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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清贫》全文 --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于之革命事业。这在国方(指国民党方面)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方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哪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作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淡淡地说。
“你骗谁！象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决不相信。
“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那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地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呵！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地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有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军(指国民党军队)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1935年5月26日写于囚室。 跟帖时间 2010-02-16 08:40:5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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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的历史名人（三） -- 方美梅：(公元1964～今)，女，英文名字Julie.Fong；美国三藩人。著名格莱美音乐奖首位华裔得主。
每年年初，美国的两项盛事吸引全球人的眼球，一项是电影奥斯卡奖，另一项是格莱美音乐奖。
格莱美音乐奖由美国录音艺术与科学学院主办，是音乐界最高和最有声望的奖项。但是，未必有人知道首位格莱美音乐奖华裔得主是谁。她叫方美梅，早在1994年，她就荣获第三十六届格莱美“最佳音乐制作奖”，成为格莱美首位华裔女性得主，距今刚好十年。
1994年3月1日，第三十六届格莱美音乐奖颁奖仪式在美国纽约市举行，方美梅凭为著名英国歌星史汀(Sting)制作的《十个召唤者的故事》(Ten Summoners Tales)音乐录影片力压群雄，一举夺得奖座。而这个领域，一直是华人乃至亚裔都极不熟悉的世界。
在美国，制片人的工作掌管着整个摄制计划的预算、工作人员的分配和节目大纲的统筹兼顾，犹如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是发号施令的实权人物。而录影带成功与否，最考验歌手、导演和制片人的功力。
1992年冬天，方美梅与朋友道格·尼可听说英国歌星史汀准备拍摄音乐录影片，两人一起拜访了史汀，毛遂自荐要接下这个使命。史汀盯着这个二十七岁的中国女人有点怀疑地说：“虽然我知道你早在1985年己入职KPIXTV第5号电视台当制作助理，担任过金门桥马拉松大赛专栏节目助理制片人，1991年制作的影片《关于爱》在洛杉矶18号电视台播出后反映也不错，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制片经验。但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起点高，要求严，而且我们的唱片已卖了三个白金，这录影带要起如虎添翼的作用，你有信心办得到吗？”
方美梅不卑不亢地说：“我有信心，虽然我年轻，但我这几年多与法国和英国的歌星合作，积累了不少的经验。要不，我先将整个拍摄计划和节目大纲让你看看。”史汀被方美梅的诚意和决心打动，点头同意。
当天晚上，方美梅连夜起草了整个拍摄计划。她知道，能与世界著名歌星合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史汀从1978年开始他的演唱生涯，十多年间已开过无数次个人演唱会，出过无数唱片，曾十次获得各项格莱美奖，这样声名显赫的名人对年轻的自己有所怀疑是正常的。这是压力，也是动力，只有用自己的实力来说话。
方美梅把整个计划做得细致入微，并提出一个颇具新意的方案——前往史汀位于英国伦敦郊外的豪华住宅拍摄。史汀对这份计划极为欣赏，即刻敲定这次录影带的拍摄工作由方美梅来办。
方美梅立即行动，本来她已答应家人回三藩市过圣诞节，这回只能打电话回去说抱歉了。
圣诞节前，方美梅拉队前往寒冷的英国伦敦郊外，在史汀豪华的歌特式尖拱宅第拍摄。为了拍得出彩，方美梅与导演道格·尼可多番商讨，竭力寻找新的亮点和视角。拍摄期间，每遇不理想的镜头，方美梅均毫不犹豫要求重拍。其细心及不辞劳苦，令史汀深为感动。他感慨地说：“你是我所见到的最负责任和认真工作的人之一，你那纯熟的工作经验与你的年龄并不一致，我庆幸没有选错人。我为当初对你有怀疑表示歉意。”
方美梅笑了：“这很正常，做人最怕就是认真，你敢冒拍塌了的风险让我来办已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为了有别史汀以往的录影带，拍出特色，方美梅与道格·尼可酝酿良久，构思出别出心裁的表现手法：以长镜头和特写镜头的不停交替切换，刻画史汀精心妆饰等细节，同时又以长镜头突出豪宅的气派，以大气磅礴的手法表现史汀的奔放和粗犷…拍摄完毕后，进入紧张的后期制作，方美梅更是调动多种手法对影片进行修饰。先进的科技元素的运用，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和听觉享受，清新独特的风格更让史汀大为震撼。
录影带出街后，在全球热销，一时唱片借录影带之势掀起销售热潮，起到良好的效果。而《十个召唤者的故事》也终获殊荣，摘下格莱美大奖。这不但是方美梅个人的荣耀，还证明了华裔亦能在音乐制作的殿堂上与美国主流群体一争高低。
1964年5月15日出生于美国三藩市的方美梅，是第二代华人，祖籍广东省开平市塘口镇强亚村委会上塘村。她的父亲方创杰是当地著名的侨领，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在三藩市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保险行。个人的奋发上进和良好的家庭教育都是方美梅成功的重要因素。早在其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她就凭兴趣进攻影视制作，毕业后，在国际间制作过无数的音乐录影片，许多合作者都是著名的音乐家，这些经验的获得，为方美梅后来的格莱美得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表彰方美梅所取得的成绩，三藩市市长办公室于1994年7月16日除了颁奖表扬方美梅外，还宣布16日为“方美梅日”。
1999年，方美梅再次跻身格莱美音乐奖候选人行列，是获得提名的“最佳音乐短片”十个导演和制作人中唯一的华裔和女性。虽然没有再度获奖，但获得提名已殊为不易。
2002年秋天，新婚之喜的方美梅曾偕丈夫与父母一道回到中国祖居，故乡开平的碉楼，给她留下难忘的印象。当她得知这些碉楼不但成为国家保护文物，还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感慨万千：“我们的祖辈才是创造历史的人，他们不论去到哪些国家、哪个地方，总会尽自己所能，创出佳绩，并将当地的文化吸收回来，进行再创造。我为他们骄傲。”
方大愚：(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军事科学院计划组织部部长。
方文平：(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河北省军区司令部参谋长。
方成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
方吉祚：(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
方良清：(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方登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新疆军区副司令员。
方金祥：(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后勤学院院长。
方殿荣：(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成都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
方南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武警总政治部副主任。
方 靖：(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七十九军军长。
方鼎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分会副主任委员。
方鼎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分会副主任委员
方先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官。
方 墩：(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一一八军军长。
方叔洪：(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一一四师师长。
方 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一九军参谋长。
方日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参议。
方壮荣：(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空军少将，前空军东部指挥部副指挥官。
方 天：(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参谋次长。
方寿禄：(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三军大学海军学院院长。 跟帖时间 2010-02-16 08:37:2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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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的历史名人（二） -- 方升普：(公元1915～1981年)，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第二二五团连长、副营长，豫陕游击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第二十团团长，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豫军区晋豫游击支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政治委员，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二团团长，第一团团长，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副司令员，豫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副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独立师师长，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四十三旅旅长，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二军副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康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教育长，防空军第一军军长，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1年12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方明胜：(公元1906～2004年)，湖北黄陂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北黄陂游击师排长，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二二三团连长、红二十五军供给部管理科科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九团连指导员，山东纵队第四旅第十二团营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十团营长、副团长、团长，华东野战军副师长，第三野战军师长。参加莱芜、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中载：“第三十五军第一○四师第三一二团首先进占总统府，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覆灭。”方明胜当时是第一○四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公安部队师长、浙江军区宁波军分区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为少将。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4年6月17日因病在杭州逝世，终年九十八岁。
方国华：(公元1904～1984年)，安徽贵池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04出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二军政治部政务处科员、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政治部政务科科长、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地方工作科科长、民运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后，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三团政治处主任、军区教导团政治委员，冀晋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第十九兵团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北军区军政大学干部总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训部干部处处长，公安部队干部部副部长，河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4年3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
方国安：(公元1913～今)，原名方国南；湖南平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警卫连排长，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第六团连政治指导员，第四师第十团代理营政治教导员，第八十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教导第四旅第十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大第六分校政治委员，第二十五步兵学校政治委员，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方国南：(公元1915～1997年)，原名方衍康；湖南平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三师第九团连指导员、补充营教导员、团政委。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卫生部第二兵站医院政委、总政治部直工部巡视团主任、总供给部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陆军中学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副政委、第四野战军补充第二师政委。参加了进军中南、衡宝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后勤部政委、粤北军区副政委、广州市公安总队第二政委。1953年，中央军委决定将第二十五步兵学校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校，担负培养全军院校体育教员、部队体育参谋人员、基层体育骨干。1954年出任该校首任政治委员。1957年，该校被撤消，升任湖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12月10日因病在长沙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方振武：(公元1885～年)，字叔平；寿州瓦埠镇人(今安徽寿县)，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方振武是寿州人，阮玄武是合肥人，两人虽同是安徽人，但早年并不相识。二人之间初次见面是在1924年齐卢之战时。那时，方振武被卢永祥派为别动队司令，拨归杨化昭司令指挥，杨又将其拨给第一支队司令张义纯指挥；阮玄武那时在第一支队当团副。方振武为了给养问题，常到驻在浏河的第一支队司令部接洽，因此二人就认识了。齐卢之战后，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垮台，奉军进驻关内。方振武到天津投奔张宗昌。那时，阮玄武也在天津，寄住在杨化昭家里。张宗昌委派方振武为奉军先遣第二梯队司令。
方振武请杨化昭推荐干部，杨化昭便把阮玄武介绍给他，阮玄武就当了他的参谋长。从此。阮玄武和他共事近十年，由奉军变成国民革命军，又变成国民革命军；他由司令、旅长、师长、军长升到总指挥、总司令，官越做越大。他每升一级，阮玄武也水涨船高地提升一步。直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两人才分手。
方振武的父亲一面耕种，一面在镇上当塾师，以资糊口。方振武因生活困难，于清末应征到南洋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混成协辎重营当兵，后加入同盟会，参加了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后被捕，在押往原籍途中逃走。1911年他参加光复南京的战斗。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入尚武学校学习军事。19l7年回国到广州，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军陆战队司令。1921年孙中山举兵北伐，方振武率部随许崇智出师北江，旋因陈炯明叛变，北伐失败，方振武率部打着北伐旗号，由江西进入皖南，陷入困境。在无奈情况下，准备赴浙江投奔卢永祥，但在浙西开化队伍被卢永祥缴械遣散。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方振武再次投奔卢永祥，被委为别动队司令。卢永祥失败下野后，方振武到天津投奔奉军第二军军长张宗昌，被委任为奉军先遣第二支队少将司令，阮玄武则由杨化昭推荐任方振武部参谋长。1925年进驻上海闸北后，扩编一个教练营，新兵全从他的家乡寿县、凤台一带招募，连、排长则选用他的旧部，这支部队便成了他最基于的部队。他派阮玄武任梯队副兼教练营长，所遗参谋长职由他的旧袍泽苏致臣(后改名苏宗辙)继任。
1925年5月，方振武率部开往苏北、山东，被张宗昌扩编为山东陆军第六旅。同年秋，方振武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方振武治兵有方，军纪严明，张宗昌为了控制这支队伍，派来一些心腹担任要职，处处掣肘。张宗昌的一些部下如程国瑞等人对方振武歧视、排挤，自视是张宗昌的嫡系，看不起方的“半路出家”。而方振武也看不惯他们那种土匪作风，曾对阮玄武和部下其他将领说：“我方某革命了多年，跟随孙中山先生多年，今天处身在这样的土匪部队里，实在无法忍受下去。”正当方振武与张宗昌的矛盾发展到十分尖锐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冯玉祥派徐谦(季龙)对方进行联络策反工作。1926年1月，方振武毅然率部脱离张宗昌集团，一夜行军四十公里，开到郓城以西，通电宣布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自任军长，苏致臣为第一旅旅长，阮玄武为第二旅旅长，郑植为第三旅旅长。
1926年3月底，方振武率部辗转北上，开到北京附近。这时，由于直、奉的联合进攻，冯玉祥已被迫下野，3月22日国民一军放弃天津，4月15日又由北京撤往南口。方振武率部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也西撤。9月16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到绥远五原，即与孙岳、方振武等共商组织国民联军。4月17日，联军全体将士在五原举行誓师，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就任总司令，并宣布国民革命军全体参加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那时，西安被围，城中情况日紧，亟盼援军。第五军奉命前往救援，由五原经宁夏、固原、平凉、乾州到咸阳，先解猴儿寨之围，继与刘汝明等部进攻围攻西安的刘镇华镇嵩军，使被困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军民于11月27日重见天日。
