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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的历史名人（三） -- 唐生明：(公元1906～1987年)，湖南东安芦洪司白木町仁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空军中将，前民国政府国防部中将部员，总统府中将参谋，中国国民革命军事统计调查局中将设计委员、总统府参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唐生智胞弟，排行第四。1914年唐生明开始在私塾就读。1915年入长沙明德学堂。1919年秋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高级部。1922年入长沙兴会中学初中就读。1924年春入湖南陆军讲武学堂。
1926年4月，唐生明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10月毕业。1932年入中央陆军大学，1935年秋毕业。1924年进入湘军第三师叶开鑫部，任上尉参谋。1926年3月，其兄唐生智投靠广东革命军，他作为其兄的私人代表驻广东革命政府。参加北伐战争，10月到达武汉。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中任学生队副总队长，不久改任警卫第二团团长。
1927年春，唐生明率团随第四集团军从武汉北上，在河南摞河战役中旗开得胜。1927年夏，蒋中正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唐生明与陈庚等黄埔军校学生发表“讨蒋通电”。9月，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缺乏武器弹药，他率一个连从汉口坐火车到浏阳文家市，送给起义部队“汉阳造”步枪三百多枝、子弹近万发。
1930年后，先后任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代理军长、民国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军委会高级参谋。抗日战争初期，任长沙警备副司令、代司令、常德警备司令等职。抗日战争中、后期，受蒋中正亲自派遣潜往南京，充当蒋中正“三面政策”的重要执行人之一。抗日战争初期，唐生明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代理司令。1938年春调离长沙，与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酆悌对调。其父去世后，他在其兄唐生智筹办的耀祥中学旁边筹建耀祥中学附属小学。抗日战争中、后期，他被蒋中正暗中派往汪伪政府，从事策反工作。日本投降后，他仍留在上海。
1946年2月21日，蒋中正在上海召见唐生明，赞扬其工作很有成绩，委任为国防部中将部员。1948年3月任总统府中将参谋，国民党政府军统局中将设计委员、总统府参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官等职。在上海期间，唐生明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从此逐渐向共产党靠拢。他见蒋中正一意孤行，有大打内战的趋势，在暗中极力鼓动“共同倒蒋”。
1948年10月，唐生智到南京，兄弟二人经过商议，开始在上海做策反工作，为国民党高层人士转向共产党方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2月，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吴成方把其兄弟俩在京沪策反的情况报告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前夕曾指示：“在江南要争取唐生智、唐生明等参加起义。”
1949年春，唐生明以经商为掩护回到湖南长沙，协助陈明仁起义。他到长沙不久，推荐自己的知心人黄克虎担任第一兵团参谋长，，进入起义指挥中枢。他深明大义，暗中保护中国共产党地下党领导人，用计骗过白崇禧，保住了捞刀河大桥，说服并促成湘鄂赣边区"剿匪"总指挥傅正模起义，为湖南的和平解放扫除了障碍。
1949年8月4日，陈明仁等三十七名中国国民革命军将领在长沙宣布起义。他参与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发表声明，支持起义。6日晚8时，以唐生明和唐星、刘公武等为代表的湖南代表团到浏阳河边东屯渡西岸，迎接以金明为首席代表的第四野战军和谈代表团。他作为湖南方面和平谈判团五名成员之一，与金明在谈判协议上签字，被金明称为“痛快的人”。湖南和平解放后，唐生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是年冬，去香港经商，对“两航起义”从旁做了促进工作。
1954年唐生明回到北京，任国务院参事。他是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唐生明不顾年迈多病，奔波于港、澳与大陆之间，为开展对外贸易和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贡献了力量。
1987年10月24日，唐生明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一岁。
唐式遵：(公元1884～1950年)，字子晋；四川仁寿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
四川陆军小学毕业、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
1924年1月28日北京将军府授予重威将军，担任陆军第三十二师师长，1936年2月25日授陆军中将军衔，担任第二十一军军长(1935年10月上任)，1938年10月24日加陆军上将军衔，担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曾任第二十四军团军团长，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总司令，武汉行营副主任等职。
1948年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
1950年3月28日在西康与人民解放军对阵中被击毙，终年六十七岁，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二路游击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
唐式遵是在解放战争期间被击毙的中国国民革命军中最高军衔的将领。后被台湾当局军事委员会追赠为陆军上将军衔。
唐有祺：(公元1920～年)，上海南汇人。著名物理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1946年赴美留学，师从世界著名化学家鲍林教授，并获博士学位。1952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教，现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主任等职。
其为中国晶体化学和结构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曾筹建北京大学图书馆。物质结构研究基地，参加对胰岛素结构的测定，并在晶体结构基础理论、超导体和催化剂的科研方面作出了贡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奖。近年来又主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分子动态及稳态结构实验室”。
唐孝炎：(公元1932～年)，女；江苏太仓人。著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1959年1月～1960年5月曾在前苏联科学院地球化学与分析化学研究所进修；1985年9月～1986年10月先后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和美国国家大气科学研究中心(NCAR)任客座研究员。
唐孝炎教授曾任国际纯碎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的大气化学委员会的中国国家代表，1987年8月在IUPAC大会上，被选为大气化学委员会的衔称委员(常务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环境科学中心主任，教授，环境化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环境学会副理事长，环境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气象学会大气化学及大气污染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科学》杂志和《环境化学》杂志副主编《环境科学学报》编委；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学术顾问。
唐孝炎教授在中国创建环境化学专业和开创、发展大气环境化学新领域方面有显著贡献。在环境化学前沿领域大气臭氧化学和酸雨化学方面作过许多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系统工作。领导组织了兰州光化学烟雾大规模现场研究，证实了光化学烟雾在中国的存在，发现了中国光化学烟雾不同于外国的成因。在国内，设计建造了第一个大气光化学反应模拟装置和最早建立了化学反应与大气扩散相结合的计算模式。对酸性雨水、雾水和云水开展了酸化过程的化学研究，对致酸氧化剂H2O2的研究和云水酸化成因模式的研究，达国际先进水平。主持编，写了“中国消耗臭氧层物质逐步淘汰国家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报送联合国。曾多次获奖，包括三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两次二等奖，一次三等奖)。
唐万年：(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气象学院院长。
唐正其：(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导弹试验基地司令员。
唐守扬：(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沈阳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
唐宗成：(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第十五空降军副政治委员。
唐得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电讯工程学院政治委员。
唐云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一兵团副司令官。
唐 纵：(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民国国防部保安局局长。
唐聚五：(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东北游击总司令。
唐 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湖南省长沙市绥靖公署副主任。
唐保黄：(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暂编第五十一师师长。
唐孟恪：(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二师副师长。
唐 连：(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四军九十师师长。
唐惠洽：(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上海国民军事训练所副总队长。
唐齐中：(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空军少将，台湾省空军第四二七联队副联队长。
唐定中：(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计划次长室三处处长。
唐纪洪：(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职务待考。 跟帖时间 2010-02-17 08:58:3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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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的历史名人（二） -- 唐正才：(公元？～1863年)，又名正财；湖南祁阳人。著名清朝时期实业家。
早年以贩运木材、粮米为业。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秋，唐正才联合船户在益阳参加太平军，被任命为典水匠，职同将军，统辖水营。后串联大批船户水手加入太平军，随洪秀全从洞庭湖进入湖北。
12月22日太平军攻占汉阳城，拟在长江上架设浮桥，以利水陆两军合力攻取武昌，由唐正才负责设计浮桥方案并主持架设工程。24日晚，架桥开始，大批船只进驶江中，以铁索紧锁群船，衔头接尾，横跨大江，进抵对岸；又将鹦鹉洲上的木材、汉阳城内的木板搬运上船铺为桥面。次日黎明，从汉阳鹦鹉洲到武昌白沙洲，从汉阳南岸嘴到武昌大堤口，两座浮桥架成。29日，太平军攻占汉口后，又在汉阳、汉口之间的汉江上架起一座浮桥，第一次把三镇连接起来。次年1月12日，太平军通过长江浮桥，一举攻克武昌城。25日，长江浮桥缆绳被大风吹断，27日，仍由其主持重建武昌汉阳门至汉阳晴川阁浮桥，上以巨缆横缚大木，下系三四千斤重铁锚沉于江中，以稳固桥身，人马往来，如履坦途。因功升为指挥。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历任恩赏丞相、殿左五指挥、提水营事务，并封为航王。公元1863年，唐正才战死于苏州。
唐绍仪：(公元1862～年)，广东香山人(今广东珠海)。著名民国第一任共和制内阁总理。
1912年，两个历史性的人物站在一起：孙中山，中国第一位共和制总统；另一位，则是中国第一任共和制内阁总理唐绍仪。
唐绍仪出生在广东珠海唐家古镇。公元1874年，十二岁的他远涉重洋，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美幼童之一，在美国读完中学，考入哥伦比亚大学。
唐绍仪和孙中山的友谊始于中国的南北和谈。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南方革命党人，成功发动武昌起义，要求结束帝制，实行共和。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慌忙选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上海与南方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从小接受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唐绍仪，为自己制定了“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的议和纲领，加快了封建王朝的覆灭，促成了中国共和体制的建立。由此，他和孙中山结为莫逆之交。
这间陈设简朴的总理办公室(画面提示：南京总理办公室实景)，今天看起来肃穆而又宁静。但是唐绍仪却在这里经历了共和制最初的政坛风云。
孙中山辞去总统职务后，唐绍仪和一心复辟帝制的继任总统袁世凯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反对独裁，捍卫民主，坚持一切通过议会。在看到自己无力扭转局势时，他愤而辞去总理职务。1921年，唐绍仪辗转回到家乡广东珠海唐家古镇。
回到家乡的唐绍仪，在这里接受了他赴美留学时结识的老朋友、时任美国驻华使节赫伯特·胡佛的专程拜访。当时珠海正值冬季，虽然天气比北方暖和得多，但为了关心朋友，唐绍仪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座“暖房”，仿照美国西部在房内砌出壁炉。这座“暖房”成为中国岭南建筑中极为罕见的景观。
1924年，胡佛当选第三十一任美国总统。他亲笔签发一封信，诚邀唐绍仪“来美一游，与旧友重叙及观赏敝国之发展”。可惜的是，唐绍仪始终没能成行。1953年，胡佛出版《回忆录(TheMemoirsofHorbertHoover)》，其中多次提到唐绍仪。对他的评价是：“为人正直，有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
“怀有远大抱负”的唐绍仪，在珠海潜心营造私家花园。园里古树参天、奇石遍地、池水清冽。他头戴竹笠，身著布衣，荷锄耕作，乡亲们谁也看不出这就是中国走向共和的第一位内阁总理。唐绍仪的花园初名“小玲珑山馆”，后来，他将其改为“共乐园”，赠送给乡民委员会，充作镇上的公园。他亲笔题写了石门上的三个大字，还手书一副楹联：“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这些，无不体现出这位民主派总理与民同乐的思想。
现在，“共乐园”已被珠海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政府新建了一座门廊、铺筑了两条公路，并以“鹅岭共乐”为名，纳入珠海十大旅游景点之列，向海内外游人开放。
1929年，中央政府决定：将孙中山的故乡建为“全国模范县”。年近七十的唐绍仪不负众望，应邀出任县长。他“以一国总理之资屈就一县之职”，为时人不能理解。但这正是唐绍仪久有的抱负之一。
早在1909年，时任清政府巡抚大臣的唐绍仪，就争取到朝廷的支持，获准在靠近澳门的香洲——也就是今天的珠海市区——建立无税商埠。1930年，唐绍仪主持中山模范县政务后重开此议，计划在水域环境较好的今珠海市唐家湾一带，筹建五万吨级码头，开辟港澳与内河航线，设置国际无税商埠，以吸引国际资本。
唐绍仪先后两次策划“无税商埠”，就是想建设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今天只能看到这张简单的草图。半个世纪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为唐绍仪的故乡勾画了最新最美的画图。
1980年，珠海经济特区成立，一百二十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最早窗口之一。1990年，珠海保税区成立，唐绍仪当年设想的“无税商埠”真正变为现实。
今天的珠海，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年吞吐量超过千万吨的华南沿海主枢纽港、可以起降世界最先进机型的大型机场、联通中国内陆的快速公路干线网络、正在筹建的连结香港与澳门的跨海大桥、被联合国人居组织授予“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的殊荣…这一切，引得世界五百强企业纷纷进入。国际资本在珠海快速地聚集与增值。
唐绍仪，中国第一位内阁总理强国富民的理想，在他的家乡已经变为现实。
唐生明：(生卒年待考)，号季澧；湖南东安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
唐生明系曾与蒋中正争夺过中国统治权的唐生智先生的弟弟，在旧社会被人称为“福将”。毛泽东一师毕业以后，在母校附小部担任过小学教员兼班主任，唐生明就是他班上的一个调皮学生。由此，可见毛泽东和唐氏兄弟的渊源。但更多的人却在背地里叫他为“花花公子”，并公开说他是一位“哪里有福享就那里去的人”，这是指在抗日战争中，他跑到南京去投汪逆精卫。直到解放后，国内外许多人才知道，他去投靠汪逆，不是为了追求沦陷区的生活享受，而是奉命去搞“曲线救国”的。
抗战胜利以后，重庆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飞到上海，戴笠带唐生明去中国银行见他，他一见到唐，就说“这些年你辛苦了！”唐心里好笑，这些年他比在重庆一些大官舒服多了，宋还用这句话来安慰他，真是天晓得！
中国人有一句祝贺人的话，是希望对方能“富”、“贵”、“寿”、“考”。而真正能具备这四个字的，唐生明可以说具备无遗！第一：“富”，他一生有钱花，父亲是大地主，是东安有名的“唐半城”。第二：“贵”二十几岁就当了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副军长。以后又当了长沙警备副司令(中将)和常桃警备司令(中将)兼湖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二区保安司令。奉蒋命令投敌后，又在南京任伪政府中的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兼江苏保安副司令。抗战胜利后，又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和蒋中正总统府的中将参军，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官。解放后因参加湖南起义有功，任过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务委员。第三：“寿”，他一生总讲吃喝玩乐，从不忌嘴，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吃个够，烟酒没有断过，还能活到八十二岁高龄，不能不说是高寿了。第四：“考”，他的夫人是过去有名的电影演员中的标准美人徐来，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向梅兰芳学了几句京戏，家庭之乐可想而知，徐为他生了两男两女，他另一位夫人也曾为他生了一个男孩，有三男二女的人，是够得上称考的了。
解放后，文化大革命前，唐生明仍然没事，日子舒服，盖由两根金条和师生关系使然吧。唐生明也是周恩来在黄埔的学生，和国共三巨头都有渊源，也是一般人没有的际遇：有个好老兄，两个漂亮老婆。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是受到了冲击。
唐继尧：(公元1883～1927年)，字冥赓；云南会泽人。著名民国时期滇系军阀首领。
