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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氏的历史名人（二） -- 丁汝昌：(公元？～1910年待考)，安徽庐江人，著名清朝将领。
在世界各国的海军作战史上，许多英勇善战的著名将领都是精通海军战术的行家；但是一个世纪前的东方，却有一位陆军行伍出身的人，指挥着一支当时亚洲最大的海军舰队。他就是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提督(舰队司令)丁汝昌。
公元1836年11月18日，也就是清朝道光十六年农历10月10日，在安徽省庐江县北乡石嘴头村(今名丁家坎)一户贫苦的农民家中，丁汝昌降生人世。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在四处漏风的茅屋里呱呱啼哭的小生命，在半个世纪之后能成为一支威震东亚的海军舰队的司令官。
丁汝昌出生时的名字叫丁先达，字禹廷，号次章。因为家境一贫如洗，童年时代的丁汝昌就不得不离开父母，外出到大户人家做帮工谋生，后又在一家豆腐作坊里当学徒。清咸丰初年(公元1851年)，庐江地区不幸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谨遍地，他的父母在饥病交加中双双去世；时年仅仅只有十四岁的丁汝昌便永远失去了双亲的护爱，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饱尝人间的苦痛。
就在丁汝昌成为孤儿的这一年，在遥远的中国南方发生了一件后来波及到安徽等十四个省份的重大事件；这个后来完全改变了丁汝昌一生的重大事件，就是由拜上帝教首领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的农民起义——也是后来波及半个中国并持续达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开端。
公元1853年，太平军攻占了金陵(今江苏南京)，遂在此定都并改其名为天京。同年，以破竹之势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太平军北上安徽巢湖地区，并攻占了庐江县城。十六岁的豆腐作坊学徒工丁汝昌抛下自己手中的磨盘推杆，投奔了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奋斗理想的太平军；不久，丁汝昌随太平军所部驻守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自此开始了漫长而多变的军旅生涯。
公元1861年夏季，由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指挥的湘军重兵围攻安庆，经过一番相持不下的攻守作战，城内太平军弹尽粮绝。丁汝昌所在的太平军程学启部三百人向湘军投降；他随所部被编入湘军，开始为清朝政府效力。
公元1861年底，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奉命编练淮军，程学启率领他的安徽部下丁汝昌等人改归李鸿章的淮军。自此，丁汝昌开始了他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第一次转折和崛起。
公元1862年，丁汝昌率淮军部队调赴上海镇压太平军及其小刀会。由于在作战中特别英勇，丁汝昌被淮军名将刘铭传索至帐下，统领马队升任营官，受领参将军衔。此后，丁汝昌统领自己的骑兵部队，先后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在江淮大地的战场上，丁汝昌的淮军骑兵纵横驰骋，每战必胜，捷报不断。公元1864年，战功卓著的丁汝昌升为副将；公元1868年，三十二岁的丁汝昌升任总兵，加封提督衔，被朝廷赐予“协勇巴图鲁”的勇号。此时的丁汝昌刚过而立之年已成为高级武官，骑在战马之上神采奕奕，可怜孤儿的模样早已荡然无存。
公元1874年，国内战争基本平息，清朝政府动议裁减军队。淮军提督刘铭传打算裁减丁汝昌统领的骑兵部队，在当时“兵为将有”的年代，这项裁军方案自然遭到丁汝昌的强烈抗拒。凶蛮的刘铭传暗中谋划“命将召至而戮之”，丁汝昌闻悉此讯后，便连夜弃官逃回安徽老家。
丁汝昌的文化程度原本不高，闲居家中多有不适，心情很不畅快。但是丁夫人魏氏却是一个颇有识见的贤妇，她常常宽慰丈夫说：“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这样闲居了几年之后，家境日渐窘困，高级武官不能在家里坐待终年。不甘寂寞的丁汝昌于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秋天动身北上，到北京去谋求差使。
慈禧太后亲自在紫禁城内召见了这位当年战功卓著的淮军将领。在一番例行的问候之后，慈禧太后降旨，将这位赋闲的将领发放甘肃差遣。但是，丁汝昌不愿意去西北苦寒不毛之地赴任。于是丁汝昌从北京驰赴天津，去拜谒自己淮军的老上级、现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要职的李鸿章，想请这位同乡恩师为自己另谋良差。李鸿章马上接见了自己当年的淮军部将丁汝昌，他对丁汝昌表示：“目前创办西式海军，缺人统率；你若能赴英国学习海军，学成归来后自可委以重任。”于是，丁汝昌呈请兵部批准，重入李鸿章的门下。
公元1877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赴英、法两国留学；不久，在英国订造的四艘炮舰全部驶回国内。李鸿章原要任命道员许景澄出任水师督操，但由于许景澄此时颇遭异议，而从海军发展的长远考虑，需要有淮军出身的武将来统辖震慑，因此李鸿章将未来海军统领的人选内定为久经战阵的丁汝昌。
公元1879年底，李鸿章正式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差遣；丁汝昌旋被委任督操北洋水师炮舰，正式开始了他的海军指挥官生涯。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转折，也是一次重要的崛起。
公元1880底，清政府在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的1350吨级的巡洋舰“超勇”号和“扬威”号竣工，丁汝昌奉命率邓世昌等官兵水手二百多人乘船赴英国接受此二舰。这是丁汝昌首次走出国门，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欧洲之行；他在英、法、德诸国参观了炮台、军港、造船厂和兵工厂等，大开眼界。公元1881年8月中旬，丁汝昌率二舰起航返国，取道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和太平洋，历时近六十天驶抵香港。清政府以此次巡海出力，赏丁汝昌“西林巴图鲁”勇号，并授予他正一品封典。
公元1882年8月，丁汝昌奉命率三艘军舰赴朝鲜执行外交使命，回国后获得穿黄马褂的赏赐(获赏黄马褂是清朝一种极高的政治待遇)。公元1883年，丁汝昌授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公元1885年10月，清政府组建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不久，从德国订购的七千三百三十五吨级的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及巡洋舰“济远”号到华，丁汝昌陪同海军大臣醇亲王奕善和李鸿章出海检阅海军，受到好评。
公元1886年8月，丁汝昌率“定远”号等四舰到日本长崎入船坞维修。其间，日本警察蓄意寻衅，在冲突中中国水兵死伤多人；当时的形势一度有升级为战争的危险。丁汝昌力主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冲突，避免两国发生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在他的努力下，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以互恤死伤者而告罢。
公元1887年底，清政府向英、德两国订购的四艘巡洋舰“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来远”号驶抵中国。至此，北洋舰队主力舰只齐备，阵容堪称亚洲之最。公元1888年10月，《北洋海军章程》奏准颁行，北洋舰队随后正式组建成军；丁汝昌被朝廷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舰队司令)，统率大小舰艇四十多艘，总排水量四万多吨。至此，丁汝昌步入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时年五十二岁，成为令任何人不可轻视的一支海军舰队的司令官。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其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海军领兵生涯中，丁汝昌这位陆军行伍出身的司令官始终未能精通海军的业务。这一点，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贻害甚大。
公元1894年初，丁汝昌获尚书衔(尚书相当于今天政府中的部长)。5月，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派兵前往助剿。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争。7月25日，日寇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8月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由于入朝日寇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9月16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中午11:30分，北洋舰队发现日寇联合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一场海上恶战迫在眉睫。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舰队由返航时的五叠雁行小队阵改列为雁行阵(横阵)迎敌，同时他还向全舰队发出三条作战训令：①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②始终以舰艏向敌，藉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③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由于种种原因，北洋舰队击敌时的队形未能成为整齐划一的横队，而成为类似“人”字形的涣散队形。而日寇联合舰队的十二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此时，两支舰队所处的黄海大东沟海面风平浪静，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惟有军舰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向上升腾。在双方舰队相距十二公里时，日寇联合舰队向左稍稍变换航向，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扑去。12:50，双方相距五千三百三十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三○五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
海战刚一开始，“定远”号发炮就震塌了年久失修的飞桥。正在飞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坠落到甲板上，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替指挥。不久，日寇舰炮火击毁了“定远”号上的信旗装置，北洋舰队遂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而日寇第一游击队则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将该二舰击沉。日寇联合舰队的两个战术分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作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使北洋舰队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17:40，日寇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中，中日海军参战的军舰各是十二艘，大致是势均力敌的。作为北洋舰队的提督和中方战场指挥官，丁汝昌的战场指挥是严重失误的。其具体失误之处就在于：丁汝昌指挥北洋舰队排成了不利于实施机动的横队并采用了不利于充分发扬火力的“舰艏向敌”战术；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此次海战，日寇联合舰队虽受一定打击，但未失一舰；而北洋舰队却损失了五艘军舰。显然，对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严重失利的结局，丁汝昌是负有无法推卸的直接指挥责任的。
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驶返旅顺口军港修正，丁汝昌上岸住院养伤，同时主持抢修受伤的军舰。10月下旬，日寇陆军兵分两路侵入中国：一路由朝鲜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节节朝纵深方向推进；另一路在辽东半岛海岸中部的花园口登陆，迅速向辽南方向进攻。丁汝昌未经向顶头上司李鸿章请示，就率北洋舰队移驻到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军港；在日寇于花园口登陆的十四天时间里，北洋舰队未前往袭击。日寇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海军中将在率联合舰队掩护陆军登陆后，曾坦诚直言说：“如丁提督亲率舰队前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焉能安全上陆耶！”11月下旬，日寇攻占号称“亚洲第一要塞”的旅顺口军港，丁汝昌只能率北洋舰队孤寄于威海卫军港了。
日寇攻占辽东半岛后，于12月中旬修改原定的作战计划，决定挥兵渡海南下，发起旨在歼灭北洋舰队的山东半岛战役。此时对于中国方面来说，战局已十分之险恶，孤寄于威海卫一隅的北洋舰队一旦被歼灭，战争必将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北洋舰队却没有实施积极有效的机动作战行动，丁汝昌竟然不顾李鸿章和朝廷多次下达给他的出港击敌的明确作战指令，率舰队消极地株守于威海卫军港，又一次坐视日寇运输船队在荣成湾顺利登陆，痛失了抗敌的作战良机。日寇在荣成湾登陆后，迅速兵分两路向西推进，达成了对威海卫军港海陆夹击的战役态势。
自公元1895年1月下旬起，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官兵，在威海卫军港内与海陆方向的进攻之敌进行了顽强的战斗。2月4日，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官斐利曼特将军进入威海卫军港，劝说丁汝昌放弃抵抗，率部投降；被丁汝昌严词拒绝。丁汝昌还严正拒绝了日寇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将军温情的劝降书，表示“余决不放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
几经苦战，北洋舰队损失惨重。2月9日，日寇四十多艘大小舰艇全部驶至威海卫军港的入口处，欲发动强攻。丁汝昌乘“靖远”号巡洋舰前往拼战，不幸中炮搁浅，丁汝昌被水兵救上小艇得以身免。此时，刘公岛守军内部大乱，少数洋教官串联部分海军军官，煽动士兵威逼丁汝昌率众降敌。丁汝昌毫不为其所动，他凛然声明：“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并晓以大义，慰告部下坚守待援。11日夜，丁汝昌自知陆上援兵无望，遂嘱部下将自己的提督大印截角作废，然后服下超量的鸦片自尽，终年五十九岁。北洋舰队余部降敌；不久，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丁汝昌这位陆军行伍出身的海军将领，是以其所任之北洋舰队提督一职而为其军事生涯之最辉煌顶点的；而他在这一显赫职位上所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又将他送到生命的尽头。甲午战争，使丁汝昌交上了厄运，给这位英勇却不善战的海军统帅披上了一件充满悲剧色彩的厚重外衣。
早在丰岛初战之后，丁汝昌数次率舰队出海未能击敌，他就开始受到朝廷一些高级文官的奏参。8月26日，朝廷将丁汝昌革职，经李鸿章多次上奏力保，丁汝昌方得“暂免处分”，但日后“倘遇敌船猝至，有畏缩退避情事，定按军法从事，决不宽姑。”
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损失五艘军舰而日军未失一舰，丁汝昌再遭奏参。11月16日，清朝廷发布上谕：“近日旅顺告警，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带师船，不能得力，著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以示薄惩。仍著戴罪图功，以观后效。”11月22日，旅顺口军港失守，11月26日朝廷再度降旨：“该提督救援不力，阙咎尤重！丁汝昌著即革职，仍暂留本位，严防各海口，以观后效。”
在山东半岛战役中，丁汝昌始终处在戴罪留任而以观后效的境地里，情绪悲观低落，内心矛盾重重，自然难以从容指挥战事。公元1895年1月24日，丁汝昌在打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致海军如败，万无退烟(台)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寒心，大局更难设想。”
在冰天雪地而又炮声隆隆的威海卫军港内刘公岛上，久经沙场的丁汝昌知道，处于日寇严密海陆夹击之中的北洋舰队已形同瓮中之鳖而在劫难逃。丁汝昌更清楚的是，这支由大清王朝花费巨资历时二十年建成的舰队一旦被日寇彻底歼灭，在北京城等待他自己的只能是一座断头台。因此，丁汝昌此时已下定战死在刘公岛的最后决心，他甚至还请来六名木匠为自己打制了一口棺材，并亲自躺进棺材里一试尺寸是否合适。1月27日，丁汝昌给威海卫陆军统领戴宗骞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真实地流露出丁汝昌当时悲观失望至极的心态：“…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惟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又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既出，而防或有危而不足回顾，尤罪。若自为图，使非要击，依旧蒙羞。利钝成败之机，彼时亦无暇过计也。”
在进退维谷、无以解罪的情况下，丁汝昌不顾上令，选择了一条株守军港直至舰没人尽而后已的末路，这也算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最好的解脱了。而他率舰队株守军港则无异于是坐以待毙，至多也是将一群活军舰当作死炮台作了有限的抵抗，最终是从一定程度上断送了这支耗费巨资建成的庞大舰队；这与他所肩负的提督职守是相违背的，不足后人称道。但是，丁汝昌在最后关头的宁死不降之举，毕竟是为他自己守住了历史的晚节。历史人物的复杂和悲剧，从中可窥见一斑矣！
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因丁汝昌“获咎甚重”而未对他议恤。直至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4月25日，满清政府方以丁汝昌当年在战争中“力竭捐躯，情节可怜”，开复其原有官职军衔。丁汝昌的遗体被运到安徽老家，安葬在无为县严桥乡梅山村的小水鹳山的土岗之上。
一代无作为、甚至是罪在千秋的清朝海军统帅，就这样长眠在故乡安徽省那无为的山冈上。
丁 谦：(公元1843～1919年)，字益甫；仁和人(今浙江杭州)。著名近代地理学家。
十七岁入县学，清同冶四年(公元1865年)以仁和籍应试中举人。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任汤溪县训导。继任象山县教谕二十二年。
中法战争期间，因倡办团练、加强海防有功，受赏五品衔。后升为处州府教授，以年老未赴任，居家从事地理学研究。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任《嵊县志》主纂，未及两年，赍志而殁。
丁谦藏书甚丰，博览多识。工骈、散文，笃嗜金石，对我国历代边疆及邻国地理颇有研究。在象山任职期间，多在“蓬莱轩”著书。所撰《蓬莱轩舆地学丛书》，共六十九卷，1915年由浙江图书馆刊行，1960年重刊。所著还有《宋谢灵运山居赋补注》等。
著有《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六十九卷。
丁 玲：(公元1904～1986年)，女，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著名现代作家。
丁玲1927年开始发表小说，以《沙菲女士日记》轰动全国。
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8年完成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全国解放后，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
1986年3月在北京病逝。毛泽东赋诗赞她“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3月3日是丁玲逝世周年纪念日。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牵挂的唯有爱情。她对丈夫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
1924年，丁玲来到了北平。在一个社交场合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此时的丁玲正在为亲弟弟的夭折和命途艰辛而痛苦，对比她还小一岁的胡也频毫不动心。她感到自己无法在北平继续生活下去，于是选择了离开，返回到湖南老家。不料穷编辑胡也频居然借了钱追到湖南，他蓬头垢面出现在丁玲母女面前，犹如一个爱情的乞丐，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终于被打开。他们在山上住着，有时候要到城里去买东西，胡也频一个人下山，丁玲不放心，就追下山跟着胡也频一块去。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一个淤泥地，走进淤泥地却出不来了。于是他们就站在淤泥里看天上的星星，说说悄悄话，直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一个过路人才把他们给拉了出来。他们住在亭子间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简单而又纯真，就像小孩子们过家家，虽然贫寒却过得十分温馨。
1931年2月7日，二十九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凄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
冯雪峰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谈文学，谈谈时事，师生关系无意当中就改变了。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
胡也频牺牲以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冯达。丁玲跟冯达认识了，他们于1931年的11月住在了一起。冯达柔柔的关怀像细雨一样令丁玲无法拒绝，他们结婚了，并一起度过了长达三年的平静生活。
1933年5月14日那天，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结果冯达一出去就被特务盯住了，一直磨到12点过了以后才回到家中。他回来一看丁玲还在，俩人就这样一块儿被捕了。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浙江莫干山的监狱生涯漫长而又阴森，丁玲在狱中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以后她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冯达，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1937年2月，出狱后的丁玲来到延安。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演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台上演巴威尔的年轻小伙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小伙子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潇洒。丁玲在陈明的身上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
1942年，三十八岁的丁玲与二十五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但没想到，1955年，丁玲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八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五年出狱后，再被送到山西乡村。直到1979年平反为止，在二十五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1955年末，丁玲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首犯。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撤销级别。在等候接受进一步组织处理的日子里，丁玲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考虑今后的出路、工作和生活。她相信，假以时日，错误可以纠正，冤案必将昭雪，党内不乏这样的先例。
1958年3月上旬，中央文化部北京电影制片厂通知陈明保留厂籍，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丁玲便决心争取也去北大荒。3月15日陈明离开北京，随后丁玲便向作协领导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作协领导考虑她的身体，没有答复。陈明到密山后，和一批“右派”被分到宝清县853农场，参加新建生产队劳动。5月的一个星期日，王震突然到新建队来视察。他向全队人员讲话后，陈明走进队部的帐篷，向他面陈丁玲来北大荒的要求和作协领导的意见，请求王震回北京后予以支持。王震关切地询问了丁玲的身体和我们的经济情况，一口回答说：“好嘛，她来北大荒，我同意！”当天晚上，陈明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丁玲，随后还写信告诉她需要带些什么衣物和生活用品。时隔不久的6月下旬，丁玲就来到密山。王震同志在密山农垦局接见她，并告诉她：“已经打电话通知853农场调陈明来，你们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离佳木斯近，交通方便些，住处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在王震亲自过问安排下，1958年7月初，丁玲和陈明一起到汤原农场，开始了漫长的北大荒生活。
1959年的5、6月间，王震到佳木斯，在宾馆接见了丁玲和陈明，一见面就说：“叫你们来，让你们休息几天，就住在这里。今后可以常来，也住这里。”在佳木斯的几天里，有时他让秘书找我们到他房里共进午餐，有时邀夫妻二人看电影或参加晚会。一次午餐时，他对丁玲说：“今年中央要解决一部分人的摘帽问题，这里面没有你。”丁玲说：“我们下来时间不长，多锻炼多考验一个时期好。”
1960年底，王震把丁玲和陈明召回北京，在农垦部部长办公室一见面就说：“这回叫你们来，是帮你们解决问题。”他交待秘书给丁玲和陈明找一家好一点的宾馆，让夫妻二人住下来休息。在这期间，他曾邀集二十来位水利专家到农垦部研讨垦区土地盐碱化改造问题，把丁玲和陈明也找去参加，并向与会专家介绍说：“这是作家丁玲。”后来他因病住院，丁玲和陈明到协和医院去看他，他带夫妻二人到也在那里住院的作协党组负责人之一邵荃麟的病房。邵荃麟当着丁玲和陈明的面对王震说，丁玲在农场扫盲，为畜牧队夺得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考虑摘帽。听了这话，丁玲和陈明深深体会到王震的用意和好心。
