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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辈子做一片云，看山川流水 跟帖时间 2010-12-29 12:12:4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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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的历史名人（二） -- 董 诰：(公元1740～1818年)，董邦达之子。著名清朝大臣。
清乾隆二十八年中探花，乾隆大帝将其改为二甲第一，作金殿传胪，形降实升。
累官至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擢文华殿大学士(宰相)。他通晓军事，台湾、廓尔喀平定也列名功臣。
在和坤当权的时代，他与王杰独不与其苟合。清嘉庆皇帝铲除和坤时，他也发挥了较重要作用。
他与其父一样都是当时有名画家精书法、善绘画。
他五次归还故里，生活简扑，平易近人从不倨傲，深为邻里称道。清嘉庆二十三年致仕归家，农历10月去世，终年七十九岁。
他父子历事三朝，虽身居显要，但两袖清风。清嘉庆皇帝在哀诗中赞扬他：“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田庄。”
董福祥：(公元1840～1908年)，甘肃固原人(今宁夏固原)。著名清朝将领。
出生于王朝山地方一个贫苦家庭。其父世猷，不事农业，是当地一个很有势力的哥老会首领和赌棍。董福祥在幼、青年时期，经常跟随乃父活动于帮会、赌场中，深受所谓义气侠勇的熏陶和勾心斗角的习染。
公元1862年，董福祥二十二岁，那时太平天国转战于南方，反清的捻军纵横于中原。不甘受迫害的回民先后起事于陕甘。尤以陇东回民起义，势成燎原，先由豫旺城把总马兆元领导兵变，继而固原、盐茶(今海原县)、平凉三处回民群起响应，杀官据城，声势颇大。当时环县、固原等处汉民，既因清廷虐政不堪其扰，又因战事纷起，家乡难保，遂群起拥董以谋自卫。董福祥与其父利用哥老会和赌友关系，在不数日之间，即聚众数千，揭竿而起，占有了固原、环县之间的广大农村，并与邻近的民军相呼应，一面杀官劫库，一面保卫家乡。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由于陕西回民义军受创，全部转入陇东一带。董福祥乘当地汉民群情恐惧和清军不暇西顾之际，便大肆号召起来，因而来归者益众，声势更为壮大。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清军仍以全力在陕镇压捻军，不暇西顾，这时在甘肃的回民义军由于各地回民纷起响应，进展极为神速。如平凉回军破固原，河州回军陷狄道，宁夏回军占灵州。董福祥即利用在甘少数清军狼奔豕突疲于应付的机会，在巩固已占地区的同时，又率众向外发展。继以陕西捻军受挫，清廷调固原提督雷正绾、甘肃提督陶茂林等率部援甘—举攻下平凉，又以靖远回民义军张职璐率部反戈降清攻占了固原、盐茶，回民义军一时受挫。但以当时道运不通，陶、雷两部士兵，军食不继，斗志不坚，逃亡益众，因而陇东的清军与回军相持不下，形成了一种“拉锯”局势。董福祥就乘机劫夺物资，招收人马，补充武器，因而实力更为壮大。当时在环县、固原一带所谓自卫“团练”中的苏存宏、高二、沙三、张俊、李双良、杜乃子、姚旺等部，其中惟董福祥部势力最大，号称劲旅。稍后，其他“团练”之间相互猜疑，时相兼并，如高二杀了苏存宏，沙三又杀高二，张俊又杀死了沙三。于是当时各团练的首领，如张俊、李双良、杜乃子等，为了自保，共同倡议进行统一民团运动，遂共推董福祥为“团总”，张、李、杜等副之。那时董在环、固一带的势力渐趋稳固，并与邻近回民义军划界相约，互不侵扰，共抗清军。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清军在甘到处败北，回军势力益张。清军陶茂林部溃败于安定(今定西)，几不成军。雷正绾军攻金积回军马化龙部，董福祥率众策应夹击清军，使雷军败于金积，溃于豫旺，哗变于固原，退逃至平凉。董福祥乘胜大举追击，缴获无算，威震一方。
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董福祥已拥有数万之众，武器已由以刀矛棍棒为主转而以土炮洋枪为主了，部队有步队也有马队。这时他以安化(即环、庆、固边区)为根据地，东则联络集结陕境的汉民团练高万镒部，相约合力向东发展；南则联合占据庆阳董志塬一带的陕西回民义军首领崔三、穆二、穆三、穆四、马腊子等众，支援他们向南伸张；北则与金积回民首领马化龙柑结，互为屏障，共抗清兵。董福祥遂将部众分作两队，一队留守于安化的根据地，自率一队主力出征，由安化伸向保安(今志丹县)、曲子、元城子、合水等地。由于当时小麦一石价银一百六七十两，人民生活困苦已极，因而来归的更多。
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董福祥乘陕西清军堵击捻军无力兼顾之隙，又大举攻占了甘肃省之宁州、正宁、合水，陕西省之鄜州、中部、宜君、三水、米脂、绥德、宜川、清涧，并流动于安塞、桥扶峪、新集、老集、董园、安边、定边、盐池各地，声势更大，常与清军刘厚基、鄢太愚、段登云等相对抗。董又联合张福满、欧狗儿、扈正喜等当地团练进掠甘泉，企窥延安。 是年秋，董福祥部已将盐池、安边、定边、靖边等地据为已有。为了巩固后方，他感到环、固的根据地毗近清军驻有重兵的固原、庆阳，形势不稳，于是决定以三边(定边、安边、靖边)为根据地，即将留驻环、固地区的营底家属移于三边。复与灵州之马化龙、白彦虎相约，互为策应，结为联防，并与伊盟各旗协议，互不侵扰。
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董福祥部众已号称三十万，据有陕、甘数十县，南及延安，北达伊盟，东起绥德，西至环固，清军被打得首尾不能相顾，狼狈不堪，即榆林重镇，也岌岌可危。董福祥自封为陕甘自卫总团大元帅，他的下边凡拥众过万的，都封为元帅，内分老营(即董之基本队伍)、新营(以后归从的)、联防(如回民义军在其势力范围的以及汉民自卫团队未归编的)，其编制大体仿清军制，声势颇盛。
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捻军自陕西转入山西后。在陕的清军遂转兵西进“剿”回，北向击董，战争日趋激烈。适董福祥攻绥德未下，其元帅高万镒战死于三皇峁，所部四五万人，顿形解体。不久其另一元帅扈彰又率数万之众投降清军。董福祥为了鼓舞士气又率部再攻绥德，但仍受挫，返窥榆林，也没得手。接着其部将张登亦率众万余降清。这时董福祥曾指使李双良、李登、辛满城等前方部队假降，借以重整阵容，力挽颓势。待至是年12月间，清军北路招讨统帅、广东陆路提督刘松山率军自山西渡黄河进抵绥德，统一子陕北清军的指挥，开始大举进攻。时董福祥部尚拥众二十万余，另外还有一部联防的回民起义军数万，占有东自绥、榆，西至环、固，北起盐、定，南达清涧之数十县的广大地区。区内堡寨林立，崾岭相连，而清军总数不过十万。董福祥即将部众主力布置在大小理川南北之线，企图阻击清军。
刘松山到绥德了解情况后，没有采用全线“扫荡”的策略，竟出乎董福祥意料之外地施行了一点突破，直捣核心的战法，长驱直入闪击董福祥部。从公元1869年1月中旬大战展开，清军一战胜于大小理川，再战胜于瓦窑堡，三战又胜于隆腰镇、黑牛川、邱家坪，董福祥、张俊、李双良、李登、张万镒、姬春满等，退集镇靖堡共议对策。有的主张后撤宁夏与马化龙联合，共谋抵御；也有主张西去豫旺、环县躲开清军进攻宁夏去路，重整队势。最后，董福祥之父董世猷力主采用董部“参军处”(是一些文人谋士集合体)的主张：“揆度形势，惟有降清是上策。”当降清主张为大家所同意之后，又顾虑在大败之际投降，可能反遭杀害。董世猷说：“这样办，你们先把主力带走，躲进山去，我在这里向清军乞降，看看动静。反正我已老了，要杀他就杀。他们如果诚意招降，我再派人叫你们来投。”这样决定以后，董福祥即率余部转往距镇靖堡七十余公里的洛珠川一带隐蔽起来，继续收容溃部。
农历2月中旬，刘松山挥军逼近镇靖堡，董世猷出镇乞降，刘松山召纳之，并叫召董福祥等来投。
董福祥率众十万余人投降了清军，经刘松山整编，从中选留了一万多精锐编成三营，号“董字三营”。授封董为五品军功，统领三营，张俊、李双良副之。另为张俊编留一营，归董节制。所部统归刘松山统辖。其余部众分别遣归保安、安定、靖边等地为民，从事垦耕。
董福祥降清后，便积极为清廷效忠，镇压回民起义，取得了封建统治者的信任。实现了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从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到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的二十八年中，他的军事活动，可以分为首战金灵，西征河湟，进军新疆，镇压河湟事变四个阶段。
首战金灵：
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刘松山驻靖边，秉承左宗棠“屯田策”，准备作且耕且战稳扎稳打的打算，询之于董福祥。当时董力陈：“马化龙以教主关系，维系回心，难期内变，并能号召甘、新教徒前来增援。我如缓进观变，彼则声势更张。为今之计，正宜示强不宜示弱。乘大，军方胜之声威，利用甘、陕回众尚未全部会合，可直捣金灵，必操胜算。”刘甚为嘉许，正在就地备战之际，马化龙部众果尔四出攻击，定边、安边、宁条梁等地相继失守，更引起刘对董的重视。
农历6月间，董福祥即随同刘松山军投入了进攻金灵的血腥战斗中。农历9月间，吴忠堡下桥之役展开了双方主力战，刘军前锋全部投入战斗，势犹不支，战局甚危。于是刘命董抄敌之左侧背援攻，董则率部冲杀最勇，转败为胜。在吴忠堡的争夺战中，旷日持久，势成拉锯，董福祥是每战必从，亲冒矢石，冲锋陷阵，终使马化龙部败退。
农历12月初，刘军总攻波浪湖马化龙的长墙阵地时，由于墙高沟深，攻未能下，董福祥率部乘风沙大作的自然烟幕，绕道突入墙卡后，自午至酉，纵横冲杀，旋进旋退，肉搏七八次．终将长墙阵地攻破。战斗中董福祥右臂受伤，犹裹创奋战。
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农历2月间，刘松山在吴忠堡南乡马五寨接受马化龙乞降时小弹受伤，弥留时告其侄刘锦说：“我没听董福祥的话，现在身遭不测，悔之已晚。董福祥有智有勇，且甚忠诚，你年尚轻，经验不足，以后凡事多倚重他。”同时又嘱董竭诚襄佐刘锦棠，共成大业。刘松山死，清廷以其侄刘锦棠继统刘松山军。
农历3月间，刘锦棠召诸将会议，讨论战策。董福祥献“反包围歼敌”之策，并自告奋勇率所部担任诱敌，—孤军守于板桥。马化龙未审是计，乃出金积、汉伯堡四五千之众，围攻板桥。甫合围，清军又自外反包围，内外夹击，大获全胜。
董福祥在投清前，他要求部众，在战阵中，先以威力吓倒敌人，尔后掳其人马武器物资，以壮大和充实自己，严禁乱杀乱烧。自归刘后，他认为人马物资的补充有公家负责，他为了急于立功以取信任，就鼓舞所部以破城毁寨杀人立功为主。他经常说：“血多才能染红顶子。”这个“血”主要是指作战时杀人越多越好。
同年冬，清军已将金积堡团团围困了数月之久，绝其外援，断其粮道，人皆以树皮草根杂以牛皮等为食。马化龙认为势不能挽，乃亲赴刘锦棠营乞降，以挽救被围军民之生命。刘锦棠上报左宗棠。左当时批令刘锦棠监护马化龙，并转饬招抚未降回众，尚无加害之意。后刘锦棠、董福祥栽赃诬陷，酷刑逼供，奏报清廷马化龙“心存再叛”而将马处死。
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农历3月间，宁夏、灵州、金积等地回民义军皆被镇压，生者尽遣外地。是时清廷对参与讨马化龙战役者都有升赏，董福祥营得赏最多，董福祥升为四品游击，刘锦棠又另以金积、马家滩赐董，以示笼络。
同年农历6月，刘锦棠扶刘松山榇归葬于湖南原籍，以湘军提督萧章开权统刘军，分驻于宁夏各地。董福祥的三营，则屯驻于金积整训。该部在作战中的缺员，复自其已经编遣安置的旧部中招来补充，遂又成为一支额足勇壮的劲旅。
西征河湟：
同治十年冬(公元1871年)；左宗棠以河(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湟(今青海省)回民义军，仍顽强抵抗，遂檄调驻金积萧章开所统之刘锦棠部十个营，集中于甘肃之安定(今定西县)，以备策应。董福祥率所部四营，也参与了西征之役。翌年2月，左宗棠的行营自平凉进驻安定，召见了董福祥，并检阅了他的部队。左宗棠见其部队兵强马壮，大为嘉奖犒赏，称为西北干城。说是有此健儿，何患不平？勉董福祥好自为之，为国效忠。从此就更坚定了他的充当帮凶、追求权位的决心。
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农历7月，刘锦棠自湘募勇返甘，左宗棠命其统帅所部开赴西宁，董福祥部也随之投入了残暴的征杀。农历8月初清军抵碾伯(今乐都县)，即向老鸦峡、观音堂、桌子山、高家堡一带以白彦虎为主帅的陕西回军，展开了为时3个月的攻击。终于在羊角湾、罗家堡、二十里铺、十里铺的一次总攻战斗中，最后将据守之回众全部击溃，兵临西宁城下，解了城围。据说，董福祥三营在参与这次战役的十八大营中，战功最著。因为这次战役，是以山地战为主，且以碉堡战对碉堡战，这正是他最有经验最能用武的战场，因而所向皆捷。
同年农历10月末西宁围解，部队从事休整。两个月后董又随刘锦棠开始了向西宁以北之向阳-堡进攻，兵分三路，董福祥为右路，次年初攻克之。向阳堡攻克后，董随刘返军西宁，刘锦棠任西宁道，就地整军。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农历10月中，左宗棠以肃州久攻不下，遂白兰州到肃州督战。刘锦棠亦率董福祥等部由西宁取道永安、甘州前往助战。由于董福祥等部卖力向义军猛攻，肃州又复落入清廷掌握。
进军新疆：
新疆自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妥得磷(妥明)起事于北疆的乌鲁木齐，金相印发难于南疆的喀什噶尔，继而伊犁回民响应于西，哈密族众纷起于东，自是战事不断长达十二年之久。到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败入新疆的以门彦虎为首的陕甘回军与当地回军互相配合，对清军形成强大压力。清廷乃授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奏准以三品卿衔署西宁道刘锦棠率所部全军从征，董福祥就随刘入征新疆。董福祥在新疆历时二十年，由四品游击而参将，而协台，而镇台(总兵)，而一品提台(提督)，攀上了武职的顶峰，如愿以偿地达到了他“用血来染红顶子”的罪恶目的。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农历3月，董福祥随军自西宁进抵肃州(今酒泉)，农历4月集中于哈密，农历6月推进到古城，农历7月连克紫泥泉、阜康，而达距古牧地三十公里的九营街。接着又攻占古牧地城、迪化州、乌鲁木齐和玛纳斯城等地。董福祥因此获头等军功，赏黄马褂，袭骑都尉兼云骑尉职。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春，左宗棠分兵三路转攻南疆。左令刘锦棠率马步三十二营由乌鲁木齐趋达坂城，董福祥部随刘军自乌鲁木齐越岭而南，以“先攻后抚”策下达坂城。刘纳董言，“优抚”降众，令其首领随军“招抚”，遣其从众回去宣传。这一役给尔后迅速攻克南疆开创了有利条件。
农历9月间刘军向西进军，连克哈喇沙尔、库尔勒、库车、拜城，进抵阿克苏。至此东四城俱下，接着董福祥部又南渡戈壁，占领和阗，并在空台根满斯击溃义军残部，至是南疆战事最后结束，时在清光绪五年。
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清廷以新疆全局平定，乃诏左宗棠晋京“陛见”，以刘锦棠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移驻哈密，以广东陆路提督张曜驻喀什噶尔总办西四城边防。时董福祥领张俊、夏辛酉等军，分驻南疆最为富庶的叶尔羌、和阗等处。按照刘锦棠令诸将“在在不露战迹，时时不忘战心，蓄养精锐，静以观变”的指示，进行整训。大乱初定，董以胜兵之姿，独据一方达数年之久。据说他曾以办理善后名义，对地方的富有者大肆搜刮敲诈，又利用英、印籍官商和地方商人关系，广为经营进出口买卖。同时组成骆驼队，利用公家名义，经常往来于甘、青、宁、新之间，贩运牟利。对军中多年的欠饷，亦多领少发，甚至截扣不发。总之，他使用种种手段，巧取豪夺而大发其财。
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董福祥授阿克苏镇总兵职，移驻喀什噶尔。是时边防无事，其部众以饷项积欠累累，军粮亦有所克扣，层层中饱，积怨极深。咸以当初降清时董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诺言，已成废话，跟他只能共患难而不能享安乐了，遂起而谋变。一天夜里，董左营的两百多人，枪伤营官胡登花，冲出城外。本期董福祥下令追击，从而裹胁共同起事。不意董自知众心不稳，恐营勇与叛勇有约，如群起响应，将无法收拾。遂闭城不出，严加防范。起事的两百多人，后被擒拿，为首的均遭诛戮。据说董福祥经此兵变之后，人为震惊。他一向把自己的亲兵(即原随他降清的甘陕籍的兵)比作“霸王的八千子弟兵”，如今靠不住了。他感到若不设法慰藉和整饬，不仅毁誉败名，而且生命亦危。于是他对兵勇的待遇，大加改善。对老弱者予以遣返，或就地安置。同时到环、固、金、灵等地广为招募，对兵勇的家属亦优加照拂。兵心略定，军容重振。
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授董喀什噶尔提督，头品顶戴，辖西域防务。据说他当时尝以班超、张骞自诩，经常使人给他讲述班超、张骞征西的掌故和历代治疆的政绩，董心领神会，亦步亦趋。既以炫耀自己，又以傲视同僚。在督喀什噶尔时曾数上固边安民之策，为清廷所嘉许，因而益形骄横，目空一切。时刘锦棠任甘新两省巡抚，对董优容过甚。在董接任喀督时，刘的贺信中说：“有君督喀，余无南顾之忧矣。从此边防益固，疆政更昌，乃意中事耳。”这就使董更为骄横跋扈起来了。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董福祥奉旨内调，保卫京师。率所部马步十八营，道经甘肃又增带回部十营(如马安良、马海宴、马如蛟等部)。途过星星峡时，适地方建修三皇庙，请他题匾额，他题了“人之初”三字。人们原以董福祥本不学无术，但题词俗而不庸，一时传为佳话。
董福祥入京觐见，备陈征战情况和西北长治久安之策。慈禧大悦，加尚书衔，赏福寿字，对—所部优加犒赏。董力陈自己出身戎行，不胜重寄。清光绪皇帝嘉其“功高不倨”，遂谕特派白玉道、王学伊、安伟俊等四个翰林，随军襄佐，成为董福祥的“智囊”。
镇压河湟事变：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春，河湟事变又起。始而由于伊斯兰教中的新老教派之争，先后在河州、循化等地掀起了回民内部械斗事件。继以驻甘官吏的昏庸受贿偏袒一方，复将事态扩大。更以前往弹压的清军不查实情，就粗暴地认为新老教派的回众都属“一丘之貉”，皆是“造反之民”，遂一并“征剿”。于是新老教众，认为这又是清廷借机来杀灭回民，如不合作共抗清军，将必是“同归于尽”。从而爆发了河湟回族群众抗清的一场大战。当时撒拉族马占禄等围循化，河州回族闵伏英等攻狄道，马永琳围河州，大通的包良、西宁的包有福、海原的海四虎也先后杀官起而响应。“进剿”的清军，到处败北，穷于应付。清廷恭亲王奕沂荐奏董福祥统带甘军马步二十八营，自京赴甘，平定事变，并将陕军归其调遣。同时准董专折上奏(即不通过总督直接启奏各事)，给以全权行事的最高职权。
是年农历8月间，董福祥自京启行，沿途大张布告：投降的优恤重赏，抗命的痛歼不赦。入甘后以马安良(马占鳌之子，河州人，回族)为先行官，又起用马福禄任说降使。未战以前，已奏先声夺人之功。集结于狄道的董军，于农历11月初下令开始进攻。洮河三甲集一战获胜后，即兵不血刃连下太子寺、虎狼关、王家嘴、边家湾、康家崖、景古城、胭脂川，解了河州之围。义军一部就抚，一部西去，大部避于山乡荒野，旋亦降清。于是狄道、河州起义被镇压下去。时西宁一再告急，董福祥遂派总兵何得彪、张成基、张铭新、马安良等先后前往驰援。董福祥驻河州，令马福禄等办理善后。清廷以董福祥用兵神速，议叙董福祥为甘肃提督，总统甘军。
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春，西宁一再告急，清廷迭电催董福祥亲往“督剿”。董福祥于农历5月上旬离河州，5月21日抵西宁。了解情况后，增派新锐部队，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又以马福禄担任南路劝降，以马安良担任北路招抚，着崔伟等往西路分化义军。同时北联新疆驻军，南结四川联防，西约藏蒙王公贵族，共同商定外堵内追，速战速决的方案。于是各路并进，时未两月，而西宁各地起义大都被镇压下去。又经过继续“扫荡”，到同年7月底，青海全境已告“肃清”。清廷晋升董福祥太子少保。在大力缩编甘军的情况下，特旨准董福祥编留得胜之兵二十营，驻于西宁等地整训。至此，声震一时的河湟事变被镇压下去。
反抗八国联军：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清廷由于光绪帝赞许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的主张，西太后极力反对，与直隶总督荣禄密谋，欲废光绪而自掌清政。为了加强京师的实力，遂调董福祥入京。董到京时清廷以破例之礼，欢迎其“凯旋”于芦沟桥畔。对董部优为赏赐，对董赐以紫禁城骑马肩舆，赏穿嗉貂褂。据说嗉貂褂是贵胄眼，武臣得此，是最高的赏赐。旋编归直隶总督荣禄所节制北洋三军之一(提督董福祥之甘军，提督聂士成之武毅军，按察使袁世凯之新建军)。董于是也进一步地对清廷的守旧派表现了忠诚。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慈禧太后于农历9月21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将清光绪皇帝囚于中南海；之瀛台，下诏临朝“训政”。又诏命各军统归荣禄节制，重编前、后、左、右、中五大军：聂士成之武毅军为前军，驻芦台，扼守北洋门户——大沽、塘北；董福祥之甘军为后军，驻蓟州，兼顾通州；宋庆之毅军为左军，驻山海关内外，防东路；袁世凯之新建军为右军，驻小站，扼津西南要道；荣禄另募亲兵万人为中军，驻南苑，以卫京师。