唐继尧是清末秀才。1904年赴日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1908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次年回国。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蔡锷指挥的昆明起义。1912年率滇军占领贵阳。1913年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攻打四川熊克武军；同年10月继蔡锷任云南都督。1915年12月与蔡锷等通电护国讨伐袁世凯，任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1917年参加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被举为护法军政府元帅，但拒不就职。1918年参与策划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暗通北洋军阀。此后以护法、靖国之名，改滇军为靖国军，任靖国联军总司令，屡次出兵川黔，企图称霸西南部。
1921年顾品珍在川滇战争中倒戈驱唐，唐继尧遂出亡香港。1922年他收买驻桂滇军打回云南，重掌大权。时鼓吹联省自治，任云南省长，力保地盘。1924年拒不就任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大元帅府副元帅职。孙中山逝世后，又通电自称已在滇就副元帅职。1925年5月配合杨希闵、刘震寰等阴谋颠覆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加紧与吴佩孚、孙传芳勾结，以“反共”、“讨赤”相号召，组织“民治党”。
1927年初唐继尧的部下龙云等发动“二六”政变，迫其交出政权，解散“民治党”。后唐继尧病死于昆明，终年四十四岁。
唐 亮：(公元1910～1986年)，原名唐昌贤，别名唐昌明；湖南浏阳永和镇火石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7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赤卫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乡苏维埃政府宣传文化委员，红三军团第二师六团连政治委员，七团总支部书记，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第六团政治委员，第二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四师十团政治委员，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三四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滨海军区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山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兵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委员，政治学院院长、政治委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11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唐天际：(公元1904～1989年)，原名唐时雍；湖南安仁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党代表、副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营党代表，湘南游击大队大队长，红五十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红五军团第四十师政治委员，红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十一军参谋长，援西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晋豫边区游击司令员，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兼长春军管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一兵团政治委员，湖南军区司令员，荆江分洪总指挥部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政治委员，军委总财务部第一副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2月20日因病逝世于北京，终年八十五岁。
唐延杰：(公元1909～1988年)，湖南长沙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队任副排长。1927年赴前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附设军事班学习。1929年回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八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保卫股股长、保卫科科长，红三军团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军委办事处第四科科长，红二十八军参谋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处处长、副官长，晋察冀军区教导团团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岳军区司令员，冀晋军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二十兵团六十六军军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华北军区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军事学院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国防部第六研究院院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共产党国防科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7月3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唐 明：(公元1912～今)，原名唐道德；湖南平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江西省委电台报务员，瑞金中央新闻台报务员，中央军委二局报务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二局五科副科长、训练队队长、第三处协理员、第一科科长、第一系协理员、第三处副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二局副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二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七局副局长，中南技术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三局副局长、政治委员。1961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后任济南军区三局局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唐 凯：(公元1916～1999年)，湖北黄陂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班长、宣传队队长、连副政治指导员、军保卫部队长，江口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团营政治委员，第二六二团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一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北上先遣司令部参谋、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鄂豫皖苏区艰苦卓绝反的“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副中队长、副科长、大队长，第三团副团长兼训练处长，抗大第二分校第一团团长，冀东军区第16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冀热辽军区支队政治委员等职。为培养党的抗日军政干部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支队政治委员，辽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副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辽东军区第三参谋长兼后勤部长，第五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等重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民航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防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民航局副局长，军事工程学院工兵工程系主任，工程兵特种工程设计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院长、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分管科研设计工作。还是北京地铁建设的首任总指挥。为我军的国防工程建设，为工程兵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9年8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唐 铎：(公元1904～1983年)，原名唐灵运，字金城；湖南益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参加了“工学界社”、“二八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斗争，被反动派驱逐出境。
回国后投入大革命洪流，在中国公学商科学习，不久在同乡谭延闿的资助下，进了中法通惠工商学校读书。1923年春，因谭延闿去了广州，失去了资助，无法继续在上海读书，便到广州找谭延闿。谭延闿允诺到湘军当军官，唐铎执意学飞行，谭延闿就将其介绍给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逸仙。经杨逸仙安排，到航空局属下的广州飞机制造厂当实习生。1924年被录取为国民革命军军事飞行学校学生，加入国民党并入飞行学校学习飞行，和后来担任国民党空军司令的王叔铭是同学，他掌握了飞行驾驶技术。
1925年赴前苏联入前苏联空军第二、三飞行学校、空军战斗学校、飞行观察学校学习飞行和通信技术，毕业于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获航空军械机械工程师学位，任苏军少校，1945年在列宁格勒和加里宁格勒空战中作战有功，升任中校教官。参加了前苏联卫国战争。1926年在前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刘亚楼到前苏联访问，应刘亚楼的要求，见到了唐铎，唐铎通过中国军事代表团向前苏联提出回国的强烈要求。刘少奇赴苏参加苏共十九大时，再次提出让唐铎回国，前苏联表示同意。1953年周恩来到前苏联参加斯大林葬礼，又一次提出唐铎回国问题，1953年4月9日，唐铎终于告别曾经生活了二十八年的前苏联，回到祖国，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任中共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常委、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系主任，中共辽宁大学党委常委、辽宁大学副校长，中共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辽宁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在空军工程系的十年中，主持建成了兼顾教学与科研、能够进行飞机强度和起落架冲击实验的教学大楼，建立了二十七个教研室，创建了飞机发动机、航空军械设计、航空仪表、航空无线电、飞机场建筑、航空气象六个专业，为空军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由于新中国成立前他长期在前苏联工作，未能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勋章。荣获前苏联国家最高奖励前苏联卫国战争勋章，并获一枚列宁勋章、一枚红旗勋章、一枚红星勋章。
1983年11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唐子安：(公元1912～1982年)，湖南湘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七团副连长，红三军团第五师连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营政治教导员、营长，军团侦察科副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教务主任兼队长，第三军分区游击军司令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训练部部长，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参谋长，骑兵团团长，冀晋军区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参谋长，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军长，1951年入朝作战，任志愿军六十四军副军长、军长。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1952年春、夏季巩固阵地作战和朝鲜西海岸反登陆防御。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顾问。毕业于军事学院。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
1982年6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岁。
唐青山：(公元1912～2000年)，四川蓬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参加游击队。1933年游击队改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师特务营。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特务连炊事员，他坚决要求到战斗连队，结果到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第九连第一排第一班当战士。由于作战勇敢，1934年他被提拔为班长、排长。1935年四次负伤，在一次战斗中他第一次腿部负伤，伤愈后升任连长。不久他再次负伤，伤在右臂，在第二次过草地时奇迹般痊愈。接着第三次负伤，伤在头部，弹片一直留在头皮里。第四次是腹部负伤，留在师卫生部当政治委员。参加了西征，西路军失败，被马家军关了半年。回到延安后，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插班生。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在抗大毕业分配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历任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六支队第七团第三营政治教导员，游击大队政治委员，第六八六团第一营政治教导员，滨海军区独立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六八六团政治委员。1941年在和日军作战时，第五次受伤，子弹从右肺穿过，从左腰穿出，他昏迷了三天，幸亏一位老大爷全家精心照料，才转危为安。
解放战争时期，去东北任第一纵队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有一次伏击战，带着通讯员、警卫员追击残敌，与敌团长面对面遭遇，幸亏警卫员先开枪击毙了敌团长，否则敌我两个团长几乎同归于尽。1947年升任第一师副师长，1948年调任二师副师长。攻打天津时，任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副师长，作为主攻师，第一一三师最先打开突破口。1949年升任第一一三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4年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副军长。1961年任沈阳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1980年离开领导岗位。总共负过六次伤。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10月3日因病在沈阳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唐金龙：(公元1908～1978年)，湖北汉川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军，同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师十九团排长，第二十一团副连长、连长，红二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营长，红二方面军第五师第十五团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副营长、营长、副团长，独立第二旅四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五八旅副旅长，独立第二旅旅长，第一野战军第三军七师师长，第三军副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战车学校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副军长、第三军军长，1955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军军长。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军长。1965年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曾到早年战斗过的连队与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该连1962年被中央军委授予“硬骨头六连四过硬”称号。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1967年1月21日非正常去世，终年五十五岁。
唐哲明：(公元1908～1978年)，原名唐明，安徽桐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在西安、上海、北平、天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冀南特委军委书记，河北民军参谋长，八路军东进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延安炮兵学位工兵科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工兵学校校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工兵指挥所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中军区工兵司令员兼工兵学校校长，军委工兵司令部参谋长，南京工兵学校校长，工程兵学技术研究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科学技术部部长，工程兵副参谋长。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8年3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岁。
唐健如：(公元1912～1996年)，湖南邵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司令部文书，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政治处文书股股长，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保卫部审讯科副科长，师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教导第二旅政治组织科副科长，鲁南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一军分区兼警备第八旅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参加了平型关和白晋公路等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鲁中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干部管理部任免处处长，江苏省军区干部部部长，江苏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山东省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兼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济南军区政治部顾问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6年2月29日因病在济南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唐健伯：(公元1904～1978年)，四川金堂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到川军刘湘部二师五旅当兵。1932年刘湘部与洪湖红军作战，被俘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由杨秀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湘鄂西省独立师第一团当战士，后任文书。1933年在红八师第二十团团部、第一营营部任技术书记，不久又任红三军团教导团团部技术书记，第七师师部技术书记。1935年在战斗中负伤。红二军团长征时，任四师作战侦察参谋，带领突击队突破敌澧水封锁线，占领洞庭溪、大宴溪渡口，使红二军团进抵湘中，摆脱了国民党一百三十个团的包围、堵截。在贵州，率突击队抢占鸭池渡口，保证了红二军团过河。由于表现突，1936年由作战侦察参谋升为四师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司令部作战科长、参谋处长，中原军区参谋处长。中原突围前夕，一批干部奉命化装转移、隐蔽和奉命撤离，这批干部后来成为开国将军的有：江汉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上将、江汉军区政委廖汉生中将、江汉军区参谋长王绍南少将、第五师十三旅第三十八团团长冯仁恩少将、第五师参谋长刘少卿少将、长江地委书记刘西尧少将、第五师五分区第四十四团团长吴子杰少将、第五师五分区司令员吴林焕少将、第五师豫中军分区副参谋长何振亚少将、天京潜县委书记范保顺少将、中原军区鄂东军区参谋长罗通少将、第五师第十三旅政委周志刚少将、豫中地委书记栗在山少将、中原军区司令部叁处政委钱江少将、第五师二分区司令员萧远久少将、第五师供给部副政委董洪国少将、江汉军区卫生部部长董家龙少将。唐健伯也在其列。
