伯父倡于前而府君和于后”。可见每行一事，都是兄弟二人共同谋划定策的。有可能是丁申的主要职责是治家而较少涉足外事，或是其社会活动能力不及乃弟而较少出头露面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丁丙还是杭州最早兴办近代工业的实业家之一，据今年编纂的《杭州市志》，“十九世纪末，有识之士积极筹办机器纺织业。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杭州富绅丁丙、王震元和南洵富商庞元济等在杭州拱宸桥筹建通益公纱厂，二十三年投产，有纱锭一万五千零四枚，年产纱五千件”。“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丁丙、庞元济等人集资规银三十万两，于拱宸桥西如意里创办世经缫丝厂，购进意式缫丝机二百十八台并自备发电机，次年投产”。又“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世经缫丝厂自备发电机发电，供厂内照明，为杭州市和浙江省有电之始”。

综观丁丙的一生，他不仅在救助战争难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战后杭州，抢救文化遗产，重振文化事业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是卓有成就的藏书家、出版家和整理、编纂古代文献的学者。他在晚年还与时俱进，创办近代工业，成为全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之一。他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值得杭州人民永远铭记。

  

丁观鹏：(公元？～1771以后，待考)，京师人(今北京)。著名清朝画家。

胡敬《国朝院画录》谓：“观鹏克传家学。”工道释、人物，尤擅仙佛、神像，以宋人为法，不尚奇诡，学明代丁云鹏笔法，有出蓝之誉。

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进入宫廷为画院处行走，是雍正、乾隆朝画院高手，与唐岱、郎世宁、张宗苍、金廷标齐名。造诣深湛，得清乾隆大帝赏识，曾为《圣制诗》初集、二集、三集之多幅画卷题诗。

在宫廷画院五十年左右，作品近二百件。传世作品有：

完成于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的《法界源流图》卷，纵33厘米，横1635厘米，该卷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描金设色，精细绚丽，为中国佛教艺术瑰宝、世界佛教艺术明珠，现被收藏在吉林省博物馆；

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作《乞巧图》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作《无量寿佛图》轴、《宝相观音图》轴，现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农历8月作《说法图》轴，现被收藏在西柏林民俗博物馆。

弟丁观鹤，亦供奉内廷，工人物。

  

丁善庆：(公元1790～1869年)，字伊辅，号自庵、养斋；泉州人(今福建泉州)。著名清朝大臣。

幼年丧父，随母长期居住京城外家，遂寄籍宛平。

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翌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先后任国子监司业、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担任国史馆总纂、庶常馆提调、文渊阁校理，奏办院事、日讲起后注等事。

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出任贵州乡试正考官，清道光十一年任广东乡试正考官，清道光十五年任会试同考官及顺天乡试同考官。清道光十六年出任广西学政。后以母老辞官返湘，居家长沙。清道光二十六年起，受聘为岳麓书院山长。

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秋，太平军围攻长沙。丁善庆主张坚守，并遗书与其弟，誓与省城共存亡，又命其子丁驯日夜巡查城防。太平军北上后，他督工修造战船，接济水师，又成立恭武社，使学生参加操练和学习火器。

丁善庆任岳麓书院山长二十二年。在任期间，主持修复书院斋舍和圣庙、御书楼、文昌阁等房舍，编纂《续修岳麓书院志》，增添书籍，扩大庋藏，又注意培植务实学风，选拔人才。

至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以老病辞职。翌年逝世，终年八十岁。

著有《左氏兵论》、《字画辨正》、《养斋集》等，均已散失。幸存者有《续修岳麓书院志》和诗、文、奏疏等。

  

丁宝桢：(公元1820～1886年)，平远牛场人(今贵州织金)。著名清朝将领。

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中进士，以此步入仕途。

他在山东做了十年巡抚，又在四川任了十年总督，于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在成都逝世。噩耗传出，山东父老悲恸、惋惜、哀叹，请求朝廷将丁宝桢的灵柩盘回山东，葬于历城(今山东济南)九华山麓。灵柩运至山东，哭声震天动地，人们在原野上奔跑，在心灵中哭泣。一个外乡人，被山东视为“贤良”，垦请将他归葬山东，为他立祠祀奉，这是何等崇高的褒奖和爱戴。他离开山东十年，人民对他如此思念，情之深，爱之笃，说明他的不朽。