遗憾的是王震的努力落空了。1961年秋，作协张僖奉命第二次到汤原农场调查丁玲和陈明的情况。他对二人说：“对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一案，将摘去一部分人的右派帽子，不会全摘，也不可能一个不摘。”他还告诉丁玲和陈明：“作协领导建议，你们可以做点创作的准备。”这年冬天，农场党委向丁玲和陈明宣布：摘掉陈明的右派帽子。但是丁玲不仅依然戴着右派的帽子，作协领导“做点创作准备”的建议也没有条件落实。
1963年国庆节后，丁玲生病，请假去北京检查治疗。在看望王震时，丁玲向他反映了“创作准备”的问题。王震很关心，说：“最近要召开国营农场场长会议，我对他们交待一下，给你们提供创作条件。”他还两次加重语气对丁玲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可见，王震同志不仅亲自安排丁玲去北大荒，而且自始至终给她温暖与关怀。
到了1962年底，王震为丁玲摘帽再给作协写信，中宣部委派作协干部再度去汤原农场调查，结果仍是“基层说她问题很多”。丁玲的右派帽子便一直到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才摘掉。
丁玲的冤案在1984年经中央批准平反昭雪，不实之词被推翻。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有许多文章见诸报刊，其中包括北大荒的重要专著《北大荒精神》。
丁 颖：(公元1888～1964年)，字君颖，号竹铭；茂名人(今广东高州)。著名现代农学家、水稻专家。
丁颖生于广东省高州县谢鸡乡硕塘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丁林泰深感穷人受苦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决心借债送子上学。为此，丁颖成了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
1906年丁颖自私塾童蒙书馆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入学后，他参加了“新高学社”，曾不时议论时政，立志“科学救国”。中学毕业后，他怀着“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向同学们表示：“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我决意报考农科。”他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一年，便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
1912年9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日语，1914年6月曾一度回国，后又于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继续学习。1919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东京留学生为声援祖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之余，不思久留，加之那时家境拮据，乃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改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此后，鉴于对官场贪污舞弊的厌恶，深感不深造就难以实现“科学救国”之夙愿，遂于1921年4月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1924年获学士学位时三十六岁。为了出国深造，他前后奋斗了十一个春秋。
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任教授。他在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规律的研究，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很多调查，写出《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和《救荒方法计划书》，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这些饱含拳拳学子之心的种种考虑均为石沉大海毫无着落。面对重重困难，他决心立足现实，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一百五十岁”。
1927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积蓄补充经费之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随后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解决经费困难，先后又增设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旨在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栽培技术，对发展华南粮食生产做出贡献。
1938年日寇侵入广州，他们的科研基地除南路场外，均遭浩劫，部分同事惨遭杀害。中山大学西迁云南，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稻种和甘薯苗。后来学校从云南移回粤北坪石，抗战胜利后，再迁回广州。八年抗战，中山大学三易校址，颠沛流离，元气大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校方酝酿再次迁校到海南岛时，丁颖为了维护教育事业和国家财产便毅然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并不顾身家安危出面保释为此而被捕的同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丁颖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关怀和重视，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农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当时财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拨专款支持稻作试验场的恢复工作，这对他是莫大的鼓舞。他除了自己日以继夜地工作外，还积极团结知识分子，规劝外流港澳的科技人员和学生回来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更多地了解和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他和青年教师一道参加了俄语学习班，并潜心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
1956年，在他六十七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1963年他以七十五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由于长途劳顿，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日见消瘦。同志们无不为他的健康担忧，劝他就医，但他依然坚持工作。嗣后，由于组织决定，他才无可奈何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三十七天(疗养期应为三个月)。随后，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连他在上海工作的女儿想见一面也未能如愿。回京后，在尚未取得医院病检结果的情况下，又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当时，他病情急剧恶化，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浑身冒汗，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之后，才从济南被护运回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仅二十天就与世长辞了。
丁颖除历任上述职务外，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广东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副主席。他曾先后代表国家赴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缅甸等国考察和进行学术交流。1957年他主持有中、苏、越三国学者参加的武汉水稻科学技术会议；1964年出席了北京科学讨论会。他曾受聘为柏林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丁颖蜚声中外，有“中国稻作之父”之称。
中国稻作文化历史悠久，已众所周知，但稻作起源于何时？发祥于何地？在丁颖以前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公元1884年瑞士A.De康多勒(Candolle)认为，普通栽培稻起源于中国至孟加拉一带；苏联Ｈ·И瓦维洛夫(ＢａВИЛОＢ)主张印度起源说；1944年宇野园空在《马来稻作之仪记》中认为，中国稻种起源于印度。这不但涉及稻种演化、传播、系统发育等理论问题，也是对中国稻作文化的认识问题。丁颖根据古籍记载和出土遗踪，从历史学、语言学、古生物学、人类学，植物学以及籼粳稻种的地理分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论证了中国水稻起源于公元前三千多年前的神农时代，扩展于公元前二十六～公元二十二世纪的黄帝玉禹稷的时代。稻作栽培奠定于公元前1122～公元274年间的周代。从殷商关于稻的依声造字成为Tao、Tu、Dau等声，认定其与今之华南沿海福老语之Deu，越南语的Gao、泰国语的Kao有关，而与马来语系的Pad、印度语系的Vrihi无关。中国古代夏殷百越等民族，同属夏族，史前时代已分布于今之中国全境，中国稻种不可能来自印度。从植物学方面分析，在中国迄今已发现的三种野生稻为：普遍野生稻(O.Satival.f.Spontanea)、药用野生稻(O.Offocinalis)和疣粒野生稻(O.MeyerianBaill)。栽培稻与多年生野生稻杂交结实率高，而且特性相似，认为是中国栽培稻的祖先。这个野生稻种广泛分布于云南、广西、台湾等省(自治区)的江河流域和沼泽地带。因此认为中国稻作文化有其独立的演变系统。丁颖还根据古人类的迁徙和稻的语系，提出栽培稻种的传播途径为：一是由中国传至东南亚与日本等地；二是由印度经伊朗传入巴比仑，再传至欧美等国；三是澳尼民族(Austronisian)从大陆传至南洋。他认为，中国稻种不仅起源于中国的野生稻，而且是世界稻种传播中心之一。丁颖的上述学术见解，现在已为愈来愈多的学者所共识。
丁颖对我国栽培稻种的演变与分类有精湛的研究和独创性的见解。1928年，日本加藤茂范根据稻种的形态、杂种结实率及血清反应，将栽培稻种分为两大群，分别定名为印度型亚种(O.Satival.Subsp.Idicakato)，和日本型亚种(O.Satival.Subsp.Japonicakato)，即粳稻为日型亚种，灿稻为印型亚种。这种分类法既忽视了中国两千多年前已有的分类和定名，也没有反映两者的系统发育关系及其在地理气候环境条件下的演变形式或过程。比如公元121年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已有秈(稴、籼)为“稻之不粘者”，粳(秔、粳)为“稻之粘者”的记述。为了正确反映籼粳的亲缘关系，地理分布和起源演化过程，丁颖特把籼稻定名为籼亚种(O.Satival.Subsp.Hsienting)，粳稻定名为粳亚种(O.Satival.Subsp.Kengting)。表面看来只是一字之差，但其科学内涵则有很大不同，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注意。后来，有的苏联学者称粳稻为中国日本型；日本角田重三郎称“印度型”亚种为“indicakato，hsienting”，“日本型”亚种为“Japonicakato，kengting”；国际水稻研究所品种资源学家张德慈(T.T.Chang)则称“日本型”亚种为中国型亚种(Sinica)。
对于水稻分类方法，丁颖强调必须符合生产实际，有利于育种与栽培的应用。例如，反映气候生态型的耐光、耐阴、耐寒、耐热等特性；反映生物间生态平衡的抗病、虫等特性；反映生理生态特点的苗、株、穗、粒等形态特征与品种选育和栽培措施关系密切，应列为分类标准。因此，他提出了以我国栽培稻种系统发育过程为基础的五级分类法：第一级为釉粳亚种，釉亚种为基本型，粳亚种为变异型；第二级为晚季稻与早、中季稻的气候生态型，晚季稻为基本型，早、中季稻为变异型；第三级为水、陆稻地土生态型，水稻为基本型，陆稻为变异型；第四级为粘、糯稻的淀粉性质变异性，粘为基本型，糯为变异型；第五级为品种的栽培特性与形态特征。丁颖对收集到的六千多份栽培品种进行了分类研究，并把它们保存下来，为以后良种选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我国第一个矮秆良种“广场矮”的育成就是利用了保存下来的农家品种“矮仔粘”的矮秆基因。
稻作区域的划分对指导我国水稻生产和科研有重要意义。前人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对此就有所探索(周拾禄，1928；赵连芳，1947)，但划分的依据不一，又偏于长江以南稻区，未能反映全国稻作区域的全貌。有鉴于此，丁颖从植物地理分布与环境条件相统一的生态学观点出发，以光、温、雨、湿等气候因子为基础，以品种类型为标志，结合土壤因子，病虫等生物因子以及种植制度、耕作方法等人为因素进行综合研究，把全国划分为六大稻作带：①华南双季稻作带；②华中单双季稻作带；③华北单季稻作带；④东北早熟稻作带；⑤西北干燥稻作带；⑥西南高原稻作带。这种划分比较切合实际；对发展我国水稻生产和组织全国科学研究有指导作用。丁颖特别把当时稻谷产量仅占全国总产0.3％的西北干燥地区划为一个稻作带，并指出该带具有雨量少、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较少、水稻容易高产稳产的特点，随着灌溉条件的改善，增产潜力甚大。现在新疆垦区的水稻单产水平已超过华中、华南稻区。
丁颖是我国最早从事水稻育种的先驱者之一。他十分重视地方品种的利用，认为我国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培育出来的地方品种是祖国的宝贵财富；对它们的某些性状加以改造利用，是改良现有品种或选育新品种最现实有效的途径。他在《水稻纯系育种之理论与实施》、《水稻纯系育种法之研讨》等文章中提出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即凡是在一个地区长期栽培的地方品种，其群体必然存在占半数以上、能代表该品种的产量、品质和其它特性水平的个体——基本型，以保证品种群体的种性。基于这种观点，他在从事地方品种的系统选育时，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区制选种”法，即在选育过程中采取农家惯用的栽培管理方法，以该地方品种的原种为对照，采用小区种植法进行产量鉴定；选育出来的良种，最后送回原产地或类似地区进行试种示范。他与他的同事们运用此法先后育出许多优良品种在原产地区推广。其中种植范围较广的有“白谷糯16”、“黑督4号”、“东莞白18”、“南特16”、“齐眉6号”、“竹占1号”等六十八个。
丁颖还开创了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育种的先河。1933年他从多年生普通野生稻与竹粘天然杂交后代中选育出“中山1号”新品种。“中山1号”抗逆性强、适应性广，曾在华南地区种植了半个世纪。丁颖还用印度野生稻(Wildkargea)与栽培稻品种杂交育成了“银印20”、“东印1号”“暹黑7号”等品种。他在1931～1933年间对野生稻的研究中，就发现有花药不开裂与花粉发育不完全的雄性不育现象，是我国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最早报道。
丁颖认为，开展作物栽培研究要掌握三方面的规律，即作物自身的生长发育规律，与作物生长发育有关的环境条件变化规律和作物生长发育与环境条件相互关系的规律。水稻增产途径归根结底是改良种性和改善环境条件，以协调好品种种性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他研究了水稻灌溉用水、吸肥特性、开花习性、产量相关等问题之后，于1955～1959年间，对与水稻产量形成密切有关的分蘖消长、幼穗发育和谷粒充实等过程作了深入研究。所得结果一方面可从技术措施与穗数、粒数、粒重的关系上找出一些带共性的结果，为人工控制苗、株、穗、粒实现计划产量目标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可根据水稻在生长发育进程中的现象来检验技术措施的合理性，为总结群众经验提供科学办法。这对发展农业生产、科研与教育均有裨益。
丁颖根据水稻既需水又需“旱”的特性，以及水旱交替对稻田土壤的物理性、化学性和微生物活动的促进作用，指出实行水旱轮作，做到“以田养田”，“以小肥生大肥”是今后水稻高产稳产的一个重要途径。
丁颖曾进行多年的水稻周期播种试验，这一工作加深了他从生态学角度开展水稻品种栽培研究的观点。他晚年亲自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就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他组织了十二个协作单位，选用各稻区有代表性品种一百五十七个，在八个省(自治区)的十个试点进行历时三年的实验，取得了空前浩瀚的科学数据，并根据部分资料整理成专题论文于1964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不幸的是，丁颖还来不及对这项研究进行全面总结，就谢世了。遗留下来的工作由后人完成。这项研究验证了丁颖关于中国稻种起源、演变、稻作区域划分和品种分类的学术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并在分类上补充了品种光温反应型与熟性关系，把全国水稻品种分为十四种光温反应型，为地区间的引种原则、育种目标以及一些特殊品种资源的利用，提出了具体的科学的依据。
丁颖从事稻作科学研究、农业教育事业四十余年，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著作一百四十多篇，其中《中国稻作起源与演变》、《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水稻分蘖、幼穗发育的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励。他组织全国著名水稻科学家五十五人，主持编写的《中国水稻栽培学》更是一部反映我国当代水稻栽培科学水平的巨著，也是他生前竭力倡导、身体力行、开展学科大协作的集体智慧结晶。
他办农业教育，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不同层次的教师和科技人才。他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任人唯贤。华南农学院是由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与广西大学农学院(部分)共同组成的。在他的领导下，三校师生不分彼此，融洽相处，教师队伍稳定，教学质量逐年提高。这是他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成功范例，也使同行晚辈深受感召。“学农、爱农、务农”是丁颖经常对师生进行教育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他的言传身教，对青年学生巩固专业思想，树立深入基层、艰苦朴素、踏实工作的作风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丁颖深受历代英雄人物事迹的影响，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为国爱民，克己奉公的思想在早年就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阶级觉悟提高，群众观点增强，忘我奉献精神更加发扬光大。旧社会高官厚禄动摇不了他爱农为农的决心。工作中困难重重，他从不气馁，而且知难而进，自强不息。在华南农学院工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常到他家去拜访，征询发展广东农业生产的意见，见他生活简陋，提出要为他另建新居，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坚决谢绝。解放前他的女儿希望考上公立中学以减轻家庭负担，该校校长是他的学生，但他就是不答应写介绍信。建国后另一个女儿报考华南农学院，差2分未上录取分数线，他坚持一视同仁，不予特殊照顾。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毅然送两个女儿参军。
丁颖一贯生活朴素，勤俭节约。抗战期间以红米营养价值高、萝卜干维生素含量丰富为由，教诲孩子们过着清茶淡饭的生活。每当桌上丢落饭粒，就成为他们开展“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教育话题。他爱惜公物已成习惯，在实验地发现丢下一把镰刀、一根麻绳都要一一拾起来送仓库，甚至连一些旧纸、信封也要收拾起来再用。中山大学迁校到粤北期间，他是农学院院长，经常夹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来往于农学院与校本部之间的山区。一次遭到土匪拦路打劫，广东省政府为此给他赔偿损失，他分文不留，如数交给农学院购买兽药为农民防治牛瘟。他的清廉作风和为农民造福的高贵品德，使匪徒亦受感动，自觉把抢劫之衣物附上道歉信寄还给他。1948年，后辈集款购买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祝他六十岁诞辰，他一直使用到1964年去世，成为他身上贵重的遗物。
他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每当同事生病或遇到困难，他都抽空探望，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助资赠药。对于来访的客人，不分职位高低，他都起立迎送，热情接待。他爱学生如子弟，总是谆谆诱导，诲之以理，导之以情。一位久居台湾年逾古稀的学生，因错过了参加丁老师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颇感遗憾，事后特地带领老少三代，手扶拐杖，专程回母校向丁颖塑像献上一束鲜花，并三鞠躬致敬。
丁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坚持发表文章必须对科学和生产负责，更鄙视把文章作为追求名位的手段。他写文章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与演变”一文，自1926年他在广州发现野生稻之日即开始思索并陆续征询了历史学、文字学、人类学、分类学等专家的意见，直至1957年才最后定稿。“农业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一文也是经过十次修改后交稿，连校对工作他也不假手于人。
在大跃进浮夸成风的年代里，他不随波逐流，对“高度密植高产”的提法深表疑虑，认为搞一亩、几分地的探索是允许的，大面积搞得慎重考虑。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切勿忘记农民的地皮是连着肚皮的。他经常教育后辈，要取得科学成就，必须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材料。1963年，他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在考察西北稻区时，仍不顾年迈体衰，坚持赤足下田，体察雪水灌溉对稻根生育的影响。细看、多问，勤记是他的一贯作风。
丁颖的著作和学术论点，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考验，与他严谨治学，深入实际的学风是分不开的。忠心耿耿为人民的献身精神，是他取得事业成就的力量源泉；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作风，是他取得科学成果的保证。
丁颖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科学家的良好学风于一身，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农业科学家和教育家。为了继承和发展他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分别举行了纪念大会和丁颖学术讨论会。经上级批准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丁颖科学基金会，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首次用科学家的名字设立“丁颖科技奖”，华南农业大学修建了“丁颖教授纪念室”和丁颖塑像，藉以策励后辈勇攀高峰，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现代化农业做出更大贡献。
1964年10月14日，丁颖病逝于北京。
丁 谓：(公元1950～今)，香港人。著名当代金融家、实业家。
1980年，三十岁的丁谓在加拿大创立善美计算机芯片公司，并找到在当地留学时认识的何永安出任会计师，共同掘到第一桶金。后来，丁谓通过何永安的关系，认识了“赌王”何鸿燊。1987年，丁谓将善美环球在香港运作上市，并邀何鸿燊出任公司主席，丁谓任行政总裁。两年后，全美最大的缝纫机制造商、拥有150年历史的胜家出现危机，雄心勃勃的丁谓以2.5亿美元收购，令其名噪一时。成功收购后，丁谓大举重组胜家。翌年，胜家扭亏为盈，还赚了2.4亿港元，丁谓因此赢得“公司医生”的美誉。
1989年是丁谓震惊国际市场的一年。他从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商界小儿，一下子让全球工商巨子们刮目相看。他以“蛇吞象”的气魄，一口吞下享誉世界的胜家集团。因此，丁谓和善美公司在国际商界一窜走红。
一天，定位在上飞机之前，一位朋友送给他一份材料。在飞机上，丁谓权当消遣地翻开这份材料，这是关于胜家集团的材料，丁谓知道这家老牌公司，小时候玩过胜家生产的缝纫机。他觉得那位朋友有点荒唐，怎么给一位电子工程师提供一份缝纫机公司的报告，他不禁为此发笑。也许飞机场实在没有感兴趣的读物，丁谓硬着头皮把胜家材料读下去，当读到胜家拥有一个全球性营销网络时，他眼前一亮，一个雄心勃勃的想法开始带在心中翻腾。
盛佳集团创办于1851年，在美国是一个拥有近一百五十年历史的大公司。但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家老公司已运转不灵，苟延残喘。由于墨守成规、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到1988年竟被一笔一千万美元的债务逼得焦头烂额。摆在公司面前的双重窘迫是，要么将公司拍卖，要么宣告破产。
良机不得再，丁谓决定去找胜家的老板，告诉对方有意收购。两人在美国见了面，会谈的结果是丁谓可以到盛佳集团的下属公司去考察一番。他首先选中马来西亚子公司，在请马来西亚经理吃饭时，这位经理如实地说出真实情况：“胜家衰落主要是美国总部管理不善，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几乎都赚钱，只有一、二处赔钱，因为胜家是个老牌子，市场占有率很高，所以缝纫机生地一直很稳定。”
丁谓又去了第二个国家的子公司，得到同样的反应，他信心大增。转了几个国家之后，丁谓已经找到胜家的衰败的症结：剩下的毛病不是全局性的，而是局部的；也不是根本性，而是暂时的。胜家换不是癌症，而是上了一个毒疮，毒液四浸。问题的关键是，总部用人不当致使管理不善，研究费用巨大且浪费惊人，劳动力成本偏高而挤压力利润。有了这些结论，丁谓认为：只有挖出毒疮，挤尽毒液，来一次大换血，胜家就能起死回生，老当益壮，成为一个健康的巨人。
不过，要想收购胜家，善美当时没有那么雄厚资金。胜家每年的营业额是十几亿美元，善美只有几亿美元，而且胜家的资产数倍于善美，这完全是一场小鱼吃大鱼的博弈，一招不慎不仅满盘皆输，还得赔个净光。丁谓左右内权衡后认为，收购胜家的成败首当其冲是资本运作的成败。
