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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氏的帝王国君 -- 孟知祥：(公元874～934年)，字保胤，孟昶之父；河北邢台人。著名五代十国时期后蜀政权缔造者，后蜀高祖皇帝，公元934年称帝，为期半年后即病死，终年六十一岁。
后唐时期，庄宗李存勖授孟知祥为太原尹。明宗李嗣源时期又授孟知祥为成都西川节度使。
后唐皇帝李嗣源横征暴敛，专横成性，于天咸四年，向孟知祥征助礼线一百万缗(相当于汉州盐榷十四年收入)，孟知祥无力承担，仅给了五十万缗。李嗣源就派夏鲁奇等人担任遂、阆、绵州剌史，准备武力对付孟知祥和董璋(川东守将)。董璋就同孟知祥结成一气，抗拒后唐。朝廷发兵讨伐，以失败告终。后来，孟知祥又打败了董璋，兼并了东川，并又先后攻占了秦、凤、成、阶四州，于公元934年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王氏蜀国为前蜀(公元907～925年)，孟氏蜀国为后蜀(公元934～963年)。
孟知祥初到成都时，蜀中农民因苦于前蜀的暴考试，群起反抗，“蜀中群盗犹未息，知祥择廉吏使治州、县，蠲除横赋，安集流散，下庞大之令，与民更始”，使社会情况逐渐稳定下来，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蜀梼杌》中论及后蜀之富庶时说：“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可见稻米之充足。
孟知祥还动员市民百姓，在成都遍种芙蓉，美化城市，每当农历9月花开，全城上下一片锦绣。今成都市简称为“蓉城”，就是自孟知祥在大力推广种植蓉树后开始如此称谓的。
后蜀高祖皇帝孟知祥在称帝半年后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孟 昶：(公元919～966年)，初名仁赞，字保元，孟知祥第三子；河北邢台人。著名五代十国时期后蜀政权末代国君，在位时间从公元934～965年为期三十一年，终年四十六岁。
孟昶十五岁于后唐清泰中嗣帝位，不改元，仍称明德，第五年始改元“广政”。
孟昶即位后，得后晋政权的泰、阶、成三州归附，又攻取了凤州，尽有前蜀故地。
在一年的除夕时，孟昶心情很好，便让身边的翰林学士辛寅逊在桃木板上写两句吉庆话，想挂在自己卧房的门口。当辛寅逊写完后，孟昶看了很不中意，于是提起笔来，亲自写了十个字：“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
孟昶自己写的春联字虽不多，但这两句话非常吉利：“余庆”就是余福，意思是新的一年又接受新的福气；第二句是美好的节日叫做春节，意味着温暖的春天永驻人间。
这十个字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把“新春佳节”四个字巧妙地嵌在了里边。所以当孟昶写完后，身边的大臣们都叫好，孟昶自然也很高兴。从此以后，桃符就逐渐演变成春联，后来桃木又被红纸所代替。一到春节，家家门上贴着鲜红耀眼的春联，喜庆的气氛自然更浓了。
孟昶的这副春联，是在宋乾德二年(后蜀广政二十六年，公元964年)写成的，由于史书中有详细记载，所以保留下来，距今已经一千零四十余年了，是中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宋太祖赵匡胤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军攻入成都，孟昶投降宋王朝，后蜀国灭亡。
孟昶在被迁至北宋都城开封后，即被宋太祖敕封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居住在汴京。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孟昶在汴京郁郁而终(一说被宋太祖授意弟弟赵匡义毒死)。 跟帖时间 2010-02-26 15:26:4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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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氏的历史名人（二） -- 孟 珙：(公元1195～1246年)，字璞玉，随州枣阳人(今湖北枣阳)，其四世祖孟安曾任岳飞部下军官。著名宋朝大臣。
孟珙少年从父孟宗政军中，公元1217年金人犯襄阳，孟珙料其必犯樊城，献策与孟宗政由罗家渡济河，孟宗政同意，等宋军临渡布阵时金人果真到来，宋军趁其半渡出伏兵击之，歼其一半兵马。
孟宗政奉命救援枣阳，在战阵中父子失散，孟珙望见敌骑中有白袍白马者，说：“那是我父亲。”急忙率骑兵突阵，救出其父。
公元1219年，完颜·讹可率步骑二十万分两路攻枣阳，聚集城下，孟珙登城射之，将士都惊服。孟宗政命孟珙取它道偷袭金人，破十八砦，斩首千余级，缴获大量军器，金人逃走。其父逝世后，孟珙统领其旧部忠顺军，屡挫金军，授京西路兵马钤辖。
公元1233年，金将武仙率兵进攻光化，企图迎金帝入四川，以避蒙古军兵锋。孟珙率军击败金军，斩杀约五千人；继又乘胜进攻武仙大营，俘获金兵约七万，粉碎了金帝入川的企图。
金帝后逃奔蔡州，蒙古军攻城数月不克。农历10月宋廷应蒙古之约，派孟珙率军二万，运粮三十万石，与蒙古军会师蔡州城下。11月金军以万余人自东门出战，孟珙率部邀其归路，掩杀至汝水，从被俘军士处得知城中断粮，遂与蒙古将塔察儿分别加强防御，以防金军突围。塔察儿遣部将张柔率精兵五千攻城受挫，张柔中箭，孟珙遣先锋将其救出。农历12月孟珙率部败金军于石桥，进克柴潭楼，斩俘金军五百余。
公元1234年农历1月，蒙宋联军向蔡州发起总攻，金哀宗完颜守绪见势危急传位完颜承麟。蒙古塔察儿率部攻西城，孟珙攻南门。他指挥宋军首先突破南门，使蒙古军得以顺利入城，金朝灭亡。
公元1236年，蒙古军背信攻宋，连破襄阳、随州、郢州及荆门军、枣阳军、德安府。农历10月蒙古军继续南攻江陵。孟珙被派遣赴援，他先遣民兵部将张顺渡江，自率主力继进。时蒙古军在枝江、监利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孟珙施疑兵计，以少示众，昼则变换旗帜和军服颜色，循环往复，夜则沿江列炬，绵亘数十里，并亲自指挥袭击蒙古军，连破二十四寨，夺回被掠军民二万多人。蒙古军被迫北撤。
公元1237年农历10月，蒙古将口温不花与张柔率军南侵，屯黄州西北部隅。孟珙入城回援，驻帐城楼指挥。见蒙古军欲乘船渡江，以战舰冲蒙古军船阵，蒙古军欲逃走，宋军四面合击，缴获船二百艘。蒙古军复以步骑夺占东堤，孟珙挥军击退蒙古军，收复东堤。口温不花遣回回、河西兵增援。孟珙乘夜袭寨，致其惊乱，互相攻击。蒙古军白天挖地道攻城，焚团楼。孟珙率军奋战，并于城内筑月城，掘万人坑。
公元1238年春蒙古遣重刑囚犯自地道突入城中，尽堕坑中。宋军于月城上，发炮投石，蒙古军不能支，撤围而走。农历10月孟珙认为欲收复襄、樊，必先取郢以通粮饷，取荆门军方可出奇兵。他到岳州后，召诸将指授方略，发兵北进。刘全等将领陆续收复郢州、荆门军、信阳军、樊城。
公元1239年农历4月2日江海率军直趋襄阳，刘廷美为内应献城，宋军遂复襄阳。孟珙在收复襄阳后，即奏请置重兵于襄阳，建立军事重镇。孟珙遂以江陵为基地，以襄阳为重镇，大兴屯田，训练军伍，使荆襄战场出现转机。随后他以四川安抚使驻守江陵，继续抗蒙。
公元1239年冬，宋军又在他的部署下在大垭寨之战中击败蒙古军，他随后又乘胜遣军收复夔州，挫败了蒙古军从三峡入两湖的企图。孟珙对来访者不论身份高低，从士人到老兵都以礼接待。喜欢易经和佛学，自号“无庵居士”。其兄孟璟、其弟孟璋、孟瑛都在军中为将。
孟珙于公元1246年农历9月逝世，终年五十一岁。
孟海马：(生卒年待考)，著名元末襄阳红巾军将领。
蒙元入主中原后，各地的反元斗争始终没有止息过，对元朝的统治造成很大的困扰。
元朝末年，天灾、饥荒不断，民不聊生，大规模的民变遂告爆发。
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刘福通等在州(今安徽阜阳)利用白莲教聚众起事，因民变队伍以头裹红巾为标志，故被称为“红巾军”。各地纷纷响应，出现多支红巾军。
刘福通部被称为北方红巾军，奉韩林儿为帝，国号大宋，建都亳州，活动地区是黄河、淮河流域。
彭莹玉、徐寿辉部被称为南方红巾军，奉徐寿辉为帝，建国号天完，主要活动于长江中游地区。
王权部被称为北琐红巾军，以河南邓州为中心。
孟海马部被称为南琐红巾军，活动在湖北。
此外，活动于江淮的郭子兴等部也属红巾军系统。后朱元璋接替郭子兴为该部的首领，名义上隶属大宋红巾军。
红巾军起事后期，几支红巾军或被官军镇压，或领导权被野心家篡夺，与初起时区别很大。红巾军起事对元朝的统治造成巨大的打击。而各地群雄如朱元璋、陈友谅、明玉珍、方国珍、张士诚等亦乘时而起，割据地盘，互相攻杀。到了这个境地，元朝的覆亡已是计日而待了。
孟称舜：(公元1602～1657年)，字子塞，又字子若、子适。别号花屿仙史、小蓬莱卧云子等；山阴人(今浙江绍兴)。著名明末清初戏剧作家。
孟称舜自幼工诗文词曲，颇有时名。崇祯年间秀才，屡试不第。
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孟称舜参加复社，十年加入枫社，是临川汤显祖“玉茗堂”派的重要成员。
明季天启、崇祯年间(公元1621～1644年)，孟称舜开始创作杂剧、传奇十种，现存七种，以《妖红记》、《桃花人面》、《残唐再创》等剧著名。还按不同风格编选元明杂剧为《柳枝集》、《酹江事》，合称《古今名剧选》。
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举为贡生，任松阳训导。
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孟称舜辞职归里，任职松阳期间，廉正不阿，课士严整，力以：厉风俗，兴教化“为已任。
孟称舜初到任时，适县学宫颓废，他积极筹划修理。与夫人慷慨解囊，首捐百金为倡，“故事用速成，由殿而堂而庑，而启圣祠、尊经阁等皆焕然一新。”为保证学宫修缮等费用，致力恢复学用，没法表理收回被移占的学田，倡议捐金购置，共得二顷之多。得张玉娘的遗稿《兰雪集》二卷，刊印行。
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底，孟称舜在金陵(今江苏南京)雨花僧舍完成三十五出《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
孟 森：(公元1868～1937年)，字莼孙，号心史，著作多以此署名，世称为孟心史先生；江苏武进人。著名清末民初史学家。
孟森生于清同治七年，终年六十有九。
孟森年十四岁时，从里中名师周载帆读，于制艺应举之外，稍稍窥见学术、事功、文章、经济之门径，嗣获廪生衔后，因受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思潮的影响，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专攻法律。越三年，毕业回国。翌年(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入广西边防大臣郑孝胥幕，利用幕府中收藏的笺奏、函牍、札答等大量公私文献资料，撰成《广西边事旁记》，主要为颂扬郑督办广西边防政绩而作，而立言以郑为“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则所期非人矣。
是年冬，郑辞广西边防大臣职，孟森随郑之上海，参预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农历7月孟森接任《东方杂志》主编职，借宣传君主立宪，乃以其平日法学修养，发表文章议论君主立宪，颇有独到之处。越年(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农历5月，孟森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员，以其所著《各省咨议局章程笺释》中有云：“以议院为国家立法机关，以政府为国家行政机关，以法院为国家司法机关，三权分立，而君主独揽之”，是孟森对君主立宪政体之主张十分明确。
同年秋，孟森被派往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各省考察宪政，希望能联合各省咨议局，共同发起请愿运动，上奏清廷，请求速开国会成立立宪政府。时不我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武昌起义后，清社云屋。而孟森为程德全指挥的江浙联军进攻南京起草誓言，仍为立宪派的主张进行最后的游说，如云：“其日夜所希望，惟求改专制为立宪，使吾中华大国，得一位置于列强之间”；“欲求政体之廓清，端赖国体之变革”；“非仇故君，非敌百姓”；“无汉无满，一视同仁，为国为民，务求在我，将泯贵贱亲疏为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属为一大共和”云云。全文约一千字，虽无遗老保皇之陈词滥调，亦无革命排满之豪言壮语，是孟森不啻为中国末代皇帝唱助丧歌云。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孟森被推为共和党干事。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秋，与民族实业家张謇，江苏南通人，清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元1894年)恩科状元，因建议组织中美银行和改革盐政以减轻政府财政困难，受到袁世凯的青睐。翌年农历1月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农历7月又被选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再越年(公元1914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停止众、参两院议员职务，从此，孟森的政治生涯告一结束。
进入民国后，孟森为了配合其所从事的议会活动，曾撰写了一些政治论著：译书有《平民政治》(原为英国布鲁士J.B.Bryce所著，孟森据日译本译成中文)、《日本民法要义》(日本梅谦次郎著)与《统计通论》(日本横山雅男著)；自己撰有《法学通论》与《财政学》两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此为孟森壮年有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而其所译所撰究均与所学有关，非投合时流所可比拟。
孟森还注重对清朝“公案”即历史疑案的研究，为此，他十分重视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相继发表了不少篇有关清史专题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满洲名义考》、《清国号原称后金考》、《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八旗制度考实》以及《奏销案》、《科场案》、《朱方旦案》、《金圣叹考》等，后来多被收入《心史丛刊》一、二、三集中。上述各文涉及前朝典章，国故謏闻，事无巨细，有见必述，考证具见功力，论断令人折服，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很多人的重视。自此，孟森的论著被认为是有关清史问题的权威之作。
从1929年起，孟森就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为副教授，开清史一课。越年，他出版了《清朝前纪》，再越年(公元1931年)，北上应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满洲开国史，并印发《明元清系通纪》讲义，迄至1937年夏，先后又印《明史讲义》与《清史讲义》。
孟森致力于明清断代史研究，成绩斐然，多有精湛之处。如对清朝开国史之研究，清之子孙对清朝开国史用尽心思，捏造假状，而参与纂修《清史稿》的清遗老们，也竭力为之掩盖曲洗，以泯灭其事明之迹。孟森在《满洲开国史》一书中集中揭发了二百年间清与明之关系真相，诚为历史上一大快事。他对明清人物活动的研究多具灼见明识。如明朝建文、朱三太子等及“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承统”及董小宛、顾眉(横波夫人)、孔四贞、香妃、顾太清(丁香花)五个女性的著述文字，皆具有时代人事的重要意义，非一时兴致漫然拿笔之作。他对五个有涉历史的女性的考证，考实释疑，还其本真，也是快事。
孟森之治史，多本中国之传统方法，即多取官修正史，《明史》及《清史稿》等，旁及其他官私著作，窥其旨趣，稽考补苴，以求明备。又善于发见问题，考证一事，必有所为而为。并且长久积累史料，深入探索情实，求明真相原委。兹举关于“朱三太子事述”为例，孟森对朱三太子本传，更为补正，指出康熙四十七年所获朱三太子，实为崇祯四子封为永王者，清廷在朱三太子一事上，“颠倒耳目者二三百年，帝王之用机心刻深长久，为振古所未有”。由此可见，孟森对问题发现之明敏、致力探索之勤久足为治史楷模。
孟森以知命之年出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主编，在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辄于谈清故者有所辩正；北上掌北京大学史学讲席，年逾花甲；迄至1937年底，捐馆辍笔。总合而计之，他研治清朝历史不过三十年，而撰述之富，成就之大，影响之深，自非后辈末学所能望其肩背。
孟森的主要著作有《明元清系通纪》、《满洲开国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清史论著续刊》等。
孟目的：(公元～1983年)，原名广义，字目的；河北保定人，原籍北京。著名药学家，第一个药学专科学校创始人。
孟目的的父亲为公理会牧师，家境比较优裕。初中毕业后就读华北协和书院，1914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预料，1918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举办的留美学习班，学业完毕因留美计划改变，经该院英籍教授资助去英国勤工俭学，1920年在英国伦敦爱兰帕利药厂实习。1921年，考入伦敦大学药学院，毕业后取得英国药学会会员资格，为该会第一个中国籍会员。
1925年，毕业回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药房任副主任兼药理系助教。1928年，应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约请编纂《中华药典》，并担任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化学室主任，以后还兼任军医学校药科主任。
1936年，负责创办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简称国立药专)，任校长并亲自担任药剂学教授。1937年，学校迁到重庆。他受其四弟孟用潜(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明进步，因营救学生并协助进步学生去延安等活动，曾两次被重庆国民党逮捕，后被免去校长职务。
1940年，他带领三个学生去香港创办协和药品公司制药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由香港回到重庆，创办协和制药厂并兼国立药专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卫生署派他到上海接管日伪药厂，并委任他为卫生署药品生化药品实验处副处长。由于他主张利用接收的日伪药厂发展国内的制药工业，与当局“制药不如买药”的观点不同，另外还同情一些日伪厂工人请愿复工的合理要求，因而受到排挤，故转而筹备编纂第二版《中华药典》。但由于重庆国民政府对改编药典工作毫不重视，经费、人员等问题都不予解决，甚至起草用的稿纸也缺乏，因而这项工作没有完成。嗣后，他在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的实验药厂当厂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该厂由军事委员会接管后改为国营制药一厂，他被留任为该厂厂长，同年，华东人民制药公司成立，被任命为经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药品标准及质量监督检定工作。1950年初，中央卫生部调孟目的到北京筹设药典委员会，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他担任委员会的药理小组长兼干事会总干事。以后，历任1963年版、1985年版药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0年底，原上海药品食品检验局迁到北京，成立中央药品检验所，孟目的兼任所长。1961年，国务院决定将卫生部药品检验所与生物制品检定所合并为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他任所长，后因健康原因于1980年任名誉所长。
