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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氏的历史名人 -- 茅 濛：(生卒年待考)，字初成。传说为秦朝名闻天下的神仙。
师鬼谷子，受长生之术，遂入华山修炼，道成，传说他道成时白日乘龙飞升，街巷中家喻户晓。当时老幼都传唱他留下的神仙歌谣：“神仙得道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
这歌谣既是表达茅蒙得道飞升时意气奋发的心情，也是茅蒙的预测：茅氏家族既有仙根，后罪子孙中当出数位神仙人物，这其中必有一位名叫盈的仙真根苗。并告诫修仙者要贵生养德，定下心来下苦功修持济世，如果漫无目标求仙寻仙，改改年号就企望长生久视，即为帝王亦是徒劳！
时事就这么偶然而又必然地被这位神仙言中。后来秦始皇听到那首神仙歌谣，竟然没有深悟其中之涵意，反而真的就自作多情地将年号改为“嘉平”，并在天上迎请方士，遍访仙山，寻找灵丹妙药，以期成长生久视的神仙。
茅 焦：(生卒年待考)，齐国人。著名秦朝政治家。
秦太后与谬毒私通，事发，秦始皇车裂了谬毒，并将太后监禁在阳宫，同时下令：敢以太后事谏者杀。结果先后杀谏者达二十七人。
客卿茅焦冒死进谏，秦始皇摆下油锅，说：“你难道没见那些胆敢上谏之人的下场吗？”茅焦面不改色，依然正告：“大王要以德行统领天下，怎可作出不孝之行于前？天下，以有德、有贤者居之，然孝为大贤之先。”秦始皇听了他的话，幡然觉悟，亲自下殿接待茅焦，并赐以上卿爵位。
随后，秦始皇马上亲自迎接太后回归咸阳，后来母子关系如初，并尊立茅焦为仲父。
茅 盈：(公元前145～？年待考)，字叔申；渭城人(今陕西咸阳)。著名西汉道士。
道教茅山派所奉祖师。
传说他十八岁入恒山修道，年四十九返家。后隐居句曲山(在今江苏句容东南)，修炼并采药为人治病。与其弟茅固、茅哀并称“三茅真君”。
茅 容：(生卒年待考)，字季伟；陈留人(今河南商丘)。著名东汉大孝子。
他四十多岁时在地里耕种，到树下避雨时，别人都蹲着，只有他正襟端坐。
当时的名士郭泰见了，感到惊异，晚上便住进他家。第二天一早，茅容杀鸡给母亲吃，自己则以青菜与客人一起吃。郭泰向他行礼，赞为“贤人”，又劝他读书学习。
后来，茅容果然成为贤德之士。
茅信卿：(生卒年待考)，泰州人(今江苏泰州)。著名宋朝大孝子。
全家百余口人四世同居。每天早上，家长坐堂上，以下按长幼而立，垂手听从活计安排，完成了再复命。有懒隋者，受鞭打惩罚也无怨言。不论严寒、酷暑，都是如此。
泰州太守霍仲顺将此事报告给朝廷，旌表其门为“四世孝义之门”。
茅知至：(生卒年待考)，仙游人(今福建莆田)。著名宋朝国子助教。
宋朝时期的国子助教。操尚介洁，博通坟典。介六经孔孟之道貌岸然，以开明人心。
著有二十一史绎，注十三经旁训，以阐发奥旨。后荐于朝，补国子助教。后归隐。
茅汝元：(生卒年待考)，号静斋；建宁人(今福建建瓯)。著名宋朝画家。
进士。善墨梅。与同里艾淑齐名，以艾竹、茅梅为称。
茅 坤：(公元1512～1601年)，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人(今浙江吴兴)。著名明朝文学家、藏书家。
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进士。好谈军事，官至大名兵备副使。
官广西兵备佥事时，曾领兵镇压广西瑶族农民起义。
提倡学习唐宋古文，反对“文必秦汉”的观点。曾编选《唐宋八大家文抄》，影响较大，但评语颇多谬误。与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被称为“唐宋派”。
曾建藏书楼数十间，书多至充栋不能容。书楼名“白桦楼”、“玉芝山房”，收藏刻本较多。家编有《白桦楼书目》。孙元仪，又编有《九学十部目》。著有《白桦楼藏稿》、《续稿》、《吟稿》、《玉芝山房稿》、《史记抄》、《茅鹿门集》、《徐海本末》等。
茅翁积：(公元1580年前后在世)，字穉延，茅坤之子；归安人(今浙江吴兴)。著名明朝文学家。
豪荡不羁，以任侠自负。翁积所作，多文酒燕会之词，有《芸晖馆稿》十四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茅 镳：(公元1600年前后在世)，字右弯，茅坤之子；归安人(今浙江吴兴)。
不得志，但天资聪颖，偶同友人谈宴，以一夕草就小说《祈禹传》一百回。《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记为一人百遇，尽属妙丽。今已不传。
茅 维：(生卒年待考)，字孝若，茅坤之子，浙江归安人。著名明朝文学家。
不得志于科举仕途，以经世自负，曾上疏议治安、足食、足兵之策。
他以诗文著名，亦善作杂剧。与臧懋循、吴稼登、吴梦旸称四子。不得志于科举，以经世自负，尝诣阙上书，希得召见。陈当世大事，不报。有《嘉靖大政记》、《论衡》、《表衡》、《策衡》、《十赉堂集》。
茅 镛：(生卒年待考)，字庭韶，仙游人(今福建莆田)。著名明朝博士。
性嗜学，通经史。明朝正德、嘉靖间，纂修明孝宗、明武宗实录，茅镛皆被征与修。书成，授博士。
茅大芳：(生卒年待考)，名浦；泰兴人(今江苏泰兴)。著名明朝诗人。
博学能诗文，明洪武中为淮南学官，擢秦府右长只，辅导尽职。明建文初期升迁副都御史。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升任副都御史。燕王举兵反朝，作诗给淮南守将梅殷，忠义激烈，闻者壮之。
朱棣率燕师入南京后称帝，他不屈而死。
茅元仪：(公元1600～1676年待考)，字止生，号石民，茅坤之孙；归安人(今浙江吴兴)。著名明朝文学家、目录学家。
明崇祯中期，以荐授翰林院待诏，后辅佐孙承宗军务，历官副总兵，守边关觉华岛，不久以兵变被下狱，后戍漳浦。后为庸奸所忌，悲愤纵酒而卒。
家富藏书，祖父茅坤建书楼数十间，书多至不能容崇祯中，他根据家藏图书，编撰有《九学十部目》，分为经学、史学、文学、说学、小学、兵学、类学、数学、外学。姚名达对此目评价较高，认为向来目录之弊，唯知类书，不知类学。类之有无，依书之多少而定。
他能够以学术为分类标准。著有《西峰谈话》、《青油史稿》、《福堂诗贝录》、《嘉靖大政类稿》、《石民四十集》等。
茅 成：(公元？～1366年待考)，定远人(今安徽定远)。著名明朝初期将领。
在和州加入朱元璋军，隶常遇春部下，从定常州，宁国，克衢州，守金华，从克安庆，援安丰，战鄱阳，克武昌，历任武德卫千户、指挥副使。取赣州、安陆、襄阳、泰州，皆有功。从徐达攻平江，中叉死。赠东海郡公。
茅玉媛：(生卒年待考)，女，字小素；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明朝画家。
女画家梁孟昭之女。自幼受母教，工诗词，善画山水，人赞其“不亚于母”。
茅星来：(公元1678～1748年)，字岂宿，号钝叟，又号具茨山人；归安人(今浙江吴兴)。著名清朝学者。
诸生出身。少锐志为学，研究经史，欲以著述自见。游京师方苞、任兰枝见其稿，誉不绝口。
性迂执，复口吃故无敢荐之。又尝游滋阳土人不知食鳝蠃，而署中人食之。茅星来愀然，为述明道为上元主簿，教民勿持竿粘飞鸟为戒。
茅星来为文，才气勃发而有义据，方苞谓其胜于储在文。有《纯叟文集》。初，读书圆义精舍，览《近思录》有得于“科举夺志”一语，遂弃帖，潜心是书三十余年，著《近思录集注》十四卷，《清史列传》并传于世。
茅桂芬：(生卒年待考)，女，字蕊仙；丹徒人(今江苏镇江)。著名清朝诗人。
阁学茅耕亭女，吴士坦妻。博雅能诗，著有《卧云馆诗集》行于世。
茅纫兰：(生卒年待考)，女，字秋佩；长兴人(今浙江长兴)。著名清朝诗人。
茅应奎次女，文学李志广妻。善于诗，著有《绿窗集》行于世。
茅元辂：(生卒年待考)，字羽衢，号三峰；江苏丹徒人。著名清朝藏书家。
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举人，授翰林院待诏。
喜诗文，性好博览诸书。家多藏书，他独居于书楼侧，翻阅其中。又好游览，访求古书。
他曾自挽一联：“何事尝关心？最难抛满架图书，一庭花木；而今放撒手，好去寻未游山水，先逝亲朋”。
年八十余岁而卒，著有《香草堂诗集》。
茅鸿儒：(生卒年待考)，又名兆儒，字子鸿，一字鸿雪；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诗画家。
工诗词，喜远游。画山水花鸟有文人气。有《东篱草堂诗钞》。
茅以新：（公元1902～1990年），江苏南京人。著名铁道机械专家，高级工程师。
1923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2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铁路机械工程硕士学位。
1927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副教授。1929年后，曾任浙赣、湘桂铁路局机务课课长，柳江机器厂厂长，粤汉铁路局副局长。建国后，历任铁道部机务总局、车辆局、技术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中国铁道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
茅以新是一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撰著有《货车转向架侧架的设计》、《沿曲线自民向运动的转向架与车辆》等论文。
茅家琦：（公元1927～今），江苏镇江人。著名当代史学家。
茅家琦出生于一个银行职员家庭。
1946年，弱冠之年的茅家琦开始在南京中国银行做证券生。年少气盛的他，不甘心把大好青春消耗在枯燥的清点钞票的工作中。第二年，茅家琦毅然放弃这一令人羡慕的“金饭碗”，考入当时的中央大学经济系。
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现任南京大学教授。同时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近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台湾三十年（1949～1979）》、《太平天国通史》、《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轨迹》、《孙中山评传》。近年发表的论文有：《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农村土地关系试探》、《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外关系的一点看法——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辨析》、《放开视野，观察历史——就<太平天国史>的评价问题与吕实强先生商榷》、《学衡杂志与人文精神》。