收购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并未经过一系列缜密的策划，迫使胜家放弃过高的期望值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双方在价格上终于敲定为两亿七千万美元。尽管丁谓在谈判桌上胸有成竹，但内心不免忐忑不安，因为他手中可动用的资金不过四千万美元。资金的比例是1:7。无论从任何角度讲，丁谓都不可能一口吞下这个胖子。丁谓完全不必全资收购，他只要收购控股权即可，这样风险和压力都成倍降低，而且操作上少去许多麻烦。但丁谓考虑得更长远，一旦收购胜家成功，必然对其全部改组，股权分散导致决策分散，改革会受到觯制约，效率降低。因此，他力排众议，铁心进行全资收购。丁谓走出的第一部是银行贷款，由于康休默连锁的业绩，他获得银行贷款一亿美元，加上自有资金已有一亿四千美元，占收购所需资金的55％。用这一亿四千万美元，丁谓说服了胜家股东和美国证券管理机构，他要求发行二点一亿美元的企业债券。也就是说，丁谓的如意算盘是，收购胜家股东的股权，一部分支付是现款，一部分支付的是证券。他对胜家的股东说：“我先付给你们一亿四千万的现款，以显示我收购的诚意，再给你们的一部分债券，分期分批还本付息给你。”在说服胜家股东后，他又转过头来说服美国证券管理机构，在美国批准企业发行债券并不难，关键在于企业的申请文件上要把意图写得清清楚楚，让审批机构确信不是作假，丁谓做到了这一点。
这是一招险棋，如果丁谓到时候不能兑现债券本息，一亿四千万美元不仅付之东流分文不归。而且胜家股东还摇身一变为善美公司的债权人，上门逼债。但丁谓没有给自己留一点退路，要么大展宏图，要么倾家荡产。资金解决，丁谓喘上一口气，剩下的是具体操作收购过程，由于胜家是上市公司，操作必须在证券市场上公开招股。这是一个相当繁琐的工作，胜家的股东有成千上万个，最大的股东也只握有股权百分之五。丁谓在不少报上登出收购公告，当时胜家股票每股跌到八美元。他愿意以每十五美元收购，其中五美元是现金，十美元是债券。胜家大小股东获悉后，在三十天内开了一次会，决定出让股权。丁谓以四千万美元的资金，以两亿七千万美元的代价，使得一个拥有近一百五十年历史的美国企业集团易手与华人，这不仅是举世震惊的新闻，而且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企业重组的典范之一。毫无疑问，收购胜家是孤注一掷地冒险行动。但收购之后，并未面临着一场几乎不可能取胜的挑战，横在眼前的是两大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是因收购盛家，善美公司的负债额一度高达五亿美，相当于股东资金的两倍多，而要把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重镇旗鼓，还需注入大量资金。又一是胜家在全球拥有两万七千个销售连锁店，这虽是一笔巨额财富，但如何驾驭这个触角遍布世界各地的网络，始终是一复杂而微妙的事情。更何况，丁谓只有管理一百家连锁店以及执掌一亿美元资产的经验。
丁谓的当前当务之急是对盛佳集团进行企业重组。这时候，他全资收购胜家的决策显示出威力，他没遇到什么阻挡，便启用一批新人。在重组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胜家在意大利的工厂，这家工厂已经亏损三千万美元，每年总部还要为它填补两千万美元的窟窿。丁谓决定关闭这家工厂。这家工厂有六百多名工人，而且意大利的工会势力很强，他们威胁丁谓，只要关闭工厂，他们就采取极端行动，败坏胜家和审美的声誉，让丁谓的生意做不成。面对危机，丁谓去这家工厂研究了一个星期，认为这家工厂根本不可能起死回生，因为工人的平均年薪为六万美元，加上福利达八万美元，以每个工人们八万美元的劳动力成本根本不可能生产缝纫机，而台湾的缝纫机行业一个工人一年只有五千美元的成本。因此，丁谓对工会领导说：“工厂的钥匙马上给你，我把工厂全部给你，不要了，我走人。”工会领导仍然不肯，可他们看丁谓去意已决，便同意上法庭解决问题。法庭最后判决，执定一个人以一亿美元的代价将工厂拿去经营，丁谓得以脱身。乍一看丁谓白扔一家工厂，实际上它甩掉一个三千万美元的债务包袱，躲开一个每年要填二千万美元的大窟窿。继而，丁谓着手改组胜家集团总部。这个历史悠久的老企业，各种人际关系极为复杂，盘根错节，丁谓根本无法理顺这些关系，也不知启用谁能控制全局，他索性在海外成立新的胜家集团总部，然后关闭机构庞大臃肿的原来的总部，此举一年节约两千万美元的开支。另外，丁谓还改组研究开发系统，胜家原来的开发机构，十年时间都没有开发出新产品，一年不必要的开支就达一千五百万美元，丁谓对此也进行了大手术。一连串地大刀阔斧改革，把不良资产全部砍掉，压缩了开支，胜家被收购地一年就实现保本，不再亏损。然后，丁谓着手挖掘原来盈利部份的潜力，使经营状况进一步良性发展，第二年效益尽显。效益看好，股票看涨，丁谓终于可以借势调整债务结构。1991年，善美将胜家股份在纽约证券作第一次公开发售，不失良机地抛出一部分股份，一举还掉三亿美元的债务。1992年，又进行第二次发售，再次拿会大笔资金，整个善美集团达到“全无负担”，等于胜家替善美还掉原有债务，至此善美集团对胜家的股权仍保持在51％。人们难以想象，丁谓魔术般的企业重组所产生的神效，他以每股十五美元的价格收购，用零点二四亿美元买下价值二点七亿美元的胜家。到1993年胜家股票每股涨到三十五美元，市值达十七亿五千万美元。如果扣除丁谓收购的举债，那么他用四千万美元，三年之内一收一卖胜家，净赚十四亿八千万美元。
2005年6月30日，创出香港有史以来上市公司“亏损之最”的雅佳控股(现改名为汉登控股，0448.HK)前主席丁谓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香港高院裁定，雅佳控股前主席丁谓两项伪造账目罪名成立，被判入狱六年。同时，香港高院禁止丁谓在未来十二年出任公司董事职务。法官指出，被告破坏诚信、损害公司及投资者信心是严重罪行。
当年五十五岁的丁谓被控两项罪名，首项罪名指控他在1999年6月26日，伪造文件，虚报善美环球(后改名为雅佳控股)在截至1999年1月31日的财年，持有一家美国电脑公司MicroMainSystemsLtd.50％的股权。另一项罪名指控丁谓向善美环球的审计师——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讹称善美以三千八百四十六万美元(三亿港元)，购入该电脑公司股权。相关虚假交易虚增了雅佳控股约三亿港元资产，从而使债权人误信负债累累的善美环球仍然运作良好，因此未及时向其追债。
随后，丁谓把胜家分拆至纽约上市，集资十六亿港元，然后再把胜家股权出售给分公司加拿大善美，令香港上市公司雅佳控股手上现金暴升至三十四亿港元。经此一役后，丁谓乘胜追击，四出收购公司，建立自己的王国，不料从此埋下苦果。
丁谓通过其香港及加拿大公司，先后收购德国百福缝纫机、日本上水电子、日本雅佳及内地的港华集团。但以上的公司大部分账目混乱，重组又颇多障碍。最严重的是，收购德国百福使美国胜家负债大幅上升70％，加上日本雅佳及上水电子出现严重亏损，香港雅佳顿陷危机。
雅佳的债权银行闻风而至，纷纷提出还款要求。1999年，加拿大善美公司因无力赎回收购胜家的五亿五千万美元债券，被迫清盘。最后关头，丁谓找到老朋友何永安(当时公司TOYO，上市编号0094.HK的主席)，提出增发计划，并由何永安的公司负责包销。但该计划尚未完成，2000年8月，雅佳控股被强制清盘，停盘前公司负债超过一百八十亿港元。而清盘人发现雅佳控股数项投资可疑，于是在2001年1月报警，丁谓闻风而逃。2003年1月，雅佳控股为偿还债务被迫易主。而丁谓在潜逃两年后，于2003年4月30日被香港警方逮捕，并正式被商业罪案调查科以一项伪造账目罪名起诉。
截至2000年1月底，雅佳控股在一年时间里巨亏一百三十五亿港元，震动了香港证券界，被“誉”为香港开埠以来亏损最大的上市公司。粗略计算，该公司一年内以每天亏损三千七百万港元，每小时亏损一百五十四万港元，每分钟亏损两万五千港元的速度沉沦。即使点着钞票一张张烧，也赶不上其亏损速度。
丁 谦：(公元1958～今)，河南周口人。著名现代书法家。
现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大校军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散文诗协会会员。中国书画研究院研究生导师。毛笔及硬笔书法作品曾先后十多次荣获国际、国内书法大赛一等奖，已出版书法字帖三十余种，举办过个人书法展，被评为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十佳”之一。
多次担任全国性书法大赛评委和书法辞典、丛书编委，先后担任数十部书法辞典、丛书副主编、编委。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多家报刊先后作过专题报道，姓名与作品收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历代书法家名录》、《世界名人录》等数十本书中，书法墨迹遍及二十多个省市，并在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泰国、美国等地展出或被收藏。
他为多种报刊、图书、题写过刊头、书名及题字、书法作品在多种报刊、杂志上发表，并镌刻于黄河、紫云山等碑林。
1984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诗、小说、报告文学、通讯报道等刊载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青年文摘》等报刊杂志，并多次获奖，其中小说、通讯报道获得过全国性征文比赛一、二等奖。
丁秋生：(公元1913～1995年)，湖南湘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九军团第十四师第四十一团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干部团第一营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五团政治委员，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干事、股长，政工干部训练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分校政治部党务科科长，军委工程学校政治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旅政治部主任，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第八师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军政治委员兼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浙江军区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干部部部长，海军北海舰队政治委员，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5年1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丁 钊：(公元1920～今)，山东黄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9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连副政治指导员，第五支队第三团营政治教导员，胶东军区特务营营长兼政治教导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五师第十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师政治委员，空降兵军副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丁 盛：(公元1913～1999年)，江西于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班长、连指导员，红二十八军组织科科长、第二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七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第二旅第一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第二十七旅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二十四师师长，第四十五军第一三五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过副军长、军长，志愿军军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9年9月25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丁甘如：(公元1917～1995年)，福建上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军区司令部作战科测绘员，工农红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师部测绘员，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三十九团团部测绘员，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九十一师师部测绘员，援西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校务部队列人事股股长，中央军委作战局作战科副科长、情报科科长、情报处副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第一师副参谋长、参谋长，东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兼沈阳卫戍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武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战史研究部副部长，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成都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5年3月29日因病在成都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丁世方：(公元1912～1965年)，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后方医院主任，总医院中医部主任，军委卫生部第三科科长，红四方面军医院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卫生部第二后方医院院长，第二后方医院院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安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兼中国医科大学第三分校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海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6月23日在游泳中不幸逝世，终年五十三岁。
丁本淳：(公元1911～1996年)，陕西澄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共青团陕西省东府工委候补委员，中共陕西第二师范学校支部书记。193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延安炮兵学校政治部组干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第三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二师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炮兵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干部管理部副部长，高射炮兵学校副政治委员，炮兵干部部副部长、部长，炮兵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3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丁先国：(公元1909～2001年)，湖北麻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排长、副连长，工农红军第九军特务团政治处主任，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政治处主任，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政治处主任、师补充团政治委员，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政治委员，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第三十九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鄂豫陕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七旅副政治委员，第十四纵队第四十一旅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第二分部部长，志愿军后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主任兼政治委员、兼后勤工程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兼重庆办事处主任。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11月11日因病在重庆逝世，终年九十二岁。
丁武选：(公元1897～1993年)，安徽阜南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皖西北道委保卫局第二科科长，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川陕省保卫局副局长，独立第二师师长兼省保卫局局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军法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处长，东北军区军工部第八办事处副主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兵站部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一兵团后勤部副政委，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法处处长，武汉办事处副主任，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年五十八岁。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1月27日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九十六岁。
丁荣昌：(公元1912～1996年)，曾用名丁星辉，江西都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军区卫生部管理员、管理科科长，红三十二军裁判员，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四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八二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锄奸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第二十四旅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河南军区洛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十四军第四十一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昆明市公安局局长，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云南省公安总队总队长，昆明军区公安军司令员，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10月25日因病在昆明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丁莱夫：(公元1912～1983年)，原名丁之夏，山东广饶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阜平县政府第一科科长，唐县工人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唐县县委书记，唐县地委宣传部部长、地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政委，华北军区第九兵团第一九六师政委，第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第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51年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1951年夏、秋季阵地防御作战，1952年春、夏季巩固阵地作战，1952年秋季战术性反击作战，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和金城战役。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六军政委，中央广播事业局党委第一书记，局长，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通信部顾问(兵团级)。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3年8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丁文昌：(公元1933～今)，安徽宿州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上将。
1951年起先后入解放军第十六步兵学校、空军第五预科总队、空军第十航空学校学习。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伍后，先后入陆军第十六步兵学校、空军第五预科总队、空军第十航空学校学习。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师政治部组织科助理员，飞行大队副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干部处副处长、处长，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空军航空兵第一军师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空军航空兵第一军副政治委员，空军政治部副主任，1988年任空军政治部主任。1992年11月至1999年1月任空军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1990年7月晋升为空军中将军衔，1996年1月晋升为空军上将军衔。
丁衡高：(公元1931～今)，江苏南京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52年于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毕业，195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为开国元帅聂荣臻的女婿，聂力将军之夫。
历任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精密机械研究室设计组长、助理研究员。1957年赴钱苏联列宁格勒精密机械及光学仪器学院学习，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1961年回国，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室副主任、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设计所副所长、设计所负责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部副局长、副部长。1985～1996年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研究员、副主任、主任。中国惯性技术学会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战略导弹惯性技术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惯性技术及精密机械的研究工作。1987年任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第十四届中央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6月晋升为上将军衔。
著有《精密机械传动精度与刻划技术》、《当代质量管理和可靠性系统工程的论述》、《工艺与新技术革命》、《关于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思考》等。
丁一平：(公元1951～今)，湖南湘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将。
197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3月参加工作。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在职研究生班毕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1968年3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68年3月～1970年4月任海军护卫舰支队战士、副班长。
1970年4～1971年11月任海军昆明舰指挥仪军士长、副枪炮长。1971年11月～1972年11月任海军成都舰副枪炮长。1972年11月～1976年8月任海军护卫舰支队司令部作训科参谋。1976年8月～1979年9月任海军长沙舰副舰长、舰长。
1979年9月～1983年6月任海军水警区司令部训练科副科长(期间：1980年9月～1981年1月在海军指挥学院舰艇指挥班学习)。1983年6月～1984年10月任海军扫雷舰大队参谋长。1984年10月～1985年8月任海军护卫舰大队大队长。1985年8月～1987年9月任海军护卫舰支队副支队长(期间：1985年9月～1987年7月在海军指挥学院合成指挥班学习)。1987年9月～1989年4月任海军水警区副司令员。
1989年4月～1993年1月任海军驱逐舰支队支队长。1993年1月～7月任海军基地参谋长。1993年17月～1995年1月任海军舰艇学院院长(副军职)。1995年1月～1997年12月任海军北海舰队参谋长(期间：1996年9月～12月在国防研究班学习)。
1997年12月～2000年12月任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2000年12月起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海军北海舰队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舰队党委副书记(公元1998年9月～2001年7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在职研究生班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1993年7月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2002年7月晋升为海军中将军衔。
丁寿岳：(公元1944～今)，福建古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军副军长，第二十集团军副军长、军长。1999年12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2004年1月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199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1年晋升中将军衔。
丁润生：(公元1900～1982年)，安徽肥东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
曾入军需学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抗日战争中曾任后方勤务部人事处少将处长、被服厂厂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后方勤务部(后称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南京仓库主任。1947年任东北“剿总”司令部驻南京办事处少将主任。
