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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 -- 跟帖时间 2012-04-24 22:58:4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intia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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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家声 -- 家庙能保存下来，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家庙对联是研究家史的重要依据之一。大门对联十四个字，屋门对联十个字，却涵盖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万马家声”，这是目前所见较早的文字表述。 [ 本帖最后由 sdwhliuwentian1930 于 2011-10-8 16:43 编辑 ] 跟帖时间 2011-10-07 21:12:1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威海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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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刘氏家庙对联 -- 安丘 大坡子村 万马刘氏家庙 大门和屋门对联
大门对联：
三千年御龙世胄
廿二世万马家声
祠门对联：
万马家声久
御龙世胄尧 [ 本帖最后由 sdwhliuwentian1930 于 2011-10-12 20:54 编辑 ] 跟帖时间 2011-10-07 17:24:4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威海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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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 --
1932年07月30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唯一的参赛选手刘长春步入赛场，奥运会的比赛场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但是由于20多天的旅途劳顿，体力大受影响的刘长春在100米和200米短跑比赛的预赛阶段就过早出局了。然而正是刘长春踏出的这一小步，跨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奥运史上的第一步。 跟帖时间 2010-10-26 09:29:5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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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榷 -- 此见闻，是宗亲亲自走访调查的记录。不仅会见了知情人，即对家谱家史知道较多的宗亲，而且有幸见到了先祖的遗物（官员袍服）。是一篇难得的家史资料。因此，此文受到了广大族亲的重视。作为重要史料加以保存和研究。
对于此文所述刘荣祖和刘颜伸刘杰的关系。本人有些不同看法，现在提出来，和族亲商榷。文中说：“刘荣祖生二子：长子刘颜伸，次子刘杰”。据万马安泰刘向阳博客的文章，清康熙年间，刘正学公所编家谱，家纪记载：“刘荣祖七世生杰"中间失考。
1，安丘万马安泰刘氏康熙年间，刘正学所编家谱，是安丘万马刘氏最权威的家谱。应该是我们研究家史的依据。（刘正学公文武双全，做过郑成功的总兵官。兵败后回原籍安丘致力于地方福祉，撰修家谱）
2，按正学公所述:"荣祖七世生杰”。那么，从荣祖到絜祖，中间缺失五代，显然，不是父子关系。
3，至于，刘颜伸和刘杰的兄弟关系，目前还没有资料佐证。刘杰祖会不会不是孤身一人？还有兄弟是完全可能的。
随着续写家谱的活动，日益被大家重视，越来越多人积极参加，许多历史资料面世。就为我们研究家史提供了依据。就使我们日益接近历史本身，从而修改哪些传错了的信息。这对我们研究者，以及我们的后代都是极好的一件事。
以上意见，仅供族亲参考。笔者非常高兴和族亲探索家史，愿意共同讨论，听取不同意见！
万马刘家后裔 刘迪 跟帖时间 2010-06-30 22:10:5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威海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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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帝王国君（八） -- 刘少奇：(公元1898～1969年)，湖南宁乡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
刘少奇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青年时代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刚刚创立的中国共产党。1922～1932年，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他先后参加领导过安源煤矿和铁路工人大罢工、五卅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及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英勇斗争。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到上海、天津、东北、华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了顺直省委(今河北省委)的领导，担任过满洲省委书记。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秋，担任党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2年冬，刘少奇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福建省委书记。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党中央代表和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1936年春，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在华北地区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巩固和发展了党所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抗日战争初期，他深入敌后，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山西抗日新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8年冬，刘少奇南下担任中原局书记，组织和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临危受命，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年5月任华中局书记，同陈毅等一起，迅速改变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恢复和壮大了华中地区的革命力量。
刘少奇长期以来，是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3年，他回到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47年春，敌人进攻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担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转移到华北，和朱德一起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逝世为止。
刘少奇几十年如一日，为党的巩固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为反帝反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刘少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一贯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勤于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并且善于把实践经验提到理论高度。他对我们党的建设，对我国工人运动和党在白区的工作，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重要的建树。他在这几方面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原则，是党和人民几十年英勇奋斗的经验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捍卫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为巩固和发展党的队伍，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为确立党的生活的基本准则，为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刘少奇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行了有力的宣传。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和其他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教育了全党的广大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期以来，刘少奇一直是我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善于把党的政治任务同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组织群众进行有成效的斗争。
他在我国早期职工运动中竭力倡导的重视工会组织作用、提高职工群众觉悟、关心广大工人切身利益的思想，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着白色恐怖。面对国民党的反革命镇压，党内一部分干部的盲动反抗情绪有所滋长。刘少奇主张在群众工作中尽可能地利用公开合法手段，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同盟者，并且注意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采取适当的斗争方式，以保存和发展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他的这些正确主张当时虽然受到压制和诋毁，但是抗日战争前夕他关于白区工作的经验总结，却受到了全党的重视，并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白区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几次重大政治路线斗争中，坚持了正确的立常他曾经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张国焘在长征中分裂党的罪恶活动以及王明在抗日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作过坚决斗争。历史事实证明，刘少奇不愧为坚定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建国以后，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积极参与制定和贯彻执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代表党中央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主张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提高社会生产力。在六十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他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倾听群众呼声，深切关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坚决支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并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一样，刘少奇在工作中也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但他总是忠实地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和对内对外的政策，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
刘少奇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刘少奇一贯重视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他善于根据理论原则，联系实际，周密考察、具体分析问题，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我们要学习他这种理论和实践统一的科学态度。
刘少奇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强调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勤务员，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任何岗位上都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总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勇于纠正，勇于承担责任。在遭受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处境异常艰难的时候，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我们要学习他这种对党对人民无限信任的革命品质。
刘少奇言行一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的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地实践了。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真理，抵制错误。他从来都把自己放在组织之中，尊重集体领导，服从组织决定。我们要学习他这种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的革命风格。
刘少奇在对敌斗争中机智沉着，立场坚定。他两次被反动统治阶级逮捕，都坚贞不屈。在革命紧急关头，他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我们要学习他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终年七十二岁。这是我党和我国人民巨大的损失。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党中央采取的这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场，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刘少奇逝世已经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象，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刘少奇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
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样，刘少奇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三子刘允真：又名刘丁，原湖南长沙商业银行副行长。
幼子刘源：曾任河南省三门峡市副市长、市委书记、河南省副省长，后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中将军衔。
三女刘平平：又名王晴，原北京食品研究所所长、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哥伦比亚大学营养教育博士。1999年11月25日，国际星座局将蛇夫星座编号为RA17H37M17S－D5’39’的星注上了“王晴”的名字，以表彰她在食品学领域做出的特殊贡献。
四女刘亭亭：联亚集团和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哈佛大学商学院硕士。
侄子刘维明：原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附_一位军医记录的“刘少奇最后的27天”：
天良未泯的医务工作者刘氏军医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偷偷写下了刘少奇最后二十七天的“监护日记”：
第二天，1969年10月18日：到今天我才算明白，原来是这么一个病人。一个过去最高层而今处于最底层的人物！他几乎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啦，他的病真多，除了器质性的病，更多的则是精神和心理的病症。他的植物神经已经紊乱，出现全身痉挛，手足抽搐。可是，他有时又是清醒的。今天，他刚开始睁眼的一剎那，我感觉到他目光中射出的清醒神志和力量。
第三天，10月19日：北京来的老卫士长对他很尽心。每天都在监视下进入他的房间多次。凌晨他肺炎复发，咳血、高烧，是旅途颠簸、受了惊吓引起。老卫士长请求抢救。北京来的曹护士拿出北京带来的治疗肺炎的药物。注射。黎明时分，他入睡。上午，见曹护士给他喂玉米糊糊。他不肯吃。曹护士抓住他的手轻轻摇晃着劝慰：“哎，吃点东西呀…你不能这样，你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他睁开了眼睛，看着曹护士的手，大约认出来了，是一起从北京来的。
第四天，10月20日：全天病情无异常。决定给病人恢复使用D860。
第五天，10月21日：病人大便干结，护士用手抠出。
第六天，10月22日：为病人翻身两次。
第七天，10月23日：病人咳嗽复发。医生提出为病人做化验、透视拍片建议。
第八天．10月24日：上级答复：可以进行一次化验，透视拍片不行。这叫医疗服从项目。
第九天，10月25日：上午9：00从病人身上取了尿样、血样。由两名“陪同”乘吉普车返回155医院。我为他争取到一次化验的权利，却受到如此待遇——在武装押护下去为一个病人化验，恐怕在历史上少有。经过化验，总算搞清楚了，他的病本不是什么难症，只因治疗不及时，引起多种并发症。加之病人长期僵卧，造成双腿肌肉萎缩，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过多，均被扎烂，使全身血管局部坏死，引起心力衰竭。可是他的生命还是那么顽强。这从医学角度难以解释…
第10天，10月26日：早饭后，去看病人。曹护士在小电炉上熬小米粥。我告诉她化验结果之后，请她介绍一下病人在北京的护理情况。她开始不敢，说上面有规定。我坚持说是为了治疗。曹护士看四周无人，悄悄说出病人在中南海最后那段岁月的悲惨遭遇。国家元首受到难以想象污辱、残酷批斗、踢打。一直到他病得不能起床、不能自己吃东西了，才批准可以给他做点流质食物。一直把他的双脚固定在床上。中午，召集全体护理人员，宣布化验结果。我提出：要注意综合治疗，综合护理。尤其要注意给病人勤翻身，勤擦洗，以增进血液循环，防止肌肉进一步萎缩坏死…同时也要防止再生褥。一名护士问：这样做，是真治病…上面会允许吗？我说：这是咱们当医生的起码责任。既然叫咱们护理，咱们就要尽到责任。另外我准备再向特派员建议，对他进行透视拍片，然后搞一次会诊…这对病人的治疗是完全必要的。
第11天，10月27日：今天是个少有的好天气。老卫士长和曹护士要求给病人翻身、擦身子。我同意。老卫士长轻轻拍着病人抓塑料瓶的手，说：翻身喽，抓好你的宝葫芦！大家都笑了。这是这里第一回有了笑声。肯定有人不高兴。曹护士用热毛巾替翻过了身子的病人擦洗着，对我说：今天早晨他又吃了半碗多，情况还不错。我心里升起了希望。相信护理组的每一个人也都希望，他能在我们手下一点一点好转、康复。我们只管治病救人。听了他的心脏和脉搏，确是比刚来时平稳多了。我对曹护士说：还要加大D860的用量，继续用你们从北京带来的。曹护士刚替病人擦洗完，就转身去了对面存放药物的房间，却在门口被人挡住：上级命令，北京带来的药物不准再使用！曹护士空手返回，眼睛发红。我都听到了，没再问，只说：就用我们这里的吧。老卫士长和曹护士默默地看着床上的病人。都知道，我们155医院的药是国产的，北京带来的药是进口的，效果大不一样。
第12天，10月28日：病人大便干结，由护士用手抠出。
第13天，10月29日：病人咳嗽复发。我再次提出透视、拍片、会诊建议。
第14天，10月30日：病人轻度发热。开封药品告缺，请求上海或北京的大医院支持。上级下批准。
第15天，10月31日：上午仍由老卫士长和曹护士替病人翻身擦身。下午上级通知：“病人”不宜透视、拍片、会诊。以后不要再提此类问题。
第16天，11月1日：已经过去两周。近一周来“病人”病情明显恶化，跟药物减少有关。他们又否决了我提出的透视、拍片、会诊建议。我算弄明白了，本来就不叫治疗，而叫监护，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上午老卫士长来告急：他的体温又到了四十度…我们下到病室。他已经昏迷，喉咙发出响动，浑身抽缩。我命令曹护士立即用吸痰器给他吸痰。我自己动手注射。特派员不知何时又进来了，每次治病他都必定到场，真尽职。痰吸净后，我让曹护士给病人输液。病人安静了，他十分听话，主动配合治疗。
第17天，11月2日：病人高烧不退，继续输液。
第18天，11月3日：病人高烧不退。输液，注射退烧针。
第19天，11月4日：病人体温降至39℃。继续输液。
第20天，11月5日：病人体温降至38℃。总算降下来了。
第21天，11月6日：好危险！像他这么大的年纪，身体又那么弱，高烧至四十度，已近生命极限。可他的神志似乎一直清醒，一直主动积极地配合治疗…他想活下去。今天，他的高烧总算退了，体温维持在37.2℃。他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我为什么要记这么详细？想留给谁？
第22天，11月7日：上午，老卫士长和曹护士又替病人翻身擦背。曹护士对我说：他就是命大哩！另外几名护士为病人换了床垫、床褥。我很满意我的医护组成员们的表现，总是不分日夜，随喊随到。突然，特派员和驻军首长命令大家在天井院内紧急集合。特派员扫视大家一眼，说：给大家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北京来的人员今天全部撤回去！北京带来的药也全部带回去。就这样吧，走的人立即准备，十分钟后上车出发！说着，特派员又走到我们几名本地医护人员面前说：今后，重担就落在你们肩上了，这是上级对你们的最大信任。希望你们服从命令，圆满完成任务。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明白了吗？十分钟后，曹护士背着简单的行李下楼来，走进病室，端起电炉旁的小铝锅，对我说：以后，你就多费心了。她想哭，可不敢哭。我也想说句什么，嗓子堵得慌，也没敢说出口。我跟着老卫士长和曹护士走到病人床前。老卫士长替病人盖好被子，又将他捏着塑料瓶的手放进被子里去。“病人”睁开眼睛，看着老卫士长和曹护士。老卫士长俯下身去，在病人耳边轻轻告诉了要回北京…病人脸上的表情木然了一会，眼里滚出两粒浊黄的泪滴。曹护士也俯下身去，轻轻叮嘱：要活下去，明白吗？活下去，活下去…
第23天，11月8日：昨天北京的人离开时，依稀听到特派员说：走吧！走吧！火葬场也看过了，都安排了，总算没有死在我们手里…交给地方办吧。上午，病人强吃了小半碗玉米糊。看得出来，他想活下去。下午，他又开始发烧。
第24天，11月9日：上午，我替病人熬玉米糊糊。下知为什么，心里堵的慌，可什么话都不能说。一五五医院同来的一名女护士向我报告：刘医生，病人的体温有了。我问多少？护士回答：试了四个多小时，三十九点七度。快给他打退烧针！护士说：药已经没有了…那D860呢？您忘了，前天都带回北京了。护士没有话说了，我也没有话说了。不给药物，叫治病？领又不给，买又不许，这叫什么事？明摆着，明摆着…让人死掉。
第25天，11月10日：病人已不能再进食。没有药，不给药，我和助手们做不了任何事。命运对人大残酷。
第26天，11月11日：深夜，值班男护士给病人测体温，失声叫道：烧到41℃啦！转身往外跑，要上楼叫醒我——事后他悄悄告诉我的。可那中央特派员忽然幽灵般出现了，堵住他，并训斥他：深更半夜，叫喊什么？男护士站下，差点要问：您，您怎么又回来了？嘴里说出来的却是：报告上级，他烧的厉害，嘴唇都紫了，两瞳孔反光也消失了！中央特派员走到病床前看看，说：发烧对他不是家常便饭吗？注意观察，情况实在危险了再报告。
第27天，11月12日：凌晨6：40，中央特派员批准发出病危通知。6：45，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注意看了手表，我赶到楼下病房是六时四十七分。迟到了雨分钟。就算我一直守在他床边，没有药物，我和助手们又能做什么呢？
1969年11月13日8：00：李太和卫士长随同中央项目组的人乘空军专机抵达河南开封，立即换乘驻军吉普车赶往市内北土街十号。经过岗哨的例行检查，他走进阴森的小院天井，一眼就看到了停放在西屋走廊上的一副担架。担架上以白床单盖着一个人体。他急急走了过去，揭开白床单，是刘少奇。尸体已经僵硬，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颔有一片瘀血。记得曹护士曾经跟他商量过要替刘少奇理发和修修面的。可这么件事就一直没有能给做？李太和卫士长想哭，可哭不出，也不敢哭。特派员就在旁边监视着。他不管，人都死了，总得允许最后干净一下。他掏出随身带来的刀剪，细心地替刘少奇剪了头发，刮干净长而稀疏的胡子。而后，又给刘少奇换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干净衣裤和鞋子。
遵照党中央命令：刘少奇遗体就地秘密火化。11月14日凌晨1：00，特派员指挥几名军人将刘少奇遗体抬出小院天井，塞进一辆212型军用吉普车。车身容不下刘少奇高大的身躯，他的小腿和脚板都翘在车的后盖外面。吉普车后跟着155医院的救护车，驶进郊外的火葬场后，火葬场早已经奉命做好了准备。两名工人开了电炉，但不准许他们接近尸体。尸体由几名军人推进了焚尸炉。
1969年11月14日凌晨3：00：刘少奇的生日是11月24日。还差十天，就是他的七十一岁诞辰。他没有活到七十一岁生日。当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开封8172部队政治保卫处处长张金贵填写的“火化申请单”上的各项栏目内容是：
姓名：刘卫黄
性别：男
年龄：71
民族：汉
籍贯：湖南
死者职业：无业
死亡原因：病死
火化日期：1969年11月14日0：00
骨灰存理：存你处骨灰盒编号：231
申请人姓名：刘原
性别：男
与死者关系：父子
申请人住址：8172部队
登记日期：1969年11月14日
申请人签名盖章：刘原 跟帖时间 2010-03-25 17:42:4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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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帝王国君（七） -- 刘 彧：(公元438～472年)，南朝宋国第七位皇帝，宋明帝，在位时间从公元465～472年为期八年，终年三十四岁。
刘彧，字休炳，小字荣期，宋文帝第十一子，宋前废帝刘子业的叔父。公元465年即位，年号“泰始”、“泰豫”。
刘 昱：(公元463～477年)，南朝宋国第八个皇帝，后废帝，苍梧王，在位时间从公元472～477年为期六年，终年十五岁。
后废帝刘昱，字德融，小字慧震。虽然是宋明帝与皇后陈妙登的长子，但是由于陈妙登曾经为李道儿的侍妾，所以刘昱的身世也一直被质疑。
公元472年宋明帝死后，刘昱即帝位，史称后废帝。虽然刘昱小时聪明，但是刘昱个性也相当残虐；刘昱常常亲手杀人，并常到街巷中扰民，杀人成瘾；一日不杀人，就闷闷不乐。而且刘昱喜怒无常，左右稍有不合心意，就拳脚相向。公元474年，桂阳王刘休范也以废皇帝之名造反，但被萧道成平定。
刘休范的叛乱并没有让刘昱觉悟，而且刘昱也有意杀害萧道成，甚至于以萧道成的肚脐为箭靶。最后刘昱在公元477年农历7月被卫士杨玉夫等人杀死，逝世时十五岁。死后被废为苍梧王。
刘 准：(公元467～479年)，字仲谟，小名智观。南朝宋国末代皇帝，顺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477～479年为期三年，终年十一岁。
刘准，史书记载为宋明帝刘彧的第三子，但是其实刘准是桂阳王刘休范的亲生之子。最早封为安成王。
公元477年，后废帝刘昱被弑之后，刘准在萧道成的拥立下即位，是为宋顺帝，并封萧道成为相国、齐王；虽然刘准名义上是皇帝，但是权力都被萧道成掌握。公元479年，萧道成要求刘准禅位，并且派部将王敬则率军进宫。刘准说出“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道尽身为末代皇帝的悲哀。公元479年农历4月，刘准禅位与萧道成，刘宋到此灭亡。
萧道成即位之后，封刘准为汝阴王，迁居丹阳并派兵监管。公元479年农历5月，监视刘准的兵土听得门外马蹄声杂乱，以为发生了变乱，便杀害刘准，刘准终年十三岁。
刘 渊：(公元？～310年)，字元海；新兴匈奴人(今山西忻州)。十六国汉国开国皇帝，高祖光文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304～310年为期六年，终年岁数待考。
刘渊是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汉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以刘豹为左部师居于新兴(今山西忻州)，刘豹死后，刘渊代为左部帅。西晋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晋武帝司马炎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
刘渊自称是匈奴冒顿之后，据史籍《晋书·刘元海载记》记载：“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又载，刘渊出生前就有祥瑞出现：曹魏嘉平年间(公元249～253年)，刘豹之妻呼延氏去龙门求子，忽然有一条大鱼，顶有两角，跃鳞炫髻进了龙门祭所，久之方才离去。是在，呼延氏作梦，见有鱼变人，十三个月后，遂生元海。元海之名，由此而来。刘渊自托冒顿之后，又编了一套类似刘邦斩蛇的这样一个谶语故事，为日后起事制造舆论依据。
刘湘少年时代，酷爱读书，以当时上党(今山西长治)大名土崔游为师，遍习《诗经》、《周易》、《尚书》等儒学经典。又博览《史记》、《汉书》和诸子学说。常对人们说：“一物之不知者，周君子之所耻也。”因此，汉化程度很高，颇受当时太原名流王昶、王浑等的器重。稍长兼修孔学，射艺精熟，膂力过人。又生得体貌伟岸，姿仪不凡，深得时人崇重。
曹魏咸熙年间(公元264～265年)，刘渊以侍子(即人质)身份留居洛阳。西晋泰始初年，鲜卑树几能在凉州起兵反晋。上党李熹建议署刘渊为大将军，发五部匈奴，西征凉州。大臣孔恂说：“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几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遂未成行。齐王司马攸见刘渊才智出众，劝晋武帝司马炎说：“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刘渊赖王浑等帮助，才幸免干难。
刘渊作了五部帅后，推诚接士，轻财好施，幽、冀名流，纷纷不远千里，前来拜附。晋惠帝继位后，由杨峻辅政，杨峻署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
八王之乱爆发后，成都王司马颖执政镇邺，又署刘渊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其时由于中原战乱，并州境内的汉族居民大都流徙江南，在并州胡汉势力的分布和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匈奴刘氏贵族见有机可乘，开始策划“兴邦复业”，起兵反晋。刘渊的从祖父刘宣对其族人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也，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斡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不久，并州刺史司马腾与安北将军王浚联合进攻司马颖。司马颖想以匈奴为外援，遂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事。刘渊托称要回并州招募五部匈奴，于是返回左国城(今山西离石)。
刘渊回到离石后，被诸部匈奴共推为大单于，二旬之间，拥众五万。西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自称汉王，改年号为“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为神主以祭之，立妻呼廷氏为王后。署置百官，以从祖父刘宣为丞相，经师崔游为御史大夫，宗室刘宏为太尉，建立汉国。
并州刺史司马腾闻讯，忙率兵前往镇压，部将聂玄与刘渊战干大陵(今山西文水)，聂玄大败，司马腾大为恐惧，遂率并州三万余户下山东。刘渊乘胜进军，接连攻下法氏(今山西高平)、屯留(今山西长子)、中都(今山西太原)等地。
西晋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司马腾再次出兵讨伐刘渊、部将司马瑜、周良等驻军汾阳，刘渊派武牙将军刘钦等前往阻击，前后四战四捷，刘钦大胜而还。这年离石发生大饥荒，刘渊派太尉刘宏、护军马景等驻守离石，自率大军开赴上党壶关(今山西壶关)。
晋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司马越为太傅，进表原并州刺史司马腾为东燕王，以刘琨为并州刺史。刘琨到并州后，由于饥荒与战争，此地百姓难以自存，吏民万余人由李恽等率领，随司马腾流亡冀州，组成“乞活军”。留居并州的汉族居民不足二万。刘琨只好到上党组织军队，得三百余人，受到刘渊部将刘景的攻击，在上党无法立足，遂转战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其时，侍中刘殷、王育等向刘渊进言说：“殿下自起兵以来，已历数载，但仍偏守一方，王威未震。如能集四方兵力，并力一战，拿下河东，建立帝号，再挥师西南，攻克长安，然后以此为都城，征发关中之兵，取洛阳，灭西晋则易知翻掌了。这也正是高祖皇帝创立基业的方略。”刘渊听了大喜，遂发兵攻克了蒲阪(今山西永济)、平阳(今山西临汾)据有河东全境。这时，中原起义的汲桑、王弥、石勒及鲜卑陆逐延等都纷纷归降刘渊，迅速在并州形成了各族人民共同反晋的巨大浪潮。
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正式称帝，迁都平阳，国号为汉。宗室刘氏以亲疏远近为等级，都封郡县王，异姓以谋谟战动相次封为郡县公、侯。以刘宣为丞相，刘宏为太尉，刘和为大司马，刘欢乐为大司徒，呼延翼为大司空，呼延攸为宗正。
这年冬天，刘渊派刘聪、刘曜、刘景率五万精骑进攻洛阳，西晋东海王司马越派参军孙询、将军丘光率兵拒阻，汉军败还。
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农历7月，刘渊病重，以陈王刘欢乐为太宰，长乐王刘详为太傅，楚王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不久病逝。
刘渊是汉化的匈奴贵族后裔，他在西晋日趋衰败、各地流民纷纷起义反晋的浪潮中，趁势在中原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匈奴汉国政权。汉国政权建立进一步把中原推向战争和动乱，同时改变了曹操以来匈奴五部统治结构，重新恢复了匈奴传统旧制。但从少数民族对汉人的长期统治过程中，刘渊为各民族之间深层次的文化融合创造了条件。
刘 聪：(公元？～318年)，一名刘载，字玄明；新兴匈奴人(今山西忻州)。十六国汉国(公元前赵国)第二代皇帝，汉昭武帝，烈宗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310～318年为期八年，终年岁数待考。
刘聪是匈奴汉国开创者刘渊的第四子，自幼聪慧好学，汉化程度很高，十四岁已通习经史、百家之学，对孙吴兵法尤为精熟。又善书法、诗赋，工草隶二体，有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
刘聪武艺精强，十五岁时开始学击剑、骑射，膂力过人，挽弓三百斤。文武俱佳，在当时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太原名士王浑曾对刘渊说；“此儿寻不能测。”刘聪年轻时常游历于洛阳京城，广结名士、豪杰，被新兴太守郭颐辟为主簿，这是刘聪政治生涯的开端。以后逐渐被提升为骁骑别部司马、匈奴右部都尉。八王之乱爆发后，他先为河涧王司马颙赤沙中郎将，后又归依成都王司马颖，被拜为右积弩将军，参前锋战争。
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匈奴汉国君主刘渊死后由太子刘和继位，刘聪杀刘和自立，改元光兴，尊刘渊妻单氏为皇太后，其母张氏为帝太后，刘义为皇太帝，领大单于、大司徒，立妻呼延氏为皇后，以子刘粲为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刘聪在位期间，是匈奴汉国最强盛的时期，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有一些建树。
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刘聪命前军大将军呼延晏将兵两万七千人进攻西晋都城洛阳，前后十二战，晋兵皆败，死三万余人。接着刘曜、王弥、石勒合兵攻破洛阳，杀西晋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万人，俘晋怀帝司马炽，押送汉国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刘聪封怀帝为会稽郡公。
洛阳被攻破后，西晋部分臣属奉原秦王司马业为太子，建行台于长安。当时，中原的衣冠士族大多南下江南，司马睿在江南建立政权，唯并州刺史刘琨和幽州刺史王浚继续留在中原与匈奴汉国政权对垒。其时北方各州大部分地区被沦入刘聪统治之下，刘聪命石勒主持冀、幽、并、营四州军事，封石勒为上党公(今山西长治)。不久，刘聪就首先对晋阳(今山西太原)的刘琨发起了进攻。
刘琨初到晋阳本来很有抱负也有些治绩，但他出身士族，本性奢豪、放纵，声色犬马，积习很深，又不善用人，所以在汉国军事攻势下，晋阳迅速被攻破。当时刘琨属下有名叫徐润者，通悉音乐，由此受到刘琨的赏识，署他为晋阳令。徐润得宠后，常在刘琨面前谮毁奋威将军令狐盛，刘琨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令狐盛杀了。令狐盛被无端杀害后，其子令狐泥便投附刘聪，刘聪遂以令狐泥为向导，命刘粲、刘曜率大军进攻晋阳。刘琨闻讯后，匆忙向鲜卑拓跋猗卢请兵，猗卢虽派出了援兵，但还没有赶到晋阳，刘琨太原太守高乔、并州别驾郝韦已举城投降了汉国。刘聪取得了晋阳重镇。
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刘聪在平阳杀害晋怀帝司马炽。消息传到长安，司马邺即帝位是为愍帝。愍帝即位后决定对匈奴汉国发动总攻势，收复中原。愍帝命琅牙王司马睿主持陕东诸军事，诏发三路大军进攻汉国，东路由司马睿亲率二十万大军进攻洛阳，西路由司马保率秦、梁、雍三州大军三十万人进攻长安外围，北路发幽、并二州十万大军进攻平阳。这年农历1月，北路刘琨与鲜卑猗卢会兵晋阳，决定依诏进攻平阳，北路讨伐大军分两部，一部由刘琨亲自率军循西河(黄河南北流向)南上进攻西平(今山西临汾)，一部由猗卢率领直捣平阳。
刘聪闻讯后，急调主力戍守平阳，命汉国大将军刘粲阻击刘琨，骠骑将军刘易阻击猗卢，荡晋将军兰阳助守西平。刘琨、猗卢两支北路军在汉国军队的严密防备下，推进受阻，被迫退兵。晋愍帝的东、西两路大军的进攻也因司马睿拒绝出兵也被迫中止。西晋对匈奴汉国组织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攻势流产了。
此后不久，刘聪以石勒为并州刺史，在并州形成石勒与刘琨二刺史对峙、割据的局面。石勒通过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后击败了幽州刺史王浚和晋并州刺史刘琨。王浚被杀刘琨兵败后投奔鲜卑段匹磾，至此，幽、冀、并的西晋势力基本上被肃清了。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刘聪派刘曜最后攻陷长安，西晋愍帝投降，被迁往平阳，西晋灭亡。
刘聪执政时期，重新制定了匈奴汉国的百官制度，除中央机构沿袭刘渊建国初的旧制外，创立了一套胡、汉分治的地方行政体制，置左、右司隶、各领民户二十余万，一万户置一内史，共设内史四十三个，用以统治汉人。又设大单于，大单于之下设左右辅，各领六夷十万落，一万落置一都尉。刘聪以子刘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封晋王，以中山王刘曜为大司马。刘聪所建立的这套行政机构，形式上是曹操对匈奴五部分治法的继承和大范围的应用，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刘聪的百官建制仍然保存了大单于的职能，大单于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担任大单于的大都是皇位的继承者。在刘氏统治机构中虽然也吸收了一部分汉人，但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匈奴贵族手中，其统治尤为残暴。史书《晋书》的作者在评价这个政权时说：“虽复石勒称藩，王弥效命，终为夷狄之邦，未辨君臣之位。”
刘聪虽攻克洛阳、长安，灭了西晋，但他实际所能控制的地方，东不逾太行、南不越嵩、洛，西不过陇坂，北不出汾晋。在中原地区曹嶷据青、齐，石勒据河北，鲜卑拓跋部据代北，皆各据一方，刘聪所辖区域已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汉国要求得拓展本来就十分困难，又加上刘聪本人统治后期的荒淫和残暴，因势便愈益虚弱了。
刘聪在攻陷洛阳后，就立太保刘殷二女为左右贵嫔。刘殷本刘聪近亲，所以刘聪娶刘殷之女，自己已觉得有些难为情，也怕引起朝廷贵族的不满，先试探左右大臣。太宰刘延年投其所好，替他编了一套谎言，说：臣常听太保刘殷说，他是周刘康公之后，与圣上虽为同姓，但源出不同，于婚姻无妨。大鸿胪李弘也以魏晋时大儒王基曾娶太原王沈之女为例，说同姓联姻有史可证。这样刘聪便无所顾忌地拜刘殿二女为贵嫔，接着又以刘殿孙女四人为贵人。此后，刘聪又纳中护军靳准二女为左、右贵嫔，大的称月光、小的称月华，后来又立樊氏、刘氏、靳氏二女为上上、左右四皇后。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又有七人。刘聪沉湎于皇宫之中，无视政事，常常外出打猎观鱼，或昼夜同宫人们游戏后宫，朝廷有事由中常侍王沈等纳奏、贵嫔审决，致使有功之臣不见录用，而好佞小人则数日之间跃居二千石。战争连年不断，对出征将士又无钱帛之赏，而对后宫侍僮的赐赏则至数千万。朝廷内外，阿谀日进，贿赂公行，纲纪败坏，一发而不能收拾。
其时，河东又发生大蝗灾，平阳饥苦，流叛死亡者十有五、六，部民逃奔石勒的有20多万户，氐、羌少数民族叛离者有十余万落。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刘粲同靳准、王沈称太弟刘义谋反，刘聪召来氐、羌酋长十余人严刑逼供取证，不久废杀刘义及其官属十余人，坑士卒一万五千人，平阳街巷为之一空。
东晋大兴元年(公元318年)，刘聪病逝，他逝世后不久便发生了靳准之变。
刘聪是匈奴汉国第二代国君，刘聪本人汉化程度很高，执政时期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创建了一套胡、汉分治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就实质上说是在基本上沿袭匈奴旧制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的，在当时条件下对匈奴各部有巨大的凝聚力。因排斥汉族士人参政，故这种体制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一个不成功的先例，加上刘聪后期的昏暴，汉国政权迅速走向衰败。
刘 粲：(公元？～318年)，新兴匈奴人(今山西忻州)。十六国汉国(公元前赵国)第三代皇帝，隐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318～318年为期三个月，终年岁数待考。
汉隐帝刘粲是汉昭武帝刘聪之子。公元318年即位，三个月后被靳准杀死
刘 曜：(公元？～330年)，字永明；新兴匈奴人(今山西忻州)。十六国汉国(公元前赵国)末代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318～330年为期十二年，终年岁数待考。
刘曜是匈奴汉国创建者刘渊之族子，父母早亡，自幼为刘渊收养。
史书记载，刘曜从小聪慧过人，八岁时，一次从刘渊上山打猎，忽遇暴雨，刘曜与同行者避于树下。其时，迅雷震树，别人都仆倒在树下，唯刘曜神色自若。刘渊十分惊异说。“此吾家千里驹也。”刘曜身长九尺。三寸，垂手过膝，白眉，目有赤光，须髯不过百余根，而皆长五尺，不仅仪态不凡，而且性格“拓落高亮，与众不群”。读书志于博览，不求精思章句，射技尤佳，能洞穿一寸厚的铁板，被称为“神射手”。少有大志，常以乐毅、肖、曹自比。年轻时游历于京城洛阳，因事犯有死罪，后逃出，辗转流亡至朝鲜，以后朝廷大赦，遂又返回并州，居于汾阳的管涔山。
自匈奴刘渊起事以来，汉国历代国君都要杜撰一些耸人听闻的祥瑞征兆故事。史载刘曜在隐居管涔山时，一天晚上，忽有二童子，手托一剑，跪在刘曜面前说道：“管涔王使小臣奉见赵皇帝，献剑一口。”置剑遂离去。刘曜掌灯一看，剑长二尺，光辉耀目，后来又发现剑光随四时而改变颜色。大概刘曜、永明和以后的赵国号皆由此而来。
西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刘渊汉国初建，刘曜已崭露头角，为汉国建威将军，率兵相继攻克泫氏(今山西高平)、屯留(今山西长子)、中都(今山西太原)，为汉国在并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刘聪继位后，刘耀与刘粲长驱入洛川，与西晋军队周旋于河南一带，攻陷晋台垒一百余处，包围洛阳。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刘曜同石勒、王弥会攻洛阳，刘曜命其部下烧毁洛阳坊市，杀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万余人，将晋怀帝、羊后及传国玺送于平阳。刘曜以功被署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封中山王，身居显职。
攻陷洛后，刘曜又奉命进攻关中。不久攻克长安，俘晋愍帝。
晋大兴元年(公元318年)，刘聪逝世，由其子刘粲继位。此后，匈奴汉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靳准因其女得宠于刘粲，逐渐窃取汉国政权，不久发动政变，将居于平阳的匈奴刘氏宗室无论少长皆斩于东市，自号大将军、汉天王，遣使向东晋称藩。
刘曜时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镇守长安。闻靳准叛乱，亲自率领军队由长安出发赴平阳，行至赤壁(今山西河津赤石川)，遇到了从平阳出逃的太保呼延晏与太傅朱纪。他们劝刘曜称尊号，刘曜遂即帝位，改元光初，这年是公元318年。当时石勒驻守河北，刘曜封石勒为大将军，同石勒成犄角之势，进攻平阳。
不久，靳准为部下靳明所杀，其众共推靳明为主，靳明送传国玺于刘曜，准备投降刘曜。石勒大怒，派主力急攻平阳，靳明们刘曜求救，刘曜派将迎回靳明。平阳士女15000人随靳明归于刘曜，刘曜斩靳明及靳氏男女。不久，平阳遂被石勒攻占。这时，刘曜同石勒已成剑拔舒张之势，但因刘曜在关陇立脚不稳，有后顾之忧，所以不敢同石勒马上翻脸，授石勒为太宰、领大将军、加殊礼，以河内二十四郡封石勒为赵王。如曹操辅汉故事，想以此先稳住石勒，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关、陇地区的敌对势力。
当时，关中、陇右一带有很多氐、羌等少数族人未予归化，常同西晋残余联合进攻刘曜，给刘曜政权造成严重威胁。晋大兴三年(公元320年)，刘曜部下长水校尉尹车，连结巴氐酋长徐库彭反叛，刘曜先杀尹车，又囚徐库彭等五千人，准备全部杀死。光禄大夫游子远叩头固谏请求放免，刘曜不听，硬是将其全部斩首。这一举动，引起了巴、氐人民的强烈义愤，奋起反抗，共推巴、氐归善王句渠知为领袖，举行起义。一时，羌、氐、巴、羯三万余人，尽皆响应，关中大乱，局势非常紧张。刘曜只得采用游子远的安抚政策，以游子远为车骑大将军，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最后基本上平定了这次叛乱，徙巴、氐等二十余万于长安。接着刘曜又亲征巴、氐杨难敌，迁杨难敌部将杨韬等万余户于长安，随后又平定了奉州陈安的反叛。
接着，刘曜开始大举用兵凉州张氏政权，张氏政权的奠基者是安定乌氏人(今甘肃平凉)张轨，张轨是西汉常山王第十七代孙，世以儒学著称。西晋永宁年间，任凉州刺史、护羌校尉。洛阳陷落后，晋愍帝都长安封张轨为凉州牧；张轨死后，由张寔、张茂继立。刘曜出兵凉州时，张茂正为凉州刺史。刘曜大军长驱进入西河，戎卒二十万五千，临河到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凉州为之震怖，张茂遂以牛羊、金银、女妓、珍宝、珠玉及凉州特产贡献刘曜向其称藩，刘曜署张茂为西域大都护、凉王等职，旋即班师。
刘曜在短时期内征服了关、陇，但正如荀子所说：兼并易而坚凝难。在刘曜统治关陇期间，虽然也起用了一些有学识的汉人作官，也在长安开办学校，造经学之士以教之，但他始终没有一套成型的治国安民的政治措施。刘曜初入关中时对部下的规谏还听得进去，如他命起陵宵台，在霸陵西南建寿陵时，侍中乔豫、和苞上疏进谏，刘曜听了大喜说：“二侍中恳恳有古人风烈矣，可谓社稷之臣也”。遂罢其工程。但平定巴、氐叛乱不久，就开始对大臣们的进谏听不进去了。陈安之乱未平，刘曜就为其父母建永垣陵、显平陵，功费至亿，游子远进言停建，但他不听。
东晋太宁二年(公元325年)，后赵石生进攻前赵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今河南新安)，尹平战败被斩，石生掠前赴五千人而还。晋太宁三年(公元326年)，前赵刘曜联合东晋司州刺史李矩、颖川太守郭默进攻石生，刘曜派中山王刘岳将兵一万五千人，以镇东将军呼延谟率荆州、司州之兵会攻石生，前赵联军迅速攻克石梁(今河南洛阳)、孟津(今河南孟津)。石虎率步骑五万自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与刘岳战于洛西，大败后赵军队。六月石虎收复石梁，擒刘岳及其将住八十余人、氐羌三千余人，皆送襄国(今河北邢台)、坑杀其士卒一万余人，不久又攻陷并州。刘曜败归长安，郭默南奔健康，李矩部下率众二千投降后赵。自此，司、豫、徐、兖等州皆为后赵所有。
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后赵石虎率兵四万自轵关(今河南济源)西上蒲阪(今山西永济)，刘曜自将精锐驰救蒲阪，两军战于高侯(今山西闻喜)。石虎大败，陈尸二百余里，南奔朝歌(今河南淇县)。刘曜自大阳(今山西平陆)，乘胜进军石生于金墉(今河南洛阳)，决千金堨(今河南洛阳)以灌城，洛阳为之震动。同年农历11月，石勒发兵三路进攻刘曜，农历12月石勒后赵诸军集结于成皋，不见刘曜设防，军队迅速开至洛河。刘曜忙陈兵十万干洛西，石勒遂命石虎引兵自洛阳城北而西攻刘曜中军，命石堪率兵自城西而北，由刘曜前锋，石勒自出洛阳阊阖门，夹击刘曜，前赵军队大溃。刘曜在退兵时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身上被创十余处，为石堪生俘。
石勒大获全胜，斩首五万余级。石勒让刘曜写信令其子刘熙投降。刘曜给刘熙的信中却令刘熙“与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石勒遂杀刘曜。
刘曜本以为，只要刘熙坚守关中，还可同石勒一搏。实际刘曜一败，关中顿时大乱，一发而不可收拾。晋成和四年(公元329年)农历1月，刘熙得知刘曜被擒，忙率百官奔于上都(今甘肃天水)，留守长安的前赵将军蒋英率十万军队投降后赵，农历8月前赵由上郌进攻长安，企图收复长安。农历9月石虎率兵攻克上郌，前赵亡。
刘曜的前赵政权是以匈奴为主体，通过征服关、陇地区氐、羌等少数民族政权而建立的。前赵政权建立后，由于没有一套系统的措施进行有效的政治统治，因而在石勒的军事打击下，迅速崩溃。正是“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刘 隐：(公元874～911年)，五代十国南汉开国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907～911年为期四年，终年三十八岁。
刘隐是刘谦的长子。
刘谦，又名刘谦望、刘知谦，字德光，早年任广州牙将。公元875年，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随后又北上进入湖湘。为了恢复岭南地区的统治秩序，唐朝政府任命刘谦为封州刺史、贺江镇遏使。刘谦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建立了一支拥有一万多人马、数百艘战舰的军队，从而为刘氏的子孙日后割据南海打下了基础。刘谦娶正妻韦氏、庶妻段氏，共生有三个儿子：刘隐、刘台、刘岩。公元849年，刘谦在贺江病逝。他的长子刘隐受岭南节度使刘崇龟的推荐，被唐朝廷任命为新的封州刺史，当时他只有十七岁，随即有人不服，勾结土人谋反。刘隐却是个铁腕人物，他周密布置，一夜之间，尽杀谋反之人，奠定了地位，被大唐朝廷任命为封州刺史。
碰巧唐朝派薛王李知柔接任岭南节度使，当时扼守广州和端州的旧任牙将卢琚和谭宏玘作反，薛王受阻于长沙。谭宏玘见封州兵强马壮，派人找刘隐策反，还说把女儿嫁他。刘隐假意应允，把甲兵藏入迎亲船。谭宏玘亲自出迎，被封州大将苏章所杀。封州兵乘胜直取广州，杀卢琚，收其兵马，整肃军容，迎薛王李知柔到任。薛王大喜，任命刘隐为行军司马，主管军政军需。
刘隐政治手腕很高。乱世中有兵权的人纷纷割据一方，刘隐却一直打着忠唐的旗号，讨伐岭南各州割据谋反的草头王，取得唐朝信任，升为节度使副使。唐光化元年(公元898年)，韶州刺史曾衮以广州牙将王怀为内应合谋攻广州，刘隐一战破之，占据韶州。虔州卢光稠拥兵数万，倾师来争韶州。这一仗刘隐显得太鲁莽了，初战胜利，后遇洪水，军粮不继，又中了埋伏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刘隐在勇将苏章的掩护下死战才得脱险。后来节度使徐彦若死，遗表荐刘隐为节度使。但是唐朝对刘隐的信任毕竟有限度，另派丞相崔远接任。崔到半路，听说岭南多盗，又惧刘隐势力大，恐不受制，滞留不前，唐朝召还。刘隐厚赂朱全忠，时朱全忠已挟持天子，由朱全忠举荐，刘隐当上岭南节度使，爬上岭南最高权力的宝座。时为公元905年，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把这一年定为南汉开国之始。又过了两年，朱全忠篡唐，建国号梁。梁为五代之始。刘隐曾多次上书劝朱全忠称帝，拥戴有功，朱全忠封刘隐为南平王。
刘隐的政治远见还在于他非常重视人才。对当时流落岭南的有识之士，不管是受贬来的、逃难来的或做完官返不了北方的，只要有学问有本领，他都以礼相聘。这些人及其子孙文化教养较高，刘隐罗致门下，一时人才济济。例如王定保、倪曙、刘浚、周杰、杨洞潜等等，都是当时岭南岭北名士，刘隐都以礼招聘；赵光裔、李殷衡奉朱全忠诏充官告使南来，刘隐亦挽留重用。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南汉的开国贤臣。
刘隐逝世时年仅三十八岁。他为南汉的建国，从军事、政治、经济以至人才等各方面都作了充分准备。
刘隐葬于封州贺江北岸的刘王岗。那里原叫刘望岗，因南汉王而改名。二十世纪初当地曾有牧童见过此墓，但迄今尚未找见。
刘 龑：(公元889～942年)，原名刘岩，又名刘陟、公元926年始改名为刘龑。五代十国南汉第二代皇帝，南汉高祖，在位时间从公元917～942年为期二十五年，终年五十四岁。
南海王刘隐去世后的第六年，也即公元917年，他的弟弟刘龑在广州宣布称帝，建国号为“大越”，改年号为“乾亨”，定都番禺(今广东广州)。第二年，刘龑认为自己是汉朝皇室的后裔，为了表示自己建国是恢复昔日的汉家天下，于是又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这就是由刘氏在岭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由刘氏创建的最后一个王朝。
南汉的第一位皇帝高祖刘龑是封州刺史刘谦的第三个儿子，南海王刘隐的同父异母弟弟。刘龑身高七尺，手臂特长，擅长骑马射击。早年随哥哥刘隐任薛王府咨议参军、静海军节度副使等职。六年前刘隐去世，他以弟弟的身份接任静海军节度使，接替哥哥继续统治岭南地区。
此后，刘龑一方面继承刘隐的治国方略，继续奉中原的朱氏后梁王朝为正统，向梁朝称臣纳贡，接受梁所封授的官职和爵位，先后任静海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检校太傅、中书令等职，公元913年正式袭封为第二代南海王。另一方面，刘龑继续扩张自己的实力，消灭了高州刺史刘昌鲁等岭南地区的割据势力，攻占了韶州、高州，容州、潮州，平定了江东道的七十多个寨，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刘氏在岭南的统治。公元915年农历11月，刘龑派使者前往后梁，请求后梁加封他为南越王并加都统，但被后梁拒绝。刘氏从此不再向后梁入朝进贡，因而两年后自己称帝。
高祖刘龑在位二十五年。他统治期间，重视教育，设立学校，恢复科举考试制度，使岭南地区在五代分裂时期仍能保持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刘龑也能礼贤下士，重用人才。特别是为了安定中原籍人才，刘龑更是想尽了办法，为此还留下了许多佳话。刘龑实行保境安民和重视发展生产和贸易的政策，他招抚流亡，鼓励农业生产，又大量招徕海外和全国各地的商贾前来经商贸易，充分发挥广州沿海港口和对外贸易窗口的作用。正是在刘龑的开明治理下，五代时期当中原大地兵荒马乱、人民水深火热的时期，南汉王朝统治下的岭南地区却出现了少有的安定和繁荣景象。
刘龑晚年性格大变，为政也残暴荒淫，奢侈无度。他大兴上木，建造宫殿，广聚珍宝，搜括民财。百姓不堪重负，纷起反抗。刘龑又喜欢酷刑，以杀人为乐，不但创设汤釜、铁床等刑具，更设立刀锯、肢解、割舌、灌鼻、刳剔、炮炙、烹蒸等刑法，被当地人民视为毒蛇猛兽。
刘龑还曾派兵攻打交州，今越南北部地区)，但受到当地割据势力吴权的抵抗，无功而还。
大有十五年(公元942年)农历3月，在位二十五年的高祖刘龑在南汉首都广州病逝，葬于康陵(今广东广州兴王府城漫山)。
刘龑立国称帝后，曾在公元920年割韶州之浈昌县置雄州。他不把州城建在现成的浈昌县城，而建在远离浈昌县城七十里的溪塘。这是什么原因？《舆地记》中谓溪塘有优越的地理条件：“舆图宽广，一望平原，两旁夹道，中通大河，以河为界则名水东。居是地者，前面有山，屋后是河，其水左环右抱，旋绕而流，舟之往来，上至乌迳，下抵雄城，幅员四通八达，商贾行人可以远近交集，路通江西、湖广、福建三省。地势坦荡，恍似排形，上有仙塔以镇之，下有石堆以挽之，前有文峰山以朝之，后有腰带河以护之。左右山岭秀丽，相其龙势，南至北江仍转身向南，名为翻结身穴，所以一乡之屋皆南向以顺龙势，上下比屋烟火相连。”因为溪塘有此良好条件，故把州城建于此地。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刘龑早有觊觎赣南、闽南的意图。他把雄州城建在靠近扛西、福建的溪塘，目的是便于向赣南、闽南扩展领土。初置雄州只辖浈昌一县，也似有待向赣南、闽南取得领土后，完善雄州建置的意图。离溪塘二十余里的乌迳，与江西信丰相邻，有古道通赣南、闽南，南汉曾设重兵驻守。乌迳《七星树下叶氏都督公裔谱牒》记载：唐末，崖州都督叶濬，年老仕归，至雄闻黄巢之乱，遂卜居乌迳七星树下，湾生三子，季子叶雨时事南汉，被任为千夫长，屯兵乌迳，在白石岗要隘作战阵亡，郭崇岳(南汉宫媪梁鸾真养子，官至招讨使)奏请朝廷，敕封为都统。南汉初，赣南为江西名将谭全播所据，刘龑不敢轻举妄动，乃先图闽南。
史籍《十国春秋·南汉本纪》中记载：“乾亨六年夏四月，帝用术者言，出巡避灾，如梅口镇，闽将王延美将兵袭之，会侦者以告，帝宵遁得免。”又“乾亨八年夏四月，帝自将兵侵闽，屯汀漳境上，为闽人所击，败归。”可见刘龑两次向闽南扩充领土的目的均未实现。故雄州城在溪塘亦仅具规模，终无扩展。
刘 玢：(公元？～942年)，原名刘洪度。五代十国南汉第三代皇帝，南汉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942～942年为期一年，终年岁数待考。
公元942年刘龑去世后，由他的第三个儿子刘洪度继承皇位。刘洪度即位后，刘氏皇族就陷入家族内讧和混战之中，南汉王朝也因此日益走向衰落。
当年刘龑与割据湖南的楚国王室马氏联姻，娶马殷的女儿为妻，后立为皇后。刘龑与马氏等共生有十九个儿子，公元932年均被封为王：刘耀枢封邕王，刘龟图封康王，刘洪度封秦王，刘洪熙封晋王，刘洪昌封越王，刘洪弼封齐王，刘洪雅封韶王，刘洪泽封镇王，刘洪操封万王，刘洪杲封循王，刘洪暐封息王，刘洪邈封高王，刘洪简封同王，刘洪建封益王，刘洪济封辨王，刘洪道封贵王，刘洪昭封宣王，刘洪政封通王，刘洪益封定王(刘氏兄弟名字中的"洪"字，也有的书中作"弘")。其中长子刘耀枢、次子刘龟图早死，刘洪操也在攻打交州时阵亡。
刘龑儿子虽多，但其中优秀的却少，能将刘家天下发扬光大的更加没有。老三刘洪度和老四刘洪熙更是无才无德，无法担当大任。刘龑生前对儿子们的情况就非常担忧，病中就曾对右仆射王翻说：“奈何吾子孙不肖，后世如鼠入牛角，势当渐小尔！”刘龑认为老三、老四年龄虽长，“皆不足任吾事”，本计划改立第五子刘洪昌为皇太子继位。但担心这种废长立少的做法会引起兄弟相争，酿成内乱，因而还是按照传统的礼制让老三刘洪度继承了自己的皇位。
刘洪度继位后改名“刘玢”，改年号为“光天”，以四弟刘洪熙辅政。
刘玢果然是一个不肖之徒。他上台之后，整天不问朝政，只知道寻欢作乐，荒淫无度。如有人劝谏，刘玢立即下令将上谏者处死。公元943年农历3月，在位不足一年的刘玢被弟弟刘洪熙等所派刺客杀死，谥号为“殇帝”。
刘 晟：(公元918～957年)，原名刘洪熙。五代十国南汉第四代皇帝，南汉中宗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943～957年为期十四年，终年三十九岁。
公元942年农历3月，刘洪熙杀死兄长刘玢，继位为南汉王朝的第四任皇帝，南汉王室内部的互相残杀从此开始。刘洪熙上台后改名为刘晟，改年号为“应乾”，第二年又改年号为“乾和”。
南汉中宗皇帝刘晟也是一个无德无能之辈，而他的昏庸无道和暴虐残忍，比殇帝刘玢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的继任不但是南汉王朝的灾难，更是刘氏皇族的最大不幸。
刘晟因为自己是弑兄篡位，担心众人不服，就使用更加残酷的刑法来威慑王室成员、文武大臣和百姓。而他最担心的就是他的弟弟们。于是，刘晟上台不久，就向自己的同胞亲兄弟挥起屠刀。第一个被杀的是副元帅十弟刘弘杲，接着是刘氏王室中最优秀的五弟-元帅、知政事刘洪昌和八弟刘洪泽，再就是七弟刘洪雅。公元947年九月，刘晟在一天之内将刘洪弼等八个弟弟全部杀害。在公元954年和955年，刘晟又将最后剩下的两个弟弟刘洪邈和刘洪政也分别杀害。到此，刘晟的十三个兄弟都被他全部屠杀，“于是刘美之诸子尽矣！”
刘晟的残杀同胞，给南汉皇族刘氏以巨大的打击。这种残忍的打击，甚至到了令刘氏族人伤心绝望的地步。面对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有的王室成员竟然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后世当生民家，以免屠害！”
公元958年，在位十六年的中宗皇帝刘晟因荒淫过度染病不起，于农历8月病逝，葬在昭陵。
这位昏君生前面对中原后周政权不继强大，将要兼并天下，而南汉形势堪忧的时局，竟然说：“只要我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幸免于灭亡之祸就行了，还管什么后世子孙呢！”
刘晟共有五个儿子，除长子刘继兴外，其余各子也封为王：次子刘璇兴封桂王，三子刘庆兴封荆王，四子刘保兴封祥王，五子刘崇兴封梅王。
刘 鋹：(公元941～980年)，原名刘继兴。五代十国南汉末代皇帝，南汉后主，在位时间从公元958～971年为期十三年，终年三十九岁。
刘晟逝世后，他的十六岁的长子刘继兴继承皇位，改名为“刘鋹”，改年号为“大宝”，成为南汉王朝的第五个皇帝，历史上称他为南汉后主。
后主刘鋹又是一位昏庸无道之君，不但荒淫无耻，而且还极为愚昧无知。他上台后，也是终日骄奢淫逸，纵欲无度，不理朝政，将国家政事全部交给宫女和太监。他还设立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酷刑，大兴杀戮，朝中大臣和皇族成员再一次被诛杀殆尽。南汉王朝进入朝政最腐败、社会最黑暗的时期。
而当南汉王朝在王室内讧、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叛中日益走向衰落的时候，北方由后周演变而来的赵氏北宋王朝却正在积极准备南征，目的是消灭南汉、统一岭南。
公元964年，北宋大军挥师南下，开始南征南汉。公元971年正月，北宋大军攻占岭南，包围南汉首都广州。后主刘鋹无力抵挡，只好举手向宋军投降。由刘隐、刘龑兄弟开创的刘氏南汉王朝，在传递了五个皇帝六十四年之后，至此宣告灭亡。
刘鋹在南汉灭亡后，和刘氏宗室和文武官员九十七人被宋军一同从广州押送到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在汴京，刘鋹以南汉亡国之君的身份被宋太祖赵匡胤贬封为恩赦侯，受任检校太保、左千牛卫大将军，后又封为彭城郡公，再加封为卫国公。刘鋹从此闲居开封，直到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去世，归葬于南海韶州越王山。
刘鋹的弟弟原祥王刘保兴也同到开封，被贬为右监门率府率。
据史籍《宋史》记载，刘鋹生有四个儿子，也都从广州迁居开封：长子刘守节，次子刘守正，都在北宋政府任崇仪副使；三子刘守素，宋咸平年间(公元998～1003年)任侍禁，后升至内殿崇班，宋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又升任阁门祗候；四子刘守通，也任供奉官。刘守正有两个儿子：刘克昌任三班奉职，刘国昌任借职。此后，这支曾经显赫一时的刘氏家族就下落不明了。
刘氏家族自刘隐起，统治岭南地区长达六十四年。虽然作为南汉君主，刘氏的皇帝们一代不如一代，但总体来说，与中原地区相比，在刘氏的统治下，岭南地区在五代时期还基本上是一个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经济和文化都还在继续发展的一方“乐土”。
应该承认，刘氏家族为五代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刘 旻：(公元？～954年)，原名刘崇；沙陀人。五代十国北汉开国皇帝，北汉世祖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951～954年为期三年，终年岁数待考。
刘旻为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年轻时喜欢饮酒赌博，曾经于脸上刺青从军。刘知远于后晋任河东节度使时，他担任都指挥使。刘知远建后汉之后，任太原尹(今山西太原)，后汉隐帝刘承佑在位时任河东节度使。
后汉干佑三年(公元950年)，枢密使郭威为刘承佑逼反，进军后汉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刘承佑逃亡中为乱兵所杀，郭威遂控制朝政。刘崇此时原欲举兵南下，但听到郭威计画迎立刘崇之子，武宁节度使刘赟为帝，遂打消此意。惟不久郭威被黄旗加身后自登帝位，建立后周，改元广顺，并杀刘赟，时为公元951年。因此刘崇随即亦在太原登帝位，建立北汉，改名刘旻，仍维持干佑年号，称干佑四年。
北汉在诸国中疆土较小，仅辖有并、忻、代、岚、宪、隆、沁、辽、麟、石等十州之地，即今山西省之大部。北汉土地贫脊，物产不丰，由于设置了朝廷机构，官员众多，财赋不足以供给，宰相月俸仅仅百缗，节度使不过三十缗，其余官员的俸禄就更少了，故北汉国内很少有廉洁的官吏。由于北汉与后周是世仇，双方时有冲突发生，北汉国小力弱，只好投靠契丹，依赖契丹的支持勉强与后周对峙。北汉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向契丹贡奉不断，更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为了维持统治，除了加重赋税外，甚至向僧侣地主伸手，以求得资助。如五台山僧继顒，多智数，善经商，被北汉任命为鸿胪卿。他利用五台山靠近契丹的便利，通过贸易获得其马，每年可达数百匹，献给北汉小朝廷。又于柏谷置银冶，募民开矿，冶银以输，北汉国用仰以为足。
刘旻为了取得契丹的支持，除了每年贡奉外，还与辽国约为父子之国，由刘旻称辽帝为叔，而自称侄皇帝；辽国则封刘旻为大汉神武皇帝。契丹主称侄，与其呼应，骚扰后周边境，焚杀劫掠，严重影响了边地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与南方诸国不同，北汉赋税自始至终都很沉重，影响了本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整个五代十国的发展趋势看，各国均结束了唐末以来大小军阀混战的局面，实现了局部的统一，而北汉则是从中原王朝中分裂出去的一个地方性政权，从而破坏了中原地区的完整性，这是对五代后期统一趋势的一种反动。
刘旻因辽国的援助，而与后周进行了不少战争，但仍胜少败多。北汉干佑七年(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周太祖郭威去世，其养子柴荣即位。刘旻认为推翻后周的时机终于到了，于是勾结契丹率大军南下，被后周军击败，刘旻狼狈逃窜，乘舆、服御皆为周军所获。周军大至，四面围攻，刘旻败于高平，本人穿着农人的衣服随百余骑逃走，途中一度迷路，刘旻年老力衰，差点无法支撑回家，加上天降大雨，士卒患病者众，只好退军而去。
经此一役，北汉元气大伤，无力南下，而刘旻亦忧愤成疾，不久去世，庙号世祖，子刘承钧继位。
刘 均：(公元？～955年)，原名刘承钧。五代十国北汉第二代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954～955年为期一年，终年岁数待考。
刘旻死后，其次子刘承钧继位，改名刘钧。
刘钧在位期间，继续奉行依附契丹的政策，与后周为敌。北宋取代后周以后，北汉又多次与宋朝叛将勾结，但均被北宋挫败。宋太祖赵匡胤本来打算先灭北汉，再取南方诸国，宰相赵普认为北汉与契丹相接，不如留之以为屏障，待统一南方后，再进攻北汉不迟，遂使北汉得以继续苟延残喘。
刘继恩：(公元？～955年)，五代十国北汉第三代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955～955年为期六十余天，终年岁数待考。
刘钧死后，其子刘继恩继位。此人本姓薛，其父薛钊为刘旻的女婿，生刘继恩，由于其父早死，刘钧无子，遂将刘继恩收为养子。刘继恩在位仅六十多天，就被其供奉官侯霸刺杀。群臣立其弟刘继元为帝。
刘继元：(公元？～955年)，五代十国北汉第三代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955～979年为期二十四年，终年岁数待考。
刘继元也不是刘氏亲子。刘继恩之父死后，其母再嫁何氏，生刘继元，故他与刘继恩为同母异父兄弟，一姓薛，一姓何。刘继元出生不久，其生父死，不久其母亦亡，刘钧怜其孤，遂收为养子，冒姓刘氏。
刘继元性格残忍，因为自己非刘氏嫡亲，故对刘氏宗室多有猜疑，即位之后，先后将刘旻的十个儿子全部幽禁至死，至于宫中的先朝妃嫔遭到逼辱的更是不计其数。
宋太宗赵匡义即位以后，南方诸国先后均已统一，十国中只有北汉尚存。于是在公元979年，大宋朝廷决定扫平这最后一个割据者。为了一战成功，宋太宗亲率大军，击败了契丹援军，连破北汉州县，并包围太原，四面攻打。太原城被完全孤立，外无援兵，内无甲兵，无奈之下，只好投降。至此，除了燕云十六州仍为契丹所占据外，北宋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
北汉政权自公元951年刘旻称帝始，至公元979年刘继元亡于大宋，共传三世四帝，历时二十八年。 跟帖时间 2010-03-25 17:40:4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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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帝王国君（六） -- 刘 禅：(公元207～271年)，蜀汉后主，在位时间从公元223～264年为期四十一年，终年六十五岁。
刘禅，字公嗣，小名阿斗，刘备子，俗语：“扶不起的阿斗”即指其人。然阿斗是否真扶不起，实有待商榷！若与其父，或其它两国的君主相较，事实上他并不逊色。
在身为封建时期的专制君主，最难的便是能明自身之缺，无意气之行，能使下属一展长才，而无功高震主之虑。而能进一步授以大权，托付以家国之事，生前保其荣权，身后不因奸佞之言而废人者，则更为凤毛鳞角，可遇而不可求。事实上，符合以上条件之君主寥寥可数，而刘禅便是其中的一位。
刘备病逝后，刘禅即位，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整个蜀汉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诸葛亮吸取了刘备的失败教训，采取联吴攻魏的方针，但诸葛亮数次伐魏，均告失败，于公元234年死于五丈原。之后，蜀汉政治腐败，国力日弱。
在太子时期，史书所载不多，但仍可由已知史实加以推测：自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出生，自章武三年(223年)继任君主，其十七年间，刘备多忙于在外的奔波，而坐镇后方大本营担任后勤补给重责的正是诸葛(非演义所叙一般)，我们不难得知，在对刘禅的教导上，诸葛占了相当分量，再看刘备遗诏：“…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已毕，未送，可自更求闻达…”由此，不难看出诸葛对刘禅的一种(代父亦师)的角色。
刘备自帝托孤之际，虽对诸葛亮说了“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话，然而，却同时在有意无意间削弱了诸葛的权力，另令李严(后改名李平)为尚书令，伏下日后的夺权之隐忧。原来汉朝官制分宫、府两者，宫中主由尚书台负责，长官尚书令，原为皇帝私人秘书处，但后来竟也掌握军国机要的处置权；也就是具有军权；府乃指丞相府，下有百官，主要负责行政工作，在刘备死前，诸葛虽无进驻前线，主负后方补给，但必要时，仍会带兵支持前方，换言之，他掌握行政权及部分兵权，但刘备托孤之时，却李严以尚书令兼任中都护，全权处理一切军事事务，言下之意，不无减少诸葛之权的意味在，也因此，后世有部分学者怀疑刘备白帝托孤的背后用意何在。
而对于这种情形，刘禅的作为是：事之如父，委以诸事，让诸葛放手去做，而无任何无谓的干涉，到了后来，李严这个同属托孤重臣的尚书令兼中都护，却似成了诸葛的下属，对于李严而言，心中不平自难避免。而后在诸葛北伐时，曾出现后主刘禅急召，而功亏一篑的事件。而时，李严正镇守后方，然未见对此提出劝谏看来，对于诸葛的功业，不无妒忌之理，到了最后竟矫诏，欲弥军粮不继之过，导至诸葛在为大局着想之下，联合众臣上表弹劾，贬为庶人。在李严与诸葛的权力争夺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刘禅可说完全支持丞相，才能使李严无法得逞，军政大权再归于一人，在无人掣肘之下，诸葛更能有效掌握。让我们再看看在出师表中的段落：“…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对此，孙中山先生认为这是一种极佳的“权能区分”的典范，有权者能使有能者充分发挥，而使自己位于监督的地位，刘禅自知能力不足以有效管理全国，故能不暴己短，一切委于能者，让他们代管其国，结果不但国家井井有条，自己也乐得轻松。然而，就历史看来，真正能做到这点的君王有谁？自知其短但又能下放大权予能者而不忌者，非春秋齐桓，三国后主不可。
诸葛遗言，托政事于蒋院琬、费祎，刘禅一一照行不贰，毫无疑心，此举不仅空前，甚至绝后，史上所载，仅此一件。再看以下二事：其一，曾任犍为太守的李邈，在诸葛逝世后上书刘禅：“亮身仗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结果刘禅大怒，立即将之“下狱诛之”，由此可见，刘禅既不昏，更不庸，对于是非他仍有一定的判断，而不为言语所惑。其二，在蜀汉延熙元年，刘禅下诏蒋琬北伐曹魏(诸葛殁后四年，公元238年)可以得知，他虽过安逸生活，但亡父、诸葛之大志，他并未完全忘怀。再看蜀汉历史：自刘备正式称寡，迄蜀亡，共传两代，四十三年，其中刘备占三年，刘禅占了四十年之久，在刘备治蜀三年间，就因伐吴之举，使国内一空，南中反叛魏策动北方鲜卑，南方异民族，发动五路十万大军南征蜀地，东吴意向不明，使蜀差点走向亡国之途；但在刘禅登位，重用诸葛、蒋琬、费祎、董允的结果，蜀汉享有三十年以上安定，虽战事仍有，但政治清明，法理有序，直至蜀汉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费祎遇刺身亡，国内良臣贤将之前已相继凋零，蜀中名将仅由年已五十三的姜维独撑大局。在少贤相辅佐之际，政治才逐渐下坡，但仍维持十年之久，在天下未乱蜀先乱的古谚中，除了对诸葛遗泽感到敬佩之余，更为刘禅能大胆放权感到喝采。
蜀汉后主刘禅降魏后，曾有乐不思蜀之言，有人因此认为他昏庸，但也有人视其为保身之道。我们知道：
第一，凡降人者，最怕降者怀有二心，就连魏国重臣司马懿都要演出一幕痴呆、中风状，方得以麻痹政敌，夺得大权，更何况刘禅这个外来的降国之君？更何况蜀亡之际，属姜维之下的部将在悲愤，痛恨之余，以剑竟可裂石，可见蜀中兵将受教化之深，若刘禅有心登高一呼，足以使魏头大，故若言行稍有不慎，刀斧加身，自是难免。
第二，刘禅在十七岁即位，刘备在蜀三年，换言之刘禅可说至小即随着部队而行(因刘备当时一直居无定所)，而对于刘备集团中的人物关系、人事情形，多少也该有一定了解，对于局势的发展等等，在耳濡目染之下，他的见识该有一定。在蜀四十年间，先有李严、诸葛亮的权力之争，后有姜维、蒋琬与费祎的战和之执，但始终未有所谓白热化的冲突出现，应该说这是由于刘禅的认知与态度，占了极大的分量。可见，在政务处理的手法上，刘禅有相当的柔度，多年的历练，若要说刘禅是个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人，恐难自圆其说，所以刘禅极有可能是出于自保，而有乐不思蜀之言。
蜀汉之治，来自诸葛亮，而诸葛亮之行，源于刘禅。若无刘禅的诚心之托，诸葛亮恐赍志以终，含恨而别；若无刘禅自知、自制，而对政治有强烈感受，则蜀汉之国祚可危，其人早成亡国之君。齐桓公用管仲则霸，用竖刁则倾；刘后主用诸葛亮则强国，用黄浩、谯周则亡，两者实无相差，但为何一成霸主之名，一有昏庸之称？
公元263年，蜀汉被魏国所灭。刘禅被擒到洛阳，逝世于公元271年。
刘 裕：(公元363～422年)，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南朝宋国高祖武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420～422年为期两年，终年六十岁。
据史传，刘裕是汉高祖刘邦之弟刘交的后代，估计也是瞎认祖宗“为尊者讳”。其实，刘裕绝家徒四壁，终日游手好闲，特好饮酒赌博。当然，英雄不问出处，等他后来当了开国皇帝，连年青时代的游手好闲、“不事产业”也成了“有大志”的一种表现。
刘裕出身寒微，人身躯在当时算得比较伟岸，长七尺六寸(177厘米)，“风骨奇特”，无疑有一副冲杀拼命的好身板。孙恩乱起，刘裕初显身手，真正一刀一枪拼出的功名。而且，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刘裕大赌徒的性格毕现，竟敢一冒而起，扳倒本来已经代晋称帝的桓玄，不能不说是魄力至伟之人。
刘裕早年嗜赌成性，一事无成，后来当了冠军将军孙无终的司马。从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第一次参战军事行动算起，到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灭亡后秦，刘裕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平息战乱，先后击败了孙恩、卢循的海上起义，消灭了桓玄、刘毅等军事集团；对外致力于北伐，取巴蜀、伐南燕、灭后秦，从一名普通的军人成长为名垂青史的军事统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北魏军事谋略家崔浩称他：“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宋朝文豪辛弃疾也曾写下“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豪迈的词句，赞扬他功绩。
由于迎晋安帝反正，对晋室有“再造”之功，东晋朝廷封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使持节、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刘裕“固让”。晋廷又“加录尚书事”，刘裕“又不受”，屡请归藩。刘裕愈推让，群臣愈积极，簇拥着晋安帝亲幸刘裕宅第。“高祖(刘裕)惶惧，诣阙陈请，天子不能夺。是月，旋镇丹徒”。
此时的刘裕，诚惶诚恐想必还不是假装。一是当时刘裕的政治资历较浅，虽新立大功，仍没有多少可以篡人国家的势力基础。二是桓玄之灭，也使他清楚地看清：冒险称帝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但有一点，刘裕已经很有前辈权臣的风采：移镇京都之外，遥控朝廷。这样做，既保证了自已有军权在手不会被架空，又远离了京城是非之地，可以更加进退裕如，以观时变。
内乱甫定，逃于岭南之地的孙恩妹夫卢循、徐道覆“遣使贡献”，作出服从中央的姿态。由于当时“朝廷新定，未暇征讨”，晋廷便趁势授卢循为广州刺史，以徐道覆为始兴相。卢循为人诡谲，得便宜卖乖，派人送给刘裕一大篓“益智粽”；刘裕市井出身，当然明白其中含义，便回赠卢循一大坛“继命汤”。
内政搞得差不多，刘裕在外交方面也取得空前胜利。他派使臣出使后秦，以平等姿态向姚兴示好，并要求讨还原为东晋领土的南乡诸郡。姚兴大儒出身，竟出人意料地答应交还如许一大片土地。后秦群臣纷纷进谏，姚兴支持已见：“天下善恶的标准是一样的。刘裕出身寒微，能够诛除桓玄，兴复晋室，内整庶政，外修封疆，对这样的人，我岂能因吝惜数郡之地而不成其千秋美名呢？”于是，后秦尽还汉水以北十二郡给东晋。在互相攻杀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天方夜谭般的故事，竟被大英雄刘裕变成了现实。
当时，北燕正遭国变，国主慕容熙被杀；大夏的赫连勃勃和后秦姚兴兵戈相见，互相攻伐得十分厉害；最可恨的当属南燕，新任国主慕容超不知好歹，于东晋安帝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农历3月派人发兵进攻东晋淮北的宿豫城，大掠男女士众而去。而南燕这次攻伐东晋的目的，完全与开拓疆土无关，只是因为慕容超喜好音乐。南燕从被掠的数万晋民中，简选二千五百少男少女送入教坊司，强迫这些良家子女学习音乐技能。不久，南燕又有数千铁骑入寇济南，攻城杀人不说，连东晋的太守也掳走，又掠走一千多当地士女。
刘裕得讯，又气又喜，正好拿南燕这个偏软的柿子下手，以显示自己攻无不克的声威。
至此，也需交待一下这个自动送上门的倒霉蛋慕容超所统治的南燕。南燕非常短命，只传两代，共十三年，是十六国中仅比冉魏年头稍长的一个国家。南燕的“开国”君主是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是前燕皇帝慕容皝的少子、后燕皇帝慕容垂的弟弟。十七、八岁时，慕容德已经是“身长八尺二寸，姿貌雄伟”，积聚了慕容王族的显性遗传特征。不仅如此，青少年时代的慕容德人品也不错，“博观群书，性清慎，多才艺”。其侄慕容暐当皇帝时，慕容德曾劝侄子应该趁苻坚将领苻双据陕叛秦时主动出击，可惜这么好的机略未获允用。前秦灭掉前燕，慕容一族广获优待，慕容德也被苻坚封为张掖太守，为官数年，很有政声。
苻坚淝水之战大败，慕容德随慕容垂复兴燕国，获封范阳王，居中镇卫，参决政事。当时，还有一只慕容家族趁苻氏前秦大乱时在河东地区建立的燕国，史称西燕(西燕不在十六国内，因其太小)。西燕当时的“皇帝”慕容永与慕容垂同辈，是前燕慕容廆之弟慕容运的孙子。慕容永先是向慕容垂称藩，后来，他在左石窜掇下在长子(今山西长子)称帝，并杀掉了不少他自觉可能和他争位的慕容王族成员。由于同为慕容家族，慕容垂在准备进讨时，左右大臣多有疑议。慕容德力排众议，认为慕容永僭建伪号，应予扫除。慕容垂大喜，于公元393年底亲率步骑七万多人直奔长子，一鼓作气消灭了西燕，斩杀慕容永，得八郡、七万六千余户。
慕容垂病逝世后，其不争气的儿子慕容宝继位，封慕容德为使持节、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镇守邺城，独统中原地区。北魏当时方兴未艾，道汉武帝拓跋珪大举入侵后燕，几个月时间就已经把慕容宝打得逃离国都中山，四处狂逃。邺城方面，也有数万北魏大军来围。无奈何，慕容德派人前往后秦姚兴处求救。不久，慕容德越城出击，大败魏将拓跋章。得胜之际，又闻慕容宝逃亡无踪，众人都劝慕容德称帝。当时，慕容德还很忠义，没有答应。逃亡中的慕容宝给叔叔带信，封慕容德为丞相，领冀州牧，“承制南夏”。
慕容德侄子慕容麟从义台来赴邺城，认为邺城“城大难固”，加上人情沮动，北魏再来进攻时难以拒守，劝慕容德移镇滑台(今河南滑县)，去与当时镇守滑台的鲁阳王慕容和(慕容德另一个侄子)合兵。
东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春天，慕容德率全城四万户居民以及二万七千多乘车辆撤出邺城。大队人马抵达卫河黎阳津，大风突起，预先准备的船只全被吹垮吹散，而尾随的北魏悍兵大队人马即将杀至。万分危急关头，当夜气温突降，河水忽然结冰变实，十来万军民及近三万辆车马竟然安全渡河。更奇的是，第二天早晨北魏兵赶到河边，艳阳高升，河冰又融散，只能望河兴叹，遥望慕容德一行慢慢撤走。经此一劫大安，慕容德信心倍增，以为已有神助，便自称燕王，称元年，置百官。没过多久，后燕皇帝慕容宝逃到黎阳，到处遣使让各地的慕容王族带兵前去“迎驾”。慕容德知道消息后，召集群臣，声称要备法驾迎嗣帝(慕容宝)，自己要退归私第，不问政事，以此试探群臣反应。大伙儿都不傻，黄门侍郎张华马上出奏：“舍天授之业，威权一去，身首不保，何退让之有！”大将慕舆护更知主上心事，要求率兵“驰问慕容宝虚实”，意思是到处寻找那位倒霉的皇帝好一刀结果了这个后患。“慕容德流泪而遣之”，干掉侄皇帝，也得挤出一把泪水。
慕容宝闻知叔叔慕容德“称尊号”的消息，“惧而北奔”，但最终死在了自己的舅舅的手里。“有难莫投亲”，显然是颠扑不灭的警语。后来，慕容德接连消灭叛乱的苻广(苻登之弟)，攻杀内叛的李辩，率军攻取了广固(今山东益都)，占据了原属东晋的青、幽、齐一带地区。公元400年，慕容德以广固为都城，正式称帝，史称南燕。由于齐、鲁本文明旧都，人才济济，土地豪腴，慕容德又是明君之俦，与民休息，很快就有强兵近四十万，战马五万多匹，并萌生了伐晋的念头。由于年老生病，伐晋之举半途搁浅。慕容德当初跟随兄长慕容垂脱离前秦，其生母公孙氏以及兄长慕容纳都留在张掖。慕容德随苻坚进攻东晋之前，留下祖传金刀给母亲，以为忆念。至此，当“皇帝”已有五、六年，慕容德仍不知自己生母和胞兄的消息。
其实，当初慕容家族起兵叛前秦，张掖太守苻昌已经把慕容德在当地的妻子、儿女、以及兄长慕容纳一家尽数杀死。因为公孙氏年过七十，慕容纳妻子段氏有孕在身，苻昌只对此二人加以特赦，关在监狱中。狱吏呼延平是慕容德故吏，冒死救出公孙氏和段氏两个妇人，趁乱逃于羌中地区。不久，段氏生下了慕容纳的遗腹子慕容超。公孙氏老太太临终，对已经十岁的慕容超出示祖传金刀，说：“汝得东归，当以此刀还汝叔也”。
天下大乱之际，呼延平又带着慕容超母子奔至凉州。后秦灭后凉后，呼延平等人又一起辗转被移徙至长安。此时，慕容超身份已经暴露，他深怕后秦因慕容家族兴复燕国的原因杀掉自己，就佯狂作颠，天天在集市上要饭行乞，“秦人贱之”。惟独后秦宗室姚绍见其姿貌不凡，劝姚兴授予慕容超官职，以更便于看管监视。
姚兴很好奇，召来慕容超相见。及见，果然慕容超体貌俊爽，身躯健美，但所答非所问，双眼无神，半疯半傻。这一招果然骗过姚兴，他对姚绍说：“俗语讲‘妍皮不裹痴骨’，真不可信呵。这小子长相这么好，脑子却进过水一样”！由此，任由慕容超出入长安，既不派人监视，也没把他软禁。得知叔叔慕容德派人来迎接，慕容超又惊又喜，连自己的母亲妻子也没敢通知，径自一个人携带祖传金刀，连夜随使者奔返南燕都城广固。
本来，慕容德知悉母兄被害的凶问，号恸吐血，大病得不能起床。郁闷之间，使臣带着一身新衣、风度翩翩的慕容超入见。验过金刀之后，得知母亲嘱托侄子要投奔自己，慕容德又是悲从中来。痛定之后，眼见这位侄子“身长八尺，腰带九围，精彩秀发，容止可观”，慕容德大喜，为其起名为“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骠骑大将军。由于慕容德自己无子，不久，他就立侄子慕容超为太子。慕容超苦难中长成，深谙人情世故，“入则尽欢承奉，出则倾身下士，于是内外称美焉”。小伙子人精一个，哄哄膝下无子的伯父，自是小儿科。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秋，慕容德病逝，在位六年，终年七十岁。逝世后立即葬，虚棺十余，潜葬山谷，时人莫知其墓所。弥留之际，可能这位慕容氏已有不祥之兆，预估到世祚不久，免得尸身再被敌国掏毁。至此，美男子慕容超登上了十六国纷繁历史的一个小舞台。
慕容超继位后，把宗室中的慕容钟、慕容法、慕容镇等人虚衔高位，皆派外任，眼不见心不烦。在都城内，他大加任用公孙五楼等侫人(公孙五楼可能是慕容超祖母一支的亲戚，史不明载)。很快，慕容法、慕容钟等人屡被谗言，皆被逼出奔敌国，慕容宗室之间相互残杀。慕容超在广固城内大杀异已，树立威权。至此，南燕已呈衰败之相。
慕容超继位时二十一岁，少年老成。青少年时代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痛苦经历，按常理应使他成为一个知民疾苦的好皇帝(如汉宣帝)。而且，当年他在后秦的长安城内装疯卖傻，证明他的智商肯定超出常人。如此禀赋如此才，倘若慕容超循规蹈矩，任用贤良，真正光复慕容氏燕国旧版图，也不是什么大大的难事。但是，这个青年人践登帝位之后，信任奸侫，不恤政事，狂迷游猎，杀戮宗室，凡是昏君应有的特征，可谓在他身上集中而统一地现出个全活。
虽然自己为帝为皇，慕容超的生母段氏和妻子呼延氏(呼延平之女)还都在后秦姚兴手中软禁着。姚兴听闻慕容超继慕容德皇位，便命使臣前往广固，要南燕称臣，并向慕容超索取宫廷乐队。如果南燕不能送乐队，就要以“吴口千人”(千名晋人)来代替。母妻皆在后秦的长安城内，慕容超不能不软，召群臣商议对策。左仆射段晖认为：“太乐诸伎(宫廷乐队)是前世伶人，不易再得，可掠吴人送之。”
尚书张华不同意：“如果侵吴(东晋)，必成邻怨，兵连祸结，非国之福。可以暂时低姿态向姚兴称臣以尽孝道(赎回段氏)，立刻派韩范去长安。韩范与姚兴两人在苻秦时同为太子舍人，能言善辩，必能办成大事”。慕容超认为张华之计高妙，就派韩范出使后秦。
姚兴在长安见到韩范，非常高兴。同时，他也很奇怪，就问韩范：“燕王慕容超在长安时，朕亲自接见过他。其人仪貌不俗，但说话吞吞吐吐，词不达意”。韩范有辩才，回答得非常巧妙：“大辩若讷，大智若愚。如果当初燕王呈露龙凤之姿，哪有今天继统的可能啊。”言外之意，是讲慕容超当年不在你面前装傻，早就被杀掉了。姚兴闻言，也觉有理。眼见老友来见，燕国降号称藩，一高兴，姚兴就赐韩范千两黄金，并允诺送还慕容超母妻。
先前从南燕亡降后秦的慕容凝闻知此事，马上入宫见姚兴，劝道：“燕王称藩，本非真意，只是因其母在长安，不得不假装低三下四。其母归国，一定马上重称帝号”。姚兴想想，又深觉有理。于是，他又扣住慕容超妻母，非要南燕把宫廷乐团送过来。南燕君臣上下合议，只得派张华等人亲率太乐诸伎一百二十人，携重宝而至长安。姚兴大儒出身，礼乐方面绝对的内行。酒酣之际，耳闻美仑美奂的中原正音，这位后秦皇帝大悦。
姚兴的黄门侍郎尹雅想为主子争脸，对张华说：“昔殷之将亡，乐师归周；今大秦道盛，燕乐来庭。废兴之兆，见于此矣”！张华不卑不亢，回答：“自古帝王，为道不同。权宜之计，各随其行。老子曰：‘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福祸之验，应观后效”。姚兴闻言，老大不高兴。“从前齐、楚竟辩，二国开战。卿小国之臣，怎敢抗辩朝士”！张华见状，忙卑辞下意，话说得有礼有节：“我是臣藩使节，衷心愿交欢上国。但上国朝士辱及小国寡君社稷，我又怎能不有所回辩呢”。一席话，讲得信奉君臣道理的姚兴也心服口服。赞诩之余，姚兴立即派人护送慕容超母妻回国。
一家人终得团聚，慕容超自然喜色溢于言表。慕容超自己高兴，南燕当年境内却天灾不断，旱涝交加，都城广固又发生地震。古人迷信，认为这一系列的天灾皆是上天发怒，故而国人惴惴，皆暗忖要有祸事发生。
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农历1月1日，慕容超在东阳殿接受群臣朝贺，乐队奏乐，这位青年帝王一脸不悦——新招募的乐师无论是技艺和外表都与昔日太乐诸伎相差甚远。但是，从后秦索回宫廷乐队肯定不可能，慕容超就想从东晋控制区抢掠晋人。大臣进谏，慕容超不听，派人进袭东晋宿豫，大掠而还，从中挑选两千五百青年男女，送入太乐府学习音乐以供日后宴饮朝会之用。不久，南燕又入寇济南，掠男女而去。
其实，当时的刘裕在东晋国内还未树立起绝对的威权，蜀地有谯纵不服，岭南有卢循未灭。假使慕容超不派兵掠境，刘裕再怎么琢磨也不会把目光投向这位关系还算不错的近邻。
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农历4月，刘裕上奏朝廷，要征伐南燕。“朝议皆从为不可，惟左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参军臧喜以为必克，劝刘裕行”。可见，大英雄立功名，绝不可在“大家”首肯的情况下才行动。该出手时就出手，由此，得胜后造出的成果则更具震撼性。
刘裕率大军自建康出发，先走水路，由淮河入泗水(二水交汇处在今江苏淮阴)。农历6月，晋军行至下邳(今江苏睢宁)。刘裕下令，尽留船舰、辎重于当地，轻装步行至瑯玡(今山东胶南)。刘裕虽为冲杀大将，又很注意细节，一路经过的每处战略要冲，他均派精兵筑城守御，惟恐南燕有奇兵突袭断绝补给之路，以免重蹈当初桓温北伐的覆辙。
听说刘裕出兵，慕容超受惊不浅，他没料到攻掠东晋的边地会引起对方这么大反应。于是，南燕君臣忙开会廷议抵御之事。
公孙五楼虽是个卖官弄权的侫臣，却十分有战略头脑，对战事分析得条条是道：“吴兵(晋军)轻果，所利在战。初锋勇锐，难与争锋。我们应该主动出兵，抢先占领大岘山险关，拒敌于国门之外。这样一来，旷日持久，敌军锐气必受摧沮，后勤也会逐渐供应困难。同时，我们还可以简选精骑两千，顺沿海边南驰，绝断晋军粮道。再令兖州驻军绕山东下，深入敌后。如此，腹背夹击晋军，可为上策；其次，可严命各地军将，凭险拒守，紧固坚城，除本军本城用度外，余下储积均焚毁，田中庄稼也都要令人芟除无遗，坚壁清野，坐守待时。此乃中策；下策吗，则是任凭敌军入大岘关，然后集合精兵，出城拒战”。
最后，慕容超拍板定议。“京都广固殷盛，户口众多，非可一时入守。青苗遍野，一下子也芟除不尽。我大燕今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待晋军过大岘关，出现在平原地区，我们正好发挥铁甲精骑的长处，冲践敌军，可一举成擒”。贺赖卢、慕容镇等人苦谏，均不听。公孙五楼员有谋略，但侫臣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拂主上之意”，当然不会再坚持已见，默然而已。
刘裕出发前，已有参谋对此次行军表示过忧虑：“燕人如果阻遏大岘关险道，或者放我军过去后坚壁清野，我们大军深入敌境，坚城不克，退路又堵，到时怎么办呢”？刘裕胸有成竹：“这事我已想了许久。鲜卑人贪婪，不知远计。他们进攻时意在掳掠，后撤时又吝惜禾苗，肯定认为我们孤军深入，不能持久。燕军用兵，最多会进据临朐，退守广固，不会应用坚壁清野的谋策”。
一切皆如所料。刘裕未见南燕一兵一卒，顺利渡过大岘关。他喜形于色，以手指天，说：“兵过险关，皆有必死之心。敌人田野中禾麦将熟，我们又无饥饿缺粮之忧。克敌必矣”！慕容超的行兵步阵，和刘裕设想的一摸一样。他先派段晖、贺赖卢率五万步骑进据临朐，守株待兔，不久，听闻晋军已经飞度大岘关，惧上心头，慕容超亲率四万大军前往临朐与段晖等人合军。同时，他又命令公孙五楼马上赶往川源，想在上游切断晋军水源，可惜的是，慕容超后知后觉，刘裕早已先他一步派前驱将军孟龙符攻据川源，迎头把公孙五楼打得大败而归。
清晨，刘裕以兵车四千乘为左右翼，列奇阵，方轨徐进，与南燕兵在临朐以南的平地上交战。燕军铁骑本来很厉害，但没想到晋军使用兵车坚阵，骑兵冲荡践踏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燕军铁马直荡，皆被兵车上的晋兵以利予捅死在车前，侥幸跃过兵车的，又当即被阵内的晋兵刀砍斧剁，尸身散落。毕竟燕军人多，双方大战，一直过了中午犹未见出胜负。
刘裕参军胡藩出主意：“燕人悉兵出战，临朐城内守兵肯定稀少。我愿以奇兵间道袭城，仿效当年韩信破赵国的计谋”。刘裕称善，遣檀韶、向弥与胡藩率兵，绕过燕军正在战场上厮杀的主力，突然进攻临朐，高呼大叫，一举克城。同时，刘裕还派人四处散布晋军已有众多援军自海道赶至战场的消息。
慕容超身为皇帝，自己正在临朐城内大本营当总指挥，城内守兵总共才有两、三千人。眼见城陷，周围御林军拼死抵挡，慕容超捡得一命，单骑逃至段晖营内。
刘裕见临朐城已攻克，忙挥令旗，鼓声大作，晋军全面南击。燕军本来看见临朐插上晋军旗帜就已心慌，又隐约得知大批晋朝援军从海上来攻，怯意顿起。至此，再也坚持不住，纷纷扭头奔逃。晋军得势不饶人，喊杀阵阵，更加神勇。段晖刚刚和皇帝慕容超打个照面，晋军已经冲进指挥营帐，刀砍枪捅，这位燕国名将登时就被杀在当地。此次大战，共有十多个南燕大将临阵被斩。
慕容超运气不算太坏，又能逃出一劫，奔还广固。但他的御玺、御辇以及全套皇帝仪仗，却全部成了晋军的战利品。刘裕穷追不舍，因胜而进，第二天就攻陷了广固的外城，逼使慕容超只得龟缩于内城死守。晋军筑起长围，高三丈，外穿三重堑，给燕人一种插翅难飞的感觉。同时，刘裕又派人告知晋廷，不用再从江淮输运粮米，晋军自可在当地解决粮食供应问题，以战养战，食粮于敌境。
慕容超逃回广固后，沮丧得不行。他先把自己骂了一顿，又垂头丧气向群臣问计。宗室慕容镇进言，希望凭城一战，拼死决胜。但司徒慕容惠认为不可。“晋军乘胜，盛气陵人。败军之将，何以御之！现今，只能派韩范出使，求秦国姚兴来援。唇齿之意，秦必来救”。此时此刻，南燕也只有求后秦来援这一条路了，于是，慕容超又遣韩范出使长安借兵。
古代兴兵交战，攻城最难。晋军虽数战数胜，但面对广固坚固无比的内城，也一筹莫展，只得修治各种攻具，做成一种尝试一种，一一推向战场。关键时刻，南燕一直以“奇巧精思、善选攻械”著称的大臣张纲从长安出使办事返回，正好被晋军俘虏，立即被派上了用场。同时，南燕大臣张华、封恺、张俊等人相继为晋军俘获，这些人都是汉儒，自然马上倒向了东晋一边。张俊还给刘裕出主意，“现在燕人能够固守，主要是对外出乞援的韩范抱有幻想。可以高官厚爵劝诱韩范归降，如韩范投降，燕人必定绝望，广固可不攻自破”。刘裕从计，派人带着晋朝封授韩范为散骑常侍的诏书，前去招降。
慕容超窘急，亲笔写信给刘裕，表示要向晋朝称臣，以大岘山为界，献良马千匹，以通和好。刘裕当然拒绝。
后秦方面，姚兴正与大夏国赫连勃勃相攻伐。见南燕乞援，姚兴不得不派使臣到广固城下见刘裕，危胁说：“慕容氏与我是友好邻国，以穷告急。我军准备遣十万铁骑，径据洛阳。晋军如果不退兵，铁骑当长驱而进！”刘裕想都没想，当面斥喝后秦使节：“语汝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
果然是天亡南燕。姚兴确实不仅仅是虚张声势，他还真派大将姚强率一万精骑前往洛阳，准备与当地的姚绍一起合兵，前来广固救慕容超。不巧的是，赫连勃勃大败秦兵，姚兴自顾不暇，忙追还姚强的精兵还卫长安。韩范见状大叹，“真是天亡燕国啊”。正好，刘裕密使赶到，思忖一番，韩范便归降东晋。
刘裕见到韩范，免不了还嘲笑他一番：“您本来要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虚还”(春秋时申包胥哭于秦庭，最终哀求秦国兴兵救楚)？韩范能言之士，不卑不亢：“我祖孙三代仕燕，自然要尽臣下本份。但西朝(后秦)多故，丹诚无效，可谓天丧弊邑(南燕)而赞明公。智者见机而作，在下怎敢不至”！
刘裕点头，“卿可至城下，告以祸福，劝守兵出降”。韩范拒绝，“虽蒙将军殊宠，但我仍不忍为您反谋燕国”。
刘裕“喜而不强”。第二天，他派人载韩范于车，在广固城外转了一大圈。“由是人情离骇，无夏固志”。城内守军见到韩范，知道后秦援军不可能到来，完全绝望。广固城内，左右从人劝慕容超杀掉韩范全家，“以止反叛”。慕容超虽属不明之君，也知韩范无奈，加上韩范之弟韩淖一直忠心不贰，未忍诛杀韩家。韩范也真是智谋之士，假使他在城下向守军喊话劝降，激怒慕容超，一家人肯定会被杀得一个不剩。
张纲方面，穷极巧思，为刘裕造冲车、飞楼、悬梯、木幔等攻具，使守城的火石弓矢顿失作用，燕军日益困窘。慕容超暴怒，派人把张纲母亲押至城头，倒吊起来，慢刀碎剐了老太太。张纲血泣，化悲痛为力量，研制出更为精巧实用的攻具。即便如此，南燕守军仍旧坚持了四个多月。刘裕也不是特别急于进攻，反正广固周围人民都日夜负粮来助官军，吃喝不愁。同时，晋朝援兵源源不断，营于城下的，一直都是精神头十足的生力军。
公元410年农历1月朔旦，慕容超升登天门，依礼接受群臣朝贺。慕容超宠爱的美人魏夫人也随他登城。礼毕，二人凭城四眺，望见城下东晋军容整盛，一眼望不到边际，这一对俊男美女相对执手而泣。韩范之弟韩淖一直跟随左右，劝谏道：“陛下遭逢厄难，正应自强奋志，怎能对女子悲泣”！慕容超“拭目谢之”。尚书令董锐知道大势已去，劝慕容超出降。
慕容超大怒：“废兴，命也！吾宁奋剑决死，决不衔壁求生”！如此血气，倒不失男儿本色。
公孙五楼、贺赖卢等人又想从城内挖地道偷袭晋军，皆大败而归。不久，晋军又断绝广固城外渑水水源，城内守军只能喝含有害杂物多多的井水，皆头昏脚软，日益穷困，出降者越来越多。看见火候差不多，刘裕这才指挥晋军四面攻城。南燕尚书悦寿先前劝过慕容超投降，今见势不妙，便开城门投降。晋军喊杀入城，慕容超只带数十骑卫士仓惶出逃。没跑出多远，便被晋军悉数生擒。
刘裕坐于大帐正中，呵斥责问五花大绑立于帐中的慕容超，“数之以不降之状”。
慕容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只是声称自己逝世后要求晋将刘敬宣照看自己的母亲。刘敬宣是刘牢之之子，其父被桓玄攻杀时，他曾逃至南燕，与慕容超有交情。但这慕容超不反思：先前他为了赎回母亲，把太乐诸伎送给姚兴；后来，为了能欣赏正宗宫廷音乐，他又派兵侵掠东晋，抢来南方士女进行音乐培训，最终寻致刘裕的进兵乃至亡国。国亡之时，才又想起母亲，真不知他这份孝心作何想。
刘裕命人把慕容超关入槛车，送建康市处斩，终年二十六，在位六年。
由于痛恨广固城久攻不下，刘裕想要把城内男丁全部坑杀，并以其妻女赏将士当婢妾。晋将们均赞同，而降臣韩范进劝：“晋室南迁，中原鼎沸，士民无援，强则附之，既为君臣，必须为之尽力。这些人皆衣冠旧族，先帝遗民，今王师吊民伐罪，如果尽坑广固之人，恐怕西北之民再无来归之意”。刘裕“改容谢之”，听取了韩范的谏劝，但是“犹斩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万余，夷其城隍”。
估计这三千人中，慕容王族定占多半，男女老少婴皆不免。慕容氏的前燕灭亡，苻坚待他们不错。不仅一个未杀，个个还送有权有地的大官做。但淝水战后，正是这些慕容家族的人所在蜂起，“人面兽心”，最终导致了前秦帝国的覆灭。慕容王族的子弟们以兴燕为名，建立了后燕、北燕、南燕、西燕，称王称帝，在北中国风光一时，亡国时皆被敌国整族烩掉，渣都不留——苻坚大帝“柔仁”的前车覆辙这么逼迫真切，谁都不想给这一个几乎个个男人长相俊美的家族任何人任何机会。后世儒臣史家对刘裕的屠杀多有微词。其它几个慕容燕国，国亡时宗室也大多被连根株除，使得中国历史上基因甚是优秀的一个家族基本上被消灭殆尽。
正当刘裕在广固大阅兵士、校校户籍、统计战剩品数目时，患生腹心，孙恩邪教逃亡至岭南的残余势力卢循、徐道覆忽然率大军分两路直杀建康，几乎端掉东晋的首都。
卢循，字于先，小字元龙，是西晋卢谌的曾孙，其五世祖卢志，也是晋朝忠臣，曾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任幕僚长，作过不少利国利民之事。到了卢循这辈，他娶了孙恩之妹为妻。孙恩生性严酷，杀人无算，当时卢循还时常加以规劝，“人士多赖以济免”，可见卢循仍是书生性情，不算大恶之人。据史书记载，卢循“双眸冏彻，瞳子四转，善草隶奕棋之艺”，是个不折不扣的士大夫子弟。
孙恩逝世后，卢循被造反余众推为首领，从海路逃到番禺。占据广州后，他又“遣使贡献”，晋廷当时正值多事之秋，便封孙恩为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郞将，封卢循姐夫徐道覆为始兴相。
刘裕率大兵征伐南燕的消息一传出，徐道覆非常高兴，忙派人前往广州，劝卢循乘晋廷内虚时主动出击。卢循大概当时感觉正惬意，名为大州刺史，实为小国国君，天天诗酒茶棋书画小日子过得挺爽，根本不想找东晋麻烦。徐道覆坐不住，从始兴(今广东韶关附近)亲自赶往番禺，面见卢循，说：“朝廷一直把您当腹心之患，刘公(刘裕)现正被牵制于坚城之下(广固)，等到他擒灭慕容超回朝，肯定会亲自率军齐集豫章，派锐师越山过岭，到时候，您再英明神武，也只能束手投仗。今日之机，万不可失。如果我们占领都城建康，刘裕即使率军赶回，也无可奈何。如果您不从我计，我自己率始光之军单独向寻阳挺进”！“(卢)循甚不乐此举”，但又无法辩驳姐夫，只得依从徐道覆，发兵相从。
于是，徐道覆从始兴出发，一路连克南康(今江西赣州)、卢陵(今江西吉水)，直杀豫章(今江西南昌)。当时，东晋镇南将军何无忌在豫章驻守，这位爷在刘牢之、刘裕手下时远谋深见，待他自己独挡一面，却显得轻脱少谋。眼见徐道覆贼兵重楼巨舰顺流而下，长史邓潜之进谏：“此战系国家安危，贼人自上流而下，舟舰大盛。我们应该掘开南塘之水，坚守城中，与其相持，俟其兵老师废，然后趁势出击。否则，弃此万全之策，决成败于一战，万一失利，悔之无及”。
何无忌不从，命军将登战舰迎击贼兵。双方交战，大风甫起，何天忌所乘的指挥舟被风吹至东岸，贼军数艘大舰直逼靠来。晋兵见主师不免，顿时崩溃，加上贼军多是三吴“思归忘死之士”，杀兴正酣，如此危急之时，何无忌还大叫“取我苏武节来”，辞色不挠。贼兵刀枪齐下，把何大将军分尸数段。
卢循方面，也是所向皆捷，连克湘东(今湖南衡阳)、长沙诸郡，进至巴陵(今湖南岳阳)。
南方诸郡败讯继至之时，东晋朝廷还没有接到刘裕平南燕的捷报，惊慌之下，只得连遣数道急使，征刘裕回军驰援建康。本来，刘裕最初的打算是在平燕之后，驻镇下邳，休养几年后再一举攻克关洛之地。听说都城一告急，刘裕只得“即日班师”，显夜驰还。大军行至下邳，刘裕命人以船只远送辎重，自己亲率精锐部队急行军从陆路奔还。刚到山阳，何无忌死讯传来，刘裕如雷轰顶，只带数十卫士，卷甲兼行，疾驰至淮上，向过往旅客打探消息。旅人纷纷告言：“贼军还没到，如果刘公回来，我们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刘裕闻言大喜，“单船过江，径至京口”。众人见到刘裕本人，都大松一口气。
驻镇姑孰的东晋抚军将军刘毅本来在卢循刚起兵时就“抗表南征”，但忽患病，一下子到了病危的地步。延迟数日，病势减轻，他又马上要提兵灭卢循。桓玄称帝，刘裕、刘毅联手起兵，声名不相伯仲。眼见刘裕平灭南燕，刘毅心中不服，也想立功显咸。
刘裕闻讯，忙写信给刘毅，提醒他提防卢循、徐道覆等人奸谋多端，善打游击战，希望刘毅准备充分，与自己合军击灭贼众。为了说服刘毅，刘裕还派刘毅的堂弟刘藩前往劝谕。刘毅读毕刘裕亲笔信，大怒，投之于地，对堂弟刘藩说：“当汉初平桓玄，我是因为谦虚才把首功推让于刘裕，难道为此你们便以为我不如刘裕了吗”！于是，刘毅亲率二万水军自姑孰出发，直发建康。
徐道覆听闻刘毅来逼，舍江陵而不攻，马上报卢循：“刘毅兵重，成功在此一战，宜并力攻杀”。于是，两头连兵而下，约十多万兵将，乘千余艘战船，与刘毅晋军大战于桑落洲(今江西九江)。本来就众寡不敌，徐、卢两人又是计谋之士，手下斗志又比寻常军士勇锐，双方一交手，晋军大败，刘毅本人只与数百兵逃得性命，遣弃战船、辎重、器械无数。
东晋朝廷知悉刘毅军败，惶惧异常。当时，刘裕北还将士不仅因长途行军而疲乏不堪，又多伤病，战斗力极差。建康守军不过数千，皆有畏惧之心。刘毅败还的军士回城，都讲敌军势盛，惊恐成为传染病，一发不可收拾。确实，卢循、徐道覆“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楼船高十二丈”，浩浩荡荡，势不可当，着实吓人。
朝中大臣孟昶、诸葛长民眼见建康危急，便想拥晋安帝过江以避兵锋。当初刘毅、何无忌出战，孟昶均预言会战败，结果两人果然一出即败。至此，他又在朝议中表示刘裕出兵，也会重蹈覆辙，“众颇信之”。刘裕坚决不同意皇帝出奔。“今重镇外倾，强寇内逼，人情危骇，莫有固志。若一旦迁动，便自土崩瓦解，江北又岂能可以逃得了呢”！
孟昶倒不是什么怯懦怀私的坏人，他就是坚信刘裕必败。见自己争不过刘裕，孟昶便在大殿上表示自己要自杀。刘裕也气，说：“你先看我一战如何，再死也不晚”！
孟昶性急又固执，当晚回府，向皇帝休书一封，表奏：“当初刘裕北讨，意见不同，为臣我力赞其行，致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此乃为臣之罪也”。写完奏书，孟昶仰药自尽。未至山穷水尽，孟昶先自杀，可见这个人死得多不是时候。
徐道覆是个勇毅决断之人。听说刘裕已在石头城集兵设防，便苦劝卢循，从新亭疾趋白石，尽焚舟船，以示必死之志，然后数道进攻，毕全力于一战。卢循一路大胜，更加有持重之心，回复徐道覆说：“我大军未至，孟昶就望风自裁。以此推之，敌军不久必自相溃乱。如果决胜于一战，万一有失，损兵拆将，不如按兵待之”。由此，卢循指挥军队驻屯于石头城的西岸蔡洲。徐道覆深知小舅子多疑少决，回营后时左右叹息道：“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倘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
刘裕得此喘息之机，派人广伐树木，在淮口遍树从栅，又筑查浦、药园、廷尉三垒，派重兵坚守。
呆了一段时间，卢循见晋军内部没有任何溃乱现象，又悔先前不从徐道覆之言，就指挥军队对晋军展开猛攻，皆不克而还。不久，又遇狂风暴雨，卢循许多舰只都倾覆翻掉，淹死许多兵士。卢循郁闷，列阵南岸，与晋兵相斗，已经缓过劲的晋军奋勇争先，贼兵又败。无奈之余，卢、徐两就指挥军队转攻京口，仍一无所得。
相持之间，刘裕玩起“心理战”。他派宁朔将军索邈率一千多鲜卑人组成的精骑兵，身披虎皮坚甲，五彩斑斓，装束奇特，每人手持一旗，自淮北至新亭，蹄声阵阵，威风凛凛。“贼并聚观，咸畏惮之”。
帅老兵疲之余，徐道覆建议卢循退据寻阳，伺机取荆州，再寻取机会掉头进攻建康。自此，卢、徐两人转攻为退，厄运也就开始。刘裕一面率军追赶，一面派沈田子等人率水军走水道绕海直袭番禺。
卢循覆集三万兵攻江陵，为荆州刺史刘道规打得大败，“单舸走还盆口”(今江西九江)。不久，晋将孙处等人乘大雾突袭番禺，一天即攻克卢循老巢。沈田子等人也各率兵士，四击攻灭岭南的邪教残余势力。
晋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底，刘裕集大军于大雷(今安微望江)，“卢循、徐道覆师众数万塞江而下，前后莫见舳舮之际”。面对敌人最后的疯狂，刘裕派出轻装小船，满载引火之物，同时，他下令晋军用劲弩猛射敌军，待敌船聚泊西岸时，晋军岸上、小船上的兵士齐投沾满油的火炬，致使贼军船舰着火，烟炎涨天，随即大溃，投水淹死者就有上万人之多。卢、徐二人逃回浔阳后，欲奔豫章，便在左里(今江西都昌左蠡山)下栅，欲阻止晋军前进。左里之战，刘裕又大胜，晋军杀贼过万。至此，徐道覆逃返始兴，卢循往番禺方向奔返。
公元411年农历2月，晋将刘藩等人攻克始兴，斩徐道覆，农历4月，卢循率残军逃回番禺，又把孙处等数千晋军包围在内。带兵在岭南一带攻伐的晋将沈田子等人一合计，认为番禺是卢循老巢，怕城内人里应外合，便一齐回军，反包围了正在攻城的卢循。内外夹击之下，卢循大败，死数万余人，狼狈逃走，一路连连败绩，最后跑到交州附近(今越南北宁)，与当地起兵反晋的俚、僚等蛮人合兵，进攻东晋交州刺史杜慧度。
杜慧度身处僻州，尽散家财以赏军士。晋军先在岸上向卢循舟船扔火把，然后又在两岸夹射浑身是火、四下奔逃的贼兵。
坐在华丽的指挥大船上，卢循自知此次难逃一死，便先用毒酒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十多人尽数毒死。然后，他把数十位貌美的姫妾召至座前，问：“我今将自杀，谁能和我一起死”？眼见大势已去，诸位美女皆表示：“雀鼠尚且偷生苟活，从死实在太难”！只有两、三个死心眼的，低声言道：“官人欲死，我们也不愿活着”。
“考试”完毕，卢循让那两、三个愿死的美女出舱，放她们一条生路。接着，他抬出大酒一缸，尽数毒毙了那些不愿与他一起同死的美女。怔忡片刻，望着满船的美女尸体，卢循攀上船头，赴水而死。
杜慧度得胜后，又杀掉卢循老父。找到卢循尸身，再把首级割下，用小箱子精致包装，送京师邀功。至此，卢循，徐道覆折腾一年多，功败垂成，最终为刘裕所平灭。算上孙恩，“五斗米教”折腾了达十一年多，严重削弱了东晋政权的元气。虽然最终“五斗米教”被扑灭，东晋的国祚也差不多走到了尽头。同时，孙恩、卢循之乱，对王、谢这样的东晋世家大族也打击极大，子弟纷纷被杀不说，经济方面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丧失田产家财无数，同时，随着他们力量的削弱，刘裕为代表的寒人阶级因军功不断窜上政权第一线，大族世家渐渐从主角变成了配角。
殊勋如此，晋廷授刘裕太尉、中书监，军权、政权，齐集一人之手。面对当时豪强横行、广行兼并的现象，刘裕大行惩戒，严肃纲纪，诛杀藏匿亡命的豪族之士多人，致使“豪强肃然，远近知禁”。
灭南燕、平卢循，声名赫赫，刘裕便把他那“猎人”的目光转向朝内。首当其冲的，非刘毅莫属。
