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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十三篇 -- 第一：计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道者，令民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不诡也。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第二：作战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贵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
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
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冑矢弩，戟盾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故智将务食于敌。
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箕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第三：谋攻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又三月而后已。
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为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贻。
第四：形篇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侍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第五：势篇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之也。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张弩，节如发机。
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动之。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第六：虚实篇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能使敌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之所战者，寡矣。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故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之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应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第七：军争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
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掠乡分众，廓地分守，悬权而动。
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而不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第八：九变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和，绝地勿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朮，虽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第九：行军篇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逝世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
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
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
军旁有险阻、潢井、葭苇、林木、蘙荟者，必谨慎复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
辞卑而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其侧者，阵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缶而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第十：地形篇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
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则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
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故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驰。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第十一：九地篇
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入人之地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从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我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并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泪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如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力，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达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
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圮地，吾将进其途；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
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故为兵之事，在于佯顺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者也。
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励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第十二：火攻篇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萁、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而其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
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第十三：用间篇
孙子曰：凡兴师第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
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闻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兼死。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
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
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君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跟帖时间 2010-02-06 22:39:4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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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的帝王国君 -- 孙 权：(公元182～252年)，字仲谋，孙坚之子，吴郡富春人(今浙江杭州富阳)。三国时吴国的建立者，在位时间从公元229～252年为期二十二年，终年七十一岁。
孙权自称为春秋时大军事家孙武之后。曾任长沙太守，封破虏将军。兄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
孙权十五岁时被举为孝廉、秀才，任阳羡(今江苏宜兴)长，代行奉义校尉。公元200年其兄孙策遇害，孙权承父兄之业，保有江东。曹操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在公元203、205年先后两次出兵镇抚了山越(秦汉时的百越)，稳定了江东六郡的局势。
公元208年孙权率大军亲征黄祖，夺得江陵，然后与刘备联合，获得与曹操对峙的赤壁之战的胜利。公元211年孙权移治于秣陵，次年改为建业(今江苏南京)。
公元211年刘备为报关羽之仇，亲率大军伐吴。孙权一方面以陆逊为大都督迎战，一面向魏文帝曹丕称臣，被曹丕拜为吴王。次年三月大破蜀军。公元229年曹丕病逝，孙权即正式建立吴国，称吴大帝，国都为建业。江东六郡得以有相对安定的局面，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公元252年孙权病逝。
孙权是三国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智勇兼备的英雄。他从兄长孙策遇害身亡之日起，在五十多年的时间内据有江东。其最大功绩就是开发了东南地区，促进丁东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
和曹操一样，孙权也很重视农业的生产。大约在建安七、八年间，他就开始推行屯田。东吴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两种，采用军中编制，设置典农校尉、典民都尉、屯田都尉等官职管理屯田事务。屯田兵且耕且战，屯田户只种田，免除役事。公元226年孙权采纳陆逊的建议，扩大屯田面积，并将自己驾车的牛由八头减为四头，用于耕地。他还身为士卒先，亲自耕田，“与众均等其劳”，这些作为都大大鼓励了士农的情绪。
孙权很注意兴修水利。他在建业开凿东渠，宽五丈深八尺，把玄武湖水倾泻入秦淮河里。他又在句容开凿破岗渎运河，通往云阳(今江苏丹徒)。这些水利工程，既便于内河航运，又可供灌溉农田，还能疏泄洪水。
为了长江水战和江海交通的需要，孙权还大力发展造船业。他设置官员，监督工匠和罪犯造船，其造船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有了理想的江海交通工具以后，为了扩大势力，东吴的对外联系也扩大了范围。公元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土万人，浮海求夷州、禀州。”吴军达夷州(今台湾省岛)，开始书写大陆与台湾省岛交往的历史。
孙权还进一步巩固了对交州的统治，积极派人与海外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诸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以后，又派交州刺史出使南洋诸国，与印度建立了联系。
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孙权还多次宽赋息调。夺取荆州后，他曾下令诸将，“尽除荆州民租税”，并加强武备，崇尚节俭。公元226、231年两次下诏，放宽催收农夫所欠租税，不要再征租赋。
孙权的这些措施促进了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东吴的综合国力，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农民生活的稳定和逐步改善。
孙 亮：(公元243～？)，吴会稽王，孙权幼子，公元250年立为太子，公元252年即位时才十岁，在位时间从公元252～258年为期六年，十六岁时被权臣孙琳所废，贬为会稽王。
东吴嘉平二年孙权废太子孙和，立幼子孙亮为太子。东吴嘉平四年孙权去世，太子孙亮即位，大将军诸葛恪受遗照辅政。
东吴建兴元年(公元252年)孙亮即位，太傅诸葛恪辅政。诸葛恪维修东关东兴堤，并于堤左右结山挟筑两城，各留千人守之，引军而还。魏大将军司马师出军围攻东兴堤两城，诸葛恪率师赴救，大败魏军。东吴建兴二年(公元253年)春，诸葛恪欲大出北伐。他遣使入蜀，约姜维同举，谓魏已现亡形，吴蜀东西并出，置彼不得兼顾，破之必矣。姜维从之。吴臣多上辞劝谏不宜劳兵数出，诸葛恪不听，率二十万大军出征。夏，吴军围合肥新城，欲诱魏援军决战，但魏军不应。吴军连月攻城不克，又加炎暑大疫，士卒死伤涂地。秋，魏进救兵，诸葛恪力竭而退。
东吴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十五岁的孙亮身临正殿，亲览政事。孙亮即位不久，与当时的宗室武卫将军孙峻合谋杀掉了辅政大臣诸葛恪，改由孙峻及其弟弟孙琳辅政。然而，孙峻、孙琳都骄横跋扈，东吴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因东吴接应曹魏叛将诸葛诞失败，孙琳归罪于孙亮。当年秋添，孙亮与鲁班、全尚等谋议诛杀孙琳。孙綝获悉，起兵围宫，黜孙亮为会稽王，流放到鲁班、全尚，其结局待考。
孙 休：(公元？～264年)，吴景帝，在位时间从公元258～264年为期七年，终年岁数待考。
孙 皓：(公元242～283年)，字元宗，又名彭祖，孙权之孙，吴国末帝，在位时间从公元264～280年为期十六年，终年四十二岁。
孙皓曾被封为乌程侯。其父吴景帝孙休于东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农历7月病逝，孙皓即位。其后，他大修宫舍，残暴好杀，穷奢极欲，专横残暴，奢侈荒淫，后期更宠信佞臣岑昏，整天饮酒作乐，朝政昏暗，大失民心。
到公元280年，西晋已取代了魏国，分六路出兵灭吴，势如破竹，攻入吴境。孙皓命令将士抵挡，将领们答说：“我们流血拼命，奸贼岑昏却在这里溜须拍马，享尽荣华富贵，这怎么叫人心服，将士们谁还有斗志！”孙皓听了，自言自语地说：“如果真是这样，为了保住江山，只好拿这狗奴才来谢百姓，平民愤了。”将领们便欢呼着去捕杀岑昏。孙皓又怕岑昏一死，无人陪他饮酒作乐，赶快派人去阻止，但岑昏已经被将士们乱刀砍死。
农历3月晋将王浚的水师首先逼近建业。东吴将领有的战死，有的投降，已经没有人带兵了。孙皓急得抓耳挠腮，想不出办法来。孙皓到了山穷水尽的田地，为了活命，采纳中书令胡仲的建议，只得自己脱下上衣，让人反绑了双手，带着东吴的户籍图册，率领残存的文武百官，出城到王濬的军营前投降。至此，东吴灭亡，从曹丕称帝(公元220年)开始的三国分立时期宣告结束，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告终，中国再度统一。
孙皓被晋军押解到河南洛阳，晋武帝司马炎接见了他，请他坐下说：“我设置这个座位，等你来就坐已经很久了。”孙皓回答说：“我在南方也设了一个座位等待陛下。”晋臣贾充问孙皓说：“听说你在南方常常凿人眼珠，剥下人的面皮，这叫什么刑法？”孙皓对答说：“臣下弑君或奸诈不忠的人，就处以此刑。”说得贾充哑口无言。
司马炎将孙皓降封为归命侯，命令他闲居于洛阳。
公元283年孙皓病逝于洛阳，史称吴末帝，也称归命侯。
孙中山：(公元1866～1925年)，幼名象，原名文，字载之，字德明，号日新，简署载，又号逸仙，在日本期间自称中山樵，章士钊首以孙中山相称，后人因此尊称中山先生，孙中山的名号从此也就流传开来。广东香山人(今广东中山，祖籍河南陈留郡，先籍福建龙岩莲花村，客家人)。伟大的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先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投身民主革命：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当时他的长兄孙眉为该地华侨资本家，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激起了孙中山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他目睹清朝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联络有志之士，准备创立革命团体。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1895年2月建立香港兴中会。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897年孙中山由英国经加拿大转赴日本，结交其朝野人士。戊戌变法以后，因日本友好人士的活动，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曾商谈过合作问题，但因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合作未能实现。1904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檀香山、越南、暹罗(今泰国)、美国等地对华侨及留学生宣传革命，1905年在比、德、法等国的留学生中建立了革命团体，在此期间也与国内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建立了联系。
创建同盟会与改良派作斗争：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他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他自己也向华侨宣传和募集经费，在一些地方创立同盟会的支部。孙中山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领导的对改良派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力的思想准备。从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朝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推翻封建帝制，捍卫共和制度：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于12月下旬回国，即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中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出亡日本。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1915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9月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经日本赴上海。
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于1918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予他以很大的鼓舞。孙中山从1920年开始与苏俄人士接触，1921年12月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Ｇ.马林。1922年4月又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会见。1919年10月宣布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孙中山指示驻闽粤军回师广东，驱逐了桂系军阀。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消灭了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掌握广东军队统率权的陈炯明，于1922年6月发动叛乱。孙中山脱险后率海军反击叛军，因待援无望，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陷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他决心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加入中国国民党。1923年1月与前苏联代表A.A.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随即派廖仲恺赴日与越飞谈判。1923年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建陆海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统率各军，综理政务。与此同时，逐步加紧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以蒋中正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前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10月聘请前苏联派来的М.М.鲍罗廷为顾问。接着，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新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在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出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
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孙中山在斗争中认识到，要争取中国独立富强就必须努力推翻帝国主义。1923年12月帝国主义各国因广东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余和要求收回海关主权，集中大批军舰到广州河面对孙中山进行恫吓。孙中山在关余事件中态度果断坚决，迫使帝国主义各国在1924年5月应允照付广东政府应得的关余。1924年10月孙中山镇压广州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1924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府。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11月离广州北上。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珍贵遗产。他的主要著作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出版的《国父全集》等。
1925年2月24日以后，孙中山先生病情加恶化，全身浮肿。德国医生克利继续治疗，又请了留学日本的山东医生王纶用日本最新发明的治肺痈药水，每隔一日注射一次。连续注射七次后，腹水有加无已。至3月10日，已百药罔效，群医束手。
孙中山先生神思仍然清楚，当听到党人报告东征军捷报时，十分欣慰，并令汪精卫电告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11日孙中山先生知自己已经病危，便召集同志和家属来到床前，说：“现在要分别了，拿前日预备的字来，到签字的时候了。”汪精卫取过遗嘱，由孙夫人扶先生手执钢笔签名。夫人泪流如雨，大家也都痛哭失声。何香凝回忆说：“记得是3月11日早晨8点钟，我到孙先生的房间去看他，一见他的情形，我心里就很难过，原来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我就赶紧出来，对汪精卫讲：‘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并叫汪精卫拿遗嘱注去签。陈璧君听见了，十分不满。她还骂我：‘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我只得又对宋子文、宋蔼龄他们说，他们赶忙入内细看，也都觉得应该签了。于是大家一起走到孙先生床前，请孙先生在遗嘱上签字。在动手签字时，孙夫人流泪如雨，大家也不禁哭起来。同志们又走近床前，孙中山先生说：“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求和平统一。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张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是死了，也是瞑目的。”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民主主义革命家、爱国者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九岁。19日孙中山的灵柩由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汪精卫、张继、林森、宋子文为第一组执绋人，陈璧君为女子第一组执绋人。 跟帖时间 2010-02-06 22:36:4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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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的历史名人（四） -- 孙立人：(公元1900～1990年)，字仲伦，安徽舒城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清华大学毕业、美国普度大学毕业、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毕业。
抗日战争期间出任新一军军长。抗战八年，孙立人在国内除了参加过淞沪会战外，基本上没打过仗，他的功勋主要是在缅甸建立的。尤其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在仁安羌一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日寇，救出了七千多英军和记者，蒋中正、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
在国民党将领中，孙立人是为数不多的一位学院派将领。
孙立人1900年出生于安徽路江，十四岁时即留学美国，由此注定了他与美国一生解不开的渊源。
孙立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大学都是在清华完成。1921年作为清华大学篮球队队员，代表中国参加当年远东区篮球赛，夺得过冠军。清华大学毕业后，孙立人进入美国的普渡大学就读，两年后，进入美国维吉尼亚军校，孙立人在这座被誉为南方的西点军校完成美式军事教育，是军校中早期为数极少的中国人。在美国就读期间，酷爱篮球的孙立人还曾在二十二岁那年作为中国篮球队的主力后卫，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
1927年归国，原本分配到设计院做工程师，但目睹了国弱民穷的现实后，二十七岁的孙立人毅然投笔从戎。而幸运的是，他赶上了一个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时代，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军事观念，在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战斗中，孙立人履历奇功，而在第五次围剿中其与美国专家合谋的“铁壁合围”计划，将红军两大著名将领彭德怀、林彪打的全军覆没，几乎把中央红军逼入绝境，被迫开始了漫漫长征路。很快，孙立人就成了国民党中引人注目的新星。
1932年加入宋子文创建的税警总团，到1937年，孙立人就任国民党特种独立团上校团长，成为了国民党青年军官里的佼佼者，后来逐步转为正规陆军，但一直被军界正统黄埔系视为异类，也难获得以黄埔军校“家长”著称的蒋介石的欢心。
1937年10月在淞沪抗战中，孙立人任第二支队少将司令官，他的部队在周家桥战斗中，成功破坏了日军机械化橡皮桥，日军七次渡河都被击退，孙立人也在战斗中被榴弹炸伤。尽管上海沦陷，但孙立人的特种团还是打出了国威军威。
淞沪战役后，孙立人的税警总团改组为财政部缉私总队，他担任中将总队长，1941年所部又改编为陆军新三十八师，孙任中将师长。武汉沦陷后，孙立人已成为第一军军长，而第一军以及他的命运也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几乎改写了整个二战的走向。
1941年后，盟国设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任中国战区司令，美军第七师师长史迪威中将任中印缅战区的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1942年2月日军入侵缅甸，英国向中国求援，蒋介石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奔赴东南亚战场，驻守缅甸中部的曼德勒。
1942年，正是日寇在太平洋战场最猖狂的时期，为配合美国太平洋作战，打通缅甸公路，国民党派遣了孙立人在内的第一军为主力的中国远征军，向盘踞东南亚的五万日寇发动进攻，无奈，他们遇到了装备远强于自己的日寇王牌部队，经过五昼夜的激战，第一军力不能支，兵困野人山，直到美国前来救援才得以撤离到印度。
当时，杜聿明以中国远征军司令部的职权，一入缅就把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调得四分五裂，只给孙立人留下一个团的兵力防守缅甸重镇曼德勒，当八千日寇包围七千英军于仁安羌的时候，孙立人又奉命以一个团不足八百人的兵力支援英军，这无疑是自杀式的命令。那时日寇战斗力正处高峰期，一两个师团就可以横扫东南亚各国，十几万英联邦军队在东南亚战场兵败如山倒。孙立人对于这样的命令力争无效，只能亲赴沙场以必死决心与部下共命。由于战法得当，加之日寇过于轻敌，他率部在两天之内把包围的日寇打垮了，将英军全部解围出来，创造了奇迹。这次战斗成为盟军中印缅战区第一次缅甸战役中惟一的一次胜仗，战后孙立人荣获英国女皇帝国司令勋章以及美国丰功勋章。
后来，孙立人在掩护中国远征军撤退时，没有听命上司杜聿明的命令，指挥所属新三十八师跟随英军向西面撤退到印度，这件事后来闹到蒋介石那里，却不了了之，这是因为撤到印度的中国军队终究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与远征军主力跋涉缅北野人山，近万兵士病饿而亡形成强烈对比，再加上英美协议改组孙部为中国驻印军，协防印度，给予最新美式装备，并计划扩充为三个军，故蒋介石对孙立人又倚重起来。但从此也种下黄埔系众将领对孙立人的更大不满与排斥，也成为日后国共内战东北战场上孙立人与上司杜聿明尖锐矛盾的原因。
仁安羌战后，新三十八师掩护英军撤退。4月下旬，英军撤过曼德勒后继续向西逃往印度。中国远征军副司令官杜聿明拒绝了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命令，决定率军向北撤回云南。孙立人奉命率新三十八师为第五军殿后。5月9日，杜聿明见滇缅公路上的密支那已被日军占领，急令各部向西北穿越野人山回云南，并要新三十八师继续殿后。孙立人当即表示反对，认为绕过密支拿经野人山路途较远，且道路艰难，渺无人烟，给养样困难。而目前远征军尚有四个师，不如集中兵力，趁敌立足未稳，夺回密支拿，沿滇缅公路回国。杜聿明不听。孙立人便拒绝服从杜的命令，而按照史迪威和司令官罗卓英的命令，率新三十八师向西撤往印度。撤退途中，他亲自端起冲锋枪率领士兵冲锋陷阵，打垮日寇多次阻击。部队装备不但没有损失，还收容了数以千计的难民和英印散兵。
5月底，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边境。不料英驻印边防军竟要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见英国佬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顿时怒火填膺，下令部队准备战斗。刚巧，被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军第一师师长正在该地医院治病，闻知情况后，警告当地英军将领说：“这支中国军队是最能能打仗的，不信你去看看再说吧！”英军将领将信将疑来到新三十八师营地，孙立人拉出一支仪仗队，在营门口迎接。二百名精壮士兵，往营门口一站，就是一堵墙。士兵们军装是破了点，但枪支雪亮，个头是矮了点，但精神饱满。仪仗队前头，摆着两门小钢炮，四挺重机枪。英军将领大为惊异，他见过从缅甸败退回来的英军，为保老命，不用说枪炮，连衣服裤子都扔掉了，只穿件裤衩跑了回来。而中国士兵硬把钢炮和重机枪都扛了过来，真是不可思议。英军将领问中国机枪手是如何把重机强扛过来的？中国兵立正大声回答：“武器是我们的生命。人在武器在。”英国佬听后，明白了个中道理：武器是中国士兵的生命，你要缴他的枪，能答应吗？孙立人接着领英国人参观营房，并安排了军事表演。英军将领看完后肃然起敬，态度为之一变。第二天，新三十八师军容整齐地开进印度。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十响以表欢迎。
1942年8月，先后到达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进驻印度兰姆珈训练基地，番号改为中国驻印军。开始装备美械和训练。10月，中国驻印部队改编成新一军，郑洞国任军长，下辖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师。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大举反攻。
野人山之败被孙立人视为一生最大的耻辱！经过两年卧薪尝胆，1944年，在印度整编的新一军再次出击，与盘踞缅甸的日寇展开殊死战斗。他们的对手是拥有山地战之王称号的日本田中新一中将指挥的日寇第十八师团，下辖第一一四、五十五、五十六联队，共有兵力三万两千人。该师团是日寇的一支王牌部队，参加过进攻上海和南京的作战，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它在新加坡曾以三万多人的兵力迫使八万多英军缴械投降，后投入缅甸作战，有“丛林作战之王”的称谓。
结果，缅甸会战不仅成为了新一军的雪耻之战，更成为了中国抗战的雪耻之战。面对在中国曾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的日寇第十八师团，中国军人同仇敌忾，猛打猛冲，而孙立人所制定的快速切入，两翼冲击的战法，更令日寇第十八师团始料不及，这种战术是侵华日寇时常使用的，却为孙立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新一军的攻击速度与强大的战斗力，更令日寇难以抵抗。原本势均力敌的会战演变成了中国军人对日寇的大扫荡，日寇师团长田中新一哀在当时叹道：“这不是战斗，是屠杀”。
10月24日，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开始攻击前进，29日即占领新平洋。当被俘的日寇被带到师长孙立人将军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日寇第十八师团的兵士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在孙立人手下当然在劫难逃。结果！缅甸会战中投降的一千两百名日寇官兵，统统被孙立人以活埋的方式杀掉。唯一生还的日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活埋一千两百名倭寇的事件是二次大战中比较大的杀降事件，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美国方面大为恼火，认为这将使日寇此后更加顽强地进行抵抗。然而其结果却是：所有的日寇军队一旦闻得新一军的威名，皆望风逃窜。
1945年春，新一军兵不雪刃占领仰光，缅甸全境光复！孙立人将军名震全球，成为二战中与张自忠将军齐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将领。新一军在历时两年的第二次缅战中，共击毙日寇三个联队长以下三万三千余人，击伤日寇七万五千余人，俘虏大尉以下军官三百二十三人，缴获大炮一百八十六座，战车六十七台，汽车五百五十二辆，攻取公路九百五十八公里。新一军自身伤亡一万七千人。
战后，因不满蒋中正的内战政策，孙立人托病在家。
1945年3月8日晋升为陆军少将军衔，当时已担任新编第一军军长十个月之久。
1948年9月22日晋升为陆军中将军衔。
1949年逃往台湾，去台后在8月出任台湾防卫司令、陆军总司令等职。
1951年5月晋升为陆军上将军衔，当时蒋中正对台湾军力进行嫡系大接替，孙立人因同美国关系密切，而成为唯一的非嫡系高层将领，同时也遭到嫡系将领的嫉恨。
1954年6月调任总统府参军长，1955年僚属郭廷亮等七人涉嫌叛乱被捕。尽管他小心谨慎，但猜忌心极重的蒋中正还是以莫须有的“兵变”罪将孙立人解除一切职务并软禁了三十年，但仍然享受上将薪俸。
1980年，孙立人请辞二级上将军衔。
1988年台湾当局宣布对他看管结束，这时的一代抗日名将早已垂垂老矣，他被软禁了半生，堪成张学良第二。
1984年，作为蒋经国的私人代表，孙立人将军曾秘密访问大陆，与邓小平举行了亲切会谈。
1990年，孙立人在台北病逝，终年九十一岁，他最终也没有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的那天，不能不说是终生遗憾。
孙 震：(公元1892～1985年)，字德操，四川成都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西安陆军第二中学堂毕业、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
孙震原是川军将领刘湘部下，曾任川军第二十七混成旅旅长，1924年3月20日被北京将军府授予将军，川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第四十一军军长。
1935年4月升任第二十九军军长，1936年2月25日授陆军中将军衔，担任第二十九军军长。
1939年5月2日加上将军衔，担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等职。
1946年任郑州绥靖副主任、华中剿总副司令等职。
1949年12月，他偕杨森逃往台湾。1950年3月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晋升为后退役，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85年9月9日，孙震在台北病逝，终年九十四岁。
孙 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级陆军上将。
1958年11月晋升二级陆军上将军衔，1993年2月～1994年12月担任“国防部”部长，后担任台湾省“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孙承勤：(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潜艇基地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孙建国：(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潜艇基地副司令员。
孙 健：(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海军政治学院副院长。
孙中元：(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济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
孙玉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
孙庆礼：(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
孙徳贤：(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
孙柏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孙 伦：(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局长。
孙川流：(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
孙中国：(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学院院长。
孙华锋：(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总部水电指挥部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孙树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辽宁省武警总队政治委员。
孙树仁：(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
孙培才：(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吉林省武警总队政治委员。
孙嘉诚：(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辽宁省武警总队政治委员。
孙桐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三集团军总指挥。
孙殿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新编第四路军总司令。
孙 楚：(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十五兵团司令官。
孙 渡：(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孙良诚：(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二路军总指挥。
孙蔚如：(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孙元良：(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孙焕彩：(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十二军附员。
孙玉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七军第二六一师师长。
孙福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官。
孙铁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三十六军第一六五师代理师长。
孙宗玖：(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江苏省保安一旅旅长。
孙继周：(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二兵团独立旅副旅长。
孙进贤：(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八军第二三七师师长。
孙常钧：(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兵团司令部高参。
孙天放：(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江苏省保安副司令。
孙长胜：(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职务待考。
孙明瑾：(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预备役第十师师长。
孙滔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军备局局长。
孙晋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中将，台湾省海军政治作战部主任。
孙淳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中将，台湾省海军司令部参谋长。
孙明高：(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法制司法规管理处处长。