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以来，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清廷腐败的浪潮，汹涌澎湃，莫能遏止。各地焚教堂、驱洋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各国驻京使节纷纷提出抗议。西太后和一些当权的王公大臣，统置各国使节的抗议而不理，认义和团的忠勇可恃，企图一举而将洋人洋物驱毁净尽，以恢复往昔的闭关自守。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春，更进而降旨命庄王载勋为义和团总统领，大学士刚毅为协办，并命董福祥与义和团联合。在京城的义和团即和董军到处焚教堂、杀教民、拆电线、烧学堂、捣洋楼、毁洋商。刚毅闻而大喜，誉董福祥勇如黄天霸。于是事态愈演愈烈，各驻京使节，纷纷向本国告急，要求派兵前来保护使馆和侨民。6月中旬日本派卫兵到京，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出城迎接，为董部破腹杀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端王载漪闻报后，特召见他，并伸拇指称他为“真是好汉”。接着端王又指使武卫军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于是下令宣战，以庄王载勋为步军统领，以刚毅统率义和团，连同董之甘军，端王之武卫军，开始向各国使馆聚居的东交民巷进攻，历时二十多天，死伤甚众，但一个使馆也没攻下。端王、庄王曾令董福祥纵火翰林院，企图延烧使馆付诸一炬，结果也失败了。
农历6月16日，英、俄、日、法、德、美、奥、意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大沽口。不久即攻占中国大沽炮台。清廷乃急调董福祥甘军自京驰赴北仓(天津西北)抵御，令武毅军聂士成守天津，直隶总督裕禄(主力是义和团)布防于杨村(京津之间)。同时电调董福祥部留驻甘肃的马安良率甘军十营(有说二十营的)，山西毓贤率义和团，和山东袁世凯的新军，火速兼程来京增援。
农历7月14日，天津被攻陷。继而联军集中兵力，大举进攻北仓。董福祥部和义和团虽在火器劣势的情况下，犹奋战二十天，曾多次出击歼敌，予八国联军以沉重打击。终以天津失陷和侧背受敌，乃于农历8月撤退北京，重整队势，固守广渠门、东便门、朝阳门之线的城防。
旋直隶总督裕禄战败于杨村而自尽。帮办武卫军务大臣李秉衡迎战于黄村亦败，在八国联军的尾追下，及至通州，全军皆溃，李遂自戕。农历8月14日八国联军在广渠门、朝阳门发动了总攻，战况至为激烈。防守朝阳门的董福祥部马福禄奋力死战，终以八国联军炮火集中轰击，死伤惨重，马福禄被炸死，该门遂陷敌手。继之东便门、广渠门，均为联军攻入。时义和团继续巷战，董福祥即收容残部，退守宫室，苦战了一昼夜。当时西太后和一些王公大臣计议，认为援兵不至，宫廷莫保，遂决定挈光绪帝出奔，留庆亲王奕勖在京求和。当联军入京后，不守国际公法，烧杀淫掠，形同匪盗。搜查宫禁，掠夺宝藏，国珍民财，损失无算。
北京被占领后，清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在董福祥护卫下，混于败兵中偷偷地出彰仪门西奔。西太后命董福祥为随扈大臣，节制全部满、汉马步残军，护驾西行。董福祥复荐奏以殉忠的马福禄之弟马福祥为护驾亲随马队，宿卫禁宫。
董福祥随后、帝抵宣化不久，山西巡抚毓贤率勤王之师赶到，奏谓山西全境的洋人势力尽被清除，遂又转往太原。由于联军南下保定，太原告危，董福祥力谏两宫赴西安。其理由为：一则暂都西安可以设朝理政，诏告各省共整勤王之师，外张不屈之势，内安国入之心；二则“圣驾”远离京城，既可避开联军直接威胁，又可使敌不敢孤军深入，有利和议折冲；三则如和议不成，犹能与敌周旋，且福祥久历西北，尚可纠集西北健儿，作和议之后盾，为再战之先锋。西太后甚为嘉许，遂于农历10月到西安。董福祥到西安后，犹以反洋勤王的功臣自居，认为总有一天会作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
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廷在签订卖国条约之前，在各国使团威逼之下实践先决条件，即诏令将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定斩罪，缓刑发配新疆，永生监禁；庄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赐令自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武卫军帮办义和团统领李秉衡，虽均死故，但亦不赦，均追夺原官；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定为即行正法。
对于董福祥的惩治问题，其说有二：一说清廷以董福祥在战阵失踪，骗过了八国联军；另一说清廷业已定谳，但未执行，以敷衍外人。而实际处理情况则是：议和时各国使团坚持杀董福祥，清廷则以董福祥拥重兵，仅予革职，将其软禁于西安皇城内。正在杀释未决，审度局势当中，突马安良等使用类似“兵谏”的形式，迫西太后恢复董福祥的自由。在董福祥出宫时，西太后厚为赏赐，并嘉其忠勇，慰其艰难，以安董福祥之心。同时准董福祥奏授马安良为甘州提督统领甘军。并准董编留卫队三营，仍名“董字三营”，人为三千。其各营统领为周某、薛某、姚某，皆军门提督衔，实职都是镇台。当董福祥自西安回归金积途中，董福祥深以清廷懦弱愤愤不服，并闻毓贤在发配新疆途中示斩于兰州，也怀自危之心。遂在旧属怂恿下，滞留于平凉之崆峒山上，拟以陕、甘、新三省联盟共抗外敌作号召，图谋再起。清廷闻之，极为震惊，乃急遣大员前往转致后意，劝董福祥以国家为重，以民命为重，暂屈和议，徐图中兴。最后董福祥终于接受了西太后如下的旨意：“董福祥知悉：尔忠勇性成，英姿天挺，削平大难，功在西陲。近以国步艰难，时多掣肘，朝廷不得已之苦衷，谅尔自能曲体。现在朕方屈己以应变，尔亦当降志以待时。决不可以暂日屈抑，隳却初心。他日国运中兴，听鼓鼙而思旧，不朽之功，非尔又将谁属也。尚其勉旃！”董福祥自是感知遇，释异图，毅然回归金积。
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董福祥在他原有的北京、西安、兰州、固原、金积、新疆等地的所谓“董宫保府”中，选择了塞北江南的宁夏金积之“董府”定居下来。据说这个府，是在清光绪二十年他晋京觐上特赏建府银三十万两，费时三年工夫而建修的。开工时是按尚书衔的提督府格局，将竣工时，董福祥又晋升太子少保衔而加以装璜成为“宫保府”的。府北侧原有的“统领第”(也称旧府)，遂让给族人居住。
董福祥回驻金积后，曾给金积带来了一些假繁荣、真剥削，假活跃、真压迫的新局面。随着董福祥定居而来的三千卫队，环驻在董府的周围，并建成了—条“董营街”。大府周围绕以小府(如姚府、周府、薛府、杜府、朱府…)，小府左右又是一般官兵的新第。不言而喻，街是董营街，而乡也成了董营乡。现在人们还习惯地称该处为“董营村”，就是这样沿袭下来的。当地群众在喧宾夺主的形势下，逐渐转变为“新主人”的长工短役。与此同时，金积县城也同样出现了以新代旧的行业局面。只董福祥家的商行就有什么天太裕、天太当、祥太魁、祥太和…等等，掌握着左右市场的雄厚资本，操纵着垄断专业的经营权威。其他随居的官员，当然也长袖善舞，亦步亦趋地做起生意来。
董福祥回驻金积后，另一个“人杰地灵”的新局面，就是“冠盖满城乡”。从董福祥定居金积以来，清廷或是为了防其反侧，或是为了眷念“忠良”，经常不断地有京官、省官、道府之官前来慰问；其旧部提督、总镇、协参之属，有的为了感恩念旧，有的为了联系说情，更是此去彼来地出入董门；还有的一般文武官员地方豪富，认为董福祥是一时受过，后必再起，因而奔走逢迎的也络绎不绝。当地州、县官员投其所好，更时常在金积城内关帝庙为董福祥演戏，跪迎跪送。逢年过节更为铺张，扎灯结彩，请其玩赏，博取欢心，以保官位。据说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金积是满街灯火，争奇斗妍。在东街还扎有灯牌楼，张灯六千烛，绘有全部西游记和三国故事的图画；西街设有阁灯塔，点蜡一万支，上画全部封神榜。董福祥观赏时还说：“我已为民，特与民同乐耳。”这期间，清廷为了使他终老田园，处处给以优遇，有时也采纳他一些建议。据说马福祥在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任靖远协台，就是他保荐的。那年他的一个差官叛逃时，他曾下令在金积城挨门逐户搜查三天，断绝了城内外的出入。他的卫队三千人，虽大部安家落户，各就生业，但他的三营人马仍按编制按月从甘肃总督府领取全部粮饷，直到他死去为止。尽管这样，董福祥当时还是不甘伏枥。
董福祥在金积曾把据为己有二十多年的马家滩开放，重新垦殖起来。所谓马家滩，当时是南至峡口，北达叶盛堡，东西两河之间的一块沃腴土地。以前为马化龙所占有，设为牧马场。在马化龙败死后，刘锦棠即划给董福祥。董福祥回到金积后曾将董营村被迫迁徙的农民移往该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黄河水溢，中卫、中宁一带遭灾，居民流离失所，董福祥除留中庄、连三寨一带沃腴地带外，允将其余地区拨给卫宁灾民定居下来。另外他还在同年为黄河大水灾给兰州捐赈银二十八万两，清帝奖其孙董恭以道员加二品衔官。此外他对金积的教育事业公益设施也时多捐赠。又如当时回族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的教门在金积重新创复起来，也得到很多董福祥的同情和支持。此外，他在息影乡间时期，外出仍是轿来轿去，前护后拥；家居依旧珍馐美味，养尊处优。但也有时故作农民打扮，草帽布服旱烟袋，躬亲田间，一则表示他是出身农民，还不忘本，取得乡邻赞誉；一则显露他的戎马余生，优游林下，其心实已无他。所以当时人们还流传着一句：“宫保好见，宫保的事好办；县官难见，县官的事难缠。”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秋冬之交，董福祥病笃。清廷曾几次下诏慰问，并派京医、省医前来诊治。他曾上疏，以“未能尽晚年之忠诚，以上报朝廷”为罪憾。在弥留时，嘱将他的余储银四十万两上交以充国帑。延至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农历1月9日逝世，终年七十岁。是年秋葬于固原南乡十里墩。
董必武：(公元1885～1975年)，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湖北黄安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董必武出生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1905年到武昌考入中学堂，接受近代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赶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官，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军政府总务科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回国后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并办学，成为湖北颇有些名气的教育家和律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转向共产主义，翌年和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董必武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一大”后董必武返鄂，公开职业是主持武汉中学，并在湖北一师等校兼课。他在校内秘密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从而在省内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党团员。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董必武成为湖北省政府三常委之一，并兼农工厅长，积极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推动工人运动。
1927年7月武汉政府反共后，由党组织安排赴日本，再转往苏联学习。
1932年回国后进入苏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庭主任等职。
1934年参加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他重返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后迁往重庆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1947年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后，主管华北财政工作，翌年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任政务院副总理、政法委员会主任，领导司法工作。1959年任国家副主席。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5年4月2日因病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岁。
董振堂：(公元1895～1937年)，字绍仲；北新河县人。著名中国工农红军杰出将领之一、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
董振堂1895年出生于新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立志要改造不平等的旧社会。
董振堂十三岁进入曹庄初级小学，十九岁高小毕业考入冀县中学，毕业时获得优秀模范学生的称号。1917年他投笔从戎，考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1920秋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2年春，毕业于该校第九期炮科。
抱着救国救民的目的，他在冯玉祥的陆军第十一师当见习军官。他曾随冯玉祥参加了推翻贿选总统曹锟的北京政变，驱逐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的斗争和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等活动。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国民军在绥远丘原誓师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北伐军南北呼应。共产党人刘伯坚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聘请原苏联红军团长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并派党政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担任全军党务宣传和训练工作。从此董振堂受到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在北伐战争中率部作战，会同友军一举击溃了吴佩孚的豫鄂联军，战功显著，深得冯玉祥的赞赏，短短几年便由一个见习排长提升为师长。
1927年，蒋中正叛变革命，破坏了国共合作，将中国推向了内战的深渊。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冯部黄河以南的残余部队被蒋中正收编调往山东济宁地区，董振堂任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
1931年春，蒋中正下令调第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进攻红军。企图让这支杂牌军和红军相互拼杀两败俱伤。广大官兵洞悉蒋中正的阴谋，都不愿南下，第七十三旅军人甚至把铁路掀翻，拒绝南行，使部队滞留数日才走。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移到被红色区域包围的宁都县城，部队伤亡惨重，加上水土不服，疾病流行，不少人相继患病死亡。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第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家乡。高级将领也联名通电蒋中正，要求北上抗日，但遭到蒋中正的斥责和重兵阻拦。董振堂在困守宁都的几个月中，面对红军的宣传和革命活动，他看到了中国希望之光。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在该军中的秘密组织，因势利导，努力促使第二十六军广大官兵向革命方向转化，党派赵博生与董振党联系，董振党立即积极响应，起义计划确定后，1931年12月12日，董振堂召集自己的部下开会，部署起义事宜。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的指挥下，于江西宁都举行了起义。12月15日清晨，宁都城里的战斗全部结束。
宁都起义打乱了蒋中正反共内战的反革命计划，壮大了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32年4月，上级党组织批准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1936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五军团也因此得名“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1935年8月党中央毛儿盖会议后决定，第一、第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1936年1月上旬，红五军团奉命同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三军合编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同年6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1936年10下旬，红军两万余人，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进军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937年1月董振堂红五军一举攻占了甘肃高台县城。正当高台人民欢庆胜利之时，敌军马步芳等部约两万余人包围了高台，经过七天激战，由于敌多我少，被迫入城坚守，在敌强大的炮火攻击下，至1月20日高台终于失陷，董振堂等红军将士全部壮烈牺牲。
同年，党中央为董振堂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赞誉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董 超：(公元1915～1990年)，原名董仲礼，山东新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4年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新泰县抗日游击队队长。1938年参加徂徕山起义。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四支队第一中队连政治指导员，一度与部队失去联系，后任新蒙独立营第二连连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特务大队副政治教导员、政治处主任，鲁中军区第十一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警备第二旅政治部主任，第九师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第二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鲁南、莱芜、孟良崮、开封、淮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鲁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系班主任、政治系政治委员、基本系政治委员、高级系政治委员，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70年任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安徽省军区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0年9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董永清：(公元1911～1995年)，江西吉水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经理处出纳科科员、科长，红一军团直属供给处主任、军团供给部军实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供给处处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供给部部长，冀热辽军区供给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后勤部部长，第十九兵团后勤部部长。参加了著名的石家庄、平津、太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第四分部部长、第五分部部长、志愿军后勤部副部长。回国后，历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5年11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董志常：(公元1915～1984年)，湖北大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第二十九团共青团委员会书记。参加过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供给部军需股股长，八路军第二纵队供给部军需科副科长、科长，冀鲁豫军区后勤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七纵供给部部长，第一纵队供给部部长，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供给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管理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兼特种部队计划供应局局长、白城办事处主任，总后勤部物资部部长、营房部部长，总后勤部司令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4年4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董启强：(公元1918～今)，四川巴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少将。