解放战争时期，随周恩来到北平，参加军调处工作，以后历任吕梁军区参谋长，晋中军区参谋长，晋绥军区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参谋长，指挥了剿匪战斗和黑水战斗。离开四川后，历任工程兵器材部副部长、部长，工程兵副参谋长。
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8年1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唐广才：(公元1929～今)，河北沽源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察军区分区骑兵团文化教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骑兵师连政治指导员、师政治部直属工作科科长、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1979年毕业于军事学院。任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政治委员，新疆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唐 澍：(公元1903～1928年)字东园；易县南贾庄人(今河北徐水)。著名陕西渭华起义的中共领导人。
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历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兼模范大队大队长，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主任教官。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西北工农革命军总指挥等职务。是西北著名的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唐澍出生于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勤奋好学，深受校长的喜爱和器重，高小毕业后，因成绩突出留校任教。后来，家乡南贾庄成立小学后，回乡任小学教师，两年后，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积极投入了学校反对反动校长刘绪增迫害学生的罢课斗争，他被推选为学生代表，虽然校长被赶下台，但校方怕再发生学潮，将唐澍等学生骨干开除出学校。
1924年夏，在保定二师进步师生的资助下，他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军校，成为该校第一期步兵学员，与左权、王尔琢、徐向前、陈赓等是同期同科同学，在校期间，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学习了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3月留校工作，此间，他曾在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兼任军事教官。1925年2月和10月，唐澍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25年秋，唐澍被中共广东区委调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后又兼模范大队大队长，从事工人运动。在苏兆征、邓中夏等的领导下，对工人纠察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使这支工人武装队伍颇具战斗力。
1926年秋，冯玉祥在绥远省的五原县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唐澍奉命到冯部工作。任冯部军官学校教官兼队长，不久调到政治部工作。1927年3月，军官学校改为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唐澍任主任教官，以讲军事课为主，同时也兼任政治课，给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7月初，冯玉祥附蒋反共，进行“清党”活动，唐澍被礼送出境。7月中旬，唐澍回到西安，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的领导工作。8月下旬，由于同情革命的石谦旅长在榆林被井岳秀派刺客杀害，反动营长康子祥被任命为代旅长。
10月12日，按预定时间唐澍宣布起义，起义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形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革命武装力量。10月下旬，唐澍到西安，向省委军委汇报起义情况。此间，起义部队由于没有主动进攻而遭敌攻击，已被迫转移到韩城西庄镇，被改编为独立旅。12月中旬，唐澍、谢子长等根据形势的变化，改组了军委，决定在韩城再次发动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唐澍、谢子长任总指挥，决定在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元月初，唐澍等率部向清涧，安定带进发。途中由于轻信传闻，遭遇劲敌，清涧起义失败。
1928年2月，唐澍辗转回到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清涧起义失败经过和教训，请求省委指派新的工作。不久，唐澍被派到许权中旅任参谋长。1928年4月底，冯玉祥主力出陕赴豫攻打奉系军阀，盘踞在洛南的地方军阀李虎臣趁机发动反冯战争，令许旅开赴潼关，阴挡冯玉祥的宋哲元部回陕。唐澍、刘志丹带着部队来到达华县瓜坡镇，成立共产党领导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军斗志昂扬，直奔渭华举行起义，参加当地的农民暴动。
渭华起义后，建立了革命政权。敌人对此深感恐慌。从6月上旬起，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亲自指挥，接连三次围攻革命军，镇压农民暴动。在唐澍、刘志丹的机智指挥和官兵的英勇奋战下，接连两次粉碎了敌人的围攻。
7月1日，驻洛南的李虎臣部七、八百人，向驻守在保安镇的革命第一大队百余人发动围攻。唐澍闻讯后，前去增援，部队在保安镇外被敌人包围，因寡不敌众，只有少数人突破重围。唐澍仅带六名战士夺路冲到附近的碾子沟，遭到阻击，与敌展开英勇战斗，在激战中，唐澍身负重伤仍坚持还击，最后以身殉职，终年二十五岁。
唐生智：(公元1889～1970年)，字孟潇，佛号法智，湖南东安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
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法执行总监、首都卫戍司令长官。1935年4月2日授予。
他与谭延闿、赵恒惕的世故相比，具有极为明显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倾向。他可不搞什么一省自治，从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这大概是与他的出身有关系吧？唐生智的祖父十岁就丧了双亲，孤苦伶仃长大之后，投身曾国藩的湘军，以战功得擢升，最后当到广西提督，还曾得皇上恩赏穿黄马褂。他的父亲文职武职都干过，当过县令和管带。唐生智从小胆大敢为，有狭义心，怜贫恤孤。晚清办新军，各省都办了陆军小学，他入了湖南陆军小学。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他考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辛亥年，就在革命爆发前夕，唐生智毕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不然若在武昌赶上那场热闹，想必以他的性格，必定投入革命军作战了。
革命使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停课了，唐生智不甘寂寞，邀了几个同学，一起要去上海参加革命。学生们囊中羞涩，没有路费，唐生智出主意到保定的湖广会馆去要钱。会馆不给钱，惹得唐生智性起，捋胳膊卷袖子就要打人，说家乡人出钱把你们养得又白又胖，现在家乡的学生有事要用钱，你们敢不给？那要你湖广会馆何用？会馆的人见惹不起这几位小爷，只得掏钱消灾，给了他们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钱。
唐生智与同伴在上海没找到可心意的革命工作，倒是在闲逛时见到公园门口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一怒之下非进去不可，结果与把门的“红头阿三”大打出手，等人家吹响警笛才跑掉了。这事对唐生智的刺激很大，觉得上海这地方洋鬼子太欺负中国人，要革命还是回老家湖南去。唐生智在湖南又遇上焦陈二都督被谭延闿的人杀害，更加不平，见到湖南的同盟会要人谭人凤，被谭介绍到山东烟台都督李燮和那儿，当了一个连长。唐生智初上任一点名，就发现全连一百二十人中，竟有三十多个空额，另有四十余个患花柳病的，哪有什么战斗力可言？小唐雷厉风行地整治这支连队，一面招收新兵补足员额，一面请医生为患病的士兵治病。连队改变了面貌，可唐生智也得罪了长官，因为他把营长吃空额的事直接报告到了李燮和那里，使得营长被撤了职。而营长吃的空额团长也是有份的，团长于是以唐生智不该越级告状为由，将他排挤出来。唐生智转了一大圈，“革命”无甚成果，心里实在郁闷，正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重新开学，就回到保定继续学业去了。
这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是蒋方震，那真正是一个军事战略专家。蒋方震有过一个著名的预言，说的就是日本终将侵略中国，一旦中日开战，中国必先吃大亏，北方和东南沿海均无险可守，只能退守平汉铁路以西，凭借湘黔边界的崇山峻岭可保西南不失，然后苦撑待变，终有翻盘赢回来的可能。这预言后来竟然完全应验。蒋方震也是在日本学的军事，当然比蒋中正要早一些，两位蒋校长的战略眼光可真是天壤之别。此处提到蒋方震校长，是因为唐生智竟敢扇了蒋校长两个大嘴巴！事情完全是个恶作剧：唐生智与同学们打赌，说自己敢打校长耳光，众人当然不信，说你真敢打，我们大家出钱请你吃饭！其实唐生智早就侦察好了，蒋校长每晚12点必到学生宿舍查铺，巡视完了，走到寝室外面的便桶前小便。唐生智那天晚上就趁蒋校长小便时，突然赤脚跑到他身边，挥手就是两记耳光，一边喊道：“某某某，你敢穿跑老子的鞋子！”然后再装作刚认出蒋校长，连忙鞠躬道歉，说实在对不起，把校长认成某某某了。蒋百里真以为唐生智是认错了人，并没怪罪他。倒是同学们对此反应不一，有人说要向校方告唐生智的状。唐生智赶紧自首，找到蒋校长认错，蒋方震却觉得这学生如此胆大，倒很难得。唐生智见校长如此大度，更加后悔自己的荒唐，从此敬蒋方震如同父兄，而蒋方震也就特别关照他。
唐生智临毕业时，军校要挑选一批优秀生推荐到袁世凯的嫡系部队模范团去。这却不对唐生智的心思，因为他不想当元首的摆设，而是要重整河山，实现自己的大志。他琢磨着要想出一个办法躲过这个“美差”。他听说模范团要的人不光要军事成绩优秀，还得操行分数高才行，就在这上头打主意，故意找一个同学寻衅吵架。结果闹到队长那里去，唐生智又捎带将队长骂了一顿。这一来，不但模范团没他份了，连北洋六镇(袁世凯的六个嫡系师)全都去不了了。唐生智就这样如愿以偿地回了湖南老家。
到赵恒惕在湖南搞“速成制宪”的时候，唐生智已经在湘军里当到了团长。唐生智此时是真心拥护省宪的，尽力为赵恒惕维持选举秩序，所以也特别得赵恒惕的赏识。到1920年谭延闿、赵恒惕之间的战争爆发时，唐生智已经提升为旅长了。谭延闿派人来作他的工作，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打动他。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看法：孙中山三民主义虽好，但孙中山只知联合此军阀打击彼军阀，虽有时略能得逞，但自己手中无一兵一卒，到头来还不是被人所卖。他觉得还是追随赵恒惕搞联省自治，对中国更有长远的好处一些。与此同时，赵恒惕也派人来说服他，要他坚决地站在自己一边。来人很会说话，故意以反话激他，说唐生智你应该助谭倒赵。因为你助谭成功，论功行赏时可稳获第八。唐生智听完问，我要是助赵驱谭，成了功的话，论功第几呢？那人说，除了赵恒惕的亲信叶开鑫，你得算第二，可你们打不过谭延闿啊！唐生智一瞪眼，你怎么知道我们打不赢？打跑了谭延闿，我的功劳肯定第一！湘军中的保定军校生都是我的故旧，现在起码都做到了营团一级，我一声喊，谁不听我的？于是唐生智真的挺身而出，站到了“护宪军”一边，并且屡胜谭延闿的“北伐讨贼军”，当谭延闿回师广东打陈炯明，救孙中山的驾时，唐生智一直追击到了湘南边界才止步。
唐生智的老家东安县属于现在的永州市管辖，这里旧称零陵，本来就地处湘南。此时他占领了自己的桑梓之地，便认真地经营起来了。谭赵之战后，正赶上湖南连续两年大灾，大批灾民流离失所，赵恒惕反为了重新扩充军队，不努力救灾，以掺糠的薄粥应付灾民。可在唐生智管辖下的湘南却不是这番景象。他搞起了“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筑公路干线，发放工资使灾民得以安全渡灾，使救灾和改善交通两全其美，得到湘南人民的交口称赞。他又严格地整顿所属军队，拿出当时在山东整吃空额的营长的劲头，把一支湘军第四师弄得像模像样。因为湘南有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少见的有色金属富集矿水口山铅锌矿，所以唐生智不愁军饷来源，很快他的第四师就成了湘军中实力首屈一指的部队，有三万多人枪。
唐生智势力大了，思想上却有了新的苦闷：他觉得这样拥兵自重当一方的土皇帝，并不是自己从军的初衷，他还要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才能心安。此时南方的孙中山对于如何实现北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有了新的思考，他改变了依靠军阀打军阀的老路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孙中山于1924年召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建立黄埔军校，开始培养自己的革命武力。这些事情都不断地传到紧邻广东的唐生智部队中来，使唐生智既感到新奇，也觉得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唐生智将自己的亲弟弟唐生明等人送到广州去入了黄埔军校，目的就是为了能进一步得到来自于孙中山阵营的信息。另一方面唐生智又接受了佛家的教义，认为佛学所谓“众生解脱我解脱”乃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甚至于共产党的“人类解放我解放”是一回事，于是宣称“党化佛化二位一体，唯心唯物两极相通”，以为从此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精神支柱。有意思的是，老唐竟然推己及人，动员了一大批自己的部属皈依佛门，甚至让手下的所有士兵都佩戴上“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佛章，连阅兵时都吹响法螺，口呼佛号，使他的湘军第四师成了有名的“佛军”，与北方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赵恒惕也是笃信佛教的，而且他信佛的资格比唐生智要老得多，那还是在谭延闿督湘时，因宣布湖南独立得罪了袁世凯，被捉到北京问罪时就皈依我佛的。但不管唐生智是不是与自己有同样的信仰，赵恒惕此时对他疑忌是越来越强了。原因就一个：唐生智的部队太强了，强到其他湘军三个师加起来，都抵不上他的第四师。当然唐生智也越来越不听赵恒惕的指挥，他对老赵的所作所为难以容忍，已经有了取赵自代的想法。
唐赵终于摊牌了，时在孙中山逝世后的1926年春季。唐部从衡阳出发，向长沙逼近，赵恒惕知道无法与唐生智抗衡，仓皇逃离长沙。唐生智占领了省会长沙，但一时尚未决定是否应该站在广州的北伐阵营一边。他的恩师蒋百里校长还代表吴佩孚来与他接洽过，希望他投向北京政府一方。广州方面也派来了代表，是赫赫有名的桂系主将白崇禧。白崇禧告诉唐生智，广州政府北伐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另外白为了打消老唐的顾虑，承诺北伐军谭延闿的第二军和程潜的第六军，都将取道江西北上，保证不进入湖南境内。因为唐生智以前多次与谭、程交过手，心中芥蒂自是难免。唐生智终于下了决心，礼送恩师蒋百里(吴佩孚派来的说客)离湘，正式宣布站到广州民国政府一边。吴佩孚击退了冯玉祥的国民军，转而要解决不识相的湖南犟驴子唐生智了。他收买了赵恒惕的旧部叶开鑫与唐生智开了战。唐生智向广州紧急求援，叶挺的独立团开入湖南，于是北伐就此拉开了序幕。唐生智部被编为北伐军第八军，老唐宣布废除了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自任湖南省临时省政府的省主席。北伐一旦正式开打，老唐当然就已经无暇顾及湖南的行政治理，他成了北伐军的前敌总指挥，很快打败了叶开鑫部，占领了湖南全境。
唐生智的第八军虽加入北伐的资历最浅，但与号称“铁军”的张发奎第四军并肩作战，由湖南而湖北，直至拿下华中重镇武汉，使这里成了民国政府新的革命根据地。可这之后发生了蒋中正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蒋中正把首先攻下南京但不属于他的嫡系的程潜第六军，收拾了个干干净净。唐生智的第八军，经两湖的血战后已经扩充成了三个军，为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共计六万余人，此时是武汉政府最可依靠的武力。但很快老唐的部队中也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分裂：他的老部下夏斗寅、何键，在后方发动了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变。唐生智此时是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他说：“国父的三民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最后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造成世界大同。反共产就是反革命。”他本是个对各种主义不甚了了的人，只有一份救民于水火的狭义心肠，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词倒也一时制止了部队中因分裂造成的思想混乱，暂时维持住了北伐的士气。他的部队已经打到了河南，因后方的分裂而军粮不继，老唐这时想到的居然还是要找负责农运的毛润之先生，发急电请毛为他组织运送军粮，而毛润之先生也真的马上通知各地农民协会，从岳阳起运了一批前方急需的粮食，救了唐生智的燃眉之急。唐生智回师武汉后，周围的部下大多是主张分共的，他觉得越来越闹不清楚了。唐生智原来就不懂国共两党到底有什么区别，只是认为自己北伐在前方浴血奋战，毛润之他们全力以赴支前，实在很够朋友，不能做过河拆桥的事令亲者痛仇者快，可不但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民国政府的中央要人要分共，连他手下的何键之流也抗命不遵了。老唐不得已，同意了汪精卫的分共方针，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物礼送出境，其中有黄克诚、陶铸、陈赓、罗瑞卿等，还派人送了两根金条给毛润之本人，让他赶快回湖南去。
武汉政府分共之后，唐生智仍坚持反蒋立场，发动东征要消灭蒋中正自立的南京民国政府。蒋中正迫于压力，在上海通电下野。随后谭延闿赴南京，实现宁汉合流。唐生智所部进占安徽，却陷入了北伐军自己阵营中不同派系的相互猜忌与吞并之中。其实那时唐生智是有可能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李达来找过他，动员他参加即将举行的南昌起义，并希望他当起义军的总司令。可唐生智犹豫之后拒绝了，他毕竟还没到服膺共产主义的地步。之后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起来，发动了倒唐之战，幸亏朱培德保持中立，网开一面放唐生智撤回了武汉。此时蒋中正又来争取唐生智与自己捐弃前嫌共同对抗桂系，老唐不愿与蒋同流合污，宣布下野，亡命日本去了。他的部队大部被桂系收编，成了李宗仁、白崇禧对抗蒋中正的资本。
唐生智1928年由日本回到上海，伺机东山再起。他虽然恨蒋中正，但更急欲报桂系挖他墙脚的一箭之仇，所以明知蒋中正不可能真成朋友，此时也要暂时加以利用。唐的湘军旧部跟着白崇禧驻扎在平津一带，已有思归故乡的强烈愿望，蒋中正于是答应向唐生智提供大量金钱，用来收买湘军旧部官兵。蒋中正还答应唐，一旦瓦解了桂系，让他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身携一百五十万元巨款，北上天津、唐山，接收部队。白崇禧见部下人心浮动，躲到开平，十几天寝食难安，不断与各方电报往返，打探消息。白崇禧原计划挥师南下攻取南京，彻底解决掉蒋中正，建立桂系的一统天下，可此时他已指挥不动唐生智的旧部，撑了一段时间后灰溜溜地只身从塘沽乘日本轮船去了香港，转道回到广西。事情真巧，白崇禧乘坐离开塘沽的日轮，竟正是唐生智乘坐前来的同一条船。他俩一个走，一个来，擦肩而过，却未碰面。
