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的历史名人（二）

丁汝昌：(公元？～1910年待考)，安徽庐江人，著名清朝将领。

在世界各国的海军作战史上，许多英勇善战的著名将领都是精通海军战术的行家；但是一个世纪前的东方，却有一位陆军行伍出身的人，指挥着一支当时亚洲最大的海军舰队。他就是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提督(舰队司令)丁汝昌。

公元1836年11月18日，也就是清朝道光十六年农历10月10日，在安徽省庐江县北乡石嘴头村(今名丁家坎)一户贫苦的农民家中，丁汝昌降生人世。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在四处漏风的茅屋里呱呱啼哭的小生命，在半个世纪之后能成为一支威震东亚的海军舰队的司令官。

丁汝昌出生时的名字叫丁先达，字禹廷，号次章。因为家境一贫如洗，童年时代的丁汝昌就不得不离开父母，外出到大户人家做帮工谋生，后又在一家豆腐作坊里当学徒。清咸丰初年(公元1851年)，庐江地区不幸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谨遍地，他的父母在饥病交加中双双去世；时年仅仅只有十四岁的丁汝昌便永远失去了双亲的护爱，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饱尝人间的苦痛。

就在丁汝昌成为孤儿的这一年，在遥远的中国南方发生了一件后来波及到安徽等十四个省份的重大事件；这个后来完全改变了丁汝昌一生的重大事件，就是由拜上帝教首领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的农民起义——也是后来波及半个中国并持续达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开端。

公元1853年，太平军攻占了金陵(今江苏南京)，遂在此定都并改其名为天京。同年，以破竹之势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太平军北上安徽巢湖地区，并攻占了庐江县城。十六岁的豆腐作坊学徒工丁汝昌抛下自己手中的磨盘推杆，投奔了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奋斗理想的太平军；不久，丁汝昌随太平军所部驻守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自此开始了漫长而多变的军旅生涯。

公元1861年夏季，由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指挥的湘军重兵围攻安庆，经过一番相持不下的攻守作战，城内太平军弹尽粮绝。丁汝昌所在的太平军程学启部三百人向湘军投降；他随所部被编入湘军，开始为清朝政府效力。

公元1861年底，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奉命编练淮军，程学启率领他的安徽部下丁汝昌等人改归李鸿章的淮军。自此，丁汝昌开始了他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第一次转折和崛起。

公元1862年，丁汝昌率淮军部队调赴上海镇压太平军及其小刀会。由于在作战中特别英勇，丁汝昌被淮军名将刘铭传索至帐下，统领马队升任营官，受领参将军衔。此后，丁汝昌统领自己的骑兵部队，先后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在江淮大地的战场上，丁汝昌的淮军骑兵纵横驰骋，每战必胜，捷报不断。公元1864年，战功卓著的丁汝昌升为副将；公元1868年，三十二岁的丁汝昌升任总兵，加封提督衔，被朝廷赐予“协勇巴图鲁”的勇号。此时的丁汝昌刚过而立之年已成为高级武官，骑在战马之上神采奕奕，可怜孤儿的模样早已荡然无存。

公元1874年，国内战争基本平息，清朝政府动议裁减军队。淮军提督刘铭传打算裁减丁汝昌统领的骑兵部队，在当时“兵为将有”的年代，这项裁军方案自然遭到丁汝昌的强烈抗拒。凶蛮的刘铭传暗中谋划“命将召至而戮之”，丁汝昌闻悉此讯后，便连夜弃官逃回安徽老家。

丁汝昌的文化程度原本不高，闲居家中多有不适，心情很不畅快。但是丁夫人魏氏却是一个颇有识见的贤妇，她常常宽慰丈夫说：“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这样闲居了几年之后，家境日渐窘困，高级武官不能在家里坐待终年。不甘寂寞的丁汝昌于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秋天动身北上，到北京去谋求差使。

慈禧太后亲自在紫禁城内召见了这位当年战功卓著的淮军将领。在一番例行的问候之后，慈禧太后降旨，将这位赋闲的将领发放甘肃差遣。但是，丁汝昌不愿意去西北苦寒不毛之地赴任。于是丁汝昌从北京驰赴天津，去拜谒自己淮军的老上级、现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要职的李鸿章，想请这位同乡恩师为自己另谋良差。李鸿章马上接见了自己当年的淮军部将丁汝昌，他对丁汝昌表示：“目前创办西式海军，缺人统率；你若能赴英国学习海军，学成归来后自可委以重任。”于是，丁汝昌呈请兵部批准，重入李鸿章的门下。

公元1877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赴英、法两国留学；不久，在英国订造的四艘炮舰全部驶回国内。李鸿章原要任命道员许景澄出任水师督操，但由于许景澄此时颇遭异议，而从海军发展的长远考虑，需要有淮军出身的武将来统辖震慑，因此李鸿章将未来海军统领的人选内定为久经战阵的丁汝昌。

公元1879年底，李鸿章正式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差遣；丁汝昌旋被委任督操北洋水师炮舰，正式开始了他的海军指挥官生涯。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转折，也是一次重要的崛起。

公元1880底，清政府在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的1350吨级的巡洋舰“超勇”号和“扬威”号竣工，丁汝昌奉命率邓世昌等官兵水手二百多人乘船赴英国接受此二舰。这是丁汝昌首次走出国门，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欧洲之行；他在英、法、德诸国参观了炮台、军港、造船厂和兵工厂等，大开眼界。公元1881年8月中旬，丁汝昌率二舰起航返国，取道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和太平洋，历时近六十天驶抵香港。清政府以此次巡海出力，赏丁汝昌“西林巴图鲁”勇号，并授予他正一品封典。

公元1882年8月，丁汝昌奉命率三艘军舰赴朝鲜执行外交使命，回国后获得穿黄马褂的赏赐(获赏黄马褂是清朝一种极高的政治待遇)。公元1883年，丁汝昌授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公元1885年10月，清政府组建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不久，从德国订购的七千三百三十五吨级的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及巡洋舰“济远”号到华，丁汝昌陪同海军大臣醇亲王奕善和李鸿章出海检阅海军，受到好评。

公元1886年8月，丁汝昌率“定远”号等四舰到日本长崎入船坞维修。其间，日本警察蓄意寻衅，在冲突中中国水兵死伤多人；当时的形势一度有升级为战争的危险。丁汝昌力主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冲突，避免两国发生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在他的努力下，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以互恤死伤者而告罢。

公元1887年底，清政府向英、德两国订购的四艘巡洋舰“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来远”号驶抵中国。至此，北洋舰队主力舰只齐备，阵容堪称亚洲之最。公元1888年10月，《北洋海军章程》奏准颁行，北洋舰队随后正式组建成军；丁汝昌被朝廷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舰队司令)，统率大小舰艇四十多艘，总排水量四万多吨。至此，丁汝昌步入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时年五十二岁，成为令任何人不可轻视的一支海军舰队的司令官。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其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海军领兵生涯中，丁汝昌这位陆军行伍出身的司令官始终未能精通海军的业务。这一点，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贻害甚大。