丁宝桢在山东时刻关怀民间疾苦，把治理黄河作为“政事第一要务”。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黄河在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水势汹汹，南灌运河，遭运受阻，田庐漂没，人民叫苦不迭。丁宝桢自告奋勇，奏请主持运河工程，下令各级官员：“倘敢阳奉阴违，有心贻误，一经验实，即将该员正法。”雷厉风行，于次年春工程告竣，大堤“一律安澜”。又过了两年，黄河突然在直隶开州石庄户决堤，全黄东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数十州县悉被淹没，而五省河官束手咋舌，互为推诿。丁宝桢自己捐出巨款，令其子丁寿鹤押解前往山东散放，人民感激不尽。这种爱民的好官，人民怎能忘怀？

丁宝桢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大变局的时代，自鸦片战争以来，狼烟四起，民族灾难深重。在这“烽火惊传遍九州”的岁月，他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主张“以战制和”，加紧防御。面对外面“船坚炮利”的现实，丁宝桢致力于“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亲自踏勘山东海岸，决定在马头嘴、石岛、烟台、庙岛、小石岛等洋舰必经之地构筑烟台，密植树木以作掩护。他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形势，痛斥“墨守帮常”的人。认为中国要自强，必须学习西方，“精求武备”，“仿照外洋枪炮之巧如法制造”，这样才能“弃我之短，夺彼之长”，于是创办山东机器局，继后又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成为山东、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

他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人物不同，把“自强”立足于“自富”的基础之上，在办洋务的同时，更关注富国富民。在四川总督任上，他做了一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实行“盐政改革”。盐是四川经济的重要命脉，是财政收入的大宗，但在此之前，由于体制僵化，官员腐败，走私猖獗，盐业一落千丈，致使财源枯竭。丁宝桢整顿川盐，将原先的“官运商销”，在盐场设立厂局，在销售口岸设立岸局，将盐发给私商销售。川盐销往贵州有四岸，即永岸(四川叙永)、仁岸(贵州仁怀)、綦岸(四川綦江)和涪岸(四川涪陵)。为了使川盐畅销，首先废除沿途关卡的苛捐杂税，一律并入盐税统一征收。严惩贪官污吏，将中饱私囊的四川盐茶道蔡逢年等撤职查办，一扫官场积弊。又大力打击盗贩私盐的奸商和走私集团，将横行长江的“大股私枭”如“江大烟杆”、“谭二疯子”等人斩首示众，盐政改革通行一年，成效显著，财政收入大增，盐商运销两旺，人民食盐不感困难。不仅四川得利，而且贵州人民也受益。

成都平原受惠于都江堰，但因多年失修，堤堰多有毁坏，以致反遭水灾。丁宝桢到四川后，决定重修都江堰。他起初改筑石坝，但洪水到来便将堤坝冲垮。他认真检讨失败原因，察知古人用鹅卵石竹笼很有道理，易于使水“溢泄”，于是恢复古法。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共挖出淤泥四十余万方，砌筑堰堤一万两千丈，修复人字堤一百三十余丈、分水鱼嘴三处。又维修了飞沙堰、白马槽、平水槽的导洪工程，于沿江两岸植树保持水土。重修都江堰大功告成，川西十四州县无旱涝之忧，田原美美，百姓宴然。他逝世后，四川人民感其功德，在都江堰的二郎庙为他立起雕像。

丁宝桢的政绩，很大程度得力于用人。他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上谕为政，首在得人”，只有“重用德才兼备之人”，才能把事情办好，所以，“深维求治，以任贤为急”。他用人的标准，一是“居心行事”二是“苟异于人”，也就是说，要用有事业心而且确有奇才的人，而不是“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阿混”。对人才的考察，必须“察其言，观其行”而后“知其人”。每到一处，便悉心查访，但遇心术正大、才识卓越、能办实事的人，便极力保举、提拔。他发现丁彦臣是一个“才识开拓、器向宏深，明干笃实”的人，便保举他治理山东河道。办洋务，保举了一批“博求通识之士”，如薛福成、张荫桓、黎庶昌、徐建寅、曾昭吉等，他们后来都成了栋梁之材，在实业、外交上作出了贡献。他保举了贵州人唐炯和华联辉，在盐政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抵抗外来侵略中有功的长庚、鲍超等，都是丁宝桢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识一批才，就使国家多一批栋梁；提一批官，就多做一桩利国利民的事。

  

丁日昌：(公元1823～1882年)，字持静，小名雨生，别名禹生；广东丰顺人。著名清朝大臣。

丁日昌历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江西万安、庐陵县令，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总督衔会办海防、节制沿海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和中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