1932在北平读书，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考入南京军政部化学兵队，从事地下工作。1936年，根据中共浙南特委的决定，董启强从南京军政部化学兵队开小差到达上海，后到达陕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共青团中央工作。1937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援西军教导团政治教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政治部教育科科长，东进纵队政治部宣教科科长，冀南军区教导队政治教导员，冀南军区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部长，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进军区独立第四旅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四旅第十二团副政治委员，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东军区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第六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干部学校教育长、第二副校长，第一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教材编委会副主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二分院政治委员，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副政治委员，1979年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政治委员，参加了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的领导工作。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董洪国：(公元1910～2001年)，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参加苏维埃农民自卫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机枪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干事，第三十军医院政治部主任、医院政治委员，第三十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队副队长等职，在鄂豫皖苏区先后参加了南亚、潢光、陡坡、兴集、柳林河、土桥铺等战斗，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野战医院政治委员，八路军总部兵站部第六分站政治教导员，八路军总部供给部军用制造厂材料科科长，新四军第五师供给部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供给部部长，豫皖苏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河南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原突围、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和河南剿匪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武汉军区财务部部长，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为后勤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6月29日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九十一岁。
董家龙：(公元1912～1996年)，湖北荆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少将。
出生于革命烈士家庭，读私塾三年。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警卫连战士、特务长，1932年洪湖医务学校毕业，红三军第八师第二十二团卫生队护士长，第九师医务处处长，红三军卫生部医生，红二军团第五师卫生部部长，红二军团卫生部医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卫生队队长。1941年入晋绥军区卫生学校学习，1944年毕业，任三五八旅卫生部部长，江汉军区卫生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部长。宜川瓦子街战斗，第一纵队伤员达两千余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指挥医务人员及时救治了伤员。1949年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后勤部副部长，西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1954年入第一军医大学学习，1957年毕业后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指挥成都军区医疗单位收治一千多多名危重伤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12月24日因病在成都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董占林：(公元1923～今)，河北涞水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194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毕业。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3月至1939年任晋察冀一分区一团四连通信员、班长。1939年至1942年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测绘员。1942年至1945年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二十团第三营排长，第十六军分区第十二团侦察参谋兼侦察连连长，兴城县支队支队长。
解族战争时期，1945～1948年任晋察热辽军区第二十二旅第六十五团副团长，第十六旅第四十八团副团长。1948～1949年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第二十三师第六十九团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1951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第一三四师第四○○团副团长、团长。1951～1952年任陆军第五十四军教导大队大队长。1952～1955在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1955～1959年任陆军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代师长。1959～1966年任陆军师长，参加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1966～1970年任陆军副军长。1970至1975年任陆军军长。1975～1978年待分配工作。1978～1979年在中央党校学习。1979～1980年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陆军军长。1980年12月至1990年4月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常务委员。1982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1987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2年当选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校官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董存瑞：(公元1929～1948年)，河北怀来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
董存瑞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抗日战争时期当过儿童团长，十三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日寇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
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后任某部六班班长。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十余人。先后立大功三次、小功四次，获三枚“勇敢奖章”、义枚“毛泽东奖章”。他所领导的班获“董存瑞练兵模范班”称号。
1948年5月25日，人民解放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四座炮楼、五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第二班、第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这时，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
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终年十九岁。
如今在河北省隆化县北郊，长眠着模范共产党员、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英灵。在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董宜胜：(公元1941～今)，安徽萧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6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科长、组织科长。
1979年12月任团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1982年8月任师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1983年5月任师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85年8月任集团军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1994年12月任副政治委员、党委常委。1999年5月担任总后勤部副政治委员。199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8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董其武：(公元1899～1989年)，山西河津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绥远省绥靖公署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19年入太原学兵团。1924年入国民军第二军，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混成旅副长官。
1927年转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少校侦察队长，先遣总队支队长。大革命失败后，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师八十九团中校团副，陆军第二十八师上校团长。
1928年投效傅作义部，历任上尉参谋、少校参谋、中校副团长、团长、少将旅长、师长、少将军长、第十二战区政治部主任，张家口警备总司令，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长城、绥远抗战，后任国民党陆军第六十八师第二一八旅少将旅长，陆军第一○一师中将师长，陆军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49年率部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三兵团司令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军长。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授予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胜利功勋荣誉章。
1989年3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董英斌：(公元1894～1950年)，辽宁沈阳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原是西北国民第二军的军人，被张学良所提拔任用。
1931年4月，东北易帜，张学良就任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设行营於北平。东北边防军改为全国统一番号，董英斌旅改为陆军独立步兵第十一旅，下辖第六三一团、第六三二团、第六三三团三个步兵团，后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兼第—师师长。
董良羽：(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助理。
董延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董彦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
董继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兰州军区空军装备技术部部长。
董润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指挥学院政治部主任。
董润礼：(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少将，总装备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副总工程师。
董福元：(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公安部警卫局局长。
董 钊：(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整编第一军军长，第十八绥靖区司令官。
董绍周：(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八十五军第一一○师副师长。
董益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处长。
董汝桂：(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四绥靖区参谋长。
董鹏飞：(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人事次长室五处处长。
董瑞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管理学院院长。
董剑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航空特战部空骑第六○三旅旅长。
董 煜：(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高参。
董少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少将，台湾省海军第一六八舰队舰队长。 跟帖时间 2010-03-02 21:52:4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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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的历史名人（一） -- 董 狐：(生卒年待考)，亦称史狐，周人辛有的后裔，世袭太史。被当时的孔子誉为“良史”的史官，是最早出现于史籍的董氏名人。
春秋时期，群雄争霸。晋国的国君晋灵公刚即位，由于年龄太小，不能料理朝政，于是让赵盾、士会和荀林父三人辅佐。
晋灵公年长即位后，昏庸无道，残暴荒淫。作为相国的赵盾，一心想灵公恢复霸业，多次劝阻晋灵公为晋国着想。晋灵公却派了个大力士前去刺杀赵盾。
当这位大力士来到赵盾的府上时，看到赵盾在家里等候上朝，虽没有到上朝的时间，但是穿戴得仍非常整齐。这位大力士认为赵盾是位忠臣，不愿干违背良心的事情，于是便自杀身亡。
晋灵公仍然不醒悟，又派人邀请赵盾来饮酒，暗地里派兵士埋伏在四周，让他们见机行事，准备杀死赵盾。这个事被赵盾的卫士提弥明发现后，保护赵盾安全脱离了险境。
赵盾和他的儿子赵朔被迫逃往国外，在逃跑的途中正巧遇见晋灵公的姐夫赵穿。赵穿听后非常生气，他前去找晋灵公评理，然而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对赵穿恶声恶语。万般无奈之下，赵穿只好命令卫士一拥而上，杀死了晋灵公。
赵盾听到这件事后，连忙返回晋国，把晋灵公的儿子拥立为王，这就是后来的晋成公。
赵盾恢复相位后，想知道史官对这件事的评价，于是就把太史令董狐找来，询问他有关情况。董狐把大事记录给赵盾让他亲自去看。赵盾看到上面写着“秋七月，赵盾弑其君”，并且得知这件事在朝廷上已经做了公布。赵盾便质问董狐道：“谁都知道，先君不是我杀的，你们这些史官司怎么让我承担罪名呢？”董狐回答道：“你身居相位，曾经逃亡而没有走出国境，回来后又不惩办凶手。这不是你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赵盾听后叹息说：“《诗经》上都说‘因为我怀恋君主，所以给自己带来忧伤’。大概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
孔子在后来评论这件事时说，董狐没有错，他是一位好史官，据法直书而不加隐讳；赵盾也没有错，他是一位贤明的大臣，为了法度而蒙受恶语，真是可惜啊！如果赵盾逃跑出了国境，就可以免除弑君之名了。
宋朝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就例举这个典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人(今河北枣强，一说河北景县)。著名西汉哲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
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由此开以后二千年中国统治阶级尊儒的局面。
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十年。汉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四年后辞职回家。