不久，冯玉祥和蒋中正商定，国民革命军开出潼关，参加北伐。冯玉祥派方为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方振武率部过华阴，出潼关，沿陇海路东进，占灵宝、陕州，克新安。接着，方振武率先头部队，身先士卒，先后攻占洛阳、郑州、南阳、襄樊等地，并一路扩充队伍，实力发展到三个军及直属部队、特种部队，共五万多人。驻襄樊期间，方振武在进军路线、给养补充等问题上和冯玉祥发生了一些矛盾，宣布脱离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接受武汉国民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中央直属第九方面军总司令”之职。不久参加了南京方面“讨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总指挥，辖第三十四军(军长阮玄武)、第四十一军(军长由方自兼)、第四十二军(军长马文德)。1928年春，方振武部奉蒋中正之命参加北伐，由湖北孝感、花园一带开往归德、砀山，进攻山东，克金乡、兖州、济南等地，立下了赫赫战功。
1929年初，蒋中正以裁军编遣为名，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裁减别人的力量，以实行其军事独裁统治。蒋中正给方振武第四军团两个师(陆军第四十四师；第四十五师)番号。方振武要求增加一个独立旅给高桂滋，蒋中正坚决不允，而且发表阮玄武为第四十四师师长，方振武为第四十五师师长，将他的部队一分为二。对此，方振武很不满意。他的四十五师照编遣方案规定编为三个旅外，还保留一个骑兵团、一个特务团和一个教导团。他成立了第四十四师和第四十五师“联合办事处”，处理两个师的人事调动、指挥和领发款项事宜，实际上是方振武通过这个机构，依然把两师的大权一把抓在手里。
方振武部被编遣后，他一直不愉快，认为这是蒋中正有意削去他的兵权，降低他的地位。
1929年初，驻南口、昌平的徐源泉部奉调开往南方。方振武和徐源泉本是旧相识，感情甚好，他和徐源泉私下约定并叫阮玄武准备，于徐源泉部开拔前一天，派一团占领昌千，另一团占领南口。阎锡山得到报告后极为震动，以为这一行动是出于北于行营主任何成浚的授意，连忙向何成浚交涉。何成浚问方振武为什么擅自调防地，方振武答复是因为古北口太冷，而又找不着适当的练兵地点，所以调些部队到昌平附近整休。何成浚劝他早日撤回原防，以免引起误会。经过好多天反复交涉，方振武才允许让出南口、昌平。
1929年3月，蒋中正和桂系的矛盾表面化，蒋中正诱骗李济深北上，软禁于汤山，并下令“讨伐”李宗仁、白崇禧。蒋中正发表方振武为讨逆军第六路总指挥，唐生智为第五路，韩复榘为第三路，何键为第四路。当时韩部进驻河南信阳一带，石部进驻襄樊一带，唐则由蒋秘密送到北方，接收了被白崇禧收编过去的旧部，白闻风逃走。部队奉命从津浦路南下，第一步开到德州、禹城、平原一带，停下来待命。4月初，由于蒋中正收买了俞作柏、李明瑞等，桂系内部分化，所谓讨桂战争，意外地迅速收场了。在此以前，蒋中正和李宗仁都派人和坐镇中原的冯玉祥联系，冯玉祥两面答应相助，而实际却两面都不插手，把重兵开在襄樊和信阳一带，坐山观虎斗，准备伺机抢占武汉。蒋中正因此对冯玉祥切齿痛恨，因此，在蒋桂战事结束后，他立即把矛头指向冯玉祥。冯玉祥见势不妙，即命孙良诚放弃山东，把部队撤至河南，摆好了抗击的态势。
蒋中正得悉孙良诚已从山东撤兵，立即电令方振武派四十四师迅速南开。因为那时济南尚被日寇侵占，蒋中正指定方部由齐河县渡过黄河，避开济南，绕道张店，进驻泰安。山东省府那时暂设在泰安。阮玄武军开到时，代主席石敬亭也走了，由吕秀文代理主席职务，准备交代。正在这时，蒋中正和日方的妥协告成，日寇撤出济南。蒋中正派陈调元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所遗安徽省主席，发表方振武继任。蒋中正并分电方振武和阮玄武：“陈主席亲率大军赶赴泰安、济南接防。”并命令阮玄武立即开回黄河以北的禹城一带驻防待命。很明显，他是怕方振武抢占济南。
阮玄武到德州的时候，就接到蒋中正的命令，把高桂滋旅由四十五师抽出，编为一个独立旅，鲍刚升为四十五师师长兼旅长，四十五师另外两个旅的旅长为王占林和王中孚，他们都是方振武的亲信。
不久，队伍奉命由德州南下，第六路总指挥部及四十五师开往蚌埠，四十四师并高桂滋独立旅开黄口、砀山一带，拟向归德前进(那时归德还驻有冯军)。阮玄武率四十四师到达砀山后，蒋并令驻在徐州的第三师毛炳文部一个旅归阮玄武指挥，以便增强攻击归德、开封的力量。
是年5月，南京正式发表“讨冯”的命令。正当忙于布置阵地，准备进攻的时候，冯玉祥军忽然全部撤至平汉线以西地区。有一天，蒋中正突然拍来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说冯玉祥军驻，在马牧集的部队把铁路大桥炸毁了，另外，冯玉祥军又把武胜关的隧道炸了，判断冯玉祥将集中兵力经豫东南楔入皖北寿县一带，直奔津浦南段，威胁南京。因此，蒋中正命阮玄武师迅速调至寿县沿淮布防，迎击冯玉祥军。同时，命令高桂滋独立旅留在黄口驻防(以后调至山东归陈调元指挥，从此脱离了方振武)。哪里知道，当开到寿县时，听说冯玉祥军确已全部撤到洛阳以西，并没有借撤兵为名，突袭南京的企图。
当判明冯玉祥军已全线西撤后，蒋中正急电第四十四师从寿县经颍州、周口迅速向漯河方面前进。蒋中正得知韩、石倒戈后，即命方振武率第四十五师(欠一旅)由蚌埠乘车疾驰郑州，与韩、石联系。方到郑州与韩、石会晤后，相谈甚欢，三人结为金兰之好。马鸿逵也于这时离冯投蒋，到达了郑州。
蒋、冯之战告一段落后，方振武回蚌埠，率一团人驰往安庆就安徽省主席职．另一团仍留驻蚌埠，那时在河南驻军地点是：第六路总指挥部和第四十五师(欠一旅)驻防许昌，第四十四师驻防漯河，一部驻在周口。
方振武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任命发表后，他自己随军去河南，派秘书长方植之和委员苏宗辙等前往安庆，搭起班子，把可以接收的机关先接收过来。对于治理家乡他兴致本来是相当高的。哪里知道，蒋中正给他的只是一个光杆的主席，各厅厅长都由蒋中正派定，像民政厅厅长吴醒亚，财政厅厅长袁励宸，建设厅厅长李范一，教育厅厅长程天放，全是蒋中正的人；只有几个空头委员阮玄武、苏宗辙、方植之(兼省府秘书长)是方的人，另一个委员孙养癯是一向办教育的，和方振武是寿县同乡，也算和方有关系。苏宗辙本来是在归德被方振武打了两耳光打走了的，但他们毕竟是老朋友，当方振武发表为主席后，未经苏宗辙的同意就保苏为委员。方就职后，看到县长、警察局长和税局局长都由民政厅、财政厅委派，很不甘心，就“霸王硬上弓”，强派出一批自己的人要民政厅、财政厅委派，特别是税局局长。
因此，方振武和袁励宸、吴醒亚等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另外，何应钦和陈立夫、陈果夫都曾向安徽推荐人，方振武一律置之不理，使南京这些实力派对他也很不满。吴醒亚到南京去告状，袁励宸的父亲在南京也到处说方振武的坏话。开始，蒋中正对方还采取敷衍态度，把吴醒亚调走，以苏宗辙继任民。政厅长。但方振武还是不满意。他命令各县扩充保安队，每几个县合编一个保安团，他以兼全省保安司令的名义，派了不少保安团团长。这就引起了蒋中正对他的怀疑。
蒋中正早就决心要解决方振武了。他曾多方拉拢阮玄武，因为他知道阮玄武是方振武部下最有实力的人。从对方内部进行分化收买，是蒋中正一贯的伎俩。远在1928年砀山阅兵和济南省府会议时，蒋中正就特别表示对阮玄武“器重”。攻下平津后，方进协和医院割治盲肠，阮玄武指挥军队循平津路开到通州，即乘汽车到北平去看方，方交给阮玄武一张蒋中正亲笔写的条子，上写：“叔干兄：阮军长到后着即来见我。中正。”方振武一面给阮玄武这字条，一面说：“蒋总司令叫你去，你应该去看看他嘛。”阮玄武看出方振武的神气并不主张去，就说：“我去看他做什么，部队要忙着安顿，没功夫去。”他也不置可否。可见那时蒋中正已着力进行方和阮玄武之间的分化工作，方也有了戒备。后来，吴忠信、何成浚、杨杰、卫立煌都曾谈起蒋如何对阮玄武“关切”，暗示阮玄武脱离方振武，阮玄武都婉辞加以拒绝。军队离开漯河时，方本仁也曾经过阮玄武处做了一次说客，也被阮玄武拒绝了。
另一方面，方振武也暗中作反蒋的酝酿，他在到皖就任主席以前，在郑州和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搞了一个“五人小组织”，相约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方振武和韩、石是“兰谱”兄弟，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方振武到安徽接任省府主席后，即向蒋中正要求把他的总指挥部和第四十五师全部调回安徽，蒋中正同意了。这一师调到安徽后，三个团驻安庆，三个团驻芜湖，接着方振武又要求把四十四师也调来安徽，这就引起了蒋中正的疑忌。他先不同意，方振武就发牢骚，经方一再要求，蒋中正才允许调防。
1929年8月初，蒋中正一面命令阮玄武师调防，一面就派他的嫡系部队接防。具体措施是第一道命令着第四十四师调至颍州驻防。由漯河徒步行军，经过周口、槐店、界首、太和，刚到颍州(阜阳)，就接到蒋中正的第二道命令，着移防寿县。阮玄武师到了寿县，没住几天，蒋中正又来命令，着移合肥，寿县防务交由第七师王均部队接替。那时蚌埠防务，已由方鼎英的第十师接替了。阮玄武师到了合肥，蒋中正再来令着分防巢县、舒城等地整训。于是，阮玄武命第一三○旅王日新部驻舒城，第一三二旅，萧之楚部驻巢县，第一三一旅余亚农部随师部驻合肥。就在这个时候，方振武把余亚农调到安庆接替四十五师鲍刚所兼的旅长，遗缺由团长徐衍昆升旅长。很显然，蒋中正要搞掉方振武的阴谋已经毕露。当时没有向这方面设想，今天回忆起来，真是麻痹大意了。
当方军开到安徽分驻皖南、皖北时，全国的反蒋空气日益浓厚，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在南北酝酿策动。他们都曾派代表到安徽活动。方振武也跃跃思动，派代表和写信到各方面去联络，主要是联络韩、石、马鸿逵、刘镇华这些属于他们“五人小组织”的人。这些人，过去都是和冯玉祥有关系的，方振武企图和他们结成一个联盟，自己当盟主，在蒋和冯、阎、李之间形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不想他写给马鸿逵的亲笔信被马拿去告密(一说是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告的密)，密信落到了蒋中正的手中。蒋中正立即采取措施，开始动手，来电要点编队伍，把两师缩编为一师一旅(即裁去四个团)。方振武明知苗头不对，但亦无可奈何。
就在那年9月上旬，方振武急电叫阮玄武到安庆去，说有要事相商，阮玄武连忙从合肥赶去。俩人密谈了两天。他说，蒋中正对他的误会很深，看来对我们不利，他准备自己去南京解释解释，并决定阮玄武代理安徽主席。阮玄武疑心方可能因为缩编部队，要阮玄武让出师长，怕阮玄武不肯，才以主席的名义饵之我。因此阮玄武说：“我从来没有搞过政治，我不会搞这一套。缩编如有困难，可以叫鲍刚当师长，王占林当旅长。”方振武听了这话，知道阮玄武有疑心，于是很诚恳地对阮玄武说：“又玄，我们同事多年，我对你决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只编为一个师，师长也一定给你。至于要你代理主席，一则因为我非亲去南京解释不可，二则我对这几位厅长和这里的一些人难以应付。不如让我到南京去住一段时间再说。你是军人，和他们素无往来，比较容易应付。”阮玄武听他讲得很开诚布公，态度也极诚恳，就同意了。阮玄武只提醒他去南京是否妥当，他说不致有什么问题。这样，就决定了。他立即致电蒋中正，说准备到南京述职，主席一职拟请派阮玄武代理。蒋电照准。
阮玄武本来预备先回合肥安排安排再来就职，方说：“你还是先就了职再去。”阮玄武就约请几位厅长李范一、程天放、苏宗辙等谈谈，他们公宴了一下，就算就了代主席职了。就职后，阮玄武坐了专轮赴芜湖转合肥去。阮玄武到芜湖，当地商会会长等正在请阮玄武吃饭，警察局长来电话说：“方主席的专轮没有停靠就直驶南京去了。”
阮玄武回到合肥就接到报告，说总部的点编人员已到巢县，阮玄武连忙赶到巢县陪同总部人员点验萧之楚旅。正在点验，蒋中正忽来电，将第六路总指挥部名义撤销，命令第四十四师师长阮玄武与第十师师长方鼎英对调，第四十五师师长鲍刚与第六师师长方策对调。很明显，表面上是调动师长，实际就是把部队全部收编过去。阮玄武点验完毕，召开旅团长会议，说明情况，就回到合肥。当天接到方振武派他的亲信高副官送给阮玄武的一封很长的亲笔信，措词很沉痛。大意说，我们患难多年，相知甚深，务望一切听从命令，等等。这信显然是蒋中正强迫他写的。高副官暗地对阮玄武说，方振武已被软禁了。于是，阮玄武就复电蒋中正，表示服从命令，阮玄武即专轮赴南京当面报告一切，请令寿县和蚌埠方面部队停止向合肥前进，否则发生误会负不了责任。
阮玄武到南京，先到羊皮巷方家(是方振武自置的房子)。阮玄武是穿着军装去的，到门口，便衣看守人员看看阮玄武的领章。阮玄武说：“我是四十四师中将师长阮玄武，进去看方先生。”他们没有说什么，阮玄武就进去了。
方振武听到阮玄武来了，出来迎接阮玄武，到了客厅，他对阮玄武说：“你来了很好，见过总司令没有？”
阮玄武说：“还没有去，先来看你的。”
他说：“我不干了，你们好好干吧。”
谈了约一刻钟。方振武说话很谨慎，没有明白表示他的心意。阮玄武从方家辞出后，即驱车至三元巷总司令部去见蒋中正。
蒋中正开口第一句话便问我：“见过叔平没有？”
阮玄武说：“见过了，刚从他那里来。我是今天刚到的。”
蒋中正说：“我对叔平没有什么，他做的事太对不起我，这次我是从轻教训教训他，他有真凭实据在我这里。尽管他对不起我，我还是以老同志对待他。你再去看他时，把我的意思对他说说。”
阮玄武说：“我不想再去看他了。我来京时，对方犯了什么错误一点也不知道。我跟他拼死拼活干了几年，落得这样的结果，我什么也不想再干了。”
蒋中正说：“你很好，你对党国有贡献。你的电报我收到了，我已去电叫第七师和第十师就地停止前进了。”并说：“你快回去，和伯雄(方鼎英字)具体研究研究，什么事都好商量。”意思是说，只要听他的话，就是担任原师长不调也可以。于是，蒋中正亲笔写了一个字条，叫他的前副官长、首都公安局长姚琮向津浦路局长孙鹤皋要了一辆头等专车，送阮玄武到蚌埠转回合肥办理交接。
蒋中正对第四十五师采取的办法是，一面电令鲍刚与方策对调师长，一面派方策率第六师分乘兵舰驶抵安庆，鲍刚猝不及防，遵令交接后，径赴南京见蒋中正。
同时蒋中正派吴醒亚、袁励宸等随方策军舰到达安庆，接收省府，把苏宗辙、孙养癯软禁起来，方植之闻风事先出走，故未被扣，后因余亚农在安庆起兵反蒋，苏宗辙、孙养癯二人被押送到南京军法处关起来了。
不久，余亚农在安庆起兵反蒋，鲍刚在芜湖起兵反蒋，都被蒋镇压下去了；阮玄武在河南反蒋，也失败了。
事后阮玄武和方振武见面时，方振武谈起被蒋中正扣押的情况。大致经过是这样的：方振武到南京后，就去见蒋中正。方振武先说：“我此来是述职，同时想在京休养休养，因为多年打仗，精神不好，加之去年在北平，因患盲肠炎动过手术，一直没有复原。”蒋中正就说：“好，你来子很好，我们有什么误会，都可以解决。你在此休养一个时期，回去还当你的主席，总指挥交给阮师长好了。”方振武听了怒火上冲，高声说：“我什么也不干了，都交给阮玄武好了。”蒋中正冷冷地说：“好，好，你回去吧。”方振武在回家路上，车子后面就有小车跟上，到了家里，前后门都有军警看守了。从此方在南京，虽还可以外出，但到哪里都有车子紧紧盯住。
是年12月初，石友三部奉调开往福建，到浦口候轮，石过江到方振武家里谈了很久。当天晚上，石友三部在浦口哗变。本来对于阮、鲍、余等的反抗，蒋中正都怀疑与方振武有关，这次石的哗变，又认为和方振武有联系，因此，派宪兵把方振武由家里抓到军法处押起来，上了镣铐，准备枪毙。后因石友三部没有过江，方振武才幸免于死。
那时，苏宗辙、孙养癯二人同方关在一起，他们事后对我说，当方被抓到军法处，在上镣铐时，曾大喊大叫：“总理啊！总理在天之灵啊！我犯了什么罪？我什么罪都没有犯啊！”方的言词，充满愤怒情绪。
方振武被扣押后，先押在军法处，关了一个时期，后来被软禁于汤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宁粤会谈，粤方要求以释放被蒋扣禁的胡汉民等为先决条件之一，蒋中正被迫把在汤山关禁着的胡汉民、李济深、方振武、居正和蒋百里(他是在唐生智二次反蒋时被扣的)等释放。方振武这才结束了历时一年多的监禁生活。
1931年10月，方振武被释放，到上海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他自己的房子里。
国民党宁粤合流后，所有一、二、三届的中委，全都算是第四届的中委；另外，南京、广州分别开会，选举出若干中委，汪精卫的改组派则在上海大世界开会，也选举若干中委，合起来成为第四届的“大杂烩”。方振武是第三届经蒋中正“圈”出的中央执行委员，照例连任下去，所以他没有进行什么政治活动，但那时他和汪派往来相当频繁。
1932年初，爆发了“一二八”上海抗战，南京政府宣称准备迁都洛阳。但蒋中正一心坚持不抵抗政策，破坏上海抗战。所谓迁都，召开国难会议等等，只是摆摆样子而已。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阮玄武在北平忽然接到上海朋友的电报，说方振武病得相当严重，已进中西疗养院治疗。阮玄武连忙赶到上海去看他。他虽在病中，但对于日寇入侵义愤填膺，尤其对于蒋中正的不抵抗，极为愤慨。他感慨系之地说：“我们是两手空空，大牯牛掉在水井里一一有力无处使“阿。”
方振武在医院里住了二、三个星期，阮玄武不断去看他，谈了好几次，他总是念念不忘日寇步步深入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他一再对阮玄武说，鲍刚、张人杰现在山西的两师人，是我们今后唯一可用的力量，要好好照顾他们，如果他们有困难，我们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他的态度诚恳。使阮玄武很感动。所以阮玄武回北平后，即写信给鲍、张，信中说：“叔公(方振武)病在医院，谆谆以两弟为念，老成谋国，具见苦心。”
方振武的病逐渐好起来了，不久就移家南京，仍住在羊皮巷。他什么职务也没有担任，只是以空头的中央委员参加一些会议，和各方联系接触。看来，他这样做是有他的深意的。是年秋末冬初，他的岳母高夫人死了，他大发帖子，大举开吊。阮玄武接到帖子，赶到南京。这是他们分开后第三次见面。记得开吊那天，真是冠盖云集，南京所有的“党国要人”几乎全到了。蒋中正没有亲来，派了代表，送了挽联，何应钦等不仅来了，而且参加执绋送灵，可见方振武那时和他们敷衍得不错，蒋中正也在极力拉拢他。
开过吊后，方振武和阮玄武密谈，他说：“鲍刚、张人杰那里，已派人去联系过，并送去几万元接济他们，这支部队我们可以抓起来抗日救国。”他们还反复讨论了具体进行的办法，谈了几天，阮玄武就回北平去了。
1932年底，日寇侵入热河后，方振武写信给阮玄武说：“决心毁家纾难，抗日救国。”他先把家眷送到上海，收集了自己存款十万元，带了支票，剃了胡子(他在南京蓄须)，化装好了，带着一向跟随他的军需处长孟芸生秘密离开南京，到了山西介休。他先慰劳了鲍、张两个部队，然后和鲍等商定，把部队改称抗日救国军，他自己担任总指挥，鲍刚为第二师师长，张人杰为第三师师长。他们三人联名发出通电。通电只是说明自己坚决要抗日救国，并没有骂蒋中正。他一面派代表四出联系，一面派人到北平找我。他没有要阮玄武立即去介休，通电也没有列阮玄武的名，是想让阮玄武先在北平做些联络工作，主要是联络当时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据阮玄武后来知道，方振武和各方联系，着重在韩复榘、石友三、李烈钧和孙科等人。孙科那时对蒋中正也不满，曾帮助方三万元，韩复榘也暗中有所接济。方振武也派代表去太原见阎锡山，要求帮助，阎锡山一个钱都没有送，只是表示赞成方振武早日北上抗日。显然，他盼望方振武早日离开山西，越快越好。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冯玉祥离开南京再上泰山。蒋中正不断压迫韩复榘，要韩复榘驱逐冯玉祥。韩复榘在蒋中正的一再压迫下，把冯玉祥的一团卫队缴械解散，另派他自己的一营人去“保护”冯玉祥，冯玉祥当然受不了。正好这时宋哲元任察哈尔主席，冯玉祥就离开泰山，移住张家口，和吉鸿昌等决意在察省坚持抗日。他派张允荣赴晋与方振武联系，希望方振武速将部队调到察哈尔。
方振武把阮玄武邀到介休，叫阮玄武先去和阎锡山联系。阮玄武到太原，先晤朱绶光，由朱陪同见阎。阮玄武把方准备出师抗日的意思对他说明，阎说：“叔平既决意如此，我没有意见。我们山西也很困难，经济上不能加以帮助，但是我们是对得起叔平的，鲍刚等在介休吃了几年，我们没有为难他们。现在，叔平要出师，我欢迎，决不为难。要走哪条路，事先告诉我，我会关照的。”方振武本来希望得到阎锡山一些枪械、弹药和经济上的接济，不想阎锡山还是一毛不拔。
正好那时冯玉祥的代表张允荣也到了太原，阮玄武和他一起回到介休，方振武已带领部队出发了。方振武说：“我们抗日救国，名正言顺，老西儿不肯帮助，也算了，他不难为我们就好。”张允荣谈起冯和察哈尔的情况，方振武说：“请升三兄(张允荣字)回去，跟先生说我们是坚决抗日的。”张允荣说：“先生盼你早来，一起抗日。”张允荣就从那里回张垣复命去了。方振武又对阮玄武说：“我们最好要有一个名义，你去和何应钦联系联系，希望他给一个名义。”
阮玄武连夜赶赴北平，见到何应钦，说明来意。何应钦说：“打着抗日救国军的旗帜不行！部队可以保留，但必须开到南方去(意指去“围剿”红军)，叔平必须离开队伍，否则无从谈起。”他的态度如此强硬，当然谈不出什么结果来。显然，何应钦还不知道方振武已和冯玉祥有了联系，更想不到方部会开到察哈尔去。在军分会当委员的秦德纯等向我透露，何应钦已命驻在高阳、定县一带的商震部准备围击方部，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是因为方打着抗日的旗帜，怕国内外舆论的谴责。
方振武带领部队出东阳关，行至石家庄附近时，听说蒋中正到了保定，他派孟芸生去保定见蒋，目的也是要争取一个名义。孟芸生到了保定，蒋中正住在专车上，派代表接见了孟，对孟芸生表示的意见，也是要取消抗日救国的旗帜，部队南开等等。孟芸生听了很气愤，大声喊道：“我们一定要抗日，允许我们是如此，不允许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是下定决心的了。谁要反对，铁也要把它砸烂，钢也要把它打扁。”这样叫喊，蒋中正在里面听得很清楚，他再派员对孟说：“部队只能南开，不许北上，否则要牵动大局。”意思说要牵动“塘沽协定”所肯定下来的对日妥协局面。孟芸生此行，不但全无结果，反而造成了杀身之祸。此是后话。
方振武那时已到了唐县。阮玄武到唐县，把北平接洽的经过和听到的消息都告诉了他，方振武还想在唐县勾留下来。阮玄武对他说：“说走就走，不能再迟疑了，否则要出问题。”方振武才决定立即开拔，阮玄武也在唐县就任了抗日救国军的参谋长。
第二天清晨，军队出发，行军的路线决定避开蒋军，经涞源、蔚县、化稍营、深井堡开往宣化。
当天部队赶到军城宿营。第二天到倒马关，部队走在内长城的古道上，一路翻山越岭，危崖峭壁，相当艰苦。阮玄武和张人杰带着第三师为前队，方振武带着第二师王中孚团居中，鲍刚带着第二师的刘子斌团、乔明礼团殿后，顺序前进。鲍刚在望都、唐县的时候，态度就动摇，他不主张北上抗日。他对方振武说：“只要给我们名义就干。”意思是开往南方也好，让方振武离去也好，只要蒋肯收容，就可以跟着蒋走。原来，他的参谋长盛士恒在倒蒋失败后离开，投奔了徐庭瑶，当过洛阳的行政督察专员，此时徐在北平当军长，指挥关麟征、黄杰两师，方振武部开到平汉线时，盛奉徐命来策反。在大家讨论行军部署时，鲍坚决要求殿后，显然有了预谋。在阮玄武和方振武两路人马到达蔚县时，鲍刚部队在后面停止不进，并在涞源发出通电，宣布与方振武脱离关系。这个一向被方振武认为唯一忠实可靠、相随二十年的部下，竟然脱离而去，方振武的恼怒、懊丧是可想而知了。
鲍刚脱离了大家，队伍开到蔚县，就与驻广灵的晋军孙楚部联络上了。
鲍刚还派人来勾引王中孚，要王中孚团留在蔚县不走，王中孚没有理，还是跟着我们继续北上了。从此，抗日救国军只有张人杰的一个师(只三千余人)和王中孚团。
张人杰也是个浑小子，当阮玄武和他带着第三师开到军城那天，他忽然对阮玄武说：“参谋长，我们今天开到了军城，巧得很，是否可以把军城两个字倒过来。”