唐生智抵达唐山，以“打倒桂系，返回湖南”为口号，撒出大把银子，一举收回旧部的指挥权，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可这支湘军却并没能够顺利地返回故乡，因为不久之后“蒋、冯、阎大战”就开始了。第五路军被调到河南，与冯玉祥的军队作战。唐军先挫后胜，将冯军全部赶回了陕西。但唐生智毕竟不会长久安于臣服蒋中正，不久他就与冯玉祥、阎锡山、韩复榘等联合，准备共同反蒋了。可事到临头，首先是阎锡山变卦，不承认曾加入反蒋联盟，接着在湖南的唐生智老部下何键，也否认了自己曾答应老长官反蒋，使局势瞬间逆转。但唐生智仍准备进攻武汉，不甘心轻易认输。在蒋中正的策动下，原来站在唐生智一边的阎锡山反成了“讨逆军”总司令，率各路人马围攻上来。加上蒋中正的嫡系，唐生智立刻吃不住劲了。最后一击来自于杨虎城部，杨部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是来向唐生智报仇的。杨虎城夺取了唐军的后勤供应站驻马店，使唐军面临总崩溃的局面。唐生智只得只身潜逃，将部队交给阎锡山改编。老唐逃到国外，在新加坡住了不少日子，从此永远离开了自己经营的部队。
1930年组织“护党救中国国民革命军”，任总司令。1931年5月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兼军事参议院院长。1934年12月兼任国民党训练总监部总监。1935年4月，被任命为陆军上将。
到1936年，唐生智又参加过“两广事变”，与陈济棠一起，第三次反蒋，事平后去南京任职，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授一级陆军上将衔。到抗战暴发后，上海失守，日寇进逼首都南京，蒋中正心里早已内定要唐生智来守南京。蒋中正一生用兵有一个原则：他认为胜算大的仗，一定要由他的心腹嫡系来打；而明知不可为之事，就让那些与他有罅隙的人去承担，可谓分得一清二楚。他反复在唐生智面前讲，你们都不来守南京，我就自己来守！唐生智那脾气经不住激，终于说出：“你怎么能留下？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这当然正是蒋中正需要的回答，这个烂斗笠于是扣在了唐生智的头上。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戌司令长官，其实他此时身患重病，是勉力为之的。南京保卫战由1938年11月25日打到12月12日，唐生智是在蒋中正的命令下才向部队下达撤退命令的。撤退发生混乱，有数万官兵未能渡江，后遭日寇屠杀。
唐生智撤出南京后，回到故乡湖南东安休息。不久他的恩师蒋百里校长赴任陆大途中，还曾到东安看望过他，想必也有对他承受外界舆论压力略作慰问之意。不想师生二人此一别即成永诀。后来唐生智在家乡办过一所设施齐全的中学。据说后来在法币贬值时，湘南几县只用唐发行的“票子”，可见他在当地还是有相当势力的。当地还留有两营军队受他节制，而粮饷由省政府提供。这些是那个时代过来的长辈说的，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的。闲居湖南期间，曾在家乡东安创办“耀祥书院”，研究佛学、哲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及古典文学。
抗战胜利后，唐生智不愿当国大代表，并暗中与湖南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了联系。1949年程潜、陈明仁在湖南已有“异动”迹象，白崇禧部退守湖南，知道唐生智倾向中国共产党，要密捕他，老唐留下弟弟唐生明与程潜、陈明仁共商起义事，自己抽身回东安避风。可长沙程、陈宣布起义后，湘南仍在白崇禧的控制下，唐生智在东安反而再次遇险：他的老部下李品仙代表李宗仁、白崇禧来动员他南下广州，遭老唐拒绝。白崇禧明白老唐是打定主意要投共了，于是派兵前来搜捕。唐生智是在乡亲的掩护下，藏在柴堆里躲过去的。唐生智本人躲过去了，他的妻子和六个儿女却被抓到桂林作了人质。后来还是李品仙顾念旧情，才将他们转送香港，到1951年才回到大陆与老唐团聚。
新中国建国后，唐生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第三届常务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政协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直到1970年因患肠癌病逝于长沙，终年八十二岁。
唐 飞：(公元1932～今)，生于上海；江苏太仓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空军一级上将，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空军总司令，副参谋部长兼执行官，参谋总长(1998年3月～1999年2月)，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1991年7月为二级空军上将，1998年3月5日晋升空军一级上将。
1952年毕业于台湾空军官校，1971年毕业于台湾三军大学空军学院。2000年5月任台湾行政院院长，2000年10月辞职，曾引发台湾政局混乱。
唐飞在2004年4月在美国加州出席的一场演讲中，强烈抨击陈水扁选前一再挑战与美国及大陆的底线，选后处理群众运动又失当，将台湾带入危险边缘。唐飞在此次演讲中，对于李登辉、陈水扁也首次有严厉的批评，引发各界关注。唐飞在演讲中直言批评陈水扁，指其选前一再挑战美国与大陆的底线，选后处理群众运动又失当，将台湾带入危险边缘。此外他强调称，台湾的政客如果再挑拨族群，造成对立，只能让人民一起赔上生命。对于李登辉，他则强调说，李登辉执政12年台湾不断向下沉沦，国民党更因李登辉而走到分裂的局面。
2004年9月1日，唐飞前往大陆探亲祭祖。由于唐飞身份特殊，他前往大陆前曾向陈水扁报备，大陆方面也相当重视唐飞到访，但没有采取任何大动作。
唐守治：(公元1907～1975年)，字浩泉；湖南零陵人(今湖南永州芝山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前台湾省副参谋总长，总政治作战部主任。1963年1月晋升。
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投身军界，曾积极参与北伐。
自幼读书，零陵县立中学毕业。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十二师，任少尉排长。随军北伐，参加过保卫南京的龙潭战役。任国民党税警总团第二团营长期间，率所属部队在江西参与围剿革命根据地，同国民党将军孙立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任第一野战补充团上校团长。淞沪会战时，调任陆军第一○二师第六○九团团长，移防苏北砀山，与日寇激战二十多天，予敌以重创，最后粮尽弹绝，身受重伤，仍率部冲出包围，幸免于难。1938年6月，应孙立人之邀，任缉私总队第二团团长。1941年缉私总队改编为新编第三十八师，1942年任国民党新一军第三十师少将副师长，加入中国远征军，率部在印度蓝加姆整训，后入缅甸北部与日寇作战。1944年任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两度开往缅甸南坎与日寇作战，与日寇第九十六师团主力及日寇第十八师团遭遇于卡提克大山丛林中，激战十八昼夜，大败日寇。1944年出任新编第六军三十师师长，参加滇缅战役。1945年8月，因抗击日寇有功，获民国政府四等云麾勋章。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率新编第三十八师接收广州。1945年底跟随国民党新一军到东北抢占沈阳等地。曾在铁岭、四平、鞍山等地与人民解放军对抗。1946年底因第三十八师一部在吉林德惠被人民解放军歼灭，被撤去师长之职，改任第一军少将高参。
1947年秋，任国民党陆军训练司令部参谋长，后又任第四军官训练班副主任。1948年春，国民党青年军第二○六师在洛阳被人民解放军击溃，他被任命为青年军第二○六师少将师长，负责收容整训。曾派员回湘征集兵员，并率部开到台湾凤山接受训练。1949年10月移驻台湾高雄凤山镇，升任国民党陆军(青年军)第八十军中将军长。在蒋中正的指使下，他在福州、金门等地与人民解放军作战，后率部撤退台湾。
1950年后官职节节上升。1950年出任台湾南部防守区司令官，两年后调任北部防守区司令官，1953年改任第一军团副司令。1955年出任“陆战队司令”，1957年升为“陆军副总司令”，1958年任台湾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61年任第一军团司令，同年转任“副参谋总长”，1963年晋级“二级陆军上将”。
1965年8月～1969年1月任台湾“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1969年调任“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5年4月5日与蒋中正同日去世，终年六十九岁。
唐淮源：(公元1886～1941年)，字佛川；云南江川翠峰麻粟园人，后迁居江城镇。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前第三军军长，1941年5月12日在中条山抗日战争中自杀殉国。1941年9月26日追赠。
抗日名将。生前曾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军军长，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牺牲于抗日战场上的屈指可数的高级将领。
唐淮源未满周岁时，父亲弃养，其母抚孤，佣于乡绅侯氏。淮源稍长，伴侯子读，聪明好学，事母至孝。1909年，唐淮源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与朱德为同班同学，相交甚厚，毕业后出任排长，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云南“重九”起义。
1916年，袁世凯窃国称帝，云南护国讨袁，唐淮源随蔡锷入川，任营长。屡有战功，后任第五团团长，调任宜宾县县长。继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参加靖国等役。1922年，滇军内讧混战，唐淮源与朱德等被迫离开云南，在上海受命于孙中山，南下入粤，奔走大江南北，参加北伐。
1927年，唐淮源任南昌军分校教育长，后调任陆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兼第三十五旅旅长、第十二师师长。
抗日战争中，唐淮源率师参与冀西、晋东、晋南诸战役。1937年，唐淮源升任第三军中将军长，率部抗战。他沉着果毅，屡挫强敌。1938年夏，唐淮源奉命转入晋南中条山作战，曾协同友军击败日寇十三次大举进犯，形成大西北之屏障，保护了潼洛地区。
1939年，唐淮源母病故于家乡，于日寇进攻稍缓时请假回乡奔丧，返回前线时，与朋友言谈，表示决心与中条山共存亡，已抱定以死报国之心。他在给其子唐伯华的信中说：“…现祖母安葬已毕…于16日飞蓉，改乘汽车回中条山防地。此后家庭之责任已了，国难之耻辱未了，各有职责，望汝等好自为之。”
1941年3月以后，日寇秘密从华北、华东、中原三个战场上调集二十五万人马，兵力两倍于中国民革命军队，于5月7日由东、西、北三面分四路进犯中条山，企图乘我军背水之危，将晋南我军歼灭于黄河北岸。第三军驻防闻喜、夏县以东区域，适当中条山之正面，首当其冲。当日，前沿阵地被日寇攻破数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三军于次日下午过早撤退，日寇乘虚而入，中条山阵地被分割为二，日寇侵入第三军左侧后，分袭各级司令部，截断我后方联络线。
第三军将士在唐淮源指挥下，与日寇展开猛烈运动战。当其它友军已经突围，第三军在伤亡过半的情形下，仍以卫国守土的顽强精神，与日寇反复冲杀，寸土必争，进行殊死抵抗。10日，第三军遵命南辙，与深入之敌遭遇于温谷村附近，争温谷村以北高地。中国民革命军队官兵前仆后继、奋勇搏斗，嘶杀之声，山谷为震。是时，沿山口与黄河各渡口，均被日寇占，日寇主力以分进合击之势向第三军合围，中国民革命军队官兵四面受敌，粮尽援绝，仍猛烈果敢与强敌作殊死战。11日，日寇合围之势已成，唐淮源召集三位师长毅然喊道：“现情况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决心，在事有可为时，须各竭尽心力，以图恢复原态势，否则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气。”并说，“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言罢，令各师以团为单位化整为零，分路突围。
中条山南北幅员仅五十余公里，敌我纵横交错，天险黄河横亘于后，第三军官兵饥疲交困，身处绝境，但同仇敌忾，越战越勇，奋不顾身，视死如归。唐淮源率十二师一部，向悬山前进，遇阻，转向西又被困于东交口附近，几经力战冲杀，12日晨，到达悬山时，日寇追踪而至，环攻甚急，师团长官伤亡过重。唐淮源亲率官兵，三次突围受挫，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即于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饮弹自尽于悬山之岭，壮烈殉国，终年五十六岁。
唐淮源在临终前在日记本上写有遗书一页：“余身受国恩，委以三军重任。当今战士伤亡殆尽，环境险绝，总军两部失去联系。余逝世后望余之总司令及参谋长收拾本军残局，继续抗战，余死瞑目矣！”
唐淮源殉国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写了一副挽联：“国土未复失壮士，碧血千载染中条”，表示沉痛悼念。1941年，国民党江川县党部奉命于县城东门营造唐公祠，供奉陆军上将唐淮源将军牌位及肖像。同时，县长亲自主持了在县立初级中学隆重举行的追悼大会。1942年2月2日国民党政府明令褒扬陆军上将唐淮源，并将唐淮源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以表彰英烈。民国政府于1942年2月2日发出“追赠陆军上将第三军军长唐淮源褒扬令”，刻石于江川县江城唐公祠，如今仍存。
1986年6月，唐淮源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1986年12月18日，江川县委、县政府在江川举行集会，隆重纪念国民党陆军第三军军长唐淮源诞辰一百周年。1990年4月5日，将其骨灰由山西夏县移葬江川县革命烈士陵园唐淮源将军墓。 跟帖时间 2010-02-17 08:56:3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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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的历史名人（一） -- 唐 昧：(生卒年待考)，一作唐蔑；楚国人(今湖北)。著名战国楚国大将。
周赧王十四年(公元前301年)，齐、韩、魏联合攻楚，楚将唐昧战死。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受骗往秦，被扣留，最后死于秦国。从此，楚国一蹶不振。
唐 勒：(生卒年待考)，楚国人(今湖北)。著名战国时期辞赋家。
仕楚国顷襄王为大夫，后于屈原，大约和宋玉、景差同时期人。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唐 举：(生卒年待考)，梁国人(今陕西韩城)。著名战国时期相术家。
以善相术著名。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
唐 蒙：(生卒年待考)，著名西汉外交大臣。
汉武帝于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年)，大汉政府派郎中将唐蒙出使夜郎。
今川西的汉源距贵州还隔了个云南，至于南安(今乐山)，跟汉源也差不多，同样是山水艰险，路途遥遥。唐蒙自巴属符关进入了贵州地区。
汉武帝向大西南开疆扩土，早在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大行王恢攻打东越，王恢凭借兵威派番阳令唐蒙把汉朝出兵的意旨委婉地告诉了南越。南越拿蜀郡出产的杞酱款待唐蒙，唐蒙询问徙何处得来，南越说：“取道西北牂柯江而来，牂柯江宽度有几里，流过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长安，询问蜀郡商人，商人说：“只有蜀郡出产枸酱，当地人多半拿着它偷偷到夜郎去卖。夜郎紧靠牂柯江，江面宽数百步，完全可以行船。南越想用财物使夜郎归属自己，可是他的势力直达西边的同师，但也没能把夜郎象臣下那样加以役使。”唐蒙就上书武帝说：“南越王乘坐黄屋之车，车上插着左纛之旗，他的土地东西一万多里，名义上是外臣，实际上是一州之主。如今从长沙和豫章郡前去，水路多半被阻绝，难以前行。我私下听说夜郎所拥有的精兵能有十多万，乘船沿牂柯江而下，乘其没注意而加以攻击，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奇计。如果真能用汉朝的强大，巴蜀的富饶，打通前往夜郎的道路，在那里设置官吏，是很容易的。”汉武帝同意唐蒙的主张，就任命他为郎中将，率领一千大军，以及负责粮食、辎重的人员一万多人，从巴属符关进入夜郎，于是会见了夜郎王多同。唐蒙给了他很多赏赐，又用汉王朝的武威和恩德开导他，约定给他们设置官吏，让他的儿子当相当于县令的官长。夜郎旁边小城镇的人们都贪图汉朝的丝绸布帛，心中认为汉朝到夜郎的道路险阻，终究不能占有自己，就暂且接受了唐蒙的盟约。唐蒙回到京城向武帝报告，武帝就把夜郎改设为犍为郡。这以后就调遣巴、蜀两郡的兵士修筑道路，从僰直修到牂柯江。蜀郡人司马相如也向武帝建议西南夷的邛、筰可以设郡，于是武帝就派司马相如以郎中将的身份前去西南，明白地告诉他们，朝廷将参照南夷的方式对待他们，给他们设置一个都尉、十几个县，归属于蜀郡。从此，汉朝开始经营大西南。
这里，唐蒙毫无疑问是汉朝政府开拓西南的大功臣。他不但实际到过南越，了解了行军的困难；而且随后又大搞调查研究，既而上书汉武。他精力充沛，奔南走北，可谓精明强干，处心积虑，让后人也不得不为之惊叹！
第一次，郎中将(皇帝卫队统领，有车郎中将、户郎中将、骑郎中将)唐蒙率领精兵浩浩荡荡，首先结交了巴国，然后从巴属符关进入夜郎，会见了夜郎王多同。他恩威并举，约以盟誓。以兵威结交了巴国。
第二次，唐蒙回京复命，汉武帝将贵州设犍为郡。又任唐蒙为都尉，调遣巴、蜀两郡的兵士修筑道路，从僰直修到牂柯江。从历史逻辑来看，派唐蒙是取其驾轻就熟；史籍《蜀都赋》注：“鱼符津数百步，在县北三十里。县临大江，岸便山岭相连，经益州郡，有道广四五尺，深或百丈，斩凿之迹今存，昔唐蒙所造。”这里的鱼符津属汉朝南安，即今天的四川乐山。由此可知唐将军曾经两次通南夷。
通南夷的路途在当时极为艰险，开山凿岭，工程浩大；所需人马更多，竟然要调动巴、蜀两郡。这里，唐将军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有第一次结交巴国和夜郎国的基础，巴国已成为巴郡；二是唐蒙的身份变了，他不再是中央政府的郎中将，而是主管一郡或一地区军事事务的地方长官——都尉。唐蒙如今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地方长官的身份调动和指挥地方的兵丁民夫，从容不迫地主持浩大的南夷开凿工程。比较而言，第一次任务紧迫，然而由于唐蒙事前经过了调查研究，采用了“抄近路”的战术，终于成功地结交了夜郎，攻破了大西南的这个战略要点。至于第二、三两次的战略目的，已经不再局限于夜郎，而是通西南诸夷，全面经营大西南。
后来，汉武帝又派遣司马相如领郎中将衔，设郡邛、筰，进一步经营大西南。显然，当年老谋深算的汉武帝、唐蒙君臣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第一次就是要一箭双雕，结交夜郎国及其邻居巴国这两个战略目标。为第二、三两次通南夷打下基础。
司马迁后来说了这样一段话：“滇王与汉使者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意思是汉朝的使者到滇国去，滇王问他汉国有没有滇国大？回到夜郎，夜郎亦问到同样的问题。他们都因为关山阻隔，不知道汉之广大；其实滇也罢，夜郎也罢，不过仅相当于汉之一州而已。就因为司马迁这段话，后人把滇王略去，引申出一个“夜郎自大”的著名成语，以叽笑、警示那些不自量力、骄傲自大的人。
其实，当时的夜郎并不太小，她的实际疆域大约包括了今天的贵州全境，四川一部，重庆一部，云南一部，广西一部，湖南一部。这样一个面积的国家，即便今天来看也不算小。而当时的汉朝，还主要以黄河流域为统治中心，长江以南、长城以北的大多数地区，都还处在国家林立、鞭长莫及的状态中，还不是后来大中国的概念。而且，滇王和夜郎王在当时那种交通极端闭塞、信息极端不畅的历史条件下，问一声汉使者谁大？可能还有一点谦虚谨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意味在里面呢。
正是因为有了“唐蒙通夜郎”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大汉王朝随后又顺理成章地臣服了滇国，不久再挥师取了南越和东越，汉朝的疆域，才最终勾画出今天我们大中国在西南和东南方向的基本轮廓。而这样一个开疆拓土的大事件，它最初的发端之处，其实就是南越人殷勤端来的那一盅枸酱。没有这杯枸酱，就不会有唐蒙和南越官员的那番问答，也就不会有大汉朝廷当时对南方疆域的战略策划和战略实现。或者说，这种战略策划和战略实现，就会因为一个无意中的错失将要推迟若干年。据后人多方考证，这种被汉武帝赞美过的枸酱，就是当年居住在赤水河流域的仡佬族先民——也是构成西南方向夜郎等国主体民族的濮人精心酿造的一种美酒。从那以后，枸酱北上西去南下，极可能在当时就成为一种尊贵生活的典范和标志，沉醉了一个风华绝代的汉朝。而这种引发和见证了一场国家疆域大扩张，并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角色的美酒，在经历了两千年沧海桑田的轮回和千锤百炼之后，就被定格成今天闻名世界的贵州茅台酒。
唐寓之：(生卒年待考)，著名南朝宋、齐时期三吴地区地主集团暴乱首领。
南朝齐国统治时期，庶族地主企图挤入士族行列，享受封建特权，因而发动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暴乱。
庶族地主为了免除所承担的赋役，往往向官吏行贿，在政府的黄籍上注入伪造的父祖爵位，改成百役不及的士族。刘宋以来，这种改注籍状，诈入仕流的庶族地主很多，自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至宋后废帝元徽四年(公元476年)扬州九郡的黄籍上，被检查出诈注户籍的就有七万一千余户。
萧齐政府为了增加直接控制的户口，提高赋税收入，扩大徭役的负担面。齐高帝萧道成即位的第二年(建元二年，公元480年)，专门设立校籍官，置令史，指派虞玩之主持黄籍的清查。齐武帝萧颐即位后，继续清查，鉴定士族的真伪。那些被认为有“巧伪”的户籍，都须退还本地，名为“却籍”；核查出本应服役纳赋而户籍上造假的，便恢复原来的户籍，继续承担赋役，称为“正”籍。后来甚至要把被却籍者罚充远戍，这种做法危及曾在户籍上弄虚作假的庶族地主的切身利益，于是爆发了唐寓之事件。