刘毅，字希乐，彭城沛人，与刘裕还是同乡。桓玄称帝后，刘毅、刘裕等人共谋起事，刘毅京口唱义，首斩桓修。此后，江乘之战，覆舟山大战，峥嵘洲大战，刘毅均身先士卒，殊死拼斗，桓玄之灭，刘毅确实有一大半的功劳。桓玄逝世后，刘毅又率军进讨桓振、桓谦以及冯该等人，平巴陵、降襄阳、入江陵，以功为东晋朝廷拜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桑落洲一战，是刘毅威望急剧下挫的一个转折点，此战他所损失的不仅仅是数万精兵、无数辎重以及精良船舰，最重要的是他输掉了名声。以前，二刘均以平桓玄之功，在朝廷不相伯仲。如今，刘裕灭南燕大功省立，又把岭南削平，功业方面，刘毅这个败军之将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与刘裕抗衡。
刘毅初败时，刘裕还不失厚道，对老战友还“深慰勉之”，复其本职，并未因其丧师败绩而落井下石。
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东晋荆州刺史刘道规因老疾卸任，刘毅见有新机会，自告奋勇，以为国家开辟财源、养民富兵为由，申请外任荆州。刘毅此举，也可谓深思熟虑。东晋建康朝中，他已经全然不是刘裕的对手，只能坐拥上流重镇，众兵在手，才有资格在暗中与刘裕校劲。
刘裕仍旧未起杀心，以诏命任刘毅为荆州刺史、都督荆宁秦雍四川诸军事。不久，刘毅又要求交州、广州也要由自己辖统，刘裕也照给不误。不久，刘毅又上奏要求把亲信郗僧施、毛修之等人委以重镇实职，刘裕还是一一同意。眼见事事皆准，刘毅居上流之地，渐有阴图刘裕之心。同时，由于刘裕是武人，刘毅则“频涉文雅”，故而“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人以类聚，东晋又有清淡之风，就连谢安的孙子尚书仆射谢混也和刘毅打得火热。刘毅爱好史籍，谈至蔺相如降屈于廉颇，就拍案大叹以为不可能。在平灭卢循的庆功会上，晋安帝在西池大宴群臣，诏群臣赋诗，刘毅诵道：“六国多雄士，正始自风流”。自知武功不如刘裕，刘毅只能向众人显示其“文雅有余”。
刘毅出镇前，往京口辞墓，刘裕自建康与其相会。临行前，宁远将军胡藩劝刘裕趁机拿下刘毅杀掉，刘裕沉吟半晌，说：“我与刘毅俱有克复之功，其过未彰，不可自相图也”。
刘毅到江陵后，不知谦抑，随意升降所统属官，并在不上报朝廷的情况下把豫州、江州等地万名文武随员和精兵划拔至自己麾下。更倒霉的是，每逢有大事发生前，刘毅就“疾笃”，估计是昔日死战冲锋身上多创伤的缘故使然。谋士郗僧施等人恐怕刘毅哪天暴死，一帮人失掉主心骨，便劝刘毅调他的堂弟刘藩来荆州给他当副手。
刘裕闻奏大怒，再也抑制不住愤恨，上表请诛刘毅。东晋安帝是个摆设，刘裕的“上奏”其实就是上奏给自己，府中官员拟草，加印玉玺发出，宣示刘毅等人“轻佻躁脱，职为乱阶，扇动内外，连谋万里”的罪过，收捕时任兖州刺史的刘藩和尚书仆射谢混，赐死于狱中。谢混是东晋数一数二的美男子，汉元帝的女婿，风姿绝秀，文采茂然。刘裕后来受禅为帝时，谢混的族侄谢晦对刘裕说：“陛下应天受命，登坛日恨不得谢益寿(谢混小名益寿，字叔源)奉玺绂”。刘裕也大发感慨：“吾甚恨之，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政治是你死我活的事情，叹赏归叹赏，杀掉还是要掉。刘裕与谢混开始关系还不错，左里之捷，刘裕抓住杀害谢混父亲谢琰的叛将张猛，捆缚送交谢混。谢混生刳其肝而食之，以报杀父之仇。以此道之，刘裕于谢混还有恩。但政治场中，恩怨交牵，稍有不慎，则六亲不认。
刘裕亲自率大军讨刘毅。出发前，他称诏以宗室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使刘道怜为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使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留府事。由于对诸葛长民不放心，刘裕又加心腹刘穆之为汉建武将军，“配给资力以防诸葛长民”。
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农历10月，刘裕以王镇恶为前锋，授其轻船百艘。临行前，刘裕告诫王镇恶：“若贼可击，击之；不可击，烧其船舰，留屯水际以待战”。
王镇恶乃原苻坚手下名将王猛之孙，自是计谋多端。他首先派人烧掉刘毅在江津的大小船只，自率步卒全船上岸，直奔江陵城杀来。半路，有人问兵将何人，王镇恶均遣人说是刘兖州(刘毅)亲军。因此，一路之上没有任何惊扰和阻挡。离城五六里远，刘毅亲信将领朱显之正好带兵要去江津，与王镇恶军打照面，心起怀疑，问：“刘兖州何在”？
王镇恶军士回答：“在后面”。
朱显之心疑，径直策马向后军赶，连刘毅影却不见。同时他发现这些兵士皆携带攻城器械，鬼鬼祟祟。远望江上，江津船队燃烧的大火正烧红半边天。大叫一声“不好”，朱显之掉转马头奔回城里向刘毅报告，并下令关闭各个城门。
王镇恶和他手下兵士跑得也不慢，几乎是和朱显之同时疾驰入城，因此江陵诸城门未及落闸，王镇恶军人已进冲入。几番恶战，刘毅退入牙城，仍与司马毛修之等督士卒力战。刘裕送与刘毅的诏敕及赦文，刘毅看都不看，均立时烧毁。
刘毅手下有不少建康士兵，而进攻的台军(都城卫戍军)与这些人中不少都是中表亲戚，“且斗且语”，双方一面格杀一面交谈，才知此次刘裕本人真的率军亲来“人情骇散”，渐渐不支，傍晚时分，刘毅听事厅前的卫兵已散败而去，勇将赵索也阵亡。刘毅亲兵仍旧忠于职守，“犹闭东西阁拒战”。半夜，毛修之由于先前与刘裕有私交，知事不济，自己带人逃走；刘毅自率几百兵士，也从北门突围，一路与王镇恶兵士勇斗，杀伤殆尽，至江陵城北二十多里的牛牧佛寺时，身边已无一个从人。
刘毅紧拍寺门，要入内躲藏。寺僧隔着门缝表示拒绝，说：“从前我师付收容了逃跑的桓蔚，被刘卫军(刘毅)下令杀掉，现在，我们实在不敢收留陌生人”。七年之前，刘毅平灭桓氏，严刑峻法，至此，终于有了报应。刘毅楞了半天，叹道：“为法自弊，一至于此”！眼见逃藏无地，刘毅在寺门边大树自缢而死。第二天旱晨有人发现刘毅尸体。人死罪不免，刘毅尸身仍被抬入江陵市内，斩首示众，兄弟子侄皆伏诛。
刘裕至江陵后，宽租省调，节役原刑，礼辟名士，至使“荆人悦之”，又打又拉，体现了政治家的一贯伎俩，成效不错。
处理了刘毅，刘裕下一个惦记的目的人物，就是督豫扬等六州诸军事、留守建康的诸葛长民了。
诸葛长民是琅琊人，“有文武干用，然不持行检，无乡曲之誉”。桓玄时，曾引用他为“参军平西军事”，不久就因贪污险刻被罢免。刘裕等人伐桓玄，诸葛长民因为怨恨之故，踊跃相从，事成后被封为辅国将军。后来，诸葛长民又率众击败桓歆，其部下又击退慕容超于下邳，应该说是个具有相当军事谋略的人。
刘裕伐刘毅，诸葛长民居中用事，骄纵贪侈，不恤政事，四处纳财收贿，家中美女珍宝无数，大营宅第，残虐百姓。由于所行多不法，诸葛长民很怕刘裕日后会纠劾他的罪行，其弟辅国将军诸葛黎民也劝说：“刘毅宗族覆亡，我们诸葛家也要有准备啊。趁刘裕未还建康，应该先发制人才好”。
本性贪残之人，拥易舍难，诸葛长民思来想去，犹豫不决，叹道：“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今日欲为一布衣百姓，岂可得乎”！私下里，诸葛长民修书给冀州刺史刘敬宣，表示要“共图富贵”。刘敬宣是名将刘牢之之子，一直作人小心谨慎，回书婉拒，并把诸葛长民写信给自己的事向刘裕汇报。刘裕闻之，更坚定对诸葛长民的诛除之心。
为了试探周遭反应，诸葛长民趁上朝办公的时候，假装无意，问刘裕亲信刘穆之：“外边纷纷传言刘太尉和我有过节，是真的吗？”刘穆之何其聪明，冷静答言：“太尉率军征行，把老母弱弟留在京城，托付给您，如果他对您有贰心，能这样做吗”？诸葛长民闻言，稍稍心安。即使如此，他仍是忧心忡忡，常对左右讲：“昔年醢彭越，前年杀韩信(喻指刘毅被杀)，估计快轮到我了”！
刘裕确实也很害怕诸葛长民在建康先发制人，诸如挟持晋安帝、以自己家属当人质什么的，便制作各种假象拖延归期。同时，他又命军队、辎重日夜兼行，先返回建康候命。听说刘裕要旋师，诸葛长民等朝中百官好几天都从早至晚在城郊外的驿亭等候。刘裕怕中埋伏，迟迟不露面。深夜时分，刘裕得知属下大军已经布满建康城，于是连夜乘轻舟由水路急达建康，潜入东府。
第二天早晨，忽然听说刘太尉已在府署办公，诸葛长民又惊又怕，赶忙亲自前往东府拜见。刘裕见到诸葛长民，没事人一样，笑谈如平日，命人大张宴席，两人在密室纵谈痛饮极欢。本来十二万紧张，如今见刘裕如此友好对待自己，诸葛长民终于把心放在肚子里，美酒佳词夸赞刘裕。数杯过后，诸葛长民站起，刚刚要进新谀之语，刘裕早已埋伏好的卫士从背后一根绳子紧勒住这位爷的脖子。刘裕仍坐于原处，边饮酒，边笑看诸葛长民蹬腿摇手、舌出晴突的恐怖死状。
杀掉诸葛长民后，刘裕立刻派人干掉了诸葛长民的几位兄弟，斩草除根。大弟弟诸葛黎民“骁勇绝人，力斗而死”；小弟诸葛幼民逃于深山，仍被人告发擒斩。
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益州将侯晖等人趁东晋内乱之际，拥当地大族谯纵为主，称成都王，割据一方。谯纵称王后，又向后秦姚兴称臣，联合桓玄堂兄桓谦，不停进袭东晋，给荆楚之地造成很大危胁。
刘裕在击灭刘毅之后，立刻就破格提拔大将朱龄石，发大军自外水取成都，又发疑兵佯攻内水，使谯纵分兵弱势。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农历6月，晋军攻破成都，谯纵走投无路，自缢而死。至此巴蜀皆平，重归东晋所有。大胜连连之际，刘裕做事更加无所顾忌。宗室司马休之在荆州上流之地，“颇得江汉人心”，其子谯王司马文思在都城建康又“性凶暴，好通轻侠，引起刘裕的忌心，派廷尉审验，杀掉司马文思手下，并把司马文思执送给司马休之，意思是想让司马休之在江陵治所杀掉司马文思。毕竟是自己亲生骨肉，司马休之只是上表要求废掉司马文思谯王的封号，向刘裕写亲笔信道歉而已。刘裕“不悦”，于晋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初在建康杀掉司马休之次子司马文宝、侄子司马文祖，发兵进攻江陵。
司马休之毕竟是宗室，立刻起兵抵拒，雍州刺史鲁宗之等人也起兵响应。刘裕初战不利，女婿徐逵之以及数位亲信大将战死，迫使他自己不得亲自出面，于农历4月率大军渡江，一战大败司马休之四万军队，攻克江陵。无奈之余，司马休之父子以及鲁宗之等人逃往后秦依附姚兴。
至此，东晋国内再无与刘裕抗衡之人。朝廷下诏，授刘裕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并封刘裕第三子刘义隆为公爵，以刘裕之弟刘道怜为荆州刺史。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农历3月，后秦皇帝姚兴病逝，太子姚泓继位，主懦国疑，终于让刘裕盼来了北伐平秦的最佳历史时机。
后秦皇帝姚兴，字子略，羌人，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年即位起，共为帝二十二年。姚兴之父姚苌，是中国历史上人品最差的帝王之一。当年苻健开国不久，其大将苻黄眉杀姚襄后，俘姚苌，准备立时斩杀，幸亏当时同为大将的苻坚解劝，留姚苌一命，并以公侯之礼下葬了姚弋仲、姚襄父子，待姚苌可谓仁至义尽。淝水大败后，姚苌以怨报德，雪上加霜，不仅趁乱起兵反叛，最终还把苻坚帝缢死于新平佛寺，十足的中山狼。
姚苌晚年，常于宫中梦见苻坚率鬼兵来抓他，大半夜满宫殿乱跑，被卫士当成妖人，挺矛刺中阴部，流血不止。虽经包扎稍有好转，阴部感染，阴囊肿得像个大西瓜。死前，姚苌一直跪伏于床，不停向半空叩首，连连称：“巨苌，杀陛下者兄(姚)襄，非臣之罪，愿陛下饶臣一命”。
姚苌虽缺德，其子姚兴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仁德帝王(然史臣以其非正朔)。姚兴即位后，平灭苻登，大定关中，彻底清除了前秦残余势力。姚兴以儒兴国，劝课农桑，收用贤士，广纳善言。公元399年夏，由于当时国内天灾频频，姚兴竟作出自降帝号之举，这是中国历史上自古未有的事情。同时，他礼敬宗室，惩治腐败，交好邻国，也曾作出一次割十二郡给东晋的友好举动。作为帝王，姚兴“车马无金玉之饰，后宫无纨绣之服”，十分勤俭廉平。而且，姚兴时代，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高峰期，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深为姚兴礼敬，“由是州郡化之，求佛者十室之九”。同时，姚兴的儒学教养已臻至境，是十六国帝王中具有极高修养和个人品德的佼佼者。
然而可悲的是，帝王只要一有书生气，就缺乏大政治家的残忍和果于诛杀的气度，宽容过了头，有时就是给自己培养掘墓人。南凉的秃发傉檀、北凉的沮渠蒙逊、大夏的赫连勃勃、西秦的乞伏乾归等人，都因姚兴的宽宏捡得一命，狼子野心，脱逃即叛，竟也能从姚兴手下变出四个国家来，纷纷反目成仇。姚兴晚年也犯了那种柔仁帝王最易犯的致命错误，容忍阴谋夺嫡的儿子姚弼，差点酿成宫廷大祸。虽然最终嫡子姚泓继位，但所托非人，柔懦寡断，诚非乱世拨乱之主。
姚泓，字元子，“孝友宽和，而无经世之用”，这样一个儒懦的老好人，不幸生于十六国大伪乱世，他的出生就是个错误，坐帝王之位是个天大的不幸错误。姚泓身上孝服还没脱，后秦国内一片乱起，先有哥哥姚愔想夺皇位，后有弟弟姚懿、姚恢想杀他自代。赫连勃勃刚刚抄掠数郡满载而归，南面的刘裕又统大军气汹汹杀来。“屋漏偏遭连夜雨”，姚泓日日紧缩愁眉，没享受过一天称王为帝的快感，只感“茫茫来日愁如海”。
刘裕的伐秦大军共有四路人马。目的地为许昌、洛阳的一路由王镇恶、檀道济所统领；目的地为武关的一路，由沈田子、傅弘之两人统领；水路两军，一路由沈田子、刘遵考由流汴水经荥阳石门入河，为王、檀辅军；另一路由王仲德率领，由桓公渎自泗水入清、济，然后自清入河。刘裕本人后来也是经由王仲道军队的路线往前方推进。王镇恶、檀道济皆是能将，手下兵精粮足，一气攻拨项城、许昌等地，“诸屯守皆望风款附”。洛阳姚洸不听人劝，没有固守金墉，直薄晋军兵锋，几路大败，最终不敌，献城出降。
克复了洛阳，刘裕更觉自已攻高盖国，便派其左长史王弘还建康，“讽朝廷求九锡”。留守京师的刘穆之本是刘裕心腹，见到主公此种赤祼祼的篡位前举动，也“愧惧发病”，卧床不起。东晋朝廷当然只能照办。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初，东晋朝廷下诏，以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刘裕辞不受”。权臣就是会演政治戏，只是伸出一只触角，看看朝廷内外上下反应而已。
当初，刘裕闻知卢循进逼建康，他从广固得胜归来途中，即有向东晋朝廷索取太尉黄铖的举动；其属下大将朱龄石提兵伐蜀，形势未明朗之前，刘裕也曾向东晋朝廷要加自己为太傅并总镇扬州。现在，伐秦未见其果，刘裕又试探朝廷加自己“九锡”，足见这个市井出身的大赌徒狡诈雄豪的一面。刘裕种种举动，如在正常朝代，朝臣们早就喧哗怒骂，以其为不忠不义，挟威自重，谋逆不道。但在当时，东晋廷室已失人心，晋安帝木偶人一个，大家知道忠于晋室没有任何好结果，“人好逸而不惮劳，人好生而不畏死”，文武将士之所以不知疲倦地随刘裕东征西杀，都是想攀龙附凤，贪图立功新朝，因此，刘裕权位愈重，他们的希望就越大。有此依恃，刘裕本人也就日益“胆大妄为”。
王仲德方面，东晋水军由清河入黄河，北魏滑台守将尉建竟然吓得连箭也不发一只，弃城狂逃。晋将得便宜卖乖，占领滑台对外宣称：“我们本来想给魏国七万匹布帛借道伐秦，谁想到滑台守将弃城跑掉啊”！魏主拓跋嗣闻讯大怒，派兵济河，把尉建斩于军前，投尸河中，并质问晋军为何侵占魏国城池。
晋军当时不想与魏国为敌，多添仇家，便说等平秦后马归还。太尉刘裕也假装卑辞下意，表示：“洛阳，晋之旧都，一直为羌人所据，我们晋军来此只想进据洛阳修复陵庙。而且，秦人一直收留晋朝叛将，与晋为患，现在我们是借道伐秦，实不愿与魏国为敌”。外交辞令虽然漂亮，晋、魏两国仍剑拔弩张，各怀鬼胎，密切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
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农历2月，刘裕从彭城出发，自引水军亲自参加北伐战争。王镇恶、檀道济等人已合兵于潼关，对姚绍守军展开猛攻。姚绍是姚泓叔父，有谋善战，采取固守坚城的方法，希望孤军深入的晋兵兵老城下。同时，他又派大将姚鸾出兵切断晋军粮道，不料，姚鸾偷鸡不成蚀了脑袋，自己反被晋军偷营，数千秦兵连同主将一齐被杀。
刘裕水军入清河后，将溯黄河西上，为避免与魏军磨擦，就假装客气，遣使魏国，表示要借路；姚泓窘急，后秦与北魏又有姻亲关系，忙遣使求魏国发救兵。
魏国君臣议事，大臣崔浩表示说：“姚兴已死，姚泓懦弱，刘裕乘危伐人，其志必取。如果我们遏止其军，刘裕心生愤恨，上岸北侵，我们魏国就是代秦受敌。现在，柔然在北侵扰，民又乏食，如果与刘裕开战，南北顾此失彼，不如听任刘裕西上，然后屯兵以塞其东。如果刘裕取胜，会因我们借道给他心存感激；如果刘裕战败，我们又有救秦之名，趁其撤退时还可攻击取利”。拓跋嗣不听，以司徒长孙嵩督山东诸军事，遣振武将军娥清和冀州刺史阿薄干率步骑十万屯黄河北岸，以待晋军。
刘裕水军入河后，见魏军沿河活动，也深感忧虑。王镇恶等人告急的使人来，他打开船窗，指着河边的魏军说：“我告诉你们攻克洛阳后等大军齐至才进攻，现在轻意进兵，又多出魏国敌军，我又该怎么分兵布将”！气恼归气恼，岸边鬼魂一样的魏军不答理还不行。他们一路随行，在北岸一直跟着刘裕的船队走。晋兵凡有小船因大风漂浮到北岸的，尽被魏兵箭射枪捅，一个不剩。刘裕派军去追，晋军刚上岸，北魏骑兵马快，登时跑个没影；晋军撤回船上，魏军就又冒了出来，继续跟着船走。
农历5月间，刘裕想出一招，他派白直队主(民兵大队长)丁旿率七百兵士，给以兵车百乘，渡北岸，在离河百余步的水边列开“却月阵”，“两端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竖一白毦”。
魏军看不明白，不知晋军演什么戏，都立于原地不动。突然，一直待命未发的晋朝宁朔将军朱超石见白毦摇动，便率两千晋军疾趋上岸，共带一百张床弩，每车站列二十甲士，左右前后列大盾掩护，组成一种看上去非常奇怪的兵阵。魏军见晋军列阵完毕，便也列阵迎前。魏军统师长孙嵩亲率三万骑兵在步兵后面作后援，四面八方冲杀过来，晋军强驽齐发，魏军不顾死生，虽然一排排被射死，后面的士兵仍喊杀阵阵，冲势不减。
关键时刻，朱超石使出早就准备好的秘密武器——几百把大锤以及一千多长矟。晋军先把长矟从中间的木杆折成两断，只长三四尺，然后，一名兵士持矟前冲，后面兵士用大锤猛击柄端，魏兵蜂拥冲至，一矟就穿死三四个人，像串糖葫芦一样。“魏兵不能当，一时奔溃，死者相积”。魏军大将阿薄干也临阵被斩，余众退至畔城。晋军得势不饶人，一路追杀，又斩魏国兵将数千。
魏主拓跋嗣闻言，才知晋兵勇猛，后悔不用崔浩之言。但是，对于刘裕是否可以击灭后秦，拓跋硅仍有疑心，便就此问崔浩：“刘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崔浩说：“肯定能”。拓跋嗣问：“为什么”？崔浩说：“昔姚兴好事虚名而少实用，其子姚泓懦弱多病，兄弟乖争，刘裕乘危而进，兵精将勇，必能战胜”！拓跋嗣又问：“刘裕与慕容垂相比又如何”？崔浩答：“刘裕才能，当然在慕容垂之上。慕容垂借父兄之资，修复旧业，其国人归之，如夜虫就火，稍加依仗，易以立功；刘裕奋起寒微，无尺土之地，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擒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可谓才超常人”！由此，魏军再也不敢轻撄晋军兵锋，刘太尉顺利抵达洛阳。
如此危急时刻，秦军屡败不说，最重要的御敌统师鲁公姚绍又因忧急愤懑，发病吐血而死。
农历8月，刘裕至陕地。沈田子、傅弘之入武关，进据春泥(今陕西蓝田)。沈田子等人将攻峣柳。秦主姚泓也横下一条心，御驾亲征。他率马步数万大军，想与刘裕主力正面决战，但又怕沈田子晋军从后掩袭，便想先以大吃小，击灭沈田子后，倾国东出与刘裕交手。
沈田子一部，本来就是迷惑秦军的“疑兵”，总共才千把号人。忽闻探报，姚泓自率数万大军马上就到，沈田子就要提兵前去相斗。傅弘之持重，劝说兵力寡殊太大，想要退兵。“兵贵奇用，不必在众。而且敌我双方人数相差太远，等敌军固列阵形，我们想逃也不及。不如乘其始至，营阵未立，先发制人，可以立功”！言毕，沈田子转身对士兵们讲：“诸军昌险远来，正求今日之战，死生一决，可以一战封侯”！晋兵闻言，皆踴跃鼓噪，手执短兵，高呼奋击秦军。秦军一丁点儿思想准备没有，忽然树林中冲出一帮不要命的晋兵，惊慌失措，转身而逃，大败之下，被晋兵斩杀一万多。姚泓奔还灞上，其御用乘舆仪仗皆为晋军缴获。
王镇恶攻潼关坚城不下，便向刘裕请示，要转帅水军自黄河入滑水，直袭长安。王镇恶所领的晋朝水军，都乘蒙冲小舰，兵士皆藏于船内向下划浆。秦人没见过此种舰只，只看见船走而不见有人外露摇桨划船，“皆惊以为神”。
王镇恶一军至渭桥后，立刻下令兵士在船上进餐。然后，持仗等岸，严令“后登者斩”！士兵上岸后，小船无缆无锚，渭水迅急，忽喇喇全部顺水飘走，一只船也没剩下。王镇恶作战前鼓动：“我们大家的家属都在江南，这里是长安北门，离家万里之遥。船舰衣粮，皆已随流飘没。今进战而胜，则功名俱显；不胜，尸骨无存！大家努力”！言毕，王镇恶身先士卒，第一个向前冲杀，身后晋兵立于绝境，勇气倍增，无不以一当十，冒死直前。秦将姚丕前来抵拒，马上被杀得大败；秦主姚泓闻讯，又自领兵卒前往，正赶上姚丕败军溃还，自己人践踏拥推，死伤无数。“姚泓单马还宫”。王镇恶军攻入长安平朔门。
姚泓惶恐无计，与宫内的家人商量，想出宫投降。其子姚佛念时年十一，对父亲说：“晋人将逞其欲，肯定不会让我们活命，还不如我们先行阖家自尽”！姚泓怃然不答。圣贤书读得不少，临到“国君死社稷”，还真下不了决心。姚佛念人小有志气。自己登上宫墙，投地而死。
姚泓无奈，只得率妻子数人步行至城门的刘裕大营投降。姚泓之弟姚赞也带着宗室一百多人来降。此时，刘裕显现出街市流氓地痞本性中残忍横暴的一面，立刻把除姚泓以外的所有后秦宗室、女子全部就地处决，血满营盘。接着，他又用槛车押送姚泓于建康，斩于闹市之中，以彰功名。姚泓死年三十岁，在位两年。从姚苌算起，后秦共历三世，三十二年。
据史书记载，姚泓被杀后，“建康百里之内，草木皆燋死焉”。其实，草木枯死之事，肯定是因为天旱或植物害虫所至，史臣书录其事，也是委婉地表示对这位仁弱帝王的同情。清朝时，康熙大帝亲自向孔圣人塑像下拜，汉儒们就感动得不行，觉得异族帝王竟肯向先圣屈膝。早在姚泓当太子时，他的老师淳于歧生病，姚泓已经亲至家中问病，拜于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焉”。以储君之重，亲拜师父，姚泓比康熙大帝早了一千多年。而且，姚兴、姚泓虽是羌族，其统治形式完全是采用汉人制度，没搞什么“胡汉分治”，更无民族压迫政策，仁义频施，礼教兴盛，推恩四及，基本上就是苻坚帝的精神继承人。遗憾的是，处于十六国血腥乱世，又萧墙祸起，内乱频频，姚泓之败，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今人有所不解的是，当刘裕望着兵士在营内砍瓜切菜一样处斩前秦宗室时，流血盈前，哀嚎满耳，他是否忆起姚兴昔日使他不动一刀一兵就收回十二郡的旧情？当时，他平定桓玄不久，立足未稳，如此天大一个人情，难道就这样以杀人子孙相报还吗！
刘裕站在长安城头，环望四周，扭头对身边的王镇恶说：“成吾霸业者，卿也”！
王镇恶虽是忘死名将，却也不乏诸名将最大的短处：贪。后秦府库充盈，王镇恶派手下军士盗取私拿，不计其数。刘裕对此一清二楚，“以其功大，不问”。当有人告称王镇恶私藏姚泓的御辇时，刘裕倍感警惕，以为王镇恶有什么称王称帝的“异志”，忙派人暗中伺察。派出之人回报，王镇恶只是贪图御辇上的珍宝装饰，悉数剔取后，御辇架子被扔弃在墙角旮旯。刘裕闻此，其意乃安。
刘裕原先意向，是欲留在长安，准备经营西北，一统北方，“而诸将佐久役思归，多不欲留”。淹留至年底，刘裕又得知留守在建康的心腹刘穆之病逝的消息，根本无托之下，便决意东还。于是，刘裕以随军的次子刘义真为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以王修为长史；王镇恶为司马，领冯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为中兵参军，沈田子领始平太守，毛德祖领秦州刺史；傅弘之为雍州治中从事史。如此安排，好像挺妥当，功臣猛将，各据重镇；亲子为帅，坐镇长安——其实大谬，刘义真官虽大，时年才十二，是个没有任何主见的毛头娃娃；各位将领皆在平秦战争中立有奇功，谁也不服谁，特别是王镇恶，其祖父王猛在关中名气大得吓人，南来诸将由此“皆忌之”，并因互相争功产生怨恨。
刘裕急急回返，一般史书都讲是“将士思归”，其实不然。西征队伍只出来一年，非久疲之师。而且，关中形胜富饶之地，金银财宝无数，粮食积储丰富，大可以凭此重镇广土承胜击伐北魏和大夏，如此，消灭周围的各个割据政权也绝非难事。天下一统之后，奇勋大权，刘裕自可以在长安或洛阳做“真天子”，何必返建康住在东晋的旧宫殿当新皇帝！遥想前朝，魏文帝曹丕就是邺城受禅，而并非要回去洛阳从汉献帝手里夺回玺绶。所以，刘裕的急返江东，实是他平生最大败笔，也是他周围谢晦等短视谋士出馊主意的结果，这些人贪拥佐命之功，总是想刘裕快登帝位，既无平吞天下之志，又缺忠贞仁义之心。因此，从功业上讲，刘裕远胜于曹操；但在用人方面，寄奴比之阿瞒相差远矣！
刘裕东还前，沈田子、傅弘之二人多次对刘裕说：“王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
如果刘裕是个厚道人，或者是个明白人，大可以调王镇恶回建康，或者完全相信王镇恶，驳斥沈、傅二将的无根据之言。然刘裕好玩小伎俩，便私下对沈田子说：“当时钟会在蜀地叛乱不成，正是因为有卫瓘在。俗语：‘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余人，难道还怕一个王镇恶”！以钟会比王镇恶，沈田子比卫瓘，自然就给了沈田子等人心理暗示，随时可以见机行事，行“卫瓘”之事。为此，编纂《盗治逼鉴》的司马光最有感慨，他评论道：“古人有言：‘疑则勿任，任则勿疑’。刘裕既委王镇恶以关中，而复与沈田子有后言，是斗之使之为乱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
一直觊觎关中的夏王赫连勃勃听说刘裕东还，大喜过望。其手下大臣王买德也马上表示：“关中形胜之地，而刘裕以幼子守之，狼狈而归，正是为要急于回建康篡国，无暇经营中原。这正是天赐我大夏的极佳机会，绝不可失！青泥、上洛两地，分扼南北险要，应先遣游军断其通路；接着，派兵东塞潼关，绝其水陆之路；然后传檄三辅之民，施以咸德，刘义真小儿，必在我们网罗之中”！
赫连勃勃大喜，以其世子赫连璝为先锋，帅铁骑二万奔扑长安；以另外一个儿子赫连昌屯军潼关，以王买德为抚军右长史，屯兵青泥。众兵发后，赫连勃勃自率大军，以为诸军后续。赫连璝军队驰至渭阳，“关中民降诸属路”。刘裕东返，关中汉人对晋军已不报任何希望。
东晋龙骧将军沈田子前去抵拒，“畏其众盛，退屯刘廻堡”。也就是在几个月前，同样一个人，率一千多疲惫饥渴的晋军，能够一战击溃后秦姚泓御驾率领的数万军队。如今，晋军休整停当，人不缺食，马不缺草，赫连溃骑兵远来疲乏之敌，沈田子却“畏其众盛”，双方未交手，心理上已经输了一大截。究其原因，肯定是晋军兵将破秦后各自拥取大把金宝，又有思乡念土之情，想法一多，见敌必怯。
沈田子信使到长安报告军情。王镇恶对王修说：“刘公以十岁儿托付给我们，正当共思竭力，一举破虏，现在畏敌不前，大事何可得济”！
沈田子本来就与王镇恶先前因争功有隙，闻听信使回来陈说，心中更加“愤惧”。愤者，王镇恶不帮自己说话；惧者，未战先退，怕被军法从事。不久，沈田子、王镇恶两人合兵，出长安以北共拒夏军。
沈田子派人在军营中散布谣言，说王镇恶要尽杀营中南方人，留下数十人把刘义真遣送日江东，自己据关中造反。为此，晋军人怀惴恐，南北兵士相互疑惧。看见谣言已有效果，沈田子派人请王镇恶到傅弘之大营议事。王镇恶本人没有任何戒备之心。王镇恶进得傅弘之营门，没见傅弘之本人，只见沈田子迎前，一脸笑言，很友好地接着自己的胳膊，说有要事单独商议。
王镇恶不知是计，随沈田子走入营帐。刚要说话，幕后窜出沈田子预先安排好的亲戚沈敬仁，当面一刀，把王镇恶脑袋活活砍下。沈田子一身是血，手提王镇恶人头，出营向士兵们宣布：“遵刘太尉令，诛杀谋反主谋王镇恶”。更过份的是，沈田子又派人杀掉在营中没有任何防备的王镇恶的兄弟和堂弟七个人。
傅弘之虽然早就向刘裕进言说王镇恶不可信，忽闻沈田子在自己营中杀掉王镇恶，也错愕异常，吓得他翻骑上一匹快马，飞奔回长安城内向刘义真等人禀报。事情发生的如此突然，刘义真与其幕僚长王修都被吓一大跳。几个人贯甲执剑，紧闭城门，登上城楼观察情况。很快，就看见沈田子带着几十个从人驰来，马脖子旁挂着大将王镇恶以及其兄弟等人的数颗鲜血淋漓的头颅。
“王镇恶谋反，已被我们诛杀“！沈田子向城头喊话，一脸得色表功。他原先的如意算盘是：刘裕本来就对王镇恶不放心，现在大敌当前，杀掉王镇恶，诬称他谋反，死无对证，一来泄愤，二来抵拒夏兵还需要自己出力，也不会因杀人得罪。
王修等人见沈田子没多少人马，就开城门放他们进来。刚一下马，实际主持军政的王修就命兵士上前捆绑了这几十号人，斥责沈田子无故专戮国家大将，立即斩首。未及与敌交阵，东晋因窝里反已经自折两员大将。虽如此，傅弘之受命出军，先在池阳大破赫连溃骑兵，又于寡妇渡再次攻击夏军，“斩获甚众，夏兵乃退“。长安暂时得安。
刘裕听闻王镇恶死讯，也吃惊不小，忙上表晋廷，表示说：“沈田子忽发狂易，奄害忠良。忠勋未究，受祸不图，痛惜兼至，惋悼无已“，追赠王镇恶左将军。刘裕建宋后，谥其号“壮侯”。
王镇恶是农历5月5生人，当时风俗均以为不祥，家里人想把他过继给同姓疏宗。当时，他的祖父王猛见而奇之，说：“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此儿亦将兴吾门”！因而为他起名“镇恶”。王镇恶十三岁时，苻坚败亡，关中大乱，他随家人避乱淆、浥一带，曾寄食于当地人李方家。王镇恶年少，志向不俗，当时他对李方说：“我若遇英明君王，当取万户侯，事成必厚报您”！李方厚道人，也随口答言，“相公您是王丞相之孙，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贵！等您成功之日，封我做本县县令就行”。不久，王镇恶即随叔父流寓江东，客居荆州。刘裕慧眼识英，提拔王镇恶。王镇恶知恩图报，讨刘毅，平司马休之，战功卓著。特别是长安一战立不世奇功，且“抚慰初附，号令严肃，百姓安堵”。王镇恶不食前言，破洛阳后就亲至故人李方家，开堂拜母，厚赠金银，立授李方为渑池令(大将军有封授县令官吏的职权)。如此英雄如此才，竟死于自己人当头一刀。王镇恶死年，仅四十六岁，正是盛壮之秋。
击退赫连璝后，刘裕之子刘义真有了感觉，觉得“强敌”不过如此，天天与左右侍奉他的小人嬉戏、玩乐，赏赐无度。王修为人正派，又亲受刘裕嘱托，不时对刘义真进行规劝。刘义真左右小人们见小主人信口赏赐给自己的金玉银两总被王修借口不发，非常怨恨，就向刘义真进谗：“王镇恶当时确实要反，所以沈田子杀掉他；王修反而杀掉沈田子，正是他自己也要造反”！
一来二去，刘义真信以为真，派人以议事为名，召唤王修进府，一刀结果了这位高参。刘义真乳臭未干一少年，长安真正的指挥者正是王修。至此，王修一死，晋军“人情离骇，莫相统壹”。经手下一窜掇，刘义真又下令外驻蒲阪和渭北的晋军悉数入城，全部龟缩于长安防守。这样一来，示敌以弱，“关中郡县均降于夏”，赫连勃勃又攻克咸阳，“长安樵采路绝”。
刘裕闻讯大惊，忙派辅国将军蒯恩去长安，召回刘义真；同时，他又派相国右司马朱龄石为都督关中诸军事，代刘义真坐镇长安，又命中书侍郞朱超石去河、洛劳军。晋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底，朱龄石军队刚到长安，得知自己马上要被轮换回江东老家的刘义真部晋军临行大掠长安，“多载宝货、子女，方轨而行”。本来是替天行道堂堂东晋政府军，这下倒好，一下子变成了比异族军队还不如的强盗。
赫赫勃勃得知消息，派赫连璝率三万军士追击刘义真。眼开晋军行动迟缓，建威将军傅弘之劝言：“现在辎重繁多，一日之行，不过十里，虏兵即将追至，何以抗之！不如尽弃车载，轻行速进，方可免难”。没等刘义真开口，他周围的宵小们皆使劲摇头。本来带着大笔财宝、美女回江东要作富家翁，怎么可轻易放弃到手的一切。很快，夏兵大至。傅弘之、蒯恩硬着头皮让小主人先跑，二将自己率兵断后，力战连日，边跑边斗，最终大败，傅弘之、蒯恩、毛修之皆被夏军活捉。傅弘之大骂赫赫勃勃，不屈而死；蒯恩后来伤重而死；毛修之投降。就这样，数万晋军，全被夏军杀个一干二净，先前从长安抢得金银美女也为夏兵所得。
刘义真少年人，目标小，先前又得诸将护持，“左右尽散，独逃草中”。中兵参军段宏单人独骑，趁黑一路低呼，寻找主公爱子。刘义真识得郑宏声音，慌忙从草从间奔出。这小孩子秉性虽坏，很会讲话，边哭边对段宏说：“您是段中兵吧，我是刘义真啊…您自己逃吧，两个人一起跑不方便，可以现在剁下我的脑袋带回给我父亲，省得他惦念我的死活”。段宏闻言下泣：“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于是，他把义真绑在自己背上，策马狂逃得免。
赫连勃勃方面得胜后，在长安城外大开庆功酒宴，把数万晋军的人头堆在一起筑土成“京观”，号为“骷髅台”，以彰武功。而长安城内的居民愤恨晋军无道，自发起义，把朱龄石驱逐出城。朱龄石临走，也丧心病狂，一把火把后秦艺心经营多年的华丽宫殿烧个干净，自率败兵奔潼关。长安至此，终为赫连勃勃所得。
刘裕得知晋军青泥败讯后，爱子心切，又不知刘义真存亡与否，即刻整理行装又要北伐。大臣谢晦等人纷劝：“士卒疲弊，请待他年”。刘裕不听。准备之中，忽得段宏书信，知道刘义真安然无恙，才放下一颗心，“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北伐之举，遂止不行。
牺牲无数将士、百姓人命，耗费无数钱财物力，关中得而复失，是刘裕一生最大的败着。这一切，皆由他想篡晋自立的私心和所托非人而起。
平灭桓玄时，刘裕的九龙绣衣只是一两件小裤衩小背心。灭南燕、平卢循后，刘裕的内衣已经全部变成明黄色。定蜀地、灭刘毅、诛诸葛长安、驱司马休之以后，刘裕冠带袍袖间已经是插金边走金线遍绣金龙，待得他灭后秦归来，皇袍应是当衬服来穿，袖领之间的龙纹云影已经不用避人了。
刘裕当时已年近六十岁，岁月无多，但又闻谶言讲“昌明(孝汉武帝)之后尚有二帝”，等不及晋安帝“善终”，就密命中书侍郞王韶之得间酖杀晋安帝。
晋安帝虽懦弱，他弟弟琅琊王司马德文终日侍奉左右，王韶之等人一直没机会下手。公元418年末，适逢司马德文患病，回府修养。王韶之就用衣带把晋安帝活活缢死于东堂，终年三十七岁。王韶之是王家大族之后，至此，翩翩世家大族子弟，已经成为寒人军阀弑帝的帮凶。
史籍《世说新语·方正》中有两则故事：
大将军桓温权势最盛时，希望其部下王坦之将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按今人想法，与大将军缔成儿女亲家，天掉馅饼的好事情。但是，王坦之没敢答应，说要回去问问父亲王述(王蓝田)。王述很喜欢王坦之这个儿子，即使成年后，见了这个儿子也每次都亲热地抱之于膝上。王坦之心中忐忑，把桓温的意思说了一遍，王述闻言后当即大怒，把儿子推落于地，怒声斥责说：“你怎么越来越傻啦，这么害怕桓温，士族女岂可嫁兵家儿”！
晋汉武帝时，宠爱将军胡奋之女胡芳，以为贵嫔。晋汉武帝与胡贵嫔玩樗蒲游戏，胡贵嫔性格爽快外向，与皇帝夺投矢，误伤帝指，鲜血淋漓。汉武帝很不高兴，瞪着胡贵嫔，说：“真是将种啊(意指其为兵家女没教养)，这么粗鲁无礼”！胡贵嫔不吃这套，回嘴反道：“北伐公孙，西拒诸葛，不是将种又是什么”！言外之意是晋汉武帝你爸爸司马昭不也是带兵打仗的吗，晋汉武帝你也是兵儿将种呵。
这两则故事皆可明白无误地表明，在两晋时期，士族们第的优越感是多么巨大，任你大将家再贵盛，再有生杀予夺之权，就是不会把我“士家女”嫁你“兵家儿”；汉武帝你再尊贵，骂贵嫔为“将种”，也会使泼辣的美女发怒，反辱相讥。但是，自刘裕寒门成为帝王后，士族高门就一代不如一代了，他们一是更加固执地封闭门户阶层，自我职姻，二是不得不在各个方面向寒人阶级低头，昔日朝中清显的官职也都逐渐为寒素之人掌握，从前的荣光，渐渐淡褪。如果不依附“兵家”，世家大族的身家性命随时堪忧。
晋安帝逝世后，刘裕立琅琊王司马德文为帝，以应谶言帝数，是为夺晋最后一位皇帝：晋恭帝。晋恭帝元熙元年(公元419年)农历8月，东晋朝廷进封刘裕为宋王，移镇寿阳。公元420年农历3月，刘裕“欲受禅而难于发言”，就大集朝臣在寿阳欢宴。席间，为了试探诸人反应，他言道：“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义，兴复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业著，遂荷九锡。今年将衰暮，崇极如此，物忌盛满，非可久安；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
刘裕突然表示要告老退修。“群臣惟盛称功德，莫谕其意”。事起忽然，在座大臣谁也不知道这位“宋王”葫芦里卖得什么药。晚间，宴会结束。中书令傅亮出府门走出好远，忽然开悟。他连忙返回刘裕王府，连夜叩门请见。刘裕马上开门召见。傅亮行礼毕，先开口说话：“为臣我现在应该马上回都城建康”。刘裕很高兴傅亮明白自己心思，也不多讲，只问：“需要多少人相随”？傅亮答：“数十人即可”。
傅亮回建康，马上操办禅让典礼的事情，以诏命“征”刘裕“入辅”，并帮助刘裕定下一系列的重要人事安排。公元420年农历6月壬戌日，刘裕大队人马至建康。傅亮入宫，“讽晋恭帝禅位于宋”，并把已经拟好的诏草呈上，让司马德文照抄一遍。“帝欣然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晋氏已无天下。今日推国与宋王，本所甘心”！于是自书赤诏，“禅让”天下。至此，东晋亡国，自晋汉元帝建号江东，共一百零三年国祚。
各种史书，对东晋恭帝当时的记载有异，但都有“欣然”二字。晋恭帝司马德文二十多年以来，自少年时代就随侍傻兄晋安帝左右，眼看着东晋一个权臣干掉另一个权臣，离乱苦痛，惊惧寒悸，傻兄晋安帝不知，他自己皆饱尝个遍！兄皇暴死，自己被推上帝座，想必也度日如年，如坐针毡，好似一个未得叛决书的死犯，天天愁坐宫中，忽然见到“判决书”，知道大戏即将谢幕，当然“欣然”尔——晋恭帝内心深处可能还有一丝侥幸，自己的这种“欣然”和“甘心”，说不定刘裕会感到高兴，能让自己像退位后的汉献帝(山阳公)一样安死床箦。
农历6月丁卯日，刘裕登坛南郊，即皇帝位，是为南朝宋汉武帝，改元永初。封晋恭帝为零陵王，徙至秣陵县，派重兵禁守。
晋恭帝怕被人毒杀，常与其妻禇皇后自己煮食吃饭。一年多后，刘裕派褚皇后的褚秀之兄弟携毒酒去弑晋恭帝。两人先把姐姐叫出来说要拉家常，引开褚皇后。三个兵士跳墙入室，进毒酒给晋恭帝。晋恭帝信仰佛教，说：“佛教教义，自杀者不能转投胎为人身”。几个兵士闻言，也不犹豫，进前就用被子把晋恭帝活活闷死，终年三十六，在位才半年。
篡位而杀前朝帝王，就从刘裕开始。一报还一报，日后南朝末帝基本都是非正常死亡，均被新帝派人弄死。把人弄死了，刘裕还“朝率百僚举哀于朝堂”，大开“追悼会”。
一般朝代灭亡，大多亡于暴帝淫君之手。惟独两晋，实是亡于两个傻子，皆“行尸视肉，口不知味，耳不知声音者也”。当然，嫡长子继统，是封建法统应该遵袭的定律，但推愚君上帝座，那真是就拿天下当儿戏了。西晋汉惠帝被立为天子，还有大臣卫瓘、和峤出面谏劝晋汉武帝。待到晋安帝袭位，众位大臣只知保存自己大户门第，王恭虽为忠臣，但帝舅身份令他无一言出主意换掉这个傻外甥。司马道子虽无篡逆野心，更是乐得有个傻侄子尸位素餐，自己得以肆无忌惮地弄权。亲舅亲叔尚且如此，大臣们又有谁肯愚忠愚勇呢。愚君在上，庸臣在下，幸延迁二十余年以至于亡，东晋也不算太倒霉的朝代。
刘裕当皇帝不到两年，即因病崩亡，终年六十岁。刘裕虽篡晋自立，后世史臣对此却极少有微言相加。何者，武功盖世，莫可比伦——东灭慕容超，西擒姚泓，野心勃勃如赫连，觊觎得利如拓跋，北魏大夏这两个鲜卑、匈奴强悍种族的国家，皆对刘裕怀有惴惴之心，不得不讲大英雄果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自刘渊称乱以来，祖逖、庾翼、桓温、谢安经营百年而无能及此”。(王夫之语)而且，自刘宋以后，南朝的齐、梁、陈三朝一代不如一代，无尺寸国土拓展，且日渐削夺，越来越弱。“永嘉以降，仅延中国生人之气者，唯刘氏耳”。
刘裕为人，本性节俭，寡欲严整。称帝之后，也常穿连齿木履，在神虎门外散步为乐。他一生中两次北伐的光辉胜利，撑起整个南朝时代的立国基础，对于汉族文明最终不为鲜卑等异族君主的野蛮暴力所残灭，应该立有大功奇勋。此外，由于他本人出自寒门，知民疾苦，来取了诸多行政措施，相对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并对世家大族的横暴侵占进行了严厉打击，抑制了豪强势力。其子宋文帝日后鼎鼎大名的“元嘉之治”，实赖刘裕的丰厚基础而成。
遥想前朝，曹魏、司马西晋、一直到东晋的桓玄废晋安帝自立，对前朝帝王都没有加以残害。汉献帝、曹魏末帝曹奂、西晋俘虏的蜀汉刘禅、吴国孙皓，这些人皆好酒好肉大宫殿得享余年。但自刘裕起，就开始屠害前朝帝君，由此，南朝北朝相蹈此习，龙子凤孙们连根诛除，婴孩不免。以刘裕之赫赫大功，得有天下是水到渠成之事，但“其为人神所愤怒者”，则是篡后弑君的下流阴毒之行。晋恭帝“欣然”让出国家，刘裕仍忍心诛除，而杀人者要想自己后代子孙免于被杀，就未免流于天真可笑了，一代又一代，以上朝君王鲜血的艳色作为开国庆典的主色，在锣鼓欢庆以及臣民的欢呼声中都不免存有彷徨顾虑的黑色意念：我家子孙何时何地会被何等臣下以何种手段弄死！
刘裕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为中国军事史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善于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还善于战术革新；不仅善于指挥步兵、水军作战，还善于指挥诸兵军协同作战。其中以“却月阵”击败北魏精骑，就是刘裕指挥诸兵军协同作战的典型战例。经过此战，“却月阵”威名大振，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以至一谈及如何“以步制骑”，必言“却月阵”。以下对“却月阵”的形成时间、组成情况、作战过程以及它的局限性做一些分析，让后人更清楚认识刘裕卓越的军事才能。
在现有的史料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刘裕是何时发明的“却月阵”。但“却月阵”本身是由水军和步兵共同组成的，其中步兵又以战车为主，所以通过对水军和战车进行分析，可得出一些端倪。
刘裕对战车的运用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马镫的发明，使骑兵装具臻于完备，北方的少数民族中出现了重甲骑兵(铁骑)，这种骑兵具有较强的防护力和集团冲击力，在对没有装甲的轻骑或步兵作正面冲击时，具有极大的威力。南方因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不利于骑兵作战，加上马匹资源缺乏，所以骑兵不占主导地位。
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北伐南燕时，在如何对付南燕铁骑这一问题做了充分准备。当刘裕出征后，燕军即以九万之众抵御，其中就有“铁骑万余”。刘裕闻讯后，即令诸军步行，以“车四千两，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车悉张幔，御者执槊，又以轻骑为游军。军令严肃，行伍齐整。”当燕军铁骑来袭时，刘裕用此阵对抗，双方激战过午，未分胜败。随后刘裕用计，奇袭后方重镇后方临朐(今山东临朐)，大败燕军。
在这次交战中，刘裕在战术上采用步、骑、车三个兵种协同作战，有力地遏制了燕军铁骑的强大冲击。因为刘裕的阵法以战车为主，所以它的防御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顶住了燕军铁骑的冲击，但是在攻击力方面却表现的明显不足，最后也是用“批亢捣虚”之计取得的胜利，而非“面对面”的击败对手。但此次作战却为刘裕积累了对抗重甲骑兵的丰富经验，促使他着手日益完善自己的阵法，直到形成最后演变成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却月阵”。
水军做为南方的主要兵种，在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水军的特点是，不仅可以直接作战，还可以运输兵源及粮草物资，而且要比陆上运输更为便捷。刘裕之所以被称为卓越的军事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十分重视水军的建设，在他所指挥的作战中，基本都有水军参战，并且合理搭配，充分发挥了水、步、骑三个兵种协同作战的优势。尤其在镇压以水师见长的卢循义军时，刘裕大建水师，所修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水军成为绝对主力，他最终凭借这支强大水军镇压了义军。
正因为刘裕善于指挥水军作战，而当时晋朝水军可从建康(今江苏南京)以东的京口沿水道而上，进入黄河，再逆河西行，经渭水直入长安(今陕西西安)北郊，所以当他酝酿北伐后秦的策略时，水军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棋子。同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不但没有水军，甚至连战船都没见过，所以晋军还掌握着绝对制水权。
此外，刘裕本人有着高超的军事才能，又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军事统帅，精于战术，从他所指挥作战中可以看出，指挥水军和战车作战在刘裕军事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有着强大的水军、有着绝对的制水权、有着对付重甲骑兵的丰富经验、加上刘裕精于战术，所以“却月阵”的形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却月阵”的形成时间当在义熙五年攻打南燕至十三年攻打后秦的八年间，是刘裕经过认真研究和周密准备后才最后用于战场的，绝不是在战场上灵机一动、临敌应变而产生的。
构成“却月阵”的条件稍显复杂，具体包括地理条件、兵器、兵种和兵力配置。
地理：河水，因为晋军有制水权，所以河水可以保障“却月阵”后方及侧翼的安全，不必担心被敌军合围。视野宽广的平坦河岸，良好的视野便于观察敌我双方的行动，及时掌握战场的情况；平坦地势则可以使敌军失去地形优势，而晋军可在高大战船上俯瞰战场，相当于占据了制高点。
兵器：战船，用来控制水道、运送兵源和作战物资，一但战事不利，还可以接应阵中的晋军。战车，用来抵抗敌军骑兵的冲击，起防御作用。盾牌，保护战车。杖、弩、锤、槊等兵器，用来杀伤敌军。
兵种：步兵。包括车兵、弩兵等，是作战的主力。水军，见战船。骑兵，用来追击逃敌，数量不会太多。
兵配：在距水百余步之处用战车百乘布下弧形“却月阵”，两头抱河，以河岸为月弦，每辆战车设置七名持杖士卒，共计七百人；布阵后，再派两千士兵上岸接应，并携带大弩百张，每辆战车上各加设二十名士卒，并在车辕上张设盾牌，保护战车。因为“却月阵”是弧形，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弧形可以分散受力点的力，有着良好的抗冲击能力；阵内士兵又因有杖、弩、槊等武器，所以杀伤力非常强；同时阵内士兵背水为阵，可起到“陷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
晋义熙十二年农历8月，刘裕发兵五路攻打后秦。晋义熙十三年农历1月，刘裕留子彭城公刘义隆镇守彭城，亲率水军自彭城北上。农历3月，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于是派人向北魏请求借路。北魏因此前滑台(今河南滑县)丢失，明汉元帝拓跋嗣恐刘裕此次以借道为名北上攻魏，因而拒绝了谋臣崔浩提出的“假之水道，纵裕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的策略。遣司徒长孙嵩为督山东诸军事，又遣振威将军娥清、冀州，今河北冀县)刺史阿薄干，率步骑十万屯驻黄河北岸，监视晋军。刘裕借路没有成功，但仍按计划行军。初八，刘裕率水军进入黄河，以左将军向弥为北青州，今山东青州)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茌平)，自率大军入黄河西上。北岸魏军见此情景，便以数千骑兵随刘裕水军西行，不时袭扰，迟滞晋军西进。晋军南岸拉纤的兵士有被激流冲至北岸的，都被魏军杀伤。刘裕派军上北岸攻击，魏军立即退走，当晋军退后，魏军复来。魏军的行为引起了晋军将士的不满，促使刘裕使用“却月阵”。
农历4月，刘裕选择好战场后，便派白直队主丁旿率七百人及战车百乘，抢渡北岸，在距水百余步处布下弧形的阵，两头抱河，因形似新月，故称“却月阵”，每辆战车设置七名持仗士卒。布置好后，丁旿在阵中坚起一根白毦，相当于令旗)，以通知船上的晋军。而魏军见数百名晋军登上战车，不解其意，没敢冒然采取行动。此时的刘裕早已派宁朔将军朱超石严加戒备，准备出战，这时见魏军迟疑，便抓住这一机会，命朱超石率两千兵士携带大弩百张，上岸接应丁旿，每辆战车又上增设二十名士卒，并在车辕上张设盾牌，保护战车。魏军见晋军立营已毕，这才恍然大悟，向晋军展开围攻。朱超石先以软弓小箭射向魏军，向其示弱。魏军果然中计，认为晋军众少兵弱，遂三面而至。这时长孙嵩接到消息也率三万骑兵助战，一起猛攻晋军。朱超石遂令士卒改换大弩猛射，并选神射手用箭集束发射，给魏军以重大杀伤。但魏军由于兵源充足，反而愈战愈多，随着双方距离的缩短，晋军弓弩逐渐失去作用。朱超石又命将士将所携带的千余张槊，截断为三、四尺长，用大锤锤击进行杀敌，一根断槊便能洞穿三、四名魏军。由于弧形的迎击面小，所以魏军越向前，所受到的杀伤也就越大。魏军逐渐抵挡不住，“一时奔溃，死者相积”，晋军阵斩阿薄干。魏军退还畔城，朱超石与胡籓、刘荣祖等率骑兵发起追击，虽为魏军包围，但激战竟日，终于大破魏军，斩获千计。刘裕见晋军取胜，又遣振武将军徐猗之率五千人渡河，攻越骑城，途中又遭到魏军的包围，徐猗之用长戟结阵抵抗。不久，朱超石赶来增援，魏军遂闻风而逃。
此战的胜利，给魏军以极大震慑，魏明帝吸取教训，听从谋臣崔浩的建议，不再与晋军为敌。刘裕取胜后，率水军沿黄河顺利西进，于农历4月下旬到达洛阳，参加攻打长安的作战。水军的及时到达，对战争的了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刘裕正是在陆军进展不利的情况下，令水军沿渭水而上，一举攻占长安，灭亡后秦的。
刘裕凭“却月阵”以近两千七百名步兵破魏军三万多骑兵，显示了强大的威力。现在的很多军事爱好者一谈及以步制骑的问题时，必言“却月阵”之妙。但让人不解的是，“却月阵”就像昙花一现，虽然史书中记载详细，但此役过后，再无人使用此阵，让人疑惑丛生。其实原因很简单，这是由“却月阵”自身的局限性决定的。“却月阵”使用时，对战场的要求非常高，在兵力配置和武器使用上都要求细致入微，稍有不慎，便会全军覆没。但这些与另外两个重要条件相比，还是次要的，这就是“河水”与“制水权”。
首先，“却月阵”离不开河水，而且必须是大江大河。前文说过，河水可以保障“却月阵”后方和侧翼的安全，如果是普通的河水，一则敌军可涉水渡河，对“却月阵”进行合围；二则不利于大型战船的行进，也不可能掌握制水权。所以河水是构成“却月阵”最根本的条件，没有河水，就无法保证“却月阵”的安全，也无法对阵中的将士进行增援、支援和救援，
其次，“却月阵”在作战时，必须要掌握制水权。有了河水，并不表示就能成功地使用“却月阵”，如果敌人也有水军，那么晋水军将不能全力支援阵中的士兵，而且一旦在水战中败于对方，制水权易手，后果将是毁灭性的。所以制水权是“却月阵”能否成功使用的重要保障。
此外，“却月阵”不具备机动性，虽然作战时杀伤力大，但始终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即使取胜，也无法变化阵形，在追击时一旦与强敌遭遇，就会有被歼灭的危险。朱超石、徐猗之在追击时的遭遇都证明了这一危险的存在。
通过上述分析，就会清楚，为什么中国战争史上虽有无数次作战，但“却月阵”却只使用了一次，就因为这些作战都缺少河水和制水权这两个重要条件，因而无法使用“却月阵”。
还有，“却月阵”是以水为主，所以说“却月阵”是“以步制骑”的战术不够准确，称“以水制骑”更为贴切些。
刘裕是在战术上敢于创新的军事家，即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又巧妙布阵，利用优势弥补了自己的短处，使“却月阵”成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战术，充分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刘裕在此战中的军事思想具体表现在：在战术革新上，他吸取了早期阵法的不足，大胆地将水军用于阵中，利用水军的优势来克制骑兵，开创了战术史上的新篇章。在战术指挥上，他采取弧形方式列阵，增加抵抗能力，又将弩、槊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杀伤力。在兵力配置上，他将几个兵种结合起来，协同作战，以水军为后援、以战车列阵御敌、以步兵杀伤敌人、再以骑兵发起追击。在作战指导上，他适时选择战机，利用魏军的挑衅，做到“临境近敌，务在厉气”(公元11年)；十分巧妙地选择战场，使自己能够安全占据制高点；利用阵中士卒的心理，将其置之死地，以绝士卒后退之心；抓住敌人迟疑之机，迅速派兵跟进布阵；利用魏军的人多势众的心理，示弱纵敌；取胜后又及时派兵增援，适时发起追击。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刘裕布署周密，水路各军配合密切，谋略运用完美，战术使用得当，使强大的魏军铁骑无机可乘，处处被动，堪称战术史上的奇迹。
刘裕在称帝前后，均注意节俭，整顿东晋朝纲弛紊的局面，抑制豪强，杀奴客纵横的京口刁逵，把刁氏成万顷土地和大量家财分给贫民；以后又杀隐匿人口的余姚大族虞亮，以图限制兼并。废除一部分屯田池塞以赈百姓，禁止豪强封固山泽，继续依界土断，将定居在江南的北方侨人编户纳税服役，精简了侨州郡县。还减轻刑罚，亲自听讼，兴学校，策试诸州郡秀才。江南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发展，为南朝宋元嘉年间(公元424～453年)“氓庶繁息，余粮栖亩”的状况奠定了基础。
刘义符：(公元406～424年)，南朝宋国第二个皇帝，少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422～424年为期三年，终年十九岁。
宋少帝刘义符(公元406年～424年)，中国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小字车兵，宋汉武帝刘裕长子，南朝宋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即位，年号“景平”(自公元423年始)。
刘义符在位时居丧无礼，又好为游狎之事，南朝宋景平二年(公元424年)，辅政大臣徐羡之等假借皇太后命废其为营阳王，旋即被杀。
刘义隆：(公元407年～453年)，南朝宋国第三个皇帝，宋文帝，宋汉武帝，在位时间从公元424～453年为期三十年，终年四十七岁。
刘义隆是宋汉武帝刘裕第三子，即位后改年号“元嘉”，谥号“文皇帝”，庙号“太祖”。
刘义隆在其统治期间，有“元嘉之治”之称。军事上，刘义隆继承父亲北伐的政策，曾于公元430～431年之间乘北魏与柔然交战之际征讨河南。大将檀道济，是南朝宋初期名将，曾在北伐时屡建奇功，刘义隆怕他权力太大，便将他诛杀。公元450年北魏大举进攻宋国，势如破竹，他本人曾对诛杀檀道济一事感到相当后悔。
南朝宋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太子刘劭为了篡夺皇位，杀害了宋文帝。
刘 劭：(公元？～453年)，南朝宋国第四个皇帝。
刘劭字休远，是刘义隆长子。南朝宋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因巫蛊之事，刘义隆欲废太子，刘劭知道之后，遂与其弟刘浚共谋，率兵夜闯皇宫，将其父杀害，自立为皇帝，改元“汉太初”。
刘劭因弒父篡位而导致众叛亲离，在位仅三个月，即被率兵讨逆的刘骏所击溃，刘劭被俘后遭处斩，并被刘骏称为元凶。
刘 骏：(公元430～464年)，南朝宋国第四个皇帝，孝武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453～464年为期十一年，终年三十五岁。
南朝宋孝汉武帝刘骏，字休龙，小字道民，宋文帝刘义隆第三子。公元453年，太子刘劭弑帝之后，刘骏亲率大军讨伐，很快便击溃刘劭的势力，夺取了皇位。年号“孝建”、“大明”，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祖”。
刘骏在任期间扩大吏部权限，并且企图分散尚书省权力。不过刘骏喜好营建宫室，也扩大了财政支出。而且刘骏在任期间对于诸王颇不信任，公元459年甚至发生竟陵王刘诞的叛乱。而按照南史记载，刘骏曾经与自己的亲生母亲路惠男乱伦。
刘骏是一个昏庸残暴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之下，刘宋王朝逐渐衰落。
刘子业：(公元449～465年)，南朝宋国第六个皇帝，前废帝，在位时间从公元464～465年为期两年，终年十七岁。
废帝刘子业，小字法师，宋孝汉武帝刘骏长子。公元464年即位，年号“永光”、“景和”。
刘子业是一个极为荒淫残暴的皇帝：他曾把功臣劏开，剖其腹、挖其心、挑其眼浸在蜜糖内作蜜渍；他又曾把其叔湘东王刘彧裸体养于坑中，要他从木槽取食，并称呼他为“猪王”。结果在公元465年，刘彧与皇帝的左右亲信合谋，将他弑杀，并继任皇帝。 跟帖时间 2010-03-25 17:38:3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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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帝王国君（五） -- 刘 备：公元161～223年，字玄德，涿郡人(今河北涿县)。蜀汉昭烈帝，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创立者，在位时间从公元221～223年为期三年，终年六十三岁。
刘备自称东汉远支皇族，即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汉景帝刘胜玄孙，刘胜的儿子刘贞于公元前117年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后因宗庙祭祀时所献助祭用的礼金不合规定而被取消封侯。刘备的祖父叫刘雄，父亲叫刘弘。
刘备少年丧父，和母亲一起靠贩鞋织席度日。他家附近有一棵桑树像华盖，在树下和同族孩子玩耍时他曾说过：“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刘备年轻时不喜欢读书，喜爱骑马射箭，弹琴作乐。他身高汉尺七尺五寸(今五尺二寸半，174厘米)，《三国志》与《三国演义》里都介绍他双手下垂可以超过自己的膝盖，眼睛能看见自己的大耳，所以在《三国演义》里他又多被人骂为“大耳儿”、“大耳贼”。
刘备生性少言寡语，待人谦和，喜怒不形于色，喜欢结交英雄豪杰，故后有“桃园三结义”。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他在商人张士平、苏双的资助下组织一支队伍，在镇压起义中初露锋芒。但由于力量弱小，一直没有固定地盘，公元196年，陶谦推荐刘备为豫州刺使，驻屯小沛(今江苏沛县)，陶谦病逝后将徐州，今江苏徐州)让给刘备，曹操上表推荐刘备做镇东将军，封为宜城亭侯。后徐州被吕布侵占，刘备依附曹操，在曹操帮助下消灭吕布，公元200年，刘备占据徐州，曹操亲自东征，刘备兵败。刘备逃往青州，今山东潍坊)依附袁绍，曹操攻破袁绍后刘备南下依附刘表，屯兵新野(今河南新野)。
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诸葛亮协助他联吴抗魏，经赤壁一战，获得荆州地区(今河南与湖北两省交界地区以及湖南北部一带)。公元211年进驻益州，今四川地区)，公元212～214年，刘备围攻成都(今四川成都)，刘璋投降，刘备自称益州牧。公元219年农历5月，刘备占领汉中(今陕西汉中)，农历7月自立汉中王。公元221年农历4月在成都称帝。
公元219年孙权派吕蒙袭击江陵(今湖北江陵)，荆州守将关羽战败被擒，荆州被孙权全部占领。刘备于公元221年农历7月亲自率兵进攻东吴，孙权派陆逊领兵五万抵抗，公元222年农历6月，两军在湖北宜都北部对恃，刘备于彝陵(今湖北宜昌)到潇亭一带扎营四十余座，后被陆逊火烧连营惨败，被迫退守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公元223年4月，刘备病逝于白帝城，终年六十三岁。
刘备先有长子刘禅，即蜀国第二任皇帝，刘禅为甘夫人在新野时所生，三国演义里提到甘夫人因梦到吞北斗而怀孕，故刘禅小名“阿斗”，刘备另有两子为刘备的侍妾所生，一子刘永，封为鲁王，一子刘理，封为梁王，刘备曾有个义子刘封，本为罗侯姓寇人家的儿子，长沙郡姓刘人家的外甥，刘备初到荆州时，因为没有儿子，故将其收为义子。后因刘封欺压孟达，不救援关羽至使关羽兵败被杀，惹刘备怨恨，诸葛亮考虑他为人粗犷率直，恐换代之后无人能控制，劝刘备将其除去，于是“赐封死”。
刘备的遗诏中所提到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成为一代至理名言。
刘备出生于没落的汉朝皇室世家，是西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论辈份是汉献帝的族叔。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刘备集团的力量相对较弱，又无稳定的根据地，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境地。曾经一度寄居大军阀曹操、袁绍、刘表之下。但刘备为人的品质和品格方面最符合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念，所以所到之处均深受礼遇和尊敬。
刘备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优点是多方面的，如爱民爱材、宽厚仁义、知人善任，待人公正真诚。《三国志》评论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尽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不二，诚君臣之圣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侠，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看，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竟利，且以避害云尔。”他能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材收为己用。最典型的范例就是诸葛亮，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临终前遗言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却在大权在握时，念念不忘完成刘备的遗志，最后在北伐的战争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刘备的政治品格特点，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念的体现。孔、孟的政治主张强调“德治”，强调“仁政”，告诫统治者要“以德服人”，要用自己的人品、高尚的道德来影响臣民，征服百姓。刘备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实践中领略到遵循儒家政治思想理念对于角逐天下的重要性，十分注意自身品德人格的修养，树立贤德之君的风范，临终时仍不忘留下遗诏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正是这个“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基本政治理念，铸成了刘备一生受人敬重的政治品格，成就了刘备的一生霸业。
刘备自称是汉中山靖王之后，孝汉景帝的玄孙，后来还真被汉献帝查家谱查出来个皇叔，从此之后名正言顺的挑起了讨逆贼，匡复汉室的大业来，其中不知道有没有猫腻，总之用一句话说：还是一笔写不出俩刘字，汉献帝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牛。三国开始就说，刘备的父亲当过官，既有皇家血统，又有当官的家世，该算是书香门第了，可惜父早丧，造成家贫。奇怪的是那个从没有露过面的刘母，既然曾是官宦夫人，又培养出后来驰骋风云，雄霸一方的天下豪杰的那么一个好儿子，总该有些什么非常之处吧，比如说什么“生刘备时梦到一轮红日或者一个什么奇形怪状的鸟”等等，要不就应该有剪断织的布以教子或搬上三五次家来陶冶儿子的壮举，遗憾的是：都没有。在我们的印象中，知道的只有几个字：“母使游学，尝师事郑玄，与公孙瓒等为友”，曾当过官的人或者书香门第，第一要事就是让子辈读书识字，这几乎成了象吃饭睡觉一样再自然不过的事。刘母实在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再以后，就不知所踪，什么时候故去的不知道。刘备早期的颠沛留离的生涯中，估计没有这位老夫人的踪迹。可怜的刘备，家属一次次被别人俘虏，曹操吕布都拿过，这才导出许昌城中关公夜不入室读春秋的佳话，长坂坡甘糜二夫人也着实有些重头戏，单单这位老夫人，什么都没有，我的心里可真希望在许昌这位老夫人能象徐庶的母亲一样痛骂曹操一顿，就算不同样的悬梁，也算给刘家留下一段闪光的记录。
刘备出身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家，后来，他又拜师鼎鼎大名的郑玄(郑康成)先生，加之他曾“与公孙瓒等为友”，所谓近朱者赤，近黑者墨，应该说刘备一定学了不少东东，对他以后的大业影响颇深。俗话说：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是每一个不甘平庸的古人的梦想，刘备又有这么厚的资本(郑玄)。看看公孙瓒早早就成了名，他也不应该差到哪里去。却不料他只当了个卖草鞋的人，真是奇哉怪也。令我不得不猜测在郑先生门下刘备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没有文凭，当然郑先生遵崇道家，不会揭他的短，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说，说了也对不起老娘和刘元起大叔。
正象被逐出师门的孙悟空偏得到了师傅的真传一样，刘备的本科生涯并没有白过，武艺会点，虽然半瓶子醋，后来也曾射死过一个黄巾好汉，他没有学到多少四书五经，却学到了更厉害的用人之道，后来初出世牛刀小试就收来两个忠心耿耿的好汉关张，以后收卧龙，得四川，在屡败之时也能左右逢源，莫不得之于此。从这可以推想：在郑老先生家的时候，刘备肯定是经常逃课，是个“差”学生，每天和公孙瓒打猎闲逛，海阔天空，那些学习郑玄连阶下美丽女侍都不敢斜眼看的正规学子、一心只读圣闲书的人，在此后漫长的三国时期居然再无一个有名字出现的人。不由感慨：乱世之中，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道家之学本就是出世而非入世，可那些人也太愚了。又想到：专业知识再丰富，也不如会用人，用人者居于上，劳心者居于中，劳力者如果没有关系(如张飞)，就只好居于工具了。
离开郑玄家，刘备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职业生涯：卖草鞋和席子。尽管我们怀着疑问：以刘备的特别，又是书香世家，又有个当时最著名的老师，又会来事，为什么不谋个一官半职呢？说他心有大志，也不尽然，后来一个小小的安喜县令，他不也兴冲冲地去上任了吗？刘备自己八成也很彷徨，织席贩履毕竟是“贱业”，他这卖鞋的经历也成为以后终身抹不掉的一笔，曹操就总抓他的痛脚：“织席贩履大耳贼”，他尚为其特别不凡而不以为意甚至沾沾自喜，一提到“织席贩履”他就要怒了。然而，没有卖鞋这一段，他也遇不到关张二人。
赤壁战后，刘备占有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原庐江营帅雷绪率领部曲数万口间关归备，荆州原有吏士归备的也不少。刘备为了安抚荆州人和堵塞孙权欲独吞荆州的意图，特表刘琦为荆州刺史。不久，琦病逝，群下推备为荆州牧，治公安(今湖北公安油江口)。孙权这时占有江夏和南郡，权见备已有相当实力，既想拉拢备继续对抗曹操；也怕备势力增长，对自己构成威胁。由于前一因素更为紧要，所以权对备继续采取笼络手段，嫁妹于备。备往京(今江苏镇江)见权，周瑜、吕范主张拘留刘备，鲁肃则持不同态度，他对权说：“曹操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孙权权衡利害，认为鲁肃的主张比较稳妥，所以同刘备继续保持盟好关系。周瑜这时镇守江陵，他到京见权，建议进取益州。孙权答应了他。可是他在回江陵的路上就病逝了。权令鲁肃接替周瑜的职任。肃劝权把江陵借给刘备，与之共拒曹操。权从之。于是以鲁肃为汉昌太守，屯驻陆口(今湖北蒲圻陆溪口)。
当时吴人流传着刘备向孙权借荆州的说法。实际上，荆州的江南四郡是刘备自己取得的，江夏郡原为刘琦所有，战后被吴占领，所以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7曾论述借荆州之非。我认为南郡郡城江陵主要是周瑜从曹仁手中夺取的，如果说刘备向孙权借了江陵或南郡，还大致说得过去，如果说江南四郡都是借的，就缺乏理由了。一般人都说由于赤壁之战，形成了曹孙刘三分鼎立之局，这话并不中肯。因为那时刘备所占有的地区，不仅很小，而且人口寡少，经济落后，并且处于曹、孙及刘璋等强大势力的夹缝中，很难长久支撑下去。所以谋士庞统曾对刘备说：“荆州荒残，人物弹尽，东有孙权，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诸葛亮后来谈到这时的情况也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可见当时刘备的处境是极为困难的。假若他不向西发展，取得“天府之土”的益州，实难维持住独立的局面。所以我们说赤壁战后的刘备也尚未得到安全保障。
当然，事业的成败盛衰不只在于力量的强弱，人谋和偶然性也常起作用。恰好就在这时，给刘备提供了西取益州的机遇。益州牧刘璋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在他统治之下的益州，不但存在着土著将领与外来将领的矛盾，而且刘璋部下一些才智之士也感到没有出路，渴望另外找一个英明的君主，以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正如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所说：“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当刘漳听说刘琮向曹操投降的消息时，非常害怕，派出州中大员张松向操致敬，并观望动静。张松自负其才辩，也想从曹操那里捞到好处。可是这时曹操已到达江陵，把刘备打得七零八落，狼狈逃窜。操不免胜利冲昏头脑，根本不把刘漳放在眼里，对张松更不屑给个脸色。因此张松怀恨在心，回去劝刘璋勿再与操来往，另外走与刘备联合的路。刘璋听从了张松的话，又派出谋士法正到荆州结好刘备。刘备巴不得有这样好的机会，他对法正“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法正回去在刘璋面前极力称述刘备的好处，背地又给张松述说“备有雄略”，于是二人进一步密谋迎接刘备，以为州主。
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璋闻曹操要遣将征张鲁，甚怀恐惧。张松趁机向璋建议迎接刘备入蜀，使讨张鲁。于是刘璋再次派遣法正将兵四千，往迎刘备。法正至荆州，向刘备献策进取刘璋。备谋臣庞统亦劝备趁机取蜀，否则，刘璋亦终为他人所并。刘备遂留下诸葛亮、关羽守荆州，以赵云领留营司马，自与庞统将步卒约二万余人，随同法正西上。刘备到江州，今重庆)后，由垫江水(今涪水)乘船至涪(今四川绵阳)。刘璋亲自率军来迎。法正、庞统向备建计于会所袭璋，刘备认为初入益州，恩信未著，不可如此仓猝。刘璋增备兵，使击张鲁，又今督白水军(今四川昭化西北六十公里)。这时刘备的军队增至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俱备。可是刘备到达葭萌(今四川昭化)以后，即停留不进，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汉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东击孙权，权求救于备。备向璋求增方兵及资粮。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减半。备即以此为反璋口实，他激怒军士说：“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劳瘁，而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大夫死战乎！”这时张松兄广汉太守张肃，恐松谋被璋发觉，祸连及己，因向璋告发。于是璋收斩松，敕关戍诸将勿复与刘备关通文书。备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高沛，责以无礼，斩之，并其兵，进据涪城。南向成都。璋遣诸将拒战，或败或降。只是在雒城(今四川广汉)，备遇到坚强抵抗，费了一年的工夫，损失了庞统，才把雒城攻克。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备进至成都城下。这时，诸葛亮、张飞、赵云也自荆州分路引军来会。不久，马超脱离张鲁来降，与备等共围成都。刘璋见大势已去，乃出城投降，备遂得益州。刘备获得了形势险固、物产富饶的益州，便可以进攻退守，应付裕如。所以我们说：刘备取得益州，是三国分立局面确立之始。
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农历10月，法正向刘备献策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汉建安二十年)。不因此势，以攻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住讨，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备善之，乃率诸将进兵汉中，法正亦从行。
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农历4月，刘备进屯阳平关(今陕西勉县)，与夏侯渊、张郃相拒。直至次年农历1月，备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山(勉县东南)作营。夏侯渊引军来争，法正建言可击，备使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农历3月，曹操自长安由斜谷道来至汉中，备敛众拒险，终不交锋。操军逃亡者多，操以汉中险远，粮运艰难，终于农历5月引诸军退还长安。刘备遂有汉中。
刘备先已遣宜都太守孟达从秭归往北攻占房陵(今湖北房县)，得汉中后，又遣养子刘封自汉中乘汉水下统达军，与达会攻上庸(今湖北竹山)。上庸太守申耽举郡降。备以耽领上庸太守，以耽弟仪为西城太守。
农历7月，刘备自称汉中王，立子禅为王太子。备留汉中太守魏延镇汉川。自己率军还成都。
这时是刘备势力发展的高峰期。汉中的取得，证明刘备有抵御曹操南下，而保卫自己三分基业的能力。刘备所以能从屡遭挫败中脱颖而出，与强魏劲吴鼎峙而立，不能不说是他善于访才用人的结果。除了三顾草庐，重用诸葛亮的事，为众所熟知以外，刘备其他用人的事例也值得一提。例如绰号“凤雏”的庞统，原来没有得到刘备的赏识，后经鲁肃和诸葛亮推荐，刘备把他叫来谈话，发现他确有见识，于是提拔他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庞统在攻取益州中，出谋划策，立下了卓著功劳。可惜他在率众攻打滩城时，中箭身亡，刘备极为“痛惜，言则流涕。”
法正在攻降刘璋和夺取汉中中，更立有大功。刘备得益州后，“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镀，内为谋主”。正逝世后，备“为之流涕者累日”。陈寿在《三国志·庞统法正传》评语中，把庞统比作苟或，法正比作程显、郭嘉，就充分说明了二人在为刘备建立三分基业中所起的作用。
在随从刘备入蜀后的各次战役中，得到刘备赏识与提拔的武将有黄忠、魏延等。黄忠常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在汉中攻夏侯渊时，“渊众甚精，忠推锋必进…一战斩渊，渊军大败”。刘备为汉中王时，拔忠为后将军，与关羽等齐位。魏延亦屡立战功。当刘备要挑选一员重将镇守汉川时，众人以为必定会选上张飞，飞亦以为非己莫属，可是到宣布时，却是魏延，于是“一军尽惊”。刘备所以不用张飞，是因他早已洞悉张飞的弱点，即非常敬慕名流士大夫，可是不体贴吏卒。刘备常告诫张飞说：“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挞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后来张飞果然为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所杀。说明刘备有知人料事之明。至于魏延，史称其“善养士卒，勇猛过人”，以后成为蜀汉著名宿将。但魏延也有严重缺点，即“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当然，刘备在时，魏延资历尚浅，骄气尚未暴露出来，刘备当时不可能对他看得十分透彻，并且，一个人也不可能全无缺点，舍短用长，历来是善用人者的一致做法。
⑴正看刘备：
在历史上，无论家世曾多显赫，一旦你穷了，就不照，对穷人没有什么说的，因为你穷，当然除了一点：富贪穷孝，穷人也有可以说的，就是“孝”字，不管你家境如何，“孝”总是可以大谈特书的，所以开始说的是刘备“父早丧，家贫，事母至孝”，总有一个优点可以记录在刘备早期的档案里了。
早刘备在涿县为安喜尉时就因杖督邮而弃官，百姓顿首挽留。败走江陵时，荆州民众从者十余万。左右或劝玄德：“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操公兵至，何以拒之？”他则答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由于刘备爱民如子，仁德广布，才为他创下的基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此相反，曹操刻薄自私，杀人如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意。难怪大失民心，百姓见之如见虎狼而躲之。
孤军奋斗终必难成大事，唯有集合多人的力量，众志始得成城。
刘备对朋友有信，对属下有义，贫贱时坚持作风，富贵后不改宽厚，造就人心向往。从刘备早年时，便有不少年轻人崇拜而争相归附，连往来的马贩都觉得应该多给刘备金财，以助其大事。前往徐州，陶谦送资丹杨兵四千名；投靠荆州，刘表多益增兵卒；增援益州，刘璋大手笔相送“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
特别是昔日刘备颠沛流离，屡次被曹操击败，但是刘备麾下仍愿意回归刘备，为之效力。徐州之役，刘备被曹操击溃，转投袁绍，被俘掳的关羽，也亡归刘备，被人称之以义。刘备依附时，荆州当地豪杰投靠刘备愈来愈多，包括诸葛亮、徐庶、伊籍、霍峻、向朗、黄忠、魏延、蒋琬及廖化等荆州人，甚至于连庐江郡的雷绪，皆愿率领部曲数万人远来归附。庐江人不肯为当地统治者(曹操)效命，也不转投同乡人(周瑜就是庐江人)或是孙权等江东政权，却宁愿长途跋涉，向异乡人刘备靠近，这说明民众选择的眼光是雪亮的，何者应亲，何者应离，自有分寸。
有道是“水向低处流，人往高处爬”。刘表逝世后，曹操如狂风暴雨叩关，刘备在临急存亡之秋，仍吸引刘琮左右官员及大批荆州民众追随，“比至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但是刘备不愿放弃军士人民而自行逃命，抱着被曹操袭击的危险，故赴义之士愿意同甘共苦，荆州士民对刘备的投靠胜于对曹操的依赖。
赤壁战后，连孙权派兵占领南郡江陵城，但当地荆州士民不愿接受曹操统治，也不愿投效南郡太守周瑜，纷纷转投刘备，渡江之路络绎不绝，最后居然因人多而挤得刘备埋怨地方太小，不好收容，最后又向周瑜要求分地，始得宽容。荆州士民为何弃周瑜而就刘备呢？荆州士民不愿就近服从周瑜，而不辞劳苦渡江投靠刘备，显然在荆州士民的心目中，周瑜与刘备仍有区别，而且刘备有其值得投靠之处。
收川之役，益州不少人支持刘备，包括原效命刘璋的法正、张松、董和、黄权及李严等人，还有吴壹及费观等刘璋的婚亲，皆愿意投降刘备而不愿为刘璋力战。除了表示刘璋之失人心，导致众叛亲离，但是可见刘备的得人心，而使魅力动人。
见人有难而相助，从刘备早年出兵援救孔融及陶谦可知，甚至于在曹操强压之力携民渡江，可见其仗义行侠的心态。
刘玄德恭谦礼让，求才若渴。曾屈尊降贵，三顾毛庐，和孔明于隆中问鼎天下。以孔明为军师，信任无二。终，得其倾竭全部心志，为复兴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知人善用，用人不疑。麾下云集了大量忠贞不二的谋臣、武将。如：孙乾、简雍、许靖、法政、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魏严等。而那曹阿瞒却因一封不可靠的书信，便杀蔡瑁、张允，过后又自欺欺人，致使赤壁大败，遗恨终生。
重用人才是刘备任贤的最大优点，而且往往能因此得以发挥长才。
关羽及张飞虽为刘备部属，但是刘备待人和亲，“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甚至在刘备称汉中王时，高升拜关羽为前将军、加迁张飞为右将军，刘备称帝时，又高升张飞为车骑将军。纵使是文臣武将，刘备仍不吝皆封以将军，就以汉中称王时的诸位将军为例：荡寇将军关羽、征虏将军张飞、镇军将军许靖、军师诸葛亮、安汉将军麋竺、镇远将军赖恭、扬武将军法正、兴业将军李严、翊军将军赵云、秉忠将军孙干、昭德将军简雍、建信将军申仪、副将军刘封及镇远将军魏延。注意到除了平西将军马超、征西将军黄忠及征北将军申耽，其余各位悉为布衣将军并列。因此刘备用人几乎全部责以重任，如关羽、张飞、赵云及诸葛亮等。
比较起孙权用人，如果年纪太过短命的话，不是在还镇某地、留镇某地、还备某地中虚度光阴，还没有开始大展手脚或真正发挥实力时，可能会不幸早死，周瑜除了赤壁之战，曾经三度镇守边土而无机会立功；倘若年纪太长寿的话，可能被冷冻不用，就像托孤大臣张昭，孙权坚不拜相，“在里宅无事”，以年八十一的高龄在家等死，终老一生而毫无作用。因为孙权不愿重用的话，不管长命或夭寿，下场都一样，来不及参加或是苦无良机，壮志未酬而身已死。
刘备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作法，虽然不过是分享与宽待，但这也是众心所向，愿意卖命共事的真正原因。只要能投入刘备门下，就可充分可享机会出头天，而且不论出身高低、或是派系党别，除了犯错或触罪，刘备待人比起曹操及孙权等人，和谐而温情，而且恩泽及后世，皆能举用。曹操猜忌荀彧及杨修等人，甚至于进逼赐死；孙权派人骂死陆逊，甚至于广兴二宫之变，大杀群臣。而且孙权对功臣的后代，毫不手软，像周瑜之子周胤、甘宁之子甘瑰、潘浚之子潘平、蒋钦之子蒋休、凌统之子凌烈、顾邵二子顾谭及顾承等，均因犯罪而徙放或免职。排除江表诸将的后代皆为偷鸡摸狗的可能，不尽然每人如此虎父犬子，最有可能就是孙权有意的迫害，所以才导致江表诸将后继无人。曹操的士寒之争与孙权土人与门阀之争，造成派系斗争，故使人才凋零，反观刘备融合人才，一视同仁，不问出身及背景，反而造就一代传承的蜀汉集团。
比方陶谦时的徐州争夺中，发生过丹杨兵卒与广陵豪族的矛盾，甚至产生晔变兵争，再加上刘备被吕布及曹操击溃，但是刘备最后却能录用徐州士大夫及兵卒，而消弭其中冲突。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刘表时的荆州内部纷争，曾有亲曹派与反曹派的争端，下场却被刘备网罗人才而走，不复其中互斥。还有刘璋时的东州与本土两派，亦被刘备入主后，逐渐减弱影响(最后则是诸葛亮完成用人统一，消除异声杂音)。合作都来不及，那有时间互斗，刘备以重用代替争斗，人才只有就任先后或高低，而无任用与冷冻的差别。因此刘备集团只分刘备派与非刘备派，人人皆欲共抗外侮而减少内斗，而无中原所谓被猜忌而死、或在江东因支不支持太子而死等、或在矛盾斗争中互咬而亡、要不然就是后代因罪而流放等，全无刘备集团多用故将后代之子。
再不济也是忠良之后，众多人才仍然可观，总不成人人皆没出息，若像孙权治罪群臣之后，纵使是虎父犬子也所剩无几。
曹操和孙权均有所不及。先是桃园结义，刘关张成生死兄弟，令关张二人死心塌地，忠心不二。才有后来关云长封官挂印，过关斩将寻兄长。至于关张二人殁后，刘备倾全蜀之兵为弟报仇，导致蜀汉元气大伤。虽有人称刘备是“以小义而不顾大义”，以至落个“白帝城托孤，身死永安宫”。但其大义凛然，高节壮志，那曹阿瞒和孙仲谋是不可望其项背的！刘玄德投曹操时，目睹其欺压天子、独揽大权，曾与车骑将军董承、长水校尉吴子兰、王子服等受天子衣带血诏，共谋曹操，可惜天不济汉。汉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位，汉献帝被弑，刘玄德痛哭举哀，尊汉献帝为孝尉皇帝。刘玄德的高义胸襟可见也。
厚以待人、仁义填膺，故投靠刘备大多能有机会一展抱负，除非触犯罪罚或在战场伤亡等。昔日徐州矛盾、荆州内斗及益州互争，皆被刘备广纳百川而成其大。若以被人送来空盒而被迫自杀(荀彧死)、被人派人骂死(陆逊亡)、刘备重用诸葛亮(任丞相)及广升官职(诸位杂号将军)，再如关羽之后关兴、张飞之子张苞及张绍、赵云之子赵统及赵广、陈祗之子陈粲及陈裕、还有李严之子李丰等，群臣之子在刘备逝世后，仍未被翦除而不用。若是周瑜、甘宁、潘浚、蒋钦、凌统及顾雍等人后代也能被用，或许江东也不会因为没有人才，陆机在《辩亡论》也不必感叹江东已无“高才”，末季连“中才”亦亡，最后只剩“劣才”，江东不得不亡。
刘备收川后慷慨行赏，“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对待群臣也倾向不嗜杀。曹操虽以“急、暴、谲”，刘备则应之“宽、仁、忠”，才能免除桓灵以来的宦官与外戚互斗、名士与势族相争、甚至避免董卓乱政、曹操血腥杀戮及孙权术势压榨臣民。汉末宦官之祸虽灭，外戚也死伤殆尽，等于是两败俱伤；党锢之祸的朝野相争，不但见于曹操士寒之争，也兴起孙权二宫之争；至于嗜杀及屠城等，更直接使生灵涂炭，难怪中原避祸民众纷纷离开迁徒。
虽以干戈起家而争天下，但刘备更善于待人接物的统治，士人俯首、民心归向、军队服命，人民用行动来表现投靠刘备。从三国群臣下场的比较，也可知刘备麾下谋生，比起在曹操及孙权的猜忌及残害中苟活要强。仁义泽民，多多益善，高举亲善友好，总比主张暴政虐杀要好，孙皓以残暴亡国，曹髦却因无援而死，在用人与识人皆失方寸。
这就是刘备与孙权及曹操最大不同之处，按儒家之道则称之仁义，竭尽用人而为民谋福，不嗜杀人及鲜兴猜忌，故人心所向，安居而乐业。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法正、庞统、孙干及麋竺等人，皆能随着刘备高升而水涨船高，乃因刘备不吝于提拔追随，而且子孙也能克绍其裘。但是曹操猜臣忌下、孙权广刺僚属，不是被逼死就是罗织问罪，对荀彧、陆逊、孔融、崔琰、朱据及暨艳等人的下场，仿佛伴君如伴虎，这种恐布致死的氛围，与刘备集团所存在的安心，成为强烈的对比。除了人臣常因不得志郁郁而终，没有发展或参与的空间，早死晚亡的下场都一样，甚至于子孙还被追帐清算，包括张绣、周瑜、甘宁、顾雍及潘浚等人之子，皆因犯罪而中断用人，除非名臣之后全为天生的劣根性，否则不太会发生这种大规模的犯罪，因为刘备集团的群臣之后，犯罪比率就不大，反到是曹操与孙权臣属之后，常常犯罪，而且罪可抄家灭族，或永不录用等。“孔曰成仁，孟云取义”，刘备以仁待人，故臣民欣然向往，而且多有善终，至少与曹操及孙权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魏蜀吴三国之中，唯一不标榜屠城，不残杀功臣及后裔，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刘禅以缺乏人才而亡国，更显出刘备三顾茅芦的远见。家之兴，必因人众；国将亡，则乃人微——独行而无助，则孤漏而寡力。
刘备虽然征旅屡败屡战，或见其污，但从其用人之善，亦详其优。
世人或称刘备本无智谋，只凭膝下谋臣，武将成就大事，恐怕有失偏颇。刘备能驾驭众多的豪杰俊士为其效力而忠贞不改，就不说明了他的深谋远虑么？困于许都时，玄德每日种花浇水，不问国事，以避曹操耳目。那曹孟德邀玄德共饮青梅，操问天下英雄为谁？刘备但讲袁绍。刘表。吕布等，而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时，他手中杯匕坠地。这并非刘备怯弱无能，实为防曹操猜忌与谋害，是蛟龙脱身全体而已。“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堆竞利，自以避害云尔”正好应了这里。
至于蜀汉终不能保全，中原也未能匡复，罪不在刘备，实是人祸与天数肇造。后主刘禅愚庸无知，数次召回诸葛，致使大好战机一再错过，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当时蜀汉人才匮乏，魏国则有司马仲达运筹帷幄蜀之时，禅子北地王刘谌杀妻子并自吻，可怜忠烈，而后主则乐不思蜀，真是“扶不起的刘阿斗”，这岂不是天数？
⑵反看刘备：
刘备何人？曹操曰：“沛郡小辈，妄称‘皇叔’，全无信义，所谓外君子而内小人也。”蔡瑁曰：“刘备先从吕布，后事曹操，近投袁绍，皆不克终，足见其为人。”吕布则大骂：“是儿最无信者。”这是刘备的对手曹操、蔡瑁和吕布对刘备的评价，当然不足为据，但称刘备为三国中最大的奸雄则不为过。何谓奸雄？奸雄就是用狡诈、机巧手段谋取大权的野心家。刘备能从“织席贩履”的一介布衣，最终成为蜀国的皇帝，靠的就是他的奸雄手段。
生逢乱世，运用奸雄手段达到目的，实乃无可厚非，但后人对历史人物应有全面的评价。在三国的人物中，真正的奸雄不是曹操，而是刘备。由于三国一书的作者从内心深处具有抑曹仰刘的正统观点，自然就把曹操描写成奸雄。但对三国读的次数越多，就越觉得刘备才是真正的奸雄。曹操本来就够奸雄的资格了，但有刘备在，他实在不应该荣膺‘奸雄’这一称号。看看刘备的一生：吞刘璋、迫刘表、坑吕布、骗曹操、蒙袁绍、伐孙权、摔阿斗、嘱孔明、迎张松、欺袁术…无不体现其奸雄的性格。
刘备每逢遇到生人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不忘说一句：“我乃汉室宗亲！”在当时，人们的头脑中正统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外姓人都可以纷纷割地称王、拥兵自重，而“汉室宗亲”当然更应该得到承认和更多人的支持了。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善于自我包装。这种包装在初刘备在第一次见到张飞的时候，只一句“我乃汉室宗亲”就把张飞镇得服服帖帖，张飞一说，关羽也老老实实跟着干起了刘备的事业。后来刘备在进位汉中王和进一步升为蜀汉皇帝时，这种包装派上了大用场。
徐州的陶谦本想巴结曹操，让手下保护路过的曹操的家属，谁知手下不配合，半路上杀了曹操的老爹和全家。曹操如何能就此罢休？发誓要杀尽徐州所有的百姓。这时候接手徐州，曹操岂不迁怒于他？那不是代人当靶子？以刘备当时的千把人手，他绝对不想也不敢和曹操的几十万大军作对。再说，徐州乃四面受敌之地，对于急于找块根据地壮大力量的刘备来说，徐州并不是理想之地，于是就发生了陶公祖三让徐州的故事。
刘备受到吕布的攻击，投靠曹操。刘备胸怀大志，又怕曹操看出来，就每天在后园浇水种菜，以为韬晦之计。可曹操还是看出了他的“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所以在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曹操说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的话来。以曹操的英雄，尚不敢居刘备之先。野心一下被识破，刘备竟吓得筷子都脱手掉到了地上，就在这时，外面正好响了个炸雷，刘备借机拾起掉在地上的筷子，并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曹操听了一笑了之，竟再不疑刘备。诗曰：“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杀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充分显示了刘备的机巧之性。发生了这件事后，刘备就整天寻机脱身。其实，曹操对刘备疑防更甚。
曹操擒了吕布，是用是杀，还在犹豫。这时候最着急的是刘备，刘备深知，以曹操驾驭手下的本领，完全可以控制住吕布，如果二人联手，他的野心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了。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精彩的一幕：吕布被绑缚在地，趁曹操出去的一会儿功夫，向当时曹操的座上客刘备求情，刘备点头答应。一会儿曹操回来，问刘备：吕布怎么处理，是用还是杀？刘备说：“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这二人都是吕布先认作干爹而后又亲手杀之之人，曹操当然知道。那吕布听了刘备的回答，气得破口大骂：“是儿最无信者！”而曹操上了一当，还以为刘备是为他好呢。
刘备和曹操打仗，赵云在长坂坡于百万军中舍命救得阿斗，血染征袍。精疲力尽的赵云将正在怀中熟睡的阿斗双手递给刘备，刘备却接过阿斗后一下摔在了地上，并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一见，忙跪在了地上，哭着说：“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刘备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来抚慰赵云呢？当时的刘备不像曹操，没权没势没人也没钱，除了摔阿斗，还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对赵云进行感激和奖励。其实，刘备这一着的用意，就连普通百姓也都瞧出来了，不是有句歇后语叫做”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的吗？还真管用。
刘备被曹操击溃后，要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不顾手下将领的极力反对，接纳了刘备。刘备初到刘表处时，还规规矩矩，小心翼翼，刘表也一度认为刘备是个至诚君子。后来有一次刘表请刘备喝酒，当刘备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失口说出了刘表的碌碌无能，言外之意，他要是有刘表的荆州九郡之地，将会大展雄才。根本就没把刘表放在眼里。刘表听了，不仅非常不满，而且也开始提防刘备了，最后把刘备派到外地去驻守。
正当刘备栖身袁绍处时，关羽却在袁绍的对头曹操处大开杀戒，杀的不是别人，正是袁绍依为资本的爱将颜良和文丑。颜良在战场上被杀，败军回报说是被一个赤面长须大汉杀的，这时袁绍的谋士沮授说是刘备的拜把兄弟关羽杀的，袁绍急唤刀斧手推出玄德斩之，刘备忙说：“天下同貌者不少，你怎么知道赤面长须的人就是关某呢？”袁绍一听，马上放了刘备，还责备沮授说：“误听汝言，险杀好人！”于是袁绍又派大将文丑进攻曹操，文丑又被关羽斩了，这一次已经弄清了，杀人者就是关羽。袁绍又令把刘备推出斩之，刘备不慌不忙，又说：“曹操素忌备，今知备在明公处，恐备助公，故特使云长诛杀二将，知公必怒，此借公之手以杀刘备也。”袁绍一听，有理！反而责怪部下几乎使他受害贤之名。刘备又说要写封信给云长让他来投袁绍，袁绍听了，心里很高兴，说：“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也。”其实刘备此时最想做的就是自己如何从袁绍处脱身，怎会还把关羽往这里拉呢？可怜的袁绍。
刘备脱身的技巧就是能看准要害，一说就准。刘备胸怀大志，自然不肯久居人下。先是曹操，后是袁绍，都一一上了他的当。刘备自从被曹操说破雄心之后，一直惴惴不安，寻机脱身。正好袁术在淮南混不下去了，他想投袁绍，而当时曹操最怕的就是二袁联合，刘备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于是，刘备就对曹操说：“术若投绍，必从徐州过，备请一军就半路截击，术可擒矣。”曹操正愁这件事呢，一听马上同意。刘备急忙借机带军离开了许都，连关羽和张飞都不明白刘备为什么这么匆忙。刘备告诉他们，他现在是笼中鸟，网中鱼，如何不急？刘备走后，曹操听了谋士的话反应过来，马上派人追回刘备。刘备对派去的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我已和皇帝说过了。”就这样轻松地逃离了樊笼。
刘备在袁绍处时，对关羽杀颜良文丑的事算是蒙过去了，下一步就是如何脱身。刘备看准袁绍必败于曹操以后，正想的是天下有谁能和他联合抗曹，于是就对袁绍说：“刘景升镇守荆襄九郡，兵精粮足，宜与相约，共攻曹操！”袁绍说派人去过，但他不同意。刘备忙说：“此人是备同宗，备往说之，必无推阻。”“绍大喜从之。”就这样轻易地蒙过袁绍脱身了。
刘备在迎张松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他的奸雄性格。张松何许人也？乃蜀中刘璋手下一谋士，实际上是个卖主求荣的人。却说那张松看透刘璋的暗懦无能，决定将西蜀出卖，他的首选是当时势力最大的曹操，可惜张松去的时机不好，那时曹操刚刚打败了几个劲敌，正在踌躇满志、目中无人的时候，根本没把张松当回事。于是乎，张松的热脸贴在了曹操的冷屁股上，偏偏这卖主求荣的张松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双方闹僵，曹操要杀张松，多亏众谋士相劝才没有被杀，弄得张松灰头土脸地逃回。故事就发生在这时，张松受辱于曹操，因为出发前说了大话，没法回川交待，听说刘备在荆州，便想取道荆州看看刘备的为人。刚到郢州界口，就见刘备派大将赵云带五百人的队伍迎接他来了，用今话，就到越省迎接。来到荆州界首，关羽又领人马来迎接，上马前行了三、五里，刘备亲自领着诸葛亮和庞统来迎接(量一张松在刘备眼里有何份量，安需卧龙、凤雏陪迎？意在西川也！)。和曹操一对比，张松好不感动！张松在荆州，一连三天，全是宴请，刘备绝口不提川中之事。张松临走，刘备依依不舍，甚至潸然泪下，张松终于被感动得不行了，亲口将西川交给了刘备，并答应做内应。事后的局势发展证明，这是刘备后来能够成功取得西川的重要开端，也说明刘备早在荆州时，就已把在西川的”宗亲”刘璋视为猎物了。入川后满口的“宗亲”自然也是欺骗路人的了。
益州的刘璋受到张鲁的进攻，请刘备进川帮助对付张鲁，哪知引狼入室，刘备比张鲁还很，干脆夺了刘璋的全部基业，把“宗亲”刘璋发配到荆州。刘备刚一进川的时候，左右的谋臣武将们都劝刘备在刘璋迎接他的时候除掉刘璋，刘备坚决不同意，说刘璋是他的宗亲，怎么忍心杀刘璋呢？后来在宴会上庞统等不听刘备的命令，硬是想杀掉刘璋，这下刘备让庞统等逼极了，才说了真话：“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庞统等这时候才明白，刘备不是不想杀掉刘璋，而是时机未到，杀掉以后也很可能失去人心，很难站得住脚。可谓深谋远虑，连“凤雏”庞通也甘拜下风。
刘备当上了蜀汉的皇帝不久，镇守荆州的关羽被东吴的吕蒙用计杀害并夺去了荆州。刘备失去了荆州和关羽，要起倾国之兵讨伐东吴，以诸葛亮为首的大臣极力劝谏，都认为两个小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大的曹魏。一生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刘备这一次却没有听诸葛亮的，盖因他认为当时以他的力量有能力先灭东吴，而灭了东吴，自然就增加了与曹操抗衡的本钱。最终还是亲自带领七十五万大军征讨东吴。刘备的这一行动，当然不排除他为关羽报仇的原因，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动机是他想先统一南方，再与曹操抗衡，否则，在东吴同意交出所有仇人和交还荆州之后，他就该收兵了。
袁术的皇帝瘾太大，有了点人马和地盘，再加上那块惹祸的石头——玉玺，就迫不及待地称起帝来，引来天下诸侯群起而攻之。袁术大败，成了过街老鼠。正在袁术外攻内叛不堪一击的时候，刘备这时候趁火打劫，名利双收。刘备打败了袁术，赶紧写表申奏朝廷，更成了天下仰慕的英雄。
刘备被东吴的陆逊一把火烧得逃回白帝城，七十万大军尽数化为灰烬，又气又急又羞，得了重病，自知不起，于是把诸葛亮叫到塌前，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听了，当时就把头磕得流出血来了。其实，阿斗可辅不可辅，刘备自己最清楚。俗话说，“知子莫如父”，诸葛亮也清楚。正因为知其不可辅，才有了这一番遗嘱，意思是要诸葛亮明知其不可辅也“硬要辅”。完了，又命令几个儿子拜诸葛亮为义父。你想，经过这一番折腾，诸葛亮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怪呢！刘备逝世后，诸葛亮一直扶着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直到病逝于五丈原。
刘备简档：
公元161年，刘备出生。父刘弘，母不详。
公元162年，关羽出生。父姓关，母不详。
公元167年，张飞出生。父姓张，母不详。
公元183年，关羽二十二岁杀人，离家出走。张飞十七岁杀猪，做土财主。刘备二十三岁，织席贩履。
公元188年，桃源三结义，刘备二十八岁，关羽二十七岁，张飞二十二岁。刘备与关羽、张飞在涿县组织起了一支地方武装，加入东汉王朝扑灭黄巾起义军的战争，史料记载他：“数有战功”、“有武勇”。战争结束后，刘备建立了其军事集团的正规武装力量，任职东汉王朝的平原相(县令)。
公元196年升任徐州牧，官拜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徐州被吕布攻占后改任豫州牧。
公元196～200年，刘备娶甘夫人、糜夫人。
公元201年，刘关长失散。关羽陪甘夫人、糜夫人在曹操家做客。
公元202年，关羽四十岁，收义子关平，十八岁。
公元202～207年，刘、关、张在刘表家做客。关羽娶妻，生关兴和女儿。张飞娶妻，生子张苞张绍和女儿。刘备甘夫人生刘禅。
公元207年，诸葛亮加入刘备集团任军师。刘备按照诸葛亮的战略方针：占荆州、联孙吴、退曹兵、入四川。
公元208年，刘备收义子刘封。糜夫人死，刘备摔刘禅。
公元209年，甘夫人死，刘备娶孙夫人。
公元210年，孙夫人回娘家，与刘备永久分居。
公元219年，刘备进位汉中王，娶吴夫人。孙权为子向关羽之女求婚，关羽拒之。关羽死，五十八岁。关平死。
公元220年，刘备杀刘封。
公元221年于成都称帝建立蜀汉王朝，疆土包括今四川及云南、贵州北部、陕西旧汉中府一带。成为三国时期的其中一国。先后娶妻甘氏、麋氏、孙氏和吴氏。子刘禅继位。张飞死，五十五岁。
公元220～223年，刘备吴夫人生刘永、刘理。
公元223年，刘备。刘备死。
公元223年，在为关羽报仇而发动的对吴战争中失败，退兵回到蜀国。同年4月在白帝城(今重庆奉节)托孤，病逝，六十三岁，谥号为“昭烈”。刘备有两个坟墓：一个是成都市武侯祠内的“惠陵”，另一处在四川彭山的莲花坝，真伪待考。
公元224年，刘禅娶张飞之女，张飞女十七岁，和刘禅同龄。 跟帖时间 2010-03-25 17:35:4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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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帝王国君（四） -- 刘 志：(公元132～167年)，汉朝第二十三个皇帝，东汉第十代皇帝，汉桓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47～167年为期二十年，终年三十六岁。
汉桓帝刘志能够登上皇位，纯属偶然。本汉初元年(公元146年)，只因为一句“此跋扈将军也”，就被亲自挑选迎立他为帝的大将军梁冀毒死。皇嗣问题再一次摆到朝廷面前，三年之中每年一次，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在公卿大臣议立新君的会上，太尉李固、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大鸿胪杜乔等再一次推举清河王刘蒜。但中常侍曹腾(曹操的先祖)曾经拜谒过刘蒜，刘蒜未以大礼接待他，由此宫内的宦官们担心刘蒜上台后会对自己不利，因而坚决不同意。
刘志出生于汉阳嘉元年(公元132年)，这时刘志虽然只有十五岁，但已经继承了刘翼蠡吾侯的封爵。梁太后想把自己的妹妹梁莹嫁给他，于是宣他进殿相亲，正好赶上质帝被毒死。梁冀就想不如顺势立他为帝，亲上加亲，朝政便可完全掌握在梁家手中了。曹腾探知此意，连夜赶到梁家劝说梁冀立刘志，梁冀深以为然。
本汉初元年农历闰6月7日，大将军梁冀持节以帝王的青盖车迎刘志进入南宫，当天，登基即位，是为汉桓帝。桓帝年少，梁太后继续临朝执政。刘志生于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他是汉章帝的曾孙，祖父是河间孝王刘开，父亲是蠡吾侯刘翼。刘志的谥号为“桓”，《谥法》上说：“克敌服远曰桓。”这个谥号放在春秋五霸的齐桓公身上，毫不逊色，而放在刘志身上，确实有些夸张。事实上，汉桓帝刘志不仅不能克敌服远，甚至连守边安内都没有做到。
刘志对外戚不恭顺不行，对宦官不依赖不行，而完全依靠宦官，党人又不答应。他这一生与外戚、宦官和党人捆绑在一起。
汉桓帝刘志是被梁冀推上帝位的，因而他对梁氏家族的拥戴心存感激。另一方面，梁冀依仗梁太后在朝廷内外飞扬跋扈，特别是连皇帝被弑都无所损害，刘志怎敢轻举妄动，更何况他的父亲刘翼本就曾涉嫌谋取帝位而被贬，所以他对于外戚梁氏，可以说是感激中带着恐惧，忧怨中带着无奈。但他毕竟是皇帝，梁氏独揽朝纲不能不时常让他感到失落与怨愤。
汉桓帝即位后，立即按功封赏。梁冀增封食邑一万三千户，其弟梁不疑被封为颍阳侯，梁蒙被封为西平侯，冀子梁胤被封为襄邑侯。另外，胡广、赵戒、袁汤以及中常侍刘广等，也都得到封侯。尽管杜乔对汉桓帝“不急忠贤之礼而先左右之封”的做法极力劝谏，但并未奏效。汉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梁太后病逝。为了安慰梁氏家族，增封梁冀万户食邑，至此梁冀一人已累积封邑三万户，远远超出了汉朝封侯的界限。又封梁冀妻子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县租税，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同长公主的仪服。
汉和平二年(公元151年)，汉桓帝为了褒奖梁冀，召开公卿会议定其礼仪。有司根据所议拟定礼制上奏：“梁冀入朝不必趋行，允许佩剑着履上朝，晋谒皇帝不必自称姓名，一切礼仪比同萧何；将定陶、阳成两县的余户全部增封给他，合为四县，比同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甲第，比同霍光。”还规定：“每次参加朝会，与三公分席而坐，以求位尊。十天进宫一次，处理评议尚书所奏的事务。”这是把汉朝元勋每个人的礼仪合在一起，都加在梁冀一个人的身上，是此前所未有的。但梁冀还认为所奏礼仪太薄，心中怏怏不乐。这一方面反映了梁冀的贪得无厌，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这次“议礼”很可能是在梁冀的强制(至少是暗示)下召开的。
到汉桓帝时期，梁冀家族中，先后有七位侯爵，三位皇后，六位贵人，两位大将军，夫人妻女食邑称为君的有七人，娶了公主的三人，其他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氏集团被消灭时，仅梁冀家资产被没收的就达到了三十多亿。
汉桓帝即位前，梁冀贪赃枉法，作恶多端，已被比为“豺狼”，视为“跋扈”，许多人加以声讨了。汉桓帝即位后，不仅未能出台禁恶的办法，反而晋爵加赏，这无疑助长了他的作恶之风。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农历3月，汉桓帝随同皇太后到大将军府上看望他的舅公(又是大舅哥)，仪仗威严，浩浩荡荡。这些无疑又给梁冀集团放纵私欲、恣行秽恶，打了一支强心剂，使之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
梁冀与妻子孙寿在街对面各占一块土地，比着建造高宅大院，大兴土木，尽掠珠宝。两人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阪，深林绝涧，奇禽异兽飞来奔去，都是人工所为，却有自然之景。两人常常让人用辇抬着在苑圃里面游玩观赏，仿佛神仙。
梁冀专擅朝权，暴虐日甚。四方贡献之物，都要先给梁冀，挑剩下的才送到皇帝处。朝廷百官升迁，也要先往梁冀家里拜谢，临行前梁冀会告诉官员到任地方后要照顾什么人，有不听话、不办事的官员，马上会被杀死或毒死。年仅十九岁的青年才俊袁著当时在朝中任郎中，上书皇帝要求梁冀收敛威权，马上被梁冀派人追杀。袁郎中不得已装病诈死，让家里人抬棺行葬，最终仍被梁冀的家丁搜出，活活鞭打致死。
依仗着姐姐梁太后和哥哥梁冀的势力，皇后梁莹也是恣极奢靡，仪服宫殿都超过前世任何皇后。而且她妒嫉心特别强，极力限制汉桓帝宠幸其他嫔妃。她侍奉汉桓帝多年，但没有子嗣，因而特别嫉恨别的嫔妃怀孕，宫人如有妊娠迹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梁太后逝世后，梁皇后宠衰，汉桓帝逐渐疏远冷落她。她气恨交加，于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病逝。
欲行邪恶，必然要残害忠良，清除障碍。太尉李固正道直行，在立君问题上，曾多次进谏，要立长重德。这与梁冀立幼掌政的思想格格不入，于是与太后一沟通后罢免了他。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清河王刘文与南郡刘鲔谋反，事败被杀，梁冀借此诬告李固和杜乔参与其中，李固当时即被下狱，门生与朝官数十人为之诉冤，才被太后赦免。李固出狱那天，京城市里皆呼万岁。梁冀听说后，非常震惊，他怕李固将来东山再起更会不利于自己，于是再一次诬告，最后李固慷慨死于狱中。杜乔亦为铮铮义士，被诬后，太后了解杜乔的忠心，未准追责。梁冀杀掉李固后，威胁杜乔说：“早识时务，或可保全妻子老小。”杜乔没有屈从，后来也被梁冀找借口杀掉。梁冀不仅加罪杀害了他们，而且将他们暴尸城中，还口出狂言：“有敢临者加其罪！”
汉桓帝在本汉初元年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太后临朝听政。汉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梁太后临死前，才下诏“归政于帝”。但实际上此后，一直到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氏集团被消灭前，朝政仍然把握在大将军梁冀手中。
前几年是梁太后，后几年是梁将军，汉桓帝很少亲自决策。朝廷上下，到处都是梁冀的亲朋故旧；宫廷内外，到处都是梁冀的亲信党羽。于是皇帝的“禁省起居”，“纤微毕知”，一切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中，甚至连他的私生活也在梁氏的监督之下无法放纵。
汉桓帝对梁冀一手把持朝政，连自己都无法参与的情况，心中也感到不平。汉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农历5月29日出现了日蚀。太史令陈授说了一句“这次日蚀之象原因在于大将军梁冀”，梁冀知道后便陷害陈授，下狱处死了他。太史令是皇帝的近臣，梁冀竟敢这样轻率地处置，这让汉桓帝有些愤怒，决定除掉梁冀。这是他执政以来做出的第一次重要决定。但到处都是梁冀的人，这一决定与谁商量？在哪里商量？无奈之中，汉桓帝走进厕所，并随口叫进来宦官唐衡。
谁能想到，除掉梁冀集团的几个骨干人选，竟是汉桓帝刘志和宦官唐衡在厕所中确定的呢？这“如厕议事”何尝不是汉桓帝在梁冀集团专权时期的一个缩影呢？
汉桓帝与唐衡商定可以依靠的人是：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汉桓帝当即召五人入内室，共谋诛除梁冀兄弟事宜，汉桓帝在单超的胳膊上咬出血来彼此盟誓。
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农历8月10日，汉桓帝亲自到前殿，召集各尚书上殿，开始部署除奸之事：派尚书令尹勋持符节带领丞、郎以下官员，拿着兵器守住省阁，收取各种符节，送到宫中；派具瑗率领骑兵、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共一千多人，与司隶校尉张彪，一同包围梁宅；派光禄勋袁盱持符节收回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改封为比景都乡侯。梁冀与妻子孙寿自知罪大恶极，当日双双自杀。又收捕梁氏、孙氏所有内外宗亲下狱，无论老小尽皆处死。其他受牵连的公卿、列校、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员死了几十人，亲朋故旧、宾客门生免官的三百余人，以至出现了“朝廷为空”的局面。
至此，长期把持朝廷，统治长达二十余年之久的梁氏集团土崩瓦解。
按说，汉桓帝这时已经二十八岁，完全具备独立执政的能力；而多年外戚控制朝政的压力，也应该爆发成一种独立执政的动力。所以“天下想望异政”，希望能够翻开东汉历史新的一页。但事实是，汉桓帝完全依靠更加腐朽的宦官势力，使“权势专归宦官”。于是朝政依旧黑暗，社会依旧混乱，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诛除梁冀势力的行动中，宦官是首功，因而得到重赏。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均被封为县侯，单超食邑两万户，后又封为车骑将军，其他四人各一万户，世称“五侯”。中常侍侯览呈上五千匹缣(细绢)，汉桓帝赐以关内侯，不久又进封为高乡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越忠等八人为乡侯。从此以后，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中转到宦官手中。
宦官五侯贪婪放纵，震动朝廷内外。汉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单超逝世时，汉桓帝赐以东园棺木以及棺中玉器，出殡时调动五营骑士、将作大匠建造坟墓。其他四侯更加有恃无恐，骄横朝野，他们竟想建筑宅第，互相攀比华奢，其兄弟亲戚，无恶不作，行同盗匪，暴虐天下。当时有一首民谣讽刺他们的势力：“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意思是左悺有回天之力，具瑗有独尊之势，徐璜有猛虎之强，唐衡有降雨之能。这首民谣把宦官势力的强大非常形象地描绘出来。
徐璜的侄子徐宣任下邳令，非常暴虐。他曾经向汝南太守李皓的女儿求婚，遭到拒绝。于是他带领吏卒到李皓家，把他的女儿抢上车拉回来，百般戏辱后将她射杀。东海相黄浮听说后，把徐宣一家老老小小都抓了起来，一一拷问。他的属下极力劝他不要这样做，以免得罪宦官，他却说：“徐宣是个国贼，我今天就杀掉他，即使明天就判我死罪，我也可以瞑目了！”当即就定了徐宣的死罪，立即处死，并暴尸原野。于是宦官们向汉桓帝诉冤，汉桓帝不仅不明察，反而大怒，诏令治狱，黄浮被判了髡钳重刑，谪入左校做苦工。
宦官们被封赏后，更加“负势贪放”。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农历9月，借着“灾异数见”的机会，白马令李云公开上书，认为“今官位错乱，小人谄害，财货公行，政化日损”，矛头指向宦官政治。汉桓帝览奏后非常震怒，让有司逮捕李云，并诏使黄门北寺狱办理此案，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调查处理，当时弘农府属官杜众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汉桓帝更加气愤，把他们一同下狱。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均上疏言“其意归于忠国而已”，也被汉桓帝下诏“切责”，并免官遣归乡里，甚至连宦官管霸都说：“李云野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于狂戆，愚而刚直，不足加罪。”但汉桓帝却不依不饶，最终将二人处死。此后，“嬖宠益横”。
汉桓帝如此回护这些宦官，是有其原因的：
一是这些宦官在消除梁冀势力、夺回领导权的过程中，为自己立了大功，不能亏待了他们。
二是近臣除了外戚就是宦官，外戚既已清除，便只有宦官，依赖的思维定势汉和平庸的政治素质，使他只能倚重宦官。