阮玄武听了很愕然，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就是成军呀。我们抗日救国军反正要扩充成军的，我们何妨就在这里改成军呀。总指挥指挥两师和两军，反正是一样的。”阮玄武奈何他不得，他就自动从那天改称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军长。后来补报方振武，方也只好同意。
部队从蔚县、深井堡继续北进，到达宣化，宣化的守军是何遂部，有两千多人。抗日救国军要进城，他不让进，抗日救国军就把宣化包围起来。还没等开火，何遂部队中原有一部分西北军的军官就接受了抗日救国军的收编。方振武收编一部分作为他的直属部队，张人杰也收编了一部分，充实他的第一军。
从此，抗日救国军开上了抗日的前线。
抗日救国军进入宣化后，方振武即派阮玄武和兵站人员到张家口去。兵站人员是去看营房，准备军队开到张家口去。阮玄武去见冯玉祥，报告抗日救国军的部队已到。冯玉祥见到阮玄武去，很高兴地说：“听到你们来，实在欢喜，我们可以痛痛快快抗日了。”
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1932年10月冯玉祥到察不久，日寇侵占热河，进犯长城各口，宋哲元部的第二十九军违反蒋中正的意旨，自发地抗击敌军，冯玉祥曾连电第二十九军，慰勉他们努力杀敌。但蒋中正不仅不支援抗战，反而向日本人妥协，使日寇得以进一步窥伺华北，全国人民对蒋中正屈膝投日的卖国行径莫不发指。这是促使冯玉祥在察北发动抗日的客观原因。
冯玉祥有爱国热情，但从中原大混战失败后，手中没有兵力，蒋中正一直密切防范着他。冯玉祥到张家口后不久，热河的汤玉麟部退集热察边境。先后退入察境的，还有东北义勇军冯占海、邓文、李忠义、富春、汲汉东(东北将领汲金纯的儿子)等部，还有热河的地方部队姚景川等部。这些部队本来和张学良有一定的联系，受张学良的接济。蒋中正将热河失守的责任推到张学良身上，把张学良赶往国外，代之以何应钦，成立了北平军分会，何应钦说这些义勇军是“土匪”，根本不予理睬。这些部队集中在察东北(共十多万人)，无冬衣、无粮饷、无人管，而当地人民也不堪负担，真是一片混乱，军民交困。冯玉祥看准机会，就派人和他们联系，他们大多数将领也派人和冯玉祥接触，表示愿听冯玉祥的指挥，抗击敌军。
在察哈尔地方军队中，有曾当过骑兵师长的张砺生，他是察省人，是冯玉祥的旧识。另外，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主力虽调至喜峰口一带，在察哈尔省还留有一部分军队。宋哲元的教导团，原是冯玉祥在汾阳时办的军官学校(校长李兴中)学生改编的，他们名义上是宋哲元的教导团，由第二十九军发饷，但拒不接受宋哲元的指挥，一直留在汾阳，冯玉祥到张垣后，才把他们调来。团长支应遴，外号支鞋码，因为他经常穿着打上鞋码的鞋子，和士兵一起训练。
以上这几部分兵力，是冯玉祥武装抗日的基本力量。现在又来了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力量就更充实了。所以，冯玉祥对方振武的到达是十分欢迎的。
在抗日救国军到达宣化以前(从介休出发，一路行军到宣化，走了一个多月)，冯玉祥曾派人到各处活动，特别是通知他的旧袍泽，希望他们来参加抗战。到张家口时，高树勋已先到了。高树勋原随孙连仲，被蒋中正调往江西参加“围剿”，结果，孙连仲部西北军大部起义参加红军。蒋中正迁怒于高树勋，明令通缉，高树勋避居天津。随后，吉鸿昌、孙良诚也先后从天津来了。阮玄武见到冯玉祥的第三天，方振武带着队伍开到了张家口。张家口抗日的空气一天比一天浓厚，察省府中一些怕事的，以及和南京有关系的厅长、委员，纷纷溜跑了。佟麟阁以保安处长代理省主席，他也拥护冯玉祥抗日。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召集各方将领举行会议，会上决定立即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发表通电，坚决抗日。通电发表后，李宗仁、白崇禧、胡汉民、李烈钧、程潜、朱庆澜、马相伯、陈铭枢、孙科以及上海若干名流，都复电表示支持。
所谓同盟军，是由东北义勇军、热河抗日民军、察哈尔自卫军、抗日救国军以及冯玉祥的教导团和二十九军留守部队五部分力量联合组成的。吉鸿昌那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冯玉祥的左右，还有宣侠父、李连山、李连海等党员推动冯走上抗日的道路；冯玉祥的教导团中也有支应遴、贾振中等党员在起骨干作用；当时还有张慕陶(后来叛党)在冯的幕后。所以，抗日同盟军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但是，当时阮玄武和方振武等都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我们和吉鸿昌等来往，多以为他是西北军的老战友，根本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
除了以上五个方面的力量外，还有一部分内蒙爱国部队也参加了。
冯玉祥和方振武早就存有芥蒂，他们都是有雄心和权谋的人，虽然在抗日大义下站在一起，但相互之间还不能坦率相处。他们这次见面后不到一星期，矛盾就表面化了。
冯玉祥当了总司令，方振武的名义，依然是抗日救国军的总指挥。方振武很不高兴。这是冯、方矛盾的起因之一。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从鲍刚叛离后，张人杰部是抗日救国军的主要力量。但这个师除张以外，只有的刚部王中孚的一个团，以及收编的其他部队，扩编为一个师。张人杰原是西北军的老底子，到张家口见到冯玉祥后，就有意脱离方振武，不再听方振武的指挥，他的粮饷，也直接向冯玉祥的总部领取。方振武认为这是冯玉祥有意拆散他的部队。
有一天，冯玉祥在土儿沟的营房集合抗日救国军官兵讲话。他先慰劳部队，说一路翻山越岭，大家很辛苦，接着，勉励大家今后“努力杀敌，救人民，救国家”。冯玉祥讲完话后，方立即接着讲话，他说：“我们要抗日，但我们部队中如此无纪律(暗指张人杰自封为军长)、无节制(指张人杰直接领取粮饷)，勾心斗角，如何指挥？又如何能团结杀敌？”冯玉祥听了这番话，当然也下不了台。哪知道张人杰也跳上去讲话：“我们是老西北军，今后一定坚决服从冯总司令指挥，英勇抗日。”方振武听了，更加怒气上冲，他想到几年来，为了维持这支部队，曾费尽心机，并拿出不少钱来接济，结果，好不容易带到这里，就不听指挥了。他的气愤难堪是可以想象的。幸而冯玉祥立即把张人杰数说了一顿，并对部队说：“你们都是方总指挥领导的抗日救国军，一定要听方总指挥的命令，谁也不准违犯。”这样，才把当时濒于爆发的场面平息下去。
事后，阮玄武埋怨张人杰不该对方振武耍这样的态度。张人杰说：“是他先骂我不听命令、不守纪律的呀。”从那天起，冯玉祥、方振武两人即避不见面。
阮玄武是抗日救国军的参谋长，冯玉祥又任阮玄武为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五军军长；其他军长有吉鸿昌的第二军军长，佟麟阁的第一军军长等。高树勋、张凌云亦为军长。阮玄武自己没有部队，冯玉祥把汲汉东的部队编为第十六师，把察省进步人士徐子权领导的民军编为第十八师，把这二师拨归我指挥。方振武对阮玄武说：“你去和冯先生说，把第五军拨归我指挥。”但这事阮玄武不好对冯开口。阮玄武看见冯、方的关系闹僵，找张允荣商议，阮玄武和张允荣一起去见冯玉祥。冯玉祥在他住的营房的玻璃亭子里会见大家。阮玄武说：“方总指挥太鲁莽，说话不加考虑，我看他这样得罪先生，是不对的。”冯玉祥说：“张人杰也不对，不该对叔平这种态度；我没有什么。为了抗日，有什么不能彼此原谅的？只要叔平没意见，我也没有什么意见。”阮玄武说：“是不是可以请方来见见先生？”冯玉祥说：“很好，我欢迎嘛！只当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从此不要再谈过去的事好了。”阮玄武和张允荣又同去见方。阮玄武对方振武说：“先生对你没有什么意见，希望和你见见面。有什么误会，当面一谈就可以解决了。大家为了抗日，有什么事不能开诚布公商量的？”方振武对张允荣说：“升三兄，请你转告先生，我没有什么意见，有空，我就去见先生。”
其实，方振武对冯玉祥的疑惧并没有消除，从那天开会回来后，他的总指挥部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深怕冯玉祥对他下手。阮玄武见僵局还是打不开，又去见冯，冯玉祥留阮玄武一起吃饭。阮玄武有意把话头转到方振武，阮玄武说：“方振武的脾气急躁，但我和他同事多年，知道他是有口无心，他对抗日是真诚的。为了抗日，他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维持部队，千方百计脱出蒋的虎口，他的苦心我是知道的。先生多原谅他点吧。”冯玉祥说：“阮先生，你说的话都对，但是，我总不能先去看他吧。”阮玄武说：“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要先生去看他，我是为方着想，他来看你，谈些什么好？”冯玉祥说：“那有什么，我们只谈抗日，不谈其他。”
他们见了面。冯玉祥果然什么也没有提，只说：“敌军已侵占多伦、宝昌，还在不断增兵向西移动。形势这样危急，叔平，我们不能空喊，我们要抗日杀敌呀！”提到抗日，方振武的劲头来了，他说：“我完全同意先生的主张，我们不能只说不动，我听先生的指挥，先生下命令，我马上到前线去。”他们这次谈得很好。
接着，冯玉祥就任命方振武为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率部先行，方振武率部随后跟进，目标指向多伦。他们指挥部队，迅速前进，奋勇抗击敌人。方振武、吉二位作战都很勇猛，不惜牺牲。尤其是吉鸿昌，外号吉大胆，一遇敌人就是死拼，在战斗激烈时，往往身先士卒，袒臂冲杀，因此先后收复康保、宝昌，并攻克多伦。捷报传出，举国振奋。这一胜利，也震动了原已投敌或在歧途中徘徊的杂牌部队。刘桂堂(即惯匪刘黑七)派尚武来张家口，表示愿意从日寇控制下起义过来，参加抗日，后来尚武在旅社玩弄手枪，把自己打死了。蒋中正却宣传冯玉祥把他杀害了，以此挑拨抗日同盟军和这些杂牌队伍的关系。汤玉麟率领他的残兵败将，徘徊在热、察边境，至此，也派代表来和冯玉祥联系。抗日同盟军经此一战，声威大振。
对于这个胜利，只有蒋中正、何应钦等不高兴，因为这会影响他们在“塘沽协定”后进一步对敌屈膝妥协，他们怕日本帝国主义会因此对他们翻脸。
除了造谣、污蔑、分化外，蒋中正、何应钦在和敌方取得谅解后，竟下令攻打同盟军。他们派关麟征、冯钦哉、庞炳勋分三路从干绥线向察省进军，许事成以后，给庞以察省府主席。另外，调蒋中正的嫡系部队王敬玖师开至延庆，策应庞炳勋、冯钦哉。
在内外情况急剧变化下，冯玉祥决定请宋哲元回来，自己下台。这个主意是他自己打定的，方没有同意。在宋哲元来以前，冯玉祥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在蒋中正、日寇夹攻下，是妥协还是继续坚持。方振武当场坚决主张强硬。他说：“我们要抗日反蒋，敌人来，我们打敌人；蒋中正来，我们就打蒋中正，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吉鸿昌也主张继续打下去，反对妥协，其他西北军将领都没有表示意见。会议无结果而散。会后，冯玉祥还是按照自己的决定，迎宋哲元回来。
冯玉祥派张允荣到宣化迎宋。方振武自己躲开了，派我到宣化去。阮玄武曾问张允荣，为什么冯玉祥这样急于迎宋哲元回来，张允荣说：“这是大势所趋。冯曾对我说，日寇狼子野心，一定得寸进尺，今后的仗有的打，目前让宋明轩回来，我们可以保存些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冯玉祥原来的想法是，自己下台后，还寄住在张家口，以待时机。哪知蒋中正、何应钦给宋哲元的条件，首先就是要把冯玉祥赶出察哈尔，于是，在宋哲元到后的第三天(8月14日)，冯即不得不黯然离开张家口，重新回到泰山。当时，张家口流传着这样两句话：“抗日同盟一百天，轰轰烈烈化灰烟。”可以反映出察哈尔省军民对这个结局的失望和对蒋中正、何应钦反动派摧残抗日将士的愤懑。
宋哲元到张家口后，阮玄武去张北见方振武。那时，阮玄武的第五军军部和十六师开驻万全，方带着卫队开到张北，十八师徐子权部坚持要随方振武抗日，也和方一起驻在张北。方对阮玄武说，要宋哲元把我部编成—介师，由阮玄武当师长，他还留在队伍里不走。他叫阮玄武立即回张家口向宋哲元提出这项要求。阮玄武回到张垣，把这意见对宋哲元谈了，宋哲元说：“你编一师是没有问题的，但叔平一定要离开队伍。我们欢迎他来张家口住。”宋哲元还说：“如果他一定不肯，你把队伍拉过来好了。”张允荣在旁也力劝阮玄武这样做。阮玄武说：“这不行，我有我的人格。他为了抗日，辛辛苦苦拉起这点队伍，我拆他的台，岂不成为鲍刚第二了！”
这次交涉没有结果。那时冯玉祥已走了，阮玄武就把军部和十六师部队开到张北，再去见方振武。方说振武：“要我离开队伍不行。既然如此，那末你就留下来听宋改编，我还是要抗日到底。”阮玄武说：“那好，以后你要什么东西，我一定设法全力支援。”就这样，他就带着队伍向独石口方向去了。
阮玄武回军部，忽然十六师梁副师长向我报告，汲汉东已和何应钦勾搭上，潜来张北，准备把队伍带走。梁和我相处得很好，我相信他的话。阮玄武就带着卫队(这支卫队是孙殿英送阮玄武一百支枪编成的)赶到汲汉东住的旅店，把他扣留，并立即召集队伍讲话，把附和汲的人遣走，留下的改编成一个团。阮玄武把队伍编好后，就把汲汉东释放了。
方振武带着自己的嫡系部队王中孚师(已编为三团)开到独石口、赤城一带，和吉鸿昌继续抗日。他们和汤玉麟、刘桂堂结成一个小同盟，一面抗日，一面反蒋。他们看到蒋中正和日寇配合，派兵围打他们，就决定把部队南指北平，先打蒋军。他们商议好了，方振武、吉鸿昌即率军南攻，刘桂堂也跟了上去，汤玉麟却按兵不动。阮玄武在张北听到这消息，曾打一个电报给方，大意说：“我追随我公多年，相知有日，见公踽踽其行，衷心难受；而逗留边境，与刘桂堂、汤玉麟为伍则为我公所不取。”方振武复电说：“我志已决，明轩既无商榷余地，只有南下是一条出路，以后望多多联系。”
他们的部队一直攻到密云、怀柔一带，和蒋军发生激烈战斗。
就在那时，古北口的日寇派一个大佐到方的司令部见方振武，态度极为傲慢。方振武穿着上将军服，严词对来人说：“你是不是军人？日本军队是讲阶级服从的，我是上将，你是大佐，你怎么见了我这么大模大样？”那个大佐立即肃然举手行礼。方振武说：“坐下谈吧，你来有什么事？”日寇大佐说：“你们打得很好，我们愿尽力接济，只要打下去，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可以供给什么。”方振武很生气地说：“我们打蒋，是为了他不抗日；我们先打蒋，然后再打你们。我们要你们什么接济？”这个大佐抱头鼠窜地走了。以后，蒋、何调遣关麟征、商震等部对同盟军迎头截击。日本大佐回去后的第二天，日寇也大举出动，和蒋军配合，两面夹攻。同盟军死伤惨重，而且粮弹垂绝，伤兵也没有医药治疗。方振武不得已，接受了商震的劝告，停止抵抗。方振武、吉鸿昌到了商震的司令部，队伍被迫放下武器。何应钦从北平来电话，叫商震立即把方振武扣押起来，商震不同意，说：“要扣，你们扣好了，我商启予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当时，方还穿着上将军服，商震的师长李杏村对方振武说：“你何必还穿着军服呢？”暗示情况不好，要他早作打算。方振武会意说：“好吧，请你借身便服穿吧。”
于是，李杏村给方振武找了一身便衣和便鞋换上了。吃过饭，商派了五部卡车，把方、吉和他们的随从人员等装载南行。这段经过，是抗战时期李杏村在重庆遇到我时，对我谈的。李还说：方振武、吉鸿昌接受和平改编后，何应钦曾电蒋中正请示，蒋复电只4个字：“吉放方办。”所以何非把方振武扣押不可。蒋中正恨方振武是可以想象的，至于他为什么不扣吉鸿昌，是那时他还不知吉鸿昌是中共党员，以为吉鸿昌失败后就不足为患了。后来，吉鸿昌继续坚持进行抗日活动，蒋中正于1934年底派特务到津将吉鸿昌绑架，解到北平加以杀害。这是以后的事了。
这五辆卡车于下午5时左右从牛栏山商的司令部开出。方振武坐在第一辆的司机座旁，吉鸿昌坐第二辆。车子开出不久，正要驶上孙河镇一个坡，方在车中看见前面有一排军队持枪奔来，喝问：“方振武在哪里？”方向后一指说：“方振武在后面车上。”这五个人为着抢功，都奔到后面的车子那里去了。方振武乘机下车，正好那时附近有不少老百姓围上来看热闹，方振武就混了进去。方振武的卫士看到方振武已下车，正想跳下车来，后面的部队已赶到，喝令“什么人都不许下车”！因此，除方振武以外，没有一个人漏网。这时，天色已慢慢黑下来，方振武迅速从人丛中溜出，循着孙河急急而逃。那些队伍搜到第二辆车，吉鸿昌站出来说：“我是吉鸿昌。”搜查的人说：“你站开。”他们把五辆车子一一搜遍，找不到方振武，闹个不休，直到天黑，才放车行。
以后，方振武的秘书长孟芸生(就是跟方一起从南京溜出来的处长)、秘书余燮阳和其他人员被俘。这些人是由一个内奸指认出来的。孟芸生等被押到北平，被蒋中正、何应钦特务酷刑拷打，后来孟芸生被杀害。余燮阳等受到种种酷刑，阮玄武到了北平才把他们保了出来，余燮阳的奶头都被烧掉，据说是被用香烫、用烙铁烧的。
方振武逃出搜查者的毒手后，从偏僻小道向南潜逃，晚上8时许，到了通州东北的张各庄。这庄子有一二百户人家，那时都已熄灯，只有一家还有灯火。方振武连忙上去敲门，开门的是一位老人。方振武直截地说：“我叫方振武，以前在密云、顺义和你们通州一带，都驻扎过军队，没有扰过老百姓；现在，因为坚持打日本鬼子，蒋中正要抓我，要被他抓去，我就没有命了，望老人家救我一救。”那老者说：“我姓张，这一村的人都姓张，我是族长。你到我这儿，算得救了。”他连忙拿出一点干粮给方振武吃，并把方振武藏在柴草堆下面的地窖里。刚刚掩盖好，只见远处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原来何应钦已派了一旅人在附近各村庄逐家逐户地搜查。
他们在张各庄搜了两个多小时，没有搜出，才离庄到别处去搜。第二天清晨，张老汉装了一车子菜，叫方振武化装成农民的样子，一起坐车循小路绕过通州，一直把方振武送到了天津。方振武那时身无分文，他把自己带的一只金手表取下送给张老汉。张老汉坚决不受，说：“你是抗日的，我应当帮助你。”说罢就告辞了。后来方振武到了香港；托人带二百元酬谢了老人。
方振武那天进入天津后，先到安徽会馆借了几毛钱，坐车去找租界内住家的一个朋友，在朋友那里躲了几天，才坐上轮船到了香港。阮玄武听到他已脱险抵港，就请余亚农去港代表我们慰问他。以上方振武脱险的情况，是方振武亲口对余亚农讲述，余回来对阮玄武说的。
方振武到港不久，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方振武和陈铭枢等有联系，列名参加反蒋，正预备去闽，蒋中正已进军福建，李济深、陈铭枢等已逃散了，他没有去成。那时阮玄武的部队被编为一个旅驻在康保。有一天，何应钦到张家口，宋哲元请他吃饭，邀我作陪。何见到阮玄武问：“叔平情况怎样？你们常通信吗？”阮玄武说：“好久没接到他的信了。”何应钦含笑说：“这一回，他倒没有到福建参加。”可见蒋、何等对方一直是注视着的。
1935年，方振武出国去欧洲游历，到伦敦后，写信给阮玄武，说还有十几个旧部被关在北平监狱里，请阮玄武转托冯治安营救。冯治安都把他们保出来了。那时已在“何梅协定”之后，军分会撤销，何应钦已赴宁，宋哲元已在北平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为北方的主要控制者了。
七七事变后，方振武回国要求参加抗战，在南京见到蒋中正，蒋中正给以一个上将参议的空名，不让他参与军事。后来，方振武到桂林办一个垦牧场，收容逃难到桂林的安徽同乡和流亡学生。但是蒋中正对他还不放心，经常有特务去查问、滋扰，方振武于是逃到香港，住在九龙租界。他在港九，常常招宴宾客，把他的抗日活动的照片陈列宣传，并和进步人士有所往来，招致了蒋中正的不满。
1941年日寇进攻香港，方振武对人说：“我是抗日的，非离开香港不可。”香港沦陷以前，重庆派飞机去接在港的国民党要人，方振武赶到启德机场，看到最后一架飞机是空着的，要求搭乘，遭到坚决拒绝。但这架飞机，却把孔二小姐(孔祥熙的女儿)养在香港的二十七条洋狗以及箱笼等载到重庆去了。方振武在机场号啕大哭，痛骂蒋中正。这事，有人在重庆报上写过，阮玄武是在报上看到的。
当香港快沦陷的时候，方振武和十多人从元朗间道逃出，准备重返大陆，奔赴抗日战场，但刚到广东省中山县境内，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方振武遇害后，重庆官方报纸只字不提，他的上将参议名义，一直挂着。直到抗战胜利后，军委会取消，改设国防部，才把方振武的名字抹去。此外，重庆官方还造谣说，方振武在九龙过海时被土匪杀死，投尸海中。所有这些都说明蒋中正做贼心虚，故意放出烟幕，以掩盖他的罪行而欺骗世人。
方毅华：(公元1917～1981年)，原名方福柏；湖北礼山人(今湖北大悟)。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五团副排长、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保卫局科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长征和劳山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锄奸科科员、第一一五师卫生部特派员、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津浦支队特派员、山东纵队二旅锄奸科科长。1944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后任长春市卫戍司令部保卫科科长，任辽吉军区保卫部科长，东北野战军十纵队第二十八师第八十二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第一三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参加了辽沈、平津、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七军第一三九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回国后，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历任师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军区后勤部政委。是中共七大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81年5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方祖岐：(公元1935～今)，江苏靖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51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译电员，1954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司令部机要科保密检查助理员，沈阳军区装甲兵干部部任免处助理员，师政治部干部科助理员、组织科和秘书科副科长，1969年任团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科长，1980年任科长、副部长，沈阳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88年任陆军第16集团军政治委员，1990年4月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1992年11月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1993年12月至2000年12月任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1998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方爱琼：(公元1923～今)，女；福建福清人。著名美国航空航天科学家。