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冬，庶族地主唐寓之在新城(今浙江新登)一带结党四百余人。次年(公元486年)农历1月，他利用会稽太守王敬则去京城建康“朝正”(正月朝拜皇帝)的机会，举兵暴动，首先攻下富阳。三吴地区(今江苏南部、浙江东部)的被却籍者纷纷参加，众至三万。却籍的民户，大都是北来侨民，他们的户籍本为白籍，因此暴乱者被称为“白贼”。唐寓之又攻下桐庐，进占钱唐(今浙江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诸暨、余杭等县，并在钱唐称帝，置太子，改国号为吴，建元兴平。以钱唐新城为皇宫，县廨为太子宫，设置百官，以寒门出身的钱唐富人柯隆为尚书仆射、中书舍人，兼领太官令、尚方令。
立国后，唐寓之派遣手下高道度攻东阳郡。东阳太守、齐高帝族弟东阳太守萧崇之、长山令(今浙江金华)刘国重抵抗，战中被杀，一时朝野震动。时值会稽太守王敬则进京述职，唐寓之乘虚袭击，命孙泓取山阴(今浙江绍兴)。军至浦阳江，郡丞张思祖使浃口戌主杨休武抵御，孙部失利。随即齐武帝急派禁兵数千，战马数百匹前往镇压。双方战于钱江南岸，唐寓之临时组合的军队，无充分应战之准备，又无抗御骑兵之经验，一战即溃，战中唐寓之被杀，各郡县相继被平定。
事后，参与暴乱的不少民丁，被罚修白下城(时为南琅邪郡治所，故址在今南京金川门外)，或发配到淮河一带作戍卒十年。此暴乱虽很快平定，庶族地主反检籍的斗争并没有停止。齐武帝永明八年(公元490年)，萧齐政权被迫停止检籍，并宣布“却籍”无效，对“却籍”而被发配戍边的人民准许返归故乡，恢复宋末升明(公元477～479年)以前户籍所注的原状。许多庶族地主和商人因而取得了士族所具免赋役的特权，唐寓之所乱不虚。
唐慎微：(生卒年待考)，著名宋朝医药学家。
唐慎微出身世医之家，学习刻苦，举止朴实，具有高超的医术，对经方尤为专长，成为一代名医。元朝期间间(公元1086～1093年)在成都行医多年，亦称他为华阳人。
唐慎微医德高尚，一生热心于收集流传于民间的医药经验，因此谢绝为官的邀请，长期在民间行医。他治病不分贵贱贫富，不避风雨寒暑，有求必应，从不求诊金财物报酬，但求效方良药知识。正是在不断积累和研究的基础上，于公元1082年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三十二卷，达六十余万言。
唐慎微在医药上的最大贡献是著述药物学专著《经史证类备本草》，他以《嘉本草》和《本草图经》为基础，参阅了《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专著，总结北宋以前历代药物学成就，其内容非常丰富，记载药一千五百五十八种，新增药物达四百七十六种，如灵砂、桑牛等皆为首次载入。查阅时有按图索骥之便。在药物主治等方面，详加阐述与考证，每药还附以制法，为后世提供了药物炮炙资料。该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唐氏选辑书目达两百余种，除医药著作外，还辑录了“经史外传”、“佛书道藏”等书中有关医药方面的资料。在辑录古代文献时，忠实于原貌，以采录原文为主。对研究六朝、隋唐、五代的药物和方剂学，对辑佚和整理古典医籍，提供了宝贵资料。
唐慎微首创了方药对照的编写方法，“集书传所记单方，附于本条之下，殊为详博”，多被后世本草沿用。全书载古今单方验方三千余首，方论一千余首，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民间方药经验。
唐慎微治学态度严谨，其所引资料均标明出处，为了突出《神农本草经》以示正本清源，凡《本经》原文，均刊印以黑底白文，以示区别。《证类本草》自刊印后，曾先后被政府多次增补，作为国家药典而颁行全国。在中国流传了五百余年，并传至朝鲜、日本，足以证明唐氏对中国药物学所作的贡献。
唐赛儿：(生卒年待考)，女；山东蒲台人。明朝初期山东农民起义首领。
唐赛儿为山东蒲台人林三之妻，略识文字。丈夫死后，在扫墓归途偶得一石匣，内藏有宝剑兵书。经日夜学习，通晓诸术，遂削发为尼，自称佛母，宣称能知生前死后成败事；又能剪纸人纸马互相争斗；如需衣食财货等物，用法术即可得。传教于山东蒲台、益都、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之间，贫苦农民争先信奉。
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中心在山东益都一带。明永乐年间，明朝为营建北京、修治会通河、北征蒙古，耗资巨大。山东是负担最重的地区之一，加之连年水旱，农民以树皮、草根为食，卖妻鬻子，老幼流移，无以为生。唐赛儿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农历2月与刘信、宾鸿、董彦昇等率数百人起义，占据益都的卸石棚寨，迅速发展至数万人。明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镇压，被打死。明成祖朱棣以安远侯柳升为总兵官，派都指挥佥事刘忠佐之，率京营五千人星夜驰赴山东，围卸石棚寨。唐赛儿遣人诡降，言寨中食尽水缺，谋从汲道撤逃。柳升信以为真，统重兵防守汲道。起义军乘夜突围，杀死刘忠，转战安丘、诸城等地。但终因官军众多，又遭山东都指挥卫青、鳌山卫指挥同知王真的突然偷袭，于三月失败。朱明廷为搜捕唐赛儿，竟逮捕了山东、北京等地的数万名出家妇女，而唐赛儿等人还是安然逃走，不知所终。当地人民为了纪念她，称卸石棚寨为唐赛寨。
这场由民间宗教传播多年而组织的起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被镇压下去，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在义军占据山寨以至其后与官军作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看到过唐赛儿出现，但她却被认定为这场起义的领导者。这很可能因为她始终只是保持着民间宗教领袖的身份，而董彦杲等人的聚众山寨，则只是当时明教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部分教众的行为，而并非全体教众在唐赛儿领导下的行为，所以只有两千人参加了占据山寨的起事。待到义军攻打安丘时，这场起义的影响已经达到了高潮，参加起事的人数也骤然增多。但是占据山寨也好，攻打安丘也好，唐赛儿作为当时的宗教领袖，都很可能并未直接参加，正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起义的整个行动显得缺乏统一领导指挥，更缺乏民间宗教背景下起义的严密组织特点。但是这场起义的秘密宗教的特色，在起义失败后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起义被镇压的同月，朝廷下达了追捕唐赛儿的诏令：上以唐赛儿久不获，虑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遂令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女道士，悉逮至京师诘。两个月后，一无所获的朱棣将追捕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上惩妖妇唐赛儿通经扇乱，遂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因这两道命令而遭逮捕的妇女不下几万人，成为当时事佛妇女的一大厄难。但是唐赛儿却始终未能捕获。而关于唐赛儿的传闻却愈发神奇了起来。既而捕得之，将伏法，恬然不惧，裸而缚之诣市，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获赛儿暨刘峻等男妇百余人。赛儿坐槛车，语解者曰：“今死矣！幸畀我一杯水以止渴。”护解者哀之，不知其诈，比水至，而赛儿遽遁矣。在这些记述中，唐赛儿成为了一个通晓妖术的“妖妇”，但许多人把她当作了一个传奇的英雄人物。
明朝人大都对唐赛儿最终未能被朝廷捕获而感到惊异，认为她一定会有神人相助。这所谓的神人相助，其实便是民间宗教力量的体现。中国历史上的极端封建专制统治，一向以强大严密而著称，但是在那些信仰着依靠民间宗教精神改变命运的民众面前，却虚弱无用到了这样的地步，一切官府、巡检司、关隘、军队乃至特务机构，都无济于事。唐赛儿的下落永远是一个谜，她谜一般消失在民间。
唐 寅：(生卒年待考)，江苏吴县人，字伯虎。著名明朝画家、文学家。
擅画山水，并工画人物、花鸟，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合称“明四家”。唐顺之：江苏武进人，明朝散文家，官至右佥都御史、代凤阳巡抚。“唐宋派”人物之一。
“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多道我神仙。些须做得工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唐寅的这首“言怀”诗，前六句很像人所共知的唐伯虎，让人觉得他活得逍遥自在，是个风流潇洒的“才子”。其实，最后两句才是唐寅这首诗的精神所在，前面的笑舞狂歌、诗赋花月都只是一种行为，或者说手段，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心头的“一寸天”，而且只有“一寸”而不是“一片”，可见作者深叹自己心头的那点天地已经缩得很小很小。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感觉到唐寅的“五十年”活得很累，很沉重，不是一个只知风花雪月卿卿我我，会几笔丹青，能几句诗文的“才子”型的人物。
对于明四家中的唐寅，丢开民间传说和今天的电视、电影不论，一些书评画论的文章里提到他，似乎也都少不了“才子”二字，更有的还副以“风流潇洒”“放荡不羁”之类的补语。其实，纵观唐寅一生，放荡不羁或有之，风流潇洒则未必，而“才子”二字更似乎不该给他。“才子”二字的内容是什么，有点讲不清楚，但不妨举例说明。比如说，这两个字可以用来说周作人却不能用来称鲁迅；可以用来说曹子建、司马相如，却不该用来说屈原、杜甫；同样道理，这两个字也许可以送给祝枝山、文徵明，但是却不能适合唐寅。因为在唐寅身上还有一种“才子”二字所不能涵盖的、远比才气这东西更为重要的气质，一种“出入天人之间”(祝枝山语)的心志，一种“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大感觉、大悲伤。
历史上把唐伯虎和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放在一起并称作“吴中四才子”，但这只是他们四人在“才”这个字上的共同之处；而唐寅自己也曾经刻过一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闲章，但是这风流不是那风流，只要认真读读唐寅的诗文，细心看看他留下图画，并以此反观他那坎坷困乏但仍我行我素的后半生，我们就不难体会出唐寅“风流”二字里桀骜不驯的反叛味；而自称“才子”，恐怕也很有“我才不是你才”的意思，是唐寅对禄蠹之才的一种鄙视与反讽，是对于“才”这个字的真解，而这，就不仅仅是在解“才”，更是在论品、论德、论人了！
唐寅自幼聪敏有才。祝枝山说他“数岁能为科举文字”，童髻“中科第一”，所以他的父亲尽管自己行商却巴望自己的儿子进入仕途。然而性情所致，唐寅像那个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一样，是个无意于这种“正经事”的人，所以到父亲死时他还落落无成，直在受到文、祝二人的一再批评、劝告之后，他才勉强为之。对此，祝枝山在《唐伯虎墓志铭》这么写道：“一日余谓曰：‘…今徒藉名泮庐，目不接其册子，则取舍奈何？’子畏曰：‘诺，年当大比，吾试捐一年力为之。若勿售，一掷之耳。’…”祝枝山和唐寅是形影不离的朋友，“吾试捐一年力为之。若勿售，一掷之耳”想来是唐寅的原话，“捐”、“掷”二字都是丢掉的意思，他等于是在说：“好吧，我丢一年时间进去试试，不成功就一丢了之！”唐寅对科举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不过这种事对于他，也正如贾宝玉说的“本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第二年他在省考中就不但得售，而且高居榜首，一下子就成了名传万口的唐解元。但是可怜得很，“魑魅喜人过”，在又次年的全国会试中，唐寅马上就因为科场舞弊案的牵连被永远革去功名，从此，他不但再也当不成解元，连秀才都不是了。而这年，他正好三十岁。
三十而立，唐寅于是开始了他那矢志不渝、我行我素，然而却穷困潦倒、苦风凄雨的后半生，中国历史上因此少了一个伺候皇帝的官吏，多了一个真正的画家和诗人。
出了牢门之后，“衡者哀怜其穷”，求皇帝赏了唐寅一个饭碗，“将使积劳补过，循资干禄”(唐寅自语)，派他到浙江去做一名部邮。在别人眼里，这是一个好好表现，等待皇恩大赦恢复功名，争取东山再起的机会。可是唐伯虎却说“士也可杀，不能再辱”，认为这是让他去“屈身低眉以窃衣食”。他不去上任，反而一头栽进了天人之间，走千里路，读万卷书，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自己的征途。对此，祝枝山在《唐伯虎墓志铭》里写得要言不繁，真不愧为唐伯虎的知己：
“子畏…归而不往。或劝少贬，异时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迹，翩翩远游…出入天人之间，将为一家学，未及成章而殁。其于应世文字诗歌，不甚措意，谓后世知不在是，见我一斑已矣。”这几行字，虽然只说的是唐寅的后半生，但其实也是整个唐寅的人格、人生。“出入天人之间，将为一家学”，唐伯虎想搞的是天地人间的大学问而不在于“应世文字诗歌”，这种保全大节的作为大概已经不是一般“才子”们所能有的心志和风骨！难怪祝枝山在《唐伯虎墓志铭》里这么说：“子畏临事果决，多全大节，即少不合不问。故知者诚爱宝之若异玉珍贝。”
对于自己的心志，唐寅在《与文徵明书》里写得相当清楚，也十分哀恸，行文处处没有一点“才子”们的玩世不恭或者风流潇洒。这是一封一千二百字的长信，在信里，唐寅叙述了自己性格背时，命运不济的种种不堪之后，写到“如此而不自引决，抱石就木”的时候，唐伯虎先说了一句反语：“罪大罚小，不胜其贺矣。”接着才写了出他为什么还不去死的原因，也即祝枝山说的“出入天人之间，将为一家学”愿望：“窃窥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丧；孙子失足，爰著兵法；马迁腐戮，《史记》百篇；贾生流放，文词卓落。我唐寅不自揆测，愿丽其后，以合孔氏不以人废言之志。亦将引括旧闻，总疏百氏，叙述十经，翱翔蕴奥，以成一家之言，传之好事，托之高山。没身而后，有甘鲍鱼之腥而忘其臭者，传诵其言，探察其心，必将为之抚缶命酒，击节而歌呜呜也…何能自戮尘中，屈身低眉以窃衣食，使朋友谓仆何使，后世谓唐生何素？我唐寅自轻富贵犹飞毛，今而若此，是不信于朋友也。寒暑代迁，裘葛可继，饱则夷犹，饥乃乞食，岂不伟哉！黄鹄举矣，骅骝奋矣，吾卿岂忧恋栈豆吓腐鼠耶？”
上面所引的两段话，可以说是《与文徵明书》里最为慷慨激昂，甚至掷地有声的了，然而壮则壮矣，也终究盖不住写信人内心深处的悲怆。紧接着，唐伯虎竟这样结束了这封长信：“此外无他谈。但吾弟弱不任门户，旁无伯叔，衣食空绝，必为流莩。仆素论交者，皆负节义；幸捐狗马馀食，使不绝唐氏之祀，则区区之怀，安矣乐矣，尚复何哉？唯吾卿察之！”
一点不风流，一点不潇洒，一点没有才子气！“饱则夷犹，饥乃乞食，岂不伟哉。”这种话又是“才子们”肯说的吗？但是唐寅却肯说，因为他不是“才子”，他是个心头留有“一寸天”的大丈夫。苦于心志，“性格就是命运”，这才是唐寅悲剧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什么一次考场冤案。对此，唐寅自己也似乎很清楚，在《又与徵仲书》里，他这么写道：“寅每以口过忤贵介，每以好饮遭鸠罚，每以声色花鸟触罪戾；徵仲遇贵介也，饮酒也，声色也，花鸟也，泊乎其无心，而有断在其中，虽万变于前而有不可动者。昔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颜路长孔子十岁，寅长徵仲十月阅，愿例孔子以徵仲为师，非词伏也，盖心伏也。诗与画，寅得与徵仲争衡，至其学行，寅将捧面而走矣。寅师徵仲…徵仲不可辞也。”
捣心吐肺以至于此，这恐怕更不是什么“才子”们能有的口吻！难怪袁宏道读过之后也大为感慨，写下了一句这样的批语：“真心实话，谁谓子畏狂徒者哉？”
另外，唐寅的为人处世既然动辄获咎，那么他会像古往今来的很多文章里说的那样，如果不受考场舞弊案的牵连，他就可能青云直上，前程无量吗？看来未必。有一则诗话写过这么一件事，说是“伯虎寿王少傅守溪诗云：‘绿蓑烟雨江南客，白发文章阁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双空手掌丝纶。’其肆慢不恭如此。”这等于是在说：“我无功名，你无文章，你我彼此彼此。”少傅是太傅的助手，大小也算得上是个参政议政的京官，唐伯虎居然这样拿人家开心，他这种人还能在官场混吗？
回到苏州家中之后的唐寅，明嘉靖年间的袁裘写道：“唐伯虎乃益自放废，纵酒落魄，所著述多不经思，语殊俚浅。人或规之，伯虎曰：‘…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这记载说明唐伯虎自己也并不想做一些人所谓的“才子”，否则他就不会“语殊俚浅”，用文人雅士们所不齿、不敢的鄙俗之言写作“著述”。唐寅的倒行逆施当然会引起一些正儒、雅儒、大儒、小儒们的反感和鄙薄，以至于后来将他的诗文荟集刻印的何大成(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苏州人)故意说过这样的反语：“伯虎小词，率多浮薄伤雅；且不足供覆瓿，奈何灾木邪？”这句话告诉我们，当时很可能有人甚至认为：唐寅的诗文出书，无异于糟踏刻制书板的木材。
当然，世上的事往往都毁誉不一，对唐伯虎“语殊俚浅”的诗文，有人摇头就有人首肯，顾元庆在他的《夷白斋诗话》里就说过这样的话：“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诗，专用俚语而意愈新。尝有诗云：‘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君子可以知其义矣！”顾元庆也是苏州人，比唐寅小十七岁，二人可以说是同时代人。他认为唐寅晚年的诗“专用俚语而意愈新”，可以说很会读诗，无意中也击中了当时诗坛的要害──唐、宋以后几无诗，“诗必唐宋”就更无诗，写诗要有新意就必须求变。所以可以这么说：无论唐寅“专用俚语”的原因是什么，他写出了不这样写就写不出的新意。这件事实在非同小可。用今天的话说，唐寅在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中，找到了表现自己内容的形式，作为一个诗人，他开了俚语作诗的先河。可惜得很，大概是读书人都向往大雅之堂的缘故吧，这条河开了也就干了，没有成为流。而这，也就更见出唐寅的难能与可贵！
唐伯虎的《世情歌》：“浅浅水，长长流，来无尽，去无休；翻海狂风吹白浪，接天尾闾吸不收。即如我辈住人世，何荣何辱？何乐何忧？有时邯郸梦一枕，有时华胥酒一瓯。古今兴亡付诗卷，胜负得失归松楸，清风明月用不竭，高山流水情相投…君不见，东家暴富十头牛，又不见，西家暴贵万户侯，雄声赫势掀九州，有如洪涛汹涌，世界欲动天将浮。忽然一日风打舟断篷，绝梗无少留，桑田变海海为洲，昔时声势空喧啾。呜呼，何如浅浅水，长长流？”袁宏道对此歌的评语说：“以十头牛对万户侯，甚恶。”“恶”字在这里是褒意，指唐寅语言辛辣。
唐伯虎的《焚香默坐歌》：“焚香默坐自省己，口里喃喃想心里。心中有甚害人谋？口中有甚欺心语？为人能把口应心，孝弟忠信从此始，其馀小德或出入，焉能磨涅吾行止？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歌童看舞女；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为耻。及至心中与口中，多少欺人没天理。阴为不善阳掩之，则何益矣徒劳耳。请坐且听吾语汝：凡人有生必有死，生见先生面不惭，才是堂堂好男子！”袁宏道又批语：“说尽假道学。”
还有《伥伥词》、《爱菜词》、《一世歌》、《百忍歌》、《桃花庵歌》…等等，不胜枚举。读唐寅的这些“俚歌”，会使人想起寒山诗，它们明白晓畅，深入浅出，唱的是诗人对生命的思考和感受。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种内容的诗歌，如果寒山和唐寅不用当时的大白话，改用所谓风流雅儒的语言，写出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除了上面的“俚歌”，唐寅别的诗也好像也很不同于人，即使是他的律诗绝句，都没有太多的文人气，或者说“才子”气，内容和思想有独到之处的尤其如此。比如《姑苏杂咏》中的两首：“长洲茂苑古通津，风土清嘉百姓驯。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不绝人。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江南人尽似神仙，四季看花过一年。赶早市都清早起，游山船直到山边。贫逢节令皆沽酒，富买时鲜不论钱。吏部门前石碑上，苏州两字指摩穿。”赞颂苏州的诗文古今不少，这样的写法却不多见──一是它们似如白话，写得不假思索；二是它们的内容。这两首诗的前面六句都说得很入耳，都说得皆大欢喜，最后两句却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令人想起了苏州百姓的不胜负担。特别是上面的第二首的最后两句“京城里吏部门前(刻着全国供输情况的)石碑上，(因为众所周知的巨大供输)“苏州”二字都只差被人们指点摩穿哩！”如果说“供输何处似吴民”还只不过是点如实之言的话，这两句话真又用得上袁宏道所说的那个“恶”字，只怕会不那么皆大欢喜了。
作为一个画家，唐寅的思想个性当然也一定会在他的山水、花鸟、人物中有所表现，只是见于绘画语言的特殊性，特别是中国画，我们不可能像阅读诗文那样来谈论画家的个性和思想。不过，我们还是不难从《菊花图》看出他的“高视而不顾”的自喻、从《秋风纨扇图》和《李端端图》找到他对弱者的同情，三十岁画的《骑驴归思图》可见其对于革除功名的付诸一笑，四十七岁画的《落霞孤鹜图》则见其心灵追求已入至境，人居画面中央而融入天地自然之中，东方的人文精神弥漫纸上…细说这些应该是专家学者的事，这里就不造次了。
总的说来，唐寅身上最重要的不是“才气”，而是一种更有价值的为一般人所忽略的精神和风骨，也即他的“出入天人之间，为一家学”的意志，追求自然和生命的大学问的情怀。他的“一家学”“未及成章而殆”，这并不重要。因为就气质而论，唐寅只是一个艺术家而非哲学家，而他所谓的“引括旧闻，纵疏百氏，叙述十经，翱翔蕴奥”恐怕更需要的是一种哲学个性。
作为一个艺术家，唐寅的绘画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对他的诗文，特别是对他的那些“俚歌”，人们的重视程度就似乎差了许多。而对于作为“人”的唐寅的精神和风骨，我们就更是显得有点不甚在意。应该说，对于那个身处逆境的“贫贱不能移”的唐寅，一般人没有印象，专家们也似乎思考不多，宣传不足，而这，正是唐寅之所以成为唐寅的根本所在。
唐 甄：(公元1630～1704年)，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著名清朝初期思想家。
唐甄因父为吴江县令，遂寓居吴江。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中举，后任长子知县，“为长子令甫十月”，即“以逃人诖误去职。”罢官后，“贫困，食不继，每举家闽门卧。”政治生涯失意后，僦居吴市，虽衣服典尽，败絮蓝缕，却“陶陶然振笔著书不辍。”在经济生活方面，原有土地七十亩，可收租四十一石，江南税重，要纳赋税二十石，去其收入一半，不足维持家计。遂卖去土地，以所入款项六十多两银，从事商贩，遂得粗安。同时，由于其祖父唐自踩“居官廉，多惠政，尤振兴文教”，父亲唐阶泰，刚毅明达，“当是时，朋党附势相倾”，而“参议(阶泰)独立无所与”，唐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教养下，他的做人，出处进退，如凤皇芝草，他的为文，提出了许多进步的经济政治观点和主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了。