1949年逃往台湾。1982年9月在台北病逝。
丁治磐：(公元1894～1988年)，江苏东海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江苏陆军讲武堂毕业。历任营长、团参谋长等职。
抗战时期，任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军长、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六军军长。
抗战胜利后，任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兼青岛警备司令、江苏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等。
1949年逃往台湾，脱离军界，研究诗文及书法。1988年3月8日在台北病逝。
丁德隆：(公元1904～1996年)，湖南攸县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历任团长、旅长等。
抗战时期，任第七十八师师长、第一军军长、第五十七军军长、第三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七军军长。
抗战胜利后，任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1948年，任西安绥靖公署干部训练团副团长。
1949年逃往台湾。曾任国大代表，并潜心写作。1996年在台湾逝世。
丁之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
1995年1月1日晋升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担任台湾省“国防部”督察部主任，1991年5月～1992年9月担任台湾省“国防部”常务次长、1996年7月出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司令长官。
丁渝洲：(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
1999年2月1日晋升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担任台湾省“行政院国家安全局”局长。
丁文斋：(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吉林省军区司令员。
丁玉才：(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总参谋部兵种部政治委员。
丁中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测绘学院政治委员。
丁永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国防科工委江阴航天远洋测量船基地政治委员。
丁兆乾：(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四川省军区司令员。
丁志洁：(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总参谋部装甲兵部政治委员。
丁炳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丁荣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防化研究院政治委员。
丁继业：(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总后勤部财务部副部长。
丁善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
丁一平：(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北海舰队司令员。
丁希武：(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
丁桂阁：(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北海舰队副司令员。
丁建思：(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某导弹试验基地司令。
丁 枫：(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军管局副局长。
丁荣锦：(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
丁春元：(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黄金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丁士镛：(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技术学院副院长。
丁炳权：(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八军第一九七师师长。
丁德隆：(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
丁金周：(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二绥靖区保安副司令。
丁树恒：(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二七军代理军长。
丁滇滨：(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空军武获室主任。
丁 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参事。
丁原东：(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第六军团副参谋长。
丁剑清：(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少将，台湾省海军第二五六战队战队长。 跟帖时间 2010-03-09 11:17:5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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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氏的历史名人（一） -- 丁 恭：(生卒年待考)，字子然；山阳东缗人(今山东金乡)。著名汉朝学者。
丁恭是东汉朝时期的著名经学家。在汉光武帝刘秀执政时，任谏议大夫、博士，自远方来从学者达数千人，当时称为大儒。
丁恭直习公羊严氏春秋。恭学义精明，教授常数百人，州郡请召不应。汉建武初年，为谏议大夫、博士，封关内侯。汉建武十一年，迁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者，着录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儵等皆受业于恭。汉建武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骑都尉，与侍中刘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谘访焉。后逝世于官任上。
当年刘秀定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侍中傅俊前往新野迎接阴丽华。面对结发之妻和继娶之妻，刘秀左右为难——如果有得选择，他只愿意让阴丽华做皇后，可是郭圣通与自己也有夫妻情谊，而且她不但有儿子，背后还有舅父刘扬的十万大军。困窘之下，刘秀只得选择当蜗牛，先把她们都封为仅次于皇后“贵人”。封后之事暂缓。在封后之前，刘秀先进行册封功臣的工作，诸如封邓禹为梁侯、吴汉为广汉侯等等。
博士丁恭觉得不妥，对刘秀说：“您封了这么多侯爵，而且给他们那么大的封地，合适吗？不怕变成国家隐患？”
刘秀对丁恭的话一笑了之：“亡国，必是因为皇帝无道，世上哪有因为功臣多得奖赏而亡国的事情？”
丁 谓：(生卒年待考)，字谓之，后改字公言；长洲人(今江苏苏州)。著名宋朝大臣。
丁谓是宋淳化三年的进士，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封晋国公。后被贬。
丁谓为人机敏有智谋，善谈笑，尤喜为诗。他对图书、博奕、音律无不洞晓，最重要的贡献是《茶图》，熊蕃在《宣和北苑贡茶录》说：“至咸平初，丁晋公漕闽，始载之于茶录。”可见此书定成于宋咸平初年官至福建转运使时。
史籍《崇文总目》、《通志》、《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宋史》等中对丁谓都有记载，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有《北苑茶经》，即为此书，“经”是“录”字的误写。读书志和通考作《建安茶录》，《世善堂藏书目录》，作《建安茶录》一卷，所载书名和卷数也不一致。
《郡斋读书志》说：“谓咸平中为闽漕，监督州吏，创造规模，精致严谨。录其园焙之数。图缯器具，及叙采制入贡法式”。又蔡襄《茶录》说：“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未有闻。”
从《宋史·艺文志》及晁公武《邵斋读书志》中所述，得知《茶图》的内容，仅在叙述制茶场的数目、所在地、器具图，以及采择、焙制、贡献的经过。可见这本书就像皇室的档案资料，或有钞传，而未付梓行世。所以罕为人提及。
丁谓在北宋真宗时任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后升至右宰相，被封为晋国公。其修复京城的故事被尊为古代“运筹学”运用的典范。
在宋真宗一朝，宋真宗为了遏制寇准的权利，便起用丁谓作为抗衡，世人称寇准为忠、丁谓为奸，一忠一奸，朝廷平衡。后丁谓擅权，常进谗言打击左宰相寇准，使寇准最后遭贬。
丁谓本人聪颖，善于运用统筹学思想。
传说宋真宗在位时，皇宫曾起大火，一夜之间，大片的宫室楼台殿阁亭榭变成了废墟。为了修复这些宫殿，宋真宗派丁谓主持修缮工程。当时，要完成这项重大的建筑工程，面临着三个大问题：第一，需要把大量的废墟垃圾清理掉；第二，要运来大批木材和石料；第三，要运来大量新土。不论是运走垃圾还是运来建筑材料和新土，都涉及到大量的运输问题。如果安排不当，施工现场会杂乱无章，正常的交通和生活秩序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丁谓研究了工程之后，制订了这样的施工方案：首先，从施工现场向外挖了若干条大深沟，把挖出来的土作为施工需要的新土备用，于是就解决了新土问题。第二步，从城外把汴水引入所挖的大沟中，于是就可以利用木排及船只运送木材石料，解决了木材石料的运输问题。最后，等到材料运输任务完成之后，再把沟中的水排掉，把工地上的垃圾填入沟内，使沟重新变为平地。
简单归纳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挖沟(取土)→引水入沟(水道运输)→填沟(处理垃圾)。按照这个施工方案，不仅节约了许多时间和经费，而且使工地秩序井然，使城内的交通和生活秩序不受施工太大的影响，因而确实是很科学的施工方案。
丁 度：祥符人(今河南开封)，著名北宋文字训诂学家。
官至端明殿学士。曾与李淑等刊修《韵略》，又刊修《广韵》成《集韵》。
《集韵》是一部重要的中古韵书，始撰于宋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当时郑戬、宋祁等人上书批评《广韵》“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宋仁宗遂下令命丁度等人刊修《广韵》。宋寳元二年(公元1039年)修订完毕，诏名曰《集韵》。
现在常见的《集韵》多为影宋本、姚刻本、曹刻本等，宋刻本很难见到。本书所用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宋本，由于保存得好，相当完整，只略有小残。因是宋刻原本，比之其它刻本错误自然要少些。只是宋刻本原版有点小误，第六卷中本应在十一页的小韵字错被当作十三页放入巧韵中，而本应在十三页的巧、皓韵字却错被当作十一页放到小韵中。为方便读者，制版时将十一页与十三页互倒，恢复各韵原来的次序。书后附一四角号码索引，用原书字头剪贴而成，准确度高，查找方便。
丁 顗：(生卒年待考)，祖籍恩州清河人(今河北清河)，后迁居祥符。著名北宋藏书家。
当时他共搜集图书至八千卷。
丁大全：(公元1191～1263年待考)，字子万；镇江人(今江苏镇江)，著名宋朝奸臣。
据说，丁大全人长得极其出众，不过可不是英俊，而是一张蓝色的脸配上冷冰冰的五官，令人一眼望去，不寒而栗。
当然也有不怕丁大全其模样者：宋理宗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丁大全中进士后被调任萧山尉。去拜谒师间，安抚使史严之见丁大全长得“出类拔萃”，不类凡人，以为日后必有大用，于是等众宾客告退后独留了大全一个人攀谈，而且款待甚为周到。
丁大全出身低微，他的妻子更是成里女婢。这样的出身，使他养成了一种见人总摆出一副想讨好的谦卑态度，不过他的心里更有一种“远大而宏伟”的打算。他极力讨好当时倍受宠信的宋理宗内待卢允升、董宋臣，果然“功夫不负苦心人”，不久他由萧山尉升职为大理司直、添差通判到饶州。入为太府寺簿，调尚书禁监所检阅江州分司，复兼枢密院编修官。拜右正言兼侍讲，旋即改为右司谏，拜殿中侍御史。
这一来，丁大全终于“扬眉吐气”了，他的谦卑、和顺都一扫而空，蓝脸阴得总象马上就要下雨。他为了进一步荣登要职，开始施展诡计排挤诬陷朝中的大臣。他的目光首先对准了董槐。董槐是嘉定年间的进士，嘉熙年间曾提点湖北荆狱、知江州、潭州，平息常德兵变，救济南来江北的流民，成绩十分显著。淳祐年间，任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整肃军纪、加强训练。
宋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丁大全任权广西转运判官兼提点刑狱，协和西南少数民族，与交趾建立友好贸易关系。
宋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丁大全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以整顿纲纪为急务，这样一来便得罪了许多人，更引来无数妒忌和猜疑。
丁大全知道自己入朝以来，并无半点可以在人前夸耀的政绩，想凭劳而苦干压董槐一头比登天还难，想推倒董槐只能暗地下手。他先上疏弹劾董槐功高震主，特权谋私，图谋不轨。奏章呈上去，他急不可待地盼宋理宗立刻下旨罢董槐的相位，等到半夜不见动静，丁大全没了耐性，竟穿戴整齐调隅兵百余人，持刀露刃地包围了董槐的府第。以台牒驱迫董槐出来。董槐并无思想准备，听丁大全声嘶力竭地叫唤，就出来了。众隅兵一拥而上，围住董槐，丁大全假传圣旨，命董槐随去大理寺，想借此恐吓董槐。一行人出了北关，丁大全又命人弃了董槐，高呼几声散了。董槐缓步走进接待室，过了好久罢相之旨才传下来。从此丁大全更加目空一切，倨傲非常。
弹劾董槐之后，丁大全又进升为右谏议大夫、端明股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封丹阳郡侯，进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宋宝祐六年(公元1256年)，拜参知政事，同年四月，拜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公。丁大全任用袁玠作九江制置使。袁玠这个人贪婪而且苛刻，他主管向当地渔湖土豪收纳税银，因丁大全督促得十分急迫，他就拘捕了一些渔湖土豪残酷催逼，结果惹怒了众人，这些渔人竟背弃大宋，把所有的渔舟都用来援助北来入侵的敌兵，给朝廷带来极大的威胁。太学生陈宗、刘黻、黄铺、曾唯、陈宜中、林则祖等六人优阀上书要求，罢免了大全。当时的台臣翁应弼、吴衍都是丁大全的鹰犬，他们钳制太学，颠倒黑白，最后竟贬逐了陈宗等六人。当时宫外丁大全与马天骥专恣用事，壅蔽上听；宫内阁贵妃信得宠爱，宋理宗无心理会朝政。朝野上下岌岌可危，有人在朝门上题写了“阎马丁噹，国势将亡”八个字。无奈朝廷上有许多人都是丁大全的党羽，他们官官相护，丁大全毫不为此担惊受怕。
宋开庆六年(公元1259年)，蒙古军队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中外震动，边关报急的文书传到朝廷，丁大全隐而不报，以致战事日益转向不利，蒙元帅兀良哈得由云南入交趾，从邕州攻广西破湖南，丁大全才上报宋理宗。宋理宗如梦初醒，不知所措。中书舍人洪芹上疏：“丁大全人如含沙射影之鬼蜮，行如穿箭之道，引用凶恶，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扰乱朝纲。臣乞陛下将其罢官远放，以伸张大宋王法，谢天下黎民。”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继上疏罢免了大全。监察御史朱貔孙也进言：“丁大全奸诈阴险，狠毒贪残，假借陛下的声威钳天下百姓之口，依仗陛下所赐的爵禄笼天下财路干一己之身。”监察御史饶虎臣也指出了丁大全的四大罪状：绝言路、坏人才、竭民力、误边防。理宗大怒，罢免了丁大全，命其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镇江府，继而再削其官。
宋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宋理宗下诏任他为中奉大夫。大臣们一致建议再将他贬到边远之地，诏送南康军居住。次年，监察御史刘应龙请皇帝再向远发配丁大全，于是宋理宗又追削两官，移至贵州四练使。丁大全贼心不死，与贵州州守淤翁明在酒桌上商议暗造弓矢，通谋蛮夷以图不轨，被朱禩孙告到朝廷，再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兼权直告人院刘震孙又上疏请求把丁大全发配到海岛。令将官毕迁“护送”丁大全到海岛，舟过藤州，毕迁有意将其挤入水中而亡。
丁大全这个人不仅专权自恣，而且贪财好色。当年，他任淮西知州时，淮西总领郑羽富甲吴门，丁大全见财起异，欲结交郑羽，郑羽深知丁大全为人，婉言相拒，丁大全恼羞成怒，竟令台臣卓梦卿弹劾郑羽，然后抄其家，吞并了郑家的财产。还有一次，他请人为媒为他的儿子丁寿翁求一当地颇有美名的姑娘为妻，女家应诺。后来，丁大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那位姑娘体若惊鸿，美若西子，竟惊得魂飘魄散，于是决定自己娶她为妾，把儿子扔到了脑后边。一时间，为知者所耻笑。
丁云鹏：(公元1547～1628年)，字南羽，号圣华居士；休宁人(今安徽休宁)，著名明朝画家。
丁云鹏擅长画人物、佛像，以精工见长，论者谓“丝发之间，而眉目意态毕现”。同时，还善画山水，花卉和写诗。
董其昌赠印章“毫生馆”，逢其得意之作，便用。曾为名墨工程君房、方于鲁画墨模，《程氏墨苑》、《方氏墨谱》中的图绘，大半出其手笔。
传世作品有：《待朝图》轴，辑入《中国绘画史图录》下册；《伏虎尊者》轴，现藏安徽省博物馆；《白马驮经图》轴原藏故宫博物院，现在台湾省；《洗象图》轴藏中国美术馆；《罗浮花月图》轴藏上海博物馆；《龙王拜观音图》卷藏美国纳尔逊美术馆。
丁启睿：(公元1595～1645年待考)，字性如，号圣临；河南永城人。著名明朝末期大臣。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中举人，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中进士，历任南京兵部主事、兵部郎中、太原知府、山东按察使右参政等军政要职。
明崇祯初年在任山东右参政时，因罪被贬为山西副使。
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宁夏兵变，身为巡抚的丁启睿带兵捕斩了王辑等为首者六人，军心安定，因功升任右布政使，分守河南，跟随巡抚孙传庭镇压农民起义军。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冬，丁启睿升任右佥都御史，代孙传庭巡抚陕西。陕西大旱，农民起义不断。
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督师杨嗣昌举荐丁启睿升任兵部右侍郎，代郑崇俭总督陕西三边军务，镇压农民起义。次年升任兵部尚书，又总督湖广、河南、四川及长江南北诸军，仍兼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崇祯赐给丁启睿尚方剑、飞鱼服及印信。时值李自成义军围攻开封，丁启睿督催傅宗龙等人率兵讨伐，解围。农历12月李自成再围开封，河南巡抚高名衡飞檄报至丁启睿，他率总兵陈永福前往讨伐，陈于阵上用弓箭射中李自成左目，开封得解。
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农历4月，李自成再攻开封，丁启睿调集左良玉、虎大威、方国安诸军以及保定总督杨文岳等部援救开封。
左良玉认为：“贼锋锐，未可击也”。丁启睿说：“围已急，必击之！”明军数战不利，左良玉违令引军夜奔襄阳。农历9月，李自成军在马家口决开黄河，水灌开封，开封失陷。丁启睿与杨文岳逃奔汝宁，义军追击四百里，明军死伤无数，丁启睿的敕书、尚方剑、印绶全部丢夫，崇祯皇帝大怒，将其革职入狱，稍后，释放回原籍。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元年(大顺皇帝李自成永昌元年，大西皇帝张献忠大顺元年，南明福王朱由崧弘光元年，公元1644年)农历5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帝位，史称南明，丁启睿攀缘阉党分子马士英，平步青云当上了兵部尚书，总督河南，负责劝农、剿寇事务，曾经擒斩李自成任命的归德府官员，后因功加太子太保。福王政权被清军攻灭后，丁启睿脱身逃归乡里，不久病逝。
丁耀亢：(公元1599～1669年)，字西生，号野鹤，别署紫阳道人；山东诸城人。著名明清之际文学家。
丁耀亢少负才名，为人洒脱，放荡不羁，童年时跟随父亲读书游乐，十一岁时父亲去世，十六岁开始独立主持家政。
由于厌倦城市的喧闹，向往宁静恬淡的田园生活，丁耀亢于诸城城南橡槚沟购得一片山间空地，“筑舍三楹，依溪作垣，引泉为圃，中架小阁，书藏千余卷”。在这宛如世外桃源的仙境里，丁耀亢邀朋结友，载酒咏诗，憩流泉，荫林木，过着超然物外的诗友生活。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二十岁的丁耀亢开始走出山间田园，去见识外面的大千世界，他渡江南下，游学于董其昌门下。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农历12月，清兵攻陷诸城，丁耀亢长兄耀斗父子皆被创，次兄耀昂、弟耀心和侄子大谷皆守城殉难，丁耀亢护送老母孤侄连夜入海避难，于海州清风岛“潜舟伏野”，亲眼目睹了清军屠城抢掠、残杀无辜的暴行。在此后的几年里，丁耀亢几次往返于海陆之间，备尝了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之艰辛。“白洋黄海等闲过，斗笠孤篷一钓蓑。眉眼尚存全世界，儿童不识旧山河。飘零几处家无定，离乱终年鬓已皤。最是春鸥同泛泛，夕阳相送出烟波。”丁耀亢这一时期的诗歌写尽了山河易主之悲与身世飘零之痛。
丁耀亢虽然深深痛恨着清王朝，却又迫于生计，在清朝定鼎之后不得不入京赴考应试。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他以顺天籍拔贡，后任镶白旗教习，来到京城。在京城“诗酒相朝夕”的文学天地，他的诗名很快传扬开来。清顺治十一年丁耀亢教习期满，调任容城(今河北容城)教谕，他读书著述，在任五年间完成小说《续金瓶梅》。丁耀亢为《金瓶梅》作续书，并非信手拈来，随性为之，而是借宋金战乱来影射清兵入关，记述明清易代之际惊心动魄的战争。
丁耀亢为人倜傥不群，《今世记》记他：“襟期旷朗，读书好奇事，高谈惊座，目无古人。”他在椒邱官任时，一次忽然怀念起在京师的旧游，就骑着长耳驴，顶风冒雪，飞驰三四百里到了京师华严寺，召集琴师、剑客畅饮，笑谈怒骂，即兴赋诗，诗兴酒意过后立即返回。
民间对丁耀亢的文才风流也有很多说法：
某日丁耀亢搭船外出，同船的除船夫外，还有一个官员、一个卖花女、一个木匠和一个拾粪老农。船过河心，官员自恃满腹才学，便提议说：“同舟共济，对子来戏。恕我冒昧，请各位用三字同头、三字同旁对一首七绝，首尾要融贯连锁。咱丑话可得说在前头，谁若是对不上，谁就得为大家出渡船钱，你们看如何？”
官员见无人提出异议，就得意洋洋地先开了腔：“三字同头官宦家，三字同旁绫缎纱。若非朝廷官宦家，谁人能穿绫缎纱？”
木匠手扶锯斧箱，略加思索，吟道：“三字同头庙廊库，三字同旁檩椽柱。如若要建庙廊库，怎能离了檩椽柱？”
卖花女双眸闪亮，快言快语：“三字同头芙蓉花，三字同旁姑娘娃。若非妙龄姑娘娃，哪个敢戴芙蓉花？”
船夫手不离篙，不甘示弱：“三字同头大丈夫，三字同旁江海湖。不是男子大丈夫，何人能识江海湖？”
丁耀亢憎恨世道黑暗，同情百姓疾苦，对官员自命不凡的丑态深恶痛绝，只见他捋着胡须，高声吟道：“三字同头哭骂咒，三字同旁狼狐狗。山野声声哭骂咒，只因到处狼狐狗！”
轮到拾粪老头了，只见他拄着粪叉，不慌不忙：“三字同头屎尿屁，三字同旁稻秫稷。牲口吃了稻秫稷，当众排出屎尿屁！”拾粪老头话音一落，大家无不叫好，拍手称快。
诸城市皇华镇南六公里处有一个美丽的小山村——相家沟，是当年丁家“庄园”的所在地，当年丁耀亢厌世，携妾久居于此。该村由周围的黄豆山、凤凰山和望海楼山环抱，三山中夹一条龙湾溪水自南北流，绕村东而过，溪上有“野鹤桥”，是丁耀亢当年经常走过的道路，桥面溜滑，不知留下了他多少个脚印。丁耀亢一生除远游外，一直在这里过着读书、著作和稼穑的生活，在这里还写出了《醒世姻缘传》等一大批著作。
晚年的丁耀亢厌倦宦海的羁绊和尘世的纷扰，渴望重温入仕前那种淡泊平静的山居生活，所以辞官回到故乡。然而现实并未遂其心愿，一连串的磨难接踵而至。先是因其弟抗清而死，为乡人告发，株连己身，继而又因《续金瓶梅》一书有影射清廷之嫌而受到官府的查抄。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农历8月，丁耀亢被捕入狱，待罪候旨。后经龚鼎孳、傅掌雷等人极力营救获释，但他的诗稿却在不得已间焚毁，浸润其心血的《续金瓶梅》也被查禁。丁耀亢后来在《焚书》诗中记叙了此事，诗的末两句写道：“人间腹笥多芷草，隔代安知悔立音。”
丁耀亢获赦放归后，入大梁地区(今河南)，游嵩山少林寺，剃发入释。其诗云：“焚书燕市全生后，剃发嵩山大索时。”也许，诗人希望借此为饱受创伤的心灵寻求一丝慰藉。此后，他又北游燕赵京师一带，与友人叙旧聚游，分韵赋诗。晚年的丁耀亢，看透了世事的险恶，品够了世态的炎凉，加以患有严重的眼疾，遂闭门居家，不复出山，参禅悟机，赋诗遣怀。丁耀亢的著述甚多，诗文有《陆方诗草》、《椒丘诗》、《归山草》、《听山亭草》、《醒世姻缘传》、《天史》、《续金瓶梅》等，传奇剧本有《西湖扇》、《化人游》、《赤松游》等。但因明清易代的战乱和清王朝查禁焚书，丁耀亢的“激楚之音”“违碍语甚多”，所以丁耀亢的著作署名隐晦，故三百年来使其光辉不显，未被世人充分认识，后经专家考证、探研、挖掘，他的著作才相继浮出水面——“晦瞑不显三百载，一朝重光举世惊。”
晚年的丁耀亢双目已盲，虽不能写，却口占不绝。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夏，丁耀亢抱病撰写《家政须知》一书，殷殷告戒后世子孙要勤俭持家，精于守成。这年腊月，丁耀亢病笃，“占永诀诗毕，合掌说偈而殁”。
丁耀亢有子三人，以少子丁慎行最有文名：丁慎行，号野航居士，博学能文，颇似其父。
丁 敬：(公元1695～1765年)，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篆刻家。
喜好金石文字，善鉴别，工于诗、书、画，尤精刻印，开创了“浙派”，被誉为“西泠八家”之首。“浙派”兴起于清朝中叶，与皖派一起被称为清朝最主要的两大流派，其开山祖就是丁敬。
丁敬出身于市肆平民，从小就不习科举，以卖酒为生。然其学问甚好，“于书无所不窥，嗜古耽奇，尤究心金石碑版”，著有《武林金石录》，而且藏书很多，善于鉴别古器，据说“秦汉铜器，宋元名迹，入手即辨”；善诗文，其所居城南被人称为“诗国”，著有《砚林诗集》、《龙泓山馆诗钞》；书法则擅长篆隶，绘画以人物、花草见长，所画梅最“得古趣”；又以篆刻的成就最大，能力挽矫揉造作之风，创造出“古拗哨折”的篆刻风格。丁敬为人孤高耿介，乾隆初年，曾被推举博学鸿词而不就，故袁枚尊之为“世外隐君子，人间大布衣”，晚年虽是“学愈老而家愈贫”，而真率任情不改。
丁敬在篆刻艺术上的成就，正如晚清魏锡曾所称“寸铁三千年，秦汉兼元明”，能广泛撷取秦汉印章、元明诸家的精华，又力免明人习气，入古而能出新。我们可具体地从篆法、刀法上来分析他对篆刻艺术发展的贡献。篆法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丁敬对汉印文字的认识，他曾有诗曰：“说文篆刻自分驰，嵬琐纷纶衒所知。解得汉人成印处，当知吾语了非私。”
在此之前，篆刻家们大都惑于汉印上的缪篆与《说文》中的小篆之间的差异，而丁敬则在诗中明确称“《说文》、篆刻自分驰”，并抓住缪篆“方平正直”的体势特征以及“与隶相通”的特点。他的“龙泓馆印”、“陆飞起潜”、“心无妄思”、“启淑私印”“丁敬身印”等印，篆法删繁就简，参以隶法，如其中的“水”字旁，多参用隶书三点水的写法，“无”字写法则完全借用隶书结体，“启”字则参用简体字；印文体势上则平方正直，方圆互参，颇显简古平淡，高古含蓄。这种篆法乃是丁敬所独得的印学“千五百年不传之秘”，它使丁敬的篆刻最得汉印精神，也成为以后浙派篆刻的主要面目。
说浙派最得汉印精神，晚清大家黄牧甫早有此感，他在“德彝长寿”印的边款上称“《簠斋印集》中‘别部司马’一印，所以开浙派也”。这类东汉末期的军方用印在集古印谱中留存很多，印文为标准的缪篆，后人从中可以看出丁敬篆刻风格的由来。