方爱琼是一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中国走向攀登航天高科技巅峰的顶尖科学家。她在祖国接受基础教育，以自己的毅力、睿智，从一个物理教师起步，勇敢攀登美国航天技术的最高巅峰，先后担任哥达宇宙航行中心、美国太空总署高级工程师，太空总署技术通讯的总主编（权威杂志），美国阿波罗X1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一串一串的成功记录，真实地镌刻着方爱琼拼搏奋斗的人生轨迹，浸润着她艰辛探索航天奥秘的无数血汗，折射出中国女性的聪明才智和人格精神。
方爱琼1923年出生，先后就读于福清毓贞女子初中部，福州华南女子高中部。高中毕业时，她考入当时昆明的西南联大，当时全省仅被录取两名，她是其中之一。旅途中，因路费告尽，就近到湖南借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直到毕业。从此她与物理学结下不解之缘。大学期间，她的这方面天赋和才气便开始显山露水。
1945年大学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而留校任教。执教期间，她那颗不安现状的心又在苦苦寻找一条新的道路。经过反复思索，她决心到美国寻找事业成功之路。她与台湾人结婚后，由家乡福建赴台湾省，在成功大学执教。终在于1956年辗转进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院学习。她如鱼得水，在知识的海洋里驰骋，一往无前。
知识给她插上腾飞的翅膀。方爱琼在卫星轨道程序、数据管理程序等方面的研究获得巨大成就。1963年，她顺利进入全美宇宙航天中具有领导地位的机构一一位于华盛顿北部的哥达宇宙航行中心，着手OAO-A，NimbusD与E，Delta PAC，IMP-1，SSS，以及SAS-C等卫星的研究。
一次，尼克松总统下令要求限时攻克阿波罗登月计划中的登月舱难题，而这难题正所谓难于上青天，几所大学和数个研究所的几位权威教授都没有成功。她的上司最终找方爱琼谈话，请求限时攻破。这是一顶披满荆棘和光环的桂冠，但后面也潜藏着巨大的风险，有智无勇者不敢面对这风险，有勇无智者戴不动这顶桂冠。考虑平安省心，爱琼可以婉拒。接受这个挑战，无疑是坐上一座火山，不能成功推动航天事业的发展创造更大辉煌，就会留下科学研究和人生履历的无尽遗憾…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如今面对可以一展中国人智勇的关键时刻，方爱琼还能犹豫什么？！此时她想到了林肯的名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如此，你才能磨练自己，求得更高的知识，而进入更高的境界…”来不及想更多的东西，方爱琼于1968年即投入研究工作。结果，仅用半年多时间，提前近一年就攻克难题，获得成功…于是，美国人对她折服了，觉得她身上有股骨气和勇气，也感受到了中国人的人格魅力。
1969年7月20日，这是令方爱琼终生难忘的日子。她做为华裔，被美国政府选中，参加阿波罗X1计划工作，且是重要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之一—负责程序工程、数据库Data base及其应用的研究。
1969年7月20日，方爱琼博士被美国政府选中，参加阿波罗X1计划(人类登月计划)，且是重要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之，即负责程序工程、数据库Data base及其应用的研究。
由于方爱琼参加阿波罗X1登月的重大任务并作出突出贡献，美太空总署授予刻有她本人名字的ApouoX1登月的大型浮雕金属纪念奖牌，世界名人传记出版社把她列入世界五千名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行列，以表彰她在人类科学史上的突出贡献。
在阿波罗登月周年纪念日有功人员授奖时，太空总署的祝贺信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赏识到您所参加的哥达宇宙航行中心所支持的登月目标，您会在登月周年纪念的第一周，收到刻有您名字的浮雕奖牌，以纪念庆祝ApouoX1的伟大任务。”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誉。
1970年1月16日，哥达宇宙航行中心在方爱琼研究Delta-PAC卫星有功授奖祝贺信中给予高度评价，美国太空总署特意把该署有特殊贡献的人物与事迹，排列在一大型图片中，方爱琼紧*在地球照片旁、位置明显突出，这也是对她的特殊功勋的特殊表彰吧！
1974年，由于方爱琼的出色表现，她被调到美国太空总署总部工作，担任高级工程师（美国太空总署总部里唯一的女性），并兼任太空总署技术通讯的总主编，主持研究卫星轨道控制以及太空对农业、土壤、气候预测的影响等项目。随即，美国太空总署总部又成立了太空监察数据应用办公室。此办公室特意挂上以方爱琼的名字命名的牌子，她的工作扩大涉及到管理、发展，与执行程序范围所涵盖的建立有关价值的数据及讯息系统，使数据达到有效价值的最高程度。这些都为美国太空总署执行重大任务提供珍贵的数据。
方 策：(公元？～1945年)，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任国民革命军风纪巡视团主任委员，1945年10月在西安病逝。1946年1月12日由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赠陆军上将军衔。 跟帖时间 2010-02-16 08:34:5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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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的历史名人（一） -- 方 干：(公元809～888年)，字雄飞，号玄英；睦州青溪人(今浙江淳安，一说新定人即今浙江建德)。著名唐朝诗人。
方干从小爱吟咏，深得师长徐凝的器重。一次，因偶得佳句，欢喜雀跃，不慎跌破嘴唇，人呼“缺唇先生”。桐庐章八元爱其才，招为过门女婿，遂居家桐江白云源(今桐庐县芦茨乡)。
唐宝历中年，参加科举考试，以诗拜谒钱塘太守姚合。初次见面，因其容貌丑陋，缺唇，姚合看不起他，待读过方干诗稿后，为其才华所动，于是满心欢喜，一连款待数日。
方干在科举中不被录取，于是隐居会稽镜湖，终生不仕。
唐开成年间，常与寓居桐江的喻凫为友，并与同里人李频唱和，诗来歌往，关系甚笃。大中年间，流寓会稽鉴湖。咸通年间，浙东廉访使王龟慕名邀请，一经交谈，觉得方干不仅才华出众，且为人耿直，于是竭力向朝廷推荐。终因朝廷腐败，忌贤妒能，不被起用。后人赞叹他“身无一寸禄，名扬千万里”。
方干擅长律诗，清润小巧，且多警句。其诗闻名江南，多以流连风物和格调低沉为主题，有的反映社会动乱，同情人民疾苦；有的抒发怀才不遇，求名未遂的感怀。唐文德元年(公元888年)，方干客死会稽，归葬桐江，死后追赐及第。方干门人搜集他的遗诗三百七十余篇，编成《玄英先生集》传世。《全唐诗》编有方干诗六卷三百四十八篇。宋景祐年间，范仲淹守睦州，绘方干像于严陵祠配享。
方 清：(公元？～766年)，歙州人(今安徽歙县)。著名唐朝农民起义领袖。
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江南发生大规模疫灾，百姓民不聊生，方清在黟歙交界处率领歙州饥民揭竿而起，凭借山区险要地形同官军对抗，一时应者如云，队伍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了数万人。
唐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方清率领农民军进军贵池秋浦的乌石山，与广德一带的陈庄、陈五义军会合，采取积极进攻的态势，连克周围县邑。
唐朝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农历1月，方清的军队屯扎石埭县，并乘政府军准备不周时，勇猛进击，攻克歙州，擒杀刺史庞浚，一时威振江南。同年，攻占黟县赤山镇，置阊门县作为根据地，此后，方清在黟县赤山镇修筑城池，自建阊门县。
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唐王朝派大将李光弼进剿，唐军主力部队又得到了豪绅吴仁欢数千民团的帮助，方清虽据险扼守，但寡不敌众，战败牺牲。
方 会：(公元992～1049年)，俗姓冷，袁州宜春人(今江西宜春)。著名宋朝高僧。
先作小官，不称职，出家，从楚圆学禅法。后在杨歧山和云盖山弘法，言行常常更加离奇。如上堂说：“举古人一转公案，布施大众。”过一会说：“口只堪吃饭。”又如：“慈明忌辰设斋，众才集，师于真(画像)前以两手捏拳安头上，以坐具画一画，打一圆相，便烧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可见教法还是临济宗和云门宗的奇警一路。嗣法弟子有白云守端、保宁仁勇等。
他逝世于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终年五十八岁。临济宗两支派之一的杨岐宗由方会禅师创立，杨岐宗是临济的正脉，方会以后，临济一系延绵不绝。
方 腊：(公元？～1921年)，睦州青溪人(今浙江淳安，一说歙州即今安徽歙县)。著名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
从宋宣和二～四年农历十月～农历4月(公元1120年～1122年)，在江浙地区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是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方腊是雇工出身。青溪及其附近地区盛产竹木漆茶等经济作物，宋朝的造作局和应奉局每年从这里勒索成千上万斤的漆，其他竹木花石的数量也极为庞大。小生产者和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陷入绝境，怨声载道。
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方腊发动群众，宣告起义。他自称“圣公”，建年号“永乐”，设置官吏将帅。方腊利用当地秘密流行的摩尼教来组织群众，起义队伍很快便扩大到数万人。起义军所向披靡，三个月内，接连攻占了两浙首府杭州、歙县等六州五十二县，威震东南，队伍扩大到近百万人。
当北宋最高统治者接到方腊起义军逼近杭州的消息之后，立即派童贯统率官军南下，镇压起义。接着，宋徽宗又“下诏罪己”，宣布撤消“造作局”、“应奉局”，停运花石纲。
宋徽宗下令童贯率军十五万镇压，没有取胜。朝廷又三次下诏“招抚”，均遭方腊严词拒绝。方腊义军在齐云山的独耸峰上屯兵，抗击宋王朝官兵的围剿。在齐云山上，方腊义军凭借险要的崖涧和天生的云雾，把守要隘，居高临下，用刀剑和滚石把宋朝官兵打得落花流水。齐云山上，粮草丰盈，池塘满溢，方腊依岩洞建寨，本来可以固守，但由于义军中出了叛徒，一夜之中，决了池水，烧了粮库，使义军陷于绝境。方腊设计退了官兵，下了齐云山后，
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农历4月，方腊在浙江帮源洞被捕。当年秋季，方腊在汴京遇害。浙东的各支起义军到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以后也先后被镇压下去。
方腊起义失败后，宋徽宗立即恢复了苏杭“应奉局”，并在开封重新设置了“应奉司”，加紧搜刮“四方珍异之物”，宫殿、园林等巨大土木工程也照旧进行。
方 岳：(公元1199～1262年)，字巨山，号秋崖；新安祁门人(今安徽新安)。著名南宋朝词人。
方岳出身于一个世代耕读之家，七岁能赋诗，时人称为神童，南宋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中进士。因他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敢于斗争，多次遭到权奸贪吏的诬陷和打击，仕途坎坷。
他于宋绍定五年应漕试及别试时，皆获第一，但因不附和权臣史弥远，而遭到降为甲科进士第七。在任南康军知军时，权臣贾似道为湖广总领，一日，总领所船队占据鄱阳湖闸口勒索民财，致民船倾覆，船民溺死。方岳闻讯激愤不已，令擒押肇事官兵数人。贾似道气势汹汹来文兴师问罪，方岳毫不畏惧，大书数百语回复，痛斥贾搜刮民众的不法行为，中有句曰：“岂不知天地间有一方岳焉！”铁骨铮铮，正气凛然。因此又被贾似道上章弹劾，再次遭贬，他离别南康时，当地百姓闻讯不约而同地扛着彩旗，排着长队前来送行。方岳一生多次被劾罢归，但始终不屈，与权奸冰炭不容。后来他执意远离污浊的官场，回到祁门，宋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病逝家中。
方岳生逢乱世，忧国忧民，把满腹的忧愤都化作爱国篇章。他一生写了大量的奏状、铭、记、诗词等，明嘉靖年间其裔孙方谦刊刻成《方秋崖先生全集》，凡文四十五卷，诗、词三十八卷。如他在《代范丞相》奏章中，针对时政，精心撰列了十条措施，表达自己希望富国强兵的拳拳之心。方岳体恤人民疾苦，与人民关系密切。《答金守》中云：“所与交者，非辍耕之夫，则荷涤之叟也。”他非常痛恨朝廷的苛捐杂税，被选入钱钟书《宋诗选注》中的《三虎行》是传世名篇。爱国爱民的思想贯穿了方岳的一生，其高尚的人品和诗品相映成辉，在历史的长河里发出闪耀的光芒。
方岳的诗风格朴素自然，清新质朴，平白如话，受杨万里、范成大影响，而自成一体，与刘克庄齐名。郑振铎著《中国文学史》说：“其诗主清新，工于镂琢”；其词吐语清旷，不避俚俗，风格近于苏(东坡)辛(弃疾)。如“春雨初晴水拍堤，村南村北鹁鸪啼；含风宿麦青相接，刺水柔秧绿未齐”。清新自然，富于生活情趣，为大众喜爱，广为流传。
方岳故居在城北何家坞，坞内原有君子亭、归来馆等建筑，山上有梅，池中有荷，风光迷人，因方岳见池中荷花茂盛，改名为荷嘉坞。
方 凤：(公元1241～1322年)，字韶卿，一字景山；浦江后郑村人(今浙江浦江)。著名南宋诗人。
幼年勤奋好学，稍长以诗文为世所重。南宋末年任福建容州文学。宋亡后绝意仕进，归隐家中，自号岩南老人。常出游名山大川，访问宋朝遗老，每过破军蹶将之处，俯仰徘徊而不能自已，亡国之痛，溢于言表。与流寓浦江的诗人吴思齐、谢翱(福建长溪人，曾为文天祥咨事参军，天祥抗元被执遇害后，到浦江依方凤)相友善，吟咏唱和，以寄托故国之思。参与故宋遗民组成的月泉吟社，为评卷人，在当时文坛有相当影响。
一生博览群书，尤精于《诗经》，深通毛、郑二家之言。对当时雕琢词藻、堆砌典故、纤弱艰涩的文风不满，强调为文要内容充实、感情真挚，认为“文章必真实中正方可传”，诗多眷念宗邦而作，音调凄凉，寄慨遥深。元朝著名文学家黄溍、柳贯、吴莱皆出其门下。著作有《野服考》、《正人心书》(未完稿)，诗文集《存雅堂稿》多散佚，后人张燧辑为《存雅堂遗稿》。
方 回：(公元1227～1307年)，字万里，号虚谷，歙县人(今安徽歙县)。宋末元初文学家。
宋景定年间进士，媚于权相贾似道，似道败，又反而弹劫之。累官知严州、元军至，举城迎降。入元为建德路总管。不久罢官，往来杭歙间。
方回节操无可言者、为世所讥；然善论诗文，评选唐宋以来律诗，编为《瀛奎律髓》，标榜江西诗派，并倡“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著作有《续古今考》、《文选颜鲍谢方诗评》、《桐江续集》，分类编选唐宋两代律诗为《赢奎律髓》，流传于世，甚有影响。
其为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学问议论，一尊朱子，崇正辟邪，不遗馀力，居然醇儒之言”。所著有《虚谷集》，已佚，今存《桐江集》、《桐江续集》。
方从义：(公元1302～1393年)，字无隅，号方壶、金门羽客、鬼谷山人、不芒道人，贵溪人(今江西贵溪)。龙虎山上清宫道士。著名元朝画家。
元至正初年游览天下名山大川，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至大都(今北京)作短暂停留，结交了黄公望等许多名士并饱览古代画家名迹，因而胸有峻厚巍伟之丘壑，笔添蓬勃之生气。
工诗文，善古篆、隶书、章草，擅山水，多为云山墨戏。画艺远师董源、巨然、二米，近学赵孟睢⒏呖斯Ф?辣脔杈叮??魃剿??揪?祝?杂扇魍眩?手碌?矗?覆ηЬ??扒??蜃矗?患倌∧猓?肴惶斐桑???龊醯で嗥桀持?狻薄?
传世作品有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作《武夷放棹图》轴，现藏故宫博物院；《白云深处图》卷、《云山图》卷藏上海博物馆；《山阴云雪图》轴、《高高亭图》轴。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作《神岳琼林图》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作《太白泷湫图》轴，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方孝孺：(公元1357～1402年)，字希直，又字希古，号逊志；宁海缑城里溪上方人(今浙江宁海大佳何乡溪下王附近，村已废)，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方克勤之子。浙江宁海人。著名明初文学家。
方孝孺之父叫方克勤，明洪武初期曾授山东济宁知府。
方孝孺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六岁时即能作诗，人奇其才，呼为“小韩子”。十五岁随父兄北上济宁，励志攻读，少年学问，多得之于庭训。及长，承学于著名学者宋濂。时宋濂门下，学子如云，如胡翰、苏伯衡诸生，悉为学界名流。孝孺一登门，则相形见绌，皆自愧不如。宋濂亦器重孝孺，曾以“百鸟中之孤凤”作比。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朝廷命各朝觐官举荐贤士，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起荐二十六岁的方孝孺。应徵至京，在奉天门受旨作《灵芝》《甘露》两诗，甚合旨意。赐宴时，明太祖朱元璋有意使人欹斜几具，试其为人，方孝孺必正而后坐。上喜其举止端庄、学问深厚，有期待日后辅佐子孙之意，厚礼而遣还乡。
此后十年，方孝孺居家读书写作，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等篇。虽生活清苦，贫病交迫，甚至连日断炊，仍奋笔不辍。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方孝孺在三十一岁时，仇家与其叔争讼，讼词中涉及到方孝孺，官府因此籍其家，械押至京问罪。但明太祖朱元璋一见到“方孝孺”的名字，立即特命释放其回家。
及至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朝廷再次荐方孝孺。明太祖才召授汉中府学教授。翌年闰四月至蜀任教，深得蜀献王赏识，聘为世子师。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逝世，明惠帝即位，遵照太祖遗诏，召方孝孺入京，任翰林侍讲。次年又升为翰林学士，值文渊阁。明惠帝尊以师礼，日侍左右以为顾问。帝读书每有疑处，即召方孝孺讲解。后恩遇日重，凡国家大事，常命方孝孺就届前批答。当时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等史书，方孝孺担任总裁。后又晋升为文学博士，奉命与董伦、高逊志等人主持京考，试取天下贡士。
明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燕王朱棣反。当时朝廷征讨檄文，均出自孝孺之手。并为朝廷多方策划，欲阻燕兵南下。无奈局势苍黄，难以逆转。第二年，燕兵破金川门入京师，宫中大火，明惠帝不知所踪，方孝孺日夜恸哭于殿陛。
朱棣进京后，清宫三日，诛杀旧臣。镇抚将军伍云执孝孺献朱棣。朱棣自北平南下时，军师姚广孝曾对朱棣说：“臣有所托。”朱棣问“何为？”姚广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当时朱棣颌首答应。
至此，朱棣命方孝孺进宫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披麻带孝上殿，痛骂朱棣，拒不草诏。
朱棣无奈，将方孝孺关押狱中，命宫中百官，每日数次劝说，甚至派遣方孝孺两位学生廖镛、廖铭去狱中相劝，但毫无效果，反被训斥。
朱棣决定亲自劝导方孝孺，命锦衣卫强行撕去方孝孺缝死在身上的丧服，套上朝服，绑架进殿。
方孝孺到后，朱棣破例为方孝孺设座，并起身劝慰说：“先生何自苦，余欲学周公辅成王耳。”
方孝孺立即反问道：“成王安在？”
朱棣说：“渠自焚死。”
再问道：“何不立成王之子？”
朱棣说：“国赖长君。”
又问：“何不立成王之弟？”
朱棣无法回答，只好搪塞说：“此朕家事耳，先生无过劳苦。”即暗示左右，强行授笔于方孝孺，并说：“诏天下草，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接过笔，疾书“朱棣篡位”四字，投笔于地，放声大哭，且哭且骂说：“死即死，诏不可草。”
朱棣发怒说：“汝不顾九族乎?”
方孝孺奋然回答说：“便十族奈何！”骂声益厉。
朱棣大怒，命人将方孝孺从嘴角直割到耳朵，方孝孺满脸是血，仍喷血痛骂不绝。朱棣厉声道：“汝焉能遽死。当灭汝十族！”于是，一面将方孝孺关押狱中，一面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逮解至京，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个一个杀戮。每杀一个追问一声，是否能回心转意。方孝孺强忍悲痛，始终不屈服于朱棣的残酷威胁，当弟弟方孝友被抻到时，方孝孺看着因受自己牵累而行将就戮的弟弟，不觉泪如雨下。
方孝文从容吟诗一首慰藉方孝孺：“阿哥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方孝孺也作绝命词一首：“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最后，朱棣将方孝孺押至聚宝门外磔死。所灭十族(九族以及他的学生)，死者达八百七十三人，入狱和充军流放者达数千。
方孝孺逝世后，其弟子德庆侯廖永忠之孙镛、铭等人捡其遗骸，葬于聚宝门外山上(今南京雨花台西侧山麓)。墓地至今尚存。死于宁海城邑的方氏族人，有义士马子同收其残骸，投于一口井中，后称此井为义井。
方孝孺祠，也称方孝孺读书处，在宁海县城南跃龙山上，是明世宗朱厚熜于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为方孝孺平反后始建。
方孝孺擅长文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孝孺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故每一文出，海内争相传诵。孝孺死后，朝廷文禁甚严。弟子私藏孝孺遗稿，集为《缑城集》。后世文禁渐弛，遂有《逊志斋集》行世。清朝《古文观之》亦选载其《深虑论》《豫让论》二文。
方孝孺刚正不阿的气节，为历代后世所景仰。有古人弔方孝孺祠时写道：“瞻仰仪型感慨深，勿看白日惨秋阴；祠荒残碣苔重合，木落空斋鸟自鸣；仗节一身甘赤族，褒忠千古见丹心；西风遮莫吹双泪，怕染缑城血满林！”
方克勤：(公元1326～1376年)，字去矜，号愚庵，因曾任山东济宁知府，故又称方济宁；宁海缑城人(今浙江宁海)。著名明朝官吏、教育家。
方克勤祖上三代从儒，先父曾为鄞县教渝。方克勤自幼端庄凝重，好读书，天资超人，乡里称为神童。