茅家琦所获重要社科类奖项有：《台湾三十年（1949～1979）》获江苏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太平天国通史》获江苏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及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茅家琦的主要研究方向：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方面，主要创新之处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外文资料，撰写了《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揭露外国侵略者干涉中国革命的本质，二是总结了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成果和存在的问题，撰写了《太平天国通史》。
在1994年以来台湾地方史研究方面，主要创新之处，亦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版了第一部研究1949～1979年三十年中台湾历史的著作，判断台湾地区社会的性质，填补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空白，二是出版《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从孙中山建立兴中会一直写到李登辉被开除出中国国民党，并作出结论：中国国民党在台湾 “浴火重生，东山再起，任重而道远”。
在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方面，采取区域研究方法，选择南通、无锡、常州、镇江、芜湖、宁波进行分析，采用区域研究方法，提出道路的多样性与社会的异质性问题。
茅家琦近期关注的理论热点与难点包括：近几年来一直关注弘扬人文精神问题。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就是浓厚的人文精神等。
茅家琦的几桩趣事：
大学期间，茅家琦的兴趣逐渐由经济史转向中国近代史。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茅家琦的学业不可能不受影响；建国后，又蹉跎沉浮于一波接着一波的政治运动，学术研究工作自然也受到干扰。每忆及此，茅家琦常戏称自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他焚膏继晷，潜心学术，在太平天国史、民国史、当代台湾研究、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研究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海内外公认的卓越成就。
茅家琦年轻时爱好广泛，打桥牌、下围棋、吹箫弄笛、吟诗作对，可谓多才多艺，但为了集中时间和精力于学术，茅家琦和这些爱好都“拜拜”了。到了1980年，他在巴夫罗纽约大学访问，主人盛情邀请他欣赏交响乐，不料他却在音乐大厅里打起了瞌睡。
世人皆知爱因斯坦之“相对论”，却少有人知茅家琦之“相对论”。1982年茅家琦给研究生开“太平天国史”和“太平天国史料”，因其弟子崔之清等人在做论文，上课的学生只有戴莹琮一人，故课堂上只有师生二人相对而坐，时人谐称“相对论”。
茅家琦对弟子们的论文十分看重，经常逐字逐句地审阅他们的文章，并帮助他们反复修改，精雕细琢。有一次，弟子王玉华在其论文中用了“根深宁极”一词，出自《庄子》，原文作“深根宁极”。后来茅家琦把他叫过去，指出此词，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是你自己造的新词吧？我查遍了《辞源》、《辞海》都没有查到。”
1999年8月，华中师大的章开沅应邀到南大参加其主编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的首发式，离开南京的那天早上，茅家琦专门赠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大盒“闲趣饼干”，并笑曰：“此物不甜不腻，酥松可口，最适于老人休闲时咀嚼品尝也。”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一盒普普通通的饼干，实寄托了茅家琦对老友的殷殷关怀与拳拳情谊。
茅受丞：（公元1938～今），江苏无锡人。著名环境绿化专家。
1962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绿化系，现兼任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理事，园林养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园林养护管理学组组长，杭州市园文局湖滨管理处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
多年来实施规范化技术领导，解决关键性技术问题，使管辖的公园、风景点达到国家颁布的甲级公园养护水平，屡获奖励。1963～1999年1月为杭州市及省内外三百多个大中型企业、居住小区、公园、学校单位进行园林绿化设计，大多被评为绿化先进单位，如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绿化设计与施工荣获1997年全国绿化，先进单位称号。
1976～1978年参加杭州市城市规划工作。1996～1997年完成山东省临沂市沂河两岸1041公顷大型园林风貌规划；1998年完成杭州城东体育公园总体设计并一举中标；1999年1月完成上海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屋顶花园设计、及杭州卷烟厂厂区及屋顶花园设计施工。
1997年发表《福建漳州水仙花引种驯化试验报告》；1989年论文《行道树养护管理》，1988年出版《家庭阳台花卉》一书，1999年1月参加编写《杭州园林养护管理技术规范》。
曾获1988年杭州市委市政府颁奖授予杭台救灾保护绿化成果先进个人，荣获1988年、1991年、1992～1998年度杭州市级科协学会积极分子，1963～1987年、1991～1996年荣获园文局、湖滨管理处先进工作者称号。
其事迹已被收入《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
茅威涛：（公元1962～今）女；祖籍浙江桐乡。著名现代越剧演员。
茅威涛十七岁从艺，高中毕业后于1979年考入桐乡县越剧团，登台演出后剧团送她到浙江艺术学校进修，回团后挑起大梁。因到上海演出《卖油郎独占花魁女》，得尹桂芳、尹小芳赏识，乃成尹桂芳的第三代弟子。
1982年，茅威涛毕业于浙江省艺术学校，同年进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1982年浙江省首届小百花会演中，她演出的《盘妻索妻·露真》获优秀小百花奖，选入新建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在省艺校集训排练后，于1983年赴香港演出。成为耀眼的新星。
1984年，年仅二十二岁时赴北京参加国庆演出，夺得中国戏剧梅花奖，受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接见，被全国剧协赞誉为该团“五朵金花”之首，成为越剧小生第一人，并一直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台柱小生。
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9月始任副团长，1995年由文化部、人事部授于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7年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1998年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99年7月始任团长，1999年当选为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为第七、八、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一级演员，尹派第四代弟子，现任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浙江小百花越剧基金会会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茅威涛的扮相英俊，气度非凡，唱腔师承尹派，又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有所发展，唱做念扮皆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其表演潇洒飘逸，含蓄深入，溶内心体验与程式化体现为一体，使之角色的创造有较高的文化品位。
她的表演含蓄深入。大胆借鉴其他艺术样式的处理方法，将内心体验与程式溶为一体。使角色的创造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她的唱腔师承尹派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尹派，而是根据自己的噪音条件结合各个不同剧中人物性格的刻划法扩展音城，强化流派的表现自成一格。使其演唱在为传统越剧观众接受的同时也为广大现代观众所喜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用现代意识观照历史人物，赋予越剧小生以新的深度和魅力。
目前，在国内外都拥有众多“茅迷”，大江南北还自发成立“茅迷协会”，出现对越剧演员最广泛的“追星族”。
茅以升：(公元1896～1989年)，字唐臣；江苏镇江人。著名现代桥梁专家。
茅以升出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今江苏镇江)，而当时的山海关铁路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亦初创于该年，故茅老与今天的西南交大同寿。