孙宜成：(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少将，台湾省海军总司令部舰令部政治作战部主任。
孙福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后勤署副署长。
孙春来：(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军事管制区及海防部计划处处长。
孙锦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航空指挥部副指挥官。
孙德平：(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空军少将，台湾省空军屏东联队副联队长。 跟帖时间 2010-02-06 22:32:2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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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的历史名人（三） -- 孙云铸：(公元1895～1979年)，江苏高邮人。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
孙云铸1895年出生于江苏高邮，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他留校任教。
1927年孙云铸在德国哈勒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担任北京大学古生物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孙云铸在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教授兼主任。
1946年北京大学复校后，孙云铸担任地质系教授兼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云铸继续在北大任原职，还兼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1952年，孙云铸出任地质部教育司司长。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质学部委员。1960年他担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1月6日孙云铸在京病逝，终年八十四岁。
孙云铸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历任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并多年担任北京地质学会理事长。孙云铸还是中国古生物学会主要创始人，第一届会长，其后多次被选为理事长。1952年他还当选为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第一任理事长。1978年他又被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推荐为名誉理事长。
孙大中：(公元1932～1997年)，山东威海人。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孙大中院士1932年6月20日出生于威海，幼年时全家迁居天津。解放不久，随经商的父亲到香港，就读于香港华南中学。返回内地后入南开中学学习，在地理老师和高年级同学的影响下对地质学产生了兴趣。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进北京地质学院。1955年大学毕业，在合肥工业大学地质系任教。其间曾先后回母校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分别师从前苏联专家拉迪什教授和郭承基教授进修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矿物地球化学。1958年底晋升为讲师。1964年调到地质部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现国土资源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残酷迫害。彻底平反后，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地层构造研究室副主任、早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室主任、同位素地质研究室主任等职。1991年获地矿部首批由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2年底调入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分部(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主持所务工作。1997年5月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孙大中院士生前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协广东省第七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78年以来历任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三和第三十四届理事，中国地质学会前寒武纪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国际地科联地层委员会前寒武纪分会通讯委员、投票委员，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217项——“元古地球化学”中国工作组组长、92项——“太古地球化学”中国工作组副组长，太平洋科协中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科协副主席，广东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第一任会长。
孙大中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前寒武纪地质和地球化学家，他为我国的前寒武纪地质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四十多年来，我们的国家和他个人历尽了风雨坎坷，但他报效祖国的热忱不变，追求科学真谛矢志不移。好学、善思、勤奋使他在前寒武纪地质科研领域多有建树。辛勤耕耘的收获凝聚成7部专著(合著)，约一百二十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并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部级科技成果一、二、三等奖项共八次。
孙本忠：(公元1897～1968年)，字瓞绳，江苏吴江人。著名桑蚕育种家。
孙本忠的父亲在乡间教私塾为业。家乡张港位于太湖南岸，盛产稻米、生丝。孙本忠童年随父母养蚕，而产生了兴趣。
孙本忠九岁开始上学，十五岁小学毕业。是年父亲病逝，家境衰落，赖长兄接济，读完苏州甲种农业学校。二十一岁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在该校读书全部公费。在校期间受“五四运动”影响，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振兴国家，必须发展经济；要对国家有所贡献，非有专长不可。
1921年孙本忠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入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任技术员，从事蚕丝事业的改良工作。1924年得到母校农科主任邹秉文的资助赴法国深造。先入蒙贝里农业专学校蚕科学习二年。结业后考入里昂大学动物学系，研究蚕体生理。1928年通过《家蚕中肠细胞的细胞生理研究》的博士论文。该论文在分析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应用组织化学方法，动态地观察了中肠细胞的变化，指出中肠的表层细胞由圆筒形和杯状两种细胞所组成。前者有分泌和吸收作用，后者有分泌保护液保护中肠表层细胞的作用。这一成果，受到国内外昆虫学家的重视。
1928年孙本忠学成回国，任江苏省农矿厅蚕丝技正，负责全省蚕丝改良工作。1929年兼任江苏省立蚕桑试验场场长。因不善交际，短于行政工作能力，1930年由邹秉文(时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介绍入中央大学任教授兼蚕桑系主任。两年后，经梁希介绍，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兼蚕桑系主任。1933年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专横、压制和排挤有声望的农学院院长，以至被迫离职，引起公愤，大部分教职员工随后离职他去。孙本忠也同朱凤美等一起应民国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之聘去该所，孙任技正兼蚕桑系主任。这时他风华正茂，决心以改良蚕品种作为终身事业。于是，在南京孝陵卫开辟桑园，建造蚕室，购置设备，开展正规化的家蚕选种工作。
早在元朝王祯的《农书》中已强调蚕品种选择的重要性，对蚕种繁育注意选茧和选蛾；在《务农新书》中也有“养蚕之法，蚕种为先”的论述；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由于不同地区的地理间隔，茧色显著分为黄、白两个系统，不同茧色品种问杂交表现出复杂的遗传现象，又在二化性与一化性品种的杂交种观察到杂种优势的现象。迄至清朝，江、浙、川、粤等我国主要蚕区已各自形成当地生态条件的蚕品种。我国近代家蚕育种工作，从1897年浙江杭州西湖蚕学馆开始，最初均用地方品种进行改良。1916年以后用集团选择法选出诸桂、新元、大元等地方品种，当时生产上繁育的蚕种都是纯种(又名“土种”)。
二十年代起，学习日本推广一代杂种的先进科学技术，我国开始繁育一代交杂种(又称“改良种”)。当时农村生产的改良种是一化性和二化性交杂种。一化性蚕品种有诸桂、洽桂、翰桂、化桂和西巧、西洽等；二化性品种有华5、华6、华7等品种。一代交杂种产茧量远比地方品种(土种)高。孙本忠早期的育种工作是从蚕品种资源调查入手，1933年他搜集到地方土种六十六个，国内外引进改良种三十三个。通过比较试验，选出优良土种一个，改良种九个。1934年又征得新土种一百零四个，选出丝量较多的土种四个，引进国外蚕品种一百零二个。1935年将选出的优良土种和改良种继续纯系选择，改进提高。据调查资料统计，当时的农家土种平均茧层量只有0.157克，茧层率只有12.8％，而从日本引进的改良种欧16×中14，茧层量为0.296克，茧层率则为18.4％，从而引起了他对改良种的兴趣。但是他发现，我国农家土种在强健性、丝的强力、伸度等品质指标上有特具的优良性。在研究整理农家土种过程中发现农家二化工种黄皮蚕抵抗力强。他一手抓本地种的选择改进，一手抓引进改良种的利用，这种研究方法后来被证明在培育体质强健、产量高、丝质优的夏秋蚕用品种是有效的。
他除了在实验室亲自养蚕选种外，还非常关心祖国蚕丝业的发展，曾在电台广播了《中国蚕业复兴有望》的演讲，称“国人对蚕丝业之经营不知随时代之进展而改进，至今国际市场全被日、意生丝所占领。”他指出，我国有宜蚕宜桑的独厚条件，同时列举历年人造丝与天然丝同步增长的数据，指出世界对人造丝与生丝的消费是并行不悖的，一扫国内种种悲观情绪，论证我国蚕丝业的复兴确有希望。在我国蚕丝业奄奄一息的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他还注意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如发表了译著《欧洲蚕品种改良之研究》，详细介绍法国G.科塔尼(Cotagen)首创的家蚕单蛾育选择法。并通过他自己的选种工作，确立了纯系选种和蛾区选择、个体选择等育种方法，为我国家蚕系统育种方法奠定了基础。1937年他发表论文《家蚕育种时试验技术之研究》，指出，国外蚕育种的论文偏重于遗传分析方面，而对如何提高蚕育种的效率，改进蚕品种试验技术，缺少研究。他采用生物统计原理，开展了蛾区试验时蚕箔定位、蚕茧抽样方法及选种规模的研究，指出蚕匾的按组随机排列法，不必经常调匾，也可以消除蚕室内因位置不同而产生的环境误差。提出每蛾区种茧调查抽样以抽取雌雄各二十五颗茧，以及不同育种试验饲育蛾区规模的标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随中农所内迁，颠沛流离，先后借用湖南省长沙农校蚕室、四川丝业公司北碚制种场蚕室，南充蚕丝试验场、西充制种场等蚕室继续他的育种工作。这时他的育种工作有了发展。除继续开展土种试验外，已重视改良种如华-8、洽桂等的利用，并从纯系选育发展到杂种鉴定技术的研究。他采用一亲杂交试验(现在通常称为顶交法)，从众多的蚕品种中选拔出普通交配力优良的品种，然后经特殊交配力测定，选出最佳的杂交组合供生产应用。
抗日战争期间，他的主要业绩是通过杂交育种方法，育成具有黄皮蚕特点的新品种“中农29号”。
1933年他在杭州笕桥农家发现一种与普通白皮蚕不同的黄皮蚕土种。经饲育观察，茧层量仅0.15克，茧层率只有13.6％，但抗热力极强。乃选择当时的多丝量品种欧8号与其杂交，次代夏蚕遇40.5℃高温，其他品种蚕儿全部死亡，但该种仍有半数结茧。于是继续杂交改良，先后导入日110、中107等多丝量血缘，并竭力保持黄皮蚕抵抗力强的性质，前后经七年二十代的选育，于1940年育成黄皮蚕种“中农29”。本种与改良种洽桂(白皮蚕)制成的一代杂种，比引进种华6×洽桂产丝量高出16～20％，并有减蚕率小、解舒优良的特点。但是，黄皮体色是隐性性状，与白皮蚕杂交后，一代杂种为白皮，遂根据孟德尔遗传原理，体色与斑纹显隐性规律，再将洽桂改为黄皮种，在1945年育成了第二代黄皮种3011。这样，中农29×3011号的一代杂种，饲育时完全具有黄皮蚕特性。该种先后发到江、浙、川、新等地农村少量推广。黄皮蚕品种的选育，可以说是他一生从事皮斑育种的开始。
此后，他又选育了几对家蚕实用新品种。他认为，新蚕品种选拔是最简易而又快速的育种法，指出，有的纯种性状表现很突出，但杂交后不一定是表现最好的。因为生产上使用的是一代杂种，故直接将现成品种，通过杂交组合的鉴定(包括顶交试验)，选拔出普通交配力和特殊交配力最优良的杂交组合，可直接供生产应用。镇江1号×镇江2号就是运用这一方法选出的。选出后继续纯系改良，以后又经多年区域试验，在华东农村推广，发挥了增产作用，从而获得了农业部的奖励。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农所迁回南京孝陵卫。1947年孙本忠继续开展双杂交试验。1948年在《中华农学会报》上发表了《家蚕双杂交试验》的论文，指出双杂交种的利用有利于提高蚕种繁育系数。1948年底作为中农所的嘉兴工作站，借中国蚕丝公司嘉兴蚕种场养蚕。1949年5月嘉兴解放。当时，中国科学社等四个学术团体在北京发起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聘他为委员。7月赴北京出席筹备会议。周恩来在致词中阐述了政治与科学、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对他启发很大。同年，蚕桑系迁回南京。1950年2月中农所改名为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
从1949～1950年，孙本忠开展了褐圆斑纹限性种和普通斑纹限性种的杂交育种工作，即利用褐圆斑纹乌龙三眠白蚕与普通斑纹限性种中116杂种一代和新改良种华8、沄汗、沄文等杂交。当时他想，褐圆皮斑限性种育成后，农民可以在小蚕期弃去雌蚕，专养雄蚕，因为雄蚕茧的出丝率高，丝长长，丝质好，约可增产生丝10％。同时，皮斑限性种的育成，可以在蚕种制造过程中提高雌雄鉴别的正确性，提高鉴别效率，降低蚕种生产成本。从他的育种历史联系到他后来育成皮斑限性种“镇3”、“镇4”，限性卵(黑白卵)蚕品种的改良，以及药物添食改变雌雄蚕性比，以求多产雄蚕等试验，可以看出他不断革新杂交育种技术，从皮色育种(黄皮蚕)发展到斑纹育种(褐圆斑和普通斑)，以后又进行卵色限性育种，最终目的是实现雄蚕饲育，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他不断革新杂交育种技术和方法的主要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亲本选配上首创成对品种利用法。即选原来就具有较优良的配合力，杂交后仍能保持很好的配合力。二，通过同限性斑纹原始品种中116杂交，转育成许多具有经济实用价值的斑纹限性新品种，并用回交改良法，不断改进新品种的经济性能。1963年前后在江浙农村进行双限性品种镇3改×镇4改的普及推广，比日本推广限性蚕品种早多年。三，采用品系问互交，制成双交杂种，并予以推广，以提高原蚕体质，增加蚕种繁殖系数。双杂交方法应用于蚕种繁殖是孙本忠的独创，不仅互交原种比纯种抵抗力强，容易饲养，产卵量多，而且可以解决种场秋繁问题。至今仍在生产中应用。
1951年12月24日华东蚕业研究所(后改为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正式成立。孙本忠被任命为研究员兼养蚕系(后改为蚕种研究室)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家蚕育种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948年，他就组织蚕品种座谈会和研究会，发动华东各蚕种机构共同开展蚕品种鉴定，选拔优良蚕品种。
1955年他在全国蚕桑选种和良种繁育会议上，主持制定了家蚕选种工作试行方案，经中央农业部批准实行。五十年代初，他领导编写了蚕品种保育、选育、鉴定等工作细则，重新设计了一套纯种选育与杂种鉴定的调查记载表格。1956年他参加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中有关家蚕育种的长远规划制订工作。1957年他考察了四川和广东蚕品种改良工作，提出了改进育种工作的指导性意见。
1960年他亲自编写了《中国养蚕学》的第二章《蚕的品种及其选育》，总结了新蚕品种选育的方法和经验。加上他历年发表的有关蚕育种试验等论文，以及生物统计等方面的各种讲义，构成了他对我国现代家蚕育种工作的规划、设计、理论、技术、经验总结的大全，堪称为我国现代家蚕育种学的奠基人。
孙本忠于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江苏省常委。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他被聘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63年当选为中国蚕学会理事长。以后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孙本忠受到迫害。1967年患食道癌，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于1968年８月10日谢世，终年七十二岁。临终前，他念念不忘一起工作的同志，叮嘱子女将他最后写的论文交给国家，将专业书籍捐献给蚕业研究所。他为祖国蚕业科学献身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孙 羲：(公元1914～今)，别名师贤，安徽安庆人。著名农业化学家。
孙羲1914年3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县，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并读完初中。高中时，他先就读芜湖高中，后进入上海惠灵中学，并跳班提前一年毕业。他在上海耳闻目睹殖民主义分子在我国领土上为所欲为、肆行无忌、深感痛心，遂矢志努力学习，走“科学救国”之路。1931年他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农业植物学系学习。当时农学院缺乏基础课教师，便去理学院选修生物化学，这为他以后研究农业化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35年获学士学位后，进入浙江大学代办的高级农校担任教员。1937年转入浙江省土壤研究所任技术员。同年，开始了全国的抗日战争。11月研究所解散，他离开杭州来到成都，在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43年进入成都川康农工学院任副教授兼金陵大学副教授。这一时期，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经常飞到成都投掷燃烧弹，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很大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杭州，被聘任为浙江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并代理农业化学系主任，常参加浙江大学校务会议，时有机会与竺可桢校长一起开会讨论和接触，长期接受竺可桢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专横的科学精神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理想的熏陶。正是这种精神风范鼓舞着他树立为我国科学事业而献身的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聘为浙江农学院教授。1952年被聘为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兼任复旦大学教授。1957他编著了我国第一部农业化学教材，并被教育部评为较好的教材。以后陆续主编和编写了十部教材和专著，为我国农业化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农业化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但他并没有失去信心，坚信科学知识在中国不远的将来定会得到重视。就在那不准他上讲台的年代里，他编写出了《植物营养和肥料》、《水稻营养与施肥》两部讲义。
孙羲一直坚持科学研究为教学服务，以科学研究推动教学，而科研教学又必需与生产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在开展教学工作的同时，从不间断科研工作。将植物生理生化学科的理论和手段引入植物营养研究是他的突出贡献之一。他对植物营养机理、有机营养等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均享有较高声誉，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用中、英文发表了科技论文六十余篇，对丰富和完善植物营养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孙羲曾先后担任浙江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主任，全国农业化学教材编审组组长，中国土壤学会理事兼第一、二届农业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土壤学会会员，浙江省土壤肥料学会理事长，浙江省第四、五、六届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兼农业化学卷编委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讯评议专家组成员等职。1984年被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精心培养大批土壤农化专业人才。
从1935年执教起，孙羲已在土壤农业化学讲坛上执著地耕耘了五十多个寒暑。他工作兢兢业业，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土壤农化人才，为我国土壤农化教育事业和土壤肥料科学的崛起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从教以来，他先后在他任教过的大专院校开设和主讲了土壤学、肥料学、植物生物化学、植物营养原理、农业化学、植物营养化学和高级农业化学等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共主编和编著教材和专著十部。另外，1974年还为援外水稻技术人员进修班编写了《水稻营养的化学诊断》和《土壤农化讲义》。
1981年农业部教育局指定浙江农业大学由孙羲负责主办全国高校农业化学师训班，培训了五十四名农业化学教师，为加强我国的农业化学教育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羲不但农业化学理论功底博大精深，而且植物生理生化基础扎实。他讲授的课程内容深入，知识面广，深受学生欢迎。他治学严谨，工作一丝不苟，体现了一位科学家崇高的科学态度和品德。他对学生的学习与科学研究要求很严，并十分注重德育培养。1962年开始招收“作物营养与施肥”学科的研究生，当时没有学位制度。1979年起正式培养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招收国内博士研究生。1989年他的博士点被国家教委批准为首批招收外国博士生的博士点，同年就招收了三名用英语授课的外国博士生。到八十年代末为止，受他培养过的本科生已达一千三百多人，硕士研究生十七名，博士研究生九名。他的学生已经在国内外土壤农化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成了学科带头人，一大部分成了学科的骨干力量和后起之秀，可谓桃李芬芳满天下。为表彰孙羲在高教事业上的突出贡献，1990年国家教委特发荣誉证书予以表彰。
孙羲对自己的生活考虑很少，充分利用时间多做实事是他突出的特点之一。在他七十五岁寿辰之际，他的助手和学生们要为他祝寿，他婉言谢绝说：“还是让我们利用这点时间多做些工作吧。”1986年孙羲赴联邦德国和法国开会，省吃俭用积下七百多美元，他没有给夫人买一件礼物，全部上缴给了国家。所有这些正是对“求是”精神的发扬与光大，他的无私奉献精神也不断地鼓励着学生们为我国的农业科学事业而努力学习。
四十年代初，孙羲开始了植物营养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对水稻施肥、水稻根系活力生物化学诊断、水稻氮素和钾素营养以及棉花钾素营养生理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取得了较大成果，“钾对作物的营养作用机理与缺钾诊断”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其中钾对棉花叶片角质层、蜡质层发育的关系研究成果，经国际联机检索属填补国际空白。此项成果被联邦德国李比希大学K.Mengel教授引用到他编著的《植物营养原理》第四版教材中。七十年代末，他在总结我国历史上施用有机肥料与作物产量和土壤肥力关系的基础上，发现我国之所以千百年来作物产量续有增加，土壤肥力也不断更新，是因为我国有长期施用有机肥料的优良传统。但由于有机肥的供肥特性与作物的生育需要往往不相协调，因而增产幅度很小。为了揭示有机肥料的营养作用和供肥机理，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施肥传统，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施肥体系，孙羲开始了有机肥对作物的有机营养以及对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的作用机理研究。“六五”和“七五”期间被列入农业部重点项目。经十几年的深入研究，证明了有机肥中有机养分的直接作用及其优越性，从土壤生物化学角度揭示了有机肥料提高土壤肥力的机理，还发现通过有机无机肥配合不但可解除有害氨基酸对水稻的毒害作用，而且效果超过等量的无机氮。这些探索性工作在国际上均尚未见报道。其中“有机肥料营养作用机理研究”获得了1989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七五”期间由他主持的农业部重点课题“有机肥改土供肥机制及施肥技术研究”项目，于1991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孙羲提出了植物的矿质——有机营养理论。这是对李比希矿质营养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孙羲在有机肥料和有机营养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同行们的关注和承认，国外一些高等院校来函来人联系要求派人前来进修和搞科研合作。1986年联邦德国慕尼黑科技大学曾派人来进修和开展有机肥方面的研究工作。1988年波恩大学农业化学研究所与他共同向德方基金会申请了“有机肥对中国东南部主要水稻土磷、氮动力学的影响”合作课题。经双方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对方主持人W.Wrener教授对双方的合作十分满意，给予了很高评价。
在我国十几个省分布着大面积的红壤，且气温高，雨量充沛，地形多在低山丘陵，有着广泛的开发利用前景。但由于土壤酸性强，铝离子含量高，土壤结构差，作物产量低。过去红壤改良仅从土壤性质的改良单方面着手，耗资大，时间长，效率低。孙羲在从事多年植物营养遗传特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通过改变植物的遗传特性，以选育出能适应在红壤上生长的作物品种来开发利用红壤资源的崭新设想，引起了国内同行们的极大关注。近年来他与他的助手们已开展了一些探索性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填补了国内这一研究的空白。目前他们正以满腔热情致力于耐酸、耐铝的大、小麦品种筛选及有关遗传特性的研究工作。
孙羲虽已年过七旬，但精力充沛，雄心壮志不减当年，在他未来计划中还列着许多新的课题。目前他正在废寝忘食地伏案著书立说，立志要为创办国内外一流水平的农业化学学科贡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
孙冶方：(公元1908～1983年)，原名薛萼果，又名孙勉之、宋亮等，江苏无锡玉祁礼社人。著名现代经济学家。
孙冶方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农历9月30日生。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在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时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考入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1月任中共无锡支部第一任书记。同年7月赴上海任沪西工人联合会宣传员，调查研究工人运动。9月赴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夏毕业后任东方大学中国班课堂翻译。翌年初调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原为中山大学)任政治经济学翻译。后因受王明宗派集团的迫害，于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9月回国，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先后担任上海人力车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沪东区工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1月因沪东区工会机关被破坏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又遭特务逮捕，被关押一星期，由邑人陈翰笙、钱俊瑞觅保获释。后随陈翰笙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先后参加江苏、广东等地的农村经济调查，期间发表《农村经济的对象》、《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私有、村有、国有？》等颇有影响的论文。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春赴日本进行调查研究，同年9月回到上海，参加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等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任《中国农村》杂志编辑。他深入农村、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如何维护民族工业》、《论财政资本——帝国主义》等论文。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初，经沙文汉、陈修良介绍，恢复了党组织关系，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在上海编辑出版《译报》、《上海周报》等刊物，并在文艺界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输送大批文化人士和青年去抗日根据地。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6月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在盐城，他化名宋亮，先后担任中共华中局宣传部宣传教育科科长、华中局党校教育科科长兼马列主义课教员。同年7月13日，他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和轻视理论的倾向，给刘少奇写信，请教有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刘少奇当天就回信(即《答宋亮同志》)肯定了他的看法，并详述了革命理论对指导革命运动的重要意义。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4月孙冶方调任中共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长，领导地委党训班开展整风。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历任中共华中分局财经委员会委员、苏皖边区政府货物管理局副局长、淮南行政公署财经办事处副处长兼路西专署财经处处长、中共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致力于解放区的财经和军队物资的供应工作。
上海解放后，孙冶方任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1954年调任国务院统计局副局长。后赴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及湖北、湖南、江苏、广东、上海等地进行考察，撰写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从“总产值”谈起》等著名论文。1957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孙冶方连续撰写了《关于等价交换原则和价格政策》、《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研究报告和内部讲稿，强调价值规律，指出利润是企业技术水平高低、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标志。由此引起激烈的争论，受到诬陷和迫害。1965年秋孙冶方被撤销职务，并下放农村劳动。1968年4月4日起，孙冶方被监禁在北京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他身陷囹圄，心向真理，决心要写好《社会主义经济论》。狱中没有纸和笔，他就用打腹稿的办法反复默写。1975年4月10日获释。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孙冶方不顾身患重病，积极参加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斗争，广泛而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经济研究所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他到西北、西南地区进行调查与考察开发计划，还赴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考察。1979年4月回到故乡无锡，参加全国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作了《价值规律的内因论和外因论》的学术报告。会后，他留在无锡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同年夏，孙冶方身患肝癌，病情严重恶化。在医疗期间，他仍坚持研究工作，继续整理和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等专著，还写了《重视理论，提倡民主，尊重科学》、《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等23篇经济论文、两篇文艺评论、一篇党史资料。
1982年9月孙冶方抱病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16日，为表彰与学习孙冶方，中共社会科学院机关党委通过决定，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
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五岁，骨灰撒入故乡太湖。
孙叔平：(公元1905～1983年)，安徽萧县人。著名现代哲学家。
孙叔平七岁上私塾，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波及全国，私塾停办，孙叔平进了本乡的高等小学读书。1921年高小毕业，考入江苏第二中学(今苏州中学)理科班就学。
1923年孙叔平初中毕业。回乡当了一年小学教师。这一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接触了当时的一些革命工作者，他们给他讲了中国的现实和出路以及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1924年孙叔平又回到江苏第二中学高中部读书。当时正是中国大革命的初期。他不再埋头于数理化学习，而转向文学，想用文学来唤醒民众，挽救中国。
1926年孙叔平高中未毕业，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外语系。此时，北伐开始，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这一胜利使孙叔平很受鼓舞。年底，他不顾长江下游尚在孙传芳控制下的危险，只身前往武汉。当时有两本书对他影响很大，一本书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另一本书是布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使他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1928年初孙叔平回到萧县参加了党组织。从此，他开始了在徐州地区进行白区地下工作。1930年冬孙叔平调徐州特委工作。1931年春孙叔平任铜山中心县委书记。1932年11月徐州特委书记被捕，孙叔平代理特委书记。当时环境紧张，居无定处，那些叛变做
了特务的人，积极协助警察进行搜捕，1933年7月孙叔平不慎被捕入狱。
1935年孙叔平出狱后，目睹中国民族的危机，社会的黑暗，使他有更深一层的忧虑。为了生活，他在丰县中学谋了个教师职业。他继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自学了法语，为后来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作了准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孙叔平投笔从戎，积极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1938年5月徐州、萧县沦陷，局面十分混乱。孙叔平和刚从监狱里出来、已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的同志一起，联系了一些有志于留在敌后打游击的同志，建立了一支“抗日义勇队”。是年冬，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到了沛县，“抗日义勇队”大部分编入八路军主力，一部分回萧县坚持抗日。
1939年冬萧县党的关系转到了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所在地区豫皖苏边区。1940年3月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在豫皖苏边区成立，孙叔平到校任教，主讲中国革命运动史。孙叔平到抗大四分校工作后，他再度有机会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除了讲课和处理日常的教育行政工作外，余下来的时间就是读书，他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斯大林选集》和《联共(布)党史》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1944年8月孙叔平任学校训练部长。1944年12月训练部和校部合并改为校务部，孙叔平任部长。1945年3月任抗大四分校教育长。这所学校在六年内为豫皖苏边区和苏皖淮北地区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孙叔平也在教育工作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办学经验。
1946年5月孙叔平调华中建设大学任教务处主任。华中建设大学是华中解放区为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人才而特别建立的一所新型学校，1945年春成立，1947年秋停办。虽然该校存在时间不长，但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分四期培养了五千多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输送了大量人才。
解放战争打响后，孙叔平重返部队工作。1947年3月任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特科学校副校长，主持该校工作。孙叔平到特科学校任职，以他多年的办学经验、领导才能和思想智慧来执行这一新的任务。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总结出办好这类军事技术学校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战争急需要的特种兵干部，为我军建设作出了建设。1949年4月解放大军渡江，不久孙叔平调离特科学校，到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参加接管高校工作。
1949年原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9月孙叔平同志担任军代表。1951年下半年孙叔平任副校长。解放初期，广大师生急于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热情很高。当时理论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两大内容各分若干单元，每单元大多由孙叔平作启发报告和单元小结报告。后来，孙叔平又为文科学生开设了政治经济学课程，系统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内容。
孙叔平无论是做报告或讲课，内容都很丰富，有系统的理论，也能联系实际，条理分明，逻辑严密，非常具有说服力。因此，他在师生中威信很高，大家都很钦佩他的博学。
1951年南京大学院系局部调整，教学上进行了课程精简、改革，除了新开设一些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外，还对原有各系的课程进行了删繁就简、突出主干等改革工作。孙叔平着重政治理论课建设，先后为学生开设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他一方面自己写讲稿讲课，一方面选拔培养了一批青年教师，承担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孙叔平从1951年夏起担任副校长，在南大除了进行常规的教学工作，最大的事是“三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工作。解放初期，“左”的错误已初见端倪。孙叔平几乎在每次这类运动后，都要在党内作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右倾，跟不上形势。现在看来，这正是他的优点。他看问题比较全面，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实事求是，从不好高骛远和哗众取宠。