浙派以善使切刀享誉印坛，切刀也是它得以开派的重要因素。切刀据说最早由明末的朱简开始使用，朱氏试图以切刀来追求篆书家赵宦光“草篆”率意、飞白的效果，我们从其所刻“冯梦祯印”朱文印来看，笔画牵丝带白，下曳笔有?脚，与“草篆”颇有几分相像之处。由于赵氏“草篆”水准并不高，致使朱简的创作也被后人视为“习气”，但朱氏篆刻中所流露出的斑驳、古朴的气息，却使清朝中期的丁敬得到启发，并以这种短刀碎切的刀法刻出古拗峭折、极富金石之气的印章来，故魏锡曾称“钝丁(丁敬)印学从修能(朱简)出”。这种切刀法的特点是“行刀细如掐”(魏钖曾语)，在行刀时缓缓上下波磔推进，锋颖明快，切中取以涩势，轻重有致，有很强的节奏感。所刻笔画方中寓圆，亦方亦圆，从中散发出一种古朴浑厚之气。
丁敬的粗白文和方朱文印如上文中的“陆飞起潜”、“心无妄思”、“启淑私印”、“丁敬身印”等朱白文印，刀痕很是明显，这里不多加说明，而主要分析他的细白文和圆朱文。细白文印主要见于汉印中的玉印和急就章，玉印的特点是挺拔、劲健，本不适于切刀，而丁敬一反以往仿玉印的圆润刻法，所刻既不失挺拔，又特显劲折、古拗，如“丁居士”印，笔道宛若屈铁。急就章的特点是在率意、斑驳中见天趣，而这方“敬身父印”将这一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以中锋的形式短刀碎切，笔道自然剥落、粘连，毫无做作之感。丁敬的切刀在圆朱文印创作中也有尝试，如“敬身”、“密毖秘赏”二印。这种朱文印流行的刻法是以冲刀为之，笔画的效果是光滑挺劲，而丁敬却偏以短碎的切刀为之，既保留了圆朱文的圆转，又使笔画显得苍茫、浑厚而不失遒劲，不落元明以来印家俗套，堪称丁敬对圆朱文印的一大贡献。
切刀的风行，可视为对印坛上流行的光洁印风的一种反动。实际上在丁敬之前除朱简外，也有人以各种方法尝试过这种反动，如清初王睿章“笔底烟云”印，故意将笔画刻得破破烂烂，欲以残破追求高古，终显做作，使人有假金石气之感。从这里也可看到丁敬的创新并非易致
丁敬对篆刻艺术发展第三个方面的贡献就是他的创新、探索、求变思想。丁敬有著名的一首论印诗：“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前两句中的“思离群”让人感到了丁敬的创新精神，浑厚朴拙而又变化无穷的“岭上云”，更可使人联想到丁敬篆刻的风格。后两句则很易让人理解为丁敬不满秦汉的印风，而去师法六朝、唐宋时期的印章。担事实上丁敬的白文印最得汉印精神，朱文印也只是身“兼元明”，而丁敬所谓的仿宋印，如为梁同书所刻“宝晋”、“同书”二印，边款上称一方为仿米芾印，一方是“依宋样，不差毫黍”，是丁敬篆刻作品中仅见的声称仿宋之作。这类印颇得宋人旨趣，也很见丁敬的模仿能力，但绝不是丁敬朱文印的主要面目，只能说是丁敬即兴的游戏或摹仿之作。至于取法六朝印、唐印，在丁敬印中还未见到。而且对“六朝、唐宋”印章的评价，篆刻史上也一直评价很低，如潘天寿先生就认为“看到六朝唐宋妙”一句，“似感于史实未合”，因为“唐宋无人研习印学，是印学的衰颓时期”。所以，诗中后两句所谈并非是篆刻，而是文学。汉朝辞赋、散文成就很高，历史上有“汉文章”之称，但以后的六朝骈文、唐诗、宋词虽都没有“墨守汉家文”，却各自大放异彩。时代是前进的，在这一点上，篆刻发展的规律与文学是相同的，故丁敬诗中是以文比附，与“六朝、唐宋”的印章本无关系。因为丁敬借鉴了姊妹艺术的发展规律，用以推动篆刻艺术的发展，凭借对古人的深刻领悟，开创了绵延二百年，至今仍在发挥影响的浙派篆刻艺术。
丁敬的探索精神，可从他种类繁多的篆刻品式中看出。如“容大”细边粗白文印，上文的“丁居士”、“敬身父印”二印，则是以切刀仿古椎凿法刻细白文，“小山居”、“纯礼坊居人”又是以古文、奇字仿朱文古玺，而“两般秋雨庵”白文印，则是用倒薤篆、柳叶体所刻等等，其中不乏失败者，有些还未完全摆脱明人的习气，如“容大”、“两般秋雨庵”等印，或壅塞不通，或笔画孱弱。既然是探索，失误是难免的，但其中一些不成熟的作品，虽未被以后的浙派诸家所继承，却对后世有重要的启发，如他的细白文，坚韧劲挺，对“晚清六家”之一的胡?影响很大。自丁敬以后，“思离群”、求变化一直是浙派得以继续发展的一面旗帜。
虽然丁敬生前并无创派之意，晚清有人曾也曾说过丁敬“无意自别于皖”，但丁敬却被人们公认为“浙派之初祖”，其中原因固然要归功于丁敬所创清新朴茂、古拗峭折、兼采秦汉以来诸家之长的篆刻艺术，符合了中国艺术的发展规律和人们的审美。可是，丁敬作为一个以卖酒为生，“年甫弱冠始折节读书”，并以布衣终其一生的普通人，为什么在生前身后却为那么多的文人所景仰？其中缘由颇值深思：
丁敬虽然少时就“身侧佣贩”，却没有因为社会地位低而丧失自我独立的人格，也没有沾染商人惟利是图的本性，相反却能够做到安之若素，从不以“佣保之事”羞愧。按理说，以丁敬当时的声名，他完全可以结交权贵巨商，以自己的艺术换取更好的生计，但丁敬从未有卖印、卖字的记录，反而却有“不肯轻与人作，遇达官贵人尤靳之”的故事。据说丁敬的印章是“非性命之契不能得一字”，杭世骏《道古堂集》中曾记载了这样的趣事：某人想请丁敬刻一二方印章来拍上司的马屁，但刚表达出这个意思，就被丁敬恶声骂出。而当有富人仰慕其诗，想通过金钱与丁敬交往，也被他严词拒绝。这些“使酒骂座”、“孤介而僻”的坏名声，正显示了丁敬独立的人格以及高洁的人品，而他不应清廷博学鸿词之举也是这一意识的反映。
丁敬是个学识广博的艺术家，诗文书画都很擅长。在书法上工大、小篆，精八分，能得汉隶笔意，后世流传他的行书作品也不少；丁敬的绘画虽未见作品流传，却有善画人物、梅花、兰竹、水仙的评论；丁敬的诗“造语奇崛”，很为时人推许，汪启淑《续印人传》称其诗“兼有皮、陆之奥博，不袭郊、岛之寒瘦”，丁敬还是当时“南屏诗社”或称“西湖吟社”的重要成员，丁敬曾有十二首著名的论印诗，颇见功力；丁敬开始读书的年龄虽晚，又因家贫不能多购书籍，他就利用生活在市井的优势于书肆浏览群书，而一旦遇到中意的好书，即使拿自己的衣物去换也毫不吝惜，天长日久，竟也使丁敬拥有“小楼三楹”来收藏他的异本奇册，可惜邻居失火，殃及其庐，所藏化为灰烬。丁敬长于考证，于金石文字颇有研究，但丁敬的研究与以往文人仅限于文献的考证不同，而是亲临实地考察，所著《武林金石录》就是在“穷岩绝壁，披荆榛，剥苔藓，手自摹拓，证以志传”的基础上写成的，对乾嘉时期金石学的研究颇有启迪之功，很受后人的重视。此外，丁敬还很善于鉴别，“秦汉铜器，宋元名迹，入手即辨”。可见，拥有广博的学识，超强的艺术通感，才使丁敬的篆刻艺术能够独树一帜。
丁敬清高兀傲，是个名副其实的隐逸高士，与其交往者绝少权贵显宦，而多文人寒士，如杭世骏、厉鹗、金农、罗聘、蒋仁、奚冈等人，其中杭世骏是著名的经学家，著有《石经考异》、《两浙经籍志》等书，厉鹗是世所公认的浙派诗坛领袖，二人与丁敬还是儿女亲家。“扬州八怪”之首的金农则与丁敬是同乡近邻，二人居所仅“相距一鸡飞之舍”，又都属才高性傲的“怪人”，彼此的影响可想而知。金农的弟子罗聘与丁敬也颇为交厚，曾为丁敬画成《敬身先生倚杖坐石图》，神形兼具，使我们得睹丁敬的高士风采。与丁敬交往的其他著名的文人还有梁诗正、梁同书父子，抱经先生卢文弨，印癖先生汪启淑等，与这些志同道合的文人学者的交往，无疑有益于丁敬学识的提高乃至影响的扩大。
丁敬在“曙峰书画”一印的边款上曾说到：“古人托兴书画，实三不朽之馀支别派也。要在人品高、师法古，则气韵自生矣。”其实这不仅是在说书画，也是在谈篆刻。篆刻艺术是一门综合性、操作性很强的传统艺术，丁敬作为一个布衣艺术家，而取得这样显赫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绝不是仅仅*治印就能够达到的。
自丁敬以后，他所创造的篆刻艺术风格在友人、弟子及私淑者的发扬光大下逐渐形成了具有全国影响的篆刻流派，风靡域内，还出现了“西泠八家”的称呼，即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八位印人，他们各有特色，或古秀，或淡雅，或遒劲，或工致，或雄健，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浙派篆刻艺术。
丁 丙：(公元1832～1899年待考)，字嘉鱼，别字松生，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末年藏书家。
丁丙是在晚清杭州社会有广泛影响的人物，他出身于藏书世家，是“八千卷楼”的主人。太平军攻入杭州，他流落外地。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杭州，积极参与救助难民、医治战争创伤和重建杭州等项工作。尤其在重建杭州各项文化教育设施，整理和弘扬杭州乡邦文化中，建树良多。他主持重修文澜阁，组织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使文澜阁至今得以书、阁并存的功绩，尤为世人所艳羡。他在晚年还创办近代工业，进入了我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的行列，反映了他与时俱进的非凡胆识。
晚清的杭州，不幸惨遭战火蹂躏，血肉横飞，尸骸遍地。道路、桥梁、水坝、河渠等城市基础设施多数损毁，学校、书阁、文庙、碑碣等文教设施和文物古迹，更是鲜有幸存。战争结束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杭州已是满目疮痍、了无生意，一个美丽繁华的江南名城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幸有一批志士仁人不畏艰难，依然承担起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杭州的重任。在这批志士仁人中，有一位特别活跃、贡献也特别杰出的人物，那就是丁丙。丁丙不仅竭尽全力医治战争创伤，救助战争难民，而且多方设法修复各项文教设施和文物古迹，使杭州的文化事业重现繁荣，同时他本人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藏书家和出版家，也是一位著述颇丰的学者。他的一系列杰出贡献，赢得了当时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的极大尊敬，直到民国年间，人们仍对他的种种嘉言懿行艳羡不已。1932年，丁丙百年诞辰之际，杭州知识界纷纷举行纪念的活动。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先生，撰写了多篇文章，缅怀丁丙对杭邦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刊登在《文澜学报》上。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忘记丁丙为杭州文化事业所做的一切。
丁丙的中青年时期正值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于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和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两度攻占杭州，直到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才被迫撤出。在此期间，丁丙与其兄丁申(字竹舟)逃离杭州，辗转流徙到松江、青浦、南汇、上海、绍兴、定海等地。每到一地，他们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救助难民的工作，如开办粥厂、收养难童等事。同治三年春回到杭州后，在官府的委托和支持下，丁丙投入到一系列医治战争创伤、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中。
首先是掩埋尸骸。太平军撤出杭州前，清军围城，双方激战达五个月之久，双方伤亡十分惨重，城内百姓因围城饥寒病疫而死的更是成千上万，杭城内外到处是暴露街头郊外、无人埋葬的尸骸。尽快掩埋这些尸骸成为当务之急。丁丙毅然承担起“掩埋局”(分为南局和北局)的工作，拿出自己的家财购买墓地和棺木，尽快掩埋了这些尸骸，改变了原来那种触目惊心的景象。接着是救助难民。战乱造成了大量无家可归和食不果腹的难民，为此丁丙又报请官府设立了“难民局”，多方救恤难民。此后救助难民和贫民成为丁丙经常从事的一项工作。如在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农历7月分发贫米，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农历7月开办“栖流所”收留流徙之人，农历12月筹措及发放年终贫米，等等。他开办了粥厂七所，使贫民断粮之际聊以果腹；又设丐厂，使行乞之人免于转死沟壑；等等。
终丁丙一生，他始终没有停止和放弃过救助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的慈善事业。
丁丙不仅在杭州救难恤贫，而且当外地、外省遭受灾难时也同样尽心竭力地予以救助。如在清同治三年，他到严州、淳安、遂安收养难民；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农历6月参与设立“协济豫赈局”，专为河南收养灾民中的妇孺筹集款项；同年农历7月因山西旱灾，丁丙募银十万两有余，解往山西；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因京畿灾，丁丙本人捐银三千两为倡，募得银十万余两，棉衣五千余领，解往直隶。还有山东旱灾，直隶永定河决口，他都奔走呼号，募集款项，予以救助。
除救灾恤难外，丁丙还举办过多方面的慈善事业和社会事业。如创设“正蒙义塾”，接受失学儿童；设立“钱江义渡局”，免费摆渡过江百姓；设立“救生局”，配备救生船二只，拯救钱塘江水面上的落水者；举办“育婴堂”，收养弃婴和孤儿，并雇请乳母哺育；举办“穗遗堂”，为生活困难的寡妇提供补助；举办“迁善公所”，收管窃匪棍徒冀其自新；创办“医药局”、“牛痘局”为市民提供医药、防疫方面的服务；以杭州城多火灾，创设“恤灾所”，为受灾人家提供帮助，等等。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78年)农历11月，水星阁火药局发生爆炸，震塌民居三百余家，压毙数十人，其时丁丙已病势沉重，行将不起，他还强撑病体集资抚恤受灾之家。他还长期主持义仓的管理工作，粮价低落时大量购进粮食，当灾荒之年粮价腾贵之时以平价售出，以平抑粮价，使市民比较容易地渡过荒年。丁丙一生所行善事难以一一枚举。兵燹之后得到这样的善人救助，真乃杭人之幸！
惨烈的战争给杭城的各项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许多重要的桥梁如断桥、宝善桥、庆春桥、拱宸桥等被毁、西湖也严重淤塞、不仅造成交通不便，而且对市民的日常生活和郊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清同治三年丁丙甫回杭州，就着手集资重建断桥。清同治四年农历2月，又着手疏浚西湖，“竭二年之力湖路始通”。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疏浚临平湖并修建海昌堤坝。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重修了庆春桥和宝善桥。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农历10月重修湖心亭。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建新横河桥，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建田家普济桥。同年，因岁月久远，坝子桥倾圮，丁丙又予以重建。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建湖墅德胜桥，并开浚城内河道。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修葺朱桥、转塘。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开浚北湖和驻防营河道。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重建万安桥。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开西溪河沿山河，并疏浚南湖，修筑上河堤坝，修葺奉口斗门。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修复湖墅水龙(救火用，犹今之消防龙头)。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又开浚东河，为了防止居民往河道里倾倒灰泥垃圾，丁丙还雇请人夫到城中沿河各处收集灰泥垃圾，运往别处倾倒。他又主持筹集西湖岁浚经费，以使西湖得到经常性的疏浚，其用心可谓周全备至。
太平天国对儒学采取排斥态度，因此对弘扬儒学的场所——官学和书院毫不顾惜地加以破坏。清朝杭州有三所官学：钱塘县学、仁和县学和杭州府学；还有四所书院：敷文书院、崇义书院、紫阳书院和诂经精舍，在庚辛之役(太平天国军队攻克杭州的清咸丰十年为庚申年，清咸丰十一年为辛酉年)中都遭到了极严重的破坏。丁丙在从事慈善事业和重建杭州市交通水利设施的同时，以同样巨大的热情修复了杭州的各所学校和体现杭州文化特色的名胜古迹。他“于府县学之修建尤多尽力”。三所官学、四所书院的重修、丁丙也都曾参与规划和监修。敷文书院，由于地处万松岭荒僻之处，士子不乐往读，丁丙又别创讲堂于城中，曰“敷文讲学之庐”，他又开设了正蒙义塾和湖墅社学，免费接收或资助贫寒家庭子弟入学。他又重修了学政考棚，并为贡院购置地基建造了考生暂时休息的棚厂，以便于科举考试之进行。又设立了“丁祭局”，集诸生供洒扫，治祭器，考订礼器乐器，使祭孔之仪得以举行。
丁丙修复的名胜古迹，以纪念历史名人的祠墓为主。如钱王祠、白公祠、苏公祠、岳飞祠、于谦祠、张履祥墓、郭孝章墓、孙花翁墓等。他“或言于官、或出己资，一律修葺”。他更为清朝浙江的督抚大臣特别是率兵入浙镇压太平军的湘军将领如左宗棠、蒋益澧、杨昌浚、彭玉麟、谭钟麟等人建了一大批生祠。不过，丁丙于修建祠墓，似乎有热情过高、过多过滥之嫌，这些祠堂于今大多已湮没无存，倘使当年丁丙以此精力和财力用于更有意义之处，当更能垂之于永久也。
丙还抢救和保护了一批文物。当时有人发现了一批元朝文德年间铸造的编钟。他就特地建了一座“元音亭”来贮放它们；得到一些北宋咸平年间的贝叶经，他就将之送到灵隐寺保存起来；得到一批吴越国铸造的金涂塔，他也把它们送给灵隐、净慈等寺保存。杭州府学原有宋理宗书写的《道统赞》碑石十三方，修复府学时发现少了一方《文王赞》，于是丁丙胞兄丁申(字竹舟)用其他十二方碑石上刻字的偏旁拼成了《文王赞》的碑文，补刻了一方《文王赞》，后来那方原有的《文王赞》碑找到了，如今与补刻的《文王赞》一起保存在杭州碑林。
丁丙出身于一个藏书丰富的家庭，其祖父丁国典，就锐意捜求书籍，造了一座小楼专事藏书，题其额曰“八千卷楼”。其父丁英尝往来齐楚燕赵间，遇秘籍辄载以归，藏书益臻丰富。丁英死后，丁申丁丙兄弟仍孜孜不倦地征购图书，“节衣缩食、朝蓄夕求，远自京师，近逾吴越，外及海国，或购或抄，随得随校，积二十年，聚八万卷。”藏书之数，较楼额已逾十倍。所以时人以为丁氏藏书之富甲于东南，殆非虚言。由于藏书大幅增加，原八千卷楼已不能容纳，于是丁申丁丙兄弟在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扩建了藏书楼，筑“嘉惠堂”五楹，堂上藏原八千卷楼书；堂后又筑室五楹，曰“后八千卷楼”，藏后来购得之书；又辟一室于堂之西，曰“小八千卷楼”，又曰“善本书室”。其中保藏之书，“或宋元明刊本，或精抄孤行本，或经某旧家珍藏，或为某名儒校勘”，其中“有明一代，遗刻尤繁”。丁丙还把善本书室所藏之书编目提要，成“善本书室藏书志”一书，江阴缪荃孙为之作序。
丁氏兄弟搜集大批图书，并非仅仅将之深藏书阁而已，而是充分发挥藏书的作用，使之服务于文化学术事业。丁丙曾把八千卷楼的藏书拿出来用于补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经兵燹后，杭州府学尊经阁藏书散失殆尽，丁丙又把自己藏书中有副本的都拿出来，送给府学尊经阁。文澜阁重建后，丁丙又把家藏的《全唐文》一部二百六十册，送到文澜阁珍藏。
丁丙也是杭州晚清时代重要的出版家。从同治初年刊印蒙学书籍开始，到光绪二十五年病逝前刊成《于肃愍集》为止，共刊书二百余种。所刊之书，大部分是杭州乡邦文献，其中有历代杭州方志，如乾道、淳佑《临安志》，嘉靖《仁和县志》，万历《钱塘县志》，杭州府学及仁钱二县学志等；有关于杭州历史的专门著作，如《吴越备史》、《捍海塘志》、《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南宋馆阁续录》、《建炎复辟记》、《钱塘遗事》、《南宋院画录》、《南屏百咏》、《吴山遗事诗》、《西湖修稧诗》等；还有杭州先贤的遗著和传记资料，如《武林往哲遗著》、《杭郡诗辑》、《西泠五布衣丛书》、褚遂良父子集、张杨园(履祥)先生年谱，于忠肃公祠墓录，《钱塘先贤传赞》、《武林高僧事略》等。丁氏所刊之书，今在浙江图书馆及我馆多有收藏，为从事杭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所参阅利用。
清朝末期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俞樾，辞官后长期寓居杭州，担任诂经精舍山长，与丁氏兄弟成莫逆之交。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俞楼(俞樾寓所)第一楼不戒于火，丁丙为之重建，且增建了“式古堂”。俞樾的一些著作，如《群经平议》，《俞楼诗记》、《琼英小录》等，也都是丁丙为之刊印成书的。
丁丙还竭力促成了浙江官书局的设立。开始时浙江巡抚马新贻提议在杭州设局印书，同治六年，官府委托丁丙筹建浙江官书局，经丁丙积极筹划，浙江官书局很快办了起来。浙江官书局刊印了一批大部头书籍，如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质量较好，深得好评。浙江书局后来改为官书印售所，宣统元年并于图书馆。由于铅印技术的推广，雕版印书的浙江官书局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丁丙出于对家乡杭州的深厚感情，非常热衷于乡邦文献的辑录和整理，八千卷楼丰富的藏书，也为他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丁丙亲自辑录的，有《武林掌故丛编》，收文献一百八十七种，内容十分丰富；《杭郡诗辑》两百零八册，凡与杭州有关的诗词搜集无遗；《武林往哲丛书》六十六册收书五十余种，后来其子丁立中又辑书十种，刊成三十二册，为《武林往哲遗著》后编；《西泠五布衣丛书》内收金农《金冬心先生集》，吴款芳《临江乡人诗》、丁敬《砚林诗集》、魏之琇《柳州遗稿》、奚冈《冬花庵烬余稿》五部著作；《西泠词萃》为仇山府，朱淑真等人词章的合刊，等等。这些丛书，特别是《武林掌故丛编》，把分散各处的杭州史地文化资料辑录在一起，为人们研究杭州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丁丙在从事繁忙的社会活动的同时，仍不辍写作，有不少著作问世。早年他就写过《读礼私记》、《礼经集解》、《松梦寮诗集》等著作，可惜毁于兵火。后来积数十年之力，又陆续写成了《九思居经说》、《说文部目详考》、《说文篆韵谱集注》、《廿四史刻本同异考》、《武林金石志》、《宜堂小记》等多种著作。丁丙晚年最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当推《武林坊巷志》一书。该书对杭城八百余条街、坊、巷、弄，都“稽之图籍、证之史传、下至稗官小说，古今文集，靡不罗载”，所征引的文献资料达一千六百余种，是我国最大的一部都市志。丁丙于编纂此书极为慎重，再三考订，不肯轻易定稿。
清光绪二十五年他自知不起，遂将书稿交托友人孙峻(字康侠)，要孙峻详加审核补订，最后定稿付梓。
丁丙还为修纂《光绪杭州府志》做了不少工作。早在清光绪五年，丁丙就向知府龚嘉儁建议重修府志。在编纂过程中，他拿出家里的藏书，供编纂人员参阅，而且经常与编纂人员一起讨论考订史实。志稿写成后，在丁丙的要求和坚持下，又再度详加审订，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底才告定稿。本来即可付印，但丁丙旋即去世，加上官府经费支绌，所以迟迟未能付印。直到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在陆懋勋、吴庆坻补上清末十余年的史事后，铅印出版。现在这部府志的书稿还保存在我馆。《光绪杭州府志》的任职人员中并无丁丙之名，但实际上他于这部府志的修纂贡献不小。
丁丙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抢救了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并主持重建了文澜阁。庚辛之役，丁氏兄弟逃离杭州，丁申先行逃到杭州西郊留下镇，随后丁丙也辗转来到留下。他们见市面上许多店铺用书页包裹物品，拿来一看，竟是《四库全书》的散页，于是知道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已经散失，就着手收集这些书页，又托人回到杭城搜集散失的《四库全书》，如此收集起来的散页，能够装订成册的装订成册，不能装订成册的则用绳子捆起来，共得八百余捆，这些残书散页先后被运到上海、定海等地寄存，直到同治三年才运回杭州，暂时存放到杭州府学尊经阁。这样征集到文澜阁书有九千零六十二册，内除《古今图书集成》六百七十三册外，《四库全书》计八千三百八十九册，约为原书的四分之一。
由于文澜阁严重损毁，丁丙向当时的浙江巡抚谭钟麟建议重建文澜阁，得到谭钟麟的赞同。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农历9月，丁丙拟就了修建文澜阁的草案，谭钟麟于是委托丁丙与邹在寅主持其事。估定修建经费为12913元，指定由厘金局从丝绢中开支，不敷之数则于善后经费中借支，定于农历10月8日开工。当时文澜阁仅存栋宇，修建任务十分艰巨，丁丙从严要求，一丝不苟，不仅把书阁建得焕然一新，而且把围墙、假山、御碑亭等附属建筑及存放书籍的书橱、夹板等都置备齐全，又在书阁东西新建了“太乙分青之室”，作为士子们阅读阁书的阅览室，整个修建工程耗银18000余元。人们认为重建后的文澜阁，“花石亭榭之胜，过于旧观”。
由于文澜阁书全部散失，捜集回来的仅四分之一，丁丙于文澜阁修建完工之后，自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起，又着手补抄《四库全书》的工作。他拿出自己八千卷楼的藏书，雇请抄手按《四库全书总目》提供的书目，补抄散失掉的《四库全书》。在八千卷楼中没有抄到的书，再到省内外各著名的藏书楼去抄录，抄录人员最多时达一百余人，其规模简直可与乾隆年间编修、抄录《四库全书》时媲美。抄补工作进行了七年左右，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大体完成。原藏书完整收集到的有三百三十一种，残缺补全的八百九十一种，重新抄录的两千一百七十四种，合订成三万四千七百六十九册。抄而未得之书，别刊书目，继续访求，随得随抄，这样又抄到三十八种。最后没有抄得的，仅剩九十余种。民国初年，又经过钱念勋主持的乙卯补抄和张宗祥主持的癸亥补抄，终于将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抄录完整。使“南三阁”中，唯有文澜阁至今书、阁并存。在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中，首功无疑应归于丁丙。
庚辛役后，丁丙倾心竭力，救恤难民，重建杭州，深得左宗棠等封疆大吏的赞许。同治年间，左宗棠表奏清廷禀报丁丙的功绩，清廷下旨授予丁丙知县官衔，发往江苏任职。江苏方面也敦请他前去。然而他不乐为官，宁愿留在杭州做一些造福乡梓的实事。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又赏给同知衔，他也没有前去任职。旧时读书人极重“功名”，然而，丁丙却不愿将时间精力都耗费在举业之中，终生不再应试。虽然他一生的“功名”仅为生员(俗称秀才)，但他一生的建树，却是绝大多数举人、进士所不能企及的。
丁丙一生为社会，特别是为重振杭州的文化事业，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实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俞樾所作的《丁君松生家传》，顾浩所作的丁丙《行状》、丁立中所作的丁丙《年谱》，都一件一件地记述了丁丙所做的工作，极其具体，而且几份材料的记述都极其一致，可以互相印证。更有太常寺卿袁昶所书的《丁征君善举二十八事碑》，列举了丁丙在慈善事业和重建杭州方面的二十八项贡献，袁昶就是后来因反对慈禧利用义和团攻打各国使馆而被杀的三位直臣之一，素以秉直敢言闻名，更不可能为丁丙虚列劳绩。
完成这样多的社会工程，不仅需要他投入巨大的精力，而且在财力方面，他也作出了很大的奉献。他所主持和参与的各项工程，虽然官府在经费上能给予一定的支持，但其不足部分往往是丁丙个人承担的。丁丙家产本来甚为丰厚，但到了丁丙晚年已经耗费殆尽。以至丁丙死后不多年，丁氏子侄竟因经营亏折，不得不将八千卷楼所有藏书以七万两银之价卖给江苏省江南图书馆，其时丁氏家产之匮乏可知。
谈论丁丙一生之贡献，不能忘记其胞兄丁申。虽然种种善举都是丁丙出面施行，但背后都有丁申的配合与支持，诚如丁丙之子丁立中所言：“(丁丙)凡所办事皆先伯父所欲为，或先伯父倡于前而府君和于后”。可见每行一事，都是兄弟二人共同谋划定策的。有可能是丁申的主要职责是治家而较少涉足外事，或是其社会活动能力不及乃弟而较少出头露面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丁丙还是杭州最早兴办近代工业的实业家之一，据今年编纂的《杭州市志》，“十九世纪末，有识之士积极筹办机器纺织业。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杭州富绅丁丙、王震元和南洵富商庞元济等在杭州拱宸桥筹建通益公纱厂，二十三年投产，有纱锭一万五千零四枚，年产纱五千件”。“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丁丙、庞元济等人集资规银三十万两，于拱宸桥西如意里创办世经缫丝厂，购进意式缫丝机二百十八台并自备发电机，次年投产”。又“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世经缫丝厂自备发电机发电，供厂内照明，为杭州市和浙江省有电之始”。