孟目的曾于1955年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以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第三届代表，第二、第五、第六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及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顾问等职。
孟目的深感中国药学事业落后。中华民国时期除传统的中药外，其他药品统称为“西药”，国内只有少数加工制剂的药厂。广大人民需用的药品都依靠舶来，这些药既无标准规格，也不予检验，人民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没有保证。此情此景，激励他下决心献身于中国的药学事业。而振兴中国药学事业，最根本的问题是培养人才。1925年，他自英国回到北京，在协和医学院药房任副主任时，看到许多医院药房的调剂人员少，业务水平低，一些制剂厂生产的制剂质量差。他从实际出发，首先着手提高初、中级药剂人员的业务水平，联合同事冯志东、何鉴清等人创办了药学讲习所。这个所直到北平解放，二十多年中，先后培养药剂士两千多人，为医院药房和制剂厂等输送了大批中级调剂、制剂人才。
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后改为卫生署)邀请孟目的去南京编纂《中华药典》，以后留任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化学室主任。当时他想到要为药学事业培养高级人才和师资，招收了几名药学系毕业生为研究生，并与国际联盟卫生处联系资助他们去英美深造，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成行。在1935年以前，仅有的几个药学科系全部附设在医学院内，由于校领导受专业知识的局限，重医轻药，使药学教育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为此，他多方呼吁宣传，并在1935年中国药学会第七届年会的主席团内提出设立独立的药学院校，学制由三年改为四年，培养高级药学人才的提案。他奔波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署之间，据理力争，终于在1936年获准由他负责筹建国立药专。他在短短几个月里，寻找校舍，聘请教授，招考学生，利用南京白下路一所银行旧址，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四年制)。他任首任校长兼药剂学教授。为了学校的发展，他又多方呼吁，获得建校经费，设计一座在当时比较现代化的实验教学楼，虽因抗日战争而中断，但这块基地却保存下来，现在成了中国药科大学的校址。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师生先搬到汉口四维路，以后搬到重庆磁器口，并在歌乐山兴建校舍。
1939年，受国民党迫害，被免除校长职务。尽管如此，他对药学教育仍十分关心，在担任协和药厂厂长期间，不顾工作繁忙，交通不便，每星期从重庆南岸到歌乐山国立药专授课两天。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南京，他虽在上海工作，仍坚持往返京沪线上，按时到校讲课。
孟目的治学严谨，很重视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国立药专创办伊始，他从南京中央大学聘请了一些著名教授授课。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虽然校舍简陋，但实验设备、仪器试药比较充裕。每个学生都可领到一套化学和药剂等试验用具，每个学生都有一台显微镜。还设置了煤气发生器，给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实验条件。他对学生严格要求，循循善诱。他教授的药剂学、调剂学等，很注意实用，实验课题难度较大。例如在制剂学实验中，天气炎热时要求学生配制硫酸铜栓，配制后，他亲自逐粒切开检查，观察颜色是否均匀一致，有无气泡或中空现象，还要每粒称重，检查每颗重量是否均匀等等。又如在调剂实验中常出一些不易察觉的有药物相互间配伍禁忌的难题，许多学生常常搞错，事后他又耐心细致地讲解其原理和操作时应注意事项。他反复教导学生说：药品是治病救人的，调制药品必须保证质量，不能有丝毫疏忽和差错，这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危问题。孟目的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
中华民国时期，各国药品在中国竞相倾销，伪劣药品充斥市场，1928年，孟目的受聘去南京负责组织编纂《中华药典》。这部药典主要是参照国外药典编译的，他在这项工作中做出了贡献。首先，《药典》这个名词就是根据孟目的的建议定的。中国历代的药学经典著作通常称“本草”或“局方”。他认为药典是国家对药品的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等制订的技术规定，这些规定具有法律性质的约束力，是国家对药品所订的法典，所以定名“药典”最宜。这个名词为医药界公认，一直沿用至今。其次通过对药典的编写，初步统一了药品名称。他查考了中国的一些词汇，并结合制剂的特点和拉丁名的音节，对一些常用的制剂剂型名称，拟定了简练的专门名词术语：如用酒精提取或制备的制剂，拉丁名Tinctura，定名为“酊剂”；拉丁名Spiritus，定名醑剂；拉丁名Elixir，定名为酏剂；其他如Tabellae定名为片剂，Suppositoria定名为栓剂等等，都比较明确简练，沿用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卫生部随即研究编订国家药典问题，从上海调孟目的来北京筹组药典委员会，组织编订新中国药典。孟目的积极认真，及时准备会议材料，特别是与新药典品种有关的资料。1950年4月和8月，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药典工作座谈会，确定药典收载品种和原则等。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新药典仅收载了二十八种中药。孟目的亲自草拟有关生物测定法，并对各类药品的草案都逐字逐句仔细推敲修改。他还在周总理接见时提出建议：“为使标准有复核基地，并能切实贯彻执行，应建立健全药品检验机构”。1950年，成立中央药品检验所，孟目的被任命兼所长。为了使药典规定的标准和检验方法切实可行，他搜集各地样品，在该所组织复核试验后进行必要的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于1953年定稿出版，他为了集思广益，使国家药典尽可能切合实际，通过中国药学会通知各省市的分会组织会员学习药典并提出修订意见。1957年，根据各地意见出版了《中国药典》1953年版第一增补本。1953年后全国各省市陆续设置药品检验所，逐步形成药品监督检定网。一方面根据药典规定监督检定药品质量；另一方面，通过检验发现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修改药典的科学数据资料和改进的检验方法。
1957年，药典委员会改组，孟目的担任主管业务的副主任委员，着手组织编订《中国药典》1963年版。这版药典基本上是结合中国生产、使用等实际，并第一次收载了广大人民习用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中药材和中药成方。这版药典分一、二两部，收载各类药品及制剂一千三百十种(其中中药材四百四十六种，中药成方一百九十七个)，在反映中国医药科学研究和生产的发展、整理祖国医药并使之逐步标准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药典委员会名存实亡。孟目的也受到较长时间的冲击，虽然他不能直接参与《中国药典》1977年版工作，但对药典工作仍十分关心，经常通过他的学生询问了解情况，主动提供意见和办法。1979年，经国务院批示恢复药典委员会，孟目的仍被聘任副主任委员。同年12月，召开药典委员会扩大会议，八十二岁高龄的孟目的曾多次扶杖出席会议，继续不遗余力地为编制国家新药典贡献力量。
1932年，武汉发生大水灾，孟目的携带救济药品参加防治流行病时，发现有一些进口药品是假的或质量不合规定，十分气愤，期望中国有生产原料药品的药厂。他在国立药学专科学校迁到重庆磁器口时，就设立了一个实验药厂，利用当地的矿石资源生产硫酸镁等原料药。被免去校长职务后，他又去香港创办协和药品公司制药厂，一面筹办药厂，一面选购必需的药品器材，运到后方，供军民使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本占领，他辗转回到重庆，在南岸龙门浩创办协和制药厂，生产磺胺、葡萄糖等原料药品和制剂。磺胺是当时有效的抗菌消炎药，在中国是由协和药厂首先合成生产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孟目的被重庆国民政府卫生署派去上海接收十二个日伪药厂，这些药厂是由经济部接收后移交的，接管后成立卫生署药品生化药品实验处，他任副处长。在商邱路的原重松制药厂改建为第一制药厂，杨树浦宁武路的原武田第四制药厂改称为第二制药厂。这两个药厂规模比较大，由于工人在日本投降时护厂数昼夜，设备未遭破坏，仍有一定生产条件。他主张尽快恢复生产，以发展中国制药工业，但遭到上级反对，并因同情药厂工人的复工请愿，遭到排挤。1946年，孟目的回北平奔父丧，正值晋察冀解放区在张家口筹办药厂，派专人迎孟目的前往进行技术指导。他欣然前往，由沈其震陪同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亲切接见。他建议根据解放区的条件，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利用当地出产的麻黄提取麻黄碱，还指导生产柴胡注射液等中药制剂。自从孟目的到解放区半年时间，药厂的生产不断扩大，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他对操作要求很严格，经常亲自动手洗安瓿、灌药液、熔封等，别人操作后他还仔细检查。他经常抽时间给青年工人讲授制药操作知识，给技术员讲授制药基础理论，因人施教，用什么，讲什么，有人生病缺课.还要设法补上，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孟老师或孟教员，乐意和他接近。
孟目的自解放区回到上海后，担任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的制药厂厂长。这个厂解放后改称上海第一制药厂，解放初期生产磺胺噻唑、葡萄糖酸锑钠等原料和制剂。葡萄糖酸锑钠是五价锑盐，比当时外国的三价锑盐毒性小、疗效高，对消灭华东几省流行的黑热病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药学会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冬季由留日的药科学生发起组成，当时命名为中华药学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学会之一。孟目的于1935年第七届药学会年会上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当选为理事。他曾倡议设独立的药学院，学制延长，并提出从速编纂《中华药典》第二版等建议。他在1936年第八届药学会年会上继续当选为理事。1937年，中华药学会在上海停止活动，1942年，在重庆又以“中国药学会”名义重新申请立案，并召开中国药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年会(接续过去八届年会，应为第九届年会)，他在以后的第十、第十一届年会上均当选为理事，1948年，在南京举行的第十二届年会上，当选为理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各地药学会分会酝酿，将中国药学会总会迁到北京。在1952年11月举行的中国药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孟目的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在他努力下，药学会第一次购买了一座办公会址，并设置了专职干部，不仅恢复了《药学学报》(原名《中华药学杂志》)，还创办了《药学通报》(现名《中国药学杂志》)和《中药通报》(现名《中国中药杂志》)。在此期间，孟目的经常到药学会主持会议，研究工作，组织各种学术活动。1955年，筹设中药整理委员会并大力支持建立中药实验室，1964年，还在上海主持全国药剂研究工作经验交流会等。《药学通报》初创期间，稿源较少，孟目的还主动撰写指导中级药工人员的经验心得文章几十篇，每篇几百字，短小精干，既普及药学知识，又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正是孟目的与一般教授专家所不同之处。
1958年以后，孟目的还兼任中国药学会北京分会理事长，经常亲自组织邀请一些专家作学术报告，有时还亲自主持会议。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全国科协和科普的各项会议及活动，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药学会做了大量有益工作。
孟目的为人忠厚，平易近人，对青年人关怀倍至。在中央药检所任所长期间，经常到实验室与青年人交谈，介绍实验技术中的窍门，深受广大药学工作者爱戴和尊重。他乐于助人，密切联系群众，给许多医药工作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愧是中国药学界的老前辈。
1983年5月，正当召开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议之际，已是八十六岁高龄的孟目的不顾年老体弱，带病坚持出席会议，终因慢性气管炎急性发作，感染中毒性休克，不幸逝世。孟目的毕生从事药学事业，为祖国培养了大批药学人才，在编订国家药典、药品检定以及药学科普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孟继懋：(公元1897～1980年)，原名孟公伟；天津人。著名当代矫形外科奠基人之一。
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赴美国留学，就读于芝加哥拉什医学院。
1925年学成归国后，在北京协和医院任外科住院医师。1929年任南开大学校医。1930年协和医学院派他赴美波士顿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和艾奥瓦大学医院专攻骨科，师从史密斯-彼得森(M.N.Smith-Petersen)和斯坦德勒(A.Steindker)教授。1935年又赴欧美考察骨科，勤求博采名家如英国的沃森-琼斯(Watson-Jones)、雷金纳德(SirReginakd)等。其后，任北京协和医院骨科教授及主任，北京人民医院副院长、积水潭医院院长，创建中国规模大专科齐备的骨科中心。
曾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数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外科学术会议，被选为国际外科学会会员。
他是中国第一代现代骨科医生，一生从事临床与教学，开展创伤骨科基础与应用研究。他对每一病历都分析精确，方案完善，手术简练、迅速，素为国内同行所称颂。曾设计改进过多种手术，设计的股骨粗隆间截骨术被称为孟氏截骨术。他教学有方，无论授课、查房，都是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功能解剖、运动力学与治疗原则讲解，培养了一批中国骨科人才。
主编有《骨与关节损伤》、《中国医学百科全书·骨科学》。
孟 泰：(公元1898～1967年)，河北丰润人。著名全国劳动模范。
孟泰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爱厂如家，艰苦创业，在恢复和发展鞍钢生产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八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选为中国工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执行委员。
孟泰于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鞍山解放后第一批发展的产业工人党员之一。他带领广大工人把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几个废铁堆翻了个遍，建成了当时著名的“孟泰仓库”。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主动当了护厂队员，把行李扛到高炉上，冒着遭到空袭的危险，随时准备用身体护卫高炉。他勇于攻克技术难关。在前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供应大型轧辊，致使鞍钢面临着停产的威胁的情况下，他组织了五百多名技协积极分子开展了从炼铁、炼钢到铸钢的一条龙厂际协作联合技术攻关，先后解决了十几项技术难题，终于自制成功大型轧辊，填补了中国冶金史上的空白，被誉为“为鞍钢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
他自己设计制造成功的双层循环水给冷却热风炉燃烧筒提高寿命一百倍。他时刻心里装着职工，为生产解难，为工人排忧。在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日子里，为使工人保持好的体力，不影响生产，把几个女儿靠挖野菜喂养大的两口猪送到厂里，为全厂职工改善伙食。在一批急待住院的职工因为没有床位而不能住院治疗影响身体康复的时候，他买来废钢管，组成青年突击队，自制铁床，既缓解了燃眉之急，还节省了费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遭受严重破坏的鞍钢生产，他顶着各种压力，使鞍钢的生产秩序免于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在他担任鞍钢炼铁厂副厂长的八年中，被工人们称为“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干部”。1967年9月积劳成疾的孟泰在北京病逝。
孟泰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广大职工群众在岗位上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1986年4月，鞍钢公司为孟泰同志举行了塑像揭幕仪式，基座上镌刻着“孟泰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
1993年4月，鞍钢工会与鞍山市立山区政府共同为孟泰同志在立山公园建造了全身塑像，并将立山公园更名为孟泰公园。
孟宪民：(公元1900～1969年)，字应鳌；江苏武进人。著名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
孟宪民出生于一个职员家庭，父名孟进，曾担任过书记员，替人誊抄文件。
孟宪民1905～1908年在家乡读私塾。后随父亲到湖北汉口，上四明小学。1912年小学毕业，考入文华中学。1918年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高等科。
1919年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1922年夏毕业于清华学堂，赴美国留学。他最初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立矿业学校学习。他刻苦努力，两年读完地质课程，于1924年毕业。毕业后，他到美国蒙大拿州的标特(Butte)铜矿参观考察。紧接着于同年底回到科罗拉多州立矿业学校。经多方努力，在该州虎城铅锌矿业公司找到实习机会，任井下采样员和化验员，工作一年多。1926年夏，他进入美国麻萨诸塞茨州理工学院研究生班继续深造，受教于著名矿床学大师W.林格仑(Lindgren)教授，致力于矿床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于1927年夏获硕士学位后回国。