公元1894年初，丁汝昌获尚书衔(尚书相当于今天政府中的部长)。5月，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派兵前往助剿。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争。7月25日，日寇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8月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由于入朝日寇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9月16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中午11:30分，北洋舰队发现日寇联合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一场海上恶战迫在眉睫。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舰队由返航时的五叠雁行小队阵改列为雁行阵(横阵)迎敌，同时他还向全舰队发出三条作战训令：①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②始终以舰艏向敌，藉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③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由于种种原因，北洋舰队击敌时的队形未能成为整齐划一的横队，而成为类似“人”字形的涣散队形。而日寇联合舰队的十二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此时，两支舰队所处的黄海大东沟海面风平浪静，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惟有军舰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向上升腾。在双方舰队相距十二公里时，日寇联合舰队向左稍稍变换航向，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扑去。12:50，双方相距五千三百三十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三○五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

海战刚一开始，“定远”号发炮就震塌了年久失修的飞桥。正在飞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坠落到甲板上，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替指挥。不久，日寇舰炮火击毁了“定远”号上的信旗装置，北洋舰队遂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而日寇第一游击队则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将该二舰击沉。日寇联合舰队的两个战术分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作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使北洋舰队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17:40，日寇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中，中日海军参战的军舰各是十二艘，大致是势均力敌的。作为北洋舰队的提督和中方战场指挥官，丁汝昌的战场指挥是严重失误的。其具体失误之处就在于：丁汝昌指挥北洋舰队排成了不利于实施机动的横队并采用了不利于充分发扬火力的“舰艏向敌”战术；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此次海战，日寇联合舰队虽受一定打击，但未失一舰；而北洋舰队却损失了五艘军舰。显然，对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严重失利的结局，丁汝昌是负有无法推卸的直接指挥责任的。

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驶返旅顺口军港修正，丁汝昌上岸住院养伤，同时主持抢修受伤的军舰。10月下旬，日寇陆军兵分两路侵入中国：一路由朝鲜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节节朝纵深方向推进；另一路在辽东半岛海岸中部的花园口登陆，迅速向辽南方向进攻。丁汝昌未经向顶头上司李鸿章请示，就率北洋舰队移驻到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军港；在日寇于花园口登陆的十四天时间里，北洋舰队未前往袭击。日寇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海军中将在率联合舰队掩护陆军登陆后，曾坦诚直言说：“如丁提督亲率舰队前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焉能安全上陆耶！”11月下旬，日寇攻占号称“亚洲第一要塞”的旅顺口军港，丁汝昌只能率北洋舰队孤寄于威海卫军港了。

日寇攻占辽东半岛后，于12月中旬修改原定的作战计划，决定挥兵渡海南下，发起旨在歼灭北洋舰队的山东半岛战役。此时对于中国方面来说，战局已十分之险恶，孤寄于威海卫一隅的北洋舰队一旦被歼灭，战争必将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北洋舰队却没有实施积极有效的机动作战行动，丁汝昌竟然不顾李鸿章和朝廷多次下达给他的出港击敌的明确作战指令，率舰队消极地株守于威海卫军港，又一次坐视日寇运输船队在荣成湾顺利登陆，痛失了抗敌的作战良机。日寇在荣成湾登陆后，迅速兵分两路向西推进，达成了对威海卫军港海陆夹击的战役态势。

自公元1895年1月下旬起，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官兵，在威海卫军港内与海陆方向的进攻之敌进行了顽强的战斗。2月4日，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官斐利曼特将军进入威海卫军港，劝说丁汝昌放弃抵抗，率部投降；被丁汝昌严词拒绝。丁汝昌还严正拒绝了日寇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将军温情的劝降书，表示“余决不放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

几经苦战，北洋舰队损失惨重。2月9日，日寇四十多艘大小舰艇全部驶至威海卫军港的入口处，欲发动强攻。丁汝昌乘“靖远”号巡洋舰前往拼战，不幸中炮搁浅，丁汝昌被水兵救上小艇得以身免。此时，刘公岛守军内部大乱，少数洋教官串联部分海军军官，煽动士兵威逼丁汝昌率众降敌。丁汝昌毫不为其所动，他凛然声明：“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并晓以大义，慰告部下坚守待援。11日夜，丁汝昌自知陆上援兵无望，遂嘱部下将自己的提督大印截角作废，然后服下超量的鸦片自尽，终年五十九岁。北洋舰队余部降敌；不久，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丁汝昌这位陆军行伍出身的海军将领，是以其所任之北洋舰队提督一职而为其军事生涯之最辉煌顶点的；而他在这一显赫职位上所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又将他送到生命的尽头。甲午战争，使丁汝昌交上了厄运，给这位英勇却不善战的海军统帅披上了一件充满悲剧色彩的厚重外衣。

早在丰岛初战之后，丁汝昌数次率舰队出海未能击敌，他就开始受到朝廷一些高级文官的奏参。8月26日，朝廷将丁汝昌革职，经李鸿章多次上奏力保，丁汝昌方得“暂免处分”，但日后“倘遇敌船猝至，有畏缩退避情事，定按军法从事，决不宽姑。”

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损失五艘军舰而日军未失一舰，丁汝昌再遭奏参。11月16日，清朝廷发布上谕：“近日旅顺告警，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带师船，不能得力，著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以示薄惩。仍著戴罪图功，以观后效。”11月22日，旅顺口军港失守，11月26日朝廷再度降旨：“该提督救援不力，阙咎尤重！丁汝昌著即革职，仍暂留本位，严防各海口，以观后效。”

在山东半岛战役中，丁汝昌始终处在戴罪留任而以观后效的境地里，情绪悲观低落，内心矛盾重重，自然难以从容指挥战事。公元1895年1月24日，丁汝昌在打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致海军如败，万无退烟(台)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寒心，大局更难设想。”

在冰天雪地而又炮声隆隆的威海卫军港内刘公岛上，久经沙场的丁汝昌知道，处于日寇严密海陆夹击之中的北洋舰队已形同瓮中之鳖而在劫难逃。丁汝昌更清楚的是，这支由大清王朝花费巨资历时二十年建成的舰队一旦被日寇彻底歼灭，在北京城等待他自己的只能是一座断头台。因此，丁汝昌此时已下定战死在刘公岛的最后决心，他甚至还请来六名木匠为自己打制了一口棺材，并亲自躺进棺材里一试尺寸是否合适。1月27日，丁汝昌给威海卫陆军统领戴宗骞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真实地流露出丁汝昌当时悲观失望至极的心态：“……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惟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又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既出，而防或有危而不足回顾，尤罪。若自为图，使非要击，依旧蒙羞。利钝成败之机，彼时亦无暇过计也。”

在进退维谷、无以解罪的情况下，丁汝昌不顾上令，选择了一条株守军港直至舰没人尽而后已的末路，这也算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最好的解脱了。而他率舰队株守军港则无异于是坐以待毙，至多也是将一群活军舰当作死炮台作了有限的抵抗，最终是从一定程度上断送了这支耗费巨资建成的庞大舰队；这与他所肩负的提督职守是相违背的，不足后人称道。但是，丁汝昌在最后关头的宁死不降之举，毕竟是为他自己守住了历史的晚节。历史人物的复杂和悲剧，从中可窥见一斑矣！

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因丁汝昌“获咎甚重”而未对他议恤。直至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4月25日，满清政府方以丁汝昌当年在战争中“力竭捐躯，情节可怜”，开复其原有官职军衔。丁汝昌的遗体被运到安徽老家，安葬在无为县严桥乡梅山村的小水鹳山的土岗之上。

一代无作为、甚至是罪在千秋的清朝海军统帅，就这样长眠在故乡安徽省那无为的山冈上。
丁　谦：(公元1843～1919年)，字益甫；仁和人(今浙江杭州)。著名近代地理学家。