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农历6月1日，台风肆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雷电交加，暴雨如注，水流横溢。在粤东丰顺汤坑金屋围村，一低矮破旧瓦房，在狂风骤雨中摇摇欲坠。房主人丁贤拔，面对着正临分娩的妻子黄氏和屋前漫涌而来的洪水，焦急万分。恍惚间，丁贤拔见涌来的洪水中，现出一硕大金鲤，冲着他点了点头。正自惊异，耳畔传来哇哇儿啼。回头一看，黄氏惨白的脸上露出笑容，胯畔躺着刚刚出世的婴儿。丁贤拔又惊又喜，忙用剪刀剪断脐带，用旧衣裹好小孩。其时风雨更骤，房屋左右摇晃，吱吱作响。丁贤拔一咬牙，抱起小孩，背上黄氏，披上蓑衣，冲出大门，往三哥贤辉家中奔去。甫一出门，轰然一声，旧屋倒塌风雨之中……

风雨过后，丁贤拔请来文庙饱学塾师陈秀才，将婴儿出世时怪异情况告知，并请代为取名。陈秀才也大为惊奇，说道：“贤郎既出生于狂风暴雨之时，即取名雨生吧。盼其长大后救世济民。”丁贤拔点头称是。

光阴荏苒，转眼间，雨生已是六岁，已届入学年龄。一天，与几个孩童一起到太平寺玩耍，听见殿阁东厢私塾传来琅琅书声，不禁大为欣羡，便跑到东厢趴在窗台上人偷看，见一白发白须老先生坐在讲台边椅子上，神态端严；台下几排学生正在高声诵读，声音整整齐齐，声调抑扬顿挫，十分好听，不觉也跟着读了起来。白发白须老先生忽听到童音清雅，抬头一看，窗台上扒着一个小孩，正大声跟着诵读，清亮的眼睛透出一派聪颖。不觉大奇，便走到窗前，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父母是谁，做些什么，为甚不送你读书？”雨生从窗台上下来，回答了自己和父母亲的姓名后，说道：“严父肩挑日月，慈母手转乾坤，不是不想送子读书，只因家贫送不起束修。”白发白须老先生听罢，不觉拈须大笑。原来，这老先生正是原在埔河文庙的陈秀才，近日为汤坑乡绅所聘至此任教。陈秀才道：“孩子，原来你是贤拔兄令郎，你的名字正是我为你所取，你家缺田少地，孩子又多，靠你父亲卖豆腐和你母亲织苴仅堪糊口，无钱供你读书，是吗？”雨生点头称是。是日散学后，陈秀才找到丁家，说雨生聪颖，要让他读书。丁贤拔搓搓手为难地说：“我们也早想让雨生读书，只是交不起学费。”陈秀才呵呵大笑道：“无妨，无妨，明日叫雨生来吧。”此后，雨生即就学于太平寺中。

清道光十年，雨生已是八岁，在太平寺读书两年，学得满腹经纶，落笔成文，超群拔众。农历9月9日重阳节，陈秀才带学生到明末进士罗万杰隐居地“逸老庵”郊游，回来后叫学生作文，雨生作《七律》：“百树梅花扑鼻香，盘湖地是证禅场。拼将佳句消残劫，赖有高风接海阳。故国云深千里梦，空山秋老满头霜。至今陶社分题处，惹得幽人话正长。”陈秀才大为赞赏，问雨生能否再作一首，雨生复吟道：“入洛当年早著名，崎岖国步剧心惊。江东漫欲归罗隐，宣室犹闻问贾生。数着残棋难下手，一场春梦不胜情。本期洗耳同巢许，何自听来出壤声。”陈秀才道：“真神童也！”由是雨生神童之名不胫而走，为当地文人所颂扬。

清道光十年冬，雨生因父亲病重辍学。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临死前，给雨生七兄弟改名：庆福，改名日蒸；庆生，改名日升；雨生，改名日昌……

此后，丁日昌得出洋谋生的大兄日蒸资助，回太平寺再读了两年书，然后回到家里精研医术，采集草药，开了一间医药店。由于他勤恳好学，努力攻读医药书籍，积极挖掘民间医学秘籍，并经常向老中医请教，不久即成了小有名气郎中，治愈了不少病人。至今丰顺汤坑仍留传他盐疗鸦片鬼的妙术奇方：治鸦片必用食盐，因盐与鸦片烟格格不入。盐性咸，能润肠，兼有清火解毒之功效；而鸦片馆多备甜汤圆、甜枣汤、甜莲子汤、甜绿豆汤，咸类食物几无。治法则每天早晨饮用盐汤一大碗，烟瘾发作时亦饮用盐汤一大碗，七、八天后见鸦片而生厌恶，半月后即可戒除。