孟宪民回国不久，正逢北京大学地质系李四光教授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托，筹建该院地质研究所，孟宪民应李四光之聘，任该所研究员。他进该所一个多月后，赴广西中部调查地质，继赴湖北南漳、当阳、远安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1929～1933年，他到浙江绍兴、诸暨、萧山、嵊县、青田、昌化，安徽芜湖、繁昌、铜陵、宣城及湖南临武、常宁等地进行地质矿产调查，撰写发表了六篇研究报告(独著三篇，与人合著三篇)。1934年，孟宪民应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之请求，调查云南个旧锡矿，并参加了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勘察工作，至1936年春结束在云南的工作回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商洽，请孟宪民再去个旧锡矿，任锡矿勘探队队长，后勘探队改为工程处，孟宪民为主任，为该矿的探、采、运做了大量工作。1942年，他再赴云南，重点作东川铜矿的详查勘探。
1946～1952年，孟宪民任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1952年地质部成立。孟宪民调任该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1956年地质部矿物原料研究所成立，孟宪民任副所长，后任所长。1959年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成立，孟宪民任副院长、院党委委员，一直从事地质学、矿床学研究工作，直到1969年在北京逝世。
孟宪民早年加入中国地质学会，一直积极参加学会活动与工作。他于1938年、1942～1944年、1948年任《地质论评》编辑；1941年、1945～1947年、1949年、1950年任《中国地质学会志》编辑；1952～1956年任《地质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1957～1962年任中国地质学会编辑委员会主任；1962～1969年任学会编辑委员会委员，《地质学报》主编。他于1948年、1949年、1951年任中国地质学会候补理事；1952年、1953年、1957～1962年任理事，1962～1969年任常务理事。1954年冬，他曾列席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1955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他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代表中国科协，率团访问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孟宪民毕生从事矿床地质学研究，在矿物学、岩石学研究方面造诣颇深。他调查研究的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他对若干重要矿山的矿区地质、矿床成因方面更有重大建树。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孟宪民与张更在浙江、安徽、湖南等省从事金属矿床研究，他先后联名发表了五篇研究报告：《浙江昌化闪锰矿》、《浙江青田石坪川辉铝矿石英脉》、《安徽铜陵铜官山铜铁矿床》、《湖南水口山铅锌矿矿物的沉积顺序》、《湖南临武香花岭锡矿地质》。水平最高的当数最后一篇。这部英文专著还附有1:10000比例尺的“湖南临武香花岭地质剖面图”三幅；1:10000比例尺的“湖南临武香花岭地质图”(彩色)一幅。该书除论及该区地质特征、地层、构造、矿区概况(自明朝开始土法采炼)等外，着重阐述了火成岩岩石学(尤其是水热变质、气成变质作用)及矿物学。在“矿物学”部分，论及五十一种矿物，并配以三十一个图版、一百多张照片，在当时条件下，其鉴定矿物之细致、精确，是有口皆碑的，至今仍有重大科学价值。该书还进一步论述了与主要造矿矿物——锡石伴生的矿物共生组合、矿脉系统与花岗岩侵入体之关系，花岗岩浆之成因与性质，以及锡、砷矿业生产与提炼过程。
该书的出版，一方面为孟宪民后来对个旧锡矿之研究提供了借鉴，同时也为该区矿床学、岩石学、矿物学之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1954年，孟宪民把香花岭情况与美国新墨西哥州含铍矽卡岩加以对比，指出在香花岭有可能发现条纹岩型铍矿。在他启发、指导下，地质部地矿司开展了香花岭矿物学、岩石学的研究工作。1955～1956年，该司青年地质工作者黄蕴慧、杜绍华等去香花岭从事长期野外考察。1957年，孟宪民又率黄、杜等再次考察香花岭。最后，终于发现新矿物——香花石，于1958年正式发表。这是中国地质学家发现的第一个新矿物，在中国地质学与矿物学史上是重要的里程碑。
云南省个旧地区，是中国著名的“锡都”，自明朝已开始对锡矿进行土法采炼。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它以年产锡七千吨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有色金属企业。虽然中外学者络绎不绝前往考察，但在矿床成因、找矿预测等方面尚无重大突破。地质学家丁文江1914年考察云南地质时，在个旧矿区调查了将近两个月，在矿区地质、锡矿采、洗、炼等方面的调查都很有收获。1934年，云南省教育厅请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特派孟宪民偕同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陈恺一同赴滇。丁文江把自己早年在个旧及云南其他地区工作时的原始笔记、野外草图等资料无保留地交给孟、陈二人，并嘱咐他们要从地形测量作起，再完成地质矿床学研究之全过程。孟、陈到云南后，会同云南大学矿冶系地质学教师何塘到个旧整整作了半年野外调查。他们于1935年初结束工作，进行室内整理研究，得出重大成果。1936年初，丁文江在湖南考察煤矿时不幸病逝。当年创刊的《地质论评》第三期是《丁文江先生纪念号》。孟宪民为纪念丁文江而在该期发表了研究成果之概要文章——《个旧地质述略》。紧接着，孟宪民与陈恺、何塘三人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会志》第十六卷上联名发表了《云南个旧锡矿地质述略》一文。该文对个旧地区的地层、构造、矿物、花岗岩侵入体、矿床等作了精湛研究，还列出了该区花岗岩与湖南临武香花岭花岗岩的化学分析对比表。最后，关于矿床成因得出了精辟的结论。
孟宪民等在该文中指出：在前震旦纪已有云南弧形构造，古生代结束时，长期剥蚀作用将大多数古生代地层剥蚀掉，三叠纪以后的地层直接不整合覆盖在前震旦纪古老地层之上。三叠纪早中期沉积了巨厚的个旧灰岩。此后发生了重要的造山运动(今日所称的“印支运动”)，造成火把冲煤系(当时孟宪民等认为是侏罗系，今日则定为上三叠统)与个旧灰岩间之不整合。此后，在侏罗纪又发生燕山期的褶皱、逆掩断层及花岗岩基侵入。
孟宪民等进一步论述了成矿的条件：首先是大地构造位置利于岩浆分异；第二是气成矿物有好的储集场所；第三是具体的容矿构造，即背斜、穹窿，使有用矿物富集成有经济价值的矿脉。个旧灰岩厚达一千五百米，多呈块状，是理想的围岩。个旧位于“云南弧”顶，裂隙最多，易为花岗岩基侵入。个旧锡矿区多小背斜及穹窿，可为容矿构造。个旧花岗岩及锡矿石之矿物组合与临武香花岭很相似。这些得天独厚条件之齐备，使个旧成为良好的矿区。
1938年，孟宪民担任个旧锡矿勘探队队长及云南锡矿工程处主任，带领工作人员钻入狭而深的民窿矿硐，作了精细的测量，制成1:5000比例尺的个旧矿区地质图及1:10000比例尺地形图，以确定锡矿体产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正规的石门、平巷、风动凿岩、铁道矿兜、竖井提升运矿等机械化及半机械化新方法。他提出在老厂背阴山冲地面毫无矿化之处开凿一对竖井，分别运送矿石和运送人员。竖井直径为三米八和三米一，深度为二百零五米，在地下掘通，井下又开凿正规巷道和石门，竖井提升运矿全用机械化。两竖井在二百零五米深处连通后，向湾子街潜力最大的矿化区掘进，终于在一公里多处见矿，在更远的主巷、支巷中亦遇到许多大、中型矿体。而且，此两竖井井底开拓的平巷恰好位于该区隐伏花岗岩突起之顶部矿化最强烈处。此两竖井不但是运输井，实际是结合探、采、运为一体的综合通道。在当时无钻探、物探资料的条件下，井巷工程设计如此准确，实令人万分惊奇和佩服。此矿井工程总长度三千四百八十六米八五，历时五年，于1948年全面建成投入使用。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一直是国营云南锡业公司原生矿最主要的探采井。
1943～1946年间，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合组的云南地质调查组，由孟宪民主持，有许杰、张席禔、王恒升、邓玉书、舒全安和马旭辉等人参与，又对个旧锡矿进行了大量地质调查，先后发表了：《中国之锡矿》、《云南之锡矿》、《云南矿产种类述略》、《云南高原的几种构造现象》和《云南个旧锡矿区地质图及说明书》等论著，更有利于个旧锡矿之开发。
对东川铜矿的再研究与新贡献。
1942年，孟宪民领导云南东川地质调查组对东川铜矿做了系统的区域地质和矿产普查工作。他们不怕东川矿区险恶的地形，自行测量三角网和1:5000比例尺地形图，然后进行地层剖面的选定、测制与填图工作，对含铜的前寒武纪浅变质岩系(昆阳群)首次作了划分对比。他们分该群为七个单元，自下而上是绿墩板岩、姑庄板岩、因民紫色层、落雪灰岩、桃园板岩、黑山板岩和大风口页岩。他们确定，昆阳群早于南方震旦系，并弄清了铜矿在落雪、因民和汤丹全区都是成层状沿因民紫色层与落雪灰岩之间的过渡带产出。
经过两三年奋战，他们完成了全区几千平方公里的1:250000比例尺地质图和落雪、因民、汤丹矿区1:5000～1:10000比例尺地形地质图及中英文对照说明书。该项成果按层状矿正确估算有一百万吨铜的远景储量。他们研究的成果也体现在1948年孟宪民与张席禔、许杰、邓玉书、舒全安联名发表的专著《云南东北部东川地区地质》中。此书内，孟宪民与邓玉书、舒全安负责撰写的“经济地质Ｉ”内容正是东川最主要的矿区——落雪—因民铜矿与汤丹—白锡腊铜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孟宪民于1952年春与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长李华、王逸群等再赴东川铜矿勘查，从而揭开了1953～1955年东川矿区大规模勘探的序幕。1963年秋，孟宪民第三次到东川铜矿，除进一步研究铜矿外，还探讨了该区岩浆岩中有无铌、钽矿化之可能性的问题。
孟宪民经多次反复对东川铜矿的考察研究，终于解决了东川铜矿之成因与找矿预测问题。前人对于东川铜矿成因大都认为是岩浆热液型。孟宪民根据自己大量野外实践和研究工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已认识到东川铜矿属层状和似层状铜矿。五十年代之后，他更进一步怀疑热液成矿论，1962年，他终于提出东川铜矿属沉积成因的见解。在他的启发下，东川矿区的地质人员从地层、岩性、岩相古地理、矿体形态、产状、矿石结构构造、藻类化石(叠层石)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特别在地球化学方面，从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和同位素资料等进行综合研究，否定了铜矿床与二叠纪辉长岩和前震旦纪辉长辉绿岩之间的矿源关系，从而基本上结束了关于东川铜矿床属岩浆期后热液成因的争论，东川铜矿是同生沉积的层控矿床的信念终于确立下来。弄清了成因才有利于预测。当孟宪民发现脉状矿体是沿一定层位分布时，就沿层位布置钻孔，追索主要层状矿体，果然达到预期的目的。
孟宪民作为一位杰出的矿床学家，善于将岩石学和矿物学的工作同矿床学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他更深深地懂得，矿物之准确鉴定是一切的基础。抗日战争之初，孟宪民去昆明筹建云南地质调查组，并负责该组工作，条件极其艰苦。他集中力量研究矿物的微化学分析。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常与他合作，并提供化学试剂，使他工作很有成效。为了推广这种先进方法，他特用英文写了一本《矿物鉴定的微化学方法》，于1943年由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地质组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联合刊印。该书谈及矿物微化学分析的一般概念、所用试剂、工具与仪器、化验程序，以及具体的五十五种元素的化验法，最后列了一张“各种元素之半微量与微量化学反应之特征现象与灵敏度总表”，书后还附有四个图版，共二十四张素描的反应产物晶形图，更使人易于掌握。
孟宪民是中国最早运用微化学试验法鉴定矿物的学者。几十年中他一直大力倡导此法，无疑对中国矿物鉴定工作有很大的推动。
孟宪民在学术上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从不墨守成规。他本是后生岩浆热液成矿学派鼻祖W.林格仑的门人，他在早期工作中，也遵循N.L.鲍文(Bowen)的玄武岩浆分异成岩说与Ｗ.林格仑的岩浆热液成矿说之正统、经典理论。但经过长期实践与探索，他发现这些学说不能很好地解释许多地质现象。于是，他尊重事实，逐渐把立足点转到同生沉积—火山成矿论上来。在找矿思想上，他摒弃了“沿小侵入体找矿”，而主张“沿层找矿”。在他建议下，于1959年在贵州召开了全国铅锌矿会议，讨论矿床成因和找矿方向。由他发起，在1963年举行长江中下游铁铜矿床成因与找矿方向现场会议。有各个矿床学派参加，并开展了一场大辩论。孟宪民在这些会议上积极倡导了同生论与层控矿床学说。
孟宪民的主要论点，集中反映在他于1963年发表的两篇论文里。其一是《矿床成因与找矿》一文。该文内，他以某些矿床为例，指出所谓“同生矿床”，就是“成矿与成岩是同时的，成矿的物质不是成岩后由很远的地方移来的(并非是“后生的”)。他并指出：“过去认为侵入的花岗岩总是作为矿石的重要来源，而火山作用则不重要，以致不值一谈”的看法就不对了。他认为，火山作用起压倒一切的重要作用，而侵入活动则仅是次要的，实际上是一个破坏的过程。金属的富集要归功于风化和沉积的过程。另一是《矿床分类与找矿方向》一文。该文按五大岩石组合(即大洋中组合、大陆组合、陆缘组合、岛弧组合、原生山脉组合)与五个主要地质时代(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近代)交叉分出若干矿床类型，并在找矿实践中具体运用。
由于对同生成矿论的研究，孟宪民追索到后生成矿学派关于岩浆侵入、热液交代的一些根本问题，在于花岗岩类之成因与产状问题。他提出过若干新见解，指出花岗岩并非都是“上小下大”和一味向下延伸，而是“有顶有底”；并认为部分花岗岩是火山成因的。他还热烈支持花岗岩化理论。他倡议并组织了1965年在安徽黄山召开的花岗岩讨论会，对花岗岩化学说之宣传达到最高潮。他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关于花岗岩的安放问题》等等。
1965年，孟宪民领导和组织了长江中下游铜铁矿的找矿研究，与有关同志一起完成了中国若干金属矿产储量之统计研究。在此基础上，孟宪民与周圣生、郑直、吴功建、黎诺、孙忠和共同撰写了《某些金属矿的找矿方向和方法的初步经验》一文，于1966年正式发表。文内对各种金属矿储量分为五大类分别统计：第一类是层状矿体；第二类是附近有“侵入体”的层状矿体；第三类是围绕小侵入体发育的矿体；第四类是脉状矿体；第五类是在火山岩、“侵入岩”内的若干似层状矿体。根据铁、铜、铅、锌、汞、锑、锡这七种主要有色金属之各类矿占总储量的百分比统计列表而得出以下结论：①各矿种以层状矿为主，以第一类矿在总储量中所占百分比而论，铁为58.87，铜为37.78，铅为59.87，锌为79.77，汞为83.44，锑为88.69，锡为36.69，这些矿一般规模大，形状简单，分布稳定，品位较富，为工业开采的主要对象；②各矿种一般沿某一或某几个地层层位分布；③各矿种与围岩也有一定关系，以碳酸盐岩为围岩的各矿种的储量百分比，铁为17.19，铜为40.02，铅为59.70，锌为75.15，锑为85.78，汞为96.29，锡为59.87。总的来说，以碳酸盐岩为围岩的矿占着优势。此外，各矿种还与沉积旋回有一定的关系。
基于上述结论，该文提出主要应找层状矿，在某一地区应沿某一已知含矿层位之地层找矿为主，并注意要在不整合面之上，在含矿构造层上部及岩性变异等部位去找矿，对实践很有指导意义。
孟宪民在矿床学上的重大成就，得到国内外同行普遍赞扬与钦敬。中国著名矿床学家谢家荣1941年在《云南矿产概论》一文中称道孟宪民为首的个旧地质调查工作是中外专家调查工作中“最为详尽者”。1963年，孟宪民的《矿床成因与找矿》一文在英文版《科学通报》上发表后，英国层控矿床学家J.卜内纳(Breina)即来函表示赞赏，并希望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
孟宪民对科学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很重视的。1956年，他领导组建各种地质矿产研究专业小组，意识到稀有元素矿产资源对中国未来国防尖端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当时这方面研究尚处于空白。于是，他积极抽调有关人员，从岩矿鉴定、化学分析、选矿试验到理论研究，成龙配套地派到苏联有关研究所、稀有金属矿山、工厂去进修考察，为尽快开展中国稀有元素矿产的找矿和研究工作，及时作了许多准备，以至有后来的发展。
1964年，孟宪民曾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率团访问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他在当地作了关于《矿床分类和找矿》、《矿床成因和找矿》以及《石油地质》方面的报告，并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名义邀请所访问的国家的地质专家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
孟宪民工作作风严谨、认真，与下属人员同甘共苦，不畏难，不避险，深入普查勘探第一线，兢兢业业地工作。他倡导同生成矿说不仅废寝忘食，且生病住院亦念念不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遭迫害，仍亲自刻蜡纸，油印同生成矿论材料，不懈地宣传。充分表现出他热爱事业，执著追求真理的可贵品质。孟宪民这些崇高精神与他光辉的学术成就一起永垂史册。
孟少农：(公元1915～1988年)，原名应基，字少农；湖南桃源人。著名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汽车设计制造专家。
孟少农在湖南省立长沙一中毕业。
1935年入清华大学，1937年转长沙临时大学，1940年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毕业。
1943年留学美国，获麻省理工学院汽车专业硕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创设汽车专业。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副厂长、一机部汽车总工程师、第二汽车制造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等职。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汽车学会副理事长，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之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主持设计、制造了“东风”、“红旗”轿车。
1978年主持对“东风”五吨车的质量公关，创建湖北汽车工业学院。著有《汽车设计方法》等。
孟庆山：(公元1906～1969年)，河北蠡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5年到西北军冯玉祥部当兵，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副营长，国民革命第二十六路军副营长。1931年参加了宁都暴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三军第八师二十四团副团长，中央军委教导第四团团长，红三军团干部队队长，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参谋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七七”事变时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河北游击军司令员，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司令员，中共冀中区党委武装动员部部长，冀中军区武装部部长，河北军区石家庄军分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9年2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附_十万大军孟庆山：