董仲舒晚年专心著述，其思想以“天人感应”说为中心，认为皇帝是“天”在人间的代表，并提出“三纲五常”以维护统治秩序。三纲五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架构，“三纲”指三种绝对服从的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五种人伦关系的基本原则：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实际与孔子的“三从四德”呼应，更是其伦理上的全面涵盖化发展。“三从”是指女子对男权的服从准则：“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随子”。“四德”是指女子的自身修养标准：“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此后，董仲舒居家着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汉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朝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朝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天”的学说在董仲舒哲学体系中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是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天，使其神秘化、伦理化。同时，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认为阴阳四时、五行都是由气分化产生的，天的雷、电、风、霹、雨、露、霜、雪的变化，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董仲舒又把天体运行说成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目的的体现。认为天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四季的变化体现了天以生育长养为事的仁德。董仲舒给天体加上了道德的属性，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识的体现。
董仲舒一生的著作甚丰，共凡约二百多篇十余万言，尚存的有《春秋繁露》及严可均《全汉文》辑录的文章二卷。
本书按：
关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西汉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汉孝景帝驾崩。汉景帝是继汉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在汉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在《汉书·公孙弘传赞》中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汉武帝刘彻，是汉景帝的中子，爱好文学，崇尚儒术，雄才大略，朝气蓬勃。他讲文治，修武功，北击匈奴，南抚百越，西通西域，东郡朝鲜。西汉帝国声威大振，号称极盛。他在位时期也是西汉人才最盛的对期。史籍《汉书·公孙弘传赞》中称赞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调制音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托孤)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真是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汉之得人，于兹为盛！”西汉此时之所以如此群贤毕集，广得异材，固然与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关，更是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直接效验。而其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经常性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举贤才、荐奇士和下令郡国立学校、修儒学。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汉武帝“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倡议)之。”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由一个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国的极盛局面。于此，谁还会说德生无用呢？此乃“无用”之大用！“无用”之妙用！
汉武帝即皇帝位后于次年改元建元(公元前140年)。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这次应举者百余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辕固生亦以贤良应征。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秦、张仪纵横之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董仲舒是否参加这次对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对策，《汉书·武帝纪》记于六年后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资治通鉴》载于建元元年。《汉书》所记可信。对策说“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年”，从汉高祖元年～建元四年(公元前206～前137年)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对策，不得称“七十余”，而至汉元光元年则为七十四年，可以说“七十余年”。
董仲舒在汉建元初期黯不出对，很可能与当时政局有关——那就是窦太后仍然健在。窦太后是汉文帝的皇后，汉景帝的母亲，汉武帝的祖母，她好尚黄老，憎恨儒学，菲薄五经。汉武帝即位，窦氏被尊为太皇太后。在汉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首肯。此时自然还不是推行儒学的时候。
事实上，儒学刚一抬头便遭到窦太后的严励摧折。汉建元元年夏，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婴、田蚡二人倾向儒学，推荐儒生赵络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络、王臧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礼制。似乎“坠给将振，儒运当兴。”那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结果窦太后闻知后大怒，私下调查出了赵绾、王臧的贪污事实，借此责问汉武帝，汉武帝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窦婴、田蚡亦免职反省。申公以老疾为由，旋归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
因此，在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直到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适时地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
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农历5月，窦太后逝世，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堡垒消失了。农历6月，武安侯田蚡复出为丞相，坚冰已经打破，阻碍已经消除。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儒学的真正复兴和走俏是在窦太后崩后，而为儒学的走红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则是次年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即《天人三策》。如果以窦太后之薨作为汉朝学术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的对策无疑就是儒运宏昌的开端。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核心内容和主体思想是：
第一策：
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后被班固全文收在《汉书·董仲书传》之中。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
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尚书》记载，周之文武将兴，兵渡盟津，白鱼跃入王舟；有火覆盖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动，变成了红羽乌鸦。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
祥瑞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对美德的报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积善累德”的效验。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认为这是“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结果。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
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向风而倒)。”因此，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鄙夭折。可见人民的好坏善恶全在你皇帝老儿的所作所为了。“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塑造)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熔炉)，唯冶(铸造)者之所铸。”
当务之急该怎么办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四策。
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董仲舒说，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绪，找到一个“正”字。《春秋》开篇即说“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后，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后，春是天体运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动方式，这个排列顺序表达的意思就是：王者“上承天之所为(天道)，而下正其所为(人事)”。那么王者要有所为就当求之于天道了。
天道是什么？董仲舒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可是“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施虐政于天下，而望德教遍于四海，岂不是南辕北辙么？
正始之意，亦发自《春秋》。《春秋》第一篇是“鲁隐公元年”，为何谓一为元呢？董仲舒说：“一者万物之所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
典籍《老子》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一是万物的根基，是本，是始。元，为首，为大。称一为元，即是说要重视开始，端正根本。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裔)。”天下正与不正，就视你君心正与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没有邪气干扰于天地之间，阴阳调和，风雨得时，五谷丰登，民生幸福，四海来宾，若此，福物祥瑞，莫不毕至。正始是统治者自正，教化则是正民。
董仲舒认为，当时“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质利益的，不用教化为堤防就会有作奸犯科之事发生，因此帝王临驭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渐(浸润)民以仁，摩(砥砺)民以谊(义)，节民以礼。”自古以来，凡是“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都是由于“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更化讲革除积弊，改弦更张。圣人继乱世，应当干净彻底地扫除其残风余孽，万象更新，然后再修明教化来美化风纪。可是秦承晚周之敝，非但不改，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始皇反对习儒雅，禁止民间扶藏诗书，抛弃礼义，尽灭先王之道，独断专横…真是“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才十五年便灭亡了。
汉承秦制，无所更改，“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鄙薄丑恶，人民卑劣嚣顽，好勇斗狠，欺上惘下，低级下流到了极点！于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恶习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诈。正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无济于事。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粉饰)也。”现在汉承秦之敝，正如朽木粪墙，不加革除，终不可救。
董仲舒比喻说：“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同理，“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家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却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当更化而不更化”所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内容就是励行“仁义礼智信”正常之道，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
一句话，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为治的恶政，改变汉初因循守旧的惰习，力行儒家仁义礼智，积极有为的政治风化。
第二策：
董仲舒在第一策畅言时事，纵论古今。广援儒理而不迂腐，文彩焕然而不浮夸，真可谓文美辞丰，理正义严，深得爱好文彩、倾心儒学的少年天子喜爱。《论衡》中说：“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岂为虚语哉！本传说“天子览而异焉，乃复册之”。欲尽消夙疑而甘心焉。
第二策共四个问题：
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向题。汉武帝问：尧舜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时，勤勉工作，“至于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难道不同么，“何劳逸之殊也？”董仲舒说：那是由于“所遇之时异也”。尧在位时，“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舜又因之，有禹为相，“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周文武则不然，“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混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无为与有为皆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过现在是“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
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汉武帝问：“俭者不造玄旗黄旗之饰”；可是周家，却甚其文饰。难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吗？有人说“良玉不琢”，又有人说“非文无以辅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说，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的，孔子说，过分奢侈太骄矜，过分俭朴又鄙陋(“奢则不逊，俭则固？)，可见过俭也不是恰当的。所以在《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即“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良玉不琢，是因其资质润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同理可证：“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三是任德任刑问题。汉武帝问：周之成康，刑罚不用，四十余年，囹圄屡空；秦人用严酷之刑，死者甚众，却奸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对答：周前有武王行大义，有周公制礼乐，到成康时才出现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渐(浸润)而仁义之流(风化)，非独伤肌肤之效也。”秦朝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贪狠好战为俗，又没有文德教训于下。于是在上者贪得无厌，在下者风俗浇薄。再加之任用“残酷之吏”，聚敛无度，民失其业，“群盗并起”，因此刑虽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
四是现实问题。汉武帝问：我注意农本，任用贤人；亲耕籍田，劝孝崇德，问勤恤孤…为了天下真是夙兴夜寐，“尽思极神”了，但“功德休烈”并未实现。“今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其因何在？董仲舒认为其因有三：一曰“王心未加”，二曰“士素不励”，三曰“长吏不明”。前者说的是指导思想，“王心”即王道，亦即儒学的仁义之道，言武帝虽则兢兢，但未从仁义之道出发，人民未普遍受其恩泽，难以成就“功德休烈”。
后二者讲教育和选举问题。董仲舒说，皇帝一心求贤固然可佳，但是士人未加教育，士行未加砥砺，上哪去求贤呢？“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因此常是朝廷有求贤之诏，而郡国却无贤可荐。于是董仲舒重申：“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则英俊宜可得矣。”郡守和县令是民众的师长表率，起着承德宣化的作用。如果师帅不贤，主上的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得不到流布。现在的守令不但不能起教育作用，有的还不奉行天子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人为伍，使贫苦人民流离失所。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都是“长令不明”造成的。
董仲舒进而将矛头直指当时的官制：汉朝官吏的来源主要有“郎选”、“任子”和“资选”。郎选，即皇帝近卫侍臣到期迁官；任子，二千石(高干)可恩前子弟为官；赀选，即有钱人以钱买官做。这三种形式的任官都不考虑实际才能和品行。
董仲舒揭露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货，未必贤也！”加之官吏的升擢又是论资排辈，“累日以取贵，积久而致官”，其结果自然是“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了。
于是，董仲舒提出“岁贡贤才”“量才授官”两策。要列侯、郡守、二千石，每年荐贤两名以供宿卫；并以此考察大臣的贤否，如果所荐贤能则有赏，不贤则有罚。这就迫使大臣们以求贤识贤为事，天下之奇士就可得而使了，遍得天下之奇士，天下何愁不治！同时，在官员升擢上，董仲舒疾呼：“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就使贪与廉、贤与不肖判然两途，皎皎易识了。
第三策：
第二策在意识形态上调合孔老，而归宗儒本，这反映黄老思想在西汉流行数十年之后给儒者造成的畏惧心理，因为辕固生下圈斗彘、赵绾王臧下狱至死的殷鉴不远；同时这也是董仲舒多年潜心研究诸子百家、悉心融合儒道之学的学术成就。他对西汉宫制的抨击，也深中时敝。但是，他把西汉社会未臻大治的原因归结为教育和吏制的失误，这未免简单化了。