在行医的同时，丁日昌仍抽暇攻读诗书，学问日进。清道光二十二年，丁日昌到县城应考，得中秀才；其后，曾三次赴广州乡试，却均未中式。但他壮志未消，凡历史地理诗文经济战策兵书无不涉猎精研，俨成饱学宿儒。清道光二十七年，他感于埔河文庙破败，学子就学无所，倡建汤坑蓝田书院，不几年而功成，为兴学育才作出了不小贡献。他曾作诗“一弓小辟读书岩，蔓草疏茅手自芟。敢诩史长才学识，难尝世味苦酸咸。此时说梦终无益，他日谁知果不凡。惟有旧巢双燕子，依依向我尚呢喃”，表达了当时的状况和心境。

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海阳三合会会首吴忠恕率众围攻潮州府城，其时丰顺隶属潮州，丁日昌为邑绅所推，率乡勇千人往援，与吴忠恕军激战于潮州城下，擒获吴军百余人，余众败退，城围顿解。丁日昌由此而名声大噪，奠定了其以后出仕的基础。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春，丁日昌以解围潮州有功，由惠潮嘉兵备道李璋煜荐举，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次年农历10月擢拔为江西万安县令，踏上了仕宦生涯。

丁日昌到任万安后，见“流民比人众，关吏校官尊”，经济萧条，社会混乱，即锐意兴革。首先，他改革衙门办事制度，差役办差，一律由官给盘川，不得向百姓勒索分文。接着，他行文取缔地方乡绅恶霸私设的关卡，凡不遵者，从严查处。其三，他迅速清理积案，平定冤狱。“初期呈词及百纸，三、四期仅四、五十纸，匝月后，二、三十纸而已。”《丰顺县志》记载：“每当夜阑秉烛，案牍高可隐人，靡不亲自稽核。每阅至百姓枉屈不伸，或受差凌虐，辄欷欷太息，凄然泪下，或见勤政爱民之事，则呼幕僚共赏。”其四，捐俸兴建云兴书院，致力培育当地人才。书院建成后，丁日昌题楹联云：“何尝饱听滩声，帐此别匆匆，笔底波澜谁健起；安得便瞻厦庇，觉余怀耿耿，眼前桃李几成荫。”如此不到半年，万安县讼事大减，民气以苏，读书之风渐长。丁日昌亦由此深受万安民众推重，当其调离万安时，“奉香拥送者亿万人。”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农历3月，丁日昌调吉安府邑庐陵，到任不到十日，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部往吉安而来，兵锋所指，锐不可挡。丁日昌与吉安府知府曾咏弃城而逃。农历3月11日，太平军兵不血刃，占领吉安、庐陵。3月14日，太平军主力进攻峡江，吉安、庐陵兵力空虚，曾咏、丁日昌纠兵乘虚而入，收回吉安、庐陵。不久，大清朝廷免去丁日昌庐陵县令，削职为民。
丁日昌被革职以后，为摆脱生活困境，浪迹九江、上海、扬州，甚至溯运河北上安徽、山东，四处寻找职业，尽皆碰壁，最后决心回汤坑故乡，再过郎中生活。当回程至九江时，见大江南北人才荟萃。原来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此招揽各方人才，欲图与太平军抗衡。丁日昌大喜，即寻一旅馆住下，根据自己这几个月流浪生涯中对太平军的考察了解，着意制订了一份进军安庆的方略，然后到总督衙门投呈。时曾国藩正思进取安庆，见丁日昌呈文计划周详，别有见解，不禁心喜，即召丁日昌晋见。丁日昌侃侃而谈，对太平军军力和长江沿线布防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曾国藩不禁暗暗点头，想道，此人诸事留心，思维周密，只不知文才如何？便又邀入公馆花园散步。询问惠嘉潮各地风土民情后，两人来到一株灿放的梅花树边。曾国藩指着梅花道：“丁县令能否以此为题，作诗一首？”丁日昌道：“勉力为之。”略作思考后，落笔写道：“江南一树梅花发，一树梅花发石岩；花发石岩流水响，石岩流水响潺潺。潺潺滴滴云烟起，滴滴云烟起半山；烟起半山春汛到，半山春汛到江南。”曾国藩看后赞道：“诗绝妙，书法亦上佳。”