长征结束后，孟庆山到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任参谋长。他在红军作战六次负伤，成为具有丰富经验的军事干部。“七七”事变时他正在延安抗大学习，受党中央派遣回家乡开展敌后抗日工作。从延安出发前，毛泽东接见了孟庆山等人。毛泽东告诉他们，现在全面抗战已经开始。中央派你们到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这就是要你们把学校学的东西到实践中运用，这项任务是很艰巨的。
毛泽东对孟庆山说：“庆山同志，你是河北人，派你回河北省有什么意见？”
孟庆山回答：“我保证用实际行动回答中央对我的期望和信任”。
毛泽东说：“要学会依靠群众，灵活掌握中央的政策，共产党是松柏，也是杨柳，要冬夏常青…”
1937年9月，孟庆山到达保定地区，10月初，平汉线省委在石家庄召开会议，合并组建了保属省委。孟庆山任军委主席。孟庆山在高阳、蠡县、安新、任丘、清苑等县，举办游击战争训练班，培训武装斗争骨干。这些骨干学习后，即奔赴各地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发展地方抗日武装。
孟庆山了解到奉军团长马本斋的情况后，立即与马本斋联系，整编整训了马本斋的部队——回民支队，使之成为我党领导的武装。孟庆山配合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打开了高阳，吕正操带人民自卫军主力去路西整训，孟庆山任留守司令和游击司令。在此期间，地方党组织大力发展了武装力量，将游击司令部改为河北游击军司令部，孟庆山任司令员。成立八路军第三纵队时，孟庆山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十支队和四分区司令员。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孟庆山在冀中知名度很高，日寇对孟庆山恨之入骨，曾发出通缉以二十万大洋收买孟庆山的人头。
1955年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为身经百战的将帅授衔时，点到了孟庆山，当毛泽东把金灿灿的少将军衔授予他，笑着问他：“你就是冀中的孟庆山吧？”
孟庆山激动的说：“就是我！主席，这么多年了，您还记得我？”
毛泽东笑了，用力握着他的手：“你有十万大军，怎么会不记得呦。”党贺人民对孟庆山在冀中的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孟庆宁：(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装备部部长。
孟振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少将，武装警察部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北京市第一总队总队长。
孟昭楹：(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北平警备司令部参议。
孟恒昌：(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第八兵团第三处处长。
孟国良：(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陆军第十军团副司令。 跟帖时间 2010-02-26 15:22:02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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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氏的历史名人（一） -- 孟明视：(生卒年待考)，百里奚之子；虞国人(今山西平陆)。著名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大夫、将领。
孟明视幼年时，他的父亲百里奚外出谋官，他靠着母亲的辛勤劳动的日子。长大后，他不喜欢干活，整天和一些年轻人在一起使枪弄棒，仍然靠着母亲养活。后来随母亲流落到秦国，找见了失散四十多年的已经当了秦国相国的父亲百里奚。秦穆公见他武艺高强，拜他做了大夫。
晋文公姬重耳逝世后，秦穆公嬴任好决心接替晋国去做中原的霸主，雄心勃勃的孟明视是秦穆公主张争霸中原的坚决拥护者。开始时，由于缺乏经验，接连打了几次大败仗。
周襄王姬郑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冬，秦穆公不听蹇叔和百里奚的谏阻，决定兴师征讨郑国，拜孟明视为大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孟明视当时不懂得这次出征在战略上的严重失误，他欣然领命，还认为自己的父亲未免太胆小了。当他率领着大军行至滑国(今河南滑县)的时候，正好给郑国的一个名叫弦高的牛贩子碰上了。
弦高是个有爱国心的商贩，他在去洛阳做买卖的途中听到了秦兵要攻打本国的消息，于是一方面叫人赶快回郑国报信，一方面赶着牛群迎上秦国的军队。他冒充郑国的使臣，带了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去慰劳秦军。他对孟明视说：“我们的国君听说三位将军要到敝国去，所以赶快派我慰劳贵国的军队。敝国虽不富裕，可是愿意供给你们每天的日用必需品；要是开拔，我们愿意在你们动身的前夕，代你们守夜，保卫你们。”
孟明视上了牛贩子弦高的当，以为郑国真的早已得知消息，有了防守准备，所以不敢再攻打郑国，可是又怕回去无法向秦穆公交差，就顺手灭了滑国，抢了不少玉帛、粮食和男女人口，装满几百辆大车，取道而回。农历4月14日，他带领的军队到了地势险绝的崤山地带(今河南陕县)，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晋军杀得全军覆没，他自己和西乞术、白乙丙两名副将也做了俘虏。晋襄公打算把他们几个押到太庙里，宰掉当祭品。
晋襄公的母亲文嬴(怀嬴，晋文公的妻子，秦穆公的女儿)听说秦国打了败仗，秦国的三员大将也给晋国逮住了，担心晋、秦两国的冤仇越结越深，就向晋襄公请求说：“孟明视这几个人要争势力，弄得秦、晋两国伤了和气，我想秦伯一定很恨他们，如果能得到他们，就是吃了他们的肉都嫌不甘心，何必屈尊你去惩罚他们呢！所以，不如放他们回去，让秦伯拿他们正法，也好消去心头怒气。你看怎么样？”晋襄公听从了文嬴的话，就把这三个人释放了。
晋军主将先轸朝见晋襄公时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勃然大怒，斥骂晋襄公说：“将士们拚了性命，从战场上把他们活捉过来；你却凭老婆子一句话，把他们放走，真是助长了敌人气焰，我们离亡国不远了！”
晋襄公知道自己做错了事，立刻派大夫阳处父去追赶。阳处父上车扬鞭，追到黄河边上，只见孟明视三人已经上了秦国早已准备好的船上。阳处父心生一计，就解下车子右边的马，说是奉了晋襄公的命令，送给孟明视的，想把他诱回到岸上来。
孟明视在船上站起来，向阳处父行了个礼，说：“感谢贵国的恩典，不把我们这些俘虏的血拿来涂战鼓，而让我们回去接受国法的制裁。我们就是死去，也是死得其所了。如果我国君主也象晋君一样宽宏大量，保全我们的性命，那么，三年之后，再来报答贵国的恩典吧！”
孟明视等人回到秦国，秦穆公穿了丧服，在城外等候。他对着回来的将士哭着说：“我没有听蹇叔和百里奚的话，害得你们吃败仗，受侮辱，这是我的过失。”孟明视对秦穆公的宽宏大量和关怀爱护十分感激，从此更是象对待父亲般地尊敬秦穆公。
过了两年的周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625年)，孟明视要求秦穆公发兵去报崤山之仇。秦穆公答应了，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大将军率领四百辆兵车去攻打晋国。晋襄公派中军大将先且居前往抵御。由于晋国做了充分准备，两国军队在彭衙地方一交锋，秦军又打了败仗。晋军将士嘲讽说：“这就是秦国来报答‘恩典’的军队啊！”
这回秦军虽不象上次在崤山失败得那么惨，可是孟明视却比上一次更觉得惭愧，简直是无地自容。他自己上了囚车，不希望秦穆公再免他的罪。可是，富有阅历的秦穆公知道，老在顺风里驶船的，不一定是好船夫，国家的大船只有让久经大风浪，甚至翻过船的人掌握才放心。他对孟明视勉励了一番，继续让他统帅军队。
经过两次失败以后，孟明视不敢象过去那么自负、任性，也不敢再轻敌了，而变得老练一些了。他开始注意国家政治，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重视每一个兵士的作用。他把自己的所有家产和俸禄都拿出来，送给阵亡将士的家属；他跟士兵们一起吃粗粮、啃草根；他每天训练兵马，埋头苦干。这年冬天，晋国联合了宋、陈、郑三国打到了秦国的边境。孟明视命令将士只许守城，不许出击。晋国人一再挑战，他不予理睬；晋国人把秦国的两座城都夺去了，他还是照样一声不吭地训练兵马。秦国人气得摩拳擦掌要跟晋国人拚个你死我活，也有人骂孟明视是胆小鬼，要求秦穆公另选良将。可是秦穆公心中有数，仍然不调换这位接连三次打了败仗的将军，当今之世的什么什么大腕老板们高明不知多少倍。
崤山失败后的第三年，即周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624年)夏天，孟明视请秦穆公一块去攻打晋国。他说：“要是这次再打不了胜仗，我决不活着回来！”他挑选了国内的精兵，准备了五百辆兵车。秦穆公拿出大量财帛，安抚了士兵的家属。全国兵民情绪高昂，一致决心夺取战争胜利。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都嘱咐说：“要是不打胜仗，可别回来呀！”秦军浩浩荡荡，东渡黄河。
过河后，孟明视命令战士将渡河的船全部烧掉，说：“咱们这回出来，背水一战，有进没退！”他带领将士勇敢冲杀，不几天就夺回了上次被晋军夺去的两座城，还打下了晋国的几座大城。秦国军队所向披靡，耀武扬威；晋国人闻风丧胆，缩在城里，不敢出来对阵。孟明视这次率领秦军终于战胜了晋军。
秦穆公见晋国屈服了，就率领军队转到崤山，掩埋了三年前在这里阵亡的将士的骨骸，祭祀了三日才回国。秦国打败了中原的霸主晋国，威震西戎，有二十来个小国和部族都争先恐后地归附了秦国，使秦国扩地千里，成了西戎的霸主。
事后，周襄王派大臣召公赏给秦穆公十二只铜鼓，承认他为西方的霸主。
孟 胜：(公元前？～前381年待考)，著名战国时期墨家巨子。
孟胜是墨子的学生，后被称为墨家的第三代巨子。
孟胜曾为楚国的贵族阳城君守荆城，阳城君对孟胜，既如同对待师父，又如同对待友人，也如同对待重臣。
周安王姬骄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熊疑逝世，阳城君参与旧贵族们反对法家吴起的混乱，在他前往国都郢的时候，便将自己的城邑托付给孟胜守卫。
阳城君因在楚悼王灵堂之上箭射吴起，结果吴起躲得快，箭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
“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这是吴起为楚国制定的法律。吴起后来虽然被杀，之后尸体又被车裂，但他制定的法律却向所有这些门阀贵族复了仇。
事后，凡参与围攻吴起的门阀贵族，被依法灭族者多达七十多家。阳城君就是这七十多家中的一家，后遭到楚悼王之子楚肃王熊臧严厉追究而出逃，其封地也被没收。
面对前来没收阳城君封邑的楚国大军，与阳城君约定过要守卫城池的孟胜，做出了率领弟子殉城死战的决定：“倘若我们战死而能够有益于阳城君，那可以死；但我们就算战死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因此而使得墨者灭亡，我不能同意。”一位名叫徐弱的弟子向孟胜进谏。
然而，孟胜却作出了这样的回答：“我对阳城君，既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的好友，并且也是他的臣子。如果我不守诺而死，从此天下再也不会有人把墨者看做严师、贤友和良臣了。我死之后，宋的贤人田襄子可以做墨家巨子。有田襄子这样的贤人，墨者怎么会就此灭亡？”
听完巨子的话，徐弱说：“正如老师所言。既然如此，请让徐弱先死，为老师在黄泉开道吧！”
孟胜以下总计一百八十三名墨者，其中有一名在宋国。一百八十弟子在这悲壮的一战中全部战死。只有两名弟子前往宋国，代表孟胜把巨子之位传给了田襄子，之后，这两人在完成传位任务后，也随即自杀身死。
后来，墨学成为绝学，此次事件为缘由之一。
孟 柯：(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人(今山东邹县)。著名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有“亚圣”的称号。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是子思的学生的学生，与孔子隔了两代，其思想则是直接从孔子那里来的。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不过，他的思想要比孔子的思想更集中、更系统，也更有说服力。和孔子一样，孟子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也是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向国君们进行游说，希望遇到一个国君能够理解他，采纳他的主张。孟子的主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主张，二是经济主张，总括起来叫做“王道”或“仁政”。在他的这套主张中，处处都闪烁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光辉。
1.孟子的政治主张：
孟子的政治思想很丰富，其中包括保民而王、与民同乐、民贵君轻、天与民归等内容。
⑴.保民而王：
战国时期，七个大国不断地发动兼并战争，都想以武力统一天下。孟子也主张天下应该统一，但统一天下不能靠战争，不能靠武力。那应该靠什么呢？他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渤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当时各国之间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人民对于这样的战争早已厌恶之极，就象干旱中的禾苗渴望雨露似地盼望着这种局面的早日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个国君不发动战争，不嗜杀人，那他就一定能够统一天下。
孟子进一步指出：“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5老百姓不是可以靠政治区域能够限制的，国家不是可以靠地形的险要能够保护的，天下不是可以靠兵强马壮能够征服的。治国平天下主要靠“得道”。什么是“得道”呢？从本质上讲，“得道”也就是得民心。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不过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象是对统治阶级内部说的。孟子的忠恕之道则是对普通老百姓说的。老百姓“欲”的是省刑罚，薄税敛，安心生产；休闲时还能修其孝悌忠信。”“恶”的是夺其民时，无法按时耕种，没有足够的粮食养其父母，使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国君若想平天下、得民心，就应该满足百姓之所“欲”，去除百姓之所“恶”。
⑵.与民同乐：
“与民同乐”是忠恕之道的扩展和延伸，讲的是国君与百姓之间要相互理解，相互关心，相互同情，并不是说让一国之君和老百姓享受同样的快乐。孟子说：“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虽说也不赞成老百姓“不得而非其上”，但他的本意是告戒统治者：老百姓得不到应有的幸福和快乐就会对统治者产生不满情绪，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危险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统治者只管自己享乐而不顾百姓的死活。一个好的国君应该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这样百姓也就会乐君之乐，忧君之忧。一个国家，如果君和民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同情，上上下下同心同德，那这个国家就一定非常有力量，就一定能统一天下。
孟子这一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对于国君的“好货”、“好色”，不是采取批评、劝戒的态度，在他看来，“好货”和“好色”是人的本性。他希望统治者要把普通百姓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人。自己有情感，有欲望，普通百姓也有情感，有欲望；自己需要幸福和快乐，普通百姓也需要幸福和快乐；自己“好货”、“好色”，普通百姓同样也“好货”、“好色”。因此，国君如果“好货”，就让百姓们“居者有积粮，行者有裹囊”；国君如果“好色”，就让整个国家“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样的“好货”、“好色”不仅无害，而且有益，怕的是国君只顾自己“好货”、“好色”，却剥夺了百姓们的“货”和“色”。
⑶.民贵君轻：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重民”、“爱民”、“亲民”、“利民”的政治主张，例如《尚书》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战国时期的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东汉时期的王符说：“国以民为基。”清初唐甄说：“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这些主张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民本主义传统。不过人们也应该看到，这样的主张在大多数人那里是以君主为主体的，是以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为目的的，所谓“亲民”、“重民”、“恤民”、“爱民”，不过是存社稷，宁邦国的手段，人民不过是君主所利用的工具。但孟子却不是如此。孟子对百姓的同情和重视是真诚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干旱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的话有所隐晦。他说，如果诸侯危害到了社稷，就撤换诸侯；如果社稷之神危害到了百姓，就撤换社稷之神。其中没有提到天子。但从整段话的内在逻辑上看，其本意应该是这样的：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者，才能作天子；得到到天子的欢心者，才能作诸侯；得到诸侯的欢心者，才能作大夫。与之相反：如果大夫威胁到了诸侯的地位，就应该撤换大夫；如果诸侯威胁到了天子的地位，就应该撤换诸侯；如果天子危害到了百姓的利益，就应该撤换天子。还有另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老百姓的利益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江山社稷要次于前者，君主的地位又次于江山社稷。这才能称得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冯友兰对这段话也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就与轻对比的重说，如果一个天子不好，可以换(变置)天子，一个国君不好，可以换国君，但是无论天子或国君都不能换老百姓。无论哪个统治者，都不能把他所统治的老百姓全部赶走，而招来另外一批人作为他的老百姓。这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这就证明‘民为重，君为轻’。这个‘能变置’和‘不能变置’的事实，就充分地说明了在一国之中，老百姓是根本。这个事实也说明了统治者是为了被统治者而存在，而不是被统治者为了统治者而存在。有了这个说明，‘民为邦本’那句话就有了新的意义。”
以上解释并非主观猜测，而是有孟子的话作为佐证：“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日大王居 ，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孟子虽然为滕文公指出了两条道路，但他的主张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当一个国家无法抵御别国的入侵时，君主的地位是次要的，国土也是次要的，最为重要的是要保护百姓的生存和利益。只要百姓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只要百姓们能够不受到伤害，国君就应该放弃自己的地位，甚至是放弃江山社稷。