茅家先世经商，茅以升的祖父茅谦为晚清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茅以升六岁读私塾，七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
1905年端午节，茅以升的家乡在秦淮河上举行龙舟比赛，观看比赛的人都挤在一座桥上，由于人太多桥被压塌，死伤的人为数不少，年方十岁的茅以升因此而萌发了长大以后建桥的志愿。1906年，他进入江南商业学堂学习。
1911年，茅以升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山海关铁路学堂改称)。
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他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在听了孙先生的演讲后，一度想去从事政治活动的茅以升坚定了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道路的想法，他从此选定桥梁专业，立志攻读，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在校学习期间，茅以升学习极为勤奋，仅整理的笔记就达二百本，近千万字，这些笔记摞起来超过一人高。唐山路矿学堂考试频繁，又从不预告，有时一个上午四门功课都要考。在校学习的五年中，他经过无数次的考试，每次大考都是全班第一名，五年各科总平均92.5分，这在向以考试严格著称的唐山路矿学堂历史上极为罕见。
1916年，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北京举办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评比，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原唐山路矿学堂)参加展览的是茅以升和1915届毕业生王节尧的作业。评比结果唐校在七十多所高等学校中名列第一，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濂源特奖“竢实扬华”匾额一方。
同年，茅以升从唐校毕业，报考官费留学被录取，准备去美国康乃尔大学。该校最初不承认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毕业证书，首先考了茅以升的大学课程，成绩为“特优”，再考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又是“特优”，使该校教授们大为惊讶和赞叹。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康奈尔大学校长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研究生一律免试注册入学。茅以升为母校在国外争得极大荣誉，唐山交大(原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日后之被誉为“东方康乃尔”，当自此始。
1917年，茅以升获硕士学位，经导师贾柯贝(H.S.Jacoby)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
1919年，茅以升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他在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中提出的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并获康乃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
茅以升先后四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始终关心母校兴衰，为母校赢得了荣誉和功绩。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母校任教，时年二十四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次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副院长)，这可以算是茅以升首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1925年冬，唐山交大发生学生会驱逐有蔑视中国学生言行的美籍化学教师伊顿事件。时任教务长的罗忠忱教授和部分教授不赞成学生会的做法，以罢教相反对。学生会又组成“驱罗委员会”，与罗忠忱等教授相对抗。
1926年1月，唐山交大孙鸿哲校长因难以调解“驱伊”、“驱罗”事件，受到学生会的反对，辞去校长职务，交通部遂委派茅以升继任校长。茅以升校长劝说学生会放弃过激做法，学生会不听从，茅以升旋即辞职离校。3月，交通部调派胡仁源继任校长。茅以升此次出任交大校长，为时甚短，他本为调解母校纠纷而来，事既不成，引身而退，则大有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范。
1937年，日寇挑起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而唐山交大所在地属华北最前线，事变不过10日，唐山校园即沦入日寇魔掌。校长孙鸿哲此时正卧病于北平，不少师生纷纷自行南下。唐山交大自开办以来，成绩卓著，蜚声中外，一向为校友所爱护；教授又大多长期任职，对学校极为关怀；学生则急待继续其学业，师生校友都不忍见学校历史中断，于是共同谋划复校之举。9月以后，唐山交大各地师生、校友通过书信往还互通音讯，复校的运动由此而起。
经过一番努力，唐山交大几十名师生首先集中于湖南湘潭，决定在1938年2月复课。这时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要有一个校长(院长)，经过洽商，茅以升愿担此重任。2月11日，茅以升到职视事，出任代院长，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茅以升到湘潭就职之日，院坪遍贴“欢迎茅博士来复兴唐大”的标语，以示赤诚欢迎；很多同学在亲眼目睹茅先生风采之后，喜形于色，认为茅先生必定能带领师生振兴唐大。复校之时，因为时间仓促，交通阻隔，唐山交大的教师多数未能及时赶到；不得以，很多教师是临时邀请当地铁路局各校友义务担任。茅以升到职后，一面对外接洽联系，争取教育部承认拨款等，一面则力争扩大教师队伍，保证教学质量。5月，茅以升被改聘为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的正式院长，这是茅以升第三次担任唐山交大校长。
由于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暂时并入唐山交大，而湘潭缺乏房屋可用，学校于5月又迁往湘乡杨家滩。是年10月，武汉沦陷，11月初日寇进攻湘北，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在放弃长沙时纵火焚城，民众惨死者达10余万人。杨家滩离长沙只有一百多公里，人心浮动，以为日寇朝夕可至，茅以升只好让学校再次南迁。
南迁最先到的地方是桂林。迁移的过程是艰难的，不但要靠徒步行走，还随时面临着敌机轰炸的危险。12月2日，日寇飞机轰炸桂林，学校从杨家滩带出的图书、仪器、档案和80多位同学的行李损失殆尽，不少同学行李物品一无所有。在这困难关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有信心。茅以升12月7日召集大家谈话，他说：“我们学校历史悠久，有艰苦奋斗的传统，有强大的凝聚力，有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只要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奋勇向前，唐院一定会振兴的。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国家前途是光明的。”他斩钉截铁地向大家宣告了自己的信念：“中国不会亡，唐山不会亡，我们一定能找到我们读书的地方。”
在茅以升的鼓励下，全体师生又分批于12月9日向柳州出发。到达柳州之后，时值数九寒天。学校伍镜湖教授出于爱护同学之心，提出预支一个月薪金为同学们添置衣物，不料竟遭会计拒绝。同学们一时群情激愤，此时幸好茅以升从桂林赶到，当即决定，对于没有棉被者，每人发给十元，以便购买棉衣、棉被以资御寒。稍事安定之后，迁移地点问题成为大家关心焦点，茅以升决定停下来休整，讨论迁移地点问题。
当时有迁滇、迁黔两个方案，最终迁黔的意见占多数。于是，茅以升多方联系，一面取得贵州省政府支持，将新校址选在平越(今贵州福泉县)，一面取得教育部的同意。同时又派出秘书到平越查勘和联系，得到平越各界的热情欢迎。1939年1月3日，茅以升院长回到柳州，宣布新校址已经选定在贵州平越。
自1938年11月17日离开杨家滩，至1939年1月28日到达平越，历时七十多天，行程两千余里，长途跋涉，旅途劳顿，生活不定，唐山交大的师生备受辛苦。幸赖茅以升院长领导有方，临危不乱，诸多校友竭力支持，热情帮助，师生们团结互助，同舟共济，终于在秀丽的藜峨山下，清澈的犀牛滩畔，艰苦创业，再续弦歌。之后，学校即迅速完全进入正轨。在课业之余，茅先生经常给学生讲处世之道。对毕业班的学生，则进行个别谈心，帮助学生做好进入社会的思想准备。1942年4月，茅以升调离学校。
1944年11月，日寇向桂北发动进攻，11月上、中旬，日寇在侵占桂林、柳州之后，又攻占黔南独山。平越离独山仅百余公里，国民党宪兵队宣称：平越已划为前线，唐山交大校舍即将驻进督战队。此后月余，平越处于混乱状态，学校不得不于11月16日贴出布告：暂时停止上课，到重庆去集中。茅以升等交大校友出面，特地组成“交大唐、平两院重庆校友会”，全力协助母校迁移，不久就在重庆璧山县丁家坳觅得房屋。于是学校又赖以复课。
抗日战争时期，是唐山交大存亡续绝的时期，也是灾难深重的时期，然而这一时期却是学校有史以来办学规模最大，教学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之一。许多著名的校友，就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培养出来的。而学校能取得这些成就，茅以升功不可没。