在汉武帝看来，其调和孔老有似于模棱两可，其论世事又不深不透，自然不能让亟欲刷新政体、力矫时敝、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满意。于是三降纶音，重申天问。
在策文中，汉武帝责问董仲舒对策“文彩未极”、“条贯未尽”，说理囫囵，欲言又止，难道是对“当世之务”有所顾虑，对“王听”有所怀疑么？要他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与乎“治乱之端”，“悉之就之，孰(熟)之复之”，透辟说来，不要有任何顾虑。
对于天人问题，董仲舒进一步申明“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群物之主”，包润万类，无不容纳。“故圣人法天而立道”：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子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天有春生夏长冬杀，人也有仁慈德爱刑罚，天有是理，人有此行，这就是“天人之徵”。
关于古今之道，汉武帝问曰：“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何“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是不是道也有不同？道也有弊端呢？言下之意：有没有一个万古不变，百世奉行，而又有利无弊的经常之道呢？对此，董仲舒作了肯定的回答，提出了影响千载同时又是毁誉不一的著名哲学命题：“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对这一命题，学者多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固然董仲舒的天道论曾为封建统治阶级服了务，无疑应加以批判和扬弃，但“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还是可以在学术范畴上讨论的。
其实，董仲舒也强调变化，他曾说：“譬之琴瑟之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这就是董仲舒所强调过的“更化”。
关于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是汉朝早期著名的儒学大师，他的儒家教育思想深刻影响了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其教育思想主要有：
黜百家，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于是，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行教化、重礼乐：
董仲舒对统治者强调人事的重要，认为“事在强勉”，“治乱兴废在于己”，只要尽力“行道”，那就会“德日起而大有功”，就可以收到速效，统治地位就可以巩固。在董仲舒看来，君主的重要职责是实施教化。他认为仁、义、礼、乐都是治道的工具，古代圣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所以王者的职责就在于“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为大务”。由此得知，董仲舒认识到教育作为统治手段的重要作用。
在把教育工作放在政治的第一位的思想指导下，董仲舒要求汉武帝不但要“求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养士”。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三法以太学为最重要，所以他又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要求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董仲舒又认为当时的吏治不贤明，其原因在于选举不当。他对当时纳资授官和积日累久的升官办法提出了批评，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通过试用，便当“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他认为只要这样尽心求贤，天下之士便可得而官使，只要遍得天下的贤人，就那怕象三王那样的兴盛也容易做到，象尧舜那样的名声也可以赶得上。
兴太学、重选举：
董仲舒认为，这两种具体措施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下，才能发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作用。他指出当时思想的不统一，会妨碍政治的统一。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便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
董仲舒为中国封建社会找到了“儒术”作为最合适的上层建筑，以儒家思想代替汉初的道家思想作为整个政治的指导思想，并且为汉朝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独尊儒术”的政治统治和文化教育方针。
董仲舒的上述三项建议，不但影响了汉武帝的政教政策，而且影响了两汉及后来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教政策。
人性、教育对象：
董仲舒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提出了神学化的人性论。他认为人受命于天，人性是从天得来的，他的人性论的政治目的是企图把封建阶级和等级制度看做都是出于天意或天道的，从受之天命的人性中，便决定了谁该做统治者，谁该做被统治者；谁应该高一等，谁应该低一等；谁应该受教育，谁不应该受教育。他认为这种天命、人性决定的封建秩序是不能改变的。
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的思想，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上下两种人的性都不能叫做性，只有中等人的性才可以叫做性。这种性三品说的实质是把人区分为三等，是一种由神意决定的阶级论。上等人就是圣人，他们的性不仅生来就是善的，并且是超过“善”的，人类社会“善”的标准和具体内容就是由他们制定出来的。上等人是不多的，只包括统治阶级的最高阶层，包括帝王和那些制礼乐、定法度的当权人物。下等的斗筲之人是指封建社会中最贫苦最“低贱”的劳动人民，他们的性生来就是恶的，根本上不算是人性，简直把他们排挤在人性之外了。圣人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宵之人则是愚昧的，不能受教育的。除了上下两种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中民，这指的是地主阶级。中民具有善质，但必须受了教育之后才能成为善性。所以董仲舒的教育对象就是这个中民等级的人，贫苦的劳动人民是排除在教育之外的。
董仲舒把中民之性，即把地主阶级的人性当做一般的人性，他所说的性就是指中民之性而言的。他认为性只是质材，它的本身还不能说就是善，必须“待教而为善”。这就是说性只具有教育的可能性，受了教育之后，这种善的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性。他说：“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
这就从地主阶级的先天禀赋肯定了地主阶级受教育的可能性，又从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肯定了地主阶级受教育的必要性。
董仲舒批评盂轲的性善说，认为孟轲既然说人性已善，那就没有教育的必要了。这一点，他比盂轲强。但是董仲舒又认为人同时具有“贪”和“仁”两种性，这又陷入了善恶二元论，这是他企图把盂轲的性善说和荀况的性恶论结合起来的结果。他认为天有阴阳，所以禀之于天的人性也就是有善有恶。他又认为性属阳，是善的；情属阴，是恶的。人生来就具有性和情两个方面，也就是具有善和恶两种性。他虽然说“情亦性也”，但又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这又似乎陷入了性情二元论。这样他把性当做是善的，实质上维持了所谓“正宗”儒学即孟轲的性善学说。他把情从性划出来以后，便进一步主张扬性抑情了。他以为天道是禁止阴的，所以人也应该“损其欲而辍其情”，这就是说要发展善性而抑止恶情，这种思想为后来宋明理学家所发展而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董仲舒吸取了荀况的性恶论思想，认为万民的从利就好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不用教化去提防它。就不能停止。他从这一点来强调教育的必要性，并把教育当做防止恶性发展的工具。他甚至认为教育的作用象制陶器和冶金一样，可以随意铸造，把国家的治乱兴废都归于礼乐教化，这又未免夸大了教育的作用。
知识和教育：
董仲舒从他的“天人感应”学说出发，认为人心和天心是相连的，“天命”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泉源。他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众物”的知识，而是要知道事物的“本心”；要体察事物的本心，那就只有依靠“内视反听”的内省方法。他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可以互相呼应。因为天与人之间可以“同类相动”，人的内心有什么想法，天就会以类相应，所以人想求雨，天就会下雨，因此通过人的内省和直观就可以体认事物的本质。他以为“名”就是“真”，因为“名”是取之于天的。因此，“名”就是人们所要认识的真理，也就是人们学习的对象。
“名”是由谁制定的呢？是由圣王体会天意而制定的。他们制定的这套“名”，就是诗、书、礼、乐及封建道德，这些知识就是应该学习的内容，至于自然知识那是不应该学习的。董仲舒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不然，传(傅)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奚以为哉？…故曰：吁呼，为一人师者，可无慎耶？”可见董仲舒所要求学习的只是圣人所说的仁义等内容，至于有关“众物”或鸟兽之类的自然知识，那是会迷惑后进的，不应当学习的。
董仲舒要求学习儒家的“六经”，他说：“《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但他又认为“六经”各有所长，《诗》长于质，《礼》长于文，《乐》长于风，《书》长于事，《易》长于数，《春秋》长于治人，所以学者应“兼其所长”，不要“偏举其详”。这种“兼其所长”的教育观点是可取的。
在学习上，董仲舒提出了“多连”和“博贯”的方法。他以为只要“连而贯之”，就可以推知天下古今的知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但是连系和贯通，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在教育上往往可以用来加强理解，融会贯通。在学习范围上，他认为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节就会使得知识暗昧，太博又会使人厌倦。这种思想也有一定道理。
董仲舒要求教师尽量达到“圣化”的境地，“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他从要求教师以身作则开始，进而论及教育应该适时，应该注意受教育者的才性，要能从容引导，不急不缓。比较符合教育规律，这是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教育原则的具体发展。
具体到教育内容，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主体便是道德教育，这也很符合他所提出的教育目的。
德教是立政之本：
在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中，虽主张教化与刑罚并用，但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本为主，刑罚为末为辅。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
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
所谓教化，就是要实行普遍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董仲舒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所谓的“王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认为王道三纲，可求于天，并用他的“天人感应”、“阳尊阴卑”的理论对这一思想进行论证。尽管“三纲”思想并非由董仲舒首先提及，但他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并使之在教育和伦理实践中产生深刻影响。从此以后，臣忠、子孝、妻顺成为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与“三纲”相配合的是“五常”。“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作为道德概念早已提出，但董仲舒把它提升为“五常”之道并作了新的发挥。“三纲”是道德的基本准则，“五常”则是与个体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实践等心理、行为能力相关的道德观念。“三纲”与“五常”结合的纲常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但是发展到了人类社会的新时期的时候，在劳动人民的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的时候，他的这些束缚人性的理论和观点便站不住脚了，他的这一理论被后人称为“名教”，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君权、族权、夫权，再加上封建迷信的神权，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道德修养的原则：
中国古代教育家对于理想人格的形成大多立足于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董仲舒也是如此，他提出的道德修养的原则方法反映了他对个体的品德要求：
⑴“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董仲舒主张在道德教育中，“治我”要严，待人要宽，“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所以要特别注意“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他要求以“仁者爱人”的情怀去爱护、关心他人，宽以容众，同时要以义来约束自己，“自攻其恶”，经常自我检查反省，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⑵“强勉行道”：
董仲舒指出：“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就是说，奋勉努力地进行道德修养，德性就能日益显著，取得良好的成效。在“行道”过程中，应“尽小慎微”，采取“众小成多，积小致巨”、“渐以致之”、“累善累德”的方法，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以陶铸崇高的善性。
⑶“必仁且智”：
董仲舒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还提出“必仁且智”的命题，主张道德教育必须做到“仁”与“智”的统一。他突出强调了道德修养中情感与认知的统一。“仁者爱人”，但不是一种盲目或无原则的爱，而要靠“智”即道德认知来调节。
⑷“重义轻利”：
董仲舒认为，道德修养的焦点在于对利与义的态度上。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必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这里的义是体现封建王朝要求的道德规范准则，利是指能满足个人欲望的物质财富、权势等。利满足人们的身体器官上的要求，义满足人们心灵精神上的要求，二者不可或缺。但是，董仲舒主张对道义的追求应高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只有这样，人生才能获得高度的和谐和最终的满足。“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董仲舒对这一道德修养原则总的概括。这一原则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教育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教育的方法：
对于教育的方法，董仲舒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⑴“强勉学问”：
董仲舒认为教育贵在强勉努力，刻苦钻研，才能达到“博”与“明”的境地。他说：“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盖明”。不论是治学还是修德，都需要发挥“强勉”精神，才能成功。
⑵“节博合宜”：
董仲舒认为教育要注意处理好“节”与“博”的关系，学习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节则知暗，太博则业厌”。太节会使知识暗昧，太博又会使人厌倦，应该节博合宜，节博结合，循序渐进。
⑶“专一虚静”：
董仲舒认为学习必须专一，始终好善求义，才能知“天道”。他说：“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人孰无善？善不一，故不是以立身。”只有心志专一，才能保持高度的学习效率。他又说：“形静而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学习时要头脑冷静，排除杂念，虚心以求。
教育的作用：
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天有阴阳，人性也相应地包含性与情两种成分，即：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是贪的、恶的。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善德，它必须通过教育，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扬善抑恶，使人成为善人。
同时，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任务应由“承天意”的帝王来承担。可见，他把教育看成是王者的权力，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董仲舒关于人性以及教育作用的思想，立足于以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主要是为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留有推崇圣贤和镇压所谓恶人的余地。
教师的标准：
董仲舒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在整个教育过程中：
⑴要注意言传身教，即“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
⑵要掌握时机及时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掌握教育分量和进度，即要做到“齐早晚，任多少，适疾徐”。
⑶要循序渐进，即“造而勿趋”。
⑷要勤于考核、督促，但又不能让学生感到苦不堪言，挫伤了其学习的积极性，即“稽而勿苦”。
⑸要认真观察了解学生，因材施教，即“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达到教育的目的，董仲舒将这样的教育称为“圣化”。
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强调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言传身教，遵循教育规律，使教育出神入化，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董 宣：(生卒年待考)，字少平，董仲舒五代孙；陈留圉人(今河南杞县)。著名东汉良吏。
汉光武帝时为洛阳令，敢于搏击豪強，为民作主，京师震慄，汉光武帝称其为‘强项令’，豪強贵戚莫不畏惧，号其为“卧虎”，民间歌之曰：“枹鼓不鸣董少平”。
董宣为官正直廉洁，秉公执法，不畏权势，不仅赢得了汉光武帝刘秀的信任，敢于大胆任用他，而且也受到当时人们的称颂。他的事迹被写进了《后汉书•酷吏列传》，流传至今。
董宣学识渊博，刚正不阿，精明能干，受到大司徒侯霸的器重。侯霸把他推荐给光武帝。董宣应荐出来做官以后，政绩显著，逐渐升迁为北海相(今山东昌乐)，相当于一个郡的太守。