孟子还说：“《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夷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蹊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望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这段话说明，孟子不仅认为国君应该为了百姓的生命不受到威胁而主动放弃自己的江山社稷，而且还认为百姓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抛弃给他们造成危害的国君。老百姓有权力选择国家的君主，谁能救他们出水火，他们就欢迎谁；谁虐待他们，他们就抛弃谁。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不是后来的“君舟民水”思想可比的，后者的“重民”，是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地位；前者的“重民”，是把百姓的利益放在君权之上。在这个问题上，古代的思想家们没有哪一个人能与孟子相提并论。
⑷.天与民归：
“天与”即君权神授。“民归”即百姓认可。自孔子以来，儒家即选择了一条远神近民的思想路线，但在他的思想中并没有完全消除“人格天”或“主宰天”的残余。孟子也是这样，他认为天子是由天选择的，并认为天所选择的天子一定是最有道德的人。
如何才能保证这一点呢？孟子认为，天子到了年老的时候，就选一个有德的年轻人作为宰相，负责处理国家事务，如果他做得好，就把他推荐给天，让他替代自己的天子地位。但是，天不能直接决定是否接受这种推荐，还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够接受他。老百姓接受了他，也就意味着天接受了他；老百姓不接受他，也就表示天不接受他。这就叫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不难看出，孟子虽然还承认”君权神授”的说法，但在本质上是以民意代替了天意，用“人归”代替了“天与”。
孟子讲“天与民归”是想说明一个政权必须要有合法性，其合法性就在于天和老百姓都能接受他。在孟子那里，“天与”似乎只是个幌子，“民归”才是合法性的标准。有时候孟子连“天”的幌子都不打，直截了当地主张天子和国君的权力是臣民们给予的：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无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君主的地位和权力都不是绝对的，如果他有大的过错而又屡谏不听，同姓的大臣就可以撤换他。异姓的大臣虽然没有撤换君主的权力，但可以离他而去，不再为他服务。
这种情况还算是轻的，如果君主过于残暴，臣民们流放他、讨伐他、甚至是处死他都未尝不可。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孔子赞成禅让而不赞成征诛，所以他说歌颂以禅让形式上台的瞬的“韶”乐，是“尽善尽美”的；说歌颂以讨伐形式上台的周武王的“武”乐，是“尽美”但“未尽善”。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春秋时期的战争大多属于“无义”性的。孟子理想中的政权更迭形式也是禅让，但他并不反对对那些残暴的天子、国君进行讨伐，因为这样的统治者已经失去了民心，失去了执政的资格，人们也就有权力不在把他视为“君”，而是视为“独夫民贼”。对于“独夫民贼”进行讨伐当然是正义的、合理的。
李泽厚说：“《孟子》七篇的主要内容和着眼点仍然是政治经济问题。其特点是某种‘急进的’人道民主色彩，这其实只是古代氏族传统在思想上最后的回光返照。它的耀眼的亮光正好预告着它将成为千载绝唱。”确实如此，自孟子之后，在中国古代没有哪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再具有孟子那样鲜明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这与中国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有关。秦汉以后，没有了群雄争霸的政治形式，也没有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环境。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听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后大为恼火，立即下令取消了孟子的“亚圣”名义，并把他的塑像从各地的文庙中请了出去。
2.孟子的经济主张：
和孔子一样，孟子认为，所谓“仁政”，就必须让百姓们得到实际的好处，能够生活的衣食无忧、幸福安宁。为实现这个目标，他提出了以下几点经济主张：
⑴.正经界：
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经界”也就是“阡陌”，是指田地间的分界。在春秋以前，中国实行的是分封制，亦即天子把土地和百姓分封给各个诸侯，诸侯再把土地和百姓分给他管辖下的卿大夫，大夫再分给家臣，就这样一层一层地分下去。不过他们分到的只是食禄权和使用权，并不是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了战国时期，这种制度逐渐被打破了，有些国家开始实行“为田开阡陌，民得买卖”的土地政策，致使许多卿以下的官吏和广大的老百姓失去了土地。孟子主张“正经界”，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
孟子所说的“正经界”就是恢复井田制。具体办法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一百平方里为一井，每井分为九块，每块一百亩。中间的一百亩是公田，其他八百亩分给八个家庭。公田由八家共同耕种，其收获归公，作为他们向政府纳的税。各家的私田由各家自己耕种，其收获归自己所有。不过，八家必须先把公田种好之后才能种自己的私田。对于公卿以下的官吏，每家分给五十亩“圭田”，其收获供祭祀之用，再分给家中的其他人每人二十五亩土地。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同一井的人就会互相友爱、互相帮助；遇到盗贼，共同防御；有了疾病，互相照顾。人们的生活安定了，还要在各地办学校，教他们学习人伦之理和行为准则。
许多人都认为孟子所说的这套东西只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我以为其中的某些精神还是值得关注的。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中，土地是老百姓的生命、地方官吏的饭碗、各级政府的财政来源。如果允许任意买卖、兼并，一方面会使一些人积累大量的财产，具有巨大的势力，这势必会威胁到各级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又会使许多普通百姓生活无着、流离失所，这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在人们没有其他生产手段，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情况下，合理地分配土地，禁止土地买卖，是必须实行的经济政策。重要的不是井田制的方法，而是孟子的精神。
2.制民之产：
“制民之产”就是让人们具有一定的财产，这实际上是井田制的内容之一。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士、农、工、商为“四民”。在“四民”之中，士是靠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做事谋生的，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产业也照样可以生存，没有产业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志向。农、工、商就不同了，他们要想做事谋生就必须有一定的产业，没有一定的产业就生存不下去。如果无法生产和生活，那就会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等他们犯了罪再去制裁他们，这无异于是对他们的陷害。所以说，明智的统治者首先要“制民之产”，让他们能够养活自己的一家人。最起码也应该做到，年景好的时候能够衣食无忧，遇到荒年也不至于饿死。生活上有了保障，他们才能考虑向善的问题，才能接受道德伦理方面的教育。
孟子理想中“制民之产”应该是这样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有人认为“五亩之宅”也在每家的百亩私田之内。我以为应在百亩之外，相当于现在的宅基地和自留地。一个井的八户人家，其宅院应当是比较集中的，不然就形不成村落。孟子主张，要分给每家五亩宅基地，在上面盖上房子，在四周栽上桑树采桑养蚕，再养一些鸡犬猪之类的家畜，这样一来，老人们就可以穿上丝织的衣服，经常有肉吃了。一个八口之家有一百亩土地，只要不打扰他们的正常生产，吃饱饭是不成问题的。然后再设立学校，对他们进行孝悌方面的教育，须发班白的老人就不必亲自为生活而操劳了。这大概是孔子“富之”、“教之”思想的具体化。
3.管理原则：
孟子还讲到了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管理。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 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不在农忙时征工、征兵，不允许用“绝户网”扑捞鱼虾，禁止乱砍乱伐，定期封山育林。这几项措施是保护经济资源、发展生产的基本政策，这不仅对老百姓有好处，也对整个国家有好处。
4.取民有制：
这是孟子提出的税收政策。其主要内容为：
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对于商人在市场上储存的货物不征税，如果出现了滞销，政府则按照政策的规定进行征购，避免积压。
⑵.“关，讥而不征”。关卡对于来往的旅客只稽查，不征税。
⑶.“耕者，助而不税”。实行井田制，农民只需助耕公田，不需纳税。孟子认为，三代时期曾经实行过三种不同的农业税税收政策：夏代每家五十亩土地，实行“贡”法；商代每家七十亩土地，实行“助”法；周代每家一百亩土地，实行“彻”法，即按照每年的实际收成，抽取十分之一的税。这三种方法所实行的税率都是十分之一，但有好坏的分别。最不好的是“贡”法。“贡”法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从中取一个平均数，每年就按照这个固定的数量征税。这种方法过于死板，年成好的时候打得粮食很多，本来可以多取一些，却不多取；遇到灾荒，打得粮食很少，连来年的生产都无法保障，本来应该少取一些，却不少取。结果是农民们辛辛苦苦地劳累一年，一家老小的生活都没有着落，还得借债交税。最好的是“助”法。“助”法是农民只需尽义务种好公田，把公田的收入交给政府，除此之外不再征收农业税。周代实际上实行的也是“助”法。
⑷.“廛，无夫里之布”。对于不能出劳役的人家，不征收雇役费。这里所说的“廛”是指民居。“夫里之布”是指不能按规定为政府服劳役的人，需要交纳一定的货币代替劳役。“无夫里之布”就是免征这种税。
孟子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实行这样的税收政策，天下的商人、旅客、农民、和流动人口都会愿意到这里来，邻国的百姓也会心向往之，而不愿意帮助本国的军队攻打它。这大概是对孔子“安近来远”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以上所说的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就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些主张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辉。
孟轲的思想集中在《孟子》一书中，这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着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篇目有：《梁惠王》上、下卷；《公孙丑》上、下卷；《滕文公》上、下卷；《离娄》上、下卷；《万章》上、下卷；《告子》上、下卷；《尽心》上、下卷。
《史记·孟荀列传》：“孟轲所如不合，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谓《孟子》七篇由孟轲自作，赵岐《孟子题辞》曰：“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又曰：“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着书七篇。”此亦主孟子自撰。清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亦以孟子自作，且曰：“《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随着《孟子》一书影响的扩大，孟子的地位也被越抬越高。元朝仁宗延蜆三年(公元1316年)诏封孟子父亲为“邾国公”，母亲为“邾国宣献夫人”。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从此，“亚圣”之称便与孟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达到了封建皇帝对孟子封赐的极顶。明清时期，除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曾被太祖朱元璋“罢配享”，赶出孔庙，以及明朝世宗时直接称呼“亚圣”外，均沿袭旧制。
《孟子》一书的主要注本，有《孟子注疏·四部备要》本十四卷、《孟子集注·四部备要》本七卷、《孟子正义·四部备要》本三十卷。另外，还有今人杨伯峻的《孟子译注》。
孟 贲：(公元前？～前307年待考)，卫国人(今河南濮阳)。著名战国时期秦国勇士。
传说他曾“生拔牛角”，被传为勇士。
战国时期，秦武王因好勇而闻名于世，他不但人长的非常高大魁梧，而且精通武术，又非常有力量，因此经常喜欢和武士或大力士们比武取乐，并自认为天下无敌。
在当时的秦国还有两位大将，都因武勇力大而倍受秦武王的宠爱，并给予高管厚禄。二人也自得其乐，经常在武王面前展现武艺。后来，齐国也出现了一个力大无穷的武士，人称孟贲，孟武将。据说他走水路不怕蛟龙，走旱路不怕豺狼虎豹，天下没有他不敢去的地方。如果他发起脾气来，声音如河东狮吼，惊天动地，神、仙、鬼、兽都不敢靠近。有一次他看见两头牛在相斗，他便上前阻止，生生的用两只手把两头牛分开。其中一头牛心生畏惧，伏在地上不敢斗了，另外一头牛还要打，他大为恼怒，伸出左手按住牛头，右手把牛角毫不费力的拔了出来，再看这头牛，当场毕命。
秦武王当时正广纳天下勇武之人。孟贲听说后便离开齐国投奔了秦国。在去秦国的路上，须渡过黄河，他不按先后顺序，抢着要在众人之前上船，这时船的主人很生气，就用船浆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他气得大吼了一声。只见河水被震得起了风浪，翻动船身，一船的人都被冲的河里去了。这时，孟贲跳上了船，拿起船浆一撑，脚底一用力，便以离对岸不远了。下了船后直奔咸阳，见了秦王后，秦王非常高兴，并把他封为了大官。
秦国当时是中国的西部边陲，秦武王从来没到过中原，对中原文化颇具仰慕之情。所以他就攻打下了韩国，进了洛阳。周朝的皇帝就派人去迎接他，他却带了几个武士偷偷的跑到了周朝的太庙去参观宝鼎。他看到九只鼎上分别刻有九州的名字，便指着其中的秦鼎说：“这是秦鼎，我将来要把他带到咸阳去。”这时守鼎的人便说，这每个鼎都有几千斤重，从来几就没有人能移动过。于是秦王就问身边的武士，谁能把它举起来。一名叫任鄙的武士便说，我只能举起几百斤的重量，这个鼎有千斤重我举不起来。而孟贲就不同了，他说要试一试，刚把鼎举离了地面半尺左右，便由于用力过猛，眼球都暴了出来，流血不止。由于给秦王丢了脸，后来孟贲被处死，并灭了九族。
其实历史上像孟贲的人很多，如项羽等，都有气拔山河的力量。但却都是好的“小勇”，而非真正的“大勇”。
孟 喜：(公元前90～？年待考)，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今山东苍山兰陵镇)。西汉今文易学“孟氏学”的开创者。
汉宣帝时立为博士。曾以六十四卦分配气候，以卦气言《易》。
孟喜生于汉昭、宣帝之时，其父孟卿善治《礼》、《春秋》，后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
孟喜遵父之命习《易》，与施仇、梁丘贺同学于田王孙，为汉朝第一位易学家田何的再传弟子。他自称得田王之真传，“师田王孙，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其实，这是孟喜为了假借其老师声望抬高自己在当时的地位而编造的故事。同门的梁丘贺曾疏通证明之：“田生绝于施仇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孟喜学有师法，这是事实。但他并不是田何的正宗传人，而是一位叛离儒家师门、敢干接受异端邪说的易学家。他“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以阴阳灾异解说《周易》。正因为如此，起初汉举博士，“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
在汉宣帝时期，孟氏易才列于学官，与施仇、梁丘贺并称汉初三大家，“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从经学言之，他属今文经派，曾参加过汉宣帝召集的经学讨论会，“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著作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氏》六十六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已亡佚。《隋书·经籍志》上有“《孟氏易》八卷，残阙”，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有《孟氏章句》一卷，今天人们研究孟喜的易学思想，主要凭借唐僧一行《卦议》所引的孟喜思想。
孟 光：(生卒年待考)，女；扶风平陵人(今陕西兴平)。著名东汉时期贤妇。
东汉时期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家喻户晓。她与其夫梁鸿隐居于霸陵山中，以耕织为生。梁鸿每天归来，孟光为他端饭菜，双手举案至眉际，以表示对丈夫的尊敬。孟光一直被人们视为妻子敬爱丈夫的贤内助典范(汉朝时期的人席地而坐，“案”即饭桌如同现在的茶几一般矮)。
“梁鸿孟光到梅里，隐居江南浚梁溪。铁山脚下传耕织，举案齐眉好夫妻。”这是无锡鸿山的一首山歌，现在在无锡新区鸿山一带一些老人依然可以吟唱。而山歌里提到的梁鸿就是东汉有名的大文学家梁鸿，他和妻子隐居在无锡的鸿山，成语“举案齐眉”的典故就是从这里传出的。
这一成语典故出自《后汉书·梁鸿传》。相传，梁鸿携妻带子来到吴地隐居后，白天梁鸿为富人家舂米，晚上每当他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时，爱妻孟光已经为他做好了喷香可口的饭菜。贤惠的孟光非常敬重丈夫，为了显示自己对丈夫的尊敬，每次给梁鸿盛饭不敢抬头直视，而是半曲身子将盛着饭菜的托盘举至眉前端给梁鸿吃。
有一次梁鸿受雇的主人前来找梁鸿，正巧碰到了这一幕，非常惊讶，感叹道：“能使妻子这样敬重自己的人必非常人！”便换了大房子给梁鸿夫妇居住，自此梁鸿方得潜心学问，闭门著书十余篇。同时梁鸿受雇的主人也将梁鸿和孟光的恩爱故事传了出去，于是便有了举案齐眉典故，这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一直被人们视为妻子敬爱丈夫的典范，梁鸿和孟光也被称为千古第一婚配。
无锡鸿山就因梁鸿而得名。据资料记载，此山以前因生产铁而叫铁山，由于吴地始祖泰伯也葬于此山，也被称为古皇山。但是为了纪念梁鸿在此山隐居，在唐朝就被当地人更名为鸿山。
鸿山坐落在鸿山镇境内，现在鸿山镇是由鸿声镇和后宅镇合并而成。原来的鸿声镇也是由梁鸿得名的。相传梁鸿在鸿山隐居时，常有土匪侵犯集镇，梁鸿为保护百姓，一发现有敌情就以吹牛角为号提醒百姓。过了数代之后的某一年，当时还叫啸傲泾的鸿声镇上，一孕妇在生产当晚，隐约听见鸿山上传来牛角声，就给小孩取名为鸿声。等这个孩子长大后，在村头办起了米店，村落逐渐发展成一个集镇，后人以他的名字命名集镇为鸿声。
据明朝以来无锡地方志记载，相传梁鸿和孟光曾隐居于无锡鸿山之麓的鸿隐堂。此堂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清朝嘉庆年间重建。原有殿堂四进十八间，入门为鸿隐堂，堂内悬明朝文徵明题写的“鸿隐堂”匾额，两侧有抱柱对联：“隐德著勾吴，千古溪山成胜地；名贤遗大汉，一室琴书乐性天。”堂上原塑梁鸿、孟光像，每年春秋两次祭祀梁鸿夫妇。最后一进香宝堂，传为梁鸿读书处，堂内原存放着梁鸿所写的《五噫歌》，东西壁间有赞颂梁鸿贤德的《梁鸿传赞》和《迎神歌》。这座香宝堂已毁。