1948年，解放战争迅猛发展。11月，唐山交大一部分师生或惑于国民党宣传，或惧怕战火，离开唐山到上海。时任院长的顾宜孙因为既老且病，休假住在上海家中。在茅以升出面安排下，上海校友群策群力，稳定了师生及家属的情绪，于是大家决定留驻上海交通大学，等待解放。学校赖以保全。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铁道部决定唐山交大(时称唐山工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华北交通学院合并组成中国交通大学。茅以升出任总校校长。1950年8月以后，中国交通大学改称北方交通大学，茅先生继续担任校长至1952年5月。在茅先生主持下，唐山交大原有各系得到扩充，并增设了机械、电机、材料等系，许多高水平教师也是经茅先生批准延聘到校的。茅以升鼎力聘请学有专长的中青年专家回国任正、副教授，使学校拥有一支八十多名正副教授为主力的师资队伍，这在当时国内高校实属凤毛麟角。
在离开交大之后，茅以升依然关心着母校。对母校取得的每一成就，他都感到由衷的欣慰。1991年，西南交通大学九十五周年校庆之时在成都校园中心树茅以升铜像永志纪念。
现代桥梁是随着铁路事业的兴起而兴起的，起初是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欧洲，随后就发展到美洲，它对社会发展的贡献，首先在于使铁路能够跨越大江、大河和海峡，使陆上交通畅通，对经济繁荣起保障作用。但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桥梁——钱塘江公铁两用桥才在茅先生的领导下完成。
1920年，当茅以升刚回到祖国时，他就立志要为祖国的架桥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祖国大地战火连绵，满目疮痍，甚至铁路和桥梁的修建权都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翻开建桥工程记录，一项一项都写着外国人的名字，唯独没有中国人自己造的桥：济南黄河大桥，德国人造；郑州黄河大桥，比利时人造，蚌埠淮河大桥，英国人造；哈尔滨松花江大桥，俄国人造；沈阳浑河大桥，日本人造；云南河口人字桥，法国人造；珠江大桥，美国人造…茅以升看着这些无情的记录，心里极为难受。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笨，不能修大桥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曾修过无数座桥梁：隋朝(公元581～618年)建造的驰名中外的赵州桥，跨径三十七米零二，结构合理，造型精巧，虽然已历经1300多年，至今仍完好无缺；建于公元1053～1059年的福建省泉州万安桥，始建于公元1170年的广东省潮州广济桥，也都是中外闻名的桥。这都是中国人有能力造桥的铁证。茅以升真想一口气在长江、黄河上造它几座大桥，可惜由于当时战祸不断，政权腐败，财力空虚，有志造桥者只好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1933年，在茅以升从美国归来的第十三年，他终于得到了一次建大桥的机会，这就是修建钱塘江大桥。在这年的3月，浙江省决定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以贯通浙江省铁路、公路交通。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浙赣铁路局长杜镇远和浙江公路局长陈体诚一致推举茅以升担此重任。消息传来，他激动不已。尽管面临能否筹款成功，能否打破当时大一些的桥梁都是“洋人”修建的局面，能否击败“洋人”的竞争，以及在险恶大江上造桥能否胜任等尖锐复杂的问题，他还是鼓起勇气，知难而上，开始了对钱塘江大桥从筹办、设计到建造的领导工作，决心为中国建造出宏伟、壮观的“争气桥”。
茅以升接受邀请后，即风尘仆仆地赶到杭州，拜访了邀请人——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当时正患感冒卧床养病的曾养甫在病床上接见了远道而来的茅以升。他对茅以升说：“钱塘江上造大桥，是全体浙江父老多年的愿望。你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我很信任你，希望咱们真诚合作，共同把大桥造起来。”
曾养甫又说：“我已经把有关建桥的一些资料寄给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了，请他做一套钱塘江大桥的工程计划。”
他见茅以升脸上露出不解的神色，便解释说：“因为华德尔是铁道部聘请的顾问，为了防止铁道部和华德尔反对建桥，所以想出了这个办法。至于建桥计划，如果你设计得好，就用你的。”茅以升嘴上没再说什么，心里想的却是一定要替中国人争气，造出一座省工、省钱又结实美观的现代化桥。
茅以升白手起家，就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开始筹建工作。经过半年的勘测，茅以升提出了大桥设计方案。这个设计方案，比美国人华德尔的设计好得多，也省钱好多，在评选工程设计方案时一举夺标。
在钱塘江上造桥绝非一件易事。钱塘潮是天下奇观，也是诗人吟咏的好题材：“怒挟长风过海门，须臾新潮没沙痕。鲸波吼夜千兵合，雪浪翻空万马奔。”尽管大潮壮观，天下一绝，但对于建桥来说，却是巨大的自然障碍。钱塘江上水、风、土都不比寻常。上游山洪暴发时，水流湍急，下游怒潮倒灌时，波涛险恶，如果上下同时并发，或遇到台风，江水翻腾激荡，势不可挡，而且潮头壁立，可高达九米，破坏力量惊人。江底石层全被流沙覆盖，深达四十米，流沙极细极轻，一遇水冲，便被卷走，变迁莫测，突然刷深可达十米以上。所以杭州人说：“钱塘江无底”、“钱塘江造桥——不可能”。茅以升曾两下杭州调查钱塘江建桥的可能性，在经过仔细调查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虽然难度极大，但“在有适当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从科学方面看，钱塘江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1935年4月，大桥开始动工。这年6月开始打桩，不料第一桩就遇到了问题。由于江流湍急，流沙太厚，第一桩打了两个小时，打不进去，换过大锤来打，咔嚓一声，木桩断了。接着第二根、第三根，打了一夜，只打进去一根桩。茅以升心急如焚，他自言自语地说：“照这种速度，恐怕打桩就要花4年时间。这怎么行呢？”只好暂时停工，另想办法。
次日恰好又是母亲生日，要回去给母亲拜寿，茅以升只好满腹愁肠回家。母亲了解了他的苦恼后，语重心长地开导他：“唐僧取经经过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一百六十多卷。唐臣(茅以升的号)造桥，也要经过八十一难。”这番话使茅以升大受启发。他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经过八十一难，就有畏难情绪了，怎么能办大事？”母亲又说：“你们有孙悟空和他那如意金箍棒，一样能度难关的，何必发愁呢！”茅以升顿时觉得心里亮堂起来。
恰在这时，他的小女儿于燕，从院子里匆匆跑进他的怀里鼓着嘴气恼地诉说：“爸爸，你看，到我们家里来拜寿的小朋友们，在我们院子里玩水，把我们的花坛都要冲坏了。你快出去看看嘛。”茅以升拗不过女儿，走出去一看，正是一个小淘气提着一把大水壶一条水箭似的向花坛猛冲，把花坛的泥土冲了一个个小洞。茅以升脑子里蓦的灵光一闪，他口里安慰女儿不要紧，心里想着，“射水法”，“好注意”。
茅以升回到大桥工地后，召集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一起研究，设计出了一种新的打桩技术——射水法：把钱塘江江水抽到高处后，通过水龙带直冲江底泥沙层，将泥沙层冲出一个个深洞后，再往洞里打桩。用“射水法”打桩，一昼夜可打桩三十根，顺利解决了问题。
木桩打好，要放沉箱，不料又遇到一个难题。长十八米、宽十一米、高六米的钢筋混凝土沉箱，象一个无顶的大屋子，重达六百吨。要把这样的庞然大物从岸上运到江里，然后准确地放到桩上，难度极大。工人们几次把沉箱运到桩跟前，沉箱刚要就位，江水和海水的落潮从同一个方向涌来，两股水力象千军万马，一齐冲向沉箱。六个铁锚(每个重三吨)在这股合力的冲击下，全被冲起。沉箱顺着水势轻飘飘地浮到下游电厂。第二次又遇涨潮，三米高的浪头迎面扑来，铁锚的铁索被冲断，庞大的沉箱马上被浮力托起，很快又被潮水顶到上游的之江大学，又失败了。这样来回折腾了四个多月，严重影响了工程的进度。
茅以升心急如焚，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把沉箱固定在木桩上。这时，各界人土议论纷纷，指责声不绝于耳，提供建桥贷款的几家银行也被流言蛮语所影响，一次次催问茅以升大桥能否建成，如果没有把握就赶快停工，先偿还一部分债务。
昔日拍着胸脯全力支持茅以升造桥的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也沉不住气了。他对茅以升大发雷霆：“你这工学博士怎么搞的？连个沉箱也立不住。告诉你，大桥建不成咱俩都得跳钱塘江！”
面对种种困难和干扰，茅以升造桥的意志毫不动摇。他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大家都认为三吨铁锚太轻，坠不住沉箱，应当改用大铁锚。茅以升预测，如果改用钢筋混凝土制成的十吨重的土锚，将会最经济合用。试用结果，沉箱立住了，又过了一重难关。
茅以升还在总工程师罗英的协助下，打破了先做水下基础，再做桥墩，最后架钢梁的传统造桥程序，采用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办法——即基础、桥墩、钢梁三种工程一起施工，并使全部工程做到了半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工程效率。
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诞生了，这一天的试车典礼，大桥两旁，人山人海，欢声雷动，大家都来庆祝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然而当时对日抗战已经开始，眼看战争一天比一天接近杭州。 11月16日下午，南京工兵学校一位姓丁的教官，在杭州市内的西湖饭店钱塘江大桥工程处找到茅以升。丁教官在出示了一份南京政府绝密文件后，简单地向茅以升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如果杭州不保，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日本人造的，茅以升一直不愿面对的预感终于来到了眼前。丁教官告诉茅以升，所需炸药已直接由南京运来，炸药已分布在五孔钢梁和一个桥墩上，整个毁灭性破坏只需十二个小时。