综观丁丙的一生，他不仅在救助战争难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战后杭州，抢救文化遗产，重振文化事业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是卓有成就的藏书家、出版家和整理、编纂古代文献的学者。他在晚年还与时俱进，创办近代工业，成为全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之一。他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值得杭州人民永远铭记。
丁观鹏：(公元？～1771以后，待考)，京师人(今北京)。著名清朝画家。
胡敬《国朝院画录》谓：“观鹏克传家学。”工道释、人物，尤擅仙佛、神像，以宋人为法，不尚奇诡，学明代丁云鹏笔法，有出蓝之誉。
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进入宫廷为画院处行走，是雍正、乾隆朝画院高手，与唐岱、郎世宁、张宗苍、金廷标齐名。造诣深湛，得清乾隆大帝赏识，曾为《圣制诗》初集、二集、三集之多幅画卷题诗。
在宫廷画院五十年左右，作品近二百件。传世作品有：
完成于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的《法界源流图》卷，纵33厘米，横1635厘米，该卷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描金设色，精细绚丽，为中国佛教艺术瑰宝、世界佛教艺术明珠，现被收藏在吉林省博物馆；
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作《乞巧图》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作《无量寿佛图》轴、《宝相观音图》轴，现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农历8月作《说法图》轴，现被收藏在西柏林民俗博物馆。
弟丁观鹤，亦供奉内廷，工人物。
丁善庆：(公元1790～1869年)，字伊辅，号自庵、养斋；泉州人(今福建泉州)。著名清朝大臣。
幼年丧父，随母长期居住京城外家，遂寄籍宛平。
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翌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先后任国子监司业、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担任国史馆总纂、庶常馆提调、文渊阁校理，奏办院事、日讲起后注等事。
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出任贵州乡试正考官，清道光十一年任广东乡试正考官，清道光十五年任会试同考官及顺天乡试同考官。清道光十六年出任广西学政。后以母老辞官返湘，居家长沙。清道光二十六年起，受聘为岳麓书院山长。
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秋，太平军围攻长沙。丁善庆主张坚守，并遗书与其弟，誓与省城共存亡，又命其子丁驯日夜巡查城防。太平军北上后，他督工修造战船，接济水师，又成立恭武社，使学生参加操练和学习火器。
丁善庆任岳麓书院山长二十二年。在任期间，主持修复书院斋舍和圣庙、御书楼、文昌阁等房舍，编纂《续修岳麓书院志》，增添书籍，扩大庋藏，又注意培植务实学风，选拔人才。
至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以老病辞职。翌年逝世，终年八十岁。
著有《左氏兵论》、《字画辨正》、《养斋集》等，均已散失。幸存者有《续修岳麓书院志》和诗、文、奏疏等。
丁宝桢：(公元1820～1886年)，平远牛场人(今贵州织金)。著名清朝将领。
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中进士，以此步入仕途。
他在山东做了十年巡抚，又在四川任了十年总督，于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在成都逝世。噩耗传出，山东父老悲恸、惋惜、哀叹，请求朝廷将丁宝桢的灵柩盘回山东，葬于历城(今山东济南)九华山麓。灵柩运至山东，哭声震天动地，人们在原野上奔跑，在心灵中哭泣。一个外乡人，被山东视为“贤良”，垦请将他归葬山东，为他立祠祀奉，这是何等崇高的褒奖和爱戴。他离开山东十年，人民对他如此思念，情之深，爱之笃，说明他的不朽。
丁宝桢在山东时刻关怀民间疾苦，把治理黄河作为“政事第一要务”。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黄河在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水势汹汹，南灌运河，遭运受阻，田庐漂没，人民叫苦不迭。丁宝桢自告奋勇，奏请主持运河工程，下令各级官员：“倘敢阳奉阴违，有心贻误，一经验实，即将该员正法。”雷厉风行，于次年春工程告竣，大堤“一律安澜”。又过了两年，黄河突然在直隶开州石庄户决堤，全黄东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数十州县悉被淹没，而五省河官束手咋舌，互为推诿。丁宝桢自己捐出巨款，令其子丁寿鹤押解前往山东散放，人民感激不尽。这种爱民的好官，人民怎能忘怀？
丁宝桢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大变局的时代，自鸦片战争以来，狼烟四起，民族灾难深重。在这“烽火惊传遍九州”的岁月，他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主张“以战制和”，加紧防御。面对外面“船坚炮利”的现实，丁宝桢致力于“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亲自踏勘山东海岸，决定在马头嘴、石岛、烟台、庙岛、小石岛等洋舰必经之地构筑烟台，密植树木以作掩护。他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形势，痛斥“墨守帮常”的人。认为中国要自强，必须学习西方，“精求武备”，“仿照外洋枪炮之巧如法制造”，这样才能“弃我之短，夺彼之长”，于是创办山东机器局，继后又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成为山东、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
他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人物不同，把“自强”立足于“自富”的基础之上，在办洋务的同时，更关注富国富民。在四川总督任上，他做了一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实行“盐政改革”。盐是四川经济的重要命脉，是财政收入的大宗，但在此之前，由于体制僵化，官员腐败，走私猖獗，盐业一落千丈，致使财源枯竭。丁宝桢整顿川盐，将原先的“官运商销”，在盐场设立厂局，在销售口岸设立岸局，将盐发给私商销售。川盐销往贵州有四岸，即永岸(四川叙永)、仁岸(贵州仁怀)、綦岸(四川綦江)和涪岸(四川涪陵)。为了使川盐畅销，首先废除沿途关卡的苛捐杂税，一律并入盐税统一征收。严惩贪官污吏，将中饱私囊的四川盐茶道蔡逢年等撤职查办，一扫官场积弊。又大力打击盗贩私盐的奸商和走私集团，将横行长江的“大股私枭”如“江大烟杆”、“谭二疯子”等人斩首示众，盐政改革通行一年，成效显著，财政收入大增，盐商运销两旺，人民食盐不感困难。不仅四川得利，而且贵州人民也受益。
成都平原受惠于都江堰，但因多年失修，堤堰多有毁坏，以致反遭水灾。丁宝桢到四川后，决定重修都江堰。他起初改筑石坝，但洪水到来便将堤坝冲垮。他认真检讨失败原因，察知古人用鹅卵石竹笼很有道理，易于使水“溢泄”，于是恢复古法。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共挖出淤泥四十余万方，砌筑堰堤一万两千丈，修复人字堤一百三十余丈、分水鱼嘴三处。又维修了飞沙堰、白马槽、平水槽的导洪工程，于沿江两岸植树保持水土。重修都江堰大功告成，川西十四州县无旱涝之忧，田原美美，百姓宴然。他逝世后，四川人民感其功德，在都江堰的二郎庙为他立起雕像。
丁宝桢的政绩，很大程度得力于用人。他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上谕为政，首在得人”，只有“重用德才兼备之人”，才能把事情办好，所以，“深维求治，以任贤为急”。他用人的标准，一是“居心行事”二是“苟异于人”，也就是说，要用有事业心而且确有奇才的人，而不是“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阿混”。对人才的考察，必须“察其言，观其行”而后“知其人”。每到一处，便悉心查访，但遇心术正大、才识卓越、能办实事的人，便极力保举、提拔。他发现丁彦臣是一个“才识开拓、器向宏深，明干笃实”的人，便保举他治理山东河道。办洋务，保举了一批“博求通识之士”，如薛福成、张荫桓、黎庶昌、徐建寅、曾昭吉等，他们后来都成了栋梁之材，在实业、外交上作出了贡献。他保举了贵州人唐炯和华联辉，在盐政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抵抗外来侵略中有功的长庚、鲍超等，都是丁宝桢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识一批才，就使国家多一批栋梁；提一批官，就多做一桩利国利民的事。
丁日昌：(公元1823～1882年)，字持静，小名雨生，别名禹生；广东丰顺人。著名清朝大臣。
丁日昌历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江西万安、庐陵县令，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总督衔会办海防、节制沿海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和中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
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农历6月1日，台风肆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雷电交加，暴雨如注，水流横溢。在粤东丰顺汤坑金屋围村，一低矮破旧瓦房，在狂风骤雨中摇摇欲坠。房主人丁贤拔，面对着正临分娩的妻子黄氏和屋前漫涌而来的洪水，焦急万分。恍惚间，丁贤拔见涌来的洪水中，现出一硕大金鲤，冲着他点了点头。正自惊异，耳畔传来哇哇儿啼。回头一看，黄氏惨白的脸上露出笑容，胯畔躺着刚刚出世的婴儿。丁贤拔又惊又喜，忙用剪刀剪断脐带，用旧衣裹好小孩。其时风雨更骤，房屋左右摇晃，吱吱作响。丁贤拔一咬牙，抱起小孩，背上黄氏，披上蓑衣，冲出大门，往三哥贤辉家中奔去。甫一出门，轰然一声，旧屋倒塌风雨之中…
风雨过后，丁贤拔请来文庙饱学塾师陈秀才，将婴儿出世时怪异情况告知，并请代为取名。陈秀才也大为惊奇，说道：“贤郎既出生于狂风暴雨之时，即取名雨生吧。盼其长大后救世济民。”丁贤拔点头称是。
光阴荏苒，转眼间，雨生已是六岁，已届入学年龄。一天，与几个孩童一起到太平寺玩耍，听见殿阁东厢私塾传来琅琅书声，不禁大为欣羡，便跑到东厢趴在窗台上人偷看，见一白发白须老先生坐在讲台边椅子上，神态端严；台下几排学生正在高声诵读，声音整整齐齐，声调抑扬顿挫，十分好听，不觉也跟着读了起来。白发白须老先生忽听到童音清雅，抬头一看，窗台上扒着一个小孩，正大声跟着诵读，清亮的眼睛透出一派聪颖。不觉大奇，便走到窗前，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父母是谁，做些什么，为甚不送你读书？”雨生从窗台上下来，回答了自己和父母亲的姓名后，说道：“严父肩挑日月，慈母手转乾坤，不是不想送子读书，只因家贫送不起束修。”白发白须老先生听罢，不觉拈须大笑。原来，这老先生正是原在埔河文庙的陈秀才，近日为汤坑乡绅所聘至此任教。陈秀才道：“孩子，原来你是贤拔兄令郎，你的名字正是我为你所取，你家缺田少地，孩子又多，靠你父亲卖豆腐和你母亲织苴仅堪糊口，无钱供你读书，是吗？”雨生点头称是。是日散学后，陈秀才找到丁家，说雨生聪颖，要让他读书。丁贤拔搓搓手为难地说：“我们也早想让雨生读书，只是交不起学费。”陈秀才呵呵大笑道：“无妨，无妨，明日叫雨生来吧。”此后，雨生即就学于太平寺中。
清道光十年，雨生已是八岁，在太平寺读书两年，学得满腹经纶，落笔成文，超群拔众。农历9月9日重阳节，陈秀才带学生到明末进士罗万杰隐居地“逸老庵”郊游，回来后叫学生作文，雨生作《七律》：“百树梅花扑鼻香，盘湖地是证禅场。拼将佳句消残劫，赖有高风接海阳。故国云深千里梦，空山秋老满头霜。至今陶社分题处，惹得幽人话正长。”陈秀才大为赞赏，问雨生能否再作一首，雨生复吟道：“入洛当年早著名，崎岖国步剧心惊。江东漫欲归罗隐，宣室犹闻问贾生。数着残棋难下手，一场春梦不胜情。本期洗耳同巢许，何自听来出壤声。”陈秀才道：“真神童也！”由是雨生神童之名不胫而走，为当地文人所颂扬。
清道光十年冬，雨生因父亲病重辍学。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临死前，给雨生七兄弟改名：庆福，改名日蒸；庆生，改名日升；雨生，改名日昌…
此后，丁日昌得出洋谋生的大兄日蒸资助，回太平寺再读了两年书，然后回到家里精研医术，采集草药，开了一间医药店。由于他勤恳好学，努力攻读医药书籍，积极挖掘民间医学秘籍，并经常向老中医请教，不久即成了小有名气郎中，治愈了不少病人。至今丰顺汤坑仍留传他盐疗鸦片鬼的妙术奇方：治鸦片必用食盐，因盐与鸦片烟格格不入。盐性咸，能润肠，兼有清火解毒之功效；而鸦片馆多备甜汤圆、甜枣汤、甜莲子汤、甜绿豆汤，咸类食物几无。治法则每天早晨饮用盐汤一大碗，烟瘾发作时亦饮用盐汤一大碗，七、八天后见鸦片而生厌恶，半月后即可戒除。
在行医的同时，丁日昌仍抽暇攻读诗书，学问日进。清道光二十二年，丁日昌到县城应考，得中秀才；其后，曾三次赴广州乡试，却均未中式。但他壮志未消，凡历史地理诗文经济战策兵书无不涉猎精研，俨成饱学宿儒。清道光二十七年，他感于埔河文庙破败，学子就学无所，倡建汤坑蓝田书院，不几年而功成，为兴学育才作出了不小贡献。他曾作诗“一弓小辟读书岩，蔓草疏茅手自芟。敢诩史长才学识，难尝世味苦酸咸。此时说梦终无益，他日谁知果不凡。惟有旧巢双燕子，依依向我尚呢喃”，表达了当时的状况和心境。
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海阳三合会会首吴忠恕率众围攻潮州府城，其时丰顺隶属潮州，丁日昌为邑绅所推，率乡勇千人往援，与吴忠恕军激战于潮州城下，擒获吴军百余人，余众败退，城围顿解。丁日昌由此而名声大噪，奠定了其以后出仕的基础。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春，丁日昌以解围潮州有功，由惠潮嘉兵备道李璋煜荐举，任广东琼州府儒学训导，次年农历10月擢拔为江西万安县令，踏上了仕宦生涯。
丁日昌到任万安后，见“流民比人众，关吏校官尊”，经济萧条，社会混乱，即锐意兴革。首先，他改革衙门办事制度，差役办差，一律由官给盘川，不得向百姓勒索分文。接着，他行文取缔地方乡绅恶霸私设的关卡，凡不遵者，从严查处。其三，他迅速清理积案，平定冤狱。“初期呈词及百纸，三、四期仅四、五十纸，匝月后，二、三十纸而已。”《丰顺县志》记载：“每当夜阑秉烛，案牍高可隐人，靡不亲自稽核。每阅至百姓枉屈不伸，或受差凌虐，辄欷欷太息，凄然泪下，或见勤政爱民之事，则呼幕僚共赏。”其四，捐俸兴建云兴书院，致力培育当地人才。书院建成后，丁日昌题楹联云：“何尝饱听滩声，帐此别匆匆，笔底波澜谁健起；安得便瞻厦庇，觉余怀耿耿，眼前桃李几成荫。”如此不到半年，万安县讼事大减，民气以苏，读书之风渐长。丁日昌亦由此深受万安民众推重，当其调离万安时，“奉香拥送者亿万人。”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农历3月，丁日昌调吉安府邑庐陵，到任不到十日，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部往吉安而来，兵锋所指，锐不可挡。丁日昌与吉安府知府曾咏弃城而逃。农历3月11日，太平军兵不血刃，占领吉安、庐陵。3月14日，太平军主力进攻峡江，吉安、庐陵兵力空虚，曾咏、丁日昌纠兵乘虚而入，收回吉安、庐陵。不久，大清朝廷免去丁日昌庐陵县令，削职为民。
丁日昌被革职以后，为摆脱生活困境，浪迹九江、上海、扬州，甚至溯运河北上安徽、山东，四处寻找职业，尽皆碰壁，最后决心回汤坑故乡，再过郎中生活。当回程至九江时，见大江南北人才荟萃。原来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此招揽各方人才，欲图与太平军抗衡。丁日昌大喜，即寻一旅馆住下，根据自己这几个月流浪生涯中对太平军的考察了解，着意制订了一份进军安庆的方略，然后到总督衙门投呈。时曾国藩正思进取安庆，见丁日昌呈文计划周详，别有见解，不禁心喜，即召丁日昌晋见。丁日昌侃侃而谈，对太平军军力和长江沿线布防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曾国藩不禁暗暗点头，想道，此人诸事留心，思维周密，只不知文才如何？便又邀入公馆花园散步。询问惠嘉潮各地风土民情后，两人来到一株灿放的梅花树边。曾国藩指着梅花道：“丁县令能否以此为题，作诗一首？”丁日昌道：“勉力为之。”略作思考后，落笔写道：“江南一树梅花发，一树梅花发石岩；花发石岩流水响，石岩流水响潺潺。潺潺滴滴云烟起，滴滴云烟起半山；烟起半山春汛到，半山春汛到江南。”曾国藩看后赞道：“诗绝妙，书法亦上佳。”
当日，曾国藩即委丁日昌为九江关卡卡员，并奏请朝庭，于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农历11开复了丁日昌原来的官职。嗣后不久，丁日昌到广东会办厘务，曾国藩赞为“廉正明干”、“才识闳远”。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农历2月，两广总督毛鸿宾委丁日昌为广东大吏，命他到广东高州县督办火器。丁日昌请同乡黄达权翻译《火器略说》和绘制制作图案，在广州市郊燕塘设立制炮局，很快即制出火炮三十六尊，炮弹两千多发。这些军火运到安徽为淮军使用，帮了淮军将领李鸿章的大忙。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农历5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调丁日昌到上海筹办洋务。丁日昌甫到上海，李鸿章即推给他一个烫手的“山芋”，要他遣裁戈登率领的英国“常胜军”。这所谓“常胜军”是满清朝庭为镇压太平天国而专门向英国聘请而来的，有三千多人，配备洋枪洋炮，原以为是对付太平军的一张“王牌”，岂知，数次与太平军交手，均被打得落花流水，而后即避战上海，干扰市民，成为清政府的一块心病。
丁日昌接到这一任务后，通过外交途径数次与英国交涉，致使英国同意调戈登回国，并要“常胜军”限期撤回英国。丁日昌拿到裁遣“常胜军”的文件副本后，即约见英国驻上海的领事巴夏礼，准备与他商议裁遣事宜。不想，巴夏礼道：“本领事尚未收到此类文件，待收到后再说。”过了几天后，丁日昌再次约见巴夏礼，巴夏礼却拒绝见面，要助手对丁日昌说他事忙无暇接见。丁日昌不动声色地说：“请先生转告领事，本人亦公务繁多，以后若有事故发生，概由领事本人负责。”说罢即转身而去。翌日，丁日昌派清兵封锁了英国领事馆，不准任何人进出，说：“英领事密件失窃，这里实施戒严，禁止通行。”巴夏礼听到禀报大怒，欲出使馆寻找李鸿章，被把守的清兵挡住，道：“奉丁大人令，密件没有找回以前，任何人不准出入。”巴夏礼暴跳如雷，却无可奈何。几日后，领事馆存留的一些食物已全部食光。巴夏礼再也支撑不住，走到门口，可怜巴巴地对清兵说：“我已找回裁遣常胜军的文件，请丁大人相见。”守门的清兵说：“文件已是找回，即请领事从事拿出来，我们丁大人就会见你。”巴夏礼拿出文件后，丁日昌来到领事馆，俟巴夏礼在文件正副本上均签了字，才命令清兵撤离。
“常胜军”按期裁遣后，李鸿章大喜，对丁日昌备加赞赏，并上奏朝庭，委丁日昌为苏、淞、太道，并要他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十九世纪中叶的上海，楼船亘天，租界林立，商业异常繁荣，环境极为混乱，人称“冒险家的乐园”。丁日昌上任苏淞太道后，决心严惩陆和尚等黑社会为首分子，整治社会秩序。
陆和尚名陆胜祥，原是上海租界工部局工头。他组织帮会，结纳党羽，聚集了流氓歹徒几千人，抢劫、勒索、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地方官屡次搜捕，但他耳目众多，一有风吹草动即藏匿租界，得到洋人庇护，令官府无可奈何。一天晚上，陆和尚手挽一艳丽女子从天外天夜总会出来，门口花园中闪出几个彪形大汉，陆和尚正打开车门让艳丽女子上车，艳丽女子忽一转身，拉住陆和尚的手狠劲一扭，彪形大汉随即窜上把陆和尚打昏在地。当陆和尚醒过神来，已被押进道台衙门。见一官员端坐公堂之上，两旁排列如狼似虎衙役，不觉两腿一软，跪在地上。只听官员喝道：“查陆犯胜祥，罪不容诛，现验明正身，即刻押出衙门处斩。”过后不久，丁日昌又擒斩了号称“白王侯”的流氓头子，逮捕了一批数以百计的流氓游勇。一时间，上海滩各类牛鬼蛇神潜踪隐匿，社会混乱局面为之一新。
清同治三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丁日昌漫步黄浦江畔。夕阳的余辉照在广阔的江面上，灿烂斑驳，景色瑰丽奇诡。丁日昌不禁心潮起伏。想起几年前，自己流落上海街头，欲觅一份职业而不可得，而今却成为掌管上海的道台，慨叹之余，亦觉振奋。想到几日前，自己到税务总司为建立机器制造总局筹款一无所获，愤慨之余，亦觉担子沉重。不觉吟道：“不筹盐铁不筹河，独倚江南涕泪多。师夷何日能制服，欲问浦江泪更多！”正自心中踌躇，忽耳畔飘来丝竹之声。抬头一看，一幢花园别墅赫然呈现眼前，不觉心中一动，紧皱着的眉头随之舒展开来。原来，此别墅为海关通事唐国华所有。唐国华是广东香山县人，在海关任职几年，与卡员张灿互相勾结，索贿收贿，敲榨勒索，狠赚了一笔钱。对此，丁日昌早有所闻。
次日，丁日昌带着僚属来到海关，叫来唐国华和张灿，要他们交出账本。丁日昌说：“久闻两位老兄敛财有术，本道台现筹建机器制造总局束手无策，请有以教我。”唐张两人吓得浑身战栗，生怕贪赃枉法的行为漏底，忙说：“不敢，不敢，请道台大人看在同乡的份上，松一松手，筹建机器制造总局的款项我们当尽力报效。”随即，唐国华和张灿各报捐银二万两。丁日昌微微一笑，对唐国华说：“老兄能如此做最好，看在同乡的份上，我也不为已甚，但只望以后多加检束，否则，莫怪丁某爱莫能助矣。”言罢，率众离去。
有了四万两白银以后，丁日昌买下美商旗记铁厂，合并上海、苏州两个制炮局，创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清同治六年夏秋之交，江苏境内风雨大作，清水河洪水滔滔滚滚，冲决了堤坝，淹没了大量田庄。时丁日昌在两淮盐运使任上，受江苏巡抚李鸿章委任前往治理。沿途只见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丁日昌心急如焚，行装甫卸即率各级官吏督修堤坝，并亲自担石填堤。然而，在湍急的洪流中，投下的石块泥沙多被冲走，收效甚微。丁日昌眉头紧锁，苦苦思索，想到一法，叫人砍来大批青竹，编成一个个肚大口小的箩筐，然后将沙石装入其中，再加投掷。此举果然奏效，不旬日间，堵住了决口。而后，丁日昌督率民役，昼夜奋战，筑起了坚固的堤坝。后来，当地群众称这道堤为“丁公堤”，纪念丁日昌的功绩。
清同治六年农历12月，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当时的满清官场，多为贪婪庸碌者充斥，吏治一片黑暗。丁日昌为自勉及训诫各级官吏，作一楹联贴于抚衙朱红大柱上。联云：“官须呵出，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纵免刑章终造蘖；民要持平，看去使个个流离颠沛，忍将膏血入私囊。”丁日昌主政江苏2年多时间，励精图治，仅清理积案就达27万多宗。清王朝为之诏示各省，以丁为勤政榜样。
清同治九年农历5月，天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教案。《曾国藩全集》载：“先是，天津境内屡有迷拐幼孩之案，并有剖心挖眼之谣，署天津知府张光藻擒获拐匪张栓、郭拐二名严办。旋有民团拿获匪徒武兰珍，供出法国教堂之王三授予迷药。由是津民与教民屡有争哄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法国领事丰大业来署，提犯人对质。于时讹言四起，人情汹汹。丰大业忿而走出，遇天津知县刘杰，复用洋枪击伤其家丁。津民见之者，遂殴毙丰大业，烧毁教堂等处。洋人及本地从教之民死者数十名口。此五月二十三日事也。”事发后，清庭谕示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曾国藩一味委曲求全，而洋人的胃口则越来越大，案件迁延不决。清庭对此极为不满，谕令丁日昌星速赴津，帮同办理。
丁日昌于七月二十五日到达天津后，通过深入查察，掌握了法国仁慈堂残害儿童的人证物证，随即照会法、英、德、美、意等驻清公使：查法国设津仁慈堂残害中国儿童，罪不容逭；法驻津领事不图悔改，反毙伤民众，致使民情激愤，身被殴毙，实属咎由自取；至于焚毁教堂等建筑及误伤无辜，亦属事出有因，除严办下手之人外，损毁建筑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协商赔款，误伤者后事由大清协助办理。法国公使等在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无可奈何。
天津教案审结后，丁日昌感到，积弱的中国，欲图强盛，必须把造就人才作为第一要务。逗留天津期间，多次邀约曾就读美国耶鲁大学的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向曾国藩进言，鼓动曾国藩联衔上奏朝廷派遣学生公费出国留学，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曾国藩同治十年农历7月3日《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奏：“窃臣国藩上年在天津办理洋务，经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屡与臣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且谓携带幼童前赴外国者，如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皆可胜任等语。臣国藩深韪其言，曾与上年九月、本年正月两次附奏在案。”曾国藩的力奏得到了清廷的允准，自同治十年起，先后派遣一百二十人到欧美等国留学。这些人学成返国后，多成社会建设的栋梁或名垂后世的学者，如詹天佑、严复等。
清同治九年，丁日昌经深思熟虑后，上《条议海防》奏折，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南洋水师，大力鼓吹洋务，深得清王朝嘉许，所提建议多为采纳实施。
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农历8月，丁日昌任福州船政大臣，在任期间，主持审理了沈纯、文绍荣等贪污军火大案，追回大批赃款，声振朝野。同年农历11月，清庭命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兼福州船政大臣。
清光绪二年农历2～5月，福建省境内迭遭百年罕见水灾。《万国公报》载：“城厢(福州)内外，四顾茫然，竟成泽国，数百年稀见之灾也。幸近城之民，蒙丁抚军催令阖城文武官员及兵勇胥役，设法救援，雇大小船两百余只，撑住屋顶木颠，援至城楼或各炮台山上者，不下数万人，施以粥饭，以全民命…”《申报》载：“丁抚军政体违和，不能出署已盈月，一闻警报，力疾而起，登南门城，督视救护灾黎。并分赈各事，兼代筹居之所者，凡四日不回宪署…”
水灾过后，丁日昌一方面积极向各方筹款募捐赈济灾民，一方面大力发动民夫疏浚江河兴修水利，闽省生机渐复。
清光绪二年农历12月至次年农历4月，丁日昌巡察台湾(其时台湾隶属福建，清例闽巡抚夏秋驻福州，冬春巡台湾)。在对台进行全面考察后，对台湾脆弱的海防及腐败的吏治深感焦虑，即大刀阔斧进行兴革。整顿吏治，裁撤陋规，整饬海防，兴办义学，忙得席不暇暖。丁日昌《东巡台湾恒春》诗：“东瀛已是天将尽，况到东瀛最尽头。海水自来还自去，罡风时发时复收。卧薪尝胆知谁共，卸山移石且自谋！饱听怒涛三百里，何人赤手掣蛟龙！”壮怀激烈，气势沉郁，至今读来仍脍炙人口。《清德宗(光绪)实录》载：“丁氏至台后督办之事以购置铁甲舰，训练水雷军，建造新式炮台，训练洋枪洋炮队，开铁路，办电线，置机器，办矿务垦务为最主要。”
清朝时期，福建巡抚例摄台湾学政。丁日昌在主持台湾童子试时，发现苗栗县铜锣湾十四岁童生丘逢甲交卷最早、文章最好，录取为第一名。当丘逢甲进见时，丁日昌命其作台湾竹枝词百首，日未晚而成，大为惊讶，特颁赠“东宁才子”印(东宁为台湾别称)以为奖励。后丘逢甲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考取举人，次年考取进士。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丘逢甲洞察日寇侵略台湾企图，投笔从戎，创立义军三十七营，积极准备抗日保台。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朝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众大为震怒，丘逢甲振臂而起，组织全台民众反抗侵略者。丘逢甲被推举为大将军，统率义军在新竹一带抗击沿铁路南侵的日寇，浴血奋战二十余昼夜，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清光绪三年农历7月，丁日昌因足疾加剧，上奏清庭乞假回乡疗养，次年四月获准。离开福州时，众多百姓留连不忍分别，高呼：“留中丞，活百姓。”
丁日昌离任归里后，在居住地辟“百兰山馆”，整理藏书和读书著述。