在鸿山除鸿隐堂外，还有鸿泉井、梁孟池、涤砚池、梁鸿墓等，这些都是梁鸿在无锡隐居的佐证，其中梁鸿墓在鸿山杨梅坞山坡上。墓为一隆起的坟丘，前立墓碑，正面镌刻楷书“汉高士梁伯鸾暨孟夫人墓”，碑阴镌刻“近让皇墓”四字。与古代三大著名刺客之二的专诸、要离墓呈品字形。梁鸿墓碑是民国时一位后人所立，墓地也较简单。不过此墓据考证应该为纪念性墓葬，因为据《后汉书·梁鸿传》、《吴郡志》、《吴郡图经续记》等文献记载，梁鸿墓在苏州阊门金昌亭附近。
梁鸿是东汉陕西扶风平陵人，字伯鸾，梁鸿幼年丧父。东汉初年，梁鸿入太学受业，虽然家境贫寒但学习刻苦，受业期间曾遍览古今典籍，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但由于他清高不愿意做官而为隐士。一次梁鸿路过洛阳，看见宫室侈丽而百姓饱受疾苦，愤愤不平，作了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篇《五噫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大意就是：登上高高的北芒山，俯览脚下的帝京城，宫室是多么地崔嵬，老百姓的辛勤劳苦，却远远地没有尽头。
汉章帝得知后勃然大怒，派人捉拿他，梁鸿闻讯后便带着妻子和儿子埋名改姓先是奔往齐鲁，但是汉章帝依然紧追不放，不能安生的他们只好一路南下，最后来到吴文化发祥地——旧时梅里，也就是现在鸿山一带。到了这里摆脱了追兵，他们看到这里民风淳朴，且生活富足，于是决定在此安定下来，后来梁鸿就给当地的富人家舂米，这样梁鸿一家便过上了日升而作日落而息的隐居生活。
人们说到举案齐眉的故事，一定以为故事中的女主人是个端庄漂亮的淑女，其实不然，孟光相貌非但不漂亮，更是被人形容为奇丑无比，古人由是将其列为古代四大丑女之一。据《后汉书•梁鸿传》记载，孟光长得又黑又胖，模样粗俗。因为生得丑，三十岁出头了，还没有嫁出去。可这个孟光却对父母说：“我只嫁给梁鸿，其他任何男人都不嫁！”梁鸿是当时的大名士，是位儒雅倜傥的美男子，当地不少达官贵人、名门望族，都想把女儿嫁给他。所以当地人听了孟光的话后，都讥笑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梁鸿却看中了孟光的品行，断然娶孟光为妻，于是便有了后来举案齐眉的佳话。
说起梁鸿，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个文学家、清高隐士，以及与他有关的“举案齐眉”的成语。不过在鸿山当地人看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他在当地人眼里是种田祖师。
在鸿山上，现在依然供着梁鸿和孟光的塑像。当地乡民每年都会到山上拜祭他们。然而很多拜祭的乡民不知道这是东汉时期的大文学家，他们只知道这是教他们先人种田的农圣，拜祭是希望能够得到庇护，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相传梁鸿来到吴地后，带领当地人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将北方一些比较好的耕作方法教给当地人，于是被当地乡民称为“种田祖师”。据说无锡的梁溪河也是梁鸿率百姓所修。
孟 宗：(公元？～271年待考)，江夏人(今湖北鄂城)。著名二十四孝之21(哭竹生笋)，三国时期东吴大司空。
孟宗以孝闻名，民间流传其哭竹生笋孝亲之奇事。
传说孟宗幼时丧父，寡母做针线活供他读书。有一年冬天，母亲病重，很想吃鲜笋。孟宗四处求购都没买到，万般无奈下跑到住宅旁边的竹林中哭泣。他的一片孝心感动了上苍，随着泪水洒落，地上竟奇迹般生出了许多竹笋。
他喜出望外地摘了鲜笋回家，母亲吃了鲜笋后病体迅速康复。乡人得知后，马上四处传说这个故事，孟宗也因此获得了“哭孝子”的美名。
这个传奇故事，被记载在《三国志·吴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的《楚国先贤传》中。孟宗的孝行也源于母亲的贤德。传说孟宗后来做了安徽一带监管渔业的官员，孟母非常高兴。为了鼓励儿子为官清正廉洁，她竟坚持三年不吃鱼。有一次，孟宗亲自结网捕鱼，腌成干鱼后寄给母亲，想不到孟母不仅退回了干鱼，还在信中把儿子教训了一顿。孟宗在母亲的支持和感召下，为政颇有业绩。
孝敬父母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孟宗哭笋”这一故事传入日本以后，日本人民也十分崇尚孟宗的孝道，直到如今，日本人民仍把能在冬季生长竹笋的毛竹叫做孟宗竹。
在故事发生地的武昌凤凰山西南麓，古人曾竖“孟宗哭竹生笋处”的大石碑，该碑直到解放前夕还立于原地。一些武汉原居民说，在大石碑后的不远处，原来还有古泉一眼，据说该泉就是史载“孟井”的遗址。在凤凰山北麓，原来还有一座为祭祀孟宗哭竹生笋而兴建的应山祠。解放后，因大殿遭白蚁侵害，1959年，应山祠被全部拆除。
孟 获：(生卒年待考)，蜀汉建宁人(今云南曲靖)。著名三国时期蜀汉将领。
“七擒孟获”是《三国演义》大书特书的篇章，历来广为流传。说的是刘备病逝白帝城后，蜀国南边相继发生判乱。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经过充分准备后，亲率大军南渡泸水(金沙江)，迅速平定了云、贵地区的叛乱，巩固了蜀国的后方。在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南征中，诸葛亮为了达到“攻心为上”的目的，七次抓住孟获，又七次放走了他。如今，云南许多地方还保留着“七擒七纵”的地点。近日，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研究员黄承宗撰文指出，历史上孟获确有其人，但七擒七纵的故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无孟获其人？关于孟获其人，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民国时云南地方史志专家张华烂先生作《孟获辩》称孟获是“无是公”，他认为：“陈寿志(指陈著《三国志》)于南中叛党雍闿高定之徒，大书特书，果有汉夷共服之孟获，安得略而不载？其人身被七擒，而其名即为‘获’，天下安有如此凑巧之事？”张华烂的观点其实代表了许多学者的观点。那么，到底有无孟获其人？黄承宗认为，虽然孟获的生卒时间无法考证，但孟获是实有其人的。孟获的籍贯和家世，多与南中大姓有关。现在云南昭通第三中学内著名汉朝“孟孝琚碑”是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在昭通县县城南十里白泥井出土的。该碑记载汉朝孟姓在历史上是南中的最著名的两个大姓之一。
除此而外，有关孟获祭祀的历史非常久远。据目前发现的实物资料，最早是唐朝和宋朝时期。至于建国前西南诸省，或建祠庙，或附祀土主庙以祠孟获者多处。仅西昌县石柱子土主庙、青龙寺、五显庙均设像祭祀。民间所供五显埴神，其画轴左侧第三层排列中有一孟获像，俗称“扫壇蛮王”。
孟获到底是汉族人还是彝族人呢？关于孟获的史料记载非常简略，《汉晋春秋》仅记载他是一位“为夷汉所服”的首领。他到底是汉人还是彝人？长期以来形成两种观点：
一派史家的观点认为，孟获的民族是汉族。而另一派史家的观点认为孟获是彝族。支持汉族一派的理由是孟姓虽为南平历史上的大姓，但孟氏有朱提孟氏和建宁孟氏之分。朱提孟氏自西汉时就有在内地为官者。而建宁孟氏是朱提孟氏南迁而来的。三国时有孟琰(朱提)、孟获、孟干、孟通等。彝族中虽有祖先是孟获的传说，但也有彝族帮助诸葛亮打孟获的传说。所以，孟获可能是南迁的汉族。
而支持彝族一派认为，历史上少数民族首领被赐汉姓者历代都有，因此不能以姓氏来判断其族别。至于少数民族受历代统治者挑动而互相残杀，或奉命征剿，正是反动统治者“以夷制夷”的策略。所以彝族帮助诸葛亮打孟获并不能作为孟获是汉族，而非彝族的证据。
黄承宗认为，在南中历史上确曾有楚人王滇记载的一些大姓落籍在南中，其实他们的势力时有消长，但他们当属少数人，时间长了与当地民族融合，多数已不知迁徙南中的年代，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根本是常见的。这类情况的族属当然视为当地的土著人。所以，孟获的族别应当是彝族，近年来在贵州整理彝文典籍时，也发现了孟氏的谱系记载。
“七擒七纵”孟获的史实是不是真实的？“七擒七纵”的最早由来是《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另外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也有简要的记载。但《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出师表》及当时率军首领《三国志·蜀志》卷十三《李恢·吕凯传》均没有直接记载。而北宋的《资治通鉴》则提到：孟获被“七擒七纵，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显然是采纳了《华阳国志》的记载。究竟是陈寿以后的史学家发现了新资料，弥补了《三国志》的不足，还是他们仅仅根据传说而记入史册的，有待史学家进一步深究。
1983年4月，著名历史学家、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缪钺先生在全国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上指出，诸葛亮哪有那样大的本事，把孟获当小孩一样随便放了又捉？已故著名滇史专家、西南历史地理专家、原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国瑜先生在《诸葛亮南征路线考记》一文中说，七擒七纵孟获之事不过是民间传说，载于志书者更多附会，不值辩论。方先生还在其所著《彝族史稿》一书中对此问题作了一番深入的考证，认定关于诸葛亮七擒孟获之说“像煞有其事，完全是虚构的。”当代著名三国史研究专家、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长谭良啸先生也在《诸葛亮“七擒孟获”质疑》一文中说，七擒一事，实近乎离奇，诸葛亮俘孟获不杀当是有的，但“七擒七纵”则令人难以置信。
黄承宗指出，关于”七擒孟获的地点，据《滇元纪略》称：“七擒孟获：一擒于白崖，今赵州定西岭。一擒于邓赊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地。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县腾越州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之蹯蛇谷。从这些地点的分布来看，覆盖是现在云南省内的广大地区。从当时交通情况看，是兵卒步行，辎重马匹驮运。
诸葛亮的南征开始于蜀汉建兴三年春，平定完叛乱班师回成都是秋天。从成都出发，到了“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渡泸处，已经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剩下的时间，即使完全不停的走也走不完各点，更谈不上还要在七个地点都要打仗。黄承宗认为，“七擒七纵”的故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后来的《三国演义》和剧本加以渲染，使情节尤为离奇，怪诞不稽。而实际上诸葛亮的南征，重用地方势力，保障他们的利益；一反两汉以来委官统治，遣兵屯守的政策。他对南中既不用留人，又不留兵，更不用运粮。既笼络了地方首领为他效力，又得到了金、银、丹、漆、耕牛、战马。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使他能专事北伐中原，而后方南中境内保持安定。
孟 嘉：(生卒年待考)，江州人(今江西九江)。著名东晋时期谋臣。
孟嘉是东晋大将桓温麾下的参军，《晋书》有传。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记载：孟嘉为征西大将军谯国桓温参军。“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装。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咨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
东晋初年，中书令庾亮出镇江州(今江西九江)，闻当地才子孟嘉之名气，召他为从事，佐理军务。有一次庾亮的朋友太傅褚裒过访江州，庾亮设盛世宴招待，遍请江州大小官员及名人贤士作陪。褚裒也久闻孟嘉才名，只是未曾谋面。便问道：“久仰江州才子孟嘉，不知今日是否出席？”斯时，因按官爵排座次，孟嘉的座位离主位和客位都比较远，在一个不起的角落里。庾亮有心试试老朋友的眼力，便笑道：“他今天在座，你看看能否认出他？”褚裒扫视全场，拈髭略一沉吟，指着远处的孟嘉道：“若非在下老眼昏花，这位气度不凡、与众不同的后生，大概是孟才子吧！”庾亮见老朋友能在衮衮诸公中一眼认出孟嘉，十分高兴，从此更加器重孟嘉了。
庾亮死后，征西大将军桓温继任江州刺史，他见孟嘉待人谦逊而正直，很是看重他，便任命他为参军。那年的农历9月9日重阳节，桓温带着属下的文武官员游览龙山，登高赏菊，并在山上设宴欢饮，桓温的四个弟弟和两位外甥都列席。当时大小官员都身着戎装。山上金风送爽，花香沁人心脾。突然一阵无头风扑面吹来，竟把孟嘉的帽子吹落在地，但他一点也没有察觉，仍举杯痛饮。桓温见了，暗暗称奇，以目示意，叫大家不要声张，看孟嘉有什么举动。但见孟嘉依然谈笑风生，浑然不觉。又过了很久，孟嘉起身离座去上厕所。桓温趁机让人把孟嘉的帽子捡起来，放在他的席位上。又命人取来纸笔，让咨议参军太原人孙盛写了一张字条，嘲弄孟嘉落帽却不自知，有失体面。写好后让桓温过目，桓温觉得很有趣，想乘酒兴调侃奚他一番。便把纸条压在帽子下。孟嘉回到座位时，才发觉自己落帽失礼。但却不动声色地顺手拿起帽子戴正。又拿起字条看了一遍，即请左右取来纸笔，不假思索，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一篇诙谐而文采四溢的答词，为自己的落帽失礼辩护。桓温和满座宾朋争相传阅，无不击节叹服。
后遂用“龙山落帽、孟嘉落帽、孟嘉帽、参军帽、落帽参军、风落帽”等称扬人的气度宽宏、风流倜傥、潇洒儒雅或借指具有这种气度的人。李白《九日龙山饮》诗：“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辛弃疾《玉楼春》词：“思量落帽人风度，休说当年功纪柱。”康与之《重九词》：“落帽孟嘉寻箬笠，漉巾陶令买蓑衣。”辛弃疾《念奴娇•重九席上》词：“谁与老兵共一笑，落帽参军华发。”
孟 让：(生卒年待考)，齐郡人(今山东济南)。著名隋末农民起义首领。
隋朝末期，隋炀帝几次进攻高丽，国内征发不断，国家财力耗尽，民不聊生。山东作为攻伐高丽的主要后方基地，受害尤烈。
隋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孟让率众揭竿而起，拒绝当兵卖命。曾一度与首举义旗的邹平人王薄联合，占据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与邹平交界处)，攻打周围的郡县。隋炀帝遣大将军张陀前来围剿，孟让率部转战到江淮地区。第二年，占盱眙(今江苏盱眙)，部众发展到十余万人。后分兵南攻，与隋江都(今江苏扬州东北)丞王世充相遇。
王世充先经羸弱之卒示弱，坚守不战，继之趁孟让轻敌松懈之机，大举进攻。孟让猝不及防，损失六万人，被迫向北转移，入瓦岗军，任总管，封齐国公。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孟让部攻破隋朝东都(今河南洛阳)外廓，烧丰都市，并与裴仁基联合攻克隋的主要粮仓-回洛仓，烧天津桥，纵兵掳掠。隋军乘机反扑，孟让失败而去，不知所终。
孟浩然：(公元689～740年)，字浩然，世称孟襄阳，又称之为孟山人，襄州襄阳人(今湖北襄樊襄阳区)。著名唐朝诗人。
孟浩然早年隐居鹿门山，四十岁入长安应进士考落第，失意东归，自洛阳东游吴越一带，即所谓“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
孟浩然大半生居住在襄阳城南岘山附近的涧南园，前半生主要居家侍亲读书，以诗自适，中年以前曾离家远游。四十岁那年赴长安应进士试，落第后在吴越一带游历多年，到过许多山水名胜之地。在长安时，与张九龄、王维交谊甚笃。
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张九龄贬荆州刺史，孟浩然曾应请入幕，不久辞归家乡。
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李白游襄阳访孟浩然。李白对年辈稍长的孟浩然是十分钦慕的。撰写了《赠孟浩然》一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此诗第一联，以“风流”形容孟浩然。何谓“风流”？即下面所述：孟夫子年轻时即摒弃富贵荣华，四十岁时才游长安，一辈子隐居襄阳，在山林间，在皓月当空的清宵，他把酒临风，往往至于沉醉，有时则于繁花丛中，流连忘返。其胸襟之散淡，为李白所钦羡，人品之高洁，为李白所仰慕，至有“高山仰止”之慨。诗歌只撷取了几样事物，寥寥几笔，即写出了孟浩然高洁的品格。李白从不轻许人，然其对孟浩然的钦羡却如此，足见孟浩然的高雅超俗！全诗通过对孟浩然的赞美也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生存方式。诗作开头提出“吾爱”，自然描写孟浩然的“可爱”，最后归结到敬爱。依感情的自然流淌而写，所以象行云流水般舒卷自如，表现出诗人率真自然的感情。
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诗人王昌龄游襄阳，和他相聚甚欢，但此时孟浩然背上正生毒疮，据说就是因为“食鲜疾动”，终于病故，年五十二岁。
孟浩然实际上是个唐朝一位不甘隐居，却以隐居终老的诗人。孟浩然的一生，徘徊于求官与归隐的矛盾之中，直到碰了钉子才了结了求官的愿望。他虽然隐居林下，但仍与当时达官显宦如张九龄等有往还，和诗人王维、李白、王昌龄也有酬唱。
在盛唐诗人中，孟浩然是年辈较早的一个，其人品和诗风深得时人的赞赏和倾慕。李白《赠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于此可见一斑。
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初唐应制，咏物的狭窄境界，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得到时人的倾慕。李白称颂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杜甫礼赞他“清诗句句尽堪传”。可见他在当时即享有盛名。他死后不到十年，诗集便两经编定，并送上“秘府”保存。
孟浩然诗歌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题材不宽，多写山水田园和隐逸、行旅等内容。虽不无愤世嫉俗之作，但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他和王维并称，其诗虽不如王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造诣，而且是继陶渊明、谢灵运、谢眺之后，开盛唐田园山水诗派之先声。孟诗不事雕饰，清淡简朴，感受亲切真实，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超妙自得之趣。如《秋登万山寄张五》、《过故人庄》、《春晓》等篇，淡而有味，浑然一体，韵致飘逸，意境清旷。
孟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但冲澹中有壮逸之气，如《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精力浑健，俯视一切。但这类诗在孟诗中不多见。总的来说，孟诗内容单薄，不免窘于篇幅。
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宜城王士源辑录孟浩然诗，得二百十八首，其书已佚。现在通行的《孟浩然集》，收诗二百六十三首，较王本多四十五首，其中窜入有别人的作品。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孟云卿：(公元725～？年)，平昌人(今分归山东陵县、商河、临邑等县)，唐朝诗人。
孟云卿家贫少孤，早年耕读嵩阳，年二十而学成。
唐天宝中应举不第，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客游长安，曾和杜甫相晤，杜甫有《酬孟云卿》诗。
唐朝宗永泰(765～766年)中期，始为校书郎，将游南海，时诗人元结罢道州刺史任，作诗文以赠行。
唐大历初年，流寓于荆州。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将北返，与韦应物相遇。韦应物《广陵遇孟九云卿》说："高文激颓波，四海靡不传，西施且一笑，众女安得妍。"足见对孟云卿文学造诣的推重。