孙叔平1959年11月调离南京大学，专门负责筹建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1960年初担任江苏省哲学研究所所长、《江海学刊》主编、省社科联(筹委会)副主席。1960年底江苏省哲学、经济、历史三个研究所合并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孙叔平担任所长，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孙叔平身兼数职，既是领导，又是学者。他以满腔的热情，极高的效率，做了许多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的工作。
1978年9月孙叔平应匡亚明校长的邀请，重返南京大学，担任哲学系主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当选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江苏省哲学学会会长。
孙叔平在全国理论界、学术界久负盛名。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顾问，全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国无神论学会副会长。他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开始哲学社会科学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带头撰写文章，批判“四人帮”，总结历史教训。发表了《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点浅见》《我们需要科学与民主》《哲学学习琐谈》等十多篇论文。
孙叔平对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60年9月哲学系建立时，孙叔平虽已离开南京大学，但仍关心南京大学的发展，为南京大学研究生和哲学系师生开设哲学专题讲座。1961年为了给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他开始转向中国哲学史研究。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任哲学系主任，他为哲学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孙叔平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纲要》是解放后第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专著，对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起了推动作用。1961年，他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华东地区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他对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哲学学科建设起了主导作用。他曾为哲学学科的教学与科研提出指导性意见，并与哲学教研室的教师第一起讨论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对哲学学科的建设起了推进作用。
孙叔平为南京大学哲学系创建了首批中国哲学学科硕士、博士点，使南京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建设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处于前列。孙叔平对哲学系西方哲学学科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西方哲学学科带头人夏基松教授是孙叔平多年关心培养的哲学专家。后来，夏基松教授不仅接任了系主任，还继孙叔平之后，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创建了南大西方哲学学科博士点。孙叔平对逻辑学科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他的关心支持下，将李廉教授、李志才教授调到哲学系，并为李廉教授撰写的《辩证逻辑》写序。支持李志才教授多卷本逻辑教材的编写，使南京大学逻辑学学科在全国也有了较大影响。
孙叔平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也非常重视，为自然辩证法留校了一批研究生，使南大自然辩证法也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学科。另外，孙叔平对伦理学学科也极为关心。他安排潘洁同志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进修伦理学，安排郭广银同志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伦理学，培养哲学系的伦理学教师。
孙叔平不仅重视学科建设，还重视国内外学术交流。他一方面派哲学系教师到国内高等院校进修，到国外研修；另一方面召开学术会议，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南大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史稿》出版之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教育部审定为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材，并于1982年6月在南京召开《史稿》讨论会。全国各地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代表八十多人出席。其中有中国哲学史著名专家任继愈、冯契、严北溟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侯外庐教授特来信祝贺，会长张岱年教授、副会长石峻教授因故未能到会，也都发来贺信。与会代表对《史稿》作了高度评价。
孙叔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术研究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从不以专家自居。每次看到介绍他的材料中称他为理论家或哲学家时，都亲笔改为理论工作者或哲学工作者，他反对追逐名利，认为人人都要脚踏实地做学问，要有真才实学，徒有虚名于人于己均有害无益。
孙叔平非常珍惜时间，他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进行理论和学术研究。他的论著大多是利用行政领导工作的业余时间完成的。他几十年如一日，抓紧时间工作，抓紧时间学习和写作，终于在革命工作和学术上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晚年，孙叔平大部分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他最大的愿望是完成几本专著的修订工作。他病重住院时，就躺在病床上阅读资料，思考问题，为修改论著作准备；当病情稍有好转时，他就要求出院，回家伏案写作。但写作的劳累又导致心脏病发作，不得不放下写作再度入院。就这样的循环往复，使他的病情一次比一次加重。1983年10月23日晚终因心脏病突发，于次日凌晨逝世，最终未能实现他的宿愿。孙叔平的逝世是我国教育界、理论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全国各界纷纷来电、来函，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他一生在教育、理论和学术上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孙叔平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著作、为人和治学方法，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存人间，激励人们不断向新的理论和学术高峰攀登。
孙兰峰：(公元1896～1987年)，字畹九，山东滕县人。
孙兰峰十八岁开始军旅生涯，后入黄埔军校。历任阎锡山部连长、营长，后在傅作义部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国民党第十二战区骑兵总指挥，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张垣警备司令，第九兵团司令。在抗日战争中，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五原战役。抗战胜利后，任收复热河、绥远、察哈尔先头部队司令。
1949年孙兰峰参加了著名的“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后历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绥远省政协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二、三届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并曾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孙兰峰于1987年2月27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逝世，终年九十一岁。
孙文盛：(公元1942～今)，山东威海人。现国土资源部部长。
1963年8月毕业于山东冶金学院冶金系，同年11月于湖南株洲冶炼厂参加工作。孙文盛196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湖南株洲冶炼厂技术员，副工长，厂调度室副主任，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厂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81年12月任副厂长。
1983年5月任中国共产党株洲市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1984年8月任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85年7月任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1989年1月任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部长，1991年10月任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副书记。1993年9月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1994年3月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
1999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同年12月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03年10月任国土资源部党组书记。
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六届中纪委委员，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孙 毅：(公元1904～2003年)，河北大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四军谍报科科长，第四十一师参谋长，红军学校教员，粤赣军区第二十二师参谋长，军委教导师参谋长，红军学校作战科科长，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教育科科长、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红一军团教育科科长、军团参谋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冀中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兼晋察冀军区训练部部长和教育训练委员会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军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外训部副部长，军委出版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7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九岁。
孙继先：(公元1911～1990年)，山东曹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四师教导大队区队长，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连长，江西模范师第二团营长，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营长，陕甘支队第一大队连长，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参谋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参谋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参谋长，津浦支队支队长，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第二旅旅长，教导第一旅旅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副校长，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四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副司令员，第三纵队代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七兵团参谋长兼浙江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副主任、主任，军事学院战役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训练基地司令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0年4月13日于济南病逝，终年七十九岁。
孙 三：(公元1915～1999年)，黑龙江宁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4年参加抗日联军，1935年至1937年受组织派遣在前苏联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中国民人抗日军政大学军事教员，大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特种研究室主任，教员训练队队长，上干科大队长，抗大第六分校大队长，中共中央党校军事队区队长，延安中央炮兵学校队列科科长，长期从事院校教学管理工作，还参加了百团大战横岭战斗和太行林县战斗及太行敌后反扫荡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校战车大队大队长，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坦克大队大队长，东北民主联军战车团团长，东北军区战车指挥所参谋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坦克师参谋长，领导了东北第一支坦克部队的创建工作，是我军坦克部队的开创者。他率部参加了三下江南和辽沈、平津战役等重大战斗行动，并渡过长江直打到海南岛，参加了解放四川的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师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兵第一指挥所副主任，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装甲兵技术部第二部长、副部长、部长，军委装甲兵后勤部副部长、顾问等职，为人民装甲兵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9年9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孙 正：(公元1918～1992年)，山东济南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7年参加游击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游击支队宣传干事，第四支队第三团营政治教导员，第三支队特务团政治委员，七团政治委员，直属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族联军第七师第二十旅副政治委员，第六纵队第十七师副政治委员，第十八师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八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兼海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公安军政治部主任，广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抗美援越工程指挥部政治委员，是开国将帅中为数极少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援越的将军。中共中央文教政治部副主任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商业部副部长，北京商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2年5月6日因病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孙 光：(公元1914～1967年)，湖北大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南游击队第五支队营长、支队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连长、营长，五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长征和鄂豫陕边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四团教导队队长、副营长、营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一旅第三团副团长，八路军南下第三支队第九团团长，河南军区伊洛军分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五师第十五旅第四十三团团长，陕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商雒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中原突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7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三岁。
孙干卿：(公元1919～今)，山东临淄人(今山东淄博)。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十团排长、副连长、连长，第三旅九团营长，清河区清中独立团副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第二十团团长，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师第五十团政治委员、团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第一二八师参谋长。参加了四平保卫战和保卫临江战斗、辽沈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第一二八师副师长、师长，第四十三军参谋长，海南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广州军区炮兵司令员，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参谋长，昆明军区参谋长、司令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孙文采：(公元1911～1977年)，江西瑞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游击队中队长，共青团澎湃县委青年工作部部长，少共国际师第4四团政治委员、师供给部政治委员，红1军团后勤政治部组织干事，陕甘宁军区政治部统战科科长，陕甘独立第四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工兵营教导员，留守兵团警备第七团政治处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第三旅副政治委员，热北军分区政治委员，冀察热辽军区供给部政治委中，热河军区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高射炮师政治委员、军区干部处处长，辽宁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77年8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孙仪之：(公元1906～1986年)，安徽六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卫生学校教员、教务主任、副校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卫生处处长，军委卫生部副主任、主任，卫生部代部长、副部长，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代秘书长，北满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东北野战军卫生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卫生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兼中南军区卫生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协助贺诚召开了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协同组建国家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组建了医学院校，整编、建设了医院，并且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进军西南和西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6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
孙克骥：(公元1917～2005年)，福建崇安人(今为福建武夷山)。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福州三民中学组建团支部，开始地下革命工作，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闽浙赣特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1938年参加新四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闽浙赣特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新四军支队政治部科长、新四军政治部报社编辑、纵队政治部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苏中第三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参加了郭村战斗、黄桥战役、讨李战役和反“清乡”、反“扫荡”斗争，参加了浙西第三次反顽斗争和新登、天目山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纵队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员、华东海军政治部办公厅主任等职，先后参加了高邮、陇海路、苏中、盐东、盐南、涟水和淮海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广州军区公安军政治委员，总参谋部警备部副部长，云南军区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5年3月11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生前主持编写了《陈毅传》、主编《粟裕军事文选》和《粟裕论苏中抗战》等书，出版发行了《夕拾集》，为研究新四军历史，弘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发挥了积极作用。
孙俊人：(公元1915～2001年)，上海松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军委三局通信学校。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第三局材料厂试验室主任、副厂长、厂长，三局技术研究室负责人。在仪器和工艺设备极为简陋、原材料与元器件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组织研制和装配出不少前线部队急需的无线电台、手摇发电机和其它有关配套器材。
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第三局技术研究室负责人，电信管理局副局长兼技术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工程学校一分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总参谋部通信兵部科技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副主任兼科技部部长，第十研究院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发明评选委员会委员，电子工业部电子工业科技委员会主任，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01年6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著有《诗词尝试集•己卯年》和《诗词尝试集•庚辰年》等。
孙润华：(公元1907～1993年)，山东平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宁都暴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第十四军经理处科员，红十四军军医处文书，中央教导师师部文书，红三军团第十团文书，关中军分区地方工作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关中军分区驻宜君代表，中宜洛驻店头办事处主任，陕甘宁边区靖边县县长、定边县县长，中共伊克昭盟乌审旗工委书记，三边地委组织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三边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三边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甘肃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平凉专署副专员，甘肃省储备局局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6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3年3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孙继争：(公元1917～2000年)，四川宣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交通连排长，第九十九师第二九五团连长，红四方面军总部作战科参谋。参加了反国民党清剿、六路围攻等战役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通信营政治教导员，筑先纵队支队政治处主任，冀中军区警备旅第二团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第二支队政治委员。参加了百团大战、太南战役和保卫延安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四旅第十一团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第十旅第五十六团团长，第一野战军第七军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参加了汾孝战役，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大战，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扶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炮兵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第五炮兵学校副校长，福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闽北指挥部副司令员，福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10月19日在河北省保定市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孙超群：(公元1906～1967年)，安徽阜南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二军军部通信排排长，江西永丰县独立营连政治指导员，独立第五师1四团政治委员，独立第四师师长，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师长，瑞金教导团团长，中央警卫师代师长。参加了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工兵营副营长，警卫第六团副团长、团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四纵队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雁门军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副军长，第七军副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防空高射炮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防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兼工程兵学院院长。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12名同时被授予三枚一级勋章的少将之一。
1967年5月25日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孙端夫：(公元1911～1974年)，原名孙正谊，山东曹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5年在北平法学院读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毕业，到山东省福山中学任教。“七七”事变后，任国民党威海卫政训处主任，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成员。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第三军交际处主任，蓬莱县县长，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司令员，胶东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东海区专署专员，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北海区专署专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烟台市市长，胶东军区警备第三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七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一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一师师长，1951年5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一师师长，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中，他率领二四二团第二营向敌后穿插六十公里，途经大小战斗十余次，切断了敌人南逃之路，保障了部队围歼李承晚伪军近四个师的重大胜利。八十一师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的通电嘉奖，二四二团第二营被授予“穿插模范营”称号，他荣立二等功。1952至1974年，历任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代军长、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炮指挥部副司令员，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74年6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孙景华：(公元1929～今)，山东荣成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
1945年参加八路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毕业航空学校，任飞行中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大队大队长，副团长。先后击落敌机四架，击伤一架，立一等功了两次。后任军区空军司令部技术检查副主任，空军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87年9月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校官军衔。荣获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孙占元：(公元1925～1952年)，河南林县临淇乡人。著名国际主义战士、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
1946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两广作战和进军大西南等战斗。194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一三五团第七连班长、排长。在朝鲜战场上，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1年阵地防御战和1952年秋季反击战等战役，因在战斗中表现机智勇敢而多次荣立战功。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597.9高地上炮火连天、弹片横飞，孙占元奉命带领全排担任夺取二号阵地的突击任务。在冲锋至半山腰时部队受阻，孙占元的双腿也被炸成重伤，但他仍强忍巨痛爬行前进，并亲自用手雷炸毁敌火力点，占领了阵地。随后，孙占元指挥全排连续打退敌人两次连级规模的反扑，并用缴获的两挺机枪向敌人连续扫射，歼敌八十多人。子弹打完后，孙占元拿起最后一颗手雷滚入敌群，炸死八名敌人，自己也壮烈牺牲，终年二十七岁。
为表彰孙占元的英雄事迹，1952年11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1953年6月1日追授一级英雄的称号。同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授予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各一枚。
孙生禄：(公元1928～1952年)，河北定兴人。著名国际主义战士、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
1943年15岁时被伪军抓丁当兵，1945年8月被八路军解放后加入了革命队伍。194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校学习。1951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三师九团第二大队中队长。
1952年12月3日，孙生禄拒绝了上级安排的休息，照常参加战斗值班。中午时分，孙生禄随长机王海进行当天第一次升空作战，并击落敌机一架。失利的敌人恼羞成怒，同时出动四十四架F-86战斗机进行报复。刚刚返航不久的孙生禄随长机王海再次起飞迎战。在清川江上空，孙生禄发现了偷袭主力机群的十二架敌机。为了战斗的胜利，孙生禄与僚机不顾敌众我寡，毅然向前面的四架敌机发起攻击。这突如其来的攻击震慑了敌人，迫使敌机下旋逃避。孙生禄咬住敌机紧追不放，把敌机从一万五千米的高空压到一千五百米的低空。正在这时，左前方又出现了四架敌机，孙生禄马上拉起飞机向右上升，这时右后方又突然冒出两架敌机，孙生禄不幸被击中，壮烈牺牲，终年二十四岁。由于孙生禄的英勇行为，我主力机群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击落击伤六架敌机的出色战果。
在朝鲜战场与敌人的空战中，孙生禄共击落敌六架、击伤一架。为了表彰孙生禄英勇作战、高度自我牺牲的精神，1952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空军英雄称号，朝鲜人民军空军领导机关决定为他追授一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孙连仲：(公元1891～1990年)，字仿鲁，河北雄县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孙连仲是行伍出身，原为西北军将领冯玉祥旧部。他在1926年投靠蒋中正，担任右路军总司令，青海省主席，甘肃省主席。1935年4月4日授陆军中将军衔，1936年12月16日加上将军衔，担任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
1937年10月，孙连仲出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率军参加台儿庄战役，歼灭日寇七千余，自此名声远播，1942年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军衔，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代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5年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任保定绥靖公署主任，1947年2月21日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军衔，出任民国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副主任等职。1948年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后任李宗仁总统府参军长。
1949年逃往台湾，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1990年8月14日，孙连仲在台北病逝，终年一百岁。 跟帖时间 2010-02-06 22:29:25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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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的历史名人（二） -- 孙奇逢：(公元1584～1675年)，字启泰，一字钟元，世称夏峰先生，直隶容城人(今河北容城)。著名明清之际学者。
万历举人。明亡隐居不仕，与黄宗羲、李颙并称三大儒。力主“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初宗陆(九渊)王(守仁)，晚倾慕朱熹理学，终于成为两派的调和论者。提倡不拘门户，重深造自得。著作有《理学宗传》、《读易大旨》、《四书近旨》、《夏峰先生集》等著作。
孙嘉淦：(公元1683～1753年)，字锡公，太原府兴县人(今山西兴县)。著名清朝直隶总督。
孙嘉淦是雍乾两朝要员，历办学政、盐务、河工等要差，官至工、刑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史载他居官自戒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
孙嘉淦从小家境贫寒。他利用劳动余暇，刻苦读书，掌握了大量知识。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举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
孙嘉淦在清朝雍正年间任职，享有正直名声。他敢于直言争辩，扶正祛邪。因此，也常受到打击。但他无论居住乡间，还是任职朝中，都能至诚待人，始终保持忠言直谏的品质，成为当时受人敬慕的一位官员。
清世宗雍正即得帝位后，下令朝中大臣，凡对他的奏章，一律密封上送。孙嘉淦在上疏中，针对清雍正帝迫害自己的兄弟、大肆授官、无故用兵三事，尖锐地提出“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三条建议。雍正接疏看后，非常生气，召集朝中大臣，传阅议处，说：“孙嘉淦原是这样一个狂生，决不能让他留在翰林院”。吓得诸臣都不敢说话。只有大学士朱轼回答了一句：“嘉淦确实是够狂妄，但他敢于直言进谏，为臣也很佩服他的胆略！”清雍正帝想了想也说：“朕亦服其胆！”孙嘉淦总算没有受到处分，后来反倒升为国子监司业。
孙嘉淦为祭酒时，曾荐其弟孙扬淦为国子监丞。后来，他又负责对宋镐、方从仁等人的教育培养。当学习期满，引荐给清雍正帝时，孙嘉淦说：“宋镐、方从仁都有教学，可委以重任。”当孙嘉淦有发现方从仁的所作所为名不副实时，于是又直方上疏说：“方从仁不怎么样，实在不值得使用。”这使雍正很生气，斥责他反复无常，欺蒙圣上，为此将他撤职，交给刑部治罪。刑部提出，孙嘉淦犯了欺上之罪，准备将他斩首。这时，清雍正帝又对朝中大臣说：“孙嘉淦太憨厚，他有优点，就是不爱财。”又免了他的死罪，把孙嘉淦发落到户部银库干些杂事。
孙嘉淦出狱后，到银库服役。当时，执掌户部大权的是果亲王允礼。他一向认为，孙嘉淦是担任过朝中大臣的人，如今被罢免，到银库服事，一定瞧不起、也不会去干会计之类的小事，以后，又听到流言蜚语，说孙嘉淦为了收买人心，取得好名声，对收交的银两，一概不去核数。为了弄个明白，果亲王允礼亲自察访此事。他到银库检查，所查结果，同传说的完全两样。他进入库场，又看到孙嘉淦正和吏卒等差役人员在一起，不辞劳苦，又是记帐，又是搬运，还拿着秤一份一份细细地称。他所收得的银子，都集中起来固定地放在一个地方，取来复称时，没有丝毫差错。这件事传给雍正皇帝后，雍正愈加器重他。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任命他担任河东盐政。
孙嘉淦精于理学，曾以孔孟之学为纲多次上疏。清高宗乾隆于公元1735年即位后，孙嘉淦被召见京师，先以侍郎候补，后授吏部侍郎，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嘉淦想到清高宗初政，春秋方盛，乃上疏提出：“治乱之循环，职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怎样做到慎戒呢？他提出，“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接着他对“三习一弊”又详加论述。这些精辟的见解受到清乾隆帝的赞扬，并将孙嘉淦的上疏当朝作了宣示。