十七岁入县学，清同冶四年(公元1865年)以仁和籍应试中举人。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任汤溪县训导。继任象山县教谕二十二年。

中法战争期间，因倡办团练、加强海防有功，受赏五品衔。后升为处州府教授，以年老未赴任，居家从事地理学研究。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任《嵊县志》主纂，未及两年，赍志而殁。

丁谦藏书甚丰，博览多识。工骈、散文，笃嗜金石，对我国历代边疆及邻国地理颇有研究。在象山任职期间，多在“蓬莱轩”著书。所撰《蓬莱轩舆地学丛书》，共六十九卷，1915年由浙江图书馆刊行，1960年重刊。所著还有《宋谢灵运山居赋补注》等。

著有《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六十九卷。

  

丁　玲：(公元1904～1986年)，女，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著名现代作家。

丁玲1927年开始发表小说，以《沙菲女士日记》轰动全国。

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8年完成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全国解放后，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

1986年3月在北京病逝。毛泽东赋诗赞她“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3月3日是丁玲逝世周年纪念日。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牵挂的唯有爱情。她对丈夫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

1924年，丁玲来到了北平。在一个社交场合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此时的丁玲正在为亲弟弟的夭折和命途艰辛而痛苦，对比她还小一岁的胡也频毫不动心。她感到自己无法在北平继续生活下去，于是选择了离开，返回到湖南老家。不料穷编辑胡也频居然借了钱追到湖南，他蓬头垢面出现在丁玲母女面前，犹如一个爱情的乞丐，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终于被打开。他们在山上住着，有时候要到城里去买东西，胡也频一个人下山，丁玲不放心，就追下山跟着胡也频一块去。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一个淤泥地，走进淤泥地却出不来了。于是他们就站在淤泥里看天上的星星，说说悄悄话，直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一个过路人才把他们给拉了出来。他们住在亭子间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简单而又纯真，就像小孩子们过家家，虽然贫寒却过得十分温馨。

1931年2月7日，二十九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凄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

冯雪峰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谈文学，谈谈时事，师生关系无意当中就改变了。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

胡也频牺牲以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冯达。丁玲跟冯达认识了，他们于1931年的11月住在了一起。冯达柔柔的关怀像细雨一样令丁玲无法拒绝，他们结婚了，并一起度过了长达三年的平静生活。

1933年5月14日那天，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结果冯达一出去就被特务盯住了，一直磨到12点过了以后才回到家中。他回来一看丁玲还在，俩人就这样一块儿被捕了。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浙江莫干山的监狱生涯漫长而又阴森，丁玲在狱中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以后她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冯达，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1937年2月，出狱后的丁玲来到延安。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演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台上演巴威尔的年轻小伙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小伙子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潇洒。丁玲在陈明的身上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

1942年，三十八岁的丁玲与二十五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但没想到，1955年，丁玲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八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五年出狱后，再被送到山西乡村。直到1979年平反为止，在二十五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1955年末，丁玲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首犯。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撤销级别。在等候接受进一步组织处理的日子里，丁玲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考虑今后的出路、工作和生活。她相信，假以时日，错误可以纠正，冤案必将昭雪，党内不乏这样的先例。

1958年3月上旬，中央文化部北京电影制片厂通知陈明保留厂籍，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丁玲便决心争取也去北大荒。3月15日陈明离开北京，随后丁玲便向作协领导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作协领导考虑她的身体，没有答复。陈明到密山后，和一批“右派”被分到宝清县853农场，参加新建生产队劳动。5月的一个星期日，王震突然到新建队来视察。他向全队人员讲话后，陈明走进队部的帐篷，向他面陈丁玲来北大荒的要求和作协领导的意见，请求王震回北京后予以支持。王震关切地询问了丁玲的身体和我们的经济情况，一口回答说：“好嘛，她来北大荒，我同意！”当天晚上，陈明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丁玲，随后还写信告诉她需要带些什么衣物和生活用品。时隔不久的6月下旬，丁玲就来到密山。王震同志在密山农垦局接见她，并告诉她：“已经打电话通知853农场调陈明来，你们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离佳木斯近，交通方便些，住处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在王震亲自过问安排下，1958年7月初，丁玲和陈明一起到汤原农场，开始了漫长的北大荒生活。

1959年的5、6月间，王震到佳木斯，在宾馆接见了丁玲和陈明，一见面就说：“叫你们来，让你们休息几天，就住在这里。今后可以常来，也住这里。”在佳木斯的几天里，有时他让秘书找我们到他房里共进午餐，有时邀夫妻二人看电影或参加晚会。一次午餐时，他对丁玲说：“今年中央要解决一部分人的摘帽问题，这里面没有你。”丁玲说：“我们下来时间不长，多锻炼多考验一个时期好。”

1960年底，王震把丁玲和陈明召回北京，在农垦部部长办公室一见面就说：“这回叫你们来，是帮你们解决问题。”他交待秘书给丁玲和陈明找一家好一点的宾馆，让夫妻二人住下来休息。在这期间，他曾邀集二十来位水利专家到农垦部研讨垦区土地盐碱化改造问题，把丁玲和陈明也找去参加，并向与会专家介绍说：“这是作家丁玲。”后来他因病住院，丁玲和陈明到协和医院去看他，他带夫妻二人到也在那里住院的作协党组负责人之一邵荃麟的病房。邵荃麟当着丁玲和陈明的面对王震说，丁玲在农场扫盲，为畜牧队夺得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考虑摘帽。听了这话，丁玲和陈明深深体会到王震的用意和好心。

遗憾的是王震的努力落空了。1961年秋，作协张僖奉命第二次到汤原农场调查丁玲和陈明的情况。他对二人说：“对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一案，将摘去一部分人的右派帽子，不会全摘，也不可能一个不摘。”他还告诉丁玲和陈明：“作协领导建议，你们可以做点创作的准备。”这年冬天，农场党委向丁玲和陈明宣布：摘掉陈明的右派帽子。但是丁玲不仅依然戴着右派的帽子，作协领导“做点创作准备”的建议也没有条件落实。

1963年国庆节后，丁玲生病，请假去北京检查治疗。在看望王震时，丁玲向他反映了“创作准备”的问题。王震很关心，说：“最近要召开国营农场场长会议，我对他们交待一下，给你们提供创作条件。”他还两次加重语气对丁玲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可见，王震同志不仅亲自安排丁玲去北大荒，而且自始至终给她温暖与关怀。

到了1962年底，王震为丁玲摘帽再给作协写信，中宣部委派作协干部再度去汤原农场调查，结果仍是“基层说她问题很多”。丁玲的右派帽子便一直到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才摘掉。

丁玲的冤案在1984年经中央批准平反昭雪，不实之词被推翻。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有许多文章见诸报刊，其中包括北大荒的重要专著《北大荒精神》。

  

丁　颖：(公元1888～1964年)，字君颖，号竹铭；茂名人(今广东高州)。著名现代农学家、水稻专家。

丁颖生于广东省高州县谢鸡乡硕塘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丁林泰深感穷人受苦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决心借债送子上学。为此，丁颖成了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

1906年丁颖自私塾童蒙书馆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入学后，他参加了“新高学社”，曾不时议论时政，立志“科学救国”。中学毕业后，他怀着“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向同学们表示：“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我决意报考农科。”他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一年，便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

1912年9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日语，1914年6月曾一度回国，后又于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继续学习。1919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东京留学生为声援祖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之余，不思久留，加之那时家境拮据，乃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改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此后，鉴于对官场贪污舞弊的厌恶，深感不深造就难以实现“科学救国”之夙愿，遂于1921年4月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1924年获学士学位时三十六岁。为了出国深造，他前后奋斗了十一个春秋。