孟云卿是元结所编《箧中集》中七诗人之一。他和其余六人一样，长于五古，气格高古，力追汉魏，屏绝藻彩，一归淳朴。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五说：“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认为孟云卿诗，源自相传的“苏李诗”。高仲武以为“祖述沈千运，渔猎陈拾遗(陈子昂)”，则说明孟诗在当朝的师承。张为著《诗人主客图》，尊孟云卿为“高古奥逸主”，可说明孟诗的高古风格在唐中期确能别树一帜。
孟云卿的诗歌题材较窄，多慨伤道德风气衰落，但如“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这样的诗句，则为人们所称道。在艺术上，清朝吴乔《围炉诗话》说，孟云卿诗有“直率之病”，是符合实际的。
《全唐诗》编孟云卿诗一卷，计十七首，外零句四句。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孟 郊：(公元751～814年)，字东野；湖州武康人(今浙江德清)，祖籍平昌(今山东临邑)，先世居洛阳(今河南洛阳)。著名唐朝苦吟诗人。
孟郊之父孟庭玢，在任昆山县尉时生孟郊。孟郊早年生活贫困，曾周游湖北、湖南、广西等地，无所遇合，屡试不第。唐贞元中期张建封镇徐州时，孟郊曾往谒。直到他四十六岁(一说四十五岁)，始登进士第。然后东归，旅游汴州(今河南开封)、越州(今浙江绍兴)。
唐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任为溧阳尉。在任不事曹务，常以作诗为乐，被罚半俸。
唐元和初年，河南尹郑余庆奏为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定居洛阳。六十岁时，孟郊因母死去官。郑余庆镇兴元，又奏为参谋、试大理评事。孟郊应邀前往，到阌乡(今河南灵宝)时暴病去世。张籍私谥为“贞曜先生”。
唐朝人认为孟诗是“元和体”的一种，“元和已后”，“学矫激于孟郊”。唐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他为“清奇僻苦主”。宋诗人梅尧臣、谢翱，清诗人胡天游、江□、许承尧，写作上都受到他的影响。对孟诗的评价，持褒义论的，韩愈、李观以后，有贯休、黄庭坚、费衮、潘德舆、刘熙载、陈衍、钱振□、夏敬观等；持贬义论的，有苏轼、魏泰、严羽、元好问、王□运等。他和贾岛都以苦吟著称，又多苦语。苏轼称之“郊寒岛瘦”，后来论者便以孟郊、贾岛并称为苦吟诗人代表，时有“郊寒岛瘦”之说，元好问甚至嘲笑他是“诗囚”。
今有传本《孟东野诗集》十卷，出自北宋宋敏求所编刊，黄丕烈所藏北宋蜀本，已不可见。陆心源所藏汲古阁影宋精本，今归日本。通行本有汲古阁本，闵刻朱墨本。《四部丛刊》影印杭州叶氏藏明弘治本。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末附孟郊年谱、遗事辑录。注释有陈延杰《孟东野诗注》，夏敬观选注《孟郊诗》。 跟帖时间 2010-02-26 15:15:2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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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氏的典故、趣事 -- 亚圣孟子：孟子姓孟名轲，战国时期小国邹人，他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与孔子齐名，世称“孔孟”。
孟子出身于鲁国贵族，他的祖先即是鲁国晚期煊赫一时的孟孙。孟孙是庆父的后人，庆父是鲁桓公三个有名的小儿子之一，当时民谚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指的即是其人其事，可以想见其跋扈。孟孙与庆父的两个弟弟叔牙、季友之孙——叔孙、季孙——齐名，合称“鲁国三桓”，为鲁国晚期实际的执政。这其中季孙实力最强，也最有名，《论语》：“季氏将伐颛臾”，这“季氏”指的即是季孙。鲁国系周公旦的封地，因此从本姓上来说，孟子当与周天子同宗，姓“姬”。
但当孟子出生时，他的家族已趋没落。春秋晚期的大混乱，使他们的家族渐趋门庭式微，被迫从鲁迁往邹；再以后，历事维艰，到孟子幼年时，只得“赁屋而居”了。
孟子父母的状况，今已不可靠，《阙里志》和《春秋演孔图》曾说孟子的父亲名激，字公宜，母亲姓仉，但缺乏另外的根据。流传下来的，只知孟子幼年丧夫，全靠母亲独立拉扯；为了孟子的读书，孟母曾三次择邻而居，曾一怒断机。“孟母三迁”和“孟母断机”两个故事，颇可看见孟子幼年生活的艰难。
孟子受业于孔子之孙孔子思的门人。学成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综览《孟子》，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仁政”学说，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日益激烈的阶级矛盾，维护新兴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在孟子看来，理想的政治应该是统治者施行“仁政”。如此，方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最终被人民所推翻。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此外，孟子还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的这些理论，有力地抨击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学说，使儒家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是之故，他也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鸡鸣狗盗：源于《史记·孟尝君列传》。春秋战国时期，秦昭王仰慕齐国孟尝君的才能，准备聘用他做秦国的相国，于是预约孟尝君到咸阳会面。秦国原来的相国非常嫉妒，于是就在秦王面前大进谗言。秦王听信馋言，不但不让孟尝君做相国，反而打算杀掉他。可是孟尝君是个好义之士，甚至墨守成规的秦王的弟弟泾阳君也成了他的至交。泾阳君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把它告诉了孟尝君，还要他以重礼贿赂秦王的爱妃燕姬，让他请求秦王释放孟尝君回国。燕姬答应帮忙，但提出要一件与孟尝君送给秦王一样的白狐皮袍子，孟尝君无法弄到同样的袍子。这时有一位食客自愿为他解忧，这位食客有会学狗叫的本领，当夜潜入秦宫的衣库，装着狗叫的声音，混过了看守人员的耳目，顺利地把那件白狐皮袍子偷了出来，送给了燕姬。后来秦王果然答应释放孟尝君。孟尝君获释后，赶紧离开咸阳，他担心秦王一旦后悔，到时候他再也离不开秦国了。可是跑到函谷关时，鸡还没叫，按照秦国法律，不到鸡叫的时候，关门不能打开。正巧孟尝君有个门客会学鸡叫，于是他学起鸡叫来，引得所有的鸡都叫起来。守关的士兵听到鸡叫，认为开关的时间到了，便开门让孟尝君一行走了。不出所料，秦王知道孟尝君逃走了，赶紧派人去追，等追到函谷关时，孟尝君他们早已走了。后来，人们把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使用不正当的小伎俩称作“鸡鸣狗盗”，也把使用这种小伎俩的人称作“鸡鸣狗盗之徒”。
水深火热：源于《孟子·梁惠王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齐国打败了燕国，使得齐宣王的野心更大，想一举吞并燕国，但是他不知道是否能这样做，于是便去请教大学者孟子。他对孟子说：有人劝他吞并燕国，有人又劝他不要攻打燕国，这两种意见到底哪一种好呢？他现在是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如果要吞并燕国，就可经一举而得；如果不吞并它上天会降下罪过的，所以他打算吞并燕国。孟子回答说：“如果吞并了燕国，燕国的人民高兴，那么就可以吞并它。武王灭商就是如此。如果燕国人不高兴，那么就不要吞并它，文王之所以不灭商也就是这个原因。当你打败燕国时，如果燕国的百姓举双手迎接你的军队，你就可以攻占它，如果占领了燕国，仍然使燕国人民过着‘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的苦难生活，那么，燕国人就会起兵反抗你，那样，你也无法统治下去。”后来，人们用“水深火热”比喻处境非常差，无法生存下去。 跟帖时间 2010-02-26 15:09:5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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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氏的宗祠通用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亚圣之裔；采卿之宗：上联典指战国时期思想家孟轲(公元前372～前289年)，字子舆，邹人(今山东邹县)。先世是鲁国公族，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在儒学分化中，被称为思孟学派，代表孔门嫡系正传。著录《孟子》十一篇，今存七篇，被称为“亚圣”。下联典指汉朝时期学者孟卿，兰陵人。善为礼春秋，时人以卿呼之。
采卿之绪；亚圣之宗：同上(上下联联意、联释互易)。
昌平世泽；亚圣家声：全联典指战国时期思想家孟轲，元至顺间加封邹国亚圣公。
龙山逸兴；鹿门隐居：上联典指东晋时期江夏人孟嘉，字万年，太尉庾亮领江州时，任他为从事，后为荆州刺史桓温的参军，深受桓温器重。桓温让参军孙盛作文章嘲讽他，他当即作文回答，文章极美。后历官从事中郎、长史。下联典指唐朝时期诗人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早年在鹿门山隐居。四十岁时到长安，考进士不中，后为荆州从事。诗与王维齐名，世称“王孟”。其诗清谈幽远，长于写景，多反映隐逸生活，有《孟浩然集》。
孝诚生笋；廉德还珠：上联典指三国时期吴人孟宗，字恭武，江夏人，孟嘉的曾祖父，以孝著名。少从南阳李肃学，性至孝。母亲喜欢吃笋，冬时笋尚未生，他进入竹林哀叹悲泣，笋忽然迸出。后官盐池司马、吴县令。下联典指东汉时期合浦太守孟尝，字伯周，上虞人。少修操行，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粮，而海里出珍珠，前任太守贪婪，逼百姓滥采，使珍珠渐渐移到交趾境内。孟尝到任后，革除前弊，使珍珠重返合浦，百姓们得以重操旧业，商贾流通，人们称他为“神明”。当朝中征他回京时，吏民极力挽留，使他不得脱身。于是，他在夜里出走，隐居在一处贫困的水泽地，自己耕种而生。
孝著恭武；道传孟轲：上联典指东汉时期的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其先三世为郡吏，并伏节死难，尝少修操行，仕郡为户曹史。上虞有寡妇至孝养姑。姑年老寿终，夫女弟先怀嫌忌，乃诬妇厌苦供养，加鸩其母，列讼县庭。郡不加寻察，遂结竟其罪。尝先知枉状，备言之于太守，太守不为理。尝哀泣外门，因谢病去，妇竟冤死。自是郡中连旱二年，祷请无所获。后太守殷丹到官，访问其故，尝诣府具陈寡妇冤诬之事，因曰：“昔东海孝妇，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泽时降。”下联典指战国时期孟子。
仉氏教子；孟光敬夫：上联典指战国时期思想家孟轲之母仉氏，“孟母三迁”历来为教子的佳话。下联典指东汉时期的梁鸿妻孟光，与鸿遁逃霸陵山中，夫妇相敬如宾。
珠还合浦；节镇荆襄：上联典指后汉时期的孟尝。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孟珙。
2.五言通用联：
五友家声远；七篇世泽长：上联典指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孟献子(仲孙蔑)，人称贤大夫，有五友相助。下联典指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孟子。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历游齐、宋、滕、魏等国，曾任齐襄王的客卿。因主张不被采用，晚年与弟子著书立说。把孔子“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他的理论对后世儒家影响很大，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世称“亚圣”。著作有《孟子》七篇。成为儒家经典之一。
苦吟东野集；亲撰长春符：上联典指唐朝时期诗人孟郊(公元751～814年)，字东野，湖州武康人(今浙江德清)。曾任河南水陆转运判官，后任兴元军参谋。长于五言古诗，有《孟东野诗集》。下联典指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皇帝孟昶(公元919～965年)，公元934～965年在位。字保元，名仁赞，生于太原。后蜀开国国君孟知详第三子，为两川节度行军司马。知详病，他监国，后嗣位。据宋人张唐英《蜀檮杌》记载：“蜀末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世一般认为孟昶所题上述联语，是迄今史书中所见最早的春联。
笃生周世季；私淑圣人门：此联为孟子庙联。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此联为孟浩然撰孟姓宗祠通用联。
3.六言通用联：
教子无如仉氏；敬夫共仰孟光：上联典指战国时期孟子的母亲仉氏。孟子幼年时贪玩，爱嬉戏，学人挖墓、学商人叫卖，孟母三次迁居，直至住到学宫帝。孟子曾经废学回家，孟母用剪刀剪断正在织着的布来教训他，孟子从此朝夕苦学，终成大儒。下联典指东汉时期扶风平陵人孟光，字德曜，梁鸿的妻子。夫妻隐居在灞陵山中，以耕织为生。后来到吴，梁鸿为佣工，每天回家吃饭时，孟光都举案齐眉，以示对梁鸿的敬爱，为世人所仰慕。
4.七言通用联：
雄辨七扁尼父志；清诗五字杜陵心：上联典指战国时期思想家孟轲。下联典指唐朝时期诗人孟浩然(公元689～740年)，襄阳人。其诗与王维齐名，时称“王孟”。所作诗多写山水景物及隐居或羁旅生活，为李白、杜甫等人所称赞。有《孟浩然集》。
孟嘉曾向风前落；郭泰还从雨里过：上联典出《晋书·孟嘉传》：“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寮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孟嘉，东晋时代的著名文人，即陶渊明的外祖父，是晋大司马桓温手下的参军大将。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桓温邀集宾客幕僚登龙山宴会，在山顶大摆宴席，饮酒赋诗。大家杯盏相酬，兴致很高。突然间，一阵风刮过，把孟嘉的帽子吹落在地。盂嘉这时已经有几分酒意，只顾观赏美景，并未察觉。桓温便叫在座的孙盛作文嘲笑他。孙盛也是当时很著名的文人，遵照桓温的命令，在席间写了一篇文章责难孟嘉，不料孟嘉虽有醉意，依然文思敏捷，孙盛的文章刚作好，他立即提起笔作文答辩，由于文采甚美而传为佳话。这是登高览胜，以至于乐而忘形的故事。在咏重阳节的诗里，常见有“龙山落帽”或“落帽”，都是以这事为典故的。下联典出《后汉书·郭泰传》：郭泰(公元128～169年)，字林宗，人称有道先生，东汉太原介休人(今山西介休)。家贫，早孤，及长，身高八尺，容貌魁伟。曾就学成臯(今河南成臯)屈伯彦，三年，博通三坟五典。善谈论，美音制(讲话声音清亮)。初入京师，时人莫识，名士符融，一见嗟服，因此荐于其师河南尹李膺，以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凰，羽仪未翔。李膺生性简亢，很少交接，为官独持风裁，为天下楷模，声望极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膺与郭泰相见，待以师友之礼，并说，吾识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郭泰遂名振京师。后归乡里，衣冠(官员)诸儒(士人、太学生)送至河上，车数千辆。林宗惟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更有甚者，郭泰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
5.八言以上通用联：
风落孟嘉不妨舍旧；雨逢郭泰大好更新：同“孟嘉曾向风前落；郭泰还从雨里过”。
邹峄雄风，塞两间正气；兄弟美质，获双珠令名：上联典指战国时期思想家孟轲。下联典指南朝宋国时期会稽太守孟頭，字彦重，孟昶之弟。昶頭弄美风姿，时人谓之“双珠”。 跟帖时间 2010-02-26 15:06:42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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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氏的字辈排行 -- 《孟子世家谱》明确记载了“分派以十一，别户以二十”，这“十一派”、“二十户”的孟氏后裔，是孟子的嫡传子孙。孟子后裔自四十六代，即中兴祖孟宁的两个儿子，长子孟存，次子孟坚，经过九代的繁衍，到五十五代“克”字辈，共计有四十二人，但只有克仁、克诚、克昭、克威、克珏、克宽、克尹、克继、克绪、克缙、克纶这十一支有传人。这十一支即划分为十一派，孟子后裔自“克”字辈传到五十六代“希”字辈，共计有三十三人，但其中只有希文、希渊、希源等二十二人有传人。其他十一人失传。这二十二支就划分为二十户。按宗法制，以始祖的嫡长子为大宗，奉祖先祀，其余的皆为小宗。
至今，孟氏族众对自己的“户”属辈分也比较重视，都能如数家珍似的理清世系，摆正自己的位置。
孟氏自孟子到孟宁，四十五代大都单传，从五十代起，孟氏族入开始有意识地在同辈兄弟取名时采用同一个字，来表明朝系，也便于识别、记忆。从五十代到五十五代行辈字分别为：“德祖惟之思克”，但要求并不严格，特别是经过元、明易代之乱，族人四散流徙，给子弟取名时不可能循规蹈矩。
明朝时朱元璋对孔、孟后裔格外优礼。除赐给祭田、免除徭役，还先后特赐十字：“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作为孔、孟后裔子孙的行辈字。皇帝恩赐行辈字，孟氏族众都严格遵从。
明太祖所赐行辈，从孟子五十六代孙孟希文始授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起排，十字十辈；明崇祯年间，报请皇帝批准，又立了十字十辈。
清朝同治年间由皇上核准，再立十字十辈，并在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续修族谱时予以确认和记载。民国初年，立二十字的行辈，并咨请当时的北洋政府内务部核准，登报周知，一字一辈。后来因为避清朝高宗弘历讳，改“弘”字为“宏”，避清雍正帝讳，改“胤”字为“衍”。
孟氏合族统一字辈：“宗若端玉手元之水思希言公彦承弘(宏)闻贞尚胤(衍)兴毓傅继广昭憲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孟氏家族字辈，实际上是因孟子为孔子贤弟子子思之门人之故，行辈使用的就是孔氏家族字辈，从孔氏四十六代起计序 跟帖时间 2010-02-26 14:59:3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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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氏的家谱文献 -- 1.简介：
作为圣人的后代，其传承过程一直严格地遵守着宗法制度，以嫡长为大宗奉祀远祖，其余为小宗，内部管理也相对严格。孟子后裔修宗谱、制族训、立家法，以对族人进行约束和统理，使家族管理表现得谨严而且有序。
族谱是一种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一个宗族或家族在其演化、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载籍。现在传世的孟氏家谱主要有：孟继告在清道光年间主持纂修的《孟子世家谱》、孟广均在清同治年间主持纂修的《孟子世家谱》及《三迁志》。
孟氏族谱由来已久。六朝时期，随着谱学的繁盛，孟氏族谱得到编修，但由于战频繁，族谱屡遭破坏。传至孟子四十四代孟公济时，正当北宋景德初年，契丹大举入侵，山东地区动荡不安，孟公济就带妻子躲避到东山一带，走时将族谱藏到了房屋的墙壁中。后来，孟子四十五代孙孟宁被推荐给朝廷，得到官职，专主祭祀孟子。宋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孟宁重修故宅，在墙壁里得到公济所藏的家谱，但由于时间太久，加上虫咬鼠啃，家谱已经破败不堪。孟宁就博览群书，参照自己的见闻，把家谱重新加以编排，撰成一部完整的家谱。此后，随着孟子地位的提高，族谱的续修从年限、纲目等方面逐渐形成了章法。
2.修谱：
元朝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孟子五十一代孙孟祗祖曾续修家谱。