当日，曾国藩即委丁日昌为九江关卡卡员，并奏请朝庭，于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农历11开复了丁日昌原来的官职。嗣后不久，丁日昌到广东会办厘务，曾国藩赞为“廉正明干”、“才识闳远”。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农历2月，两广总督毛鸿宾委丁日昌为广东大吏，命他到广东高州县督办火器。丁日昌请同乡黄达权翻译《火器略说》和绘制制作图案，在广州市郊燕塘设立制炮局，很快即制出火炮三十六尊，炮弹两千多发。这些军火运到安徽为淮军使用，帮了淮军将领李鸿章的大忙。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农历5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调丁日昌到上海筹办洋务。丁日昌甫到上海，李鸿章即推给他一个烫手的“山芋”，要他遣裁戈登率领的英国“常胜军”。这所谓“常胜军”是满清朝庭为镇压太平天国而专门向英国聘请而来的，有三千多人，配备洋枪洋炮，原以为是对付太平军的一张“王牌”，岂知，数次与太平军交手，均被打得落花流水，而后即避战上海，干扰市民，成为清政府的一块心病。

丁日昌接到这一任务后，通过外交途径数次与英国交涉，致使英国同意调戈登回国，并要“常胜军”限期撤回英国。丁日昌拿到裁遣“常胜军”的文件副本后，即约见英国驻上海的领事巴夏礼，准备与他商议裁遣事宜。不想，巴夏礼道：“本领事尚未收到此类文件，待收到后再说。”过了几天后，丁日昌再次约见巴夏礼，巴夏礼却拒绝见面，要助手对丁日昌说他事忙无暇接见。丁日昌不动声色地说：“请先生转告领事，本人亦公务繁多，以后若有事故发生，概由领事本人负责。”说罢即转身而去。翌日，丁日昌派清兵封锁了英国领事馆，不准任何人进出，说：“英领事密件失窃，这里实施戒严，禁止通行。”巴夏礼听到禀报大怒，欲出使馆寻找李鸿章，被把守的清兵挡住，道：“奉丁大人令，密件没有找回以前，任何人不准出入。”巴夏礼暴跳如雷，却无可奈何。几日后，领事馆存留的一些食物已全部食光。巴夏礼再也支撑不住，走到门口，可怜巴巴地对清兵说：“我已找回裁遣常胜军的文件，请丁大人相见。”守门的清兵说：“文件已是找回，即请领事从事拿出来，我们丁大人就会见你。”巴夏礼拿出文件后，丁日昌来到领事馆，俟巴夏礼在文件正副本上均签了字，才命令清兵撤离。

“常胜军”按期裁遣后，李鸿章大喜，对丁日昌备加赞赏，并上奏朝庭，委丁日昌为苏、淞、太道，并要他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十九世纪中叶的上海，楼船亘天，租界林立，商业异常繁荣，环境极为混乱，人称“冒险家的乐园”。丁日昌上任苏淞太道后，决心严惩陆和尚等黑社会为首分子，整治社会秩序。

陆和尚名陆胜祥，原是上海租界工部局工头。他组织帮会，结纳党羽，聚集了流氓歹徒几千人，抢劫、勒索、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地方官屡次搜捕，但他耳目众多，一有风吹草动即藏匿租界，得到洋人庇护，令官府无可奈何。一天晚上，陆和尚手挽一艳丽女子从天外天夜总会出来，门口花园中闪出几个彪形大汉，陆和尚正打开车门让艳丽女子上车，艳丽女子忽一转身，拉住陆和尚的手狠劲一扭，彪形大汉随即窜上把陆和尚打昏在地。当陆和尚醒过神来，已被押进道台衙门。见一官员端坐公堂之上，两旁排列如狼似虎衙役，不觉两腿一软，跪在地上。只听官员喝道：“查陆犯胜祥，罪不容诛，现验明正身，即刻押出衙门处斩。”过后不久，丁日昌又擒斩了号称“白王侯”的流氓头子，逮捕了一批数以百计的流氓游勇。一时间，上海滩各类牛鬼蛇神潜踪隐匿，社会混乱局面为之一新。