元至正四年(公元1334年)参加乡试，以策论直陈天下大势与政治得失，时人叹服，但考官忌其言，未敢录取。方克勤游览杭州时，瞻仰岳飞墓，感叹世事，慨然泪下。时天下百姓不堪元朝暴政，义兵四起。吴江同知金刚奴受命募兵镇压，方克勤劝阻说：“民之为盗者，或迫于饥寒，或怯于徭役，今斯民固无赖矣，奈何使其去妻子而为兵？几何不首为盗耶？”后所募兵果然半路杀守护而投奔义军，金刚奴越墙而逃，断一足，后悔无及。
元朝灭亡后，明皇朝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诏立郡县学，次年，方克勤被辟为本邑县学训导。四方学子慕名前往求学者百余人。后因母年迈辞归，邻近诸生即从学于其家，远居者辄散去，邑中学舍尽空。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朝廷派行部使者袁宏徵方克勤为官，方克勤以母老不愿进京，躲避他乡，不见使者。但郡县催促急如星火，并逮方克勤亲姻等督促追寻。方克勤无奈，不得不入京见史电执政，仍以母老请辞。执政爱其才，命在吏部考试，列第二，特命知济宁府，赐冠带以行。
方克勤久居乡村，深知民为国之根本，从政后，处处以百姓利益为重。元末，由于战乱频繁，土地大片荒芜。明初，朱元璋曾下诏垦荒，规定新垦田亩三年不纳粮。但属吏好功奉上，不到三年辄加征，并以田亩多寡定徭役。于是百姓弃田，土地复归荒芜。方克勤赴任后，重申诏令，与民守约。对纳税田亩，亦按肥瘦分成九等，按等级征税；统计每户男丁数目，徭役按丁分担。自此吏属无法作奸，新垦土地日增。方克勤初到任时，正值济宁饥荒。入冬，百姓又须为北方守军送军衣。当时上司有令，只许陆路输送，禁止舟运，违者论死。严冬腊月，陆路尤苦，民众恳求从运河水道就便运送，以免车马之劳。方克勤不畏死罪，毅然命以舟运，说：“吾知从民便，抵法非所辞也。”后各郡陆运者难禁风雪严寒，人畜冻死无数，独舟运安全无事，上竟不问罪。
济宁城墙坍坏，按旧例，应由守兵修筑。济宁守将仗势役使民众修城。时正当五六月间，天旱无雨，农事正忙，万余筑城之民不得收割庄稼，哭声闻数里。方克勤为此事忧愤不食，叹道：“民病不救，焉用我为!”暗将此事禀告中书省，吏属惧而不敢署名，方克勤独具己名上报。丞相胡惟庸得悉此事，立即下令停止筑城。诏下之日，正遇久旱甘霖，民众欢呼而散。是年五谷丰登，百姓作歌颂克勤之德：“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此，济宁接连三年俱获丰收，两州二十县，家有余粮，一府饶足。户籍从三万增至六万，税赋由万余石增至十四万四千余石。
方克勤在职时，注重教化。济宁兵后，郡县之学皆废，方克勤倡而再兴。聘学官，充弟子，未久，各州县设学舍数百间，有弟子二千人。方克勤为人，廉洁正直，爱人惟恐不及，律己惟恐不严。朋友下属有急难，慷慨解囊。莱芜县丞欲迎老母来署，苦无资金，方克勤以一月之俸相赠；有同僚衣食短缺，方克勤每年赠布帛，与饮食，抚慰备至。任职三年，月俸有余则尽散给朋友，或留官库，毫无私蓄。
方克勤平素衣着俭朴，不穿绸缎，一布袍竟穿数年。居室简陋，墙垣倾颓处，购苇席蔽风。室中无他物，惟书册杂陈其间，相交不受人一物，虽草木之微，亦以粟易之。兖州守遣孩童赠两只新鲜水果，方克勤怒，笞童十数而归还；一同乡任邻郡县令，赠一雁，方克勤当即拒绝，并与断交。后政声日显，省宪考绩，列为六府之最。
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春，方克勤被召入朝，明太祖嘉其善治，命礼部赐宴款待。农历3月还济宁府继续任职。农历5月，曹县知事程贡因当初不职被笞，怀恨在心，此时上书诬陷方克勤，朝廷责令御史杨某查办此案。杨某为程贡朋友，恐案白累程贡坐诬奏罪，易民服暗查方克勤之过，越两月无所得。遂捕府中卒史逐一逼供，亦无所获。于是捏造事实，诬谄方克勤盗用官库炭苇两百斤，而此时正当农历10月，毋须炭苇取暖。但方克勤不与辩，去职谪浦江。
翌年，将释归，适遇“空印案”事发，方克勤又被牵连，农历10月被害于京师。
临刑之时，方克勤知己身无过，神色不改。其子方孝孺扶柩归乡，葬县东北深湾童施山。学者宋濂为作碑铭。著作有《汗漫集》数卷。
方维仪：(公元1585～1668年)，女，名仲贤，字维仪；安徽桐城人。著名明朝末期诗人、画家。
明末清初，方以智之姑妈，青年寡居，与其嫂共同教育方以智，著有《清风阁集》，又编历代妇女为《宫闺诗史》。
人物画创作在女性画家的笔下较为丰富，既有仕女画，又有宗教人物画、还有反映男性社会生活方面的作品。这其中表现救苦救难教义的佛像画最多，妇女们既已坠入尘寰中的苦境，自然向往解脱痛苦。
方维仪便因命运坎坷多难，导致她毕生以虔诚之心绘制带有救苦救难教义的观音、罗汉像，以求精神上的寄托。
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桐城人(今安徽桐城)。著名明清之际思想家、科学家。
少年时代和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参加“复社”活动，有“明季四公子”之称。
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进士，授检讨。值父湖广巡抚方孔□遭杨嗣昌嫉劾，下诏狱，乃膝行沙门，苦诉得解。次年任工部观政，明崇祯十五年又为定王讲官。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入北京，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受刑得不死，寻逃脱。
清兵下广东，改名吴石公，卖药市中。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有推戴功，擢中允，以瞿式耜荐，由翰林学士充经筵讲官，次年从桂王去梧州，拜礼部侍郎、东闽大学士入阁，旋挂冠离去。漂泊岭南，至平乐为清军所执，不屈。听其为僧，乃更名大智，字无可、药地、浮庐，别号弘智、药游老人、浮度愚者、极丸学人等。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赴吉安谒文天祥墓时病逝。
方以智为复社领袖之一，毕生以气节、学问自许。其学博涉多通，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所著《东西均》中提出“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概括事务的矛盾和矛盾运动，既指出：“尽天地古今皆二”、“相应者皆极相反”，又强调“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认为事物都是“相附相胜而相成”，体现出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他还主张“未有天地，先有琉璃；人一琉璃也，物物一琉璃也”。的唯物主义思想，打破神学的创世说。他又在《物理小说》中提出“天恒动，人生恒互动，皆火之为也”，这表明其宇宙观的基本观点是火的一元论。
方以智对天文、地理、历史、物理、生物、医药、文学、音韵等都有研究。为学强调“质测”(实验科学)知识，主张“寓通幾(哲学)于质测”。已接触明末自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但不满基督教神学，批判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幾”。他认为“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反对宋明理学“离气以言理”、“离器以言道”。还提出“宙轮于宇”的见解，认为空间与时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宙即在宇中，宇即在宙中，整个宇宙也都是物质的。《东西均》中，提出“合二而一”的命题。
但他的思想中也隐藏有循环论，还不能脱出保守的自然科学体系，因而难于跳出形而上学的“时中”论的束缚。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其评价不一，但他仍不失为明清之际的一位有进步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著述甚丰，主要有《东西均》、《博依集》、《浮山文集》、《通雅》、《四韵定本》、《物理小识》、《方子流寓草》等。
方国梁：(生卒年待考)，著名清朝初期医学家。
方国梁原习儒，因科举失意，遂弃儒习医，自研《医宗金鉴》、《外科正宗》等医籍，专事外科实践，名播欲、绩溪、昌化、淳安等地，求医者甚众。
其子绪宝、孙以祝、曾孙成春均承其业，以医名世。
来孙家万(字德章)，继承祖传外科，在洪琴村开设春生堂药店，医名大盛，求诊者络绎不绝，著有《德章祖传外科秘本》。
家万子正光，孙德猖、德善，曾孙善滋承其学，善滋年逾古稀，仍在野鸡坞专事外科。野鸡坞外科对发背、腰疽、五肿伤寒、乳疽、疗疮等无名肿毒有特效，药到病除。
方氏认为外科疾患皆因“风从上受，湿从下注”而致，须内、外并治。施治除精制祖传各种丸散膏丹外敷，还注重内服。并提出外科疾患并非都由火热之毒而生，除疗疮外，很少用清热解毒药。
方 苞：(公元1668～1749年)，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著名清朝散文家。
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江南乡试第一名。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进士,以母病归家未出仕。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以戴名世《南山集》案被牵连入狱。赦出后隶汉军旗籍，入直南书房。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时，免去旗籍，仍归汉籍。累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清乾隆时，再入南书房，任礼部右侍郎、经史馆总裁等职。清嘉庆七年(公元1742年)辞官归。
方苞是清朝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他尊奉程朱理学和唐宋散文。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孔子“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提倡写古文要重“义法”。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意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提出文章要重“清真雅正”和“雅洁”，他说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他认为归有光的散文,“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又说：“凡无益于世教、人心、政法者，文虽工弗列也。”在《再与刘拙修书》中，反对黄宗羲、颜元的反程朱理学的思想，持论严而拘，但能适合清朝巩固思想统治及文风的需要，所以其说得以流行，影响颇大。
方苞自己写的散文，以所标“义法”及“清真雅正”为旨归。读经、子、史诸札记,以及《汉文帝论》、《李穆堂文集序》、《书卢象晋传后》、《左忠毅公逸事》、《与李刚主书》、《孙征君传》、《万季野墓表》、《游潭柘记》等，都写得简练雅洁有断制，没有支蔓芜杂的毛病，开创清朝古文的新面貌。但感情比较淡泊，形象性不强,气魄不够宏大。袁枚讥笑他“才力薄”,姚鼐也说他:“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
方苞有些作品如《狱中杂记》，反映了封建司法制度和监狱管理的残酷与黑暗；《送冯文子序》、《送吴平一舅氏之钜鹿序》、《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子》、《请备荒政兼修地治□子》，反映了一些州县吏治黑幕及民生疾苦，较有现实意义。
著有《望溪先生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集外文补遗》两卷。
方 薰：(公元1736～1799年)，字兰坻，一字懒儒，号兰士，又号兰如、兰生等；石门人(今浙江崇德)。著名清朝书画家。
擅画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尤工写生。兰士幼慧敏，自小同父亲周游浙江全境，眼界开阔，又广学博取，得以成就其绘画的大业。与画家奚冈齐名，世称“方奚”。
著有《山静居论画》传世。
方玉润：(公元1811～1883年)，字友右，又字黝石，自号鸿蒙子；宝宁人(今云南广南)。著名清朝学者、文学家和书法篆刻家。
出生于文山州广南县城西街。在文化领域有多方面的成就。
方玉润自幼喜欢攻读诗书，博学多才，却对科场考试之经学反不着意。他的父亲为此将他锁禁于书房，强令致力于经学，以期科场高中，光宗耀祖。曾官至陇州州判。
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凤翔知府李勤伯特委任方玉润先后代理过千阳、麟游县令，尚未到任，就于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8月24日病故，终年七十三岁。
方声洞：(公元1886～1911年)，字子明；侯官县人(今福建福州)。著名近代民主革命先驱。
方声洞在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成城陆军学校读书。翌年，参加“拒俄义勇队”。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加入孙中山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成为首批会员。不久，返回福州，创办书报阅览所，宣传革命思想。翌年，再次赴日，进千叶医专学校，志在研究化学，制造炸弹。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回国与王颖结婚。婚后夫妻同到日本学医，并介绍妻子参加同盟会。方声洞联络党人，秘密运送军火，工作出色，当选中国留学生总代表、福建同乡会议事部长等。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春，孙中山拟再次举行广州起义，同盟会十四支部支部长林文先往参与筹划，方声洞留日继任支部长。同年农历2月，方声洞运军火回国接济。农历3月28日到广州。起义前夕，给父母写下两封绝命书，表示：“夫男儿在世，当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在给妻子的信里说：“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次日下午五时三十分，方声洞在黄兴率领下向两广总督署发起总攻，后突围转战至双门底与防营相遇，因无臂号，被误认为敌人，在防营还击中，方声洞中弹牺牲。
方声洞为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中“福建十杰”之一。
方志敏：(公元1899～1935年)，江西弋阳人。著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方志敏原名方远镇，乳名正鹄，方志敏是他的学名，1899年出生于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方志敏诞生的那年，正值中国爆发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1916年，他就读于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在这期间，他勤奋好学，并广泛阅读进步书籍，大胆追求新思想新文化。他组织“九区青年社”(后又改组为“弋阳革命青年社”)，带领青年学生积极开展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丧权的“二十一条”的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弋阳后，方志敏立即组织学友和爱国青年上街游行示威，并带头抵制日货。秋天，二十岁的方志敏以高小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江西省立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在那里，他组织学生自治会，揭露学校的腐败状况，激怒了反动当局，被开除学籍。
1921年秋，方志敏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插入该校旧制中学二年级学习。在这所教会学校里，他依然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并组织了读书会，悉心钻研革命理论，并设法找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阅读，从中吸取进步思想。这时，父亲很向往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于是便自动退学辗转来到上海，结识了赵醒侬等革命者。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方志敏终于找到自己献身革命的归宿。
1922年，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经过团组织决定，方志敏离沪返昌，负责“南昌文化书社”的筹备工作，为传播马列主义和建立江西地方团组织准备了一个活动据点。
1923年1月20日，方志敏与赵醒侬等在鄱阳湖之滨的豫章古城南昌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组织。翌年3月，经赵醒侬介绍，父亲在南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在狱中曾感慨地写道：“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呵！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志敏等在积极参与创建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同时，亦投身于国民革命运动，并参加组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工作，进而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久，由于共产党内部陈独秀对国民党采取退让妥协政策，致使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没有积极去争夺对革命的领导权。而这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扯下了“盟友”的面纱，强令“礼送”共产党员出境。方志敏机智脱险了，就在这腥风血雨中，他与缪敏匆匆结婚，彭湃、罗亦农等参加了他们极为简朴的婚礼。
赣水苍茫，乌云似铅，方志敏告别了战斗近六年的南昌古城，告别了新婚燕尔的妻子，开始了新的战斗航程。方志敏后来在追忆被“礼送”出境这段经历时，愤而言之：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党不注重武力的争取。这种不要武力，并自动解除武装的错误，是这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这是由于陈独秀可耻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而来的。“然而，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来的。”
1927年10月，方志敏辗转潜回故乡弋阳，七天之后，就恢复了二十多个党支部和二十多个群众团体，在数十个村庄组织起军事化的农民武装“农民革命团”。这年11月初，他领导九区三千余名农民举行暴动，攻破九区反革命巢穴烈桥。紧接着，他亲赴横峰县楼低兰家一带活动，趁年关时反动当局催税逼债激起农民反抗之机，与邵式平、黄道等组织并指挥了著名的弋阳横峰年关暴动，史称“弋横暴动”。
暴动后，方志敏任弋阳县委书记，创建了赣东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弋阳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开始分田分地。同时，创建赣东北第一支正规武装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营第一连。
1928年6月以后，方志敏与黄道深入贵溪县，开创贵溪、余江、万年三县的革命根据地，并兼任贵溪县委书记。不久他又和邵式平一起指挥红军独立团攻打贵溪关王殿，歼敌一连，首次缴获敌机关枪。从而，巩固发展了贵、余、万根据地。
1930年2月，信江特委决定方志敏兼任信江军委会主席。为了扩大根据地，方志敏两次率军攻打景德镇，并两次东征闽北，使赣东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一块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方志敏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他重点解决根据地的土地、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主要问题，并为此制定了有关政策法令，使根据地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稳步发展的可喜局面。毛泽东曾高度赞扬：“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鉴于方志敏为革命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1931年11月8日，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授予他“红旗勋章”一枚。苏区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至赣东北，由赣东北发展到闽浙赣，在各个发展阶段，方志敏作为主要创始人之一，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提倡并身体力行苏维埃的民主，奉行刻苦精神，披肝沥胆，励精图治，全身心地扑在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之中。
1932年12月，经中华苏维埃政府批准，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继续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3年1月，中革军委电令红十军南渡信江到中央根据地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月25日，方志敏欢送战友邵式平、周建屏、堂弟方志纯和红十一军的子弟兵与中央红军会师，并托邵式平再次向中央苏区赠送赤金两箱，白银四十八箱。红十军南调后，以赤色警卫师为基础，组建了新红十军。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增补方志敏为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结论中高度评价闽浙赣苏区的财政经济政策。这对方志敏是极大的鼓舞。