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任教授。他在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规律的研究，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很多调查，写出《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和《救荒方法计划书》，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这些饱含拳拳学子之心的种种考虑均为石沉大海毫无着落。面对重重困难，他决心立足现实，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一百五十岁”。

1927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积蓄补充经费之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随后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解决经费困难，先后又增设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旨在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栽培技术，对发展华南粮食生产做出贡献。

1938年日寇侵入广州，他们的科研基地除南路场外，均遭浩劫，部分同事惨遭杀害。中山大学西迁云南，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稻种和甘薯苗。后来学校从云南移回粤北坪石，抗战胜利后，再迁回广州。八年抗战，中山大学三易校址，颠沛流离，元气大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校方酝酿再次迁校到海南岛时，丁颖为了维护教育事业和国家财产便毅然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并不顾身家安危出面保释为此而被捕的同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丁颖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关怀和重视，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农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当时财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拨专款支持稻作试验场的恢复工作，这对他是莫大的鼓舞。他除了自己日以继夜地工作外，还积极团结知识分子，规劝外流港澳的科技人员和学生回来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更多地了解和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他和青年教师一道参加了俄语学习班，并潜心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

1956年，在他六十七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1963年他以七十五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由于长途劳顿，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日见消瘦。同志们无不为他的健康担忧，劝他就医，但他依然坚持工作。嗣后，由于组织决定，他才无可奈何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三十七天(疗养期应为三个月)。随后，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连他在上海工作的女儿想见一面也未能如愿。回京后，在尚未取得医院病检结果的情况下，又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当时，他病情急剧恶化，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浑身冒汗，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之后，才从济南被护运回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仅二十天就与世长辞了。

丁颖除历任上述职务外，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广东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副主席。他曾先后代表国家赴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缅甸等国考察和进行学术交流。1957年他主持有中、苏、越三国学者参加的武汉水稻科学技术会议；1964年出席了北京科学讨论会。他曾受聘为柏林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丁颖蜚声中外，有“中国稻作之父”之称。

中国稻作文化历史悠久，已众所周知，但稻作起源于何时？发祥于何地？在丁颖以前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公元1884年瑞士A.De康多勒(Candolle)认为，普通栽培稻起源于中国至孟加拉一带；苏联Ｈ·И瓦维洛夫(ＢａВИЛОＢ)主张印度起源说；1944年宇野园空在《马来稻作之仪记》中认为，中国稻种起源于印度。这不但涉及稻种演化、传播、系统发育等理论问题，也是对中国稻作文化的认识问题。丁颖根据古籍记载和出土遗踪，从历史学、语言学、古生物学、人类学，植物学以及籼粳稻种的地理分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论证了中国水稻起源于公元前三千多年前的神农时代，扩展于公元前二十六～公元二十二世纪的黄帝玉禹稷的时代。稻作栽培奠定于公元前1122～公元274年间的周代。从殷商关于稻的依声造字成为Tao、Tu、Dau等声，认定其与今之华南沿海福老语之Deu，越南语的Gao、泰国语的Kao有关，而与马来语系的Pad、印度语系的Vrihi无关。中国古代夏殷百越等民族，同属夏族，史前时代已分布于今之中国全境，中国稻种不可能来自印度。从植物学方面分析，在中国迄今已发现的三种野生稻为：普遍野生稻(O.Satival.f.Spontanea)、药用野生稻(O.Offocinalis)和疣粒野生稻(O.MeyerianBaill)。栽培稻与多年生野生稻杂交结实率高，而且特性相似，认为是中国栽培稻的祖先。这个野生稻种广泛分布于云南、广西、台湾等省(自治区)的江河流域和沼泽地带。因此认为中国稻作文化有其独立的演变系统。丁颖还根据古人类的迁徙和稻的语系，提出栽培稻种的传播途径为：一是由中国传至东南亚与日本等地；二是由印度经伊朗传入巴比仑，再传至欧美等国；三是澳尼民族(Austronisian)从大陆传至南洋。他认为，中国稻种不仅起源于中国的野生稻，而且是世界稻种传播中心之一。丁颖的上述学术见解，现在已为愈来愈多的学者所共识。

丁颖对我国栽培稻种的演变与分类有精湛的研究和独创性的见解。1928年，日本加藤茂范根据稻种的形态、杂种结实率及血清反应，将栽培稻种分为两大群，分别定名为印度型亚种(O.Satival.Subsp.Idicakato)，和日本型亚种(O.Satival.Subsp.Japonicakato)，即粳稻为日型亚种，灿稻为印型亚种。这种分类法既忽视了中国两千多年前已有的分类和定名，也没有反映两者的系统发育关系及其在地理气候环境条件下的演变形式或过程。比如公元121年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已有秈(稴、籼)为“稻之不粘者”，粳(秔、粳)为“稻之粘者”的记述。为了正确反映籼粳的亲缘关系，地理分布和起源演化过程，丁颖特把籼稻定名为籼亚种(O.Satival.Subsp.Hsienting)，粳稻定名为粳亚种(O.Satival.Subsp.Kengting)。表面看来只是一字之差，但其科学内涵则有很大不同，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注意。后来，有的苏联学者称粳稻为中国日本型；日本角田重三郎称“印度型”亚种为“indicakato，hsienting”，“日本型”亚种为“Japonicakato，kengting”；国际水稻研究所品种资源学家张德慈(T.T.Chang)则称“日本型”亚种为中国型亚种(Sinica)。

对于水稻分类方法，丁颖强调必须符合生产实际，有利于育种与栽培的应用。例如，反映气候生态型的耐光、耐阴、耐寒、耐热等特性；反映生物间生态平衡的抗病、虫等特性；反映生理生态特点的苗、株、穗、粒等形态特征与品种选育和栽培措施关系密切，应列为分类标准。因此，他提出了以我国栽培稻种系统发育过程为基础的五级分类法：第一级为釉粳亚种，釉亚种为基本型，粳亚种为变异型；第二级为晚季稻与早、中季稻的气候生态型，晚季稻为基本型，早、中季稻为变异型；第三级为水、陆稻地土生态型，水稻为基本型，陆稻为变异型；第四级为粘、糯稻的淀粉性质变异性，粘为基本型，糯为变异型；第五级为品种的栽培特性与形态特征。丁颖对收集到的六千多份栽培品种进行了分类研究，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为以后良种选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我国第一个矮秆良种“广场矮”的育成就是利用了保存下来的农家品种“矮仔粘”的矮秆基因。

稻作区域的划分对指导我国水稻生产和科研有重要意义。前人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对此就有所探索(周拾禄，1928；赵连芳，1947)，但划分的依据不一，又偏于长江以南稻区，未能反映全国稻作区域的全貌。有鉴于此，丁颖从植物地理分布与环境条件相统一的生态学观点出发，以光、温、雨、湿等气候因子为基础，以品种类型为标志，结合土壤因子，病虫等生物因子以及种植制度、耕作方法等人为因素进行综合研究，把全国划分为六大稻作带：①华南双季稻作带；②华中单双季稻作带；③华北单季稻作带；④东北早熟稻作带；⑤西北干燥稻作带；⑥西南高原稻作带。这种划分比较切合实际；对发展我国水稻生产和组织全国科学研究有指导作用。丁颖特别把当时稻谷产量仅占全国总产0.3％的西北干燥地区划为一个稻作带，并指出该带具有雨量少、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较少、水稻容易高产稳产的特点，随着灌溉条件的改善，增产潜力甚大。现在新疆垦区的水稻单产水平已超过华中、华南稻区。