董宣就任北海相以后，他发现郡中武官公孙丹仗着自己是当地的大姓豪族，便为所欲为，横行不法。公孙丹准备破土动工，建造一座新的住宅院，就请来阴阳先生占卜动工之吉凶。阴阳先生胡诌了一通新宅房基不吉利的鬼话，说房子建成后会招来家人横死。公孙丹信以为真，竟指使他的儿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无辜的过路人拦截杀死，将尸体理在房基底下做替身，认为这样就可以消灾攘祸、吉祥如意了。人们气愤极了，纷纷向董宣告发，控诉公孙丹父子残害百姓的种种罪行。董宣受理此案后，查明了犯罪事实，很快就把公孙丹父子斩首示众。公孙丹的宗族朋党，聚集了三十多号人马，手持兵器，到衙门前聚众闹事，口口声声叱喝着要找董宣算帐。董宣知道公孙丹过去伙同这伙人曾经投靠过王莽，生怕他们勾结海盗闹事，于是把这三十多人全部抓捕，关进剧具(今山东昌乐)监狱。北海郡的老百姓看到董宣真心实意为民除害，奔走相告，并向董宣告发了公孙丹一伙的大量罪行。董宣依法命令书佐(辅助官吏)水丘岑，把这三十多个犯人全部斩首，以平民愤。
青州(今山东临淄)太守得知董宣处死了公孙丹等三十多人后，大为恼火，就向汉光武帝刘秀上奏章弹劾他，同时将水丘岑逮捕查办。董宣等九人后来被押解到京城，听候廷尉发落。
董宣在监狱中，从早到晚埋头读书，泰然自若，丝毫没有愁眉苦脸的悲怨之气。董宣等九人被判处死刑。临刑那天，天空乌云密布，京城的人们也充满哀怨，董宣却如往常一样，没有惧色。很多官员钦佩董宣的气节，预备了酒菜佳肴，准备为他送行告别。
董宣见状，却严厉地说:“我一辈子不曾吃过别人的酒席，何况是死已在即的时候哩！”说完，登上刑车就走了。和他同时绑赴刑场的共有九人。当快要轮到处斩董宣的时候，只见一匹快马从远方飞奔而来。马背上的使者一边高喊“刀下留人”！一边跳下马，当众宣读圣旨，命令把董宣等人暂送回监狱。
接着，汉光武帝又派特使来询问他处死那么多人的原因，董宣便将公孙丹等人的罪恶详细陈述了一遍，并提出要求说：“水丘岑是执行我的命令处斩犯人的，如果是做错了，罪过也不在他；要杀就把我杀了吧，千万不要杀他。”
特使把询问的情况如实地向汉光武帝作了禀报。汉光武帝认为董宣秉公执法，被诛杀者系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因此，对董宣的忠心为国的品格应该表扬，而不是治罪。于是汉光武帝下诏书赦免董宣，并改派他出任宣怀县县令；命令青州太守不要再追究水丘岑之罪。后来，水丘岑的官职一直升迁到司隶校尉。
后来，江夏郡(今湖北黄岗)出了一个以夏喜为首的大抢劫集团，终日里在江夏郡的边界地区抢劫滋事，骚扰百姓，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汉光武帝心里很犯愁,派谁去剿灭这伙大盗呢？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派那位不畏强暴,雷厉风行的董宣最合适。于是又派他去担任江夏太守的职务。
董宣没有辜负刘秀对他的信任。他一到江夏郡的边界，就发布文告说：“皇上相信我可以剿灭那些为非作歹、刁钻狡猾的匪徒，才让我这个不太够格的人来充当本郡的太守，剿匪的军队已经布置停当，奉劝各位看了这个文告以后，要认真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是自首投案，洗手不干呢，还是继续顽抗，自取灭亡呢？何去何从，望速抉择！”
夏喜一伙对董宣从严办案的威名早有所闻，如今又看到这份文告，心里不免胆怯起来。于是，这个团伙逃的逃，投降的投降，偌大一个抢劫集团，顷刻之间就瓦解了。当时，在江夏郡作都尉的是外戚阴太后的族人，董宣不肯低三下四地去买这位皇亲国戚的帐，把他与一般的同僚们同等看待。因此，时隔不久，就被阴都尉给排挤走了。
董宣离开江夏郡以后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光武帝对他另有重用。当时，京都洛阳是全国最难治理的地方。聚居在城内的皇亲国戚、功臣显贵常常纵容自家的子弟和奴仆横行街市，无恶不作。朝廷接连换了几任洛阳令，还是控制不住局面。最后，汉光武帝刘秀百般无奈，决定任命年已六十九岁的董宣做洛阳令。董宣到任后，遇到的第一件棘手的难题，就是处理湖阳公主的家奴行凶杀人的案件。
湖阳公主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姐姐。这位公主仗着自己和皇帝的姐弟关系，豢养着一帮凶狠的家奴，在京城里作威作福，为非作歹，横行无忌。有一天，公主的家奴在街上杀了人，董宣立即下令逮捕他。可是，这个恶奴躲进湖阳公主的府第里不出来，地方官不能到这个禁地去搜捕，急得董宣寝食不安。没有别的好办法，董宣就派人监视湖阳公主的住宅，下令只要那个杀人犯一出来，就设法抓住他。
过了几天，湖阳公主以为新来的洛阳令只不过是故作姿态，虚张声势而已。于是有一天，湖阳公主带着这个杀人恶奴出行，在大街上被董宣派出去的人发现。派出去的小吏立即回来向董宣报告说，那个杀人犯跟着公主的车马队伍走，无法下手。董宣一听，立即带人赶到城内的夏兰亭，拦住了公主的车马。湖阳公主坐在车上，看到这个拦路的白胡子老头如此无礼，便傲慢地问道：“你是什么人？敢带人拦住我的车驾？”
董宣上前施礼，说：“我是洛阳令董宣，请公主交出杀人犯！”
那个恶奴在马队里看到形势不妙，就赶紧爬进公主的车子里，躲在公主的身后。湖阳公主一听董宣向她要人，仰起睑，满不在乎地说：“你有几个脑袋，敢拦住我的车马抓人？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可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眼前这位小小的洛阳令竟然怒气冲天，双目圆睁，猛地从腰中拔出利剑向地下一划，厉声责问她身为皇亲，为什么不守国法？湖阳公主一下子被这凛然的气势镇住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这时，董宣又义正词严地说：“王子犯了法，也得与老百姓一样治罪，何况是你的一个家奴呢？我身为洛阳令，就要为洛阳的众百姓作主，决不允许任何罪犯逍遥法外！”董宣一声喝令，洛阳府的吏卒一拥而上，把那个作恶多端、杀害无辜的凶犯从公主车上拖了下来，就地砍了脑袋。
湖阳公主感到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气得脸色发紫，浑身打颤。丢了个奴仆，她倒并不十分痛心，可是在这洛阳城的大街上丢了这么大的面子，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她顾不得和董宣争执，掉转车头，便直奔皇宫而去。
湖阳公主一见到刘秀，又是哭，又是闹，非让刘秀杀了董宣替她出这口恶气不可。汉光武帝听了姐姐的一番哭诉，不禁怒形于色。他感到董宣如此蔑视公主，这不等于也没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吗！想到这里，便喝道：“快把那个董宣捉来，我要当着公主的面把他乱棍打死！”
董宣被捉来带上殿后，他对汉光武帝叩头说：“请允许我先说一句话，然后再处死我吧！”
汉光武帝十分恼怒，便说：“你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话说！”
董宣这时声泪俱下，却又十分严肃地说：“托陛下的圣明，才使汉室再次出现中兴的喜人局面。没想到今天却听任皇亲的家奴滥杀无辜，残害百姓！有人想使汉室江山长洽久安，严肃法纪，抑制豪强，却要落得个乱棍打死的下场。我真不明白，你口口声声说要用文教和法律来治理国家，现在陛下的亲族在京城纵奴杀人，陛下不加管教，反而将按律执法的臣下置于死地，这国家的法律还有何用？陛下的江山还用什么办法治理？要我死容易，用不着棍棒捶打，我自寻一死就是了。”说着，便一头向旁边的殿柱上撞去，碰得满头满脸都是血。
汉光武帝不是个糊涂的君主，董宣那一番理直气壮的忠言,以及刚直不阿、严格执法的行动，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又惊又悔，赶紧令卫士把董宣扶住，给他包扎好伤口，然后说：“念你为国家着想，朕就不再治你的罪了。不过，你总得给公主一点面子，给她磕个头，赔个不是呀！”
董宣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错，也无礼可赔！因此，这个头不能磕！”
汉光武帝只好向两个小太监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们把董宣搀扶到公主面前磕头谢罪。
两个小太监照办。这时，年近七十的董宣用两只胳膊支撑着地，硬着脖子，怎么也不肯磕头认罪。两个小黄门使劲往下按他的脖子，却怎么也按不动。
湖阳公主自知理亏，却仍耿耿于怀，不出这口气心里憋得慌，便又冷笑着问汉光武帝说：“嘿嘿！文叔(刘秀的字)当老百姓的时候，常常在家里窝藏逃亡的罪犯，根本不把官府放在眼里。现在当了皇帝，怎么反而连个小小的洛阳令也不敢驾驭了呢？我真替你脸红！”
汉光武帝回答得也真妙。他笑着说：“正因为我当了一国之君，才应该律己从严，严格执法，而不能像过去做平民时那样办事了。你说对不对呀！”
汉光武帝转过脸又对董宣说：“你这个人脖子可真够硬的，真是个强项令，还不快点退下去！”
汉光武帝从心眼里喜欢董宣那股子执法如山、宁折不弯的虎气、牛劲儿。为了对他嘉奖和鼓励，他专门派人给董宣送去了三十万赏钱。董宣把这一笔赏金全部分给了他手下的官吏和衙役。从此，“强项令”、“卧虎令”的威名传遍了全国，整个洛阳城的豪强、皇亲，没有一个不怯他的。经过治理，洛阳的社会秩序得到好转。据史书记载，当时洛阳有一句民谣说：“桴鼓不鸣董少平。”桴鼓是官衙前的警鼓，少平是董宣的字。意思是说，董宣做洛阳令，没有人敢违法胡来，也就没有人去官府门前击鼓鸣冤了。
董宣做了五年洛阳令，七十四岁那年死在任所。汉光武帝对他的去世很悲痛，派专人前去吊唁治丧，只见董宣的遗体上仅仅盖着一块破布被头，妻子儿女相对恸哭，家中除了一辆破车和几石大麦，别的什么都没有。使者回来向汉光武帝作了禀告，汉光武帝甚为叹息地说：“董宣这样廉洁奉公，直到他死后我才知道，惭愧啊，惭愧!"特赐给银印禄级，按照大夫礼安葬。同时，还任命他的儿子董并为郎中。后来，董并一直被提拔到齐(今山东)相的职位。
董 贤：(生卒年待考)，字圣卿；云阳人(今陕西淳化)。著名西汉大司马。
他二十二岁时就被汉哀帝宠幸，官至大司马，操纵着西汉朝政，其家族在当朝显赫一时。
西汉皇帝好男色是有传统的，汉哀帝刘欣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将后宫佳丽弃诸一旁，独宠董贤一人。汉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有一天，汉哀帝下朝回宫，看到殿前站着一个人，正在传漏报时，汉哀帝随口问：“那不是舍人董贤吗？”那人忙叩头道：“正是小臣董贤。”董贤是御史董恭的儿子，在汉哀帝还是太子时他就曾当过太子舍人。就是这一瞥，汉哀帝忽然发现，几年不见，董贤越长越俊俏了，比六宫粉黛还要绝色，他不禁大为喜爱，命他随身侍候。从此对他日益宠爱，同辇而坐，同车而乘，同塌而眠。
董贤不仅长得象个美女，言谈举止也十足象个女人，“性柔和”、“善为媚”。汉哀帝对董贤爱之甚深，一次午睡，董贤枕着哀帝的袖子睡着了，汉哀帝想起身，却又不忍惊醒董贤，随手拔剑割断了衣袖。后来世人将同性恋称为“断袖之癖”，便是源出于此。
董贤受宠日胜一日，不久升为附马都尉。他家的人也跟着占光；父亲董恭升为光禄大夫，妹妹进宫封为昭仪，岳父封作大臣，妻子也被特许进宫居住。于是董贤的家与哀帝的家合二为一了，却苦了傅皇后，一个人孤寂度日。
汉哀帝还下令在自己的陵旁为董贤建一墓，生则同床，死则同穴。董贤的宅邸也极尽奢华，收有四方珍宝。这些引起了大臣们的反对，批评皇上对董贤的封赏太过分，而汉哀帝根本不听。
汉元寿二年农历6月，二十六岁的汉哀帝突然病死。太皇太后让王莽出来支持朝政。王莽极力弹劾董贤，不许他进宫。董贤知道大祸临头，便与妻子自杀了，也算是为哀帝殉情。
董贤死后，王莽疑心其假死，命人开棺验尸，没收其财产，将其家属全部充军流放。
董 和：(公元？～220年)，字幼宰；枝江董市人。著名三国时期蜀汉大臣。
掌军中郎将。他与诸葛亮共事多年，许多建议被诸葛亮采纳，为官二十余年，外牧殊域，内干机衡，清正廉明，深受人民信任和爱戴，与少数民族交往，‘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诸葛亮对董和的高风亮节称赞不移：“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董 允：(公元？～246年)，字休昭，董和之子。著名三国时期蜀汉大臣。
秉承了董和的高风亮节，是时人所称的蜀中四英之一(诸葛亮、董允、蒋琬、费祎)。
对董允的忠诚与才干，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给予了肯定，並力推董允主持“宫中之事”。董允受命后，忠勤不懈，对后主言行，极尽诤湅之责。
董允官至侍中、辅国将军、尚书令、大将军附贰等，文官武职集于一身，地位显赫，但他一身正气，正直不阿，治理蜀国业绩显著，深得民心。
董 奉：(公元220～280年)，董允之孙，字君异；侯官人(今福建长乐)，建康董氏之祖。著名三国时期医学家。
董奉少时治医学，医术高明，与南阳张机、谯郡华佗齐名，并称“建安三神区”。如当时交州刺史吴士燮病危，延董奉诊治，以三丸药纳之口中，以水灌之，并使人捧、摇其头，经抢救而愈。
董奉医德高尚，对所治愈病人不收取钱财，只要求在其住宅周围种植杏树，以示报答。日久郁然成林，董奉每于杏熟时于树下作一草仓，如欲得杏者，可用谷易之，而董奉以所得之谷赈济贫穷，后世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称誉医术高尚的医学家，据载今江西九江董氏原行医处仍有杏林。
董 源：(公元？～962年)，一作董元，字叔达；钟陵人(今江西进贤)。著名五代时期南唐画家。
南唐中宗时曾任北苑副使，世称董北苑。
工山水，尤擅溪桥、渔浦、洲渚交相掩映的江南景色。用披麻皴法画山水，平淡天真，后又巨然承其风格，并称"董巨"，为五代、北宋间南方山水画主要流派，对后世影响很大。
亦善画牛、虎、人物，传说冯延巳曾将董源所作古代美人画屏误以为是挡道宫娥，而不敢入谒中主。
董遵诲：(公元926～981年)，涿洲范阳人(今河北涿县)。著名后周、北宋将领。
武艺绝人，能挽强命中。后汉时随父董宗本从契丹南奔投刘知远。后周时从世宗攻北汉、后蜀、南唐，以功至骁武指挥使。
宋朝初期得宋太祖赵匡胤重用，从慕容延釗平李筠，宋乾德六年(公元968年)授通远军使。
宋太宗赵匡义执政时兼领灵州巡捡，在环州(即通远军，今甘肃环县)十四年，团结各族酋长，使各守封疆，无所攻扰。
董解元：(生卒年待考)，金朝时戏曲家。
他根据唐人元稹的《莺莺传》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为后来元曲作家王实甫创作《西厢记》准备了条件。
董 才：(生卒年待考)，河北相州人。著名金国大臣。
据《金史·百官志》，董才仪同三司为从一品中阶，可见金国对其宠遇之隆。
另外，金初被赐姓的人还有郭药师、董才等人。“天会四年春正月丁卯朔…降臣郭药师、董才皆赐姓完颜氏。”“自郭药师降，益知宋之虚实。宗望请以为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理。宗望请任以军事。太宗俱赐姓完颜氏，皆给以金牌。”
郭药师和董才在金国灭北宋的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而郭药师更以一人之向背而关系辽、宋、金三朝之兴亡。故此二人被赐予国姓堪称当之无愧。
董 槐：(公元？～1262年)，字庭植；濠州定远人(今安徽定远)。著名南宋大臣。
宋嘉定十六年进士。嘉熙间历提点湖北刑狱、知江州、潭州，平息常德兵变，救济南来江北流民，甚著政绩，整肅军纪，加强训练。
宋嘉熙六年(公元1246年)任权广西转运判官兼提点刑狱，协和西南少数民族，与交趾建立友好贸易关系。
宋宝祐三年(公元1255)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以整顿纲记为急务，为改革旧制，报效国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得罪了许多大臣，因此嫉之者甚众。
次年罢相，为佞臣丁大全派兵廹逐，避居湖州南浔。旋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洞霄宫，隐居富阳北郊阳波湖董家弄。其子董丽，为宋驸马，在元乱中尽节。今其后裔大多定居浙江富阳北部山区。部分定居江苏丹阳。
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字玄宰，又号思翁、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今上海松江)。著名明朝书画家。
明万历十七年中进士，为官不辟权贵，不徇私情，从庶吉士、翰林编修官至礼部尚书，以太子太傅致仕，终年八十三岁。
他书法秀逸，自成一家。他的书法从颜真卿入手，又先后学虞世南、王羲之、李邕，自称在率易中得秀色，分行布白，疏宕秀逸，很有特色，对明末清初书坛影响极大。擅长山水画，讲究笔致墨韵，以清润明秀为特色，主张作画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后来画论产生了积极影响。著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画旨》等。
董小婉：(生卒年待考)，名白，一字青莲，别号青莲女史，著名才女。著名秦淮河“八大名妓”之一。
董小宛容貌俏丽，善书画，通诗史，后来嫁给清代著名文学家冒襄为妾。
她的名与字均因仰慕李白而起。出身于苏州一户以经营刺绣为生的商家，在其十三岁那年，不幸父亲暴病身亡。又过两年，已至明末，天下动乱，乱象迫近苏州，其母白氏打算收拾家什逃难，却发现并无银两可随，气急攻心，病倒在床，生活重担一下落到了年方十五的董白身上，这种感受，如同从云端跌入冰窖。
已养成孤高自傲性格的她，不肯低头向人借贷。情急之下，于南京秦淮河畔画舫中卖艺为生，改名小宛，以此来维持生计，同支持母亲的医药费。
在其从艺过程当，正因其性格孤傲，又极富才气，很快在秦淮河畔出了名。却也因此得到了文人雅客赏时的同时，遭到世俗小人的无视。一度负气离开南京，终因生活所迫又在半塘妓院重操旧业，但始终为卖艺不卖身。后结识乡试一度名落孙山、当时称“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二人相识一段时日后，董小宛仰慕其品性谈吐，遂以身相识，因冒辟疆已有正室，故只作小妾。但董小宛并未因地位的偏离而悲凉，而是比丫环更周到地侍候着长辈。在以知书达理、精通琴棋书画而闻名于乡里的同时，对丈夫，小宛更是关照得无微不至。更是烧得一手好菜，其名并列于“历代十大名厨”之列。现今扬州名点“灌香董糖”、“卷酥董糖”，即为她所作。
但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在过了数年安乐日子后，战乱再起，李自成攻占北京，清兵南下，各地战火烽起，举家辗转逃难后，家产也尽量流失。战乱过后，全身的日子已过得十分艰难。俗话说得好，祸不单行，此时的冒辟疆却病倒了。小宛时刻不离身、无微不至地照顾大病中的丈夫，在冒辟疆病逾后，小宛却已骨病如柴，仿佛也曾大病了一场。就是在这种饥贫交加，食不果腹的生活环境下，使得小宛体质已极度亏虚，终因此于清顺治八年农历1月，在冒家做了九年贤妾良妇的董小宛终于闭上了疲惫的眼睛，在冒家的一片哀哭声中，她走得是那样安详。
在九年的相知相惜下，她与冒辟疆铸就了患难与共的真情。大概也正因为此，才有人说出冒辟疆因清顺治皇帝从他手中夺走董小宛而悲痛欲绝。并写下并写下了一阂《金人捧露盘词》，寄托悲思。诗中说道：“梦幻尘缘，伤心情动，莺莺远去，盼盼楼空。倩女离魂，萍踪莫问。扬钩海畔，谁证前盟；把臂林边，难忘往事。金莲舞后，玉树歌余，桃对无踪，柳枝何处？嗟嗟，萍随水，水随风，萍枯水尽；幻即空，空即色，幻灭全灵。能所双忘，色空并遣；长歌寄意，缺月难圆。”末了，附上吴梅村《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八绝》：“珍珠无价玉无瑕，小字贪看问妾家。寻到白堤呼出见，月明残雪映梅花。念家山破定风波，郎按新词妾按歌。恨杀南朝阮司马，累侬夫婿病愁多。乱梳雲髻下妆楼，尽室苍黄过渡头。钿盒金钗浑拋？高家兵马在扬州。江城细寸碧桃春，寒食东风杜宇魂。欲吊薛涛怜夢断，墓门深更阻侯门。”
全诗表现清雅绮丽，其它句子可以不看，唯独最后一句“墓门深更阻侯门”，极让人思索回味。如果董小宛确是死于当时所居之影梅庵，那“侯门”一说不让人思索万千？
董邦达：(公元1696～1769年)，浙江富阳人。著名清朝大臣、画家。
因政绩卓著，累官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又是著名画家，以善画山水而著称，画凤苍逸古厚，其绘画艺术誉满京华，乾隆帝特命他主持皇家画院，人称清抄画中十哲之一，是继五代董源、明朝董其昌之后又一董氏大画家，合称为三董。