1934年7月，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中央决定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以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11月初，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十军会合后，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合编为红十军团，由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继续北上。蒋中正在恐慌中急调遣数倍于我军兵力进行围追堵截。红十军团在皖南的谭家桥与敌激战，陷于不利地位。特别是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的牺牲，对先遣队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在皖南黟县柯村召开皖南特委会议，留下军团侦察营与皖南的地方武装合编皖南红军独立团。
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离开皖南，向赣东北的怀玉山进发，方志敏随先头部队于1月15日到达浙江境内的港头村，被敌截成两段。方志敏与刘英、粟裕所率领的先头部队八百余人，冲过封锁线，抵江西境内陈家湾村。这时，军团长刘畴西顾虑部队疲劳，要求就地休息一夜。1月17日方志敏决心留下接应大部队，命令军团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率部先走。粟、刘率部当晚由垅首村安然进入赣东北苏区。
方志敏与大部队会合后，已处于七倍之敌的重围之中。当部队要冲过金竹坑村封锁线时，刘畴西左手负伤，命令部队撤退。当时金竹坑村西边的山上有一个连的守敌。红十军团几经浴血奋战，终于陷入弹尽粮绝境地。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怀玉山高竹坑的棵木梓下，因叛徒出卖，不幸被俘。
从身陷囹圄到慷慨就义，方志敏度过了六个多月的铁窗生涯。在狱中，敌人采取各种威逼利诱的卑劣手段，多次对他进行劝降。方志敏回答的却是：“吃人的国民党，你想我投降？呸，你是什么东西，一伙强盗！一伙卖国贼！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是共产党员，我与你势不两立，我要消灭你，岂能投降你？”这时缪敏亦被捕关押在南昌女子监狱。敌人又企图用亲情关系来诱降。父亲说：“…我与我妻的爱情不坏，因为，我们是长期同患难的人…”为了击破敌人的劝降阴谋，他俩始终未见面。两个月后，敌人将方志敏从污秽不堪的三等号移至狱中“优待号”。在“优待号”里，他以坚定的信仰和过人的胆略，争取了“优待号”中的胡逸民、代理看守所长凌风梧、看守所文书上士高家骏、看守班长及许多看守兵和卫兵。还有原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因率部投奔方志敏未成而被囚禁“优待号”的同学等，他们都敬仰方志敏，为他个人越狱提供了条件。但方志敏却希望与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或更多的同志一起越狱。于是，他又一次失去了生的机会。
为了同敌人争夺时间，方志敏巧妙地避开敌人的耳目，利用敌人提供劝降用的纸笔，以钢铁般的意志，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清贫》等十多篇共十三余万字手稿，为党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革命遗产。
蒋中正见诱降方志敏的阴谋失败，加之苏联共产党打电报给他要求释放方志敏，于是当即复电，说方志敏已经被杀。然后又当即下达了秘密处死方志敏的命令。
1935年8月6日凌晨，沉闷的空气令人窒息。一群全副武装的匪兵将方志敏反铐双手，押出狱中。方志敏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他神色泰然，从容地向外走去。刑场就是赣江边的下沙窝。方志敏那魁梧的身躯，犹如挺拔的青松，高高地屹立在赣水之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江西人民的好儿子，终于为可爱的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终年三十六岁。
方志敏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为中华儿女树立了光辉榜样，他的铮铮铁骨、耿耿丹心永远铭记在人们心里。
党中央、毛泽东对父亲给予了崇高评价。1937年1月党中央机关报《斗争》出了一期“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专号”，发表了悼念文章，表彰他的英雄业绩。毛泽东曾多次无限深情地说：“方志敏同志牺牲了，志敏同志可惜了。”又说：“是王明路线断送了他，王明路线把好多好同志都断送了，像方志敏、何叔衡、刘伯坚。”1965年，毛泽东亲自为方志敏题了墓碑。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面对白色恐怖，经常用方志敏坚强不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向办事处工作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叶剑英还在方志敏的一张遗照上题诗：“血战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日，又照秦淮一叶枫。”一次，周恩来在讲到方志敏时，当场背诵了叶剑英这首诗，用以勉励大家。当时在场的年轻同志深受教育，都跑到叶剑英那里，把这首诗抄在自己的本子上，用以自励。
郭沫若读到叶剑英的这首诗后，即时挥笔和了一首：“千秋青史永留红，百代难忘正学功；纵使血痕终化碧，弋阳依旧万株枫。”枫树，高大挺拔，叶红似火，正是方志敏光辉形象的逼真写照。
1955年，党中央作出寻找方志敏遗骨的指示，江西省委成立了“方志敏遗骨调查领导小组”，开始了周密细致的寻查工作。为了寻找和安葬方志敏的遗骨，先后竟然达二十年时间。
1965年，方志敏就义三十周年，曾准备举行他的遗骨安葬仪式。但一场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华大地，仪式未能举行。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8月6日，在方志敏牺牲四十二周年的时候，经党中央批准，江西省委、省革委会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邓小平、叶剑英等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送了花圈。方志敏的陵园位于南昌市北郊梅岭山下，墓前竖立着毛泽东的题字：“方志敏烈士之墓”。
1997年1月2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引用方志敏遗著《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论述》中的话：“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江泽民说：“这是何等坚定的革命信念！何等高尚的精神情操！…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有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浩然正气。”
方 敏：(公元1916～今)，曾用名方静洁；福建厦门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首批领导者之一。
1930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
1937年8月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委民运部长，鄂东特委书记，皖东省委书记，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市财政经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方 强：(公元1911～今)，原名方鳌轩；湖南平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将。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平江县工人纠察队区队长，平江青年义勇队政治指导员。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平浏游陆队宣传组组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三师第七团连政治委员，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警卫营政治委员，军委警卫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三师第七团政治委员，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政治委员，红第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总政治中党委委员会副主席，陕甘宁留守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合江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师师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副军长，第四十四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赴苏联入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回国后，任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军事学院院长和政治委员，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海军副司令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借助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方正平：(公元1909～1994年)，湖南平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六师第七团排长、青年干事，第二师第十一团连政治指导员，第四师直属队特派员、师特派员，红军大学第二科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大队长，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留守处政治部主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政治委员，第一支队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政治委员，鄂豫挺进纵队第十五旅政治委员，中共豫鄂边区地委书记兼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新四军独立第三旅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参谋长，豫鄂陕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军区副政治委员，桐柏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八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一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海军副政治委员，南海舰队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南海舰队政治委员，东海舰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4年11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方 正：(公元1913～1997年)，原名方应生；湖南平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炮兵团排长，红军学校区队长，军委直辖教导师政治部干事，总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俱乐部主任，陕北补充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二十九军政治部教育科科长兼教导大队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第四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十五团政治委员，旅参谋长，襄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湘鄂赣军区西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汉军区洪山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河南军区淮阳军分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术教授会教员、战史教授会主任，济南军区副参谋长，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4月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方 铭：(公元1921～1981年)，浙江宁波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排长，第三路第一支队连长，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六团营长，旅部特务营营长，苏中军区特务二团参谋长，苏中军区教导旅第二团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第一团参谋长，第三团副团长，第二团副团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第二团团长，第一师副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师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参谋长，空军伞兵师陆战旅副旅长，陆战师副师长，陆战师师长、伞兵教导师师长，空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空降兵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空降兵军长。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修补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1981年8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岁。
方 槐：(公元1917～今)，原名赖芳槐，曾用名赖世禄；江西于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五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红十五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训练处协理员，飞行大队大队长，航校驻沈阳办事处主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民航局机航处处长，防空部队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军委民航局航务处处长兼电讯处处长，中国人民航空公司经理，空军第三航学校校长，空军师长、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方 震：(公元1911～今)，江西弋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军第八十二团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红七军团兵站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师部参谋，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局参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兵站分站站长，前方总指挥部兵站部巡视主任兼太古兵站办事处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总兵站副站长，华北军区运输部分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总后勤部运输部检查室主任，总后勤部检查局副局长，重庆办事处副主任，第一物资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华东物资供应局政治委员，第二军医大学顾问、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方之中：(公元1907～1987年)，湖南华容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九师政治指导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湘鄂西秋收暴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师长。1930年在上海加入左联，主编《生存》、《夜莺》月刊。
抗日战争初期在第一战区工作。后到陕甘宁边区，任《群众报》编辑。
解放战争时期，任张家口卫戍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察哈尔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察哈尔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华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旅副旅长，第二十兵团第六十七军第一九九师副师长、第二○○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军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7年10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著有小说集《诗人画像》、散文集《速写集》等。
方子翼：(公元1917～今)，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三十团政治处干事，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司令部书记，第八十九师政治部青年股股长，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行训练处股长、科长，飞行大队政治委员，飞行主任教员，教育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第五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团长、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学院顾问。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方中铎：(公元1912～1986年)，河南沈丘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学兵大队中队长，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教导大队大队长，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三团政治委员，第六支队第二总队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教育长，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第十八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第三师第八旅第二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师第十二旅第四十三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七十七团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师第十四团政治委员，第五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后勤部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舟嵊要塞区副政治委员，上海警备区副政治委员，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2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跟帖时间 2010-02-16 08:30:2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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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的典故、趣事 -- 方雷氏和梳子的由来：轩辕黄帝第二妻室名叫方雷氏，是一位非常有心计的女人。在黄帝第一妻室嫘祖发明养蚕后，她创先发明了骨针。她把丝线穿在骨针尾部，缝起衣裳飞针走线，黄帝宫里大小妇女没有不佩服的。但是，有些事情仍然经常刻在方雷氏心里。她所掌管的黄帝宫二十多位女子，经常蓬头垢面，一遇到重大节日，她总要把这些女子叫来，逐人用她自己手指把每个女子头上蓬发一一捋顺。有时，连五个手指都捋破了。方雷氏为这些事经常发愁。有一年，河里发了一场大洪水，给黄帝发明舟船的狄货，从洪水中捞回比胳膊还粗十九条大带鱼。他非要黄帝第三妻室彤鱼氏给他作熟吃，不料，彤鱼氏有病不能下床，狄货只好去找方雷氏。方雷氏按照彤鱼氏平时作鱼的方法，把石板用柴火烧热，把带鱼放在石板了，上下翻滚，不一会带鱼就烧熟了。狄货一口气吃了三条，鱼刺堆了一地。方雷氏随手拣起一根，折了一节，左看右看，非常美观，不由得用带鱼刺梳刷披在自己肩上的乱发。开始，她是无意，谁知，不大一会，蓬乱的头发，被梳得整整齐齐。连她自己也弄不懂为啥蓬乱的长头发，用鱼刺怎么能捋顺，梳得整齐呢？方雷氏把这些带鱼刺暗暗收藏起来。第二天她就把这些带鱼刺折断成一扎长的短节节，叫来她身边的所有女子，一人发给一节带鱼刺，教她们如何梳头发。一群女子嘻嘻哈哈都动手梳起来。开始，有的女子不会使用，鱼刺扎进头皮，有的用力过大，一下子把带鱼刺折断了。有的女还说，这不如用两手指头理头发，又保险还能抓痒。此事虽然失败了，但方雷氏并没有放弃带鱼刺对她的启发。用什么东西能代替带鱼刺呢？方雷氏苦苦思索，日夜设想。有一天，她遇见黄帝手下专做木工的睡儿，她把带鱼刺拿出来，要求睡儿依照带鱼刺，做一把木质的梳子。睡儿看了看带鱼刺，告诉方雷氏，可以做，就是没有这种工具。不过，先让我试一试。不几天，睡儿用一块木板作成一把带鱼刺式的梳子，拿来叫方雷氏看。方雷氏不看则罢，一看，噗哧一下笑得直不起腰来。睡儿不明白什么意思，方雷氏笑着说，这刺比手指头还粗，简直像个耙地的耙子，这怎么能用来梳头发呢？睡儿也笑了。但他并没叫方雷氏失望。回去后，他叫几个会做木工活的弟兄，一起商量研究，最后终于用竹子给方雷氏作成了一把梳子。方雷氏看后，非常高兴，中华民族妇女使用梳子时代从此就开始了。难怪陕西乾陵永泰公主坟墓里出土的那把“憎爱分明梳”和带鱼刺非常相似。