三是宦官给他带来了更多的享受。梁皇后在世时非常专横，再加上有梁太后和梁将军的势力，刘志不敢轻举妄动，甚至连宫中嫔妃都很难接触。梁皇后逝世后，他又先后立邓猛、窦妙为皇后。这两个人虽然也嫉妒成性，但无奈没有了梁皇后那样的后台，汉桓帝也就不再以为意。所以邓皇后与郭贵人争风吃醋，汉桓帝干脆废掉了邓皇后，让她在暴室中忧愤而死；继立的窦皇后不满于他总是临幸其他嫔妃，汉桓帝干脆再也不到她那里去了。汉桓帝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那些贵人、嫔妃以及新选的采女身上，而宦官们投其所好，便从全国各地挑选来大量的采女供他享乐，据史书记载，他的宫女竟至五六千人！
自从东汉发生“党锢之祸”后，“党人”一词才广泛地流传开了。其实，这一词的最早使用是屈原的《离骚》，诗曰：“惟夫党人之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是说就是因为那些朋比为奸的小人们苟且偷安，所以楚国政治的道路才越来越黑暗危险。“党”是结党营私的意思，因而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
汉桓帝时期，由于外戚宦官轮流执政，特别是后期宦官专权，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一些正直官僚和太学生密切配合，遥相呼应，他们臧否人物，抨击时政，成为一个与宦官相对立的群体。这些人被以宦官为代表的人们诬称为“党人”。
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既阻碍了士人的仕进之路，也伤害了士人的忠正之心。于是他们面对现实，或消极隐遁，或积极抗争，从两个不同角度抒写自己的人生：
这是逃避现实，明哲保身，也是不苟同，不愿合作。李固、杜乔被害后，其弟子郭亮、董班、杨匡一同归隐，“终身不仕”。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汉桓帝征召安阳人魏桓，乡人劝他应召，他说：“干禄求进，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现在后宫数千人，能减少一人吗？马棚中有万匹马，能牵走一匹吗？皇帝身边近臣权豪众多，能去掉一个吗？”都答：“不能。”魏桓于是慨叹道：“既然如此，让我活着去，逝世了回来，有什么用呢！”于是隐逸不出。这反映了一部分士人的共同心理。
官吏如李固、杜乔，学者如郭泰、贾彪，他们迎面直上，拯世救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人在汉桓帝时期，虽然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这就是要革除弊政；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这就是要挽救王朝的命运。
对于前一种人，朝廷觉得很放心，有时资助他们一下，有时也拿来表彰表彰。对于后一种人，汉桓帝采取了两种对待方式：
一是不理不睬：如汉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司隶、冀州等地发生饥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太学生刘陶上疏痛斥汉桓帝“妄假利器，委授国柄”，朱穆、李膺等人“履正清平，贞高绝俗”，“宜还本朝，挟辅王室”。但奏书上达后，并没有引起注意。汉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太尉陈蕃上疏抨击宦官“肆行贪虐，奸媚左右”，为蒙冤的官员鸣不平，劝谏汉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士，简练清高，斥黜佞邪”，也没有被采纳。
二是不依不饶：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陈蕃任太尉，李膺复职，二人均不满宦官执政。有人告发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贪残无道，张朔惧怕李膺威严，逃往洛阳，藏到哥哥家。李膺亲自带领吏卒到张让家搜查，在夹墙中搜出了张朔，投入狱中，把案子审理清楚，就把张朔杀了。张让向汉桓帝哭诉，汉桓帝立即召来李膺，责以“不先请便加诛”。李膺力争，汉桓帝知道张朔确实有罪，也就不便再追问了。但张让心中却增加了一分仇恨。由于李膺、陈蕃、王畅执政清廉，打击宦官的力度大，所以太学生都把他们当作榜样。当时太学之中传诵着这样的歌谣东汉朱雀羽人飞龙彩绘陶灯：“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汉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内方士张成，得知朝廷要公布大赦令，便纵容儿子去杀掉仇人。李膺接到报案，立即派人将凶手捉拿归案，这时朝廷赦免令也下来了。经审理，李膺了解事情真相后非常愤怒，一切查实后，立即处理了张成。张成平素与宦官交往密切，汉桓帝也让他算过卦。于是宦官让张成弟子牢修向汉桓帝上书，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往来频繁，结成朋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汉桓帝接到牢修的上书，非常生气，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党人。太尉陈蕃拒绝执行诏令，汉桓帝更加愤怒，便把李膺等人关进黄门北寺狱。这件案子所涉及的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和陈寔、范滂等两百多人。陈蕃因上书极谏，以“辟召非其人”之罪，被免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共发生了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发生在汉灵帝时期。
当时因党人案件牵连被捕的，都是天下有名望的贤士。被捕的党人在狱中受尽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个拷打，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汉永康元年(公元167年)，颍川人贾彪自告奋勇到洛阳为党人申冤，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也上书请求释放党人。这时李膺在狱中以攻为守，故意招了一些宦官的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这时宦官们才害怕了，对汉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常，应该大赦天下了。”农历6月8日，汉桓帝诏令改元，大赦天下。两百多名党人全部释放归乡。但名字记在三府，禁锢终身，一辈子不准做官。
汉永康元年农历12月28日，汉桓帝刘志死于德阳前殿。第二天，窦太后临朝执政。汉桓帝荒淫了一辈子，却没留下一个子女。侍御史刘儵推举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
刘志简档：
属相：猴
谥号：桓皇帝
庙号：威宗
陵寝：宣陵
父亲：刘翼
母亲：匽明
皇后：梁莹、邓猛、窦妙
子女：无
继位：刘宏
刘 宏：(公元156～189年)，汉朝第二十四个皇帝，东汉第十一代皇帝，汉灵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68～189年为期二十二年，终年三十四岁。
汉灵帝刘宏能登上皇帝位，是幸运的。汉桓帝刘志虽然三十六岁而终，但身后并无子嗣，年轻的窦皇后(汉桓帝逝世后被尊为太后)及其父亲窦武，把继承人的年龄设定在少年段。刘宏的曾祖父是河间王刘开，父亲解渎亭侯刘苌与汉桓帝刘志是堂兄弟，刘宏是汉桓帝的亲堂侄，当时只有十二岁。
刘宏能登上皇帝位，又是不幸的。汉桓帝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外戚跃跃欲试地准备统理朝政，宦官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皇权，士人的不平之鸣，遍野的饥民之声，合奏成一曲悲哀的末世之歌。
汉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刘儵以光禄大夫身份与中常侍曹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多人，前往河间迎接刘宏。农历1月20日，刘宏来到夏门亭，窦武亲自持节用青盖车把他迎入殿内。第二天，登基称帝，改元为“建宁”，是为汉灵帝。这样，刘宏便懵懵懂懂地由一个皇族旁支已经落魄了的亭侯子弟，摇身一变而为万乘之尊。
东汉王朝自汉和帝刘肇登基后，迭出少年(包括幼儿)皇帝，他们不懂国家政务，因此造成了外戚和宦官轮番窃掌国柄的斗争局面。而且这种斗争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汉灵帝时期也是如此。
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便不可阻遏地爆发了。一方以窦太后、窦武为首，另一方则以曹节、王甫为首。
汉灵帝即位后，由于年少，仍由窦太后执政，论功策勋，封窦武为闻喜侯；其子窦机为渭阳侯，位拜侍中；其兄子窦绍为鄠侯，迁步兵校尉；窦靖为西乡侯，位拜侍中，掌管羽林左骑。窦氏一家权倾朝廷内外，十分显贵。
窦太后临朝后，复用陈蕃，大小政事，均由陈蕃参与定夺。陈蕃与窦武又起用了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受挫的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使之列于朝廷，参议政事。这赢得了许多士人的心，“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
汉灵帝即位后，宦官曹节被封为长安乡侯，暂时受到压制，但通过汉灵帝乳母赵娆及太后的身边宫女，向太后献殷勤，取得了太后的信任。陈蕃与窦武对此非常担忧。于是，密谋欲除去宦官，但太后一直犹豫不决，迫使陈、窦二人采取武力消灭宦官集团，但密奏事先被宦官得知，激起事变。
汉永康元年农历9月7日，宦官们发动了宫廷政变。他们把汉灵帝骗出来持剑开路，关闭宫门，逼迫尚书起草诏令，任命王甫为黄门令；胁迫太后，夺取了玉玺，派人去逮捕窦武等人。窦武不受诏，与侄子窦绍边战边退到军中，召集数千人镇守都亭。陈蕃听说发生变乱，率属下官员及太学生八十多人，手持兵器冲入承明门，与王甫军遭遇。陈蕃被逮捕，送到北寺狱。看守的宦官连踢带踹地骂陈蕃：“该死的老鬼，看你还能不能裁减我们的编制，削减我们的薪俸了！”当天便把陈蕃折磨而死。
天刚亮，王甫便带领虎贲羽林军，同包围将军府的不明就里的张奂军队会合。他们假传诏令，诬窦武反叛，引诱窦军投降。窦武与窦绍势单力薄，被重重包围，最后被迫自杀。随后，窦家宗亲、宾客以及姻亲，抓到的都被杀掉。又将窦太后迁入南宫，将窦武家属迁徙于日南。自公卿以下，凡是陈蕃、窦武举荐的，以及他们的门生、旧属，一律免官，永不录用。
宦官集团取得了宫廷政变的胜利。之后，汉灵帝被迫升任曹节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升任王甫为中常侍。其他朱瑀、共普、张亮等六人封为列侯，十一人封为关内侯。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表气”。
汉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的母亲病故，太后忧思成病，也于农历6月10日在南宫云台去世。宦官们对窦氏积怨很深，竟用一辆简陋的车装着太后的尸体放在城南一个宅院中。几天之后，曹节、王甫打算用贵人的礼节为太后发丧，汉灵帝没有同意。曹节等又想把太后葬于别处，不和汉桓帝合葬。对此，汉灵帝也拿不定主意，于是诏令公卿会议讨论。会上，大家观望了很久，却都不愿意先说话。最后廷尉陈球说：“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宦官赵忠连讥带讽，威胁陈球，陈球却毫不畏惧，太尉李咸也表示支持。曹节、王甫则强调“窦氏罪恶”，力议其非。李咸再次上疏，认为“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甚至说：“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这才使汉灵帝同意了“合葬宣陵”的主张。
太后葬礼之争是外戚与宦官这次较量的尾声。这样的事情尚且拿到公卿会议上讨论，可以看出汉灵帝的昏庸无能和无可奈何。廷议中赵忠、曹节、王甫与公卿同堂对簿，又用带有讥讽和恐吓的语气相争，可以看出东汉宦官是何等的骄横霸道。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汉灵帝逝世的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整个汉灵帝一朝，都在宦官势力垄断之中。
宦官集团的罪恶行径，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
第一，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从汉灵帝做上皇帝的那天起，他的内心就被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随着汉灵帝在阴谋和险恶四伏的宫廷中不断长大，这个阴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厚重。渐渐地，他对皇位与皇权形成了一种异常敏感以至于脆弱的心理，总是恐惧有人图谋社稷，觊觎王位，侵夺皇权，就像他突然得到皇位那样，又在突然间丧失。
宦官们非常透彻地了解汉汉灵帝的这块心病，也总想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因而不断地营造“谋反”“叛逆”的气氛来吓唬汉灵帝。汉永康二年(公元164年)，曹节指使人奏请“诸勾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宇、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汉灵帝问道：“什么是勾党？”曹节等答道：“勾党就是党人。”汉灵帝又问：“党人做了什么恶而要杀他们？”答道：“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汉灵帝问：“他们想做什么不轨的事呢？”答道：“想要夺权窃国。”汉灵帝这才奏准。宦官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二是使汉灵帝更依赖于自己，三是消灭了敌对政治力量。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这样发生的。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之后，李膺等虽然被罢官并终身禁官，但天下士大夫都一致推崇他们的操守而抨击朝廷，还给他们取了许多赞美的称号：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是指被奉为一代之典范；称李膺、荀翌、杜密等人为“八俊”，俊是指为人之英杰；称郭泰、范滂、尹勋等人为“八顾”，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称张俭、翟超等人为“八及”，及是指能引导别人追求典范；称度尚、张邈等人为“八厨”，厨是指能施财物救人危困。
外戚被诛除以后，党人清廉自守，在社会上威望极高，他们为陈蕃、窦武申冤，攻击时政，自然涉及到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宦官的嫉恨，每拟诏书，总是重申“党人之禁”。中常侍侯览对张俭尤其怨恨，他的老乡朱并是个奸邪小人，平时为张俭所唾弃，侯览便授意他诬陷张俭，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互相别署称号，结成朋党，图谋社稷，而以张俭为领袖。诏令收捕张俭。汉永康二年农历10月，曹节也乘机奏捕、拷杀虞放、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外，借机报私怨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汉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汉熹平五年(公元176年)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亲，都被免官禁锢。直到黄巾大起义爆发，党人的禁锢才被解除。
这就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打击。
第二，导致了社会的极端黑暗。
宦官们通过镇压，消除了与自己直接抗衡的力量，使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导致了社会的极端黑暗。宦官是一个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团，身体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得他们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极强的报复心理。因而当这个集团左右了皇帝，操持了朝政，总揽了大权之后，社会的极端黑暗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在政治上，挟主专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宦官集团的独裁统治。只要对他们稍有不满，他们就诬告陷害，或流放禁锢，或罢官下狱，或杀身灭族，无所不用其极；在经济上，兼并土地，恨不得天下所有的良田美地、山林湖泽都占为己有，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与强盗无异；在生活上，腐化糜烂，挥金如土。他们还引导汉灵帝荒淫乱政，伙同汉灵帝在西园卖官，支配汉灵帝驱正扶邪，从而使得正常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矛盾迅速加剧，最后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
中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职位，虽只是食俸二千石，但却负责管理皇帝文件和代表皇帝发表诏书，是皇帝最为亲近的人。
汉朝初期，中常侍没有固定的编制，但惯例是设四人，秩级千石。汉灵帝却陡增至十二人，他们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粟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当时人们称之为“十常侍”。他们不仅封侯受赏，连他们的父兄子弟也被派往各州郡做官。他们把持朝政，贵盛无比，昏庸的汉汉灵帝甚至对人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由于宦官当权，朝政腐朽黑暗，各地遍布贪官污吏，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百姓再也忍受不了剥削与压榨，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各地起义连年不断，从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十多年时间内，见于史籍记载的农民起义不下十几起。最后终于在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
为了纠正时弊，当时的郎中张钧曾上书说道：“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悬)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经师旅而大寇自清。”尽管张钧对黄巾起义爆发原因的分析并没有抓到根本，只杀几个宦官也不一定能消除鄂州百姓长期积淀的不满情绪，但宦官专权无疑是黄巾起义的催化剂和导火索。汉灵帝对宦官的宠信与依赖无疑加速了这个催化的过程，并亲手点燃了这个导火索。
面对宦官的恣意妄行和士人的激烈抗争，汉汉灵帝感到无能为力。既然宦官们喜欢专权用事，只要这些奴才们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好了，汉汉灵帝也便乐得个恬然自得；既然宦官们能够放手做事，只要这些奴才们变着法让自己玩好了，汉灵帝也便只想着敛财玩乐。于是，在汉灵帝的时代，一些在历史上罕见的龌龊之事在这里都出现了。
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汉灵帝在西园修建了千间裸游馆。汉灵帝与众多的姬妾在这里裸体游玩，他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将它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他选择玉色肌肤、身体轻盈的宫女执篙划船，摇漾在渠水中。在盛夏酷暑，他命人将船沉没在水中，观看落在水中的裸体宫娥们玉一般华艳的肌肤，然后再演奏《招商七言》的歌曲用以招来凉气。渠水中所植的荷花莲大如盖，高一丈有余，荷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叫“夜舒荷”。又因为这种莲荷在月亮出来后叶子才舒展开，又叫它“望舒荷”。宫女年纪都在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有时汉灵帝也同她们一同裸游。
汉灵帝与宫女在裸游馆的凉殿里饮酒作乐，经常通宵达旦。西域进献了茵犀香，汉灵帝命人煮成汤让宫女沐浴，把沐浴完的漂着脂粉的水倒在河渠里，人称“流香渠”。他感叹说：“假如一万年都这样的话，那真就是天上的神仙了。”汉灵帝整夜饮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天亮了还不知道。宫廷的内侍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才把汉灵帝从梦中惊醒。汉灵帝又让宫内的内监学鸡叫，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了一座鸡鸣堂，里面放养许多只鸡。每当汉灵帝在醉梦中醒不过来时，内监们便争相学鸡叫，以假乱真来唤醒汉灵帝。
汉灵帝在后宫仿造街市、市场、各种商店、摊贩，让宫女嫔妃一部分扮成各种商人在叫卖，另一部分扮成买东西的客人，还有的扮成卖唱的、耍猴的等。而他自己则穿上商人的衣服，装成是卖货物的商人，在这人造的集市上走来走去，或在酒店中饮酒作乐，或与店主、顾客相互吵嘴、打架、厮斗，好不热闹。汉灵帝混迹于此，玩得不亦乐乎。肆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们陆续偷窃而去，甚至为了你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不休，汉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汉灵帝还用驴驾车，亲自操辔执鞭，驱驰于苑中。这件事被京城的百姓知道了，争相仿效，一时本来低廉的驴价骤然上涨，与马的价格相同。
汉灵帝刘宏的“灵”在谥法中解释为“乱而不损曰灵”，汉灵帝确实是个极度追求淫欲与荒乱的皇帝。最为荒唐的是汉灵帝竟然在西园开办了一个官吏交易所，明码标价，公开卖官。汉灵帝以前也曾有过类似现象，但只是通过这一手段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征富人之钱，偶尔为之，而且所得钱款一般都是“佐国之急用”。而到汉灵帝之时，卖官鬻爵却呈现出扩大化、持续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公开卖官从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一直持续到汉中平六年(公元184年)，卖官所得钱款都流入了汉灵帝自己的腰包。卖官的规定是：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除固定的价格外，还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一般来说，官位的标价是以官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段颎、张温等人虽然功劳很大，声望也很高，却也都是先交足了钱，才登上公位的。及至后来更变本加厉，以后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二十五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许多官吏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吓得弃官而走。
崔烈买官的例子更能发人深省。崔烈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族，历任郡守及朝廷卿职。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农历3月，崔烈想当司徒，便通过关系，花了万钱买了个司徒。到册拜之日，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汉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阶下。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汉灵帝突然觉得崔烈的司徒一职来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满怀惋惜地对随从亲信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旁边的中常侍插嘴说：“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岂肯轻易买官？陛下您不知道我从中做了多少工作！”事后，崔烈的儿子对崔烈说：“大人实在不该当这个三公了。外面议论纷纷，都嫌这个官爵有铜钱的臭味。”“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卖官已卖到朝廷的最高官职——三公，堂堂皇帝竟然贪婪地像买卖货物那样讨论着三公的价格，让人一方面感受到汉灵帝的贪婪，另一方面也看出当时政治的黑暗。
皇帝都是如此，那些贪官酷吏更是变本加厉地搜刮、盘剥百姓，榨取更多的“礼金”来给汉灵帝送礼，博取更大的官职然后利用手中更大的权力来捞取更多的财富。汉灵帝曾在西园游乐场与一班无赖子弟玩狗，并给狗带上了进贤冠和绶带。东汉的进贤冠为文官所用，前高七寸，后高八寸，长八寸。给狗戴上文官的帽子，实际上是对官吏的一种侮辱，而当时有些官吏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简直像恶狗一样凶残。汉灵帝的卖官鬻爵无疑是饮鸩止渴，将东汉王朝推向死亡的深渊。
汉灵帝荒淫无道，宦官弄权朝廷，文武大臣也多为非作歹。上行下效，全国一片奢华浮糜之风。就这样，汉灵帝刘宏在声色犬马中，享受这短暂的人生和末世大厦将倾的悲凉，流连于聚敛财富的快乐和香艳女色的诱惑中，忘却了身为帝王的职责和尊严，在身边权宦的怂恿和引领下，在玩乐和贪婪的享受中，把东汉二百年的宏伟基业置之脑后了。
天子有天子的快乐，也有天子的悲哀。当满朝文武匍伏于前，他可能体验的是唯我独尊的快乐；当天下臣民为己所用，他能体验的是掌运乾坤的快乐。但当妻妾之间都是靠利益驱动的时候，当连自己所爱的人都难以保护的时候，当自己的皇子被呼来唤去地左右或者鱼肉的时候，天子还能快乐起来了吗？汉灵帝的内心深处也有着不尽的遗憾。
汉建宁四年(公元171年)，汉灵帝立宋贵人为皇后。宋皇后是扶风平陵人，她的出身虽不如阴、马、窦、邓几大望族，但也算得上皇亲国戚。汉章帝时，宋氏家族的两姐妹同时被选入掖庭，而且被封为贵人，大宋贵人还生了皇子刘庆，曾被立为太子，后被废为清河王。宋皇后正是两姊妹的曾孙女辈。宋氏聪慧美丽，又具有“淑媛之懿”，因而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被选入宫，并封为贵人，第二年又被册封为皇后。尽管宋皇后深知宫闱之中勾心斗角的可怕与相互倾轧的险恶，她也谨慎周密地待人接物，如履薄冰地维护地位，但不幸还是降临在她的身上。
宋皇后有个姑姑是渤海王刘悝的妃子，宦官中常侍王甫与刘悝曾有过节。但由于皇后初立，汉灵帝宠爱有加，不便下手。待何氏进宫后，汉灵帝便渐渐忽略了宋皇后。王甫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诬陷刘悝图谋叛乱，刘悝被迫自杀，宋妃冤死狱中。怕遭到报复，王甫接着又陷害宋皇后。汉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他指使太中大夫程阿上书诬告皇后利用“巫蛊之术”惑乱后宫，诅咒皇帝。
汉灵帝非常愤怒，联想起刚刚处理过的刘悝谋反，他更加怒不可遏。立即诏令废黜宋皇后，并诛杀其父及兄弟，流放其他亲属。宋皇后无辜受贬，并累及亲人，不久便在暴室中忧愤而死。
怒气过后，汉灵帝有时也感到有所不解：堂叔刘悝从未犯过错误，他是先帝汉桓帝的同母弟，怎么会谋反呢？宋皇后与自己共承天下，母临万国，怎么会诅咒自己呢？“游魂不安”的恐惧，使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汉桓帝声色俱厉地斥责他。第二天他赶紧请许永解释梦境，许永便借此向他讲了刘悝与宋皇后冤死的全部事实，并指明改葬、反家、复封的补救措施。但汉灵帝最终也没有走出宦官们为他制造的阴影，至死也没有对刘悝及宋皇后的“冤魂”进行丝毫安抚。
美人王氏是赵国人，祖父王苞是东汉王朝的五官中郎将。王美人的出现给汉灵帝的后宫生活带来了一阵清新的风，她具有艳丽的容颜、美善的德操、大家闺秀的娴淑，特别是才华横溢的灵秀之气，是其他嫔妃无法比拟的。制赋、作画，使他俩的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
汉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嫔妃何氏为汉灵帝生下一子，何氏被封为贵人。汉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汉灵帝在权宦的压力下，只好册封何贵人为皇后。但何皇后骄纵专横，生性嫉妒，爱弛的境遇使她恨透了王美人。
何皇后被册封时，王美人已经有孕在身，她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加紧了对王美人的迫害。王美人担心何皇后的嫉恨会给自己和腹中的孩子带来不幸，便想办法打掉胎儿，但却没有成功。
汉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农历3月，王美人果真生下一位皇子，他就是刘协。刘协的出生给何皇后带来了更大的恐慌，于是她毫不顾忌地毒逝世了王美人。汉灵帝很快查明了凶手，龙颜大怒，决定废除何皇后。但诸多宦官求情，使他竟没敢处罚何皇后。面对皇子刘协，汉灵帝常常思念起善解人意的王美人，回忆起从前二人诗赋唱和的情景，他写了《追德赋》、《令仪颂》，来追怀王美人的美德与善仪，情意缠绵，如泣如诉。
汉灵帝临死前，把立刘协的愿望嘱托给大权在握的蹇硕，算是对他心爱的王美人的一个交待。
何皇后是南阳屠夫何真之女，汉建宁四年(公元171年)经采选入宫。按照“采女制”及东汉的采选习俗，地位低贱的屠夫之女是没有资格入宫的，他的父亲“以金帛”贿赂掖庭采选人员，再加上天生丽质，何氏才得以入选。
何氏入宫后，很快得到汉灵帝的无比宠幸。汉熹平五年(公元176年)，何氏生下皇子刘辩。此前，几个嫔妃、贵人也为汉灵帝生过儿子，但都夭折。宗法制的“家天下”时代，可以想见，天子断嗣将会给皇帝带来怎样沉重的痛苦和打击！因而刘辩的降生无疑会使汉灵帝欣喜若狂，也自然会使何氏地位提升。刘辩出生后不久，何氏被立为贵人。
由平民阶层步入宫闱，进而迅速得到汉灵帝宠幸的经历，最容易造就出“小人得志”的不良心态。何皇后被册封之后，骄横之心迅速膨胀，王美人生下皇子刘协更使之走向极端：她鸩杀了王美人，也便鸩杀了她企图获得汉灵帝专宠的梦。尽管由于中宫宦官的苦苦哀求，何氏保住了皇后的凤冠，但透过汉灵帝对王美人的绵绵思念，可以看出，何皇后永远失去了汉灵帝的心。
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刘辩即位，是为汉少帝，何氏以太后身份临朝。何氏之兄大将军何进为翦除异已，加紧密谋诛灭宦官。为此，他召并州剌史董卓进京，然而事情败露，何进反被宦官所杀。董卓率兵进洛阳以后，废除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何太后被迁居永安宫，不久也被鸩杀。
汉灵帝一生荒淫无度，嫔妃众多，所生皇子也有十几个，但存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刘辩和刘协。
刘辩是何皇后所生，为避凶求吉，刘辩生后被寄养在道士史子眇家，号曰“史侯”。刘协是王美人所生，王美人被害后，汉灵帝担心幼小的皇子遭不幸，便把他交由母亲董太后抚养，号曰“董侯”。
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面对两皇子，汉灵帝是无奈的。按照古代的立嗣传统，嫡长子继位，天经地义。因此，刘辩理应是惟一合法的皇位继承人。无论是从维护传统上，还是从各政治集团的利益上，外戚、官僚与宦官三方的态度也十分鲜明，要立刘辩为太子。汉灵帝因憎恶何皇后，而不想立刘辩，说他“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因宠爱王美人而欲立酷似自己的刘协，又担心三方势力不能接受。直到死前，他才把刘协托咐给自己的心腹蹇硕，让他拥立刘协，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汉灵帝末期，他已感觉到世运不济，东汉政权岌岌可危，于是他亲手组建了一个以“西园八校尉”为核心的卫戍部队，任命“壮健而有武略”的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统帅这支部队。从表面上看，蹇硕的权力很大，但在事实上蹇硕仅是一个低级军官，他只是借汉灵帝的威力发号施令。蹇硕与何皇后的矛盾很深，他也深知何皇后之兄何进兵权在握。在嫡长制的世袭制度下，刘辩是皇长子，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而现在要废嫡立庶，是有悖常理的。为此，蹇硕决定先下手为强，诛杀何进后再立刘协。
是时，汉灵帝的灵柩停放在殿中，蹇硕在四周密布伏兵，俟何进入殿拜奠时乘机动手将其杀死。然而，蹇硕阴谋未果。何进闻知消息，立即进行部署，并通报何皇后。何太后位居正宫，占有优势，于是与何进一起拥兵入宫，升朝议政，宣布十四岁的皇长子刘辩为皇帝，史称汉少帝。何皇后以太后身份临朝，何进与太傅袁隗辅政，负责军国事务。
蹇硕又想与宦官联合，商议一起捕杀何进。机密再一次泄漏，何进命黄门令逮捕并处逝世了他。何进以皇帝舅舅资格辅政，不久又拉拢了“累世宠贵，海内所归”的袁绍、袁术，权力日益膨胀。骠骑将军董重看着何进横行朝廷，心中十分不平。董太后也忿恨不已。于是发誓除掉何氏外戚。何太后却先下手，与何进设毒计，除掉了董氏。
蹇硕、董氏虽除，但宦官的势力并未彻底铲除。袁绍看到这一点，便向何进献计尽除宦官。但何太后却没有同意。袁绍几次进言，何进都未置可否。袁绍于是私自行事，诈托何进之命，致书州郡，命其抓捕中官亲属，归案定罪。何进按照袁绍的建议，召集天下豪杰带兵入京，何太后被迫解散中常侍、小黄门，只把几个与何进关系好的宦官留在宫中。何进、袁绍的行动引起了张让的恐慌，他们得悉何氏正在密谋诛杀宦官之事，于是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何进。
何进部曲将领吴臣、张章获悉何进被杀，急忙调集军队包围了皇宫。虎贲中郎将袁术也率兵攻打宫殿，放火烧了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逼迫宫中交人。
张让等人慌忙去见何太后，也没说何进已死，只说他谋反焚宫。何太后也惊慌失措，被张让、段珪等挟着，与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一起，从复道逃入北宫。
这时，袁绍等也带人冲入宫中。他命令军士见宦官就杀。但却不见张让、段珪。原来，张让、段珪劫迫少帝兄弟步出北门，夜走小平津，逃到了黄河岸边。卢植和河南中部掾闵贡等追赶上来，张让、段珪自知难免一死，转身投入滚滚东去的黄河之中。
董卓听说少帝在此，便率公卿到北芒阪奉迎回宫。董卓以与太后同族自居，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以迎少帝有功，把持朝政。
董卓前来奉迎，初见刘辩与刘协时，与刘辩说话，刘辩虽贵为天子，但已被吓得“语不可了”；而问刘协，刘协虽比刘辩小五岁，但却详叙原委，无所遗漏。再加上刘协为董太后抚养长大，于是心中便产生了废掉刘辩，更立刘协的想法。
农历9月初一日，董卓率领公卿到崇德殿，强迫何太后诏策废除少帝，贬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
刘宏简档：
属相：猴
谥号：灵皇帝
庙号：无
陵寝：文陵
父亲：刘苌
母亲：董贵人
初婚：十六岁
配偶：宋贵人皇后：宋皇后、何皇后
子女：两子
继位：刘辩、刘协
刘 辩：(公元189～189年)，汉朝第二十五个皇帝，东汉第十二代皇帝，汉少帝，弘农王。
汉熹平五年(公元176年)，何氏生下皇子刘辩。此前，几个嫔妃、贵人也为汉灵帝生过儿子，但都夭折。宗法制的“家天下”时代，天子断嗣将会给皇帝带来怎样沉重的痛苦和打击！因而刘辩的降生无疑会使灵帝欣喜若狂，也自然会使何氏地位提升。刘辩出生后不久，何氏被立为贵人，后来又升为皇后。
刘辩出生后，为避凶求吉，后被寄养在道士史子眇家，号曰“史侯”。不久，王美人又生下了刘协，王美人被害后，汉灵帝担心幼小的皇子遭不幸，便把他交由母亲董太后抚养，号曰“董侯”。
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汉灵帝是无奈的。按照古代的立嗣传统，嫡长子继位，天经地义。因此，刘辩理应是惟一合法的皇位继承人。无论是从维护传统上，还是从各政治集团的利益上，外戚、官僚与宦官三方的态度也十分鲜明，要立刘辩为太子。汉灵帝因憎恶何皇后，而不想立刘辩，说他“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因宠爱王美人而欲立酷似自己的刘协，又担心三方势力不能接受。直到死前，他才把刘协托咐给自己的心腹蹇硕，让他拥立刘协，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汉灵帝末期，已感觉到世运不济，东汉政权岌岌可危，于是他亲手组建了一个以“西园八校尉”为核心的卫戍部队，任命“壮健而有武略”的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统帅这支部队。从表面上看，蹇硕的权力很大，但在事实上蹇硕仅是一个低级军官，他只是借灵帝的威力发号施令。蹇硕与何皇后的矛盾很深，他也深知何皇后之兄何进兵权在握。在嫡长制的世袭制度下，刘辩是长子，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而现在要废嫡立庶，是有悖常理的。为此，蹇硕决定先下手为强，诛杀何进后再立刘协。
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是时，汉灵帝的灵柩停放在殿中，蹇硕在四周密布伏兵，俟何进入殿拜奠时乘机动手将其杀死。然而，蹇硕阴谋未果。何进闻知消息，立即进行部署，并通报何皇后。何太后位居正宫，占有优势，于是与何进一起拥兵入宫，升朝议政，宣布十四岁的皇长子刘辩为皇帝，史称汉少帝。何皇后以太后身份临朝，何进与太傅袁隗辅政，负责军国事务。
蹇硕又想与宦官联合，商议一起捕杀何进。机密再一次泄漏，何进命黄门令逮捕并处死了他。何进以皇帝舅舅资格辅政，不久又拉拢了“累世宠贵，海内所归”的袁绍、袁术，权力日益膨胀。骠骑将军董重看着何进横行朝廷，心中十分不平。董太后也忿恨不已。于是发誓除掉何氏外戚。何太后却先下手，与何进设毒计，除掉了董氏。
蹇硕、董氏虽除，但宦官的势力并未彻底铲除。袁绍看到这一点，便向何进献计尽除宦官。但何太后却没有同意。袁绍几次进言，何进都未置可否。袁绍于是私自行事，诈托何进之命，致书州郡，命其抓捕中官亲属，归案定罪。何进按照袁绍的建议，召集天下豪杰带兵入京，何太后被迫解散中常侍、小黄门，只把几个与何进关系好的宦官留在宫中。何进、袁绍的行动引起了张让的恐慌，他们得悉何氏正在密谋诛杀宦官之事，于是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何进。
何进部曲将领吴臣、张章获悉何进被杀，急忙调集军队包围了皇宫。虎贲中郎将袁术也率兵攻打宫殿，放火烧了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逼迫宫中交人。
张让等人慌忙去见何太后，也没说何进已死，只说他谋反焚宫。何太后也惊慌失措，被张让、段珪等挟着，与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一起，从复道逃入北宫。
这时，袁绍等也带人冲入宫中。他命令军士见宦官就杀。但却不见张让、段珪。原来，张让、段珪劫迫少帝兄弟步出北门，夜走小平津，逃到了黄河岸边。卢植和河南中部掾闵贡等追赶上来，张让、段珪自知难免一死，转身投入滚滚东去的黄河之中。
董卓听说少帝在此，便率公卿到北芒阪奉迎回宫。董卓以与太后同族自居，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以迎少帝有功，把持朝政。
董卓前来奉迎，初见刘辩与刘协时，与刘辩说话，刘辩虽贵为天子，但已被吓得“语不可了”；而问刘协，刘协虽比刘辩小五岁，但却详叙原委，无所遗漏。再加上刘协为董太后抚养长大，于是心中便产生了废掉刘辩，更立刘协的想法。
农历9月1日，董卓率领公卿到崇德殿，强迫何太后诏策废除少帝，贬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
后来，人们在山东烟台修建了一座刘公庙。刘公庙是为纪念东汉少帝刘辩之子刘民及其夫人积德行善、扶危救难而建的一座祠庙。历史上，由于天灾、战乱等原因，该庙曾数次移址、几经修复，但香火一直不断。现在的刘公庙是1994年由刘公岛管委会投资四百多万元修建的，占地六千平方米，采用的仿清四合院布局，包括正殿“海之光”、两个偏殿——千古流芳和琼岛沧桑，还有两个钟鼓楼。过会儿大家有兴致的话可以登上钟鼓楼，体验一下晨钟暮鼓的意境。敲四下钟会给您带来福禄寿禧，击六下鼓会让您六六大顺，事事顺心。西偏殿主要讲述了刘公、刘母的动人故事和刘公庙的由来，东偏殿则主要讲述了刘公岛的历史沿革。壁画是采用一千多种造价昂贵的天然玉石精雕细嵌而成，是我国北方难得一见的巨型玉雕艺术珍品。
刘 协：(公元181～234年)，字伯和。汉朝第二十六个皇帝，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90～220年为期三十一年，终年五十四岁。
刘协，字伯和，是汉灵帝的小儿子，原封陈留王，九岁被董卓拥立为皇帝，是为汉献帝。汉献帝四十岁告祭高祖皇帝庙，被迫传位于魏王曹丕，被封为山阳公，最后老死山阳，葬于禅陵。
汉献帝刘协是大汉王朝的末代皇帝，他的一生是在被挟持和被利用中度过的，汉献帝的遭遇就是“傀儡”的遭遇。可是纵观东汉末年的历史和他本人的身世经历，或许还不能据此就叛定献帝无能昏聩。当初在大乱中，董卓去接少帝时，董卓问以“祸乱由起”，十四岁的少帝刘辩被吓得语无伦次，而九岁的刘协却说得头头是道，“自初至终，无所遗失”。可见他具有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另外，在《谥法》中，“献”的解释是“聪明睿智曰献“，可见他还不是一个糊涂皇帝。
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本不糊涂的皇帝走上一世傀儡的绝境？是谁让这个聪明睿智的少年背负了丢失江山的罪名？
汉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刘协降生。汉灵帝为保护其子，把他交给自己的母亲董太后抚养。在董太后的庇护下，刘协得以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农历4月，汉灵帝刘宏去世。临终，刘宏将刘协托付给了当时身为上军校尉的蹇硕。蹇硕欲立刘协为皇帝，于是设计谋除何进，但事泄而败。
董太后总想参与朝政，何太后不准，引起董太后强烈不满。农历5月，何进与三公一同上书诬陷董太后。农历5月初六，何进派兵包围骠骑将军府，逮捕董重，逼他自杀。农历6月7日董太后忧惧交加，含恨而死。
就这样，刘协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庇护他的人，眼看便成为待宰的羔羊。但一个既是突然又是必然的变故挽救了刘协的生命，而且戏剧般地把他推上皇帝的宝座。在这个变故中，他迅速成熟起来。然而一个小小的孩童即便是再奇绝聪慧也难逃身为皇室的处境之悲。
失去所有呵护和庇护的刘协，却鬼使神差地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开始了傀儡皇帝被挟持的一生。在这之中刘协凭借自己的睿智和少年老成，与挟持他的人进行了种种反抗，可这些反抗在老谋深算、狡猾残忍的枭雄们那里只能算成是孩童的游戏，因为他的对手太强大了！他只能辗转流徙在各个对手之间，凭借天子最后的那点尊严，苟且度日。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性情粗猛，勇力过人，凶悍无比，且有谋略。最初在凉州任兵马掾，后在中郎将张奂军中任司马。黄巾起义爆发后，凉州韩遂、马腾乘机联合进攻三辅(长安城中的三个行政区)，董卓随左中郎将皇甫嵩领兵击退韩遂、马腾，从此董卓所领凉州队伍逐渐壮大。
董卓拥兵自重，汉灵帝有所担忧，几次调动，但董卓始终不交出兵权。汉灵帝无奈，只好就地委他为河东太守。董卓遂屯兵河东，以观时变。
到何进号令各地豪强入京除灭阉宦的时候，董卓认为时机已到，决意图谋大事。他在夕阳亭待命数日，听说宫中有变，遂日夜兼程向京都进发，途中得知少帝被困在北邙，他急忙赶去奉迎。董卓善诈，初进京城，步骑不过三千，而京城内袁绍、袁术和执金吾丁原所领官兵超出三万，是董卓十倍之多。为迷惑人们，他每夜偷偷地将部队拉出城外，次日早晨浩浩荡荡地返回城中，如此数日，人们天天看见有董卓士卒进城，谁也弄不清楚他到底领来了多少兵马。不久，他接管了何进及何苗所管辖的州牧，杀了执金吾丁原，收编了丁原的士卒，把丁原骁将吕布收为义子，于是兵势大盛，完全控制了京城。
拥立汉献帝之后，董卓升迁为太尉，领前将军事，不久自封为侯，又戴上相国、太师的桂冠，位在三公之上。他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可带剑上殿，位尊权重至极。
董卓十分残忍贪婪。刚入京时，董卓怂恿他的士卒，闯进私宅，奸淫妇女，掳掠财物，谓之“搜牢”，意即在牢固的地方搜寻珍贵的物品。董卓嗜杀成性，文武大臣语言行为稍有不慎即被处死。所以朝廷内外，既有朝不保夕之忧，也充溢着讨伐之声，
为了逃避讨伐锋芒，董卓决定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他发掘诸帝王及公卿的陵寝，搜尽其中珍宝，纵火焚烧洛阳，数百万官民被驱赶就道，离乡背井，拥往长安。洛阳，这个拥有二百年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处是残垣断瓦，周围一百公里内均成为一片焦土。董卓到长安后，仍然残暴杀戮和疯狂掠夺。他在离长安一百三十公里处的郿县修筑一座高厚各七丈，周围一里又一百步的宽大宫院，名曰郿坞，又叫万岁坞。选民间美女千人居其间，金玉珍宝，锦绣绮罗积聚无数，所积谷物可供三十年食用。他自称：“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可以毕老。”
董卓的强盗行径引起人们的义愤，天下群雄并起，讨伐董卓。董卓认为只要弘农王刘辩还活着，就给天下人留下一线希望。于是，他把刘辩安置在内宫阁中，派郎中令李儒给他送去毒酒。刘辩万般无奈，只得与夫人唐姬以及宫女们诀别，悲愤地饮下毒酒。这一年，他才十八岁。
董卓多行不义，积怨甚多，许多人都在寻找机会除掉他。他自己也深知不得人心，时刻警惕防范，加上他的义子吕布武力超群，经常跟随在他的身边，所以人们对他很难下手。
汉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司徒王允用离间计，挑拨吕布与董卓的关系，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董卓和吕布的反目成仇，是董卓被杀的关键因素。
董卓死讯传出，人心大快，士卒皆呼万岁，大街小巷，黎民百姓载歌载舞，长安城中欢呼雀跃，置酒相庆。董卓尸体放在街上示众，后被烧成灰烬。董卓逝世后，皇甫嵩攻郿坞，杀董曼，从郿坞中搜出藏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奇玩珍宝堆积如山。可以说，汉献帝登基之后还未来得及感谢董卓这个大恩人，一切就改变了，董卓控制了朝廷，也控制了他这个新皇帝。他不过是个空头的天子，是董卓举给各路诸侯看的一个招牌，不要说重整祖业，就连起码的尊严也不能保障。这时的汉献帝只能做一些手头的小事，然而这些小事反而说明了汉献帝绝非平庸之辈。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天大旱，长安城内谷一斛值钱五十万钱，人相食。汉献帝令侍御史侯汶开仓济民，但饿死者如旧，汉献帝怀疑侯汶作弊，于是亲自检验，证明发放中确有克扣现象，弄清了侯汶的假公济私，于是下诏杖责侯汶，从而使饥民切实受到赈济。
董卓的死，给汉献帝登上政治舞台一次绝好的机会。他命王允录尚书事，晋升吕布为奋威将军，二人共同主持朝政。
应该说，王允是个正直忠义、嫉恶如仇的人，但他缺乏政治经验，缺少对现实政治合理的思考与判断。诛除了董卓，他理应分化董卓余部，瓦解敌军，稳定民心，但他却不断打击，一味株连，当时百姓中流传说朝廷准备杀尽凉州人，这就使形势发生了变化。
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都是凉州人，他们曾派人到长安请求朝廷赦免，王允都没有同意。迫不得已，他们向长安进发，一路上收拾残兵，共达十余万人。汉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农历5月，李傕、郭汜包围长安，吕布率兵扼守，彼此相持八天不下。后来吕布部下发生兵变，李傕等攻入城内。李傕、郭汜杀掉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及兵民死者万余人。吕布率残部，出武关，投奔袁术。王允被杀。
汉献帝又落入李傕、郭汜手中。李傕晋升为车骑校尉，郭汜为后将军，两人共掌朝政。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汉献帝行加冕礼，改年号为汉兴平。
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李傕、郭汜互相猜忌起来，最后兵刃相向，互相攻击。李傕为取得主动，先派侄子李暹率数千人马胁迫汉献帝出宫，然后纵兵入宫，大肆抢劫。之后又放了一把火，把宫阙焚烧殆尽。汉献帝派太尉杨彪等几位大臣到郭营中调和，郭汜反而扣留了几位大臣。杨彪愤怒地说：“君臣共斗，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这些反映了社会的动乱，也可见汉献帝的遭遇，他不过是李、郭争斗的一种工具而已。后来，杨定、杨奉、董承等护卫着汉献帝逃离李傕、郭汜的围追堵截，其间段煨、张洛还曾想方设法劫走汉献帝。汉献帝经过千辛万苦，历时近半年，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农历12月逃到安邑，直到第二年农历7月才回到洛阳。这时的洛阳，经董卓的毁灭性破坏，宫室烧尽，满目荆棘，人丁无多，一片荒凉。
汉献帝在李、郭之争中处于最为悲惨的境地，他不仅在政治上成为李、郭争斗的工具，而且在生活上也非常凄惨。有时饮食难以供应，群臣及侍从们皆面有饥色。有一次，汉献帝便向李傕要五斗米、五具牛骨以解燃眉之急，居然遭李傕拒绝，最后好歹给了一点臭牛排，汉献帝虽然大怒，但也不能把李傕怎样。汉献帝使皇甫郦去说和二人，郭汜同意了，李傕则坚决不答应，当皇甫郦向汉献帝复命说：“李傕不肯奉诏，词语不顺。”汉献帝连怒气都不敢有，而是“恐傕闻之，亟令郦去”。公元195年，李傕、郭汜二人表面和好以后，汉献帝使人晓喻郭汜，要驾幸弘农，郭汜偏不理睬，汉献帝竟然无计可施，竟然悲愤得一整天不吃饭，以示抗议。汉献帝虽为一代之君，却迁徙留转于豪强之间，生命都难以保证，更不要说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了。
汉献帝充当“天子”随着军阀混战的愈演愈烈，汉献帝的政治作用似乎越来越大了。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绍谋臣沮授曾劝说他，如果能“西迎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就会收到没有谁“能御之”的功效。
而曹操更是早有此识。汉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曹操做东郡太守不久，皇室刘邈在汉献帝面前称赞曹操忠诚，曹操为此十分感激。汉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治中从事毛玠向他建议：“今天下分崩，乘舆播荡，生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此言深得曹操之意。
汉献帝东迁后，曹操觉得机会来了，当时宫中食用困乏，曹操便经常向汉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汉献帝还在洛阳时，曹操就曾向他进献过缝帐两顶，丝线十斤，山阳郡所产的甜梨两箱，稗枣(一种青黑色的枣，甚甜)两箱。汉献帝迁都许昌(今河南许昌)后，曹操更是经常进献，其中有汉桓帝时赐给他祖父曹腾的家藏器物，也有属下陆续搜寻到的一些宫中流失的器物。
迎接汉献帝来许昌，是曹操的另一个杰作。他最初提起此议时，只有谋士荀彧赞同，并极力说明迎汉献帝的迫切性和对今后斗争的有利性，说这是一件“大顺”、“大略”、“大德”的事。但最初迎接由于董承等阻拦并未如愿。后来董承为抵抗韩暹的势力暗召曹操到洛阳。部下董昭又提醒他只有把汉献帝迎到他的地盘许昌，方可成就大业，万事无虞。这样，曹操借口京都无粮，要送汉献帝到鲁阳就食，把汉献帝安全转抵许昌。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汉献帝被迫迁都于许昌。
曹操对汉献帝的物质保障和适度尊重，果然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巨大回报。汉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节”即符节，是古代帝王派遣将相委以重任时，用作凭证的一种信物，有了它就有了斩杀违犯军令者的权力；“钺”是古代一种象斧的兵器，这里指帝王所专有的、代表征伐之权的一种斧钺，有了它就有了总统内外诸军的大权。“录”即总领诸事之意，“录尚书事”实即总揽朝政。东汉以来，中央政府中号称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义上的首脑，实际权力在中朝的尚书台，皇帝总是挑选亲信大臣“录尚书事”。虽然后来曹操又辞去了大将军一职，而改任司空，但有汉献帝在许昌，他实际获取了高出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
汉献帝刘协在许都虽然衣食无忧，却也无所事事。特别是虽然是贵为天子，曹操也还算尊重自己，但他却时时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曹操不断地诛除公卿大臣，不断地集军政大权于一己。汉建安元年农历8月，曹操进驻洛阳，立刻趁张杨、杨奉兵众在外，赶跑了韩暹，接着做了三件事：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谓“讨有罪”；封董承、伏完等，谓“赏有功”；追赐射声校尉沮俊，谓“矜死节”。然后在第九天趁他人尚未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迁帝都许，使皇帝摆脱其他势力的控制。此后，他还加紧步伐剪除异己，提高自己的权势。他首先向最有影响力的三公发难，罢免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其次诛杀议郎赵彦，“其余内外，多见诛戮”；再次是发兵征讨杨奉，解除近兵之忧；最后是一方面以天子名义谴责袁绍，打击其气焰，另一方面将大将军让予袁绍，稳定大敌。其结果自然是“百官总己以听”，而汉献帝只是“守位而已”。
曹操的专权行为，引起汉献帝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汉献帝一方面试图削弱曹操的权力，于是在汉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以董承为车骑将军”；另一方面，准备除掉曹操，恢复皇权。于是他用鲜血写成了一封诏书，秘密地藏在衣带之中，赐给董承，让他与刘备等谋诛曹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衣带诏”。这是汉献帝刘协试图收回皇权所做的一次努力，是他对命运所做的一次抗争。但不幸的是，他失败了。第二年春(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密谋泄露，刘备先前已借故出走，得免于难。几员主谋董承、王服、种辑等均被处斩，夷灭三族。董承的女儿是汉献帝的贵人，这时已怀有身孕，汉献帝极力保护，最后竟也未能得免。曹操借此杀了一大批忠于汉献帝的臣子，朝廷上下安排的都是他的亲信，“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
这一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取得了北方大片土地。此后，曹操相继占领北方州郡，到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降服乌桓，统一了北方。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农历6月，曹操罢三公，置丞相、御史大夫。曹操自为丞相。农历7月曹操开始南征，却在赤壁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董贵人被曹操害死后，伏皇后内心不安，她写信给她的哥哥伏完，历数曹操罪恶，请伏完寻找机会，除掉曹操。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伏皇后给伏完的信被伏家的一个仆人偷偷地献给曹操。曹操勃然大怒，进宫胁迫汉献帝废去伏皇后。汉献帝犹豫不忍。曹操不等汉献帝许可，便让尚书令华歆起草废后的诏书，逼汉献帝盖印。伏皇后得到诏书，正想搬出后宫，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原来是华歆带人来搜捕皇后。伏皇后吓得躲进宫中的夹墙里，被华歆发现。华歆揪住伏皇后的头发，将她拖到外殿。汉献帝正在外殿和御史大夫郗虑坐着，见伏皇后披头散发，赤着双脚，情形十分悲惨，不禁泪流满面。伏皇后对汉献帝哭泣说：“真的就不能活命了吗？”汉献帝叹了一口气，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华歆不由分说，将伏皇后拉走，关在监狱里，幽闭而死。伏皇后所生的两个儿子被毒死，伏氏家族受株连被处死的有一百多人。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农历1月，曹操立他的第二个女儿曹节为皇后。
汉献帝虽然在九岁就被立为皇帝，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过一天真正的天子。刚即位时，董卓把握朝政；董卓逝世后，李傕、郭汜争斗不已，汉献帝成了他们争来夺去的战利品；逃到洛阳，又落到曹操手里，成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他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也是一个地道的傀儡。
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病逝，他的儿子曹丕袭爵为魏王。汉献帝以为曹操一死，自己就可亲政，于是改汉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
其实这早已是个不可实现的梦想。还在曹操活着的时候，孙权在南方称臣，曹操还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一边把孙权的上书传给大家看，在炫耀中也表明了一种心迹，他是在做着舆论上的准备，也是让群臣们做着心理上的准备。果然，侍中陈群立即回应，称“汉祚已终”，劝曹操“宜正大统”。而曹操则早已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说：“如果天命如此，那么就让我做周文王吧！”当初，姬昌反抗商朝统治，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后来他的儿子周武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王朝，尊其父姬昌为文王。曹操之意，十分明显。
曹丕对父亲的旨意是最明白不过的了。因此曹操逝世后不久，他就让手下的人捏造出种种祥瑞来，说汉朝的气数已尽，将由魏来代替。曹丕还命华歆等人先行到许都，胁迫汉献帝让位。华歆已经起草好了退位的诏书，逼迫汉献帝颁布。汉献帝被迫答应，派御史大夫张音将诏书送给曹丕。曹丕正在曲蠡，得到诏书，心中大喜，但表面上不肯接受，上表推辞，如此再三。华歆等人连忙致书劝曹丕登位，一面胁迫汉献帝交出玉玺。
公元220年10月，汉献帝告祭祖庙，使张音奏玺绶诏册，禅位于曹丕。曹丕在繁阳亭登上受禅坛，接受玉玺，即皇帝位。随即进入许都，改建康元年为黄汉初元年，国号为魏，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废汉献帝为山阳公、曹皇后为山阳公夫人，勒令搬出宫去，但仍然可以用汉天子礼乐，算是另眼看待。汉献帝做了大半辈子的傀儡，到最后也没有摆脱被取代的命运。
十四年之后，即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汉献帝逝世，终年五十四岁。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谥号为“献皇帝”。
汉献帝禅让，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汉朝四百余年统治时代的终结。如今，经历了一千八百余年的风雨，作为这一历史事件重要见证的受禅坛和“三绝”碑，仍然存世。
受禅坛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境内，距许昌市十五公里。据说，原来的受禅坛有三层，非常高大，十分壮观。当年汉献帝刘协在坛上请魏王曹丕受禅，亲手将玉玺奉上。坛下有四百余名大小官僚和三十余万禁军将士目睹了这一事件。
如今，这里只留下一个荒草丛生的大土堆。直径三百米，高度十八米，占地仍有五千二百八十平方米。坛顶有块锅盖大小的地方寸草不生，据说那是当年汉献帝跪过的地方，为土坛平添了一点神秘的色彩。距此不远，有个类似农家小院的建筑。那里摆放着劝进碑和受禅碑。两碑大小基本相当，受禅碑正面有字二十二行，每行最满四十九个字，全碑共一千三百五十九个字。现在碑上文字仅存九百余个。这里平素大门紧锁，很少有人知道，但这里面的两块其貌不扬且损毁严重的石碑，堪称国宝，是举世无双的“三绝”碑！相传此碑碑文出自大臣王朗之手，书法是吏部尚书梁鹄的杰作，而刻碑者是当时鼎鼎有名的钟繇。文章、书法、雕刻，都堪称绝品，故称“三绝”碑。作为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石碑，它不仅记载了一段历史，而且也记载了汉字演变及书法艺术发展的过程，其价值很高。
然而，现在它却被人冷落了。但历史是永恒的，这些古迹文物可能被冷落，但历史却不能忘记。
东汉的覆亡，一是由于朝政的腐败，主要表现为皇帝的昏愦，只知贪图享乐，不念百姓死活。朝政的腐败导致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二是由于制度的弊端，东汉时期，特别是从汉和帝起，外戚、宦官势力膨胀，各自结成利益集团，互相争斗，攫取权力与财富，致使政治日益黑暗。三是东汉后期的几朝皇帝即位时都是娃娃。汉和帝即位时十岁，汉晋安帝即位时十三岁，汉顺帝即位时十一岁。汉顺帝逝世后冲帝即位时只两岁，到三岁时逝世了，继位的汉质帝只八岁，到九岁逝世了，继位的汉桓帝也只十五岁。汉桓帝之后的汉灵帝，即位时十二岁，仍是个娃娃。皇帝年幼，必然是太后临朝，外戚掌权，作威作福。皇帝长大后，反过来要摆脱外戚控制，于是求助于宦官，通过宦官势力来消灭外戚势力；下一届小皇帝登基，外戚又得势，反过来又要消灭宦官势力。这样循环往复，把整个东汉王朝搅得天无宁日。最终宦官、外戚两大势力在汉灵帝逝世后的火拚中同归于尽，东汉王朝实际也灭亡了。
东汉王朝自汉光武帝开国，中经汉明帝刘庄、汉章帝刘垣、汉和帝刘肇、汉殇帝刘隆、汉晋安帝刘祜、汉顺帝刘保、汉冲帝刘炳、汉质帝刘缵、汉桓帝刘志，到汉灵帝刘宏时出现亡国征兆，最后到汉献帝刘协在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灭亡，总计十三帝，历时一百九十五年。西汉与东汉的历史合起来，再加上中间的王莽新政十五年，总计为四百二十四年。
刘协简档：
属相：鸡
谥号：献皇帝
庙号：无
陵寝：禅陵
父亲：刘宏
母亲：王美人
初婚：十五岁
配偶：伏寿皇后
继位：无 跟帖时间 2010-03-25 17:31:2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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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帝王国君（三） -- 刘 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汉朝第十四个皇帝，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在位时间从公元25～57年为期三十三年，终年六十三岁。
作为刘秀之子的汉明帝刘庄，最能了解其父，评其父皇能上承天命，拨乱反正，让历史走出低谷，使天下得以安定，并一心谋求国家振兴汉光汉武帝像，是一位“中兴之主”。明朝末期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对汉光武帝评论甚高，说他“三代以下称盛治”，认为“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焉”，甚至认定在夏、商、周三代以后，“唯光武允冠百王矣”，说他超过历史上所有的皇帝！
历代古人都对刘秀做出很高的评价，但刘秀原来是没落皇族中的一员，以种田为生，怎样成长为一代开明君主呢？近年来，刘秀吸引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力。
西汉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秀出生在陈留郡济阳县(今河南兰考)，父亲是济阳县令刘钦，有一个哥哥叫刘昜，刘秀在家里排行老三。
刘秀出生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西汉从汉成帝、汉哀帝以后，社会矛盾极为尖锐。王莽新莽元年(公元9年)，王莽建立了国号为“新”的王朝。但是，王莽上台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本来已经大乱的社会更加混乱。各地的反莽斗争风起云涌。新莽九年(公元17年)，荆州一带(今湖北荆州)的饥民在王匡、王凤率领下发动了绿林军起义；新莽十年(公元18年)，樊崇领导青州饥民发动了赤眉军起义；新莽十四年(公元22年)，刘昜、刘秀两兄弟在南阳郡(今河南南阳)舂陵乡组织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发动起义。由于刘秀为西汉皇族，所以人们把刘秀领导的起义军叫做汉军。不久，汉军与绿林军结为联盟，共同打击王莽军。
从起兵到推翻王莽新政，到建立东汉政权，再到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刘秀身经百战。其中对刘秀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三次举动。
第一，昆阳之战。
汉更始元年(公元23年)农历2月，即农民起义联军建立了“更始”政权后一个月，刘秀与诸将分兵而进，攻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郾城(今河南郾城)，包围了宛城(今河南南阳)。绿林军的节节胜利，引起王莽的极大恐慌。他派王邑、王寻两员大将征调了全国兵力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大军，向宛城进发。队伍路过昆阳，发现驻有义军，王邑、王寻下令围困昆阳。
面对王莽军队的进攻，对于是否能守住昆阳城，起义军将领意见颇不统一。外有敌军压境，内部军心浮动，形势十分危急。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刘秀表现出大智大勇的军事才能。他力排众议，冷静分析，主张集中兵力坚守昆阳，争取其他外援夹击敌军。趁着敌军尚未合围，刘秀只带十三名骑兵从南门突围，到郾城和定陵去调集援军。
汉更始元年(公元23年)农历6月，刘秀带领援兵来到昆阳城外，他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一千余人，在距敌军两公里的地方摆下阵来。王邑、王寻派数千人前来交战，刘秀身先士卒，率军冲入敌阵，大败敌军，首战告捷。这时，绿林军已攻下宛城，但消息还没有传到昆阳，刘秀并不知道。为了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刘秀故意派人拿着他亲笔写的“宛下兵到”的书信送往昆阳城中，又故意把这封信丢在路上。王寻、王邑拣到信看后，真的以为宛城的增兵已到，心中十分恐惧。昆阳内外的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刘秀亲自率领由三千人组成的敢死队，从城西渡水，直扑敌人的指挥中心，消灭敌军的中坚。
昆阳大战，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给王莽以致命打击。汉更始三年(公元25年)农历9月，起义军攻入长安，杀掉王莽，推翻新政。在整个战争中，面对号称百万的莽军，刘秀有勇有谋，指挥若定，表现出智勇双全、凛然不可侵犯的大将风度，也大大提高了刘秀在起义军中的威望。
第二，镇抚河北。
随着刘昜、刘秀在宛城和昆阳功勋的建树，随着王莽政权的即将灭亡，农民起义军内部争权的矛盾便显露无遗了。刘玄担忧刘昜、刘秀兄弟影响他在更始政权中的地位，于是与农民将领“遂共谋诛伯升(刘昜字伯升)”。刘昜与其部下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一同杀害。
刘昜的死，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巨大的压力，刘秀表现出遇大事而沉着冷静的胸怀与气度。一方面，他为失去一起举兵、一齐奋战、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哥哥充满悲痛，充满怨愤，史书记载他“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另一方面，他却立即从前线返回宛城，向汉更始帝刘玄谢罪，不谈昆阳之功，不为刘昜服丧，不与刘昜旧属往来，饮食谈笑一如既往。但他深知，尽管一时消除了刘玄等人的猜忌与疑虑，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避开种种矛盾，寻求更大的发展，刘秀一方面隐忍韬晦，另一方面也在暗中扩大势力和影响，并利用各种机会为摆脱更始政权进而统一天下做准备。
汉更始元年(公元23年)农历10月，刘秀奉汉更始帝刘玄的命令，以破虏将军兼大司马的名义出使河北，稳定那里的局势。这时的河北形势十分复杂，刘秀一方面希望早日摆脱汉更始政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对在河北的发展信心不足。在这关键时刻，其部将冯异、邓禹等人的建议，使他坚定了信心。
冯异，字公孙，颍川人。本为王莽部下，后为汉军抓获。冯异敬仰刘秀的仁德，刘被杀后，唯有他理解刘秀的悲痛，宽慰刘秀节哀；在更始政权对委派刘秀巡视河北出现犹疑之际，冯异又劝说刘秀厚交当权左丞相曹竞及其子尚书曹诩，最后才得以成行。来到河北，冯异建议应以“施行恩德”为原则，巡行郡县，处理冤狱，释放囚徒，关心弱势群体。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曾与刘秀同时游学长安。听说刘秀被派往河北，他立即“杖策北渡”，追到邺城。刘秀见老同学前来，笑着试探他：“难道是为做官而来？”邓禹则坦言：“只希望你能够一统天下，我从中能够效微薄之力，垂名青史罢了。”与刘秀彻夜相谈，建议他“延揽英雄，务悦民心”，激励他“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
正当此时，王郎的出现，为刘秀占据河北设置了很大障碍。据史籍《后汉书·汉光武帝纪》记载，王郎谎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利用河北地区一些豪强地主为确保自身利益而排挤刘秀的心理，在河北邯郸建立了一个新的割据政权。王郎悬赏十万户通缉刘秀，汉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初，刘秀只好从真定北往蓟地(今河北蓟县)，后又慌忙逃离蓟城。在南逃途中，他们不敢进入城邑，只能风餐露宿，一路上被王郎军围追堵截，险象环生，最后逃到信都(今河北邢台)才始脱险境。在信都，刘秀接受了信都太守任光的建议，发布檄文，征发精兵。这样，刘秀终于站稳了脚跟。
汉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农历4月，刘秀亲自统帅大军包围了邯郸。双方激战二十余天，王郎军被消灭，王郎也被杀死于逃跑途中。这样，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基本上为刘秀所有，河北成为他脱离更始政权、创建统一大业的重要基地。
第三，削平割据。
公元25年农历6月，刘秀在鄗城(今河北柏乡)举行大典，登基即位，是为汉光武帝。改鄗城为高邑，定为首都，年号“建武”，大赦天下，东汉王朝从此建立。
东汉建立之初，绿林军坚守着洛阳，赤眉军占领了长安，独霸一方的地主割据势力，几乎遍及大江南北，社会仍处于四分五裂之中，统一全国的进程才刚刚起步，而且任务将十分繁重。汉光武帝刘秀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南征北伐，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这从他建国后统一天下的时间表上就可以看出：
公元25年农历10月，固守洛阳的绿林军统帅朱鲔在汉军围攻下举城投降。汉光武帝迁都洛阳。
公元26年，汉光武帝收复洛阳以东及洛阳至长安沿线的豫西地区。
公元27年，赤眉军投降，汉军占领长安。
公元28年，汉光武帝消灭东方的割据势力刘永。
公元29年，汉光武帝消灭河北地方势力彭宠，河西的窦融归顺。
公元30年，汉光武帝消灭淮南割据势力李宪，平定关东地区。
公元31～36年，汉光武帝逐步消灭了西北的隗嚣、西南的公孙述各部，北方的卢芳逃往匈奴。
从公元22年起兵，到公元36年消灭公孙述，汉光武帝在刀光剑影中拚杀了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他拚出了一个东汉帝国，杀出了一个统一局面。汉光武帝逝世后，文武百官根据他一生的作为，给他定的谥号是“光武”。“光”是光复汉室、光大汉业，“武”是克定祸乱、安定天下。但他对战争造成的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口锐减的直接结果，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自从平定公孙述之后，他不再谈论军旅方面的事情。有一次，皇太子希望听听父亲打仗的有趣故事，汉光武帝对他说：“古代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战争的事，孔子没有回答他。这也不是你所要知道的事！”他已经坚定了信念，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问题上，尽快改变社会面貌。
王莽以新代汉，托古改制，残酷暴虐，怨声载道，最终被轰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所推翻。但无论是农民起义军，还是割据诸雄，对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社会动荡、百姓流离的现实，都显得束手无策。既要创业，又要稳定，还要发展。历史已经把责任不可推卸地压到汉光武帝身上，汉光武帝也便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这个复杂而艰巨的重任。
其实，在建立东汉政权之初，甚至在镇抚河北之时，汉光武帝已经注意在战争之余，着手进行民心的收拾与社会的重建了。
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汉光武帝还乡，宴会故旧父老。席间，刘氏宗室的女长辈们都说：“文叔从小就诚实可信，从不假献殷勤，既爽快，又柔顺，所以今天才能光宗耀祖。”汉光武帝听后大笑道：“我治理天下，也是想用柔顺之道啊！”
“以柔道行之”，确实是汉光武帝治理国家的一大特色。还是在他建国之前出镇河北时，就首先清除苛政，理结冤狱，罢黜贪官，延揽人才，广施恩泽，取悦于民。东汉王朝建立后，汉光武帝面临的是“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的残破局面。为此，他顺应民心，实行宽松的统治。
为恢复被破坏了农村经济，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他就下令实行“三十税一”的田赋制度。每逢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他都要下令减免徭役，对于那些鳏、寡、孤、独、笃、癃、贫而不能自给的，官府经常发给粮食。
奴婢问题是秦汉以来的重要社会问题，汉光武帝称帝后，曾先后九次颁布诏令，要求释放奴婢，禁止虐待和杀害奴婢，敢于阻挡者予以严惩。这个政策针对积存已久的问题，在严重缺少劳力的情况下，免奴婢为庶民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诏书中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点，尊重奴婢的人格，提高奴婢的地位，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长期的戎马生活，使汉光武帝迫切希望摆脱鞍马劳顿的辛苦，体会息肩思乐的幸福；长期的动荡混战，使他希望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他当政的三十三年中，除了在建国初十几年时间外，他确实也没有发动过任何战争。
除了经济上的恢复，政治上的重建也是东汉政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汉光武帝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集权统治的措施，以此来巩固统治。
汉光武帝大力提高了尚书的权力，把原来地位较低的事务性官员变为政务官，设置尚书台，掌管全国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他限制三司(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让他们各有职掌，各负其责，不可逾越，并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只是“备员”(充数)而已。他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这样，尚书权高位低，三公有职无权，宦官只供驱使，大权便集于皇帝一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宦官虽然只供驱使，但实际上权力要大得多，这便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祸根。
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汉光武帝就下诏要精简机构、裁减吏员，诏令颁布的当年，就“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不仅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而且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另外他又恢复了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的“刺史”制度，除首都和京畿地区外，其他十二州，每州设一刺史，遵照皇帝的命令，代表中央，巡行郡国。从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与控制。
汉光武帝取消了三种地方军队：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撤消了地方军长官郡都尉，收缴军械，让地方士兵一律退伍还乡，从事农业生产。中央军队称南北军，由中央直接控制，重大的军事行动由京都兵担任。这样，既有利于把军权集中在中央，又能防止地方上的叛乱。
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周围都会聚集着一批一同创帝业打江山的功臣。开国皇帝与开国元勋之间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之或骄纵妄为，尾大不掉，甚至危及皇权；或心存疑惧，产生二心，甚至另立旗号。在这方面，西汉朝初期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以致韩信发出“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慨，道尽了众多开国元勋的辛酸史。
汉光武帝是靠着血与火的激烈争战创立帝业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将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最著名的是邓禹、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藏、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等二十八人，史称“云台二十八将”。
汉光武帝对这些功臣中有较高政治才能的，仍加重用，让他们参议国事。如邓禹，善于谋略，器量恢宏，汉光武帝经常委以重任。汉光武帝即位，任命邓禹为大司徒，封丰臣侯，食邑万户。汉建武四年(公元28年)春，邓禹奉命率军南攻，收降刘嘉，击败延岑。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天下平定，邓禹被封为高密侯。
另一方面汉光武帝对那些虽屡建军功却缺少治国才干的功臣，不授以实职实权，只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优游享乐以尽天年。如马成，在汉光武帝征讨河北时，他弃官步行，追到满阳才赶上汉光武帝。他杀李宪，败隗嚣，破河池，平定武都，曾被封为平舒侯、扬武将军，最后被封为全椒侯。再如马武，他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草莽英雄，但在战斗中却每次都冲锋在前，勇猛无敌，屡立战功。汉光武帝称帝后，拜为侍中、骑都尉，封山都侯。汉光武帝有一次和功臣饮宴欢聚，他问道：“如果你们没碰上时局大变动，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邓禹首先说：“我年轻时汉朝鸟篆文铜壶曾读书求学，可以做个郡文学博士。”汉光武帝认为邓禹太谦虚，就说：“你是世家子弟，品德志向都很高尚，何愁不做个掾功曹？”其他的人也都一一做了回答。马武则不假思索地说：“我有勇力有胆量，可以当个守尉，专管捉拿强盗。”汉光武帝听了，笑着对马武说：“你呀，只要不做贼，不被人逮住，能当上一个乡村里的亭长，那就很不错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汉光武帝与这些功臣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如此，汉光武帝仍只是奖功封侯，而不授予实际权力。
汉光武帝对这些功臣既督以洁身自爱，又与之其乐融融，难怪清初学者王夫之发出“三代以下，君臣交尽其美，唯东汉为盛焉”的赞叹了！
在西汉的二百多年间，外戚曾多次专权，对汉朝统治威胁最大的有两次：一次在开国之初的吕后专政；另一次是西汉末年，外戚王氏由公而王，继而居摄称帝。汉光武帝少通经史，对此非常熟悉，尤其后一次是他亲历目睹的。与对待功臣的态度相类，他对外戚也是十分谨慎的。
在建国之初，他考虑到外戚是他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政权的依靠力量，因而对外戚也多加任用和封赏。如皇后阴丽华异母兄阴识，在汉光武帝即位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改封为阴乡侯；皇后同母弟阴兴一直追随汉光武帝征战，后任卫尉，赐爵关内侯。但统治稳定之后，汉光武帝便开始抑制外戚势力，防止他们结党营私。如卫尉阴兴和新阳侯阴就，地位显赫，又非常敬重有才能的人，冯衍就是其中的一个。冯衍能诗善文，尤擅辞赋，颇得阴氏兄弟赏识，彼此多有来往，诸王也格外敬重他。汉光武帝鉴于西汉外戚交接宾客、扰乱朝政的教训，下令将外戚结交的宾客，皆依法治罪，重者处死，轻者贬官。冯衍也因此得罪，罢官归家，潦倒而死。这样，宾客不敢轻易结交外戚，外戚也不敢轻易招揽宾客了。到他统治后期，对外戚的限制就更加严厉了。在太子太傅的选择上，他明确表示不用外戚阴识，而用正谏之臣张佚。在临终前四个月，他甚至派司空告礼高庙，降太后吕雉尊号，宣布她不宜配食高庙。这样，外戚的参政权力被限制、削弱，威胁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皇权便得到了有效的加强。
汉光武帝是个儒者皇帝。王莽天凤年间，他曾到长安跟随中大夫庐江人许子威专门攻读《尚书》。但他绝不固守一经，而是力求通览博学。在天下未平、战事频起的时代，他也力争做到一有空闲便学习和研讨儒经文艺。因此，他给人的印象便是“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
汉光武帝深知，夺取天下需要勇猛和魄力，靠的是武将，而治理天下更需要远见和卓识，靠的是文吏。因而东汉建立之初，他在用武力平定天下，并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来巩固政权的同时，便致力于复兴儒学，注重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统一和稳定人心，造就和选拔治国之才。他下令广泛搜集、整理古代典籍，“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他迁都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辆)。自此以后，三倍于此”。这就为他复兴儒学、推行教化准备了条件。
汉光武帝在即位后的第五年(公元29年)就在洛阳城门外兴建起太学，传授经学。饱学之士，接踵而至。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他还亲自巡视太学，赏赐儒生。在他的倡导下，不仅中央立太学，汉建武年间，许多郡、县也都兴办学校，“兴庠序之教”，而民间创办的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博士，还是经生，都为儒学的传播、教化的开展进行了人才准备。
汉光武帝在建国之初便注意“退功臣而进文吏”，这些“文吏”主要是儒生，史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他广泛搜求儒生，担任国家重要官职。如《易》学者刘昆、《尚书》学者欧阳歙、《春秋》学者丁恭、《诗》《论语》学者包咸，都先后被任命都尉、大司徒、侍中等重要官职。这些儒生进入政治，不仅辅助朝廷更好地制定和落实政策，而且对经学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汉光武帝是在两汉之际风云变幻中登上历史舞台的。在群雄蜂起的各路豪杰中，“无尺寸之柄”的汉光武帝何以能够翦灭群雄、重建汉室？在满目疮痍、百业待兴的东汉朝初期年，汉光武帝何以能够拨乱反正、废旧立新？在身处种种矛盾、道德沦丧十分严重的特殊时代，汉光武帝又何以能够与民更始、立法垂制？在62年的人生、36年的事业、33年的皇帝生涯中，他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也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可资总结的经验。
汉光武帝九岁丧父，是叔父把他拉扯长大的。他在叔父任职的萧县读小学，完成启蒙教育，后到长安太学游学，专攻儒家经典。寄养的生活和所受的教育，使他形成了谨厚诚信、勤俭自励的性格。
游学长安后，汉光武帝回到南阳家乡，操持家业，从事农业生产。史称他“乐施爱人，勤于稼穑”。由于“长于民间，颇达情伪”，深知百姓稼穑的艰难和民情的好恶，所以他为政宽简，并大力减轻百姓负担。镇抚河北时，赤眉军在河东，有人曾献计用水淹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汉光武帝没有采纳。还有一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光武帝仁厚的性格。起义之初，人们对刘等人的反莽举动怀有恐惧，对刘的性格也怀有疑虑，因而或驻足观望，或“亡逃自匿”，人心摇摆不定。但是，当汉光武帝头带大帽子、身穿绛红色将军服、仪表堂堂、威武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都惊讶地议论道：“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才纷纷参加了起义队伍，义军由此得以壮大。
汉光武帝做了皇帝后，每日都是清晨即起，早早上朝，议政讲经，很晚才退朝。处理政务，“兢兢如不及”。太子见他太辛苦了，便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吾自乐此，不为疲也。”
汉光武帝“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他屡次拒绝群臣“封禅泰山”的进谏，直到死前一年，才带领百官，登封泰山。针对秦始皇开始形成并愈演愈烈的“厚葬”之风，他还屡次下诏提倡薄葬。他自己也是这么躬行实践的。在为自己修造寿陵的时候，对窦融说：“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陵池，才令流水而已。”他在临终前，又下了一道遗诏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者。”因而《后汉书·循吏传》称颂这个时期是“勤约之风，行于上下”。
汉光武帝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和行为，坚决打击，严厉惩处，绝不手软。汉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汉光武帝颁布诏书，清查私人所占土地数额、核查户口多少年纪大小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这就是东汉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度田”。但这一政策却遭到地方豪族势力不同程度的抵制。刚刚提拔为大司徒的欧阳歙，世授《尚书》，八代为博士，颇孚众望。但他在任汝南太守期间，没有按照朝廷的命令认真“度田”，并且贪赃千万。汉光武帝知晓后，立即将他下狱，虽有上千名儒生守候宫阙，请求宽赦，甚至还有人甘愿代他而死，汉光武帝仍将他绳之以法。他还下令考实二千石的官吏，有虚假谎报的，一律加以处罚，一下就杀了河南尹等守相十余人。
汉光武帝本来不好田猎，有一次偶然乘兴去打猎，深夜始归，上东门侯郅恽拒关不开，第二天又上了一本说：“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日，如社稷、宗庙何？”汉光武帝看了，赐了郅恽一百匹布，而贬了放他进去的东中门侯的官。洛阳令董宣侦知汉光武帝的姐姐阳湖公主的苍头(奴仆)杀了人，逃到公主家里。董宣乘公主外出，在半路上抓住苍头并杀掉了他。阳湖公主向汉光武帝告状，汉光武帝要处死董宣。董宣大声说：“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汉光武帝觉得有理，便改变了主意，要董宣向公主赔礼道歉，董宣也不答应。汉光武帝要武士们将董宣按倒在地，董宣双手撑地，拒不磕头。汉光武帝笑着称董宣为“强项令”，并赐钱三十万。京剧中有一出戏叫《强项令》，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汉光武帝是个“谨厚”之人，谨厚的性格使他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从而形成自己的决策；汉光武帝还是个英明之主，英明的原因在于他能够采纳众臣的谏议，从而改正自己的过失。
一次，大司空宋弘奉召参加汉光武帝的宴会，见宫室内新添屏风上画的都是漂亮的仕女，宴会中汉光武帝不时注目仕女图，宋弘见状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汉光武帝听后立即派人撤去屏风，笑着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择善而从，虚心纳谏，使得汉光武帝延揽的大批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也使得汉光武帝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决策失误。
王莽末年，群雄并起，逐鹿天下。各路英豪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人才，各层智士也用疑虑的内心选择着主人。正如马援与刘秀初次见面时所说：“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因而如何对待人才，不仅表明了君主的贤与庸，而且关系着事业的成与败。
在初到河北的时候，汉光武帝就采纳邓禹“延揽英雄”的建议，开始制定人才策略，聚集人才。称帝之后，汉光武帝继续贯彻人才政策，为政治中兴与经济恢复提供保障。汉光武帝政权中的人才十分广泛。从区域结构上，遍及各地，“云台二十八将”有十一人来自南阳，十七人来自颍川、上谷、扶风、东莱、巨鹿、渔阳、信都等地；从人才来源上，云集各类，有的是与他同举义旗的，如邓晨、李通等，有的是投奔而来的，如邓禹、王常等，有的则是从敌对营垒中争取来的，如冯异、窦融等；从社会层次上，包罗万象，如吴汉曾是“贩马自业”的小商贩，王常是出身卑微的布衣，卓茂则是精通经学的儒生。
公元24年，汉光武帝的大军攻破邯郸，诛灭王郎，缴获一大批秘密文件，其中有大量各州郡将吏与王郎互通的书信，但汉光武帝无意拆看，立即召集众将，把这些文件当众全部烧毁，并宣称“令反侧子自安”。破铜马时，汉光武帝对来降的铜马将领厚加礼遇，并封为诸侯，这些人心存疑惧，于是汉光武帝又让他们仍回原部，统领自己的军队。汉光武帝亲自骑马巡视各部，这些将领都感慨道：“萧王(汉光武帝曾被更始帝封为萧王)推赤心置腹中，安得不效死乎！”冯异本为王莽任官，汉光武帝却信而不疑。由于冯异为人正直，办事沉稳，不邀战功，诸将论功时“独屏树下”，人称“大树将军”。后被拜为征西大将军，长期率兵镇守关中，权威特重。有人造谣中伤，说他要当“咸阳王”。冯异知道后，上书请求辞职。汉光武帝则不信谗言，下诏抚慰他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彻底打消了冯异的疑虑。
汉光武帝之所以在反莽斗争中异军突起，逐步发展，建立东汉政权，最后统一中国，并创造了“光武中兴”的局面，与他对人才的重视、信任是密不可分的。
在是非、优劣之间，在选择定夺面前，汉光武帝能当机立断，果敢决策。这在他处理废立皇后的事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汉光武帝最初娶的是阴丽华。阴氏为新野大族，丽华从小知书达礼，而且美貌远扬。汉光武帝到新野听说了阴丽华的美貌，在长安看到皇帝仪仗队中手执金吾的侍从官的威仪，禁不住感叹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汉更始元年(公元22年)，二十九岁的汉光武帝与阴丽华终于喜结良缘。
婚后，汉光武帝仍继续致力于反莽斗争。征讨王郎时，真定王刘扬聚兵十多万，听命于邯郸王郎，不肯归附汉光武帝。刘植亲自前往劝说刘扬，刘扬勉强同意，却提出与汉光武帝结亲的条件。刘扬有一个外甥女叫郭圣通，欲为其择一良婿。于是汉更始二年(公元23年)，汉光武帝令刘植为媒，执雁赍金，送作聘礼，择日亲往真定郡迎娶郭圣通。
汉光武帝称帝的第二年开始议立皇后。他认为阴氏先娶，又雅性宽仁，欲立之为后，但阴丽华认为郭氏有子嗣，又生长王家，坚决辞让。结果立郭圣通为后，立其幼子刘强为皇太子。但汉光武帝对阴氏始终念念不忘，一直非常宠爱，这便使得郭皇后对汉光武帝“数怀怨怼”。这种怨怼之情明显违背了汉光武帝倡导的“宫教”，再加上郭皇后不能同宫内其他妃妾友好相处，也不能很好地抚育其他妃妾的子女。汉光武帝于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一纸诏书废除了郭皇后，立阴丽华为皇后。尽管殿中侍讲郅恽等曾经进言慎待皇后，汉光武帝仍坚持自己的决定。后来，汉光武帝又同意了太子刘强的请求，废止刘强太子，而立阴丽华的儿子东海王刘阳为太子，改名刘庄，这就是后来的汉明帝。阴丽华后被称为光烈皇后。
汉中元元年(公元56年)，汉光武帝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皇帝，他自以为功成业就，可以告慰天地祖宗了。农历2月他亲自到泰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禅”大典，祭拜天地。农历4月，回到洛阳后立即诏令改元，把这一年改称“汉建武中元元年”，以志纪念，并表示一年复始、万象更新之意。想不到在第二年(汉中元二年，公元57年)，汉光武帝刘秀就去世了，终年六十三岁。
刘秀简档：
属相：兔
谥号：光武
庙号：世祖
陵寝：原陵(今河南孟津)
父亲：刘钦
母亲：樊娴都
初婚：二十九岁
配偶：郭圣通、阴丽华
子女：十一子，五女
继位：刘庄
刘 庄：(公元27～75年)，初名刘阳。汉朝第十五个皇帝，东汉第二代皇帝，汉明帝，汉显宗孝明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57～75年为期十九年，终年四十八岁。
刘庄是汉光武帝刘秀第四子，母亲是光烈阴皇后。在位年号永平(公元58～75年)。
初封东海王。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立为皇太子。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农历2月，即皇帝位。汉明帝即位后，一切遵奉汉光武制度。
汉明帝及其子汉章帝(公元75～88年)在位的三十年间，政治清明，社会经济繁荣，国家相对稳定，史称明章之治。
汉明帝热心提倡儒学，注重刑名文法，为政苛察，总揽权柄，权不借下。他严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对贵戚功臣也多方防范。同时，基本上消除了因王莽虐政而引起的周边少数族侵扰的威胁，使汉族和少数族的友好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汉永平十六年，他命窦固、耿忠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由是西域诸国皆遣子入侍。自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至此，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六十五年后又恢复了正常交往。
汉永平十七年，又复置西域都护。此外，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
汉明帝之世，吏治比较清明，境内安定。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并兴修水利。因此，史书记载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在汉光武帝末年，全国载于户籍的人口为两千一百多万，至汉明帝末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人口激增至三千四百多万。
汉明帝登基后第七年，皇太后病死。汉明帝很爱他的母亲，他心里像没着落似的难受，晚上老睡不着觉。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看见一个金人，头顶上有一圈白光，一闪一闪地在宫殿里摇晃。汉明帝正要问他是谁，从哪儿来，那个金人忽然升空往西去了。汉明帝惊醒了，擦了擦眼睛一瞧，什么也没有。蜡台上那支蜡烛正一闪一闪地摇晃着。他对着蜡烛出了一回神，天也就亮了。
汉明帝把这个梦告诉了大臣们。大臣们都说不上这个梦是凶是吉。汉明帝说：“听说西域有位神叫做佛。我梦见金人是往西去的，说不定就是佛。”
博士傅毅说：“皇上说得对！佛是西方的神，还有佛经呢。从前骠骑将军霍去病征伐匈奴，带回来休屠王供奉的金人，据说那个金人是从天竺传到休屠国去的。武帝把金人供养在甘泉宫里，后来金人不知哪儿去了。”
汉明帝听了这番话，就派郎中蔡愔和秦景往天竺去求佛经。
天竺也叫身毒，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公元前565年降生的地方(释迦牟尼生在尼泊尔，现在的尼泊尔和印度在古时候总称为天竺或身毒)。他本来是个小国的太子，从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后来长大了，他看到衰老的人和害病的人那么苦恼，心里挺难受；更别提看到死人了。他觉得人生就是痛苦，还不如不生在世上倒好。做了人，谁都逃不了生、老、病、死。他想，有什么方法摆脱人生的痛苦呢？他离开了王宫，到山里去静修。经过十六年的沉思默想，创设了佛教，也叫释教。
当时天竺还是奴隶社会，受苦的人多。许多人听了他的话，居然都相信了，佛教就这样很快地传开了。释迦牟尼的弟子还把他的话记载下来，编成了经，也就是佛经。
蔡愔和秦景经过了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天竺国。天竺人很欢迎中国派去的使者。蔡愔和秦景在天竺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字。天竺有两位有学问的佛教徒，一个叫摄摩腾、一个叫竺法兰，也学会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帮助蔡愔和秦景懂得了一点佛教的道理。蔡愔和秦景邀请他们到中国去，他们同意了。这样，蔡愔和秦景带着两位天竺僧人，还有一幅佛像、四十二章佛经，回到中国来了。
他们用一匹白马驮着佛经，经过西域到了洛阳，安顿在东门外的鸿胪寺(招待外国人的宾馆)里。蔡和秦景朝见汉明帝，呈上了佛像和佛经，引见了两位僧人。
汉明帝看了佛像，也记不清是不是梦里看见的金人，翻了翻佛经，一个字也不认识。摄摩腾和竺法兰给他讲了一段，他也听不明白。他吩咐人修理鸿胪寺，把佛像供在里面，请两位天竺僧人主持佛教的仪式。那匹驮佛经的白马也养在里面，鸿胪寺就称为白马寺。
汉明帝听不懂佛经，王公大臣也不相信佛教。大伙儿只把白马寺里的佛像、佛经和两位僧人当作外国传来的新鲜东西，觉得好玩就去看看，谁也不怎么重视。只有楚王刘英派使者来到洛阳，向两位僧人请教。两位僧人就画了一幅佛像，抄了一章佛经，交给了使者，还告诉他怎么样供佛，怎么样礼拜，怎么样祈祷。
使者回到楚王的封地，照样说了一遍。刘英就把佛像供在宫里，早晚礼拜祷告，求佛祖保佑他“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他打着信佛的幌子结交方士，搞迷信活动，说自己应该做皇帝。有人向汉明帝告发，说楚王刘英谋反，汉明帝派人调查属实，就废了刘英的爵位，刘英只好自杀，佛祖也救不了他的命。
汉明帝供奉佛像，一些儒生本来就不赞成，可又不便反对。如今出了楚王刘英谋反的事儿，他们借这个机会请汉明帝专门尊重儒家。汉明帝本来也不相信佛教，就在南宫办太学，让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特别是孝经。他想，要是人人都顺从父母，还会有谁来夺他的皇位呢？他还特地到鲁地去祭奠孔子，亲自到太学去讲孝经。
汉明帝办太学，培养了一些喜欢读书写文章的名士。不过其中有一个书香子弟，居然抛了书本，扔了笔杆。他就是后来的大学者、班彪的二儿子班超。
汉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农历8月，汉明帝死于洛阳东宫前殿，葬于显节陵(今河南洛阳)。庙号显宗，谥号孝明皇帝。
刘 炟：(公元58～88年)，汉朝第十六个皇帝，东汉第三代皇帝，汉章帝，汉孝章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75～88年为期十三年，终年三十一岁。
刘炟是汉明帝第五子。汉永平三年(公元60年)立为皇太子。汉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农历8月，汉明帝逝世后即位，是为汉章帝。
汉章帝在位期间，行宽厚之政，除去以往一人犯谋逆等大罪则亲属皆受牵连的禁令。他下令将罪人减刑迁到边境地区，并禁用酷刑，以尚书陈宠之议，除刑罚惨酷的条文五十余条。
汉章帝禁盐、铁私煮、私铸，还注重选拔官吏，以得廉能之吏为政治清明的保证。
汉章帝坚决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采取优惠政策募民垦荒，鼓励人口增殖，减轻徭役赋税。
汉章帝提倡儒术，在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选高才生受学《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因经学家多分歧，集中诸卿、博士等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并命班固将讨论结果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一称《白虎通议》或《白虎通》)，这部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是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他还改革历法，始用李梵等所作的《四分历》。又诏曹褒定《汉礼》一百五十篇。
在政事上，汉章帝按汉光武帝、汉明帝的遗规办事，社会较安定，生产有发展。史家将他与明帝媲美，两朝合称“明章之治”。
不过，汉章帝为人宽厚，一改汉明帝的苛察，因此也开启了外戚专政之端。
汉章和二年(公元88年)，汉章帝逝世，庙号肃宗，谥号孝章皇帝。
刘 肇：(公元79～105年)，汉朝第十七个皇帝，东汉第四代皇帝，汉和帝，在位时间从公元89～105年为期十七年，终年二十七岁。
公元88年，三十一岁的汉章帝刘炟突然病逝，而太子刘肇这时只有十岁。刘肇生于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生母为梁贵人。刘肇是汉章帝的第四子东汉绿釉陶楼，在他上面有千乘王刘伉、平春王刘全、清河王刘庆三个哥哥，下面有济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城阳王刘淑、广宗王刘万岁四个弟弟。
由于窦皇后从中作祟，废掉了太子刘庆，逼死刘庆生母宋贵人，改立刘肇为太子。当时，刘庆五岁，刘肇才四岁。变故与危难可以让人迅速成熟，刘肇似乎也明白政治地位变化所具有的意义，懂得要扶危济困，于是对刘庆格外亲近和爱护，入则同室，出则同车。这也许是出自刘肇善良的天性。但作为皇帝，年仅十岁的刘肇显然无法懂得管理国家事务，于是政权只好交由养他成人、最为亲近的太后来掌管。
东汉从汉和帝起，每个皇帝都是儿时即位。在幼儿皇帝当朝的时期，外戚与宦官的专权、斗争便不可避免，政治的纷争和社会的动乱将随时发生，东汉政权也就进入了永无宁日的历史阶段。
汉和帝刘肇于章和二年(公元88年)壬辰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改明年为“汉永元元年”。汉和帝年幼，窦太后临政，她首先做出了三项重要决定：
第一，窦太后封官的原则有二：一是亲属，二是听话。她把哥哥窦宪由虎贲中郎将提升为侍中，掌管朝廷机密，负责发布诰命；让弟弟窦笃任虎贲中郎将，统领皇帝的侍卫；弟弟窦景、窦环均任中常将，负责传达诏令和统理文书。这样，窦氏兄弟便都在皇帝周围的显要地位，从而掌握了国家政治的中枢。
第二，解除盐铁之禁：窦太后开盐铁之禁，迎合了豪强的利益，却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减少了税收，壮大了豪强，因而实际上损害了国家。
第三，北攻匈奴：北匈奴遭灾受乱，南匈奴单于请求汉廷帮助他趁机扫平北匈奴。对此，朝臣意见并不统一。都乡侯刘畅来京都洛阳吊唁汉章帝，却被窦宪刺杀。为使窦宪免遭处罚，窦太后决定派窦宪为东骑将军，联合南匈奴伐北匈奴。
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双方大战于稽落山，汉军大破北匈奴军，追击余部一直到私渠海。窦宪率军出塞三千余里，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刻石勒功，才班师回朝。窦宪得胜还朝后，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不仅前罪无人提起，而且加官封爵，升任大将军，封武阳候，本来大将军职在三公之下，但由于这次是窦宪充任，因此提升到三公以上，仅次于太傅。窦笃升任卫尉，窦景和窦环升任侍中。窦氏兄弟骄纵益盛，于是“朝廷震慑，望风随旨，无敢违者”。
窦太后将政权统于自己一人之手，独断专横，强予决策。对于伐北匈奴，尚书、侍御史、骑都尉、议郎等等东汉绿釉陶水亭
都极力上谏，甚至指责太后“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也没有挡住太后为袒护窦宪而出兵。重创北匈奴后，是否继续设立北单于，朝臣坚决反对，但由于窦宪奏请设立，太后不顾大多数人反对，而“竟从宪策”。
窦太后还把大批窦氏家族子弟和亲朋故友，任为朝官或地方官，从而上下勾结，专权放纵，报复打击，为所欲为。其弟弟窦景放纵奴仆胡作非为，甚至白天公然拦路抢劫，侮辱妇女，而“有司莫敢举奏”。
窦宪养了许多刺客，实行暗杀政策，谋害那些具有宿怨私仇、持有不同政见、可能危害窦氏的人。在汉明帝永平年间，窦宪的父亲窦勋犯罪，韩纡审理此案，考实窦勋坐狱被诛。窦太后当政时，韩纡已死，窦宪即派刺客刺杀了韩纡的儿子，并带回他的首级拿到窦勋坟上祭奠。周荣为尚书袁安府吏，袁安上书言窦宪骄纵、窦景腐败、不宜立北匈奴单于等奏议，均出自周荣之笔。窦宪门客徐齮非常嫉恨他，于是当面威胁他。连尚书府中尚且遭到这样的恐吓，可见一般的官吏该承受着怎样的政治压力。
窦太后依靠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满足私欲。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她就下诏为弟弟窦笃、窦景修建豪华住宅，楼馆错落，府第相连，一眼望去，“弥街绝里”。当时正值窦宪征兵北伐匈奴，大兴土木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增加了人民负担。
从汉章帝驾崩，汉和帝即位，到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上半年，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窦太后一直把持朝政，汉和帝听之任之，是一个傀儡。而随着窦家权势、欲望的膨胀，窦氏甚至觉得这个傀儡也是多余的了。因而打起了诛杀汉和帝的算盘。而汉和帝则趁机斩除外戚，夺回政权。
其实，窦太后的倒行逆施，刚愎放纵，早已引起了一些正直朝臣的不满。他们不断上书进谏，有时甚至以死抗争，希望把黑暗的政治挽回到清明之中。
当朝群臣的谏诤从“太后临朝”的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了。仅据《资治通鉴》统计，短短的近五年时间，大臣就针对各种问题上书十五、六次。太后刚刚临朝，就以私情授重权于窦氏兄弟。伐北匈奴，并设北匈奴单于。窦氏兄弟骄横肆虐，侵暴百姓，甚至擅自征调边防部队。
群臣们为窦氏的贪婪与霸权而愤怒不已，为朝廷的纷乱黑暗而痛心疾首，为皇帝的幼弱无奈而呼号流涕。他们呼唤着皇帝的坚强。正如司徒丁鸿上疏所言：“夫天不可以不刚，不刚则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则宰牧纵横。宜因大变，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丙辰，十三个郡国地裂，大旱、蝗灾发生。上天似乎也在昭示着一场大变革的发生。
小皇帝刘肇年龄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懂事。这对日益膨胀的窦家权势不能不形成威胁。于是窦宪便与女婿郭举及其父郭璜、部下邓叠及其弟邓磊等，共同谋划企图杀害刘肇，篡汉而代之。
这时十四岁的汉和帝暗中得到消息，知道了窦宪的阴谋，他感到必须尽快制定对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满朝廷都是窦家的人。虽然也有如司徒丁鸿、司空任隗、尚书韩棱等可以信赖，但窦氏兄弟已经限制了皇帝不能与内外大臣直接单独接触，只有宦官在身边伺候并内外传递信息。汉和帝经过观察，觉得只有中常侍钩盾令(负责宫内河池苑囿的宦官)郑众可与商量，一则郑众服侍多年，对皇室一直忠心耿耿，比较可靠；二则此人谨慎机敏，很有心计，可以出谋划策。于是，汉和帝趁别人不在，与郑众说了自己的想法。郑众早已看不惯外戚势力的横行霸道，也劝汉和帝早下手为强。
此时，窦宪正镇守凉州，如果京城有变，他必然领兵叛乱。为减少损失，保证成功，汉和帝下诏令窦宪来京辅政，先行调回窦宪。同时，要参照前朝《外戚传》，试图从文帝诛薄昭、汉武帝诛窦婴、汉昭帝诛上官桀、汉宣帝诛霍禹等事中学习经验。于是密令清河王刘庆从千乘王刘伉处借取《外戚传》，令郑众从中整理勾稽。一切准备停当，窦宪、邓叠等也回到京师。
抓捕窦宪的前一天晚上，汉和帝亲自御临北宫，命令司徒兼卫尉官丁鸿，严兵守卫，紧闭城门；命令执金吾、五校尉等，分头捉拿郭璜、郭举父子和邓叠、邓磊兄弟，清除了外围。第二天，派谒者仆射直入窦家，宣读诏书，收回窦宪的大将军印绶，改封为冠军侯，并限令与其弟窦固、窦景等各回封地。郭璜等人下狱处死，汉和帝感念窦太后的养育之恩，没有公开处死窦氏兄弟，回到封地后皆迫令自杀。四兄弟中只有窦环没有参与策划谋反，被免了死罪。