藏书是丁日昌的一生至好。丁日昌在江苏任职期间，正值洪杨战乱后期，江浙不少书籍四处散落。丁日昌节衣缩食，倾囊以求，十余年间，购得书籍十余万卷，且不少为宋、元珍本。后人称丁日昌为中国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称其书屋为“百宋一廛”。丁日昌将其收藏书籍移置百兰山馆后，编成《持静斋书目》五卷，方便后人浏览。
丁日昌著述不少。现留存于世的有《抚吴公牍》、《百兰山馆政书》、《丁禹生政书》、《丁中丞政书》、《丁中丞信札》等。此外，丁日昌还编辑校订了《百将图传》、《炮火图说》、《地球图说》、《牧令书辑要》、《法人游探记》、《西法兵略七种》、《江苏舆图》、《江苏布政司属府厅州县志图》等。
清光绪五年农历5月12日和13日，清庭连下谕旨，命丁日昌加总督衔，驻南洋会办海防事宜，“所有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兼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然而，丁日昌此时已疾病交加，再不能出山效力了。
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农历10月10日，丁日昌辞别人世，终年五十九岁。
临终遗折：“方今时局多艰，西北南三境皆与英法俄接壤，东又有日本狡然思逞，伺隙而动。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机，固有稍纵即逝者。自我之属国琉球已矣！而法国占据安南六省，更思图其都会，暹罗、缅甸行将尽属英，俄人添兵东海，是高丽不蹶于倭，必蹶于俄。将来我之属国若竟一无所存，枝叶残则根本何以自主。天下事与其焦头烂额而无数燎原，曷若曲突徙薪而缪未雨。及今而力图实际，尚有可强之时；及今而仍托空言，难有自强之日。”“惟望内外臣工，仰体圣怀，同力合作，迅图自强之事实，勿分畛域，勿惮浮言。外则睦邻讲信，虚与委蛇；内则竭虑殚精，力图整顿。穷变通久之道，以奠灵长巩固之基，则今日之敌国外患，皆我他日富强兼并之资也！”
附_丁日昌妙考丘逢甲：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农历10月15日，时任福建巡抚兼台湾提督和学政的丁日昌，依照清廷规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闽，便从福州乘船到台湾。
公元1877年农历4月，丁日昌在台南府城主持考试。当时，台湾苗栗县铜锣湾有一位市肆岁少年，名叫丘逢甲，又名秉渊，字仙根，号蛰仙、吉甫(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公元1864～1912年)，天资聪颖，敏慧好学，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县大爷推荐他到台南府去考试。丘逢甲的父亲考虑孩子年幼，天气炎热，道路漫长，便背着丘逢甲上路。两天后，丘逢甲与父亲一块到达台南府，丘父为了给儿子壮胆，仍背着逢甲进入考场，守卫考场的衙役不同意他们进去，一位老衙役笑道：“老叔，你恐怕走错门了!”然后指着街前一间杏林医所，意思是小孩生病要到那边找名医，这儿是府上考场重地，闲人免进。丘逢甲的父亲掏出县衙门的推荐信，要求进场。守卫的衙役说什么也不信小孩上府应试，坚决不让进场，双方争吵起来。
主考官丁日昌闻讯后出来，他仔细瞧了瞧丘逢甲，又看了丘父递来的赴考公函。原来台湾传闻的“东宁才子”正在他面前。他沉默了一会，佯装不了解地用含有浓浓客家口音的国语问丘逢甲：“什么，幼童也来应试？真是：甲年逢甲子。”
“丁岁遇丁公。”丘逢甲也操起客家口音宏亮地回答，因为他刚才一见丁日昌，就想起县大爷的嘱咐，来台主考的丁巡抚，系客家的朝命大官，便故意用客家话对答。丁日昌果然批准丘逢甲进入考场。
丁日昌认真审阅每位考生的试卷。考试结果出来，丘逢甲荣获金榜之首。丁日昌又想，苗栗县的才子不知是否死背古文诗词，他决定再考考丘逢甲。于是要求丘逢甲写出一百首《台湾竹枝词》给他审读。第二天清早，丘逢甲即写好《台湾竹枝词》百首。书法遒劲隽永，把台湾的风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丁日昌十分高兴，称赞丘逢甲头脑灵活，颇有文学功底，并当众赠给丘逢甲“东宁才子”印章一枚，聊表惜才、爱才之心。同时，他立即介绍丘逢甲到彰化的名人吴子光那里就读。
后来，丘逢甲不负丁日昌所望，公元1888年赴福州应试，考上举人。公元1889年春，丘逢甲赴京会试，考取三甲进士，名列第九十六名，被大清朝廷钦点为工部虏衡司主事，《台湾通志》编纂。
之后，日倭入侵，丘逢甲高举义旗，鏖战台澎，失败后返回广东镇平县(今广东蕉岭文福镇)，成为“拒倭守土”的一名爱国志士、爱国诗人，梅州历史八贤之一。 跟帖时间 2010-03-09 11:11:3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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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氏的典故、趣事 -- 目不识丁：以前，有个财主姓丁，他有一个傻儿子，都十多岁了，还什么都不懂，请了好几个先生，就是教不会他一个字。丁财主心里可急坏了，一天他出榜文，声称若谁教会丁少爷一个字赏银十两。一位老秀才见了，心想：这孩子再笨，也不至于不知道自己的姓吧？况且，这个“丁”字笔画简单，又好写，又好认，我怎么会教不会他一个“丁”字呢？于是，他便揭了榜。到了财主家后，老秀才每天都叫丁家傻少爷学习“丁”字。一晃就过了九天，丁财主要考丁少爷。老秀才怕丁少爷忘了，特意准备了一个钉子，让少爷拿着，说：“万一忘了，看看手里的东西，就想起来了，懂吗？”傻少爷点了点头。秀才领着少爷去见丁财主，写了一个“丁”字说：“小少爷，这个字怎么念？”谁知这个傻少爷看了半晌，就是想不起这是个啥字。秀才赶紧提醒他：“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傻少爷低头一看，说：“一根铁棒棒。”秀才一听，气得直跺脚：“真是朽木不可雕也！你目不识‘丁’不要紧，我的十两银子可完了！”从此，“目不识丁”这俗语便传开了。后来，人们普遍称呼文盲为“目不识丁”。 跟帖时间 2010-03-09 11:05:12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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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氏的宗祠通用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麟分帝里；凫伏家池：上联典指西汉朝时期的大司马丁复，以越将从同祖起兵，至霸上，入汉。定三秦，破龙且于彭城，为大司马，讨项籍，封阳都侯。下联典指东汉朝时期的孝子丁密，字靖公，岑溪人。性清介，毫发之馈，不受于人。遭父母丧，并庐墓三年，有双凫游庐旁小池，见人驯伏，人以为孝感。
留仙女塔；入名宦祠：上联典指晋朝时期的丁真君之女丁秀英，相传她曾在瑞州崇玄观炼丹，后成仙而去，家人葬其衣冠，又建塔，称“仙女塔”。下联典指南宋朝时期的常州人丁允元，淳熙年间官少卿，因忠谏贬为潮州太守，在那里兴学筑桥。百姓怀念他，祀于名宦祠。
梦松应兆；刻木事亲：上联典指三国时期的吴国人丁固，少年丧父，家贫而敬母至孝。官尚书的时候，曾梦见松树生于腹上，醒来后对人说：“‘松’字可拆为‘十八公’，十八年后我要做到‘公’吗？”后来果然官至司徒(三公之一)。下联典指东汉朝时期的河内人丁兰，少年丧母，用木头刻母亲像，每日服侍如活人。邻居张叔，酒醉骂木像，还用手杖击木像头。丁兰怒而打张叔，因此被捕，辞别木像时，木像为之落泪。
济阳世德；虎观家声：此联为丁氏宗祠“济阳堂”堂联。
麟分帝里；凫宿家池：上联典指汉朝初期人丁复，在薛地随刘邦举兵，后协助刘邦平定三秦，在彭城打败项羽大将龙且，官至大司马，封阳都侯。“麟”，即指麒麟，比喻杰出的人才。“帝里”，指帝都，京都。下联典指东汉朝时期的岑溪人丁密，以孝闻名。父母亡故，他在坟边筑屋守孝三年，相传有双凫(野鸭)飞临屋帝水池，见人而驯服。人们以为是他的孝行所感应。
飞凫驯伏；化鹤归来：上联典指东汉朝时期的丁密父母丧，守庐墓三年，双凫游于庐旁小池，见人驯伏，人以为孝心所致。下联典指汉朝时期的辽东人丁令威学道灵虚山，后化鹤而归。
刻木世泽；生松家声：丁氏宗祠通用联。
2.五言通用联：
木刻乡贤第；谈经学士家：上联典指东汉朝时期的河内人丁兰事典。下联典指北宋朝时期的祥符人丁度，文字训诂学家，官至端明殿学士。
凫游家池水；化鹤归辽乡：此联为丁氏宗祠联。上联典指东汉朝时期的岑溪人丁密事典。下联典指汉朝时期的辽东人丁令威事典。
藏书八千卷；同堂三百人：上联典指晚清藏书家丁丙，字松生，号松存，浙江钱塘人。喜藏书，沿用其祖“八千卷楼”为藏书室名。文渊阁《四库全书》散失后，他多方收集和钞补。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名人丁隽，醴陵人。习春秋，时称“丁三传”。兄弟十七人，义聚三百口，五世同居。家无闲言，大中祥符中，诏旌其门曰“义和坊”。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此联为毛泽东赠丁玲联。
圣哲承休运；伊夔列上台：此联为唐朝时期的诗人丁仙芝《越裳贡白雉》诗句联。
六试七联捷；四闱十登科：此联为福建省泉州市涂门街回族丁氏宗祠联。生活在泉州的“回回蕃客”有数万人之多，晋江市陈埭回族村丁氏家族，也就是丁家胡子便是人数最多的家族之一。丁氏族人蓄着“闻名天下”的大胡子，就是丁氏祠堂也和传统的汉族祠堂别无大样。若非有人指点，很难从中看出宗祠的回族信息：不仔细看，这些寻常的花纹其实都是阿拉伯文字，那么泉州的回族人为何也造宗祠，又将其宗教色彩、民族背景埋藏得如此之深？丁氏祖先为了改善后代的生存空间，在继续伊斯兰传统礼拜仪式的同时，开始接受汉族儒家文化，并争取科举入仕。明弘治正德年间，丁氏并修建了丁氏本族人的祠堂。在这里，可以说是宗祠和清真寺并肩耸立，儒家与伊斯兰文明互相交融。明清两代，丁氏族人出了不少朝廷命官、诗人和艺术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朝的丁拱辰，他曾编著《演炮说》，是中国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先驱者。他们自小就生活在这座叫做泉州，也叫刺桐的城里。
3.七言通用联：
同飞翰范时名重；遍立朝端主意深：此联为唐朝诗人丁稜《和主司王起》诗句联。
豪游畅比王乔鹤；良晤欣同范蠡舟：清朝时期的篆刻家丁敬(公元1695～1765年)撰书联。丁敬，字敬身，号钝丁，别号龙泓山人，浙江钱塘人。擅长以切刀法刻印，苍劲质朴，别具面目，形成“浙派”，为“西泠八家”之首。
刻木孝亲绵世泽；梦松应兆振家声：上联典指三国时期的吴国人丁固，少年丧父，家贫而敬母至孝。官尚书的时候，曾梦见松树生于腹上，醒来后对人说：“‘松’字可拆为‘十八公’，十八年后我要做到‘公’吗？”后来果然官至司徒(三公之一)。下联典指东汉朝时期的河内人丁兰，少年丧母，用木头刻母亲像，每日服侍如活人。邻居张叔，酒醉骂木像，还用手杖击木像头。丁兰怒而打张叔，因此被捕，辞别木像时，木像为之落泪。
4.八言以上通用联：
学透春秋，大儒景仰；才长骁勇，黑丁戏呼：上联典指东汉朝时期的学者丁恭的事典。丁恭，字子然，东缗人。习公羊严氏春秋。学义精明。建武初，为谏议大夫博士。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指挥使丁德兴，定远人。伟其壮貌，以“黑丁”呼之。因功封济国公，列祀功臣庙。
官纪太常，五马清风余凤水；绩崇名宦，千秋禋祀荐仙田：此联为广东省潮州市磷溪镇仙田乡丁宦大宗祠联。祠祀其入潮始祖丁公允元，原为明朝建筑，八十年代初，丁公之后捐资重修，古祠焕然一新，宗祠前有明末礼部尚书黄锦公赠的这副石刻对联。丁允元，原籍江苏常州，宋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因谏免盐铁税由太常寺少卿被贬为潮州知军州事。在任期间，主持在韩山古揭阳楼遗址建韩文公庙，把原城南的韩庙迁往韩山，并以唐贤赵德、宋贤陈尧佐配祀，题匾为“忠祐庙”；主持增筑韩江西岸石墩，在石墩上架设桥梁，建亭修屋，修建后的韩江西桥被潮人称为“丁公桥”；重视教育，曾拨田租365石作为教育经费，使学子有所养…丁公卸职后，占籍海阳县，为仙田丁氏之始祖。后人对丁公知潮期间的政绩予以充分的肯定，于乾隆二十三年潮州知府周硕勋议定丁公配享韩庙。黄尚书在赠联中高度评价了丁公为政的作风和政绩。上联历数了丁公的官职。太常：九卿之一，司祭祀礼乐之官。丁公贬潮之前为太常寺少卿。五马：太守之代称，宋朝以后的官制已无太守之官名，但仍习称知府、知州为太守。丁公贬后知潮，故黄尚书称之为五马。丁公虽历居要职，而为官之清，比韩江水还清。下联说丁公崇祀名宦，他在知潮任期间的政绩，可说是上承前贤，下启后俊。用清乾隆年间邹朝阳《太守丁公配享碑》可为注脚：“丁公以太常忠谏而出守潮州，类于表谏佛骨；置于公桥而民无病涉，类于驱鳄安澜；购田瞻士，创置六斋，类于延师训学…韩公之祠亦屡更矣…自丁公首创斯庙，历宋而元而明，迨我国朝未之或改，岂非韩公之灵有默眷斯土者，而叹丁公实获我心，凿井得泉也…”丁公继往开来，功泽潮州，故能千秋万代享祀于仙田。黄尚书生于明末，尚未知后世对丁公如何景仰，而只说享祀于自家之宗祠，若有灵获知今丁公已配享韩祠，且建有允元亭，以广观瞻，定必挥毫改其联为：“…荐韩祠。”该联以淳朴的笔调抒写作者的感情，毫无雕琢之痕，对仗工稳，贴切，针对性强。黄尚书也是潮州之名宦，为官极清廉。他官至礼部尚书，虽与丁公生不同代，而与丁公同司礼职，对丁公的崇敬，在联中可见一斑。自潮州建制以来，守潮之官可谓多如牛毛，而能给后人留下佳话，闻名而起敬者，可谓凤毛麟角。丁公的事迹，与哪些所谓：“爱民如子，金子、银子，皆吾子也；执法如山，钱山、靠山，其为山乎。”之人，形成强烈的反差。丁公能享祀千秋，得民心而为后来者所标榜，实为干载难得的人民父母官。
汉时将，宋时主，飞珠定四海；活为臣，死为神，威名震三江：此联为三国时期的吴国大将丁公(奉)祠联。祠在湖北嘉鱼陆溪口。丁奉，字承渊，安丰人。以骁勇闻，累立战功。孙亮即位，为冠军将军。官至右大司马。
济阳继世代，繁衍杭川新福地；谈经留训古，传家诗礼绍趋庭：此联为福建省上杭县新生巷48号丁氏祖厝联(公元1年)。
千岁鹤归来，觉世高吟垂不朽；三公松发育，薰天伟绩荫无疆：此联为江西省丹阳县司徒镇余巷丁氏宗祠联。
太丘星聚，一德以传，此日堂阶随顾问；义地风高，寸心如接，他时杖履应寻求：此联为安徽省宁县丁家祠堂联。
六百年肇造丕基振铎与鸣琴，克壮鸿图依望族；廿一代相承后泽参军而作牧，更期燕翼绍封公：此联为福建省上杭县新生巷48号丁氏祖厝联(2年)。 跟帖时间 2010-03-09 11:00:5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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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氏的字辈排行 -- 全国丁氏通用字辈：“嘉振应启世道昌尚宗志仁曰宪邦士伯希时可待遇克明以大梦兆光承允守太建学继庆自天来贞绍常良久惟徳一之会永师景成美必扬上国方从心本吉显名其象正洪长复近朝达鸣有懋万代元若日肇疆”。
浙江奉化丁氏字辈：“贤孝悌传家忠良济世光裕永昌继志述事”。
浙江永嘉丁氏字辈：“永昌夫康泰应复启文明崇高光祖德嗣后振家声世元士子显嘉国庆朝廷”。
浙江苍南丁氏字辈：“万君成继尙晋永开鍖□振宗中良启后兴友祥璹延达□□□和守礼善施义方宏贤经书耀宗显扬”。
浙江平阳丁氏字辈：“万君成继尙晋永开鍖□振宗中正启后兴发祥茂延达远强平”。
浙江会稽丁氏字辈：“原欣茔宏高丁南文应耀国习志桂”。
浙江剡西丁氏字辈：“得胜永聪明大申壬怡先享称位义纲常诗礼家宝”。
浙江剡城丁氏字辈：“一时从正道千载振宗猷师谦观晋益节泰恒履丰辅周姜公子承启圣贤德同人萃复鼎大有咸震升”。
浙江剡东丁氏字辈：“策正敦勤俭安书谨友宾守道资□□象贤景士辉”。
浙江南洲丁氏字辈：“诗书起后裔燕翼衍”。
浙江彩烟丁氏字辈：“孝友绍祖志忠良相圣延定邦怀道化崇善在安宁”。
浙江济阳丁氏字辈：“道拱可善兴仁义礼智信宫商角征羽亲热贤能爱悠远厚高明谟猷顺良显时成达同淑会同朝觐聘”。
浙江大岭丁氏字辈：“梦妟烤俊忠得相克如学承文国光士肇德宏希佩志成守善侍书启后积庆余芳贻掷□武百世其昌”。
浙江开化丁氏字辈：“云公居胜地毓秀庆流芳仁厚多久远忠孝自光昌传家惟诗礼华国有文章发祥功德茂木本水流长日世之联辉克绍大吉元松柏理居然道德原佑在”。
浙江盘安丁氏字辈：“文仕宗尹绍承大济园明洪世启正开朝本荣枝茂厚德载光钟灵毓秀兰桂齐芳”。
浙江定海丁氏字辈：“阜智仁圣义中和孝友睦□任恤礼乐射御书数角元氐房心尾箕丰牛女虚危宝壁娄胃昂毕觜参井□□柳星张翼轸”。
浙江台州丁氏字辈：“士宏学正茂梦兆必其昌尧舜光化治成康绍吉祥”。
浙江黄岩丁氏字辈：“恒懋丙光洪维孚成金玉儒学安国圣兆孔秀”。
浙江天台丁氏字辈：“祖伯中彦守廷存大世崇希子良希绍宗学正茂荣天锡千祥至才华仁圣逢诗书传乐业彬雅树高风”。
浙江缙云丁氏字辈：“元享利贞兴端开宗桂枝方广仁义礼智完德康泰通达道远文明善顺慈惠温良喜庆光显俊杰英贤勋猷谟烈福禄荣昌”。
浙江贞溪丁氏字辈：“光明正大和惠开宗再高永远珍玉富贵荣华福禄康宁祥瑞庆善寿嘉道德仁义忠厚端庄安良迪吉信敏恭宽敬老尊贤”。
浙江松阳丁氏字辈：“克葵振立明汝龙谆敏尙惟公伯福堂佛文良大有世显旺成启增昌元兰桂奕芳”。
浙江骥湖丁氏字辈：“日道正廷嗣惟永懋万延兆长嘉起俊秀大益宗邦德辉学富”。
浙江兰溪丁氏字辈：“邦国家廷大尊敬懋尚纯斯启其光宪翼树志殿元希绍秉景可尔汝君乡来雳世因用士宏宗在永思”。
安徽枞阳丁氏字辈：“雄文少进贤英阳辉作业武戈边真权”。
安徽宿州丁氏字辈：“文良允贤方正维先克记宗得兴交其安”。
安徽寿县丁氏字辈：“应永志传家克有年”。
安徽蒙城丁氏字辈：“宣锡广训福仰再怀配适作兆培良尚庆学继存汉乐效安从”。
安徽怀远丁氏字辈：“凤泗长广家启仰再怀”。
安徽临泉丁氏字辈：“壮元继聚亚玉林照华国道生立仁义德修世泽长子贤建伟业万代作恒昌”。
安徽阜阳三里丁氏字辈：“有灿超德建允守其克保世巨春树如金培世贤传家淮作杰开国锡大年”。
安徽阜阳王店丁氏字辈：“一贯朝开继文武巨志育杰兴中华杰家声远传颂梦松事业长发扬”。
安徽阜阳丁寨丁氏字辈：“玉怀洪从正大光明南华天基家道常法文则武百世昌德培泽广生贤伍万代相传有恒香”。
安徽阜阳王店丁氏字辈：“华天宗文公魁义礼连道举世洪仁喜寿庚福崇之柏煌主章远超典州金安淑学怡宏图廉洁丹表兆亚东忠孝呈祥和顺颂荣光耀祖卫汉城”。
安徽淮南丁氏字辈：“自山学广开文远函云才锡湘泽常严永守清”。
安徽怀远丁氏字辈：“再开固运函育才锡”。
安徽怀姚集丁氏字辈：“广开文军函育才锡”。
安徽庐江丁氏字辈：“元士文为志先代发荣昌后克继其绪家声庆远长积善承宗德扬名振祖邦贤良传万世永保有余光”。
安徽蚌埠丁氏字派：
其一：“永绪继自百世根本锦庆延五瑞振兴中华杰世汇山家发代传兰桂芳”；
其二：“根本锦庆延五瑞长齐宝永昌”；
其三：“德山玉秀家道瑞长齐宝永昌”。
安徽太和丁氏字辈：
第一支派：“占仰朝好文振兴耀培全福乐秀明贯利灿修希敏书华干才学俊清荣”；
第二支派：“朝长慎尚文执春家藏一珍显霞云富宽休育主宗和东海灼生怀印纯”；
第三支派：“占瑞超昌宝善群广作勤思爱亚伦元彦孔卓孝尊贤汝维传邦绳树金”；
第四支派：“占仰本心文松炎昆化启佩陛进宣彩太会懿仲鑫记庆慈佑崇经绰谦”；
第五支派：“占仰朝年治振刚栋含绅居同壁方兰廷殿庶贺昭尽泽普星魁登聚堂”；
第六支派：“占仰朝风安振朗训喜介巨欲克芳胜腾待柱岐峰品静诚济友恩庚榜”。
安徽金寨丁氏字辈：“明美维仲南承守有大光天庭显文德永世振朝邦”。
湖南湘潭丁氏字辈：“历仕昌光祖泽延长齐封肇庆业建名扬先君厚德慎远芬芳金声玉振国富民强”。
湖南永定丁氏字辈：“宏圣延梦弃大明少连怀仕贤超文德孟学兆应开”。
湖南宁乡丁氏一支字辈：“忠孝流传远诗书佑启长作求凝令绪为善嗣定昌玉树金枝备庆笃圣贤生奇钟豪杰积满门福泽全千里风云气正己振纲常匡君隆辅弼乘休登阙用际运同熙翼瞻拜肃冠裳功化光天地清白衍家声人文昭四邑”。
湖南宁乡丁氏一支字辈：
本原派：“志大应胜启祥兆永其昌湘浦崇源远青齐豫发长罗城绵世绪衡岳毓才良树德培之厚前征后有光”；
居长先世派：“大应迈兴崇洪昌奕世隆丕显能承祖明达必超宗湘浦钟英俊诗书裕善良育才储国用积学迪前光”。
湖南宁乡八里衡丁氏字辈：“至金公国用良士启文元绍业傅贤嗣承家本孝孙”。
湖南张家界丁氏字辈：“明国联宏世长永启其昌祖德荣多士万祚庆邦广运会逢清泰尔修显应宗魁名师圣学家裕代兴隆”。
湖南石门丁氏字辈：“景易原自永志善俊秀贤文武安邦国荣华富贵传敦崇良昌盛佳尚德士联宗祖大佑启世代庆长延”。
湖南新田丁氏字辈：“世德大启一本传芳家修廷献永卜其昌英贤济美诗礼承先光远愈耀庆泽长绵”。
湖南潭塘丁氏字辈：“友明朝显允廷单向引年英人承启仕尚贤良经文纬武定国安邦德昭名立业建勋扬宏开宗烈继世荣昌”。
湖南湘乡丁氏字辈：
南门支派：“继宝志魁万祖廷仕应必尚时文光圣世”；
横洲涧支派：“宗德广大代起荣昌家声益振显耀南湘”；
北门支派：“鸣华表祥麟献锦章士钧成玉碧梦再应松苍善积家余庆德修后自昌济阳锦远泽忠孝冠名邦”。
湖南湘乡、湘潭丁氏字辈：“忠孝流传远诗书诒泽长齐家崇谨慎华国重文章世德征麟凤先声兆玉璜惠畴昭睿智熙载觐恩光爵命隆三锡荣豪冠一邦勋猷辉宝鉴祝颂类甘棠伊传经纶裕皋夔典谟煌公松尝衍庆相杏永含芳桂籍夸江右奇钟焕济阳本支昌百代总集荫千祥”。
江苏泰州丁氏字辈：“元贞利亨忠厚传家克昌谦(千先)瑞(岁绪)延年益寿”。
江苏如皋丁氏字辈：“承怀允其启长源盛久远昌忠正邦佐广济仁义良大德神先志光明国庆延恭平唯自守敏惠继能连”。
江苏邳州丁氏字辈：“有焕川明玉如思光清朝”。
江苏淮安丁氏字辈：“明国联宏世长永启其昌祖德荣多士万祚庆邦光连会逢清泰尔修显应宗魁名师圣学家裕代兴隆”。
江苏丰县丁氏字辈：“文道允维厚言永震加升”。
江苏仪征丁氏字辈：“惠炳庆祥文浩绪生”。
江苏丰县丁氏字辈：“昌敬成文道允维厚”。
江苏灌云丁氏字辈：“康乐和亲聿承先德孝悌忠信贻裕厚昆”。
江苏丁氏一支字辈：“昌忠正邦佐广吉仁义良”。
山东荣城丁氏字辈：“再怀配廷作兆培良尚庆学继”。
山东黄城丁氏字辈：“世毓尔士维家之祚允承先学守道秉国树材昭至道育子衍先传孝友家庭集孙曾世泽绵”。
山东东平丁氏字辈：“广长连继庆保宪传家祥同心守圣道恒笃占汉荣翊修允秉泰本昌绪景隆范沛亚东鲁声扬全国中绍先在启后诗书精始成”。
山东日照丁氏字辈：“惟我家谱履历备详原籍海州肇始武昌明初来照相宅河北天启开科崇祯任职乡贤名宦德言事功显扬令绪繁育兴隆聿愿同心孝敬和睦世代绵长丕承祖泽”。注：丁肇中就是该支家族。
江西万载丁氏字辈：“景伸志彰守济焕正必良应以昭光世德多承庆宗功允发祥芳名传”。
江西丰城丁氏字辈：
军籍族纲字派：“如有兴仁让绵延福泽良克绍宗风远恢宏事业扬”；
民籍族纲字派：“劭成其祖锡振先学有光盛德文章永纯修世绪长”。
江西无巢丁氏字辈：“应朝时光国宏儒克守长云仍祖以绍宗同世必倡善乃传家法贤良启后方诚思颛书业永庆兆安邦”。
江西吉安丁氏字辈：“世思正大人怀纯良心存光明志秉忠方宏文启瑞学道安邦作述孔继荣华其章锺毓永秀万代兴昌”。
湖北孝感丁氏字辈：“纯笃传家文章华国远绍先基克承祖德本之百世长守其业子孙万代咸秉惟则”。
湖北京山丁氏字辈：“士思正大人怀纯良心存光明志秉忠方宏文启瑞学道安邦作述孔继荣华其章钟毓永秀万代兴昌”。
湖北麻阳丁氏字辈：“上朝启首世志造本有盛宏宗兴久时永代大国昌”。
四川渠县丁氏字辈：“云良正世朝宗三维致启文洪映国安隆荣华永庆梦林柏松明显照耀学士齐丰克绍元吉福星于逢”。
四川盘石丁氏字辈：“谦豫鼎丰渐晋”。
四川丁氏一支字辈：“朝大年正发嘉佐万代兴福禄永长佑荣华得康宁”。
河南鹿邑丁氏字辈：“启立大源玉宗同无有金肇德必显祖富贵来鸿宾常思先君志恒存忠义心嘉铭兴训典方继圣贤勋克远本昭泽诗书传祥坤礼乐承瑞学安宁焕世文”。
云南富源丁氏字辈：“此世兆龙大有明德学修廷宪伍英文哲体仁嘉瑞继承先泽繁昌庆远拯起祥科”。
福建三明丁氏字辈：“国安光绍明文常”。 跟帖时间 2010-03-09 10:49:0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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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氏的家规十二戒 -- 一戒忤逆不孝：
五行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忤逆者。又不孝之甚者也，非独惰四肢、好货财、私妻子、好勇断、狠以危父母而已，甚且詈骂反稽、侧目横视、大仗不走、小仗不受，及亲亡不哀、停丧不葬、种种罪孽、殊难发指。族若有此，其会同公处治也何疑。
二戒居丧嫁娶：
嫁娶吉礼也，居丧凶事也。人子居丧，方将哀苦之不暇，何忍寓吉于凶乎。彼乘丧嫁娶者不过图占便宜，因之反凶为吉吁，亲骸未冷，而敢议及婚姻，是诚天地间之忍人，古今来之罪人也。吾族决不可出此。
三戒无故出妻：
律有七出，犹有三不出之条。况妇人一出不犯而顾可出之乎。乃世有为家贫而出者，不思糟糠之妻，不下堂之谓何也。有嫌貌陋而出者，不思娶妻在德，不在色之谓何也。更有夫恋私交，而欲出此以就彼者，不思谋人田地水推沙、谋人妻子不成家之谓何也。吾族务端刑于之好，勿生轻弃之心。
四戒婚姻转房：
转房一说，渎伦甚矣。明明兄嫂而弟或妻之，明明弟妇而兄或妻之，耻孰甚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即不幸有既娶，而夫死者无子女牵连，再醮与否，听妇立誓，不得强逼，亦不得阻当。有聘定而子妖故者，其女任伊父母另选名家，无生凯觎，永绝转房之羞，深为吾族之戒。
五戒聘定悔盟：
婚姻誓同山海，问名之后，千金不移。今之联渊者，每于男女甫一周两载，便凭媒说合，传庚聘定，迨桃夭及时，或憎翁家穷苦，或嫌郎婿痴愚，捏端翻悔，构讼连年，此非受儿女实以戕儿女也。纵欲择配，须当慎之于始，至若悔之于后，徒属滋事耳。吾族以为何益。
六戒有子娶妾：
人生一夫一妇，同偕到老，何等爽快。至于妾，不得已也，为无子也。乃亦必年至四十而始娶。今有少年浮荡之子，逞其富豪，一娶不已、而再娶三娶，只图取乐于目前，不顾滋累于后日。讵知嫉忌之心，妇女为甚。夫存则妻妾争宠，夫亡则嫡庶争权，任你丰裕家质，弄得残败方休。况为妾者，每多少艾娇姿，而防闲不密，以致中媾贻羞者比比然也。吾族其各慎之。
七戒牝鸡司晨：
妲己用而商亡，骊姬宠而晋乱，无他，牝鸡司晨故也。从古夫为妻纲，乃巍然一丈。夫岂可假权于妻，而俯仰是随乎。总由平时不御以礼，而狎亵过甚始也，挟恩恃爱，继则作势拿班，主不由夫，而为所欲为，从之不可，远之不能，家道于以颠倒错乱，而有不为家之索者几希。吾族切勿使妇女擅权专制门户。
八戒同姓为婚：
礼同姓百世不通婚，厚别也。是以昭公娶吴，贻议千古，楚南陋习，尝有蹈此者。畏人议乃解之曰，同姓不同宗。夫宗者姓之所自始也，姓既同矣焉，有宗不同之理乎。吾族原无二姓，务宜谨守同姓不婚之礼。
九戒嗜酒好色：
酒以合欢，色以传后，非可以纵欲败度也。今人迷溺于中，日饮狂乐以移其性，日即温柔以荡其情，惹事招非，而不顾家破身亡，而不悔清夜以思，何为也者。孔子曰，不为酒困，又曰戒之在色。而嗜之好之，其违圣训也多矣。如之何不戒。
十戒开场赌博：
呼掷一笑千金，人故迷而不悟，不知娱想他人财物，却虚自己囊中，一人于此，始则荒时废事，终必败产荡家。吾族若有此辈，父兄先治以家法，再蹈前辙，送诸公庭究惩。
十一戒健讼干求：
立身行己，务宜正直端方，奈何今人以告状为手段，以希宠为身荣。对人说出几多虚情昧语，当官作出几多巧计机关，今日见官、明日求府，不知作出几多卑躬屈节、行出几多附势趋炎，试问关甚紧要，胡乃甘心于灭天理丧名节以至此也，如之何不戒。
十二戒贪嗜洋烟：
洋烟(指鸦片)造自西洋，流毒中国，为害最深。世有贪食之辈，唆耸朋友，谓烟可以治气疾而提精神，可以却风寒而疗暑湿，可以款亲朋而交官宦，始以烟劝，继以烟就，终以烟迷，引诱子弟偏多，无瘾遂成有瘾，呜呼，一食烟而为官为干者，则荒其政事、废其诗书矣。为农工商贾者，则惰其操作、绝其生路矣。渐至抛家失业，而烟不除，妻鬻子卖，而烟不除，甚而流落不堪，或为娼盗，玷辱祖先，以致人人痛憾，悔之晚矣。我族后人毋入迷途，永行正业，是则吾人之所厚望也夫。 跟帖时间 2010-03-09 10:44:4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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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氏的家谱文献 -- 上海云间丁氏谱一卷，(民国)丁佩撰，民国年间武进陶氏石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江苏濡须苏南丁氏宗谱十六卷，(清)丁大年修，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五果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江苏溧水丁氏宗谱二十卷，(民国)丁存泰纂，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继善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溧水县东屏乡蔴山村。
江苏丰县丁氏谱序一卷，(民国)丁敬尚纂，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手抄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兴县套楼乡谢集村。
江苏泗阳县丁嘴支老长房丁氏族谱七卷，(民国)丁明绸、丁明森三修，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石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泗阳县三庄乡尤圩村。
江苏淮安山阳丁氏族谱，(清)丁晏重修，清同治七年(公元1881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江苏江都丁氏族谱二卷，(民国)张为汇纂辑，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
江苏南通丁氏宗谱三十卷，(清)丁邦球重修，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裕昌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七卷、第三十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南通市图书馆。