方皋相马：伯乐年老，向秦穆公推荐九方皋(一作“堙”)相马。过了三个月来复命。穆公问是什么样的马，回答说是“牝而黄”。穆公派人去看，却是“牝而骊”，于是责备伯乐。伯乐说：这正是九方皋会相马的证明，他注意的是马的风骨品性，那些外表他已经不去留心了。见《列子·说符》、《淮南子·道应训》。后以“牝牡骊黄”等指表面现象，本此。元袁桷《次韵郭岩卿》：“方皋相马遗黄玄，嫫母敢作千金妍。” 跟帖时间 2010-02-16 08:21:3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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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宗祠通用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河南世泽；无双家声：全联典指宋朝时期的方阁，与兄方闳、弟方闻，同业太学。每试，迭为魁首。人称“两浙三方，天下无双。”
一山衍派；六桂联芳：上联典指传说中的方氏起源。相传炎帝神农氏的八世孙帝榆罔的长子方雷氏，因协助黄帝伐蚩万有功，被封于方山(今河南省嵩山一带)，成为方氏的始祖。下联典指唐朝时期的固始人方廷范的六个儿子仁岳、仁载、仁瑞、仁逸、仁逊、仁远相继都中了进士，时人称“六桂联芳”，称方廷范为“六桂之父”。
巨山名翰；正学孤忠：上联典指南宋朝时期的祁门人方岳，字巨山，号秋崖，绍定年间进士，历任右丞相兼枢密使赵葵的参议官、知南康军、袁州知州。才锋凌厉，诗文不拘于古律，时有妙语如天成，尤其工于骈体，著有《秋崖集》。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浙江省宁海人方孝孺，字希直，宋濂弟子，洪武年间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他为世子师傅，命书屋为“正学”，人称正学先生。明惠帝时任领侍讲学士、《太祖实录》总裁。燕王(成祖)兵入京城南京，他不肯为成祖起草登极诏书，不屈被害，灭十族(九族加其学生)，株连被杀八百余人。著有《逊志斋集》。
源同一脉；衍以三宗：全联典指方氏的受姓始祖雷公开揖让之风，促进了华夏的统一，其品德为后人树立了楷模，故不少方氏谱牒的页眉上印有“河南郡”、“崇让堂”的标记，让世世代代牢记吾族的地望和受姓始祖的崇让风范。其后又派生为同氏两姓，一支单姓方，一支单姓雷。至宋朝时期在主姓中(广东一支)又分出邝姓，所以哪里有雷、方、邝，哪里就有“溯源堂”，溯源堂遍及海内外各地，故三姓均有此联的相传。现有以广东省台山溯源堂为依拓出版的三姓喉舌——《溯源月刊》(国家统一期刊号)就有近八十年的历史，发行于海内外，这就是很好的证明，也是雷、方、邝三姓文明历史的延伸。然而，这一切皆溯源于河南。
富文标榜；元老壮犹：上联典指宋朝时期的莆田人方渐，重和年间进士，官梅州知州，清正廉洁。积书数千卷，都亲手纂定，专置一阁藏书，标榜为“富文”。子孙个传为“富文方氏”。下联典指周宣王时大臣方叔，曾率兵三千辆进攻楚国得胜，又伐玁狁有功。《诗经·小雅·采芑》有句：“方叔元老，克壮其猷。”“壮犹”，谓宏大的谋划或功绩。
循良化鲁；显允兴周：上联典指明朝时期的济宁知府方克勤，字去矜，宁海人。在济宁(属山东)视事三年，以德化为治，户口倍增。有《汗漫集》。下联典指周朝元老大臣方叔。是兴周的功臣。
2.五言通用联：
大道母群物；达人腹众才：此联为明朝时期的文学博士方孝儒撰书联。
3.七言通用联：
瀛奎律髓韵万里；凤岭点将红百花：上联典指元朝时期的文学家方万里的事典。下联典指北宋著名农民起义军领袖方腊之妹方百花的事典。
身后诗名传宇宙；骂贼正气壮山河：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诗人方干，字雄飞，新定人。因缺唇，故有司不与科名，遂隐会稽镜湖，终身不出。死后迫赐及第，私谥为玄英先生。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文学博士方孝儒(公元1357～1402年)，字希直，人称正学先生，宁海人(今浙江)。明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迁侍学士，后改文学博士。政事多咨询之。修《太祖实录》，命为总裁。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率军入南京，将即帝位，召他草即位诏书。他以丧服哭彻殿陛。成祖降榻劳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非先生草不可！”孝儒掷笔于地曰：“死即耳，诏不可草！”遂被磔于市。并诛其十族(九族及方的学生)，死者达八百七十余人。有《逊志斋集》等。福王时追谥文正。
四子超乎三家上；十族愿与一人荣：上联典指明末清初学者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桐城人，崇祯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曾与陈曾慧、吴应箕、侯方域等主盟“复社”，为“明季四公子”之一。入清后，他出家为僧，改名弘智，字无句，潜研群籍，考核精审，所著《通雅》一书，超手杨慎、陈耀文、焦竑三家之上。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文学博士方孝儒。
桃水生香绵世泽；凤山毓秀振宗风：此联为浙江省象山县溪上方村方氏宗祠联：上联“桃水”指当地的桃花溪，“凤山”即飞凤山，在溪上方村东，上有方孝孺祖墓。据考证，明永乐皇帝死后，方孝孺一案得到平反昭雪。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宁海知县戴显就在故里桃花溪畔建“方正学故里祠”，每年春秋二祭。知县跋山涉水前来祭拜，甚感不便，后迁此祠至县城跃龙山，于是海隅的孤祠也就荒芜倒坍了。
敢掷一笔追文正；何患十族聚精英：全联典指明朝时期的文学博士方孝儒。
明世孤忠绵世泽；周家元老衍家声：上联典指明朝时期的方孝孺。下出典指周朝方叔。
无事且从闲处乐；有书时向静中观：此联为清朝时期的书画家方薰(公元1736～1799年)撰书联。方薰，字兰士，浙江石门人。与画家奚冈齐名，称“方奚”。有《山静居论画》二卷行世。
岁月自消寒暑内；荣枯尽在是非中：此联为唐朝时期的诗人方干《感时三首》(之三)诗句联。
云龙搏浪飞三级；天马行空载五华：此联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公元1900～1935年)自题联。方志敏，江西弋阳人。遗著有《可爱的中国》、《狱中记实》等。
4.八言以上通用联：
教子成名，凝香留稿；览诗择婿，怀蓼知音：上联典指清朝方用济的母亲柴氏，名静仪，善写诗，著有《凝香诗抄》。方用济承母教，也有诗名，著有《方舟集》。下联典指清朝人方芷斋，字怀蓼，湖北巡抚汪新的继室，工诗文，有鉴别人的眼光。父亲为她择婿时，曾拿汪、吴二人的诗给她看，她断定二人必然显贵，只是吴不长寿，汪大器晚成，便嫁给了汪新。后来果被她言中，她也被封为夫人。
克壮其猷，功勋赫赫；不草禅诏，忠烈昭昭：上联典指周代方叔伐猃狁事。下联典指明朝文学博士方孝儒。
谁是万人，头上还应加一点；我非孤女，身边也有伴终生：此联为析“方氏”二字联，上联拆“方”字，下联拆“姓”字。
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兰：此联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公元1900～1935年)自题联。
好山势岂无一点灵，看虎尾盘云、龟文篆月，形形色色，依然祖庙丹青，登眺问将来，大地精英何日吐；贤子孙还待几时出，缅江南书种、周季元勋，炳炳烺烺，都是吾家衣钵，流风今未艾，前人事业总期承：此联为安徽省望江县五甲岭方氏宗祠联：上联“虎、龟”指当地山名；下联“江南树种”，指清初桐城派首领方苞；“周季元勋”，指周宣王时大臣方叔。“炳炳烺烺”，谓光明显赫的样子。 跟帖时间 2010-02-16 08:18:4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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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的字辈排行 -- 安徽天长方氏字辈：“高伦序定绍法敦行”。
安微阜阳方氏字辈：“伸子建学万”。
安徽舒城方氏字辈：“良存仁茂德家道远昌”。
安徽寿县方氏字辈：“德茂登家庆贤良玉国华”。
安徽合肥方氏字辈：“观美善怀开宗明义孝友传家贤能继世”。
安徽淝南方氏字辈：“大宗延世则群秀正家申中孝成先德”。
安徽桐城方氏字辈：“世德延长曾元”。
安徽枞阳方氏、许氏字辈：“敬承宗系培植本支实修名立勋铭钟彜”。
安徽方氏一支字辈：“永世承宗业万年振家声贤良光大宇慈孝庆文明”。
河南唐河方氏字辈：“宝文德昌万世咸大恒守先志信义昭明”。
湖南邵阳方氏字辈：“怡泽远绵延”。
湖南岳阳方氏字辈：“德永言仙星□□□云红”。
湖南临湘方氏字辈：“任永传家敦孝”。
湖北汉川方氏字辈：“实武昭世名嗣承先宏扬基业”。
湖北武汉方氏字辈：“崇尚孔富…秀士定国名嗣承先敦善庆福秉道延年克开宏业大启英贤传家永远礼义清濂”。
湖北黄冈方氏字辈：“仁文大启盛本立定云昌宗德传芳远”。
浙江宁波慈溪方孝孺后裔字辈：“第五传声细添谦高增端桂益仲义统珍壁奎壁桓秀彦百和顺聪明睿智显彝伦胎穆序福禄永昌延奕世承恩久同源济美宽忠良多启佑祥凤瑞麟观”。
浙江台州黄岩方孝孺后裔字辈：“万言蒙圣德一本启贤良”。注：此为明世宗朱厚熜在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所赐字辈。
浙江衢州方氏字辈：
世辈：“育廷逢洪锡文明衍盛传邦家崇淑德光荣显祖先”；
行辈：“智仁圣义中和孝友睦娴任恤”。
浙江嘉兴方氏字辈：“唯受锡于朝廷承恩咸庆乃显扬其宗祖积德恒昭”。
江苏南通方氏字辈：“应克先人志荣光兆泰和”。
江苏南京方氏字辈：“本生宗敏存堂昂肃永昌和当贵兴隆乾元亨贞远成谦让”。
江苏方氏一支字辈：“玉正德加之寿同”。
山东沂水方氏字辈：“恒玉瑞延佃奎永”。
山东方氏一支字辈：“经长天文化明登传汝邦”。
广西桂林方氏一支字辈：“玉崇朝希胜应世启兴隆正直存天理精勤继祖功诗书承教泽忠厚宝家风积善占余庆荣华万代同”。
广西桂林方氏一支字辈：“光宗文德志吉显进宫高”。
江西上饶方氏字辈：“文章长秉得審兆绍希荣慎守宗维远恪传祖德行存诚修信效尚志式朝正克广金紫庆化通任酌成右诗一则字字審其可用为派者为之也记也以遗后世倘有宜避字样固非今所能逆料也子孙酌而易之又吾之所原望也夫”。
江西江州方氏字辈：“景之正德崇心”。
河南信阳方氏字辈：“成正思平志”。
湖北枝江方氏字辈：“柄正自光明唯学易兴”。
贵州德江方氏字辈：“成月正天文大德在朝廷传佳忠孝友远代万年春”。
广东阳江方氏字辈：“守文富奕都吾人知”。
方氏一支字辈：“文章长秉得審兆绍希荣慎守宗维远恪传祖德行存诚修信效尚志式朝正克广金紫庆化通任酌成”。
方氏一支字辈：“定体在业盛德文武全才”。
方氏一支字辈：“成哲匡甫宗”。
方氏一支字辈：“延良天文一士国必大邦祖上有宏德永世作隆昌”。
方氏一支字辈：“荣华章显达富贵德仙”。
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2-16 08:15:5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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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的家谱文献 -- 全国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二十卷，(清)方善祖、方大成等编，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尤他州家谱学会。
天津宝坻方氏族谱一卷，(清)方学诗修，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人民大学图书馆。
上海青浦方氏宗谱，(清)方德彰续修、方存绪编辑，清光绪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局。
江苏溧水方氏汇同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河南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江苏溧水县城郊乡沙河邨。
江勤扬州方氏联临派居河前族迁扬州支谱一卷，(清)方鼎銧等修，清光绪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常州毘陵芳茂里方氏宗谱二十六卷，首一卷，(民国)方文皐主修、方有年总纂，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毗陵方氏滋本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无锡方氏宗谱十五卷，首一卷，(清)方州云、方殿荣等续修，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尤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虞嵊方氏宗谱四卷，(清)方仁桢等纂修，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逸河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今已蟲蛀残破。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临安唐昌天水方氏宗谱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潘秉哲、戴鸿文主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积庆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图。
浙江萧山方氏家谱五卷，(清)方国标辑，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浙江宁波镇海桕墅方氏恭房支谱二十卷，首一卷，(民国)张美翊纂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六桂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第四～五卷、第十八～十九卷、第二十二～二十三卷、卷首。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图。
浙江宁波镇海桕墅方氏恭房支谱二十卷，首一卷，(民国)江五民、方义鹗等纂修，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新昌石氏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六、第～二十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鄞青阳村兰田方氏家乘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张琴、方友镇等纂修，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馀姚姚南四明丁山方氏宗谱九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方瓒、方始瑞等编，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伦叙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慈溪慈东方堰方氏宗谱七卷，首一卷，(民国)童成章编，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乘裕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奉化阳方氏宗谱四卷，(民国)庄景仲重修，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奉化大桥方氏宗谱十卷，(民国)方汝舟等纂修，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大训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注：书口题《旌门方氏宗谱》。
浙江嘉兴歙县罗田方氏迁禾分支宗谱三卷，(民国)方惟善辑、方锡壤重修，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
浙江德清方氐宗谱四卷，(清)方允权、方孔铭重修，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德清县清退办公室。
浙江诸暨白门方氏宗谱，(清)方健、郭瀚纂修，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手写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图。
浙江兰溪河南方氏宗谱七卷，(清)方旭重纂，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水亭乡。
浙江兰溪河南方氏宗谱四卷，著者待考，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甘露乡露源方村。
浙江兰溪方氏宗谱五卷，著者待考，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芝堰乡金钟村。
浙江兰泾方氏宗谱三卷，著者待考，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芝堰乡。
浙江兰溪云源方氏族谱六卷，著者待考，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芝堰乡殿口村。
浙江兰溪河南方氏宗谱六卷，(民国)祝钟重纂，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水亭乡。
浙江兰溪方氏宗谱三十一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大塘乡。
浙江常山方氏宗谱两卷，(民国)蒋树梓重修，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招贤乡高埂邨。
浙江常山定阳玉山方氏宗谱两卷，(民国)蒋树梓重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青石乡大塘后邨。
浙江常山方氏宗谱一卷，(民国)方志有重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大桥头三角甫邨。
浙江常山大桥头方氏宗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八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球川镇曹宅邨。
浙江临海台临方氏宗谱五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二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临海县博物馆。
浙江天台方氏宗谱二十卷，(清)方等修，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图(缺第十～十一卷)、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船溪方氏宗谱十二卷，(清)方国仁、方国遐等重修，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敦厚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美国尤他州家谱学会。
安徽绩溪城内方氏宗谱二十四卷，(清)方建寅主修，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安徽省绩溪县东青岭。
安徽绩溪城内方氏宗谱二十四卷，(民国)方树主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安徽省绩溪县东青岭。
安徽绩溪城北方氏宗谱两卷，(清)方政纂修，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安徽省绩溪县鱼龙山。