三年后，孙嘉淦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当时京辅一带，酒禁甚严，尽管如此，违法的人还是很多。但是，地方官吏都不敢向上报告。孙嘉淦上任后，根据实情，上疏提出：“禁酒原在灾年，现处丰年，不宜再禁。造酒之物，本非朝夕所食，豆皮、大麦、谷糠、黍谷之类，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他又进一步指出：“利所不在，虽赏不为。利之所在，虽禁弥甚。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会倍于昔。会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清乾隆帝接到孙嘉淦这份逻辑性强、论证严密的上疏，认为他的建议对民生确为有利，决定对禁令作修改，使酒禁较前有所放松。
孙嘉淦不畏权贵，在办理民讼冤案上，也能坚持正道，政绩卓著，被人们称誉。关州有一疑案，多次派人处理，始终没有结果。乾隆特命孙嘉淦前去审理。他经过调查了解后，没用多长时间，就把受冤枉的十多人全部解脱了。以后，他一连处理多起被诬、被陷、被株连的冤案，都使其真象大白，平反昭雪。以后，他又致力于治理永定河、子牙河、南北运河。先后任湖广总督、福建总督、左副都御史、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
孙星衍：(公元1753～1818年)，字伯渊，—字渊如，号季逑，江苏阳湖人(今江苏武进)。著名清朝学者、书法家、校勘学家、骈文家。
孙星衍幼有异禀，过目成诵，《文选》能全诵之。未冠补诸生。袁枚尝称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渊如天下奇才也！”遂相与为忘年交。先生雅不欲以诗名，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通其义。钱大昕主钟山书院，深器之。陕西巡抚毕沅招入幕府，毕撰《关中胜迹志》、《山海经注》，校正《晏子春秋》、《墨子》，及校刻惠栋诸书，皆先生手定。
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朱珪典试江南，在都与彭元端约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孙星衍。”及搜遗卷，得其经文策曰：“此必汪中也。”拆卷得先生，而汪实未就试。第二年赐进士第二人，授编修，充三通馆校理。散馆试厉忐赋，用《史记》“＊＊如畏”语，大学士和珅疑为别字，置二等，以部曹用。补刑部主事，总办秋审。每有疑狱，辄依古义平议行，所平反全活甚众。
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进土一甲第二名。历官刑部主事、郎中，山东兖、沂、曹、济巡道，山东按察使，山东粮道等。晚年先后主讲于杭州诂经精舍、南京钟山书院等处。孙星衍精研经史、文宁、音韵、金石、校勘之学，喜藏书，勤著述，曾入毕沅幕中，与钱坫等人相互砥砺。他工书法，最善小篆，瘦劲有致，恪守法度，但缺少新意。孙星衍酷爱搜集，精研金石碑版，先后拓得古篆《孔子延陵十字碑》、三国吴真楷《葛府君碑》、梁《天监井栏》、北魏《高湛碑》等罕见的碑版，这不仅影响到他的篆书风格，而且为以后的金石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
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孙星衍外简山东兖、沂、曹、济道。既莅任，政事之暇，尤喜考古，以济阴汤陵在曹南，其山西荣河县汤陵虽列祀典，实宋以来相沿之误；因遍考诸书，据汉崔骃、魏皇览、晋伏滔汤陵在济阴之说；并考荥河之陵，出后魏小说家言张恩破陵得铭，附会股汤，未为典要。后再官山左卒令曹县令修葺汤陵庙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纪事寻署按察使事，以整肃吏治为己任，亲问囚，定爰书，矜慎庶狱。凡权臬七阅月，平反数十百狱，活死罪诬服者十余人。先生又以先儒伏生及郑康成功在经传，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艺，皆宜立五经博士；后大吏奏请，郑议格而伏允行。旋回河道本任。值曹工漫谥，应赔坝工银巨万。未几，丁母忧归，侨寓金陵。请业者盈门。未十年，舍中土掇巍科，入馆阁，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胜数。
孙星衍淡干宦情，服阕后，游吴、越数年，终以河工偿项故，个得已再出。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署登、莱、青道，补山东督粮道。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乞假省迎老父于江南。抵江宁，纠族众建孙子祠，回任自郯城取道费县，访季桓子墓，得羵羊井铭于县署。又访曾晳南城葬处，及澹台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尝考《太平寰宇记》，先贤闵子墓在范县东，今所传在历城者误也。并访左伯桃、羊角哀墓，皆为文纪其事。又得秦时展氏先茔碑，知柳下惠墓在泰安，更封树之。
孙星衍尝病《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乱，撰集《古义尚书马郑王注》十卷，又《逸文》三篇。更为《尚书古今文注疏》三十卷，考证详备，盖积二十余年而后成，其专精如此。治《尚书》之学者，莫不视为最完善之本焉。
孙星衍又善校书，写刻必访宋本。高丽使臣朴齐家于都肆见先生所校书爱之，书“问字堂”以赠。尤好聚书，闻有善本，借抄无虚日。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诀义》六卷、《尚书考异》三卷、《春秋释例》十五卷、《孙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县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议》三十卷。金石文字及古彝鼎书画，皆能穷原竟委。文在六朝汉魏间，不欲似唐宋八家。所著又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传校正》三卷，《魏三体石经残字考》一卷，《仓颉篇》三卷，《孔子集语》四卷，《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寰宇访碑录》十三卷，《平津馆金石草编》二十卷，《孙氏家藏书目内编》四卷、《外编》三卷，《续古文苑》二十卷，《问字堂文槁》五卷，《岱南阁文稿》五卷，《五松园文稿》一卷，《平津文稿》二卷，诗集若干卷。
孙星衍逝世于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农历1月，终年六十六岁。
孙诒让：(公元1848～1908年)，字仲容，号籀廎，浙江瑞安人。著名清朝经学家、文字训诂学家。
清同治年间举人，官刑部主事。自幼勤奋好学，曾随其父孙衣言宦游京师江淮等地。十三岁著《广韵姓氏刊误》，十八岁著《白虎通校补》。所著《契文举例》，为最早考释甲骨文的著作。另著有《名原》、《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墨子间诂》、《周礼正义》、《尚书骈枝》、《札迻》、《籀庼述林》等书。
中国于甲午战争惨败后，他逐渐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提倡兴儒救国，1886年在瑞安组织“兴儒会”。1901年撰成《周礼政要》四十篇，主张变法更政。晚年致力于地方教育，创办瑞安计学馆、瑞安方言馆，在温州开办瑞平化学学堂。1905年被推举为温处学务分处总理，主持兴办各级各类学校达三百多所。次年就任学部谘议官、浙江学务议绅和浙江省教育总会会长。任内选送优秀学生出国留学，提倡女学，兴办实业。在校训古籍、铨释古文字和考订名物制度等方面，都有卓越成就。生平著作甚富，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名原》、《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尚书骈枝》《札？》、《籀序述林》及《温州经籍志》等。
孙原湘：(公元1760～1829年)，字子潇，又字长真，号心青，昭文人(今江苏常熟)。著名清朝诗人。
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进士，授编修，充武英殿协修，旋返里。
先后主持过玉山、毓文、紫琅、娄东、游文等书院。擅诗词，主张“性灵说”，又工骈散，兼善书法。诗文与同时期王昙、舒位鼎足，时称“三君”。有《天真阁集》。
孙 程：(公元？～132年)，字稚卿，涿邵新城人(今河北徐水)。著名东汉宦官。
孙程在汉安帝时为中黄门。汉安帝逝世后，他与中黄门王康等十八人首谋拥立济阴王称帝(即汉顺帝)，诛灭外戚阎显，封浮阳侯，加官骑都尉。官至奉车都尉。逝世后谥号“刚侯”。
孙过庭：(公元648～703年)，字虔礼，其籍贯一说陈留人(今河南开封)；一说富阳人(今浙江杭州)。一般均称富阳人，他自称吴郡人(今江苏苏州)。著名唐朝书法家。
孙过庭，陈子昂为其作墓志铭，谓过庭“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他是唐高宗、武则天时人，官右卫胄曹参军、率府录事参军。擅长书法和书法理论，他博雅能文章，真行草书尤工。草书师法“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如“丹崖绝壑，笔势坚劲”。以草书擅名，尤妙于用笔，隽拔刚折，尚异好奇。他又善于临摹古帖，往往真赝不易分辨。唐高宗曾谓过庭小字足以迷乱羲、献，其逼真可知。
陈子昂《祭率府孙录事文》说：“元常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把孙书迹，比作魏的钟繇，可见对孙氏的书法造诣推崇备至。过庭又是一位书法理论家，他著有《书谱》，深得书法之旨趣。至今流传，成为学习草书的楷范。宋高宗评述：“《书谱》匪特文词华美，且草法兼备。”可见此《书谱》不但书法浓润圆熟，而且文中有很多精辟的独到见解，可以说是书文并茂的典范。他还书有《千字文》、《景福殿赋》等。他的名迹《书谱》，墨迹本，孙过庭撰并书。书于垂拱三年(公元687年)，草书，纸本，纵27.2厘米，横898.24厘米。每纸十六～十八行不等，每行八～十二字，共三百五十一行，三千五百余字。衍文七十余字，“汉末伯英”下阙三十字，“心不厌精”下阙三十字。
陈子昂的《书谱》在宋内府时尚有上、下二卷，下卷散失后，现传世只上卷。孙氏在数十年的书法实践中，认为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因撰《书谱》一卷，于运笔评加阐述，故唐宋间亦称为《运笔论》。《书谱》真迹，流传有绪，原藏宋内府，钤有“宣和”、“政和”。宋徽宗曾题签。后归孙承泽，又归安岐，后归清内府，旧藏故宫博物院，现藏台湾省，俗称真迹本《书谱》。有影印本出版。
《书谱》是中国书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著，提出他著名的书法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为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与他在书法理论上的成就相统一的。孙过庭书法，上追“二王”，旁采章草，融二者为一体，并出之己意，笔笔规范，极具法度，有魏晋遗风。
孙可望：(公元？～1660年)，又名孙朝宗，本名可旺，小名旺儿，陕西延长人(一说陕西米脂人)。著名明朝末期农民起义军首领。
孙可望身材高大，生就一张红铜脸，年轻时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骁勇善战，虽不识文，却颇具聪明才智，并善于用兵，号称“一堵墙”，加入农民起义军后，深受了大西政权领袖张献忠的喜爱，被认作义子，封为平东将军。
孙可望从小习文弄武，长大后以经商为生，走南闯北，阅历丰富。他身材矮小，相貌不扬，但是剽悍异常，胆略过人。后参加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并与李定国等一起被收为义子。在战场上孙可望攻则机智勇猛，守则坚韧顽强，号称“一堵墙”。不过从这个外号也可看出孙可望擅于防御，用兵凝重，奇谋变化则非其所长。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7年)，张献忠在四川西充与清军接战中阵亡，身为大西四将军之首的孙可望自然而然的接过这个烂摊子，成为军事上的实际领袖。眼见满洲肃王还在后面恋恋不舍的一路撵来，大西军新败之余，只好拿毫无战斗力的地方杂牌武装开刀，轻松击溃重庆，贵阳，定番等地的明军后进入贵州避战。肃王豪格本打算“宜将剩勇追穷寇”，无奈当时川黔一境已是十室九空，粮草接应不上。军势早成强弩之末，再追下去恐怕要“蹶上将军”，只好悻悻然收兵北返。大西军才算喘息方定，返驻贵州遵义整顿修养。
大敌方去，献忠妻张氏和宰相汪兆林兴冲冲前来捡落地桃子，每次开会议事公然傲居四将军之上，发号施令好不快活。没想到却惹起众怒，四条好汉见“皇后”与“宰相”不度德、不度势、无权、无勇还来聒噪，干脆一致决定将其“镇压”。事毕，四将军各复本姓，又公推孙可望为首，实行集体领导。准备以贵州为基地再图进取。就在此时，云南沙定州叛乱的消息传来，当地土司龙在田早年本与大西军是旧相识，关系深厚。至此极力劝说四将军以助沐天波平叛为名，收取云南以为长远之计。众人以为有理，于是整顿兵马西向杀入云南，沙定州跳梁小丑，哪里见过如此阵仗，一时被打得抱头鼠窜。南明永历元年农历4月，大西军顺利攻入昆明城，农历10月擒杀沙定州，云南全境告定，然而四将军之一的艾能奇也在战斗中亦中毒箭阵亡。
全滇境初定后，孙可望为争取地方士绅支持，废除大西国号，暂以干支纪年。三位将军分别称王开府，孙可望以盟主身份统领军政事务。建立政权机构，分官设任。同时严厉打击贪污，恢复开科取士以争取人心。孙可望还争取到了黔国公沐天波的合作。沐氏世守云南，在官绅百姓中享有很高威望，对大西军剿除沙定州，为他报一箭之仇，沐天波心存感激，他采取合作态度，其他云南境内的大小官员土司自然望风归顺。这就使大西军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在经济上孙可望大力减租屯田，开发当地井盐，奖励商贸。在军事上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建立后勤保障制度。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向被看作僻远烟瘴之地的云南兵精粮足，社会安定。以一隅之地成为日后抗清的基地。充分展示出孙可望在政治上的过人才干。
孙可望为人心高气傲，绝非夜郎自大之辈，大西军的实力得以恢复之后，他所考虑的就是如何走出云南，重新参与全国性的政治角逐。同时对内而言，可望虽名为盟主，但三将军向来分庭抗礼，互不相下，为了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也势必要借对外辟土开疆来提高声望。放眼天下大势，清军连战连胜，正是顺风顺水之时，若独力与之对抗，这个仗恐怕不好打，南明政权虽腐朽不堪，但毕竟还有一定的地盘和实力，而且当时南明的旗号在政治上还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若能与南明联合抗清，在政治上大西军必能争取到更多的合作者，在军事上的压力也将大为减轻。于是在与沐天波等人商议下，派原明臣杨畏知为代表，远赴永历行在广东肇庆商讨携手抗清事宜，并请封秦王。
永历朝堂之上，对大西军主动前来要求投效倒并无太大反对意见，但可望请封秦王一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大抵是反对者居多，认为曾经是“流寇”首领的孙可望狂悖无礼，异想天开，最多只能授予公爵，杨畏知见压力太大，只好让步表示接受永历所封景国公一爵，而少数有识见的大臣如堵胤锡等认识到当时南明已是日薄西山，必须在军事上依靠大西军和大顺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因此顶着压力坚持要求封孙可望为二字郡王，后经永历帝同意改封为平辽郡王，杨畏知这才兴冲冲回滇交差。荒唐的是南明浔州守将陈邦傅听说此事后也来凑热闹，邦傅为讨好孙可望起见，竟别出心裁，伪造封王敕书和秦王金印，派人冒充使者前往云南。孙可望接见伪使后满心欢喜，立即举行隆重的封王典礼，布告全滇，宣布从此奉南明永历正朔。没想到没多久杨畏知回滇，带回了封郡王的敕文，西洋镜拆穿，使得可望尴尬异常，愤愤然说：“为帝为王，吾所自致，何藉于彼？而屑屑更易，徒为人笑。”干脆将错就错，自称秦王。大西军和南明的合作，竟然就在这样一场闹剧中开场。
请封秦王一事，后世议论纷纷，各执一词，毁孙者认为孙可望是僭号自大，心怀不轨。也有人认为永历小朝廷囿于鸡毛蒜皮之事，目光短浅，不知利用孙可望主动投效的大好时机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清。实则当事双方均各怀心事，均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孙可望乃野心勃勃之人，定策联明抗清之际就已打好了自己的算盘，请封秦王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他战略上的一步厉害杀着；一方面，得到永历朝廷授予的王爵，有助于在内部建立起高于李定国和刘文秀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将来成为南明政权的继承者张本。秦王一爵，看似无关紧要的荣誉性爵位，实际上意义重大，有明两百余年来，一字亲王向来只封给朱明宗室子弟。与孙可望性质相似的金声桓，李成栋举江西，广东反正来归，也只受封国公(金声桓自称国公在前，不过他也不敢再多走一步)，特别是秦王爵乃是当年是明太祖次子所封“首藩”，在宗室诸王中地位最为尊崇。当时南明尚还占据两广之地，并非不名一钱的破落户，与可望是合作而非依附关系。以孙可望之雄，据全滇，拥强兵，若再假以位号，必将成为南明政权的有力竞争者。历史上的有名篡臣曹操，司马氏，朱温等无一不是乘世乱继起，先称公称王，再搞逼宫禅让。殷鉴不远，永历诸臣自然不愿前门拒虎，后门引狼。就连力主与孙合作的堵胤锡也仅仅要求永历封可望为郡王，正是有鉴于此。然而永历小朝廷实在腐败无能，衮衮诸公莫衷一是，竟拿不出一个统一的应对意见，仅靠小聪明，小伎俩敷衍应付，徒然让孙氏嗤之以鼻罢了。
孙可望乱世之枭雄，并非墨守成规的三家村老夫子，请封一事闹了个自讨没趣，可望志不稍减，他知道当时清军在两广连败明军，已成囊括天下之势，若再与永历朝廷讨价还价，只是贻误战机罢了，于是干脆利用陈邦傅的伪诏自称监国秦王，发布命令出师抗清，要求四川，贵州及湖广明军皆受其节制。在孙可望部署下，白文选部入贵州，刘文秀部入四川，先将挡住去路，拒不遵命的各部南明军阀扫除干净，这些大小军阀打着抗清保土的旗号，实则横征暴敛，为害地方。如今被扫荡一空也算好事。在孙可望的整顿下，贵州，川南大力推行云南的治理经验，一时竟气象一新，成为日后抗清的重要后方基地。
就在孙氏自行其是之时，南明永历小朝廷却越搞越糟。公元1649年，在清军孔有德、尚可喜等会攻下，广东、广西先后陷落，大敌压境下的南明永历皇帝束手无策，唯有向西一路狂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入孙可望地盘寻求庇护。事到如今，南明永历皇帝已无任何与孙可望讲价的本钱，只好一任可望安排。从此成为傀儡，事事仰人鼻息。
公元1652年，孙可望迎南明永历皇帝移跸于贵州安龙，自己则坐镇贵阳，号称国主，事事遥制指挥。孙氏此举，倒颇似北齐肇始人高欢所建立的霸府制度。当年高欢开幕府于晋阳，而把自己拥立的傀儡北魏皇帝安置在洛阳(后迁邺)，为篡权代魏预作准备。可望倒未必是效法古人，恐怕还是觉得做惯了国主，一旦与永历见面，难以抹下面子来俯首称臣。于是干脆眼不见为净。据史料记载，可望在贵阳“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美伟。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而永历所处安龙“居民不过百户”，破败之状可见一斑。并派员严密监视永历，凡各地官员将领有与永历文书往还者，可望更是视为心头大患。如李定国便是因桂林大捷告捷于永历而遭忌的。
平心而论，孙可望在接掌大西军领导权之后，仅三数年时间便把云贵等地的军政事务治理的井井有条，同时更根据形势变化提出联明抗清的战略大计，是明清易代之际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之一。可望本人雄心勃勃，一力以问鼎中原为己任。在当时群雄角逐，皆以力征经营天下之时原也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着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一是胸襟太窄，缺乏应有的格局与气度，而这对一个意在天下的政治家来说，往往是致命的缺点。永历虽软弱无能，然而在正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当时，却是南明抗清力量拥戴的精神象征。可望作为南明国政的实际负责人，若能推诚拥戴永历，必能得到更多人的信服和支持。然而可望计不出此，凡跟永历关系稍微亲密之人，他必认为是故意和自己唱反调，最后硬生生将所有人都赶到了自己对立面去。弄得众叛亲离。第二个毛病是孙可望缺乏政治家必要的弹性，能伸而不能屈。试看以狡诈著称的高欢，在晋阳关起门来作威作福，可见了北魏皇帝还是执礼甚恭，甚至屁颠屁颠的跟在皇帝后面提宫灯，也不过就是刻意笼络人心，消除大家对于他这个权臣的恶感。而可望器小易盈，在初试锋芒后便迫不及待的要自登九五，尝一尝为人主的滋味，再不肯退让半步。所谓过刚者易折，正是对孙可望最好的注解。
公元1651年，孙可望与李定国、冯双礼会兵入湖南，与战清军第一败涂地，纷纷向湘北溃退。为解除侧翼威胁，李定国统兵奇袭广西，镇守广西的清定南王孔有德猝不及防，在桂林战役中情急自刎，广西全境恢复。紧接着，李定国又奉孙可望之命挥师北上，迎战清廷南下援军尼堪亲王部，在衡州战役中再次大败清军，尼堪当场被击杀。一时间“两厥名王”，李定国之名震动天下，成为远近归心的英雄虎将。天下局势出现了有利于南明的逆转。然而，孙可望的狭隘猜忌也于此时爆发出来。他自知四将军向来在张献忠麾下都是平起平坐，互不相下。论德论才，自己都不足以驾驭定国。孙可望以国主自居，早已容不得有人建立起于他相仿的功名声望。如今李定国在抗清战场上取得辉煌战果，自然有功高震主之嫌。在妒火中烧之下，可望竟不顾大局，阴谋设计准备以会商军务为名诱捕定国。李定国在探知这一情况后不胜惋惜，长叹道：“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为顾全大局起见逐率军退入广西，避免与可望见面。
孙可望的私心自用，导致错过了东西两路明军全歼湖南清军的大好机会。他自己也很快自食恶果，在周家铺迎战北上宝庆的清军时，双方激战一日一夜，最后明军大败，孙可望单骑逃走。清军也损失惨重，双方在湖南战场上一时陷入僵局。
周家铺大败，孙可望急需一场对外胜利来恢复自己的声望。这时钱谦益与张煌言提出东西明军并举，会攻长江的大战略，遣使要求孙可望以主力出兵援应。孙可望也认为这是重树自己威望的大好机会，然而新败之余，他并不想亲自冒险出师，另一方面可望此时已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划取代永历以自立，也需要他坐镇后方部署一切。因而可望决定重新启用先前在四川战败，被削去兵权的刘文秀。刘文秀作为远大西军第三号人物，为人谦和，他一力主张抗清，却不愿为孙可望卖命打江山。眼见内变就在眼前，刘文秀并无挥师东征之意，而是屯兵于湖南辰州待变。一直拖了一年多才整装上道，亲自指挥明军水陆并进，围攻常德，然而由于连日大雨，两路明军呼应不灵，被敌军各个击破，刘文秀领败军退回贵州。此次常德之役，成为明军最后一次主动出击。随后内讧陡起，南明政权再也无力东顾了。
常德大败，孙可望并不十分在意，前线军事尚处于僵持状态，而孙可望心中的当务之急则是尽快完成取代永历帝的政治图谋。加上身边将领的连番怂恿劝进，可望帝制自为之心日益迫切，对外发布诏令皆用“皇帝圣旨，秦王令旨。”，与当初朱明王朝之祖朱元璋拥立傀儡皇帝韩林儿时所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如出一辙。在僚属方于宣等人参与策划下，“定仪制，太庙，庙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就连永历身边近臣马吉翔，庞天寿等人也见风使舵，投向孙可望以谋富贵。永历帝完全被监视控制起来，出境越来越困难。随时都将被废黜以致丧命。并不甘心就此束手待毙的永历在一些忠于自己的大臣策划下，密诏远在广西的李定国统兵入卫，前来救驾。不料事机不密，反被孙可望侦知，在震怒之下派兵入宫，严令勒逼永历交出“首事之人”。先后处死参与此事的大臣一十八人，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经此一事，可望愈益加快了谋权篡位的步伐。一再避促永历迁往贵阳，南明永历皇帝的日子越发不好过了。
李定国当初为避孙可望猜忌而转入广西，本打算合同郑成功收复广东后迎永历移驾，然而前线军事颇不顺手，在永历连番密诏之下，李定国决定放弃两广，回兵救助永历。一路上轻骑简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孙可望安排的防线。进入安龙城。因为考虑到贵州乃是孙可望的势力范围，于是又连日兼程护卫永历进入云南昆明，留驻昆明的沐天波，刘文秀皆出城欢迎。一致支持永历以昆明为都，重整朝政。至此孙可望独秉国政，一手遮天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南明永历政权迁往昆明后，为争取团结孙可望，维持一致抗清的局面，不但对留驻昆明的孙部将领一体加官进爵，又派使者赴贵阳表示倚重之意。在李定国奏请下，还礼送可望妻，子及部众回贵阳以示无他。面对永历帝及定国的主动示好，孙可望一时踌躇不决。然而前面已说过，知进而不知退是可望性格上的主要缺点，在做了多年国主之后，要他重新退回到臣子的地位，甚至居于李定国之下，在他看来，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在左右亲信的怂恿下，孙可望一面大规模封侯拜将以鼓舞士气，一面集结兵力，悍然准备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了。
公元1657年，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率十四万大军往攻云南，而这时李定国、刘文秀部下仅四万人，兵力对比悬殊。孙可望认为此战必胜，竟“预制扭锁三百副”并放出大话：“破滇之日用以囚永历并定国、文秀诸文武解黔耳”。面对来势汹汹的孙可望大军，李定国、刘文秀决定亲率部众，破釜沉舟与可望一搏。农历9月15日，双方军队相遇于云南曲靖交水，分别距离十里下营。可望军第十余万人列营三十六座；定国、文秀军约三万人分三营列阵与之对峙。可望见人多势众，以为可以稳操胜券，却不知他手下将领白文选，马宝等人与李定国等多年出生入死，都不愿意自己人打自己人，早已暗通定国约定阵前倒戈。只有孙可望自己还蒙在鼓里，大做削平群雄，一统天下的好梦。
9月19日，李定国、刘文秀主动出击，双方交战于三岔口。两军交锋之初，刘文秀骁将李本高马蹶被杀，前锋失利稍退。立于高阜观战的孙可望见已挫李定国锐气，当即命命秦军乘胜推进。白文选见形势危急，亲率五千铁骑与马惟兴营二军联合抄出孙可望阵后，连破数营，李定国、刘文秀趁势挥军进击，秦军大乱，手下纷纷大呼：“迎晋王！迎晋王！”十几万大军第一时土崩瓦解。孙可望仅在少数兵马保护下，仓皇东窜，逃往贵阳。留守贵阳的大将冯双礼见可望大势已去，谎称李定国追兵已至，吓得孙可望仅带妻儿与少数随从继续向东狂奔。一路上各地南明守将均闭门不纳。威行一时的孙可望众叛亲离，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他愤愤然对部下说：“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随即逃往清方辖境，并派出使者，向清方接洽投降事宜。
在得知孙可望势穷来归的消息后，负责湖广军务的洪承畴如获至宝，连忙派人接应可望入境。随即派人隆重护送孙可望进入北京。对于这位前南明最高领导人的归降，清方上下十分重视，不禁立即在湖南册封可望为义王，还派出多位亲王显贵出京郊迎以示敬重。当时的遗民方文亲眼目睹孙可望进京，赋诗感慨：“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
孙可望降清后，多次受到清顺治皇帝的接见和赏赐，感激涕零之余，他痛骂李定国，刘文秀皆是“忘恩负义”“以奴叛主”之辈，要求讨伐南明“大兵征滇，臣报效之日。滇南形势，臣所熟悉。或偕诸将进讨，或随大臣招抚诸境，庶少效奉国初心。”以图立功自效，并将南明各地形式，军事机密尽和盘托出。又亲自手书招降自己的旧部。一时忙得不亦乐乎，唯恐不够尽力。
随着清廷在西南军事上的顺利进展，曾经红极一时的“义王”也逐渐变成了一块鸡肋。而孙可望易进难退的老毛病仍不知收敛。清顺治十五年，孙可望意外地与失散几十年的兄弟相会了。喜不自胜的他竟上疏请求动用公款接远在上海的兄弟一家赴京团聚。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清朝廷御史抓住这一机会纷纷大力攻击孙可望“索求无厌”、“无人臣礼”。硬生生扣上许多大帽子，接着又有人揭发孙可望在外放债取利，清顺治皇帝借此机会亲自下旨训斥，吓得孙可望冷汗直流，他终于醒悟过来自己已成为将烹之狗，待藏之弓了。
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农历6月，孙可望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清顺治皇帝尚还将孙可望恭维一番，特诏不许。然而就在五个月后，于农历11月在狩猎途中，孙可望就不明不白的暴毙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然内中真相莫衷一是，王源鲁《小腆纪叙》卷下《孙李构难》说是：“可望既封为义王，后从出猎，毙于流矢。”有人即据此怀疑可望死于暗害。 林时对《荷牐丛谈》干脆称可望“封为义王，寻被酖”。纵横天下的一世枭雄，就此草草收场，他的死，至今还是清史研究者眼中上的一大疑案。
孙慎行：(公元1565～1636年)，字闻斯，武进人。著名明朝东林党人、政治家。
孙慎行幼受外祖父唐荆川影响，学习认真。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中进士(探花)。授翰林院编修，累官礼部右侍郎。曾数度请假归里。精研理学，并讲学东林书院。明开启元年(公元1621年)任礼部尚书。翌年，他首先评论李可灼进“红丸”，李选侍不早移宫，大学士方从哲在“红丸案”中应负推荐医人的责任，遂为宦官所忌。次年托病辞官。
后阉党作《三朝要典》。翻“红丸”案，指他为罪魁，决定充军宁夏。时值明崇祯皇帝即位，魏忠贤失败被诛，才获赦免。著有《中庸慎独义》、《史左编》等十四种三百二十多卷。尤其增长书法。传世墨迹甚多。
孙慎行是一位坦荡放达、慷慨激昂的贤臣，他的书法既异于古人，更异于同时代人，在当时独树一帜的。透过他的作品，可感受到其强烈的、发自心灵深处的俨然之气，体现了他不畏强暴的坦荡胸襟，不失为有明一代的浪漫主义书法大家。
孙元化：(公元1582～1632年)，字初阳，一字火东，生于高桥何家弄(今上海川沙县)，后迁居浙江嘉定城中。著名明朝火炮专家。
孙元化自幼嗜读书，好武略，曾从徐光启为师，引进西方数学，著有《太西算要》、《几何体论》、《几何用法》等。又学习西方技术，精通火器，著有《神机法要》，介绍火炮的制法和用法等。
孙元化在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中举人。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进京，条陈《备京》、《边防》二策，为同县人吏科给事中侯震旸所赏识，荐从军辽东。孙元化请驻宁远前屯，筑台制炮，训练士兵，但不为辽省经略王在晋所用。后兵部尚书孙承宗巡防，王在晋调离辽东，提孙元化任兵部职方主事。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奉命协办袁崇焕主守宁远，加固城垛，砌造炮台，添置火炮。天启六年努尔哈赤率军第十余万人攻宁远，为明军发炮击退。后努尔哈赤亲自率兵攻城，被火炮击中，身受重伤，不久身亡。史称“宁远大捷”。同年，因得罪宦官魏忠贤而被黜，回嘉定。
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魏忠贤伏诛，回京。明崇祯皇帝元年(公元1628年)袁崇焕升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任命孙元化为山东右参议兼整饬宁前兵备。翌年，后金军绕道从古北口入长城，直逼北京，袁崇焕星夜驰援，孙元化固守辽东，不失一地。旋升右佥都御史、登莱巡抚。
明崇祯皇帝四年农历8月，后金军队围攻大凌河新城(今锦州附近)，兵部令孙元化遣兵救援。他派参将孔有德率兵援助，孔军行至吴桥，适遇商贾罢市，兵士无食，遂起兵变。叛军反攻登州，孙元化猝不及防，终于失守。朝中魏忠贤旧党乘机陷害，责罪孙元化用人不当，致滋兵变，又讨伐不力，坐失登州，遂下狱论死罪。
孙元化为天主教徒，受洗于北京，圣名依纳爵。受洗后，即赴杭州邀请西教士至嘉定开教，并出巨资建圣堂，堂侧另建教士住宅十余椽。此后三、四年中受洗者数百人，西教士即以嘉定为常驻教士之教堂。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孙元化曾列席天主教“嘉定会议”，讨论“上帝”、“天主”的名称等问题。
孙元化一家人都很有骨气和才干。他的儿子孙和斗，屡次谢绝父亲部属的邀请，不愿为官，而潜心整理父亲的文稿，编成《水一方人集》；当陈子龙死难于抗清，遗孤就是他援救脱险的。另一个儿子孙和京，牺牲在嘉定抗清之役。孙子孙致弥，清康熙年间任出使朝鲜的副使，后为《佩文韵府》总篡。孙元化一家，是在上海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一支孙氏家族。
孙毓汶：(公元？～1899年)，字莱山，亦作来杉，尚书孙瑞珍之子，山东济州人。著名清朝末年对外投降派代表。
孙毓汶在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以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丁父忧。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在原籍举办团练，以抗捐被劾，革职遣戍。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孙毓汶以输饷复原官。寻迁詹事，视学安徽。擢内阁学士，授工部左侍郎。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入直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升迁刑部尚书，旋调兵部，赠太子少保。孙毓汶为西太后“最得意信任之人，且与李莲英结兰谱，得以侦探内宫消息，视皇上(清光绪帝)如虚器焉”。
在甲午战争期间，孙毓汶为军机大臣中的主和论者。“力言战不可恃”，积极支持李鸿章的妥协方针。“当中日事急，凤凰、九连城相继失陷，浸及登莱，孙毓汶日召梨园府中演剧”。公元1895年农历3月马关谈判，日本政府和谈代表伊藤博文等向李鸿章蛮横无理地提出赔偿巨款，割让大片领土的侵略要求，农历4月4日寇机大臣议论应付办法。孙毓汶极力主和，“并言‘战’字不能再提”。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清朝政府中许多封疆大吏和朝内重臣以及御使台谏纷纷上疏，反对批准马关条约，主张整军再战，斥责主和非计。军机大臣中，李鸿藻、翁同龢主张暂缓批准条约。俄、法、德三国也劝告暂缓换约。独有孙毓汶力主早日批准。农历4月23日寇机大臣见起，论及台湾省人民反对割让台湾省事。清光绪皇帝不愿割让台湾省，曾说：“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孙毓汶则以“前敌屡败对”。
清光绪诘责以“赏罚不严，故至于此”。农历4月27日清光绪召见枢臣，意欲废约再战。孙毓汶则力言：“战万无把握，而和则确有把握”。农历5月1日孙毓汶又以天津海啸为借口逼迫清光绪批准和约，“词色俱厉，各枢不敢有异词”。农历5月2日清光绪对批准和约，仍持犹疑。孙毓汶再次催逼，清光绪皇帝不得已，“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和约遂成。
甲午战后，孙毓汶称疾乞休，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病逝，予谥号“文恪”。
孙家鼐：(公元1827～1909年)，字燮臣，号哲生，别号澹静老人。著名清朝末期改良派大臣。
孙家鼐曾在院试中举而南闱不策，公元1859年中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入直上书房。
公元1864年孙家鼐任湖北学政。公元1878年官至毓庆宫行走，侍读光绪皇帝。累迁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公元1890年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朝议主战，孙家鼐力谏“衅不可启”，主张忍让屈和，后提出变法自强，主张注重科学，兴实业，办学堂的主张。
公元1864年孙家鼐参与强学会，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奉命主其事。孙家鼐曾与马吉森合股在安阳创办广益纱厂，令其侄孙多森在沪创办阜丰面粉厂，并投资兴办启新水泥公司、北京自来水厂、并陉矿务局、滦州官矿公司等。
公元1898年孙家鼐奉命主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提出“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
慈禧皇太后“废帝立储”后，孙家鼐藉养病请退。后起任礼部尚书，拜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晋武英殿充学务大臣。
1906年孙家鼐任资政院总裁。1908年被赏太子太傅。逝世后谥号“文正公”。
孙 眉：(公元1854～1915年)，字德彰，号寿屏，孙中山兄长，广东中山翠亨村人。著名近代实业家。
孙眉字是孙达成的长子。据传，孙眉体格健壮，力大无比，两牛相斗，他能把牛分开，一个人能打十几个土人，因此人称“生张飞”。
公元1869年孙眉十六岁那年，由于家贫，他就到离翠亨不远的南朗的地主程名桂家做长工。孙眉做长工两年后的一天，原在崖口村居住的母舅杨文纳从檀香山经商回国。孙达成觉得家里穷，再加上儿子孙眉不思长进，就找杨文纳商量，请杨带儿子到檀香山去谋生。公元1871年，十八岁的孙眉辞别父母，跟母舅杨文纳前往檀香山。
他初到檀香山，和同乡郑强一起在当地华侨的菜园里工作。他起早摸黑，埋头苦干。后来，他在母舅杨文纳的帮助下，用积蓄下来的钱与人合伙依法向当地政府领地开垦，自己种植水稻。孙眉经过多年的艰辛创业，经营的农牧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至公元1875年前后，他已领有土地约六千英亩，雇工一百多人。他为人豪爽，疏财仗义，处事果断，而且识大体、顾大局，深受当地社会人士的尊敬，无形中成为一方领袖，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大家都尊称他为“茂宜王”。
这时，孙眉的父母一再来信催促他回乡娶妻结婚。于是在公元1877年夏天，孙眉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在乡期间，孙眉一方面奉父母之命，和邻近的崖口乡姓谭的女子结婚，另一方面在家乡招募一些人到檀香山做工。此时的孙眉，不但腰缠万贯，而且阅历丰富，深受西方文明的熏陶，较之往日判若两人。他还在翠亨村附近创设了移民事务所，与人合股接管航海巨船一艘，作为移民之用，一时应招者达数百人，一起乘船前往檀香山做工。
当时还在村塾读书的孙中山，虽年仅十二岁，但当他听到大哥介绍檀香山的情况后，十分羡慕，出国的愿望较之以前读了大哥来信时更加强烈了。
孙眉在故乡住了三个多月，对久别的胞弟孙中山有了新的了解。公元1878年4月孙眉安排友人郑强回国，准备迎接他的双亲携弟孙中山前往檀香山生活，但父亲孙达成无意远行，倒是母亲杨太夫人很想去檀香山看看儿子孙眉及他的成功事业。一心想出洋的孙中山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但父亲开始并不赞成。孙达成反对幼子孙中山出洋是有道理的，一是他的两位胞弟学成、观成都在年轻时因外出谋生而客死异乡，他自然担心幼子也会重蹈覆辙；二是他有三个儿子，次子德祐六岁夭折，长子孙眉自幼荒废学业，因而他自然把希望寄托在聪明、活泼的幼子孙中山身上了。后来孙达成看到孙中山执意要去，又有母亲带他一同前往，途中可以妥善照顾，加上其兄有意叫胞弟前往，所以还是同意了。孙中山一行先到香港，于公元1878年5月2日乘招商局轮船“广大”号，经过二十五天航程才到檀香山。
孙眉叫胞弟到檀香山来，初衷是希望孙中山将来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在商界飞黄腾达。所以，他在孙中山来后不久，就安排胞弟到自己在茄荷勒埠商店学做生意，学记账、珠算，还学习当地人的方言。但不久，孙眉发现孙中山对于做生意毫无兴趣，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有志于读书。对此，孙眉不仅没责怪胞弟，而且改变原来的主意，欣然送孙中山入学。公元1879年9月下旬，孙中山进入檀香山正埠一所有名的男子寄宿中学意奥兰尼校读书。
据说，孙中山初入校时，孙眉的经济并不十分宽裕，为了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孙中山有一段时间只得半工半读，课余充任校中杂役。随着孙眉事业的不断成功，孙中山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就得到大哥的源源供给了。孙中山一生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他那“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是在这时萌发的。在那些年中，孙眉对胞弟予以无微不至的关心。每逢佳节，他常邀孙中山及学友到怒安怒街自己的店中欢聚。孙中山没有辜负大哥对自己的一片厚望，公元1882年7月27日毕业于意奥兰尼学校，获得优异成绩，由夏威夷王颁予奖品。最高兴的还是孙眉，他不仅决定将自己的部分财产划归胞弟名下，还特地设宴招待牧师和侨胞。
公元1883年7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归国。
公元1885年5月26日，孙中山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同县商人卢耀显的女儿卢慕贞结婚。次年夏天，在结束中学课程后，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校读书。1887年他又转学香港西医书院。1887年冬，父亲孙达成病重，孙中山从香港返乡，服侍病榻上的父亲，端茶递药，倍加照料。不久，大哥孙眉也从檀香山风尘仆仆地赶回故乡，兄弟俩一起为父亲奉侍汤药。
公元1888年3月23日(一说24日)孙达成病逝。孙眉在服侍父亲的那段日子里，看到孙中山学业进步，非常高兴。孙眉向胞弟许诺：“只要专心求学，你今后所需的学习费用，统统由我负责包下。”从此孙眉源源不断寄钱回国，支持孙中山读书。1892年7月孙中山以全校最优异的成绩，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期间，不但掌握了丰富的医学知识，而且逐步认清了(清)王朝的腐朽没落，这是他革命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
当孙中山第一次远离故乡来到夏威夷时，孙眉扮演了长兄为父的角色，为胞弟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当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后，他又是尽全力给予胞弟经济上最大支持的人。有人把孙眉誉为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的“财政部长”。
公元1894年6月孙中山在天津欲上书李鸿章，虽未蒙李鸿章接见，但却获得出国护照。这年10月孙中山在郑观应的帮助下，从上海启程，经日本赴檀香山。他这次赴檀香山的目的是为了“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孙中山到檀香山时，孙眉正患毒疮，痛苦异常。孙中山立即为他医治。由于孙中山医术高明，孙眉手术后解除了病痛，甚感满意。当他听了胞弟来檀香山的意图，立即表示鼎力帮助，并赞成他的反清革命行动。在孙中山筹组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的活动中，孙眉毅然划拨一部分财产来支援，同时还分别致函檀香山的亲友，介绍他们与孙中山相识，鼓动他们加入兴中会，并协助筹集经费。
公元1895年1月下旬，孙中山由檀香山到香港，准备策划反清武装起义，2月21日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并修订了《兴中会章程》。公元1895年10月26日第一次武装起义即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亡命日本，在横滨剪掉发辫，改着西装，以示革命决心，并组织横滨兴中会。接着，孙中山到檀香山，向大哥孙眉报告广州起义失败经过。孙眉紧握着胞弟的手说：“不要紧，认准了就应干到底，义无反顾。”孙眉丝毫没有加以责备，更没有提及自己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这时，孙中山同乡、兴中会会员陆灿护送杨太夫人、卢慕贞及孙科等到檀香山，与孙眉共同生活，这样就解除了孙中山的后顾之忧，使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反清革命之中。