一场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就这样以汉和帝的胜利而告终。汉和帝致胜的原因，概括起来，太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公众基础：窦氏所为已是天怒人怨，群臣之谏已可见朝廷上下反对窦氏的情绪，同时也为汉和帝夺回政权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其二，组织严密：汉和帝是经过周密观察和细致考虑才选中了郑众，而刘庆则是被窦太后陷害其母废立的皇太子，自然对窦氏深恶痛绝。在“窦氏父子兄弟并为卿、校，充满朝廷”的情况下，择人不当，或稍漏口风，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三，措施得当：把窦宪调回京师收捕，避免造成地方混乱和军事火并。待窦宪回到京师后，一夜间，对几大要员全面出击又分别系捕，既避免了互相串连，又免得夜长梦多。因此，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并没有引起朝野的极大恐慌与混乱。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主要策划的！我们不得不感佩于汉和帝刘肇的机智、敏锐、干练与稳重。
其四，诛除异已：窦氏为维护专权，安插了大量党羽，因此朝廷上下多有附臣与亲信。当初，汉和帝在长安召见窦宪，朝臣甚至议论称之“万岁”，尚书韩棱愤怒指责“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才算止住了这场闹剧。这一方面说明窦氏权势的贵盛，另一方面也说明时臣趋炎附势的风气。因而，汉和帝执掌政权后，立即清理窦氏残党余孽，太尉宋由因为窦氏党而被罢免，后自杀。其他亲朋故旧，凡是依仗窦家的关系而做官的，统统被罢免回家。
当然，这里也免不了有一些携私怨报私仇，从而蒙冤至死的。班固是其中的显例。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令陕西泾阳县南)人，其父班彪为东汉著名历史学家。汉章帝即位后，因“雅好文章”而更加器重班固。汉和帝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以车骑将军领兵伐北匈奴，班固随军出发，任中护军，参与军中谋议。汉军出塞三千余里，大败北匈奴，一直追到燕然山，班固作《封燕山铭》，刻石记功，史称“燕然勒铭”。
窦宪谋杀汉和帝的案件本与班固毫无关系，但班固既为窦氏幕府人物，自然遭到株连，因而被免官。但洛阳令种兢因私恨却将班固下狱并致死。值得注意的是，汉和帝了解了这些情况，下诏谴责了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表现出处理事务公平公正、见错必究的精神。
东汉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宫廷内设置了中常侍、黄门侍郎、大黄门、小黄门等宦官职务。他们负责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
在汉和帝夺回政权的过程中，中常侍钩盾令郑众直接参与了策划和实施，在论功行赏时，郑众自然是首功。于是，郑众被升迁为大长秋。“长秋”是汉朝皇后的宫名，用以名官，称其官署为“长秋寺”。这是皇后近侍官首领，一般由皇帝亲信充任，负责宣达旨意，管理宫中事务。而在进行策勋班赏的过程中，汉和帝注意到，郑众总是推辞的多，接受的少，这种谦逊仁爱之心，很得汉和帝的赞赏。因此，汉和帝以后便经常同他讨论国家大事，国家一些大政方针的决策便较多地掺杂着宦官的力量。所以史书上说“宦官用权自此始矣”！
当然，汉和帝重用宦官，还有一些客观因素。这就是，这时期他所信任、倚重的一些朝臣和宗王或年老体弱，或寿短命微，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汉永元四～八年(公元92～96年)，相继故去的就有十位：
司徒袁安于汉永元四年农历3月逝世。司空任隗于汉永元四年农历8月逝世。千乘王刘伉于汉永元五年农历1月逝世。太傅邓彪于汉永元五年农历1月逝世。广宗王刘万岁于汉永元五年农历1月逝世。太尉尹睦于汉永元五年农历10月逝世。司徒丁鸿于汉永元六年农历1月逝世。城阳王刘淑于汉永元六年农历5月逝世。乐成王刘党于汉永元八年农历4月逝世。陈敬王刘羡于汉永元八年十农历2月逝世。这一串黑色的数据，是不是意味着刘氏政权的日薄西山呢？
在一举扫平了外戚窦氏集团的势力之后，汉和帝开始亲理政事。他每天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荒怠政事，从他亲政的所作所为，尚不失为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
西北有西域都护班超大破焉耆，西域降附者五十余国；东北有乌桓校尉任尚大破南单于，将辽东收归，改为渤海郡。汉和帝一朝，曾多次平定过少数民族的叛乱。
汉和帝当政时期，曾多次下诏赈灾救难、减免赋税、安置流民、勿违农时。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他任用的掌管刑狱的廷尉陈宠，便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仁爱之人，每次断案，都依据经典，而“务从宽恕”。汉和帝对有过失之人，也能根据情况，从宽处理。汉永元九年(公元97年)，窦太后逝世。由于宫廷紧守秘密，汉和帝为梁贵人所生的事实始终没予公开。太后逝世后，梁家才敢奏明朝廷，为梁贵人讨一个说法。这时汉和帝也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但在如何安置窦太后的问题上，三公上奏：“请依光武黜吕太后故事，贬窦太后尊号，不宜合葬先帝。”而汉和帝却念对自己的养育之恩，认为“恩不忍离，义不忍亏”，不应有所降黜。于是不降尊号，谥为章德皇后。而对梁贵人、宋贵人的问题也都妥善安置。梁贵人被追封皇太后。
汉章帝时，居巢侯刘般死，按规定应由长子刘恺袭爵，但为满足父亲的遗愿，他坚持让弟弟刘宪袭封，自己则逃往外地。执政官上奏请示收回刘恺封国，汉章帝嘉其义，特许等待他。而刘恺始终没有回来，十多年后，执政官又提起此事。对此，侍中贾逵上书说：“孔子曾说‘能以礼让，治理国家有什么难的呢？’有司没有推究刘恺此举的乐善之心，而是以平常之法加以处理，这样做恐怕不能助长礼让的风气，成就宽弘的教化啊！”汉和帝深以为然，下诏说：“王法崇善，成人之美。”于是不仅同意刘宪袭爵，而且征刘恺为郎。
汉和帝十分体恤民众疾苦，多次诏令理冤狱，恤鳏寡，矜孤弱，薄赋敛，告诫上下官吏认真思考造成天灾人祸的自身原因。而他也常常以此自责，如汉永元八年(公元96年)京城洛阳地区发生蝗灾，他下诏首先说：“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忧东汉纺织画像石(拓片)民之心，殷殷可见。岭南(今广东地区)出产生龙眼、荔枝，为了满足朝廷需要，往往“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昼夜传送”，经风历险，劳民伤财。唐羌上书，请求停止，汉和帝批示：“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爱民之意，发自肺腑。
汉和帝深感吏制建设对一个政权的重要性，因而非常重视官吏的选拔任用。据统计，他当政时期，曾四次专门下诏纳贤。这既反映出东汉吏制的空虚与堕落，也表现出汉和帝为改变这种现状而做出的积极努力。
从夺回政权到亲理朝政，可以看出汉和帝是一个宽和仁爱的君主，这与他的谥号“和”是吻合的。但作为一个君主，明辨是非，当机立断，更是一个重要的素质，在清除窦氏集团的斗争中，汉和帝做到了这一点；在废立后妃的过程中，这一点也表现得相当充分。
汉和帝刘肇先后封的贵人有两个：一是阴氏，一是邓绥。阴氏的曾祖父是汉光武帝皇后阴丽华的哥哥阴识，父亲名阴纲，母亲邓氏，是汉光武帝大功臣邓禹的孙女儿。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十三岁的阴氏，经过特选进入后宫。由于聪明娇美，多才多艺，汉和帝非常喜欢她，不久就封为贵人。邓绥也是世家女，她是邓禹的另一位孙女儿。她父亲邓训是邓禹第六子，为护羌校尉，母亲阴氏是阴丽华的堂姐。在汉永元四年的大选中，邓绥本来可以同阴皇后一起参加特选，但不幸那年父亲亡故，为服父丧，三年后才以特选资格进入皇宫。
汉永元八年(公元96年)，汉和帝十八岁。大长秋郑众奏请册立皇后。经过一番郑重其事的选择之后，册立17岁的阴氏为皇后。同年，邓绥被封为贵人，年仅十六岁。
阴氏聪慧美丽，并写得一手好字，谁知当了皇后之后，渐渐露出了骄纵的本性，甚至在汉和帝面前也会使小姐脾气，尤其好嫉妒。日子一久，汉和帝对阴皇后渐渐产生不满，宠爱不如以前。邓绥则是深明事理，善解人情，又自制极严，事事谨慎，一切行动均遵循礼法，对阴皇后尤其恭敬。待宫女、内侍等十分体贴。至于在汉和帝跟前，她十分自抑，不让汉和帝对她有特别的恩宠。有一次，邓绥生病，连日卧床不起。汉和帝十分怜惜，恩许她可以召入家人进宫探视，并且不限时日。邓绥却竭力推辞，说：“宫廷禁卫森严，如外人久久滞留宫内，会使群臣批评陛下徇私情，讥讽臣妾不知足，于公于私都不宜。”汉和帝十分赞叹，对邓贵人除了宠爱，又增添了不少敬重。
汉和帝对邓贵人的爱重，更加引起阴皇后的妒忌与不满，于是，邓绥只能更加小心谨慎。自打汉和帝对阴皇后失去了兴趣，每次想到邓绥那里去，邓绥都装病不见他。汉和帝很为她的委曲求全而感慨，说：“修身养性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邓绥见汉和帝对自己日见宠爱，对阴皇后却日益冷淡，心中很不安宁。每当汉和帝想在嘉德宫留宿，她总推说身体不适，劝汉和帝去长秋宫。
汉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夏，汉和帝身患痢疾，久卧不起，到农历5月中，病势更加沉重。大家都以为皇帝没有希望了，住在嘉德宫里的邓贵人，日日祈祷上苍保佑汉和帝早日康复。但阴皇后见汉和帝垂危，却首先想到如何报复，她密语左右：“我若得志，一定将邓氏满门抄斩！”邓绥听到这一消息，好似晴天霹雳，恐惧至极。她差点以自杀来摆脱这场灾难。后来，汉和帝的病好了，上朝理事了，阴皇后的希望又落空了。她的外祖母邓朱氏献计，以巫术蛊道来咒诅邓氏速死，或使皇帝无子，以保全皇后之位。汉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夏，有人把邓朱氏家供奉巫蛊的事向汉和帝密告。汉和帝查问结果，确有其事。汉和帝非常愤怒，以大逆不道罪将相关人员逮捕入狱。汉和帝认为阴后失德，不足以母仪天下，于是派司徒鲁恭持节将阴皇后从长秋宫迁到待罪的桐宫去居住。阴皇后追悔莫及，在忧愤和羞愧中一病不起，于汉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逝世，终年二十三岁。
中宫缺位，汉和帝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立邓贵人为皇后。他对左右大臣说：“皇后为六宫领袖，与皇帝同体，必须德胜于才，才胜于美色，方能够格承宗庙，母仪天下。德冠后宫的皇后人选，非邓贵人莫属。”邓绥当了皇后，仍然谨慎自制，她带头节俭，凡珍奇异玩，下令屏除，以免玩物丧志。只要求供予读书所用的纸墨，其他一概无求。邓皇后的所作所为给后宫倡导了良好的风气。当时，班昭正在皇家东观藏书阁。班昭写的传世作品《女诫》七篇，就是根据邓皇后的举止言行加以修改补充而成的。
邓皇后在汉和帝逝世后，临朝执政十六年，兢兢业业，勤政爱民，扶持汉室，谨慎守成，最后操劳至死，这在古代后妃中实属罕见。汉和帝最终选择邓氏为后，是独具慧眼的。
汉和帝刘肇尽管从外戚手中夺回了政权，尽管费尽心机地选用官吏，薄刑减赋，希望重振刘氏基业，公元105年，他还改元元兴，寄托了无限的期冀。但“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东汉政治还是从此衰败下去了。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刘肇，到二十七岁这一年终于打熬不住了。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农历2月辛未，汉和帝病逝于京都洛阳章德前殿。
刘肇简档：
属相：兔
谥号：和皇帝
庙号：穆宗
陵寝：慎陵(今河南孟津)
父亲：刘炟
母亲：梁贵人
初婚：十八岁
配偶：阴氏
皇后：初为阴氏，后为邓绥
子女：两子
继位：刘隆
刘 隆：(公元104～106年)，汉朝第十八个皇帝，东汉第五代皇帝，汉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05～106年为期八个月，终年一岁半。
汉和帝逝世时，尚未及立太子。阴皇后、邓皇后均未有子嗣，后宫嫔妃所生之子前后夭折了十几个。因此，往往视宫中为凶地，以后所生皇子均由奶娘抱出宫外，寄养民间。等到汉和帝驾崩，群臣一时也难以尽寻皇子下落。最后，由邓皇后提供线索，只找到了宫女所生的两个皇子，长者刘胜八岁，素有痼疾，未便迎立；少子刘隆，出生才百日，乃即令迎入，立为太子，当夜即位，尊邓后为邓太后，是为汉殇帝。不到半月，即到明年，于是改元延平。因汉殇帝尚在襁褓之中，只能由邓太后临朝听政。
可怜的是，汉殇帝糊里糊涂地做了八个月的皇帝，奶还没断，命就断了。汉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农历8月，汉殇帝刘隆死于崇德前殿，终年不到两岁。
刘隆简档：
属相：蛇
谥号：殇皇帝
庙号：无
陵寝：康陵
父亲：刘肇
母亲：宫女无名氏
继位：汉晋安帝刘祜
刘 祜：(公元94～125年)，汉朝第十九个皇帝，东汉第六位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06～125年为期十九年。终年三十二岁。
刘祜是汉章帝的孙子、当年被废太子清河王刘庆的儿子，母左小娥。公元106年，他被外戚邓氏拥立为帝，即位时才十三岁，改元“永初”。
汉安帝即位后，仍由邓太后执政。外戚邓氏吸取窦氏灭亡的教训，联合宦官，袒护族人。
在一批太监的鼓动下，刘祜开始记恨外戚，想法子整掉邓太后。当时边疆的几个国闹得不可开交，国内也灾害连年。在刘祜登基那一年，全国有十八个郡发生地震，十四个郡出现水灾，二十八个郡遭受风暴和冰雹的袭击。天灾人祸，把邓太后弄得焦头烂额。好在她倚重郑众和蔡伦，才安稳了局势。
邓氏专政直到汉永宁二年(关于121年)，邓太后去世，汉安帝才亲政。邓太后一死，刘祜利用一些不实之辞，很快铲除了邓氏集团的余势。
但是汉安帝虽灭了邓氏，但是尚未制止妇寺干政的局面。刘祜自己所倚重的也是一群太监。在国家内忧外患自然灾害不断的情况下，这些太监仍然贪汙腐化，刘祜也不闻不问。当时，有个叫扬震的太尉，批评安帝，结果遭到了一伙太监的陷害。他被刘祜赶出京城时说：我上不能纠正君主过失，下不能诛奸除恶，活着还有何用？说完喝毒酒而死。
汉安帝年年不理朝政，沉湎于酒色，导致当时汉朝朝政腐败，社会黑暗，奸佞当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边患也十分严重。
史称安帝之世，全国多地震，水旱蝗灾频繁不断，外有羌族等少数民族入侵边境，内有杜琦等领导的长达十多年的农民起义，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更进一步衰落。
到了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汉安帝在南巡的途中死于南阳，终年三十二岁，葬于恭陵。
刘 保：(公元114～144年)，汉朝第二十个皇帝，东汉第七代皇帝，汉顺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25～144年为期十九年，终年三十岁。
刘保即位时十一岁。他是由一群太监捧上台的，后来这些参与拥立的太监也被刘保罢免了。
刘保自己也是个糊涂皇帝，汉阳嘉二年，京城发生了一次地震，地面开裂八十五丈。汉顺帝找人来商量，一批大臣说，你不能对你的奶妈好，不能对你的老婆娘家人太好。这些话刘保听不进去，结果在外戚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峙中，汉顺帝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还算不错，活了三十岁。
刘 炳：(公元142～143年)，汉朝第二十一个皇帝，东汉第八代皇帝，汉冲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44～145年为期一年，终年三岁。
刘炳两岁即位，三岁死。好孬做了一年皇帝，虽然他自己都不知道。
刘 缵：(公元142～143年)，汉朝第二十二个皇帝，东汉第九代皇帝，汉质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45～147年为期一年，终年九岁。
刘缵八岁由大司马梁冀推举即位，当时执掌朝政的是大司马梁冀，人们背后称他“跋扈将军”。别人不敢喊，汉质帝觉得自己是皇帝，就当着群臣的面喊了梁冀这个外号。
这一喊，喊丢了性命，被梁冀毒死了，死时九岁。 跟帖时间 2010-03-25 17:28:0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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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帝王国君（二） -- 刘弗陵：(公元前95～前74年)，汉朝第七个皇帝，西汉第七代皇帝，汉昭帝，在位时间从公元前87～前74年为期十三年，终年二十二岁。
汉昭帝是汉武帝的幼子，汉武帝在弥留之际被立为太子。在此之前，汉武帝为了防止自己死后主少母壮，吕后之事重演，将汉昭帝的生母赵钩弋赐死。汉武帝病逝后，霍光等人于同月奉汉昭帝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始元”。
汉昭帝继位时年仅八岁，遵照武帝遗诏，由霍光辅政，故“政事一决于光”。因霍光大权独揽，与很多大臣结怨。左将军上官桀、桑弘羊和霍光不和，多次设法陷害霍光。公元前81年，霍光在长安附近检阅羽林军，并将一名校尉调入自己府中，上官桀乘机造了一封燕王刘日(汉昭帝之兄)的信，派人冒充燕王的信使，送交汉昭帝，说霍光有谋反之心。第二天，霍光进宫朝见汉昭帝，得知这一消息，吓得伏地不起。汉昭帝却仍然信任霍光，大臣们无不佩服汉昭帝的年少英明。
不久，上官桀又伙同御史大夫桑弘羊、鄂邑公主等人，勾结燕王刘日密谋杀霍光，废汉昭帝，由刘日即位，霍光侦知这一阴谋后奏告汉昭帝，汉昭帝立即命田千秋发兵以谋反罪诛杀桑弘羊、上官桀等，迫使刘旦自杀，避免了一场政变。而这时的汉昭帝年仅十四岁，能够成功处理此事，颇让人称道。后人评价说：“汉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书之诈，诛桑弘羊、上官桀。高祖、文、景俱不如也。”
针对汉武帝末年因对外战争、封禅等所造成的国力严重损耗、农民负担沉重和大量破产、国内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在霍光等的辅佐下，汉昭帝多次下令减轻人民负担，罢不急之官，减轻赋税，与民休息。
对外方面，汉昭帝改变汉武帝时对匈奴长期作战的政策，一方面加强北方戍防，多次击败进犯的匈奴、乌桓等，另一方面重新与匈奴和亲，以改善双方的关系。从而使得汉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下来，有助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
在经济方面，因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而引起天下议论，汉昭帝于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对汉武帝时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这次讨论的情况，保存在桓宽所编著的《盐铁论》一书中。经过争论，取消了酒的专卖，但仍然保留了盐铁专卖。
汉昭帝时，因内外措施得当。使得汉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衰退趋势得以扭转。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汉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农历4月，年仅二十二岁的汉汉昭帝因患绝症病逝于长安未央宫，死后的谥号为“汉昭帝”，逝世后葬于平陵(今陕西咸阳)。
汉武帝是有眼光的，汉昭帝刘弗陵果然有乃父遗风，治理国家还是有声有色的，在处理和辅政大臣霍光的关系上，可以称得上君臣不相疑，是老臣和幼主成功合作的典范。
对父亲留给自己的辅政大臣，汉昭帝非常重视发挥他们的才能，遇事与他们商量，保持了大汉帝国的强盛。他曾经命令桑弘羊征召贤良文学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询问老百姓的疾苦。贤良文学力主罢盐铁、酒榷，均输官，历行节俭，汉昭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推选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有效地缓和了汉武帝末年的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不过汉昭帝毕竟年幼，即位之后，他的同父异母兄长燕王刘旦心里很是不服气，老是想着夺位自立，辅政大臣霍光自然成了他的眼中钉，意欲除之而后快。霍光的政治敌对势力上官桀等人于是和燕王刘旦勾结起来，密谋策划先除掉霍光，然后废掉汉昭帝，拥立燕王为帝。
有一天，霍光出长安城去检阅御林军，并且调了一个校尉到大将军府，应该说，这是霍光的正常工作。上官桀等人认为这是陷害霍光的好机会，于是乘机以燕王刘旦的名义给昭帝上书，状告霍光。罪名主要有两个，一是霍光检阅御林军的时候，一路上耀武扬威，乘坐的马车与皇帝出巡时乘坐的一样，严重违反了礼仪规定，不是人臣所为；第二个罪名是霍光擅自作主，私自调用校尉，有图谋不轨的阴谋。同时还表示愿交还燕王大印，回到宫里来保卫皇上，查处奸臣作乱。汉昭帝看了上书之后，什么话也没有说，也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
第二天早朝时，霍光已知道被上官桀等人告到皇帝那里去了，就不敢擅自上朝，而是留在偏殿里等待汉昭帝的处置。汉昭帝一上朝，发现霍光没有上朝，马上就问：“霍大将军怎么没来上朝啊？”上官桀立即回答道：“大将军因被燕王告发，心里有鬼，当然不敢进来了。”汉昭帝没有说什么，只是派人去叫霍光进来。霍光赶紧入朝，心里自是紧张得很，他脱下发冠(帽子)叩头请罪：“臣罪该万死！请皇上发落。”汉昭帝说道：“大将军不必紧张，戴上帽子，快请起来。朕很清楚上书是假的，你没有什么阴谋。”霍光听了小皇帝的话后，真是又惊又喜，于是问道：“陛下怎么知道上书是假的呢？”汉昭帝胸有成竹地答道：“你出京城去阅兵，也就是这两天的事，选调校尉人府也不过十来天罢了，可是燕王远在北方，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呢？就算能够知道，马上就写信过来，现在也赶不到京城啊。再说大将军真的要作乱谋反，调一个校尉也没有什么大的作用。这件事明摆着是有人想陷害你。朕虽然年幼，但也不会上这种当，怀疑大将军的。”一席话说得大臣们惊讶不已，霍光也放下心来。聪明机智的汉昭帝接着下令追查冒名伪造上书的人。上官桀等人怕查下去会暴露自己，就劝汉昭帝：“这点小事不知道是谁恶作剧呢，就不值得再追查了吧!”汉昭帝一听，嘴上虽然没有坚持，但实际上已经开始怀疑上官桀等人了。
上官桀等人陷害霍光的目的没有达到，实际上已经暴露了自己，但他们还是没有收手，经常在汉昭帝跟前说霍光的坏话。汉昭帝不信他们所说的，警告他们：“大将军是先帝临终前托付的忠臣，他辅佐朕治理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天下百姓有目共睹，以后再有人毁谤他，朕一定从严处罚，绝不宽贷。”可见，汉昭帝年龄虽然小，但是已经很是识人。上官桀等人密谋在长公主府刺杀霍光，并发动宫廷政变，结果阴谋泄漏。汉昭帝在霍光的帮助下，迅速粉碎了政变阴谋，把上官桀等人处死，燕王刘旦和长公主也畏罪自杀。汉昭帝和霍光君臣相互信任，在朝廷安危的关键时刻，平定了政变，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
遗憾的是年经聪明的汉昭帝在二十二岁就逝世了。有人说他的死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在他短短的一生当中，他还有来得及发挥自己的才智，但是在用人方面就已经显示出过人的一面，很多地方都是值得称赞的。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对他赞道：“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流言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
用人包括培养人、激励人、教育人、爱护人、信任人等，但爱护和信任是重中之重。因而后来的唐太宗说：君主用一个好人，别的好人就都来了；用一个坏人，别的坏人也跟着来了。因此，真正有爱才之心的王者必须“远小人而亲君子”，作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只有把人才当作最重要、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去对待，只有像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去爱护人才，才能把各项事业建立在永续发展的根基之上，并长久地保持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上。而保护人才，同样是企业领导者的重要职责。优秀的领导者应该善于保护干部，也敢于保护干部，特别是当下属被误解、受冤枉时，更要勇于站出来，该说话时要说话，该承担责任时要承担责任，这样的领导才能赢得下属的信任，得到员工的认可。
而保护人才的关键在于信任人。领导者能充分地信任自己的下属，并使下属感觉到领导对自己的信任。这就是所谓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对领导的下属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力量：第一，使下属产生心理上的安全感，增强工作的自信心，去大胆独立地进行工作；第二，使下属对组织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自觉地与组织的其他人员保持一致，为维护组织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第三，使下属产生责任感，极大地激发下属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其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相反，如果领导者对人才既用又疑，这必然会使其下属失去安全感、认同感和责任感，领导怀疑下属，下属猜疑领导，这种相互猜疑必然导致工作情绪不稳。或者使领导顾虑重重，事事不放心，或者使下属提心吊胆，得过且过。这既不能造成一种和谐的工作环境，更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应有作用。一般讲，信任下属有这样几个特点：相信下属的道德品质；认可下属的工作态度；理解下属的内在欲求；明白下属的工作方法；肯定下属的工作才智；信赖下属的工作责任感。信任下属不是一句空话，而必须付之于行动才能看见效果。汉昭帝刘弗陵在这方面可说是遗赞于世了。
刘 询：(公元前91～前49年)，本名病已，字次卿。汉朝第八个皇帝，西汉第八代皇帝，汉宣帝，在位时间从公元前74～前49年为期年，终年岁。
刘询是汉武帝的曾孙。他出生仅几个月，祖父戾太子因被人诬告诅咒武帝而自杀，他的父母惨遭杀害，襁褓之中的刘询也被收入狱中。幸得当时的一位小官员丙吉暗中派狱中两个女犯人给他喂奶，才保住了刘询的一条命。后遇到朝廷的大赦，他的皇族身份得到恢复。汉昭帝逝世后，霍光等人先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因昌邑王荒淫无度而将其废黜，霍光便迎立已年满十八岁的刘询为帝。
汉宣帝刘询在位期间，采用一系列顺应民心的措施，先后以魏相、丙吉、黄霸、于定为相，整顿朝纲，减轻徭赋，赈济贫民，降低盐铁价格，对外联络西域三十六国，大破匈奴。在位二十四年，边境安定，国内富庶，被后世史家称为“中兴之主”。
公元前49年冬刘询得病，农历12月病重，诏命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兼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禄堪为光禄大夫，共同辅佐太子。
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农历12月崩于未央宫，逝世后的庙号为“中宗“，谥号为“宣帝”。汉宣帝未在咸阳原西汉帝陵陵区建陵，一是因为汉宣帝是汉昭帝堂孙，依照昭穆排列，汉昭帝刘弗之下应为汉宣帝的父亲史皇孙一辈人，才能昭穆为序；而汉宣帝为汉昭帝的孙子辈，在昭穆序列上一致，同一陵区内就无法安置。其二因其非帝正嗣，故未葬祖陵兆域，单独起杜陵于鸿固原上(今陕西西安三兆镇)。
汉宣帝刘询，本名病已，字次卿，汉武帝刘彻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幼居民间，俱知闾里奸邪，支治得失。通达黄老刑名之学。汉昭帝逝世后，因无嗣子，霍光等大臣奏请皇太后迎立刘询为帝，是年十八岁。由于他幼遭变故，倚外家史氏和暴室啬夫许广汉抚育成人，长期生活在民间，又性喜游侠，因此对百姓的疾苦和吏治得失有所了解，这对他的施政有直接影响。他为霍光所立。他以“霸道”、“王道”杂治，重视吏治，综核名实，任贤用能，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民安其业。当时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设西域都护。
汉宣帝即位之初，委政于霍光，汉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死后始亲政事。他着力整顿吏治，强化皇帝威权。为了打破霍氏左右朝政的局面，命令群臣奏封事，以疏通下情，并规定丞相以下的百官都要奉职奏事，以考试功能。地节四年，又借大司马霍禹谋反一事废皇后霍氏，彻底清除了霍氏的势力。
汉宣帝尊崇儒学，于汉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诏令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称制临决。但他任用官吏比较注重名实相副，多数选用那些熟悉法令政策的“文法吏”，并以刑名考核臣下。当时，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吏，如司隶校尉盖宽饶，京兆尹赵广汉等都因罪被处死。太子刘奭以为持刑太深，建议重用儒生。汉宣帝训斥说，汉家的制度原本是“霸王道杂之”，不能单任德教。同时，为了维护封建法律的正常行使，汉宣帝设置了治书侍御史，审核廷尉量刑的轻重失当。地节三年增设廷尉平四人，次年又令郡国呈报狱囚被掠笞瘐死的名数，由丞相御史统计上奏皇帝；此外还蠲除了某些苛法。汉宣帝所采取的另一方面重要措施，就是招抚流亡，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于地节元年诏令假郡国贫民田，三年又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乡里者也“假公田，贷种、食”。此外，还屡次蠲免和削减田租、算赋、口钱以及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减天下盐价。设置常平仓以省边境转漕等。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元康年间由于连年丰收，谷价降至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汉宣帝时，西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族的关系大体上相安无事。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大将赵充国平息了羌患，挫败了羌豪借助匈奴势力企图隔绝汉朝与西域往来通道的计划。其后，汉政府设金城属国，以安置降羌。汉神爵三年，大将郑吉于袭破车师、迎降匈奴日逐王后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号都护，废止了匈奴为奴役西域而设置的僮仆都尉，西汉王朝的政令自此颁行西域。汉甘露二年，因匈奴内乱，五单于并立，呼韩邪单于款塞称臣，原来畏服匈奴的乌孙及其西至安息诸国，也转而尊汉。以此边境晏然，徭役省减，为政治的安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宣帝统治期间“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史称中兴。但是由于西汉封建王朝积弊已深，汉宣帝着力推行的招抚流亡，安定民生的措施，并不足以从根本上限制贵族、地主豪富对土地的兼并，所以，随之而来的仍然是农民的破产和流亡。汉宣帝在位时，胶东、渤海等地农民的反抗斗争已经发展到攻打官府和劫掠列侯的程度，连汉宣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当时民多贫困、“盗贼”不止。汉元帝即位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使西汉王朝一蹶不振。
刘 奭：(公元前75～前33年)，汉朝第九个皇帝，西汉第九代皇帝，汉元帝，在位时间从公元前48～前33年为期十六年，终年四十三岁。
刘奭生于汉昭帝元平六年(公元前75年)，是刘询与嫡妻许平君生的儿子。他出生几个月后，其父即位做了皇帝。两年后，母亲许皇后被霍光妻霍显毒死。霍光逝世后，汉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农历4月刘奭被立为太子。汉黄龙三年(公元前49年)农历10月汉宣帝逝世后继位。病逝后谥号为“元帝”，庙号“高宗”。
汉元帝刘奭及其儿子汉成帝正处于汉代由鼎盛而趋于衰亡的转折期，他们在汉朝由盛而衰的过程中，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起了什么作用呢？是倒行逆施，促进了汉朝的衰亡，还是采用“以柔治国”的儒家方略，多少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延缓了汉朝的衰亡？我们还是应该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寻求解答。
刘奭多才多艺，善史书，鼓琴吹箫，柔仁好儒。为太子时，他以汉宣帝“持刑太深”曾劝用儒生，遭到汉宣帝的疏远，并曾预言：“乱我家者，太子也！”刘奭继位后，号令已出，便不理会汉宣帝那一套，他“征用儒生，委之以政”，重用贡禹、韦玄成、匡衡等名儒为丞相，力图稳定政局；又以宫女王嫱(王昭君)嫁与匈奴单于，恢复了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为缓和关东豪强与西汉朝廷的紧张关系，汉元帝甚至大胆地放弃了汉朝初期以来迁徙关东豪强以充实关中帝陵的制度。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四十四岁的汉元帝便病逝了。
汉元帝及其儿子汉成帝正处于汉朝由鼎盛而趋于衰亡的转折期，他们在汉朝由盛而衰的过程中，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起了什么作用呢？是倒行逆施，促进了汉朝的衰亡，还是采用“以柔治国”的儒家方略，多少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延缓了汉朝的衰亡？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汉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汉元帝开始，西汉开始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柔仁好儒”的由来史家对汉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西汉印花敷彩黄纱袍
“柔”字用得恰切。汉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汉元帝做太子时，就曾向汉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汉宣帝见太子要用“纯儒”，就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并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刘钦来更易太子，后来因为怀念亡妻许平君，才终于没有废兄立弟。但是，汉宣帝对太子进行皇家教育时，却用儒生为师傅，用儒经为教育内容，所以，汉元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西汉帛书信札刘奭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汉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汉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汉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汉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汉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汉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汉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两百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汉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汉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汉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汉宣帝时的两百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汉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汉元帝即位后，摒弃了汉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汉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汉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西汉印花敷彩绛红纱袍
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清朝初期思想家王夫之评价汉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汉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汉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农历1月，太子刘奭十八岁，汉宣帝为他举行了冠礼，这标志他已成年了。汉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他最爱的司马良娣病逝了。临死前，她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刘奭对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愤成疾，闷闷不乐，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王皇后对此焦虑不安，赶快报告给汉宣帝。汉宣帝听说太子迁怒于众位姬妾，也不好强拗其意，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自己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五位“家人子”(无职号的低等宫女)，排成一行，让太子刘奭自择中意之人。这时刘奭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里边有一个人还可以吧。”西汉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
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令掖庭令把这幸运儿送入太子宫。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现在偶然见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含嗔带娇地向他走来，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没想到的是，王政君竟怀了孕。
次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王政君生下嫡皇孙。汉宣帝见帝国有了继承人，喜出望外，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骜。骜者，千里马也。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寄予多么大的厚望！从此，老皇帝常常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刘奭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但是，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这一幕对王政君一家和西汉王朝都事关重大。关于王政君及其家族留待下几章再详述。
本来在汉宣帝临终前，已给汉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汉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汉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汉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汉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汉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汉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
“匡正”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汉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汉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汉元帝朝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汉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本来身体多病的汉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汉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汉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西汉“单于天降”瓦当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对立。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且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
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新一任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奉命到西域了解情况。当陈汤了解到郅支强大的消息后，便感到匈奴必将成为边疆之患，趁甘延寿生病之机，矫诏调集各处屯田部队和西域一些小国的兵力共斯万人马，进攻郅支，获得大胜。
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在以后近四十年岁月里，西域基本维持着和平状态，中西交通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郅支被杀之后，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农历1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汉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
王嫱，字昭君，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南郡秭归人(今湖北秭归)。王昭君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但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宫女一样，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但当历史提供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在临行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上，汉元帝见王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为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又不便失信，只得让她随呼韩邪出塞而去。
王昭君这位胆识不凡的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名垂青史的杰出妇女。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汉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汉匈冲突，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而昭君出塞则好似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王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段传说：“汉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由于画工毛延寿的卑劣行径，误了王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离乡，远嫁异域。
另据东汉文学家蔡邕《琴操》记载，王昭君嫁到匈奴后，心思不乐，作下了一首诗歌，后人称为《昭君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这首诗很可能是伪托之作。
又传，王昭君还写了一封信给汉元帝。信的内容如下：“臣妾幸得备身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诚得捐躯报之，何敢自怜？独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结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怜之。”据说汉元帝得书，大为动情，转而恼恨画工从中作梗，穷究其欺君之罪。画工毛延寿等五人“同日弃市”，一时京城画工几乎绝迹。王安石在他的《明妃曲》中写道：“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他一反以往归咎毛延寿欺君的正统观念，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汉元帝。
汉朝出塞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而且大多是金枝玉叶的宗室公主。但她们的为人行事，很快都随着历史的长河流逝了，唯独“良家子”出身的昭君却流芳千古，人们怀念不已。1963年，董必武作了一首咏王昭君的诗，镌刻在王昭君墓前的石碑上：“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不仅肯定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也肯定了汉元帝的历史眼光。
王昭君出塞不久，汉元帝就病入膏肓。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农历5月，汉元帝去世，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农历6月，皇太子刘骜即皇帝位，是为汉成帝。
刘奭简档：
属相：马
谥号：孝元皇帝
庙号：高宗
陵寝：渭陵
父亲：刘询
母亲：许平君
初婚：十八岁前
配偶：司马良娣等五人，皇后王政君
子女：三子，两女
继位：刘骜
刘 骜：(公元前52～前7年)，汉朝第十个皇帝，西汉第十代皇帝，汉成帝，在位时间从公元前32～前7年为期二十七年，终年四十六岁。
汉成帝刘骜生于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是汉元帝刘奭做太子时与王政君生的儿子。“骜”这个名字是他爷爷汉宣帝给起的，意思是希望他做刘汉王朝的千里马，结果却连猪狗都不如。由于汉成帝昏庸失政，“赵氏乱内，外家擅朝”，留下了王莽篡汉的祸根。
中国古代专制制度是一种以皇权为中心，以官僚群体为统治工具，以小农的自然经济为社会基础的专制统治。皇权在这里幻化为国家意志，它不仅成了保证整个社会能否正常运转的支配力量，而且成了平衡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的杠杆。所以，皇权的稳定就是社会的稳定，皇权的强弱必将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力量的消长。但是皇权的致命弱点是“家天下”，它的传承必须按血缘关系在一家一姓的狭小范围内选定，也就是说无论贤愚，他只要具有与皇族直系或最近的血统，就有可能被推上皇帝的宝座。如果臣民遇上志向远大、雄才大略、英明果决的君主，社会就稳定，国家就强大。然而，在中国古代帝王中，这样的明君简直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是那些养尊处优，纵情淫乐，性格乖戾，昏庸愚蠢，不知国计民生为何物的政治废物。在这些废物的眼中，最可靠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匍匐在自己脚下的宦官，是信得过的奴仆；另一种是外戚，是信得过的亲戚。
汉成帝是个昏庸无能，又“湛于酒色”的君王，基本上靠母舅来支撑家业，外戚的势力借机恶性膨胀起来。所以，在西汉晚期的政治舞台上，王氏家族便粉墨登场。
汉元帝去世后，在农历6月，二十岁的太子刘骜继位，尊称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政君为皇太后，王氏家族真正时来运转了。
王氏擅权在汉元帝晚年，王政君、成帝和王氏家族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政治危机之后，深刻地认识到失去权力的可怕，所以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紧紧抓住权力并坚守勿失。王政君最信得过的是娘家人，于是王凤乘此时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总理朝政，开王氏擅权的先河。但王氏擅权所以得以实现，又与汉成帝和王莽相关：
首先，汉成帝打击宦官势力。汉成帝下诏，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石显为长信中太仆，这是太后宫中管车马的官，秩中二千石。石显原来为中书令，官秩虽仅千石，但位于决策核心，石显原先的走卒，时任丞相的匡衡和御史大夫的张谭等便联名上疏揭露石显及其党羽过去的罪恶。于是石显被免官逐回家乡。石显死于中途，他的走卒也纷纷被免官。
其次，汉成帝利用外戚和朝臣抑制另一派外戚。汉成帝继位后，王凤首先排挤了能力强、名声大的冯昭仪的弟弟冯野王。又迫使皇后之父许嘉引退。“将军家重身重，不宜以吏职自累。赐黄金二百金，以特进侯就朝位”。
汉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农历5月，汉成帝下诏封王莽为新都侯，封地在南阳郡新野的都乡(今河南新野县境内)，食邑一千五百户，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身兼数职，进入了朝廷政权的核心。年仅三十岁的王莽，这时已跃居几个叔叔之上，成了很有权力地位的重臣了。朝廷的大权逐渐落在外戚手里。
在中国古代昏君的排行榜上，汉成帝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上对他的定评是“湛于酒色”。他自甘堕落，迷恋酒色，荒淫无道，不理朝政，最后竟死在“温柔乡”中。
西汉的皇权，从建国伊始就由三种力量构成，即皇帝、功臣和外戚。这三种力量几经消长，到元成以后，外戚王氏由于偶然机遇登上政治舞台，逐渐把持了大汉帝国的权柄，把西汉晚期的历史，演变成了王氏一家的兴衰史。
王氏的兴衰离不开这个家族的王政君。王政君是战国田齐旧贵族的后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齐国灭亡，王族式微。秦亡，其先祖田安，被项羽封为济北王。田安失国之后，齐地的人就称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家族为“王家”，从此，他家的姓氏就由“田”改为“王”。汉武帝时期，王政君的祖父王贺曾任直衣绣使，后被免职，由原籍东平陵(今山东章丘)迁往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的委粟里。王贺的儿子王禁是个酒色之徒，妻妾众多，繁衍了一个大家庭。他共生了四女八男：长女君侠、次女政君、三女君力、四女君弟；长子王凤、次子王曼、三子王谭、四子王崇、五子王商、六子王立、七子王根、八子王逢时。其中只有王凤、王崇和王政君是一母同胞，他们的母亲是王禁的嫡妻李氏。
王政君生于汉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她的生母李氏生下三个孩子后，因为嫉妒丈夫娶妾太多，一气之下改嫁给河东的苟宾。王政君小时候跟随爷爷王贺住在山东时，曾许配过人家，但没等结婚，未婚夫就逝世了。后来东平王刘宇见她清秀聪慧，又聘她为姬妾，仍是没等过门，东平王又逝世了。王禁很迷信，就找个卜者为女儿看相算命。卜者说：“当大贵，不可言。”王禁听了这极富暗示性的话，便不惜重资，延师教她读书学经，还教习琴棋书画，熏陶贵族礼仪。
汉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王政君年满十八岁。王禁想起卜者“当大贵”的话，就想方设法把王政君送到宫中，做了一名宫女。没想到太子不经意的一指，王政君不但到了太子宫，而且不久就怀有身孕，第二年就为刘奭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骜。
汉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汉宣帝去世，皇太子刘奭即位，史称汉元帝。封王政君之父王禁为阳平侯。仅过三天，又立王政君为皇后。第二年，又立才五岁的长子刘骜为皇太子，王禁的弟弟王弘也被委为长乐卫尉的重任。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王禁去世。其长子王凤继承侯位，并被任命为卫尉、侍中之职。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在汉元帝的时候，王氏家族虽然纷纷窃据要津，骤然显贵，但还没有进入中枢。不仅如此，他们的权力还出现了每况愈下的趋势。主要原因是汉元帝钟情于另外两个女人：傅昭仪和冯昭仪。
傅昭仪生了一男一女，儿子刘康被封为定陶王。此子聪明伶俐，多才多艺，甚得汉元帝的欢心，父子二人“坐则侧席(紧挨着御座)，行则同辇”，简直形影不离。从此王政君母子便被冷落一边。
冯昭仪生子刘兴，立为信都王，后改中山王。在汉元帝观赏斗兽遭到黑熊袭击时，冯昭仪挺身而出而让汉元帝赞叹不已，倍加敬重。
皇太子刘骜虽然长得一表人才，但却是个酒色之徙，汉元帝不喜欢他，几次要把他废掉，而想立“多才艺”的次子刘康。正当王氏家族岌岌可危之际，外戚史丹与太子关系紧密，起而为太子保驾护航。
汉元帝的幼弟中山王刘竟病故，太子刘骜赶来吊唁，但脸上毫无哀戚之容。汉元帝很生气。史丹立刻免冠谢罪，说是自己让太子故意节制悲伤之情的，以免感染汉元帝而过度伤心。汉元帝这才稍稍消解了对太子的怨怒之气。
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病卧后宫，傅昭仪及其儿子定陶王刘康，常在榻前侍奉，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却难得见上皇帝一面。王政君和刘骜忧心忡忡，一筹莫展。就在这关键时刻，史丹借着贴身宠臣的身份可以直入寝殿探病，趁寝殿中只有汉元帝一人时，他独自闯入室内，伏在汉元帝床前声泪俱下地为太子求情。汉元帝心肠软，“优游不断”，见史丹泣不成声，竟大为感动，长长叹了一口气，表示不会废黜太子。史丹听后心里有底，连连叩头请罪。汉元帝接着说：“我的病恐怕不会有好转的可能，希望你好好辅佐皇太子，不要辜负我的重托！”皇太子的地位这才稳定下来。
农历5月汉元帝去世，农历6月，二十岁的太子刘骜继位。尊称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政君为皇太后，王氏家族真正时来运转了。
在汉元帝晚年，王政君、汉成帝和王氏家族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政治危机之后，深刻地认识到失去权力的可怕，所以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紧紧抓住权力并坚守勿失。王政君最信得过的是娘家人，于是王凤乘此时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总理朝政，开王氏擅权的先河。但王氏擅权所以得以实现，又与汉成帝和王莽相关：
首先，汉成帝打击宦官势力。汉成帝下诏，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石显为长信中太仆，这是太后宫中管车马的官，秩中二千石。石显原来为中书令，官秩虽仅千石，但位于决策核心，石显原先的走卒，时任丞相的匡衡和御史大夫的张谭等便联名上疏揭露石显及其党羽过去的罪恶。于是石显被免官逐回家乡。石显死于中途，他的走卒也纷纷被免官。
其次，汉成帝利用外戚和朝臣抑制另一派外戚。汉成帝继位，王凤首先排挤了能力强、名声大的冯昭仪的弟弟冯野王。又迫使皇后之父许嘉引退。“将军家重身重，不宜以吏职自累。赐黄金二百金，以特进侯就朝位”。
再次，王凤排挤丞相王商。这个王商与王凤的弟弟同名，涿郡蠡吾人(今河北博野)。他的父亲王武是汉宣帝的舅舅，堂兄王接曾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这也是一支活跃于元、成政坛上的外戚家族。当时，惟一能与王凤相抗衡的，就是王商。王商在政坛上稳步高升，不但有外戚家族的背景，而且政治识见和能力，都不在王凤之下。两人在许多问题上议论不同，关系渐渐紧张。王凤与外戚史丹合谋，派人秘密调查王商的隐私，又教唆频阳人(今陕西富平)耿定上疏诬陷王商。汉成帝觉得难以查证，可是王凤坚持要查办，汉成帝无奈，只得免去王商的丞相职务。王商被免相仅三日，就大口吐血，悲愤而死。其子弟亲戚有在宫中任职的，一律被赶出长安城。至此，王凤专制朝政，已没有了强大的反对派。
还有，王莽崛起。王氏家族飞黄腾达、炙手可热的时候，却有个被遗亡的角落，那就是王凤的二弟王曼，因为早死没有封侯。王曼的第二个儿子叫王莽，字臣君，生于汉元帝汉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王莽的相貌其丑无比，大嘴叉，短下巴，金鱼眼，红眼珠，大嗓门，声音嘶哑。汉朝鎏金神兽纹铜牌饰
王莽的哥哥与父亲一样早早就逝世了，所以王莽年纪轻轻就成了家庭的顶梁柱。王政君当上皇太后那年，王莽仅有十四岁，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被王氏家族冷落的王莽母子，只好相依为命，过着十分清寒的生活。年轻的王莽与他那些飞扬跋扈的堂兄弟们截然不同：对内孝敬寡居的母亲，照顾兄长的遗孀，耐心教育顽皮的侄子；对外结交一些英俊的朋友，又拜当时著名的学者陈参为师，攻读经书孜孜不倦，待人接物恭敬有礼，尤其是侍奉执掌大权的伯父、叔父们，更是小心翼翼。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王莽从不跟堂兄弟们去寻欢作乐，而是洁身自好，表现得谦恭谨俭、温文尔雅，处处表现出一个年轻儒者的风范，由此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执掌朝廷大权的伯父王凤病倒了，王莽在床前尽心竭力地侍奉伯父，几个月如一日，衣不解带，最后累得蓬头垢面，疲惫不堪。王凤大受感动了，临逝世时拜托皇太后王政君和外甥汉成帝，让他们关照一下王莽。随后，王莽有了第一个职务即黄门郎。在二十四岁的时候，王莽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大司马王商，也感到这个侄子不同凡响，向汉成帝上书愿将自己的封地分一部分给王莽，其实就是要求皇帝给王莽封侯。另外一些朝廷大臣也都看好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纷纷向皇帝称赞王莽。王莽立刻名声鹊起，引起了汉成帝的极大关注。但汉成帝自己昏庸无能，又“湛于酒色”，便靠母舅来支撑家业，外戚的势力岂能不借机恶性膨胀起来？所以，在西汉晚期的政治舞台上，王氏家族能够粉墨登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汉成帝即位时起，就花了大量金钱，建造霄游宫、飞行殿和云雷宫供自己淫乐。他最初宠爱许皇后，这引起了王氏集团的担心，一有机会他们就攻击许皇后，再加许皇后色衰，汉成帝便也移情别恋。汉成帝冷落了许皇后，开始宠爱班婕妤。班婕妤是《汉书》作者班固的祖姑。她生了一个男孩，数月即夭折。班婕妤美而不艳，丽而不俗，又博通文史，知书达礼。她没有一般女子“好妒”的毛病，把侍女李平进献给汉成帝，李平又得宠幸，也被封为婕妤。汉成帝说：“当初孝汉武帝的卫皇后也从微贱而起。”因此赐李平姓“卫”，她就成了卫婕妤。
但是，贵为君王的汉成帝，也想到宫外世界去寻求刺激。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汉成帝在富平侯张放的陪同下，身着便装，“微行”出游，跑到闹市区去寻欢作乐，竟遇到了绝代美女。
昭阳新主人在巍峨宏伟、鳞次栉比的西汉宫殿中，昭阳殿以其合于天干而显得别具一格。当未央宫、甘泉宫、长杨宫等宫殿早已随着汉高祖、汉武帝的名字蜚声著誉的时候，古老而充满祥瑞的昭阳殿却一直默默无闻。汉成帝时，这里住进了才色殊绝、宠渥恩隆的两个女子，从此，昭阳殿便成为宠幸、荣耀与尊贵的象征，在戏曲、小说里成了“正宫”的别名。给昭阳殿带来如此声名的，正是汉成帝“微行”出游所遇到的一个绝色美女赵飞燕。
赵飞燕是阳阿公主家的舞女，面目娇好，体态轻盈。历史上有“燕瘦环肥”的说法，燕，就是赵飞燕；环，就是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一次，汉成帝“微行”经过阳阿公主家，公主盛宴款待，唤出几名美女歌舞助兴。汉成帝见其中有位光艳照人的女郎，歌声清脆，舞姿袅娜，不禁意荡神摇，她就是赵飞燕。汉成帝便乞请公主将她送给自己，带回宫去，让她成为昭阳殿的新主人。
赵飞燕的父亲叫冯万金，做江都王府里的舍人，与江都王的孙女姑苏郡主私通，生下了赵飞燕和赵合德两个孪生姐妹。因为姑苏郡主嫁给江苏中尉赵曼为妻，所以飞燕姐妹从赵姓。长大后被卖到阳阿公主的家令赵临的府中学习歌舞，由于体态轻盈，姐姐获得了“飞燕”的称号。
由于赵飞燕的获宠，赵临和兄弟赵钦先后被封为成阳侯与新成侯，赵氏一门大得荣光。然而，在外戚势力逐渐膨胀的西汉中后期，勋戚霍氏、许氏、王氏等先后秉掌朝政，人少族微的赵氏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因而，赵飞燕的后宫专宠并没有对朝政产生多大影响，同时，微贱的出身还为她能否固宠罩上了一层阴影。入宫不久，她就把妹妹赵合德推荐给汉成帝做婕妤，通过妹妹并宠做保障，弥补家族势力的不足。
自从赵合德进宫后，汉成帝便渐渐把心思移到她身上。这是因为赵合德不仅姿容出色，肌肤雪白、光滑，而且性情温柔，比起赵飞燕来，更有一番魅力。汉成帝称赵合德的怀抱是“温柔乡”，并感叹说：“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喻汉武帝好神仙)。”汉成帝让赵合德住进了昭阳宫，并满足她的挥霍欲望。汉成帝日益宠信赵合德，同时，对赵飞燕的恩宠逐渐衰落下来。自然，由于赵飞燕与赵合德是一对亲姐妹，汉成帝便不好过分地冷落飞燕。
赵飞燕姐妹入宫后，即以新宠的骄姿，挟赫赫威势向许皇后、班婕妤二人发动进攻，一场新旧之争遂在后宫展开。
自许皇后被冷落以后，一连三年日蚀，朝臣们将这“阴盛”之象，归咎于王氏专权，而王氏的党羽谷永却将矛头移向许皇后，说是由于她“失德”造成的。于是，许皇后的“椒房掖廷用度”被减省了，甚至连皇帝的面也见不上了。许皇后一肚子怨气无从发泄，她的姐姐、平安侯夫人许谒想出了一个拙劣而愚蠢办法，就是在背地里装神弄鬼，恶毒诅咒车骑将军王音和后宫中一个有身孕的王美人。此事很快被王氏家族掌握，但他们觉得最好由别人揭发。而揭发的最佳人选是赵飞燕。结果，在赵飞燕入宫的当年十一月，赵飞燕替王氏家族跑到前台做了揭发，许谒等人被处死，许皇后被废黜，许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被流放。赵飞燕在控告许皇后的同时，把班婕妤也一并捎上了。但由皇太后出面保了下来。
皇后的位置空缺，赵飞燕就闹着让汉成帝立她为皇后。可是汉成帝册立赵飞燕为后的想法遭到了皇太后王政君的阻拦。后由淳于长从中斡旋，赵飞燕才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淳于长是皇太后王政君的姐姐王君侠的儿子，与王莽是亲表兄弟。淳于长跑到王政君面前以立赵氏为后，不会构成对王氏家族专权的威胁这个理由打动了王政君的心，终于点头首肯。汉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立赵飞燕为皇后，同时晋赵合德为昭仪，又把昭阳殿赐给她一人居住。为了感谢淳于长斡旋之功，汉成帝赐淳于长关内侯，不久又封为定陵侯。
汉成帝为了取悦新皇后，令工匠在皇宫太液池建造了一艘华丽的御船，叫“合宫舟”。一天，汉成帝带着赵飞燕一同泛舟赏景。赵飞燕穿着南越所贡云英紫裙、碧琼轻绡，一面轻歌《归凤送远》之曲，一面翩翩起舞，汉成帝令侍郎冯无方吹笙以配赵飞燕的歌舞。舟至中流，狂风骤起，险些将身轻如燕的赵飞燕吹倒，冯无方奉汉成帝之命救护，扔掉乐器，拽住皇后的两只脚不肯松手，赵飞燕则继续歌舞。此后，宫中便流传“飞燕能作掌上舞”的佳话。
正当赵飞燕沉浸在母仪天下的荣华与威势之中时，双脚却已踏上班婕妤的老路，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做皇后竟是宠极爱歇，忌深情疏，而夺她所爱的，正是自己的妹妹昭仪赵合德。赵合德与赵飞燕从小一起长大，对姐姐十分尊敬，在汉成帝面前为她百般回护，因而赵飞燕的地位并未因皇帝移宠而动摇。开始时，心高气傲的赵飞燕，不愿与残漏寒蛩作伴，不甘心遭遇冷遇与漠视。她听说皇帝爱窥视赵合德汤浴，自己便也如法炮制来请皇帝观瞧。为了复宠，她甚至谎言过自己怀孕，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她的命运。
汉成帝始终没有儿子，在“家天下”的专制时代，皇帝无嗣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让朝堂上下无不忧心。赵氏姐妹专宠十余年，久无子息，也深深地为自己将来的命运担忧，但姐妹二人始终没有生育的征兆。赵飞燕知道，要想永保皇后的桂冠，必须生下一个儿子，继承帝业。因此她焦灼地盼望着有个孩子。为了增加生育的机会，也为了打发寂寞难挨的时光，她常趁汉成帝夜宿合德处，秽乱宫廷，招引一些多子的少年侍郎、宫奴与她奸宿，希望怀孕，但均未成功。赵氏姐妹自己不能生育，也不许别的妃嫔生育。宫中有个叫曹伟能的女官，怀上了汉成帝的孩子，临到生产的时候，赵合德命中黄门田客拿着皇帝的诏书，毒死了曹姬，取走了婴儿。那婴儿被乳母张弃抚养了十一天，即被宫长李南持诏书取走，从此不知下落。后来，后宫的许美人也怀孕了，汉成帝暗中派御医去探视，又送给许美人三粒名贵的养身丸药，做保胎之用。许美人生了儿子以后，赵合德知道了，大哭大闹了一场，最后胁迫汉成帝亲手掐逝世了自己的儿子。
赵氏姐妹的残忍令人发指，而汉成帝的昏蒙也无以复加。当时有讥刺赵飞燕童谣道：“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
汉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农历3月，酒色侵骨的汉成帝在赵合德的怀抱中暴死，孝元王太后与大司马王莽“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合德因畏惧而自杀。农历4月，汉成帝的养子刘欣即位，是为汉哀帝。汉成帝安葬于延陵(今陕西咸阳)。
刘骜简档：
属相：蛇
谥号：孝成皇帝
庙号：无
陵寝：延陵
父亲：刘奭
母亲：王政君
初婚：十九岁
配偶：皇后许氏、赵飞燕等九人
子女：无
继位：刘欣
刘 欣：(公元前21～前1年)，汉朝第十一个皇帝，西汉第十一代皇帝，汉哀帝，在位时间从公元前7～前1年为期六年，终年二十五岁。
刘欣是汉元帝庶孙，定陶恭王康子，在十九岁时即位，是为汉哀帝。
汉哀帝刘欣自幼好读“诗”，“书”，尚节约，即位开始时，曾想有番作为，起初采用大臣师丹的“限田议”，以图限制土地兼并。他任用了一批有识之士，采纳诤言，使汉朝一时看来有些生气。
但汉哀帝虽有治国之志，却无治国之才。他宠信一位男宠董贤，赏赐田，令限田变赐田。董贤除贪婪、善媚外一无本事，却位居大司马、大将军等三公之职。汉哀帝在位时天灾频频，民众苦不堪言，连汉武帝的陵寝都被烧毁。汉哀帝在位五年后逝世，之后便发生外戚王莽篡政，西汉王朝走向末落。
汉哀帝是个很聪明的人，当刘欣还是陶定王刘欣的时候，被无子而准备立嗣的汉成帝诏见。“上令诵诗、通习，能说”，刘欣对答得体。汉成帝数次称赞其才，再加上刘欣的祖母又贿赂过赵飞燕，刘欣终被立为太子，年十七岁。
汉哀帝在十九岁即位大统，“初立，躬行俭约、节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他亲眼目睹了汉成帝时期的弊端，却终于没有力量加强君主权威。在即位的前三年，政绩乏善可陈，只能听任傅太后的胡闹和指手划脚。待招李寻就曾劝告汉哀帝“请陛下振奋阳刚之气、意志坚决、不听女人摆布…崇阳抑阴…”等等。
李寻很清楚：母后于政乱朝，是例朝大忌。但是他不明白的是，哀帝自己也许就有着女性气息。他幼时既被刚强暴烈、有心计爱弄权的傅太后抱养，“母捍子弱”，养成了他比较阴柔的性格。奇怪的是他很厌恶皇亲国戚相互攀比歌姬舞女的时尚，刚登基就废弃了乐府宫。《资治通鉴》中，也没有提到他爱过哪个后妃，甚至没有关于立后、妃的记载。
而后三年，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年仅十九岁的董贤闯进了他二十二岁的生命，他短暂的生命开始变得丰富多彩。翻开史籍《资治通鉴》会发现，记录汉哀帝的中下篇全是“董贤”，显然是史官对“董贤现象”的一种抨击。但从史书记载中看不出董贤是怎样一个人，没有关于他的言论的记载。在很多大臣的嘴里，说他不过是一个奴才，尽管他已位居高官。劝皇上必要的话可以多多赏赐，但是不要委与权利。汉哀帝所在的刘氏家族有男风之好者不乏其人，如汉文帝爱邓通，汉武帝喜韩嫣，然终有帝王荒唐无耻生活之嫌。
汉哀帝之于董贤全然是敬爱。几处可见一般。凡是皇宫珍宝，上品皆选送董贤，皇帝自己用的是次一等的；生，则为董贤在北宫门外建宅邸，工程浩大，精美绝伦；死，则在皇帝自己的义陵旁筑墓园，有生死不离之愿。董贤一家封官进爵不算，还可以定时进宫见皇帝。甚至董贤或家人去街市购物，都有皇帝派的使者专门陪同；皇帝的侍卫日夜保护董贤，这个皇帝大概也愿随时在他的身边的。裁撤皇家苑林，赐董贤土地两千顷，“损害皇上自己的利益以奉董贤”。为董贤做的器具，必须由汉哀帝审视批准后方可送去，这种细心程度就很令人怀疑汉哀帝自己的身份，在丞相王嘉的上书中透露出的一种信息最终要了这个大臣的命。他直言汉哀帝：“奢侈儹越、寻欢放纵、变乱阴阳…陛下一向仁慈智慧，行事谨慎，如今却有这些过失被人大肆嘲讽”。
其实骂董贤的大臣比比皆是，汉哀帝派人到武库拿兵器送董贤，执金吾毋将隆就毫不客气的说：“董贤不过是一弄臣，国家的武库兵器摆在卑贱的奴仆之家，及不妥当。”还用孔子的‘雍乐怎么会出现在三家庙堂’来夸夸其谈的教育了汉哀帝一通，汉哀帝无话。谏大夫鲍宣也不止一次称董为弄臣，并认为：“陛下真心怜惜懂贤，就该解除天下对他的恨意，罢他的官，谴回封国，才能将来保全他的性命”。王闳甚至拿蛇化美女褒姒乱周比喻董贤，斥责汉哀帝“所作所为是不可以流传给后世效法的”，然汉哀帝皆未加罪。
那么为什么偏偏杀了王嘉？概因“变乱阴阳”之句。而大臣们千夫所指、不遗余力、不惜身家性命的劝谏，大概也是因为这已经不是无妨帝业的“宠臣、弄臣”之事，而是不容于世、甚至不容于今的孽情吧？
先人们对这段的记载很隐讳，在历史上只留下暧昧的“断袖”一说：董贤压着汉哀帝的袖子熟睡着，汉哀帝不忍唤醒他，便叫人割断自己的袖子。再有就是入则陪侍，出则同车，就是现在的出双入对之意吧。但如果这不算一段爱情，那么世上就很可能从来没有过爱情这种东西。
其实汉文帝对邓通的感情也非一般之“宠”。汉文帝患痈，邓通为其吮，帝深有感触，“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邓通说当然是太子，汉文帝默然不语。但在人前汉文帝还是要掩饰的，他派人去丞相府救护邓通，也只是说：“这是我的弄臣，丞相就饶了他吧。”
这“从容”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表情，但汉哀帝也用了一次。麒麟殿汉哀帝与董贤及董贤家人饮酒，汉哀帝喝了点酒，“从容”地看着董贤，笑着说：“我打算效法尧让位于舜，你看怎么样？”立刻遭到大臣王闳正色驳斥。汉哀帝“默然不悦”。爱情使他身不由己，而帝王重任也同样使他身不由己。
汉哀帝是不快乐的，身为帝王，“玩乐”人们倒会理解，如果是爱情反不能见容与人的，是可耻的了。他也彷徨过吧、也抗争过吧，也怕过嘲讽吧，也恼羞成怒过吧？但他始终不放弃，始终尊重爱情，从来不肯象文帝那样说自己的爱人只不过是个“弄臣”来求得耳根清净。当匈奴单于来见，诧异于大司马董涎如此年轻时，汉哀帝立刻分解：“大司马虽然年轻，却是因大贤能居高位的”。足见他对感情的敬重与珍视。
公元前1年农历6月，汉哀帝驾崩与未央宫，终年二十五岁，无子嗣。这正应了王嘉“爱之适足以害之”那句话。早就腻味董贤的太皇太后王政君，以董贤不能“亲侍医药”之罪令尚书弹劾他，董贤立刻就被解除大司马之职，当天自尽。
刘 衎：(公元前9年～公元5年)，汉朝第十二个皇帝，西汉第十二代皇帝，汉平帝，在位时间从公元前1年～公元5年为期五年，终年十四岁。
刘衎是汉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刘兴之子，九岁即位，尊王政君为太皇太后。
汉成帝逝世以后，不出十年，朝廷就换了两个皇帝，即汉哀帝和汉平帝。
汉平帝即位的时候，年纪才九岁，国家大事都要由大司马王莽作主。有些吹捧王莽的人都说王莽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请太皇太后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王莽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封号和封地。后来，经大臣们一再劝说，他只接受了封号，却把封地退还朝廷。
公元2年，中原地区发生了旱灾和蝗灾。由于多年来贵族、豪强不断兼并土地，剥削农民，逢到灾荒，老百姓没法活下去，都骚动起来。为了缓和老百姓对朝廷和官吏的愤恨，王莽建议公家节约粮食和布帛。他自己先拿出一百万钱，三十顷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他这样一起头，有些贵族、大臣也只好拿出一些土地和钱来。
太皇太后王政君又把新野(今河南新野)的二万多顷地赏给王莽，王莽又推辞了。王莽还派八个心腹大臣分头到各地方去观察风土人情。他们把王莽不肯接受新野封地这件事到处宣扬，说王莽怎么虚心，怎样谦让。当时，中小地主都恨透了兼并土地的豪强，一听王莽连封给他的土地都不要，就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好人。
王莽越是不肯受封，越是有人要求太皇太后封他。据说，朝廷里的大臣和地方上的官吏、平民上书请求加封王莽的人共有四十八万多人。有人还收集了各种各样歌颂王莽的文字，一共有三万多字。王莽的威望就越来越高。
别人越是吹捧王莽，汉平帝可越觉得王莽可怕、可恨，因为王莽不准汉平帝的母亲留在身边，还把他娘舅家的人杀光了。汉平帝渐渐大了，免不得背地说了些抱怨的话，王莽得知后暗恨在心。有一天，趁众大臣们给汉平帝上寿时，王莽亲自献上一杯毒酒。汉平帝没有怀疑，接过来就喝了。第二天，宫里传出话来，汉平帝得了重病，没有几天就逝世了。王莽还假惺惺哭了一场。
汉平帝逝世的时候才十四岁，自然没有子嗣。王莽就从刘家的宗室里找了一个两岁的幼孩即刘婴为皇太子，叫做孺子婴。王莽自称“假皇帝”(假，代理之意)，摄政朝事。
刘 婴：(公元5～25年)，汉朝第十三个皇帝，西汉末帝，孺子婴，在位时间从公元6～8年为期三年，终年二十一岁。
刘婴生于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是汉宣帝的玄孙，楚孝王刘嚣的曾孙，广戚侯刘显之子。汉平帝被毒逝后，年仅两岁的刘婴被王莽提捧继位为太子，史称“孺子婴”。不久，整个汉朝由王莽摄政，改年号为“居摄”。在汉元始九年王莽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共历二百十四年，至此灭亡。
西汉十三帝，有一帝到底指谁？历来说法不一。
一说为高后吕雉。吕雉虽然临朝称制达十五年，但据史籍《史记·高后本纪》和《汉书·高后纪》记载，刘恭虽然被按皇帝待遇，但有名无实，是“后”不是“帝”，因而不算一帝。
一说为汉更始帝刘玄。可是中间隔着“新莽”时期，那时西汉早已灭亡，而且并未建立起统一全国的政权，因而也不能算西汉一帝。
一说为刘婴。孺子婴初立时虽然只是两岁的孩子，在位三年，且始终没有正式即位，也从未戴过皇帝的冠冕，但毕竟在位三年，西汉王朝是在他手上灭亡的，所以刘婴应当为西汉的末代皇帝。
汉平帝逝世后，王莽感到自己当皇帝的条件还不具备，就决定再立一个傀儡。王莽借口这些人与平帝都是兄弟辈份，不好做继承人。于是就从汉宣帝的玄孙中，选择最年幼的广戚侯刘显的儿子刘婴为继承人。老谋深算的王莽想由自己做没有名义的“皇帝”，要行使皇帝的权力，总要编造个理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果然有人给编造了符命图谶。在迎立刘婴即位的当月，武功县长孟通在挖井时，发现一块上圆下方的大白石头，上面写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血红大字。王莽指使群臣把此事禀告给太后王政君。
年愈古稀的太皇太后虽然重用娘家的人，但本心还是想守住刘家的社稷江山，她没有料到王莽竟然有篡夺皇位的野心，不禁气愤至极，对王莽给予严厉的斥责。这时，王莽的叔伯兄弟、太保王舜却告诉老太后，现在已没有办法能阻止王莽这样做了。最后，元后王政君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按王莽等人的意思下诏书：“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
居摄，是因皇帝年幼不能亲政，由大臣代居其位。践祚，是“即位”的意思，多指帝王而言。古代庙、寝堂前两阶，主阶在东称祚(一作“阼”)阶。祚阶上为主位，因称即位行事为“践祚”。元后已经同意王莽居摄，群臣就从《尚书》和《周礼》等古籍中寻找周公居摄时的规矩，然后提议王莽居摄的形式。主要内容是：“服天子之服，用天子仪仗，如天子南面朝见群臣，处理政事。出入之际要戒严，臣民在其面前要自称臣妾，一如天子之制。举行祭祀典礼之时，赞礼者要称其为‘假皇帝’，臣民应称其为‘摄皇帝’，其自称应为‘予’，其公文应称‘制’。”以上内容与“真皇帝”相比已经没有多大区别，最后一条是对元后的惟一安慰：“其朝见太皇太后、皇后则仍用臣礼，所居之处，如诸侯制度。”
第二年(公元6年)农历1月，王莽正式就任“假皇帝”。他为了表示是西汉王朝的真正主宰，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改元，称“居摄元年”。第二件事，到南郊祭祀天帝，到东郊迎接春天，在明堂举行大射礼。这些过去都是皇帝主持的事，如今理应由孺子婴负责，但他只有两岁，便均由王莽主持。第三件事，在农历3月己丑日，尊年仅十七岁的平帝皇后，也即王莽的女儿为皇太后；立汉宣帝的玄孙刘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闻，“假皇帝”与真太子不同族不同姓。
王莽做摄皇帝，是外戚专权的必然结果。从此，王政君作为维护刘氏政权的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无论“假皇帝”还是“摄皇帝”，都是代理皇帝的意思，但实际上王莽此时的权势早已超过坐在帝位上的孺子婴了，只是没有宣布改朝换代而已。
王莽在农历3月立孺子婴为皇太子时，立刻引起固守刘氏汉室“正统”观念的朝臣和宗室子弟们的不满，他们彻底识破了王莽假仁假义的面具，有七十多位朝臣和地方官吏，或告退，或隐亡，表示忠事刘汉而不为王氏朝官。
王莽虽然对刘氏贵族极尽拉拢、防范之能事，但首先发难的还是刘氏宗室。安众(今河南镇平)侯刘崇在农历4月即起兵反抗，但不久就失败了，刘崇战死。
汉居摄二年(公元7年)农历9月，东郡(今河南濮阳)太守翟义再次发难，举起反王莽的大旗。翟义拥立汉宗室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向全国各地发出通告：“王莽毒死汉平帝，执行天子特权，妄想断绝汉朝的江山社稷，我们要遵从上天的旨意，诛灭王莽！”各郡国纷纷响应，队伍迅速发展。
在古代，正统观念往往起着支配的作用，所以后来反对王莽的农民起义军，大都拥立刘氏宗室子孙做号召，如刘玄、刘盆子等。
面对起义军的壮大，摄皇帝王莽寝食不安，昼夜抱着年幼的孺子刘婴哭泣，并祈求神灵保佑，宣布等孺子长大成人后，就主动辞职回家休养。王莽一面担惊害怕，一面派兵镇压。在王莽军的镇压之下，各路起义失败了。平息反抗后，王莽更是踌躇满志，他一改昔日谦恭有礼的儒者风范，而以一个盛气凌人的政治强人的姿态出现在大小臣工面前。胜利让王莽有恃无恐，加快了当真皇帝的步伐，同时也加速了王莽的毁灭。
翟义等反叛者的相继毁灭，使王莽产生了错觉，他认为这一定是“天命所归”！王莽要去掉头上的“假”字当真皇帝，要靠符命。所谓“符命”就是编造的“天符之命”或者“圣王受命之符”。于是，各地便纷纷造符瑞来投其所好，急其所需，提出要把“摄皇帝”中的“摄”字去掉；把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公元8年)。太皇太后不得不同意，王莽的弄假成真走出了第一步。
既然命符是升官的捷径，汉初始元年(公元8年)，有“素无行，好为大言“的梓潼人(今四川梓潼)哀章就加紧制做铜匮(铜盒)，装了两条书简，一个简册上写“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简册上写“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其中的“某”指汉高祖刘邦，这个“黄帝”就是王莽，意思是天帝和汉高祖刘邦将帝位传给王莽。“图”、“书”中都写了“王莽应做真天子”，同时将王莽宠信的几个大臣以及自己的名字也写在上面，说这些人应当大官辅佐。哀章将此铜匮献给正急于当真皇帝的王莽。王莽立即拜受，表示听从天神命令，接受禅位。回去便坐在未央宫的前殿，登上天子宝座，把国号改为“新”，把农历2月1日作为始建国元年的农历1月1日。自此，西汉王朝共历二百十四年、十三个皇帝后，宣告灭亡，史称“王莽篡汉”。
历次改朝换代，最可悲的是末代皇帝，孺子婴连个皇帝的名号也没有，两岁时被立为皇太子，饱受“假皇帝”王莽的摆布、戏弄，五岁时就成了亡国之君。王莽封孺子婴为“安定公”，并将平原郡的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等五个县，民万户，地方百里，作为安定公国，在西汉国中立汉祖宗之庙，世代祭祀。将自己的女儿孝平皇后降为安定太后。王莽封了孺子婴，但不准他回到封国，把京城的大鸿胪府改建为“安定公第”，将刘婴关在里面，室内一无所有，又通令禁止任何人与他讲话。这样，孺子婴实际上过着连囚犯也不如的生活。可怜后来孺子婴长大后，连猪、狗、牛、羊都不认识，话也说不清楚，竟成了一个傻子。
王莽夺取天下的重要因素：
第一，王政君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没有王政君就没有王莽。“王莽篡汉”的一个偶然因素是汉成帝、汉哀帝、平帝都绝嗣无子，皇位继承人由藩入主，而这一切都由王政君决定。而王政君又偏偏长寿，活了八十四岁，使得她成为汉室惟一活着的老祖先，在中国传统孝道思想的影响下，这个天下之母在决定立谁做新皇帝的时候，起到了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作用。
第二，王氏外戚专权的结果。王氏集团作为外戚辅政，从王凤开始到王莽止，前后达三十四年之久，在全国上下、军民之中造成了王氏统治深入人心的有利条件，其势力已成不代之势。
第三，“再受命”思想的影响。西汉后期社会危机深重，政治动荡，人心思变，谶纬之说盛行，整个社会流行所谓汉室当“更受命”之说。这种思潮为王莽代汉创造了一个舆论上的思想准备。西汉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灾荒，经济凋弊，所以人心浮动，阶级矛盾尖锐，民众起义不断。“王莽篡汉”正是适应了整个社会的基本思潮即人心思变、社会思治这一实际情况。
新莽王朝仅存在十五年就灭亡了，汉更始帝刘玄三年(公元25年)，平陵人方望等起事，劫取刘婴逃离长安，到了临泾(今甘肃镇原)，汉更始帝刘玄便派遣李松等带兵前去攻打，混战中，刘婴被乱兵所杀，终年二十一岁，不知葬所。
刘婴简档：
属相：牛
谥号：无
庙号：无
称号：孺子婴
陵寝：待考
父亲：广戚侯刘显
母亲：待考
婚姻：未婚
子女：无
夺位：王莽
刘 玄：(公元前？年～公元25年)，字圣公，刘秀的族兄。汉朝两汉之间乱世皇帝，汉更始帝，在位时间从公元23～25年为期两年，终年岁。
刘玄在新莽时，因客犯法，亡命平林(今湖北枣阳)。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投入平林陈牧军。次年被立为帝，建元更始，是为更始帝。先建都洛阳，后长安市民起事响应，杀死王莽。王莽死后，更始帝刘玄定都长安。入长安后，他大封宗室，又沉湎酒色，委政赵萌，以至众叛亲离。又诛杀功臣，引起内部分裂。
刘玄是长沙定王刘发六世孙。世系如下：刘发生舂陵节侯刘买，刘买生舂陵戴侯刘雄渠，刘雄渠生苍梧太守刘利，刘利生刘子张，刘子张娶平林人何氏，生刘玄。
刘玄本是刘氏皇室中一个平庸的成员，毫无雄才大略和帝王资质，只因是西汉皇族，才被当时的历史潮流卷入到反新起义的队伍中来。
据说刘玄年轻时也有些侠义好友的习气。他的弟弟被别人杀害，他广宴朋友，要为弟报仇，并把地方治安官也请来陪酒。不料他的朋友酒醉犯法，刘玄大仇未报，却先惹了祸。为了避祸，刘玄被迫从舂陵逃到平林(今湖北随县)。
新朝末年，王莽暴政导致公元14年由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起义。
公元22年农历7月，平林人陈牧率千余人起义，响应绿林军，号称“平林兵”。正在这里避难的刘玄参加平林兵，担任安集掾的职务，从此走上反新复汉的道路。
因为他是皇族成员，而平林起义军在反王莽斗争中需要借助刘氏宗族的号召力，便于公元23年农历1月拥立刘玄为“更始将军”。随后平林军与绿林军合并，并于这年的二月初一在淯水(今河南白河)上沙中将更始将军刘玄推上皇帝宝座。
传说刘玄登基即位之时，竟羞愧流汗，双手发抖，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许多义军将领目睹此状，都心存不服。
刘玄即位后，改年号为“更始”。
更始元年(公元23年)农历2月，刘玄令刘縯进攻南阳，派王凤、刘秀等北攻昆阳(今河南叶县)。农历3月，起义军在昆阴大战中一举击败王莽新朝主力军队。接着，起义军乘胜直捣长安。更始元年农历10月，绿林军攻克长安，斩杀王莽，新朝灭亡。同月，刘玄定都洛阳。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农历2月，刘玄迁都长安，完全恢复刘氏汉家天下。
刘玄入都长安之后，以为天下已定，可高枕无忧了，生活上很快就腐败起来。
据史书记载，刘玄在长安不理朝政，沉湎女色，终日与众多妇人在后宫中奢宴淫乐。他常喝得烂醉如泥，不能上朝，便让侍中冒充自己坐在帷帐内与文武大臣议事。将士大臣听出非刘玄声音，对刘玄更加不满。刘玄又残杀贤良，不纳忠言直谏，还滥授官爵，所用非人。结果，胜利后的绿林军很快便上下离心，四方怨叛。刘玄在长安又纵容绿林军烧杀抢劫，很快便大失民心。
当刘玄更始政权危机四伏之际，另一支起自山东的农民起义大军——赤眉军又潮水般地向西涌来，并很快摧毁了更始政权。
赤眉军本是山东的贫苦农民，他们于绿林军在新市起义的第二年(公元18年)在莒县起义。起义军以樊崇为首领，于公元22年在成昌(今山东东平东)大败前来镇压的新朝大军。不久，赤眉军转战河南，队伍日益壮大至几十万人。
更始元年(公元23年)农历10月，当新朝被绿林军灭亡、更始政权初都洛阳时，樊崇曾率部投奔刘玄，归服更始政权，并被封侯授爵。但不久之后，赤眉便与绿林更始政权分裂，继续在河南一带与新朝残余势力作斗争。公元24年冬天，当长安的更始政权日趋腐败之际，赤眉军大举向西进军长安，欲与更始政权一争高下。
为了与更始朝廷正式分庭抗礼，赤眉军在更始三年(公元25年)农历6月另立汉皇族后裔刘盆子为帝，并改年号为“建世元年”。而在此前，又有平陵人方望等在长安寻访到被王莽所废的孺子刘婴，准备拥立他复位，但随即刘婴就被刘玄的手下大将李松击杀。
不久，赤眉军攻入长安，更始帝刘玄先出逃，后请降，不久被杀。 跟帖时间 2010-03-25 17:23:25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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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帝王国君（一） -- 刘 邦：(公元前256～前195年)，字季，沛县丰邑中阳里人(今江苏省丰县)。著名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在位时间从公元前206～前193年为期十四年，终年六十二岁。
汉族与汉字的得名，都与大汉帝国密切相关联，而大汉帝国却是由一个近似“不务正业的无赖平民”的“高阳酒徒”刘邦创建的。
平民出身的刘邦文不能书，武不能战，但却利用秦朝末年社会动乱提供的机遇，成为历史的弄潮儿和幸运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
刘邦在周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公元前256年)出生在沛县丰邑中阳里(今江苏省丰县)，当时其地归楚国管辖。“邦”是“国”的意思，在成年后，刘邦才自己取了“邦”这个名字。“季”也不是真正的“字”，古代兄弟排行称老大叫伯，老二叫仲，老三叫叔，老四叫季。刘邦的大哥叫刘伯，二哥叫刘仲，但不见刘叔，所以，刘邦可能是“刘四”。
据史籍《史记·高祖本纪》中说：“父曰太公，母曰刘媪。”这不是体面的称呼。后来，刘邦的父亲才有个名字叫刘执嘉，母亲名叫王含始。刘邦还有个“同母弟”刘交。
刘邦长得高鼻龙颜，蓄有漂亮的胡须。单父人(今山东单县)吕公认为刘邦相貌贵不可言，就把女儿吕雉嫁给了他。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农历9月，在陈胜、吴广起义后两个月，隐身芒、砀间的刘邦，率领数百人返回沛县，杀了县令。父老们请他担任县令。刘邦谦让一番后，同意担任首领，称“沛公”，服从张楚王陈胜的领导。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秋，刘邦从今安徽砀山、山东金乡一带转入河南，攻下南阳后，断然拒绝秦王朝的讲和，率军攻入武关。在峣关(今陕西蓝田)，刘邦按照张良的计策以两万兵马大败秦军。这时，秦王子婴将赵高刺杀，向农民军投降，由此，刘邦亲手推翻了秦王朝。在各家诸侯抗秦的过程中，刘邦先行入关灭秦，自称王关中，实现了从平民到诸侯的转变。
刘邦能够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并先行入秦，灭掉秦王朝，既与刘邦的自身因素相关，也与刘邦善于包装自己有联系，又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关。刘邦不喜劳作，确有游手好闲之嫌，但他与人义气，喜欢施舍，善于交游，因而在他周围很早就聚集了一帮有才华的人。刘邦曾做过管理地方治安和民事调节一类的小吏——泗水亭长，经常和县吏往来，时间一长，和沛县功曹萧何、狱掾曹参等结成莫逆之交。加之刘邦为人大度，心胸豁达，素有大志。有一年，刘邦奉命去咸阳出差，遇到秦始皇出游，只见仪仗队员盔明甲亮，旗罗伞盖蔽日遮天，秦始皇稳坐在銮舆中，显得威风八面，臣民们伫立在道旁个个毕恭毕敬。刘邦不禁叹道：“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有野心，也有大志，这给刘邦争当领袖以精神上的动力。而项羽见到同样的情景，则只说：“彼可取而代之。”足显勇夫的强悍，高下之别是比较明显的。
更为重要的是，刘邦身处秦末动乱时代，能仗义行事，勇于承担责任，显示其领导才能，可以说这是促其成功的重要因素。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刘邦解送一批人去咸阳骊山修筑秦始皇陵。半路上不断有人开小差，照这样下去，还没到达目的地，人就跑光了。刘邦就解开这批人的束缚，与他们围坐在一起饮酒，要与他们一起逃亡。此举让手下明白刘邦是值得信赖和追随的。有十几个壮士佩服刘邦的豪爽大度，情愿跟他一起逃亡。从此，刘邦有了最初的基本力量。
在沛县人民的心目中，尽管萧何和曹参的地位都高于刘邦，但刘邦没有怕失败的心理负担，身上具有领袖气质，所以，萧何、曹参等人由衷地拥护刘邦做领袖。
在刘邦能迅速攻占关中的历史条件中，除了战略得当，避实击虚，以抚为主，从而减少了阻力外，也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项羽在河北作战，吸引并消灭了秦军的主力，给刘邦的西征军以有力的支持；秦始皇为自己巡游全国而修筑的驰道，变成了起义军前进的捷径；秦朝灭了六国之后，拆毁了许多战国时期的关隘要塞、销毁了大量兵器，以致秦军大多无险可守，无兵器可用，等等。
按后世十二生肖的说法，刘邦属蛇，俗称“小龙”，在史籍《史记》和《汉书》中这样记载他的出生：刘母在大泽边睡觉，梦见与天神相遇。当时雷鸣电闪，天昏地暗。刘父跑去找刘母，见到一条蛟龙盘绕在妻子的身上。从此，刘母便怀孕了，后来生下了刘邦。刘邦的身上于是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据说后来他在逃往芒、砀途中，拔剑斩了一条巨蛇，然后看见一个老婆婆坐在路边放声痛哭。问她哭的原因，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变成了一条蛇，躺在路当中，结果被赤帝之子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说完，那老婆婆就不见了。刘宋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认为，白帝代表秦王朝，刘邦推翻秦王朝，所以才有这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奇。
这些传说，是刘邦发迹之后刻意编撰出来的。古人信奉天命，刘邦神奇的孕育、出生到斩杀白帝子，都是编撰者向人们证明刘氏江山是上天“神”的授意而已。看来刘邦很会装，不仅让人们确信他生而神异，而且确信他灭掉秦国也符合天意。
秦朝灭亡后，谁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当时最有资格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刘邦，一个是项羽，他们都从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刘邦、项羽两个集团围绕争夺政权问题，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楚汉战争的大体经过如下：刘邦先入关中，欲称王，受到项羽的极力打压，发生了鸿门宴事件；逃出项羽控制的刘邦接受项羽的安排作了汉王。经过准备后，刘邦出兵攻楚，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以垓下之战消灭了项羽的势力，持续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全胜宣告结束。
楚汉战争，强者项羽败了，弱者刘邦却胜了，这是为什么呢？历来史家对此各有见解。其实，项强刘弱只是表面现象，毛泽东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生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得民心者得天下。刘邦比较了解百姓疾苦和要求，一进关中就提出“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罪，伤人及盗抵罪。其他秦朝一切法令，作废！并宣称：“我领兵入关，全是为父老除害，绝不是为了侵占或欺凌你们，大家千万不要恐慌！”以此争取最广泛的群众支持。还定三秦后，实行许多取悦于民的措施：把秦朝所建造的苑圃园池，通通改为农田，分给民众耕种；又赐民爵酒肉，安抚流亡，整饬吏治，恢复生产。在当时的情况下，百姓还是比较满意的。
而出身贵族的项羽性格残暴，是个杀人如麻的魔王。早年久攻襄城不下，进城后，项羽就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大加杀戮，剩下的人都被活埋。进军咸阳时，项羽下令把二十万投降的秦军全部坑杀，是继白起坑杀赵国四十余万降卒后的另一桩历史大悲剧。项羽不仅杀敌人，杀俘虏，而且杀百姓。民众能支持这样的人吗？所以，民心的向背，是刘胜项败的根本原因。
在政治上，刘邦为义帝发丧，师出有名，掌握了主动权。在军事上，刘邦在彭城战败后，吸取了教训，调整了战略方针：在荥阳、成皋一线的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以牵制项羽的主力部队；在南翼，争取黥布背楚归汉，以削弱楚军而壮大汉军的力量；在敌人后方，利用彭越继续反楚，在楚军心腹之地游动作战，以牵制和分散项羽的兵力，减少汉军正面战场的压力，形成两面夹攻的态势；再派韩信北攻魏、赵等地，解除北翼的威胁，以孤立项羽。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方针颇为奏效。
而项羽则相反，在政治上害死义帝，落下不义之名，又不注意团结诸侯王；在军事上迷信武力，只知强打硬攻，将主力部队长期滞留于正面战场。对此至死也不醒悟，还哀叹：“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
刘邦手下的韩信、陈平、英布等人，原先都是项羽的人，后来都投奔了刘邦。刘邦很有自知之明，他曾公开承认：论运筹帷幄之中，我不如张良；论稳定后方，安抚百姓，输送兵源军需，确保前线的粮饷供给，我不如萧何；论集结百万将士，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重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能获得天下的缘故。刘邦麾下的文臣武将多有建树，其中汉朝初期三杰的功绩更是非同小可。
张良功绩有：刘邦西入武关后，在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离险境；“为汉王请汉中地”；在楚汉战争中“常计谋平天下”。
萧何的功绩有：沛公入关后，及时收集官署的图籍簿册律令文档，从而使汉王知晓天下山川形势、关隘险要及户口多少，在楚汉争雄中使刘邦能掌握天下形势，做出较为明智的决策；劝刘邦接受汉王的称号，蓄养民力，招揽人才，伺机争夺天下；推荐韩信为大将；楚汉战争中留守关中，保证对刘邦和韩信两大军团粮草军需的及时供应。
韩信的功绩有：提出“汉中对”，制定图取天下的战略方针；还定三秦，为刘邦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北取赵、代，扭转了战争的被动形势；垓下之战指挥汉军歼灭楚军，逼迫项羽乌江自刎，从而取得楚汉战争的彻底胜利。
刘邦有这样出色的、坚强的团队，正所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项羽出身贵族世家，好面子，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容纳不下英雄，四处征战只靠他一个人，与刘邦的团队单打独斗，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最后自刎乌江。
刘邦乐于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敢于公开认错，收回成命。例如他在西行入秦途中，名士郦食其求见，刘邦当时的态度很傲慢，“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食其说：“您既然要讨伐没有道义的暴秦，就不该用这种态度对待比您年长的人！”刘邦理屈，当即认错，听取了他的建议，袭取了秦廷仓储所在地陈留，获得了大量积粟，从而使军威大振。
项羽则不然，刚愎自用，固执已见。项羽西屠咸阳后，有位韩生对项羽说：“关中阻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土地肥沃，可以建都称霸。”项羽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穿锦衣夜行，有谁知道？”韩生很生气，退出后叹气说：“人说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如此！”项羽闻听后，就下令烹死韩生。如此一来，还有谁敢再给他出谋献策？
在鸿沟广武战场，刘项双方对峙形成僵局，项羽派人给刘邦传话：要与刘邦单打独斗，一决雌雄。刘邦答复：“我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竟披甲执戟来挑战，刘邦当众宣布项羽十大罪状。项羽大怒，命人开弓射箭，一箭射中刘邦胸口，险些摔下马来。刘邦为了安定军心，顺势弯下腰来，不捂胸部伤口而去摸脚，大声说：“臭小子，射中了我的脚趾！”回营后，裹好伤口，乘上马车，挣扎着驰往各营巡视。此举不仅使汉军人心安定，而且痛骂项羽是小人。
刘邦废除了秦朝的苛法，约法三章，司法与行政都简单化。刘邦在巴蜀、关中地区恢复了郡县制度，丝毫未曾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而且由于萧何的妥善管理，能源源不断地为前方作战提供后援力量。所以，刘邦屡次战败，都能回到自己的关中，积聚力量，重回成皋前线坚持作战。安徽省泗县西部的垓下古战场相反，项羽在后方的建设乏善可陈，除了以霸王的名义大行分封之外，不曾有任何新型的行政建树。再加上，刘邦派彭越等人长期袭扰项羽的后方，使其不得安宁。当项羽垓下战败，竟然徘徊乌江，无颜见江东父老。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刘邦才由劣势转为优势，最后打败项羽，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
楚汉战争结束后，中国广袤的国土又重新统一。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农历2月，刘邦在定陶汜水之阳(今山东曹县)即皇帝位，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定国号为汉，史称汉高祖，又称汉高帝。王后吕雉改称皇后，太子刘盈称皇太子。国都原在栎阳(今陕西富平)，农历5月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根据娄敬建议，又迁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从此，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在我国六大古都中，西安是建都朝代最多，年代最久的一个。然而，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如何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其次是如何处理与那些诸侯、功臣的关系；第三是如何安定社会和恢复生产；第四是如何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犯；第五是如何保证刘氏皇朝万世永固。而第一、第二个问题是每一个开国皇帝必须面对的急务，尤其对于一个出身平民的皇帝来说，问题似乎显得更为艰深。那么，刘邦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
从马上到马下刘邦个人的文化素养不高，有时还带有几分无赖习气，但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不像项羽那样“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刘邦建国后，接受秦亡教训。而最早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陆贾。陆贾是楚人，以有辩才而跟随刘邦定天下，深得刘邦信任。据史籍《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陆贾当时称说《诗》、《书》，汉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秦)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觉得有理，就命陆贾写书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陆贾奉命写成《新语》十二篇。《新语》糅合了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以“无为”、“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既否定秦朝“用刑太极”的政策，又要求汉朝初期统治者顺其自然，对人民采取少加干扰以及轻徭、薄赋、节俭、缓刑等政策。刘邦以“无为”和“顺守”为宗旨，继承了秦朝的各项基本制度，又进行了某些变革，这就是“汉承秦制”。
在推翻秦王朝统治后，刘邦受封为汉王，与其他诸侯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在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刘邦为了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力量，汉王与反楚诸侯的联系，逐渐变为盟主与盟友的关系。项羽灭亡，刘邦称帝，开始大规模封功臣。汉朝初期，刘邦分封异姓王共有七个：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
但是当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初步恢复后，刘邦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这场政治斗争始于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农历7月，至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农历2月燕王卢绾逃往匈奴止，前后共八年时间。说起卢绾，原与刘邦情同手足，不仅同乡、同里、同学，还同年同月同日生，从少年起两人就形影不离，最后也发展到公然叛逃的地步。
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轻者贬黜，重者夷灭三族，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勇略震主”的韩信。刘邦首先是出其不意地夺取韩信的兵权，接着设计逮捕了韩信，最后，韩信“谋反”而被诛杀。关于韩信谋反被杀一事，《史记》《汉书》记载甚详，但告密者为韩信家奴，且为孤证，当时韩信闲居长安，手无兵权，靠什么来谋反？被擒后未经审讯即被斩，且刘邦平定陈豨在前，韩信谋反在后，如何成了里应外合？这其中确有可疑之处，历来史家看法不一，目前尚无定论。刘邦平叛归来，“见信死，亦喜且怜之”。所喜者，功高震主的畏将已除；所怜者，大臣无辜被诛。
不管是该杀，还是冤杀，剪除异姓王是刘邦的既定决策，是巩固汉室统治的需要。韩信作为实力最大的异姓王，即使不以谋反罪被杀，也将以其他形式予以剪除。继韩信被杀，几个主要的异姓王，先后被杀或被贬。
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屏藩皇室，也无离心背德之虞。所以，在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曾杀白马为盟，订下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刑白马盟”。矛头所指，显然是诸吕，即防止诸吕篡权。到刘邦逝世时，被封的同姓诸侯王共九个。只是异姓诸侯王虽被剪灭了，但中央集权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
刘邦即位不久，立即对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调整：在法律方面，汉朝初期制定《汉律》，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军事方面，建立了新的军制。与汉朝初期政治制度相适应，军队分为京师之兵和郡国之兵两种。京师的屯兵又分为南军和北军，分别由卫尉和中尉统领。在礼仪方面，叔孙通沿袭秦制，制定朝仪，以使人威慑于皇权之“神圣”。然而，与这些制度建制相比，西汉建国初期面对的经济压力更是急迫的问题。汉朝初期出现“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同一毛色的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情况。为此，刘邦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诏令，归纳起来有八项措施：
颁布军队复员令，凡复员的军吏卒，可按军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除赋徭。动员流亡之民回乡，“复故爵田宅”。在全国推行释免罪人和奴婢，增加农业劳动人口。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诏令“民产子”，可以免除徭役两年，以资鼓励。采用这一政策，使得大汉帝国人口渐盛，中国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达到历史上的高峰。
汉朝初期施行慎重民力征发制度，缩短了服役时间，刘邦规定年满二十三岁开始服役，至五十六岁免役，还允许以钱代役。
刘邦根据官吏俸禄和政府开支制定全国赋税总额。田租，或称田赋，即土地税，征收率为十五税一(每年十五分之一)；口赋，也称算赋，即人口税，每人每年一算(一百二十钱)。
汉朝初期，统治者极为节俭，这对恢复生产有积极作用。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见萧何负责修建的未央宫过于“壮丽”，竟责备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刘邦规定工商业者另立户籍，称作“市籍”，凡在市籍的人，都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监督限制。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携带武器，不得乘车骑马，不可做官为吏，不仅地位卑微，还要加征一倍至数倍的算赋，目的是驱商务农，迅速恢复农业生产。
刘邦下诏，将齐、楚两国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大姓氏及其他豪强共十万人口，强制移民到关中，由政府供给耕田和住宅。
刘邦下令大力加强边境的防卫，并向边境移民，这更使汉朝政权稳定，为开发边疆、集中精力恢复经济生产，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刘邦的这八大措施，对汉朝初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意义深远，开了“文景之治”的先河，从而使大汉王朝走向了繁荣昌盛。
匈奴，是当时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古老游牧民族。秦汉之际，匈奴乘中原大乱之机，又不断南下河套地区，尤其冒顿单于杀父自立之后，匈奴势力空前强大，构成了对汉王朝的严重威胁。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农历10月，刘邦亲率军队剿击叛降匈奴的韩王信(战国韩襄王的后裔)，在铜鞮(今山西沁县)大破叛军。这时，天寒大雪，汉军士卒多被冻伤，“冻死者十之二三”。冒顿单于用以强示弱之计，故意隐匿精兵，暴露老弱士卒，以迷惑汉军。刘邦果然中计被围。汉军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白登山，被围七天，粮饷供应断绝，情况十分危急。最后只得用陈平的奇计：陈平画了一幅美女图像，送给冒顿阏氏(皇后)。阏氏怕汉家美女夺去冒顿单于对她的宠爱，便极力劝说丈夫解围，放走了刘邦。