泰定年间(公元1324年)五十二代孟惟恭将“孟氏宗支图”刻于碑上，藏于孔庙。
明朝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五十七代孟元详细考证了孟氏历代世系，也刻石立于孟庙。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六十代孟承相曾续修族谱。
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六十二代孟闻钲组织孟氏族人共同捐资续修族谱，刊印后分发各户，以便于日后“认祖归宗”。
清朝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孟子六十五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衍泰修编了一部较为完整的族谱，分送族众。
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Z年)秋孟子六十五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衍泰重校《三迁志》。
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六十九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继峊主持续修族谱。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七十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主持续修了《孟子子世家谱》。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七十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主持纂修《重纂三迁志》。
孟氏族谱规定，续谱之时要将旧谱缴入谱馆，一旦新谱修成，要将旧谱销毁，所以清朝以前的孟氏族谱已经没有了，现在传世的只有《道光谱》、《同治谱》两种木版木刻活字印本。
《道光谱》收录了孟宁、孟润、孟衍泰在前几次主持修谱时所写的旧序，孟继告为之作了新序。全谱共计六册、十四卷。
《同治谱》共计六册、十五卷，由孟广均作序，收录了五篇旧序，在内容与编排上，和《道光谱》大致相同，该谱是孟府内保存最为完备的孟氏族谱。
《三迁志》为志孟之书，书名取意于孟母三迁，既是孟氏族谱，又是地方志中的一种专志，以志为主，志牒相兼。创修《三迁志》的是明朝沂州道佥事、八苍溪人史鄂。
《三迁志》始修于明朝嘉靖年间，最后修于清朝光绪年间，主持纂修的大多是地方官吏及社会名流，前后共编修六次，多以三迁命名，如今能看到的只有雍正本和光绪本。
现存的有关孟氏宗传方面的碑刻有：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的碑刻，现立于孟庙东院启圣殿前东檐廊下。金大安三年(公元1211年)由孟子四十八代孙、宣武将军、邹县令孟润作序。
《亚圣四十五世孙孟宁之墓》碑，刻孟氏世系图，立于孟母林内孟氏中兴祖孟宁墓前。元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立。
《先师亚圣邹国公续世系图》碑存于孟庙寝殿院内。元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所立。
《孟氏宗派图》碑存于孟庙寝殿院内。明顺二年(公元1331年)立。
《孟氏宗支之记》碑现存于孟庙启贤门下。明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立。
《宗派之图》碑两块现分别存于孟庙承圣门北道东、乾隆御碑亭前。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立。
《孟氏大宗支派碑记》碑现存于孟府五代祠。清朝立。
孟氏《三迁志》卷目(清雍正年间本分为十二卷)：
第一卷：灵毓像图
第二卷：祖德母教师授
第三卷：年表
第四卷：佚文赞注崇习
第五卷：爵享弟子礼仪恩赉
第六卷：宗系
第七卷：闻达列女附
第八卷：庙记奏疏附
第九卷：墓记
第十卷：祭谒志铭传题附
第十一卷：题咏
第十二卷：古迹杂志。
清光绪年间本分十卷加卷首：
卷首：御制文圣像诸图
第一卷：世系年表
第二卷：事实
第三卷：经义
第四卷：祀典
第五卷：从祀
第六卷：艺文一
第七卷：艺文二
第八卷：艺文三
第九卷：艺文四
第十卷：杂志。 跟帖时间 2010-02-26 14:55:2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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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江夏郡：西汉高祖时设置，治所在安陆(今湖北云梦)，其时辖地在今湖北省安陆市、钟祥县、潜江市、钙阳县东部，以及河南光山县、新县西部、信阳市东部、淮河南部一带地区。三国时期的曹魏、孙吴各置江夏郡：吴国孙权在曹魏黄初二年(辛丑，公元221年)分江夏、豫章、庐陵三地设江夏郡，治所在武昌(今湖北鄂城)，其时辖地在今湖北省武汉市至江西省九江市一带地区；曹魏的江夏郡治所在上昶(今云梦西南)。西晋灭吴后，还治旧地，改为武昌郡。南北朝时期宋国移治到夏口(今湖北武昌)，辖区缩为今武汉及其附近一带。隋、唐两朝的江夏郡即鄂州。
洛阳郡：以今河南洛阳城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历史上被称为“河南”，与“河东”、“河内”相对应，是华夏民族最早的政治活动中心。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洛阳城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西周时期，周成王时周公营雒邑，此为成周城所在，是西周王朝的东都，直属于周天子。东周时期，雒邑为首都，其余大体和西周时期相同。战国时期，雒邑改称雒阳。秦置三川郡，郡治雒阳，辖今三门峡市(除灵宝外)、洛阳市(栾川西部除外)、巩义市、荥阳市、郑州市区、中牟县、原阳县。西汉时期，此地区东部为东都洛阳为中心的河南郡，西部属弘农郡。从这一时期开始，“河南”正式成为行政区划中的一个地理名词，直到清朝。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里，“河南郡”、“河南尹”或者“河南府”一直特指此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此时的河南郡，辖今偃师市、孟津县、巩义市、荥阳市、郑州市区、中牟县、新郑县、新密市、原阳县、汝阳县、伊川县、汝州市。西部属弘农郡的有天的三门峡市全部、宜阳县、新安县、洛宁县、嵩县、栾川县已经现在南阳市和陕西省的部分地区。东汉时期，河洛地区的建制与西汉时期基本相同，只是河南郡改为河南尹，辖区不变。三国时期，属曹魏。雒阳改称洛阳行政建制基本上沿袭东汉。河南尹有所扩大，此时的河南尹包括今天的偃师市、孟津县、巩义市、荥阳市、郑州市区、中牟县、新郑县、新密市、原阳县、汝阳县、伊川县、汝州市、登封市、禹州市、嵩县。跟两汉时期相比，多了登封、禹州、嵩县。西晋时期，大体仍然沿袭两汉旧制。不同之处在于，河南尹又改回河南郡，同时东部析置荥阳郡，包含今天的荥阳市、郑州市区、中牟县、新郑市、新密市、原阳县。同时河南尹向西有所扩展，包含了新安县和宜阳县东部。此时，河南郡包含的地区有偃师、孟津、巩义、登封、汝州、伊川、汝阳、禹州、嵩县、新安。东晋十六国时期，天下大乱，行政区划已不可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河洛地区仍为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郡。附近的其他各郡基本没有变化。北魏统一北方后，迁都洛阳，又改河南郡为河南尹。另置渑池郡，其他各郡无变化。但新设了很多县。隋朝统一天下，复改河南尹为河南郡，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辖今偃师、孟津、巩义、登封、伊川、嵩县、宜阳、新安、渑池、陕县等地。汝州、汝阳该属襄城郡，郡治从襄城迁到汝州。唐朝区划变化很大。河南郡改为都畿道河南府，仍以洛阳为中心。辖区比隋朝的河南郡有所扩大，加入了今禹州市、新密市、洛宁县、济源市、温县、孟州市。五代十国又是天下大乱，增设陕州、孟州(唐朝中后期设置)，所以河南府的辖区很可能又回到隋朝河南郡的范围。北宋时期河南府以西京洛阳为中心，辖今日巩义、登封、渑池、偃师、孟津、伊川、新安、宜阳、洛宁、嵩县南宋时期金国河南府辖区有所缩小，辖今日巩义、登封、渑池、偃师、孟津、新安、宜阳大部、伊川小部分地区元朝设河南江北行省，从此以后，“河南”所指代的范围不再限于河洛地区。不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府一直存在到清朝末年，只是作为河南江北行省或者河南省的次级行政区。此时的河南府路向西扩展，收纳了灵宝、陕县、洛宁。其他方向不变。明朝河南府进一步扩大，又增加了卢氏、栾川、嵩县、伊川大部清朝从河南府析置陕州，包括今天的陕县、灵宝、卢氏，以及栾川一部分地区。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民国建立，废河南府，设河洛道，道尹公置驻洛阳，辖洛阳、偃师等十九县。民国十二年(癸亥，公元1923年)，河南省长公署迁于洛阳，洛阳成为河南省会。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日寇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定洛阳为行都，并一度迁洛办公。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公元1939年)秋，河南省政府再次迁洛，洛阳第二次成为河南省会。民国三十七年(戊子，公元1948年)，洛阳解放，析洛阳县城区置市。洛阳市人民民主政府成立。1949年12月，洛阳市人民民主政府改称洛阳市人民政府。1954年，洛阳市升格为河南省直辖市。1955年，洛阳县撤销，一部分并入洛阳市，其余部分划入偃师、孟津等县。1956年，建成洛阳市老城区、西工区和郊区，次年成立瀍河区。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新成立吉利区。1983年新安、孟津、偃师改隶洛阳市，洛阳所辖登封市划归郑州市管辖。1986年，洛阳地区撤销，洛宁、宜阳、嵩县、栾川、汝阳、伊川改属洛阳市。1993年，偃师县改为偃师市。2000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洛阳郊区更名为洛龙区。洛阳附近的各县中，跟洛阳历史联系最密切的是偃师、孟津、巩义、登封。其中偃师、孟津从周朝以来三千年如一日，从未改变。其次是巩义，从周朝一直到新中国，也有三千多年。再次是登封，从三国时期到新中国，有一千七百多年。而其他的各县(市)如新安、宜阳、伊川、渑池、汝州等则与洛阳时分时合，而栾川、卢氏、陕县、禹州等隶属洛阳的时间就更短了。另外，自从西晋置荥阳郡后，今天郑州市大部地区就跟洛阳地区分道扬镳。洛阳现辖偃师市、孟津、新安、洛宁、宜阳、伊川、嵩县、栾川、汝阳等一市八县和涧西、西工、老城、廛河、洛龙区、吉利、高新七个城市区。
东海郡：亦称郯郡、海州。东海郡在历史上有三处：①治所在郯邑(今山东郯城)，后置郯县，属徐州刺史部，为县、郡、刺史部治，在氏族社会末期境内已有人群定居，时境为“东夷”之地，太嗥氏为东夷一著名酋长，少嗥氏为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夷族杂居于此，称“炎”地，周朝时期封炎族首领于此，称炎国，后演化为郯国。春秋时期，郯国附鲁，“郯子朝鲁”、“孔子师郯子”即出于此，战国时期为越国所灭。秦朝时期始置郯郡，后改称东海郡。；秦、汉之际曾称郯郡，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郑城一带，治所在郯城县北部；西汉时期下辖三十七县，其时辖地在今山东费县、临沂、江苏赣榆以南，山东枣庄、江苏邳州以东和宿迁、灌南以北一带地区。②东晋时期置于海虞县(今江苏常熟)的东海郡，后移治所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费县、临沂县、江苏省赣榆县南部、山东省枣庄市、江苏省江苏省邳县东部和江苏省宿迁县、灌南县北部一带地区；唐贞观六年(壬辰，公元632年)撤县入下邳，唐元和中期复置，始有“郯城”县之名，不久又省入临沂；元朝末期复置郯城县，明、清两朝之后县域有变，但县名未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其地隶属山东临沂地区。③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及后来的隋、唐诸朝时期，以海州为东海郡，治所在朐山(今江苏连云港海州镇)，其时辖地在今江苏省东海县以东、淮水以北一带地区。
巨鹿郡：亦称钜鹿郡，秦始皇二十五年(己卯，公元前222年)置郡，治所在巨鹿(今河北平乡)，西楚霸王项羽在此地大破秦朝军队主力。其时辖地在今河北白洋淀、文安洼以南，南运河以西，高阳、宁晋任县以东，平乡、威县以北，山东德州、高唐、河北馆陶之间地。汉朝至北魏因袭沿用。汉朝以后辖地在今河北省平乡县以北及晋县一带。
武康县：治所在今浙江省北部。
平陆县：治所在今山西省西南端、黄河北岸一带地区。
安平县：汉朝时期置县(今山东益都)，属于涿郡。唐武德初年置深州，为该州治所。唐武德十七年废深州，安平县归属于定州。
2.堂号：
江夏堂：以望立堂。
洛阳堂：以望立堂。
东海堂：以望立堂。
巨鹿堂：以望立堂。
武康堂：以望立堂。
安平堂：以望立堂。
平陆堂：以望立堂。
三迁堂：相传孟子幼时家靠墓田，孟子就学埋坟，哭丧的事。孟母为了教育好儿子，就迁到集市旁边住。孟子又学叫卖东西的声音，孟母只好又迁。最后迁到学校旁安家，孟子学习礼让进退，孟母高兴地说：“这里可以使我的儿子成为好人了。”由于孟母三迁，注意家庭教育，使孟子成为圣人。
亚圣堂：因孟子被称为“亚圣”而名其堂号。 跟帖时间 2010-02-26 14:50:0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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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氏的迁徙分布 -- 孟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七十三位，属于大姓系列，人口约四百零六万一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25％左右。
1.概述：
孟氏早期主要是在其发源地山东、河南及其近邻的河北发展和繁衍。但不论发祥地是山东，还是河南，均源于周文王之后，因此说，所有孟氏族人从根源上讲都是同宗共祖，为周文王之后裔。换句话说，这两支孟氏虽然分别起源于山东和河南两地；鲁国孟氏的始祖是周公，河南卫国孟氏的始祖是康叔，而周公与康叔都是周文王之子，所以，天下的孟氏人士是一家。
孟氏虽同出一源，但发祥地有两个，即今河南北部和山东东南部部。孟氏首先在中原北部兴起，并且两地孟氏很快融合，在今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省境繁衍极昌。汉朝，孟氏已成为河南、河北及山东等省境一带望族，并向西播迁于陕西咸阳，向南入迁浙江上虞、湖北鄂城、云南曲靖。魏晋南北朝时，孟氏族人因避战乱，大举南迁，其中河南一带的孟氏大多入迁今湖北、江西北部部一带，山东一带的孟氏多迁至今江苏、浙江一带。而今四川成都一带大致在汉朝已有孟氏，汉以后孟氏入迁逐渐增多，至五代得到迅速的繁衍。唐宋以后，孟氏广泛分布于中国今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湖北、湖南、浙江、江苏等地，明、清之际遍布全国各地。
自从战国时期孟孙氏在鲁国失去成邑这个根据地后，孟氏后人开始散居各地。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外迁者不断。到孟子四十五代孙孟宁时，孟氏家族人口依然不多，北宋以后家族开始繁盛，人口增长加速。到新中国成立前，孟子嫡裔已经传至七十四代，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2.秦、汉时期：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儒学的发展受到限制。孔子以后的儒家八派中有“孟氏之儒”，而《孟子》一书本列为子书，免于被焚，但孟氏儒家所蒙受的打击是沉重的。
西汉时期，扬雄首先肯定了孟子对儒学的杰出贡献。东汉赵岐特别推崇孟子。自汉朝至唐朝，要求尊崇孟子的呼声连续不断。五代时期，后蜀主孟昶刻石十一经，开始增入《孟子》，自此《孟子》被列入经书；宋朝正式将《孟子》刊刻为儒家的十三经之一。
从东汉开始，孟氏出现于其他地区，如东汉孟光为扶风平陵人(今陕西咸阳)，孟他为扶风人，孟尝为上虞人(今浙江上虞)。
三国时期的孟宗为江夏(今湖北鄂城)，孟获为建宁人(今云南曲靖)；北凉有孟氏，为武威人(今甘肃武威)。
3.唐、五代十国时期：
唐朝孟浩然为襄州襄阳人(今湖北襄樊襄阳区)，孟郊为湖州武康人(今浙江德清)，孟利贞为华阴人(今陕西华阴)，孟涫为郴州人(今湖南郴县)。
五代时期后晋孟宾于为连州人(今四川筠连)，后周孟贯为建安(今福建建安)。
从以上可见，隋、唐以前孟氏在中国的分布已经相当广泛了。五代时期以后，由于官职调迁等原因，孟氏的居处又新增了许多地方。
４.宋、元、明、清时期：
北宋仁宗时期，孔道辅寻访到孟子的坟墓，在墓旁建立孟子庙。孟子开始有了宗庙祭祀。
随着《孟子》一书影响的扩大，孟子的地位也被越抬越高。元朝仁宗延蜆三年(公元1316年)诏封孟子父亲为“邾国公”，母亲为“邾国宣献夫人”。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从此，“亚圣”之称便与孟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达到了封建皇帝对孟子封赐的极顶。明清时期，除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曾被太祖朱元璋“罢配享”，赶出孔庙，以及明朝世宗时直接称呼“亚圣”外，均沿袭旧制。
孟子后裔因此也受到人们的尊崇，得到封建朝廷的优渥祀奉。血脉相承生生不息。
孟子四十四代公济时，正值五代之乱，公济率族人避乱于东山。北宋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孔中丞守兖州，访得孟子后裔孙公济之子孟宁，遂推荐于朝廷，授本县主簿，主持祭祀孟子。后来被孟氏族众尊奉为中兴祖，从此以后孟氏后裔嫡裔相承，脉络清晰，现今孟子故里邹城的孟氏族人皆为孟宁的后代。
宋朝的孟宗政为绛州人(今山西新绛)，孟浩为宜春人(今江西宜春)，孟程为丰城人(今江西丰城)，孟元、孟彦卿均为洛州人(今河北永平)，孟显为安华北池人(今甘肃安华)，孟攀鳞为云内人(今山西怀仁)。
明朝的孟充为高安人(今江西高安)，孟兆祥为泽州人(今山西晋城)，孟忠为江苏昆山人，孟淑卿为江苏吴县人，孟善为广东海丰人，孟俊为陕西咸宁人，孟羊浩为湖广咸宁人。
清朝的孟永光为会稽人(今浙江绍兴)，孟超然为福建闽县人。
5.移居台湾及海外：
孟中厚子孙中的一支迁在南宋都城临安，中间传十九代，到第六十一代孟治庵时，正当明朝末年，他东渡日本，成为现在日本广岛武林氏一支的始祖。孟治庵东渡，其原因在日本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孟治庵是在日本权臣丰臣秀吉侵朝战争中被俘的；另一派认为孟治庵是自己漂流到日本的。
孟氏族人在外地居住者很多，孟氏族人自失去所依托的成邑，就陆续迁徙。北宋时在孟子故里有奉祀孟子的专祠，但孟氏族人仍散居各地。明清时期，随着海禁的开放，孟氏家族开始有人漂洋过海，定居海外。
孟子嫡裔也迁居海外，散居各地，尤其在东南部亚和美洲最多。
民国孟繁骥先生南下，定居于宝岛台湾，其子女皆随行。
根据《姓源韵谱记载，孟氏郡望主要有洛阳、平陆县、东海郡、巨鹿郡、武康县、安平县、江夏郡等。洛阳、东汉、三国魏、西晋、五代唐先后定都于此。新莽、唐、五代粱、晋、汉、周、北宋、金都以此为陪都。
今日孟氏尤以山东为多，约占全国孟氏人口的25％，河南、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等省亦多此姓，这六省孟氏约占全国孟氏人口的65％以上。 跟帖时间 2010-02-26 14:47:3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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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氏的各支始祖 -- 孟 轲：字子舆，生于周烈王四年、鲁共公五年巳酉岁四月初二日寅时。是为孟氏世家二义堂始祖。 跟帖时间 2010-02-26 14:44:3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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