清同治三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丁日昌漫步黄浦江畔。夕阳的余辉照在广阔的江面上，灿烂斑驳，景色瑰丽奇诡。丁日昌不禁心潮起伏。想起几年前，自己流落上海街头，欲觅一份职业而不可得，而今却成为掌管上海的道台，慨叹之余，亦觉振奋。想到几日前，自己到税务总司为建立机器制造总局筹款一无所获，愤慨之余，亦觉担子沉重。不觉吟道：“不筹盐铁不筹河，独倚江南涕泪多。师夷何日能制服，欲问浦江泪更多！”正自心中踌躇，忽耳畔飘来丝竹之声。抬头一看，一幢花园别墅赫然呈现眼前，不觉心中一动，紧皱着的眉头随之舒展开来。原来，此别墅为海关通事唐国华所有。唐国华是广东香山县人，在海关任职几年，与卡员张灿互相勾结，索贿收贿，敲榨勒索，狠赚了一笔钱。对此，丁日昌早有所闻。

次日，丁日昌带着僚属来到海关，叫来唐国华和张灿，要他们交出账本。丁日昌说：“久闻两位老兄敛财有术，本道台现筹建机器制造总局束手无策，请有以教我。”唐张两人吓得浑身战栗，生怕贪赃枉法的行为漏底，忙说：“不敢，不敢，请道台大人看在同乡的份上，松一松手，筹建机器制造总局的款项我们当尽力报效。”随即，唐国华和张灿各报捐银二万两。丁日昌微微一笑，对唐国华说：“老兄能如此做最好，看在同乡的份上，我也不为已甚，但只望以后多加检束，否则，莫怪丁某爱莫能助矣。”言罢，率众离去。

有了四万两白银以后，丁日昌买下美商旗记铁厂，合并上海、苏州两个制炮局，创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清同治六年夏秋之交，江苏境内风雨大作，清水河洪水滔滔滚滚，冲决了堤坝，淹没了大量田庄。时丁日昌在两淮盐运使任上，受江苏巡抚李鸿章委任前往治理。沿途只见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丁日昌心急如焚，行装甫卸即率各级官吏督修堤坝，并亲自担石填堤。然而，在湍急的洪流中，投下的石块泥沙多被冲走，收效甚微。丁日昌眉头紧锁，苦苦思索，想到一法，叫人砍来大批青竹，编成一个个肚大口小的箩筐，然后将沙石装入其中，再加投掷。此举果然奏效，不旬日间，堵住了决口。而后，丁日昌督率民役，昼夜奋战，筑起了坚固的堤坝。后来，当地群众称这道堤为“丁公堤”，纪念丁日昌的功绩。

清同治六年农历12月，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当时的满清官场，多为贪婪庸碌者充斥，吏治一片黑暗。丁日昌为自勉及训诫各级官吏，作一楹联贴于抚衙朱红大柱上。联云：“官须呵出，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纵免刑章终造蘖；民要持平，看去使个个流离颠沛，忍将膏血入私囊。”丁日昌主政江苏2年多时间，励精图治，仅清理积案就达27万多宗。清王朝为之诏示各省，以丁为勤政榜样。

清同治九年农历5月，天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教案。《曾国藩全集》载：“先是，天津境内屡有迷拐幼孩之案，并有剖心挖眼之谣，署天津知府张光藻擒获拐匪张栓、郭拐二名严办。旋有民团拿获匪徒武兰珍，供出法国教堂之王三授予迷药。由是津民与教民屡有争哄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法国领事丰大业来署，提犯人对质。于时讹言四起，人情汹汹。丰大业忿而走出，遇天津知县刘杰，复用洋枪击伤其家丁。津民见之者，遂殴毙丰大业，烧毁教堂等处。洋人及本地从教之民死者数十名口。此五月二十三日事也。”事发后，清庭谕示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曾国藩一味委曲求全，而洋人的胃口则越来越大，案件迁延不决。清庭对此极为不满，谕令丁日昌星速赴津，帮同办理。

丁日昌于七月二十五日到达天津后，通过深入查察，掌握了法国仁慈堂残害儿童的人证物证，随即照会法、英、德、美、意等驻清公使：查法国设津仁慈堂残害中国儿童，罪不容逭；法驻津领事不图悔改，反毙伤民众，致使民情激愤，身被殴毙，实属咎由自取；至于焚毁教堂等建筑及误伤无辜，亦属事出有因，除严办下手之人外，损毁建筑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协商赔款，误伤者后事由大清协助办理。法国公使等在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无可奈何。