财政观：
唐甄重视理财，而其基本经济观点，则在于富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悻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槁，癰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
从唐甄的眼光看来，财必存之于民。国富必先民富。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富裕起来。他坚决反对统治阶级以及豪强巨室对民间财富的虐取。他说：“虐取者，取之一金，丧其百金：取之一室，丧其百室。充东门之外，有鬻羊餐者，业之二世矣。其妻子佣走之属，食之者十馀人。或诬其盗羊，罚之三石粟。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尽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业而乞于道。此取之一金，丧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治，业之数世。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藉而食之者，常百馀人。或诬其主盗，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其治遂废。向之藉而食之者，无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此取其一室，丧其百室者也。”
由于唐氏在山西长子县做的是个小官，所以对于贫农小商生活体会较深。且小生产者，周围关系甚多，彼此影响很大。一人受害，数家受累。以上指出的是虐取的不良结果，下面他又和不虐取的做了个比较。他接着说：“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皆至微之业也。然而日息岁转，不可胜算。此皆操一金之资，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妇，死丧生庆，疾病医祷，燕饮裔愧，鱼肉果蔬椒桂之物，与之为市者众矣。缗钱缁银，市贩贷之，石麦斜米，佃农贷之，匹布尺帛，邻里党戚贷之；所赖之者众矣。此藉之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
唐甄这种“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的提法，是十分有见解的。今日有一个千金之家，明日就可能有数个千金之家，后日就可能有百个千金之家，这种从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他以植柳为例，主张植柳，不要折枝。他接着说：“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过三年而成树。岁剪其枝，以为筐 之器。以为防河之扫。不可胜用也。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时，有童子者拔而弃之。安望岁剪其枝以利用哉！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绝之也。不扰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于民者，拔枝者也，绝其生也”。
那末，虐取于民者，究竟是谁呢？依照唐甄的意思，是些贪官污吏。他们比盗贼(穴墙而入者)，暴徒(群刃而进者)、道划(御旅于途者)、伙寇(寇至而诛者)都要凶狠得多。他们是：既亡于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他自问自答地说：“天下之大害莫如贪，盖十百于重赋焉。穴墙而入者，不能尽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偏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己者负箧而去。既亡于上，复于天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问题值得深思的是：由于社会风气不正，就会使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这种坏风气，腐蚀人的思想很深，千万不可低估。那些贪官，反被社会上视为“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反之，那些廉吏，反被社会上视为“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唐甄十分感慨地说：“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
那么，到底如何治贫，如何改变这种不正之风呢？依照唐甄的意思，必须由上而下地来改变这种风气。“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庶民化之。”这就正如孟子所说的，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这是一种用教育的方法来移风易俗。当然，唐甄这种想法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他还不理解，在封建社会中，使统治阶级及其追随者们不剥削人民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是为他们自己所处的阶级所决定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退一步说，即使能做到上行下效，在阶级社会中，小商品生产者本身也要两极分化。
唐甄所说的富，重在富民。他认为未有民贫而国能富者。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
唐甄是一个具有较强烈的新兴市民意识的启蒙思想家，他看到财富积累的重要性，但他对生产资料为谁所有的问题上，认识是极模糊的。他甚至说：“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邻里，十倍之富，可惠乡党，百倍之富，可惠国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他认为“为政之道，必先田市。”只要“农安于田，贾安于市”则“财用足”。否则“农不安田，贾不安市，其国必贫。”唐甄的富民之说，虽有时代局限性，但看法闳肆峭劲，盲人所不敢言，自成一家，当之无愧。
生产观：
唐甄重视农业生产，重视物质经济生活，除谷物生产外，在农，林，牧、副，渔中，他尤重视养蚕业。这和他曾任长子县知县以及他重视事物的哲学观是分不开的。《教蚕》云：“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也。四月务蚕，无男女老幼，苹力靡他。无税无荒，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此蚕之可贵也。”
可见他十分重视蚕桑之利。他认为，养蚕“以三旬之劳，无农时之久，而半其利。”也就是说，只花费三十天的劳动，就可获得半于耕种之利。因此，他主张，不可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他接着说：“三代以下，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贪，生财无术。是犹家有宝藏而不知发，而汲汲腊腌果蔬之是鬻也。盍亦谋诸此与！吾欲使桑偏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非易也！”其原因就是“安之久者难创，习之惯者难作。约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从，则树殖亦不可就。”欲达到家家有桑可种，则必须除政府带头提倡外，要奖勤罚懒。
对人民群众奖惩的标准，不是依据领导的好恶，而是取决生产的好坏。勤者，生产多，则奖励；惰者，生产少，则惩罚。赏罚严明，自然会促进生产的提高，副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促进有直接的关系。要做到这些，首先要人尽其劳，地尽其利。然后才能谈到推广合理密植。改进蚕种缫丝等。在江南一带，大都为桑蚕种场，不象山东，河南，还有很多的柞蚕种场及蓖麻蚕种场。这就要因地制宜。唐甄是一个重农思想家，他十分重视勤劳致富。
唐甄的重农思想，和清朝其他人比较起来，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其言经济则注重生产，棉桑树牧富民为先，返朴崇俭，无不有益于经国济世。诚如张廷枢所说：“其文驰骋反复，如列子御风，翩然骞举，又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于心者，畅所欲言，无艰难劳苦之态，而与道大适。”实乃公允之论。
交换观：
唐甄重视商业。他反对过去传统的抑商政策。在唐氏看来，商人的地位，并不比农民低些。他自己就经营商业。而且并不认为自卑。下面是他自己在现身说法：“有言经可贾者。于是贱鬻其田，得六十余金，使衷及原贩于震泽，卖于吴市，有少利焉。己而经之得失不常，乃迁于城东，虚其堂，己居于内不出，使衷原为矛，主经客，有少利焉。
在唐甄看来，经商为牙，亦救死之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至于一般社会上的陈旧看法，说什么“民之为道，土为贵，农次之，惟贾为下。贾为下者，为其为利也。是故君子不言货币，不问赢绌。一涉于此，谓之贾风，必深耻之。”又说什么“夫贾为下，牙为尤下，”这种贱视商人的观点，唐甄也是不同意的。既然吕尚可以卖饭于盂津，那么唐甄为牙于吴市，又有什么不可呢？“其义一也”。
唐甄每以田市并列，农贾并称。他在《达政》中说：“养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劝农丰谷，土田不荒芜，为上善政一.…居货不弃商贾如归，为中善政一…学校殿庑常新，春秋享祀必敬，为下善政一…”
这可以反映唐甄对善政看法是有他自己的标准的。他把“居货不欺，商贾如归”列为中善政之一。
唐甄又在《太子》篇内这样说，“凡教太子，观于桑，则知衣服所自出，观于肆，则知器用所自出。凡教太子，过市，则见贩鬻之劳，在途，则见负担之劳…”
如果他轻视工商业者，又怎样会这样说呢？他是肯定了商人有“贩鬻之劳”的。
唐甄的经济观点是在十七世纪上半期形成的。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这时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初形态，已稀疏地出现在东南沿海一带一些个别城市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中，然后缓慢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渗透农业经济部门中。在欧洲，人们见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于手工业，只是到后来才使农业从屑于自己。”这一情况，中国亦毫无例外。唐甄正处在这一时期，因此他的经济思想就不能不打着时代的烙印。
货币观：
唐甄的货币观，充分表露在他所写的《更币》；《存言》等篇中。清朝入关后，给东南沿海一带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灾难。这就不能不引起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而且持续达数十年之久。江南人民的反剃发斗争，闽广人民的反迁海斗争，引起巨烈的地方动乱，货币贬值，物价高涨，民风日玩，尊称渐亵。特别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有血肉相连的物价问题与货币使用问题，成为广大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唐甄对货币的使用主张用钱而废银。他说：“古者言富，唯在五谷；至于市易，则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其后以金三品，亦重在钱。后乃专以钱，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但为器用，不为币。自明以来，乃专以银。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产者常旬月不见铢两；谷贱不得饭，肉赎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银少故也。”
银少，则价昂；价昂，则不易得；不易得，则百货不行，百货不行，则良贾失业？良贾失业，则市场萧条。最终是引起经济恐慌和恶性循环。他说：“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于是枫桥之市，粟麦壅积，南濠之市。百货不行；良贾失业，不得旋归。万金之家，不五七年而为宴人者，子既数见之矣。”
其实，这个问题，许多启蒙思想家和唐甄的货币观点是一样的。顾炎武就这样说过：“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顾氏主张，实与唐氏相同。此外顾氏尚有《明钱法论》、《以钱为赋》等，皆主行钱。
为什么唐甄反对用白银作为货币呢？根据唐氏的看法，其理由有三：
一，白银缺少，不够周转。
二，银易窖藏，民不易得。
三、银锡之属，不可为币。他认为银只可为器用，不可为币。此与顾炎武所言同。
依照唐甄观点，应当废银而用钱。“以谷为本以钱辅之，所以通其市易也。”[26]他认为不独行钱，还要大量铸制，大量使用，他对市场上货币收缩，十分不满。他说：“今虽用钱，不过以易鱼肉果蔬之物，米石以上，布帛匹以上，则必以银，涓涓细流，奚补于世？钱者，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后可博济也。”
但是，就唐甄的货币观来看，他本身也是矛盾的。他主张废银而用钱。这和西欧重商主义者重视金银成鲜明的对比。但他又希望市场上货币筹码要多些，不要死气沉沉。既要金银充斥，也要缗钱增多。这就使他的思想不能不处于困惑之中。
如果我们深入探刻唐甄货币思想的话，还不难发现，他除主张废除白银以外，还主张货币工钱和实物工钱的并用。“凡禄九个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宫朝官军之所用，皆令输，以钱粟而给之。其在州郡县，常赋皆令输。凡禄三千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城郭兵役之所用，皆今输缗，以钱附录而给之。其在边防、内屯、将禄、卒食、皆令受粟。度甲胄衣履之所用，皆令运缗，以钱附栗而给之。”
唐甄考虑的是废银而行钱，没有考虑到①“钱重难行，民商必病。”②“铜不可采，又不易市。”③“民欲难拂，俗尚难移。”同时，处于封建晚期的明清之际，货币地租正在以破竹之势向前发展，而唐甄却强调“实物地租”的借尸还魂，这就很难使人理解了。
当然，在整个清朝的历史长河中，唐甄的这种货币思潮也并不是孤立的；唐甄的批判思想，以及他所蕴育出的近代民主思想对于以后的一些清朝学者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唐 英：(公元1682～1756年)，字俊公；关东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著名清朝陶瓷艺术家。
唐英初授内务府外郎兼佐领，历任淮关、九江关、粤海关监督以及督陶使等。他能文善画，兼书法篆刻且又精通制瓷。
公元1728年，唐英奉命以内务府员外郎职衔兼景德镇佐理陶务，至公元1756年奏请退职解任，前后榷陶二十多年。他礼贤下士，虚心求学，刻苦钻研于制瓷工艺知识，致力于制瓷工艺的总结和改革，对清雍正年间景德镇的瓷器制作及其发展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陶瓷史上称其督陶期间景德镇所制陶瓷为“唐窑”。“唐窑”产品被公认是瓷中珍品，无论在品种的仿古创新方面还是在器物的制作技艺方面，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对中外陶瓷生产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唐英本人也亲手参与瓷器的制作，传世作品很多。他在瓷器上所书具的款识除唐英、俊公外，还有俊公氏、隽公、叔子、蜗寄、蜗寄老人、陶成居士、沐斋居士、陶人、榷陶使者等。
其存世作品主要有白地墨彩篆书寿字笔筒和行书笔筒、冬青釉隶书“朱文公家训”瓷板、粉彩三果盘、青花缠枝莲花觚等，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处。唐英在督陶期间，还系统考察和研究了景德镇制瓷工艺，编写了《陶冶图编次》，是了解研究景德镇清朝瓷业生产状况的珍贵史料，清《熙朝雅颂集》收集了唐英的二十三首诗；故宫博物院中珍藏着他的许多精美字画；清人曾集其诗文为《陶人心语》。
唐 兰：(生卒年待考)，字立庵，号立厂；浙江秀水人(今浙江嘉兴)。著名现代文学家、音韵学家、历史学家、业余曲家、古文字学家。
1920年入无锡国学专修馆。曾教周学熙家馆。1931年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任教。1932年受聘为北平故宫博物馆金石鉴定专门委员。雅好昆曲，工大官生，喜清唱《惊变》、《惨睹》等剧目。1935年至1937年间是俞平伯所组清华大学谷音社成员，参加曲集。亦参加北平城内各曲社活动。
1939年在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0年任教授。参加昆明三高等学校昆曲研究会等业余昆曲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是曲家许丽香所组藕香曲社成员。
1949年出版专著《中国文字学》。五十年代后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副院长、研究员。其间亦参加北京昆曲研习社曲事活动。
唐才常：(公元1867～1900年)，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著名清末维新派人物之一。
唐才常是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初期的著名活动家，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曾积极参加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筹建自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事败被捕，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杀害于武昌。
唐才常十九世纪末虽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但时至今日，其声望已远逊于谭嗣同，甚至逐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淡忘。不过论其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起之巨大功绩，则实不在谭嗣同之下，康有为也称谭嗣同、唐才常二人“皆挟高世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二子生同椋??嗳簦?鞠嗟谩保?杉?笔碧撇懦Ｔ谖?屡扇耸啃哪恐械牡匚蛔阌胩匪猛?噗??
唐才常的哲学思想虽未形成何种体系，但有三个概念值得瞩目：质点、以太和热力。“质点”是构成大千世界的基本组织单位，质点为体，灵魂为用，“质点万物，故万物魂”；“以太”是从西方自然科学界引进的舶来品，本来是指传播物质的某种媒介，后来被证明是不科学的理论，但却在十九世纪辗转引入中国并被当作近似物质的哲学概念，唐才常认为它在自然界是“空气中至微至神之物”；至于“热力”，也是西方自然科学中的概念，唐才常认为它是星球、世界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并将此概念从物质世界贯通至精神世界，热力象征着个人的进取心，民族的凝聚力，国民的爱国情，鼓吹以热力来智其民，新其国。唐才常虽然往往将性情、灵魂、心力等精神概念与物质概念相通，但他把质点、以太、热力作为世界的本原，基本上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碰撞的时代，唐才常的哲学世界观受西方自然科学影响甚深，同时也继承了自荀子以来“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优良传统。以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为起点，唐才常认为绵绵延延之世界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善变者有国之公理，日新者进种之权舆”，只有不断地变革、创新，人类社会才能由据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愈变愈新则愈文明，这是唐才常倡导变法维新的历史观。
唐才常在介绍西学、宣扬变法维新思想时，一如康有为拖古改制把孔子打扮成改革的素王和先师，也认为“六经固改制垂世之书”，西方新学与孔子春秋大义有相通之处，甚至认为西方所谓公法律例之学、格致之术源本中华，“胞与平权，本孔孟公心”，“《庄》、《列》、《淮南》，宗旨大同，其敝屣其身，尘埃其世，近佛理，亦近格致家之论地球恒星及万物质点。”还说西国律例家即中国古之法家，西国公法家即中国古之名家。唐才常将《朱子语类》与西人格致之理进行比较，认为西方地动之说、地球为诸行星之一、日食月食成因等科学理论在《朱子语类》中都可以找到印证。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穿着古人的衣袍，登上近代的政治舞台，一般人认为这是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其实，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力量比较弱小时不得不采取的灵活斗争策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网罗好比一座坚固的堡垒，单纯地引进西学是从外部来冲击它，往往如隔靴搔痒，击不中要害。而唐才常等人拖古改制则是从内部来攻破这座堡垒，动摇了封建王朝立国之本，具有更强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对于去旧习、开民智功不可没。更何况，唐才常所宣扬的中国古代君民平等、重民、民本的思想传统以及自然科学比较发达的事实也并非历史的虚构或夸大。