平城大败后，刘邦撤兵南归，匈奴对边地的侵扰更加肆无忌惮。刘邦认识到汉王朝暂时无力同匈奴较量，从而同意娄敬提出的与匈奴和亲的建议。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订立了和亲之约，主要内容为：汉朝以宗室公主(实为“家人子”冒充)嫁给冒顿单于，每年赠送一定数量的物品；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互不侵扰；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往来贸易。
有人说，和亲政策是一个拙劣的谋略，如唐德宗时诗人戎昱就在《咏史》诗中说：“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这无疑是狭隘的历史观。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亲政策是被迫采取的妥协性的措施。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使汉王朝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对汉朝初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汉匈两族人民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生产和交换，加强了友好往来，增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早在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5年)农历6月，刘邦已经立吕后子刘盈为太子，时年仅十岁。然而到了晚年，刘邦却急于更换太子，常想废嫡立少，以戚姬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为他对戚姬的宠爱。这看法颇为肤浅，在看似妻妾嫡庶争风纠缠的表象下，实际上蕴涵着刘邦对刘氏江山能否永固的深远忧虑。
刘邦担心刘盈“仁柔”和皇权旁落，而赵王如意虽小，但在长相、性格上都像自己，适于继承帝业。同时，刘邦发现吕后已经擅权，而戚姬无过问朝政的能力，于是刘邦就有了废易太子的念头。此事涉及皇位继承问题，吕后竭力利用老臣为之谏诤，并策划了一系列阻止废太子的活动。在一次廷议上，御史大夫周昌曾为刘盈争辩，使刘邦暂时打消了废立太子的念头。吕后仍不放心，又伙同其兄吕泽，逼张良为之谏阻。张良献计，请出“商山四皓”，即刘邦景仰的四位隐士，吕后依计而行。
黥布叛乱时，刘邦抱病率军征剿，作战中又受了箭伤。平叛后回到长安，伤势日益严重，更易太子更加迫切。太子太傅叔孙通等臣僚以死谏诤。刘邦又发现刘盈身后有“商山四皓”环伺。刘邦认识到，倘若执意废太子，势必使如意更加孤立，不仅无法继承皇位，还可能遭遇不测。
刘邦更易太子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预立太子却从此成为汉朝一项定制。这一制度，后来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皇位继承的惯例。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农历4月25日甲辰(公历6月1日)，刘邦病逝于长安长乐宫，终年六十二岁，葬于长陵(今陕西咸阳秦都区窑店乡)。同年农历5月，太子刘盈即位，就是汉惠帝。
刘邦简档：
属 相：蛇
谥 号：高皇帝
庙 号：高祖
陵 寝：长陵
父 亲：刘执嘉(刘太公)
母 亲：王含始(刘媪)
初 婚：三十岁
配 偶：吕雉等五人
子 女：八子，一女
继位人：第二子刘盈
刘 盈：(公元前194～前186年)，汉朝第二个皇帝，西汉第二代皇帝，汉惠帝，在位时间从公元前195～前188年为期七年，终年二十四岁。
汉高祖刘邦共有八个儿子，刘盈是其次子，生于秦始皇帝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其母吕雉是刘邦的原配夫人。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农历4月刘邦病逝，农历5月，十七岁的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惠”有“仁慈、柔顺”的意思，这个谥号可谓概括了刘盈的一生。
从汉惠帝开始，汉朝皇帝的谥号都加一个“孝”字，如“孝文帝”、“孝武帝”，这是因为汉朝统治者推崇孝道，“以孝治天下”的原故。
汉惠帝做了七年有名无实的皇帝，在二十四岁时就过早地逝世。汉惠帝逝世后，吕后又执政八年。这前后十五年，是汉王朝从建国到文景之治的过渡时期、奠基时期，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高祖刘邦一死，吕后拖延四天秘不发丧，严密封锁消息，加强皇宫戒备。她还与审食其(shěnyìqī)密谋，磨刀霍霍，准备将朝中的功臣宿将斩尽杀绝。
皇上驾崩的消息还是传出了宫外，满城飞传皇后要诛除老臣。当时在长安军阶最高的老将是郦商，曾佩右丞相印绶，正在家病休。他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去见审食其，说：“听说皇上已逝世，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果真有这回事，天下危矣！陈平、灌婴率十万人驻守荥阳，周勃率二十万大军在燕、代，假如听说皇上驾崩，诸将皆诛，他们肯定会联合发兵，你我就踮起脚来等着看看汉家灭亡吧！”吕后迫于形势不利，只好罢手。刘邦的葬礼遂得顺利举办。农历5月刘盈即位，尊母亲吕氏为皇太后。汉惠帝即位后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纵饮淫乐。
纵饮淫乐汉惠帝在继位之初，也曾想有所作为，但很快就消沉下去，以纵酒为寄托，以致过早地逝世，而从政治立场来看，这些行为恰恰远离权力中心，不事正业，也就是“仁弱”的表现。其原因如下：
吕后为独揽朝政，彻底除掉与刘盈争夺皇位的隐患，她首先将魔掌伸向了她最痛恨的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她召回年仅十岁的赵王刘如意，图谋加害。刘盈知道母亲的用心后，亲自将刘如意接到未央宫中，同吃同睡，百般护卫。有一天，汉惠帝清晨出猎，赵王年纪小，早晨起不来，没有跟着去。吕后找到了可乘之机，派人送去毒酒，把刘如意害死了。随后，吕后又命人砍断戚夫人的手脚，挖掉眼珠，捅聋了耳朵，灌了哑药，把她当做“人彘”(猪)关进了厕所。过了几天，吕后叫汉惠帝来看“人彘”，汉惠帝一见，大惊失色，痛哭失声，因而生病，一年多不能起身。他在病中派人给吕后送信说：“把人害成这个样子，简直不是人所能做得出来的。我作为您的儿子，实在不配治理天下！”从此以后，汉惠帝“日饮为淫乐”，不再管理国家大事。
刘盈登基后，每隔三天两日要去吕太后居住的长乐宫朝见，如果有大事，则必须立即去汇报请示。相对于未央宫“大朝”而言，长乐宫有“东朝”之称。因为国家大权掌握在吕后手中，所以实为“东朝”主政。做为儿子，汉惠帝无法反抗，也不敢反抗，服从“东朝”的所有指示，只能以纵情沉缅于美酒来打发时光。从此以后，西汉历代皇后除了汉昭帝的生母钩弋夫人被其父汉武帝赐死外，如文帝母薄皇后、景帝母窦皇后、武帝母王皇后、成帝母王政君等，均以太后身份居长乐宫“垂帘听政”。“东朝”主政的恶性发展，最终导致外戚专权、王莽篡汉事件的发生，追根溯源，汉惠帝的仁弱难辞其咎。
原来，曹参继萧何为相国后，日夜饮酒，不理国政。汉惠帝十分焦急，便令曹参之子、中大夫曹窋回家劝说。结果曹参大怒，将曹窋打了二百板子，还骂了一通。事后，汉惠帝责备曹参，曹参说：“陛下不如先帝，臣也不如萧何，所以陛下与臣只要守住他们的既定方略就行了，还用干什么？”懦弱的汉惠帝终于懂得了无为而治的奥妙，也便放心地去饮酒作乐了。这奥妙是什么呢？就是“黄老政治”。
刘邦逝世后不久，萧何患病，汉惠帝前往探视，问他：“相国百岁后，谁可以代之？”萧何心中有数，却反问：“皇上比我更了解臣下。”汉惠帝又问：“曹参怎样？”萧何说：“皇上能用他，我死而无憾！”隔月，萧何就去世了，由曹参继任相国。萧、曹的关系曾有一个由近到疏的变化，但萧何却推荐关系早已疏远的曹参继承自己的职务，这主要因为他们的治国思想一致，那就是黄老政治。
黄老之学出于先秦道家思想，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到了秦汉之际，老子思想曾经风行一时，这时又有人托名黄帝为道家的鼻祖，鼓吹“帝道”，从而出现了“黄帝学派”，并且“黄老”得以并称，即把“老庄之学”和“黄帝之学”结合起来，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学术流派。
汉朝初期的黄老之学，已不是道家思想的原本面貌，而是以道家思想为骨干，又兼收儒、墨、名、法诸家思想而融为一体的。但道家思想的本质，即无为而无不为，仍然是黄老之学的主干。老子主张使民自正、自富、自朴的有利于小农生产的理想被保留下来。正是这种清静无为、俭朴寡欲的主张，适应了汉朝初期的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成为统治者奉行的治国指导思想。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政治称为“黄老政治”。体现这种思想的哲学家是陆贾，而开始实行“无为而治”的典型代表当首推曹参。
推行黄老政治曹参在齐国丞相任上听到萧何去世的消息时，告诉舍人：“赶快收拾行李！”过了没多久，果然有使者来召曹参。曹参临行之前，嘱托接替他的丞相说：“齐的狱市之事托付给你了，千万不要制造困扰！”接任的丞相说：“治理国家没有比这再大的事了吗？”曹参说：“狱市，是善恶同时被容纳的地方。现在困扰他们，那么叫那些奸诈之人何处存身呢？”
曹参的“勿扰狱市”是汉朝初期黄老政治的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政策，它对于恢复和发展汉朝初期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那么，“勿扰狱市”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历来注家诠释不一，最常见的是将“狱市”分解为刑狱和都市。然而，勿扰刑狱、都市，于情理上不太通，所以始终未能成为定论。解放后，经陈直先生研究考证，认为“狱市为齐国大市之名，狱为嶽字省文，即齐国庄嶽之市”。这里所说的“大市”，实际上同今天集市交易的市场很相似。“勿扰狱市”的含义，指政府对集市交易采取不干涉的政策，即施行市场开放。曹参此举，颇有超前意识。这一经济政策，保证了商品流通的顺利进行，这样就必然刺激生产发展，进而使汉朝初期社会经济变得活跃起来。但是，由于放任自流，不加限制，到文帝时，社会上背本趋末、两极分化的现象业已十分严重。
萧何逝世后二十天，曹参从齐国回到长安，继任相国，将黄老之学的无为政治推广到全国。一方面，“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之约束”；一方面，他任用“忠厚长者”为吏，罢去“欲务声名”的官员。而曹参本人，日夜饮醇酒，不做丞相之事。一旦有官员来谈政事，曹参就请他喝酒，甚至把他灌醉，使他没有说话的机会。
为什么“一遵何之约束”？曹参向汉惠帝陈述的话，恰好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他说：“高祖与萧何平定天下，制定的一切法令都明明白白。现在只须陛下垂衣拱手而治，臣参等恪守职责，遵守成规，谨防疏漏，不就行了吗？”这就是萧规曹随的来历，这便是汉惠帝从曹参那里得到的奥秘。
无为与保身吕后专政时，异姓王的问题解决了，代之而起的是刘、吕两姓的权力斗争。齐王刘肥差点被吕后毒死，吓得刘肥将城阳郡献给鲁元公主，又请奉公主为齐国王太后，才免遭杀身之祸。对刘邦的其他诸子，吕后也频下毒手：幽死赵幽王刘友，逼赵共王刘恢自杀，派人杀害燕灵王刘建的独子，使其绝后。与此同时，吕后也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忠于刘氏的大臣。在如此激烈、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大臣们首先须考虑的是如何才能避祸保身的问题。它们的内在关系是：既然饮酒是为了保身避祸，那么崇尚黄老与饮酒的关系问题，实际也就是崇尚黄老与避祸保身的问题。
基于此，曹参任相国后就全面推行黄老政治。它既不同于法家实行的一味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缛礼。它的原则是“无为而无不为”、“与民休息”，为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局面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所以，在他逝世后，老百姓唱歌称颂说：“萧何制法，明白整齐。曹参代之，守成不失。承蒙曹相无为清静之治，百姓安宁，乐业安居。”
曹参逝世后，王陵继任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他们把无为而治的原则继续推行下去，使汉朝初期黄老之学得以勃兴未辍。不过，朝政大权始终掌握在吕后手中。
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位独掌国家大权的女性是吕后。吕后名雉，小字娥姁，生于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比刘邦小十五岁，砀郡单父人(今山东单县)。她有两个哥哥，长兄吕泽，次兄吕释之，还有一个妹妹，叫吕须，是樊哙的妻子。
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农历8月汉惠帝刘盈病逝，终年二十四岁，葬于安陵(今陕西咸阳)。对于儿子汉惠帝的逝世，吕后竟然连一滴眼泪也没有。那时，张良的儿子张辟强只有十五岁，对陈平说：“你们知道太后不流泪的原因吗？”陈平摇摇头，说：“不知道。”张辟强神秘地说：“太后逝世了儿子，怕大臣们另有打算，所以虽然伤心却哭不出来。太后怀疑你们，能轻易放过你们吗？”陈平一听，着急地问：“那可怎么办呢？”张辟强献计说：“不如请太后拜她的两个侄儿吕台、吕产(吕泽之子)、吕禄(吕释之之子)等人为将，分掌南汉、北军，再让吕氏子弟分据长乐、未央两宫的职务，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其实，南、北军权和中朝机要本来就已经全在吕后手中。张辟强的建议，不过是要让一大批吕姓子弟，有正式的名义登上政坛的前台而已。陈平听从了他的建议，与同僚一起向太后奏请，于是“太后悦”，这才掉下泪来，痛哭逝世的儿子。
汉惠帝逝世后，太子刘恭继位。史学家一般认为，刘恭并非汉惠帝“真正”的子嗣，而是“养子”，理由是：在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吕后竟然要儿子娶她的外甥女张氏为皇后。张氏是张敖的女儿，而张敖的妻子就是汉惠帝的姐姐鲁元公主。只不过张氏并非鲁元公主亲生，但仍然算是刘盈的外甥女。吕后作此乱伦的婚事，究竟作何想？无人得知。但汉惠帝不满这个包办婚姻是极为明显的，与张氏只是挂名夫妻而已。此外，汉惠帝再没册立别的妃子，也正因为如此，汉惠帝没有嫡传嗣子。
但汉惠帝刘盈还有六个“养子”，在史籍《史记》、《汉书》中都记载是“后宫子”，即后宫美人生的孩子，分别叫刘强、刘不疑、刘义、刘朝、刘武、刘太等。汉惠帝逝世后，吕后立刘强为帝，改名为刘恭，史称前少帝，并处死其生母。其他人相继封王，国号有淮阳王、常山王、济川王、梁王等。说是“养子”，应该是汉惠帝的亲生，只不过是宫女生的而已。少帝刘恭年幼，吕后临朝称制，开始了汉朝的高后时代。
吕雉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行天子之权，比后世的太后垂帘听政而仍得借皇帝名义颁诏，大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吕后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是一位有实无名的“皇帝”，甚至纪年都用“高后”名义。所以，《史记》和《汉书》分别把她列为《吕后本纪第九》和《高后纪第三》，是有道理的。
吕后称制伊始，首先排挤王陵等老臣，再以吕氏控制南北军，又实际掌握了丞相、御史大夫等行政权力。至此一切朝政大权，事实上由吕后独揽。吕后之所以能专权，决不是偶然的。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其原因：
第一，吕雉精明强干，是刘邦的结发妻子，同丈夫共同经历过困苦危难，又熟悉刘邦麾下的文臣武将，妹夫樊哙和兄长吕泽、吕释之都是当年沛县举事的起义骨干，建立过许多战功。所以，她具有比较深厚的根基和威望，刘邦过世后，唯有她一人才能威服得住诸王和功臣悍将。这些条件，其他任何宠姬都不具备。
第二，刘邦死前封了九个同姓王，这些同姓王对皇权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更何况还发生过废易太子之争。同时，在功臣集团中，也难保不再发生陈豨一类的叛乱。而汉惠帝刘盈在性格上又不像他的父亲，懦弱、寡断，难以稳定大局。于是，这便促使有野心、有魄力、有权谋的太后吕雉起而越俎代庖，替儿子登上汉朝初期权力之巅，臣服百官，使功臣宿将俯首听命，以谋求局面的安定和汉帝国的发展。
第三，汉朝时还不像后来有那样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汉朝重女权，妇女在社会中有较高的地位，能够发挥较大的社会影响。汉朝女性有许多是有爵位，甚至同男人一样也可以封侯，并且拥有封邑。例如，汉高祖刘邦封兄刘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时，封萧何夫人为酂侯，樊哙妻吕须为临光侯，等等。秦汉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宽容大度、男女平等的社会风气，不以“私生子”、“私通”、离婚再嫁为极大耻辱。汉武帝时的名将卫青、霍去病就是私生子，而且是奴隶出身，同样可以拜将封侯。史籍《汉书·地理志下》就记载着在民间有“使男事女，夫诎于妇”的现象，在陈国(今河南淮阳)“妇人尊贵”就是普遍存在的地方风习。唐朝与汉朝重女权颇有类似之处，即所说的“汉唐遗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女主专权，人们也就不以为怪了。
吕后统治前期，她着力于迫害“诸刘”，汉高祖刘邦的八个皇子，大多被吕后杀害，只剩下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还活在世间。自称制以后，吕雉一面破坏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王”的原则，一面又加强和扩大刘氏和吕氏的联姻关系，以加强和扩张吕氏的权势，并进而控制刘氏诸侯王。但在吕后时期，社会秩序已趋向安定，社会经济已有了比较明显的恢复和发展。所以，吕后又是一位有功于史的杰出政治家。她的贡献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重用老臣。在人事安排方面，吕后遵守刘邦临终前的嘱托，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维护和延续了汉朝的统治。
其次，继续推行黄老政治。在统治政策方面，放手让曹参等人奉行“清静无为”的方针，一些政令比高祖时期相对放宽，以求稳定政局。它主要表现在：不仅废“族刑”、“连坐法”和“挟书律”，还废除“妖言令”；不仅贯彻了刘邦所制定和推行的轻徭、薄赋、勉农、抑商等一系列政策，还有所修改、补充和发展。
另外，继续实行和亲政策。除了避免与匈奴发生正面对抗之外，并再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冒顿单于”。这样，总算换回了北疆的安全。
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那个在未央宫做小皇帝的刘恭，得知自己并非张皇后所生，而生母已被杀害后，小孩子口无遮拦，竟口出狂言，宣称长大后一定要报仇！吕后得知，先把他关进永巷，对外佯称皇帝生病。随后宣布废去前少帝刘恭的帝号，然后将他秘密杀害，接着立已封常山王的刘义为皇帝，更名为刘弘，这就是后少帝。吕后又给这个孩子指定了婚姻，立她侄儿吕禄的女儿为皇后。
对皇帝都可以随便废立生杀，刘氏诸王和功臣集团怎么不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呢？因为对吕后的所作所为和诸吕擅权用事的不满，朝中大臣正酝酿着一场翦灭吕氏集团的斗争。在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农历7月，吕后逝世。陈平、周勃定计，联合刘襄、刘章，夺取了南、北军，一举消灭了吕产、吕禄、吕须等诸吕势力，拥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从此，汉王朝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进入了“文景之治”时期。
刘盈简档：
属相：虎
谥号：孝惠皇帝
庙号：无
陵寝：安陵
父亲：刘邦
母亲：吕雉，后尊为高后
初婚：二十一岁
配偶：张皇后
子女：六子
继位：长子刘恒
刘 恭：(公元前～前184年)，汉朝第三个皇帝，西汉第三代皇帝，汉前少帝，在位时间从公元前188～前184年为期四年，终年岁数待考。
公元前188年，皇太后吕雉命令汉惠帝皇后张嫣，收养他人的婴儿刘恭(亦有说是汉惠帝与宫中女官生下的孩子)，立为太子，并杀死其生母。公元前188年，汉惠帝逝世后，吕雉推刘恭登基，即汉前少帝。公元前187年为汉少帝元年。
吕雉成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并分封吕姓诸王，极力扩展吕氏势力。
公元前184年，刘恭发现了身世真相，并扬言报复。吕雉得知后，囚禁他于永巷(宫廷监狱)，对外声称皇帝重病，拒绝接见任何人。吕雉又对朝臣说皇上重病，无法治理国家，应有人接替，并得到朝臣肯定。于是，刘恭被废黜，并被处死。
刘 恒：(公元前～前？年待考)，汉朝第四个皇帝，西汉第四代皇帝，汉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前180～前年为期年，终年岁。
搞定诸吕之后，谁来当皇帝？在位置上的那个刘弘是绝对不行的，他身份可疑，而且和诸吕关系很好，等他长大了反攻倒算岂不危险？眼下的办法，就是在刘氏诸侯王中找一个。
最有资格的当然是首先起兵的齐王刘襄。立即有大臣提议由刘襄来接替皇位，但是多数大臣们表示反对：吕氏一族以娘家人的身份干预政局，把汉朝弄的乌烟瘴气。现在刘襄这个人到还是不错，但是他的母家驷钧一家不是什么好鸟，如果立他，将来难保不会出现第二个吕氏一族。有人又提议立淮南王，但是淮南王年纪还小，母家也有不小的势力，最后还是没有获得通过。
最后，大家决定立代国国王刘恒，原因很可笑，代王刘恒本身的势力很小，而且母亲家只有他母亲薄太后等寥寥几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势力——因为母家势力小而当上皇帝，刘恒可以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此结果，齐王刘襄当然不满意，他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结果还没有动用到中央南北军团，只是灌婴小小的展示了一下军威，刘襄就乖乖的回自己的封地去了。然后，周勃陈平等人派人去接代王刘恒。刘恒见到天上居然往下掉馅饼，根本不敢相信还有这等好事。刘恒想，自己做个诸侯王也就算了，安安稳稳的过过日子，去当皇帝，万一被人收拾怎么办？所以一开始刘恒打心眼里不想接受这种任务。
于是刘恒召集大臣们开会研究。有人说，现在政局不稳，周勃和陈平杀了诸吕，把您找过去是为了能够有一个正统的名分，事情解决了还不知道怎样呢，犯不上去趟这趟浑水。但是中尉宋昌力排众议，他认为这是上天赐予的一个绝好机会，而且天下对刘氏归心已久，周勃、陈平他们是不会耍什么花样的。双方吵得不亦乐乎，刘恒就去问自己的老妈薄太后，可怜薄太后一个女流之辈，这么重大的事情摆在面前，她除了目瞪口呆以外实在提不出什么意见来。心神不定，起课算命，刘恒就去找算命先生，估计这个算命先生被宋昌买通了，他算出来说刘恒有当皇帝的命。此时正好周勃和陈平的说客和薄太后的老弟薄昭沟通好了，薄昭出面说服了姐姐。于是双管齐下，刘恒就扭扭捏捏的跑到长安去当皇帝。
跑到长安，遇到了周勃和陈平，刘恒当然先要推辞一番，说了一通推荐楚王刘交(刘邦的弟弟)、齐王刘襄之类的废话。陈平鼓动他的如簧之舌，很快就说服了刘恒登上汉朝的皇位。然后将刘恒引入长安未央宫，举行了登基仪式。
公元前180年，刘恒登上汉朝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在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汉文帝。
说起刘恒的来历，倒还是有点传奇色彩的。刘恒的老妈薄太后原来是一位姓薄的吴人在秦朝时和故魏王宗家女魏媪私通所生。后来秦末天下大乱，魏王豹成为魏王，魏媪就把自己的女儿纳于魏王后宫。但是估计薄小姐的姿色也只是平平而已，所以魏王豹也就没有看上她。过两天来个算命先生许负，看了看薄小姐，就做莫名惊诧状，说：你这小姐的面相贵不可言，将来必生天子。——我以为，这是魏媪想要向魏王豹推销薄小姐的拙劣伎俩而已。
结果魏王豹还来劲了，当时正值楚汉相争，魏王豹就以为自己也有机会，于是就纳薄小姐为妃，同时背汉向楚。刘邦大怒，就派出韩信去消灭魏王豹，魏王豹当然不是韩信的对手，魏国也就灭亡了。薄小姐就这样被抓到刘邦的根据地，刘邦把这些抓来的宫女妃子们安排去做纺织的工作。某天，刘邦跑到织室去视察，就看到了薄小姐，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刘邦居然一眼就看上了她，立即下令把她纳入后宫。
但是弄进后宫里和别的妃子一比较，刘邦觉得薄小姐还是难看了些，所以就把薄小姐扔在后宫里，从来就没有去宠幸过她。薄小姐有两个姐妹管夫人和赵子儿，三个先后被纳入刘邦后宫，三个人原先有约定：谁先富贵，要记得其他的人。结果管夫人和赵子儿先被刘邦宠幸了，却忘记了薄小姐。某天，刘邦在和管夫人和赵子儿这两个女人游玩作乐的时候，发现她们在笑，仔细一问，这两个女人如实告诉了刘邦当年和薄小姐的约定。刘邦顿时对薄小姐起了同情之心，当晚就临幸了她，结果一炮打响，薄小姐怀孕，后来就生了刘恒。
毕竟薄小姐长得不太好看，所以从此之后就基本上没见过刘邦。这样也有好处，在刘邦死后，所有被刘邦宠幸的妃子都受到了吕雉女士的残忍虐待，而薄小姐本来就不得宠，吕雉就放过了她，而且她还有个儿子，所以吕雉就把她打发到代国——刘邦给她儿子的封地去了。
薄小姐的运势真是不错，过了几年就莫名其妙的升格为汉朝的皇太后了。说了这段小花絮，再来简约的看一看接下来的两任汉朝皇帝为发展国家实力而做的一些事情：
汉文帝和他的儿子汉景帝统治的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史称“文景之治”。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从秦末的战乱中完全的恢复过来，并且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对匈奴的出击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汉文帝推行了由政治家晁错提出的“入粟拜爵”制度，这项制度让商人们可以利用捐出财物的方法来获取一定的政治地位，而且也让人可以缴纳财物来抵充所犯的罪行。这样一来，朝廷有粮食、富人有爵位、老百姓有钱。
为了藏富于民，汉文帝多次减免田租，把刘邦制定的“十五税一”的政策改为“三十税一”，最后甚至还免税十一年。直到汉景帝上台才恢复了“三十税一”的政策，这个税率一直坚持到了西汉末年。
鉴于秦朝滥用民力的下场，汉文帝把原来成年男子每年为国家服徭役一个月改为每三年为国家服徭役一个月。这样一来，极大的增强了地方上的劳动力。
刘邦原来在开国的时候，为了大家都有饭吃，采用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后来随着汉朝经济状况的好转，汉文帝改变了这种做法，他鼓励商人发展，减少对商人的限制，“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取消了道路上大量的检查站和收费站。
异姓诸侯王的问题被刘邦解决了；吕姓诸侯王的问题被周勃、陈平解决了；刘氏诸侯王仍然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很快就危及到了汉朝的统治。原因很简单，当年这些诸侯王的年龄还小，而现在都长大了，开始要进入政治舞台。
刘 启：(公元前188～前141年)，汉朝第五个皇帝，西汉第五代皇帝，汉景帝，在位时间从公元前156～前141年为期十六年，终年四十八岁。
刘启是汉文帝的长子，母亲窦姬，在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逝世于汉景帝后三年(公元前141年)，谥号“孝景皇帝”。按周代的《谥法解》的说法，“景”是美谥：“由义而济曰景”，“耆意大虑曰景”，“布义行刚(传播仁义，品德坚强)曰景”。虽有谄媚溢美之意，但还是从几个侧面反映了汉景帝的政治及其个性特征。
汉景帝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那么，汉景帝是怎样发展有利的形势、消除不利的因素，使大汉王朝达到繁荣强盛的境地的呢？
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史称吴楚之乱，或“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立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吴王刘濞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于是吴国经济迅速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汉景帝)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太子砸死。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悔改，反而更加骄横。
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他给汉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以各种名义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六个县。
汉景帝前三年农历1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遍告各诸侯国。消息传来，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二十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三十六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汉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袁盎对汉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汉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族诛。可惜晁错一片忠心，就这样为小人谗言所害。
汉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汉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周亚夫像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东越，被杀。
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仅仅三个月就胜负分明，大汉中央朝廷速胜的原因主要有：
汉朝建立以来，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所以臣民拥戴汉室。如平民赵涉向周亚夫建议：汉军经蓝田出武关，即可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相反，吴楚等七国为了各自的私利，驱使百姓，挑起战火，犯上作乱，破坏安定，再加上勾结匈奴，更为广大人民所厌恶，所以遭到国内从上到下的反对。
七国叛乱事起，太尉周亚夫就向汉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
汉景帝深谙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亚夫为汉军主帅，可谓选帅得人。而吴王濞虽能广泛招纳天下亡命之徒，但却不能真正任用他们，同时，七国君主各怀己胎，无法协调一致。
七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汉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首先，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其次，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四十二郡减为二十六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十五郡增加至四十四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另外，抑贬诸侯王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汉景帝的改革，汉朝初期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汉景帝执政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屡次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要战胜匈奴，条件仍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汉景帝怎样处理汉匈关系呢？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多战少，以和为主。
汉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汉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郢都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其中尤以“飞将军”李广最为突出。
李广，陇西成纪人(今甘肃庄浪)。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名将。所以李广堪称将门之后。李广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所以司马迁称赞他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
汉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程不识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和战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有两项。
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缺马，这样既不利于骑兵的壮大，又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汉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汉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四十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汉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史学家对汉景帝在政治上的传统评价是“清静恭俭”：“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汉景帝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汉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汉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汉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汉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文景时期的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据学者统计，在整个西汉时期，文景统治的近四十年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米价下跌的幅度最大，这就为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汉景帝时期，对农民的剥削(赋役)、压迫(法律)，较以前有所减轻。所谓约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汉帛书简约，刑网要宽疏。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即位伊始就颁布了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公元前155年)，汉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
汉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如前所述，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汉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汉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办学。
文翁，庐江郡舒人(今安徽庐江)，年轻时就好学，通晓《春秋》，以郡县吏被察举(即郡国守相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汉景帝末年任命他为蜀郡太守。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后人的肯定，武帝很赞赏文翁的办学模式，在全国予以推广。
汉景帝一面弘扬文教礼仪，一面又打击豪强。为了保证上令下达，汉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在修建阳陵时，效法高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杀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翻番，国内殷富，府库充实。据说，汉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太子的废立将导致统治集团权利的重新分配，各种矛盾可能在此时突然爆发，所以是君主政体最薄弱、最危险的环节。汉景帝从登基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身后的储位问题，他一共生了十六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嫡出。原来，汉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孙女，在他做太子时由祖母指定包办的。薄皇后始终未生一男半女，于是便引起了对储位激烈的明争暗斗。
对储位的明争明争储位的是他的胞弟、母亲窦太后最疼爱的儿子梁王刘武。皇后薄氏无子，加上刘武有贤王之名、广袤的封土和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赫赫战功。窦太后意欲在汉景帝驾崩之后，由梁王入继大统。
汉景帝自己也有过失。汉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初，即七国之乱爆发前夕，梁王入朝，当时汉景帝尚未立太子。一日，汉景帝朝宴梁王，酒醉后说：“朕千秋之后当传位于梁王。”梁王自是心中窃喜。参事窦婴说：“汉法之约，传子嫡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祖约乎？”汉景帝酒醒后惊悟失言，此议搁置起来。
七国之乱平定后，立嗣矛盾更加突出。窦太后再度暗示汉景帝传位于梁王，汉景帝却命袁盎等去劝诫太后，袁盎对窦太后说：“从前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发了五世之乱。小不忍，害大义，必生事端。所以《春秋》认为传子才是正确的。”窦太后自知理亏，从此不再提及此事，遣梁王归国。
争储位的暗斗主角是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后封为皇后)。王夫人名娡，槐里人(今陕西兴平)，父王仲，生母为臧儿。兄弟王俗、田蚡、田胜、妹王姰，曾嫁人生女金俗。由其母将她与其妹王姰送进刘启的太子宫。
王夫人入宫后给刘启生下四个孩子，一龙三凤，前三个均是女孩，分别被封为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隆虑公主，而龙胎，就是后来威名远播的汉武帝刘彻，生于汉景帝即位不久的前元年(公元前156年)农历7月7日。
刘彻初名彘，天生聪颖过人，慧悟洞彻，进退自如。据《汉孝武故事》载：“至三岁，汉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小刘彘信口而应的回答，使刘启不得不对这个儿子另眼看待。刘彘有惊人的记忆力，求知欲特别强，尤爱读书中古代圣贤帝王伟人事迹，过目不忘。汉景帝深感诧异。刘彘“讼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龙图龟册数万言，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汉景帝遂改刘彘名“彻”。“彻”字表示充满智慧，达到圣德的要求。于是刘启就萌生了易太子的念头。
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立宠妃栗姬子刘荣为太子，史称“栗太子”；封刘彘为胶东王。不久刘彘取栗太子而代之的契机出现了，原因是馆陶长公主刘嫖插进来了。
刘嫖是汉景帝的姐姐，窦太后的爱女长公主想把其女阿娇嫁给太子刘荣，没想到竟遭到了栗妃的一口拒绝，刘嫖因此与她结下怨恨，心存报复之念。与栗姬不同，王夫人机敏圆滑，当馆陶长公主刘嫖想将比刘彘大四岁的女儿许配给他时，王夫人见长公主地位崇高，在窦太后跟前说一不二，当下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于是六岁的刘彘与十岁的陈阿娇订了婚，时在汉景帝前六年(公元前151年)。同年农历9月，皇后薄氏因无嗣被废，从此，馆陶长公主屡屡向汉景帝称赞刘彻如何聪明，如何达理，使汉景帝更加喜爱这个孩子。同时，长公主经常向汉景帝进谗，诬陷栗姬。汉景帝便在前七年(公元前150年)农历11月，案诛大行，废栗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半年后，王夫人被立为皇后，七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
争储的余波后来，汉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临江王刘荣不慎犯法，被从江陵(今湖北江陵)征诣京城。中尉郅都令人严加看管、审讯。刘荣极其愤懑、悲伤，写完向父亲的谢罪辞后，自杀身亡。
刘彻被立为太子，梁孝王刘武不肯就此罢手。他广延四方豪杰之士，多做兵器弩弓等，储存金银“且百巨万”，又派人刺杀袁盎等十余名大臣。阴谋败露后，梁王大为恐慌，买通韩安国走长公主的后门，疏通窦太后，稍得宽释，但汉景帝对他已疏远多了。梁王刘武连沮丧带惊恐，不久就身染恶疾而亡。汉景帝将梁地一分为五，在不知不觉中就削弱了刘武诸子的势力。
汉景帝另立太子后，对权倾朝野的条侯周亚夫最不放心，又寻机处置了他。汉景帝汉后元年(公元前143年)，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周亚夫削职下狱。一代名将，五天不吃东西，最终呕血冤死。逼死周亚夫与冤杀晁错一样，都说明汉景帝“寡恩忍杀”，惯于过河拆桥。
汉景帝陵汉景帝后三年(公元前141年)农历1月，汉景帝刘启患病，病势越来越重，他自知不行了，临终前对太子刘彻说：“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但要知人、知己，还要知机、知止。汉景帝似乎已经感觉到儿子有许多异于自己的品质，把天下交给他是放心的，路还是让他自己走吧，多嘱咐也无益。不久，汉景帝病逝于长安未央宫，葬于阳陵(今陕西咸阳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太子刘彻即皇帝位，这就是汉武帝。
刘启简档：
属相：牛
谥号：孝景皇帝
庙号：无
陵寝：阳陵
父亲：刘恒
母亲：窦氏
初婚：为太子时，年龄不详
配偶：皇后薄氏、王娡等七人，
子女：十四子，三女
继位：第九子刘彻
刘 彻：(公元前156～前87年)，初名彘，字通。汉朝第六个皇帝，西汉第六代皇帝，汉武帝，在位时间从公元前140～前87年为期五十四年，终年七十岁。
刘彻，初名彘，字通，为汉景帝第九子，生于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农历7月7日，汉后三年(公元前141年)十六岁时登基继位，逝世于汉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他是中国古代史上在位和终年最长的帝王之一，谥号“孝武皇帝”，按周代的《谥法解》的说法，“威强睿德曰武”，即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
在汉文帝和汉景帝两代君王的努力下，“文景之治”使大汉王朝的实力大大地增强，开始具备了打出长城，向匈奴反攻倒算的实力。而各位诸侯王们也由于有“七国之乱”的样本，再也不敢过分嚣张。留到汉武帝刘彻手中的，是一个强盛的帝国，而刘彻要做的，就是将这个帝国的强盛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出来。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具雄才大略、最杰出的君主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盛世时代，建立了在当时可与西方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东方最强大的大汉帝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他还开辟了广大疆域，奠定了其后两千余年的中国版图的基础。
汉武帝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者。然而，汉武帝也有“大过”。可以这样说：汉武帝一手缔造了汉朝的辉煌，也一手制造了大汉帝国的衰落。
秦汉时期是中国第一次大统一时期，用什么指导思想来统治庞大的帝国，从秦始皇到汉朝初期的统治者都做了探索。秦始皇“奉法家之言”，结果二世而亡。汉朝初期的统治者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姑息、妥协的思想和政策又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历史要求定儒家思想于一尊，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两千多年社会基本矛盾是：政治上高度统一，经济上的极端分散。政治的集中与经济的分散这一对矛盾如何协调，不使它畸轻畸重，便成了历代统治者关心的大问题。
在“无为而治”思想统治之下，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政府对农民控制得较松，许多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称为“亡人”。政府对部分农民失去控制，这当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怎样从思想上把农民控制住，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顺民呢？
在统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也已从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大商人的势力膨胀，这显然是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用什么思想可以规范他们的理念和行为，从而理顺君臣、上下、尊卑的关系呢？
在西汉王朝初期妥协退让政策下，匈奴势力一天天扩大，肆意寇边抢掠，直接关系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用什么思想可以让天下臣民能够忠君爱国、同仇敌忾地与入侵者殊死搏杀呢？
面对以上种种挑战，刘彻认为儒家思想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武器。
汉武帝刘彻在刚刚立为太子时，就深受儒学影响。刘彻在十六岁登基后开始实施“新政”：罢免丞相卫绾，改组“三公”人选。任命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为丞相，王夫人的同母弟(武帝舅父)田蚡为太尉，又任精通《诗》的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还任命另一儒生王臧为郎中令，相当于皇宫侍卫长)，成为武帝的近臣。
汉武帝又议立“明堂”，准备按古制大兴礼乐。“明堂”是儒家常讲的一种朝会的礼仪制度。汉武帝派人用安车驷马，将名儒申公迎来长安，具体指导筹建明堂诸事。
汉武帝跃跃欲试，正醉心于尊崇儒术，却遭到住在东宫的窦太皇太后的反对。她怒斥汉武帝，断然禁止他再搞尊儒活动。汉武帝无奈，只好放弃筹建明堂的计划，还被迫把赵绾和王臧下狱治罪。丞相窦婴、太尉田蚡都被免职。申公因病免官，回到老家，几年后就逝世了。汉武帝的尊儒新政，暂时受到了挫折。
董仲舒像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农历5月，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逝世了。汉武帝这时年已二十二岁，王太后宠爱儿子，不干预政事，汉武帝有了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于是，终于告别了政治“禁锢期”，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董仲舒，广川人(今河北景县)，汉朝思想家、经学家，专治《公羊春秋》。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农历5月，汉武帝亲自召见董仲舒。董仲舒针对汉武帝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董仲舒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称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汉武帝听了“天人三策”，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家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朝文治灿烂的先河；砥砺了汉朝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考绩官吏，从而为国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使儒学从诸子之一，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于是儒风渐盛，圣学广被，儒学实现了重大转折。
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实际上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人还进入朝廷为官。
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从而完善了国家制度。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国问题基本解决，但是诸侯王的势力依然存在，再次成为半独立状态的割据势力。事实证明，汉武帝即位以后，决心彻底解决诸侯王分封、内乱不止的问题。
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善于“揣摩圣意”的主父偃向汉武帝进献“推恩”之策：“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得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汉武帝接受了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仅从汉元朔二年至六年(公元前127～123年)，封侯的数目就多达一百二十一人；从汉元鼎时期至汉武帝末年(公元前116～前87年)，又有四十四人封侯，甚至一日之内竟有二十四人同时封侯。
此外，对有罪的诸侯王，则削夺其封国。仅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以酎金(根据汉制，每年农历8月要举行宗庙大祭，王侯必须献黄金助祭，称为“酎金”)不合规定为理由，就削夺了一百零六个人的爵位。
这种“恩”、“威”并施的政策，基本上解决了汉朝初期以来长期未得到解决的诸侯王势力的问题。汉武帝以后，虽然诸侯王国继续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它已经失去汉朝初期原有的活力了。
为了维护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必须有一大批官吏不断地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选择官吏的办法。汉武帝为了网罗人才，采纳了董仲舒的“求贤”建议，实现了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
察举，即先行考察，再举为官之意。它源于高祖，而明文规定则始于汉武帝。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每年一次。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举的两个科目，后来混为一科。察举的对象是通晓儒学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察举的科目除孝廉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
选官的另一种途径是以博士弟子员入补官吏。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丞相公孙弘奏请，让博士弟子员受业一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就可以补文学掌故之缺，课试高第者可以任郎中。
这样的选官制度，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推行，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皇帝控制朝臣的权力，二是加强朝廷控制各地的权力。而这些都要靠封建官僚机构来实现。汉武帝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在政治体制上开设中、外朝，形成两个官僚系统：一个是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的中朝，又称内朝或内廷，是决策机关；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政务机关。
中、外朝体制形成的根源在于汉朝初期政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矛盾，换言之，它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汉朝初期承袭秦制，以丞相辅佐皇帝，丞相权势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形势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他即位不久，丞相田蚡掌握任免大小官吏的大权，可谓权倾朝野。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一日，田蚡入宫奏事，汉武帝问他：“君除(任命)吏尽未？吾亦欲除吏！”仅一语便表明汉武帝不满丞相权柄之重，决心削弱相权，建立中朝。
汉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身边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汉武帝的内臣。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参与谋议，这些中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中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
中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强了皇权对国家各方面的控制，而且大大精确了中央决策的内容，使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同时也便于众人对汉武帝意图的理解。
汉武帝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就必须驾驭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使他们尽心效力，忠于职守。然而由于汉景帝以来，职官、司法制度日益废弛，奢侈成风，吏治败坏，结果征敛不止，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危机。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汉武帝除了运用儒家学说进行思想控制以外，还对汉朝初期以来的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廷正式颁行刺史制度，以便考察郡国治政，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控制。朝廷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负责监察所属郡国。刺史由朝廷派遣，秩仅六百石，属于低级官员，但是职权很重，有权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还有地方的强宗豪右，稍后甚至可督察诸侯王。刺史受御史大夫所属的御史中丞直接领导，在人事上是独立的，在地方查明官吏的不法事实后，自己不能擅自处理，只能上报御史中丞，请求上级处理。
汉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又设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
丞相司直是丞相的属官，说起来是协助丞相监察不法官员的，实际上也起着监察丞相的作用。
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是汉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三大监察系统。这三大监察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秦汉之际，儒家多难。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对儒生溺冠辱骂，这个学派遭到各种贬绌。儒学的复兴，始于文景时期，完成于汉武帝时代，其间有两大举措：
第一，置五经博士。在文景时期，儒学共立了《诗》、《书》、《春秋》三经博士。汉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趁窦太皇太后病重之机，正式置“五经”博士。
第二，兴办太学，推广郡学。由政府面向广大国民办教育，始于汉武帝。他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兴办了太学。太学完全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办学事宜全由丞相公孙弘主持。太学的设置首开了我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正规途径，适应了国家培养官吏的需要，所以发展很快，汉武帝时，太学的五经博士弟子员五十人，西汉末年则达到一万人。
汉武帝还推广文翁的经验，“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我国古代帝王中，办教育热情之高，成绩之大，汉武帝当数第一人。他的一系列兴教举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皆属划时代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以当年为汉元鼎四年，并将此前之年追改为汉建元、汉元光、汉元朔、汉元狩，每一年号均为六年。
汉武帝还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度下颁布历法的皇帝。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宣布，改订礼制和历法，其主要内容是：改用“汉太初”历，“以农历1月为岁首，色上黄”。“汉太初”的意义是宇宙的开端，汉武帝以此命名这部历法，象征汉太初年间的“改元更化”。
上述制度变革都是汉武帝提倡儒术的具体表现，并且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去，以巩固其统治。
汉武帝一生的业绩中，武功占有极大的比例。由他领导抗御匈奴的战争，竟持续了四十三年，大战役达十五次之多，关键性的战役有三次。
汉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采纳王恢的建议，派遣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韩安国五将军，率三十万汉军，埋伏在马邑附近。又派聂壹出塞与匈奴交易、诱敌。匈奴军臣单于发现这是诱兵之计，便立即引兵撤退。汉朝三十万大军无功而返。
马邑之谋虽然失败，但汉武帝全面反击匈奴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汉武帝全面改革了军事体制，设大将军加“侍中”的统兵制度，取代太尉，提拔皇后卫子夫之弟、奴隶出身的卫青任大将军，改革兵役制度，调整军队各兵种的构成及训练方式。经过一番改革，汉军的素质和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大规模反击匈奴的准备完成了。
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两万骑兵侵入边境，由渔阳(今北京密云)进入雁门关，首都长安直接受到威胁。汉武帝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对“河南地”(河套地区)的匈奴各部进行大规模迂回包围作战。匈奴诸部无备，大败，秦末以来长久沦陷于匈奴的河套地区被汉朝收复。
河套地区离长安千余里，匈奴骑兵南下不过二、三日路程。汉朝初期数十年间，常以匈奴为忧，河南地在匈奴控制下是重要原因。汉朝收复河套地区，利用河套这一有利的天然屏障，把朔方和五原建成抗击匈奴的基地，既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又可以减省军需粮饷的转输，为汉朝最后击败匈奴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汉武帝又派卫青率十万骑兵出塞追歼匈奴。在这次战役中，十八岁的年轻将领霍去病脱颖而出。霍去病是河东郡平阳任(今山西临汾)，出身于奴隶。由于他“善骑射”，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被提拔为侍中。在汉匈激烈交与霍去病有因缘的焉支山军马牧场战的时候，汉武帝任命他做剽姚校尉。校尉是地位较高的军官，仅次于将军；“剽姚”是形容行动勇健轻捷的样子。大将军卫青还挑选八百名精锐骑兵归霍去病指挥。汉军出塞后，霍去病率八百骑兵冲杀在前，离开汉军主力，一直奔袭数百里。这支骑兵小部队，找到匈奴部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突然袭击，打得敌兵措手不及，溃不成军。汉军以少胜多，斩敌两千多人，杀死匈奴单于的叔祖父籍若侯产，生俘单于叔父罗姑比，大胜而归。汉武帝发布命令，称赞霍去病勇冠全军，封他为“冠军侯”。霍去病初上战场，就表现出了超群的军事才能。
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位同大将军)，率领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塞，转战六天，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五百余公里，杀敌八千余，俘虏浑邪王子等，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军河西首战告捷。
同年夏天，霍去病又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出北地(今甘肃庆阳)，深入一千多公里，越过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攻至祁连山(今甘肃张掖)，击败匈奴军主力，俘获匈奴酋涂王和单于阏氏、王子等百余人，歼敌三万多人。这是西汉对匈奴开战以来所取得的一次空前大捷。这次战役后，汉朝完全控制了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系，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
汉军占领河西之地后，汉武帝置武威(郡治在今甘肃勤县)、张掖(郡治在今甘肃张掖)、酒泉(郡治在今甘肃酒泉)、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四郡，称为河西四郡。河西走廊又是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扫清了匈奴之后，就为“通西域”，将西域诸国同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重要条件。
匈奴伊稚斜单于因屡遭重创，心有余悸，将单于政权暂时移于漠北，便于引诱汉军深入，然后乘其兵疲而袭击。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将计就计，乘匈奴疏于防范之时，决定攻其不备，发动了对匈奴的第三次大战役。汉武帝调集十万骑兵，随军战马十四万匹，步兵及转运夫十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统帅，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
卫青指挥汉军以左右翼将匈奴单于包围。伊稚斜单于率数百骑突围逃走。汉军乘胜追击，杀敌近两万人。
在此次战役中，李广进军的东路，路途遥远，又没有向导，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错过了会合的时间。李广因误期而自杀。
根据汉武帝的作战计划，霍去病的东路是主力军，汉武帝给他配备的力量最强，汉军“敢力战深入之士”，都交给他指挥。霍去病深入漠北一千多公里，与匈奴左贤王相遇，展开一场激战。左贤王的骑兵几乎全部被歼。霍去病乘机追击，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山)，直到瀚海(今俄罗斯西佰利亚贝加尔湖)，才奏凯而还。
经过这次漠北大战，匈奴人马伤亡很大，逐渐衰弱下去。“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霍去病在抗匈战争中建立了大功，多次得到汉武帝的奖赏。汉武帝前后赐封他食邑十七万户，并加官大司马。霍去病二十四岁那年不幸得病逝了。汉武帝十分悲痛，为他修建了一座仿照祁连山模样的宏伟坟墓，来纪念这位建立了赫赫战功的青年英雄。
汉武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但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再加上汉武帝个人好大喜功和穷奢极欲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一方面坚持“以农为本”的既定国策；一方面又加强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节和控制，发展国有工商矿业以繁荣经济。
汉武帝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战略调整与准备。
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汉武帝时期，广泛使用铁农具，在农业生产中推广牛耕。另外，注重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如试行代田法和发明播种工具。代田法是一种保护地力的先进的耕作方法，使垄沟和垄台的位置每年相互调换，以便恢复地力，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新的播种农具应用于生产，称作耧车或耧犁。用耧车播种不但速度快，而且下种均匀，对于农作物生长十分有利。
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灌溉事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汉武帝指挥修筑的水利工程有漕渠、六辅渠、白渠、成国渠、洛水渠、龙首渠等诸多工程。
设置田官，移民屯垦，发展屯田制度：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移民塞下的建议，在边地设置了“屯田官”。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徙边十万户；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诸边郡共七十二万五千人。屯田制度是汉武帝朝的一大发明，此后历代统治者颇有人仿效。
抑制豪强，稳定编户：汉武帝初期，土地兼并加剧，巧取豪夺的手段也变本加厉，因此，抑制豪强地主的发展，扶持小农的经济地位，稳定在籍编户之民的人口数，无论是保证汉廷赋役来源，还是巩固统治秩序，都有重要意义。为此，汉武帝在不改变赋役制度的条件下，利用专制皇权的政治力量，对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加以打击和抑制。主要措施如下：
迁徙豪富：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郡国豪杰及资产在三百万钱以上者，通通迁徙茂陵。在迁徙豪族问题上，汉武帝与高祖不同：高祖是为了从政治上打击六国旧贵族；汉武帝则主要是以皇室之兼并对付豪强之兼并，从经济上打击大搞土地兼并的新兴暴发户，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任用酷吏，严厉打击：对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的豪强，汉武帝选任一些酷吏，予以严厉镇压。
经济限制：这是指对工商业主、高利贷者等豪富占田数量的限制。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颁布了《名田令》，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如田僮。”
经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应用，汉朝的农业在汉武帝时代达到了鼎盛阶段。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国家干预经济要解决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包括从制度上进行必要的改革。汉武帝先是用酷吏张汤，采取酷法手段，结果因违背了货币经济的规律，滥改币制而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开始起用精通“轻重之术”的经济专家。
“轻重”理论揭示了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具有“轻重”变化的特性：同一种商品，稀缺时价格就提高，此为“重”；过剩时价格就下降，此为“轻”。轻与重围绕市场需求的涨落变化而变化。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等人管理财政，号称“理财三杰”，他们都出身于大工商业主之家。汉武帝重用理财三杰，采用“轻重”理论，进一步把财权收归中央，从四个方面进行财政改革：
汉朝初期，允许郡国铸造货币，民间私自铸币也不禁止，货币制度十分混乱。为彻底解决币制问题，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郡国铸钱，铜送中央，指定由“上林三宝”铸钱，即由掌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均输、钟官、辨铜三官统一铸造，称为“三官钱”或“上林钱”，因重量为五铢，故又称为五铢钱。这是继秦统一六国货币后，汉朝著名的“铜本位”第二次货币统一政策。币制的稳定和巩固，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至汉武帝中叶以后至隋朝止的六七百年间，五铢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使用的标准货币。
盐铁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但汉朝初期，盐铁是由私人经营的，国家仅设官收税，不问其余。特别是文帝时期，对盐铁经营完全放任自流。汉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桑弘羊等三人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专卖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后，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但是汉武帝态度十分坚决，不理睬反对意见，于汉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下令在全国实行盐铁官营。为了增加汉廷的财政收入，打击商贾随意哄抬物价，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任大农丞的桑弘羊试行均输法。所谓均输，是国家通过税收、征购、调集粮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资料，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组织商品流通的体制。原来汉法规定，各郡国每年要向汉廷进奉一定的贡物，称之为贡献。这些贡物往来运输烦杂，因此在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将所需贡物及时运往京师，储于大司农供官需；将不需要的物品运到价格较贵的地区出售，所得钱财上缴大司农，既减省郡国运输贡物的负担，又可以增加汉廷财政收入，还调节了各地区之间的需求，是很合算的。桑弘羊还奏请在京师设置平准官，实行“平准”制度。“平准”是与“均输”配套并行的制度，它是国家控制各种商品的销售，平抑物价的制度。“平准”制度是国家实行全面的商业垄断。平准官利用均输官储存起来的物资，根据市场上的物价变化：当某种商品涨价时，就抛售；当某种商品跌价时，就大量购入，以此平抑和稳定物价，调控市场，打击牟取暴利的富商大贾。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三大政策，都是汉武帝实行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一方面，打击了商贾的投机，而且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也给人民带来诸多不便。由于官办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产品往往质量低劣；均输平准也不一定达到制止物价“腾跃”的目的，“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这正是官商必然出现的弊病。
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下令征收算缗钱。这是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资产税。“缗”，指用绳子串起来的铜钱，一千枚钱一串，称为一缗。算缗令的颁行，对商人的打击和限制最重，大大增加了商人的负担。许多商人、豪富匿财不报。汉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又下达告缗令，以告发隐瞒资产不报，或者呈报不实者。汉武帝使杨可主持告缗，被告发者一经查实即没收其财物。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汉廷加紧推行告缗令，规定凡能告发隐匿资产及呈报资产不实的，将分给所没收资产的半数以资奖励，一时“杨可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大多数都被告发。于是，汉廷分派官员到各郡国收缴缗钱，没收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以及大量的田宅。告缗令前后实行四年，至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停止。这是自汉朝初期实行“抑商”政策以来，在经济领域对商人打击最重的一次，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压抑。
上述经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限制和打击诸侯王、富商大贾的效果，使濒于崩溃的西汉政府的经济得以恢复，为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保证了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还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大土地兼并，使流亡农民以某种方式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其进步作用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西汉中央集权的经济结构转型，也加速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其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汉朝时期所称的“西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包括今新疆地区及中亚、南亚、西亚乃至罗马帝国等地。西汉罗马玻璃器
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包括我国新疆地区及哈萨克斯坦中东部地区一带。
当时通往西域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南道，出玉门关、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月氏、安息(今伊朗)；一条是北道，出玉门关、阳关经车师前国，西行至疏勤，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宛、康居、奄葵(今土库曼)。由于匈奴控制了西域诸国，这两条道路被阻断了。
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从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口中知道匈奴人打败了大月氏，大月氏已从水草丰美的祁连山下西迁了。据说，匈奴单于还把大月氏王的头颅砍下来制成酒器。大月氏十分痛恨匈奴。汉武帝对这个消息极为重视，便想联络大月氏，与其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是大月氏离开敦煌原地后，究竟迁往何处，当时并不清楚。而河西一带又控制在匈奴人手里，西行寻找大月氏必须经过那里。所以，联络大月氏的任务，既艰巨又十分危险，没有人敢承担，汉武帝只好悬赏招募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使者。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中城固(今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勇敢应募。汉武帝很欣赏张骞的胆识，当即给他选派一百多名随行人员，还派了一名叫甘父(堂邑氏之奴，故又名堂邑父)的匈奴人作向导。张骞第一次出使，被匈奴俘获，羁押八年后，他与甘父逃出，到达大月氏，没有达到结盟的目的，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历经艰辛回汉后，将西域一些国家的地理、风俗、物产、政治、军事等情况，报告给汉武帝，使汉朝政府对于西域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为以后沟通西域做了初步准备，而且大大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后，一方面派遣副使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安息(今伊朗)、身毒诸国，以加强汉朝和中亚地区的联系，发展贸易往来；一方面说服乌孙昆莫，争取乌孙东迁故地，乌孙虽不肯东迁，但在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以后终究与汉朝结亲通好。
张骞归汉两年后，其副使才陆续归来。这些距汉廷十分遥远的国家，通过汉使知道汉王朝的情况，有的国家就派使节同汉使一起来到长安。汉武帝出巡时，让各国的使者也跟随前去。这样，他们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回国后宣传所见所闻。从此以后，西域的许多国家便和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通西域”便在这时正式开始了。汉武帝又继续派出许多使者到西域各国，每年多则十几次，少则五六次。每次多达百余人以至数百人。比较远的如安息、奄蔡、条支(即大食，今伊拉克)诸国，都有中国使者的足迹。
汉朝对西域的战争张骞逝世后，丝绸之路上也时有险阻，尤其是来自匈奴的破坏。姑师和楼兰两国，正当汉通西域的要道。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赵破奴和王恢统兵数万，征伐两国，楼兰王被擒，楼兰成为汉朝的藩属；姑师也兵败国破，于汉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完全被汉朝征服。从此，通西域的道路畅通无阻。
为了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夺取大宛及其附近的物产，尤其是大宛产的汗血马(这种马速度奇快，奔跑时肩胛处流出红色的汗珠，故名汗血马)，当时的方士对汉武帝灌输求神成仙的思想，说大宛马是“天马”、“神马”。加上汉武帝也有改良马种的用意，所以汉武帝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大宛。
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进攻大宛，大宛坚决抵抗，经过四年的苦战，汉朝前后发兵十余万，于汉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围困了大宛都城，最后，大宛贵族杀死国王投降，献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马三千匹，汉军才罢兵回师。
汉军相继击破楼兰、姑师和大宛，引起西域极大的震动。尤其征服大宛后，汉朝影响愈益扩大，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相继派人来汉朝朝贡，或以子弟为质子留居汉朝。汉武帝还先后以宗室女细君和解忧嫁给乌孙昆莫，建立了友好的和亲关系。为了使者往还方便，汉廷在敦煌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之间，沿途设置驿站，修筑烽燧亭障，还在轮台(今新疆轮台)、渠犁(今新疆库尔勒)等地屯田，屯田士卒最多达六十余万人。汉朝又在那里置使者校尉，以处置汉在西域诸事。
汉武帝时期“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张骞通西域后，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冶铁、凿井术等，相继在西域得到推广；精美的手工业品，如丝绸和漆器，也传入西域各地。西域的许多物产，如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葡萄等植物及骆驼、驴、汗血马等动物，也在此时或以后输入中原。尤其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联系的不断加强，对统一的多民族的西汉王朝的形成与发展，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汉武帝时期，大汉王朝向南方、东南、西南和东北地区开边拓疆，大力开发，成果极其巨大。
我国南方及东南沿海的越人居住区，在秦朝时已被统一并设立了郡县。秦末农民起义爆发时，当地官吏和贵族分别建立了政权。汉朝初期以来，共有三个政权，即东瓯(今浙江温州)、闽越(今福建闽侯)和南越，合称“三越”。南越由赵佗所建，此前已述，而东瓯和闽越在秦末称东越，占有今浙江和福建地区。
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出兵进攻南越，南越王向汉廷求救。汉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率兵分两路伐闽越。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慑于汉军的强大，与宗族合谋共杀闽越王，投降汉军。汉武帝就立前闽越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繇王，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共同统治其地，而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余善手里。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余善又发兵抗拒汉朝，同时，他又刻“汉武帝”印玺，自立称帝。因此，汉武帝于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派兵攻入东越。越繇王居股杀余善，以其众投降汉军。汉武帝遂废除闽越政权，并将当地居民迁徙于江、淮之间。
南越在赵佗第四代孙婴齐为王的时候，有明显的亲汉举措，引起了以丞相吕嘉为代表的割据势力的不满。婴齐逝世后，子赵兴继立，南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表面化。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吕嘉发动叛乱，杀死亲汉的王太后摎氏和赵兴，又杀汉朝的使臣，立建德为王。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兵十万，水陆并进。汉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攻破南越都城番禺(今广东广州)。吕嘉和建德及其部属数百人逃入海中，后仍被捕获。南越政权至此完全消灭，汉廷将其地分置为九郡。
汉武帝消灭了三越割据政权，恢复为直属的郡县，促使了我国东南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有利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南越内属之后，更有利于中国与南洋、印度之间海上交通及贸易的发展。
汉朝的西南地区，指现在的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一带，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这些少数民族有的仍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有的已经进入奴隶社会。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领兵进击闽越的王恢，曾派番阳(今江西波阳)令唐蒙去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蜀地的枸酱，听说枸酱是巴蜀商人贩卖到夜郎，然后经牂牁江(今贵州北盘江上游)转运到南越的。于是，唐蒙上书汉武帝，建议通夜郎道，利用夜郎精兵，沿牂牁江而下，出其不意地制服南越。汉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任命唐蒙为中郎将，令他率领一千人前往夜郎。夜郎占有今贵州省北部和西部一带，并且包括四川南部、云南东北及广西北部地区。夜郎国王姓竹名多同，自立为王。唐蒙到了夜郎，竹多同闻知汉朝的辽阔、强盛，才晓得自己见识浅薄，孤陋寡闻，于是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此有了成语“夜郎自大”。汉武帝在这一地区置犍为郡(今四川宜宾)。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廷攻破南越后，夜郎入朝。汉武帝又致力于西南的开发工作。原来，战国后期楚将庄曾到达滇池(今云南昆明)，并征服其地，秦朝末期与中原隔绝，建立了滇国。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深入西南，滇国降服，从此西南地区的大部分都归入中国的版图。
西汉时期，在我国的东北地区，生活着许多民族，除汉族外，还有挹娄、乌桓、鲜卑、夫余和高句丽等。汉朝初期，燕人卫满建立的政权与汉朝约为藩属。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卫氏政权的基础上设置了四郡。
汉武帝对边疆地区的大力开发，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自此以后，历代的疆域虽有局部的变化，但大体上是汉武帝时期对外扩张之后的范围，因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
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祖国的力量。随着疆域的扩大，汉族以外的各族人民，更多地加入了中华大家庭，共同创造祖国的经济与文化，推动了祖国历史的发展；
经过汉武帝的对外扩张，开展了今新疆及西南一带的交通以及中国与中亚、南洋、欧洲、日本等地的陆路和海路交通，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国内外人民的活动范围，使各国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经济交流，推动了中国、亚洲以至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毋庸讳言，汉武帝时期各民族关系的发展，是伴随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同时存在的，这是时代的局限，不必苛责古人。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业。但是，汉武帝的大功与大过并存，宋朝史学家司马光评价他说：“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那么，他的“亡秦之失”有哪些？为什么又能“免亡秦之祸”呢？
汉武帝的专制独裁和暴行与秦始皇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汉武帝的政策是“文武并用”、皇权与神权并用；面对社会现实，他又能随时调整统治政策。这正是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根本原因。其“亡秦之失”主要有：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战争就持续了四十三年，武功极盛。其用兵少则数万，多则三十万人，军费动辄数十亿缗，军功赏赐黄金一次达数十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海内虚耗”。
汉武的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同样给民众带来严重的灾难。汉武帝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专为皇家游猎的上林苑，把终南山和原来皇家林苑之间的全部土地都划进去。上林苑建成后，周长二百余公里，周围有围墙环绕，苑中山林巧布，草木葱茏，湖泊清澈，麋鹿成群，七十多座离宫错落有致。苑中有二十一观、十池，名果异卉种类繁多，南方的龙眼、槟榔、橄榄等等，也都移植于苑中。
汉武帝以为自己的“至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天命”行将开始新一轮周期。于是，他要封禅泰山，祭告上天，得以“再受命”。从汉元封元年至汉征和四年(公元前110～前89年)，汉武帝共举行了六次封禅泰山活动。每次封禅，开支都十分巨大，花费的钱财难以计算。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经不能使汉武帝满足，他期冀自己的寿命无限延长。为此曾多次受方士的欺骗，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方士栾大来到长安说自己找到了长生不老药。汉武帝信以为真，陆续封他为五利将军、天土将军、地土将军、大通将军、乐通侯，赐黄金万斤，还把自己的女儿长公主嫁给他，最后还专门刻一方玉印，以对待宾客的礼仪封他为天道将军。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后来骗局败露，汉武帝虽然腰斩了栾大，但他仍不断派人到海上求仙，幻想有人能够成功。
戾太子是刘据逝世后的谥号，刘据是卫子夫给汉武帝生下的长子，又称卫太子。年近而立的汉武帝因得子兴奋异常，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农历3月，卫子夫被立为皇后，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据被立为太子。
然而，刘据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固。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大将军卫青病逝，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就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随着卫子夫年老色衰，汉武帝已经移情别恋。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在，但想见汉武帝一面已经十分困难。疏远便生隙、生疑、生仇。太子与汉武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一致：汉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汉武帝坚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则主张用怀柔之策缓和彼此关系，等等。其结果就是，由于长期缺乏思想的交流，缺乏感情的沟通，父子间的疑心越来越大：汉武帝怀疑太子可能抢班夺权，太子怀疑汉武帝听信谗言会取消自己皇位继承人的资格。这样一来，终究让佞臣江充通过制造“巫蛊事件”，使汉武帝和太子发生了父子相残的悲剧。
所谓“巫蛊”术，是将桐木刻制的偶人作为自己仇人的象征埋入地下，意在为其下葬，然后念咒表达自己的愿望，并以祭祀祈求鬼神佑助法术成功。“巫蛊”术在西汉很盛行，汉武帝早年曾因“巫蛊案”废了陈皇后，没想到在他的晚年同一惨剧再次发生。
汉武帝晚年居甘泉宫(今陕西淳化)，生病后精神恍惚不定，总觉得有人在暗中作怪。江充将汉武帝生病的原因归咎为巫蛊，汉武帝深信不疑，指令江充追查。江充便借巫蛊陷害太子。汉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农历7月，陷入绝地的太子将江充逮捕并斩首。汉武帝闻讯，赶回建章宫，诏命丞相刘屈氂发兵攻击太子，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汉武帝认定太子为不肖子孙，严令各地缉拿。
汉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经过调查，认定为冤案。汉武帝也明白太子的行动是被逼上绝路。汉武帝为自己的冲动内疚，命作思子宫，在太子殉难的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此刻，由血缘联系自然而生的父子之情在汉武帝身上复苏了。
戾太子之狱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实际上源于对“独占”、“排他”和“终身世袭”的皇权的争夺，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延至大一统的秦汉皇朝，国君终身制、君位世袭制就成了社会认可的制度。君权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绝对集权，也成为不容怀疑的理念。由此，觊觎和篡夺君位的事件层出不穷，即或是在骨肉至亲之间，为争夺皇位也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惨剧。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屠戮的事件不绝于史，戾太子一案就是父子因争夺皇位而酿成的惨剧。
戾太子一案对汉武帝刺激极大，促使他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从而使治国之策开始由“多欲”向“无为”回归。
汉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去泰山封禅，当走到钜定县(今山东广饶)看到农民在辛勤的劳作时，汉武帝就亲自拿来耒耜，到田里参加劳动，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不久，大鸿胪田千秋请求汉武帝斥退方士，不要再搞求神求仙的事。汉武帝也十分同意。汉武帝终于醒悟，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
回到长安后，主管粮食的搜粟都尉桑弘羊，请求汉武帝派人到轮台修筑堡垒，驻扎军队。汉武帝于是下诏书深切陈述过去的后悔事，说：“前些日子专职衙门上奏，想把百姓的赋税每人再加三十钱，用来资助边防费用，这是进一步加深老弱孤独的困境。…现在又要求派兵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垦荒，这不是扰乱天下，使百姓陷于愁苦吗？朕不忍心听这样的话！目前的要务在于禁止苛刻残暴的法令，停止任意增加赋税，专力以农为本，鼓励养马，恢复马复令(以养马免除赋役)。只要国家不缺乏费用，军队能维持边防就行了。”
这道诏书起于轮台屯田之事，所以历史上称它为“轮台诏”，称汉武帝此次下罪己之诏为“轮台悔过”。
“轮台悔过”说明汉武帝毕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自己统治的最后时期，能检讨自己过去的种种失误；也标志着汉武帝一生政策的一大转折，此后他采取了与民休息、恩富养民的政策。经过两年的努力，社会又趋于安定了，从而开启了后来的“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
垂暮之年，汉武帝除了对自己一生的功过进行反思外，考虑最多的就是皇位继承人了。汉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农历7月，汉武帝在决定立刘弗陵为太子后，下令将其生母、年仅二十岁的钩弋夫人赵婕妤赐死。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之举让朝野臣民惊得目瞪口呆。面对臣民“且立其子，何去其母”的疑惑，汉武帝解释说：“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第二年，即汉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农历2月，七十岁高龄的汉武帝病卧五柞宫，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正式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同时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羝为车骑将军，还宣布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与丞相田千秋同为托孤之臣，帮助霍光辅佐刘弗陵。只隔一天，汉武帝崩逝，葬于茂陵(今陕西兴平)。太子刘弗陵即位，他就是汉昭帝。
刘彻简档：
属相：鸡
谥号：孝武皇帝
庙号：世宗
陵寝：茂陵
父亲：刘启
母亲：王娡，后封为皇后
初婚：十六岁
配偶：皇后陈阿娇、卫子夫等八人
子女：六子，五女
继位：刘弗陵 [ 本帖最后由 lxyi 于 2010-3-25 20:57 编辑 ] 跟帖时间 2010-03-25 17:19:12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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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历史名人（五） -- 刘和谦：(公元1926～今)，安徽合肥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一级上将。
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海军副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参谋总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参谋总长(1991年11月～1995年7月)。1992年1月1日晋升。
1947年毕业于桐梓海军学校，1953年毕业于美国海军两栖作战学校，1958年毕业于海军指挥参谋大学第八期，三军大学将官班结业。1961年毕业于美国海军PG学院，1969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大学。1975～1978年任台湾国防部计划次长。1978～1980年任舰队司令。1980～1988年任台湾海军副总司令、总司令。1988年6月调任台湾国防部联训部主任。1991～1995年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
1949年间发生“海军白色恐怖事件”，刘和谦受牵连成了阶下囚，后被释放。
1954年7月刘和谦出任台“副总统”陈诚侍从官。后历任海军作战处长、舰长、署长、军区司令。
1981年，刘和谦主持谈判和从荷兰购买了潜艇。1983年被擢海军总司令并且参加研制了第二代护卫舰。1983年至1988年任台海军总司令。
1984年10月，刘和谦向参谋本部提报以MEKO360与较小的MEKO140作为“光华一号”、“光华二号”计划的候选舰种。郝柏村表示同意，但是，因为中间人一直无法获取德方的最终用户证明，不能保证未来零件不虞，违反“出口无问题、支持风险低”的计划原则。另外，“国防部”也一直想要打破“八一七”公报的约束，希望能够再度与美国搭上军事合作的线头，因此，一直压着MEKO计划，继续向华盛顿争取正牌美军队舰，目标就是“佩里级”。在刘和谦坚决支持下，海军总部甚至在1988年初修改作战需求，要求“光华二号”的舰速度必须达到三十节。
1986年刘和谦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1989年聘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89年刘和谦晋升为海军二级上将。1991年11月晋升海军一级上将，并擢升参谋总长，国民党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上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之初，刘和谦便提出了“海上防卫、空中防卫、陆地防卫”的新作战指导思想，以代替以往“制空、制海为首要，反登陆决胜”的作战指导，变强调“岸滩决战”为“海空决战”。因此，“十年兵力整建计划”在执行过程中，由于裁撤高层机构和三军发展计划失衡等原因，一直受到高级将领尤其是陆军系统的反对。
1992年刘和谦主持拟订“十年兵力整建计划”(1993年7月1日～2003年6月30日)，拟分三个阶段对台军进行调整整编，精简重点为陆军。
第一阶段(1993年7月1日～1996年6月30日)，重点调整三军编制，提高编现比，使台军编制员额由四十九万八千人减至约四十六万人。
第二阶段(19967月1日～1999年6月30日)，主要调整军队组织体系，裁并军事院校，使台军减为四十五万人。
第三阶段(19997月1日～2003年6月30日)，主要简并参谋本部与三军总部，将非军事任务单位转移军外民营，健全军制结构，使台军兵力不超过四十万人。
1995年6月，刘和谦离开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一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刘和谦反对李登辉与大陆挑起对抗，并且告诫李登辉，台湾军队根本就没有力量同大陆人民解放军对抗，结果因此触怒李登辉，被剥夺军权。
附_海军白色恐怖事件：
海军白色恐怖事件，源于1949年2月25日的“重庆舰”叛逃投共，之后，海军陆续发生“永兴舰”等六十余艘舰艇叛逃事件。当时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本是陆军中将“空降”海军，因“重庆舰”舰长邓兆祥曾任马尾海校训育主任，而海官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班，及部分三十九、四十年班的军官，都是他的学生，蒋中正认定闽系军官忠诚有问题，即下令彻查，并指派情报人员至各舰艇诱捕，分别就近拘禁在舰艇或陆战队集训。
1949年5月，以台湾海军官校校长魏济民为首的闽系军官遭到大规模整肃。国民党当局播迁来台后，后续被捕的官兵依不同情节被送往海军凤山招待所、陆战队管训队，以及“反共先锋营”等地监禁或交付感化教育，更有部分军官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遭到杀害，许多甚至是直接装进布袋投入海中。
1949年7月，海军在凤山工协新村旁边，成立“凤山招待所”，进所人犯都称“来宾”，以掩人耳目。1950年初，海军又在彰化县员林镇成立“反共先锋训练营”，由阮成章少将(后来曾任调查局长)指挥“台湾工作队”，负责侦缉、训练“思想不纯正”人员。
据台湾海军总部的统计，先后在“各海军陆战队集训队”、“凤山招待所”及“反共先锋训练营”受难军官至少有一千一百九十六人；受拘禁期间，他们的兵籍均遭注记，或在手臂上刺青“誓死反共”、“誓死灭共”。
后来，这些受难军官获开释后，仅有极少数日后还获得晋升，例如，刘和谦还担任过参谋总长；郑本基升任联勤副总司令及海军官校校长；罗锜升海军官校校长、海军副总司令；秦庆华升任海军中将；朱成祥升海军少将；区之骥升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其它军官或偶有调升，但军旅前途已断送，多黯然退役。
2002年该事件被暴光后，台湾海军人事署长温在春则在公听会中证实，1949年间确实发生“海军白色恐怖事件”。经海军总部成立项目小组调查后，除郑本基、前参谋总长刘和谦、中船董事长罗锜等人均受牵连成了阶下囚外，全案已有八十七件、三百九十四人要求平反，预计将超过四百人牵涉其中。而包括亲民党顾崇廉、林郁方、赵良燕、民进党李文忠在内的“国防”委员会成员，以及亲民党团党鞭沈智慧、刘文雄、国民党关沃暖等朝野“立委”也一致强调，将协助“蒙冤退役袍泽联谊会”，推动“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修“法”，也希望台湾当局能主动协助官兵平反，海军更须向当事人或其家属道歉。
当时主持公听会议的前任海军总司令的顾崇廉则说，目前“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无法协助海军蒙冤官兵平反并获补偿。亲民党团将在本会期全力推动修“法”，并考虑全案采证时能比照赔偿“二二八”冤狱模式，纳入证人证词，以助平反。
刘 峙：(公元1892～1971年)，字经扶；江西吉安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中华民国河南省政府主席兼河南省保安司令，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总统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35年4月3日授予。
保定军校第二期步兵科。素有北伐中的福将、中原大战中的常胜将军、抗战中的长腿将军和解放战争中的败将之称。是蒋中正的“八大金刚”之一。
历任军政要职：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主席兼河南省保安司令；国民政府豫皖绥靖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中期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抗战后期任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46年任国民政府郑州绥靖公署主任，中国国共二次内战期间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刘峙的愚蠢贪婪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了。北伐时，国民革命军一师和四师共同攻打武昌城。叶挺指挥独立团敢死队，冒着吴佩孚军队从城上射下的猛烈枪弹，逼近城墙，树起四个梯子。但冲上城去的敢死队员大都中弹牺牲了。后继者多次猛冲，均无法攻破城防，第二天清晨，攻城副司令陈可珏打电话给叶挺，说据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报告，他们部队在鸡叫前已攻进城了，要叶挺赶快率部入城。于是独立团向大东门进发，走近城门时，只见城上守军仍是吴佩孚的军队，不是刘峙的第二师。叶挺立即跟军部联系，了解真相。经几方对证，面红耳赤的刘峙才不得不承认：估计叶挺的独立团一定会攻进城，为了假冒自己的二师是先攻入城的，抢得头功，于是捏了个谎说二师在鸡叫前已进城。叶挺当时气愤地说：“刘峙这样做，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
1930年剿共得力，蒋特将河南新集命名为经扶县以示表彰。
抗日战争初期，一次，蒋中正决定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这下忙坏了身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刘峙。他召集幕僚商议如何布置警戒，如何保护蒋中正的安全。有一位聪明的军师建议发假警报。这样一来，大家都进入防空洞，便可以彻底做到肃静回避了。刘峙连称：“妙!妙!”蒋中正座机来临前，空袭警报果然使大街小巷空无一人。然而，昏头昏脑的刘峙却忘记通知防空部队。白崇禧的座机先到，蒋中正的座机尚远，突然，高射炮劈劈啪啪从四面打来。白崇禧以为是日寇已经占领开封，急命座机掉头高飞，同时用密码与地面联络。这时刘峙才想起尚未通知防空部队，急忙抓起电话，命令停止射击。
蒋中正的座机着陆后，刘峙准备谒见蒋。张治中命侍卫将刘峙五花大绑起来。刘峙说：“文白(张治中，字文白)兄，我是经扶(刘峙，字经扶)啊!”