天津教案审结后，丁日昌感到，积弱的中国，欲图强盛，必须把造就人才作为第一要务。逗留天津期间，多次邀约曾就读美国耶鲁大学的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向曾国藩进言，鼓动曾国藩联衔上奏朝廷派遣学生公费出国留学，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曾国藩同治十年农历7月3日《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奏：“窃臣国藩上年在天津办理洋务，经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屡与臣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且谓携带幼童前赴外国者，如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皆可胜任等语。臣国藩深韪其言，曾与上年九月、本年正月两次附奏在案。”曾国藩的力奏得到了清廷的允准，自同治十年起，先后派遣一百二十人到欧美等国留学。这些人学成返国后，多成社会建设的栋梁或名垂后世的学者，如詹天佑、严复等。

清同治九年，丁日昌经深思熟虑后，上《条议海防》奏折，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南洋水师，大力鼓吹洋务，深得清王朝嘉许，所提建议多为采纳实施。

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农历8月，丁日昌任福州船政大臣，在任期间，主持审理了沈纯、文绍荣等贪污军火大案，追回大批赃款，声振朝野。同年农历11月，清庭命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兼福州船政大臣。

清光绪二年农历2～5月，福建省境内迭遭百年罕见水灾。《万国公报》载：“城厢(福州)内外，四顾茫然，竟成泽国，数百年稀见之灾也。幸近城之民，蒙丁抚军催令阖城文武官员及兵勇胥役，设法救援，雇大小船两百余只，撑住屋顶木颠，援至城楼或各炮台山上者，不下数万人，施以粥饭，以全民命……”《申报》载：“丁抚军政体违和，不能出署已盈月，一闻警报，力疾而起，登南门城，督视救护灾黎。并分赈各事，兼代筹居之所者，凡四日不回宪署……”

水灾过后，丁日昌一方面积极向各方筹款募捐赈济灾民，一方面大力发动民夫疏浚江河兴修水利，闽省生机渐复。

清光绪二年农历12月至次年农历4月，丁日昌巡察台湾(其时台湾隶属福建，清例闽巡抚夏秋驻福州，冬春巡台湾)。在对台进行全面考察后，对台湾脆弱的海防及腐败的吏治深感焦虑，即大刀阔斧进行兴革。整顿吏治，裁撤陋规，整饬海防，兴办义学，忙得席不暇暖。丁日昌《东巡台湾恒春》诗：“东瀛已是天将尽，况到东瀛最尽头。海水自来还自去，罡风时发时复收。卧薪尝胆知谁共，卸山移石且自谋！饱听怒涛三百里，何人赤手掣蛟龙！”壮怀激烈，气势沉郁，至今读来仍脍炙人口。《清德宗(光绪)实录》载：“丁氏至台后督办之事以购置铁甲舰，训练水雷军，建造新式炮台，训练洋枪洋炮队，开铁路，办电线，置机器，办矿务垦务为最主要。”

清朝时期，福建巡抚例摄台湾学政。丁日昌在主持台湾童子试时，发现苗栗县铜锣湾十四岁童生丘逢甲交卷最早、文章最好，录取为第一名。当丘逢甲进见时，丁日昌命其作台湾竹枝词百首，日未晚而成，大为惊讶，特颁赠“东宁才子”印(东宁为台湾别称)以为奖励。后丘逢甲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考取举人，次年考取进士。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丘逢甲洞察日寇侵略台湾企图，投笔从戎，创立义军三十七营，积极准备抗日保台。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朝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众大为震怒，丘逢甲振臂而起，组织全台民众反抗侵略者。丘逢甲被推举为大将军，统率义军在新竹一带抗击沿铁路南侵的日寇，浴血奋战二十余昼夜，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清光绪三年农历7月，丁日昌因足疾加剧，上奏清庭乞假回乡疗养，次年四月获准。离开福州时，众多百姓留连不忍分别，高呼：“留中丞，活百姓。”

丁日昌离任归里后，在居住地辟“百兰山馆”，整理藏书和读书著述。

藏书是丁日昌的一生至好。丁日昌在江苏任职期间，正值洪杨战乱后期，江浙不少书籍四处散落。丁日昌节衣缩食，倾囊以求，十余年间，购得书籍十余万卷，且不少为宋、元珍本。后人称丁日昌为中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称其书屋为“百宋一廛”。丁日昌将其收藏书籍移置百兰山馆后，编成《持静斋书目》五卷，方便后人浏览。