唐才常主张中国变法维新不仅要引进西方制造机器、采矿炼铁、防口设险、工商兵等技术，而且要移植西方的政法律例。要“张师统，以孔子纪年；易官制，以泰西为准；开国会，以日本作则；改律例，与公法相通。”倡君民共主，反君主专制，不但要新其政，而且要新其民；不但要新其法，而且要新其学。此外，如定议院，通民权；设学部，开报馆；废时文，倡新学；开矿务，广利源；驱旧习，禁缠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要之在破除几千年来积重难返之恶风陋习，开二千年来懵懵懂懂之民智。值得一提的是唐才常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他把各国政体分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认为君主制度邻于私，民主、君民共主邻于公，西方民主政府上至会盟、征伐、爵赏、刑律等军国大事，下至闾巷纤悉小事，都需征求国民意见，其要旨在于“全民生，去民害，保民权。”而中国则自秦、汉二千年来桎梏深重，直到近时才倡民政民权学说。唐才常认为“国者非一人之国，君者非一人之君”，抨击了君主家天下，把国家作为个人骄奢淫逸、贪图享乐之私产的现象，主张将君主之权公分于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则应剖国权为四万万份，人人得而享之，君主不过是维系国统与人民之间联系的纽带，“扃其身者不能扃其智，忠其国者不必忠其君”，从而打破了“忠君死节”的封建伦理纲常。并且唐才常还身体力行，在湖南与谭嗣同等人推行新政，成就斐然，开一代风气之先。
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列强环伺，虎视鹰瞵，除直接以武力侵华外，还采取种种外交手段攫取政治、经济各方面特权和利益，而清政府腐朽无能，不谙交涉之道，不明国际公法，丧权辱国，尤或不知。唐才常对此痛心疾首，极力倡言通晓国际律例，捍卫国权。唐才常详细介绍了西方公法学家学说，认为万国公法以性理和人情为其本源，情法二字是公法精意之所在，在中国设立公法学科与泰西律例之学是当务之急，不谙公法律例之学，则不能纵览环球大势，订立章程条约，“动为西人恫喝”，“事事予以便宜”，比如西国税则轻出口而重入口，中国不谙西法，起初商议征收进口税时，多所豁免，以至贻无穷后患，国家财政大受其累。唐才常还剖析了领事裁判权对中国司法独立的危害。他阐明了主权平等原则，即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是主权国家，都享有独立平等之权，这是国际公法的基本原则。又解释了属地管辖原则，“无论生斯土者，自外来者，皆归地方律法管辖”。当然唐才常也意识到所处的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所以强调要想情法行于中国，“必先自强以为不拔之基”。
此外，唐才常还针砭时弊，对当时各项法律制度都有深入的分析，如对中国历朝赋税制度利弊详加考察，指出了清朝厘金制度的腐败，认为各朝赋税制度无历久不变之法，“行之百年，不能无弊，非法有未善，实维法之无人耳”；对币制也颇有研究，认为中国“非开矿不足以铸币，即不足以行钞；非得人，即钞币并行，亦不足规远而持久”，可见唐才常非常重视执法者的素质，得其法者尤贵得其人。又如兵制，唐才常以历朝征兵为利，以养兵为患，主张废绿营，汰冗卒，“修明武备，变通营规，广设学堂，精求将略”云云。
唐才常与谭嗣同在当时并称为“浏阳二杰”，两人为二十年刎颈交，思想上互有影响，为了更好地为唐才常的思想地位定位，有必要将二人作一比较。谭嗣同被认为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中最为激进的一人，其名著《仁学》一书谱出了时代的强音，谭嗣同的思想比其它维新人士当然也包括唐才常在内更为激进，这几乎已成定论，不过，对此仍要做具体分析。
首先，谭嗣同喊出了“冲决一切封建网罗”的口号，这被认为是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所能喊出的最激进、最响亮的战斗号角。而唐才常也高擎“冲决荀、李网罗”的旗帜。荀即荀子，乃孔孟之后的又一儒家大师，他把孔子所创的儒家学说改造为儒法合流、以儒为主的适合封建官僚制和郡县制的新的儒家学说，唐才常认为荀子“开历代网罗钳束之术”，与孔子仁政、德治思想大相径庭，是孔门孽派。谭嗣同也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尊奉的儒家学说表面上由孔子所首创，实质上是由荀子发其端。李即李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鼓吹重刑思想，曾受业于荀子，唐才常认为李斯也是孔门孽派。以荀、李为代表的儒法两家学说实际上构成封建王朝实行有效统治的两大支柱，一方面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向人们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作为麻痹人民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推行法家的严刑峻罚，以重刑为手段镇压民众的反抗。所谓“德主刑辅”、“刚柔交替”、“王霸并用”的两手治国方略直接关系到封建王朝存亡之根基、立国之大本。所以我认为唐才常提出的“冲决荀、李网罗”矛头虽然没有“冲决一切封建网罗”那么犀利，但也是相当激进。
第二，谭嗣同批判矛头所向，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伦理纲常，对君民关系做了深入的剖析，对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并且“笔端常含激情”，文风大胆，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其名著《仁学》成为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奋勇前进的时代强音。其实，唐才常也对君主专制、伦理纲常进行了批判，只不过他更热中于考究具体法律制度的利弊得失，如税制、兵制、外交等等，而无心或暂时无力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文风较谭嗣同而言隽而永，锋芒不足，因此批判力度、社会效应比不上谭嗣同，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谭嗣同直接揭露了满清政府的酷虐统治，他把清王朝看作贱类异种，实行异族专制，逞“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而且“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造成了中国落后的根源。而唐才常则对清政府颇多粉饰之词，如“国朝罪疑惟轻，涵濡众类，虽唐、虞、三代，蔑以过兹”；“本朝历圣相乘，超唐轶汉，通君民之权，破中外之界，拓种类之仁，觥觥皇猷，人天同忭”；“我朝定鼎以来，法制悉沿明旧而损益之”；“国朝地大物博，远轶汉唐”，动辄以“国朝”、“我朝”、“本朝”相称，俨然以清廷士子自居。迟至戊戌政变六君子喋血后，唐才常才幡然醒悟，与清政府划清了界限，称之为“满洲”或“满清”并予以抨击，如“有明数百年之精华，丧于李如松、杨镐之手…以成满洲建瓴之势；而满清数百年之精华，又丧于丁汝昌、吴大澄之手”；“满洲政府之用心，无非欲将支那商民元气剥尽，动机压尽”；还认为清政府为“至愚极悍”、“守旧愚民”之政府，“非我种类，其心必异”，我神明之胄，礼乐之邦，岂能“低首腥膻，自甘奴隶”。
第四，谭嗣同思想激进之处还表现在他对农民运动也表示同情，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见苦于君官，挺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而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则淫掳焚掠，残害生灵，无所不至，可谓罪大恶极。并且歌颂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表明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倡民主之义，赞赏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即“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泻万民之恨”。而唐才常则认为曾、左等人为披肝胆、剖肺肠之豪杰；舍身命、度众生之仁人。所谓“道、咸之间，中原云扰，大盗移国，民物菹醢，山川沸腾。于是曾、左诸公率湖湘子弟，转战诸行省十余年，戡定大难，旋转坤乾”，“语战绩则曰湘军，语忠义则曰湘士”。不过在唐才常的著作中除了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将农民军斥之为“逆”、“贼”之外，也找不到对农民起义的其它污蔑之词，这与康有为、梁启超将农民起义看作洪水猛兽还是有明显不同。
第五，谭嗣同对封建社会广为流传的“忠义”、“死节”观念进行了全面批驳，提出“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所谓谭嗣同就义是“为君师死节”，“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大概是康、梁等人以己意揣度之，实不可信。而唐才常虽然也说过“忠其国者不必忠其君”，但在西方文明洗礼和传统儒家文化熏染的双重影响下又经常处于自相矛盾之中，认为“君臣之义，如何能废”，正气会章程宣称有敢“妄议君父者，请勿列名会籍”，其宗旨在于“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但这里说的是“爱国忠君”而不是“忠君爱国”，其顺序颠倒引起的细微差别不可不察，说明唐才常还是以国家兴亡为先，以君臣之义为后，其忠君观念已渐趋淡化。
第六，谭嗣同就义后，唐才常在寻求新的救国道路的过程中，对谭嗣同的思想有所突破，这表现在：首先，尽管对自立军起事宗旨究竟是“勤王”、“清君侧”、“请光绪皇帝复辟”还是为了推翻清王朝统治，扭转乾坤，“成一新政府”尚未有定论，但唐才常毕竟走上了自下而上的武装起义道路，而不是念念不忘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其次，唐才常重视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的作用，在告弟书中唐才常曾叮咛告戒其弟“宜多与各田户、乡民来往，而结其心，不可自恃为读书人，以藐视愚氓”，又说“我辈原自农家出身，今日必要尊敬农民，以保全我辈之本来面目”。唐才常认为中国是以农立国，农民为国家根本，军事应以农民为骨干，所以筹建自立军之日，即有建立农民军之意图。以自立会成员成分而言，它以时务学堂学生、留日学生及海内青年学子为中坚力量，而以农民、军人和会党为基干，又如自立会会友内外口号“日新其德”、“业精于勤”，会员口号“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浅显易懂，明显是针对下层民众而设。谭嗣同虽然以自己的热血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但并没有为后人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而唐才常似乎已经意识到实现中国变革和自强自立的深厚根源存在于下层民众之中，这是后来孙中山先生历经多次革命失败直至晚年才认识的道理。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谭嗣同的法律思想确实要比唐才常激进，但唐才常在资产阶级维新派中是最为接近谭嗣同的一人，而与后来堕落为保皇党人拉历史倒车的康、梁不同，他与谭嗣同思想上的差距决不能理解为不能望谭氏之项背，而只能说是略逊一筹。
对唐才常的历史评价尚未有定论，有人说“终唐才常的一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围”，也有人说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逐步实行了由改良到革命的转变”。实际上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既拖着一条改良主义的尾巴，同时又具有武装革命的强烈色彩。唐才常在世纪之交慷慨就义，标志着改良主义旧时代的结束，并开创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纪元，是连接维新改良和革命之间的一座桥梁。后人认为谭嗣同在1898年的就义是“以死来宣告改良主义的破产和迎接革命风暴的到来”，这个评价用于谭嗣同似嫌过早，用于唐才常则比较贴切。唐才常在学术思想上的地位虽然稍逊于谭嗣同，但作为一个实干家，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作为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型者，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居之地位，足与谭嗣同并驾齐驱。
唐廷枢：(公元1832～1892年)，字建时，号景星、镜心；广东中山人。著名清朝末年实业家。
唐廷枢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贫困家庭里。是开平煤矿的创始人，闻名中外的实业家。
唐廷枢幼时聪颖，好学，其父为使他能在布朗医生任校长的玛礼逊学校读书，同布朗签订了延工八年的合同。
公元1848年，十六岁的唐廷枢到香港一家拍卖行当低级助手。公元1851年任香港巡理厅翻译。公元1856年任香港大审院华人正翻译。曾出版一部具有香山一带语音特点的《英译集合》。
公元1858年，二十六岁的唐廷枢崭露其经营才能。开始他用些资金在香港开了两家当铺。同年，到上海任海关副大写，第二年，升任海关正大写及总翻译。当时，上海正出现棉花出口贸易高潮，唐廷枢在上海开设了一家修华号棉花行，使之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由此，唐廷枢与英国人办的怡和洋行发生了联系。公元1863年，唐廷枢受聘出任怡和洋行买办。他的任职，对怡和洋行业务的拓展以及财富的膨胀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用自身经济实力亦得到迅速增加。
公元1873年，唐廷枢离开怡和洋行，参加了由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改组工作，他担任总办，后又捐资得到福建候补道官衔，从此有一位著名的外国洋行买办跻身于洋务派官僚之列。
公元1876年10月李鸿章命唐廷枢带领英籍采煤工程师马立师亲赴开平勘查煤田。唐不辞辛苦，用了一周的时间，将开平镇方圆几十里内土法开采煤铁的情况和藏量仔细查看，并取回样品化验成色，写出勘查报告：《论山川形势》、《论土人采煤情形》、《西人采煤情形》、《论开平煤质价值》，禀报给李鸿章。
公元1877年9月，李鸿章批准唐廷枢开平煤矿经费筹划适宜的报告后，唐廷枢拟定了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十二条，规定企业性质为官督商办，招股集资八十万两白银，并提出建矿计划。
公元1877年7月24日，开平矿务局在开平镇正式成立，唐廷枢任总办。开平矿务局设局后，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根据招商章程有关规定，参照中外采煤办法，建立了管理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10月2日，在唐山乔家屯西南处选矿址开钻探煤建唐山矿。公元1881年，唐山矿出煤。
在筹划和建矿之际，唐廷枢深谋远虑，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冲破封建保守势力的多方阻碍，解决了开平煤远地销售的运输问题。1881年掏挖了胥各庄之芦台的煤运河，接着又以“快车马路”的名义，修筑了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的唐胥铁路(唐山矿至胥各庄)，同时在胥各庄建立修理厂(今唐山机车车辆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龙号”机车。以后随着铁路延长，还在中国天津、塘沽、上海、广州、香港的沿海各地建立了码头、煤栈，使开平煤矿构成产、运、销系统。
唐山矿生产经营开展后，公元1887年唐廷枢有筹办开凿了林西矿，还勘查了平泉铜矿、迁安铁矿，接办了香山天华银矿等。
公元1889年11月，李鸿章札饬唐廷枢自办细棉土厂。公元1891年唐山细棉土厂投产(今唐山启新水泥厂)。这是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
公元1892年10月7日，唐廷枢与天津病逝。他的一生所事从的经济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为唐山逐步发展成一座以采煤和机车车辆为主体的重工业城市奠定了基础。 跟帖时间 2010-02-17 08:49:0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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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的典故、趣事 -- 绝缨：源于汉朝刘向的《说苑·复恩》。公元前605年楚庄王平息了叛乱，非常高兴，班师回朝，在宫内举行盛大的庆功会，大摆筵席。庄王下信群臣可以尽情畅饮。到傍晚，酒兴还都未尽。庄王命令点燃蜡烛，继续狂欢。庄王看到群臣们这样高兴，就让自己的爱妃许姬给大家敬酒，许姬漂亮，出来给大家敬酒更加增添了几分欢快的气氛，正当她给大家一一敬酒时，一阵大风吹来，把大厅里的烛火全吹灭了。这进有人趁机扯住了许姬的衣袖，想调戏她。许姬非常聪明，她并没有声张，而是趁机把那人的帽缨扯断，请求庄王查出这个人后处治。庄王听后，却大声说，今日宴会大家都要尽兴痛饮，把自己的帽缨都摘下来，。大臣们都摘下自己的帽缨后，庄王才命令点燃蜡烛。许姬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席后，许姬埋怨庄王不为她出气。庄王笑着说，人主群臣尽情欢乐，现在有人酒后失礼有情可原，如果为了这件事诛杀功臣，将会使爱国将士感到心寒，民不会再为楚国尽力，许姬不由的赞叹楚王想得周到。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楚庄王亲自率领军队攻打郑国，不料被郑国的伏兵围困住，正在危急时刻，楚军的副将唐狡单人匹马冲入重围，救出了楚庄王，庄王重赏唐狡，唐狡辞谢说：“绝缨会上，扯许姬衣袖的正是下臣，蒙大王不杀之恩，所以今日舍身相报。”庄王听后感慨万千。后来，人们用这个典故来表示宽宏大量，三国曹植的《求自试表》里就运用了这个典故：“绝缨、盗马之臣赦，而楚、赵以济其难。” 跟帖时间 2010-02-17 08:44:35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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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的宗祠通用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桐圭锡庆；禾册基洋：全联典指周朝时期周成王与其弟叔虞玩耍，成王将桐叶削成圭形于叔虞，说：“我用这个封给你。”因“君无戏言”，以致戏耍成真，只好封虞叔于唐。
东园高节；吏部清风：上联典指汉朝时期的唐秉，字宣明，号东园公，隐居商山，为“商山四皓”之一。下联典指北周朝时期的吏部郎中唐瑾，字附璘，谋略多资。西魏时，历官吏部郎中、吏部尚书，当时朝中典章制度，他多参与草创。于谨奉宇文泰命率军南伐南朝梁时，以他为元帅府长史，攻破江陵，俘获梁元帝萧绎。回师时，他仅带回了两车书。北周建立，官至司宗中大夫，进爵为公。
仙霞立祀；云壑留名：上联典指南宋朝时期的兰溪人唐元间，字子焕，为文思院官。与侄子唐良嗣率兵守半溪，在黄盆滩战胜元军，又进兵镇守严州，与元军相持二年，因粮食断绝，战死在龙游白云寺前。百姓修建了唐将军庙来祭祀他。下联典指北宋朝时期的零陵人唐容，博闻强记，胸有大志，与同乡同学唐麟、东韶并称“城南三杰”。中进士，官丰城宰，政绩一时称最；升任邕州知州时，逢交趾兵入侵，他率兵讨平。后来，隐居在建昌麻姑山，自号云壑老人。
帝尧启绪；唐叔振封：上联典指陶唐氏部落领袖为尧，后以唐为姓。下联典指周武王之子叔虞封于唐，以国为氏。
晋阳世泽；叔虞家声：全联典指周成王桐叶封叔虞于唐，为晋国始祖，子孙以唐为氏。
商山隐士；宋室直臣：上联典指秦朝末期的唐秉为“商山四皓”之一。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唐介屡劾当道，直声动天下。
2.六言通用联：
江南风流才子；西蜀思想名家：上联典指明朝时期的画家唐寅，字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吴县人。少年时向周臣学画，后结交沈周、文徵明、祝允明等人，一起切磋文艺。二十九岁时中乡试第一，会试时因牵涉科场舞弊案而被除名。后游名山大川，以卖画为生，性格疏朗放逸，曾刻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章。擅画山水，并工人物、花鸟，笔墨秀润，景物生动，工笔、写意俱佳，与文徵明、沈仇英合称“明四家”；兼善书法，能诗文。著有《六如居士全集》。下联典指清朝初期的思想家唐甄，字铸万，号圃亭，四川省州人，长于吴江，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批判封建道德，在经济上主张“富民”。著作有《衡书》(后改名为《潜书》)、《圃亭集》、《春秋述传》等。
大节全由母教；侍儿幸配文魁：上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唐璘。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唐寅。
3.七言通用联：
台湾义举光史册；总统勋名记人心：全联典指清朝同治年间的进士唐景崧，1882年赴越南同刘永福所部黑旗军抗击法国侵略。次年，受张之洞命招募军队，与岑敏英军攻越南宣光等地。1891年后任台湾布政使、巡府。反对割让台湾，并筹措抗击日军。曾在台湾建立民国，被选为“总统”。基隆被侵台日军占领后，携家小居厦门。有《请缨日记》。
看遍好花春睡足；醉残红日夜吟多：此联为清朝时期的书画家、内务府员外郎兼佐领唐英撰书联。
连天瑞霭千门远；来道新阴九陌长：此联为唐朝时期的诗人唐彦谦诗句联。
世德孝思绳祖武；遗风勤俭启陶唐：此联为唐氏宗祠联。
晋水发祥源流远；阳春得气棣萼辉：此联为唐氏宗祠联。
4.八言以上通用联：
定鼎功高，形绘凌烟阁上；奇魁文妙，席首琼林宴中：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天策府长史唐俭，少与太宗游，见隋政乱，因说以建大计，后佐太宗定天下，为天策府长史，封莒国公，图形凌烟阁。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唐皋、唐汝楫、唐文献三人，先后均举进士第一.