丁颖是我国最早从事水稻育种的先驱者之一。他十分重视地方品种的利用，认为我国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培育出来的地方品种是祖国的宝贵财富；对它们的某些性状加以改造利用，是改良现有品种或选育新品种最现实有效的途径。他在《水稻纯系育种之理论与实施》、《水稻纯系育种法之研讨》等文章中提出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即凡是在一个地区长期栽培的地方品种，其群体必然存在占半数以上、能代表该品种的产量、品质和其它特性水平的个体——基本型，以保证品种群体的种性。基于这种观点，他在从事地方品种的系统选育时，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区制选种”法，即在选育过程中采取农家惯用的栽培管理方法，以该地方品种的原种为对照，采用小区种植法进行产量鉴定；选育出来的良种，最后送回原产地或类似地区进行试种示范。他与他的同事们运用此法先后育出许多优良品种在原产地区推广。其中种植范围较广的有“白谷糯16”、“黑督4号”、“东莞白18”、“南特16”、“齐眉6号”、“竹占1号”等六十八个。

丁颖还开创了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育种的先河。1933年他从多年生普通野生稻与竹粘天然杂交后代中选育出“中山1号”新品种。“中山1号”抗逆性强、适应性广，曾在华南地区种植了半个世纪。丁颖还用印度野生稻(Wildkargea)与栽培稻品种杂交育成了“银印20”、“东印1号”“暹黑7号”等品种。他在1931～1933年间对野生稻的研究中，就发现有花药不开裂与花粉发育不完全的雄性不育现象，是我国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最早报道。

丁颖认为，开展作物栽培研究要掌握三方面的规律，即作物自身的生长发育规律，与作物生长发育有关的环境条件变化规律和作物生长发育与环境条件相互关系的规律。水稻增产途径归根结底是改良种性和改善环境条件，以协调好品种种性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他研究了水稻灌溉用水、吸肥特性、开花习性、产量相关等问题之后，于1955～1959年间，对与水稻产量形成密切有关的分蘖消长、幼穗发育和谷粒充实等过程作了深入研究。所得结果一方面可从技术措施与穗数、粒数、粒重的关系上找出一些带共性的结果，为人工控制苗、株、穗、粒实现计划产量目标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可根据水稻在生长发育进程中的现象来检验技术措施的合理性，为总结群众经验提供科学办法。这对发展农业生产、科研与教育均有裨益。

丁颖根据水稻既需水又需“旱”的特性，以及水旱交替对稻田土壤的物理性、化学性和微生物活动的促进作用，指出实行水旱轮作，做到“以田养田”，“以小肥生大肥”是今后水稻高产稳产的一个重要途径。

丁颖曾进行多年的水稻周期播种试验，这一工作加深了他从生态学角度开展水稻品种栽培研究的观点。他晚年亲自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就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他组织了十二个协作单位，选用各稻区有代表性品种一百五十七个，在八个省(自治区)的十个试点进行历时三年的实验，取得了空前浩瀚的科学数据，并根据部分资料整理成专题论文于1964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不幸的是，丁颖还来不及对这项研究进行全面总结，就谢世了。遗留下来的工作由后人完成。这项研究验证了丁颖关于中国稻种起源、演变、稻作区域划分和品种分类的学术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并在分类上补充了品种光温反应型与熟性关系，把全国水稻品种分为十四种光温反应型，为地区间的引种原则、育种目标以及一些特殊品种资源的利用，提出了具体的科学的依据。

丁颖从事稻作科学研究、农业教育事业四十余年，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著作一百四十多篇，其中《中国稻作起源与演变》、《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水稻分蘖、幼穗发育的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励。他组织全国著名水稻科学家五十五人，主持编写的《中国水稻栽培学》更是一部反映我国当代水稻栽培科学水平的巨著，也是他生前竭力倡导、身体力行、开展学科大协作的集体智慧结晶。

他办农业教育，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不同层次的教师和科技人才。他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任人唯贤。华南农学院是由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与广西大学农学院(部分)共同组成的。在他的领导下，三校师生不分彼此，融洽相处，教师队伍稳定，教学质量逐年提高。这是他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成功范例，也使同行晚辈深受感召。“学农、爱农、务农”是丁颖经常对师生进行教育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他的言传身教，对青年学生巩固专业思想，树立深入基层、艰苦朴素、踏实工作的作风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丁颖深受历代英雄人物事迹的影响，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为国爱民，克己奉公的思想在早年就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阶级觉悟提高，群众观点增强，忘我奉献精神更加发扬光大。旧社会高官厚禄动摇不了他爱农为农的决心。工作中困难重重，他从不气馁，而且知难而进，自强不息。在华南农学院工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常到他家去拜访，征询发展广东农业生产的意见，见他生活简陋，提出要为他另建新居，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坚决谢绝。解放前他的女儿希望考上公立中学以减轻家庭负担，该校校长是他的学生，但他就是不答应写介绍信。建国后另一个女儿报考华南农学院，差2分未上录取分数线，他坚持一视同仁，不予特殊照顾。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毅然送两个女儿参军。

丁颖一贯生活朴素，勤俭节约。抗战期间以红米营养价值高、萝卜干维生素含量丰富为由，教诲孩子们过着清茶淡饭的生活。每当桌上丢落饭粒，就成为他们开展“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教育话题。他爱惜公物已成习惯，在实验地发现丢下一把镰刀、一根麻绳都要一一拾起来送仓库，甚至连一些旧纸、信封也要收拾起来再用。中山大学迁校到粤北期间，他是农学院院长，经常夹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来往于农学院与校本部之间的山区。一次遭到土匪拦路打劫，广东省政府为此给他赔偿损失，他分文不留，如数交给农学院购买兽药为农民防治牛瘟。他的清廉作风和为农民造福的高贵品德，使匪徒亦受感动，自觉把抢劫之衣物附上道歉信寄还给他。1948年，后辈集款购买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祝他六十岁诞辰，他一直使用到1964年去世，成为他身上贵重的遗物。

他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每当同事生病或遇到困难，他都抽空探望，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助资赠药。对于来访的客人，不分职位高低，他都起立迎送，热情接待。他爱学生如子弟，总是谆谆诱导，诲之以理，导之以情。一位久居台湾年逾古稀的学生，因错过了参加丁老师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颇感遗憾，事后特地带领老少三代，手扶拐杖，专程回母校向丁颖塑像献上一束鲜花，并三鞠躬致敬。

丁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坚持发表文章必须对科学和生产负责，更鄙视把文章作为追求名位的手段。他写文章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与演变”一文，自1926年他在广州发现野生稻之日即开始思索并陆续征询了历史学、文字学、人类学、分类学等专家的意见，直至1957年才最后定稿。“农业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一文也是经过十次修改后交稿，连校对工作他也不假手于人。

在大跃进浮夸成风的年代里，他不随波逐流，对“高度密植高产”的提法深表疑虑，认为搞一亩、几分地的探索是允许的，大面积搞得慎重考虑。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切勿忘记农民的地皮是连着肚皮的。他经常教育后辈，要取得科学成就，必须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材料。1963年，他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在考察西北稻区时，仍不顾年迈体衰，坚持赤足下田，体察雪水灌溉对稻根生育的影响。细看、多问，勤记是他的一贯作风。