“晓得是你!”张治中板起面孔说：“你要打死委员长，不绑你绑谁？”接着转身对侍卫道：“牵进去!”
侍卫押着刘峙先见钱大钧。刘峙哭哭咧咧地说：“慕允(钱大钧，字慕允)兄，我是经扶，救救我!”
“你祸闯大了，我无法可想，你去见委员长由委座发落吧!”钱大钧似乎漠不关心。
刘峙在侍卫的推搡下，战战兢兢失魂落魄地来到蒋中正面前。蒋中正看到刘峙那付可怜相气消了一半，问他：“开炮打我座机是何用意？”
刘峙赶紧申明原委。结果蒋中正只骂了声“糊涂”即了事。在旁人的提示下，刘峙才明白，张治中将他绑送上去，实际上是救了他一命。
抗战时期，刘峙被人讥为“长腿将军”。这个“称号”是如何得来的呢？原来，“卢沟桥事变”后，刘峙被任命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进驻保定，防守平汉路沿线。不久，日寇沿平汉路大举进犯，以一部分兵力由固安渡过永定河，进攻第二集团军右侧。刘部在少量敌军的追击下，不战而退，一路南逃。固安、琉璃河、涿州相继失守。逃到保定郊外，刘峙摆出与日寇决战的阵势，但兵力配备尚未就绪，即遭敌机和炮火狂轰滥炸，军需物资和作战工事尽被炸毁。很快保定又落敌手，刘峙率残部再次往南狂逃数百公里。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等重地相继失陷。不得已，刘峙只好奉命将指挥权交给商震等将领。此次溃退，刘峙名声大振，“长腿将军”之名不胫而走。
1939年春，刘峙被调到当时国民党的陪都重庆任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刘身兼二职，增加了捞钱的机会。他借口重庆防空的重要，要求成立防空部队，直属防空司令部。先后成立了通讯队，防护大队，担架营，工程大队，机踏车排，警报球台，对空联络哨，情报传递哨等单位。实际上，这些部队大部分是由原卫戍总部的部队顶替，如通讯队由卫戍司令部通信连顶替，担架营由卫戍总部劳动队犯人组成。这些人都是些扒手惯贼，他们平时穿着便衣或军服在街上进行偷盗，所盗钱物分给劳动总队和防空司令部长官，刘司令自然也进账了不少。一有警报这些人就到指定地点集合，准备抬担架。这些单位造名册领到的双份军饷，也大部分进了刘峙的腰包。
1942年初的一天，日本飞机以三五架一批轮番不断飞入重庆上空，进行所谓的“疲劳轰炸”。当时在校场口的石灰市最大的防空洞里有几千人。在轰炸间隙里，大家多次提议解除警报，让人们出来换换空气，但一直没有得到同意，直到群众迫不得已争先恐后向洞外跑时，防空司令部才下令解除警报。但为时已晚，前面的人一出洞就倒下不能动弹，后面的又压上来，很快便把两个洞口堵死。通风口很小，又没人维持秩序，致使几千人闷死在洞里。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重庆隧道惨案。惨案发生后，防空司令部调担架营去运尸体，当时有许多人处于假死状态，若及时抢救，尚能活命，但担架兵为了搜敛财物，即使遇到没死的，也把他们卡死了。负责这项工作的卫戍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秉承刘峙的旨意，下令搜查担架兵的腰包，并将搜来的财物(金银首饰、手表、纸币等)用小汽车送往刘峙家，前后运了三次才装完。由于姜、刘都是刘峙的大太太杨庄丽的亲信，所以把财物都运到了杨家里，从而引起了刘峙的大小太太之间的一场纠纷。隧道惨案的发生，社会舆论对刘峙进行了强烈谴责，使他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国民革命军委会无奈，只好组成由吴铁城、何成浚主持的特别军事法庭对该案进行审问。开始，通知刘峙坐在下面听审，使刘非常难堪。何应钦、钱大钧等一班高级将领得知后，打电话给吴铁成：“刘峙是二级上将，请你们不要胡来。”刘峙本人也通过当时的卫戍司令贺国光给吴、何送去大批礼物。吴、何本来就是例行公事，并不想真审刘峙，更不敢得罪刘的后台老板何应钦。收受刘送的大量贿赂后，庭审的事就不再提起，只是撤掉其防空司令职务，而由贺国光接任了事。
1948年5月，何应钦担任国防部长后，任命刘峙为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任命下达后，国民党内议论纷纷，有人说：“徐州乃南京的北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解放军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也在临城贴出传单说：“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个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今年来的叫刘峙，也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进徐州去杀猪!”
果然，淮海战役开始前，刘峙自恃徐州周围聚集了大批蒋军的“王牌”部队，认为解放军“吃不掉，啃不动”的。还大言不惭地说：“王耀武手里丢了济南，不久一定要在刘峙手里把济南收复，使共产党得不偿失，尝尝我的厉害。”11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黄伯韬兵团和黄维兵团，生俘刘峙的“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毙、俘、降敌55.5万余人，取得战役的辉煌胜利。蒋中正恨刘峙无德无能，贻误大局，下令撤销其徐州“剿总”的职务。
1948年10月底，东北廖耀湘兵团已被解放军消灭，辽沈战役的胜败已定，蒋中正不顾反对，又匆匆制定了《徐蚌会战计划》，非要“再试最后一次”不可。白崇禧在汉口华中“剿总”总司令部里，一筹莫展。
设在汉口三元里华中“剿总”总部，是一座钢筋水泥的建筑，有一小门通到白崇禧的私邸，这里以前曾是日寇华中统帅的公馆。表面上看，白崇禧能指挥的部队，有黄维、宋希濂、张轸、张淦四个主力兵团，可实际上只有张淦兵团的第七军、第四十六军和第四十八军才是桂系的基本力量。白崇禧一向反对在徐州与解放军决战，曾规劝过蒋中正。解放军刚取得郑州、济南战役的胜利，士气正旺，必欲将国民革命军所剩精华一鼓成擒。他认为，必须将兵力撤回部署在蚌埠一带，利用交通线短捷，调动补给灵便，以内线作战姿态击破共军，全力守住长江，才能避免国民党彻底失败的命运。无奈蒋中正根本听不进去。
蒋中正为了把白崇禧的华中部队调防到徐州，曾打算让白崇禧任华东剿匪总司令，可又怕桂系力量由此坐大，将原本属于华中总部范围内的苏、皖单独划出，另成立华东剿匪总部，由心腹将领刘峙指挥作战。
阵前移帅，素为兵家所忌。况且刘峙的为人，也深为白崇禧所不齿。刘峙是蒋中正的亲信，愚蠢贪婪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此刻，刘峙任徐州“剿总”司令，也颇遭人非议。有人说：“徐州乃南京的北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白崇禧曾命人收集徐州周围的情况，其中在山东临城的一张传单引起了他的注意，上以解放军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的口气说：“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个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今年来的叫刘峙，也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进徐州去杀猪!”白崇禧觉得，传单上的话虽然粗俗，但却也贴近事实。刘峙在徐州的命运绝不会像薛岳和顾祝同，结局只会更惨。
蒋中正重用刘峙这样的将材，战局的结果可想而知。因此，白崇禧最后还是面谒蒋中正，以自己能力有限，且战区辽阔，不便兼任为由，坚辞不就。后来，蒋中正又让陈诚来指挥，陈诚称病；再让宋希濂来指挥，但宋希濂感到徐州的几个兵团都是蒋的嫡系，平日里飞扬跋扈很难指挥，也请蒋中正另选他人。最后蒋中正只得把正在东北葫芦岛的杜聿明紧急调回徐州。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了徐蚌会战的战场，果然兵败被擒。
不久的1949年1月淮海战役后期，刘峙因指挥无能而被蒋中正撤销了职务。蒋中正想把华中总部的精锐派往徐州，白崇禧实在不愿意把仅存的一点力量就这样消耗掉，只是派手下的黄埔系军队去增援。果不出所料，黄维兵团不久就被解放军包围歼灭，而留守华中的桂系主力却丝毫未损。
白崇禧虽未就徐州之职，却也为解徐州之围出了力。他当时指挥华中总部的黄维、张淦的两个兵团合围刘伯承的南下部队，可惜刘伯承机警异常，看见情势不对，立即下令迅速退却，人民解放军一日夜北退一百华里，从容逸去。
刘峙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参加赌博，但他贪财，经常利用太太同所部的军需处长、会计科长等串通一气，策划搞钱。他克扣军饷，贪污拨款，收受贿赂，贩卖烟土，几年间积聚起巨额财富。从1928年起，先后在南京、上海、蚌埠、新浦、汉口、长沙、南昌、吉安、九江等处购买了大批房产、地皮和盐井、盐田，价值约五百万元(现洋)以上。为掩人耳目，这些产业大多用其太太杨庄丽的名字注册，有些干脆用化名注册。
刘峙一生共娶了三房太太。大太太杨庄丽是受家庭之命在刘峙十来岁时与之完婚的。杨庄丽长得高大凶悍，目不识丁，爱财如命。但她爱刘峙，并同他患难与共。刘峙怕老婆是出名的，但在贪财爱财方面，两人珠联璧合，十分相投。杨庄丽自己不会生育，便在广东买了一个十几岁的丫头给刘做姨太太。这个丫头生育了六个子女。但杨庄丽要子女们都称她为“妈妈”，而叫那个姨太太为“姨娘”。刘峙的第三个太太黄佩芬，是1941年刘峙在重庆期间娶的。黄佩芬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又到北平师范大学读了三年书，能歌善舞，拉得一手好琴，说一口流利的北平话，人长得白净漂亮，刘峙为之倾倒。为了娶黄佩芬，硬着头皮与杨庄丽彻底闹翻了。为讨得黄佩芬的欢心，刘峙将贪污来的大量钱财送给她，还在重庆市郊购买一幢气派的别墅与黄佩芬同居。
被蒋中正撤销了职务后的刘峙，经香港跑到印尼去养病。1953年又转道去台湾，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总统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71年1月15日，刘峙病逝于台中，终年八十岁。
刘镇华：(公元1883～1956年)，字雪亚，河南巩县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中华民国安徽省政府主席兼安徽省保安司令。1935年4月3日授予。
出生于一个小商家庭。刘镇华幼年时，家道中落；由父亲教授《四书》、《五经》，考中秀才。后又就读保定北洋优级师范学堂和直隶法政专门学堂，毕业后在开封中州公学任庶务长。1908年，刘镇华加入了同盟会，开始在豫西一带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刘镇华到嵩县羊山，动员那里由王天纵率领的一支“刀客”武装参加反清斗争。这支武装后来在了他发迹的资本。
1911年11月，王天纵率众随刘镇华下羊山打洛阳，但遭到挫折。12月，刘镇华动员王天纵转战陕西。于是，这支武装西出潼关，投入陕西军政府秦陇复汉军东路大都督张钫部。参与反清战争。张钫任王天纵为东征先锋官，张治公、柴云、憨玉崑为标统，刘镇华被任为书记官，后提升参议。
民国成立后，陕西军政府实行裁军，张钫部亦要裁员四五千。河南都督张镇芳因豫西一带社会动荡不安，且鞭长莫及，经与陕西军政府张凤翙、张钫协商，王天纵这部分军队开回豫西，分驻河南府、陕州、汝州等二十二个县，帮助当地维持社会治安。因这一带靠近嵩山，故这支军队称为“镇嵩军”。由于王天纵被袁世凯调往北京，任京畿一带稽查长，经张钫举荐，袁世凯任命刘镇华为镇嵩军协统兼豫西观察使及豫西剿匪总司令，统领三标一营：第一标分统柴云，第二标分统张治公，第三标分统憨玉崑，炮兵营长武衍周。就这样，刘镇华掌握了镇嵩军，又有豫西一块地盘，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
镇嵩军官兵多为“刀客”出身，且与豫西土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镇嵩军备受豫督张镇芳以及其他派系将领的歧视和打击。为了改变这种处境，刘镇华决心整顿军纪，下狠心进行剿匪，张治公、憨玉崑、柴云等都“大义灭亲”，很快把伊川、洛宁、嵩县、宜阳一带的匪患剿平，镇嵩军内部因株连也被杀二三千人。这样，镇嵩军总算得到张镇芳的赞赏，在豫西站住了脚根。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国民党首领黄兴派代表携密信由南京到豫陕，联络刘镇华、张凤翙、张钫反袁。刘镇华不但不敢反袁，反而趁机巴结奉承袁世凯。他先收到黄兴的信后，即派人在赴陕的路上将信使杀害，把黄兴给张凤翙、张钫的信密告袁世凯，从而获得袁世凯的信任。同一年，河南宝丰县农民白朗领导了规模颇大的农民起义，活跃在豫西，与袁军作战，刘镇华也奉命率镇嵩军前往镇压。1914年8月，白朗在宝丰鲁山作战阵亡。刘镇华得知白朗的埋葬处后，即派人割下白朗的头，并捏造“击毙白朗的经过”，向袁世凯“报捷”，得赏银十万元，被袁世凯授予陆军中将，获勋五位奖章。此后数年，刘镇华更加靠拢袁世凯，苦心经营镇嵩军，势力不断壮大。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刘镇华很快投靠了皖系段祺瑞。1917年冬，陕西革命党人郭坚、耿直、高峻等响应孙中山护法反皖号召，率靖国民革命军队围攻西安，讨伐投靠皖系的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陈树藩兵力单薄，急电刘镇华求援。刘镇华正苦于粮饷不足，有这个可以向陕西发展的机会，当然喜出望外，即率部赴陕。但是，刘镇华抵达潼关时，又停止行军，派人往见陈树藩，说明自己“在陕西没有什么名义，不便深入”。陈树藩知道他的心意，为解燃眉之急，便许以省长之职。这样，刘镇华才率军前进，击退靖国民革命军队，解西安之围。1918年3月，刘镇华由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陕西省省长。
刘镇华进入陕西以后，表面上和陈树藩合作，如开放烟禁区，贩卖鸦片等，但暗中，刘镇华也在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利用围剿靖国民革命军队之机，将郭坚部收编为省长的直属部队，还相机兼并了关中西部诸县。刘镇华初到陕西时，兵不过三路，枪不过两千，两年多时间，便发展到几万人。由于陕西人民掀起了持续不断的驱陈斗争，陈树藩的处境艰难，作为客居陕西的刘镇华，很明白自己与陈树藩同坐一条船，也不希望陈树藩倒台，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他又不能不为自己打算。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几天之内，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直、奉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这样，属于皖系的陈树藩、刘镇华失去了靠山，为了保住地位，他们又派亲信携重礼奔走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王占元等直奉将领门下，暂时还能维持住对陕西的统治。但是，陕西人民痛恨陈树藩，掀起了持续的驱陈运动，陕、京、沪等地遥相响应，陈树藩已经失尽民心，下台只是迟早的事。1921年5月，直、奉军阀决定，以阎相文取代陈树藩出任陕西督军。
刘镇华知道，陈树藩倒台，自己也完蛋，为了保存自己，他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在陈树藩面前，他故作慷慨激昂，表示愿与陈树藩共进退，另一方面，他暗中指使心腹楚子襄、马莲樵与直系勾结，投靠曹锟、吴佩孚。在刘镇华的煽动下，陈树藩拒不接受北洋政府的任免令，曹锟、吴佩孚以此为由，加上有刘镇华作内应，于是调阎相文、吴新田两师人马入陕驱逐陈树藩。
在此之前，陈树藩为消灭陕西靖国民革命军队，请北洋政府调来了张锡元第四混成旅和王锡三第十五混成旅，现在，张旅驻华阴、华县，王旅驻宝鸡、凤翔。刘镇华向陈树藩“献策”说，直军进犯，张、王二旅必为内应，不可不除。陈树藩深以为然，派刘镇华去监视张锡元旅。刘镇华正中下怀，很快将部队调往临潼、渭南布防。这样，他的部队既脱离了陈树藩的控制，又与张锡元旅连成一线。刘镇华还把陈树藩的作战计划密电驻洛阳的吴佩孚。
1921年7月初，直军攻陕，刘镇华电令驻紫荆关的憨玉崑不作抵抗。憨玉崑十分气恼，连夜赶回西安，斥责刘镇华不应背叛陈树藩，但刘镇华并不听从。直军到达潼关，刘镇华即伙同张锡元为内应，引导直军畅通无阻，直逼西安，企图活捉陈树藩。张治公不忍心，向陈树藩露了底，陈树藩才如梦初梧，连忙携带眷属逃离西安。7月5日，直军进入西安。
由于刘镇华背叛陈树藩，投靠直系，取得吴佩孚的信任，不仅稳住了省长的宝座，而且兼并了陈树藩的残部，扩充了镇嵩军。阎相文任陕西督军后，刘镇华极力靠拢阎相文，并对其部属请客送礼，称兄道弟，很快与直军密切了关系。8月23日，阎相文在督署内突然吞服鸦片烟自杀，直军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冯玉祥本人士兵出身，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治军严谨。刘镇结根据冯玉祥的特点，投其所好，脱掉长袍马褂，换上灰布军装，扎上裹腿，与部队一起操练。每当冯玉祥举行讲演会或向部队训话时，刘镇华总是恭敬地跟随在侧。冯玉祥信仰基督教，故有“基督将军”之称，刘镇华也经常到教学去做礼拜，并把基督教牧师请到镇嵩军里来，布道传教。由于这些所为，刘镇华很快取得了冯玉祥的好感，与冯结拜为弟兄。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奉命率部东进河南与赵倜作战，让刘镇华代理陕西督军。不久，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保荐刘镇华任陕西督军。7月，北京政府授刘镇华为将军府阜威将军。刘镇华掌握陕西军政大权后，利用一切机会，大力扩充兵员，先后收编了绿林马河清、王振、万选才、孙殿英等部，使镇嵩军进入极盛时期，兵力扩充到十万之众，被吴佩孚视为“西北长城”。与此同时，刘镇华继承陈树藩的治陕政策，勒民种烟，横征暴敛，纵兵殃民，摧残教育，使陕西人民痛苦不堪。陕西人民发动驱陈运动，赶走陈树藩后，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持续不断的驱刘运动。
在1921年底，陕西旅京进步青年就在创办的《共进》半月刊连载文章，系统揭露刘氏祸陕罪行，指出，“挽救陕西人的唯一出路是驱逐刘镇华”。1922年3月，陕西教育界因刘镇华克扣教育经费，发起驱刘运动，派代表赴京控告，受到旅京学生的大力支持。6月，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起而反对刘镇华兼任陕西督军、省长两职，上书北京政府，列举刘镇在陕西勒民种烟、勾结土匪、纵兵殃民、摧残教育、滥发纸币等五大罪行，要求罢免其本兼各职，饬令镇嵩军即速离陕。8月，陕西各界团体在西安召开公民大会，推举代表五人赴京，联合旅京陕西议员、商民、学生向北京政府控告刘镇华，要求罢免其职。11月，陕西各界人士共3875人联名致电北京政府，陈述刘镇华祸陕罪行，再次要求罢免其职。1923年1月，镇安县人民不堪镇嵩军肆虐，聚众数千，解除了驻军武装，但很快遭到刘镇华的残酷镇压。2月，陕西旅京学生一百三十余人聚集宣外大街关中会馆，召开驱刘大会，抗议刘镇华包办会议会选举，向各地发出六道驱刘通电，并决定派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查办。11月，渭南东西塬和渭北固市一带数万农民，不堪忍受苛捐杂税，发起大规模“交农”运动(手持各种农具向反动当局示威抗议和一种激烈斗争方式)，赶走地方武装，打死恶霸劣绅，包围县城，迫使当局豁免捐税。由于上述斗争都出于自发，且多取合法途径，而刘镇华掌握有强大的镇嵩军，又有直系军阀的支持，所以均未能动摇他的统治地位。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派张治公师前往山海关助战。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政府垮台，段祺瑞被推为执政。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成立国民革命军。胡景翼原为陕军将领，出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1925年1月，率国民二军进入河南，击败吴佩孚军，占据开封。刘镇华看局势已变，亦急忙摇身一变，通电拥护段祺瑞，即命令驻守豫西的镇嵩军大将憨玉崑迅速向河南扩充地盘。憨玉崑自称国民豫军总司令，率部袭击洛阳，逼吴佩孚逃往郑州。
为争夺河南的军政大权，胡景翼与憨玉崑矛盾激化，只有付诸武力，1925年2月底，胡憨之战便爆发。刘镇华认为这是一个夺了河南，使豫陕连成一片的好机会，决定孤注一掷，把军政职务交给吴新田，以出巡为名，率领陕境的镇嵩军赴豫援憨，在洛阳亲自督战。镇嵩军与国民二军在黑石关、虎牢关等地展开激战，结果，镇嵩军一败再败。憨玉崑逃回嵩县，羞愤交加，于4月2日服毒自杀。
刘镇华兵败后，段祺瑞仍企图使刘继续督陕，但遭到陕西各地人民愤怒抗议，京、沪、汉各地陕西同乡会、学生会亦同声谴责。原胡景翼部将领冯子明、田玉洁等部在华阴、华县起义倒刘；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派军袭击潼关断刘归路；杨虎城等部则把守韩城、阳、朝邑一带黄河渡口阻刘入陕。刘镇华无奈，只得率残部逃往山西投靠阎锡山，结束了他在陕西长达八年的统治。
1925年秋，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革命军，刘镇华看到时机已到，即赶往天津会晤张作霖，后又往岳阳会见吴佩孚，重新投靠直奉军阀，被任为豫陕剿匪总司令。他召集镇嵩军旧部及民间武装，得数万人，沿陇海线西段东进，攻击国民二军岳维峻、李虎臣部。1926年初，刘镇华在陕州、灵宝一带，联合直、奉、阎部，将国民二军击败。刘镇华乘胜率七万大军，迅速通过潼关，于4月15日进抵西安东郊，准备入城，重温旧梦。守卫西安的陕西军务督办、国民二军第十师师长李虎臣和陕西陆军第四师师长卫定一等部，兵力不过三四千人，士气萎靡，处境危殆，西安城中一些士绅已准备迎刘入城。4月16日，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率所部主力驰援西安，击退刘军前锋，与李、卫等部共约一万人，守卫西安。4月17日，刘镇华下令包围西安。到5月15日，刘军攻占城西三桥，完成四面包围，西安攻防战接连出现激战，尤其在东关地区，双方鏖战惨烈，常常短兵相接，白刃拼杀，反复搏斗。8月以后，城内弹缺粮尽，已陷危境，但陕军仍在坚守。8月下旬开始，刘镇华也指挥镇嵩军围攻渭北三原，亦遭陕军奋力抗击。9月，冯玉祥响应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在绥远之五原誓师，随即任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部经宁、甘进军陕西。10月中旬，首解三原之围，冯军随即向咸阳和西安外围展开总攻。11月，冯军攻击西安以东的十里铺刘镇华大本营。西安城内守军也乘机出击。在内外夹攻之下，刘镇华仓惶逃到豫西陕州。11月28日，西安解围。一场经历了八个月，军民死伤近五万人的西安围城战遂告结束。
刘镇华西安败阵，重新统治陕西的美梦破灭，当时吴佩孚已垮台，阎锡山在摇摆之中，是投靠冯玉祥还是投靠张作霖，镇嵩军内争论不休。刘镇华认为，奉系势力遥远，而冯玉祥就在身边，不投冯就会被消灭，于是决定投冯。1927年夏，刘镇华经张钫疏通，前往开封向冯玉祥请罪，取得冯的谅解。但是，其部属柴云、王振等不愿投冯，与刘镇华脱离关系，率部往济南投张宗昌。张治公则率其部投靠奉系，盘踞洛阳。这样，建立了十五年之久的镇嵩军解体，刘镇华率余部归附冯玉祥，被改编为第八方面军，辖刘茂恩(刘镇华五弟)和万选才两个军。1928年二次北伐结束后，刘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路军，所辖两军压缩为两师，归阎锡山节制。
1929年，冯玉祥、阎锡山酝酿反蒋，刘镇华不想附和，苦劝阎锡山无效，于1930年4月蒋冯阎大战(中原大战)爆发后，以考察为名，前往日本、德国游历。临走时，刘镇华把第十一路军指挥权交给刘茂恩，引起万选才的不满。万选才投靠冯阎，当上了河南省省长。刘茂恩对此极为不满，将万选才诱捕，率部投靠蒋中正，被委为第十五军军长，不久，万选才在南京被蒋中正枪毙。
1930年秋，冯阎败局已定，刘镇华回国，即到南京谒拜蒋中正，被任为豫陕晋边区绥靖督办，驻新乡。1932年，调任豫鄂陕边区绥靖督办，移驻南阳。1933年5月，经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推荐，刘镇华出任安徽省主席。其基本部队刘茂恩的第十五军也移调安徽，参与进攻江西红军。1936年10月，杨永泰在武汉被刺身亡，刘镇华听到这消息异常惊骇，从此神经失常。1937年5月被免去省长之职，从此脱离政治舞台。
抗日战争时期，刘镇华居住陕西城固；抗战胜利后，移居开封。1948年7月，迁居上海。1949年刘镇华去了台湾，1956年11月18日在台北家中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刘 戡：(公元1906～1947年)，字麟书，号三寿；湖南桃源桃花源镇膏田村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1948年3月1日在陕北与人民解放军对阵中兵败自杀。1948年5月17日追晋为陆军上将，1953年再次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
幼时父母双亡，赖伯父姑母抚养成人。曾就读于桃源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和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考入长沙陆军讲武堂；次年入广州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与徐向前元帅是同学。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刘戡随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屡立战功，由排长、连长、旋升团长和旅长。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蒋中正纠集五十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命令刘戡任八十三师师长。刘戡在战斗中，右眼被流弹射中，遂摘除，配装假眼，致有“独眼龙将军”之称。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刘戡奉命率部驻防北平(今北京)密云，抗击日寇，率第八十三师参加了著名的忻口战役，消灭日寇四五万人左右，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寇嚣张气焰，战后被被誉为“杰出的抗日将领”，晋升为第九十三军军长。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初，刘戡率第九十三军驻防阳城，封锁陕甘宁边区。是时其军部参谋长魏巍乃中共地下党员，经魏巍力劝，刘戡接待并支持其辖区的地下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暗中以军用物资接济八路军。不久，魏巍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特务告发，蒋中正、何应钦两次电令刘戡，调魏巍去中央训练团受训(实图谋杀)，刘戡基于惜才和未泯之正义感，一面电复蒋、何：“前线工作繁忙，不能离开，请求缓调”，一面以蒋、何电示魏巍，并赠以马匹供魏巍潜赴延安。刘戡因此受到蒋中正面斥，被撤销军长职务，派赴陆军大学受训，暗中受胡宗南监视。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日寇攻陷洛阳，国民革命军队受重创。在胡宗南的请求下，蒋中正遂派刘戡去河南灵宝收拾残局，组建第六十三集团军，并任刘戡为该集团军总司令。之后，刘戡在华北以其民族恨、爱国心跟日本军艰苦周旋，战绩较丰。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秋，刘戡奉命去重庆任陪都卫戍副司令。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春，奉命赴陕西任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同年秋，第三十七集团军整编为第二十九军，刘戡任军长，驻防洛川、泾阳、潼关、耀县、天水等地，作为进攻中共中央驻地延安的第一线。
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进犯陕甘宁边区，遵照蒋中正的命令，胡宗南一直在寻找中共党中央的踪迹，借助美国的无线电测向仪，测出了中共党中央所在地，并派部队连夜向驻地扑来。毛泽东神机妙算，率党中央迅速转移，敌人扑了空。随着战局的变化，中共党中央在陕北召开了重要的小河会议，重新高速了兵力，提出“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黄河战略。担任追击中共党中央任务的刘戡部队一直被“昆仑纵队”牵着鼻子走。为给彭德怀制造战机，毛泽东还令人在绥德大桥上立下了“毛泽东由此向东”的木牌，继续牵制敌人。彭德怀抓住战机，在沙家店消灭了胡宗南第三十六师。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2月，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共四个旅两万四千余人由洛川、宜君驰援在宜川的胡宗南所部。当刘戡觉察上当了，失败已无可挽回。在3月1日瓦子街一役中，刘戡所部第二十九军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被彭德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包围，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节节溃败，军心涣散，刘戡虽亲临督阵，也不能挽回败局。刘戡部师长严明、旅长何奇先后毙命，第二十九军指挥部近卫溃散殆尽，两万四千人全部被歼灭。直到人民解放军逼近刘戡仅一百米处，刘戡仍执迷不悟，以手榴弹引爆(一说左轮手枪)自杀身亡，终年四十二岁，史称“宜瓦战役”。
1948年5月17日，民国政府追晋刘戡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1953年退往台湾站住脚的蒋中正没有忘了这名黄埔一期学员，再次追晋刘戡为陆军二级上将。
在国民革命军史上，只此一例在阵亡后追晋为陆军上将军衔后，再次被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的黄埔学生。
刘士毅：(公元1886～1982年)，江西南昌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台湾省”总统府”参军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委员。1950年3月晋升。
曾任国民革命军江西独立第七师师长、第五师第十五旅旅长，第三十一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司令。是桂系外省籍的重要高级将领。他胆识过人，曾任国民革命军江西独立第七师师长、第五师第十五旅旅长，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军长。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刘士毅率第十五旅参加了在闽西、赣南对中央工农红军的“围剿”。1928年7月间，刘士毅得悉根据地内红军兵力薄弱，遂向井冈山猛攻。毛泽东不得不率领红三十一团退守永新山区。于是，边界各县县城及平原地带尽为国民革命军占据、边界党组织和红色政权大部分被破坏，边界被焚之屋和被杀之人不计其数，边界的经济也受到严重的破坏。
毛泽东率红三十一团三营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的红军大队于1928年8月23日在桂东会合，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导致“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部队重返井冈山，撤销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决定杜修经、龚楚留在湖南，组织以杜修经为书记的湘南特委。在部队返回井冈山途中，担任前卫的红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裹胁三个步兵连及团部机枪连、迫击炮连叛变，至崇义恩顺圩，袁崇全部被红二十八团第一营包围，团长王尔琢带警卫排赶到，准备动员袁崇全返回部队，结果被袁崇全枪杀，袁崇全后来带十几人投靠了国民革命军刘士毅部。
1928年8月下旬，湘军吴尚第八军第一师全部及第二师一部，从大陇、茅坪、酃县的大小院进攻井冈山；国民革命军王均第五师和第二十七师两个师的警卫团。刘士毅则率师一个团从黄坳、占城茅坪、罗浮进围攻井冈山。
红四军留守井冈山的部队在红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领导下，以主力红三十一团一营一、三两连守已黄洋界哨门，一营二连在永新牵制，红三十二团一营和宁冈部分地区武装在黄洋界下骚扰国民革命军，红三十二团二营和特务连及酃县赤卫队守卫井冈山其余四个哨口。30日，先期到达的吴尚部向黄洋界哨口猛攻，红军凭险坚守，奋勇抵抗，将国民革命军击溃。
这时，红军大队逼近遂川，刘士毅师急转回救，国民革命军第九师和第二十九师警卫团也仅留一个营驻茅坪，余皆退到永新新栋坪一带。于是，国民革命军不敢再战，连夜撤回酃县。这次井冈山红四军黄洋界保卫战被毛泽东称为“边界名战”，并作《西江月-并冈山》词，以志祝贺。
抗日战争期间，刘士毅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淮河阻击战、临沂保卫战等台儿庄大战的外围战斗。全面抗战开始后，南路日寇荻州立兵第十三师团于1937年12月下旬渡江，攻占六合，并沿津浦路北上，至1938年1月下旬，连陷滁县、明光、池河、藕塘一线，抵达池河东岸。
扼守淮河防线的是国民革命军队桂系的第三十一军刘士毅部，刘士毅时任军长。1937年底，他奉命驻防津浦路南段明光一带，畑俊六率领日本第三师团进逼明光，刘士毅率部抵抗月余，双方打个平手，大出日寇所料。
刘士毅率第三十一军在池河西岸布防。从1938年1月25日开始，日寇利用飞机、大炮的掩护，冒雪强渡池河。该日黄昏，明光之日寇四千余人，炮三十余门由西街渡过池河，并向西攻击，连陷第一三五师梁山、五里墩、燃灯寺阵地。池河镇日寇三千余人，坦克十余辆，突破池河后，连占桑家涧、红心铺，第一三八师退向定远。同日，三河集、马家岗之日寇各千余亦攻占国民革命军队阵地。2月1日～4日，日寇先后攻陷蚌埠、定远、怀远、临淮关、凤阳，并开始强渡淮河。
2月8日晚，蚌埠日寇五百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乘坐橡皮艇、帆布艇、木筏渡河，朝小蚌埠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阵地进攻，但被中国守军全歼。2月9日，日寇六百余再行强渡，中国守军阻截不住，退至小蚌埠以北阵地。2月10日，临淮关之日寇由晏公庙渡过淮河，于学忠军第一一四师在前板子、王庄阵地同日寇展开激烈争夺，几经血战，阵地终于失守，国民革命军队伤亡二千余人。2月12日，渡河日寇已迂回至曹老集东二十里之王庄，于学忠军分向浍河、澥河北岸和沫河口之线退却。2月13日，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抵达淮河流域，部署在瓦瞳集、姚集、固镇、蒙城一线，接替第五十一军战斗。
于此同时，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到达合肥、舒城、八斗岭、下塘集之线。国民革命军队以第五十一、第五十九军在淮河北岸节节抵抗；以韦云淞第四十八军固守炉桥、洛河一线；刘士毅率第三十一军和周祖晃第七军则对日寇侧背进行袭击。2月11日，第三十一军第一三八师五个营围攻上窑，日寇利用市街及炮楼、围墙抵抗，刘士毅率军冲入圩内与日寇肉搏，日寇三百余人向考城逃窜，外窑之日寇被歼百余人，一部据上窑顽抗。2月12日，第一三五师一部克复武店、考城，并在考城附近将由上窑逃窜之日寇大部歼灭。
李宗仁在总结这一战役时说：“这一战役的关键，是第三十一军执行命令彻底，始终盯住津浦线，使敌人不能北进，为第五战区部署津浦路北段防线赢得了时间。”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士毅被委任为国防部次长、国民代表。李宗仁代理总统后，刘士毅最后被李宗仁委任为总统府上将参议。白崇禧称他“经纶满腑，文武兼备。”
1949年7月，刘士毅与李宗仁分道扬镳，飞往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82年10月，刘士毅在台北病逝，终年九十七岁。
刘国运：(公元1907～1967年)，湖南衡阳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空军二级上将。
台湾省“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63年1月晋升。
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留校任教。在中央航空学校、南京陆军大学毕业。
历任汉口航空站站长、国民革命军空军第二路司令部参谋长，广西柳州航空总站参谋长、重庆空军参谋学校教务处副处长，重庆中央航空委员会参谋处长、空军第三司令部副司令，空军第四路少将司令官、西安中央航空第三路少将空军司令员、国民革命军空军司令部参谋长。
南京解放前夕，随空军司令部迁往台湾。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少将，中将顾问委员、上将战略顾问。
1967年7月12日病逝于台湾，终年六十岁。
刘广凯：(公元1915～今)，辽宁海城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二级上将。
台湾省海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联合勤务总司令(1967年月～1972年)，台湾省“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台湾省“国防部”政治作战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委员。1965年2月晋升。
海军官校毕业。曾赴英国皇家海军大学、美国盟国高级两栖作战班和海战班深造。曾任舰长、舰队司令、“两栖部队司令”、“副总司令”等职。1923年1月，东北航警学校开幕后迁葫芦岛再迁青岛，改称青岛海军学校。从他开始，国民党海军新的派系东北系正式出现。
刘广凯去台后，1965年升任海军总司令，期间，在1964年组织和指挥了突袭山东半岛的战役。后曾任参谋总长特别助理，现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附_国民党突袭山东半岛全程：
在国民党迁台初期，两岸军事冲突持续不断。1964年6月11日，台湾《中央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标题是《奇袭山东半岛成功，伤毙匪军三十余人》，同时还刊有一张在奇袭行动中丧生的李秉铭的遗照。
在全岛瞩目下，李秉铭的公祭获颁蒋中正所书“成功成仁”挽额。公祭当天，前往极乐殡仪馆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一般团体之外，“五院”和所属“部会”多达六十几个单位，各级首长皆前往上香致敬。这次突击行动一共十六人参加，李秉铭获立铜像，蒋中正亲自召见其余的十五人，向他们颁发了勋章、奖状和奖金。
1955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与苏联、中国之间的对立逐渐冷却，彼此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加上解放军在近海作战的机动性增加，国民革命军在东山岛战役中损失惨重，国民革命军事反攻大陆的计划，无论在国际条件或登陆作战的优势上，都出现走下坡的趋势，如何重新推动“反攻”的事业，成为政治、军事首长面临的新课题。此时，“国防部情报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以明朝的倭寇为例，同时又举后来的郑成功父子在海上建立堡垒挥军大陆的史实，说明沿海武装骚扰行动可以对大陆造成重大威胁。“情报局长”毛人凤接受此议，与刘广凯协商研究后，向蒋中正正式报告武装人员突击大陆的计划，获得了蒋中正的批准。
层峰意向清楚之后，“情报局”开始在社会各阶层招兵买马，同时在日本神户设立了一个据点，借国际转运港接触大陆船员，搜集有关大陆沿海港口的情报。不过这一年的10月，毛人凤过世了，新任“情报局长”张炎元对此不甚热衷，以致该计划被搁置了五年。一直到1960年叶翔之接任“情报局长”之后，方又启动该计划，延聘技术专才，成立了船艇技术研发部门，再由国民党海军总部情报署调来擅长水中爆破、曾任蛙人大队队长的刘醒华担任海上突击队总教官，积极展开组训工作。
一切就绪后，海上突击行动随即展开。突击范围北至山东莱阳，南至广东阳江。随着突击的频率增加、范围扩大，中国大陆反击也变得强烈积极，沿海人民解放军海防部队与民兵均夜间轮流巡视，出海渔船受到严格控管，并力求将国民党的海上突击队歼灭在海上或沿岸滩涂。
大陆方面的高度警惕，自然使得海上突击行动困难重重。1962年11月底，三十余名武装突击人员丧生于广东台山外海，无一生还。虽然如此，国民革命军方仍未放弃突击行动。到1964年，海上突击行动达至高峰，其中“海虎项目”与“立功项目”并一度得手。“海虎”是“情报局”第一次奇袭山东的长程远征计划书的代号，其登陆地点选在山东省荣成县龙山前。“情报局”从野战部队挑选了十六人，组成“山东省反共救国民革命军队”，先到韩国，再由韩国出海，于6月1日晚上8点左右抵达龙山前海域。尽管那天刮着大风，浪很大，但是十六人仍分乘两艘突击快艇向目标区挺进。任务中担任副队长的于东岱，年已五十六岁，离开部队也已二十年，只因他是山东荣成人，又被临阵征召回来。
凌晨2点，突击队两路人马分别上了岸。于东岱这一队走了不到二十米就被哨兵发现，双方遂交火。大约同时，另一支队伍趁乱潜入了营房，搬走了档案柜。本来他们想乔装渔民离去，但因另一边已经打得很激烈，于是他们只好拿出卡宾枪加入战斗。经过一番周旋后，两组人马分别登上小艇，奋力驶回母船。其中于东岱那条船上的八个人几经波折后，总算找到了母船。另外载着李秉铭和刘翰德等人的小艇却不见踪影。
原来，他们的小艇发生了机器故障，在风雨交加中迷航，只好在黄海中随波逐流。为了不让小艇漂回大陆，他们把青布条绑在桨上，树在船头，作为风向标，同时以手脚划船；在饥寒交迫之中，他们甚至饮尿解渴，历经四昼夜，直到6月6日才在全州岛上被一艘韩国渔船救起。此时，李秉铭已经死亡，刘翰德则被送到医院开刀急救，取出子弹。为了让死者入土为安，李秉铭的尸体原打算在韩国火化，刘翰德却坚持带他回来，因为两人都只身由大陆来台，兄弟一场，他不忍独留李秉铭的尸骨成为异乡孤魂。他们和第一组的八人先乘渔船返回台湾，第二组剩下的六个人随后搭机返台。
1965年7、8月，国民革命军进行“田单作战”的蓬莱一号、蓬莱二号计划，由两栖特种部队取代所谓“反共救国民革命军队”，秘密突击大陆。刘广凯则指挥海军出动“剑门”与“章江”两艘军舰担任护送工作。8月5日清晨6点，这两艘军舰尚未穿过海峡中线，即被人民解放军的雷达截获，结果被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快速炮艇和鱼雷艇重重包围。在激战四个小时后，“剑门”和“章江”皆被击沉，官兵三百余人全部阵亡。在这场著名的“八一六”海战中，国民党海军大败。
就此，海军总司令刘广凯引咎辞职，蒋中正的“反攻”计划遭致重大挫折。
多次失利之后，国民革命军队方面开始质疑突袭大陆沿海的可行性。到了1970年代初，蒋中正年老体衰，很少视事，蒋经国开始掌握军政大权，其政策也由“反攻大陆”转变为建设台湾。那些曾风光一时的用来担负突击使命的船艇，则被弃置在澎湖列岛，经多年的风吹日晒之后，终成一堆破铜烂铁。
刘 兴：(公元1886～1963年)，原名铁夫；湖南祁阳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江防军总司令。1937年10月22日授予。
保定军校毕业，由湘军营长升至旅长。
1926年升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师长，旋任三十六军军长、江右军司令官。1927年后，担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四方面总指挥、第八军军长、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第三厅厅长、赣粤闽湘鄂北路第三守备区剿匪总司令、湘鄂赣边我公署主任、第十六军团军团长、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江防总司令部总司令、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点验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45年任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建国前夕，在湘南组织游杂武装，参与湖南和平解放和义举，旋被白崇禧部逮捕关押至桂林。
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湖南省参事室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体委副主任等职。
刘文辉：(公元1928～今)，字自乾，字病虞；四川大邑安仁镇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第五军团军团长，中华民国西康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西康军管区司令。1937年9月18日授予。
刘文辉是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胞弟。1911年夏四川陆军小学毕业，入陕本陆军中学，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颇懂一些韬略。1916年毕业返川，任第二师上尉参谋，1917年经堂侄、旅长刘湘介绍，到陈洪范旅任营长。1918年4月任第一混成旅第一团团长。1920年秋带全团到宜宾，任第一混成旅旅长。1923年任第九师师长，次年8月授为洁威将军。1925年参加联军击败杨森发动的“统一四川”之战后，任四川军务帮办。
自从1926年12月，他同刘湘、杨森、刘成勋、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等七个四川军阀将“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之后，互相争雄的内战，反而愈演愈烈。在这中间，为了攫取四川霸主的宝座，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首先他制定了“内外并举，左右开弓”的总方针。也就是说，一面消灭四川境内的对手，一面在夔门外拓开局面。为了达到这个总目标，他在力量还不大的时候，着意于同邓锡侯、田颂尧的联合，以对抗刘湘和杨森的结盟，避免了自己的孤立地位。不久，他就着军服，乘白马，挎洋刀，在成都西较场就任了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孙子兵法有一条：“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刘文辉是领会了它的真谛的。为了吞并老牌军阀刘成勋(二十三军)的领地，他首先收买了刘成勋的三个师长，把墙脚挖空，然后于1927年6月一举突袭，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雅安、西昌市等雅属宁属要地归为己有。他在得意之余，还给刘成勋打电话说：“刘军长，你是老前辈，时代不同了，请你打个让手，我要到雅安来。”其后，刘文辉又乘其他军阀混战之机，驱逐了赖心辉，占领了江津等地。至此，刘文辉已据有上下川南，宁、雅属和上下川东部分地区共七十余县地盘，盛极一时。1928年任9月任川康边防军总指挥，10月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29年3月，成都旧督署衙门张灯结彩，冠盖如云，蒋中正的代表亲自捧了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大印，授给了刘文辉，这是他一生中的顶峰。可是省主席的印绶与独霸全川的野心，还有不小距离。因为这时的四川，还是一个互相对立的三角。一是刘湘以重庆为中心的下川东；一是李家钰、罗泽州、杨森盘踞的北道；一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盘踞的川西南和川北。刘文辉暗暗盘算，要想独霸全川，三角中必须先吃掉一角，剩下一角就好办了。于是他竭力怂恿邓锡侯讨伐李家钰。在这次战争中，刘文辉又扩大了防地，收编了部队，最后就剩下刘湘和刘文辉两大派了。
1932年8月，二刘的争雄之战爆发了。这次战争持续了两年之久，是四川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线连绵千里，双方投入兵力数十万人。无辜的士兵死亡六万多人，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可是熟谙韬略的刘文辉却未能取胜。他先退出了泸州、宜宾，以后又退出了成都。在新津撤退时，刘文辉已经听到枪声，他的马弁慌得把床上的鸦片烟具抱起就跑，连刘文辉的印章和作战地图都丢掉了。最后刘文辉才跑到雅安这个地方。一向忠于刘文辉的部下，纷纷离去。当初的十余万雄师，只剩下两万余人；当初的七十余县，只余下雅安一隅。秋风孤城，夜深独坐，真真是好不痛煞愁煞人也！要知道，享受过荣华富贵、权力地位一类滋味的人，一旦失去它时，是比从未得到过它的人，是更为痛苦难忍的。
1935年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1月1日成立西康省政府，任主席。1941年出面过问川事，联络进步人士。1942年2月在重庆与周恩来秘密会晤，请中共派人到雅安设立电台与延安直接联络。1944年冬加入民盟，任中央委员。1949年12月9日，以西康省主席及第二十四军军长身份，同邓锡侯、潘文华等通电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央林业部长、全国政协常委。
附_四川二刘争罢战：
军阀统治是近代中国的一大特点，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更是军阀混战的温床。在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四川军阀之间发生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而二刘之战则是四川军阀混战的高潮。所谓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刘湘与刘文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刘湘与刘文辉都是四川大邑人，二人是堂叔侄关系，刘文辉是刘湘的幺叔，但刘湘却要比刘文辉年长六岁。刘湘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川系军阀中属于“速成系”。刘文辉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川系军阀中属“保定系”。刘文辉投身戎武之时，刘湘早已是少将旅长，刘文辉虽不在刘湘系统中任职，但他的发展壮大是与刘湘的提携扶持分不开的。刘文辉对刘湘也有过不少的帮助，如军事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援助、政治上的掩护等。在较长的时间内，刘湘与刘文辉在四川的军阀混战中，一直互相依赖，时人称之为“川军二刘”。
到了三十年代初，经过长期的混战，四川的一些老牌实力派，如熊克武、刘存厚、杨森等人，或失败下野，或被严重削弱，都丧失了争夺四川霸权的实力，二刘则成了最强大的两支势力。刘文辉后来居上，身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二十四军军长等职，其防区包括川康一带八十一县，几乎占四川总面积的一半，地盘大而且富，兵力达十二万人，在四川各派中首屈一指。刘湘此时任四川善后督办、二十一军军长，其防区包括川东南和鄂西一带共计四十六个县，特别是控制着四川水陆交通的枢纽、进出口要津重庆，位置极为重要，兵力约十一万人。地盘上虽稍次于刘文辉，但兵力上与之旗鼓相当。
当二刘成为四川压倒群雄的两大势力之时，二人之间的矛盾也逐渐产生了。刘湘早有一统四川的野心，他经常公开声言：“我统一四川后，将如何如何”。他的神仙军师刘从云也经常在刘湘的耳边说：“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刘)。”这更助长了刘湘要做“四川王”的野心。刘文辉亦是野心勃勃，他常向别人问计：“你看四川要如何统一？”俨然以统一四川为己任。同时，刘文辉还支持滇军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独占贵州。这表明刘文辉之志不仅在独霸四川，还力图控制西南。
叔侄二人都想称霸四川，必然以对方为敌。二刘为削弱和搞跨对方的明争暗斗在所难免。1931年，刘文辉以二百万元巨款，从外国购买了一批军火由上海运往成都，途经万县港时，被刘湘部师长王陵基扣留，刘文辉亲往重庆与刘湘交涉而毫无结果。刘文辉也还以颜色，暗中以巨款收买刘湘所部师长范绍增和旅长蓝文彬，并命令驻江津所部切断重庆粮道。刘文辉之兄刘文彩还收买刺客，企图暗杀刘湘。这些冲突表明，二人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二刘各拥军十余万，兵力不相上下。川内其他军阀如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等人，各有兵力或四、五万，或一、二万，单独皆无力与二刘中的任何一方抗衡，但他们合起来近十五万人，无疑就成了二刘均势天平上起作用的砝码。在以前的战争中，连战皆败的杨、李、罗等部，防地尽失，兵力大损，此时寄于刘湘篱下，自己无力再战，却极想挑起二刘之战，以便依靠刘湘从刘文辉手中夺回防地。刘存厚偏处川东北一隅，防区紧挨刘湘地盘，自然看刘湘脸色行事。而最能举足轻重的是邓、田两部。邓锡侯外号“水晶猴子”，以老谋深算著称，时拥兵四万多人，驻在成都。田颂尧外号“冬瓜”，拥兵5万多人，司令部设在三台。邓、田与刘文辉同属于“保定系”，在1925年之后，三人同驻成都，对外高唱“保定系团结”以自重。后来，随着刘文辉实力的增长，逐渐超过了邓、田。刘为进一步扩大自身力量，对自己的盟友大挖墙脚，并试图兼并邓、田两部。1930年夏，刘文辉收编了田的教导师之一部；1931年春，刘又诱田部副旅长寇澄清率部附己。刘文辉还用金钱大力收买邓部的师旅长。这使得邓、田深感自身岌岌可危而对刘文辉痛恨不己，二人遂相依为命以图自保，并欲联合刘湘。1931年，田颂尧派出代表赴渝面见刘湘，表示愿意与之联合对付刘文辉，刘湘当然求之不得。双方几经信使往来，终于结成了反刘文辉联盟。
刘湘在准备对刘文辉的进攻时，也从蒋中正那里得到了支持。在国民党新军阀的几次混战中，刘湘始终站在蒋的一边，并曾出兵相助。而刘文辉则不然，他数次与反蒋派结盟反蒋。蒋中正对二刘的爱憎也可想而知。1932年夏，刘湘把解决刘文辉的计划转交蒋中正，正在江西剿共的蒋亲笔复函，对刘湘备加慰勉，批准他便宜行事。刘湘内有同盟，外有靠山，终于下定进攻刘文辉的决心。1932年10月1日，刘湘指使驻武胜的罗泽洲首先发难，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打响了第一枪，从而揭开了二刘大战序幕。
战争一爆发，刘湘即派唐式遵为东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总指挥，王瓒绪为北路总指挥，分三路向刘文辉进攻。刘文辉亦分头防御，并在防区内布置了五层防线。战争初期，由于刘文辉部防线过长，南北绵亘数百里，兵力分散难支，故战不几日，刘文辉即主动后撤，退守沱江防线。11月18日，刘湘军越过沱江，数路围攻泸州。泸州位于沱江与长江交汇处，为川南军事重镇，易守难攻。刘湘军几次进攻都未能得逞，遂采用武力威逼和金钱收买两手来对守城的刘文辉部两个旅长。守军见救兵不至，孤军坚守困难，表示愿意接受改编。11月底，刘湘进驻泸州。
泸州战役正在进行时，刘文辉部在四川省会成都又与田颂尧发生了激烈巷战，即所谓“省门之战”。11月14日，田军联合邓军黄隐部(打着田军旗号)进攻城南红牌楼一带刘文辉驻军。由于刘文辉早有布置，田军大败。后双方在四川大学所在地皇城的煤山以及兵工厂、簸箕街等地激烈争夺，兵员死伤甚巨。几经争夺之后，田部不支，经圆滑的邓锡侯从中调解，双方罢兵。刘文辉因急于要与刘湘决战，乃请邓代他守成都。
省门之战一结束，刘文辉又匆匆赶到眉山，并在此建立司令部，筹划在荣县、威远一带与刘湘的决战。12月10日，战斗全面展开。刘文辉一开始就以凌厉之势向刘湘进攻，双方在此麋集数万重兵，激战五天，死伤上万人。刘湘军全线失利，处境极为不妙。为防止刘文辉乘胜直捣重庆，刘湘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一是派刘文辉的亲家杜少棠持他的亲笔信到眉山向刘文辉请和；二是致电邓锡侯、田颂尧，请其迅速出兵抄刘文辉后路，以免同归于尽；三是加紧对刘文辉部将进行收买分化。这三招果然奏效：邓、田立即出兵摄刘文辉之后向仁寿、双流、温江等地进攻；同时，刘文辉部旅长陈鸣谦阵前倒戈，投向刘湘。局势突变，刘文辉优势顿失，只得同意刘湘的请和。双方于1932年12月21日签订了停战书。
在与刘湘停战之后，刘文辉立即回头来对付抄其后路的邓锡侯、田颂尧两部。刘文辉深恨邓锡侯“背信弃义”，本想用计扣邓锡侯，但邓锡侯先走回避。1933年5月9日，刘文辉突入邓锡侯的防地温江，两军在郫县、灌县一带发生激战，邓锡侯军退守毗河待援。毗河是成都平原上一条大灌溉渠，邓锡侯军为了便于防守，将毗河源头都江堰上的分水马槎砍断，把外江的水引入内江，以使毗河水位升高，阻止刘文辉军渡河。刘文辉军则用水雷去炸毁飞沙堰，把内江的水泄入外江以降低毗河水位。由此造成了内外江水量失调，使正在栽种水稻的农民损失甚大。
刘文辉本想凭借自己兵力上的优势迅速打败邓锡侯军，但事与愿违。由于刘军多属挖墙脚方式得来，人数虽多，内部凝聚力不强，使刘文辉军屯于毗河边一月有余不能取胜，内部且潜伏着严重危机。
刘文辉、邓锡侯两军的长期对峙给刘湘造成可乘之机。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安川会议”，决定联合向刘文辉反攻。6月6日，刘湘军西进，田颂尧也由川北抽调军队进攻刘文辉。6月下旬，刘文辉与刘湘血战于荣县、乐山之间，刘湘军连战皆捷，邓锡侯亦反攻毗河，夹击成都。刘文辉两边应战，疲于应付，被迫撤出成都，退守岷江防线。8月，岷江防线被突破，刘文辉退守雅安，凭雅河防守。联军环攻雅安，刘文辉不能支持，再向西康一带撤退。康藏地区高寒贫瘠，将士多不愿前往，刘文辉的主力师长冷寅东、夏首勋、张志和等辞职离队，部队大部为刘湘收编，陈鸿文师归还邓锡侯，刘文辉只率残部两万余人退往汉源。
有道是“盗亦有道”。四川军阀在长期的混战中似也形成了独特的游戏规则——胜者对于败者往往不是斩尽杀绝，只要对方俯首称败，一般都准予保留一定实力。刘湘达到削弱刘文辉的目的后，为了保持四川军阀内部的平衡和顾全叔侄情面，在刘文辉的大哥刘升廷的调停下，他下令停止进攻，并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县划作刘文辉的防地，刘文辉遂得以回驻雅安。至此，刘湘达到了独霸四川的目的。
刘湘与刘文辉叔侄之战，是四川军阀四百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混战，也是川内的最后一次大战。战争自1932年10月起，到1933年9月止，前后近一年，战地绵亘川西、川北、川南数十县，动用兵力三十余万人，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这次战争死伤兵员、百姓数以万计，损失财产无数，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二刘之战的结束，标志着四川军阀混战的终结
刘建绪：(公元1892～1978年)，湖南醴陵清安铺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滇黔剿匪总司令部前敌总指挥兼第四路军总指挥，闽浙赣皖边区绥靖主任，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三军团军团长，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集团军总司令，中华民国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福建省保安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36年9月26日授予。
辛亥革命后就读于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学习，1916年毕业后回湖南，加入湘军，与北洋军作战，由排长递升为团长。
1926年刘建绪随唐生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任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北伐军进驻武汉后，第二师扩编为三十五军，任副军长兼师长。马日事变后，随何键投靠蒋中正。1929年1月，第三十五军扩编为第四路军，任第二十八军军长，跟随何键配合蒋中正嫡系部队“围剿”红军，屠杀工农群众。1935年9月，任第四路军总指挥，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9月晋升为陆军上将。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全国民众组织游行抗议，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次日，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向刘建绪等发出通电，指出“国难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应无条件地首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7月27日，刘建绪释放了关押在国民党衢州监狱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谈判代表陈铁军、将自己写给刘英等人的信及贺龙写给刘建绪的信一同交给陈铁军带给刘英，表示愿意重开和谈会议，合作抗日。民国政府将第四路军改编为第十集团军，任总司令，率部参加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不久，兼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任职期间，他克扣军费，在长沙创办了“复兴银行”，自任董事长。
抗战胜利后，刘建绪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香港、醴陵等地设分行。曾从复兴银行拨款资助醴陵的湘东和兰谊两所中学，并被推举为两校的董事长。
1941年8月刘建绪任福建省主席。此时政治、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他既非蒋中正的嫡系，又与福建各派势力素无渊源，面对这种情况，遂在政治上力求安定。一方面注意搞好与地方士绅、海外华侨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逐步倾向开明。将几个反共骨干分子调出省政府，暗中掩护过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聘请著名学者王亚南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共地下党员、国际问题评论家杨潮为研究员；对中共地下党员余志宏和进步人士陈公培、马子谷等人以礼相待。
1948年春，福建发生大规模反内战学潮，刘建绪暗中通知协和大学，使一批学生领袖及时转移，避免了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中正政权即将垮台、福建省地方势力要求“闽人治闽”的形势下，他辞职回湘，对程潜等酝酿起义暗表赞同。
1949年春，刘建绪携家眷赴香港，8月在香港与刘斐、龙云、李默庵等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四十余人，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联合宣言，表示与国民党划清界限，拥护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不久，托刘运升携亲笔信回湘找程星龄，商讨日后行动。程星龄转达周恩来意见：“欢迎刘建绪和李默庵到北京定居。”但这时他却犹豫不决，在香港观望一年之久。
1950年6月，美国唆使联合国军发动侵朝战争，刘建绪对形势估计错误，不仅立场没有转变，反而在1951年初于报上发表反共启事，随后战局发展出他所料，他愧赴巴西定居。
1978年3月，刘建绪病逝于巴西，终年八十六岁。
刘茂恩：(公元1898～1983年)，字书霖；河南巩县神堤村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第十五军军长，第十三军团军团长、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中华民国河南省主席兼豫西警备总司令。
初入袁世凯办的模范团受训，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辎重兵科。毕业后，入其胞兄刘镇华所率之镇嵩军，历任连长、营长等职，民国16年(公元1927年)，镇嵩军改编为冯玉祥部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任第四军军长，参加北伐战争。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7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蒋冯战争爆发后，刘茂恩奉命攻击潼关之冯军。1932年冬，刘茂恩率军进入豫鄂皖地区追击红四军，土桥铺一役，歼灭红四军七千多人，数年后徐向前仍然对刘茂恩部队大炮的威力记忆犹新。1934年10月，刘茂恩升任第十五军军长。
1937年，加入陈诚系统，晋升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任第十三军团军团长。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8月20日，国民政府国防会议特将山西、察哈尔、绥远划为第二战区，由山西绥靖主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刘茂恩以第十三军团军团长兼第十五军军长的身份，增援石家庄。后因南口、张家口先后失陷，国民革命军退守雁门关、平型关、阳方口一带。为确保山西，以牵制华北侵华日寇的行动。9月初，刘茂恩奉命率军自石家庄驰援山西，以十五军占领平型关正面阵地，向东延长二十公里，西至北楼口敌视公里，军部设在在平型关后的小冶镇。
侵华日寇攻陷大同后，以钳形攻势继续向恒山、五台山区进犯，刘茂恩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在随后的中条山战役中，刘茂恩率部驻防在中条山东北侧，驻防这一线的守军还有武士敏军、范汉杰军和刘戡第九十三军等部。5月7日晚，日寇向武士敏军发起进攻，武士敏率部拼死抵抗，在董封东西线上与日寇激战，多次击退日寇进攻。王村一战，击溃日寇两千名，击毙滨田大佐以下七百多人。5月10日，战区长官部看到济源和垣曲之间的所有主要渡口渐次被日寇封锁，刘茂恩集团军整个补给线中断，命令阳城以西部队主力，迅速向沁翼公路以北分路转移，以旋回钻隙战法，打击日寇侧背。天亮前，刘茂恩集团军全面与日寇发生激战。下午4点，交口的日寇陆续增加到三、四千，攻陷了清风的圪塔和煤坪。第十师与武士敏军的接合部二里腰，也被大约两千多名日寇突破。邵源方面的日寇也向西北紧迫，刘茂恩集团军处于三面受敌的危境。各部突围游击，向北撤退。
在中国守军全线溃退的同时，日寇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占据先机，迅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突破了中条山地区的全部防御阵地，先后占领了垣曲、济源、孟县和平陆等县城，以及相关的关隘据点，封锁了黄河北岸各渡口。5月14日以后，日寇继续封锁渡口，在中条山区围攻国民革命军队。留在山区的守军损失惨重，只能化整为零，分别突围，向太岳山区、吕梁山区和黄河南岸转移，日寇完成了对中国守军的内外侧双重包围。刘茂恩率部数次突围皆告失败，情况万分险恶，左右僚属苦劝其更换便衣逃出，刘茂恩却凛然作色答：“我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说罢拔出手枪要自杀，被侍从死死拉住。刘茂恩和残余官兵已弹尽粮绝，已做好以身许国的悲壮准备。所幸夜色渐浓，奇迹出现，天气突变，雷电交加，风雨狂作，山洪滚滚，黄河之水掀起滔天巨浪。刘茂恩抓住这时机，在黑暗和风雨的掩护下，顺利突出重围，冒险抢渡黄河天险，抵达南岸，绝处逢生。他的参谋长符绍谦带领一部分部队，经过一场激烈战斗，侥幸实围，但在混战中迷失方向，钻进深山，昼伏夜行。黄河沿岸已被日寇封锁，到处都有大批日寇活动。符绍谦想，若再撞上敌人，不免全军覆灭，不敢向河岸靠近，只在敌人圈子里打转，行军途中，符绍谦令官兵把帽沿一律向后，随时准备投降，以保全士兵性命。后来，符绍谦带着部队终于钻出深山，渡过黄河，归回建制。但是，当刘茂恩听说部队帽沿向后那件事，不禁勃然大怒，怒斥符绍谦丧失军人气节，并立即报请战区司令长官，将其撤职查办。
在中条山战役中，毛泽东向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指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华北各地八路军主动出击，袭击南三角区的日寇，截断了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和白晋路等日寇的交通线，积极配合国民革命军作战。
在第十八集团军掩护下，唐淮源军和范汉杰军等部队残部，在曾万钟率领下西渡黄河，转到洛阳和新安一带整顿。刘戡军主力在摆脱尾追的日寇后，从禹门口渡过黄河，进入陕西韩城境内。第九十八军一部在武士敏率领下，进入太岳山区。赵世铃军向浮山和翼城间转进。裴昌会军主力在道清铁路西段和济源山地游击了几天后，分别由小渡口和官阳渡口南渡。至此，驻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大部分退出中条山地区，转向日寇背后攻击。21日，战斗停止。
中条山会战，前后历时一个多月，国民革命军队伤亡四万两千多人，被俘三万五千多人，丧失了中条山及其附近地区的大片国土。日寇仅以一比二十的极小代价“扫荡”了中条山地区的国民革命军队，占领了威胁洛阳、西安及陇海路西段的“桥头堡”。国民革命军队在这次会战中惨败，成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但它却检验了几年以来国共合作的效果及军事上的协调。
之后，刘茂恩出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5月，任河南省主席兼豫西警备总司令，期间曾指挥反动地方武装对河南省内各抗日恨据地实行“清剿”，残酷地镇压中共领导的各个抗日革命力量。
1949年底，刘茂恩随蒋中正溃败到台湾，曾作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等。1981年4月在台北病逝，终年八十四岁。
刘曙晞：(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二级上将。
台湾省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台湾省”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89年10月晋升。
刘贵立：(公元1943～今)，辽宁沈阳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空军二级上将。
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先后毕业于空军幼校第七期、空军军官学校第四十六期、三军大学空军指挥参谋学院中队班第五十二期。
台湾省三军副参谋总长。2002年2月1日晋升。
刘 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潜艇学院政治委员。
刘 毅：(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潜艇基地司令员。
刘卫车：(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第四支队支队长。
刘丁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
刘巨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部政治部主任。
刘文清：(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航空兵部司令部副司令员。
刘纪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广州基地政治委员。
刘庆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
刘庆昌：(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福建基地参谋长。
刘江桥：(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
刘兴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
刘兆恩：(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东海舰队副政治委员。
刘来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湛江基地副司令员。
刘纯祥：(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湛江基地政治部主任。
刘际藩：(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
刘志国：(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湛江基地副司令员。
刘作良：(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政治委员。
刘国治：(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广州基地司令员。
刘国栋：(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潜艇基地政治部主任。
刘卓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装备论证中心主任。
刘建昌：(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潜艇基地副政治委员。
刘治国：(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广州基地司令员。
刘树琪：(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刘桂书：(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旅顺基地副政治委员。
刘家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北海舰队副政治委员。
刘晓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司令部副政治委员。
刘振环：(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指挥学院训练部部长。
刘隆和：(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副院长。
刘景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
刘景晨：(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
刘喜中：(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
刘德全：(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副院长。
刘 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兰州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
刘一恒：(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某基地司令员。
刘广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指挥学院院长。
刘子贤：(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第七军副军长。
刘凤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工程大学校长。
刘世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政治学院副政治委员。
刘太行：(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部长。
刘太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装备部副部长。
刘玉昌：(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第一军政治委员。
刘本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刘成军：(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第四航空军副军长。
刘亚洲：(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刘弥群：(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女，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刘作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刘昌洪：(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第一航空军政治部主任。
刘定昌：(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
刘春亮：(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武汉基地政治委员。
刘展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第七航空军政治委员。
刘建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长春飞行学院院长。
刘金龙：(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济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刘忠兴：(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武汉基地司令员。
刘贵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长春飞行学院政治委员。
刘树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刘桂茂：(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北京军区空军装备部部长。
刘家斌：(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成都军区空军装备技术部部长。
刘晓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武汉基地副政治委员。
刘振来：(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指挥学院政治委员。
刘振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第七航空军政治委员。
刘崇富：(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成都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刘新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第七航空军司令部参谋长。
刘梅初：(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广州军区空军装备技术部部长。
刘德斌：(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刘志富：(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国防科工委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总工程师。
刘国语：(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刘怡昕：(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南京炮兵学院射击教研室教授。
刘 岩：(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刘树梅：(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南京炮兵学院作战指挥系教授。
刘鸿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教授。
刘政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国防科工委空气动力研究所研究员。
刘鼎臣：(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水面舰艇战术模拟中心教授。
刘 耀：(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武警指挥学院政治委员。
刘子威：(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武警技术学院副院长。
刘世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武警后勤部部长。
刘世浦：(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公安部消防局局长。
刘中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公安部警卫局局长。
刘玉良：(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内蒙古自治区武警总队政治委员。
刘式浦：(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公安部消防局局长。
刘红军：(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武警部队司令部副参谋长。
刘良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武警学院副院长。
刘启龙：(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北京市武警总队总队长。
刘征西：(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武警技术学院副院长。
刘延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公安部人事训练局局长。
刘忠恩：(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安徽省武警总队政治委员。
刘彦平：(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公安部警卫局副局长。
刘殿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公安部边防局局长。
刘文岛：(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台湾省“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委员。
刘多荃：(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前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刘镇湘：(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六十四军军长。
刘 斐：(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民国国防部参谋次长。
刘汝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
刘和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八绥靖区副总司令。
刘效曾：(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四十九军军长。
刘 进：(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一兵团副司令官。
刘伯龙：(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八十九军军长。
刘 平：(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十五军军长。
刘耀扬：(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昆明行营参谋长。
刘忠干：(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五十一军副军长。
刘嘉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十七兵团司令官。
刘膺古：(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国民党武汉行辕参谋长。
刘瀚东：(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军训部炮兵总监。
刘昌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
刘采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洪江芷师管区司令。
刘家麒：(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九军五十四师师长。
刘震东：(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五战区高参兼第二路游击司令。
刘桂五：(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骑兵第六师师长。
刘克信：(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河北民军总指挥部总参议。
刘声鹤：(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军四十四师师长。
刘润川：(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师长。
刘 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三军三十二师师长。
刘振世：(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二十九军参谋长。
刘德溥：(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四十九军副军长。
刘顺佳：(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一五军副军长。
刘化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一军二七二师师长。
刘月鉴：(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七军一七二师师长。
刘昆阳：(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七军二二四师师长。
刘忍波：(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十七兵团参谋长。
刘庸之：(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军参谋长。
刘孟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二十七军军长。
刘子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三十六师一二三旅旅长。
刘庄如：(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湖北绥靖总司令部二处处长。
刘佩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太原绥靖公署处长。
刘耀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暂编第六军第十六师师长。
刘剑石：(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三十七军参谋长。
刘献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十五军军长。
刘林琼：(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十九集团军专员。
刘 矿：(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二绥靖区保安司令。
刘伯言：(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山东特务第二十旅旅长。
刘广信：(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六十八师一一九旅旅长。
刘立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七十三军十五师政治部主任。
刘新甫：(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七二师三十四旅参谋长。
刘士玲：(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十二军副军长。
刘书维：(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十二师一一一旅旅长。
刘焦元：(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军政部视察官。
刘希程：(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豫西绥靖区司令。
刘玉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一军一师一旅一团团长。
刘先临：(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民国国防部部员。
刘味书：(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民国国防部高参。
刘梓馨：(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兵团司令部高参。
刘镇国：(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贵州第二绥靖区副主任。
刘 璠：(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南京宪兵司令部训导处处长。
刘观龙：(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四九师师长。
刘 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汪伪政权警卫旅旅长。
刘子清：(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江西保安副司令。
刘眉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八十五师二五三旅第五一○团团长。
刘世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暂编第八师十五团团长。
刘锦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军法局局长。
刘金陵：(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中山研究院院长。
刘宁善：(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第八军团副司令。
邓定远：(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
刘 炜：(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宪兵总司令。
刘牧群：(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总统府”第三局局长。
刘大鹏：(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军管区及海防部台东师管区司令。
刘献荣：(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家安全局”特勤中心副指挥官。
刘元周：(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军管区及海防部台中师管区司令。
刘志远：(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中将，台湾省海军总部副参谋长。
刘建军：(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
刘 铭：(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空军中将，台湾省空军后勤副司令。
刘立中：(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联合勤务总部兵工生产署署长。
刘湘滨：(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安会”秘书处处长。
刘艾迪：(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陆军第十军团副司令。
刘学达：(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三军参谋本部军务局局长。
刘国栋：(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法制司副司长。
刘华章：(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军医局副局长。
刘伟琪：(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三军参谋本部人事参谋次长室人事管理处处长。
刘云青：(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总部准则会副主委。
刘文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第六军团摩步二六九旅旅长。
刘东宝：(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航空特战部空骑八六二旅旅长。
刘翼天：(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空军少将，台湾省空军总部人事署署长。
刘克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联合后勤司令部补给署署长。
刘硕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行政院国安局”处长。
刘必坚：(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军情局人事室主任。
刘衡庆：(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军法局处长。
刘萝雄：(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少将，台湾省海军舰队司令部副参谋长。
刘龙飞：(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法制司第一处处长。
刘岳平：(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军备局第二处处长。
刘东川：(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独立第七十三旅旅长。
刘林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第一处处长。
刘创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空军少将，台湾省空军总部计划署副署长。
刘以善：(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装甲训练部兼装甲学校政战部主任。
刘中烁：(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联合勤务总部二○二厂厂长。
刘永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少将，台湾省海军总司令办公室主任。
刘宗颜：(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职务待考。
刘明夏：(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职务待考。
刘国祯：(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职务待考。 跟帖时间 2010-03-25 17:11:2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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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历史名人（四） -- 刘连昆：(公元1933～1999年)，黑龙江齐齐哈尔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叛国者。
毕业于解放军后勤学院。1986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负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的采购和产制任务。常出席各军、兵种总部重要工作会议，自然接触岛各种机密资料。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9年因叛国罪被开除党籍、军籍，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99年8月15日被执行药物注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附_少将间谍的黄泉路：
刘连昆是海峡两岸第一位同时拥有少将身分的间谍，曾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任军械部部长。1999年，刘连昆少将和邵正宗大校被解放军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处决。那一案件引起中南海的震动，也大力摧毁了台湾政权渗透中国军方的力量。刘连昆这样一位堂堂的解放军少将，怎么成为台湾间谍的？他到底为台湾提供了什么样的情报，最后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中共抓获？
刘连昆同时在两岸拥有少将身分达七年之久，是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改制以来最重要的策反工作，代号“少康专案”。国安局长丁渝洲曾形容少康专案是军情局的“镇山之宝”。刘连昆从1992年正式加入台湾军情局工作，至1998被逮捕、处死，七年期间提供无数重要情报给台湾，被认为是我国建国五十年来最严重的间谍案。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导，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的周边人士，数年前也曾被刘连昆渗透策反。香港媒体报导称，刘连昆军中人脉很广，在八十年代大陆武器发展和售卖的黄金时期，刘连昆和一批负责军工武器系统的主管们居功不少。刘连昆与这批少壮军人，包括贺平(邓小平女婿)、粟戎生、贺鹏飞及曹刚川均有交情。
间谍这最古老的行业，随冷战结束似乎没落了，但在两岸，因意识形态对立增强，反更形活络。前军情局长殷宗文在1989年后强化“进入大陆、建立据点”的活动，更催化了刘连昆事件。
事件的高潮是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时的军事演习。根据刘连昆提供的情报，演习的底线原先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员潜舰、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解放军编列了四十亿人民币以上，约合台币近两百亿元，规模惊人。
但在演习前，台湾开始展开反制的军事部署，同时美国也表达强烈关切，及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中央高层因此担心爆发大战，立即下达“三不原则”：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占外岛。这些讯息，透过刘连昆即时提供，让台湾领导人“老神在在”，顺利完成选举。
至于台湾如何和刘连昆搭上线，主要和解放军大校邵正宗有关。少康专案殷宗文亲自主控，邵正宗和刘连昆同在总后勤部军械部任职，刘连昆是军械部部长，邵正宗则是职级较低的大校处长。根据邵正宗被捕后向国家安全局人员透露，他是1991年正式加入军情局的工作，被台湾方面封以“少康一号”，在他的积极运作下，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少将才愿意加入台湾军情局的工作。
台湾方面成立的“少康专案”，则以争取“少康二号”刘连昆为首要目标，并决定由前军情局局长殷宗文亲自主控这条“大线”。1992年11月，台湾方面派出军情局第六处王姓上校副处长，加升一级，以少将身分前往大陆，亲自争取刘连昆为台湾工作。
台湾代表在当时担任“少康专案”驻港“越界交通”(跨区联络人)安排下，住进广州“白天鹅宾馆”。此时，安排会面的邵正宗正式告知刘连昆台湾代表抵达的消息。刘连昆人在北京，如果搭机南下，要向上级请假，行事机警的他改搭火车南下。台湾方面先由“越界交通”与刘共进早餐，探个口风。王姓少将则单独前往双方预定会面的广州越秀公园，沿路则在新华书店等地点暂停，观察有无被大陆安全人员跟监。
进入这座落于广州郊区的公园后，双方人马保持可见的距离，然后利用无人的羊肠小径，爬上隐密的山岗，于大石上席地而坐，展开两岸情报圈首次层级最高的“目视接触”。刘开始有点紧张，会后双方分别前往广州“东方轩”酒店聚餐时，气氛才转为轻松。刘连昆当场还点了一瓶茅台酒，双方闲话家常，完全看不出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会。
在这场间谍会中，台湾告知了刘的待遇、联络方式、重点工作。待遇比照国军少将编阶，月薪是每月三千五百美元(以1992年币值计约新台币九万元)，工作奖金另发，每批情报少则台币四十万元，多则一百万元以上，并代为转存于海外银行专户。退休后由军情局照顾生活及福利，并依个人意愿安排至国外或台湾居住。为表示对这次会面的重视，台湾方面拿出两万美金红包，做为见面礼。
双方闲聊过程中，刘连昆透露是东北齐齐哈尔人，1933年生，解放军后勤学院毕业，长期负责军械采购和产制，当时担任军械部长已六年，常出席各军总部重要工作会议，接触各种极机密资料。军中人脉甚广，与中共将领洪学智、赵南起、刘华清均熟识。
当天，刘连昆并透露，“六四”事件时，他曾发表同情学生的言论，因而遭到上级警告。而三十八军军长被拘禁时，他还曾托人请代为营救。不过真正令其不满的是，他希望升中将后退休，但军方未予理会。刘连昆在酒后透露，其任内因采购军品，得罪了彭真的子女，同时，军委会副主席张震也刻意打压他。刘连昆于是成为两岸第一位同时拥有少将身分的间谍。
“台湾的刘少将”参加情报工作后，态度积极，表现优异。例如，我国新购SU-27战机后，刘立即提供了驻地湛江、芜湖，导弹放置的杭州空军军械库、及洛阳维修厂等地详情，另外，他也提供过我军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番号、驻地及军演状况。
1994年，军情局再度派出代表密晤刘连昆，主要任务是希望再上一层楼，建立更高阶的网络，收集我国对台作战纲要及预警情报，并向刘探寻是否有合适接班人选。但是，这次台湾代表从澳门拱北关入境时被广东省国安厅的人盯上，虽然利用了广州警备区的宝马豪华大轿车代步掩护，但从下榻的“华厦大酒店”一路被跟踪，安全部门两人一组利用机动性高的摩托车对付BMW。台湾代表从原先会面的地点“白天鹅宾馆”佯装先开往“东方宾馆”，但仍无法摆脱，只好冒险硬闯“白天鹅”，幸好安全厅人员因人手不足，未立即跟进旅馆，台湾代表终于在房间中见到刘连昆，双方短暂交换意见立即分手。当晚台湾代表不经意放出次日将下乡游览的讯息，但隔天一大早却直奔广州车站，摆脱盯哨，快速离开大陆。整个过程宛如《007》电影，为何没有马上逮捕台湾代表，主要是想抓大鱼，知道大陆主角是何许人，所幸刘连昆并未被发现。事后台湾秘密调查，发现出卖这次行动，竟然是香港站的专员，随后诱捕回台判处无期徒刑。这次行动，刘连昆提供了二十件重要情报，并包括一份可试图策反的中共将领名单，刘连昆表示，如果没有中共的盯哨，甚至可安排台湾代表到北京会见一位更高层的将领。
根据北京消息，刘连昆和邵正宗的情报网络确实在暗中吸纳解放军的高层将领及情报。四大部长之一的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在任副参谋总长期间，邵正宗就奉刘连昆指示，向曹刚川周边人士进行策反。曹刚川与刘连昆均先后在总后勤部军械部任职。刘连昆后来曝露，虽然过去有人说是肇因于前总统李登辉的“哑弹论”、“十八套剧本说”。然而国安局了解内情人士透露，其实和军情局内部人事倾轧、争功，过度利用刘连昆的关系更大。在他为台湾工作的7年间，许多台湾军情局官员，包括前局长殷宗文等，因着刘连昆提供的珍贵情报，获得高额奖金、升官，甚至高层宠信。
为了争取绩效，舍不得放弃“大鱼”，是情报工作的兵家大忌。台湾不断利用高额工作奖金，引诱刘连昆继续冒险。更令人痛心的是，还有国安官员鼓励刘提供中共原始文件，因为和影本比起来，真本可以让经办官员和刘连昆同获五倍以上的奖金。由于人人想分这杯“肥羹”，变得多人经手刘案，“线民”身分终于不保。情报局虽在刘连昆被捕后，成立“运通专案”检讨，并撤换至少一名少将级主管，但仍难弥补巨大损失。因为情报单位的争功诿过，损失的还不止“少康案”，过去两年，还有大陆多名重要干部被捕。
巧合的是，台海双方在检讨刘案时，均将其视为六十年代初，前苏联著名间谍“潘考夫斯基”的翻版。潘考夫斯基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提供前苏联弹道导弹发展关键情报给美国协助。政府和平解决危机，但却因为西方情报单位尔后为了绩效、过度利用这条线，同样导致他曝光、最后被枪决。
刘连昆生前为台湾工作，是否有多么崇高的理想，现在不得而知。但他曾对一位(台湾)军情局代表说过：“你是我的知交”。爆出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大陆解放军内部强硬派曾在秘密会议中，真的主张要用导弹攻台，甚至要在台几个小区域用小型核弹轰击。可是由于李登辉总统为了自我炫耀台掌握了大陆1996年在台海演习发射的导弹是空弹，使台在大陆布建的情报网曝光，稍后更导致台策反大陆两名解放军将领被处死，李登辉在东窗事发后，对谍报人员更采取过桥抽板的态度。
1996年台海危机中，“大陆演习导弹所发是空弹”的消息，是透过刘、邵与张志鹏的管道带回台湾。不料李登辉政府轻易的说出了这项机密情报，由于参与大陆解放军演习会议的将领，不足十人，台湾竟能知道“空弹”的精确消息，触发大陆大规模搜查台谍，刘、邵二人被抓，并于1999年8月15日被处决，此案株连共二十四人。
张志鹏说，他曾因李登辉两次提出“明统暗独”的言论，向当时任情报局长的殷宗文表示，不愿为这样的国民党卖力，但殷向他拍胸膛保证，国民党绝不搞台独。在东窗事发后，张志鹏仓皇逃离大陆，在台湾也差点流落街头，至今只收到军情局十五万新台币，殷也称病一再拒绝接见他；邵的沈姓女友亡命欧洲；台商姚嘉珍被大陆判刑，台政府却无诚意援救。
台湾国防部及所属军情局表示，由於台在大陆情报工作，涉及机密，为保障情报管道安全，不对情报问题作任何评论。
在1996年台海危机解放军向台湾试射导弹期间，由于李登辉一句“共军打的都是空包弹，天一下雨就点不着了”，北京当局察觉解放军高层内部有间谍，并于1998年3月侦破台湾间谍网，处死为台湾提供情报的解放军少将刘连昆和大校邵正忠。如今，此案中其他为台湾做间谍的人如今有的逃亡国外，有的被关押，而台湾政府人员则生死听天由命，令仍然“活跃在情报工作第一线”的台湾间谍们心凉胆寒。
被台湾军方特务机关命名为“国府001号情报员”的老牌间谍张志鹏不甘沉默，与立委周锡玮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泪俱下地控诉台湾政府不顾自己情报人员死活的恶劣行径，并详细披露台湾间谍案的始末。
在间谍活动中被称为“张董”的张志鹏说，他十八岁到日本士官学校受训，抗战期间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吸收，在日军里从事敌後工作。抗战结束任国军陆战队少校营长，大陆沦陷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後退役移居香港作生意，暗地仍协助台湾情报员在港活动，至1980年港英府政治部发觉，要求他离境，他就退出军情局工作。1990年台湾军情局长殷宗文得知他在中国大陆作生意认识很多将官，尤其与军械部关系良好，就求他继续帮忙，“为党国多做点事”。
北美《世界日报》引述张志鹏说，刘连昆、邵正忠在大陆位高权重，在海外也有百万美元存款，生活无虞，但不满北京政治环境，且向往台湾民主自由。1990年他经由邵的女友、大陆医生沈小丽先被策反，由于台湾未曾有官阶这么大的敌方情报员，被军情局编号“001专案”，至1993年又藉机策反少将刘连昆，与刘这一线改编为“001”，与邵这一线改为“002”。
张志鹏回忆说，“谍报工作是提着头干的”。1992年邵正忠和女友沈小丽一度认为东窗事发，打算逃到台湾，邵趁公务考察之便到香港和张志鹏会合，沈留在深圳清水湾饭店等候，当时的军情局处长(现任副局长)翁衍庆假扮渔民，从台湾带邵、沈的台湾护照及沈的台胞证，搭渔船偷渡抵港。虽然证件没问题，但香港海关发现台胞证关防印泥颜色不对，脱身计画被迫中止。后来邵先回大陆，发现事迹未败露，1993年邵退出工作后，翌年退休。三年前沈小丽则由他的香港公司作保，以她儿子在西班牙念书为名，赴西班牙居留迄今。
而刘连昆和张志鹏情同兄弟后，也被吸纳进台湾间谍组织。刘常将公文带回家里利用半夜拍照，有天深夜被长期因心脏病卧病在床的太太发觉，和刘大吵大闹，摔坏相关器材，以自杀要胁刘不要害自己和家人，刘打算退出，军情局要他全力劝解，并在北京另买间小房子让刘工作。至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和刘决定见好就收，不再搞情报，但军情局却指示刘今后有重要情报可与住北京亚运村的台商Peter(彼得)连络，以至1998年2月北京逮捕刘和Peter等人，在Peter住处搜出刘交出的录音带，刘只能认罪，1999年8月被处死，刘连昆的太太仍不谅解刘继续暗中做台湾间谍，害死自己，也连累儿子，因此拒领刘的骨灰，交由政府处理。
张志鹏说，在七年“001”号情报员生涯，每个月一至两次送情报回台湾，每回都与殷宗文等六、七位将级将领在阳明山秘密招待所开会，提供人民解放军的东海、南海舰队每个月布兵图、导弹基地等，及1993、1995、1996、1998年大型演习相关军事机密，甚至北京未公布发表的新式武器，台湾当局也都能事先知道相关讯息，尤其是在1996年的“导弹危机”中，让台湾当局完全掌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计划等等，因此殷宗文赞赏有加。
翻阅记事簿上密密麻麻北京官员的电话，张志鹏说，他自“六四”戒严时期就赴大陆作生意，和不少将领高干都是好友，如海协会长汪道涵在上海市长任内就与他是好友，他也曾替台湾某位退休政要带私函给江，之后数度问候江，江还曾在钓鱼台宾馆请他吃饭。这次事发，他朋友从大陆打插卡式电话给他，说江非常震怒，指示严办，还列为案例教育各军种。令张志鹏最不满的是，他们在“敌后”拚命，但李登辉当年毫不含蓄地点明解放军发射的是空包弹，导致辛苦布建的情报网被完全歼灭，而后他和沈小丽流亡迄今，而殷宗文日前重病，台湾军情局、国安局又一再推托，甚至有人说风凉话说“前辈，当时有关的人都升官了，现在出事了，才要我们这些没分到好处的人出来擦屁股”，让他十分寒心。现在他每天都想到刘、邵、沈这些好友，尤其看到邵的相片就流泪，无论如何一定要“争个公道”。
此外，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自台北的报导，中国大陆情报单位警觉到有高层军官替台湾做情报，系因1996年台湾总统大选时，中国大陆发射飞弹，李登辉总统直指“是哑弹，下雨天无法点火”，而循线追查，才抓到潜伏多年的刘连昆和邵正忠。《华盛顿邮报》的报导中还引述台湾高级官员的话说：“在这个(刘连昆和邵正忠的)案子里，我们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在中国大陆打飞弹时，我们应该用其他方法来安定民心，二是大选后刘连昆计画逃离大陆时，我们应该快点核发签证。”另据台湾《联合报》报导，台商姚嘉珍被北京当局以间谍罪嫌羁押判刑，家属已委请新党副总统候选人冯沪祥设法营救。冯沪祥表示，1988年8月家属找他帮忙，他就透过海协会及其他管道，向北京查询，海协会在8月26日函覆给他，指“据有关方面告知，台湾居民姚嘉珍(女，四十八岁)接受台湾间谍情报机关派遣，在大陆从事间谍情报活动，主管机关依法拘留审查”云云。
而被处死的解放军大校邵正忠的女友、大陆女医师沈小丽在案发后逃亡西班牙，至今面临北京威逼施压、台湾护照失效，经济来源又断绝，身心承受巨大压力。沈小丽在接受联合报系电话采访时说，她在案发前就以家庭居留名义在西班牙探视儿子，1988年2月底，好友从大陆打电话警告她出事了，她在第一时间通知在香港的张董快逃，自己也不敢回去。到现在只能躲起来，不敢让中国大陆驻外人员找到，但北京当局已向我在大陆的兄弟姐妹施压，要她回去。
沈小丽表示，台湾省军情局对她的境遇一直不闻不问，直到今年元月，美国有新闻界报导这件事，台湾省军情局才有人和她联系，说要帮她，却一直没结果，前几天还打电话给她要她不要接任何人的电话，后来又说要替办护照，要她再提供儿子的资料。沈小丽的儿子知道了大吵大闹，说母亲害他不能回大陆做生意。沈小丽表示真的好恨军情局那些人，除了张董，她谁都不再相信了。
刘伯坚：(公元1895～1935年)，四川平昌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烈士。
刘伯坚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旅比(利时)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1923年，刘伯坚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为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人。
1926年回国，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应邀在冯玉祥部任政治部部长。离开冯部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28年，再次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并出席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回国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1931年底，参与领导和指挥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并担任由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刘伯坚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率部队突围时不幸负伤被捕。他在狱中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弟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他嘱咐妻子和家人：“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江西省大余县金莲山上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终年四十岁。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这首题为《带镣行》的诗是革命烈士刘伯坚在英勇就义前写下的。
长子刘 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
次子刘虎生：原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科技局局长，中国华联汽车公司董事长。
幼子刘 豹：航天工业系统工程专家。
刘 湘：(公元1889～1938年)，谱名刘元勋，字甫澄。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儿童时曾读私塾和县立高等小学。1906年投笔从戎，考取四川武备学堂，后又考取四川陆军讲习所和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毕业，分配到清朝新军第三十三混成旅六十五标作见习军官，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辛亥革命后，刘湘所在部队改为川军第一师，刘湘此时已由排长升为营长。此后，刘湘因为人骠悍，作战英勇，屡建战功，不断得到提升，到1918年护法战争时，刘湘升到川军第一师师长，成为四川军队中的一员主要将领。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职业军人出身的刘湘通过与四川地方各派军阀的较量和混战，地位不断得到加强，由第一师师长升任川军副总司令、川军第二军军长、川军前敌各军总司令。1920年，刘湘等四川军阀驱逐了云南滇系军阀，宣布四川实行自治，刘湘以第二军军长兼前敌各军总司令身份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理民政。此与同时，北洋政府徐世昌总统也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1921年，刘湘被四川军队推选为四川各军总司令，并由四川省议会推选为四川省长。至此，刘湘已由一名职业军人发展为四川地区的最高统治统治者。
此后，刘湘与原四川统治者熊克武发生冲突，于1922年5月被迫通电辞职下野，返回大邑安仁镇老家隐居。一年之后，刘湘在杨森等四川军阀的拥护下东山再起，先率川军大败熊克武，以四川善后督办的身份接管四川军、政大权。接着，刘湘又先后又在军阀混战中战胜杨森、袁祖铭，巩固了他在四川的统治。
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组织北伐，刘湘也在这时顺应历史潮流，宣布参加北伐，通电讨伐吴佩浮。不久，刘湘被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川康绥抚委员会主席。第二年又被任命为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国民政府时期，刘湘一方面与蒋中正联合，积极参加了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内战，制造了1927年“三三一”惨案，对中国工农红军实行大围剿，并多次派遣刺客暗杀共产党首脑人物；另一方面又在四川大打内战，先后发动川东战争，击败杨森、罗泽洲，又战胜叔父刘文辉，最后称霸四川，成为著名的“四川王”；同时，刘湘还与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明争暗斗，以维持和巩固自己对四川的统治和割据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湘从保卫国家民族出发，积极参加抗日，由一名封建军阀转变成为爱国将领。1937年8月，刘湘在国防会议上，发表了“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担”的豪言壮语，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也促进了国民党中央的抗日决心。接着，他以川康绥靖主任名义，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告川康军民书》，并积极组织川军出川征战。1937年，当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四川重庆之际，刘湘先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亲率十多万川军开赴南京，出川抗日东征。临行前，他对部下说：“我过去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是内战。如今大敌当前，有了抗战的机会，正好尽力报效国家，见信于国人，留名于青史。”
刘湘出川抗战之时，已抱病在身。同年11月，当日本大举向南京进攻，刘湘正在积极筹划保卫南京、抗击日寇之际，突然旧病发作，生命垂危，被迫送到汉口就医。1938年1月20日，刘湘带着未能杀敌报国的遗憾，病逝于武汉，终年五十岁，葬于四川成都武侯祠内。临终时，这位爱国民革命军队人仍遗嘱勉励川军抗战到底，为民族争光，为四川争光：“日寇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晚年的最后表现，赢得了人民的肯定。国民党政府也他大加赞扬，并下令为他举行国葬。
刘湘早年在四川的显赫地位和晚年的爱国表现，也为四川大邑刘氏带来了莫大荣誉。大邑刘氏也随着刘湘这位“四川王”而飞黄腾达起来。据乔诚、杨继云《刘湘》一书的统计，随刘湘而发迹的四川大邑刘氏子弟有：
刘文渊，民国四川省谘议局议员、四川省审判厅厅长。
刘文辉，民国四川省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长。
刘文成，四川省禁烟总局会办、四川机械修理厂(兵工厂)厂长。
刘文彩，川南税捐总办兼川南清乡司令。
刘元瑭，民国时历任旅长、师长、军长。
刘元瑄，民国时历任旅长、师长、军长。
刘元璋，民国时历任雷、马、屏、峨屯殖司令及宁属屯殖司令。
刘元琮，民国时历任旅长、师长。
刘树成，民国时历任师长、司令。
附_刘湘暗杀张国涛始末：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张国焘是川北红四方面军的第一号人物。四川的军阀们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想把他除掉。1933年10月，刘湘出任“四川省剿匪总司令”后，即在各城镇乡村张贴告示，悬赏十万大洋收买张国焘的人头。当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就设在四川通江县城的中山公园里。
悬赏的告示贴出后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接连发生了两起暗杀张国焘的事件。一次是张国焘前往巴中检查工作，路经通、巴两县交界处的小乡场双鸡岭时，埋伏在旅店的杀手从楼上扔出手榴弹，张国焘的两个卫士胡学柱和倪锐锋当场牺牲，张国焘本人竟安然无恙。还有一次是杀手装扮成送菜农民混入通江城红四方面军总部，躲藏在伙房边的黄桷树上，直到深夜才下来，潜至总部木楼，幸亏被起床小解的参谋邱世岳撞见了，暗杀没有得逞，但邱世岳却被手枪击中面部，血肉模糊。
一时间，张国焘的安危成了当地红军最关注的问题。为保卫张国焘人身安全，红四方面军总部专门召开会议，决定从红9军中抽调一个师分散驻扎在通江县的天主教教堂、列宁小学等处，白天黑夜不停巡逻，并在码头、城门设立哨卡，检查过往行人。与此同时，红军在总部驻扎地中山公园设置三道防线，将总部的木楼围得如铁桶一般。警卫团负责围墙以外，特务营负责围墙以内，警卫排是第三道防线。警卫排共有战士四十人，全都是从部队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个个精明能干，身怀绝技。除此之外，方面军总部还为张国焘配备了何福圣、尹中富、苟贵德和冯吉升四名贴身警卫，时时跟在他的左右。尽管如此，刺杀张国焘的行动还是发生了。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刘湘军中的武术教官贺朝正得知悬赏公布后一年的时间里前去刺杀张国焘的人均未得手，不禁产生了冒死一搏的念头。他既贪图那白花花的十万大洋，更想在刘湘面前露一手。但他深知小泥鳅翻不起大浪，于是他将过去的三名弟兄招来。这几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个个武艺高强，精于射击，胆大心狠，尽管他们知道这是玩脑袋的事，但只要能发横财，他们就不肯放过。于是，四名杀手决定潜入通江城行刺。
就在这时，贺朝正得知洪祥戏班前往通江为红军演出。原来，红四方面军鏖战数月，粉碎了刘湘的六路围攻，准备在列宁小学召开祝捷大会，特地邀请洪祥戏班前来助兴。贺朝正想，既是为红军演出，很可能张国焘要出席；而且看戏时人多，开枪后容易脱身。于是，贺朝正四人化装成客商找到洪祥戏班的班主金泰合父子，称他们有要事前往通江，但红军盘查太严，希望能混在戏班进入，并许诺事成后给他们两千大洋。令金氏父子心花怒放的是，贺朝正当即掏出一根金条作为定金。金氏父子虽不知他们是去刺杀张国焘，但明白肯定是干与红军作对的事。然而，黄灿灿金条和白花花银元的诱惑力太大了，金泰合最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12月10日，贺朝正四人混在戏班中，顺利地住进了通江县城南门口的一家客栈。不久，红军就来通知戏班次日晚演出。当天夜里，贺朝正与另三人关在屋子里密谋第二天晚上行刺的事。金氏父子见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心中难免发虚，越想越害怕，最后，父子俩拿定主意，得先为自己找条退路。而在通江城里，能为他们帮忙的，就只有拜把子张国隆了。事不宜迟，金泰合立即让其子金保林前往张国隆住处。金保林不敢说实话，只对张谎称母亲突患重病，心里放心不下，请他帮忙准备一条小船，明晚演完戏后，他和父亲马上登船连夜赶回。这等小事对张国隆来说还不容易，他动动嘴皮吩咐手下就搞掂了。
12月11日晚饭后，张国焘由黄超、傅钟等陪同，在警卫排的护送下浩浩荡荡地从总部出发去看戏。沿途，特务营战士在街道两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警戒线一直布到了列宁小学门口。等到他们入场时，人已经坐满了整个操场，最前面空着的三排长凳是特意为张国焘等领导人留下的。戏班的两盏汽灯则把整个操场照得大亮堂堂。看到张国焘等领导人入场，金氏父子才猛然省悟，贺朝正等人是来刺杀红军首脑人物的。想到这些，金泰合父子吓得魂不附体。但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办法，他们只好以回客栈拿演出道具为借口，悄悄离开学校逃命去了。
为加强安全保卫，开戏前警卫排长何福圣就布置了四名战士把守大门，二十名战士在学校周围作流动哨，其余的分散到操场四周担任警戒。何福圣和尹中富坐在张国焘身后，与他寸步不离。那天演的是川戏《白蛇传》，刺客本打算等到“水漫金山寺”，锣鼓齐鸣、虾兵蟹将全都上场的时候，他们混在其中一起向距台前仅咫尺的张国焘等红军将领开枪，然后击灭汽灯，乘乱逃跑。
开戏后不久，天就下起了毛毛雨，雨虽然不大，但时令已入冬季，风雨交加冷得很。何福圣连忙把伞撑开替首长遮雨，张国焘立即回头让他把伞收了，同时加了一句：“再看一会儿我们就回去，反正这川戏我也看不太懂。”张国焘眼镜上的玻璃片让雨水打湿了，他不停地用手指在镜片上揩。何福圣见他头发也淋湿了，有些着急，就说：“要走现在走嘛，淋狠了会生病的。”
大约又过了十来分钟，张国焘和傅钟等人准备离开。见首长起身，张国焘的警卫员何福圣和尹中富，还有傅钟的警卫员小田都紧紧跟上。刚出人群，何福圣又把伞撑开，罩在张国焘头上。就在这时候，只听“砰砰”几枪，傅钟的警卫员小田一个踉跄摔倒在地。
“有刺客！”何福圣大喊，然后抽出手枪护着张国焘向门口疾走。离张国焘不远的战士像闪电一样围了过来，用身体组成屏障，将他们簇拥在中间，一边保护着首长，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负责警戒的卫士们见是身着戏装的人在开枪，便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把戏班团团包围起来。原来，画上脸谱的四名刺客看见张国焘突然起身离去，一时没了主意。贺朝正一咬牙，说道：“这么好的机会，不能让他走了。弟兄们，打！”他掏出手枪对何福圣撑开的伞就打。紧接着，两盏汽灯几乎同时被击灭。枪声一响，全场顿时乱作一团。板凳踢倒了，桌子掀翻了。黑夜里，枪声响得像爆豆子一样。
何福圣知道子弹是冲着张国焘打来的，抓刺客有其他的战士，他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张国焘尽快脱离险境。何福圣等警卫簇拥着张国焘等首长刚出大门，布置在四处流动警戒的战士也都跑过来。一看见张国焘走了出来，大家这才松了口气。戏班被包围后，战士们迅速就认出了刺客，当场击毙其中的三位。贺朝正一见逃跑无望，于是准备自杀，但此时手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只得束手就擒。
天还未亮，就传来了戏班金泰合父子均已抓到的消息。原来，金氏父子离开后，马上去江边上了小船。谁知船刚出发不久，就撞上了在河上巡逻的红军战士。战士怀疑他们是敌军探子，就把他们带到岸上审问。开初金氏父子嘴巴很硬，死也不肯说与刺客有任何关系。到了下半夜，金泰合的鸦片烟瘾发作了，难受得直往墙上撞。红军就把在船上缴获他的鸦片和烟具拿出来，摆在桌子上，还故意烧了几颗烟泡子，让他闻闻那香味，告诉金泰合，他几时说实话，几时就让他抽个够。没过多久，金泰合为了抽烟，就啥都说了。
张国焘一宿没睡，守在电话机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报告。当得到贺朝正和金氏父子被生擒的报告后，他猛地一拍桌子，拿起话筒对红军保卫局局长曹传六吼道：“押赴市曹，公开大辟！要杀出我们红军的威风来，要让刘湘知道，我张国焘是杀不死的。”
刘玉章：(公元1903～1981年)，字麟生，陕西兴平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黄埔军校四期步兵科学员，与林彪是同学。美国参谋大学特别训练班毕业。参加北伐战争，由国民革命军排长累升至副团长。
1933年率部参加古北口战役。抗战期间升任师长。1945年擢升军长，赴东北“剿共”。1948年9月22日晋升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二军军长。
1948年辽沈战役中，刘玉章安然率所部军队自营口从海上撤退，是辽沈战役中唯一突围的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
辽沈战役中，这部分国民革命军共约一万六千人从海上顺利逃逸，相对于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歼灭了五十万国民党正规军的成绩来讲，算不了什么，但现在人们更多的是从军事角度来观察当年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失手。
出色逃逸的这支部队是国民党正规军五十二军，但不属于蒋中正的亲信圈子里的。对五十二军知道的人较少，其实这是国民革命军后期十分出色的一个部队，在东北初期打败过林彪嫡系主力梁兴初，四保临江战役中与对阵的另一个更凶悍的上将韩先楚也没吃亏，临跑之前还踹了第九纵队詹才芳一个窝心脚。这个五十二军的主脑人物，就是后来的国民党四星上将刘玉章，又叫做“刘光头”。
国民革命军中有两个光头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是蒋中正，但没有人敢当面叫他；另一个就是刘玉章，别称“刘光头”，那是抗日时期打日寇留下的光荣印记，自己叫，长官叫，朋友叫，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指战员们也叫，绰号比本人有名。
刘玉在黄埔四期毕业后不过是个排长，后来摞累战功，历任排、连、营、团等职，是一步一个叫脚印从战场上杀出来的著名战将。刘玉章在国民革命军队中不是蒋中正很赏识的人，政治手腕不够，是个比较单纯的军人，抗战后才升到五十二军第二师师长。后来在东北和林彪的几个纵队来来往往打了很多硬仗，才勉强升到副军长、军长。可以说在仕途上有够坎坷。
事实上，刘玉章的指挥才能授兵团司令是足够的，至少比蒋中正喜欢的那几个弟子和留学生都强。刘玉章后来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抱怨明珠暗投，怀才不遇。他最恨的几个人是陈诚、廖耀湘，恨廖耀湘尤其露骨。
刘玉章本人少年是个读过书的人，可以写得古朴翔实的文章，可人在军中，天天枪林弹雨，身不由己，所以外表常给人一种粗鲁的假象，粗到什么程度？只要在兵营，开口就是“日他娘”，一副十足的丘八作风。有一次部下认为分配不公，闹得鸡飞狗跳，他出来劝解，说：“我爱护你们，我就是鸡巴，你们呢是鸡巴毛，拔哪一根我都疼，我对谁都一样，绝对公平。你们都他妈鸡巴毛给我下去！”这一骂，大家都舒舒服服了。
后来刘玉章做台湾军管区司令时，张大千拉关系做公关，搞个赠画仪式，把刘玉章请过来，就要送幅画给他的时候，张大千忽然看着他，跟他说：“刘司令，你穿起军服来看起来好神气，很威武。”刘玉章接碴就说：“当我脱光的时候，我更威武，更神气。”心直口快，不失为至性之人。
外表大大咧咧的刘玉章带兵练兵很有一套，粗中有细，很多战术和练兵方法独有心得，在东北与林彪部下作战时，这些战法极大地影响了人民解放军。
在到东北之前，林彪已经是小有名气，但还不是全国知名，国民党统治区的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人民解放军中有这样一号人物，林彪不过是个小有名气的战将，即使是象平型关那样的战斗，也是局部地区的一个次规模截击作战，杀日寇不过四百余人，没有改变战略上的形势，“林总”这个称呼是解放战争1947年以后才叫响的。而在1945～1946年底这段时间，林彪基本上是挨打的、撤退的。林彪不是天生会打仗的，也不是天生会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林彪是打出来的。
1945年11月4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先后登陆秦皇岛，前进攻击山海关。当时第五十二军因为是从云南紧急调入的，而东北正是北风肆虐时候，部队衣着单薄。但问题是：和刘玉章同时开来第十三军却是全套美式装备，衣甲鲜明，让刘玉章着实郁闷。11月16日早晨，第十三军与第五十二军以七万人向山海关九门口正面发起总攻。山海关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李运昌部、杨国夫部由于敌我实力过于悬殊，抵抗几下就撤了，杜聿明轻松获胜，打开了通向东北的大门。毛泽东得知山海关失利，曾直接发电指示李运昌的十九旅：必须死守山海关、绥中、兴城一线，时间至少三星期。李运昌当时回电：山海关至兴城一线只有正规军部队不到一万人，战力有限，恐怕难胜此任。
11月17日早上，杜聿明乘吉普车亲临前线，监督第十三军快速前进。当时国民革命军的第二，二十五，四，八十九，五十四这五个师混乱地挤在一条公路上行进，绵延五十公里，向绥中前进。下午15时，杨国夫师刚刚撤到绥中，还没喘口气，杜聿明尾随而至，立刻展开迂回包围。杨国夫观察了几分钟形势，只得继续后撤。当夜24时，进驻绥中。杜聿明连胜之时，林彪正匆匆南下，奔往前线，从锦州一直跑到兴城、锦西一带才停住了脚。来得太晚，手上无兵他无法再前进了。林彪等着黄克诚和梁兴初的主力部队了。先等来了李运昌杨国夫衣衫不整的残兵败将。
11月21日，山东军区第一师的八千人在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的率领下，终于赶到了兴城。这个师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六八五、六八六团，是林彪的老部下。看到他们长途强行军后疲劳不堪的样子，林彪忧心忡忡。现在的条件，不要说打胜仗，就是基本的作战条件都不具备。
11月22日，国民革命军队到达兴城。人民解放军的杨国夫师再撤。占领兴城之后，杜聿明命令第十三军沿公路继续向前推进，第五十二军二师则跃进攻击锦西、葫芦岛。守在葫芦岛沿岸的解放军冀东三十一团见侧翼受到威胁，也不战而撤。于是，仅在11月22日这一天，国民革命军队便连占兴城、锦西、葫芦岛三处要地。11月24日，杜聿明乘胜赶到锦州城下，立即下令第五十二军为右攻击兵团，向大凌河东岸进攻。第十三军为左攻击兵团，主力沿塔山、高桥向锦州进攻，锦州再失。
在几次抵抗中，林彪就近仔细观察了敌军队的作战特点，有一次端着望远镜跑到了前沿，硝烟引发了林彪的灵感，却把梁兴初吓了个半死。
时近12月，林彪迎着寒风北撤，心中别有一番滋味。他到了东北，先丢了山海关，弃了整个辽西走廊。一败再败，令人想起了长征前的征兆。不过这次不同了，林彪观察着对手，研究他的长处和弱点，等待着复仇的机会。东北作战的初期由于敌我军力的差别悬殊，人民解放军在整个思想上、组织上处于混乱状态，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是明显的。
从战术角度，和林彪初次交手后，刘玉章对林彪的部队印象不佳，觉得“没有坚强的战力”。他对部下的训导是：“快动、猛打、穷追”。这些作战方针是以前国民革命军队对人民解放军作战中少见的。
刘玉章抗战开始，开始也是采取国内战争中猛冲、硬拼死斗的方式，担在日寇精确的射击下，攻难克，守难固，伤亡惨重众，于是领悟战术因素，主要为射击技术，对部队教育，特别是近战、夜战射击训练痛下决心。对来自农村知识简单的士兵，经常以浅显引喩说服，经年累月，锲而不舍的训练。所以刘玉章的部下敢于打近战、突袭。遭遇强敌时有‘我方愈静则敌愈怯’的据守态度。这些战术特点逐渐对林彪的原先那些习惯于游击和“便宜仗”的部队产生了影响。
这个时期的国民革命军士气很高，那些经过近抗日战火锤炼的老兵还集中在班、排、连等基本作战单位。比例很大，小股兵力也敢于主动出击作战。
1946年2月9日，著名的国民党主力王牌军新六军在廖耀湘指挥下登陆秦皇岛，挺进锦州。杜聿明顿时鼓舞，下令沿铁路线发起新一轮进攻。刘玉章的部队仍然是国民革命军队的主力，对人民解放军由陈云、萧劲光、萧华领导的南满造成了强大的威胁。特别是是在摩天岭战斗后，刘玉章师锋镝所向，使人民解放军在南满地区节节败退。1月21日开始拂晓攻击，刘玉章夺取警戒阵地后，继续仰攻，最后至短兵相接，白刃搏斗，敌我双方，伏尸壕内，比比皆是。摩天岭战斗绵亘余脉四十余公里，苦战两日夜，人民解放军终于抵挡不住，刘玉章打开了进出安东的唯一门户。1975年，台湾制片厂曾向刘玉章索取此战役资料，摄制“大摩天岭”影片，还重提此事，这是刘玉章一生中的得意战斗。
摩天岭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程世才指挥部队分成五道阶梯，逐次抵抗，程世才湖北人，是原来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麾下的猛将，因作战勇猛，二十四岁即被破格提拔成军长。这次经不起刘玉章的轮番超越前进，剑及履及，前锋一到炮击发射，接着是一波接一波的冲杀突击，程世才的十二旅节节败退，国民革命军乘车经公路，上遗二百余解放军战士尸体塞在公路，卡车竟在尸体上辗压而过。
刘玉章攻击到到达雪里站后，由俘虏口供得知当面是程世才部之鞠文义团。鞠系山东籍，刘玉章一时心血来潮，玩笑式的命少校参谋试着接公铁路长途电话线，叫安东程世才司令员通话，居然一叫即应，称为自己是十二旅鞠文义团长，报告战况十分危急，请求迅速增援。
正被气得脑门儿冒烟的程世才在紧急中竟没有辨出真伪，答称：“安东现在只有一个营，无能为力。目前凤凰城正在撤运物资中，你们必须坚持住。”这是千真万确的直接情报。当时国民革命军哄然而笑，用所有卡车，循环运输部队，向凤凰城急进，竟在一日之间长程挺进八十公里，下午五时抵达凤凰城城。驻凤凰城城解放军一营，在营区内以为自己人到，措手不及，整队投降。
这一时期刘玉章部队作站有几个特点：
1.指挥官位置超前：人人奋勇当先作战，战斗间，那里危险就到那里，各级指挥官在战备行军时的位置，向前推进一级，即连长要在尖兵排先头，前卫营长要在尖兵连先头，团长要在前卫营先头，师长亦在前卫团先头，因此对前方的情形地形，提前明了，把握战机。
2.当面指示重于命令下达：使部下彻底了解情况，以期贯彻，加深其责任感，二师内“师长总有办法”的说法。
3.全面督战：在火线上，谁退，人人都可以打死他。
4.三不打：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打，打不中不打。
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后来总结的很多作战原则，都是从一次次和刘玉章这样强硬的对手血战中摸索出来的。国民革命军中并非尽是酒囊饭袋，林彪的对手空前强悍，对手强悍，林彪才变得更强悍！
东北战役的第一阶段告落后，形成了国民革命军占领各主要大城市和主干运输线，而人民解放军主力则退守松花江，占领了广大乡村，国共之间形成僵持局面。
这时陈诚走马上任，接替了杜聿明，由于争功和派系矛盾，以及和上司冲突，刘玉章愤而挂冠，请了长假离开二师。
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林彪部队，前后历时三个多月，粉碎了杜聿明的“北守南攻”战略。而国民革命军固守过多，机动削弱，逐渐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而民主联军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东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林彪经过新式整兵运动已经扩充至十二个纵队，另外尚有很多独立师、团、支队等番号，总兵力已达四十万之多。
1948年初，国民革命军在彼长我消中渐渐龟缩，新五军遭受挫败。在刘玉章长假期间，新开岭战役开始，人民解放军痛歼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八千九百余人，二十五师师长胡晋生在鞍山被俘，首创东北民主联军在一次战役中歼敌一个整编师的战果，荣获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嘉奖。
至此，第五十二军各团长催返正在与陈诚、廖耀湘堵气的刘玉章，老军长关麟征从旁劝导，刘玉章这才接印上马。刘玉章到部队的第一天，即奉调任军长，此时东北司令长官易人，陈诚托病，由卫立煌继任。很多有经验的国民革命军将领看出了局势的严重。刘玉章后来总结说：国民革命军队由失去‘面’的掌握，而至‘线’的处处中断；更由‘线’的中断，而形成‘点’的孤立；渐渐各个孤立的‘点’，剩下长春、沈阳、锦州三据点。共产党军在整个与国民党军的对抗过程一直非常自觉的采取这个原则，毛泽东给林彪的无数电报，林彪给部下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都是非常一致的。但由于政治目和宣传需要，国民革命军始终处于犹豫和摇摆的选择中，这样直到林彪量出底牌，锁住锦州，南京才知道大势已去。
林彪打廖耀湘兵团的路线和当年他撤退的方向是整体逆向的，林彪的十几个纵队像狼群一样紧紧盯着廖耀湘这只猛虎，寻找他的露出的一丝一毫的空隙。现在看来刘玉章的逃逸就绝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刘已经预见到整个东北的陷落，所以他一直留着一条后路，而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也一直担心着海上逃敌这个大空隙。
看到廖耀湘眼高于天，且好吹功，刘玉章就不服廖耀湘的指挥，直接向东北总司令卫立煌要求脱离廖耀湘兵团的建制，改由卫立煌直接指挥。当时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不过由于蒋中正在南京特地召见过刘玉章，也知道廖耀湘这样的外国军校留学生指挥不了这些打了几十年仗、土生土长的老兵油子，也就格外恩准。这个当时无奈的决定，使五十二军在廖耀湘兵团全线崩溃时可以自行定夺，避免了陪葬的命运。
围住锦州后，廖耀湘行动迟缓，以高度机械化部队，十余万人每日的行程仅二十公里，主力沿北宁路北侧缓慢移动。锦州失守后，一直伺机窥视的林彪在这千载难逢的一瞬间看到了战机，他好像解牛的疱丁，洞悉了敌人经脉。预筹妥备，他遍以快速骑兵部队扰袭廖耀湘大军，摧毁中枢，破坏通讯，结果使数十万大军群盲无首，竟在数小时内全部崩溃。
此时的刘玉章老谋深算，首先，他没有进入援救锦州的西进序列，其次，他占领了出海港口，打通了海上交通。10月21日以后，他的一个师在占领了鞍山营口一线后严密封锁消息，使在辽南的人民解放军居然对这股准备潜逃的部队毫不知情。
刘玉章的五十二军在10月26日、27日接到卫立煌两份电报：一是回归沈阳，二是固守营口。刘玉章一看就明白：沈阳已经成死地，自己没有必要陪葬，于是营口备战，据守营口北之石桥子阵地。
林彪击溃了廖耀湘兵团后，以第四野战军主力直扑沈阳，同时惊觉营口方向有漏洞。于是急派第七纵队邓华、第八纵队段苏权、刚在锦州活捉了范汉杰的第九纵队詹才芳以及辽南独立第二师，在歼灭了廖耀湘兵团之后星夜兼程南下营口。沿途张贴标语：“解放五十二军！活捉刘光头！”
10月29日，段苏权先头一营，全部乘马，既未搜索，亦不疏散，由牛庄列队向营口前进，午后抵达石桥子阵地前，竟不料刘玉章的第二十五师在严密荫蔽下，近至最近距离时突然奇袭，这一营前卫部队全部被歼。
10月30日晨，第八纵队、第九纵队、长江支队等赶到，全力猛扑刘玉章的营口阵地。这时侯，后有大海，前有超过第五十二军三倍的虎狼之师，刘玉章只有背水为阵，属下也都知道再无退路，全都杀红了眼，以五个团全面反击，刚刚打完胜仗的解放军没有料到敌手竟然会摆这样的陷阱，溃退了十余里，喘息整备。
刘玉章胆大包天，以攻为守，趁人民解放军远袭疲劳，未带重武器等，大力反击。解放军战斗不利，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大战五十二军二十五师，结果师部被攻破，被俘约一千七百人，还被缴获走不少机密文件。
这一战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资料丛书中辽沈战役一册中，有所提及。根据东野内部战史说，当时第二十五师被俘一千七百人，后来陈光师长被免职，和这一战有关系。
10月31日黄昏，人民解放军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与敌小股警戒部队交火，追击至石桥子。五个团被一个加强营堵住，规定时间内竟然未克！
这时，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率领的海军乘重庆号战舰到达营口外海，但同来的商船只有三艘，船上只有立锥之地，国民革命军在船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刘玉章担心发生混乱，因此在上船之前格令：各连排班长须在先头，到达上船入口处时，连排班长即停止，监视本连排班士兵，依次全部上船后，再随后最后一人跟进，营团师军长，同此类推，各部队特务营连，分别在码头各轮上船入口处，分两列对面排列，中间仅容一路纵队通过，严格遵守，违者当场格杀勿论。
就这样，第五十二军军部及第二十五师大部居然井井有条的登船撤离。第二师则倒霉，因为装载第二师的运兵船起了火，但仍然有六百余人想办法乘机帆船安全地到达了葫芦岛。
因为这次逃逸无碍大局，只是未能使东北的解放战争在战争艺术上完美无瑕，因此林彪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刘玉章则自称此次成功的逃逸为“东北的敦克尔克大撤退”。辽沈大败之下，蒋中正十分珍惜东北战场率遗留下的仅的一点骨血，遂优先补充编制，从此倚为重镇，故未及两个月，人员装备均获齐全。
过了半年，粟裕指挥第三野战军打到上海，刚复原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又与第三野战军在上海近郊开战。刘玉章指挥五十二军，对担任主攻月浦的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二十九军给予重创，并俘虏解放军官兵约一千两百名，第三野战军主力则伤亡损失达八千人以上，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更是大伤元气。这是国民革命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四面楚歌包围下、全面溃退之中少有的胜仗之一，史称“月浦之战”。
后来，刘玉章奉命放弃上海，从上海开赴舟山，后又奉命放弃舟山群岛，率五十二军再次坐着军舰顺利撤退至台湾。
第五十二军退到台湾后，成为蒋中正手中仅有的几张王牌之一。那时蒋中正叫嚷着反攻大陆，就是以五十二军为核心主力编制了作战计划。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中正想重演戴高乐的故事，希望在三八线上助联合国军攻打志愿军，借机打回大陆，他坚持要派台湾军队参战朝鲜战场。而美国五角大楼考虑到政治操作方面的麻烦，则三次明令回辞。
第五十二军后来成为了金门的驻军，刘玉章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军管区司令，与大陆对峙数十年。金门岛内台湾军队的主流派系固然是蒋中正一手遮天，但新生的派系都是从这几个漂流过去的残余部队分化而来。第五十二军整编后始终是保卫台澎金马的重要力量，由第二师改编的三三三师及二十五师改编的二三四师，是保卫南部台湾及中部台湾的主力部队。
刘玉章到台湾后历任职务：1953年调任台湾防守区司令，翌年出任金门防卫司令官。1957年转任陆军副总司令，次年就任国民革命军陆军预备部队训练司令，并赴美国参谋大学特别班深造。1960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67年7月～1970年6月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1970年受聘为“总统府”上将战略顾问，同时退役。
刘玉章退役后，任国民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81年4月11日病逝于台北，终年七十九岁，葬于台湾国民革命军五指山公墓第三号墓穴。
刘安祺：(公元1904～1995年)，字寿如，山西崞县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陆军总司令，三军联合大学校长，国防研究院副院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61年8月为陆军二级上将，1970年6月25日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毕业于黄埔军校三期步兵科、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一期。他原属胡宗南的部下，抗战期间，曾任第八军第六十一师副师长、第一军第七十五师师长、第五十七军军长。