他与曹雪芹有深交，并为他的《南鷂北鸢考工志》写过序言。终年七十四岁。 [ 本帖最后由 lxyi 于 2010-3-2 21:49 编辑 ] 跟帖时间 2010-03-02 21:48:1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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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的典故、趣事 -- 董狐笔：出自《左传·宣公二年》。春秋时期，群雄争霸。晋国的国君晋灵公刚即位，由于年龄太小，不能料理朝政，于是让赵盾、士会和荀林父三人辅佐。晋灵公年长即位后，昏庸无道，残暴荒淫。作为相国的赵盾，一心想灵公恢复霸业，多次劝阻晋灵公为晋国着想。晋灵公却派大力士前去刺杀赵盾。当这位大力士来到赵盾的府上时，看到赵盾在家里等候上朝，虽没有到上朝的时间但是穿戴得仍非常整齐。这位大力士认为赵盾是位忠臣，不愿干违背良心的事情；他自杀身亡。晋灵公仍然不醒悟，又派人邀请赵盾来饮酒，暗地里派兵士埋伏在四周，让他们见机行事，准备杀死赵盾。这个事被赵盾的卫士提弥明发发现后，保护赵盾安全脱离险境。赵盾和他的儿子赵朔被迫逃往国外，在逃跑的途中正巧遇见晋灵公的姐夫赵穿。赵穿听后非常生气，他前去找晋灵公评理，然而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对赵穿恶声恶语。万般无奈之下，赵穿只好命令卫士一拥而上杀死了晋灵公，赵盾听到这件事后，返回晋国，把晋灵公的儿子拥立为王，这就是晋成公。赵盾登上相位后，想知道史官对这件事的评价，于是就把太史令董狐找来，询问他有关情况。董狐把大事记录给赵盾让他亲自去看。赵盾看到上面写着“秋七月，赵盾弑其君”，并且得知这件事在朝廷上已经做了公布。赵盾质问董狐道：“谁都知道，先君不是我杀的，你们这些史官司怎么让我承担罪名呢？”董狐回答道：“你身居相位，曾经逃亡而没有走出国境，回来后又不惩办凶手。这不是你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赵盾听后叹息说：“《诗经》上都说‘因为我怀恋君主，所以给自己带来忧伤’。大概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孔子评论这件事时说，董狐没有错，他是一位好史官，据法直书而不加隐讳；赵盾也没有错，他是一位贤明的大臣，为了法度而蒙受恶语，真是可惜啊！如果赵盾逃跑出了国境，就可以免除弑君之名了。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里就有这个典故：“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跟帖时间 2010-03-02 21:44:5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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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的宗祠通用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千秋良史；百代儒臣：上联典指春秋时晋国史官董狐，亦称史狐，周人辛有的后裔，世袭太史。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欲谋杀赵盾，赵盾被迫出走，未越晋境，其族弟赵穿攻杀灵公于桃园。当时他任职太史，认为赵盾身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诛国乱”，罪责难逃，乃直书“赵盾弑其君”，以正视听，孔子以其“书法不隐”，赞为“古之良史”。下联典指西汉思想家、哲学家、经学大师董仲舒(公元前197～前104年)，广川人(今河北枣强)。专门研究《春秋公羊传》。景帝时为博士，潜心钻研孔子学说，被将为贤良。汉武帝时以贤良对天人三策，为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他提出“天人相与”，“君权神授”学说，宣扬“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神学体系。又创立“三纲”、“五常”体系，教育上主张以教化为“堤防”，立太学，设庠序。要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开拓了此后两千余年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著有《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董子文集》等。
千秋良史；一代儒宗：同上。
读书行路；种杏成林：上联典指明朝书画家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人，官南京礼部尚书。书法从颜真卿入手，又先后学虞世南、王羲之、李邕，自称在率易中得秀色，分行布白，疏宕秀逸，很有特色，对明末清初书坛影响极大。擅长山水画，讲究笔致墨韵，以清润明秀为特色，主张作画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后来画论产生了积极影响。著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画旨》等。下联典指三国时吴国侯官人董奉，字君异，住在庐山，为人治病不收钱，让治愈者种杏树，数年间得十余万株，蔚然成林。故后世常用“杏林春满”等词来称颂医家。
织缣偿债；种杏成林：上联典指历史神话故事，相传东汉董永卖身葬父，后与天上织女结为夫妇，织锦偿债赎身。下联典指三国时期的董奉，居庐山为人治病，不取钱，愈者种杏，数年得十万株。
天人三策；兄弟五奇：上联典指西汉思想家董仲舒。下联典指三国魏乐平侯、司徙董昭及其弟董访等兄弟的事迹。董昭，字公仁，定陶人。
双成笙韵；小宛香奁：上联典出历史神话故事，相传王母命其侍女董双成吹玉笙，驾鹤成仙。下联典指明末秦淮名姬董小宛，集古今闺帏韵事为《奁艳》一书。
陇西世泽；良史家声：全联典指春秋晋史官董狐，孔子称其为“良史”。
光前裕后；燕翼贻谋：金门县现有五个乡镇，三十七个行政村，一百五十七个自然村。但当地人民仍习惯以“乡”做为村庄住民的认同体，这可能是受到明清时期“都→保→乡”的地方层级旧制观念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乡”，就是一个最基层的地方聚落单元。例如，旧属十九都古贤保古坑乡，就是指今日的古岗这一个自然村。金门与厦门过去同属福建泉州府同安县管辖，当地方言都还能保留闽南方言古音，例如一般人都把“乡”读成“香”它闽南话读音与拜拜所用的“香”相同。金门家庙多且密度高，更有几个乡是“一乡数庙”的情况，例如琼林就有蔡氏家庙七处，西园有黄氏家庙四处，北山也有李氏家庙四处，盘山有翁氏家庙三处。这些家庙除代表大宗、小宗之区分外，也代表当地姓氏家族的兴盛繁衍景况于一斑。金门家庙大门之左右两扇门板题字(板门联)，在后埔(金城镇)是以题“祖德”、“宗功”者较为普遍，但在金沙镇则以门神装饰绘画者较为多见。何培夫认为门神耸立寺庙大门，首当其冲而地位显要，其设置目的不外乎辟邪逐厉、迎祥纳福与安宅镇殿。在民风古朴的金门浏览众多家庙建筑，能够让人同时欣赏到生命礼俗中的善与美，它涵括了各种传统的、庄严的、亲情的、艺术的、宗教的事与物。
2．五言通用联：
春风先入户；暇日偶窥园：全联典指西汉时期的董仲舒事典。
竹送清溪月；松摇古谷风：此联为明朝擢本寺卿并侍读学士董其昌自题联。
贤者亦乐此；卓尔未由从：此联为杨涛著《纪晓岚外传》第十五卷“董氏厅堂联”。
3．六言通用联：
搏击咸称卧虎；文章屡世占鳌：上联典指东海洛阳令董宣，字少平，圉人。搏击豪强，莫不震慄，京师号为“卧虎”。下联典指指明朝修撰董嫾和董越的事黄。董越为成化进士。官南京工部尚书，有《圭峰文集》。
宗祧远承粤海；祠堂永著龙城：上联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董氏宗祠联。
4．七言通用联：
得好友来如对月；有奇书读胜看花：此联为明朝名人董香光(其昌)撰书浙江省平阳县通福门培风阁联。
澄澄水映千江月；淅淅风筛一岸蒲：此联为金朝戏曲家董解元《西厢记》中联语。
苍松翠柏窥颜色；秋水春山见性情：此联为明朝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撰题联。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又号思翁、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今上海松江)。万历进士。书法秀逸，自成一家。擅画山水。有《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等。
麝墨轻磨声韵玉；免毫初点色翻鸦：此联为金朝戏曲家董解元《西厢记》联语。
5．八言以上通用联：
旋乾转坤，移山倒海；济人利物，震古铄今：此联为中国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杰出的领导人董必武(公元1885～1975)撰厦门集美鳌园联。
先德衍家声，千秋良史；祖功垂世泽，一代儒宗：此联为安徽省泾县董家村董氏宗祠联。
秉笔不容清，良史无私毁誉；佩弦期易性，宾臣欲急作为：上联典指春秋时晋国史董狐的事典。孔子以其“书法不隐”赞为“古之良史”。下联典指春秋时晋国名人董安于的事典。他尝曰：“我死而晋国宁”。
三策仰前徽，道阐纯儒学业渊源须念祖；千秋留直笔，书传良史风规整肃永贻孙：此联为董氏宗祠联。
怀蛟入梦、卧虎锄强，溯显赫簪缨，今日相联一气；腰龟称荣、盘龙受宠，缅辉煌勋业，蒸尝允答千秋：此联为董氏宗祠联。 跟帖时间 2010-03-02 21:42:1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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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的字辈排行 -- 山东聊城董氏字辈：“丕怀玉兆孝”。
山东泰安董氏字辈：“兆瑞庆升廷文明呈光华”。
山东新泰董氏字辈：“志玉仲和士兆怀”。
山东荣成董氏字辈：“佩世传久照先勇”。
山东曹县董氏字辈：“鸿(效风)玉传付记”。
山东沾化董氏字辈：“茂志祥凤玉金”。
山东新泰董氏字辈：“佐泗培永志玉仲和仕兆慎秀其倡茂怀明庆安祥”。
山东枣庄董氏字辈：“用庶隆际修自大学鹏由志鸣金鼎业文兴伦灿周复鸿荣光宗仁远蕃衍承庆升长毓秀显贵振家庭建功盛世耀国泰斯宇环俊英芳昆传厚德先逸和顺征”。
山东荷泽董氏字辈：“继传荣华富贵春仁义礼智纲常振”。
山东祝阿镇董氏字辈：“怀德有玉庆宝善福永长”。
山东胶南董氏字辈：“慎良安全成方贤正大光名宗盛昌”。
山东商河董氏字辈：“吉全兴守学振文传宪延礼德继世长淑仁意程月绿竹远幼荣”。
山东淄博董氏字辈：“云汉桂兰同木”。
山东章丘董氏字辈：“已而继家声恒光先仁续”。
山东济宁董氏字辈：“邦照其德兴龙吉庆祥”。
山东即墨董氏字辈：“心熙慎良子嗣将昌(安全正方)”。
山东宁阳董氏字辈：“世玉衍传先广尚”。
山东泰安董氏字辈：“世兆传成章如道选培光”。
山东高唐董氏字辈：“文志洪树良玉耀(跃)天”。
山东滕州董氏字辈：“大毓观端学绍隆庆佑昌”。
山东枣庄董氏字辈：“志明金顶业文兴伦参周”。
山东商河董氏字辈：“树传孟作法其青佩世昌”。
山东董家寺董氏字辈：“玉丕成加京树生重茂坚”。
山东德州董氏字辈：“登文怀照开志少树伟而成佳”。
山东日照董氏字辈：“怀家书延庆国本尽贤”。
山东临朐董氏字辈：“少孝奎金万兴振海”。
山东滕阳董氏新排字辈：“文士守敬武尉秉诚祖肇中山荣发元廷风(文)云(作)际(士)会(昌)景(庆月)胤(玉)繁(计长)隆(广)职(克兆)立(治)将(安)相(长)贵其公卿台阁永存历志标名千秋传芳华表可宗纪延先德宏伟振兴”。
山东腾县、北薄梁董氏字辈：“作毓观端学绍庆佑昌”。
山东微山董氏字辈：“树毓观端学绍龙庆佑昌绳礽昭福萌克肇继敦祥守道贻丰谟承家述显良启绵惟厚德致敬懋熙扬”。
山东蓬莱董氏字辈：“文尚承元玉志兆景维吉长春嘉树秀锺鼎载华彝”。
山东威海董氏字辈：“敦厚以崇礼文章可立身本支百世远正常万古新”。
山东单县董氏字辈：“逢盛世吉太平成先德保祥庆”。
山东宛城、辽宁凌源董氏字辈：“文学联国桂振守世景天”。
山东济南董氏一支字辈：“家京树生重茂先宝贵送于亮”。
山东济南董氏一支字辈：“大梦玉林泗光庆电延台为有全家好平金安上来”。
山东齐河董氏一支字辈：“秉曰元继广昭宪庆永长修德忠厚远福禄积善堂”。
山东临沂董氏一支字辈：“儒进(兆)凤(占)玉勤西家书衍庆国”。
山东临沂董氏一支字辈：“子玉守新言世系庆化继志保伦常”。
山东董氏一支字辈：“辉元锡连世传”。
湖北红安董氏字辈：“士为其基贤良绍德”。(董必武家族)
湖北浠水董氏字辈：“方卜凤来明盛瑞道发前元已光兴”。
湖北咸安水董氏字辈：“忠显同发焕祚兴师”。
湖北洪湖董氏字辈：“士希逢时本”。
湖北阳新董氏字辈：“天子应长绵正学承家顺”。
湖北天门董氏字辈：“正大光明秀启仁文”。
湖北董家嘴董氏字辈：“重大先业世秉忠良佑贤辅德观国之光”。
湖北黄陂董氏字辈：“守诚立志洪才广聚荣华富贵永继书香进秀贤良”。
湖北监利董氏字辈：“梗继用君应世作之正大光明化成有方(舜)蕙高杨汉佐思长诗书行庆笃厚兆祥联宗旺发家声丕彰”。
湖北麻城董氏一支字辈：“世德大宜昌”。
湖北麻城董氏一支字辈：“永治中万代国回朝忆念祖
湖北孝感董氏一支字辈：“文德天成宗永兴启昌盛”。
湖北孝感董氏一支字辈：“国福家大昌元发际光长定兴时茂显康永庆红良”。
湖北董氏一支字辈：“重微理全成才重召鸿茂职”。
安徽萧县董氏字辈：“正宜祥克永明道福开昌诗书鸿经济忠孝誉文章”。
安徽定远董氏字辈：“四开学永正长青”。
安徽太湖董氏字辈：“师继以善长发其强”。
安徽利新董氏字辈：“明宗珠文保兴化”。
安徽安庆董氏字辈：“必文为延嗣重柏有万春洪烈传广承显祖德光明学玉经邦泽曾高桓国材□□□□□景云自天开”。
安徽淮北董氏字辈：“万化景运宏昌履端启发德义信敬澄谊明道训守先圣良玉碧青军振民丰金龙升晨”。
安徽濉溪董氏字辈：“光明俊秀福寿恒昌传家宝善”。
安徽无为董氏一支字辈：“长兆先训维德科明”。
安徽无为董氏一支字辈：“生成有大本勤学必广前传家兴事业积德游人羡”。
安徽董氏一支字辈：“其发本邦安业克勤余香”。
河南固始董氏字辈：“正大朝庭如德义明”。
河南武陟董氏字辈：“深(厚)燔(灿熔)克大…曾王元玉连铭清荣焕广”。
河南永城董氏字辈：“敬发先胜训恒存重要新…祖德培听仁”。
河南邓州董氏字辈：“国守思凤瑞自克文向德三堂龄延宏法汉朝增芳泽仁义志信立绪先林清华秀生敏新晋钦育洁万世传”。
河南柘城董氏字辈：“诗林传世泽忠孝振家声仁义道长远克昌在守成”。
河南范县董氏字辈：“道永如天存新志士加典”。
河南封丘董氏字辈：“均廷先美志”。
河南潢川董氏字辈：“道远冀全长林术良德昌文学庆显阳贤是立家邦”。
河南商丘董氏字辈：“竟发先胜训恒存宋孝新”。
河北景州董氏字辈：“天兆文耀允维万世永昌元兴贵立贤”。
河北景县董氏字辈：“维万世永昌”。
河北藁城董氏字辈：“文士守敬武尉秉承祖肇中山荣发元廷风云际会景胤繁隆职列将相位及公卿台各垂勋青史标名流芳百代华表可宗”。
河北邢台董氏字辈：“魁一玉三五荣德可延沛”。
河北青县董氏字辈：“葆勋蔚田玉”。
河北董家村董氏字辈：“振洪胜风现国甲”.
河北丰润董氏字辈：“汉春长(沧)玉国金(子)”。
辽宁本溪董氏字辈：“品利洪庭世长学正茂春”。
辽宁桓仁董氏字辈：“芳悦清仁…”
辽宁海城董氏字辈：“国玉世维万福立长春”。
辽宁金县董氏字辈：“大宝万学国文生继广”。
辽宁清原董氏字辈：“庆守殿德利”。
辽宁岫岩董氏字辈：“德清朝国政文克连明世”。
辽宁董氏一支字辈：“德清朝国政文克连明世天恩锡福长”。
江苏赣榆董氏字辈：“国家恒建作毓淑自鸿兴有为广盛大承绪曰□安长华夏培兆俊信义廉明扬博爱晓先泽述上步其强”。
江苏盐城董氏字辈：“仁得立正安道恒常智”。
江苏连云港董氏字辈：“(国)玉(家)开(恒)继(建)作裕(毓入文)淑智(自志)鸿(洪)兴有为广盛大承绪曰长安华夏培兆俊信义廉明扬博爱晓先泽述上步其强”。
江苏泰州董氏字辈：“立志金宝玉吉祥如意兆”。
江苏徐州董一支氏字辈：“德文庆作振”。
江苏徐州董氏一支字辈：“心中正立志诗书”。
贵州赫章董氏字辈：“万腾士如朝文显贵登廷”。
贵州铜仁董氏字辈：“明代新文光先正万世朝祖中孝全永直长久留方远怀化堂上奇根元”。
贵州董氏一支字辈：“文正世孝维白茫行手”。
贵州董氏一支字辈：“南方旬世玉天茂重沼斯文枝有作怀光定登治安铨复宏宜宣居配维申镇善述昌林琮相丛新”。
浙江嵊州董氏字辈：
派字：“启复宗成正开元继述纯传先敦孝友永世守贤良”；
行字：“江淮河潢海桥梓松柏桐烜煌焕煐耀坤域均培增”。
浙江温州董氏字辈：“元士秉上光希文大乃崇”。
浙江乐清董氏字辈：“德孔孟真圣贤”。
天津宝坻董氏字辈：“自仪毓如维其志”。
湖南常德董氏字辈：“应元文仲永伯大胜兴希启世宗国治方正习学成明道贤良主佑尔少时昌”。
湖南桃源董氏字辈：“应元文仲景伯大盛兴稀启世宗国志明道贤良举鲜后有红鱼”。
湖南湘西董氏字辈：“国宗祖朝顺文元启太平万邦吉昌永家和世代兴”。
四川遂宁董氏字辈：“帝学孔思孟世代富兴隆”。
四川董氏一支字辈：“道德乾坤达文成国诸光”。
四川董氏一支字辈：“文之联元学言承先向贤光祖召显仁天”。
福建福州董氏字辈：“一家承须行是敬德”。
福建连城董氏字辈：“德永祖荣尚元崇文木大其水国家世盛肇启书兴志诚昭宪业绩颖昌瑞宁聪健毓圣登强”。
广西容县董氏字辈：“汉启祖德文明永绍基”。
陕西董氏一支字辈：“国正生大道明兴福远昌”。
江西董氏一支字辈：“德显修邦兰□枝茂桂蕊飘香”。
黑龙江董氏一支字辈：“广文长德思太”。
董氏卧虎堂一支字辈：“文作士昌月玉吉广”。
董氏三策堂一支字辈：“钦明思康泰 晴水跃家邦”。
董氏一支字辈：“宝连振义志刚强”。
董氏一支字辈：“敦厚以崇礼文章可立心本支百世远征长万古新”。
董氏一支字辈：“其延家以立万代福明洋松柏长青茂富贵荣华兴”。
董氏一支字辈：“魏国其昌世学能上士学伦尚”。
董氏一支字辈：“孝金…凤然俊庆兆景”。
董氏一支字辈：“大齐培先志立德必高鸿光绪习典墨家兴礼尚龙”。
董氏一支字辈：“锡庆维天泽延万世”。
董氏一支字辈：“之希心思慎良安全正方”。
董氏一支字辈：“光仕希洪时本元兴先祖”。
董氏一支字辈：“国家有道朝仕必良学宗孔孟”。
董氏一支字辈：“道占运昌金廷彩”。
董氏一支字辈：“翠临观泽福贤”。
董氏一支字辈：“学宜绍纪业在有常”。
董氏一支字辈：“士希逢时本元同先祖”。
董氏一支字辈：“维万世永昌元兴贵立贤”。
董氏一支字辈：“正恩司永基建培仁”。
董氏一支字辈：“立思起喜太广成玉树惠清”。
董氏一支字辈：“其昌朝廷世代显中立”。
董氏一支字辈：“如为其志玉(慧)”。
董氏一支字辈：“道发乾元一光星”。
董氏一支字辈：“仁孝忠友义富贵吉祥云”。
董氏一支字辈：“必然进朝升官高一品位”。
董氏一支字辈：“经瑞田润毓”。
董氏一支字辈：“支学先人大长照万世贤”。
董氏一支字辈：“文作士昌月玉吉广克志永常”。
董氏一支字辈：“必文为彦子仲伯友万春鸿烈传广承先祖德光明学裕经邦策功高翰过才大宗扬盛时景运自天开”。
董氏一支字辈：“文士守敬武尉秉诚祖肇中山荣发元庭风云际会景胤繁隆职烈将相位及公卿台各垂勋青史标名流芳百代华表可宗”。
董氏一支字辈：“庆恕卯尹士诰嘉九泗迟尚琚秉百福开凤玉勤锡”。
董氏一支字辈：“道德开来世太显”。
董氏一支字辈：“朝廷登金策儒引仲世昌国正天星顺永远福寿长安帮碧文章万代耀家祥”。
董氏一支字辈：“敦厚以崇礼本支百世远”。
董氏一支字辈：“学吉宗友绪永兆云泰召齐明致万润德昌兴林树荣光瑞祥延增庆方安振家帮”。
董氏一支字辈：“汉世山朝正永盛传入中善继明良远”。
董氏一支字辈：“正尚衍兴圣玉传广继成善修元兆慧佩须云文丰”。
董氏一支字辈：“光耀先祖会传家又良方秉正善继述永卿世及昌”。
董氏一支字辈：“茂宇子字时道德开来世太显家声日允维克成志”。
董氏一支字辈：“武俊德玉福发生元学士韩文秀恩料闫永锡”。
董氏一支字辈：“敬法先圣训恒存忠孝心积善有余庆祖德培后人”。
董氏一支字辈：“德玉福发生元学士韩文秀恩科闫永锡”。
董氏一支字辈：“天子应长绵正学承加训”。
董氏一支字辈：“士卫必志世大长远先祖富发祥代系立刻昌国家传众孝仁义理刚尚”。
董氏一支字辈：“书友其文昌仕维德永长邦家恒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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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的家谱文献 -- 浙江嵊县董氏宗谱三卷，著者待考，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嵊县董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己巳年(公元1917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二～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潭董氏五修族谱十六卷，首四卷、末一卷，(民国)董贻玖纂修，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三策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长沙董氏族谱八卷，卷首上、下册，著者待考，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陇西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董氏四修族谱十一卷，首一卷，著者待考，民国丁亥年(公元1935年)广川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大冶董氏宗谱，(清)董子怀等修，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三策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三～五卷、第七～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大冶董氏宗谱，(清)董应运等主修，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三策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一卷、第四～五卷、第七～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大冶董氏宗谱，(清)董长睿等主修，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三策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今仅存第一～四卷、第八～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大理史城董氏族谱十三卷，首一卷，(民国)董维邦等纂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马口市开明书局石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玉山怀玉董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五卷、第十～十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永康眉山董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七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金华西睦董氏族谱，(民国)董河莲等纂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敦睦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宜兴董氏家乘二十二卷，首一卷，(清)董世厚等纂修，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正谊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一卷、第十五～二十