安徽歙县汉歙丹阳河南方氏衍庆统宗图谱一卷，(宋)方桂森纂修，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歙县新安邑环山方氏重修流芳谱九卷，(明)方达纂修，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歙县古歙方氏宗谱六卷，(明)方伯安纂修，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三～六卷。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安徽歙县沦川方氏族谱，(明)方柱纂修，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手写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安徽歙县汉歙灵山方氏宗支世谱，(明)方在明纂修，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三～四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歙县方氏族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歙县方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歙县府前方氏宗谱二十卷，首一卷，(民国)方为国续修，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安徽祁门方氏宗谱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方炽昌纂修，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敦义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安徽桐城桂林方氏支谱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方镜等修，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人民大学图书馆。
安徽桐城桂林方氏家谱，首一卷，(清)方传理编，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一～五十二、第五十四～五十六卷、第五十八～六十四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江西景德镇浮邑方氏宗谱，著者待考，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婺源尚书方氏宗谱八卷，(清)胡廷玉纂修，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今仅存第一卷、第六～七卷。
江西婺源尚书方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同治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二册。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婺源方氏宗谱，著者待考，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河南固始方氏族谱，(清)方希颖续修，清雍止四年(公元1726年)手写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台湾省。
河南固始金紫方氏族谱八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修，1985年复印民国间固邑东关张昆元堂石印本，今仅存第一～四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河南固始方氏创修宗谱八卷，著者待考。现被收藏在河南省固始县档案馆。案馆。
湖北方氏宗统谱五十二卷，(民国)方峻甫、方少川等纂，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崇让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人民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尤他州家谱学会。
湖北新洲方氏宗谱九卷，(民国)方汉臣、方孝先续修，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松柏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新洲县绿化乡谢店邨。
湖北新洲方氏宗谱七卷，(民国)方锦川创修，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生根新洲县旧街乡得胜山。
湖北新洲方氏宗谱八卷，首两卷，(民国)方子林、方希仁续修，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新洲县前进乡西黄邨。
湖北榖城方氏族谱一卷，(清)方其敬撰，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木刻活字印本(有后人增纂)。现被收藏在湖北省谷城县图书馆。
湖南湘潭方氏重修族谱二十八卷，(清)方大麓、方先模等纂修，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敦伦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今仅存第一卷、第二十六～二十七卷。
湖南湘潭方民族谱二十四卷，首一卷，(民国)方先伟、方华梅等编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敦伦堂排印本二十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市图书馆。
广东南海方氏家谱，(清)方菁莪等编，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市图书馆。
广东南海丹桂方谱，(民国)方德培重辑，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苏州大学图书馆。
云南晋宁方氏族谱七卷，(民国)方树梅纂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排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云南晋宁方氏族谱，(民国)方树梅编纂，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诵芬楼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
全国方氏族谱，著者待考，明朝初期木刻活字印本两册，前后有残缺。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方氏统会宗谱五卷，(明)方纯仁、陈煊纂修，明朝嘉靖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南京市图书馆、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存二卷)。
全国云阳方氏谱四卷，(明)方信纂，明朝嘉靖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方氏宗谱十二卷，(明)方祥、方沂纂修，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五卷、第七～十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池阳义门竹溪方氏统宗世系图一卷，宗谱一卷，(明)方敬宗纂修、方文定续修，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平盈方氏世谱五卷，(明)方元中、方维桢纂修，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五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
全国方氏宗谱两卷，(明)方望等纂修，明崇桢八年(公元163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方氏谱系，著者待考，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全国方氏宗谱一卷，著者待考，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全国佘叶方氏续修世谱四卷，(明)方辕纂修，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方氏族谱，前集、后集，著者待考，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关西方氏宗谱六卷，(清)方兰芬等修，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方氏宗谱四卷，(清)方金声修，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崇本祠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方氏宗谱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方德楠等纂修，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敦义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全国方氏世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河南方氏宗谱，(清)方氏族人修，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石峡世恩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河南方氏宗谱六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文物管理局。
全国方氏宗谱，(清)方洲、方殿荣纂，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序伦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桂林方氏宗谱，(清)方鼎玉编，复印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孝恩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四卷。现被收藏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全国桂林方氏宗谱二十四卷，(民国)方光奎重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敦睦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全国桂林方氏宗谱两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修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文物管理局。
全国方氏宗谱十五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序伦堂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醴西黄岗方氏三修族谱十卷，首一卷，(民国)方大家等纂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光启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方氏宗谱，(民国)方钧章等十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逸河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新化方氏通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前松园方氏宗谱四卷，(民国)方孔晟等修，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安徽徽州遂阳大墅方氏宗谱，(民国)方济时修，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德馨堂修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浦江浦阳仙华方氏宗谱，(民国)方绍舟修，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木刻活字印本，1996年誊印本十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安徽徽州河南方氏宗谱，(民国)方均禧等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江山须江方氏宗谱，(民国)方达兴等修，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河南方氏族谱四卷，著者待考，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河南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跟帖时间 2010-02-16 08:13:5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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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河南郡：秦朝时期名为三川郡。西汉高宗二年(丙申，公元前205年)改为河南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其时辖地在今河南黄河南部洛水、伊水下游，双洎河、贾鲁河上游地区及黄河北部原阳县一带地区，辖二十二县，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孟津、偃师、巩义、荥阳、原阳、中牟、郑州、新郑、新密、临汝、汝阳、伊川、洛阳等县市。东汉时期既都洛阳，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长吏不称太守而称尹。隋朝初年被废黜，后又复为豫州河南郡。唐朝时期为洛州河南府，其辖境都远小于汉朝时期的河南郡。元朝时期为河南路，明、清两朝时期均为河南府。民国时期建为河南省。
新安郡：秦朝时期置新安县，故址在今促池境内，属宏农郡，汉朝因之。西晋朝太康元年(庚子，公元280年)改新都郡置郡，治所在始新(今浙江淳安)，其时辖地在今浙江淳安以西、安徽新安江流域，祁门等一带地区。东晋末分置东垣县。北周保定间置中州，建德间废，改置新安郡。隋开皇年间改新安郡为谷州，后谷州与新安郡交相代替，隋大业初年省东垣入新安。隋朝时期的新安郡是由歙州改置，后移治休宁(今安徽休宁)，再后移治到歙县(今安徽歙县)。唐贞观年间移治于今新安，后不复变，一直沿袭至今。
恭 州：亦称巴郡、楚州、渝州，即重庆。距今二～三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已有人类生活在重庆地区。公元前十一世纪商周时期，巴人以重庆为首府，建立了巴国。后秦灭巴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巴郡为其一。极盛时期巴国疆域以原重庆市为行政中心，管辖川东、陕南、鄂西、湘西北和黔北等区域。自秦汉以来的历朝历代，这一区域多数时期为一个统一的行政辖区，其行政中心设在原重庆市。重庆古称江州，以后又称巴郡、楚州、渝州、恭州。南北朝时，巴郡改为楚州。南朝陈太建十三年(辛丑，公元581年)隋文帝因重庆地区有渝江(长江支流从江津到巫山的五百七十二公里重庆段，包括嘉陵江、乌江、綦江、大宁河、涪江等各支流沿线)，遂改楚州为渝州，重庆始简称“渝”。宋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宋光宗先封恭王，后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得名，距今已有八百余年。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重庆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民国二十六～三十五年(公元1937～1946年)，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成为中华民国战时陪都，是当时全国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最高指挥部，中国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重庆又有“三都之地”之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重庆仍为直辖市。新中国建立初期重庆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后改为四川省辖市。1983年率先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辟为沿江开放城市。1996年9月中央批准重庆代管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1997年3月14日，经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重庆正式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
2.堂号：
河南堂：以望立堂。
新安堂：以望立堂。
恭州堂：以望立堂，即重庆堂、巴郡堂、楚州堂、渝州堂。
正学堂：明朝方孝儒，洪武初为汉中教授，蜀献王聘他做世子的老师。建文时候，入京做侍讲学士，名他的书轩叫“正学堂”，人们称他“正学先生”。燕王朱棣夺位，强迫方孝儒写即位诏，他坚决不写，结果被杀殉国。
六桂堂：资料有待补充。
榴耕堂：资料有待补充。
观礼堂：资料有待补充。
乘裕堂：资料有待补充。
思诚堂：资料有待补充。
绍远堂：资料有待补充。
义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溯源堂：资料有待补充。
德馨堂：资料有待补充。
光启堂：资料有待补充。
伦叙堂：资料有待补充。
序伦堂：资料有待补充。
世恩堂：资料有待补充。
崇考堂：资料有待补充。
崇本祠：资料有待补充。
崇让堂：资料有待补充。
诵芬楼：资料有待补充。
松柏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必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睦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义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厚堂：资料有待补充。
大训堂：资料有待补充。
友庆堂：资料有待补充。
积庆堂：资料有待补充。
逸河堂：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2-16 08:10:0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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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的迁徙分布 -- 方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六十三位，属于大姓系列，人口约五百零四万六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31％左右。
方氏族人最早以河南省为发祥地，后来南方各地出现的方氏族人有些成为望族，均是河南方氏族人向南播迁的结果。
西汉末年，河南固始籍汝南尹方，为避王莽之乱，迁移到安徽歙县东乡安家，其三孙之长子方赞的子孙繁衍播迁于严、衢、婺、越，赞之二弟方观的子孙繁衍播迁于九江、滁阳、莆田，其三弟方弘的子孙则分衍于徽、宣、池、秀、湖、常。
隋、唐以前，青州(今山东淄博)、河东(今山西永济)一带及北方的一些地区，也都有方氏族人居民。唐初，有河南方氏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并落籍漳州。唐德宗大中年间，都督长史方王叔自安徽歙县回迁河南固始方龙山居住，方王叔有孙名廷滔，其后裔有迁饶、信、江、苏诸郡；另一孙方廷范因仕宦及避乱之原因，徙居莆田剌桐巷，并改其名曰方巷，其六子皆进士及第，后其子孙中有的与阿拉伯人通婚，并信奉伊斯兰教，后从中分出一支于宋元之际为避乱迁至海南岛琼州定居。此际有一支方氏族人从河南省固始避乱南迁，先达福建省福州，再迁漳州之龙溪。
明初，方氏族人因方孝孺遭受一次空前劫难，燕王诛杀方孝孺，同时残酷地灭其十族(九族加上学生)，受株连而死者达八百七十余人，被充军者数以万计，有逃至钧州(今河南禹州)者，后发展成大族。同时，方氏族人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至河南、河北、山东、安徽、陕西等地。清初，有漳州龙溪一支迁入台湾省，不久闽、粤中的方氏族人也有入台者，后有飘洋过海落籍异邦者。可见，自唐朝的方叔至民国年间的方自苹，历三十八世一千一百多年，方氏族人不仅在中原发展繁衍，而且多次南迁，相当广泛地分布于江南各省，有些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
如今，方氏族人在全国分布广泛，尤以安徽、河南二省为多，这二省方氏约占全国方氏人口的33％以上。浙江、辽宁、江苏、福建、云南亦多此姓，这七省方氏族人约占全国方氏人口的70％以上。 跟帖时间 2010-02-16 08:06:0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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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的各支始祖 -- 方 琡：东宜宗祖，唐大中八年甲戌进士，官都督府长史，从三品。元配：陈氏，封硕人，赠颍川郡夫人。按全谱，厥初，食邑河南，迁光州，固始人，自东汉汝南尹弦南徙歙州，生司马雄，生黟县侯，储生，睦州剌史亲之公琡公睦州裔也生，于归于固始金紫府君人，莆奉葬于常泰里鸟齐山，坐亥向已，怕子孙追尊为始祖，云子讳殷符。江西上饶方氏始祖。 跟帖时间 2010-02-16 08:02:2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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