1936年10月5日晋升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1946年起任青岛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9月22日晋升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批准了山东军区的作战方案，下达了解放青岛的命令。这时，山东全境除青岛、即墨和长山列岛外，已全部解放。盘踞在青岛的国民革命军队就是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祺所部，约有六万八千余人。刘安祺是蒋中正嫡系将领，蒋中正知道刘安祺固守青岛，孤掌难鸣，便发来密令：“保存有生力量，力避被歼，随时准备撤退。”
刘安祺一方面从上海运来炸药两万公斤，准备逃跑之际破坏青岛水电设施和工矿企业，企图留下一座满目废墟的死城；另一方面，在沧口到即墨之间设置了三道防线，以便逐次抵抗，为逃跑赢得时间。刘安祺焦急等待蒋中正下达撤退的命令，随时准备逃往台湾。这时，人民解放军为尽快解放青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任命谭希林为军长，刘涌为副军长，彭林为政委，赵一萍为参谋长，担负解放青岛的主攻任务。
1949年5月初，青即战役前线指挥部正式成立，许世友兼任总指挥，谭希林为副总指挥，统一调度指挥三十二军及胶东军区警备第四旅、第五旅第十四团和滨北军分区、南海军分区三个警备团及部分县区武装，兵分三路，自北向南，向青岛挺进，于5月3日发起青即围攻战役。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刘安祺设在即墨城外的外围防线。经过一番激战，下午2时许，人民解放军首战告捷，攻克即墨城北的敌人重要据点灵山。稍事休整，
第二天，人民解放军又向上疃守敌发起猛攻，不料，刘安祺所部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密集的火力进行顽抗，致使人民解放军重大伤亡，激战两天一夜后，被迫撤出战斗。5月11日人民解放军再攻上疃。这次采取了迂回包抄的作战方法，相继攻克宋花泉村和下疃，对上疃守敌形成夹南合围之势。5月19日刘安祺下令守军乘隙突围，上疃据点被刘安祺拔掉，青岛外围防线土崩瓦解。
5月26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对刘安祺布置在西起马山经即墨城东至海边的第一道防线发动攻击。国民党守军军心动摇，溃不成军，夺路南逃，第一道防线被我军突破。当天中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即墨城。解放军入城后，立即张贴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和安民布告，全城百姓欢腾雀跃，庆祝解放。
5月27日夜，人民解放军向刘安祺布置在西起女姑口经城阳、流亭沿白沙河至海边的第二道防线发起攻击。第二道防线上，刘安祺指挥部队据守驯虎山、铁骑山和丹山等阵地，遥相呼应，火力交叉，阻击人民解放军。解放军一部越过火力封锁，绕至驯虎山侧翼峭壁下，搭人梯攀援而上，出其不意，从背后将一串串手榴弹扔进地堡之中，守军纷纷投降。刘安祺不甘心失败，5月30日凌晨，在十余门重炮火力掩护下，调集援军反扑驯虎山，人民解放军顽强狙击，使刘安祺的反击部队在阵地前丢下大批尸体，败阵而逃。
刘安祺闻知驯虎山已失，极为惊恐，急调主力二五五师取代保安旅，企图固守铁骑山，稳住第二道防线。人民解放军猛攻铁骑山，激战四个多小时后，攻克铁骑山。刘安祺输红了眼，下令以每人一百二十块银元的代价，招来亡命之徒，组成敢死队，光着膀子，端着冲锋枪，向铁骑山猛烈反扑。人民解放军坚守阵地，眼看着敌人冲上来了，大家齐声呐喊，刺刀上枪，展开肉搏，敢死队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驯虎山、铁骑山被我军攻克之后，丹山守敌顿成惊弓之鸟，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重炮齐鸣，将刘安祺的抵抗完全摧毁。5月31日，人民解放军攻克丹山，刘安祺苦心经营的第二道防线崩溃。之后，人民解放军又一鼓作气，连续攻占女姑口、城阳、赵村、宋哥庄、东西黄埠(青岛水源地)，先头部队距青岛市区已不足二十公里。
蒋中正到了这个时候，才给刘安祺发电，命令他在6月2日撤离青岛。当时打入刘安祺军部的地下工作者刘萍获知这一绝密情报，立即用秘密电台报告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同时，为防止刘安祺在撤离时进行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发动和组织广大职工和进步师生紧急行动起来，展开护厂护校斗争。青岛电厂、自来水厂、中纺各厂、铁路、码头、邮电等单位的护厂团队，日夜巡逻守护，山东大学等学校师生也组织起来，积极保护国家资产，力争将青岛完整无损地保全下来。
6月1日晚，人民解放军军向刘安祺的第三道防线，即西起沧口经李村至沙子口一线发起总攻，一举攻占沙子口，击碎了刘安祺率部从崂山附近乘船逃跑的美梦。同日晚，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猛攻娄山、老虎山、小清河、板桥坊一带据险防守的刘安祺军，刘安祺所部全线溃逃，后来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掩护下，争先恐后上船逃跑，美国第七舰队也慌忙撤至公海。
6月2日拂晓，人民解放军在隆隆的枪炮声中，沿着四流路干线，自北向南，挺进青岛市区。在人民的欢呼声中，人民解放军于中午12时许，迅速占领了大港、团岛等地，青岛完全解放。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青岛市委随解放军进城，宣布青岛市人民政府成立，马保三出任青岛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美丽的青岛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刘安祺自海南岛率二十一兵团的三个军五万人败退台湾。
到台湾后历任军职：1950年任台中防卫区司令。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兵团司令官、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陆军总司令、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长、国防研究院副院长等职。1961年晋升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1961年8月～1965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1969年起连续被聘为国民党第十至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1968年晋升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1974年任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席，1982年辞去该职。曾被聘为“总统府”上将战略顾问。
1995年9月9日在台北病逝，终年九十一岁，葬于台湾五指山公墓第十号墓穴。 跟帖时间 2010-03-25 17:06:35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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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历史名人（三） -- 刘禄长：(公元1914～1980年)，福建上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第一团宣传干事、宣传队队长，红军学校军事营第六连政治指导员，中央教导师第三团第二营连政治指导员、连长，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第三营第九连政治指导员、第一团第一连政治指导员，陕甘宁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陕甘宁军区独立第一团副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巡视员，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二团第一营政治教导员，留守兵团直属队政治协理员、直属队政治处主任，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政治委员。1942年进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学习。毕业后赴东北地区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纵队第三旅政治部主任、第第十三旅参谋长，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五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第三十二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八军第一四三师政治委员。参加了著名的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二十一师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炮兵干部部部长。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干部部部长。1955年进入解放军军事学院炮兵系学习。毕业后任沈阳军区炮兵第一副司令员，福州军区炮兵司令员，军委炮兵副司令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80年2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刘瑞方：(公元1915～1996年)，原名刘济光，回族，天津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5年在商职学校读书，积极参加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活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新四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游击支队政治处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第二团营政政治委员，宿县独立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二总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第四师卫生部副政治委员，淮北军区第七军分区第三团政治处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一纵队卫生部政治委员，第一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青海省西宁市军管会文教处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第二政治干部学校训练部部长，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教育长兼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训练部副部长兼政治经济教研室主任，政治学院特邀研究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96年7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刘锦平：(公元1918～2003年)，江西瑞金九堡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师四团三营青年干事，六团政治处干事，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训练队排长，军团政治部宣传员，师政治部副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政治处干事，师组织部干事、科长，苏鲁豫支队组织科长，教导一旅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第一二七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北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2003年10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刘新权：(公元1916～1994年)，四川达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三军第二九一团文书，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治部宣传员、队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敌卫生部政治指导员，军委卫生部科长、政治协理员，中国医科大学副政治委员，白求恩和平医院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科长，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华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干部司司长，外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部长，1970出任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1976年出任驻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顾问。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4年2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刘福胜：(公元1914～1994年)，湖北黄安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第二七一团政治处主任，第九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三十一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七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营政治教导员，冀南军区东进纵队第一团、青年纵队第三团政治委员，新编第四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十团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第三十旅旅长，河南军区南阳军分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师长，中南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4年12月20日因病在红安逝世，终年八十岁。
刘静海：(公元1916～2002年)，山西寿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6年参加山西牺牲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胶东军区第五支队第六十四团副营长，第五旅第十五团营长，第十四团参谋长，第一五团代团长兼政治委员，山东省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积极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同日、伪、顽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为开辟、巩固和发展胶东地区抗日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警备第五旅参谋处长、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等职，先后参加组织指挥了南麻、孟良崮、临朐、周村、潍县、汶河、济南、淮海、渡江、战上海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师长兼政治委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带领部队参加了柳潭里、咸兴追击战、五次战役、阳江突破、阳江南岸阻击战等战役战斗。回国后，1952年12月起任华东军区军训处处长，1954年赴前苏联学习，1957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役研究部研究员、军事科学院战役理论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副部长、部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倾心军事科学理论研究，坚持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为部队建设做出了贡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2002年3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刘毓标：(公元1908～1997年)，原名刘有和，江西横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7年4月参加革命，193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区委、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皖浙赣省委组织部长兼红军独立团政委等职，参加了创建和发展赣东北苏区的斗争。1934年12月转入中国工农红军后，参与领导开辟了皖浙赣游击根据地，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政治教导员，新四军一支队总务科科长，新四军直属政治处主任，第五十二团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政治委员，淮南军区津浦路东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副政委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第三十一旅、第三十二旅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率部参加了淮海、渡江、淞沪、福州、漳厦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因历史审查的错误结论受到错误处理，转业到地方工作，任江苏省政法办公室副主任兼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1977年后，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1980年经江苏省委复查，并报中央批准，纠正了过去对他错误的历史审查结论，使他长期蒙受的不白之冤得以彻底平反。1995年8月经党中央批准，被定为省长级待遇。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7年4月25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八十九岁。
刘德才：(公元1917～1986年)，陕西三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排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连、营长，桑干河武工队队长、政治委员，第五军分区县支队支队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十旅第二十九团副团长、团长、副旅长，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第一九○师副师长。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太原、宁夏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同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四军第一九○师副师长、师长。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机炮师师长，沈阳军区守备师师长，外长山要塞区司令员，第六十四军军长，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顾问。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86年9月3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刘德海：(公元1907～2000年)，河南商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农民暴动，193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参加过商城暴动及农民协会，先后任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五军、红十五军团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特派员等职，参加了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四旅第六八八团特派员，太行第二纵队及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保卫科科长，冀鲁豫军区保卫部部长，鲁西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冀鲁豫军区鲁西南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参加了著名的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根据上级指示在太行山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鲁西南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后勤部供给部部长，后勤部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平原省军区参谋长等职，参加了淮海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平原省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速成中学校长，北京军区文化学校校长，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副院长、四机部中监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研究院院长、四机部第十四研究院院长等职。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积极探索我军由战争时期转入和平建设阶段的部队建设工作，培训出大批军事高级干部，为军校的建设取得了有效的经验，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和电子工业的拓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2000年11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三岁。
刘鹤孔：(公元1914～今)，江西永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团技术书记、青年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第三师第七团总支书记，红九军团政治部干事、科长，团政治处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三十军第二六七团政治委员，红军西路军总队干部队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3月～1939年在前苏联学习，回国后做党的地下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情报处科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二十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东空军干部部部长，南京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军副政治委员，第一机械工业部政治部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刘懋功：(公元1916～今)，甘肃庆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八师第二三四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第二三二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留守兵团独立营营长，关中军分区警备第一旅第三团团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第三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参谋长、副旅长，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十师副师长、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耀宗：(公元1918～今)，江西兴国鼎龙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九军政治部青年科干事、团青年干事、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机关政治指导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干部队政治指导员，山东纵队第五旅第十四团政治处副主任，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后勤处政治委员，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独立第二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东后备兵团第四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部军政处第一处长、华东军区后勤部运输部政治委员，后勤部行政干部处处长、后勤干部部部长，后勤部副部长，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司令部副参谋长，上海警备区第二政治委员，安徽省军区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书田：(公元1940～今)，山东滕州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58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排长，师政治部科干事、副科长、科长。1980年任团政治委员。1983年任炮兵第八师政治委员。1986年任陆军第二十六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988年7月任陆军第二十六集团军政治委员。1992年毕业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1994年12月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军区党委常委，1998年8月任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1988年8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2002年6月晋升为上将军衔。
刘冬冬：(公元1945～今)，湖北武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某部战士，师宣传科干事，科长，炮兵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军政治部组织处长，第一三九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1987年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第一三九师政治委员，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政治委员。1998年任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2000年6月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2002年11月任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2000年晋升为中将军衔，2004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刘顺尧：(公元1939～2002年)，山东招远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上将。
1955年参加工作，1958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1月入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学习。1960年2月任空军第五航空学校飞行学员。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副中队长、大队长、团长、副师长。1977年10月入空军学院学习。1981年任空军航空兵师长。参加了保卫西沙和南疆作战及国土防空作战。1983年任乌鲁木齐军区空军指挥所副主任。1985年任空军乌鲁木齐指挥所司令员。1990年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94年4月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同年10月任空军副司令员。1996年11月任空军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五届、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
1988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1995年晋升为空军中将军衔，2000年晋升为空军上将军衔。
2002年12月3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刘振武：(公元1944～今)，湖南益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4年全军大比武中，他作了训练尖子班的班长，代表广州军区参加了全军单兵战术班尖子比武，夺得了第一名。现在已度过了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从小喜欢读书，被人们戏称为“书迷”。还在我国军事最高学府深造。既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又有深厚军事理论。
历任陆军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四师第三七○团第四连班长、排长，团作训参谋、作训股长，师司令部作训科科长，广州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1983年任第四十二军参谋长、第四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1992年任第四十二集团军军长。1994年任驻香港部队司令员。1999年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2002年1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1997年任驻港部队司令员，在政治思想、军事训练、作风纪律、管理教育、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是一流，充分显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指示，狠抓部队建设。首先在政治思想教育上，他们制定了《香港驻军军人道德行为规范》，编写了《基本法一百问》，《驻军法问答》、《香港驻军军人法律指南》下发连队学习，并举办了几十次的法律知识讲座，不仅使广大官兵掌握了有关的法律知识，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他们真正把“使命重于泰山，纪律重于生命、形象代表国威、军威”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在军事训练中，刘振武以身作则，天天出现在训练场上。连、排干部都跑在前，练在前。一年训练下来，在十个兵种的一百二十九个项目的考评中，他们的及格率达到100％，优秀率达85.3％。经过严格训练，驻港部队在多方面均达到了一流水准。自驻港部队第一批先遣人员进驻香港后，特别是7月1回驻港部队接管防务后，引起了香港市民和国外人士的极大关注，经常有人前来围观营区门前执勤的哨兵，有的还与他们合影留念。部队严守纪律，军容整洁，深受香港市民的赞誉。一位香港市民说，解放军与我们好象一家人。香港《文汇报》称他为“精通军事理论的儒将”。他爱好广泛，对文学、体育、书法、摄影、盆景艺术都有兴趣。他潜心于军事理论的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1990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7年晋升为中将军衔，2004年晋升为上将军衔。撰有《论战区作战问题》等十多篇论文，由他主编的《现代军队指挥》一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刘精松：(公元1933～今)，原名刘成竹，湖北石首焦山区喻家碑镇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51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7月入齐齐哈尔第七步兵学校学习，1954年4月毕业，先后在东北军区和沈阳军区第一机械化师军士教导营迫击炮连排长、高炮连连长，团司令部作训股参谋、师司令部作战训练参谋、高炮团副参谋长、高炮团参谋长、副团长，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参加援越抗美作战。1971年后任军教导队队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军长。1985年6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92年11月起任兰州军区司令员。1997年12月至1999年1月任军事科学院院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中央委员。
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6月8日晋升为上将军衔。1998年12月退役。
刘 凯：(公元1922～今)，河北雄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副连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参谋，晋绥军区副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野战军纵队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第十八兵团作战科科长。参加了晋中、太原、扶眉、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军司令部、兵团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回国后，任兵团作战教育处处长，沈阳军区作战部部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1985年任国防大学副校长，198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是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校官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刘 源：(公元1951～今)，原籍湖南宁乡，出生于北京，刘少奇之子。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
1982年后任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副县长、县长。1982年任三门峡市市长，1985年任郑州市副市长。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1992年任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治委员兼指挥部副主任。1998年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1992年被授予少将警衔，2000年转授为中将军衔。
刘友法：(公元1922～今)，江苏灌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将。
1940年9月参加新四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在淮海军区抗日军政干校学习，历任滨海大队部文书、书记，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兼淮海军分区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连副政治指导员，1943年10月起任十旅兼淮海军分区第一支队第二团团部政治指导员，苏北军区营政治教导员，1945年1月任第一支队政治处组织干事，1945年夏任军分区政治部巡视员、秘书。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1月任苏北第六军区第一团第一营及团职副政治教导员，1946年8月任第四团第二营政治教导员。1946年11月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第三十五旅第一○三团第三营政治教导员。1948年1月任第一○四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同年4月起任股长，1948年9月任华东野战军某团政治处副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八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六团政治处副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著名的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任华东军区陆军第三十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2月调任华东军区海军政治部组织部抚保科科长，1951年3月至1952年任华东军区海军要塞炮兵团政治委员、教导大队政治委员，1952年10月至1953年8月任海军基地后勤部政治委员，1953年8月至1955年6月任华东军区海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1955年9月任东海舰队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66年3月任舟山基地政治部主任，1978年2月任烟台基地政治委员，11月任旅顺基地政治委员，1982年8月任海军政治部主任，1985年8月任海军纪委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年4月退役。
1955年被授予海军大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同年9月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
刘玉堤：(公元1923～今)，河北沧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
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侦察参谋，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工程队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毕业于东北航空学校，后历任飞行教员，华北军区航空处飞行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三师第七团中队长，空军第三师第七团第一大队大队长，空军第三师射击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指挥训练班训练团团长，在朝鲜空战中，大胆泼辣，英勇顽强，机智灵活，敢于近战歼灭敌人，先后击落敌机六架，击伤两架，并创造了一次空战击落敌机四架的战绩。荣立一等功和特等功各一次。
回国后，1953年先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三师团长、副师长、师长，空军第一军军长、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1958年国土防空作战中，击伤国民党空军侦察机一架。1987年7月出席了全军英模代表会议，同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校官军衔。荣获三级解放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刘世民：(公元1945～今)，黑龙江巴彦巴彦港镇刘光膀屯人。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中将。
196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自1983年5月起，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宣传干事、副科长、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解放军某政治学院副院长等职。1993年7月任《解放军报》社政治部主任。1996年5月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副主任。1999年12月任武警部队后勤部部长。2002年1月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刘世民对养育他的家乡情有独钟，在其《永远的驿马山》的散文中，用驿马山比喻自己的故乡，他深情地写道：“驿马山啊，儿女们的高洁的魂魄是你给塑造的。无论走到哪里，我无尽的情丝永远与你相牵！无论我走到何处，我的根都在驿马山！”
1996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警衔，2003年晋升为中将警衔。
刘立封：(公元1918～1996年)，山东沂水埠前庄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8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7月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6月起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干事，沂中县(今山东沂水)独立营副政治委员，鲁中军区旅政治部股长，参加了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反“扫荡”和葛庄、临沂等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第九师政治部科长，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卫生部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六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参加了著名的鲁南、孟良崮、洛阳、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师副政治委员，兵团政治部直工部副部长，兵团司令部管理处政治委员，参加了第二次战役。1953年回国，先后任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82～1990年任第二炮兵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1996年2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刘永治：(公元1944～今)，河南鄢陵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6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8月参加工作。1960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0年8月～196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部战士、副班长；1963年12月～1964年6月陆军通信连无线电报务员；1964年6月～1967年10月陆军通信连电台报务主任；1967年10月～1968年11月陆军连副政治指导员；1968年11月～1970年9月陆军连政治指导员；1970年9月～1971年9月陆军营副政治教导员；1971年9月～1977年8月陆军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1977年8月～1980年4月陆军营政治教导员；1980年4月～10月陆军团政治处主任；1980年10月～1984年7月陆军团政治委员(期间：1982年9月～1984年7月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完成班学习)；1984年7月～1985年11月陆军师副政治委员；1985年11月～1986年10月陆军师政治部主任；1986年10月～1990年1月陆军师政治委员；1990年1月～1994年2月陆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994年2月～1999年4月陆军集团军政治委员(期间：1994年8月～1996年1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函授学习)；1999年4月～2000年12月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常委。2000年12月～2002年10月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常委(期间：2001年3月～7月在国防大学正军职以上干部培训班学习)。2002年10月～2004年12月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2004年12月起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治部党委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91年6月晋升为少将军衔，2000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刘亚洲：(公元1952～今)，笔名达戈，祖籍安徽宿县，出生于浙江宁波。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
(父亲刘建德，原解放军第二十一军四一八七团政治委员，母亲陈于湘，于第二十一军解放温州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在第一八七团任职。出生不久，第二十一军即赴朝鲜前线。1953～1958朝鲜战争停战之后，第二十一军家属们纷纷入朝。随母亲入朝，住鱼隐里附近。1958年随最后一批志愿军返国)。1968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2年进入武汉大学外文系。1976年毕业后到空军工作。198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研究系任客座教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以擅写军事题材和国际题材的作品著称，在国内文学领域里独树一帜。他的作品选题新奇，视野开阔，风格独特，史料翔实，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硬汉形象”。一些评论家给刘亚洲作品以极高的评价，称他为中国的海明威。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在社会上尤其是军队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刮起过一次又一次的刘亚洲旋风。有的作品被军事科研部门作为研究未来战争的重要依据。近来，刘亚洲在国家战略及军事理论等方面的专著纷纷脱稿后，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再次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受到读者甚至有关部门的关注。
主要作品有：报告文学《恶魔导演的战争》、《这就是马尔维纳斯》、《攻击，攻击，再攻击》、《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将军的泪》、《大海下面是泥土》、《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吗》、《黄植成少校》；中小说剧本《陈胜》、《短剑忠魂》、《秦宫月》、《两代风流》、《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以及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的重要作品《广场》等等。
1959～1965在山西省太原市育英小学学习。育英小学为军队干部子弟学校于l948年在河北平山县成立，第一任校长为罗瑞卿夫人郝冶平。
1966年9月升入育荚学校初中部，旋即爆发文化大革命，因年幼未参加红卫兵组织。9月随学生串联潮流进京，恰逢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在人流中高喊“毛主席万岁”，其实什么也未看见。
1967年二十一军由山西移防陕西，父亲时任第六十三师副政治委员，进驻宝鸡。学校已无课上，却利用这段时间攻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1968年3月被父亲送到步兵一八七团“荚雄八连”锻炼。“英雄八连”是由国防部命名的连队，曾在淮海战役中狙击邱清泉兵团，战剩六人。4月“英雄八连”赴陕西延安制止武斗。烽火连天，道路中断，由二十一军报请兰州军区批准，正式参军。
1969～1971年在“荚雄八连”摸爬滚打，从战士当起，尔班副，班长，排长。因偷偷写些诗歌之类的东西投寄报纸，被选到团报道组任报道员。自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以来，1972年第二次再次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被部队送到武汉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学习。1974年产生文艺创作的冲动，于课佘时写了不少“手手抄本”在同学中传播。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陈胜》。
1975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民航北京管理局(首都机场)宣传处工作。当时民航隶属空军，戴着领章帽徽工作。1976年处女作《陈胜》出版，反映不佳。李小林说：“不能读十页以上。”1979年民航与空军脱离，被要求转业留民航，决不同意，遂调到空军，在空军政治部联络部一处任干事，从事对外空军调研工作。3月与李小林结婚(婚后李小林赴美国洛杉矾留学。李小林，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小女儿)。
1983年报告文学《恶魔导演的战争》以新颖的题材、犀利的笔触，尖锐的思想，震动文坛。9月空军报社罗军、王哲伟流氓团伙案件发生，因借过两盘录相带给罗军，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84年行政级别由正营降为副营。在受处分降职的次日，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两代风流》。6月4日儿子刘林智出生。8月老山战争爆发，随总政组织的作家代表团赴云南前线。中途车翻负伤，仍坚持前住，受到前线指挥部表彰。年底在意义十分重要的全国第四届作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理事。
1985年以前线为题材的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出版，引起极大争议。许多报刊参予讨论。米家山根据故事拍摄了电影，遭电影局否决。3月应美国国务院新闻出版署邀请，与申国作协副主席冯牧一道访问美国，历时一月。
1986年由联络部调入空军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创作室，专事文学创作。在周鹤官副部长关怀下，由副营直接定到文艺九级(副团)。5月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并讲学。
1987年在美国历时一年，在特定的场合下维护了国家尊严，受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表扬，回国后立三等功，晋升为文艺八级(正团)。年底率中国笔会代表团赴瑞士参加第五十一届国际笔会大会。
1988年8月调中央军委办公厅政治部任干事，晋为副师职。9月率中国笔会代表团出席了在南朝鲜汉城举行的第五十二届国际笔会大会。本年因创作成绩突出，再立三等功一次。受总政联络部岳枫部长委托，开展对南朝鲜的秘密工作。
1989年5月，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金坚范一道出席了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国际笔会第五十三屈代表大会。正值北京学潮，西方同攻中国代表团。作为团长，做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中途退出笔会。中国与国际笔会的交流至1997年才正式恢复。
1990年8月调总参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因对南朝鲜秘密工作成绩突出，立二等功一次。
1991年重要作品《广场》出版，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在许多国家出版。
1991年秘密访问台湾。回大陆后，此行在台湾曝光，引起台湾朝野极大震动。
1993年1月，调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任副主任。
1997年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2002年1月，调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现任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空军纪委书记。
1988年8月被授予上校军衔。1993年1月晋升为大校军衔。1996年6月晋升为少将军衔。2002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刘伦贤：(公元1943～今)，江苏奉坚人(今上海)。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60年12月参加工作。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历中央党校大学。
1960年12月～1961年4月任奉贤县三官粮管所出纳。1961年4月至1965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第一七九师第五三五团第二营炮连战士。1965年3月～1966年12月任第六十军第一七九师第五三五团重炮连排长，第六十军第一七九师第五三五团作战训练参谋。1966年12月～1978年1月任南京军区作战部一科参谋，1978年1月～1980年4月任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一科副科长，1980年4月～1982年7月任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一科科长(其间：1980年9月～1982年7月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1982年7月～1983年5月任南京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兼作战科科长、军参谋长，1992年11月～1993年12月任南京军区参谋长、军长、军区党委常委。1993年12月～1995年4月在国防大学基本系学习，1995年4月～1999年4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1999年4月～2000年2月参与组织军事演习等工作。2000年2月起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十二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刘安元：(公元1927～2001年)，山东高青唐坊区和家店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4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参加八路军，同年底随部队开赴东北。
抗日战争时期，任青县唐坊区和家店村党支部书记，入伍后历任八路军营部文书、连文化教员、副政治指导员。
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营副政治教导员、营政治教导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团政治处副主任、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团团长等职，1965年起任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1973年后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1987年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199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委员。1992年11月～1993年12月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校官军衔。荣获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2001年5月23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刘存信：(公元1926～今)，山东庆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
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抗时期，任八路军连政治副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团协理员、副股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营政治教导员。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1949年在改编起义部队工作中立大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毕业于空军航空学校。历任空军飞行大队大队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86年任沈阳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校官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刘存康：(公元1931～2002年)，山西五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文教、见习干事等职，参加了张家口、太原等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助理员，北京军区战友报社编辑、副主编，北京军区政治部秘书处政工研究科干事、科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副秘书长、秘书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研究室主任，1988年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90年4月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1992年12月至1994年12月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四次战役，为我军建设和培养中高级指挥人才做出了贡献。
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2002年11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刘存智：(公元1924～今)，山东庆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
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连政治指导员，旅侦察通信队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团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副团长。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广西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团长、副师长、桂林步兵学校副校长，要塞区司令员，桂林陆军学校校长，广州军区参谋长，1985年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是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被授予校官军衔。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刘志田：(公元1928～今)，河北安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
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历资料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毕业于航空学校。后历任飞行员、副大队长、大队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大队大队长。后历任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1987年9月任空军副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刘明璞：(公元1930～今)，河北辛集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毕业于华北医科大学。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卫生部医训队教员，后方医院医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医院医生，中央军委总卫生部教育处科长，总后勤部司令部科长、副处长、办公室主任，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总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5年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是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刘学基：(公元1928～今)，山西太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8年10月参加八路军，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连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营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团长、参谋长，省军区参谋长。1983年任宁夏军区司令员。
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刘振起：(公元？～今)，回族，籍贯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昆明基地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空军第七军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解放军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兰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2004年7月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助理，2005年12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88年9月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2004年晋升为空军中将军衔。
刘焕岐：(公元1928～今)，河北清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
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连副指导员，指导员。参加了平津、太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毕业于空军航空学校。任空军飞行中队长、大队长。在更新机种的训练中，立一等功。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大队长、师领航主任，曾击落敌机两架。后任空军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军区空军副参谋长，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1988年9月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刘智民：(公元1927～今)，山东荣成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41年11月参加八路军，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连副指导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营政治副教导员、营政治教导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刘新增：(公元1929～今)，河南濮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44年参加八路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战士、班长、排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直属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团干部处副处长。回国后，历任师政治部干部科科长、团政治委员、师副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副主任、军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88年任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刘鹤翘：(公元1931～今)，河北丰润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
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学校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毕业于航空学校。历任飞行员、中队长、、大队长、、团长、副师长。1962年入空军学院指挥系学习。毕业后任副师长兼参谋长、师长、副军长，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87年2月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1987年9月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9月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刘 英：(公元1929～今)，黑龙江巴彦华山乡怀德堂屯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46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刘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五九旅战士。1947年随部队参加了东进追击李华堂、聚歼谢文东等东北剿匪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随大部队入关，参加平津战役、湘西剿匪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南下广东，历任中南军区组织部副科长，万山要塞区第三守备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要塞区副政治委员、党委常委，广州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中共广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副书记。
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 敏：(公元1958～今)，女，山东籍人，出生于安徽合肥。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少将。
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主任。国家一级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75年毕业于安徽省艺术学校，北京大学艺术学系2000级研究生。197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总政歌舞团。1994年随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的丈夫前往美国。1998年回国。1999年9月调入艺术学院，任舞蹈系副主任，2002年4月升为主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军艺术系列高级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理事、中华全国妇女基金会理事。作为中国当代舞坛上唯一取得“三连冠”殊荣的舞蹈家，主演过独舞、双人舞和舞剧《割不断的琴弦》、《刑场上的婚礼》、《昭君出塞》、《祥林嫂》、《喊春》、《向天堂的蝴蝶》等剧目，塑造了一大批时代不同、性格各异的舞蹈人物形象。近年来，她除继续参加演出外，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了我国舞蹈人才的培养上。
2005年7月授予专业技术少将军衔。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六次。全军“三八红旗手”。荣获全国舞蹈大赛表演一等奖。1979年在建国三十周年献礼调演中，表演了三个作品，分别荣获一等奖和二等奖。1985年获首届中国舞“桃李杯”邀请赛女子第一名。1986年获全军舞蹈大赛演员表演一等奖、全国第二届舞蹈比赛演员表演一等奖。1987年获全军第五届文艺调演演员表演一等奖。1988年主演电视剧《舞之路》获全军优秀电视剧奖。1992年获第六届全军文艺调演演员表演一等奖。1999年获“四月之春”朝鲜国际艺术大赛个人表演金奖。2000年获文化部优秀剧目调演演员表演优秀奖。同年主演舞蹈艺术片《梦——刘敏舞蹈艺术撷英》，获首届电视舞蹈大赛金奖。2001年参与完成的《以培养尖子人才为目标，建立军队特色舞蹈教育的创新模式》获军队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04年7月被授予“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刘大为：(公元1945～今)，山东诸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少将。
1968年11月参加工作，198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画专业，研究生学历，教授。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五届常务副主席、分党组书记，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
1963年9月～1968年3月入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学习，1968年11月任内蒙古包头半导体厂干部，1972年3月任内蒙古《包头日报》社美术编辑，1978年9月任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1981年2月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绘画教研室教员，1987年5月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副主任，1989年12月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副教授，1991年12月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教授，1993年1月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化工作管理系主任，1995年12月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化美术工作系主任，1997年11月任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1998年9月任中国美协第五届常务副主席、分党组书记，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
2002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中海：(公元1930～2001年)，黑龙江五常人。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
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黑龙江省五常县家乡村农会书记、区政府副主任、县委文书、沈阳地区党委秘书、吉林省铁路局人事处科长、公安处副科长、铁道部公安局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等职。1979年担任邓力群将军秘书，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党委副书记、室务委员、秘书长。1988年任公安部警卫局正军职局长。1991年8月离职休养。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忠于党和人民，对党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无论在多么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都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从事公安工作近三十年，先后担任科、处、局领导职务。忠于职守，始终如一，坚决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组织纪律观念强，工作勤奋，严谨细致，勇于负责。
1988年12月被授予武警少将警衔，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奖章。
2001年7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刘云海：(公元1955～今)，河北青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73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历任团司令部参谋，第二十八集团军炮兵旅副旅长，第七坦克师炮兵团团长，第二十八集团军炮兵指挥所主任，第七坦克师副师长兼参谋长，第二十八集团军装备技术部部长，第二十七集团军装备部部长、集团军后勤部部长、集团军副军长，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增补)，解放军指挥学院作战指挥专业军事学硕士学位。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副军长。
2004年7月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
刘玉良：(公元1948～今)，黑龙江巴彦丰乐乡同乐屯人。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
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年2月从巴彦一中参军入伍，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军械修理员、副班长、师报道员、新闻干事、连队指导员、师宣传科副科长、军宣传处副处长、处长，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军职)。2001年调任武装警察内蒙古总队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2001年7月被授予武警少将军衔。
刘远节：(公元1937～今)，曾用名刘春华，湖南攸县桃水镇睦塘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56年1月就读于攸县一中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连、营部文书；1959年12月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第一二九师六五六团政治处助理员、干事，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干事，第五十五军政治部秘书处秘书、军政治部组织处副处长，第一二九师第四九一团副政治委员，第一六三师第四八七团政治委员，第一六五师副政治委员，第一六三师副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1985年8月任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986年4月任集团军政治委员，1994年3月任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在1958年的正规化训练和1964年的军事大比武中，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炮兵侦察专业训练，出席过团、师积极分子大会。在1965年参加“四清”运动期间，受到广大群众的称赞和好评，荣立三等功。
1979年2月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时任团政治委员，率部发扬该团在井岗山时期(红一团)、长征途中(大渡河连)、抗日时(狼牙山五壮士连)英勇善战、敢于拼搏、敢于完成任务的光荣传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和兄弟部队一起，胜利完成了攻打同登、扣马山、凉山的任务，全团荣立集体三等功。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8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弥群：(公元1944～今)，女，刘伯承元师之次女；四川开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68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1975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二炮部参谋，空军高炮部处长，空军地面防空部处长，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等职。
二十多年来，刘弥群充分发挥早年在北京航空学院学到的文化基础扎实，知识面宽的优势，长期从事我军地空导弹业务，熟练掌握地空导弹专业理论和发展动态。曾先后主持和参与完成了某型地导武器系统研制。某型制导雷达以及导弹延寿的研究，参与了“××雷达”选型论证，指挥自动化建设论证等重大科研，为我军武器现代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94年担任空军二级部领导期间，注意了解掌握部队情况和地面防空作战战术原则。在抓作战训练改革，实弹打靶，战斗条令，战备学习演习规定的编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参加某演习，组织新兵器检验性实弹打靶等任务中，始终站在一线组织指挥，和部队吃住在一起，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刘弥群担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以来，作风大胆泼辣，对难点和棘手问题敢抓敢管，在组织整顿学院秩序，强化正规化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女指挥员和治学专家。1985年3月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7年3月被评为全军妇女先进个人，同年8月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代表会。
2001年7月19日晋升为空军少将军衔，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位女将军。
刘晓连：(公元1949～今)，又名刘晓莲，女；祖籍河北蠡县，出生在辽宁大连(父亲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65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5年至1966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学习。1966年至1967年任空军第一航空学校飞行专业学员。1967年至1969年任空军第十三师飞行员。1969年至1983年任空军第十三师第三十八团司令部参谋。1983年至1987年任空军航空兵第十三师第三十八团副参谋长、副团长。1987年至1996年任空军航空兵第十三师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1996年至1999年任空军武汉基地副政治委员。1999年任空军指挥学院政治部副主任、2002年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2003年当选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刘晓连创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多个“第一”和“之最”：
1969年，二十岁的她就担任机长，成为空军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女机长；
1969年，担任团飞行参谋，是我军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空军女作战参谋；
1982年，荣立一等功，成为我国第一位荣立一等功的女飞行员；
1986年，从空军学院(空军指挥学院前身)毕业，成为我国第一位由院校毕业的女指挥员；
1991年，被空军首批授予“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
1991年，被晋升为师级，成为我国第一位师级女飞行指挥员；
她先后飞过七种机型，是目前我军所飞机型最多的女飞行员。
2004年7月由空军大校晋升为空军少将军衔。
附_生死关头创造航空史上的奇迹：
在刘晓连近四十年的飞行生涯中，经历和处理过多次险情，但最为惊心动魄的是1982年9月20日的那一次。在那五分钟的生死时速中，刘晓连以超人的毅力和精湛的技术，制服一次空中险情，被世界航空界传为佳话。
那天上午，在航空兵某师当机长的刘晓连驾驶一架“安东诺夫”设计局制造的“安-26”军用运输机，带领机组的其他六位同志，执行完了转场任务后，从张家口机场起飞准备返回部队。当飞机爬升到七百米高度时，另一架飞机突然从右后方撞过来。由于该飞机的速度是刘晓连所驾运输机的两倍，撞击力特别大，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刘晓连和机组人员一下子都失去了知觉！
大约是职责所固有的一种本能，几秒钟之后，刘晓连猛然惊醒。她发现自己昏倒在中央操纵台上，耳机也不翼而飞，同时觉得胸部撕裂般地疼痛，腰像是断了一样。再看飞机，通信舱被撞开一个斗大的窟窿，通信员的左腿被切断了，强大的气流夹杂着红褐色的液压油劈头盖脸地向机组人员袭来，机身与空气磨擦发出阵阵怪响，飞机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侧滑着向地面坠落。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晓连只有一个信念：决不能让飞机坠落！她从右方的操纵台上一跃而起，坐回到左方正驾驶的位置。飞机的雷达被撞掉了，罗盘失灵，前挡风玻璃糊满了油，还有，仪表失灵，通信设备失灵，油门卡死…刘晓连镇静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双手紧握驾驶盘，从左舷窗向外观察，并拼命将飞机改平。透过烟雾，隐约看见一排墨绿色山峰向飞机扑来，惊得她一身冷汗！
所幸的是，刘晓连对此机场的地形地貌太熟悉了，知道附近的山最高也就三百米左右，刘晓连急速判断着，也就在这一瞬间，她好像看见了绿色树梢从机腹下掠过。当时飞机上还有副驾驶员、通信员、领航员、空中机械师、机械员、特设员，这些同志的生命都在刘晓连手心里攥着。
刘晓连一面拼命把飞机拉起来，一面大声喊着同志们的名字。机组的同志在昏迷中陆续醒来，顾不上出血疼痛，各尽所能采取措施，配合刘晓连操纵飞机。此时飞机发出“咔吧、咔吧”的响声，飞机擦着山尖走，似乎顷刻间就要和机翼下的山峦相撞。刘晓连紧紧扳动着驾驶盘，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看见的地面标志，焦急地寻找着跑道，防止飞机撞山坠地。
猛然间，一段灰色跑道出现了，刘晓连立即命令放下起落架，准备降落！然而，伤残的飞机已经放不下起落架了！放不出起落架的飞机是无法在跑道降落的，而复飞更不可能。机上还有六个鲜活的生命，跑道附近有工厂、村庄，里面有无数老百姓，机场上空还有数架飞机正要降落，还有地勤人员…这架载有五吨燃油的伤残飞机，一旦坠毁将会引发多大的损失啊！
眼看飞机离地面越来越近，刘晓连果断下了草地迫降的命令！刘晓连蹬舵压杆，将飞机转向，对准跑道旁边的草地，让飞机在前起落架被撞掉、主起落架放不下来的情况下迫降，这在我国航空史上还没有先例。一百米，五十米…在飞机离地只有大约十米时，刘晓连下令“关车”。机组人员都准备好了忍受机腹接地时的巨大撞击。出乎意料，飞机接地时很轻，要不是刘晓连高喊“接地了！”大家都还不知道呢！
飞机虽然降落了，但仍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向前冲，更可怕的是它竟然冲向左边的主跑道！刘晓连赶紧踩刹车，无效！又用应急刹车，还是无效！在这危急关头，刘晓连命令副驾驶和她一起，伸直腿蹬满右舵，用尽平生力气，把驾驶盘一推到底，以此阻止飞机前进。结果机头插进了土里，像农民犁地一样，犁着草地向左边的草地冲去！后来才知道，两个主起落架在即将接地时被后舱机械员拼力放下，而前起落架早在空中被撞掉。
这时飞机重力加速度的全部合力都在刘晓连的两条腿上，双腿随时会被撞断！刘晓连想：腿断就断了吧，豁出去了！她的腿像钢钉铁铸，死死踩在右舵上！飞机终于在离跑道七米多处停了下来，奇迹出现了！七名机组人员全部获生，同时也为数架正在降落的歼击机让出了跑道，歼击机上的驾驶员和地勤人员，附近的工厂、村庄全部幸免于难！
事后查明，刘晓连驾驶的这架飞机已接近“骨断皮连”状态，再磨蹭几分钟，就会在空中解体！我们的英雄女儿刘晓连因腰椎严重错位，全身多处撞伤住进了医院。可是三个月后，她又奇迹般重返蓝天！
刘效礼：(公元1943～今)，山东寿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少将。
1962年7月高中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6年10月3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解放军陆军参谋学院电视编导系学习，大学学历。“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
1962年7月入伍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胶东半岛昆嵛山某部警卫连战士。1966年10月被特招命令退伍，调入中央电视台任编辑。1979年对越作战结束后，根据叶剑英元帅关于从事军事报道的应由现役军人承担的指示，第二次入伍穿上了军装，并被授予营级职务。1992年任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主任，1996年任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主任。代表作品有：纪录片《干枝梅颂》、《说凤阳》、《众手编织的花环》、《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华之门》、《望长城》、《中华之剑》、大型文献纪录片《毛泽东》、《邓小平》等。1980至1983年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央电视台先进工作者，其中一次为广电部先进工作者，1983年荣立三等功一次。1988年评为高级编辑。1991年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1992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中国视协理事，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
1989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97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
刘粤军：(公元1954～今)，山东荣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6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2年6月入党。毕业于国防大学基本系。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团作训股长、营长、团长，陆军第四十一集团军第一二三师参谋长、副师长，陆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十一师的师长，驻港部队深圳后方基地主任，陆军第一二三摩托化师师长，第四十一集团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员，陆军第四十二集团军军长等职。
1999年7月被军委授予少将军衔。
刘 英：(公元1906～1942年)，原名刘声沐，化名刘可夫、越人、王志远等。江西瑞金人。著名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先烈。
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供给部出纳股股长、红四军军部文书，1930年10月下一线部队，历任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被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刘英旋调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任政委，担负起改造、巩固这支起义部队的重任，后任第十四师政治委员。
1933年6月25日，在中央苏区红五月扩红运动中诞生了一支红色劲旅，它就是瑞金模范师。这是中共瑞金县委从全县赤卫军、模范营、模范赤少队等地方武装中挑选精兵组建的，具有很强的政治、军事素质。瑞金模范师编为红军第三师，隶属第一军团。刘英后来被任命为该师政治委员，1933年12月调任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7月起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第十九师政治委员、军团军政委员会委员、军团政治部主任，随部转战闽浙皖赣边。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赣东北怀玉山区作战失利后，与粟裕率余部组成挺进师，任师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书记，率部进入浙江南部，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先后领导开辟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曾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兼闽浙边省军区政治委员。领导闽浙边军民挫败国民党军多次“清剿”，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华中局特派员，指导闽浙赣地区革命斗争。1942年初，国民党到处搜查我党的领导机关，形势日益紧张。刘英决定在春节后再将省委迁到浦城。不料，浙南武装工作团团长李小金在天台叛变投敌，刘英不幸在温州被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同年5月18日清晨于永康县(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所在地)方岩英勇就义，终年三十六岁。
儿子刘锡荣：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刘志丹：(公元1903～1936年)，名景桂，字志丹，陕西保安任(今陕西志丹)。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小时候就读于本县的高等小学堂，虽自身家境尚好，却目睹了黄土高原上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惨景。爱听当地李自成起义的故事，立志改变社会。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考入陕北地区二十三县仅有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阅读到《向导》、《新青年》等革命杂志，并在学生运动中当上了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同年秋，他去广州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翌年秋毕业后又回西北，到冯玉祥部队任第四路军党代表兼政治处主任。刘志丹这时只有二十三岁，但在西北军中已成为知名人物。
1927年夏国民党反共后，刘志丹转入地下活动，秘密动员西北军一部于1928年5月在渭华发动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他担任了起义的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间，西北军主力向渭河一带反扑，起义军被打散。刘志丹潜回陕北家乡任特委军委书记，并打入当地驻军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于1931年秋在南梁一带建立了最初的根据地。翌年初，他又将所部改编为红军陕甘游击队，年底正式建立红二十六军。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三原时失败，刘志丹突围后又返回陕甘边区的照金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至1935年春，陕甘红军发展到五千余人，占领了六座县城，并在二十多个县内建立了根据地政权。此时，南方苏区已相继失败，各主力红军被迫长征，陕甘苏区虽然人口不多且十分贫瘠，却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由于保存下这块革命的落脚点，红二十五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都长征到达这里，党中央也最终把大本营放在陕北。
1935年8月，徐海东等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与当地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在10月初错误的肃反运动中，刘志丹被捕。随后，中央红军到达，11月初将刘志丹释放出来，并任命他为新成立的红二十八军的军长。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亲临前沿观察。敌晋绥军阵地上有一挺机枪正猛烈扫射，刘志丹探出上身用手指着说，要把它缴下来向陕北苏区献礼。不幸，那挺机枪射来的子弹打中了刘志丹左胸，昏倒后被抬下，清醒过来只说了一句要宋政委(宋任穷)指挥部队，便停止了呼吸，终年三十三岁。
在西北根据地内，刘志丹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牺牲的噩耗传来，陕甘苏区中心瓦窑堡数千人集会追悼，许多人痛哭失声乃至倒地。毛泽东后来也表彰说：“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女儿刘力贞：前陕西省人大副主任。
刘胡兰：(公元1932～1947年)，乳名刘富兰，山西文水云周西村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先烈。
出身于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1940年八岁上村小学，1942年十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英勇就义，终年十五周岁。
刘胡兰牺牲半年后，1947年8月1日中共晋绥分局决定破格(通常年满十八周岁方可转正)追认刘胡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凭着对人民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铡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这种表现，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教育深入千千万万农民心中的结果。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为刘胡兰亲笔撰联题辞：“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题词时恰恰又是中共中央刚刚从延安撤退的八天后，毛泽东正决定离开陕北以游击方式同国民党军周旋。在此紧要关头，全党的领袖在指挥全国战局的百忙中，为一个年轻的女党员写下这样的文字，正有着激励全党和全体解放区人民去英勇奋斗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寓意。
全国解放后，刘胡兰的事迹被写成书，改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剧，生前所在的云周西村曾被改为刘胡兰村。1957年刘胡兰烈士牺牲十周年之际，当地兴建了刘胡兰烈士陵园，其遗骨迁进陵园安葬。在烈士墓前，有一尊汉白玉雕成的、昂首挺胸的刘胡兰全身雕像。当时生活在农村的刘胡兰从没拍过照片，塑造这个形象，是靠继母胡文秀口述介绍刘胡兰的外形特征，由著名雕塑家王朝闻创作出的原件放大、加工而来。刘胡兰展示在外面的多是凛然无畏、至刚至强的艺术形象。
刘元栋：(公元1885～1911年)，又名刘钟群；福建闽侯人。著名近代民主革命烈士。
少任侠，曾入山联络会党。日俄战争后，传有割闽易辽之说。他潜入深山，号召所部，谋福建独立，事泄未果。福州南台绅商集资设立消防会，他被推为会长。1911年(宣统三年)春知广东将有大举，遂率所部赴广州。4月27日起义(黄花岗之役)发动后，率部入城，所向披靡，在激战中太阳穴中弹牺牲，终年二十六岁。葬于广州黄花岗，为七十二烈士之一。
刘六符：(公元1887～1911年)，一名刘锋，字肩宇；福建连江人。著名近代民主革命烈士。
早年福建法政学堂毕业。1910年(宣统二年)投入清军，宣传反清思想。1911年春知广州将有大举，于4月26日抵香港，27日到广州参加起义(黄花岗之役)，攻打两广督署。冲出时被敌人包围，力尽被捕，从容就义，终年二十四岁。葬于广州黄花岗，为七十二烈士之一。
刘道一：(公元1884～1906年)，字炳生，号锄非；湖南衡山人，出生于湘潭。著名近代民主革命烈士，浏萍醴起义领导人之一。
早年就读于湘潭美国教会学校。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农历2月在长沙参加华兴会，联络会党准备起义。3月留学日本，人东京清华学校(一说为正则英语学校)学习。留日期间，曾和秋瑾等秘密组成革命团体“十人会”，又参与冯自由等在横宾所组的“三点会”(洪门天地会)，任“草鞋”(将军)。1905年7月，中国同盟会成立，遂宣誓人盟，并担任书记、干事等职。1906年秋回国，与蔡绍南等领导发动萍测酷起义，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在长沙谋促新军与防营响应时，因奸人告密被清廷逮捕，12月31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终年二十二岁。著有《衡山正气集》。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批准“优给刘道一恤金一千银元，并附祀大汉忠烈祠”，将其夫妇遗骨合葬于长沙岳麓山。刘道一是中国同盟会会员为革命捐躯的第一人，孙中山撰有挽诗曰：“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涯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枕江流一奠公。” 跟帖时间 2010-03-25 17:03:4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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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历史名人（二） -- 刘 震：(公元1915～1992年)，湖北孝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连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独立团团长，第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旅长，第三师第十旅旅长兼淮海军分区司令员，第三师副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吉江省委书记兼吉江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员兼第三十九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2年8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刘亚楼：(公元1911～1965年)，原名刘振东。福建武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上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队排长，红四军随营学校学员班长，红十二军连长、营长兼营政治委员，红四军第三纵队八支队政治委员，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十一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1939年赴前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5年回国。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译著有《斯大林论克劳塞维茨》等。
1965年5月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五十五岁。
儿子刘煜奋：中国科学院物理学专家。
刘 飞：(公元1906～1984年)，原名刘松清。湖北黄安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乡苏维埃主席，县赤卫军连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师第二十九团排长、副连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师供给部政治委员，第三十团政治处主任，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师总务处处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六团政治处主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政治部主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五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第五三五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第五十四团政治委员，第一师第十八旅政治部主任、旅长兼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独立第二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师师长、纵队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皖南军区司令员，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公安军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4年10月24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刘 忠：(公元1906～2002年)，福建上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上杭县赤卫军军需长，红军学校排长，红四军第三纵队第十九大队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政治委员，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政治委员，第二师第五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大队长，第六分校校长，晋豫联防军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三八六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第十旅旅长，第四纵队参谋长，太岳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司令员，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二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康军区司令员，川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务部部长、物质保障部部长、副教育长、副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2年8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八岁。
刘少文：(公元1905～1987年)，原名刘国章；河南信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赴前苏联入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任前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翻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翻译科科长，中央巡视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兼独立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军委秘书长兼《革命与战争》军事杂志编辑，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中共中央交通处港澳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南方局交通处处长、组织部主任秘书、情报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轻工业处处长，华东纺织工业部部长，军委四部代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7年4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刘西元：(公元1917～2003年)，江西吉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学校政治部青年干事，红一军团第四师青年干事，第十二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鲁南支队政治委员，教导第二旅第六团政治委员，滨海军区滨北军分区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通化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独立第二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主席，世界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2003年7月14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刘兴元：(公元1908～1990年)，山东莒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后方医院秘书、俱乐部主任，军委后方办事处文印科科长，红军总卫生部政治部巡视员、组织科科长，红四方面军卫生部总务处处长、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卫生部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工兵营政治委员，教导大队政治委员，师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教导第五旅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第二师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直属第二师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员上干大队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南军区委员会秘书长，军区干部部副部长、部长，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军事学院政治委员。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0年8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刘先胜：(公元1910～1977年)，湖南湘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2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被选为工人代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连长，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独立第一师第三团连长、营长、副官主任，红九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团政治委员，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教导队总支书记兼第三队政治指导员，教导大队组织科科长，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第一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团政治委员，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政治委员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第十八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一师参谋长，苏浙军区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参谋长，华中野战军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苏北军区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苏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7年10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七岁。
刘志坚：(公元1912～2006年)，湖南平江长寿镇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平江县长寿区赤色工会委员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秘书处处长、青年部部长、民运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副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委一局副局长。参加了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著名的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十纵队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政治委员兼第十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四分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昆胆军区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为党和军队的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6年3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四岁。
刘转连：(公元1912～1992年)，湖南茶陵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班长、排长，红八军第二十三师第三团连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营长，第四十九团团长，第十七师参谋长、师长，红二方面军第六军模范师师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团长、旅参谋长，南下第二支队司令员，第三五九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第二十九师师长兼合江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八军副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军长兼赣西南军区司令员，军长兼粤东军区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2年10月28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八十岁。
刘金轩：(公元1908～1984年)，湖南祁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第三团班长、排长、连长，第五师第十四团营长，红十五军团第五团团长兼保安特区司令员，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十师参谋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参谋长，新编第十旅第二十八团团长，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第十二旅旅长，陕南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九军军长兼陕南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军区司令员，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军长，铁道兵副司令员、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4年4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刘昌毅：(公元1914～1999年)，原名刘昌义；湖北黄安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皖红一师第一团通信班班长，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九军政治部政务科科长，第二十七师第七十六团副团长、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侦察科科长，青年纵队第三团参谋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参谋长，决死第三纵队参谋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太行军区南下第六支队司令员，河南军区第六支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国区第一纵队第三旅旅长，第二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铁道公安部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司令员，青岛基地司令员，北海舰队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北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9年11月1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刘浩天：(公元1912～1984年)，原名刘奕生，又名刘昆；江西宁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宁都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红一军团补充师政治部民运科科长，红一军团教导营排长、连长，红军大学俱乐部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保卫股股长、政治教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分校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政治部副主任，胶东军区教导团政治委员，北海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五师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海军东海舰队政治委员、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4年1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刘培善：(公元1912～1968年)，湖南茶陵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游击大队青年干事，茶陵县独立团连政治指导员，江西安福县独立营政治委员，湘赣红三师第三团政治委员，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湘赣第一支队政治委员，独立团政治委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政治委员，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一师第二旅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副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和迫害，1968年5月8日不幸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六岁。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给予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刘道生：(公元1915～1995年)，湖南茶陵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茶陵县区委书记，县游击队宣传队队长、政治指导员，红八军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粤赣军区第二二师政治部主任，军委直属队干部团营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七一七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平西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冀察军区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察哈尔军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冀察热军区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二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3年赴前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回国后任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军事学院院长、海军航空兵司令员，海军第一副司令员。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5年5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
刘 义：(公元1909～今)。江西永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任永新县本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代理部长，赣南战地特别法庭主席，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裁判所裁判员，红五军团政治部裁判所所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营长，第三八五旅团政治处主任，第一二九师供给部政治处主任，供给部政治委员。1942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供给部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十纵供给部部长、湖北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参加了邓县、宛东、襄樊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造船部部长，后勤部政治委员。1956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任海军后勤部政治委员，海军第三研究院副政治委员，海军航空兵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 丰：(公元1915～今)，河南渑池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于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三十九师班长、排长，中央军委供给部粮秣处科员，总部四局四科粮秣股长，红四方面军教导团供给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支队二营政治指导员、教导员，太岳区游击大队队长，山西决死队第四十二团团长兼任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第四纵队第十一旅副旅长、旅长，第四兵团第十四军第四十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空军师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武汉军区政治委员。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 汉：(公元1916～今)，山东文登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4年考入山东省济南师范，由于有出口成章的能力，有“文登才子”之称。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宣传科干事、科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校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胶东支校校长，胶东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山东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政治部秘书长，东北军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处长，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总政治部宣传部顾问。
1964年晋为少将。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刘汉思维敏捷，胸有成竹时，向来不打草稿。闲暇时借诗自遣，作咏史诗十八首，从孔子、老子、历代帝王以及名人、名将，一直写到孙中山。著有《刘汉诗词选》。
刘 克：(公元1915～2000年)，原名刘相尧；湖南攸上坪镇市坪村湖背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干事，八路军总政治部干事，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一旅二团政治处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热辽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冀察热辽军区骑兵师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工程部部长、第一支队支队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他率领第一支队用一百零五天修复贯通了陇海铁路。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一师师长、中朝联合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抢修指挥所代司令员，铁道兵团技术副司令员，为创建“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建立了功勋，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兼科学研究部部长。参与指挥修建了黎湛、鹰厦、外福、包兰等多条铁路干、支线，为我国铁路建设做出了贡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2000年11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刘 苏：(公元1913～1992年)，原名刘仲义，山西应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太原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察绥军副官长，晋西北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察绥游击军第一支队支队长，八路军一二○师雁北支队支队长，晋察冀军区雁北支队支队长，第五军分区副参谋长，绥东纵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军区雁北军分区副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二旅副旅长，一旅副旅长，华北军区第一纵队副参谋长，第二十兵团六十六军副参谋长、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科学研究部研究室主任、训练部副部长，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二研究所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六院二所所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训练基地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1992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刘 何：(公元1911～1969年)，原名刘登瀛，湖北大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户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班长、排长、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第七十五团政治委员、团长，红九军政治部裁判所所长，军政治部组织部代部长兼军法处处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政治处教育股股长，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延安炮兵学校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副政治委员。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和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师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治委员、志愿军炮兵政治委员，回国后，任沈阳军区炮兵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毕业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969年4月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八岁。
刘 忍：(公元1915～1978年)，山西应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6年入山西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1937年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第二总队第九中队政治指导员，决死第一纵队第五十九团政治处组织干事，太岳军区决死第一纵队第五十九团供给处处长，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供给处处长、第二军分区供给处副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供给部处长、副部长。1947年为保证部队作战筹措大量军需物资，立一等功。后任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供给部部长，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二军供给部部长。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和临汾、太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康省军区后勤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营房机场管理处处长，营房机场管理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副部长。1961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后任空军后勤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78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刘 林：(公元1916～今)，原名刘秋香；湖北沔阳人(今湖北仙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警卫连排长、红七师第十二团连长、营长，红二方面军教导团队长。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后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四团营长、副团长、团长。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1944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任江汉军区一团团长，山东军区警备二旅副旅长，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军区警备五旅旅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苏南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江苏军区副参谋长，江苏省军区参谋长。1963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后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 昌：(公元1913～1992年)，福建长汀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第一○二团通信员，江西军区警卫连政治指导员，独立二营政治委员，红八军团第二十三师第六十八团营政治教导员，红二十九军第二五七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独立营政治委员，八路军留守兵团陇东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内蒙古区骑兵第四师政治部主任，骑兵第十师副政治委员，骑兵第三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内蒙古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79年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刘 昂：(公元1916～2002年)，江西吉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团第三师九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十二军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红军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营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五团副团长，八路军南下支队分队长，湘鄂赣军区东分区参谋长，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参加了中阳伏击战、宜川马头关阵地战和鄂城金牛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团长，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参谋长，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华北军政大学高级干部队队长、副总队长等职，参加过黄安太悟山阻击战、泰安围歼战和东平攻击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十二步兵学校校长，南京步兵学校校长，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战史编辑室主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空军某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顾问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2年1月17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刘 放：(公元1909～1985年)，河南荥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任司药、军医。1931年参加了宁都起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后方医院医生，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卫生队队长，军团卫生部医务训练队队长，红一方面军兵站医院医务科科长，红军总卫生部材料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卫生部医务主任，师卫生部副部长，山东军区卫生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卫生部部长，辽东军区卫生部第二部长，东北军区卫生部医政处处长、医务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空军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刘 春：(公元1918～今)，河北盐山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5年在北平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参加山东八路军抗日武装。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教导大队政治教导员、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教导一旅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科长。1943年任鲁南军区第三团政治委员，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毕业于抗大第二期。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任山东野战军第八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特种兵纵队副政治委员。参加了鲁南、豫东、济南、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52年入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治委员，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主任、宣化炮兵学院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政治部主任，驻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经济文化代表团副团长、代团长、大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驻土耳其共和国大使，驻坦桑民亚联合共和国大使兼驻塞舌尔共和国大使，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 涌：(公元1914～1972年)，江西兴国五里亭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宣传队分队长，师直属队通信连长、指导员，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第四师第十一团特派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二团政治委员兼营长，第二支队支队长，滨海军分区司令员，山东纵队第二旅第五团团长。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警备第四旅旅长，第六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六师师长，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三十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八岁。