丁颖的著作和学术论点，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考验，与他严谨治学，深入实际的学风是分不开的。忠心耿耿为人民的献身精神，是他取得事业成就的力量源泉；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作风，是他取得科学成果的保证。

丁颖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科学家的良好学风于一身，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农业科学家和教育家。为了继承和发展他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分别举行了纪念大会和丁颖学术讨论会。经上级批准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丁颖科学基金会，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首次用科学家的名字设立“丁颖科技奖”，华南农业大学修建了“丁颖教授纪念室”和丁颖塑像，藉以策励后辈勇攀高峰，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现代化农业做出更大贡献。

1964年10月14日，丁颖病逝于北京。

  

丁　谓：(公元1950～今)，香港人。著名当代金融家、实业家。

1980年，三十岁的丁谓在加拿大创立善美计算机芯片公司，并找到在当地留学时认识的何永安出任会计师，共同掘到第一桶金。后来，丁谓通过何永安的关系，认识了“赌王”何鸿燊。1987年，丁谓将善美环球在香港运作上市，并邀何鸿燊出任公司主席，丁谓任行政总裁。两年后，全美最大的缝纫机制造商、拥有150年历史的胜家出现危机，雄心勃勃的丁谓以2.5亿美元收购，令其名噪一时。成功收购后，丁谓大举重组胜家。翌年，胜家扭亏为盈，还赚了2.4亿港元，丁谓因此赢得“公司医生”的美誉。

1989年是丁谓震惊国际市场的一年。他从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商界小儿，一下子让全球工商巨子们刮目相看。他以“蛇吞象”的气魄，一口吞下享誉世界的胜家集团。因此，丁谓和善美公司在国际商界一窜走红。

一天，定位在上飞机之前，一位朋友送给他一份材料。在飞机上，丁谓权当消遣地翻开这份材料，这是关于胜家集团的材料，丁谓知道这家老牌公司，小时候玩过胜家生产的缝纫机。他觉得那位朋友有点荒唐，怎么给一位电子工程师提供一份缝纫机公司的报告，他不禁为此发笑。也许飞机场实在没有感兴趣的读物，丁谓硬着头皮把胜家材料读下去，当读到胜家拥有一个全球性营销网络时，他眼前一亮，一个雄心勃勃的想法开始带在心中翻腾。

盛佳集团创办于1851年，在美国是一个拥有近一百五十年历史的大公司。但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家老公司已运转不灵，苟延残喘。由于墨守成规、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到1988年竟被一笔一千万美元的债务逼得焦头烂额。摆在公司面前的双重窘迫是，要么将公司拍卖，要么宣告破产。

良机不得再，丁谓决定去找胜家的老板，告诉对方有意收购。两人在美国见了面，会谈的结果是丁谓可以到盛佳集团的下属公司去考察一番。他首先选中马来西亚子公司，在请马来西亚经理吃饭时，这位经理如实地说出真实情况：“胜家衰落主要是美国总部管理不善，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几乎都赚钱，只有一、二处赔钱，因为胜家是个老牌子，市场占有率很高，所以缝纫机生地一直很稳定。”

丁谓又去了第二个国家的子公司，得到同样的反应，他信心大增。转了几个国家之后，丁谓已经找到胜家的衰败的症结：剩下的毛病不是全局性的，而是局部的；也不是根本性，而是暂时的。胜家换不是癌症，而是上了一个毒疮，毒液四浸。问题的关键是，总部用人不当致使管理不善，研究费用巨大且浪费惊人，劳动力成本偏高而挤压力利润。有了这些结论，丁谓认为：只有挖出毒疮，挤尽毒液，来一次大换血，胜家就能起死回生，老当益壮，成为一个健康的巨人。

不过，要想收购胜家，善美当时没有那么雄厚资金。胜家每年的营业额是十几亿美元，善美只有几亿美元，而且胜家的资产数倍于善美，这完全是一场小鱼吃大鱼的博弈，一招不慎不仅满盘皆输，还得赔个净光。丁谓左右内权衡后认为，收购胜家的成败首当其冲是资本运作的成败。

收购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并未经过一系列缜密的策划，迫使胜家放弃过高的期望值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双方在价格上终于敲定为两亿七千万美元。尽管丁谓在谈判桌上胸有成竹，但内心不免忐忑不安，因为他手中可动用的资金不过四千万美元。资金的比例是1:7。无论从任何角度讲，丁谓都不可能一口吞下这个胖子。丁谓完全不必全资收购，他只要收购控股权即可，这样风险和压力都成倍降低，而且操作上少去许多麻烦。但丁谓考虑得更长远，一旦收购胜家成功，必然对其全部改组，股权分散导致决策分散，改革会受到觯制约，效率降低。因此，他力排众议，铁心进行全资收购。丁谓走出的第一部是银行贷款，由于康休默连锁的业绩，他获得银行贷款一亿美元，加上自有资金已有一亿四千美元，占收购所需资金的55％。用这一亿四千万美元，丁谓说服了胜家股东和美国证券管理机构，他要求发行二点一亿美元的企业债券。也就是说，丁谓的如意算盘是，收购胜家股东的股权，一部分支付是现款，一部分支付的是证券。他对胜家的股东说：“我先付给你们一亿四千万的现款，以显示我收购的诚意，再给你们的一部分债券，分期分批还本付息给你。”在说服胜家股东后，他又转过头来说服美国证券管理机构，在美国批准企业发行债券并不难，关键在于企业的申请文件上要把意图写得清清楚楚，让审批机构确信不是作假，丁谓做到了这一点。