公元1899年夏秋之交，经过多次协商，以孙中山和梁启超为代表的两派在日本横滨形成一个合并的初步方案，由孙中山任会长，梁启超任副会长。然而，康有为获悉学生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之事，怒不可遏，立即派人携款赴日本，勒令梁启超立即赴檀香山，开办保皇会。梁启超深感师命不可违。临行前，他特约孙中山密谈，假惺惺地一再表示“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孙中山没有识破梁启超的用心，当即向大哥孙眉及其他朋友写介绍信。公元1899年11月梁启超手持孙中山的信到达檀香山。当梁启超看到孙眉经营的牧场规模宏大，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他抚着孙眉的肩背，恭维地说：“人称君为茂宜王，今乃知为名不虚传。”为人正直憨厚的孙眉听了梁启超的这番话十分高兴。梁启超见时机已到，便乘机向他游说组织保皇会的宗旨：“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这与令弟的宗旨实属殊途同归的。”孙眉听了以为梁启超成立保皇会已得到孙中山同意，于是慨允竭力帮助梁启超玉成其事。梁启超深知人心可用，便加入致公堂，在华侨中打着“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幌子，以“拥护清帝变法维新，足以保护海外侨民权利”蛊惑人心。孙眉和兴中会会员以及广大华侨信以为真，纷纷加入保皇会。这样，在极短的时间内，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员大多变成了保皇会会员，原来革命派的阵地一夜之间变成了保皇派的地盘。
1900年后，梁启超在檀香山欺瞒敛财的劣迹被人揭露。孙中山十分气愤地写信责备梁启超失信背约。这时，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员大多数都深悔前误，有的甚至对孙中山介绍梁启超来檀颇有微词。对此，孙眉十分懊悔。孙中山深感檀香山的“华侨误入保皇党者颇众，故保皇势力盛极一时”，尤其是大哥也误信加入，心情十分焦急。于是，在1903年秋孙中山从日本到檀香山，奔走演讲，揭露梁启超所鼓吹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谬论，号召侨胞“毋惑保皇，奋起革命”。然而，保皇党机关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竟刊文极力诋毁革命，大肆攻击孙中山。孙中山把兴中会会员程蔚南主办的《檀山新报》改组为党报，亲自撰写论文，向保皇派展开论战。通过一番激烈的较量，革命党的力量重新在檀香山确立地位，广大华侨终于明白保皇与革命是两回事，误入保皇党者纷纷退出。
孙中山在檀香山深得大哥孙眉的鼓励和支持，更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孙眉经过误入保皇会的教训，革命警惕性大大提高。孙眉认为孙中山反清革命收效甚微的关键在于他没有参加革命的源流组织洪门。那时美洲的华侨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与权益，纷纷加入洪门，可谓十之八九。当孙中山准备赴美洲，发动华侨并加强同保皇党斗争时，孙眉和他的母舅杨文纳都力劝孙中山加入洪门组织，以壮大革命力量。
1904年3月孙中山到达美国旧金山。1904～1905年，美国管辖下的夏威夷政府颁布新的租地条例，严重损害了旧租地者的利益。孙眉为此聘请律师抗争，然而这场诉讼旷日持久，直至1907年春才由法院判决，结果旧租地者败诉，孙眉不得不把部分产业折抵讼费，而且祸不单行，茂宜岛的农牧场用地被当局无理收回，经济损失惨重。孙眉接连遭到打击，经济状况日绌，被迫在1906年宣布破产。
考虑到今后能对胞弟的反清革命有更多的帮助，他毅然决定结束在檀香山经营了数十年的事业，返回檀香山把留在那里的杨太夫人、弟媳卢慕贞及儿女等移居香港九龙。
孙谏声：(公元1883～1911年)，山东诸城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
孙谏声于1900年进入山东武备学校。先后学习雷电、测绘两科，历时六载。
1906年孙谏声任营口标学校讲席，携家眷前往。1908年由于其组织铁血会，被学校侦知，欲逮捕他，孙谏声只好躲避到沈阳，在清军第十二镇陈统制下做幕客。
辛亥武昌起义后，孙谏声和胡鄂公等人密谋在北方举义响应革命。1911年11月14日孙谏声会同清军第七十九标一二三营在滦州起义，被推举为财政部长，不久，起义失败，孙谏声被俘牺牲，逝世后还被清军剖腹取心。
孙毓筠：(公元1872～1924年)，字少侯，大学士孙家鼐之孙，安徽寿州人(今安徽寿县)。著名民国初年复辟派代表。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州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的大柳树镇。这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以贩布发家，就是孙毓筠一房；小儿子读书，其后人孙家鼐中了状元，做到大学士。
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东京参加同盟会，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同年回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浏起义，被捕入狱。杨度曾竭力营救他，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侄孙，所以维护他，仅判五年徒刑。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获释，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收长，1912年3月任安徽都督。
1912年7月孙毓筠赴京，便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历任临时参议院议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二次革命后，孙毓筠一面倒向袁世凯，先后做过约法会议议长，参政，又组织过宪政研究会。
1915年后孙毓筠和杨度等人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又任大典筹备处副处长。袁世凯逝世后，孙毓筠被通辑。1924年孙毓筠应河南军务督理胡景翼邀至开封，不久病逝，终年五十三岁。
孙宝琦：(公元1867～1931年)，字幕韩。浙江杭州人。著名清末民国初外交家。
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起，历任候补直隶道台、军机处官报局局长、驻法公使等职。1906年调任军机大臣，旋任驻德公使。
1909年回国，任津浦路公办。后升山东巡抚。武昌起义后，一度宣布山东独立，任都督。1913年9月任外交总长。次年代国务总理。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即辞职。次年出任审计局长，此后历任财政总长兼盐署督办，经济调查局总裁等。
1924年任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任内与前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向德国索赔成功。后任汉冶萍钢铁公司及招商局董事长，中法大学董事长。
孙 科：(公元1891～1973年)，字哲生，孙中山之子；广东香山人(今广东中山)。中华民国民国政府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
孙科于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农历10月20日生，1895年随祖母移居美国檀香山。先后入檀岛中学、加州大学学习。1916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次年回国，到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
1918～1920年孙科任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兼英文《广州时报》编辑。1921年任广州市市长兼治河督办。1922年秋奉孙中山之命赴香港组织机关筹款策应讨伐陈炯明。次年2月再任广州市市长。10月参加筹备国民党改组事宜，被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党纲章程。
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孙科主持广州特别党部工作。6月同黄季陆提出“弹劾共产党案”。1925年7月广州民国政府成立，任政府委员。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5月第三次任广州市市长，一度任广州民国政府交通部长。1927年3月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武汉民国政府常务委员等职。7月追随汪精卫清除共产党人。1928年1月与胡汉民、伍朝枢到英、德等国考察政治、经济，之后起草了《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协助制定《中华民国民国政府组织法》。同年10月任民国政府委员、铁道部长、考试院副院长。1931年2月在蒋中正与胡汉民的权力之争中，孙站在拥胡派一边反对蒋中正扣留胡汉民。5月赴广州参加“非常会议”，任广东民国政府常务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作，孙科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未久，即因财政困难被迫下台。1932年冬出任立法院长，不久又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与李烈钧等中央委员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36年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任会长。次年与宋庆龄等倡议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入川，孙科继续任立法院院长。曾以蒋中正特使身份赴莫斯科同前苏联谈判，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商务条约》，并争取其他国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援。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同中共代表等共同通过五项协议。但随后又支持蒋中正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1947年4月任南京民国政府副主席。1948年5月再次任立法院院长。
1948年11月，在民国政府全面崩溃前夕，孙科按蒋中正的旨意出任行政院院长。1949年初把行政院迁到广州，拒绝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和谈条件。同年3月辞职，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4年由美国到台湾省，次年任“总统府”高级咨议，1966年任考试院院长。
孙科于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终年八十三岁。
孙祖勃：(公元1919～1978年)，名淦，号梦园，江苏嘉定人(今上海)。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孙祖勃纵览古今名作，鉴别日精，熟稔中国书画史论，见多识广，美术界同人戏称为两脚书橱”，亦擅山水画。孙祖勃曾参加《辞海》中国画学科的撰写修订工作，著有《唐寅》、《米芾》、《米友仁》等画人传记，对《历代名画记》作了校注。 跟帖时间 2010-02-06 22:27:1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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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的历史名人（一） -- 孙 阳：(生卒年待考)，字伯乐，秦国人。著名相马大师。
在历史上不计其数的孙氏名人中，孙阳可能要算是最早在史书上出现的一位，因以善相马闻名。孙阳是春秋秦穆公时的人，伯乐是他的字，以善于识别千里马而闻名，后世也就以“伯乐”来表示一个人的知人善用。
孙叔敖：(公元前630～？年)，春秋初期，楚王蚣冒之孙蒍贾，蒍贾之子蒍艾腊，也称孙叔敖，孙叔为其字。著名穿求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
孙叔敖少以聪明仁厚著称。其父蔫贾官至工正后被权势所杀，孙叔敖率全家避难迁至期思(今河南淮滨)隐居，后在楚王亲信虞丘子的推荐下，出来辅助楚庄王。楚庄王因得孙叔敖辅助，国力大增，后打败晋国，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孙叔敖虽贵为楚相，但生活相当俭朴，没有多少积蓄。以致他逝世后，他的儿子回乡种田，生活贫困，不得不砍柴以补贴家用。后有宫廷艺人优孟模仿孙叔敖计说楚庄王，告之孙叔敖家后人穷困状。楚王乃召孙叔敖子，封以寝丘(今河南固始)四百户。
孙叔敖任楚国令尹时为官清廉，政绩卓著，是为一代名相。孙叔敖后人为了纪念一代贤相，其子孙以其字为氏，就以孙为姓，从而先秦时期的寝丘一带又出现一支孙氏族人。这支芈姓孙氏有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了，孙叔敖成为这支孙氏的始祖。
孙 武：(公元前535～？年)，字长卿，乐安人(今山东惠民)。著名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军事家。
孙武应用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编撰成《孙子兵法》，成为当时乃至今后对政治、战争、经济具有强烈指导意义的兵学盛典。
孙武被全世界军事学家奉为军学泰斗的孙武了，他所著的兵法十三篇，一直到今天，都被奉为军事上的最高法则注。如果说世界上真有不朽的法则，孙武的兵法应该是当之无愧的。这位举世共钦的伟大军事学家，是春秋末期的齐国人，以他的兵法素养，帮助吴王阖庐完成了霸业。他西破强楚，北威齐晋，而使当时僻居南隅，不受列强重视的吴王，在短短数年之间成为举足轻重的强国。这是孙子兵法的首次发挥威力，这份威力已经历三千年而不衰。
孙武也就是孙子，后人又尊称孙武子，曾祖、祖父都是齐国名将。受家庭的影响孙武从小就喜欢兵法，盼望能有用武之地。但齐国的纷争和内乱使孙武十八岁时便离开齐国，到了吴国。
到吴国之初孙武先在吴都(今江苏苏州)郊外隐居著书，等待时机。公元前515年，吴王阖闾即位后遍求人才，想成就霸业。大臣伍子胥便将孙武推荐给了吴王，孙武将写成的兵法十三篇献给吴王。吴王看后赞叹不已，他要孙武实际演练一下看看效果。为了考验孙武的才干，吴王没有给孙武士兵，而是交给他一百八十名宫女让他操练。
孙武毫不在意，他将宫女分为两队，让吴王最宠爱的两位美姬做队长，带领宫女听令操练。孙武向宫女们讲完操练口令之后，便命人擂鼓操练。但宫女们根本不听他的口令，只觉得好玩儿，大笑不止，队形也变得大乱。孙武立刻下令将两名美姬队长斩首，以肃军纪。吴王吓得赶忙派人传令给孙武：“寡人巳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美姬，寡人吃饭都不香了，请赦免了她们吧。”
孙武却以“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斩杀了吴王的两名美姬，然后又任命两人做队长，继续操练。这次很快将宫女们训练得进退有序，阵形严整。
吴王虽然失去了两名爱姬，但最后还是拜孙武为将军，因为他知道孙武是帮助自己成就霸业的难得的将才。在这方面，吴王还是有一些气度的。
公元前512年，孙武随吴王和伍子胥征讨楚的属国钟吾(今江苏宿迁)、舒(今安徽庐江)，连战连胜。阖闾就想乘胜直捣楚国都城，孙武却劝阻道：“楚军现在还不能轻视，况且我们现在灭掉两国之后已经很疲惫，应该收兵休整，待机再战。”阖闾于是班师回国。
伍子胥和孙武确定了扰楚疲楚寻机破楚的战略，然后组建了三支精锐军队，轮流袭扰楚国边境。在第一支军队袭击时，楚国便调集主力迎战。但楚军第一出，孙武却率吴军撤退了。当楚军刚返回时，吴国派出的第二支袭扰军队又开始了行动。这种车轮式的袭击战搞得楚国被动应付，军队疲惫不堪，国力也消耗严重，致使一些小属国纷纷叛离，吴国却在袭扰中大有收获。
公元前506年，孙武又运用长途奔袭灵活机动的战法打败了楚军。当时，楚国围攻吴的属国，即一个小国蔡国。孙武率领三万精兵，乘船逆淮河而上救援。楚军见势不妙，赶忙退兵，在汉水设防。没想到孙武却突然弃船登岸，从陆路奔袭楚国腹地，给楚军来了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但孙武并没有用全部兵力奔袭，而是精选了三千五百人做先锋，披坚执锐，轻装疾进。等到了汉水东岸，楚军迎击时孙武又领兵后撤，引诱楚军追击，三战三胜。此后两军在柏举(今湖北麻城)决战，孙武用先发制人的战术冲乱了楚军的阵脚，然后吴王率领主力攻击围歼，又大获全胜。以后孙武用半渡而击、乘楚军用餐时攻击等灵活战术打得楚军毫无还手之力。
因为孙武的神勇指挥，从柏举之战到占领楚国国都郢，吴军只用了十天的时间，楚王仓皇而逃。孙武以三万军队破楚军第二十万大军，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新王勾践继位，国内还未完全稳定，阖闾觉得有机可乘，他不听孙武劝阻，在准备不足时就匆忙出兵。结果大败，阖闾也因伤重而丧命。
太子夫差继任吴王后，孙武和伍子胥一起整军备战，在公元前494年终于击败越国。当时，勾践领兵从水路进攻，夫差则以十万精兵迎战，孙武和伍子胥夜里派出疑兵，在两翼举着火把助势攻击，夜幕中火光照亮了天空，向越军包围过来，加上喊杀声，致使军心动摇，在吴军的猛攻下越军全线溃败，勾践退守到会稽山，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夫差最后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劝告，而是和勾践议和，养虎为患，后来又放勾践回国，纵虎归山。在夫差到北方会盟称霸主后没几年，吴国便被卧薪尝胆恢复元气的勾践灭掉了，夫差也落得个自刎而死的悲惨结局。
孙武虽然帮助吴国建立了霸业，但夫差日渐骄横，不听忠言信谗言，逼死功臣、忠臣伍子胥，孙武见状寒心而退，知道自己想辅佐吴王统一南北的大志已无法实现，为免遭杀身之祸，便隐居深山，修订他的兵书去了。
孙武之所以被后人所称道，最主要的还是他留下的那部兵家圣典《孙子兵法》，虽然只有五千字，但却包含了丰富的军事思想，这使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的军事家。
孙武的军事理论不仅对现在的军事方面有重要影响，日本还将他的兵法用到了商业方面，美国在1990年还用其来指挥高科技的现代化战争“海湾战争”。所以，孙武被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一致尊崇为“兵家之祖”是当之无愧的。
孙 膑：(生卒年待考)，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阿、鄄一带人(今山东阳谷、鄄城)，著名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军事家。
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生于齐国阿(今山东阳谷)、鄄(今山东鄄城)一带，主要活动于齐威王时期，早年曾与庞涓一起师从鬼谷子习兵法，著有《孙膑兵法》。
庞涓出任魏将后，庞涓深感自己的本领不如孙膑，怕他超过自己，就派人将他召到魏国，施以膑刑，即将他的膝盖骨剔掉，使他因此致残，故称孙膑，庞涓想让他从此隐居，不在出外活动。
后来，齐国派使臣到达魏国，孙膑以刑徒的模样暗地里会见了齐国使臣。齐国使臣认为他是个奇才，便偷偷地将他运回齐国。
孙膑逃到齐国后，齐国将领田忌以宾客的高等礼遇待他。田忌常与齐国的诸位王公子弟赛马赌胜，且赌金甚高。孙膑对田忌说：“将军这次押上重金，我能让将军得胜。”田忌非常信任他，便押上千金，等到开赛前，孙膑说：“您用自己的下等马和齐威王的上等马赛，用自己的上等马和他的中等马赛，用自己的中等马和他的下等马赛。”结果一负两胜，嬴了齐威王一大笔钱。以往比赛，田忌都输给了齐威王，这次齐威王对田忌突然嬴了自己感到很奇怪，就问他用的是什么办法。田忌借机将孙膑推荐给齐威王。
齐威王向孙膑询问兵法，发现他果然是一位奇才，就拜他为军师。
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年)，魏惠王因赵国攻打魏的属国卫国而命庞涓率军围赵都邯郸(今河北邯郸)。次年，赵国求救于齐国，齐国出兵八万救赵。孙膑以己初至齐国，尚无威望，且防庞涓警觉，仅以军师身分坐镇指挥。
针对魏国强兵在外，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防务空虚的情况，孙膑采取“批亢捣虚“、攻其必救的战法，率军先攻打了一下平陵(今山东定陶)，并示敌以弱，尔后直奔大梁，逼使庞涓仓促回救，而在其回军必经之途桂陵(今河南长垣)进行截击，大败魏军，擒(古文“擒”为制服、战胜)庞涓(见桂陵之战)。
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66年)，魏国又因韩国联络齐国、宋国，不赴逢泽(今河南开封)之会而攻打韩国，韩国求救于齐国。齐国再度以田肦(一说田忌)、孙膑率军救韩，仍以攻其必救之法直扑魏都大梁，待庞涓撤围，即还师回齐国。然魏军欲全歼齐军而紧追不舍，孙膑因势利导，以逐日减灶之法迷惑庞涓，诱其弃主力步兵，仅以轻车锐卒追赶，齐军则以逸待劳，连车为垒，埋伏于马陵(今河南范县)，大败魏军，并杀了庞涓(一说自杀)，掳获了魏国太子申。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注，反映了孙膑的全部军事思想。他认为战争有一定的规律；在战略战术上贵“势”，即依据一定条件占据主动和优势；突破前人速战速决的理论，提出了持久作战的思想；适应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强调攻城；认为只有覆军杀将方为全胜，开创歼灭战的理论；对野战中车垒的运用、阵法的研究和将领的必备条件等均有阐述。
孙 坚：(公元155～192年)，字文台，孙权之父。吴郡富春人(今浙江富阳)。东汉末期长沙太守。
其父孙钟徙居曲阿。孙坚少年时，在县中为吏，性豁达，好奇节。十七岁随父乘船去钱塘途中，遇海盗胡玉等掠财分赃。孙坚提刀大步奔上岸，斩杀而回。事后名声大振，始任钱塘县校尉。
汉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孙坚以郡司马的身份召募良壮勇士千余人，协州郡官兵讨伐许昌(会稽人)，因有功迁升盐渎县丞、后又任盱眙、下邳县丞。
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他率精兵千余人，随中郎将朱俊南征北战。因功被任为别部司马。
汉中平三年，边章、韩遂在凉州骚乱，时孙坚任参军事，随张温挥兵讨伐。大军进至凉州，乱军投降，张温奏凯班师。孙坚被命为议郎。次年，奉命剿灭区星乱军，接着，又平定零陵、桂阳等三郡乱军。因战功被封为乌程侯。
汉中平六年，董卓专权，恣意妄为。孙坚起兵征讨，兵至荆州，逼死荆州刺史王睿；兵至南阳时诱斩南阳太守张咨。遂被任为破虏将军。汉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冬，痛击董卓部将胡轸，大获全胜。董卓惧怕孙坚勇武威猛，派部将前来劝说，想与孙坚和亲，并且让孙坚开列子弟中能任刺史，郡守的名单，答应保举任用。在利诱面前，孙坚一身正气，义正辞严地说：“卓逆天无道，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暝目，岂将与乃和亲邪？”董卓见计不成，便亲自领兵与孙坚交战，反遭重创，孙坚乘势进攻洛阳，击败董卓。
其时，天下纷争，地方割据。孙坚受袁术之命攻打刘表，刘表部将黄祖被其击败而逃，孙坚紧追不舍，被黄祖的部将以暗箭射死，终年三十七岁，归葬于曲阿高陵。
孙 寿：(生卒年待考)，女，东汉权臣梁冀之妻。
梁冀身世显赫，飞扬跋扈。但极怕其妻孙寿。孙寿美貌而善妒，且私通家奴。夫妻二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奢靡无度。后来在政治斗争中，畏罪而自杀。《后汉书•梁冀传》中有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
梁冀是东汉以外戚人掌朝政的著名权臣。梁氏家族在东汉后期可谓显赫无比，他的一个姐姐、两个妹妹都是皇后，还有六个姐妹为贵人；男人中，有七人封侯，两位任大将军，有三人娶公主为妻，其他卿、将等高官达五十七人。梁冀一生历仕四帝，做大将军执掌权柄达二十余年，其中有三个皇帝是由他一手操纵扶上台的，还有一个被他毒死。
但就是这样一个作威作福的人，还有涎着脸挨骂，被人拎着耳朵，打得跪地求饶的时候。他的对手就是他的老婆孙寿。
梁冀奇丑无比，竦肩驼背，斜眼歪鼻，说话口吃，长得非常有想象力。除了声色犬马，一无所长，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可这家伙却讨了一个极漂亮的老婆孙寿，容颜娇艳，体态婀娜；而且还善作各种媚态。这位美貌的悍妇，对梁冀，是“我的野蛮老婆”；对外，则是“我的黑道老婆”。人家是率性而为，性格直爽，孙寿也是率性而为，发乎本性，不过，她的本性是坏的，所以，野蛮起来，就不止是把手下当烟灰缸那么简单了。
孙寿天性极妒，对梁冀管束得特别严格。梁冀服丧期间，在城西偷着与友通期姘居。孙寿伺梁冀外出，带领众多奴仆，把友通期抢过来，剃光头发，刮去面皮，严刑拷打，还打算上书皇帝告发梁冀的花花事。梁冀听了，只好在老丈母娘面前，又磕头又作揖地求情，孙寿才放他一马。梁冀糊涂胆大，照常与友通期私通，生了个儿子伯玉，藏在夹壁墙里，见不得光。孙寿唆使儿子梁胤杀死友通期，老公连吱一声都不敢。孙寿也不是什么贞妇，趁机和一个叫秦宫的监奴勾搭上了。梁冀不是不知道，只是哑着口，不敢说而已，一物降一物。
夫妻俩贪污腐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小皇帝看不过眼了，骂了梁冀一句：“真是跋扈将军。”梁冀就把皇帝给毒死了，还不许人救。孙寿也是跟梁冀一个鼻孔出气的。
不过，孙寿还为中国历来的美容美发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位悍妇有五种“姿态”，扮相是有史以来最楚楚可怜的。《风俗通》描述了她的打扮就是：“愁眉”，是把眉毛画得细而曲折，显出一付愁容。“啼妆”，就是在眼睛下面化妆，显出一副哭过的样子；“堕马髻”，就是把发髻偏在一边，以示懒散，放荡，好像刚从马上掉下来的样子；“折腰步”，就是走路时如风摆柳，腰肢细得好像要折断的样子；“龋齿笑”，就是指笑起来好像牙痛，只能浅笑，不能放声大笑。这种“可怜相”的打扮，男人不得不由怜生爱。
自此，东汉女子普遍盈盈不堪一握，眼角眉梢羞怯不自持，柔弱慵懒，让男性萌生一种想保护、想强暴的冲动。他们都是一群需要用别人的弱小才能来反衬自己强大的生物。“美”的标准就是这样产生的。
孙 炎：(生卒年待考)，字叔然，乐安人(今山东博兴)，孙武的第二十世孙，著名三国时期魏国经学家、训诂家。
孙炎是郑玄的弟子，人称东州大儒。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建立了晋朝，曾征聘孙炎为秘书监，孙炎坚辞不受。当时经学家王肃不赞成郑玄的学术观点，著有《圣证论》来讥难郑玄。孙炎奋起反驳，维护郑玄学说。所著有《周易春秋例》，并为《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等书作注。另著《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反切从此盛行。
“反切”是我国给汉字注音的一种传统方法，又称“反语”或“反音”。其发明人就是孙炎。他所撰的《尔雅音义》一书用反切的方法注音，反切之法，由此而大行于世。北齐学者颜之推说：“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清朝学者赵翼也说：“至魏孙炎，始作反音，则今反切之学也。”孙炎堪称为反切之学的鼻祖。
孙炎所著各书均已佚传，清朝马国翰所著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唯存辑本。
孙 愐：(生卒年待考)，著名唐朝音韵学家。
唐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任陈州司马。曾撰《唐韵》五卷，增订陆法言《切韵》的韵部，并为其增字加注。
孙 楚：(公元218～293年)，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今山西平遥)。著名西晋文学家。
孙楚出身宦官世家，才华卓绝，但爽迈不群，少欲隐居。四十多岁做镇东将军石苞的参军，又由于生性刚毅，为官居正，敢于直谏，被奸臣石苞参奏了一本，遂弃官居家，一滞又是十数年。后做扶风王司马骏征西参军，晋惠帝时为冯翊太守。七十多岁去世。
孙楚生活在门阀制度鼎盛的西晋时期。由于当时朝政被贵族把持，故一般出身寒微的士人是难以施展抱负的。在这险恶的环境中，孙楚凭着自己耿直的人格，坚持同这种黑暗势力作斗争。他曾上书皇帝，反对以九品制取人，为不得意的读书人呼吁。他针对《孔子家语》中的《金人铭》所宣传的明哲保身的哲学观点，做了《反金人铭》一文，反对“少言”、“少事”的虚伪做法，批判只会奉承统治者的懦弱自私的可悲现象。孙楚的有关言谈事迹，被收入《世说新语·排调》中，后来人们便用孙楚所谈论的“漱石枕流”一词，泛指士大夫的隐居生活。
孙楚一生写有不少诗赋，原有集，大都散佚。在明人所辑的《孙冯翊集》中，收有赋十六篇，杂文二十五篇。其中，赋多半以咏物为主，杂文则是对管仲、乐毅、白起、韩信历史名人的颂赞。不过，这也反映了他积极干预现实的态度。孙楚的诗，现存首，其最有名的一首是《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诗中“晨风飘岐路，雪雨被秋草”一句，屡被评论家所称引。
孙 康：(生卒年待考)，著名西晋文学家，御史大夫。成语典故“映雪夜读”之主人公。
孙康从小就很聪明，喜欢读书。但是，他的家里很穷，白天，一家人都要出去干活，小孙康也不例外，否则，他们就吃不上饭。白天没有时间读书，晚上，家里又没有灯，屋里黑漆漆的，根本看不了书。孙康很懂事，知道灯油很贵，要是买了灯油，全家人就要饿肚子，所以从来不提此事。
孙康读的书都是向人家借的，到时候一定要还，因此他常常因为没有时间看书而发愁。有时候他就借着月光读书，可平时月光太暗了，根本就看不清楚。
有一年冬天下了场大雪，晚上，雪停了，空气很清新，月光是那么的皎洁。孙康觉得这晚的月光比平时亮多了。于是就拿了一本书到门外读。读了一会儿，他觉得眼睛很疲劳，无可奈何地准备回屋去。一不小心，在地上滑了一跤，书掉在雪上，他赶紧爬起来去捡。这时，他发现书上的字在雪地中看得很清楚。原来，雪地反射光线比月光亮得多。小孙康高兴极了，坐在雪地里就看了起了，累了，干脆躺在雪地里读书。此后，每逢雪天，他就不顾严寒躺一雪地中读书，时间久了，他的手脚都长了冻疮，可是他一点儿都不后悔，因为他通过这种方法读了好多书，被时人美传。
孙 绰：(公元314～371年)，字兴公。太原中都人(今山西平遥)。著名东晋文学家。
孙绰年少时便以文才著称，累官至廷尉卿，领著作。他出生于世族官僚家庭，隐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性好山水，博学多才，有隐逸之志，增游放十年。孙绰在官场，不畏权贵，敢于直言上谏。他是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作家，他的诗作大都枯淡乏味，如同宣扬道家哲理的论文一般。
东晋偏安江左，清谈之风更甚，反映在诗歌创作中是玄言诗盛行。梁代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和许询就是这种诗风的代表。《诗品》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孙绰的《答许询》就是明显的一例。其第三章中“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等句，实际上是用四言诗演绎道家哲理。但他也有一些较好的诗，如《秋日》中“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等句，写景生动。另外有《情人碧玉歌》二首，《玉台新咏》题为孙绰作。但此二诗颇具民歌特色，或疑非孙绰所作。
孙绰的《游天台山赋》，词旨清新，在晋赋中较为有名。作者在序中把天台山与蓬莱仙山相比，说它“穷山海之□富，尽人神之壮丽”。赋中虽流露出求仙思想，但对景物作了细致的描绘。如：“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朱阙玲珑于林间，玉堂阴映于高隅”等句，文辞工整秀丽，颇有情韵。孙绰视此赋为平生得意之作，曾对范启说：“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
著有《孙廷尉集》，原书今已佚传。张溥所著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辑本。
孙 盛：(公元320～391年)，字安国，太原中都人(今山西平遥)。著名东晋史学家、无神论者。
孙盛在东晋史学上享有声誉的孙盛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仕宦世家。祖父为孙楚(西晋文学家)，父孙恂曾任颍川太守，族兄孙绰为东晋文学家，玄言诗的代表作家。
卓越的家庭熏陶，使孙盛从小就养成了笃学不倦、手不释卷的习惯，很快便以博学多才、强闻博记跻身于当时的文化名流之中。有关他与当时名流们交往辩难的事迹，在《世说新语》中多次出现。
孙盛一生著作极多，达数千篇，内容包括有诗、赋、论难的文章，以及医学、卜筮、易象方面的著述，还有史学巨著《魏氏春秋》二十卷，《晋阳秋》三十二卷。
孙盛在哲学上是无神论者，他坚持唯物主义形神惟一论，极力反对当时盛极一时的图谶迷信风潮。孙盛长于辩论。据史籍《晋书·孙盛传》和《世说新语》载，当时最擅长辩论的人是殷浩，与其抗论者，惟有孙盛而已。
孙思邈：(公元581～682年)，京兆华原人。著名唐朝中医学家。
孙思邈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人们把他当做神仙一般，尊称为“药王”。
孙思邈从小勤奋好学，七岁读书，每日背育一千多字，有“圣童”之称。到了二十岁，已精通诸子百家学说，既“善谈庄、老”，又“兼好释典”，学问非常渊博。隋唐两代帝王屡次请他做官，他都“固辞不受”，而立志学医，他的这种认识，是从切身体验中得来的。他小时候，体弱多病，要经常请医生诊治，“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周围贫苦百姓，也跟他一样，因为患病弄得穷困不堪，有的竟得不到治疗而悲惨病逝这些事，使他感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因此，他十八岁开始，就“志于学医”，并下了很大的苦功，所谓“青衿(古学子所穿的衣，后称入学生员)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经过这样长期刻苦的钻研，他的医学造诣很深，成为隋唐时期医药界的佼佼者。宋朝林亿称道：“唐世孙思邈出，诚一代之良医也”。
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共三十卷，内容极为丰富。分医学总论、妇人、少小婴孺、七窍、诸风、脚气、伤寒、内脏、痈疽、解毒、备急诸方、食治、平脉、针灸等，共计二百三十二门，收方五千三百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首创“复方”。《伤寒论》的体例是一病一方，而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发展为一病多方，还灵活变通了张仲景的“经方”。有时两三个经方合成一个“复方”，以增强治疗效果；有时一个经方分成几个单方，以分别治疗某种疾病。这是孙思邈对医学的重大建树，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千金翼方》是对《千金要方》的补编。书名含有和《千金要方》相辅相济，羽翼双飞的意思。此书共三十卷，其中收录了唐朝以前本草书中所未有的药物，补充了很多方剂和治疗方法。首载药物八百余种。这两部书，合称为《千金方》，收集了大量的医药资料，是唐朝以前医药成就的系统总结，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对学习、研究我国传统医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宋朝郭思高度评价《千金方》，说：“世皆知此书为医经之宝”。清朝医学家徐大椿也认为该书“用意之奇，用药之功，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医学源流论》)。这书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而且还影响到国外。公元608年日本来中国学医的医生，就把《千金方》等方带回日本，对日本的汉医影响深远。
由于孙思邈结合实践，虚心地广泛地学习各家之长，所以医学水平很高，有许多独特的贡献。其中，对脚气病的治疗最为擅长。脚气病是由于人体缺乏维生素乙引起的。这种病多少年来折磨着江南一带群众。孙思邈在学习前人和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探索，终于提出一个有奇效而又简便的防治方案，那就是用防己、细辛、犀角、蓖麻叶、蜀椒、防风、吴茱萸等含有维生素B1的药物来治疗，用含有维生素B1的谷皮煮汤调粥常服来预防，这在世界医学史也是非常先进的。欧洲于公元1642年开始作脚气病的研究，而孙思邈早在公元600年左右便已经详加论述，并掌握了正确的防治方法，比欧洲早了整整一千年。
孙思邈特别重视妇幼保健，是创建妇科的先驱。他在《千金要方》中首例妇科三卷，儿科一卷，把妇儿科放在突出的地位。他还打破当时医学界“各承一业”的陋习，主张用综合疗法治病。他说：“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他本人用药、用针、用灸都很精熟，对病人，不问“贵贱贫富”，不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赶救”。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几个人抬着棺材在前面走，从棺材里滴出几点鲜血，后边跟着一个老婆婆，伤心大哭。这种情况引起他的注意。一问，才知道棺材里的“死人”是老婆婆难产刚死的独生女儿。他告诉老婆婆，产妇并没有死。于是开棺抢救。一看，产妇脸色蜡黄，一丝血色也没有，同死人无异，但一摸脉搏还在微微的跳动。孙思邈选定穴位，只扎了一针，不一会，产妇就苏醒过来，胎儿也顺利下产。眼看母子得救，大家十分感激，齐声称赞他的医术高明。史籍《历代名医图赞》称道：“唐孙真人，方药绝伦，扶危拯弱，应效如神”。
孙思邈在生之年为医药事业作了那么多重大的贡献，临终时，却遗嘱“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他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他的家乡人民给他修庙立碑，把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山上至今保留有许多有关孙思邈的古迹，如“药王庙”、“拜真台”、“太玄洞”、“千金宝要碑”、“洗药池”等。说明历代人民对他的感情有多么深厚。
孙思邈于唐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逝世，终年一百零二岁(一说一百四十一岁)。
孙过庭：(公元648～703年)，字虔礼，一说名虔礼，字过庭，吴郡人(今浙江富阳)。著名唐朝书法家。
孙过庭历任右卫胄曹参军、率府录事参军，与书法家王绍宗极友好。他是个仕途坎坷的人，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泊，一心想著书立说传之不朽，可惜天年不永，竞没有实现。
孙过庭擅长正、行、草书，尤精于草书，妙于用笔，直逼羲献。传世墨迹有《书谱》一卷，又名《书谱序》、《运笔论》，为孙过庭于唐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撰文并书。真迹原藏清内府，刻人《三希堂法帖》，后归故宫博物院，现藏台湾省。《书谱》作为书法理论著作收入《书苑精华)、<四库全书》等丛书集成本。世人将其文字宏丽，议论精粹深广的著述和出人规矩，姿态横生，妙趣无穷的手书真迹视为双璧。孙过庭另有《千字文》、《景福殿赋》见于著录，亦传世之不朽之作。历代名家推重其书法并授之以极高评价。
孙过庭所撰《书谱》原稿二卷，现仅存上卷。是卷凡三千七百余言，对书艺的“笔墨利病”几乎“推阐几尽”。他反对如绘画般写字：“巧涉丹青功亏翰墨，”他对历代书法审美趣味的变迁见解是“古质今妍”。他认为学书要“趋变适时”，追求形质与性情；尤其重视书法的抒情性：“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在论及真草书体的关系时他认为“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最值得后人注意的是，他反对当时那种把书法当作秘诀，择人而授的保守态度，提倡书法理论与经验的交流。难怪清人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盛赞书谱给他的影响是“余今日不啻亲承狮子吼也”。他认为如果不是孙过庭这样明白地把草书笔法流传下来，草书很可能失传。
《书谱》通篇以章草为基础，以今草为形貌，以圆笔为至.兼用方笔，正侧锋兼施，藏处含蓄蕴藉，耐人寻味；露处妍美达情，神采飞扬；时而珠圆玉润，时而生辣险绝，其可谓“心手双畅”、“翰逸神飞”、“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今人评《书谱》为“文茂、形美、韵胜、力遒、穷变。”所以历代不少大家多有临此卷者；当代亦有大量以《书谱》为范本走上书坛的书家。现在，《书谱》正以其字数多，规矩严，变化微，便于初学而日益受到书法爱好者的青睐。
孙过庭如此巨大的艺术成就与影响，却无法摆脱历史对他的冷漠，以至于后人无法完整了解其潦倒坎坷的身世际遇，是艺术史上的一个谜。
孙 位：(生卒年待考)，传说遇异人而改名遇，一作异，号会稽山人，原籍会稽人(今浙江绍兴)。著名唐朝画家。
孙位擅画人物、松石、墨竹及佛道，尤以画水著名。笔力雄壮，不以着色为上。传世作品有《高逸图》。
唐僖宗李擐皇帝车驾在蜀，自京入蜀，号会稽山人。性情疏野，襟抱超然。虽好饮酒，未曾沉酩。禅、僧、士，常与往还。豪贵相请，礼有少慢，纵赠千金，难留一笔好事者时得其画焉。光启年，应天寺无智禅师请画山石两堵，龙水两堵，寺门东畔画东方天王及部从两堵。昭觉寺休梦长老请画浮沤先生松石墨竹一堵，仿润州高座寺张僧繇战胜一堵。两寺天王部众人鬼相杂，矛戟鼓吹，纵横驰突，交加戛击，欲有声响。鹰犬之类，皆三五笔而成；弓弦斧柄之属，并掇笔而描，如从绳而正矣。其有龙拏水汹，千状万态，势愈飞动，松石墨竹，笔精墨妙，雄壮气象，莫可记述。非天纵其能，情高格逸，其孰能与于此耶！悟达国师请于眉州福海院画行道天王、松石龙水两堵，并见存。
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起义，长安陷落，他随唐僖宗从长安入蜀，居成都。擅画人物、鬼神、松石、墨竹，所作皆笔精墨妙，雄壮奔放，情高格逸。尤以画水著名，与张南本善画火并称于世。举止疏野、襟韵旷达，喜饮酒，罕见其醉。乐与方外人往还，然对豪贵相请，则礼有少慢，纵赠千金，难留一笔。曾在蜀中应天、昭觉、福海竺寺院画过不少壁画，俱笔简形备，气势雄伟。画迹有《说法太上像》《雄摩图》《神仙故实图》《四皓弈棋图》等二十七件，著录于《宣和画谱》。传世作品有《高逸图》绢本，设色，纵45.2厘米，横168.7厘米。据考证，此为《竹林七贤图》残卷，四人为山涛、王戎、刘伶、阮籍。无款印，卷前隔水有宋徽宗赵佶题“孙位高逸图”，是晚唐人物画开五代画法先路之珍品，现藏上海博物馆。
后来不知其后有何所遇，改名遇矣。卒不知所在，待考。
孙方谏：(公元893～954年)，初名方简，中山人(今河北唐县)，一说莫州清苑人(今河北清苑)。著名五代后周将领。
孙方谏曾聚众千余家筑寨狼山(今河北易县)，自为堡主，抵御契丹兵。后晋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归后晋，任东北招收指挥使。后通契丹，任定州节度使。不久，因契丹命徙大同，即率众回保狼山故寨，归附后汉，在定州抵御契丹。后周时，历任华州、同州节度使，加中书令，卒于洛阳。
孙光宪：(公元900～68年)，字孟文，号葆光子，贵平人(今四川仁寿)。著名五代十国时期后周、北宋诗人。
孙光宪家世业农，至孙光宪，独读书好学。孙光宪家中聚书数千卷，校勘抄写，至老不辍，唐时为陵州判官，有政声。
后周天成初年(公元926年)，避地江陵。武信王(高季兴)奄有荆土，招致四方之士，用梁震荐，入掌书记。后周光宪事南平三世，皆处幕中，累官荆南节度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后教高继冲悉献三州之地，宋太祖嘉其有功，授光宪黄州刺史。乾德末年卒。性嗜经籍聚书凡数千卷。或手自抄写，孜孜校雠，老而不废。自号葆光子。所著有北梦琐言。
孙光宪后来归附北宋王朝，官至黄州刺史。其词大部分收入《花间集》，风格不同于该集中多数作品的浮艳绮靡。并撰有笔记《北梦琐言》。
孙词见花间集者六十首，见尊前集者二十三首，见全唐诗者八十首。刘毓盘于其内戚费文恪公家，见所藏宋元残本，有荆台佣稿一册，因录副，刊入所辑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中，共存词八十四首。
孙 仅：(公元969～1047年)，字邻几，蔡州汝阳人(今河南汝南)。著名北宋大臣、学者。
孙仅生于宋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戊戌科许状元。
孙仅少年时学习刻苦，才思敏捷。中状元后，任舒州团练推官。当时，宋真宗下诏要各地举荐贤良方正之士，孙仅被推荐，擢为光禄寺丞，入值集贤院。不久知浚仪县。宋景德初(公元1004年)拜太子中允，开封府推官。宋辽议和时，孙仅首次作为国母生辰使出使辽国，回来后升迁右正言，同知审官院。这年冬天宋真宗因孙仅熟悉民政，命知永兴军府。孙仅为政颇宽，像一忠厚老者。宋真宗曾诏令地方官吏以其为榜样。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知审刑院，拜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权知开封府，改左谏议大夫。后出为河中知府，归朝后复领审刑院，进给事中。