11月16日，整个通宵，一百多根引线，从一个个引爆点全部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里，茅以升一直亲眼看到最后一根引线接好。11月17日凌晨，所有的炸药都已埋好。就在这时，茅以升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因为战势的发展，大量难民涌入杭州，渡船根本不够用，钱塘江大桥必须于当天全面通车。浙江省政府此时也不知道大桥上刚刚布满了炸药，此事得到高度保密。
11月17日，大桥全面通车。这一天，得到消息的人们，从杭州、宁波远道而来，无数的人们来到六和塔下的钱塘江边，连六和塔上都站满了人。等第一辆汽车从大桥上驶过，两岸数十万群众使劲鼓掌。掌声经久不息。没有人知道，开桥的第一天，桥里就有了炸药。
一个多月后，1937年的12月23日，日军攻打杭州，当天下午1:00多钟，茅以升终于接到命令———炸桥。下午3:00，炸桥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站在桥头看着桥上的难民黑压压涌过来，茅以升无法下手。直到傍晚5:00，已远远看见日寇骑兵扬起的尘烟了，才关闭大桥，禁止通行，实施爆破。一声巨响，这条全长一千四百五十三米的卧江长龙被从六处截断，通途瘫痪。这座由中国人第一次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历经了九百二十五天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耗资一百六十万美元，仅仅存在了八十九天。
大桥炸毁的这一天晚上，茅以升终夕未眠，他在书桌前写下了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半夜，他抑制不住痛苦的心情，怆然命笔，写下一组七言诗：“钱塘江上大桥横，众志成城奇迹生。突破难关八十一，惊涛投险学唐僧。天堑茫茫连沃焦，秦皇何故不安桥。安桥岂是干戈事？同轨同文避浪潮。斗地风云今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中国铁路桥梁史这样评价钱塘江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以当时尚不发达的施工技术，用不到三年的时间，由中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并监造，建成了一座基础深达四十七米八的双层公铁两用桥，这是旧中国铁路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钱塘江桥之外，从1936年起，茅以升就一直研究、派人勘测、并参与讨论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到1955年，他被任命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时，茅以升曾筹建重庆两江大桥。1946年，他进行上海市越黄浦江工程的研究并提出了报告，而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上海市为建桥隧的定址问题，经过几番论证周折之后，最后定下来的位置恰恰是茅以升半个世纪前选定的位置，由此可见茅以升当年的工作之价值。茅以升不愧为中国现代桥梁事业的先驱与泰斗。
土力学是工程力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用于土木、交通、水利等工程，从土的应力、应变和时间关系出发，研究地基承载力、侧壁土压力、土体变形和边坡稳定性等课题。远在几千年以前，中国和其他文明古国在兴修河堤和宫殿的工程中，已经开始用夯实土筑堤和用木桩加固地基，从生产实践中逐步积累有关土力学的知识和经验。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土力学则与以下这些西方的研究成果分不开：库仑于公元1773～1776年间提出土的抗剪强度法则和挡土墙土压力计算理论，兰金于公元1857年提出土在塑性平衡状态下的应力计算理论，泰沙基于1923～1925年间提出土的有效应力概念和一维固结理论，费莱纽斯和泰勒于1927～1937年间发表土坡稳定性的圆弧滑动分析方法。与此同时，土的钻探和原状取样技术以及三轴试验技术不断发展。泰沙基1925年写成《土力学》专著，随后又于1942～1948年间写成《理论土力学》和《工程实用土力学》。土力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成为各大学土建、水利系的必修学科之一。
当土力学研究在国际上开始兴起的时候，国内大学还没有专门讲授这一学科的课程。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施工中遇到桩打不下和沉井下沉发生歪斜等现象，经过对钱塘江流沙的研究，他感到土力学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立即开始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这门新兴学科。他对库伦土压力经典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经常与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的创始人太沙基教授通信讨论研究。1938～1941年间，他在唐山交大(今西南交通大学)开课讲授，是中国第一个讲授土力学课的人。同时向全校师生作“Stresses on Retaining Wall”等学术报告。1940年，茅以升与其兄、弟捐款，请中国工程师学会设“石渠奖金”，专奖研究土力学的优秀会员。1948年，他在上海发起“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基本建设工作全面铺开，铁路、公路、建筑等各个领域，均面临许多复杂的地基基础问题，急需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方面的人才与技术，这时，茅以升认为应尽一切努力普及并提高土力学知识，他于1952年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组织成立了土力学小组，举办土力学学术交流和普及讲座。在他的倡仪下，这种土力学学术活动逐渐传播到天津、上海、南京各地。1957年，茅以升主持成立了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并成为国际土协的团体会员。同年，他代表中国土力学学会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为中国土力学界在国际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几十年来，中国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科学技术已有显著的提高与发展，这一切与茅以升的长期领导和关注是分不开的，他对中国这一科学技术的开拓、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领导下的新唐山交大，在很短的的时间内，展开了一幅光芒万丈、前程万里的景象。一方面，唐山交大的教学机构和力量得到扩充；另一方面，更计划成立研究所，将唐山交大建成全国铁道技术的科学中心。1950年3月1日，铁道部铁道技术研究所在唐山正式成立，唐振绪任所长。同年9月，更名为铁道部铁道研究所，领导机构迁京，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茅以升为研究所所长。1956年5月后，铁道研究所又更名为铁道科学研究院。
茅以升担任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工作，长达三十二年之久。1950年，他被任命为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时，全所只有六十人，四个研究组，只能从事一些试验工作。他不计较单位大小，职位高低，他考虑的是，要发展铁路运输事业，必须发展铁道科学技术。在茅以升看来，铁道科学是一门内容极其复杂而理论又比较高深的综合性的“技术科学”，这是一个需要开拓和发展的领域。他一方面亲自主持院务工作，另一方面以研究院为基地，研究科学管理、科研方针，中国铁路建设与铁路科研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他的教育、生产、科研相结合的思想。这一期间，他结合在科研管理上遇到的问题，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和文章，如《科学研究的组织和体制问题》、《中国铁路科学研究的远景》等，阐述了科学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基础科学与生产专业之间，技术科学是桥梁”，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的任务是使技术经验理论化，学科理论实用化。“生产技术是技术科学的实践，实验技术则是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实践。对生产而言，实验技术是生产技术的前导，有时生产技术亦有实验技术的性质，这就是‘中间工厂’中的生产”，指出生产技术需要综合的技术科学中学科的综合理论。