丁日昌著述不少。现留存于世的有《抚吴公牍》、《百兰山馆政书》、《丁禹生政书》、《丁中丞政书》、《丁中丞信札》等。此外，丁日昌还编辑校订了《百将图传》、《炮火图说》、《地球图说》、《牧令书辑要》、《法人游探记》、《西法兵略七种》、《江苏舆图》、《江苏布政司属府厅州县志图》等。

清光绪五年农历5月12日和13日，清庭连下谕旨，命丁日昌加总督衔，驻南洋会办海防事宜，“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兼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然而，丁日昌此时已疾病交加，再不能出山效力了。

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农历10月10日，丁日昌辞别人世，终年五十九岁。

临终遗折：“方今时局多艰，西北南三境皆与英法俄接壤，东又有日本狡然思逞，伺隙而动。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机，固有稍纵即逝者。自我之属国琉球已矣！而法国占据安南六省，更思图其都会，暹罗、缅甸行将尽属英，俄人添兵东海，是高丽不蹶于倭，必蹶于俄。将来我之属国若竟一无所存，枝叶残则根本何以自主。天下事与其焦头烂额而无数燎原，曷若曲突徙薪而缪未雨。及今而力图实际，尚有可强之时；及今而仍托空言，难有自强之日。”“惟望内外臣工，仰体圣怀，同力合作，迅图自强之事实，勿分畛域，勿惮浮言。外则睦邻讲信，虚与委蛇；内则竭虑殚精，力图整顿。穷变通久之道，以奠灵长巩固之基，则今日之敌国外患，皆我他日富强兼并之资也！”

附_丁日昌妙考丘逢甲：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农历10月15日，时任福建巡抚兼台湾提督和学政的丁日昌，依照清廷规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闽，便从福州乘船到台湾。

公元1877年农历4月，丁日昌在台南府城主持考试。当时，台湾苗栗县铜锣湾有一位市肆岁少年，名叫丘逢甲，又名秉渊，字仙根，号蛰仙、吉甫(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公元1864～1912年)，天资聪颖，敏慧好学，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县大爷推荐他到台南府去考试。丘逢甲的父亲考虑孩子年幼，天气炎热，道路漫长，便背着丘逢甲上路。两天后，丘逢甲与父亲一块到达台南府，丘父为了给儿子壮胆，仍背着逢甲进入考场，守卫考场的衙役不同意他们进去，一位老衙役笑道：“老叔，你恐怕走错门了!”然后指着街前一间杏林医所，意思是小孩生病要到那边找名医，这儿是府上考场重地，闲人免进。丘逢甲的父亲掏出县衙门的推荐信，要求进场。守卫的衙役说什么也不信小孩上府应试，坚决不让进场，双方争吵起来。

主考官丁日昌闻讯后出来，他仔细瞧了瞧丘逢甲，又看了丘父递来的赴考公函。原来台湾传闻的“东宁才子”正在他面前。他沉默了一会，佯装不了解地用含有浓浓客家口音的国语问丘逢甲：“什么，幼童也来应试？真是：甲年逢甲子。”

“丁岁遇丁公。”丘逢甲也操起客家口音宏亮地回答，因为他刚才一见丁日昌，就想起县大爷的嘱咐，来台主考的丁巡抚，系客家的朝命大官，便故意用客家话对答。丁日昌果然批准丘逢甲进入考场。

丁日昌认真审阅每位考生的试卷。考试结果出来，丘逢甲荣获金榜之首。丁日昌又想，苗栗县的才子不知是否死背古文诗词，他决定再考考丘逢甲。于是要求丘逢甲写出一百首《台湾竹枝词》给他审读。第二天清早，丘逢甲即写好《台湾竹枝词》百首。书法遒劲隽永，把台湾的风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丁日昌十分高兴，称赞丘逢甲头脑灵活，颇有文学功底，并当众赠给丘逢甲“东宁才子”印章一枚，聊表惜才、爱才之心。同时，他立即介绍丘逢甲到彰化的名人吴子光那里就读。

后来，丘逢甲不负丁日昌所望，公元1888年赴福州应试，考上举人。公元1889年春，丘逢甲赴京会试，考取三甲进士，名列第九十六名，被大清朝廷钦点为工部虏衡司主事，《台湾通志》编纂。

之后，日倭入侵，丘逢甲高举义旗，鏖战台澎，失败后返回广东镇平县(今广东蕉岭文福镇)，成为“拒倭守土”的一名爱国志士、爱国诗人，梅州历史八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