这是一招险棋，如果丁谓到时候不能兑现债券本息，一亿四千万美元不仅付之东流分文不归。而且胜家股东还摇身一变为善美公司的债权人，上门逼债。但丁谓没有给自己留一点退路，要么大展宏图，要么倾家荡产。资金解决，丁谓喘上一口气，剩下的是具体操作收购过程，由于胜家是上市公司，操作必须在证券市场上公开招股。这是一个相当繁琐的工作，胜家的股东有成千上万个，最大的股东也只握有股权百分之五。丁谓在不少报上登出收购公告，当时胜家股票每股跌到八美元。他愿意以每十五美元收购，其中五美元是现金，十美元是债券。胜家大小股东获悉后，在三十天内开了一次会，决定出让股权。丁谓以四千万美元的资金，以两亿七千万美元的代价，使得一个拥有近一百五十年历史的美国企业集团易手与华人，这不仅是举世震惊的新闻，而且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企业重组的典范之一。毫无疑问，收购胜家是孤注一掷地冒险行动。但收购之后，并未面临着一场几乎不可能取胜的挑战，横在眼前的是两大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是因收购盛家，善美公司的负债额一度高达五亿美，相当于股东资金的两倍多，而要把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重镇旗鼓，还需注入大量资金。又一是胜家在全球拥有两万七千个销售连锁店，这虽是一笔巨额财富，但如何驾驭这个触角遍布世界各地的网络，始终是一复杂而微妙的事情。更何况，丁谓只有管理一百家连锁店以及执掌一亿美元资产的经验。
丁谓的当前当务之急是对盛佳集团进行企业重组。这时候，他全资收购胜家的决策显示出威力，他没遇到什么阻挡，便启用一批新人。在重组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胜家在意大利的工厂，这家工厂已经亏损三千万美元，每年总部还要为它填补两千万美元的窟窿。丁谓决定关闭这家工厂。这家工厂有六百多名工人，而且意大利的工会势力很强，他们威胁丁谓，只要关闭工厂，他们就采取极端行动，败坏胜家和审美的声誉，让丁谓的生意做不成。面对危机，丁谓去这家工厂研究了一个星期，认为这家工厂根本不可能起死回生，因为工人的平均年薪为六万美元，加上福利达八万美元，以每个工人们八万美元的劳动力成本根本不可能生产缝纫机，而台湾的缝纫机行业一个工人一年只有五千美元的成本。因此，丁谓对工会领导说：“工厂的钥匙马上给你，我把工厂全部给你，不要了，我走人。”工会领导仍然不肯，可他们看丁谓去意已决，便同意上法庭解决问题。法庭最后判决，执定一个人以一亿美元的代价将工厂拿去经营，丁谓得以脱身。乍一看丁谓白扔一家工厂，实际上它甩掉一个三千万美元的债务包袱，躲开一个每年要填二千万美元的大窟窿。继而，丁谓着手改组胜家集团总部。这个历史悠久的老企业，各种人际关系极为复杂，盘根错节，丁谓根本无法理顺这些关系，也不知启用谁能控制全局，他索性在海外成立新的胜家集团总部，然后关闭机构庞大臃肿的原来的总部，此举一年节约两千万美元的开支。另外，丁谓还改组研究开发系统，胜家原来的开发机构，十年时间都没有开发出新产品，一年不必要的开支就达一千五百万美元，丁谓对此也进行了大手术。一连串地大刀阔斧改革，把不良资产全部砍掉，压缩了开支，胜家被收购地一年就实现保本，不再亏损。然后，丁谓着手挖掘原来盈利部份的潜力，使经营状况进一步良性发展，第二年效益尽显。效益看好，股票看涨，丁谓终于可以借势调整债务结构。1991年，善美将胜家股份在纽约证券作第一次公开发售，不失良机地抛出一部分股份，一举还掉三亿美元的债务。1992年，又进行第二次发售，再次拿会大笔资金，整个善美集团达到“全无负担”，等于胜家替善美还掉原有债务，至此善美集团对胜家的股权仍保持在51％。人们难以想象，丁谓魔术般的企业重组所产生的神效，他以每股十五美元的价格收购，用零点二四亿美元买下价值二点七亿美元的胜家。到1993年胜家股票每股涨到三十五美元，市值达十七亿五千万美元。如果扣除丁谓收购的举债，那么他用四千万美元，三年之内一收一卖胜家，净赚十四亿八千万美元。

2005年6月30日，创出香港有史以来上市公司“亏损之最”的雅佳控股(现改名为汉登控股，0448.HK)前主席丁谓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香港高院裁定，雅佳控股前主席丁谓两项伪造账目罪名成立，被判入狱六年。同时，香港高院禁止丁谓在未来十二年出任公司董事职务。法官指出，被告破坏诚信、损害公司及投资者信心是严重罪行。

当年五十五岁的丁谓被控两项罪名，首项罪名指控他在1999年6月26日，伪造文件，虚报善美环球(后改名为雅佳控股)在截至1999年1月31日的财年，持有一家美国电脑公司MicroMainSystemsLtd.50％的股权。另一项罪名指控丁谓向善美环球的审计师——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讹称善美以三千八百四十六万美元(三亿港元)，购入该电脑公司股权。相关虚假交易虚增了雅佳控股约三亿港元资产，从而使债权人误信负债累累的善美环球仍然运作良好，因此未及时向其追债。

随后，丁谓把胜家分拆至纽约上市，集资十六亿港元，然后再把胜家股权出售给分公司加拿大善美，令香港上市公司雅佳控股手上现金暴升至三十四亿港元。经此一役后，丁谓乘胜追击，四出收购公司，建立自己的王国，不料从此埋下苦果。

丁谓通过其香港及加拿大公司，先后收购德国百福缝纫机、日本上水电子、日本雅佳及内地的港华集团。但以上的公司大部分账目混乱，重组又颇多障碍。最严重的是，收购德国百福使美国胜家负债大幅上升70％，加上日本雅佳及上水电子出现严重亏损，香港雅佳顿陷危机。

雅佳的债权银行闻风而至，纷纷提出还款要求。1999年，加拿大善美公司因无力赎回收购胜家的五亿五千万美元债券，被迫清盘。最后关头，丁谓找到老朋友何永安(当时公司TOYO，上市编号0094.HK的主席)，提出增发计划，并由何永安的公司负责包销。但该计划尚未完成，2000年8月，雅佳控股被强制清盘，停盘前公司负债超过一百八十亿港元。而清盘人发现雅佳控股数项投资可疑，于是在2001年1月报警，丁谓闻风而逃。2003年1月，雅佳控股为偿还债务被迫易主。而丁谓在潜逃两年后，于2003年4月30日被香港警方逮捕，并正式被商业罪案调查科以一项伪造账目罪名起诉。

截至2000年1月底，雅佳控股在一年时间里巨亏一百三十五亿港元，震动了香港证券界，被“誉”为香港开埠以来亏损最大的上市公司。粗略计算，该公司一年内以每天亏损三千七百万港元，每小时亏损一百五十四万港元，每分钟亏损两万五千港元的速度沉沦。即使点着钞票一张张烧，也赶不上其亏损速度。

  

丁　谦：(公元1958～今)，河南周口人。著名现代书法家。

现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大校军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散文诗协会会员。中国书画研究院研究生导师。毛笔及硬笔书法作品曾先后十多次荣获国际、国内书法大赛一等奖，已出版书法字帖三十余种，举办过个人书法展，被评为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十佳”之一。

多次担任全国性书法大赛评委和书法辞典、丛书编委，先后担任数十部书法辞典、丛书副主编、编委。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多家报刊先后作过专题报道，姓名与作品收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历代书法家名录》、《世界名人录》等数十本书中，书法墨迹遍及二十多个省市，并在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泰国、美国等地展出或被收藏。

他为多种报刊、图书、题写过刊头、书名及题字、书法作品在多种报刊、杂志上发表，并镌刻于黄河、紫云山等碑林。

1984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诗、小说、报告文学、通讯报道等刊载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青年文摘》等报刊杂志，并多次获奖，其中小说、通讯报道获得过全国性征文比赛一、二等奖。

  

丁秋生：(公元1913～1995年)，湖南湘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九军团第十四师第四十一团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干部团第一营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五团政治委员，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干事、股长，政工干部训练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分校政治部党务科科长，军委工程学校政治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旅政治部主任，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第八师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军政治委员兼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浙江军区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干部部部长，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5年1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丁　钊：(公元1920～今)，山东黄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9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连副政治指导员，第五支队第三团营政治教导员，胶东军区特务营营长兼政治教导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五师第十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师政治委员，空降兵军副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丁　盛：(公元1913～1999年)，江西于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班长、连指导员，红二十八军组织科科长、第二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七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第二旅第一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第二十七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二十四师师长，第四十五军第一三五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过副军长、军长，志愿军军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9年9月25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丁甘如：(公元1917～1995年)，福建上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军区司令部作战科测绘员，工农红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师部测绘员，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三十九团团部测绘员，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九十一师师部测绘员，援西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校务部队列人事股股长，中央军委作战局作战科副科长、情报科科长、情报处副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第一师副参谋长、参谋长，东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兼沈阳卫戍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武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战史研究部副部长，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成都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5年3月29日因病在成都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丁世方：(公元1912～1965年)，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后方医院主任，总医院中医部主任，军委卫生部第三科科长，红四方面军医院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卫生部第二后方医院院长，第二后方医院院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安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兼中国医科大学第三分校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海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6月23日在游泳中不幸逝世，终年五十三岁。