首先，他肯定了铁道科学研究院主要从事技术科学研究，他明确提出：“铁道科研工作当然应该为铁道运输服务，也就是在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要求上，负有解决技术问题的主要责任”。他还指出，铁道科学研究院“既然是一个专责研究机构、应当首先根据需要与可能充实和建立必须的组织机构，设置必要的研究部门，使它逐渐发展成一个研究的中心，并在工作上明确与铁道学院，其他有关铁路的高等院校及与现场单位的分工合作关系”。针对铁路专业技术综合性的特点，他强调铁道科学研究院也要办成铁路专业齐全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茅以升的办院思想，始终贯穿着理论结合实际，科研为生产服务这一条红线。他参加主持制订的1956、1963、1977年铁道科学研究工作远景规划，都是“针对运输生产建设的技术关键，选定铁路发展中的重大、综合、长远、理论方面的课题，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解决实现铁路现代化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1956年编制铁道科技发展规划时，他站在全路科技发展的高度，强调要把铁道系统中的全部科学力量组成全国性的分门分类大小成套的科学工作网，把铁道科学研究院作为整个铁道科研力量，全国科研工作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核心来考虑。
茅以升主张“生产中来，生产中去，科学为生产服务”，科研立题要结合运输生产需要，而且强调要尽快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上去，要求“加强发展研究，安排好中间试验，及时组织科研成果的审查、鉴定和推广、形成运输生产力”。他主张对课题进行经济核算，认为只有通过经济核算，才能体现出科研工作投入少、产出高的特点，进一步明确科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茅以升就针对科技迅速发展这个现实情况，强调职工继续教育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性。组织各种专业训练班，建立大学生进院摸底考试制度和导师制度，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补课和培养。先后在院内成立了红专大学、科技学院和教育中心(研究生部)。铁道科学研究院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茅以升八十岁高龄还亲自招收研究生。
铁道科学研究院在茅以升的领导下，经过全院职工的努力，到1980年，全院职工已达六千九百十人，其中科技人员两千七百十人；全院设有十六个研究所，梁个工厂，一个环形铁道试验段。仅仅在1978～1980这三年，该院就提供了八百三十四项科研成果和阶段成果。
自建院至今，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承担了国家和铁道部几千项科研课题，取得科技成果两千六百八十四项，其中获国家级奖一百五十九项，省部级奖六百十一项。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积极加强同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国际知名度正不断提高，已成为国际著名的中国铁道科研开发机构。茅以升作为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之一，值得今天的铁路人永远怀念。
从1920年起，前后约三十余年，茅以升在教育战线上，倾注了不少心血。除了在母校唐山交大任职之外，他还曾出任东南大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北洋大学等多所大学校长，立基创业，功绩显著，成为知名的教授和杰出的教育家。
茅以升在各校任职期间，对校务管理、学校体制、课程设置、教学设备、科学研究、学术活动、教学作风、学生工作和校园管理等，都亲自过问，并作了重大改进。
他在教学工作中，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素以认真、严格、诲人不倦著称。授课时讲求概念清楚，逻辑严密，注意深入浅出，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用事例解释理论概念，力求讲清每一理论原则的实践意义，使学生透彻领悟，融会贯通。课外与学生交流，尽心辅导，并征求意见，以改进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茅以升不断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力学习、自力研究的习惯和能力。他反对把学生当作“受体”的灌注式教学，实行启发式教学，使学生成为“主体”。他以自己的治学经验“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要求学生。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是通过“考先生来考学生”。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先指定一名学生，让他就前次学习课程提出一个疑难问题，从学生所提问题的深浅，可知他对课程是否作过深入的钻研和探讨及领会程度。问题提得好，或教师都不能当堂解答的，给提问学生打满分。如提不出问题，则由另一学生提问，前一学生作答。这一方法推行后，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学习思想极为活跃，学业大进，深受学生欢迎。同时，学生所提问题，能使教师受到启发，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亲自带领教育科学生来听茅以升的课，对他的教学方法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中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推广”。
茅以升认为旧教育的弊病是理论与实际脱节，通才与专才脱节，科学与生产脱节，片面追求理论教育的“质”，严重忽视培养人才的“量”。他于1926年在上海交大三十周年纪念刊和《工程》杂志上发表《工程教育之研究》的论文，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欧美教育制度，呼吁建立适合中国现状的教育制度。主张“先授工程科目，次及理论科学，将现行程序完全倒置”。并且从学制、招生、课程、考核、教授、实习、服务等方面，提出大破大立的改革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认为为新社会培育人才，更应进行教育革命。1949～1950年，他撰写专论《教育的解放》、《习而学的工程教育》等，强调按照人的认识规律，由感性知识入手，进而传授理性知识，先让学生“知其然”，而后逐渐达到“知其所以然”，从而把理论与实际、科学与生产、读书与劳动、学校与现场紧密结合起来。1962年，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统整理写成《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小组会上发言，受到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
此外，他还强调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科技水平，投身科普工作，抓业余教育和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他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修建钱塘江桥时，茅以升就立下决心，要使已组成的桥梁技术班子，在钱塘江桥建设中得到锻炼，成长壮大，让他们在祖国的江河上修建各式各样的大桥。为此，他把钱塘江大桥工地办成了训练培养桥梁技术人才的学校。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未来的建桥队伍，在大桥施工期间，每年暑假前还致函国内各工科院校，请他们选派三年级大学生八十人来工地参观实习两个月，每天上课十二小时，其余时间分派至各工点实习。桥工处不仅供应食宿，热情接待，还指定专人讲解、辅导。茅以升本人也在百忙中抽时间为他们讲课。这一创举，受到各大学的热烈欢迎。
钱塘江桥工处在完成本身任务之处，为了锻炼队伍，还接受一些其他桥的设计任务，如广州“六二三”桥；福建省峡兜乌龙江桥的测量钻探、初步设计；1936年，为筹建武汉长江大桥，进行了钻探和桥址比较工作，并作出了建桥计划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提出“武汉大桥计划草案”。这些工作，虽因经费无着落而无结果，但锻炼了人才，为以后的建桥者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1941年，在主持唐山交大复校并恢复正常教学以后，他又一次虚席让贤，自己去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就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开始谋划抗战胜利后修复铁路、修建桥梁等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生活艰苦，很多有志造桥的工程技术人员，谋生无路。1942年，他赴贵阳任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筹备中国桥梁公司。从着眼未来出发，他将钱塘江桥工处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吸收到桥梁公司，培养他们成为桥梁建设的技术骨干。当时，虽然没有桥梁设计施工工程，就组织他们学习，研究桥梁的设计和施工，布置桥梁标准设计系列，并搜集参考资料，为武汉长江大桥、上海越江工程及修复遭破坏桥梁等工程准备方案。1946年，茅以升代表上海“越江工程委员会”提出了《上海市越江工程研究报告》，接着又承担了部分桥梁修复工程，其中包括承办钱塘江桥正式修复的设计与施工。尽管这些工作无利可图，却培养了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对祖国的建设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期间，茅以升不顾一些人的责难，派人经营商业，以其收入作为公司职员的生活费用，显示了其务实的工作风格。1944年，桥梁公司经济十分困难，濒于倒闭，茅以升筹划未来，从培养人才着眼，还毅然送大量人员去美国实习。对出国人员的家属，照支工资，直到回国。这批留美人员各有专攻，收获很大，归国后，大都成为祖国大型桥梁建设的前驱和骨干，在祖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茅以升还是中国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他是一位极为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两百多篇论著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著和科普文章约占三分之一。