沧浪亭中，吴郡名贤占一席；桃花坞里，金阊遗迹足千秋：全联典指明朝时期的文学家、书画家唐寅，字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吴县人。少不事科举，画于周臣，与祝允明、沈周等相友善。后听祝允明劝，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不久，以程敏政泄试题事牵连，遂下狱，谪为吏。他耻不就职，自放于名山大川，筑桃花坞以居。毕生致力绘画，兼及书法，且能诗文，与祝允明、徐祯卿、文徵明齐名，并称“吴中四才子”；与沈周、仇英，文徽明合称“明四家”，有《六如居士全集》、《画谱》等。
文采风流，照耀两江标第一；圣贤经济，静修十载羡无双：此联为安徽省枞阳县唐家湾唐氏宗祠联。 跟帖时间 2010-02-17 08:42:0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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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的字辈排行 -- 湖南善邑唐氏字辈：
一支：“伯宝涵全楚清桂兴添住仲允崇世万继希志方啓”；
一支：“钟济植耀达锡汝新煌基镇淑相照载钦治乐鸣培”；
一支：“克绍彰先泽诗书迪俊贤傅家维孝友福寿自连绵”。
湖南浏阳唐氏字辈：
小河旧序：“日子化三千际开裕廷锡”；
大屋旧序：“汝再朝兴际开裕廷锡”；
小河大屋新序：“锡洪植焕起金源本辉基锦泽树荣增铭湘集炳培”。
湖南湘潭唐氏字辈：“青紫傅芳昭如圭章学遵诗礼行重伦常惟著有庆家声辉煌”。
湖南双牌唐氏字辈：“一二三建光成如亚澳欧非美”
山东高唐唐氏字辈：“德凤光永存善良咸寿吉康文同书在本一泽长”。
山东夏津唐氏字辈：“登有风显□天进□学善文清世立致常”。
江西丰城唐氏字辈：“大士金之秉光垂鑑泰来燕台铨毓象熙逵衍锡材”。
湖北新洲唐氏字辈：“大启辉先志鸿功继世长”
江苏东海、新浦唐氏字辈：“学建维宪碧臻(震)祥吾福乃荣昌”。
江西金田唐氏字辈：“新系培本庆远泽成连开甲第大振家声勋铭鐘鼎运翊昇平绳其祖武率乃攸行”。
浙江唐氏一支字辈：“福禄永隆昌和良瑞世美才智端宁聪”。
江苏唐氏一支字辈：“本立元孝起宗节义”。
唐氏一支字辈：
行辈：“飞鸿广大…”
字辈：“文思召光…”
唐氏一支字辈：“开辟乾坤久声称敦擅长伦常千古在孝悌百年芳甲第宜高占利名卜远物流罄波浩荡遗泽自汪洋”。
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2-17 08:39:2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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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姓的家谱文献 -- 上海唐氏重修族谱八卷，(民国)唐锡瑞纂，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江苏泰兴延令唐氏宗谱四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双凤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泰兴县珊瑚洋港村。
江苏丹徒关沙唐氏族谱十卷，(清)江静亭等纂辑，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江苏丹徒关沙唐氏宗谱十二卷，(民国)唐念曾等重修，民国七年(公元19l8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常州唐氏宗谱五卷，(清)唐正麟主修，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常州唐氏渑豸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常州唐氏宗谱十卷，(清)唐云和等修，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慎修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常州唐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民国)唐晉歧等修，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慎修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常州毘陵唐氏宗谱，(清)唐锺琦等修，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四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常州毘陵唐氏家谱，(民国)唐顺德纂修，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二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缺一册)。
江苏常州毘陵唐氏家谱，(民国)唐宗海主修，唐肯总纂，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排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武进唐氏家谱，著者待考，清光绪末年(公元1908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残本。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江苏武进唐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唐增儒纂，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垂裕堂排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江苏武进唐氏七修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民国)唐苍玉纂，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忠恕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江苏武进毘陵唐氏宗谱九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唐泰诚、唐续彬等续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崇彝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武进毘陵唐氏家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档案馆(存世系一册)。
江苏武进毘陵唐氏宗谱，(清)唐允中等修，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残本。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江苏无锡前洲西里唐氏六修宗谱十二卷，(清)唐肇瑾等修，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敬爱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无锡前洲西里唐氏七修宗谱十二卷，(清)唐茂盛等修，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敬爱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无锡前洲唐氏宗谱十九卷，附谱一卷，(民国)唐秋泉修，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48年)享叙堂排印本二十二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浙江兰溪东鲁唐氏宗谱十卷，著者待考，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芝堰乡上唐村(缺第七～八卷)。
浙江兰溪东鲁唐氏族谱二十卷，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甘溪乡刘家村。
浙江兰溪唐氏宗谱五卷，(民国)唐文卿纂，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黄店乡山後塘村。
浙江常山晉昌唐氏宗谱四卷，(民国)祝其三重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天马镇七里弄村猪母山底。
浙江常山球川里山唐氏宗谱八卷，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木刻活字印本(序)。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球川镇杨家村里山(缺第四卷、第八卷)。注：首修於清乾隆十六年。
浙江常山唐氏宗谱一卷，著者待考。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新昌乡岩前村(不全)。
浙江遂昌蔡溪唐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浙江遂昌县焦滩乡格路口村。
安徽含山濡须唐氏宗谱四卷，(清)唐之传、唐名庚纂修，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桐城唐氏宗谱二十一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唐情美、唐步鳌等三修，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绍勋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二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安徽桐城皖桐唐氏七修宗谱，著者待考，清朝末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十一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南京市档案馆。
安徽潜山崇本堂唐氏宗谱十八卷，首三卷、末一卷，(清)唐萤英五修，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潜山崇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上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安庆市图书馆。
安徽石台唐氏宗谱六卷，(清)唐洪松、唐为均等纂修，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福建莆田续北苕国唐氏宗谱六卷，(清)唐朝泰等纂修，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绩溪唐氏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重庆市图书馆。
江西唐氏欧苏合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二～三卷。现被收藏在江西省档案馆。
江西万载唐氏续修族谱十一卷，首两卷，(清)唐景皋等纂修，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晋阳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缺第十一卷下册)。
江西万载唐氏族谱七卷，首一卷，(清)唐萤等纂修，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晋阳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缺第三～四卷)。
江国铜鼓金鸡唐氏宗谱，(民国)唐忍铭、唐烈明纂修，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现被收藏在江西省铜鼓县地名办公室。
河南固始唐氏族谱，(清)唐颂平、唐舜英撰，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台湾。
湖北新洲唐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唐江涛、唐秀清等重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新洲县前进乡李旻村。
湖北江陵唐氏家谱世系图一幅，著者待考。现被收藏在湖北江陵县荆城渔场湖北江陵县档(复制件)。注：文字为满文。
湖南长沙唐氏续修支谱，(民国)唐树林等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长沙唐氏桐封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湖南宁乡晉阳唐氏重修族谱，首一卷，(清)唐启煦纂，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而卷、卷首。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宁乡石汉唐氏六修通谱五卷，首一卷、末三卷，(民国)唐藻亭、唐荫宝等纂，民国十九年(公元1920年)晋阳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湘潭锦石唐氏四修族谱三十九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唐垂镌等纂，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九成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六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另有一部存四册)。
湖南湘潭中湘唐氏朝支六修谱十四卷，(民国)唐泽耀纂修，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德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湖南湘潭唐氏敦本堂七修谱二十二卷，(民国)唐述春、唐泽煌等纂修，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敦本堂排印本三十二册。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湖南湘乡唐氏族谱，著者待考，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湘乡唐氏族谱十卷，(清)唐星焕纂序，清咸丰三年(公元1863年)福星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湘乡新园唐氏七修族谱二十六卷，(民国)唐业凖、唐业棐等续修，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伦鉴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残本)、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湖南衡山衡邑唐氏续修族谱十二卷，首一卷，(清)唐卿杜、唐文青续修，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敦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
湖南衡山治平唐氏四修族谱十九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唐思芳等续修，清朝道光年间唐氏敦睦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二册。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湖南衡山治平晉昌唐氏五修族谱，(清)唐清思纂修，清朝同治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十九册。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湖南邵阳唐氏四修族谱，(清)唐荣朝、唐鼎元修，唐明铣等纂，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邵阳唐氏五修族谱，(清)唐吉光纂序，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武冈唐氏三修族谱，首一卷，著者待考，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广东唐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唐丙德、唐汝梅等纂，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石印本。现被收藏在海南省档案馆(存四卷)。
广东揭阳唐氏房谱著者待考，(清)唐昭喜纂修，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台湾。
广东新会白石唐氏族谱，(清)唐元栋纂修，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广东新会唐氏族谱，(清)唐集瑶续修，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修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二～七卷。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广东新会唐氏族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广东琼山唐氏族谱二卷，(清)唐焕章等纂修，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广西唐氏族谱五卷，(清)唐廷植等纂修，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褥经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广西永福唐氏族谱，(清)锄经草堂重修，清朝同治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四川绵竹唐氏家乘，(民国)唐渊儒编，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锦竹唐氏石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南京大学图书馆。
四川中江唐氏族谱，(清)唐迪瑔续修，清道光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四川关县唐氏族谱六卷，(清)唐道济撰，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四川关县唐氏族谱八卷，著者待考，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重修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开县东门乡十一村(缺第四卷)。
四川仪陇唐氏宗谱一卷，(清)唐勋纂，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四川省仪陇县档案馆。
四川宣汉唐氏谱一卷，(清)唐治儒编，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石印本。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宣汉县东安乡。
春风唐氏家谱一卷，(清)唐殿选纂辑，清光绪八年(公元188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陕西省图书馆。
唐氏族谱十卷，(清)唐学珊纂修，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采芝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玉祁唐氏族谱二十四卷，(民国)唐荣惠等重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梧封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四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绵西唐氏二修族谱十二卷，首一卷，(民国)唐恭文等修，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昌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唐氏家谱，(清)唐子俊纂修，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安乐唐氏宗谱二十卷，(清)唐笙等修，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4年)思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毗陵迁锡唐氏家乘，(清)唐锡纂修，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6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唐氏谱十二卷，首一卷，(民国)唐苍玉纂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忠恕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毗陵唐氏家谱东分，西分九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唐肯纂修，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铅印本三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衡邑唐氏续修族谱十二卷，首一卷，(清)唐文青等续修，清朝乾隆年间敦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浙江永康永康唐氏志，(现代)唐岩昌等修，1999年修胶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湖南桐木桥唐氏三修族谱，(清)唐文裕等修，清宣统二年(公元1908年)桐圭堂修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不可考唐氏族谱，(清)唐家谟，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3年)四敬堂修木刻活字印本三册，近有缺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苏无锡唐氏家谱，著者待考，铅印本九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苏丹徒开沙唐氏宗谱，(民国)唐德榜等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苏无锡唐氏家乘，著者待考，清朝光绪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上海唐氏族谱六卷，(清)唐国海等纂，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德容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民国十八年唐在复增补重订。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上海唐氏世谱，(清)唐锡瑞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上海唐氏族谱八卷，(民国)唐锡瑞纂，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铅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平江金鸡唐氏十一修族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晋阳唐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平江黄社唐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晋阳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平江黄社唐氏族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8年)晋阳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江阴唐氏支谱，(清)唐季达等纂修，清光绪五年(公元1878年)务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奉贤唐氏族谱，(清)唐贞吉纂修，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武进新河唐氏宗谱八卷，(清)邵之俊纂修，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7年)凤梧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善邑唐氏续修支谱十九卷，首一卷、末一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丁丑年索贻堂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缺第十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唐氏五修族谱，十一卷，首一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晋阳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桥木桐唐氏三修族谱十二卷，著者待考，清宣统二年(公元1908年)桐圭堂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桥木桐唐氏四修族谱八卷，首一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桐圭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唐氏族谱四卷，首一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3年)晋阳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 跟帖时间 2010-02-17 08:35:2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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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晋昌郡：晋昌郡在历史上有两处：①该晋昌郡在西晋至北周时期分敦煌郡所置，治所在今甘肃安西，其时辖地在今甘肃省安西县、玉门市一带，其地在隋朝时期均属敦煌郡，唐朝时期又析出为瓜州晋昌郡。②该晋昌郡是在南北朝期间的后梁设于今陕西省石泉县一带。
北海郡：汉朝时期景帝中元二年(癸巳，公元前148年)分齐郡置郡，治所在北海(一说营陵，今山东昌乐)，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潍坊、烟台一带地区。隋、唐两朝的北海郡即青州，治益都，其时辖地在今潍坊等一带地区。
鲁 郡：亦称鲁国、鲁国郡。西汉朝初将秦朝原来的薛郡改为鲁国，治所在鲁县(今山东曲阜)。三国时期的曹魏及晋朝改为鲁郡，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曲阜、泗水、滋阳一带地区。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又改为任城郡。另外，隋朝时期有个鲁州鲁郡，唐朝时期有个兖州鲁郡，其间虽然都辖有曲阜，如隋朝时期曾改鲁县为汶阳县，继而恢复曲阜原名，而治所均在兖州。唐朝时期鲁国郡在今山东省的滋县。
晋阳郡：春秋末期，赵简子家臣董安于始筑晋阳城，在今太原西南晋源镇。秦国改置为晋阳县，为太原郡治所，属太原郡辖属(今山西太原)，不久又改名为太原郡。西汉初年曾经设为太原国，晋阳为太原国都，不久又兼置并州。东汉时期撤掉了并州，晋阳归属于冀州，分置为恒山、西河二郡，在今陕西省太原市西南。西晋时期予以扩建。南北朝时期北齐于汾水东岸增筑新城，在旧城增设龙山县。隋朝时期以龙山县为晋阳，而原晋阳则为太原。五代时期为北汉都城。大宋王朝灭北汉后，毁掉晋阳，将其移到并州至阳曲(今山西太原)。
2.堂号：
晋阳堂：因郡立堂。
晋昌堂：因郡立堂。
鲁国堂：因郡立堂。
北海堂：因郡立堂。
移风堂：汉朝时候，费汛为萧县令，爱民如子，先教后罚，在官九年，连地方的坏风俗都转变了，全县三年都没有打官司的。邻县沛县发生蝗灾，蝗虫到了萧界，不入萧境。皇帝封费汛为梁相。
思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忠恕堂：资料有待补充。
在城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睦堂：资料有待补充。
移风堂：资料有待补充。
梧桐堂：资料有待补充。
梧封堂：资料有待补充。
渑豸堂：资料有待补充。
双凤堂：资料有待补充。
慎修堂：资料有待补充。
垂裕堂：资料有待补充。
忠恕堂：资料有待补充。
敬爱堂：资料有待补充。
索贻堂：资料有待补充。
凤梧堂：资料有待补充。
德容堂：资料有待补充。
四敬堂：资料有待补充。
桐圭堂：资料有待补充。
思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采芝堂：资料有待补充。
褥经堂：资料有待补充。
伦鉴堂：资料有待补充。
福星堂：资料有待补充。
九成堂：资料有待补充。
崇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享叙堂：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2-17 08:30:4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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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的迁徙分布 -- 迁徙分布：
唐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二十五位，属于超级大姓系列，人口约九百六十万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59％左右。
唐氏族人的发源地有四处：陕西、山西、豫鲁(今河南、山东一带)、湖北，也就是主要分布于魏、楚、晋、秦，如战国时魏国唐雎，楚国的唐昧。上述陕西、山西、豫鲁三地在发展中成为唐氏繁衍的中心地带，也是唐氏主要望族所在地。
秦、汉时期，唐氏族人分布于江苏、江西、四川、广东、安徽、浙江、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据史籍记载，战国时魏国人唐雎之孙唐厉迁于沛国(今江苏沛县)，唐厉四世孙唐都任临邛令(今四川临邛)，唐都之孙唐林被封为建德侯，唐林之子唐蔚因封地被除，徙居颖川(今河南颖川)，唐蔚之三世孙唐帽任会稽太守(今浙江绍兴)，唐帽之子唐翔任丹阳太守(今安徽当涂)。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北方战火连天，唐氏族人随着南迁队伍，更广泛地分布于南方各地。此时，唐雎一支唐翔之子唐固，任孙吴政权中的尚书仆射一职，唐固三世裔孙唐彬任晋镇西校尉、上庸襄侯，唐彬之子唐熙因娶凉州刺史(今甘肃凉州)张轨之女，遂把家安到凉州，唐熙之子唐郓任前凉凌江将军，从凉州迁居晋昌(今山西定襄)，后发展成为唐氏历史上最大郡望。唐郓之曾孙唐瑶任西凉晋昌太守、永兴侯，唐瑶之孙唐褒任后魏华州刺史、唐纯任后魏太原太守，唐褒之子唐茂任秦州刺史，唐茂之子唐翼任后魏凉州太守。南朝齐国时有三吴地区农民起义首领唐寓之，曾攻占钱塘(今浙江杭州)，后称帝，国号吴。可见，南北朝时期的唐氏族人已相当广泛地分布于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
隋、唐两朝时期，河南固始唐氏族人随陈元光开漳入闽。唐雎一支有唐瑶的七世孙唐休王景任职宰相。
宋、元两朝时期，又有唐氏族人迁居南方，由北方发展而来的唐氏已是大量的居于南方了。宋朝有晋昌唐氏族人随宋室南渡，定居江西宁都，后迁福建永定，广东潮阳，大埔，又有迁梅州及广西者。
明、清两朝时期，又有唐氏族人移居台湾，远徙海外的。至此，唐氏族人足迹遍布中国大地。
在清朝时期，闽、粤唐氏族人有的移居，进而又有人远徙海外，如当代“航运大王”印度尼西亚华人唐裕等。今丹东凤城凤山乡满族他他拉部唐氏族人隶属正红旗满洲，明崇德年间奉旨驻守奉天府(今沈阳)新城堡，后其世祖他他拉·古巴达奉命移驻凤凰城城东村，后裔今散居于凤城草河、岫岩灵沟等地。
今日，唐氏族人尤以四川、湖南、贵州、山东、安徽、广西等省区为多，这六省的唐氏约占全国唐氏人口的55％以上。 跟帖时间 2010-02-17 08:18:2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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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的各支始祖 -- 唐伯徵：驾前指挥，字远稽，号遂良，葬宁邑七都八区石都□□，而左□山午山子向，隶丁癸石墓碑记山禁员，后裔步亨及衡英竹筠三契據。元配：高氏，封安人，葬枫树山子山午向。子三：宝珍；珠；瑞。续配：谢氏，封安人，葬枫树山高安人莹同向石墓。子一：宝璌。是为善邑唐氏始祖。
唐 佑：字承裕，仕唐，任两广节度使，赐紫金鱼袋，诰授银青光禄大夫致仕，居道州鹅颈觜，继居衡州踏水桥，后迁于潭生没阙，谕葬于本邑淦田旧一百三都，今十六都十甲，地名金煙衡戌山，辰向有碑有誌有图有传有墓田十二畝。元配：黄氏，诰授一品夫人，生没葬阙。生子三：唐潼，唐灒，唐汴。是为金田唐氏在城堂始祖。
唐宁雄：仁公长子，名刚行四，唐朝中和间任丰城令避乱归归隐路过唐溪见山水秀丽遂由米嶺而迁归焉，公谋谟神断慷慨激烈正直自如既明且哲避地避地卒，创家业卒葬本都陇雲山，按米嶺古属筠州今隶奉新。元配：谌氏，五里人，卒葬与夫合墓。子二：进瞻；进稳。是为湖南浏阳唐氏始祖。
唐寿兴：丕谟之子，字松齡，号礼翁行敬四，公襟怀淡宕啸傲山水因念，祖训万邑可家遂契妻子而迁焉，其才猷经济道德文章真足垂裕后世绵远无穷迄今五百馀年。蕃衍湘赣历傅不朽者皆，公厚德之所致也，寿九十有八没葬江西万载城外涂陂真武形。元配：熊氏，没葬万载一都柞柱窝口虎形。继配：赵氏，没葬涂陂真武形与夫合墓。子二：虎，世居万邑；彪，迁居浏邑。是为湖南浏阳唐氏始祖。 跟帖时间 2010-02-17 08:12:4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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