孙仅于宋天禧元年(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O17年)病逝，终年四十九岁。
孙仅性格宽厚诚实，不争名逐利，潜心钻研儒学，有文集五十卷传世。其兄孙何为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壬辰科状元，两人是中国科举史上的兄弟状元，很被世人羡慕、推崇。
孙 暨：(生卒年待考)，汝州人(今河南汝南)。著名宋朝大臣。
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己亥科状元。宋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开封府发解试，当时解元为高辅尧，第二为钱易。钱易很有才学，也很有名气。钱易对自己未得中第一，深为不平，遂上疏指责发解试中试题有讥讽朝廷之处，引得众举子纷纷状告考官取录不公，高辅尧也请以解元让与钱易。
宋真宗诏令钱若水复查试卷，又认为士人争进之风不可长，遂擢孙暨为第一，而以高辅尧第二，钱易第三。孙暨与孙仅同乡共姓，相继魁首天下，同族乡里以之为荣。
孙暨后为吕蒙正女婿。中状元后，曾任光禄寺丞，值集贤院。
孙 恩：(公元？～402年)，字灵秀，原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后移居会稽(今浙江绍兴)。著名东晋农民起义军首领、道教名士。
孙恩为东晋五斗米道道士和起义军首领。字灵秀。祖籍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境南)，家族世奉五斗米道，是永嘉南渡世族。其叔父孙泰(字敬远)奉吴郡钱塘五斗米道首领杜子恭为师。杜子恭逝世后，孙泰继传杜子恭道法，受人敬信。东晋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谘议周勰等皆敬事孙泰。
东晋隆安二年(公元398年)爆发了王恭之乱，孙泰以为晋祚将尽，乃以讨王恭为名，私合徒众数千人，准备起事。事未发，司马道子父子诱斩了孙泰及其六子。孙恩逃入海岛，聚众百余名立志为孙泰复仇。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8年)，会稽王世子、扬州刺史司马元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京师充兵役。孙恩趁民心骚动之际，率众从海岛攻克上虞，乘胜破会稽(今浙江绍兴)，杀会稽内史、五斗米道徒王凝之。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八郡人民群起响应，“旬日之中，众数十万”。
孙恩起义军占领了会稽八郡。孙恩据会稽，自称“征东将军”，置立官职，号其徒众为“长生人”，上表请诛会稽王道子和元显父子。东晋畿内诸县，“盗贼处处蜂起，恩党亦有潜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惧，常虑窃发，于是内外戒严。”
东晋王朝派谢琰率重兵讨伐孙恩，浙东八郡起义军汇聚于会稽，“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8年)农历12月，谢琰率军攻下义兴，击杀起义军头领许允之。接着进兵吴兴；屯兵乌程(今浙江吴兴)。分兵配合刘牢之，向钱塘江推进。孙恩见东晋官军将渡钱塘江，乃率男女二十余万口向东撤退。后又退入海岛。
东晋隆安四～五年间(公元399～400年)，义军与东晋官军继续激战，并一度逼近建康，攻破广陵(今江苏扬州)。后因东晋政府加强沿海防务，起义军给养困难，加以疫病流行，“死者大半”。
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农历3月，孙恩进攻临海失败，乃赴海自沉，五斗米道信徒认为他已成“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有余人。义军余众数千人复推孙恩妹夫卢循为领袖，继续斗争，后卢循义军占领广州，一度大举北伐，直至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终告失败。
孙恩五斗米道徒信奉长生久视之道，信仰天、地、水三官，尤其相信水仙。孙恩以五斗米道组织起义，动摇了晋室的封建统治，也引起了南北朝时期道教上层人物冠谦之、陆修静对道教的“改革”和南北天师道的出现。《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孙恩集》五卷，今已佚传。
孙 奭：(公元962～1033年)，字宗古，博川博平人(今山东茌平博平城)，后徙居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著名北宋经学家。
孙奭自幼读经书，笃学成才，九经及第，宋太宗时入国子监为直讲。宋真宗时，为诸王侍读，任国子监直讲、兵部侍郎、累官至龙图阁侍制学士，以太子少傅致仕。
宋仁宗即位，孙奭以名儒被召为翰林侍讲学士，判国子监，后迁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礼部尚书，撰修《真宗实录》，奉敕校定赵岐《孟子注》，用以补充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不足。晚年以太子少傅致仕，病逝于家。
孙奭以经学成名，一生坚守儒家之道。宋真宗大搞迷信，宣扬“天书”，群臣阿附，唯孙奭直言：“我只听孔子说过‘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对宋真宗的到处拜山祀神，他也是每每切谏。他给宋仁宗讲课时，每讲论至前世乱君亡国时，总是“反覆规讽”。
孙奭的经学著述甚多，其代表作是《经典微言》五十卷，这是他从《五经》蒐集的“切于治道”的精华。另外，今本《孟子音义》即孙奭所撰，还撰有《五经节解》、《孟子正义疏》等传世。
孙 复：(公元992～1057年)，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人(今山西临汾)。著名北宋学者。
孙复生于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是程朱理学的前驱人物。他与胡瑷、石介三人，合称为“宋初三先生”，是宋朝理学的先行者。虽然他们的学术活动被认为“开伊洛之先”，但当时三个人还处在理学的开创时代，并没有建立起完备的理论。尽管如此，孙复同胡瑷、石介，以理学先驱者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受到理学思想奠基者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推崇，在理学史、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孙复的家世不见于经典史籍的记载。他在宋都汴梁(开封府)四举进士不第后，便退居泰山，研究《春秋》一书。孙复在泰山很受当地著名学者石介的推崇。石介在当地就很有声望，对孙复执弟子礼，又拜起必扶持，致使孙复的名声很快闻名于天下。
孙复辛勤于治学，研究周、孔之道，先是追求科学与功名，后是研究学问与讲学，故而在四十岁(一说五十岁)尚未成婚。当时的宰相李迪深知孙复人品、学问俱佳，将其侄女嫁给了他。李迪是宋真宗、宋仁宗时有名的大臣，与名臣寇准共事，其地位、政绩都很显赫，为人处事亦很正派，他以其侄女下嫁给孙复，增加了其礼贤之声誉，也提高了孙复的社会地位，彼此相得。
孙复病逝于宋嘉二年(公元1057年)，终年六十六岁。
孙承宗：(公元1563～今)，号惴阳，保定高阳人，著名明朝大臣。
孙榜眼的故事在高阳一带可以说妇孺皆知，传说孙榜眼天资聪慧，三岁能背千家诗，十岁考上秀才，十三岁中举。孩童时代在高阳城里大慈坑畔读书，时值盛夏，坑内积水，成群青蛙叫个不停，孙榜眼感到烦人，随口说：“别叫了，吵得心烦！”立即众蛙息声，随留下“大慈坑的蛤蟆——干鼓肚”的歇后语。
据史籍记载：孙榜眼名承宗，生于明嘉庆四十一年(公元1563年)，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年中进士，明天启二年(公元1623年)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自请经略蓟辽，到职后亲自勘察关外的山川关隘，支持抗清名将袁崇焕、祖大寿等将领，练兵屯田强化边塞。
孙承宗清正廉洁，满腹经纶，在任督师第四年，大刀阔斧地整顿了关外防务。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农历9月，孙承宗命袁崇焕、祖大寿前往宁远(今兴城)筑城，距关(山海关)一百公里，进可攻退可守。孙承宗为边防计广泛征询拓边良策，明天启五年派兵遣将分赴锦州、大小凌河诸战略要地，修缮城郭，练兵屯粮，拓地二百余公里。明天启初年的失地尽数收复。
然而这时的明延内部，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斗争空前尖锐，昏庸的熹宗引绳削墨不理朝政，大权旁落魏忠贤。魏忠贤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东林党一派正直官吏的不满。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左都御史杨涟首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左光斗等东林党志士群起响应，魏忠贤大兴党狱将左光斗等迫害致死，其他东林党重臣赵南星等亦罢官为民。
孙承宗也是东林党干将，魏忠贤早就视为眼中钉。在前线的粮饷、器械等供应上曾多方掣肘。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农历9月孙承宗麾下大将马世龙贸然出师遭到小小挫折，魏忠贤便抓住不放，弹劾孙承宗，迫使孙承宗不得不解甲归田。
明崇祯皇帝二年(公元1629年)清兵破关入犯都城，明崇祯皇帝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又恢复了孙承宗的官职兼兵部尚书守通州。孙承宗率军收复了河北的永平县、迁安县、滦州、通化县等地。袁崇焕后来遭满清离间计被冤杀后，他安排祖大寿共御清兵。清兵退后，孙承宗被加封太傅。
祖大寿降清后，孙承宗再次被弹劾罢官还乡。明崇祯皇帝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兵绕道入长城，深入京都南，进攻高阳城。孙承宗率家人及全城乡民守城抗清，终因清兵势众弹尽粮绝，城破被俘，自缢而死誓不降清，终年七十六岁。
孙承宗著有《高阳集》传世。
孙传庭：(公元1593～1643年)，字伯雅，一字白谷，州振武卫人(今山西代县)。著名明朝重臣。
孙传庭是明万历年间进士。明崇祯皇帝九年(公元1636年)任陕西巡抚，在盩屋(今周至)设伏，俘获高迎样。明崇祯皇帝十一年(公元1638年)与洪承畴合兵围攻李自成。不久被调入京城，代卢象升总督入援诸军，升兵部右侍郎，抵御入关清军。次年，与杨嗣昌论事不合，触明崇祯皇帝之怒，被下狱。
自从明崇祯皇帝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取得了朱仙镇大捷后。他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趁势攻占了湖北、河南大部地区后，拥兵号百万。遂于襄阳设置任官，李自成被拥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同年五月，李自成招部下集议推翻明王朝的作战计划，决定先取关中，再攻山西，然后直逼京师。
此时，明崇祯皇帝朱由检释出孙传庭，任命孙传庭为任陕西总督、兵部尚书，调集河南、湖广、四川等七省明军约十余万(号称四十万)，两次出兵河南围剿李自成起义军，向起义军发动进攻。于是在明崇祯皇帝十六年(公元1643年)农历8月，一场农民起义军与明军主力的生死决战就在河南汝州拉开了序幕。
明崇祯皇帝十六年农历8月10日，孙传庭率师抵达阌乡。但李自成对此却沉着应对立即改变部署，派兵一部往阌乡迎战，诱使明军主力至河南中部决战。同时，为阻击四川明军进入河南，又在内乡县一带加强防守，掩护翼侧的安全。起义军且战且退，先走陕州，再退渑池，接着又经洛阳向郏县、襄城转移。农历9月8日明军进抵河南汝州，由于起义军都尉李养纯叛降，李自成的计划就此泄露。孙传庭根据其提供的情报，立即命主力进逼襄城。农历9月14日明军进至郏县西南；与此同时，孙传庭又派一路兵马从间道袭陷河南宝丰和唐县两地，血腥屠杀了当地的起义军及其眷属。
李自成为了再次创造歼敌条件，一面在郏县、襄城之间，依托深沟高垒，坚守不战，以疲惫明军；一面派出精锐部队袭取汝州西北数十里的白沙，切断明军粮道。由于连月来河南普降大雨，道路泥泞，致使明军运输困难，粮食奇缺，军心慌乱。明崇祯皇帝十六年农历9月21日，汝州的明军突然发生哗变。孙传庭不得已遣一部在后掩护，亲自率领大部队回洛阳筹粮。
但是前军第一动，后军就更加恐慌，纷纷逃散。见时机成熟的李自成乘机挥师杀向明军。次日，起义军骑兵与步兵密切配合，在汝州、郏县一带包围明军，并展开激战。战斗中明军用来专门对付起义军骑兵的“火车营”，首先仓皇溃退，三万辆载有火炮、甲仗的战车丢弃在路上，挡住了退路。起义军奋勇冲杀，昼夜追击，直达黄河边的孟津，歼灭明军第四万余人，缴获大量兵器。孙传庭只得率少数随从渡黄河转守潼关。
此后起义军分两路进兵陕西，一路经淅川下商入陕南。另一路则由李自成亲自率领大军追击孙传庭至潼关。明崇祯皇帝十六年农历10月初，在起义军多次围攻下，潼关陷落，孙传庭战死，终年五十一岁。汝州战役的失败标志着大明朝军队在中原的主力损失滞尽。
孙传庭著有《白谷集》传世。
孙 存：(公元1491～1547年)，明滁州人，字性甫，号丰山。著名明朝法学家。
正德九年进士。授礼部主画，仕至河南布政使。精于吏治，尝取律之全文，以《大诰》，《会典》等与律有关者次之，附以条例，诸家注解及案例，辑为一书，名《大明律读法》。工书法。有《岳麓书院图志》，《丰山集》。
孙存周：(公元1893～1963年)，字焕文，号二可，河北完县任家疃人。著名近代武学大师。
孙存周的父亲是武学大宗师、时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的孙禄堂。孙存周1909年开始正式随父习武，苦修三年，日以继夜，得孙氏形意、八卦大要。遂访京津及燕赵等地名家切磋技艺，名声鹊起。1912年孙存周十九岁时与钱氏完婚，不久只身南下，游历各地，遍访名师、高手，比较武艺，难遇其匹。在沪宁杭一带负有盛誉，武林中之奇人异士如秦鹤歧、管子彰等皆与孙存周交厚，盛赞有加。
1918年孙存周返回北京，对父亲谈及其游历见闻，孙禄堂先生训曰：“凡求道艺者务要虚心?虚心则心明，心明则性真。有若无，实若虚，远浮名。凡遇有一技之长者，无论其功夫高低皆要拜为师友，虚心求教，海纳百川，故其深不可测。艺无止境，岂有至高至妙之说？”在父亲的教诲下，孙存周的拳术境界又上了一层。通过每日与父亲试手，更知自己的功夫仍旧相差甚远，遂留在北京年余继续深造家学。1919年父亲入住总统府后，孙存周再次返回南方，时其三弟务滋也已在太仓中学任教。这样兄弟二人每月相会一次，共同研究孙氏拳学。相互启发，技艺更加精纯。
1922年夏，孙务滋在太仓中学教授高低杠时，因杠子突然折断，锈钢扎入肋骨中，由此感染破伤风，不治身亡。务滋的去世使孙存周极为悲伤，这不仅因为二人是同胞兄弟，而且二人自幼就最要好，常在一起练拳，因此使孙存周也失去了一位可以相互启发的学伴。
1924年孙存周在与其盟兄弟打台球时，戴着水晶眼镜坐在一旁看报，李霄禾打球时球杆脱手，打碎孙存周的眼镜，伤及左目导致失明。孙存周说：“你这一杆打退了我五百年道行。”虽为戏言，孙存周确实也一度在拳术上萌生退意，心灰意懒，对外称不练拳了。然孙存周从心里仍旧爱好拳术，在朋友们的鼓励下，经过长达两年的努力，信心渐增，此后练拳更为刻苦，技艺渐臻化境。
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各派武术高手也随之纷纷涌入上海，上海的武术日趋繁荣。当时在上海的著名拳术家中许多都是孙存周的同门师兄弟，如陈微明、肖格清、靳云亭、章启东等，他们曾劝孙存周开立山门公开传授孙氏拳学。但是孙存周恪守父亲的嘱咐：孙氏拳只传有道缘者，决不滥传。因此，虽然孙氏太极拳的传人进入上海最早，但却最不普及。
中央、江苏两大国术馆成立后，来江南的武术家就更多了。知名太极拳家杨澄甫、田兆麟、郝月如等都曾在江苏国术馆任过教习。朱国福、朱国禄、朱国祯在参加首届国术国考前都曾到江苏国术馆学习，国考后朱氏三兄弟皆被中央国术馆录用。当时国术馆是群雄汇萃的地方，经常进行实战切磋。孙存周虽不在国术馆任职，但是经常来馆中代父传艺。因此有机会经常与各派名家交流。
1928年10月中央国术馆举行首届国术国考，通过国考录取教师和学员。孙存周作为特邀佳宾前往观看，孙存周感到绝大多数参赛者练、用脱节。一是对基本功掌握的不准确；二是实战练习少，距离感差，不知拍；三是体力不足；四是意不毒；五是志不能坚。这些都与拳术练习的方法有关。因此，从这时起孙存周已开始深入系统地研究拳术的教学教法问题。
孙存周善于学习，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取长补短，不断增益文理史艺等方面的修养，于潜移默化的积淀中学识日渐深广，加之以拳术绝学，逐渐成长为当时武林中文武兼修、气质超凡、卓尔不群的一代天骄。
1928年10月上海举行国术游艺大会，孙存周演练的八卦拳被行家们誉为“得乃父之髓，已臻炉火纯青之候。”社会各界名流向孙存周请益者络绎不绝。孙存周曾与人说：“平生之志，不在仕途，不务工商，不做打手，不图侠名，只为继绝学而已。”这一时期孙存周的武功造诣又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他将赫烈雄浑与自然空灵中和为一，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
1929年11月杭州举行全国性的国术游艺大会，实为全国性的演武与擂台大赛。大会聘请全国各地知名武术家担任评判委员和监察委员，孙存周列三十七名监察委员首席。这次比赛的结果是，在获得最优等前十名中，孙禄堂先生的学生、弟子几乎占了一半。同年12月18日上海又举行了国术大赛，参赛人数比浙省国术游艺大会的人还要多，比赛进行了半个月，直到1930年1月4日才结束，前三名都是孙禄堂先生的学生弟子，既曹晏海、马承智、张熙堂。
在这两次国术大赛后，李景林让自己的全部弟子拜入孙禄堂先生门下，包括李景林的女儿李书琴。鉴于此，孙禄堂先生投桃报李，也让自己在南方的所有弟子拜李景林为师，包括儿子孙存周和女儿孙剑云。1930年1月李书琴去镇江向孙禄堂先生学习八卦剑。孙存周与妹孙剑云跟李景林学习武当剑。
1930年4月山东国术馆成立，李景林为馆长，江苏国术馆教师空缺，由孙存周、齐公博、孙振川补充。
1940年蒋冯阎中原开战，乱世之秋，匪盗横行，这在客观上也增加了社会对武术人才的需求。国术馆分长期班和短期班。长期班一年、短期班半年。因教学效果好，所以生源充足，于是又加开民众班，民众班也是半年为一期，如后来成名的沙国政、狄兆龙、万良等都是当时民众班的学员。据国术馆老学员们回忆：孙存周教拳非常强调基本功。孙存周强调练基本功练要练的准确、坚实、明白。孙存周把基本功浓缩为无极式、三体式、劈拳、崩拳、单换掌、懒扎衣。孙存周说：“练技击有三个台阶，第一步是基本功，把基本功练通了，浑身都是拳。但到了这一步也还是个拳匠。还不能称师。第二步是知拍，与人对打，感应确切，应对自如，如是才出得来节奏。一般人不易做到，到了这一步可以称师。第三步是拳与性合，遇敌制胜，尽情尽性，喜怒哀乐因拳而出，皆能制敌，则可称家。如今能至是者极少。最终至木呐虚无，动静无兆，制敌于不觉中，如家严也。”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激起全国的反日高潮，沪宁杭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政治气氛尤为炙烈，人心浮动激荡。孙禄堂先生深感研传道艺武学已不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且当时社会也已不具备研传道艺武学的氛围与环境，于是，留下了孙存周在江苏国术馆，自己于当年10月返回北京，劝其北方弟子某(失其名)放弃绿林生活，率部参加抗日。在此之后，孙禄堂先生再没返回南方，一直在北京隐居。孙禄堂先生在江苏国术馆的职务完全由孙存周代理。
1932年1月28日日寇轰炸上海闸北，江南大乱，人心惶惶。孙存周的同门师弟支燮堂的家被炸塌了一半，支燮堂多年来笔录的孙禄堂先生的教拳笔记绝大部分被烧，支燮堂冒死也仅抢出一个被烧的残缺不全的笔记本。江苏国术馆开办不到四年，终因日寇的战火而关闭了。孙存周则通过支燮堂的介绍去上海铁路局教拳。同时又被上海市公安局请去教授消防队。
1933年11月孙存周接到父亲的来信，要存周返回家乡。原来孙禄堂先生预知自己驾鹤之日，故催孙存周返乡。同年12月16日早晨，孙禄堂先生逝世。
孙存周自称未及父亲造诣的十分之一二。仅就武学技能而言，孙禄堂先生的点穴、弧形剑等艺皆未能传授给孙存周。但作为孙氏武学体系的大要，孙存周还是基本继承了下来。孙存周对形意拳、八卦拳和太极拳以及孙门短兵中的纯阳剑、八卦剑、太极剑、雪片刀、八卦七星杆，长兵中的八卦奇门枪、六合大枪、方天大戟等皆掌握精纯，功臻化境。孙存周中年后尤其对三拳、三剑、雪片刀、七星杆研究较多，极有心得。大枪的造诣亦深。1860年尤其是1900年后，西方火器的威力使中国武术界不得不重新认识武术的功用，长冷兵器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小，而短兵与拳术反倒可以与火器互补，在短兵相接中发挥作用。因此这一时期对拳术与短兵的研究日益精深，尤其是对拳术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技术上孙存周继承、总结乃父的技术体系，并通过不断的实践与研究，使得技术动作的规矩精粹、明了、科学，摈除了传统武术中大量的非理性的、模糊不清的概念，代之以符合科学原则的，操作性确切的技术理念。此外利用大枪一类长冷兵的训练方法反过来启发拳术的练习，使冷兵时代武艺的最终表现形式的大枪，变化为拳术训练方法的一部分内容。出现了由枪悟拳、由枪悟剑等做法。
1934年孙存周的母亲也去世。同年底，孙存周返回上海。
1935年10月上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此次运动会调整了国术比赛的项目，保留了摔跤和射箭项目，取消了拳术和长短兵的对抗性比赛，而改为国术表演赛，并且表演比赛不分门派。所以，这次国术比赛对评判员的要求很高。国术比赛共聘有十位评委，孙存周得列其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孙存周身在上海甚为北京的家眷担忧。于是乘车准备北上。当时车站人员十分拥挤，孙存周见一妇女带着两个小孩挤不进车去，急的那妇女直哭。于是放下手中行李，双手各抱起一个小孩，命那妇女紧随其后，排众而前，把那妇女及两个孩子送上火车。待回身取自己的行李时，竟有人趁车站人多嘈乱将孙存周的行李窃去。好在车票尚在衣服里，总算登上火车。火车行至途中，遭日寇敌机轰炸，铁路被毁车不能行。遂徒步展转至豫鲁交界处，遇昔日国术馆学生石敬之等组织抗日游击，请孙存周教授劈刺术，随即参加抗战。历时三年余，大小数十战，强弱悬殊，终被日寇击散。1942年孙存周护送石去重庆，经郑州遇师弟杨紫辰。时南下已无通路，后经杨安排，辗转至西安。孙存周潜回北平。
孙存周返回北京后见家人无恙，心中稍安。这时，孙存周的长子孙保和已在黄浦军校毕业，随军参加对日作战。这使孙存周很是骄傲。日酋闻知武术大家孙存周回京，几次登门拜访，请孙存周教授武艺，孙存周以左目失明功夫已废为名，坚辞不出。为了躲避日寇的纠缠，防止给家人带来意外，不久孙存周又离开北京，去定兴孙振岱家居住。
在整个抗战期间，孙存周甘愿忍受饥贫，枯守不出，常年隐居在乡下，教授乡人武技，用以自卫。抗战胜利后闻知长子孙保和在1944年洛阳战役中被日寇炸弹所伤，壮烈牺牲。孙存周手扶遗物，慨然曰：“不辱家风。”儿子逝世时是特务营代理营长。不久得知爱徒董岳山也已经去世了。这些事使得孙存周深感悲哀，每当夜深人静之时老泪独流，两鬓添白。
解放后，孙存周返回北京，隐居家中。后经故旧请托，孙存周去祖家教授其两位公子。然而其女公子祖雅怡对拳术的爱好胜过其两位兄长，练拳最为认真刻苦，加之作风泼辣，顽强好胜，性烈胆大，完全不似一女子，令孙存周刮目相看。
孙存周的武艺超逸群伦，但因解放后远离武术界，故在那时年轻人中知其名者不多。孙存周晚年很少与人试手，怕无意间伤人。1956年师弟支燮堂从上海来看望他，鼓励孙存周总结家学，在技术理论和训练方法上能有所发展，著书流传。这也正是孙存周一生的夙愿。正当孙存周着手准备这项工作时，武术界反真功夫运动开始了。这使孙存周很不理解，武术不研究真功夫，那研究什么呢？
解放后，让孙存周高兴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孙存周的两个爱徒张烈、张亚南兄妹都考取了大学，另一件就是与习仲勋、齐心夫妇成为了朋友。
孙存周在上海住在支燮堂家，与周仲英、周锡琛、章启东、叶大密、褚桂亭等经常聚会，众人对孙存周内劲之精奇、身手之矫健无不惊叹。称孙存周有百岁之兆。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孙存周对大家说：“我这次来是跟你们道别的，明年我就要去了。”众人听孙存周这么说以为是开玩笑。但是又见孙存周说这话时表情庄重，不像是戏言。其实这时的孙存周已经是万念如灰。
孙存周晚年对自己的真实功夫深藏不露，即使是他多年的弟子也大多不知其艺之深。这次来上海与当年的老友们相聚，一时性起才表露一二。
1963年8月孙存周突然感到心口憋闷，儿子孙保亨是大夫，判断父亲是心肌梗塞，于是叫来汽车把孙存周拉到北大医院，车里没有空调，非常闷热。车子一到北大医院，孙保亨跑下车去叫护士。孙存周嫌车里闷热，就自己下了车，往医院走。女儿过来要扶，孙存周挥了下手说：“不用。”话音未落，刚一迈台阶，就轰然倒下。等孙保亨叫护士抬着担架出来时，孙存周已经去世了。孙存周，这位一代武学大师就此成为绝响。
孙云球：(公元1662～1735年)，字文玉，一字泗滨，江苏吴江人。著名明清之际光学仪器制造家。
孙云球生于明崇祯皇帝年初，出身于一个已衰落的官宦之家。其父孙志儒，曾做过福州、漳州知府。其母董如兰，是个有知识的妇女，孙云球著作的序，就是他母亲写的。孙云球年幼时，随父母迁居苏州虎丘山畔，他自幼聪颖异常，十三岁即为吴江县乡学生。不久父亲去世，家境中落，又遇明朝灭亡清军南下，生计艰难，他遂以采集出售中草药谋生。虽然如此，孙云球并未丧志，仍勤奋好学，钻研刚从西方传入的数学知识，探讨测量、算指、几何之法。他精于器械制造，《吴县志》说他“精于测量，凡有所制造，时人服其奇巧。”为了校准自鸣钟，他制造了“自然晷”，这是一种据日影以定时刻的仪器。经过使用后证明，以之判定时刻，十分准确。
孙云球生平最大的成就在于光学制作。他曾赴杭州向陈天衢学习光学，陈则学自利玛窦、汤若望。他还曾把一批杭州学者请到苏州一起讨论、研究。苏州还有个富有科学技术知识的薄珏，他的年龄稍长于孙云球，曾经制造过望远镜和浑天仪，对于孙云球有一定影响。孙云球把从他们那里学来的简略且原始的光学知识具体化，利用苏州的琢玉工艺，成功地磨制了各种凹凸透镜，并在此基础上制作了大量光学仪器，把我国民间光学制造业推向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孙云球短暂的一生中，他制造的各类光学仪器达七十余种。这些仪器早已荡然无存，所幸的是《吴县志》在介绍孙云球时，提到了他所发明的一些仪器的名称，使我们得以窥其一斑。
在孙云球研制的光学仪器中，望远镜常被人们提及。他所研制的望远镜性能良好，据《吴门补乘》记载，浙江天台有一个名叫文康裔的人，患有严重近视，孙云球曾和他一道，登上虎丘山，用自制的望远镜眺望，看到苏州城内的楼台塔院近在眼前，清晰可辨；天平、灵岩、穹窿诸峰苍翠挺拔，历历在目。文康裔赞叹不已，视为神技。
另外，孙云球还为苏州眼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用以矫正视力的眼镜并非孙云球所发明，孙云球的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采用水晶为原料，磨制成各种凹凸镜片，并根据近视、远视不同情况，“随目对镜”，使人们配到适合自己眼睛的镜片，“以年别者老少花，以地分者远近光”，从而使视力得到矫正。这种水晶眼镜在当时很引人注目，人们不惜出重资购买，苏州眼镜业也就在此基础上兴盛起来了。
孙云球还制有“存目镜”，用这种镜来观察物体，“百倍光明，无微不瞩”，能将极细小的东西，看得一目了然。这有可能是一块放大镜或一架简单的显微镜。考虑到单个放大镜在此之前已经存在，宋朝已用水晶照物，明朝已有“单照”，但那类放大镜很难达到此处所说的“存目镜”的效果。所以，孙云球所发明的存目镜，极有可能是一架简单显微镜，即具有较高放大倍数的凸透镜。
还有一种“万花镜”，“能化一物为数十者”，“能视一物化为数十”，这种镜会使一个像变成多个，有些类似于今天的万花筒。估计其结构是一种呈菱形折射的镜片，依靠光线的多次反射形成群像。
另外，“察微镜”也是孙云球的发明之一。如果说“存目镜”是一种简单显微镜的话，那么“察微镜”就应该是一种复合显微镜。对于孙云球来说，制造复合显微镜的技术障碍并不存在。因为他能够制造望远镜，在制造望远镜过程中，只要稍稍改变一下透镜的装置方法，望远镜就会变成一架复合显微镜。只是由于他英年早逝，加上中国当时科学状况的限制，这架显微镜在当时的科学研究中，未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还有“半镜”。这种“半镜”，不太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双焦点眼镜，它应该是一种半圆盘形的眼镜，即眼镜仅仅有下面半块透镜，佩戴者眺望远方时可以直接通过上部，不必借助镜片。这种形式的眼镜现在有时还能看到，它特别适应于老花眼之类视者使用。孙云球当时能制作出这种眼镜来，也是一个进步。
除了这些仪器之外，孙云球还磨制过多面镜、夜明镜、幻容镜、鸳鸯镜、放光镜、夕阳镜等等。这些仪器性能和用途各异，但均“巧妙不可思议”。孙云球还总结多年制镜经验，写成《镜史》一卷，他的母亲董如兰亲自为该书写序。这本书的问世，对后世光学仪器制造技术影响很大，可惜的是它后来失传了，使今日难以窥其全貌。
孙云球逝世于清康熙年初(公元1735年)，终年三十三岁。 跟帖时间 2010-02-06 22:25:1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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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姓的典故、趣事 -- 〖中山装的由来〗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式。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中山装的创始人。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襟式短衫褂，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也很适用携带随身必需品。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省台山人，原在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面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黄隆生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 曾请他帮同规划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孙中山先生穿起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减灶
公元前342年，魏国的太子申和大将庞涓率领十万大军，前去攻打韩国，韩国决定向齐国求救。齐国答应了韩国的请求，于是任命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领兵五万前去攻魏救韩。魏将宠涓与孙膑师出同门，知道自己不是孙膑的对手，赶紧下令从韩国撤回军队。而齐军早已悄悄地向魏国的都城大梁进发，为了麻痹敌人，孙膑向大将田忌献计说，魏国自认为强悍勇猛，天下无敌，一向不把我们齐军放在眼里，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兵书上常说，用百里速度急行军去追赶敌人，就会使部队前后无法接应，我军已深入魏国境内，可以用减灶之计来迷惑敌人，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田忌认为孙膑说得有道理，于是采用了这一计策。庞涓率领的大军从攻打韩国的路上赶回魏国，一直跟在齐军的身后，第一天见齐军的军队有十万的炉灶；第二天炉灶减为五万人的；第三天只剩下三万人的。庞涓得知此事后很高兴，他认为齐军胆小怕事，就丢下步兵，亲自率领一部分轻装精兵，直扑马陵。马陵地区道路狭窄，地形险要，孙膑早已在此设下埋伏，庞涓率领的军队进入埋伏圈后，一点防备都没有，最后被齐军打得落花流水，庞涓被迫拔剑自杀。后来，人们用这个典故表示示弱欺敌。唐朝李世民的《经破薛举战地》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沉沙无帮迹，减灶有残痕。” 跟帖时间 2010-02-06 22:22:1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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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姓宗祠通用对联 -- 1.宗祠三言通用联：
兵家祖；循吏宗。上联典指春秋齐国孙武。下联典指春秋楚国孙叔敖。
2.宗祠四言通用联：
闭门联榻；漱石枕流。上联典自清朝年间的孙錤不事举业，与其弟构古棠书屋，闭门联榻，谈古论今。下联典自晋朝时期的孙楚隐居，谓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厉其齿。
名高吴镜；威振齐邦。上联典自春秋末期的孙武，用于吴。下联典自战国时期的孙膑用于齐。
江东立国；冀北空群。上联典自东汉朝时期的孙权继承兄业，称帝于武昌，国号吴。下联典自春秋秦人孙阳，即伯乐，善相马，唐朝时期的韩愈文有“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
映雪世泽；兵书家声。上联典自晋朝时期的孙康映雪夜读。下联典自春秋时期齐国的孙武著《孙子兵法》。
读书雪夜；作赋天台。上联典自晋朝时期的孙康映雪夜读。下联典自晋朝时期的孙绰作《天台山赋》，有“掷地作金石声”之谓。
望出太原；芳传虞坂。全联典自春秋时期的孙阳，即伯乐。孙阳过虞坂，有骐骥伏盐车下，见阳而长鸣。阳下车泣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闻于天。
鼓琴长啸；讲学却征。上联典出晋朝时期的孙登，传能长啸作凤凰声。下联典自明朝年间的孙奇逢，避乱入山，前后十一次拒征聘。
蜀宫才捷；吴岭仙成。上联典自三国蜀主刘备之孙夫人才捷刚猛。下联典自五代时期的孙奚之女寒华，修行成仙而去。
倾资赏士；负土培城。上联典自宋孙益，性忠勇，倾资赏士，能得人死力。下联典自后魏时期的孙道温携妻赵氏共城中妇女负土培城，以御敌犯。
兵家之祖；循吏之宗。上联典出春秋末兵家孙武，字长卿，齐国人。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其战争思想具有丰富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著作《孙子兵法》是中国最早最杰出的兵书，被认为是“兵家之祖”。下联典出春秋时楚国期思人孙叔敖，官令尹，邲之战中，辅佐楚庄王指挥楚军，大败晋兵。曾兴修水利工程；为相三个月，吏无奸邪，盗贼不起。《史记•循吏列传》把他列为第一位。“循使”，谓遵礼守法的官吏。
3.宗祠六言通用联：
三孙威振华夏；两赋名留神州。上联典指三国东吴孙坚及孙策、孙权三父子。下联典指东晋朝时期的著名女文学家孙琼，有《悼恨赋》、《箜篌赋》。
4.宗祠七言通用联：
字词曲雅饶西汉；贤士高风冠北周。上联典出宋朝时期的翰林学士孙洙，文词典丽，有西汉风。下联典出明朝贤士孙贾。
愿乘风破万里浪；甘面壁读十年书。全联典用孙中山自题联。
兵法卓绝传后世；药方回春救苍生。上联典指《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下联典出隋唐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后人尊为“药王”。
逸仙壮举搏辛亥；武略运筹定东吴。上联典指孙中山。下联典指孙坚、孙策、孙权三父子。
源远流长乐安郡；根深实茂富春江。上联典出孙氏郡望乐安郡。下联典出汉末至三国时期的富春人孙坚及其子孙策、孙权。孙坚，字文台，汉末曾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后任长沙太守，与袁术联合攻董卓，进军至洛阳，初平年间击刘表时战死。孙策，字伯符，少年时住寿春，结交江淮间士族。其父孙坚逝世后，他收残部千余人，依附袁术，兴平年间，渡江削平当持割据势力，据有吴、会稽等五郡，自任会稽太守。后依靠周瑜、张昭等士族，在江东建立孙氏政权，曹操封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
5.宗祠八言以上通用联：
勾深索微，振纷埋废；破疑儆怒，节忧平矜。全联典用孙中山自题联。
寒国春回，谁复读书映雪；舞雩日暖，何妨归咏吟风。全联典指晋朝时期的孙康秩事。联指孙康聪明而好学，家贫而无油点灯，常在冬季里映雪读书，后官至御史大夫。“舞雩”，古时求雨祭祀时的乐舞，也指舞雩之处，《论语·先进》曾皙说：“暮春三月，穿着春装，我与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去沂水中洗洗澡，在舞雪雩强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回来。”
正色持衡，良史传名于晋室；奇才搜藻，金声播誉于天台。上联典指东晋朝时期的孙盛，字安国，历官佐著作郎、长沙太守、秘书监、给事中。博学善言名理，勤奋读书，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世称良史，当权的大司马桓温读后，大为发怒。孙盛的儿子们在他面前哭泣，要他为全家百口人考虑，改一改所写史书，但他坚决不从。“持衡”，谓用秤称物，比喻评价人公平而不偏倚。下联典指东晋朝时期的孙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人，居会稽，官至廷尉卿，领著作。博学而爱隐居，以文才著称，作诗宣扬玄学，是玄言诗的代表作家；又能写赋，曾作《游天台山赋》，给朋友范荣期看，说“先生请往地上扔一下，会有金石声。”
十三篇用兵如神，有文经必有武备；千金方活人无算，能治国亦能齐家。此联采用安徽省芜湖县白马山孙氏宗祠联。上联典出春秋末期的兵家孙武。下联典出唐朝医学家孙思邈，京兆华原人。少年时因病而学医，对医学有较深研究，并广涉经史百家学术，兼通佛典。总结了唐朝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收集方药、针灸等内容，著《千金药方》、《千金翼方》。提倡医德，重视妇女、儿章疾病；创立脏病、腑病分类系统；对预防、养生、食疗、针灸、药物学及临床各科疾病诊疗有较大贡献。
法效鬼谷，赋著天台，乃武乃文，垂芳徽于不朽；源溯赣江，派分湘水，在兹在彼，将怵惕以同深。此联采用湖南省单家井孙氏宗祠联。上联典出孙膑、孙绰；下联典出本支孙氏的来源和迁徙。孙膑，战国时兵家，齐国阿人，孙武的后代。曾与庞涓是时向鬼谷子学习兵法，庞涓为魏惠王将军，骗他到魏，处以膑刑(剔去膝盖骨)。后来，齐国使者秘密把他带回，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设计先后在桂陵、马陵大败魏军。强调作战要具体分析敌对我双方条件，做到“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著有《孙膑兵法》。“怵惕”，谓警戒、恐惧。
本富春以溯源，邦之彦、国之佐、学之贤，称名自昔，愿子孙共励箕裘远绍；由青山而分派，秀者士、朴者农、显者宦，聚族于斯，在祖宗咸欣享祀无疆。此联采用江西省万载县田心孙氏宗祠联。 跟帖时间 2010-02-06 22:20:0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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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的字辈排行 -- 山东高密孙氏字辈：“树烈增镇永林焉基鉴清荣照堂钜润修善克家声”。
山东邹平孙氏字辈：“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照宪庆繁祥令德惟垂佑钦绍念显扬”。注：特许沿用孔氏家族字辈。
山东夏津孙氏字辈：“家声显振宗绪恒昌丕莫兆庆令德延祥”。
山东寿县孙氏字辈：“士克祖家传多方以自全同心仰化日守士享长年”。
山东烟台芝罘孙氏字辈：“克培鸿绪谟烈维新懋昭乃德祖述功恒”。
山东蓬莱孙氏字辈：“乃士新从正大仁志导成良忠厚家业喜书继世长”。
山东沂水孙氏字辈：“烈培玉洪(潇)树”。注：按“金木水火土”循环启字。
山东峄阳孙氏字辈：“毓肇葆承茂景晋中启延秉则淑以慎昭虔尚新传桂兰德裕厚光辉业继先繁盛恒思本运华树正廉”。
山东般阳孙氏字辈：“允聿洵爰覃惟凝即肇启丰宁崇振方成令绪延绍代遇文明诗书礼义智仁德昌宏”。
山东泰安孙氏字辈：“万(凯)士(尚)承(业)秀(布)凤(开太)维(如松)文(玉佃)佩(志同西丙)景(学绍周清)兆(宜)绪(辉)东(乾航)迎(坤吴)发(奎)强(亮)立(恩)义(相)文(荣)安(耀)瑞(宣)来(秦)顺(巨)昌(康)高(南)贵(岳)圣(恒)贤(秋)苏(品)通(美)权(尊)常(量)北(举)地(善)和(余)泽(利)嗣(坚)慧(贞)众(延)望(黄)”。
湖北乐安孙氏字辈：“宗敦一本传家法学从师友邦其昌光明存心行方正贤嗣定应万世长遵札乐道根基固先哲德泽力弘扬才华卓著时为用信义仁廉树纲常”。注：此为孙权家族字辈。
湖北监利孙氏一支字辈：“乐安泽祚长宝鼎耀华堂功勋荣汉国典法重伦常乾坤应卜兆敬述定增芳”。
湖北监利孙氏一支字辈：“一世学正大光明承祖承绍先秉宗邦”。
湖北黄冈孙氏字辈：
原派：“大洁文尚一字广善家之克显光宗乃贤”；
改派：“大洁文尚一字广善乐平贵显胥宇楚黄”。
河北沧州孙氏字辈：“书铭华锦兰茂增馨嘉祥永荫世育俊英”。
河北故城孙氏字辈：“延毓树金洪学兴世”。
河北唐山丰南孙氏字辈：“世首文明广宗连福善常焕庭洪作秀耀国凤增祥永绍怀能庆权承左志良殿宇荣建阁光宪锦家邦”。
江西靖安义门孙氏字辈：“必学志方宏启传责协前宗功其懋勉世德自长绵各睦高同气光辉粉厚贤克佳宜有才萌卜桂兰莲”。
江西赣州孙氏字辈：“德元亨利贞世太光宏泽文华经国祥千仁万远长”。
安徽合肥孙氏字辈：“文法万子人时嘉宗继日启光欲作述大本务敦实爱敬尚从先修齐定世传正家思效祖立志学前贤言行必信果忠勇智义全华夏建伟业宁宇奏凯旋”。
安徽孙氏一支字辈：“国志永兆宏时来润寿长家隆承福庆元善启…”
湖南益阳孙氏字辈：“应仲玉原景延松承继立文崇明国璧武耀大邦翼孝友传家政诗书启俊良显扬逢盛世动业振朝纲”。
湖南张家界孙氏字辈：“文明斯自超万代永开法”。
广西北海孙氏字辈：“广建岗山光万公(凯)士(尚)承(业)秀(布)凤(开太)维(如松)文(玉)佩(志)景(学)兆绪(建)东”。
福建晋江孙氏字辈：“谦焉如意经损乃自作受”。
云南昆明东川孙氏字辈：“天思国正顺乾坤世泽长永远开宗义万代显荣华”。
广东潮汕孙氏字辈：“云汝伯仲文崇元宏国思正承君恩显荣克修先业振淑名望奕叶济传忠勤孝恭敦厚仁慈守高曾训宝若鼎彝积荫丰隆衍诸洪丕履安泰定贞寿恒颐”。
重庆璧山孙氏字辈：“吉英维良永开光国正治”。
重庆孙氏一支字辈：“正茂显臣学允世祖朝廷宗继元自可当选昌大云”。
浙江孙氏一支字辈：“会际升平日修绪衍新编支图与翰典光照启后贤”。
贵州孙氏一支字辈：“永德正朝廷”。
河南商丘、夏邑孙氏字辈：“懿美之好本于至性家学渊源惟师孔孟”。
孙氏一支字辈：“大永宏茂元亨利贞兴隆吉庆昭远振武承先启后世代克昌平治修齐子嗣长守”。
孙氏一支字辈：“添应嗣道文安友秉世尚继之启林士承祚永家逢盛际昌元运开宏景龙翔芳自腾光泽长焕炳定国滋纯良兴邦在登敏遵经守正传先绪齐远振”。 跟帖时间 2010-02-06 22:17:5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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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的家谱文献 -- 全国孙氏宗谱三十卷，首一卷，(民国)孙振基、孙珙豪总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富春堂重修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八～十三卷、第十八～二十四卷。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武汉市图书馆。注：该谱包括湖北咸宁、蒲圻、临湘、郧西和陕西之洵阳、紫阳各支派。清乾隆十九年孙翟日、孙瑞昌等首次修辑。
金沙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白鹤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八卷、第二十三卷。记事至清光绪年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79。
上海孙氏家乘不分卷，(清)孙廷玙纂修，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翰墨缘齐手写本一册。书名据书衣题，佚名续补至清光绪年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81。
松江烛湖孙氏族谱不分卷，(民国)孙歧纂修，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手写本一册。书名据书序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82。
崇明孙氏宗谱不分卷，(清)朝珍纂修，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书名据书名页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8006。
河北玉田县孙家酄孙氏家谱不分卷，(民国)孙焕仑重修，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石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注：清初胜扶公始修；书额题《玉田孙氏家谱稿》。