1963年，茅以升应《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邀请，连续写了几篇《桥话》。这些文章既通俗易懂，又生动传神，向大量的普通读者讲述了许多关于桥梁的科学知识。这些优秀的科普作品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和称赞。
茅以升的科普文章写得好，得益于他对文学的热爱。像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肖伯纳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曹雪芹的《红楼梦》，郭沫若和老舍的戏剧作品，以及《全唐诗》、《宋词》等，他都读了不止一遍。
茅以升一生写过很多科普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钱塘江桥》和《武汉长江大桥》这两本书。1981年，他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荣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
茅以升如此重视科普工作，与他对科普工作价值的认识分不开。在《科研与科普的十个关系》这篇文章中，茅以升认为，科普与科研是可以互相促进的，科普工作是科研人员的份内工作，有着重大的社会效益。他之所以对科普工作投入极大的热情，也体现了他对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殷切期盼和希望祖国早日繁荣富强的赤子情怀。
茅以升在桥梁建设方面的成就世所公认，1948年7月，他当选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士；1953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
1959年起，为九三学社副主席。1960年起为北京市科协主席。
1982年被选为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1984年被选为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名誉会员。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因病逝世于北京。他撰有《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中国桥梁·古桥与今桥》、《力学概论》等专著留世。
如今，茅以升早已驾鹤西去。他终生奋斗、追求，为国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为人正派，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他思想通达，胸襟广阔，是不可多得的领导型科技人才。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终生未改其书生本色。茅以升不但给交大的学子、老师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给所有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跟帖时间 2010-03-02 10:21:2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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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氏的宗祠通用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三茅仙术；四世义门：上联典指西汉朝时期的咸阳人茅盈，字叔申，十八岁时弃家赴恒山修道，后隐居句曲，人称“茅君”。他二弟茅固官执金吾，三弟茅衷官五官大夫，都弃官渡江，到东山找他修道，后都得仙而去。据说老君任茅盈为司命真君，茅固为定箓真君，茅衷为保生真君，世称“三茅君”。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泰州人茅信卿，全家百余口人四世同居。每天早上，家长坐堂上，以下按长幼而立，垂手听从活计安排，完成了再复命。有懒隋者，受鞭打惩罚也无怨言。不论严寒、酷暑，都是如此，太守霍仲顺报告给朝廷，旌表其门为“四世孝义之门”。
同堂四代；脊令三君：上联典指宋朝时期的茅氏名人茅信卿，秦州人。四世同居，举家百余口。每旦家长坐堂上，卑幼各以序立，拱手听命，分任以事。毕则复命。州守霍仲顺闻于朝，旌旗其门曰“四世孝义之门”。指西汉朝时期的道人茅盈及其弟子茅固、茅衷三人修道于恒山，都得道成仙。相传太上老君拜茅盈为司命真君、茅固为定箓真君、茅衷为保生真君。
杀鸡奉母；破瑶安民：上联典指东汉朝时期的陈留人茅容，字季伟，四十多岁时在地里耕种，到树下避雨时，别人都蹲着，只有他正襟端坐。名士郭泰见了，感到惊异，晚上便住进他家。第二天一早，茅容杀鸡给母亲吃，自己则以青菜与客人一起吃。郭泰向他行礼，赞为“贤人”，又劝他读书学习。后来，茅容果然成为贤德之士。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归安人茅坤，字顺甫，号鹿门，善古文，又好谈兵。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广西兵备佥事，曾攻破瑶族十七寨，使一方得以安宁。著有《白华楼藏稿》、《玉芝山房稿》等。
广平世泽；孝义家声：全联典指宋朝时期的茅信卿，四世同居，治家有方，朝廷表彰为“四世孝义之门”。
华山乐道；南亩供亲：上联典指战国时期的秦国人茅濛师鬼谷子，受长生之术，遂入华山修炼，道成，乘龙白日升天。下联典指后汉朝时期的茅容，年四十余，耕于野，郭泰宿其家。第二天杀鸡供母，自以蔬菜与客共饭，郭泰拜之曰：“卿贤乎哉！”因劝令学，卒以成德。
2.五言通用联：
老群拜司命；始皇封上卿：上联典指西汉朝时期的道人茅盈，字叔申，咸阳人。相传，太上老君拜他为司命真君。下联典指秦朝时期的谏官茅焦，齐地人。任始皇谏官。为始皇迁母于雍地事，劝谏者被杀了二十七人，他冒死又谏，历数始皇罪恶并指出其对秦王朝的危害。终于使始皇警醒，被拜为上卿。
春光无限好；重任在双肩：此联为化用当代铁路梁专家茅以升《为〈人物〉青年专号题词》集字联。题词全文是：“双重重任在双肩，应是青年胜老年。无限春光无限好，时来又见养花天。”茅以升，江苏镇江人。他于1920年在美国获工学博士学位，担任过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
3.七言通用联：
东来紫气歌盛世；海宴河清庆新春：此联为鹤顶格嵌典茅氏名门望族居住地之一东海郡的嵌字联。
博通儒学推知至；壮烈忠义誉大芳：上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国子助教茅知至，仙游人。操尚介洁，博通坟典。介六经孔孟之道貌岸然，以开明人心。著二十一史绎，注十三经旁训，以阐发奥旨。后荐于朝，补国子助教。后归隐。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副都御史茅大芳，泰兴人，博学能诗文，明洪武中为淮南学官，擢秦府右长只，辅导尽职。明建文初期升迁副都御史。靖难兵起，寓书淮南守将，忠义激烈，闻者壮之。燕师入南京，不屈而死。
经史俱擅称博士；文武双全号奇才：上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博士茅镛，字庭韶，仙游人。性嗜学，通经史。明朝正德、嘉靖间，纂修明孝宗、明武宗实录，茅镛皆被征与修。书成，授博士。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博士茅坤，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人。善古文，又好谈兵。累官广西兵备佥事。后迁大名副使。常提兵戌倒马关，总督杨博视其营垒，叹为奇才。有《白华楼藏稿》等。
奇勋屡立专祠祀；大节克全事建文：上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名人茅诚的事迹。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副都御史茅大芳，泰兴人，事典。 跟帖时间 2010-03-02 10:16:4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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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氏的字辈排行 -- 山东济南茅氏字辈：“敬镇海…”
福建东海茅氏字辈：“泰元天道会礼乐盛家声立得宗先哲培才毓俊英志学方邦远文章佐国桢继武绵祖泽增华弈世荣”。
江苏南通茅氏字辈：“大盛家生于万斯年受天之佑长发吉祥”。
茅氏一支字辈：“炳荣仕晋树桂嘉世芝”。 跟帖时间 2010-03-02 10:14:2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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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氏的家谱文献 -- 浙江鄞县茅氏宗谱，(清)茅德本撰，清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台湾。