江苏镇江丁氏族谱六卷首一卷，(清)丁治寅主修，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留余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江苏镇江丁氏家谱，(清)丁立中纂修，稿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杭州市图书馆。
江苏丹阳东门丁氏十三修族谱二十六卷，(民国)丁绳祖、丁允和等修，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世贤祠木刻活字印本三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常州丁氏宗谱四十六卷，首六卷，(清)丁儒南、丁楚英重修，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双桂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十六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江苏常州毘陵丁氏宗谱二十四卷，(清)丁金叙、丁振刚等纂修，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双桂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六册。
江苏常州丁氏重修宗谱，著者待考，双桂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三卷、第十七卷、第十九～二十四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常州董村丁氏宗谱，著者待考，双桂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十四卷下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常州丁氏家乘八卷，(清)丁增德、丁应骐等纂修，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双桂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江苏常州毗陵丁氏族谱十二卷，(民国)丁坤朝等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双桂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无锡南塘丁氏真谱十卷，首一卷，世系表十卷，(民国)丁锡镛主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铅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无锡丁氏宗谱二十卷，(民国)丁福联重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双桂堂铅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
浙江杭州丁氏谱牒一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丁氏嘉惠堂手抄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萧山萧南历墅湖丁氏宗谱六卷，(清)丁仕蛟、丁仕彪撰，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瑞松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
浙江萧山丁氏宗谱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丁起鹏等修，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萧山丁氏宗谱，(清)丁朝栋等纂修，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敬爱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萧山丁氏家谱十二卷，(民国)丁南生主编、丁峙白等编，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敬爱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美国。
浙江奉化丁氏宗谱六卷，(民国)方汝济纂修，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湖州乌镇丁氏族谱一卷，(清)丁寿祺重修，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手抄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
浙江新昌彩煙丁氏宗谱十二卷，(清)丁承瑞等纂修，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十一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新昌彩煙丁氏宗谱十二卷，(清)丁友贞、丁祖宪纂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新昌彩煙丁氏宗谱十四卷，(民国)丁志贤、丁绍荣编辑，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二卷、第四卷、第六～八卷、第十一～十二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新昌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新昌南洲丁氏宗谱十二卷，(民国)丁明盛征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十二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新昌县文物管理局、浙江省嵊县明山乡许宅村。
浙江上虞夏湖溪丁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清)丁达先修、丁耀南纂，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瑞松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上虞夏溪丁氏宗谱二十一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丁渭封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瑞松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
浙江上虞虞东丁氏宗谱四卷，(民国)丁银北等编纂，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承德堂铅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嵊县剡西丁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留余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蘭县丁家村丁氏宗谱六卷，(民国)童辉、丁懋得重纂，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圣山乡。
浙江常山丁氏宗谱三十六卷，(民国)丁文达、丁只玉续修，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毛良坞乡东岭村。
浙江常山丁氏宗谱六卷，(民国)徐燮重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缺第二卷、第五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青石乡丁家村。
安徽徽州丁氏世宗谱，著者待考，手抄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绩溪县横坞乡。
安徽枞阳枞川丁氏宗谱十二卷，(清)丁子固等纂修，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刊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怀宁丁氏宗谱七卷，首三卷、末一卷，(清)丁佐廷等修，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松兆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人民大学图书馆。
安徽怀宁丁氏族谱一百一十卷，首三卷、末一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印本，缺卷首、第一卷、第三卷、第十四卷、第二十四卷、第五十三卷、第六十～六十二卷、第七十九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安庆市图书馆。
安徽蒙城蒙邑丁氏家谱八卷，首二卷，(民国)丁化南、丁企辉等重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福萃石印馆石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福建连江齐阳丁氏族谱一卷，(民国)丁美元续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稿本。现被收藏在福建省连江县档案馆。
泉州丁氏族谱，(明)丁儀等修，泉州丁氏手抄本一册。现被收藏在福建省图书馆。
山东丁氏族谱四卷，(清)丁元爵、丁研书等续修，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日本、美国。
山东丁氏族谱十二卷，(清)丁麟、丁世佳纂，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山东棲霞丁氏谱书一卷，(民国)丁奎五纂，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手抄本。现被收藏在山东省棲霞县官道乡河崖村。
山东日照丁氏家乘五十四卷，(清)丁懋五重编，清咸丰七年至十年(公元1857～1860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山东日照丁氏家乘八十二卷，(清)丁聊羽等修，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山东省日照市图书馆、美国。
山东日照丁氏家乘九十三卷，(民国)丁文玞编，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上海铅印本二十八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河南永城丁氏族谱四卷，(民国)丁卓牵纂，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石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南省永城县马牧乡。
河南郏县丁氏家谱，著者待考，手抄本。现被收藏在河南省郏县吴寨村。
湖北新洲丁氏宗谱七卷，(清)丁传熙编，清同治末年(公元1875年)手抄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新洲县三店镇竹园村。
湖北宜昌县白菓园丁氏族谱一卷，(清)丁朝品补修，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手抄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宜昌市档案馆。
湖北咸丰丁氏族谱一卷，(民国)丁德善撰，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手抄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咸丰县档案馆。
湖南上湘丁氏族谱四卷，(清)丁文斐、丁文仕纂，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注：该族散居湘潭、湘乡等地。
湖南丁氏五修族谱十五卷，(民国)丁文乐、丁广文等纂修，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济阳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五册。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市图书馆。
湖南丁氏六修支谱十一卷，首四卷，(民国)丁流琪、丁流峻等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应北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一～三卷。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湘乡上湘北门丁氏续修族谱八卷，首三卷，(清)丁仙姿修、丁鹤立、丁鹤喧辑，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梦松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上、中、下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湘乡横洲润丁氏五修族谱二十六卷，(民国)丁氏合族修，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济阳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四卷、第六～七卷。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
四川合川丁氏族谱，(清)丁树诚纂，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增补石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重庆市图书馆。
四川仪陇丁氏宗谱一卷，著者待考，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重修，清光绪年间手抄本(残本)。现被收藏在四川省仪陇县档案馆。
四川宣汉丁氏族谱一卷，著者待考，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宣汉县五宝乡二村。
甘肃庄浪丁氏三代宗亲族谱，(清)柳鑑纂修，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手抄本。现被收藏在甘肃省庄浪县刘庙乡丁家山。
江苏丹阳东门丁氏十三修族谱二十六卷，(民国)丁允和纂修，民国戊子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苏丁氏八修族谱六卷，(清)丁治寅主修，清光绪三十四(公元1908年)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苏丁氏族谱十二卷，丁研书总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苏毗陵丁氏宗谱二十四卷，(清)丁禹河主修，清光绪乙巳年(公元190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苏无锡丁氏宗谱二十卷，著者待考，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浙江虞东丁氏宗谱，(民国)丁孔培主修，民国乙丑年(公元192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湖南常德丁氏族谱十九卷，首卷上、下册，(民国)丁华甲纂修，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湖南昭阳龙山丁氏族谱，(民国)丁秀峰等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修刻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安徽怀宁丁氏族谱，(现代)丁治安等修，1999年铅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丁氏族谱十四卷，首卷上、下册，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济阳堂铅印本十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宁乡宁乡人里衡丁氏族谱九卷，首一卷、末一卷，著者待考，民国甲子年(公元1924年)广大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万载沙桥丁氏族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缺第五～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丁氏六修支谱十一卷，首四卷，著者待考，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应北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跟帖时间 2010-03-09 10:40:4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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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济阳郡：战国时期为魏国城邑，西汉时期改置为济阳县，治所在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部。济阳县在唐朝初期并入冤句县。晋朝惠帝时将陈留郡的一部份划出来设置济阳郡，治所在济阳，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山东省东明县以及定陶县一带地区，距今河南省正阳县不远。晋惠帝后来将陈留郡的一部份划出来设置济阳郡，治所在济阳，辖地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山东省东明、定陶两县一带地区，距今河南省德正阳县不远。东晋后期晋室南渡后，济阳郡被废黜。
热河上营：即今河北省承德市，蒙语称“布尔噶苏台”，即著名的木兰围场、热河上营，史称“紫塞明珠”。清朝乾隆年间的《热河考源》中记载：“热河，今称武列水，水源有三…三源既汇，又西南流沿山庄东北，历锤峰下，山庄之内亦有温泉流出汇之，于是始有热河之名。”热河，即武列水，北从波罗河屯(今河北隆化)南流折而东，经热河上营、偏岭、大石庙，在热河下营注入滦河。避暑山庄所涌之水在上营东南与武列水汇合。从此至下营这段河流因有温泉注入，故称“热河”。热河上营即今市中心区火神庙一带；下营即今大石庙乡庄头营子村，相间二十五华里。承德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多民族历史文化内涵，特别是清王朝康乾盛世时期修建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作为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历史见证，以其北国雄奇风光兼具有江南秀美景色著称于世。根据出土文物考证，承德一带早在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就有人类活动遗迹。战国时期，属燕国领地。秦、汉至唐、宋时期，匈奴、鲜卑、库莫奚、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曾先后在此游牧。北宋欧阳修留有“儿童能走马，妇女亦弯弓”，“合围飞走尽，移帐水泉空”的诗句。元、明时期属北平(今北京)府，为喀喇沁、翁牛特、察哈尔等蒙古族的游牧地。直到清朝初年，热河上营始终没有设立过什么中央或地方管理机构，是一个“名号不掌于职方”的小村落。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清廷在此修建行宫，人口与日俱增；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热河行宫开始使用，标致热河进入了发展期；到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就已经是“生理农桑事、聚民至万家”的大村镇了。此后，为适应皇帝每年都要到承德避暑的需要，各蒙古王公，朝廷大臣及一些词人文士都争相在承德建设府邱宅院，承德工商业随之高速发展，市井行人杂踏，车马喧嚣，酒楼茶铺鳞次栉比。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设热河厅，第二年设热河总管，统理东蒙民政事务。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雍正皇帝取承受先祖德泽之义，罢热河厅设承德直隶州，此是“承德”名称的始源。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乾隆大帝开始幸避暑山庄，承德开始进入繁荣期。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乾隆大帝在一道渝旨中说：“热河地方朕每岁秋弥先期驻跸，数十年来户口日增，民生富庶，且农桑繁殖，市肆殷闻…皇祖诗云聚民至万家，今则不止于万，俨成大邑矣…热河自皇祖建山庄以来，迄今六十余年，户口日滋，耕桑益辟，俨然一大都会”，是年升为承德府。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l0年)设热河都统署。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以后，热河文武官员均属都统署管辖，官职与朝廷派出的总督、巡抚同。辛亥革命后，废除府建制，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设热河特别区，民国十七年(公元1929年)改建热河省，承德为热河省省会。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3月，承德沦陷，为日寇占领区。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8月14日寇投降，承德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后改为热西办事处、热西工委。9月筹建承德市人民政府，11月正式成立。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8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承德。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承德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于当年成立承德市政府，隶属于热河省。1955年热河省建制撤销，承德市划归河北省，为省辖市。1958年承德改由承德专署领导。1960年承德专员公署撤销，恢复为省辖市。1961年承德专署复设，承德市再改为地辖市。1982年地、市分署办公，承德再次改为省辖市。1993年承德地、市合并为一，为地级市，下辖三区八县，即双桥区、双滦区、鹰手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平泉县、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2.堂号：
济阳堂：以望立堂。
承德堂：以望立堂，亦称热河堂。
驯鹿堂：源出东汉的时候，丁茂从小家里很穷，饿死了父亲。他对母亲最孝。母亲死后，他背土筑坟，又在坟旁栽了松柏。白鹿从山上到墓旁帮他守护坟墓。太守举他为孝廉，他为了守孝，拒绝不受。丁氏以“驯鹿”为堂号。
钟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梦松堂：资料有待补充。
双桂堂：资料有待补充。
留余堂：资料有待补充。
五果堂：资料有待补充。
广大堂：资料有待补充。
应北堂：资料有待补充。
松兆堂：资料有待补充。
瑞松堂：资料有待补充。
敬爱堂：资料有待补充。
世贤祠：资料有待补充。
裕昌堂：资料有待补充。
继善堂：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3-09 10:37:5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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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氏的迁徙分布 -- 丁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群体，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四十八位，属于超级大姓系列，人口约五百七十八万四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36％左右。
丁氏支源众多，但大致上，山东为其最早发源地，后在当地发展成为丁氏最大的济阳郡望，山东丁氏一族亦是各地迁播的主源头。
秦、汉时期，丁氏族人聚居地主要在今山东、江苏、河南境内，同时，河北、陕西、广西、湖北、广东等省也有少量丁氏族人落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导致了丁氏族人频繁的迁徙，可谓丁氏族人历史上播迁的昌盛时期。三国孙吴的孙匡改姓丁，为丁氏族人的发展加添了新的支脉，江苏南部及浙江大部分地区成为此支丁氏族人繁衍的主要区域。这一时期，丁氏族人仍以山东、河南为中心繁衍生息，另外，江西、安徽也有丁氏族人迁入者。
唐朝时期，济阳丁氏族人有入居福建者。据《漳州府志》记载：“陈元光军谘祭酒有丁儒者，先世济阳，后徙光州固始，总章二年，从元光开漳州。”此支丁氏族人在唐朝末期迁居泉州、广东等地。
宋、元时期，有江苏人丁谓后人分居于崖州(今广东省崖县西北)和广州。有丁允文、丁肇宪分别开基广东潮州和梅州，被视为当地始祖。
清朝时期，居于福建、广东一带的丁氏族人有移居台湾的，后徙居泰国、新加坡、美国等地。至此，从宋朝以来散布全国各地的丁氏族人已日趋向世界各地延续其支脉。
今日丁氏族人以江苏、福建、湖南、湖北、安徽、山东、江西、浙江、贵州、吉林、辽宁等省多此姓，这十一省的丁氏族人约占全国丁氏人口的70％以上。 跟帖时间 2010-03-09 10:34:2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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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氏的各支始祖 -- 丁 谊：宋嘉定六年自新昌南洲迁居上虞南乡夏湖溪孝敬里。为上虞夏湖溪丁氏始祖。
丁 顺：明洪武间自海州东海县北徒日照城南刘家寨，后以军籍隶青州卫，所居遂名曰丁家庄。为日照丁氏始祖。
丁燮元：由江北南迁云阳包港。为云阳丁氏始祖。
丁文震：明初由乌程裘庄迁居武进后圻。为武进丁氏始祖。
丁国才：明洪武元年由豫章迁上湘，卜居横洲涧。为横洲涧丁氏始祖。
丁文域：明洪武二年自江西丰城县沙湖迁至湘潭六十四区，子孙蕃衍，其地遂名丁家河。为湘潭丁氏始祖。
丁 昂：明季自上虞丁宅街迁居鄞南孔浦港。为鄞南孔浦港丁氏始祖。
丁振卿：唐僖宗时自山阴迁至新昌县彩烟。为彩烟丁氏始祖。
丁 奂：宋元丰间自江右迁义乌盘石。为义乌丁氏始祖。
丁 孝：宋元间自兰溪迁至龙丘业桂坊，定居于龙丘高塘。为龙邑高塘丁氏
丁义甫：自宿松徙居怀宁钦化乡汪家潭新安里。为怀宁钦化丁氏始祖。
丁一中：南宋末避兵乱，偕子自金华迁来缙云。为缙云丁氏始祖。
丁 洙：世居天台温岭，南宋初官江西转运副使，任满还乡，路过缙云，爱其山水民情，遂置产立业，筑室邑之翠微山下而居。为济阳郡丁氏始祖。
丁尚敏：字育声，自公迁湘谱载一代重其初也又推公所從出自琨后公发源豫章历十一代至公详载淌晰不忘本也。元配：李氏，公迁湘住白毛滩，越一岁又居裴家坡丁家埔，三年仍迁是地，因名丁家洵卽丁公亲也，而白毛滩流弓滩，卽时若公手序，所谓先人捨舟登岸处也，夫妇生殁未详，相傅葬裴家坡，坐北朝南，因先人未及立碑，不敢妄载，放老谦缺，今遵三次续修详之。尚敏长子：丁清，生殁未详，葬裴家坡，坐北朝南。为湘裴家坡丁家埔丁氏始祖。
丁 详：丁尚敏之子，字瑞徵，元时居江西捡州府监川县，公细高尚其志，长休，国恩授泰政大夫年老致仕归家居鸿桥茅田坐享九年而卒。元配：刘氏，名坤顅，系出彭城克相其夫年七十而卒，诰赠宜人，夫妇俱葬雲溪九曲崙。生子四：成功；成名；成邁；成沅；成邁沅三公未及详载同住鸿桥茅田。为湘鸿桥茅田丁氏始祖。 跟帖时间 2010-03-09 10:31:2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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