河北沧州孙氏家谱四卷，(民国)孙宝山编辑，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石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河北宁晋孙氏族谱四卷，(民国)孙兰森等修，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河北高阳孙氏家乘一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五(公元193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北省高阳城。
山西雁门孙氏家乘不分卷，(清)孙仟锦修，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江苏孙氏续修宗谱二十卷，(清)孙维岳修，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敦叙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注：乾隆三十八年孙培始修。该族分布于无锡、常熟等地。
江苏梁津孙氏家乘十四卷，(民国)孙庭荣等重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崇礼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注：该族分布于江都、南京等地。
江苏丰县孙氏族谱六卷，(清)孙励谦修，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丰县博物馆物馆。
江苏丰县映雪堂孙氏族谱十卷，(民国)孙明标四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丰县赵庄乡孙庄。
江苏丰县孙氏家谱十三卷，(民国)孙明焕、孙吉孔五修，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铅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丰县常店乡常娄村。
江苏丰县孙氏族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五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丰县博物馆。
江苏江都孙氏族谱十卷，(清)孙敬修、孙履成等十一修，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江都孙氏世谱十卷，(清)孙肇绶纂辑，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注：首修于明天启六年。
江苏江都孙氏族谱四卷，(民国)魁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木刻活字铅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江苏南通孙氏迁通世系不分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雪庐氏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南通市图书馆。注：一题《新安草市迁通系稿》。
江苏南通孙氏迁通本支宗系不分卷，著者待考，雪庐氏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南通市图书馆。注：一题《新安草市迁通本支宗系》。
江苏南通孙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民国)孙汇沣等纂，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石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江苏省南通市图书馆。注：谱名又作《新安迁通孙氏家乘》。
江苏南通孙氏宗谱图七卷，(民国)孙汇沣、孙汇和同纂，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南通义生印刷所石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江苏省兴化县图书馆、江苏省南通市图书馆(有两部)、江苏省南通市博物馆、江苏省苏州市博物馆、江苏省常熟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注：元至正三年始修。
江苏镇江润州孙巷孙氏重修族谱四卷，著者待考，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镇江孙氏族谱四卷，(清)孙盛云等修，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注：宋绍兴十七年孙法始修。
江苏镇江开沙孙氏宗谱四卷，(清)孙家琪撰，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友于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镇江润州孙氏重修族谱六卷，(清)王琮编纂，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重修嘉会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注：封面题《润东孙氏家乘》；扉页、版心题《孙氏宗谱》；宋淳枯十年本族佚名创修，此为七修本。
江苏丹徒富春孙氏十修宗谱十二卷，(民国)孙明福、孙明谦主修，潘文义纂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注：始修于元大德元年。
江苏扬中孙氏家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江苏省扬中县图书馆。
江苏润州润东当江沙孙氏重修族谱十卷，(民国)孙彩金主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富春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版心题富春孙氏宗谱。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71。
江苏润州富春孙氏宗谱十二卷，(清)孙怀义等纂修，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永思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卷。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长471290-91。
江苏丹阳富春孙氏族谱六卷，(清)孙广俊、孙士林等重修，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三益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丹阳前观孙氏宗谱六卷，(清)孙长福等纂修，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鹤衍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丹阳云阳前观孙氏宗谱八卷，(清)孙德荣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重修鹤衍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注：明万历初年孙柯、孙抹等始修。
江苏丹阳云阳孙氏宗谱十二卷，(民国)孙国钧等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崇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句容句曲丁庄孙氏原修宗谱十卷，(民国)孙清源等纂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句容句曲丁庄孙氏原修宗谱十卷，(民国)孙克盛等续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6553-62。
江苏常州毗陵孙氏家乘，(清)孙长发增修，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二～九卷、第十一～十二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注：书中记事至清光绪二十年。
江苏武进毗陵孙氏家乘十六卷，(清)孙方与等修，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溧阳孙氏宗谱二十八卷，(民国)孙毓芝监修、孙渡纂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敦叙堂铅印本二十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
江苏无锡梁溪孙氏宗谱六卷，(清)孙风冈、孙宝彝等重修，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无锡孙氏宗谱十二卷，(民国)薛景碹纂辑、孙翰臣等主修，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映雪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注：元大德十年孙廷瑞始修。
江苏宜兴荆西孙氏十一修宗谱十三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孙锁麟、孙竞远等纂修，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乐安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注：明万历二十九年孙述祖、孙振位等始修。
江苏常熟海虞孙氏族谱一卷，著者待考，清朝初期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江苏常熟孙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年间悼叙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苏州大学图书馆。
江苏吴江甲山北湾孙氏宗谱六卷，(清)孙孝县统编，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江苏苏州市博。注：该族由吴江县松陵镇迁往震泽甲山。
江苏沙洲孙氏宗谱十六卷，(清)孙朝勇、孙鹤年等汇修，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积善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江苏省常熟市图书馆。注：元大德十年孙廷瑞初谱。
江苏沙洲孙氏宗谱十八卷补遗二卷，(民国)孙登瀛、孙鼎变等修，民国十二年(公元1933年)积善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三卷、第五～十八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熟市图书馆。注：孙朝勇首修于清光绪十五年；补遗刻于民国十八年以后。
江苏维扬江都孙氏重修族谱，(民国)孙廷魁等纂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怀远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长471846-49。
江苏江阴斜河孙氏宗谱十四卷，(清)孙双喜主修，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世德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8242-55。
江苏江阴斜河孙氏宗谱十六卷，(民国)孙春荣主修，孙全春协修，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世德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25699-714。
江苏江阴澄江孙氏宗谱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孙有谷纂修，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富春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73。
江苏新安孙氏江苏统谱，(民国)孙泰启等纂修，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伦叙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十二册，残本。书名据版心、目录题，书衣题锡山孙氏统谱。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74。
江苏宜兴官林孙氏族谱，(民国)孙绍云等纂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富春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十五卷。书名据书衣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94。
江苏宜兴工文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慎追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二卷、第六～八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77。
江苏南通新安迁通孙氏家乘十二卷，首一卷，(民国)孙汇沣等纂修，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石印本十二册。书名据书名页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02487-99；另有一部十二册，档案编号为919957-68；还有一部十二册，档案编号为914424-35。
江苏南通孙氏宗谱图七卷，(民国)孙汇沣纂辑，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南通西大街义生印刷所石印本一册。书名据书签、书名页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77；另有一部一册，档案编号为JPP277-1；还有一部一册，档案编号为JP277-2；还有一部一册，档案编号为919645；还有一部一册，档案编号为905000；还有一部一册，档案编号为905001；还有一部一册，档案编号为长012565；还有一部一册，档案编号为长471643。
江苏毗陵孙氏家乘十四卷，(清)孙自式原编，孙咸续修，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今仅存第一～八卷、第十一～十四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19。
江苏毗陵孙氏家乘，(清)孙冀先续修，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木刻活字印本九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第六～七卷、第九～十一卷、第十三～十四卷、第十六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20。
江苏毗陵孙氏家乘，(清)孙方与续修，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七～八卷、第十三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21。
江苏毗陵孙氏谱记九卷，(清)孙星衍纂修，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金陵五松祠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403527。
江苏泰州延令孙氏重修支谱四卷，(民国)李荣卿纂修，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留余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76。
江苏常州竹园孙氏宗谱十六卷，(清)孙福宝等纂修，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富春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8913-26。
江苏常州竹园孙氏宗谱十六卷，(民国)徐之凤纂修，民国十年(公元1912年)富春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9344-59。
江苏娄县乐安孙氏支谱不分卷，(民国)孙文锋纂修，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铅印本一册。书名据书衣题，佚名手书续补至1956年，精装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85；另有一部一册，档案编号为925671；还有一部一册，档案编号为1457。
江苏扬州孙氏族谱四卷，(清)蔡厚安纂修，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一～三卷。书名据版心、书名页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97。
江苏无锡孙氏家乘，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今仅存第二十八～三十二卷、第三十五～四十卷、第四十七～四十八卷、第六十一～七十六卷。记事至清光绪年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80。
江苏无锡孟里孙氏家谱三十五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孙鼎烈纂修，清光绪二十八(公元1902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64；另有一部十二册，档案编号为JP264-1；还有一部十二册，档案编号为912999-3010。
江苏无锡重刻孟里孙氏厚舆公支谱不分卷，(清)孙赞尧纂修，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65；另有一部一册，档案编号为JP265-1。
江苏无锡厚舆孙公支谱记条辨不分卷，(清)孙鼎烈编修，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书名据书签、书名页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65-2；另有一部一册，档案编号为JP266。
江苏溧阳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敦叙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二册，今仅存第二卷、第四～六卷、第八～十卷、第十二～二十卷、第二十二～二十五卷、第二十七～二十八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78。
江苏润州润东当江沙孙氏重修族谱十卷，(民国)孙彩金主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富春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版心题富春孙氏宗谱。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71。
浙江杭州孙氏梅东家乘一卷，(清)孙彬士纂 手写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注：有同治十年序。
浙江杭州孙氏宗谱不分卷，(清)孙允重辑，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残本。
浙江富阳富春王洲孙氏宗谱十一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富阳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富阳富春龙门孙氏宗谱三十二卷，(民国)孙瑞元等重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余庆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十八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富阳龙门孙氏智七公派支谱三卷，(民国)孙秉寿续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余庆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萧山孙氏宗谱十卷，(清)孙曾鑫等重修，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守正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萧山孙氏宗谱十卷，(清)孙曾鑫等重修，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守正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萧山孙氏宗谱四卷补遗一卷，(民国)孙履华修、孙问乡编辑，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守正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萧山湘湖孙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映雪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残本。书名据书签题。记事至清咸丰年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95。
浙江萧山湘湖孙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映雪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残本。书名据版心题。记事至清嘉庆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10。
浙江宁波镇海龙头西铺孙氏世谱不分卷，(清)孙毓性续修，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宁波港口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边远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三～九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宁波蛟川清水桥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二(公元1933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三～四卷、第八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宁波孙氏宗谱六卷，(民国)南廷枯纂，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档案馆。
浙江宁波甬北孙氏宗谱三卷，首一卷，(民国)孙柳馨纂修，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裕彦堂重修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余姚孙境世系谱，(明)孙镗、孙如河纂修，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今仅存两卷。注：卷中作《孙氏世乘》。
浙江余姚孙氏世乘三卷，(清)孙兆熙、孙兆动等辑，清康熙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
浙江余姚孙氏世乘三卷，(明)孙兆熙等辑，清康熙刻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孙际渭重修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余姚姚江孙氏世乘，(清)孙兆熙等辑，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静远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福建省图书馆。
浙江余姚孙境宗谱二十八卷，首一卷，(清)孙仰唐主修，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燕翼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浙江省余姚黎洲文献馆，两部皆残。注：元至正间孙厚彝创修。
浙江余姚孙境宗谱三十二卷，首一卷，(民国)梁盛主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燕翼堂刊三十二册，今残存十四卷。现被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浙江慈溪县档案馆。注：元至正年间创修。
浙江余姚姚江孙氏世乘二卷，(清)元杏等修，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静远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余姚洋溪宗谱六卷，(清)孙飞鹏、孙儒珍修，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永思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余姚洋溪孙氏宗谱，(清)孙嘉善撰，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永思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余姚市梨洲文献馆。
浙江余姚洋溪孙氏宗谱十卷，(民国)孙宝琳、孙文兴修，民国二十九(公元1940年)永思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浙江省余姚梨洲文献馆，今仅存三卷。
浙江余姚朴树下孙氏宗谱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孙乾性纂修，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绳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余姚姚江孙氏族谱不分卷，(清)孙兰森修，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浙江余姚开元孙氏宗谱二十卷，(民国)孙金鹤等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余姚兰风孙氏宗谱二十卷，(民国)孙子荣等重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敦叙堂活字铅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
浙江余姚孙氏世乘三卷，(清)孙兆熙等纂修，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05002-04；另有一部三册，档案编号为长338955-57。
浙江余姚万石孙氏宗谱四卷，(清)孙元臣纂修，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书名据目录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20344-47。
浙江余姚姚江开元孙氏宗谱不分卷，(清)孙镇校等纂修，清光绪年间万石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书名据书口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17/A。
浙江余姚朴树下孙氏宗谱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孙乾性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绳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03315-26。
浙江余姚洋溪孙氏宗谱六卷，(清)孙宗泗等纂修，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永思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徐汇。
浙江余姚洋溪孙氏家乘七卷，(清)孙嘉善重修，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永思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卷1-6。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7412-18。
浙江余姚孙氏宗谱三十二卷，首一卷，(民国)孙梁盛等纂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燕翼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十二册。卷端题余姚孙境统宗世谱。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1287-318。
浙江余姚兰风孙氏宗谱二十卷，(民国)孙子荣主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敦叙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69；另有一部十四册，档案编号为JP269-1；还有一部十四册，档案编号为JP269-2；还有一部十四册，档案编号为903327-40。
浙江鄞县北渡孙氏宗谱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傅毓璇、孙礼彪等纂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可继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七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四明章溪孙氏宗谱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周毓邻纂修，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四明章溪孙氏越水公支谱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周毓邻纂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档案馆。
浙江鄞县鄞东韩岭孙氏宗谱三卷，(民国)孙贤耿、孙可达等纂修，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思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鱼山孙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民国)杨麐瑞续修，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报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浙江鄞县北渡孙氏宗谱二十二卷，首一卷，(清)邬锡藩纂修，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化育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3992-93。
浙江鄞县四明章溪孙氏宗谱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周苇渔纂修，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68。
浙江鄞县甬北孙氏宗谱三卷，首一卷，(民国)孙柳馨纂修，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裕彦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书名据版心、书签、书名页题，二修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83。
浙江鄞县鄞邑甬北乐安孙氏首修宗谱，(民国)孙馨蓥纂修，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裕彦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一～九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23997-99。
浙江慈溪糌村孙氏家乘四卷，首一卷，(民国)孙明经纂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慎德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慈溪桝村孙氏家乘四卷，首一卷，(民国)孙石如纂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慎德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21057。
浙江慈溪乐安厩山孙氏宗谱十卷，著者待考，敦丘堂木刻活字印本，仅残存五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慈溪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奉化高街孙氏宗谱三卷附卷首卷末，(清)孙光俊修，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注：孙正贵始修于清乾隆七年。
浙江奉化孙氏宗谱，(清)泉溪孙氏孟房编，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奉化孙氏房谱不分卷，(民国)孙教成撰，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奉化孙氏房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注：记事止民国十五年。
浙江奉化萧镇孙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民国)孙信、孙丕忠等纂修，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注：谱始修于明嘉靖十九年孙宪。
浙江象山下沈孙氏宗谱一卷，(清)周辅清纂，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象山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象山下沈孙氏房谱一卷，(民国)孙祚基重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象山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象山下沈孙氏宗谱一卷，(民国)谢琦 赖桐重修，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象山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象山中沙孙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象山岙底孙氏宗谱一卷，(民国)史辅恩重修，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象山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嘉善乐安孙氏支谱一卷，(民国)孙文型重修，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浙江平湖孙氏家乘六卷，(民国)孙振麟重辑，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当湖桂兰堂石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现被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
浙江湖州菱湖孙氏族谱第四支直齐公位下世系不分卷，清道光二十七(公元1847年)写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注：记事至清光绪年间。
浙江湖州菱湖孙氏长支续谱不分卷，(清)孙呜鹤、孙镕等续修，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序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湖州菱湖孙氏族谱不分卷，(民国)孙宪章纂修，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石印本十六册。书名据目录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63；另有一部十六册，档案编号为JP263-1；还有一部十六册，档案编号为JP263-2。
浙江长兴孙氏宗谱十卷，(清)孙锦镰总修、孙逢源协修，清光绪二十五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长兴县博物馆(今缺第三卷)、浙江长兴县泗安中学图书馆。
浙江绍兴阳川孙氏宗谱十一卷，(清)孙后渭等续修，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日本。
浙江绍兴阳川孙氏宗谱十八卷，著者待考，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绍兴阳川孙氏宗谱三十卷，(清)孙循诚增修、孙循镛等辑录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敦彝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绍兴阳川孙氏宗谱三十卷，(清)孙循诚增修，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增修原版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翻印敦彝堂铅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注：此谱首修于清乾隆五十六年。
浙江绍兴会稽孙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清)孙钧泰重修，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垂裕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
浙江绍兴会稽孙氏宗谱二十四卷首六卷，(清)承训、孙镜清等重修，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垂裕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绍兴孙氏宗谱二十五卷，(民国)孙秉彝、孙绍曾总纂，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垂裕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浙江省绍兴县档案馆，不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注：清康熙年间孙承谟创修草谱，全书十六编，各编含卷数不同，或作三十一卷。
浙江绍兴山阴浦阳孙氏宗谱两卷，(清)福超、孙大圭纂辑，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奉思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绍兴孙氏谱略不分卷，(清)孙德钟辑，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注：记事止清咸丰年间。
浙江绍兴翠峰孙氏宗谱，(清)孙立异等纂修，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永萃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今仅存第二～五卷、第八～十卷。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86/A。
浙江绍兴翠峰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永萃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卷。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86/B。
浙江绍兴孙氏宗谱十六编三十一卷，(民国)孙塄声主修、孙兰汀纂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垂裕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05076-91；另有一部十六册，档案编号为905092-107。
浙江绍兴阳川孙氏宗谱三十卷，(清)孙循诚增修，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敦彝堂据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本铅印十册。书名据版心、书衣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1799-808。
浙江绍兴阳川孙氏宗谱十八卷，首一卷，(清)孙俊渭续修，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一册，今仅存第一～十七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15。
浙江绍兴阳川孙氏宗谱三十卷，(清)孙循诚增修，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敦彝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一～四卷、第八～十五卷、第十九～二十四卷、第二十七～三十卷。书名据版心、书名页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13/A。
浙江绍兴阳川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五～七卷、第十八卷。记事至清乾隆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14。
浙江绍兴山阴天乐孙氏宗谱二十卷，(民国)孙虞圣、孙永贤主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安庆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注：明嘉靖七年孙艮始修。
浙江绍兴山阴亭川孙氏宗谱四卷，(民国)孙炳如修，民国年间惟诚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诸暨暨阳孙氏宗谱四卷，(清)孙钊辑，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浙江诸暨孙氏宗谱六卷，(民国)何宗海纂修，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务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书名据版心、书签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67。
浙江兰溪乐安孙氏宗谱一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高潮乡。
浙江兰溪坝坦孙氏宗谱四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建设乡坝坦村。
浙江兰溪石塘孙氏宗谱三卷，著者待考，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下陈乡孙下埓濉?