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华亭董氏族谱十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光训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浦阳董氏宗谱，(清)董宏聚总理，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浦阳董氏宗谱，(清)董宏本等总理，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四卷、第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浦阳董氏宗谱，(清)董宏本等总理，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一～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泾县泾川中村董氏宗谱十七卷，首三卷、末一卷，(民国)董承恩等纂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永思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会稽董氏宗谱八卷，(清)董庭焙等总理，清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三策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会稽董氏宗谱八卷，(清)董庭煨总理，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三策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会稽渔渡董氏族谱三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清)董金铿纂修，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二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会稽渔渡董氏族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七卷、第十二～十六卷、第二十七～三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会稽务本堂董氏支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溧阳旧县董氏宗谱，(清)董琛等纂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修书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十七～十八卷、第三十二～三十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龙游陇西董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七～十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龙游陇西董氏宗谱，(清)董起秀等纂修，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十二卷，卷末。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镇海鹞莺湾董氏宗谱七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董朝冀等纂修，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兰溪汤溪纯孝董氏宗谱两卷，(清)董成动纂修，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霞蔚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兰溪汤溪纯孝董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霞蔚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盐城董氏宗谱，(民国)董肇迹等纂修，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明道堂抄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大冶董氏宗谱，(清)董子怀等修，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三策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三～五卷、第七～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大冶董氏宗谱，(清)董应运等主修，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三策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一卷、第四～五卷、第七～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宜兴董氏家乘二十二卷，首一卷，(清)董世厚等纂修，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正谊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一卷、第十五～二十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嵊县董氏宗谱三卷，著者待考，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跟帖时间 2010-03-02 21:35:3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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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陇西郡：战国时期秦国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甲子，公元前279年)置郡，因在陇山之西而得名，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其时辖地在今甘肃省东乡县以东的洮河中游、武山以西的渭河上游、礼县以北的西汉水上游及天山市东部，包括今甘肃省兰州市、临洮县、巩昌县、秦州市一带。西汉朝时辖地在今甘肃省东乡县东部的洮河中游、武山西部的渭河上游、礼县北部的西汉水上游及天山市的东部地区。三国时期曹魏国移治至襄武(今甘肃陇西)。北魏时期辖地在今甘肃省陇西县附近一带。
济阴郡：汉景帝中元六年(丁酉，公元144年)置济阴国，汉元帝初元元年(癸酉，公元前48年，一说汉武帝建元三年)改为济阴郡，治所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其时辖地在今山东菏泽附近、南至定陶、北至濮城地区。
2.堂号：
陇西堂：以望立堂。
济阴堂：以望立堂。
良史堂：春秋时候，董狐是晋国的史官，他写史求实存真，不怕权势。晋灵公被弑，董狐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 赵盾要求他更改，他却坚持原记录。孔子夸奖他是“良史”。
直笔堂：同良史堂。
豢龙堂：资料有待补充。
直笔堂：资料有待补充。
正谊堂：资料有待补充。
三策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霞蔚堂：资料有待补充。
修书堂：资料有待补充。
光训堂：资料有待补充。
永思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睦堂：资料有待补充。
江都堂：资料有待补充。
江都堂：资料有待补充。
卧虎堂：资料有待补充。
芙蓉堂：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3-02 21:32:2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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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的迁徙分布 -- 董氏是一个典型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三十九位，属于超级大姓系列，人口约七百二十六万一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45％左右。
董氏主源出自高阳氏颛顼帝之后裔。据史料所载，董氏的发源地在山东定陶北部、山西运城、山东平原县三个地方。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董氏先人从发祥地董国(今山西运城)向四方藩衍播迁，据有关史料记载：北京之尚义、魏县，山东之龙口、平邑，山西之太原，甘肃之酒泉，湖北之监利，广西之桂林，贵州之从江，云南之泸水河口、陇川，四川之合江等地均有董氏族人分布。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董氏族人在神州大地以及世界上分布不尽相同。诚如枣庄“江都堂”董族家谱所说董氏一族“始于虞,显于汉,盛于蜀,而大于元。”
1.先秦时期：
早在先秦时期，董氏族人主要的活动地区包括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南部等，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晋国的有董狐和董安于。并且已经向西和向南迁移，散布于甘、川、滇、黔等广大地区，与当地土著混居，逐渐融入土著民族之中，成为土著诸姓之一。此外，也有西南、北方等外族融入董氏。
2.秦、汉时期：
到秦、汉时期，董氏己北及河北，东进山东、南逾岭南、东南抵江浙、西到四川，在今山西、甘肃、河北、河南较为集中。另外，陕西，山东定陶、高青，广东广州，四川资阳、德阳，浙江余姚、湖北襄阳、枝江，福建福州，河南禹州、伊川、南阳、开封、杞县、信阳、灵宝等地也散居有董氏族人。后在不断的繁衍过程中，甘肃、山东两地董氏发展成当地望族。董氏名人有秦秦都尉西汉翟王董翳，西汉成敬侯董渫(山东单县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西汉宣帝时期的高昌侯董忠(为东汉孝子董永先祖)；西汉末王莽时期大司马董忠(为董仲舒八世孙)；东汉洛阳令董宣；东汉太师董卓。
据记载，自汉至唐，云贵地区的董氏发展成为大姓，逐渐将云贵地区的土著民族同化为西南地区的汉族。东汉公孙述时，牂牁(治所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北)大姓有董氏。
3.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百姓四处流散，大举迁往南方，安徽、江西、江苏、湖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均有董氏迁徙而来者。甘肃、四川的董氏已经繁衍成大姓，同时向西南的云南、贵州迁移。这时，有人称蜀国“四相”之一的三国名臣董允，医学家董奉，南北朝外交家董琬。
4.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时期，是董氏一大繁衍时期，福建、广东、湖南、云南等地均有董氏迁居者，唐朝时董氏的人口重心开始在滇黔地区形成。唐代的《元和姓纂》列董氏郡望有四：陇西、弘农(今河南灵宝)、河东、范阳(今河北琢县)，此外还有济阴(今山东曹县)。董氏艺人大量涌现出来，有琴师董庭兰、五代南唐的画家董源、唐朝宰相董晋。
并大批移民东南。唐末，固始(今属河南)人陈元光父子开漳入闽及王潮、王审知入闽时都有董氏加入。固始董氏随王潮、王审知入闽者，即今石狮、金门始祖董思安，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董思安忠于旧主退隐泉州。元朝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农历七月十四董思安第十四世孙董善顺因避元兵骚扰从晋江青阳迁居石狮永宁沙堤村，其弟董善应则避居于金门古坑乡，故今金门、同安、厦门、漳州、晋江、石狮董氏均为同宗。其后裔有郑成功的岳父董先，董先坚决支持郑成功的抗清事业，其子董腾后追隨郑成功收复宝岛台湾，並长期率水师驻扎澎湖。唐末“南诏宰辅”董成原籍金陵，流落至滇，仕南诏为布燮，后裔先后转徙剑川、景东、云龙、洱源、云县等地，是为大理史城董氏始祖。
5.宋、金、元时期：
迄于宋时，董氏大批迁居东南地区，同时进一步向西南地区发展。宋元时期，金兵入主中原及蒙古军队的南下再度迫使董氏南迁。元明时期董氏族裔宦游全国各地，近及于大理，远达漠北及岭北(包括今外蒙及俄罗斯一带)。其中董俊族裔籫缨世族，望重朝野，以“四世八公一翰林”著称于世，先后有上千族裔宦游于大江南北。董孝忠先生经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撰写《董仲舒后裔渊源研究》一文指出：在沿济南至青岛的胶济线两侧、徐州至连云港的陇海线南北各省居住着众多董俊后裔。宋代将领董宗本董遵诲父子、金戏曲作家董解元、蒙元时期藁城董俊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父子，元时柏乡董朴。
明代以前，董氏已遍布江南各省，其中浙江东阳(古称吴宁)、肖(萧)山、富阳、浦江、临安、安吉、绍兴、杭州等地的董氏许多是从唐貞观初迁入浙江的婺州判司董元的后裔。今江西宜黄、乐安、婺源、赣州、崇安、新干、以及长汀、监利、华容、石首、涇县等地的董氏是唐末入赣的董连(唐宰相董晋之后)的后裔，许多董氏名人均出于此宗，如董淳、董敦逸、董德元、董全祯、董杰、董邦达、董诰，今江西省乐安县牛田乡流坑村(古属庐陵)有四千余人董氏后裔聚居，被誉为“千古第一村”。
宋朝时期(公元960～1279年)董氏族人达四十六万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59％，居第三十四位。主要分布于江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约占董氏总人口的64％；其次分布于湖南、甘肃、安徽三省，约占董氏总人口的22％，形成赣皖湘、陇西、冀鲁豫三大董族聚居地。其中江西为董氏第一大省，约占全国董氏总人口的22％，占江西人口的1.2％。
6.明朝时期：
明朝时期(公元1368～1644年)，董氏约有四十二万之众，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45％，居当时第五十五位。主要分布于浙江(25％)、山东(19％)两省，约占董氏总人口的44％；其次分布于山西(8.7％)、江苏(8.1％)、河北(6.8％)、江西(6.3％)、安徽(6.2％)五省，约占董氏总人口的36％。其中，浙江为明时董氏的第一大省，约占全国董氏总人口的25％。
明朝时，董氏族人曾以军屯、民屯的身份迁住西南边陲云南等省。据民国时期《昆明县乡土教材》记载：“民家族，据称其始祖系随明将沐英平滇由大理、鹤(庆)丽(江)诸县迁至今所——滇池西岸大、小鼓浪，阳临谷(今杨林港)等处。”观音山杨林港、富善村的白族老人们认为，他们的“先祖姓张，第十三世祖还姓董，立过董氏宗祠。”《董氏家谱》中记有：“阳谷董氏，安徽凤阳之世族也。明洪武年间，先祖赐以医学，随黔宁王沐英到滇。”很显然，这些随军从安徽凤阳来的人们在滇池沿岸屯军并入赘土著的白族人家，其后代成了白族。其道理，与大理一带自称是来自“南京应天府”的白族一样。
明洪武年间，也有不少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军士随军来到大理和云南其它地方屯军，许多人入赘土著白族和其它民族人家，其后代成了自族和云南其它民族的。如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档案馆保存的《董氏族谱》记载了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自治县董氏的源流：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明太祖朱元璋推行垦边政策，开发云南，从江西省南昌起程到云安；安置在楚雄府定居(包括楚雄、广通、定远、禄丰、大姚、封州、弥渡等地)，于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迁入双江县上改心清平后山，后继续迁入忙糯康太与拉牯族杂居。临沧地区临沧、云县、双江、耿马县《董氏族谱》：董氏一世祖原籍河南开封府福禄街董家庄，明末清初赴滇整军，后落籍鹤庆，生六子，分居保山、大理、云县、景东、楚雄、鹤庆。该谱记述了董氏二世祖君正支系居云县后三百七十年十四代六大支系世系分支，发展变迁状况。
据四川天府报报道，四川彭州市磁峰镇董益良三十余年前董家老宅翻修时，发现了藏在梁上的《董氏家谱》，该谱撰于清代光绪十年，《董氏谱序》记载：明朝成化年间，董仲舒后裔董应辅从湖北押粮入川，后留在通化。其子董闲入籍理县，定居二百多年。
董氏于明末由云南呈贡迁入威宁温家屯，至今已传十四世。威宁回族始祖董天成，到威宁后娶温氏，传二世一支、三世三支。董氏现有近千户，主要分布在威宁县的哈喇河乡、双龙乡的高山村、二塘镇梅花村和秀水乡、海拉乡、中水镇等地，在贵州水城县林青乡、安顺市轿子山镇、平坝县十字镇有少数居住，董氏于清雍正年间迁一部分到云南昭通，现多数居住在八仙营、洒雨河、水井湾一带。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董仲舒第六十二世孙董承宣以接慰使出使高丽(也有研究认为：董承宣、董印宣二兄弟同时以明朝抚慰使赴高丽未归)，未返国而归化高丽，定居荣川，被封为荣川君，并将中国故乡广川作为本贯，史称广川董氏。董承宣的兄弟董印宣第八世孙董一元，丁酉再乱时，以明朝将领的身份东渡朝鲜，参加抗倭战争，战后与其二子大顺、昌顺定居高丽。董一元及其后裔落籍后，未另立新的本贯，而加人了广川本贯。其后裔称董印宣为一世祖，以广川为本贯，形成朝鲜广川董氏。《韩国姓氏大百科·姓氏的故乡》也认为：广川董氏渊源于中国，是汉朝巨儒董仲舒的后裔。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院的国情调查显示，广川董氏已有三千八百五十余人。韩国现在有四千六百多董氏族人。今朝鲜与韩国董氏族裔成立有董仲舒族裔会。
明朝以前，董氏主力一直集中在中原一带，宋元明时期由于北方战火连绵不断，董氏人群不可避免地遭受严重的打击，人口锐减。宋、元、明六百年间，全国人口纯增率为20％，但董氏人口同期为负增长，净减四万之多。其间董氏的分布总格局变化较大，其迁移方向主要是由北方向东南，重新形成了鲁晋冀、江浙赣南北两大董氏人口聚居区。出现了明朝抗倭名将董邦政(明山东阳信人)、董一元董一奎兄弟(明宣府前卫人，今河北宣化)，著名书画家政治家董其昌。
7.清朝时期：
清朝是董氏在东北地区发展的最重要时期。从清康熙年间开始董氏族人陆续移居台湾，在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有弁屯董、朱、柯、越、黄五姓，移住今屏东县恒春镇；清乾隆初年(公元1736年)，有董显谟筑大肚下堡玉田圳，引水开垦九弱黎庄等等。此后，又徙居南洋群岛及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名人有清代文学家董说，画家董邦达。
今日董氏以河北、山东、山西、云南、辽宁、浙江等省最为集中，冀、豫、晋这三省就占董氏总人口的31％，滇、鲁、辽、浙、川、鄂这六省又占38％，而冀州地区居住了董氏总人口的10％，为董氏第一大省。 跟帖时间 2010-03-02 21:29:5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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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氏的各支始祖 -- 董仲舒、董伯庄：西汉大儒董仲舒为始祖，其裔有一支于宋淳佑间迁鄞，再迁慈溪。传至五十二世董伯庄，永乐间人赘鄞城西北隅芳嘉桥为始迁祖。是为四明儒林董氏始祖。
董元山、董伯清、董仲纲：西汉董仲舒七世孙董元山徙家溧阳；三十五世董伯清别居邑之前川；董伯清之子董仲纲入赘旧县基本氏。是为江苏溧阳旧县董氏始祖。
董德卿、董 宁：唐朝时期衢州龙游立德乡人，四世孙董舜祖，唐乾宁年间官嵊县令，退隐邑之龟溪石壁，董舜祖之孙董宁，后梁乾化间再迁新昌雪溪。是为浙江绍兴董氏始祖。
董 赋：唐文宗执政事情官御史中丞，世居龙游立德乡。其子董桂，始徙奉化连溪。是为大董董氏始祖。
董 成：原籍金陵。唐朝末期流落至滇，仕南诏为布燮，后裔先后转徙剑川、景东、云龙、洱源、云县等地。是为大理史城董氏始祖。
董 元、荣 达：原籍山东，唐咸通间迁居东阳安坑。董元九世孙董荣在北宋乾兴中徙萧山，二十四世董达，元至元间迁居浦阳东溪。是为浦阳董氏始祖。
董继鸣、董宗良：南宋时迁金华铁岭头。小宗始祖；董宗良，继鸣十四世孙，明清之交后徙湖海塘下董宅。是为西睦董氏始祖。
董官一、董其昌、董传策、董宜阳：元初居华亭竹冈。明董其昌、董传策、董宜阳皆出此族。是为华亭董氏始祖。
董廷圭：明洪武初自石首迁居华容鼎壹乡。是为华容董氏始祖。
董胜一：明代自江西迁湖北大冶宋皇堡。是为湖北大冶董氏始祖。
董佚名：明万历年间自鄞县西十三桥迁镇海鹞莺湾。是为浙江镇海鹞莺湾董氏始祖。
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3-02 21:27:0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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