刘 彬：(公元1912～1989年)，福建上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参加农民暴动队，后改编为赤卫队，1929年编入闽西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成争时期，任红四军军部通信员，红一军团司令部译电员。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司令部参谋、机要科科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通信科科长兼通信营营长。先后进入晋察冀分局党校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学习。毕业后任陕甘宁边区教导第二旅独立团副团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通信大队大队长，冀晋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北岳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副司令员、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参加了平汉、正太、绥远等战役和解放张家口的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军运部部长。1952年进入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毕业后任内蒙古军区第三副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刘 瑄：(公元1917～今)，山东邹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入安吴青训班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西游击队三支队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十一旅第三十一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第十三团政治处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旅第二十五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七旅第十九团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院长，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 鹏：(公元1912～1986年)，湖南湘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参加过北伐战争。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二军特务团副官主任，红四军军部参谋、副官长，红一军团司令部通信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有四个科，第三科为通讯科任科长，三科下设通信营兼任营长。1938年在战斗中负伤。伤愈担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副部长、部长，后来刘鼎调来军工部任部长，改任副部长，刘鼎调走后，再次担任部长。当时经过艰苦创业，有四个步枪制造所，一个复装枪弹厂，一个炸弹厂，一个试验所。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已发展成有矿山、铁厂、机械厂、化学厂、枪厂、枪弹厂、炮弹厂以及工业学校等十多个单位，三千多职工的军工队伍，能够成批制造步枪、掷弹筒、迫击炮、枪弹、掷弹筒弹、迫击炮弹、山炮弹、发射药、炸药及军工生产装备等二十多种产品。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防空部队副参谋长，1953年入朝作战，任志愿军安东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回国后，1957年毕业于高级防空学校。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第一军副军长、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高炮指挥部司令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6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刘 福：(公元1913～1987年)，江西永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一方面军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九团任副排长，第二师第六团排长，参加了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医院管理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连指导员，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1935年10月随聂荣臻到晋察冀，任第四军分区第八大队政治教导员、大队政治委员，第三十六团政治委员。1944年率第三十六团赴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四纵第十旅第二十九团政委，参加了大同、集宁、清风店战役。1947年在石家庄战役中，率团突破敌军两道防线，为主力部队打开了通路，全团荣立集体功。后任华北野战军随营学校政委，北平市公安总队第一团政治委员，1949年任北京市公安总队第一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公安总队政治委员，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人民警察总队政治委员。1966年到1976年，他担任北京卫戍区第四政治委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2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7年10月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刘 镇：(公元1914～2001年)，江西莲花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司号员、连长兼政治指导员、宣传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科长、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统战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供给部汽车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军委卫生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供给部政治处主任，军委经济建设部经建处副处长，陕甘宁边区保卫团团长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延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警备第四旅第十二团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副政治委员，参加了宜川、扶眉、宝鸡、兰州等著名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军委空军干部学校政治委员，西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顾问等职。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由大校军衔晋升为空军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5月26日因病在西安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刘大煜：(公元1906～1982年)，江西赣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参加赣县赤卫军。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赣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赣县独立团管理科科长，红九军团三师八团连代政治指导员，红三十二军政治部技术书记。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政治处干事、旅供给处副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独立第二旅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总务科科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卫生部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独立第十团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后勤部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干部部副部长，后勤学院干部部部长，后勤学院指挥系政治委员、后勤学院政治部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2年10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刘子云：(公元1914～1992年)，江西永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陆军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师第十九团排长，红五军团特务团工兵连连长，军团通信队副队长，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教员，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作战参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参谋长，第三五八旅司令部第一科科长，第八团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第二十八师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副参谋长，第一四○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训练处处长、基本系主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4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刘子奇：(公元1900～1976年)，湖南浏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浏阳赤卫军第四路军总指挥，湘赣独立第五师第十三团政委，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参谋长、副师长。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参谋长，第七一八团政治委员，特务团团长，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司令员，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开辟发展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第二十旅旅长，牡丹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八师师长，安东军区副司令员。参加了著名的四平保卫战和辽沈战役，率部参加东北剿匪作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郴州军分区司令员，湖南军区参谋长，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6年10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刘友光：(公元1917～1988年)，原名刘友河；江西雩都人(今江西于都)。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团报务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电台队长、教导第五旅电台区队长兼通信队队长，滨海军区电台区队长兼通信科科长，辽东军区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辽南军区参谋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五四师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五四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陆房突围和著名的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军区玉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南军区炮兵政治部副主任，沈阳炮兵学校政治委员，炮兵学院副政治委员，炮兵第五十二基地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顾问。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10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刘少卿：(公元1911～2003年)，湖北黄冈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农民革命运动。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一师第三团班长、排长、连长，红军学校连长兼教员，红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第六团团长，军团教导大队队长，军团司令部作战教育参谋，先遣支队长，作战侦察参谋，游击支队司令员，教导师军事教育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五次反“围剿”的历次战斗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陇东特委军事部部长，陇东教导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游击战术主任教员，中共中央军委一局作战科科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参谋长，新四军第五师参谋长兼鄂皖湘赣游击总指挥，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河南游击兵团司令员等职，领导了开辟天西、鄂南、陂安南、安麻连等根据地的战斗，参与指挥了大山头、平坝、陶店、大小悟山、合水镇等六十余次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先遣纵队司令员，中央军调部北平代表团情报科长，华东滨海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参谋长，淮海战役支前办公室主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等职，参与组织指挥了莱芜、孟良崮、胶东、莱阳、潍县、兖州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上海市铁路公安局局长，中共华东局副秘书长兼保卫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顾问等职，为推进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3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三岁。
刘中华：(公元1917～今)。山东文登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入伍。
抗日战争时期，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重要骨干，1937年任第一大队三中队政治指导员。第三军的第一大队由天福山起义的原第一大队与威海起义队伍组成是第二十七军第二三五团第一连的前身。第五大队由牟平县育黎乡校起义队伍和第四十一大队组成，是第二十七军二三五团二连的前身之一。第八大队由荣成古迹顶起义部队组成，是第二十七军第二三五团第三连的前身。第九大队由莱阳县委组织，是第二十七军第二三五团九连的前身。历任营教政治导员，五团、四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副主任，南海军分区政治委员，中海军分区政治委员，北海军分区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野战军九纵队第二十七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三十军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华东海军第六舰队副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5年入前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回国后任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校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月生：(公元1917～今)，湖南茶陵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巡视员，红二方面军警卫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政治部干事，独立第一旅第二团营政治教导员，教导营政治委员，第二团政治处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一旅第七一四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师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工兵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7月受命参加抗美援越，担任修路工程指挥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修建越南北方七条公路和抢修六号公路的战斗。当时部队存在“怕死、怕苦、怕时间长”的情绪，刘月生做了很多工作，增强了部队的斗争意志。1968年6月，筑路部队完成任务回国。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文学：(公元1909～1994年)，湖南醴陵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三军团第一师警卫连副政治指导员，红三十一师特务连连长、连长兼政治指导员，闽北邵武独立团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中共光泽、资溪、邵武中心县委军事部部长、县委书记，闽浙赣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红军主力长征后，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政治处主任，挺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四团政治委员，第一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黄桥决战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六师第十八旅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三军副政治委员。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莱芜、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防空部队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兼上海防空司令部副政治委员，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上海警备区第三政治委员等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长期在我军政治工作领导岗位上勤奋学习，忘我工作。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4年11月30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刘玉堂：(公元1913～1980年)，原名刘金启；江西兴国长冈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兴国、会昌、宁都县委书记，少共湘鄂赣省委书记，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省政府副主席。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湘鄂赣省驻武汉和平谈判代表，延安中央党校班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晋西南巡视团团长，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军体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安广县独立团团长，吉林军区政治部直工部部长，东满军区兵站部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东线兵团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运输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运输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车管部部长，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0年1月3日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六十七岁。
刘世昌：(公元1921～今)，回族，河北安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8年参加冀中人民自卫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河间县青救会组织部部长，冀中军区回民支队锄奸科科长，回民支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代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回民支队政治委员。是回族著名抗日英雄马本斋的入党介绍人。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沈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辽吉军区沈北支队政治委员，辽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十二师政治部副主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四军第一五七师政治部副主任，江西军区袁州，今新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兼青年部部长，空军师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空军军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空军学院政治委员，中共空军纪委书记。与刘格平、杨静仁、包尔汗、赛福鼎·艾则孜、铁木尔·达瓦买提等，都是担任过党政高级领导的穆斯林。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长。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刘世洪：(公元1913～1986年)，江西兴国鼎龙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通信营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冀中军区第十六团政治处副主任。1943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独立第二旅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平原省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平原省军区干部部部长，山西省军区干部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叁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6年4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刘世相：(公元1913～1993年)，江西吉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七团连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部教导营营长，军部作战参谋，第一支队第一团参谋长，新四军第七师第十九旅第五十五团参谋长，师参谋处作战科代理科长，侦察科科长，独立团参谋长，新四军第七师参谋处作战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七师干部学校副校长，第二十旅参谋长，鲁南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华东野战军后备兵团教导师副师长、江阴要塞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吴淞要塞区参谋长，西营基地司令员，榆林基地副司令员，南海舰队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2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
刘永生：(公元1904～1984年)，福建上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192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永定农民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永定县赤卫队排长，红军独立营军事交通员，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主席，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兼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永定红军独立团团长，福建军区独立第八师第八团团长。参加了闽西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留在闽西地区坚持斗争。后任永东游击第四支队支队长，中共永定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参加了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总队总队长，王涛支队支队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粤东游击支队队长，闽西军分区司令员。粤东游击支队支队长，闽粤赣边游击总队总队长，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兵团兼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4年1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
刘永源：(公元1913～1998年)，河北文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十师政治部民运干事，第一师第二团营长，红二十九军第二五五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二团营长，骑兵团政治委员，警备第三团副团长，警备第四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第十二旅旅长，松江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独立四师政治委员，骑兵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七纵队第二十师师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四军第一三一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第四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部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要塞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8年10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刘发秀：(公元1916～2003年)，江西永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保卫局通信员，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连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七一八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第五师第十四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第五师团长兼政委。参加了上下细腰涧战斗和榆林、沙家店、扶鄢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副师长。1953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历任新疆军区四师师长，南疆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4月11日因病在乌鲁木齐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刘西尧：(公元1916～今)，曾用名刘锡尧，湖南长沙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武汉大学肄业。早期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第五大队军政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副书记，中共鄂皖地委书记，鄂皖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洪山地委书记，中共长江地委书记，鄂皖边区党校副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江汉军区洪山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大冶地委书记兼大冶军分区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省委副书记，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主任兼一汽副厂长。1957年后，历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部长，教育部部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四川省副省长。1977年1月至1979年2月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是中共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3年5月27日晋升为少将军衔。
刘有光：(公元1914～2001年)，河北景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在北平加入互济会。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由团转为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干事、山西民众干部训练团干事。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第一总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政治委员，决死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决死第一旅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著名的百团大战，坚持太岳地区抗日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旅政治委员，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一旅政治委员，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三军政治委员中共洛阳市委书记。参加了上党、同蒲、临浮和进军豫西、淮海、渡江、广东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军事工程学院副政治委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治委员，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政治委员，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政治委员。是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代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注重调查研究，经常深入科研试验一线，检查指导工作，为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6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7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刘光涛：(公元1920～今)，陕西三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7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直属队青年干事，青年科副科长、科长，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一旅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八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第一一九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黑龙江军区政治委员，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刘光裕：(公元1916～2003年)，河北安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7年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安新地区抗日游击大队政治指导员，冀中军区第四分区独立团政治政治处主任，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第三十三团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十二地区队政治委员，第九军分区敌工部部长，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青纱帐战役、子牙河战役和解放新安、任丘等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八旅政治部主任，第七旅副旅长兼参谋长，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七师政治委员骑兵第六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绥东、大同、保北、青风店、平津和解放太原、挺进大西北、攻克兰州、进军宁夏、和平解放西藏等数十次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华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第一参谋长，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9年，他指挥部队开创了人民解放军空军以地空导弹击落台湾国民革命军高空侦察机的先例，受到军委空军表彰。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6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刘华春：(公元1905～1993年)，江西庐陵人(今江西吉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司令部经理部科员，红一方面军供给部留守处政治委员，闽赣军区供给部仓库主任，中央军委总部军需科科长，红三十二军供给部军需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供给处主任，绥德警备司令部供给部部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一旅供给部部长，留守兵团供给部部长，陕甘宁边区物资局绥德分区办事处处长，绥德军分区贸易公司副经理。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西贸易公司驻晋绥办事处处长，晋绥贸易六分局局长，第一野战军后勤部供给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副主任，成都军区后勤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11月26日因病在成都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刘华香：(公元1913～今)，江西吉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队队长，机炮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军第八师二十四团政治委员，红九军团第三师七团团长，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四师参谋长，红九十六师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雁北第六支队支队长，第五军分区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绥蒙军区参谋长，绥远军区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绥远军区莎县军分区司令员，蒙绥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是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华清：(公元1916～今)，湖北大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上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黄安中心县委书记，鄂东游击总司令部科长，第二十五军政治部科长，红十五军团政治部敌工科科长，红三十一军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第二十五军政治部科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长征和东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宣教科科长、秘书主任，师供给部政治处主任，冀南军区组织部部长，平原军区组织部部长，冀鲁豫军第六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晋东南反“九路围蔟”和著名的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第六旅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兵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著名的上党、邯郸、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1958年毕业于前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同年回国后，历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海军基地司令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海军副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副主席。1992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大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同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儿子刘卓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装备论证中心主任。
刘自双：(公元1915～今)，四川巴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出身佃农兼手工业者家庭。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九军第七十四团第三营第八连当战士。1934年调到红九军第二十七师第八十团第二营当通信员，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七师第八十团排长、副连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时，参加了渡江突击队，划桨不露水面，悄悄扑向西岸，接近浅水处时，被敌军发现，他和战友们卧在水中向敌射击，经过殊死肉搏，占领了西岸。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十旅第十三团连政治指导员，营副政治教导员，山西平定县县大队副大队长，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三十九团团长。1940年在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新编第四旅第三十团第二营第五连任政治指导员时，担负主攻正太铁路桑张大桥的任务，指挥部队半小时击跨日寇，占领了大桥，切断了正太铁路。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三十九团团长，中原军区第九纵队第二十五旅副旅长，许昌军分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警备第二旅副旅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四野高射炮石副师长，华南军区防空司令部参谋长，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第二参谋长，南昌防空指挥所副主任、防空军师长。1956年入高级防空学校学习。后任北京军区空军高炮指挥部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高炮指挥部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兴隆：(公元1917～1994年)，江西泰和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警卫团班长、排长、连长，红一军团营长，陕北独立第一师参谋长，总部特务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后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参谋长，第六团团长，第三军分区第二十团团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大队长。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热东军分区司令员，热中军分区司令员，东北军区临时整训第四师师长，江西军区赣州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参谋长、军分区司令员，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4年3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刘亨云：(公元1913～1992年)，江西贵溪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一师连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师第一团连长，闽浙军区教导队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营政治委员，第二支队特务营政治教导员，江南挺进纵队第四团营长，团参谋长，浙东游击纵队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旅副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浙江军区副司令员，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4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刘其人：(公元1916～1974年)，原名刘德贤，山东荣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沂蒙地区抗日游击队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第二团政治处主任，山东纵队后方政治部主任，第九支队政治委员，第三旅政治委员，清河军区副政治委员，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行政公署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治军第七师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北军政大学上级干部大队政治委员，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4年1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八岁。
刘贤权：(公元1914～1992年)，江西吉安富田乡人(今江西吉安青原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连政治指导员，师卫生部政治委员、师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政治委员，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冀鲁豫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第三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海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顾问。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6月15日因病在济南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刘国柱：(公元1912～1985年)，山东荣成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叁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游击队队长，第八大队大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营长，第六十一团参谋长，山东纵队第七支队参谋长，第二旅司令部参谋主任，第四旅司令部参谋处处长。1942年8月中旬，与林乎加指挥部队，打击泰莱公路两侧伪军。16日，歼灭伪军一百九十余人；18日夜又逼退伪据点五个，日伪“川村实验区”瓦解。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泰山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鲁中南纵队第四十六师师长、第三十五军参谋长，鲁中南军区参谋长。参加了莱芜、济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副参谋长，华东军区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空军军参谋长、副军长。1958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空军系，后历任空军学院高级系主任，空军副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5年5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刘国辅：(公元1914～1981年)，又名刘金佐，陕西米脂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堂兄刘金榜(革命烈士)介绍参加米脂县游击队第二十三支队，任文书，红二十八军第二团统计员，军供给部统计员，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劳山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宋邓支队政治指导员，晋察冀军区平西第十二支队营副政治教导员、政治教导员、龙赤区队政治委员，平北军分区第四十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军区第二纵队第四旅第十二团政治委员，第十九兵团补训师政治委员。先后率晋察冀第五旅第四十团、第十九兵团第二纵队第四旅第十二团、第六十五军补训师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在张家口等四次重要战役中，果断指挥，重创敌军，屡立战功。其中1945年8月进攻张家口战斗，与第四十团团长杨森指挥全团奋勇冲杀，经过两个多小时战斗，将山上的敌五个碉堡攻克。接着居高临下，猛冲下山，直插东山坡的日本驻蒙疆“大使馆”，将其占领。1947年率团参加清风店战役，全团立大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副政治委员，1951年后任第一战车编练基地政治委员，1957年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历任装甲兵学院干部部部长，第一坦克学校副政治委员、第二坦克学校政治委员，为我军装甲兵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1年5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七岁。
刘居英：(公元1917～今)，吉林长春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豫西特派员，中共东北特委组织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一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公安厅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长春市市长兼卫戍区司令部政治委员，吉林省政府秘书长，东北民主联军吉黑支队政治委员，东满军区兵站司令员，中央军委铁道部哈尔滨、沈阳铁路局局长，东北铁路总局第一副总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长铁路管理局局长，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主任，铁道兵副司令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绍文：(公元1912～1981年)，江西吉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第一○三团副排长，红十五军第四十四师第一○三团政治干事，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第四十四师第一三○团政治处总支书记，第十三师第三十八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部俱乐部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直属政治处宣传股股长，中央军委三局政治处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组织科科长，教导旅二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教导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处长，三部副部长，山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北京卫戍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第三政治委员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1年6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刘秉彦：(公元1915～1998年)，河北蠡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伍。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特派员，独立第一支队特派员，却队组织科科长，独立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第三十二团团长，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副参谋长，第十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二纵队第二旅旅长，冀中军区第二纵队参谋长，冀中军区第二十旅旅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代司令员，军委防空军参谋长，国防部第五院副院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代省长。是第一、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8年7月21日因病在石家庄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刘佩荣：(公元1917～1990年)，河北雄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八路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新城县工委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新城县委书记，八路军第三纵队第六支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支队第八团政治委员，第三五八旅第八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第一师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委员。1953年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委员，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新义州联络处主任，志愿军一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1953年春季反登陆战役准备、夏季进攻战役和板门店停战谈判，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副政治委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64年1月25日，国家正式批准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形成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的又一场石油勘探和油田开发建设会战。调到石油战线工作，担任胜利油田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1973年任胜利油田指挥部党委书记。后担任四机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90年9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刘春山：(公元1917～今)，山东莱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7年入八路军学兵队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一支队四团营政治教导员，第一师三旅八团营政治委员，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如皋警卫团政治处主任、副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第六十一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三军第六十七师参谋长，第六十八师副师长，参加了著名的鲁南、孟良崮、鲁西南、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第六十七师副师长、师长。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第六十七师长，第二十三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军长。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军副军长，高等军事学院军事教员，1960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后历任第三十一军军长、福州军区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校长、石家庄陆军学校校长。是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88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刘显宜：(公元1903～1976年)，湖南耒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司务长，红四军第二纵队第六支队特务大队司务长，红一军团供给部军实科代科长、代管理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管理科科长，副官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晋察冀军区兵站部部长，华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运输部副部长，总后勤部车管部副部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6年9月3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三岁。
刘振华：(公元1921～今)，山东泰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司令部连政治指导员，第一团政治营教导员，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九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后任东满人民自卫军支队政委兼宽甸卫戍区司令部司令员，辽宁军区保安第三旅副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第七师第二十团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七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著名的辽沈、平津、渡江、衡宝、广西、海南岛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部主任、师长。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旅大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驻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87～1990年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是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刘振国：(公元1917～1996年)，湖北孝昌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七团宣传队分队长，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五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营政治教导员，冀鲁豫支队第一大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大队政治处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直属工作部部长，冀鲁豫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十团政治委员，第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独立四旅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第二十一旅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第五十二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贵州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务。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6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刘振球：(公元1911～1997年)，福建上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第一○五团排长、连政治委员，红二十二军第六十五师第一九五团副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俱乐部主任，第二师直属队总支书记，红一军团政治部统计干事，第二师第五团总支书记，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以及直罗镇战役。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第二营政治教导员，师直属政治处主任，补充团政治处主任，晋西独立支队第一团政治委员。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满护路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合江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合江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袁州，今新余)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江西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公安军司令员，福建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6月5日因病在福州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刘健挺：(公元1909～1983年)，原名刘守斋，安徽霍山下符桥镇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二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陕南游击总司令部营政治教导员，第七十四师独立第一团副团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教导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坚持了鄂豫陕边区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四团参谋长，团政治处主任，第三八五旅第七七○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河南军区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豫西支队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警备十四旅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安徽军区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动员处处长，安徽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福建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顾问。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3年11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刘清明：(公元1914～1998年)，湖北汉川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彭杨步兵学校连队文化教员、排长、连长兼军事教员，红军大学工兵科战术教员，第三科步兵营主任军事教员，红军大学教导师第三团副团长、团长兼军事主任教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军事教员、主任军事教员、处长，大队教育处副主任兼副大队长，抗大总校训部军教科科长，第四分校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抗大四分校”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长、教育长，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参谋长兼淮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参谋长，华中雪枫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共华中党校教育长等职，参加了小圩子战斗、山子头战役、淮北津浦路东之战和宿迁、泗宿地区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济南市防空司令，华东军政大学第二总队总队长等职，参加了解放济南和渡江战役等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教育长、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总高级步校干部部部长、训练部部长长、副教育长和第一副校长，解放军测绘学院院长，总参谋部测绘局政治委员兼测绘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政治委员，湖北省军区政治委员，总参谋部测绘局顾问。为全军培养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为保证部队训练、作战和国家经济建设的用图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8年12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刘辉山：(公元1909～1983年)，江西永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7年参加当地农民协会，同年参加本地游击队。1930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永丰白沙区苏维埃政府自卫大队区副大队长，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政保团副班长，红一军团直属工兵连排长、政治部政卫连副连长，司令部警卫排排长，直属警备连副连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中央教导大队军事教员，第一中队中队长，训练队队长，中央警备团参谋长，第一营营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警备团团长，中央公安纵队第二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公安警备师师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3年5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刘善本：(公元1915～1968年)，山东昌乐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2年他考入平大附中高中。1935年考入中国国民革命军空军中央航空学校，1938年毕业。是国民革命军第一个驾机起义、参加革命队伍的飞行员，为人民空军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员、飞行作战训练参谋。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6月，刘善本当得知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后，觉得无论如何也绝不能把美制炸弹扔到自己同胞的头上。就在蒋介石调动三十万军队向中原人民解放军大举进攻的时候，他经常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节目的刘善本，决定听从正义的召唤，驾机起义飞抵延安。起义后，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副校长、领航主任、副大队长。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副旅长、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空军学院副教育长。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1968年3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三岁。
刘善福：(公元1915～1973年)，安徽六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二师排长、副连长、连长，红四方面军三十军第九十师连长。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连长、营长、副团长，山东军区第一师第三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第一师团长。1948年3月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师副师长，后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副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0月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师长。1957年8月任第四十七军副军长。1970年4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6月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同年11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73年10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八岁。 跟帖时间 2010-03-25 16:59:5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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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历史名人（一） -- 刘 向：(公元前77～前6年)，原名更生，字子政，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沛县人(今江苏)。著名西汉经济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刘向在汉宣帝时曾为谏大夫，汉元帝时任宗正。他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弘恭、石显下狱，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又得以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
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学著作。后治《春秋穀梁传》，曾任谏大夫、宗正等。以阴阳灾异附会时政，屡次上书劾奏外戚专权。汉成帝时终中垒校尉，所作《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绝大部分已亡失传。原有集已失传，明朝人辑有《刘中垒集》，所著另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今存。又有《五经通义》亦失传。清朝马国翰《玉函山房辑失传书》辑存一卷。
刘 敬：(生卒年待考)，原名娄敬，齐国卢人(今山东长清)。著名西汉初政治家。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汉王朝完成统一后，打算定都洛阳。当时娄敬作为齐国的戍逝世，正被发往陇西(今甘肃一带)戍边，经过咸阳时，他穿着破旧的羊皮外套去拜见同乡虞将军，要求面见汉高祖刘邦。虞将军见他穿着寒酸，想给他换一套体面些的衣服，娄敬却道：“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见了汉高祖，娄敬直言道：洛阳虽处天下之中，然“大战七十，小战四十”，经济残破，民怨沸腾，定都于此，利小弊大；而关中一带地腴民富，且被山带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娄敬的建议得到张良的支持，刘邦最终决定建都长安。为表彰娄敬，赐姓“刘”，号“春申君”。从此后娄敬改名刘敬。
西汉王朝建立时，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匈奴族已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其首领冒顿单于乘楚汉相争之际，征服了周围的几个少数民族，重新占领河套地区，控制了中国北方，拥有骑兵三十余万，势力非常强大。公元前201年匈奴南下大举进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镇守代北(今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一带)的汉将韩王信投降匈奴。
第二年刘邦亲自率兵至晋阳(今太原市南)讨伐韩王信，韩王信与匈奴联合拒汉。刘邦接连派使者到匈奴居地探知情况，匈奴为了诱使西汉出兵，故意制造兵疲马弱的假象，汉使回来后都主张攻打匈奴，只有娄敬指出这是匈奴的诈计。刘邦不但不听刘敬的劝告，反而囚禁了他，然后北攻匈奴。兵至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匈奴伏兵四起，包围了汉军，刘邦在白登山被围困了七天七夜，最后用陈平计贿赂单于阏氏(冒顿妻)，方才解围。
白登之围后，匈奴不断南下侵扰西汉，刘邦束手无策，只好亲自向刘敬询问对策。刘敬详细分析了双方的形势，认为西汉刚刚建立，经济残破，国力空虚，根基未稳，实在无力与匈奴展开大战，只有和匈奴讲和才是上策。刘邦又问他怎样讲和，刘敬便提出了将皇帝的女儿嫁给单于为妻以及厚赠礼物的“和亲”主张，刘邦采纳了他的建议，赐娄敬刘氏，并任命刘敬为使者完成“和亲”使命。公元前199年，刘敬护送皇室女并携带大量絮、缯、酒、食物等礼品来到匈奴驻地，代表西汉与匈奴冒顿单于结为兄弟，订了“和亲约”，双方交战的局面暂时结束。此后七、八十年间，历代西汉统治者均继续实行“和亲政策，又先后六次将汉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西汉初年和亲政策的执行，为西汉带来了相对和平的局面，赢得了恢复经济、加强国力的时间。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农历7月，刘敬向刘邦提出迁徙山东豪强以实关中的建议，指出这样“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以率以东伐”。刘邦采纳这一建议，并命刘敬负责实施。刘敬所提定都、和亲、迁豪三项计策，对稳定汉初的政治形势起了重要的作用。
直到汉武帝在位时，西汉已具备了反击匈奴的实力，从公元前133～前119年，西汉接连发动了反击匈奴的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从而彻底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
刘 安：(约前179～前122年)，淮南王刘长之子。著名汉朝阜陵侯。
好行小惠以笼络人心。
刘长谋反事发自杀，汉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年)封刘安为阜陵侯，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进为淮南王。吴楚七国谋反，安拟举兵响应，因国相反对而止。汉武帝接位，安勾结太尉田，暗中整治武备，赂遗诸国，觊觎帝位。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郎中雷被上书告发刘安阻其欲从军击匈奴，诏削安二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有人告发刘安谋反，汉武帝交丞相公孙弘和廷尉等审理。安恐阴谋败露，拟抢先发难，又被其谋士伍被告发。安自杀；王后、太子及审问中被牵连到的列侯、二千石和豪杰等数千人，皆以罪受诛；淮南王国被废，改置九江郡。刘安爱读书，鼓琴，不喜狗马游猎，也行阴德拊循百姓，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纂《淮南鸿烈》(又名《淮南子》)，其如《内篇》二十一卷，《外篇》三十三卷，只有其《内篇》流传至今。
刘 縯：(公元前？～23年)，字伯升，南阳蔡阳人(今湖北枣阳)，东汉光汉武帝刘秀的哥哥。
新莽末年，刘縯与刘秀等人率七八千人起义，号“舂陵兵”，自称柱天都部，后加入绿林军。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縯任大司徒，封为汉信侯。昆阳之战后为更始帝猜忌而被杀。刘秀建立东汉后，追谥他为齐周武王。
刘 縯：(公元？～23年)，字伯升，东汉光汉武帝刘秀的哥哥；南阳蔡阳人(今湖北枣阳)。著名两汉之际舂陵兵首领。
新莽末年，他与刘秀等人率七八千人起义，号“舂陵兵”，自称柱天都部。后加入绿林军，更始政权建立后，任大司徒，封为汉信侯。昆阳之战后被更始帝猜忌，被杀。刘秀建立东汉后，追谥他为齐周武王。
刘 歆：(公元前53～前23年)，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郡人(今江苏沛县)。著名西汉古文经济学家、目录学家。
楚元王交五世孙刘向之子。少时便精通《诗》、《书》，能撰写文章，为成帝召见，与王莽同任黄门郎。汉河平年中受诏与父刘向领校群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向逝世后，其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初即位后，刘歆为大司马王莽推举，任侍中太中大夫，后升任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自此继承父业、复领《五经》，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
刘歆曾建议朝廷为《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设学官，遭今文博士反对未成。后因得罪执政大臣，惧诛而出任河南太守，后以宗室不宜典三河转守五原。后复转涿郡，历三郡守。数年后以病免官。汉地皇末年(公元前23年)谋诛王莽，事泄后自杀，终年三十岁。今存《遂初赋》、《列女颂》等，另有天文著作《三统历谱》传世。
刘 璋：(公元？～219年)，字季玉，江夏竟陵人(今湖北潜江)。著名东汉末期大臣。
其父刘焉，东汉末任益州刺史。刘焉逝世后刘璋继领益州。他性宽乐而无威略，仅知保境，没有远略。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伐汉中，刘璋惧怕操威胁自己，遂迎刘备入蜀以拒曹，后被刘备取代。
刘 熙：(生卒年待考)，字成国，北海(郡治在今山东潍坊西南部)人。著名汉末训诂学家。
以语源学观点研究训诂。所著《释名》，以音同音近的字解释字义，并注意到当时的语音与古音的异同，为汉语语源学的重要著作。训释中也存在主观臆断、穿凿附会之处。
刘 巴：(公元？～222年)，字子初，丞阳人(今湖南衡阳)。著名三国时期蜀汉国尚书令。
祖父刘曜曾为苍梧太守；父刘祥江曾为夏太守、荡寇将军。刘巴少有才名，年十八岁任郡署户曹史主记主簿。荆州牧刘表知其名，举为茂才，多次征召，皆辞不赴。
曹操率兵南取荆州，州牧刘表逝世，其子刘琮降曹，刘备走夏口，当时“荆楚群士，从之如云”，而刘巴却北上依附曹操，被任为掾吏。后受命前往招降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及至零陵，刘备先已派兵占领三郡，刘巴不能北返，遂走交趾，又绕道入益州，图谋北归。益州牧刘璋喜其才能，刘巴被留为谋士。后刘璋招刘备入蜀，刘巴苦谏，刘璋不能听，刘巴由是闭门称疾。旋刘备入成都，刘璋投降，刘巴向刘备进表谢罪，被任为左将军西曹掾。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称汉中王，刘巴升任尚书。法正逝世后，升为尚书令，主管中央军政机要。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逝世于任所。
刘巴为当时有名文士，刘备入蜀和称帝后，凡诸文诰及策命等，多源予刘巴之手。为首清廉俭约，刘巴不治产业，奉公循法，退无私交；其才智过人，诸葛亮曾有“运筹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甚”之语。然刘巴为人高傲，气量偏狭。大将张飞拜访，刘巴不加礼敬。诸葛亮劝之，而刘巴则称：“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有《刘令君集》传世。
刘 伶：(公元？～年)，字伯伦，沛国人(今安徽宿县)。三国时期“竹林七贤”之一。
魏末，刘伶曾为建威参军。晋汉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
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刘伶不穿衣服。客人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曾作《酒德颂》，宣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之情趣，对传统“礼法”表示蔑视。
刘牢之：(公元？～402年)，字道坚，彭城人(今江苏徐州)。著名东晋将领。
晋太元二年(公元377年)谢玄出镇广陵(今江苏扬州)，筹组新军以抗前秦。刘氏三代以壮勇著称，刘牢之因骁勇善战应选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号北府兵。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破前秦后将军俱(一作句)难于盱眙，迁鹰扬将军、广陵相。
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肥水之战开始，他统精兵五千，直趋洛涧(淮水支流，今安徽淮南东)，摧败秦军前锋，歼敌一万五千人，秦军为之夺气，以功升龙骧将军、彭城内史、赐爵武冈县男。后随谢玄北伐，晋太元九年(公元380年)进屯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晋太元十年(公元381年)年渡河攻占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部)，进军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部)，为慕容垂所败，以畏懦免职。晋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2年)晋孝汉武帝暴逝世，司马道子擅政，倚王国宝为心腹，与坐镇京口的兖、青二州刺史王恭不合。晋隆安元年(公元397年)王恭将讨王国宝，以刘牢之为军府司马。朝廷诛王国宝后，王恭以行阵武将待刘牢之，不加礼遇，刘牢之怀恨。次年王恭又起兵反朝廷，以刘牢之为前锋。司马元显收买刘牢之，许事成即以王恭位号相授。他倒戈击溃王恭，被任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之晋陵诸军事，握重兵、驻京口。
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孙恩起义，他与参军刘裕驱兵镇压，进号镇北将军，都督会稽五郡。这时朝廷司马道子、元显父子与荆州都督桓玄矛盾激化，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朝廷征讨桓玄，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又率兵投降桓玄。荆州军长驱入建康，杀司马元显与道子，政权归桓玄。
桓玄为翦除北府兵将领，夺刘牢之兵权，任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刘牢之惧祸欲反，而部下离散，遂自缢死而死。
刘 毅：(公元？～412年)，字希乐，小字盘龙，彭城沛人(今属江苏沛县)。著名东晋将领，曾为桓弘中兵参军。
晋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桓玄代晋建楚国，刘毅与孟昶、刘道规等在广陵起兵，斩青州刺史桓弘，与刘裕会师京口，攻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冠军将军。晋义熙六年(公元410年)与农民起义军首领卢循战于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长江中游)，大败而归，降为后将军。后又提升为荆州刺史，据守长江中游。
他与刘裕协同讨平桓玄，而功居其次，意常怏怏，求与裕抗衡。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刘裕受诏率众讨伐，刘毅兵败，自缢于江陵。
刘 琨：(公元270～317年)，字越石。著名晋朝文学家、军事家、音乐家。
刘琨的诗文悲壮激昂，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长大后投身卫国战争之中。西晋末年北方匈奴入侵中原，其将领刘聪率五万人马包围整个晋阳城，当时刘琨是晋阳城的守将，兵寡粮少，他就命人吹起胡笳，解退五万精兵，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虽然刘琨有军事之才，但最后还是死于战争之中，终年四十七岁。
刘琨家族世代为乐吏，故他精通音律，方有胡笳退敌之法。他创作的作品称为《胡笳五弄》，包括《登陇》、《望秦》、《竹吟风》、《哀松露》、《悲汉月》五首琴曲，琴曲中融入胡笳音调，描写了塞外荒漠苍凉雄浑的景象，抒发了思乡和爱国之情。《胡笳五弄》一直流传到唐朝，当时的著名琴师赵耶利，曾将它们加以修订并编入谱集，现存唐人手写的《幽兰》文字谱后列有这五个曲目，唐朝盛行的《大胡笳》、《小胡笳》可能是就是吸收了《胡笳五弄》的艺术成果，曲中亦融有胡笳音调。
刘 过：(生卒年待考)，太和人。著名南朝词人、诗人。
刘 勰：(公元466～539年)，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著名南朝齐、梁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家。
永嘉之乱时其先人避难渡江，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勰入梁出仕后，兼任东宫通事舍人的时间较久，后世因而称他为“刘舍人”。关于他的生逝世年，诸家说法不一：范文澜推定其生于宋泰始初(公元466年左右)，逝世于梁普通元、二年(公元520～521年)；李庆甲则推定其约生于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左右，逝世于梁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而杨明照则推定其约生于宋泰始二、三年间(公元538年)，逝世于梁大同四、五年(公元539年)。
刘勰的家族并非高门，他的祖父无官，父亲刘尚曾任越骑校尉，去世较早。刘勰家境清贫，未婚娶。后入上定林寺依靠名僧僧□，与之居处十余年。这一时期，自幼“笃志好学”的刘勰在深研佛理的同时，又饱览经史百家之书和历代文学作品，深得文理。从“齿在逾立”开始，刘勰经过五、六年的努力，于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公元501～502年)写成了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
梁汉武帝天监初，刘勰起家为奉朝请，先后担任和兼任过中军临川王萧宏及南康王萧绩的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令(今浙江衢州市)、步兵校尉、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务。在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期间，与昭明太子萧统交好，共同“讨论篇籍，商榷古今”。萧统选录的著名文学总集《文选》，与《文心雕龙》“选文定篇”多有契合之处，谅非偶然。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4月昭明太子逝世后，刘勰奉命与沙门慧震于上定林寺撰经。经成以后他便弃官为僧，法名慧地。出家后不到一年即去世，终年73岁。
与六朝以来儒佛交融混杂的思想潮流一致，刘勰既业于儒，又染于佛，他的思想是矛盾的、复杂的。因此学术界对他撰写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也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认为他在《文心雕龙》里严格保持儒学的立场，拒绝佛教思想混进来；另一种则认为刘勰的指导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综观刘勰一生的思想脉络和人生观，他虽长期濡染佛理，但从他夜梦孔子看来，其思想仍以孔儒为主。而且他为“奉时骋绩”作了很大的努力，如当太末令时“政有清绩”，只是到晚年作栋梁之材的希望灭绝之后，才最后遁入空门。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刘勰虽然在《文心雕龙》中运用了“般若”一词，但他基本上是以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为指导，来阐述文学的功用、探讨其规律的。刘勰在上定林寺期间还写过不少有关佛教方面的著述。《梁书·刘勰传》说他”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当时高僧僧柔、僧□、超辩等的墓碑都源予他的手笔，其诸多文集在唐初便已失传。
刘勰的著作现在除了《文心雕龙》以外，只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篇保存下来。
刘武周：(生卒年待考)，河间景城人。著名隋朝大臣、地方割据势力首领。
父刘匡，徙家马邑。刘匡常与妻赵氏夜坐庭中，忽见一物，状如雄鸡，流光烛地，飞入赵氏怀，振衣无所见，因而有娠，遂生武周。刘武周骁勇善射，交通豪侠。其兄刘山伯每诫之曰：“汝不择交游，终当灭吾族也。”数詈辱之。刘武周因去家入洛，为太仆杨义臣帐内，募征辽东，以军功授建节校尉。还家，为鹰扬府校尉。
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之雄，甚见亲遇，每令率虞候屯于阁下。因与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又见天下已乱，阴怀异计，乃宣言于郡中曰：“今百姓饥饿，死人相枕于野，王府尹闭仓不恤，岂忧百姓之意乎！”以此激怒众人，皆发愤怨。刘武周知众心摇动，因称疾不起，乡闾豪杰多来候问，遂椎牛纵酒大言曰：“盗贼若此，壮士守志，并死沟壑。今仓内积粟皆烂，谁能与我取之？”诸豪杰皆许诺。与同郡张万岁等十余人候仁恭视事，刘武周上谒，万岁自后而入，斩王仁恭于郡，持其首出徇郡中，无敢动者。于是开廪以赈穷乏，驰檄境内，其属城皆归之，得兵万余人。
刘武周自称太守，遣使附于突厥。隋雁门郡丞陈孝意、虎贲将王智辩合兵讨之，围其桑乾镇。会突厥大至，与刘武周共击智辩，隋师败绩。孝意奔还雁门，部人杀之，以城降于武周。于是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以马报之，兵威益振。及攻陷定襄，复归于马邑。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因僭称皇帝，以妻沮氏为皇后，建元为天兴。以卫士杨伏念为左仆射，妹婿同县人苑君璋为内史令。先是，上谷人宋金刚有众万余人，在易州界为群盗，定州贼帅魏刀兒与相表里。后刀兒为窦建德所灭，宋金刚救之，战败，率余众四千人奔武周。刘武周闻金刚善用兵，得之甚喜，号为宋王，委以军事，中分家产遗之。宋金刚亦深自结纳，遂出其妻，请聘刘武周之妹。又说刘武周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
刘武周授宋金刚西南道大行台，令率兵二万人侵并州，军黄虵镇。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盛，袭破榆次县，进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众讨之，为贼所执，一军全没。仲文后得逃还。复遣右仆射裴寂拒之，战又败绩。刘武周进逼，总管齐王元吉委城遁走，刘武周遂据太原。遣宋金刚进攻晋州，六日，城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没于贼。进取浍州，属县悉下。
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自号魏王，以应贼。河东贼帅王行本又密与金刚连和，关中大骇。高祖命太宗益兵进讨，屯于柏壁，相持者久之。又命永安王孝基、陕州总管于筠、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内史侍郎唐俭进取夏县，不能克，军于城南。吕崇茂与贼将尉迟敬德袭破孝基营，诸军并陷，四将俱没。尉迟敬德还浍州，太宗邀击于美良川，大破之。尉迟敬德与贼将寻相又援王行本于蒲州，太宗复破之于蒲州。高祖亲幸蒲津关，太宗自柏壁轻骑谒高祖于行在所。宋金刚遂围绛州。及太宗还，宋金刚惧而引退。刘武周复攻李仲文于浩州，频战皆败，又馈运不属，贼众大馁，于是宋金刚遂遁。太宗复追及宋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获辎重千余两。宋金刚走入介州，王师逼之。宋金刚尚有众二万，出其西门，背城而阵，太宗与诸将力战破之，宋金刚轻骑遁走。其骁将尉迟敬德、寻相、张万岁收其精兵，举介州及永安来降。刘武周大惧，率五百骑弃并州北走，自乾烛谷亡奔突厥。宋金刚复收其亡散以拒官军，人莫之从，与百余骑复奔突厥。太宗进平并州，悉复故地。未几，宋金刚背突厥而亡，将还上谷，为追骑所获，腰斩之。刘武周又欲谋归马邑，事泄，为突厥所杀。
刘武周自初起至死，凡六载。起初，刘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说曰：“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且并州已南，地形险阻，若悬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连和突厥，结援唐朝，南面称孤，足为上策。”刘武周不听，遣君璋守朔州，遂侵汾、晋。及败，泣谓君璋曰：“恨不用君言，乃至于此！”刘武周既死，突厥又以其子刘君璋为大行台，统其余众，仍令郁射设督兵助镇。高祖遣谕之，刘君璋部将高满政谓君璋曰：“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刘君璋不从，满政因人心夜逼刘君璋，刘君璋亡奔突厥。满政遂以城来降，拜朔州总管，封荣国公。
第二年，刘君璋复引突厥来攻马邑，满政死之，刘君璋尽杀其党而去，退保恆安。刘君璋所部稍稍离散，势蹙请降，高祖许之，遣使赐以金券。会突厥颉利可汗复遣召之，刘君璋犹豫未决。其子孝政曰：“刘武周足为殷鉴。今既降唐，又归颉利，取灭之道也。粮储已尽，人情悉离，如更迟留，变生肘腋。”恆安人郭子威说刘君璋曰：“恆安之地，王者旧都，山川形胜，足为险固。突厥方强，为我脣齿。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何乃欲降于人也？”刘君璋然其计，乃执我行人送于突厥，与突厥合军寇太原之北境。刘君璋复见颉利政乱，竟率所部来降，拜安州都督，封芮国公，赐实封五百户。
刘文静：(公元568～619年)，字肇仁，自称彭城人(今江苏徐州)，世居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隋末任晋阳县令，是李氏父子起兵的主要计谋与支持者。
刘文静不是山西人，但长期在山西做官；李世民称之为“太原公子”。父韶，仕隋战死，赠上仪同三司。文静以死难子，袭仪同。侗傥有器略。大业末，为晋阳令，与晋阳宫监裴寂善。寂夜见逻堞传烽，吒曰：“天下方乱，吾将安舍？”文静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资也。吾二人者可终生贱乎？”
高祖为唐公，镇太原，文静察有大志，深自结。既又见秦王，谓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达神武，汉高祖、魏太祖之徒欤！殆天启之也。”寂未谓然。文静俄坐李密姻属系狱，秦王顾它无可与计者，私入视之。文静喜，挑言曰：“丧乱方剡，非汤、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无其人哉？今过此，非儿女子姁姁相忧者。世道将革，直欲共大计，试为我言之。”文静曰：“上南幸，兵填河、洛，盗贼蜉结，大连州县，小阻山泽，以万数，须真主取而用之。诚能投天会机，奋礻艺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晋避盗者皆在，文静素知其豪杰，一朝号召，十万众可得也。加公府兵数万，一下令，谁不愿从？鼓而入关，以震天下，王业成矣。”王笑曰：“君言正与我意合。”乃阴部署宾客。
将发，恐唐公不从，文静谋因裴寂开说，于是介寂以交王，遂得进议。及突厥败高君雅兵，唐公被劾，王遣文静、寂共说曰：“公据嫌疑之地，势不图全。今部将败，方以罪见收，事急矣，尚不为计乎？晋阳兵精马强，宫库饶丰，大事可举也。今关中空虚，代王弱，贤豪并兴，未有适归，愿公引兵西，诛暴除乱。乃受单使囚乎？”唐公私可，会得释而止。
王教刘文静伪为诏“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为兵，期岁尽集涿郡以伐辽。”繇是人心愁扰，益思乱。刘文静谓寂曰：“公闻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乎？唐公名载图谶，闻天下，尚可怗怗以待祸哉？”又胁寂曰：“公为监，以宫人侍客，公死何憾，奈何累唐公？”寂惧，乃劝起兵。秦王即委文静、长孙顺德等募士，声讨刘武周。文静与寂作符敕，发宫监库物佐军兴。会王威、高君雅猜贰，刘文静与刘政会为急变书，诣留守告二人反，候唐公与威、君雅视事，刘文静进曰：“有密牒言反者。”公目威等省牒，政会不肯，曰：“所告乃副留守，唯唐公得观。”公惊曰：“讵有是乎？”读已，语威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诟曰：“反人欲杀我耳。”刘文静叱左右执之，由是举兵。唐公乃开大将军府，以刘文静为司马。刘文静劝改旗帜，彰特兴，又请与突厥连和，唐公从之。遣刘文静使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兵何事而起？”刘文静曰：“先帝废冢嗣以授后主，故大乱。唐公，国近戚，惧毁王室，起兵黜不当立者。愿与突厥共定京师，金币、子女尽以归可汗。”始毕大喜，即遣二千骑随文静至，又献马千匹。公喜曰：“非君何以致之？”寻拒屈突通于潼关，与其将桑显和苦斗，死者数千。刘文静度显和军怠，以奇兵从后掩之，显和败绩。通兵尚数万，欲引而东，刘文静命将追执之，徇新安以西，皆下。转大丞相府司马，进光禄大夫、鲁国公。
唐公践天子位，擢纳言。时多引贵臣共榻，刘文静谏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见群下，言尚称名。帝坐严尊，屈与臣子均席，此王导所谓太阳俯同万物者也。”帝曰：“我虽应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无嫌。”薛举寇泾州，以元帅府长史与司马殷开山出战，大败，奔还京师，坐除名。与讨仁杲，平之，复爵邑，授民部尚书、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从秦王镇长春宫。
刘文静自以材能过裴寂远甚，又屡有军功，而寂独用故旧恩居其上，意不平。每论政多戾驳，遂有隙。尝与弟散骑常侍文起饮酣，有怨言，拔刀击柱曰：“当斩寂！”会家数有怪，文起忧，召巫夜被发衔刀为禳厌。刘文静妾失爱，告其兄上变，遂下吏。帝遣裴寂、萧瑀讯状，对曰：“昔在大将军府，司马与长史略等。今寂已仆射，居甲第，宠赉不赀。臣官赏等众人，家无赢，诚不能无少望。”帝曰：“文静此言，反明甚。”李纲、萧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静首决非常计，事成乃告寂，今任遇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赐全宥。帝素疏忌之，寂又言：“文静多权诡，而性猜险，忿不顾难，丑言怪节已暴验，今天下未靖，恐为后忧。”帝遂杀之，年五十二。文起亦死，籍其家。刘文静临刑，抚膺曰：“高鸟尽，良弓藏，果不妄。”唐贞观三年，追复官爵，以子刘树义袭鲁国公，诏尚主。然刘树义怨父不得死，谋反，诛。
刘禹锡：(公元772～842年)，字梦得。洛阳人(今河南洛阳)，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著名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刘禹锡是匈奴族后裔，七世祖刘亮随魏孝文帝迁洛阳，始改汉姓。其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嘉兴(今浙江嘉兴)。刘禹锡出生在嘉兴，十九岁左右游学长安。唐贞元九年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接着又登宏词科。
唐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唐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书记，参与讨伐徐州乱军。唐贞元十八年调任渭南县主簿。次年任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当年农历8月改元永贞)农历1月，唐德宗死，唐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与王叔文、王□、柳宗元同为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称为“二王刘柳”。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唐顺宗被迫退位，唐宪宗即位。农历9月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
唐元和九年农历12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农历3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唐宝历二年冬从和州奉召回洛阳。宝历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至此结束。唐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衔，因此世称刘宾客、刘尚书。诗歌创作刘禹锡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则称他为“诗豪”，推崇备至。
他的诗歌传诵之作极多。刘禹锡在唐元和十三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
刘 蜕：(公元？～年)，字复愚，自号文泉子，长沙人。湖南第一个进士，著名唐朝散文家。
唐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进士。相传在此前三十年，荆南一带(包括今湖南大部分地区)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故有“天荒解”之语，至蜕，以荆解及第，时人称为“破天荒”。节度使崔铉，特给“破天荒钱”七十万贯，以示奖励。刘蜕谢书中有云：“三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
刘蜕曾任左拾遗。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农历1月南诏陷交趾，唐懿宗游宴无度，刘蜕上书极谏，不纳。同年8月帝以宦官吴德应等为馆驿使，台谏以其违反旧制，请收回成命，帝以制命已行为由，亦不纳。刘蜕上疏称：“自古明君所尚者从谏如流，岂有已行而不改者！”又不听。农历10月唐懿宗以令狐滈为左拾遗。令狐滈是前宰相令狐鋾之子，倚仗父势，卖官鬻爵。刘蜕又上疏弹劾，斥责令狐滈“居家无子弟之法，布衣行卿相之权。”令狐滈上表，佯为引避，左迁詹事府司直。次年正月，令狐鋾以淮南节度使上表为其子讼冤，唐懿宗贬刘蜕为华阴令。
刘蜕嗜文学，以散文名于世，每自称“饮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愤，疾病嬉游，群居行役，未尝不以文之为怀也。”其文常嗟叹不遇，亦多愤激之辞，如“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贵贱”。刘熙载《艺概》云：“学《楚辞》尤有深致。《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虽止三篇，颇得《九歌》遗意。”《四库提要》云：“刘蜕文原本扬雄，奇奥险于孙樵，而易于樊宗师，大旨与元结相出入，亦可谓特立者矣！”《新唐书》著录其《文泉子集》十卷，已失传。明人韩锡辑有《文泉子集》一卷，另有吴馡辑《刘蜕集》六卷。事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二、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旧唐书》等。
刘蜕有故宅，在今长沙通泰街，清人周达武即其地筑楼台池馆，仍号蜕园。
刘黑闼：(生卒年待考)，贝州漳南人。著名隋末河北起义军后期领袖。
无赖，嗜酒，好博弈，不治产业，父兄患之。与窦建德少相友善，家贫，无以自给，建德每资之。隋末亡命，从郝孝德为群盗，后归李密为裨将。密败，为王世充所虏。世充素闻其勇，以为骑将。见世充所为而窃笑之，乃亡归建德，建德署为将军，封汉东郡公，令将奇兵东西掩袭。黑闼既遍游诸贼，善观时变，素骁勇，多奸诈。建德有所经略，必令专知斥候，常间入敌中觇视虚实，或出其不意，乘机奋击，多所克获，军中号为神勇。及建德败，黑闼自匿于漳南，杜门不出。会高祖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将赴长安，愿等相与谋曰：“王世充以洛阳降，其下骁将公卿、单雄信之徒皆被夷灭，我辈若至长安，必无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日擒获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还之。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杀害，我辈残命，若不起兵报仇，实亦耻见天下人物。”于是相率复谋反叛。卜以刘氏为主吉，共往漳南，见建德故将刘雅告之，且请。雅曰：“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众怒，杀雅而去。范愿曰：“汉东公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于士逝世。吾久常闻刘氏当有王者，今举大事，欲收夏王之众，非其人莫可。”遂往诣黑闼，以告其意。黑闼大悦，杀牛会众，举兵得百余人，袭破漳南县。贝州刺史戴元详、魏州刺史权威合兵击之，并为黑闼所败，元详及威皆没于阵。黑闼尽收其器械及余众千余人，于是范愿、高雅贤等宿旧左右渐来归附，众至二千人。武德四年七月，设坛于漳南，祭建德，告以举兵之意，自称大将军。淮安王神通、将军秦武通、王行敏前后讨之，皆为所败。于是移书赵、魏，其建德将士，往往杀官吏以应。黑闼北连怀戎贼帅高开道，兵锋甚锐，进至宗城，有众数万。黎州总管李世勣不能拒，弃城走保洺州。黑闼追击破之，步逝世五千人，皆殁于阵，世勣与武通仅以身免。黑闼又征王琮为中书令，刘斌为中书侍郎，以掌文翰。遣使北连突厥，颉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骑从之。黑闼军大振，进陷相州。半岁，悉复建德故地。兗州贼帅徐圆朗举齐、兗之地以附于黑闼，其势益张。五年正月，黑闼至相州，僭称汉东王，建元为天造。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又引建德时文武悉复本位，都于洺州。其设法行政，皆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于是太宗又自请统兵讨之，师次卫州，黑闼数以兵挑战，辄为官军所挫。黑闼惧，委相州，而退保于列人营。时洺水县人请为内应，太宗遣总管罗士信入城据守，黑闼又攻陷其城，士信死之，遂据洺州。三月，太宗阻洺水列营以逼之，分遣奇兵，断其粮道。黑闼又数挑战，太宗坚壁不应，以挫其锋。黑闼城中粮尽，太宗度其必来决战，预拥洺水上流，谓守堤吏曰：“我击贼之日，候贼半度而决堰。”黑闼果率步骑二万渡洺水而阵，与官军大战，贼众大溃，水又大至，黑闼众不得渡，斩首万余级，溺死者数千人。黑闼与范愿等以千余人奔于突厥，山东悉定。太宗遂引军于河南以讨徐圆朗。六月，黑闼复借兵于突厥，来寇山东。七月，至定州，其旧将曹湛、董康买先亡在鲜虞，复聚兵以应黑闼。高祖遣淮阳王道玄、原国公史万宝讨之，战于下博，王师败绩，道玄死于阵，万宝轻骑逃还。由是河北诸州尽叛，又降于黑闼，旬日间悉复故城，复都洺州。十一月，高祖遣齐王元吉击之，迟留不进。又令隐太子建成督兵进讨，频战大捷。六年二月，又大破之于馆陶，黑闼引军北走。建成与元吉合千余骑屯于永济渠，纵骑击之，黑闼败走，命骑将刘弘基追之。黑闼为王师所蹙，不得休息，道远兵疲，比至饶阳，从者才百余人，众皆馁，入城求食。黑闼所署饶州刺史葛德威出门迎拜，延之入城。黑闼初不许，德威谬为诚敬，涕泣固请。黑闼乃进，至城傍，德威勒兵执之，送于建成，斩于洺州，山东复定。
刘松年：(生卒年待考)，钱塘人，画家，善于作山水画，与李唐、马远、夏圭合称“南宋四家”。
刘秉忠：(公元1216～1274年)，原名侃，字仲晦，法名子陪，号藏春散人；邢州人(今河北邢台)。著名元朝大臣。
刘秉忠博学多才，通天文、地理、律历等。以吏职不得志，出家为僧。乃马真后元年(公元1242年)经海云法师举荐入忽必烈(元世祖)藩邸，参与机要。曾上书建议劝农桑，兴学校，祭孔子，定法度，养儒士等，对忽必烈在北方推行汉法颇有贡献。
元宪宗六年(公元1256年)刘秉忠负责筹建开平城(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历时三年竣工。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定为都城，后称上都。刘秉忠并参与制定朝仪、官俸、章服等制度。元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还俗，授任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同知枢密院事等职。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建议定国号为大元。刘秉忠以后又主持大都(今北京)的营建。著有《藏春集》十卷，仅传诗作六卷。
刘 元：(生卒年待考)，河北宝坻人。著名元朝时期与阿尼哥同期的雕塑家。
早年曾在山东为道士，在道观他接触了雕刻技术。其成就比阿尼哥更大。他把中国传统的雕塑技术和外来艺术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据《元史》记载，“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转换成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尤其是上都三皇像，塑造最为精彩，据认为是充分把握了三位圣人微妙的神韵。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遗址调查时，在华严寺的废墟中，出土了一些彩色的泥塑和鎏金的泥塑像残片，据认为可能与刘元有关。
刘元的真迹目前已很难找到，但是在北方草原的众多喇嘛召庙中，其技法风格却随处可见，带着中尼两国文化色彩的雕塑，千姿百态地遍布我国北方各召庙。
刘福通：(公元1321～1365年)，著名元朝末期北方红巾军领导者。
先与韩山童等长期利用白莲教在民间进行活动。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5月，乘元廷征民夫修黄河之机聚众起事，攻占州。因以红巾为号，称红巾军。随后攻占河南许多州县。
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立韩林儿(韩山童之子)为帝，称小明王，以亳州，今安徽亳县)为都，建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刘福通历任平章、丞相等职，掌握大宋的军政大权。元廷派兵镇压，亳州失陷，后迁都安丰(今安徽寿县)。其后分兵三路攻略陕西、山东、河南、山西、河北等地，兵锋曾达元大都附近的柳林(今北京通县南)。元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他统兵攻占汴梁(今河南开封)，作为都城。次年汴梁被元军攻破，退守安丰。
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张士诚军围攻安丰，他与韩林儿往滁州，今安徽滁县)依靠朱元璋。后传说被朱元璋命部将沉于江中溺死，终年四十四岁。
刘荣嗣：(生卒年待考)，字敬仲，号简斋，别号半舫。曲周县西四夫人寨村人。著名明朝大臣。
幼年父母早丧，依伯兄为命，聪颖异常，十岁时下笔成章，郡守南居益，司理张凤翔以国士待之，一时名声大震，求取文章者络绎不绝。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及第，初授户部主事，管银库，后调吏部主事。
当时大太监魏忠贤声势显赫，胡作非为，多数官员投其门下，为虎作伥，而刘荣嗣不屑一顾，与左光斗、杨涟、鹿善继等竭力反对阉党。
当他在山东任参政时，拒绝为魏忠贤建生祠，把生死置之度外。崇祯五年任顺天府尹(今北京大兴)，虽然他用法平恕，王公貴族们都有所收敛，把京都之地治理得秩序井然。公务之余他常和当时的著名的文人郦道元，贾浪仙等研究诗词文章，相互唱和。
明崇祯六年，河政大坏，崇祯皇帝任命刘荣嗣为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提督军务，到任后，他亲自勘察，爱惜人力，节约开支，原来的预算施工费为五十三万两银，结果只用了二十八万两，这本来是一件很大的功劳，但遭到首辅王应熊，次辅温体仁等人的陷害，说他治河失策，下狱问罪。在狱中，他以诗言志，著述甚丰，直到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才获保释，不久死于旅途，卒年六十八岁。后经其子上诉皇帝，才平反昭雪。
刘荣嗣立朝二十年，政声卓著，反阉党，兴水利，德被民生。他不仅勤政爱民，是位清官，而且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诗人，画家，书法家。他著有《半舫集》、《简斋集》等十余部诗文集行世，与明朝末期的文学泰斗钱谦益齐名；书学王羲之，晚仿苏东坡，造诣颇深；作画有云林笔致，与童文敏齐名，人们视为珍品，争相收藏。
刘大夏：(公元1436～1516年)，字时雍，号东山，华容县人(今湖南华容)。著名明朝兵部尚书。
明英宗正统元年生。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中湖广乡试解元。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明宪宗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升兵部车驾司郎中，改职方司郎中。明孝宗宏治二年(公元1489年)升广东右布政使。
广西田州泗城土官岑猛反。刘大夏亲往谕导，指明祸福，猛即投诚，事得平息。平广东后山“寇”乱时，只斩首要，不滥杀无辜。顺德知县吴廷举清廉，特予奖拔。公余常与理学家陈献章讨论学术。
明宏治五年(公元1492年)转调浙江右布政使。次年春天河决张秋镇、黄陵岗等处，运道阻绝，民居淹溺。刘大夏升右副都御史，奉诏治河。自黄陵岗起，疏浚贾鲁河及孙家渡、四府营上游，以分水势。又筑长堤，起昨城，经东明、长垣、曹、单等县至徐州，长达180公里，亲至河道丈量督修，治河工竣，改张秋镇为安平镇。
明宏治十年(公元1497年)秋刘大夏因病三次上疏乞休，筑东山草堂于桃花山西麓，读书其中。后以群臣交荐，除右都御史，总督两广。杜绝贿赂及捐纳，禁止内外镇守官奴役军士，平息寇盗，境内安定。明宏治十五(公元1502年)年升兵部尚书。时外戚及倖臣干扰朝政，明孝宗深知其害，颇思改革，命群臣献策。刘大夏奏言兵政十害，列举南北军士轮番转漕粮草之苦，边防军士疲困，将官贪污，克扣军士粮饷和虐待军士行为。明孝宗嘉纳，下诏严禁。后来明孝宗因听太监苗逵言，欲攻蒙古，而刘健等谏阻，犹豫不能决，因问刘大夏。刘大夏建议“命令边疆将领，了解敌情，严加防御，以作战守之计”。遂罢出征之议。
明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刘大夏已经七十一岁，弹劾太监刘瑾，刘瑾恨之，每欲置之死地。宰相李东阳常为调解。刘瑾说：“要他来向我跪拜，可即了结。刘大夏闻之大怒说：“我为大臣，岂见阉奴，死是本分！”终不屈。旋又奏请减皇城京城守视太监，劾镇守太监江西董让、蓟州刘琅、陕西刘云、山东朱去等贪婪，请加查处。疏上不报，乃乞还乡。刘宇、焦芳向刘瑾言：“抄刘大夏家，可当边防费用十分之二。”
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农历9月刘瑾假借刘大夏前在两广任内处理田州土司岑猛下当，派锦衣卫千户罗至廉捕刘大夏入北镇抚狱。刘瑾索取贿赂未得，又欲以“激变”罪名，置之死地。得左都御史屠滽和宰相李东阳解救，遂改为充军肃州，终年七十三岁。布衣步行，过大明门下，叩首而去。京城居民夹道围观，莫不叹息流涕。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8月刘瑾以罪被诛，刘大夏赦还，复原官。明正德十一(公元1516年)年农历5月逝世。终年八十一岁，谥忠宣。著有《刘忠宣公遗集》二卷传世。
刘大夏一生为官清正，一身正气，为明朝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大臣。但他也是著名的保守派，明朝中期的禁海之举，刘大夏便是始作俑者之一，使中国开始走向闭关锁国的命运。更为严重的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诸多记录史籍，均为刘大夏举火焚之，可谓罪之巨矣。
刘三吾：(公元1312～？年)，初名如孙，茶陵人。著名明朝翰林学士。
元仁宗皇庆元年生。其父刘平野曾任翰林学士，有《平野先生集》行世。
刘三吾早岁中乡举，未居官。后避兵广西，由行省承制授静江路儒学副提举，及明兵下广西，三吾归茶陵。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刘三吾七十三岁时，衡山茹瑺推荐，被召进京师，奏对详敏，太祖授予左春坊赞善，旋累迁翰林学士。时明朝初立，典章制度缺略，一切礼制及三场取士办法多由三吾刊定。又为太祖所制《大诰》及《洪范注》作序；总揽《存心录》、《省躬录》、《书传会选》、《寰宇通志》、《礼制集要》诸书纂修，任务。备受太祖尊重，与同列汪睿、朱善称为“三老”。
懿文太子逝世后，刘三吾建议立太孙，被采纳。后以年迈，洪武二十三年改授晋世子经，为吏部侍郎侯庸所劾，一度降为国子博士，二十七年复学士职。三十年与白信蹈等主持会试，取泰和宋琮为第一，北方考生一名未取。落第士子联名上奏，控三吾等系南方人，私取同乡。皇帝发怒，命侍讲张信等复阅试卷，又有人控告张私受三吾、信蹈嘱托，故意将劣卷呈进，皇帝更怒，亲自策问复阅，另取六十一人，均为北方士子。此次事件，时人称为“南北榜”或“春夏榜”案，信蹈、张信论死，刘三吾和宋琮也遭遣戍。
明建文初期(公元1399～1402年)刘三吾被召还京师，至永乐(公元1403～1424年)中，参加撰修《春秋大全》，死时年逾九十岁。
刘三吾为人慷慨，胸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工诗，往往迅笔疾书，不暇锤炼，粗豪中甚有真气。明成化中期(公元1465～1487年)桐江俞荩知茶陵，将其遗作合刊为《坦斋集》。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茶陵知州韩城贾重刊。《沅湘耆旧集》收入其诗五十一首。
刘 墉：(生卒年待考)，山东诸城人，著名清朝大臣、书法家。
官至东阁大学士，与当时的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齐名。
刘逢禄：(公元1776～1829年)，字申受，又字申甫，号思误居士；江苏武进人。著名清朝学者。
他治经尽传存与、述祖家学。诸经之中，刘逢禄用力最久、最有心得的是《春秋》公羊学。
他从正确阐发何休总结的“三科九旨”入手，对“张三世”、“通三统”诸《春秋》义例作了系统笺释，从而显示了《春秋》公羊学作为应变中求发展的政治学说的历史价值。至此，始为一代《春秋》公羊学的复兴奠定坚实根基。刘逢禄表兄弟宋翔风作同调之鸣，撰为《论语说义》、《大学古义说》、《过庭录》诸书，常州庄学为之大盛而有常州学派之谓。
刘光第：(公元1859～1898年)，字裴村；四川富顺人。著名清朝末期维新变法人士。
清光绪年间进士。公元1883年任刑部主事。公元1898年入保国会。戊戌变法时，由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湖南守旧党曾廉上书请杀康梁，他与谭嗣同按条详驳之。戊戌政变时被杀，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有《介白堂诗文集》、《衷圣斋文集》传世。
刘师培：(公元1884～1920年)，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著名近代文字训诂学家、宗古文经。
1903年在上海与章炳麟相晤，赞成“光复”，改名光汉，撰《攘书》。后任《警钟日报》、《国粹学报》撰述，宣传救国。1909年为清官僚端方收买，政治上走向反动。辛亥革命后，加入筹安会，助袁世凯复辟帝制。所作《君政复古论》，宣扬孔孟之道，为复辟制造理论根据。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其学长于以字音推求字义，用古语明今言，用今言通古语。又擅长骈文。所著近人辑有《刘申叔先生遗书》等凡七十四种。
刘 复：(公元1891～1934年)，字半农，江苏江阴人。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早年参加新文化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诗歌形式模仿民歌，有反封建倾向。曾留学法国，专攻语音学。发明声调推断尺，提倡试验语音学。后思想倒退，提倡尊孔读经。
著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和《中国文法通论》、《四声试验录》等。
刘洪雄：(公元1907～1940年)，曾用名王典，蒙古族，1907年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革命烈士。
1919年入归绥高等小学，1924年入山西省太原国民师范学校。1926年在太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北京门头沟煤矿从事工人运动。1932年任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通讯大队长，做地下工作。1934年在归绥县保尔合少私立明言小学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后，与杨植霖、高凤英等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春赴晋西北，向八路军一二○师汇报绥远敌占区情况，提议八路军挺进绥远。8月随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返回绥远。同年冬，奉派到归绥伪军中任职。1939年5月，与宁德青等组织“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
1940年任中共归绥工委组织部长；7月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遭到破坏，被捕入狱。8月25日被日本宪兵队杀害，终年33岁。
刘元方：(公元1931～年)，浙江镇海人。著名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化学系。同年到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现为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会理事长等职，并受聘为瑞士国家反应堆研究所客座科学家。
刘元方教授于1955年在中国首先进行了热原子化学研究，领导建成了我国第一台每分钟5万转的浓集235U气体离心机，重制了251BK的衰变纲图，并系统地开展放射性核素标记抗癌单克隆抗体的化学的重要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放射化学家，在创立和建设我国第一个放射化学专业的教育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仁轨：(公元602～685年)，字正则，汴州尉氏人(今河南尉氏)。
自幼好学，博涉文史。公元660年唐攻百济，他因督海运遇风覆船被免职，随军自效。公元661年百济起兵，围攻屯其府城的唐将刘仁愿部。刘仁轨任检校带方州刺史，率军赴救，解其围。随后又与刘仁愿部在熊津之东，击败百济军。百济向倭国求援，倭国同意派兵。公元663年农历8月百济王丰率部分军队出周留城，往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接应。百济王子率剩下的百济军和先期到达的倭军留守周留城。刘仁原、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统帅陆军，从陆路进攻周留城。刘仁轨、杜爽率领唐水军和新罗海军从熊津进入白江口，朔江而上夹击周留城。农历8月13日刘仁原所部进逼周留城外围。周留城周围的城池，逐一被唐军攻克，百济守军相续投降。同时刘仁轨率唐和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企图朔江北上进逼该城。当刘仁轨所率海军驶抵白江口时，与先期前来的倭国海军相遇。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兵马在岸上守船。刘仁轨立刻下令布阵，一百七十艘战船按命令列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27日上午倭军战船首先开战，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双方战船一接触，倭军立刻处于劣势。倭军战船慌忙撤回本队，其将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当后退。”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刘仁轨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在阵中。倭军被围，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倭军大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倭将朴市田来津被击毙。刘仁轨四战皆胜，烧毁敌船四百余艘，海水被映成红色。百济王丰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闻讯率守军投降。倭军也全部撤回本国。刘仁轨遂任带方州刺史，驻百济。
公元674年任鸡林道大总管，率军东攻新罗。公元675年破其北方重镇七重城后引兵还。随即进爵为公，任尚书左仆射。武则天临朝后，加授为特进，专知京都留守事。不久依新官制改称文昌左相。刘仁轨治军严整，为人刚正，在任陈仓县尉时，杖杀暴吏折冲都尉鲁宁。他直言敢谏，先后多次上书李世民、李治、武则天，对军政要事乃至皇帝行止，皆敢进言。公元685年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刘 锜：(公元1098～1162年)，字信叔，德顺军人(今宁夏隆德)。
多智谋，善射，曾一箭射穿一个水斛，拔出箭后，再用一箭射进洞里。早年曾受到高俅的推荐。建炎初，知岷州，为陇右都护，屡胜西夏军，升为泾原经略使兼知渭州。在富平之战中，力战金将完颜宗弼，因部下降金而被贬。公元1133年复官。公元1136年解潜、王彦军内讧，都被罢免，刘锜被任命统领其军(王彦军就是“八字军”)，自此他才有自己的部队。
公元1140年农历5月金朝分兵四路向宋大举进攻，完颜宗弼率主力十余万，于12日攻入东京开封府，14日又克南京应天府，尔后挥师南下。是时新任东京副留守的刘锜率“八字军”一万八千人由临安府沿水路北上东京赴任，15日行至顺昌府时，得悉金军已毁约攻占东京，前锋已进至距顺昌一百五十余公里的陈州。顺昌北濒颍水，南临淮河，是屏卫淮河之要点，亦为金军南下必经之地。刘锜闻知顺昌粮草充足，决意与知府陈规协力守城，阻遏金军南下。为激励军民誓死抗击金军，他下令凿沉船只，示无退意，并将城外数千户百姓迁入城内，分遣部将扼守四门，派出斥堠侦探金军动向，发动民众整修城防，增筑壁垒，于城外筑羊马垣，预设伏兵，经过六昼夜紧张准备，初步完成防御部署。25日金军前锋数千骑渡过颍水，进至顺昌郊外。刘锜从被俘获的金军干户口供中得知，金将韩常等部在城北十五余公里的白龙涡下营。刘锜乘其立足未稳，遣兵夜袭，初战告捷。29日金三路都统完颜褒、龙虎大王突合速与韩常等合军三万余众，进至顺昌城下。宋军敞开城门，使金军疑不敢进，刘锜乘其犹豫，令守城宋军施放劲弓强弩，待其退却，又命步逝世出城追击，金军仓皇争渡颍河后撤，溺死者甚众。农历6月2日刘锜又乘雷雨之夜，遣军夜袭金营，获胜而归。
完颜褒等攻城受挫，遣人急赴东京向完颜宗弼求援。5日刘锜获悉金军主力来援，决计背城一战，于死中求生。刘锜为麻痹金军，让部将曹成故意被金军俘获，去金营行间，曹成慌称刘锜喜好声色，不懂战守。完颜宗弼轻信，为加快行军速度，留下攻城器械、砲具，令军轻装急进，不到七天疾驰六百余公里，于7日进抵顺昌，并对众将折箭为誓，决计一日破城。9日晨完颜宗弼督军向顺昌东、西两门发起猛攻。刘锜在早晨凉爽时，坚守不战，待午后天气炎热，金军人困马乏时，先遣军数百出西门佯攻，金军刚欲接战，刘锜另以精兵数千潜出南门，突入敌阵，与金军短兵搏杀，一举歼金军精锐五千余人。在激战时，完颜宗弼自率三千重甲精骑“铁浮图”(也就是连环马了)往来为援，又以“拐子马”从两翼包抄，宋军步兵以长枪大斧击之，斩获极多。
完颜宗弼遭此重创，遂移营城西，掘堑自卫，企图久困顺昌。是日大雨，刘锜遣军夜袭，使金军难保安宁。12日完颜宗弼被迫解围撤军，退归东京。刘锜以顺昌城为防御要点，利用金军远来兵疲，不惯酷暑，不善夜战的弱点，采用以逸待劳，以攻为守，以长击短的战法，大败金军主力，粉碎了金军的进攻，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步制骑的著名战例。
战后刘锜晋升为武泰军节度使、沿淮制置使。公元1141年金军又大举南侵，他率军从太平州渡江，与金军在柘皋隔石梁河对峙，命将士积柴为桥，同杨沂中等过河大败金军。战后，被秦桧等主和派所排挤，解除兵权，知荆南府。公元1161年金帝完颜亮大举攻宋，宋高宗命刘锜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统率诸路军马。他在皂角林设伏，击败金军，但大将王权不听从他的调遣，以至最后兵败，他因年高病重，请求解除兵权。次年(公元1162年)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刘永福：(公元1837～1917年)，字渊亭，广东钦州人(今广西钦州)。著名清朝抗法将领。
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船艇佣工，拳棒武艺超群。早年参加天地会，失败后带领部众二三百人活动于中越边境，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1873年，法军侵占越南河内等地，进而觊觎中国。刘永福应越南政府邀请，率黑旗军援越抗法，于十二月在河内郊区击毙法军头目安邺(M.J.F.加尼埃)及所部数十人，迫使法军退出河内。越南政府以此授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
公元1882年农历3月法国西贡殖民当局派海军上校李威利(H.L.里维埃)率军数干北上，再次发动对越南北圻地区的进攻，农历4月占领河内，次年农历3月又占南定，并不断进犯红河上游，声言夺取保胜，驱逐黑旗军。在越南政府请求下，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率兵三千人，再一次出兵。农历5月19日黑旗军又于河内西郊纸桥设伏，约法军出城一决雌雄。李威利率四百人出战，黑旗军伏兵四起，毙伤法军二百余人，李威利亦当场毙命。法军残部龟缩河内，有如惊弓之鸟。
战后，越南政府任命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黑旗军进一步成为法国侵略者的眼中钉。此战震惊中外，延缓了越南殖民地化的进程，打乱了法国入侵中国的计划，越南政府授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中法战争中，刘永福又在左育、临洮击败法军。战后清廷授为广东南澳镇总兵。
公元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将台湾割让日本，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时刘永福驻防台湾，被绅民推举主持抗日。他联合苗栗、彰化、嘉义等地义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达五个多月，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后于台南失陷前夕内渡厦门。
刘永福晚年退居家乡，仍关心国事，通电反对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1917年逝世于家乡，终年八十岁。
邓显鹤：(公元1777～1851年)，刘显鹍之弟，字子立，号湘皋，晚号南村老人，新化县人。著名清朝诗人、文学家。
生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中乡举，屡赴京会试不第，五十岁又赴京谒选。当时定制，有大挑之选，其中一等可任县令，二等任以教职，由此，显鹤于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分发为宁乡训导，任职十三年，引疾归乡。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应聘主讲邵阳濂溪书院。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自幼喜吟咏，及壮，与同里欧阳辂为诗友。中举后，远游燕、齐、淮、扬、粤等地，所到之处，皆有题咏。其诗不为流俗之言，亦不依附古人成见，曾“文动一时”。从十八岁起即编，诗集，三十九岁时，已有《种草堂初集》、《相思草》、《北上集》、《观海集》、《过江》上、下集等十四种，约八千余首。清嘉庆二十三年诗稿毁于火。后静心追忆，又经欧阳辂删辑，仅存三百余首，编，为《湘皋诗存》五卷。后又成《南村草堂诗钞》二十四卷、《南村草堂文钞》二十卷。陶澍以为：“湘皋之诗，导源予魏晋，而驰骋于唐宋诸老之场。雄厚峻洁，磅礴沉郁，情深而意远，气盛而才大。”其文钞，鄞人沈道宽比之全祖望《鲒埼亭集》。
数十年中，用心收集前人诗人，集成《资江耆旧集》六十卷、《沅湘耆旧集》二百卷、《沅湘耆旧集续集》一百卷、《沅湘耆旧集小传》二十卷和《资江耆旧集小传》四卷。重刊明朝周圣楷《楚宝》，并加增益考订，刊成《楚宝增辑考异》四十卷、《外篇》五卷，时人以为是书：“去取详慎，于地理废置沿革，尤多辨晰，所论断皆有依据，足补前书所未及。”
编纂，嘉庆《武冈州志》三十卷、道光《宝庆府志》一百四十三卷。重订周敦颐所著《周子全书》九卷，《首录》二卷；编，校欧阳玄《圭斋集》十八卷，及搜集校刊王夫之遗书三十八种，计一百八十卷。
刘静庵：(公元1875～1911年)，原名贞一，又名大雄，字静庵亦作敬安、敬庵，教名保罗，湖北潜江人。著名民主革命先驱。
官宦世家出身，少有志新学。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903年)至武昌投湖北新军。次年加入科学补习所，因谋响应长沙华兴会起义事泄，被逐出营，愤而参与王汉、胡瑛行刺清廷户部右侍郎铁良之密谋。同年受聘为美国圣公会在武昌所设日知会阅览室司理，借此重新集结同志，定期举行报告会，宣传革命。
1906年3月主持创立革命团体“日知会”，被推任总干事，活动于军、学、绅、商各界。不久加入同盟会，并与同盟会湖北分会长余诚合作。12月与朱子龙等密谋发动武汉同志响应萍洲难起义，被奸人告密，并诬指为通缉在案的会党首领刘家运，被捕入狱，屡遭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并组织难友以“铁血军”名义进行革命活动。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6月逝世于狱中，终年三十六岁。
刘伯承：(公元1892～1986年)，曾用名刘伯坚，四川开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
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辛亥革命时期从军，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前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起任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后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10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四岁。
长子刘太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部长。
次子刘太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装备部副部长。
女儿刘弥群：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跟帖时间 2010-03-25 16:53:0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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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的典故、趣事 -- 刘项斗联：相传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楚汉相争最终造成刘氏人和项姓人如同世仇，相斗不止，始终不和。结果既影响了生产发展，又影响了社会稳定。某地有两个村庄，一是刘氏，一是项姓，中间隔着一条河。刘项两村人老死不相往来，但就是相互斗联不止。每年的秋季将对联悬挂于村口，无非都是抬高自己，贬低对方之意。某年，刘氏人早早就挂出了这么一副对联：“两朝天子；一代军师。”此联中上联“两朝天子”说的是汉高祖刘邦创立西汉、汉光武帝刘秀创立东汉的故事。下联“一代军师”说的是明朝军师刘基(即刘伯温)的故事。项姓人要想再高过刘氏人，看来很难了。其时刚好有一位上京赴考的秀才路过项姓村庄，借宿村里。闻说此事，心想总是争斗下去，也不是办法，便有心促和。于是只身来到刘氏村庄，说明利害，劝说刘项和解，和睦相处，共享太平。刘氏人只当是项姓人想不出对联，才派人来说和，便要求对方出示对联，才肯言和。秀才没有办法，只好亮出一副对联：“烹天子父；作圣人师。”此联中上联“烹天子父”说的是项羽和刘邦争霸期间，项羽将刘邦父亲擒获。于是派人告诉刘邦，刘邦要是不肯投降，他就要将刘父烹熟了吃。刘邦听后，对来人说，若是烹了他父亲，请分一杯羹，让他也尝尝味道。项羽终是不忍，便放了刘父。此事对于刘氏人来说，刘邦是个毫无孝道、鲜廉寡耻之辈，极不光彩。下联“作圣人师”说的是孔子东游，路遇小孩项橐，与他一番交谈后，孔子说，小项橐“可以为师矣”。刘氏人看到秀才抖出这副对联，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加之确感如此斗下去，实是于家于国无益，遂同意和解。自此，刘项两村和睦相处，互通有无，共同发展，相安无事。但是斗联的惯例仍然保留下来，只不过不再是“抬高自己，贬损他人”了，而是成为文化交流的一块阵地。
运筹帷幄：源于《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有一天在洛阳南宫设宴招待文武大臣。在宴席上，刘邦问文武大臣：“诸位将领，你们坦率相告，我为什么能够取得天下，而项羽怎么又会失去天下呢？”王陵回答说：“您派人攻城略地，取胜后论功行赏，与大家分享利益。而项羽嫉贤妒能，有功的人他就设计陷害，有才学的人他就怀疑。打了胜仗，得到土地，既不赏有功之人，也不给别人一点好处，所以他才失掉了天下。”刘邦听后笑着说：“你只知道这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在营帐之中决定计策，能取胜于千里之外，这点我不如张良；安定国家，抚恤百姓，保证供应不缺，粮食不断，这点我不如萧何；组织百万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点我赶不上韩信。他们三个都是杰出的人才，因为我用他们，所以能取得天下。项羽有个能人范增，他却不用，所以他失去了天下。”后来，人们把“运筹帷帐之中”简称为“运筹帷幄”，用来指在后方策划战或研究战略战术。现引申为筹划指挥。
乐不思蜀：源于《三国志·蜀书·后主禅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三国时期，魏国把蜀汉灭亡后，后主刘禅被迫迁居到洛阳。有一天，魏国的司马昭请刘禅喝酒，给他特意表演了蜀地的舞蹈，当时在场的人看了都感触颇深，十分难过，可是刘禅却毫不在意，还笑嘻嘻地欣赏。司马昭看见这种情形感慨地说，想不到刘禅竟糊涂到了这种地步，即使诸葛亮活到这时，也帮助不了这个昏庸的君主。随后司马昭问刘禅想不想蜀国，刘禅高兴地说：“此间乐，不思蜀！”后来人们用“乐不思蜀”比喻乐而忘返，或者表示身处幸福之中却忘了过去的痛苦。
中国目录学之祖刘向：传说刘向在汉成帝时受命在皇家图书馆——天禄阁校刊《五经》和各种秘籍。某日夜暗独坐，忽有一个黄衣老人，手持青藜手仗，叩门进来，吹燃藜杖，以藜光照明，传授刘向《五行洪范》之文。刘向问老人姓名，老人说：“吾乃太乙之精，天帝悯卯金之子，特派我来传道给你。”并把怀中竹牒和典天文地图之书赠给了刘向。
刘邦与“丰西纵徒事件”：公元前256年，刘邦诞生在秦朝所属的泅水郡沛县丰邑的一个农家。大约在公元前224年，刘邦当了泅水的一个亭长。他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秦王朝建立后，大规模的征召徭役，连续不断，刘邦作为亭长，不止一次地奉命押送刑徒、民夫等去首都咸阳服役。这一活动，使他开阔了眼界，长了见识。有一次，他送刑徒到咸阳，在大街上看到了秦始皇出巡的大队人马威武雄壮的阵势，他感慨万分地说：“大丈夫当如此也。”从此埋下了反秦的种子。于是在他最后一次押解刑徒前往咸阳时，精心策划了“丰西纵徒事件”。那天，刘邦亭长押解刑徒上路之后，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看着一些刑徒一个一个地逃掉，接着又在人烟稀少的丰西大泽边上停下来，在一个小酒馆里吃了许多酒。夜幕降临时，他又走进刑徒队伍里，为那些末逃掉的刑徒一一解开绳索，并说：“你们都逃走吧，随便去哪里都可以，我自今日起也要远走高飞了。”可是，还剩下十多个身强力壮的人不肯离去，围住他说：“亭长，我们跟着你共生死，决心跟你一起干!”当刘邦带领这支小分队来到一片沼泽地时，忽见一条大蛇挡路，众人皆惊慌不已，而刘邦却镇静地挥起三尺长剑，将大蛇劈为两段。顿时众人无不把刘邦当成英雄看待。从此，刘邦走上了反秦斗争的道路。当天，刘邦带领这些人回到丰邑，准备征召人马壮大队伍。不料他的意图被人发现，秦朝兵吏四处搜捕他，丰城的四个城门戒严，使刘邦一伙儿西跑东奔，无处脱身。传说他们正在焦急惊恐之时，忽然有一处城墙裂开一道缝，从而得以逃出城去。刘邦曾喜出望外地大呼“天助我也”。
蚂蚁圆坟：当年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刘清迁居金刘砦后，居宅门前不知何时自生一棵梧桐。这棵梧桐长得极快，不几年就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某日这里忽然狂风大作，天地变色，原来是从天外飞来一只金凤凰。这金凤凰围着梧桐树盘旋三周之后，竟然落在树上，筑起巢来。金凤凰在树上栖息了一段日子，后又飞走，但却将巢留在此树上。凤凰飞走后不久，刘清这位古丰刘氏的开基始祖也突然仙逝。刘家砍下屋前的大梧桐树做成棺材，用来安葬刘清。刘清出葬那天，本来天气晴朗，不料临出丧时，忽然间天昏地暗，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使送葬队伍无法成行。人们万般无奈，只好将刘清的灵柩暂时放在挖梧桐树后留下的大树坑中。雨过天晴之后，人们再来抬棺时，吃惊地发现棺材已然不见，而梧桐树坑此时去口已变成一座巍然宏大的大圆坟。更令人吃惊不已的是，当时竟有亿万只蚂蚁，正在忙碌着向坟上筑土。刘氏族人于是就把这个大圆土坟当作刘清的墓冢。当地的人们则纷纷奔走相告，说这是“凤凰点穴”，“蚂蚁圆坟”，又说刘家“大雨淋坟，必出贵人”。
金屋藏矫：刘彻是汉景帝刘启第九个儿子，在位五十四年。刘彻降生之时，正是其父继位之日。传说生母王美人在怀他时，曾梦见一轮红日投入怀中，称为“贵兆”。刘彻少年时，他的姑母长公主刘膘(景帝的姐姐)很喜爱他。一次姑母当着景帝的面问刘彻：“要不要我的女儿陈阿矫做妻子？”小小的他竟然聪明地答道：“如果能娶阿矫为妻，我一定要建造一所金屋子给她住。”长公主和景帝听了都十分高兴，这个故事就是“金屋藏矫”成语之由来。 跟帖时间 2010-03-25 16:50:5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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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浩然撰《刘氏源流歌》 -- 源溯陶唐姓伊祁，帝尧苗裔第一支。
监明早逝不得立，永河封刘得姓氏。
传至刘累十八世，卯上丝下掌中字。
伯益传下赢姓者，亦与我刘同宗支。
庶后子孙又迁徙，为唐杜伯及范氏。
隰叔奔晋为士师，士会迁秦有后嗣。
复为刘氏传世系，派下之刘属伊祁。
更有分支迁于隋，其后子孙即姓隋。
周定王时刘康公，后裔姓刘源自姬。
士会之后迁丰沛，传至刘邦遂倔起。
西东两汉四百载，当年刘氏居第一。
娄敬项伯均赐姓，冒顿后裔汉家儿。
刘秀避祸改姓金，唐朝文静改侯氏。
避讳钱谬金与钱，同宗异姓十有余。
宗支繁衍皆有自，百川入海同一支。
自从汉朝一统后，传至五代十国时。
承帝称帝五十余，爵封王侯难枚举。
得姓于今四千年，名人辈出知有几？
谱碟历历载分明，炳如月星谁能比！
家声绵远堪自豪，更望后昆齐震起。
建树功业留伟绩，光前裕后谱新史。
题罢谱序情依依，不尽绵绵追思意。 跟帖时间 2010-03-25 16:48:2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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