  

丁本淳：(公元1911～1996年)，陕西澄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共青团陕西省东府工委候补委员，中共陕西第二师范学校支部书记。193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延安炮兵学校政治部组干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第三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二师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炮兵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干部管理部副部长，高射炮兵学校副政治委员，炮兵干部部副部长、部长，炮兵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3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丁先国：(公元1909～2001年)，湖北麻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排长、副连长，工农红军第九军特务团政治处主任，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政治处主任，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政治处主任、师补充团政治委员，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政治委员，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第三十九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鄂豫陕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七旅副政治委员，第十四纵队第四十一旅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第二分部部长，志愿军后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主任兼政治委员、兼后勤工程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兼重庆办事处主任。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11月11日因病在重庆逝世，终年九十二岁。

  

丁武选：(公元1897～1993年)，安徽阜南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皖西北道委保卫局第二科科长，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川陕省保卫局副局长，独立第二师师长兼省保卫局局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军法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处长，东北军区军工部第八办事处副主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兵站部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一兵团后勤部副政委，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法处处长，武汉办事处副主任，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年五十八岁。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1月27日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九十六岁。

  

丁荣昌：(公元1912～1996年)，曾用名丁星辉，江西都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军区卫生部管理员、管理科科长，红三十二军裁判员，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四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八二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锄奸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第二十四旅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河南军区洛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十四军第四十一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昆明市公安局局长，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云南省公安总队总队长，昆明军区公安军司令员，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10月25日因病在昆明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丁莱夫：(公元1912～1983年)，原名丁之夏，山东广饶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阜平县政府第一科科长，唐县工人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唐县县委书记，唐县地委宣传部部长、地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政委，华北军区第九兵团第一九六师政委，第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第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51年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1951年夏、秋季阵地防御作战，1952年春、夏季巩固阵地作战，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作战，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和金城战役。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六军政委，中央广播事业局党委第一书记，局长，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通信部顾问(兵团级)。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3年8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丁文昌：(公元1933～今)，安徽宿州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上将。

1951年起先后入解放军第十六步兵学校、空军第五预科总队、空军第十航空学校学习。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伍后，先后入陆军第十六步兵学校、空军第五预科总队、空军第十航空学校学习。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师政治部组织科助理员，飞行大队副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干部处副处长、处长，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空军航空兵第一军师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空军航空兵第一军副政治委员，空军政治部副主任，1988年任空军政治部主任。1992年11月至1999年1月任空军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1990年7月晋升为空军中将军衔，1996年1月晋升为空军上将军衔。

  

丁衡高：(公元1931～今)，江苏南京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52年于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毕业，195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为开国元帅聂荣臻的女婿，聂力将军之夫。

历任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精密机械研究室设计组长、助理研究员。1957年赴钱苏联列宁格勒精密机械及光学仪器学院学习，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1961年回国，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室副主任、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设计所副所长、设计所负责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部副局长、副部长。1985～1996年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研究员、副主任、主任。中国惯性技术学会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战略导弹惯性技术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惯性技术及精密机械的研究工作。1987年任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第十四届中央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6月晋升为上将军衔。

著有《精密机械传动精度与刻划技术》、《当代质量管理和可靠性系统工程的论述》、《工艺与新技术革命》、《关于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思考》等。

  

丁一平：(公元1951～今)，湖南湘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将。

197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3月参加工作。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在职研究生班毕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1968年3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68年3月～1970年4月任海军护卫舰支队战士、副班长。

1970年4～1971年11月任海军昆明舰指挥仪军士长、副枪炮长。1971年11月～1972年11月任海军成都舰副枪炮长。1972年11月～1976年8月任海军护卫舰支队司令部作训科参谋。1976年8月～1979年9月任海军长沙舰副舰长、舰长。

1979年9月～1983年6月任海军水警区司令部训练科副科长(期间：1980年9月～1981年1月在海军指挥学院舰艇指挥班学习)。1983年6月～1984年10月任海军扫雷舰大队参谋长。1984年10月～1985年8月任海军护卫舰大队大队长。1985年8月～1987年9月任海军护卫舰支队副支队长(期间：1985年9月～1987年7月在海军指挥学院合成指挥班学习)。1987年9月～1989年4月任海军水警区副司令员。

1989年4月～1993年1月任海军驱逐舰支队支队长。1993年1月～7月任海军基地参谋长。1993年17月～1995年1月任海军舰艇学院院长(副军职)。1995年1月～1997年12月任海军北海舰队参谋长(期间：1996年9月～12月在国防研究班学习)。

1997年12月～2000年12月任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2000年12月起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北海舰队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舰队党委副书记(公元1998年9月～2001年7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在职研究生班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1993年7月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2002年7月晋升为海军中将军衔。

  

丁寿岳：(公元1944～今)，福建古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军副军长，第二十集团军副军长、军长。1999年12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2004年1月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199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1年晋升中将军衔。

  

丁润生：(公元1900～1982年)，安徽肥东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

曾入军需学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抗日战争中曾任后方勤务部人事处少将处长、被服厂厂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后方勤务部(后称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南京仓库主任。1947年任东北“剿总”司令部驻南京办事处少将主任。

1949年逃往台湾。1982年9月在台北病逝。

  

丁治磐：(公元1894～1988年)，江苏东海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江苏陆军讲武堂毕业。历任营长、团参谋长等职。

抗战时期，任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军长、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六军军长。

抗战胜利后，任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兼青岛警备司令、江苏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等。

1949年逃往台湾，脱离军界，研究诗文及书法。1988年3月8日在台北病逝。

  

丁德隆：(公元1904～1996年)，湖南攸县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历任团长、旅长等。

抗战时期，任第七十八师师长、第一军军长、第五十七军军长、第三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七军军长。

抗战胜利后，任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1948年，任西安绥靖公署干部训练团副团长。

1949年逃往台湾。曾任国大代表，并潜心写作。1996年在台湾逝世。

  

丁之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

1995年1月1日晋升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担任台湾省“国防部”督察部主任，1991年5月～1992年9月担任台湾省“国防部”常务次长、1996年7月出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司令长官。
丁渝洲：(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

1999年2月1日晋升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担任台湾省“行政院国家安全局”局长。

  

丁文斋：(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吉林省军区司令员。

丁玉才：(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总参谋部兵种部政治委员。

丁中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测绘学院政治委员。

丁永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国防科工委江阴航天远洋测量船基地政治委员。

丁兆乾：(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四川省军区司令员。

丁志洁：(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总参谋部装甲兵部政治委员。

丁炳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丁荣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防化研究院政治委员。

丁继业：(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总后勤部财务部副部长。

丁善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

丁一平：(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北海舰队司令员。

丁希武：(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

丁桂阁：(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北海舰队副司令员。

丁建思：(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某导弹试验基地司令。

丁　枫：(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军管局副局长。

丁荣锦：(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

丁春元：(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黄金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丁士镛：(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技术学院副院长。

丁炳权：(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八军第一九七师师长。

丁德隆：(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

丁金周：(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二绥靖区保安副司令。

丁树恒：(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二七军代理军长。

丁滇滨：(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空军武获室主任。

丁　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参事。

丁原东：(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第六军团副参谋长。

丁剑清：(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少将，台湾省海军第二五六战队战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