上海崇明茅氏宗谱，(清)茅永福等修，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中和堂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镇江京口茅氏五修宗谱八卷，(清)茅奎光、茅应驄等修，清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谷玉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镇江京口草卷茅氏宗谱八卷，(民国)茅乃裕、茅乃济等重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宁波鄞东茅氏创谱一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吴三才纂修，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敦本堂创修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余姚黄山湖茅氏家谱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茅拔茹总辑，民国七年(公元19l8年)敬爱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浙江余姚黄山湖茅氏家谱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茅大可续纂，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敬爱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余姚市梨洲文献馆。
余姚黄山湖茅氏家谱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茅拔茹纂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敬爱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上海青浦茅氏宗谱，(民国)茅桂钰纂，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跟帖时间 2010-03-02 10:12:1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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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东海郡：亦称郯郡、海州。东海郡在历史上有三处：①治所在郯邑(今山东郯城)，后置郯县，属徐州刺史部，为县、郡、刺史部治，在氏族社会末期境内已有人群定居，时境为“东夷”之地，太嗥氏为东夷一著名酋长，少嗥氏为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夷族杂居于此，称“炎”地，周朝时期封炎族首领于此，称炎国，后演化为郯国。春秋时期，郯国附鲁，“郯子朝鲁”、“孔子师郯子”即出于此，战国时期为越国所灭。秦朝时期始置郯郡，后改称东海郡。；秦、汉之际曾称郯郡，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郑城一带，治所在郯城县北部；西汉时期下辖三十七县，其时辖地在今山东费县、临沂、江苏赣榆以南，山东枣庄、江苏邳州以东和宿迁、灌南以北一带地区。②东晋时期置于海虞县(今江苏常熟)的东海郡，后移治所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费县、临沂县、江苏省赣榆县南部、山东省枣庄市、江苏省江苏省邳县东部和江苏省宿迁县、灌南县北部一带地区；唐贞观六年(壬辰，公元632年)撤县入下邳，唐元和中期复置，始有“郯城”县之名，不久又省入临沂；元朝末期复置郯城县，明、清两朝之后县域有变，但县名未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其地隶属山东临沂地区。③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及后来的隋、唐诸朝时期，以海州为东海郡，治所在朐山(今江苏连云港海州镇)，其时辖地在今江苏省东海县以东、淮水以北一带地区。
陈留郡：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庚辰，公元前221年)置陈留县，汉武帝元狩元年(己未，公元前122年)改置陈留郡，治所在陈留(今河南开封)。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东部至民权县、宁陵县、西至开封市、尉氏县、北至延津县、南至杞县一带地区。北魏时期改治到浚仪。隋朝开皇初年(辛丑，公元581年)废黜，隋、唐两朝皆为汴州陈留郡。1957年丁酉并入河南省开封县。
晋陵郡：又名延陵、毗陵、常州。春秋时期，吴王寿梦之子季札为避让王位躬耕于舜过山(今江苏江阴申港)；周灵王二十五年(甲寅，公元前547年)，吴王徐祭遂封季札于延陵。延陵邑大约在今常州、武进、江阴、丹阳一带，是为常州历史上见诸文字最早的名称。延陵先邑后县，其名相继沿用三百四十五年。西汉高祖五年(己亥，公元前202年)改延陵为毗陵。毗陵之名从县治，到三国吴嘉禾三年(甲寅，公元234年)置典农校尉屯田垦殖，到西晋大康二年(辛丑，公元281年)建郡统县，相继沿用五百零六年，其间，虽曾在王莽当政时改过毗坛，但时间很短前后仅十四年，东汉建武元年时又复称毗陵。毗陵为郡曾统辖丹徒、曲阿(丹阳)、武进、延陵、毗陵、暨阳(江阴)、无锡七县，是为江南大郡。以毗陵命名的江南大驿一毗陵驿就设于此。西晋惠帝永兴元年(甲子，公元304年)为避东海玉世子晋陵讳，改毗陵为晋陵，晋陵之名前后沿用二百九十余年。其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士族纷纷南迁，占地聚居，设置侨治郡县，一度曾在武进县境内设有兰陵郡、兰陵县，在晋陵县境内设有东莞郡领宫县、东莞、姑幕三县，直至南朝末期遂先后废止。隋文帝开皇三年(癸卯，公元583年)废郡，以州统县。隋开皇九年(己酉，公元589年)于常熟县置常州，后割常熟县入苏州，遂移常州治于晋陵，常州之名由此始，此后，虽曾改称过毗陵、晋陵、长春、尝州，但时间都很短暂，而常州之名不论贯州、称府，为郡沿用至今将近一千四百年。唐武宗会昌四年(庚申，公元840年)升常州为望，列入全国州府十望之一。清雍正四年(丙午，公元1726年)析武进另置阳湖，析无锡另设金匮，析宜兴另立荆溪，加上原领江阴、靖江，常州府统领八县，故有“中吴要辅，八邑名都”之称。晋太康二年(辛丑，公元281年)曾分曲阿(丹阳)、丹徒东部地区置武进县。嗣后各朝时有置废分合，改称过兰陵、永定，并入过曲阿、晋陵，析置过阳湖。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废常州府，阳湖县并入武进县，城区一度称武进市，沿称常州。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城乡分别建立常州市和武进县。1953年，常州市为省辖市。1983年3月1日，常州市管辖武进、金坛、溧阳3县。1990年8月、1993年11月、1995年7月三县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成立溧阳市、金坛市、武进市，仍由常州市管辖。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现辖金坛、溧阳两个县级市和武进、新北、天宁、钟楼、戚墅堰五个行政区
2.堂号：
东海堂：以望立堂。
陈留堂：以望立堂。
晋陵堂：以望立堂。
中和堂：资料有待补充。
谷玉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敬爱堂：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3-02 10:09:2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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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氏的迁徙分布 -- 茅氏或是比较典型的汉族姓氏，历史悠久，但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大陆与台湾省均未进入前三百大姓，在宋版《百假姓》中排序为第一百十九位门阀。
茅氏出自姬姓，发源地是今天的山东省金乡县西南一带。周公旦是西周时周文王的儿子，他的第三个儿子名叔，叔受封于茅邑，世称茅叔，茅叔建立了茅国。后来茅国被与其接壤的邹国所灭，茅国的王族子孙就相约以原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于是，就有了茅氏。
茅焦是秦始皇时的一个客卿，当时秦皇太后与嫪毐私通，蓄谋作乱，事情败露后，秦始皇把太后打入阳宫，并且下令，凡为此事进谏的人一律处死。茅焦则冒死进谏，晓以利害，秦始皇悔悟了，于是，把太后接回咸阳。茅焦则成为秦朝的重臣。
今江苏省的南通市、吴江市，浙江省的杭州市，山东省的济南市、郯城县，福建省的福清市、莆田市、仙游县、尤溪县、大田县、沙县等地，均有茅氏族人分布。 跟帖时间 2010-03-02 10:07:2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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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氏的各支始祖 -- 茅元万：于元朝世祖二年(公元1261年)由江苏吴江入浙江严州府(今浙江杭州)淳安县西门坊，未居数年即携眷入闽在延平府(今福建南平)，一年后转迁至沙县，后裔散居各地。本支二世祖茅廷祥、茅廷礼。是为福建东海郡茅氏始祖。该支散居各地，辈分不尽相同。家训为：“敬祖宗，孝父母，敦友爱，重读书，勤职业，慎婚姻，戒奢侈，重王税，息争讼，立规例。” 跟帖时间 2010-03-02 10:04:4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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