浙江东阳吴宁婺东世家孙氏宗谱十六卷，(民国)孙纯甫纂，民国三十六所(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东阳县虎鹿乡东山村。注：本谱始修于宋咸淳元年孙元发。
浙江义乌孙氏宗谱十卷，(清)孙耀宗等重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黄岩方山孙氏宗谱十卷，(民国)孙炯修，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铅印本八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浙江上虞虞邑孙氏宗谱五卷，(清)孙怀珩等纂修，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映雪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58。
浙江上虞古虞孙氏宗谱三卷，(清)孙朝土等纂修，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忠烈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11。
浙江山阴天乐孙氏宗谱十二卷，著者待考，清安庆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一～二卷。书名据版心题。记事至清同治年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96。
浙江仁和姚江孙氏迁杭族谱不分卷，(清)孙葆鼎等纂修，清抄本六册。记事至清嘉庆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徐汇。
浙江仁和孙氏列代世系表一卷；(民国)孙炳奎纂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刻蓝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长014764。
浙江平湖孙氏家乘六卷，(民国)孙振麟纂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桂兰堂石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长014765；另有一部四册，档案编号为长471174-77。
浙江永康华溪孙氏家乘十七卷，(清)成章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今仅存第一～十六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72。
浙江永康华溪孙氏家乘，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十八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66。
浙江杭州重修南壁孙氏宗谱四卷，(民国)孙智敏纂修，民国抄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79。
浙江东阳昆溪孙氏宗谱五卷，(清)孙开华等纂修，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第五卷。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82。
浙江东阳昆溪孙氏家谱，著者待考，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四卷。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85。
浙江东阳昆溪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五卷。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84。
浙江东阳昆溪孙氏宗谱，(清)孙景超等纂修，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五卷。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83。
浙江东阳婺东忠孝世家孙氏宗谱，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61。
浙江长兴孙氏家乘十卷，(清)孙锦镛纂修，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书名据书签、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长275293-302。
浙江金华中柔孙氏重修宗谱十八卷，首两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七册，今仅存第一～七卷、第九～十卷、第十二～十三卷、第十五～十八卷、卷首上、下册。书名据目录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76/A。
浙江金华中柔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附卷，另一册未题卷次。书名据版心题，版心题光绪已亥年重修。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89。
浙江定海孙谦堂孙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民国)孙璧山纂修、孙而安等增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逊谦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84。
浙江浦阳槁溪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六卷。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63。
浙江浦阳槁溪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六卷。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63/A。
浙江海盐孙氏家谱不分卷，(民国)孙锦芳纂修，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石印本一册。书名据书衣、书名页题，版心题《孙氏支谱》。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JP278。
浙江富春孙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康熙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书名据书口题，目录页题《富春瓜丘谱》，补记至清乾隆二十年 钤有董正、董以文、董咸章诸印。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8162。
浙江富春瓜丘孙氏续修宗谱不分卷，(清)王邦棵编纂，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种德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书名据书口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8158。
浙江富春孙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乾隆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书名据书口题，目录页题《富春瓜丘谱》，钤有董正、董以文、董咸章诸印。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8161。
浙江富春龙门孙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手写本一册。书名据书签题。记事至明万历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04。
浙江富春龙门孙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余庆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残本。书名据版心题。记事至清嘉庆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64/B。
浙江富春龙门孙氏智七公派二卷，著者待考，清朝末期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书名据版心题。记事至清光绪年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04994-95。
浙江富春龙门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余庆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七册，今仅存第三卷、第六卷、第十卷、第十二卷、第十六～十七卷、第十九～二十卷、第二十二卷、第二十四～二十六卷、第二十八卷。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64/A。
浙江会稽屏峰山孙氏宗谱四卷，(清)孙华泰等纂修，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敦伦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版心题屏山孙氏宗谱。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91/A。
浙江会稽屏山孙氏宗谱，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敦伦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一卷、第四卷。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91/B。
浙江会稽孙氏宗谱十四编三十卷，(清)孙镜清总纂，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垂裕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05020～-33；另一部档案编号为905048-61，十四册；另一部档案编号为905062-75，十四册；另一部档案编号为905034-47，十四册；另一部档案编号为1500，十四册；另一部档案编号为长471451-64，十四册。
浙江会稽孙氏宗谱十六卷，(清)孙凤墀纂修，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垂裕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一～十卷、第十三～十六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18/A。
浙江义乌钱塘孙氏重修宗谱七卷，(清)金超纂修，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一～三卷、第五卷、第七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71/A。
浙江义乌钱塘孙氏重修宗谱，(清)孙子云等纂修，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五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69/A；另一部档案编号为1469/B，一册。
浙江义乌钱塘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三～六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70。
浙江义乌钱塘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67。
浙江义乌钱塘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六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68。
浙江义乌乐安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卷。版心题钱塘孙氏宗谱。记事至明万历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71/A。
浙江义乌高岭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二～四卷、第七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88。
浙江义乌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三卷。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59/A。
浙江义乌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三卷、第九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59/B。
浙江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十六卷，(民国)孙吉人等纂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今仅存第一～四卷、第六～七卷、第十二～十六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54/A。
浙江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八卷，(清)孙最良等纂修，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卷。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55。
浙江暨阳石佛孙氏宗谱十四卷，(清)孙望初等纂修，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今仅存第一～四卷、第六卷、第九～十卷、第十四卷。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56。
浙江暨阳孙氏宗谱六卷，(清)孙一贯纂修，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彝叙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六卷。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12。
浙江暨阳石佛孙氏宗谱，(清)孙荣光等纂修，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今仅存第四～十二卷、第十五卷。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57。
浙江暨阳孙氏宗谱四卷，(清)孙钊等纂修，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维棣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书名据目录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徐汇。
浙江暨阳平溪孙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敦睦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七卷。书名据版心题。记事至清光绪年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62。
安徽宣池富春孙氏宗谱十卷，(清)孙溥霖修，清光绪三十一(公元1905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注：该族散居宣城、贵池等地。
安徽南陵孙氏宗谱三卷，著者待考，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纂修本。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南陵县档案馆。
安徽全椒南谯孙氏重修本支世系谱不分卷，(清)孙保庶编，清光绪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徽州新安孙氏重续宗谱不分卷，(明)孙廷瑞纂修，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注：未有清康熙三十九年序。
安徽徽州星源孙氏宗谱十四卷，(清)孙有寿等修，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六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安徽徽州新安孙氏宗谱五卷，(清)孙毓华纂修，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徽州新安孙氏支谱六卷，(清)孙德照纂修，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注：附《新安孙氏宗谱》后。
安徽休宁仙林孙氏本宗谱三卷，(明)孙福生纂修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黟县古筑孙氏家谱四卷，著者待考，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有两部)。
安徽黟县孙氏家谱一卷，(清)孙式庚撰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桐城孙氏家谱二十八卷，首一卷，(清)孙脱颍等纂修，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九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桐城孙节悯公后裔世系，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第十八页残破。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安徽桐城苍基孙氏家谱三十二卷，(民国)孙荫、孙培同纂，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仅存十一卷)、安徽省安庆市图书馆(仅存两卷)、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安徽桐城苍基孙氏宗谱二十六卷，首一卷，(民国)孙贻谋、孙康等续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安徽桐城棠山孙氏宗谱十七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孙云卿等纂，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环兴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九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怀宁孙氏宗谱六卷补一卷，(清)孙圣明等重修，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安徽潜山孙氏族谱三十卷，首两卷、末两卷，(民国)孙竹梅、孙桢编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仅存卷首、卷末)、安徽省安庆市图书馆(存十一卷、卷末下)。注：孙茂才首修于清康熙十七年，此为七修本。
安徽寿县孙氏族谱六卷，(清)孙恺元修、孙家怿编辑，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寿县寿州孙氏支谱十卷，(清)孙传栋编辑，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重修石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二部不全)。注：清乾隆二年孙珆始修。
安徽太平岘阳孙氏族谱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孙光楣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书名据书名页、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3688-99。
安徽休宁新安孙氏重修宗谱不分卷，(明)孙信杰纂修，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书名据谱序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1890。
安徽休宁自山东迁新安休邑孙氏世系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书名据书衣题。记事至清康熙年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8059。
安徽休宁孙氏宗谱三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25670。
安徽宣城上市孙氏新立家约一卷，著者待考，民国报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04990；另有一部一册，档案编号为904991；还有一部一册，档案编号为904992。
安徽桐城苍基孙氏家谱三十二卷，(民国)孙长桢纂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铅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23979-86。
安徽寿州孙氏支谱十卷，(清)孙传栋纂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石印本十册。书名据书签题，三修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2068-77；另有一部十册，档案编号为JP272。
安徽黟县古筑孙氏家谱四卷，(清)孙家晖纂修，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21438-43。
孙氏五修族谱，著者待考，清敦伦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十五卷。书名据版心、书衣题。记事至清同治年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01。
孙氏家乘，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三十三～三十四卷、第四十六卷。记事至清光绪年间。今仅存第卷为年表。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07。
福建连江拱头孙氏族谱一卷，(清)陈敬本续修，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手写本。现被收藏在福建省连江县档案馆。
福建连江拱川鳌江富春孙氏宗谱三卷，(民国)陈善忍修，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手写本。现被收藏在福建省连江县档案馆。
福建连江拱川富春孙氏福仲房坤派下大者公支谱一卷，(民国)陈善忍缮修，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手写本。现被收藏在福建省连江县档案馆。
福建连江连邑孙氏康房本派族谱一卷，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福建省连江县档案馆。
福建泉州禾山孙氏族谱不分卷，(清)孙鼎臣、孙应元纂修，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台湾省。
江西婺源湖溪孙氏宗谱八卷，(清)孙银显、孙银钰纂修，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江西万载田心孙氏族谱八卷，(清)孙宸恩等纂修，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富春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第五～六卷、第八卷，另有一部一册。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乐安孙氏宗谱十卷，(民国)孙贻谋等纂辑，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注：一名《余庆孙氏宗谱》。
安远濂江城东孙氏四修族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残本。书名据版心题。记事至清道光年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73。
临川孙氏宗谱，(清)孙良拔重修，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卷首。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e0/A；另一部一册，档案编号为140D。
山东历城孙氏族谱五卷，(清)孙榜、孙永吉等三修，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山东即墨孙氏宗谱不分卷，(清)孙兆禧修，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山东平度胶东孙氏家乘四卷，(清)孙昶修，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山东淄博孙氏族谱两卷，(清)孙继等修，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山东省淄博市图书馆。
山东淄博颜山孙氏族谱五卷，(民国)孙毓茔纂，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山东省淄博市图书馆、山东淄博市山区图书馆。
山东淄博孙氏家谱不分卷，(民国)乃琨修，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山东省淄博市图书馆。
山东枣庄孙氏宗谱不分卷，(清)孙葆轸等续修，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山东烟台孙氏宗谱汇纂：(清)孙用暹汇纂，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映雪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山东省烟台市图书馆。
山东招远孙氏族谱不分卷，(清)孙梦桃续编，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梦桃堂手写本。现被收藏在山东省招远县招城镇后夼村。
山东栖霞孙氏族谱不分卷，(清)孙慎行纂修，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山东省栖霞县桃村镇。
山东蓬莱孙氏宗谱不分卷，(清)孙用暹纂修，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山东省烟台市图书馆。
山东曲阜仙源岘阳孙氏族谱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孙光楣、孙本嘏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注：宋嘉定三年孙自诚创修统谱。
山东金乡孙氏家谱三卷，(清)孙培远纂，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纂，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山东省金乡县卜集乡孙行村。
山东临沂解梁孙氏族谱八卷，首一卷，(民国)孙殿枫撰修，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太原晋新书社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山东临沭孙氏族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山东省临沭县白毛乡沙窝村。
东明孙氏族谱，(清)孙藏修等纂修，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上卷书名据版心、书签、书名页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09。
湖北新洲孙氏宗谱二十四卷，(民国)孙甚典三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新洲县徐古镇乌钵窑村。
湖北新洲孙氏宗谱，(民国)孙正华、孙正启续修，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新洲县前进乡杨岗村。注：谱创修于清光绪五年。
湖南宁乡孙氏重修族谱，(清)孙有科、孙有朝纂修，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仅存一册)。
湖南宁乡孙氏续修支谱九卷首三卷，著者待考，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江东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卷首上。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湘潭韶山孙氏谱记十一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永盛祠第五修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仅存六卷)。
湖南湘乡孙氏四修族谱十四卷，首一卷，(清)孙谋干、孙谋湖修、孙燕宝纂，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映雪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卷首。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湘乡孙氏四修族谱，(民国)孙旭朗、孙德复等纂修，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卷首上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祁阳孙氏续修支谱，(清)孙枝茂修、孙骀、孙赞元纂，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卷中、下册、第九卷。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巴陵孙氏族谱，(清)孙振镕等纂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乐安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二～七卷、卷首。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98。
水北孙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明朝末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残本。记事至明万历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17493。
辰州孙氏族谱四卷，首一卷，(清)孙运贵纂修，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文献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书名据版心、书签、书名页题版心题映雪堂。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05013-17。
辰州孙氏续修族谱六卷首两卷，(清)孙诗宝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文献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书名据版心题，版心题映雪堂。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05005-12。
武陵孙氏族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乐安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残本。书名据版心题。记事至清咸丰年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99/A；另有一部四册，档案编号为1499/B。
东安孙氏宗谱两卷，(清)孙良仁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永庆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05018-19。
万县、宁乡楚蜀孙氏三修族谱十卷，湘潭韶山孙氏谱记，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四卷、第七卷、第九～十卷。记事至清光绪年间。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湘潭孙氏族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书名据版心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05。
宁乡、万县楚蜀孙氏三修族谱十卷，(民国)孙惟纯等主修，孙益悉总纂，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乐安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五卷、第七卷、第九卷。书名据书衣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493。
浏阳孙氏六修族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乐安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四卷、第七卷上册。书名据版心、书衣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1503。
广东顺德孙氏族谱四卷，(民国)孙干宁等修，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注：地属沙边乡。
广东三亚崖县孙氏族谱三十卷，(民国)敏斌、孙毓铨等纂，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铅印本，今仅存第一～三卷。现被收藏在海南省档案馆。
四川仪陇孙氏宗谱一卷，(清)孙大义、孙成悠修，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四川省仪陇县档案馆。
四川开江孙氏族谱六卷，(民国)孙繇修，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三卷。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开江县城厢镇。
四川宣汉孙氏族谱一卷，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宣汉县昆池区法庭。
四川阳川孙氏留川世系方谱两卷，(民国)孙兆耘纂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石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四川华阳孙氏家乘四卷，(清)孙筠竹修纂，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一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山东省济南市博物馆。注：清乾隆二十五年创修。扉页题(重修孙氏家乘)，版心题《华阳孙氏宗谱》。
四川阳川孙氏留川世系分谱两卷，(民国)孙兆耘纂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石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04993。
云阳幸家巷孙氏重修族谱十卷，(清)王以铨纂修，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富春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23987-96。
云阳孙氏重修宗谱六卷，(清)马琮琎纂修，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富春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书名页题孙氏家乘。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档案编号为922383-8。
孙氏世系不分卷，(明)孙琏纂修明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注：有正德十年唐皋重修族谱序。
孙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南省图书馆，残本。
黄墅桥孙氏家乘六卷，(清)孙裕松等六修，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崇德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官林孙氏家乘二十四卷，(清)孙廷扬修，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富春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孙氏家谱三十七卷，(清)孙鼎烈重修，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孙氏族谱六卷，首一卷，(清)孙松龄修，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孙氏家乘一卷，(清)孙炳文等纂修，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北省博物馆。
孙氏宗谱四卷，(民国)孙汉槎等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留余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孙氏宗谱四卷首两卷，(民国)孙远骐主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映雪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孙氏万代世系表不分卷，(民国)孙炳奎辑，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寿松堂孙氏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江苏省南京市图书馆。
竹园孙氏宗谱十六卷，(民国)孙氏合族纂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富春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葛巷孙氏宗谱十六卷，(民国)孙林法纂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富春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严庄孙氏宗谱二十四卷，(民国)孙志懦等纂修，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永锡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地质大学图书馆。
孙氏家乘不分卷，孙仙锦纂辑，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跟帖时间 2010-02-06 22:15:4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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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汲 郡：西晋朝泰始二年(丙戌，公元266年)置郡，治所在汲县(今河南汲县)，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汲县，不久即废。宋朝时期辖地在今河南省卫辉县。
陈留郡：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庚辰，公元前221年)置陈留县，汉武帝元狩元年(己未，公元前122年)改置陈留郡，治所在陈留(今河南开封)。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东部至民权县、宁陵县、西至开封市、尉氏县、北至延津县、南至杞县一带地区。北魏时期改治到浚仪。隋朝开皇初年(辛丑，公元581年)废黜，隋、唐两朝皆为汴州陈留郡。1957年并入河南省开封县。
太原府：亦称太原郡。战国时期秦国庄襄王四年(乙卯，公元前246年)置郡，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其时辖地在今山西省五台山和管涔山南部一带、霍山北部一带地区。北魏时期辖地在今山西省阳曲县、交城市、平遥市、和顺县之间的晋中一带地区。隋朝时期改晋阳为太原，又另设晋阳，与太原同城。唐太原府洽亦在此地。宋太宗太平兴国(公元976～984年)中年，改并州为太原府，移治阳曲(今山西太原)。以后宋朝、金国的河东路、河东北路，明、清两朝以来皆为府。民国时期为市，山西省会所在。
乐安郡：东汉朝永元十年(戊戌，公元98年)改千乘郡置国，治所在临济(今山东青高苑镇)，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博兴市高青县、桓台县、广饶县、寿光县等地区。三国时期曹魏国改为郡，治所移至高苑(今山东博兴)。南北朝时期移治到千乘(今山东广饶)，隋朝初期废郡改东安县(今浙江富春)。
东莞郡：西汉时期有东莞县，治所在今山东沂水。东汉末建安初年(丙子，公元196年)，分琅琊郡、齐郡置城阳郡，治所在今山东省沂水县东北，领八县。晋朝晋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公元265年)改置为东莞郡，置于晋陵(今江苏常州)东南一带，南北朝时期的南齐末年废黜，其时辖地在今山东临朐、沂水、蒙阳、沂源、莒县一带。今广东省东莞市建制置于唐朝，后世所称“东莞”皆指广东沿海的东莞。
吴 郡：东汉朝永建四年(己巳，公元129年)，东汉王朝分会稽郡置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辖区包括建德以下钱塘江两岸，故今浙江省杭州市亦在吴郡之内。隋朝灭陈国后，改吴州为苏州，吴地始有苏州之称。三国时期孙吴宝鼎元年丙戌(公元266年)另置一个吴郡，治所在乌程(吴青镇，今浙江湖州吴兴区)。
富春郡：秦朝置县名富春，晋太元中改富阳。五代吴越为富舂。宋复为富阳。辖区在今浙江省富阳市。
2、堂号
平治堂：因孙叔敖把楚国治理得民富国强，赐号。
乐安堂：因田书伐莒有功被封于乐安。
富春堂：兵圣孙武带着自己的13篇兵法见吴王，吴王用其为将。他带兵西征破强楚，北威齐鲁，战功赫赫，吴王把他封到富春，赐富春堂号，与乐安堂同宗。
映雪堂：晋朝时御史大夫孙康，幼时家贫，买不起油点灯，冬天下了大雪，在院子里映着雪光读书，终成大名，赐此堂号。
此外，孙姓的主要堂号还有：“敦叙堂”、“积善堂”、“鹤衍堂”、“嘉会堂”、“东莞堂”、“燕翼堂”、“万石堂”、“垂裕堂”、“孝友堂”、“兵法堂”、“太原堂”“致远堂”、等。 跟帖时间 2010-02-06 22:12:5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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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的迁徙分布 -- 孙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在当今中国大陆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十二位，在台湾省名列第四十九位，人口约两千二百十五万三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38％左右。
1.秦、汉以前：
孙氏自商末周初立姓之后，一直活跃在河南和山东一带。
春秋战国初期，姬姓孙氏一直世袭卫国的上卿，权倾一国。孙氏在河南地区发展很快，到春秋末期，孙氏在卫国失宠，开始北迁晋国。发源在山东的妫姓孙氏发展得蓬蓬勃勃，尤其在战国时期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孙武，其子孙明因父功而封富春侯，封地在今浙江省杭州市的富阳县，形成了孙氏的南方著名郡望吴郡。
姬姓孙氏在秦汉以前的几百年间主要是繁衍播迁于河南省境，其后则主要繁衍于今东南沿海地区。妫姓的孙氏早期则主要集中于山东境内繁衍，这一支孙氏之所以显赫，主要是得力于兵家之圣的孙武，故后来孙氏人家便以“乐安”为堂号，后因齐国内乱，孙氏子孙便首次南迁于江苏、浙江一带。这一支繁衍乐安的孙氏，后成为了孙氏主要播衍于我国北方各地及南方浙江、江苏一带的主要来源。
秦汉之际，已有孙氏不断在山西、浙江繁衍，以至山西太原一带的孙氏繁衍最为繁荣，形成了孙氏历史上最大的望族。此时江南的浙江富春(今浙江富阳)一带的孙氏也已形成当地望族。他们都源于孙武之后。
2.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汉以后，妫姓孙氏成了全国孙氏的主力，由山东向四周拓展，西进山西太原，南达浙江南部，向西南达到湖北。
三国时期，孙坚父子在江南建立了吴国，孙氏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在魏晋南北朝时，北方，中原和江南的孙氏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一批孙氏名家大族。因北方连年战乱，孙氏族人第一次大举南迁，使孙氏的分布更加广泛。
孙氏的第一次南迁：东汉末年，由于北方战乱，中原河淮地带的世族和民众纷纷举家南迁，孙吴凌家组织流民屯田开荒，江南世族也纳流民于自己的庄园内，孙氏氏族跟富春孙氏是同宗，自然会随着南迁的民众南下，寻找安身之地。
孙氏的第二次南迁始于永嘉年间。西晋末年，持续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尚未完全止息，内迁各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集团，也乘机起兵建立割据政权，相互之间展开了争夺地盘的血腥厮杀，北方陷入空前的灾难，即永嘉之乱。大批北民被迫离开故土，逃亡异乡形成历史上空前的移民浪潮。很多孙氏族人也随着南迁的大军渡江南下避乱，如中都割、氏举家移居江左，至孙盛时定居会稽(今浙江绍兴)，东莞孙谦侨居历阳(今安徽和县)。
3.隋、唐至宋、元、明、清时期：
⑴.四川：
唐朝后期，黄巢起义，中原百姓四处逃难，其时孙氏家族有不少迁入四川的，如唐朝大散文家孙樵。孙樵，字可之，一作隐之，关东人。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进士，官中书舍人，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诏赴岐陇行在，迁职方郎中、上柱国，赐绯鱼袋。后因唐末战乱而举家避住四川遂州。
⑵.广西：
广西孙氏多尊宋朝的孙沔为先祖，孙沔，世籍山东青州府乐安郡白马县人，官至湖南、江西按抚史，曾随狄青入广西平侬智高叛乱，爱其山水，遂定居广西，子孙繁衍，遂成广西大姓之一。
⑶.上海：
《娄邑枫泾乐安孙氏支谱》尊明朝孙太和为本支始祖。孙太和为新安休宁始祖孙万登之后裔，明万历年间，由新安休宁(今安徽休宁)迁娄邑(今上海松江)，遂为娄邑孙氏始祖。子孙主要散布松江及上海市区。上海一带，包括嘉定，青浦，松江等地在历史上出现的孙氏名人较多。五代有孙汉英家族，明朝有孙元化家族。五代宋时就出了孙汉英家族，孙汉英为吴越国昆山镇防遏使，家居练祁(今浙江嘉定)，儿子孙称为通议大夫，孙子孙载为北宋朝议大夫，孙临为大理寺评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中进土的孙岳，是当地孙氏最早的进士及第者。据史籍记载，孙载一生曾举荐百余人为官，其侄、子却大多为布衣、小吏。元朝有孙道明，号清隐居士，博学好古，书房称映雪斋，藏书万卷。明朝嘉定出了孙元化家族，孙元化为一代儒将，其祖父孙抬是明给事中孙浚的后裔，居江东高桥镇(今上海浦东)，有子三人。父亲孙继统，致力于诗作，不愿为官，后迁居嘉定。孙元化累官登莱巡抚；于辽东镇守有功，后因兵变而被枉杀。有三子：孙和鼎、孙和斗、孙和京。孙和斗，屡次谢绝父亲部属的举荐，不愿为官，潜心整理父亲的文稿，编成《水一方人集》。孙和京，牺牲在嘉定抗清的战役中。孙子孙致弥，清康熙年间任出使朝鲜副使，后为大型类书《佩文韵府》总纂。后裔孙思曾，著有《杖左堂自怡草》，其子孙宝仁，著《杖左堂自娱集》等，后自嘉定迁居月浦。
⑷.山西：
《解梁孙氏族谱》中说其支派始祖由宋朝时迁居于解梁(今山西临猗)。《代州孙氏家乘》记载的支派始祖是明洪武初年迁居山西，其始迁祖孙成受在洪武年间命为振武卫百户，由河南光山祖籍地迁居山西代州，后遂安家于此，自后子孙繁衍，被尊为迁代始祖。
⑸.海南：
宋、元时迁移而来的，其来源地主要是从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区。《崖县孙氏族谱》记载，其祖籍是福建莆田，在南宋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因先祖任官琼山而来海南定居，经历元朝、明朝，后裔繁衍为四支，分迁岛内各地，其中一支即迁居今三亚的崖县。海南孙氏主要聚居于黄流、梅东诸地。
⑹.台湾省：
早在三国时期孙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曾命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浮海远航至夷洲(今台湾省)，这是大陆人民首次大规模到达台湾省。
明末清初，沿海居民为生计所迫，纷纷渡海到台湾省谋生，孙氏移居台湾省也在此一时期。《台湾省通志》说，早期移居台湾省的孙氏有二十二起，如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广东镇平县(今广东蕉岭)孙其貌移居新竹新埔；陆丰人(今广东陆丰)孙明山移居新竹新埔；海阳人(今广东潮安)孙为发移居苗栗通霄；潮阳人(今广东潮阳)孙理移居高雄大社；揭阳人(今广东揭阳)孙永帝移居台南白河。福建同安人(今福建同安)孙和定居淡水；孙德成移居永和溪洲；孙开移居永和秀朗；孙润移居新庄后迁北投；孙善抄移居今台北市东圆街；孙富挑移居新庄；孙贤生移居云林新港；孙思森、思仕兄弟移居嘉义溪口；孙海移居台南盐水；孙游寿移居今台南市；孙经移居苗栗苑里。龙溪人(今福建漳州)孙瑞敏移居彰化，后迁台中大肚；孙水移居台南麻豆；孙定宗移居台南市。安溪人(今福建安溪)孙玉尊移居新竹市。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镇平县人孙永科移居苗栗三义；安溪人孙神福移居台中梧栖。
明、清以来，特别是近现代，孙氏成员更有大批人员迁入，使台湾省成为今日孙氏人口分布较多的地区。1954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对台湾省姓氏进行的一次不完全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台湾省当时八十三万户居民、七百三十七种姓氏之中，孙氏有三千二百八十余户，居第五十位。在台北、宜兰、新竹、嘉义等十二县中，以嘉义为最多，有六百户，台南次之，为三百二十户。其他较多的地区还有：台北二百八十户，新竹二百五十户，苗栗一百九十户，彰化一百七十户。在台北、基隆、台南等六市中，以基隆为最多，有三百一十户，台南次之，为三百户，其他依次为台北二百三十户、台中二百户、高雄一百三十户、阳明山七十户。
4.移居海外：
⑴.东渡日本：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汉人就开始移居日本。孙氏人物从什么时候开始移居日本已不可考，但最迟不晚于南北朝时期。日本弘仁六年(公元815年)，朝廷下令仿唐朝《氏族志》体裁编纂《新撰姓氏录》，其中记载：身侠村主一族“出于吴孙权男高”。孙权长子孙登，字子高，其后裔辗转东徙，在日本改姓身侠。身侠，一作“牟佐”，是大和国高市郡的地名，孙登后裔移居日本后，取地名为姓。见于日本史籍的有身侠村主青、牟佐村主相模等。身侠村主青为雄略天皇时人，从其中国式的单名“青”字推测，当是孙登一族中早期东渡的移民。因他会说吴语，又善文笔，所以多次出使吴地，在日本与南朝的交往中起了重要作用。宋朝，有商人孙忠者侨居日本数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自1895年秋初次踏上日本国土之后的三十年中，曾先后十五次赴日，侨居时间累计达九年多，约占其三十余年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因之，孙中山“视日本无异第二之母邦”。
⑵.北上朝鲜：
早在周武王伐纣灭商之时，殷王族箕子就率众五千人去朝鲜，这也是中国人移居海外的最早年代。汉魏以来的各个时期，随着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交往的日益频繁，大批华人渡过鸭绿江，到朝鲜开拓基业。
⑶.移居东南亚：
中国人移居东南亚的历史可上溯至千年以前，但大量移居则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一历史时期。如今东南亚华侨已达两千多万，其中尤以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为最多，占我国三千余万华侨总数的80％以上。
⑷.移居欧洲：
华人移居欧洲的历史尚不过百年，但侨居欧洲的已达一百余万人，分布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⑸.开发美洲：
我国在明、清之际，已有一些中国商人、工匠、水手、仆役等沿着当时开辟的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之间的太平洋贸易航线，到达墨西哥和秘鲁侨居经商或做工。中国人大批量到达美洲，则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西方侵略者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贩去的契约华工，另有一部分是为生活所迫，或为躲避战乱而到海外谋生的。这其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孙氏族人。
5.现代分布：
全国三十多个省市区都有孙氏人口分布。其中以东北三省、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为多。
⑴.东北：
黑龙江的孙氏，主要分布地是佳木斯市、伊春市、克山县等，其中佳木斯孙氏为第五位大姓，占总人口数的5.3％；伊春孙氏为第六位大姓；克山县孙氏为第六位大姓，占总户数约在4％左右。在宾县，孙氏列第九位，占总人口数的2.13％。黑龙江其他地方，如哈尔滨、富裕、富锦、明水、巴彦、呼兰、虎林、黑河、五常、肇东、宁安等市县地，孙氏人口分布也不少。
吉林省的孙氏，长春、吉林、通化、舒兰、永吉、德惠、抚松、榆树、伊通、延吉、怀德、农安、磐石、柳河、延边等地。
辽宁省的孙氏，在新金县，孙氏为第六位大姓，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为4.82％。桓仁县孙氏为第五位大姓，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也接近5％。灯塔县孙氏为第九位，占总户数的2.11％。
⑵.山东：
山东是中华孙氏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当世孙氏在各地的分布相当稠密。乐安大约在惠民、广饶县一带；东莞在今山东沂水县境内。如今这里的孙氏人口分布依旧密集。在惠民、广饶县一带，以孙氏命名的村庄和保存下来的孙氏家谱都相当多。
据统计，广饶县孙氏人口占总人口的3％左右。孙氏人口在当地位居前五名的有：济南台儿庄区、海阳县等排第三位；文登市孙氏人口占总人口的4.98％、梁山县、莒南县排第四位；莱州市孙氏人口占总人口的5.54％、诸城市孙氏人口为45万左右、临淄区孙氏人口占总人口的4.22％、高密县孙氏人口为万人以上、平邑县孙氏人口为万人以上、潍坊市、栖霞县等排第五位。孙氏人口排列在第六位的县市有：安丘县孙氏人口本县总人口的3.27％、泗水县孙氏人口本县总人口的1.94％、荏平县孙氏人口占本县总人口的1.4％、还有烟台市、莱西县、东平县等。孙氏人口排列第七位的有：蒙阴县孙氏人口本县总人口的2.79％、还有金乡县等。其他有孙氏人口排列位次的市县有：青州市排第九位孙氏人口为万人以上；肥水县排第十位；新泰市孙氏人口为万人以上，与利津县孙氏人口占总户数的1.7％排第十三位；临成县排第十五位孙氏人口占总人口的0.94％；成武县排第十七位，孙氏人口占总人口的1.4％左右。
⑶.河南：
河南是孙氏族人的主要发源地，卫国孙氏在河南北部，而另一支主干楚国孙氏有部分源头也在河南南部。河南孙氏现仍是当地的大姓之一。
商丘县孙氏排名第四位，在整个商丘地区孙氏为第五大姓。在浚县孙氏排第六位孙氏人口占本县总人口的3.36％。在孙叔敖的家乡固始县，孙氏为当地第八大姓，有关孙氏的村、镇等地名也有十一处之多。在舞阳县孙氏人口占本县总人口的1.91％、武陟县孙氏人口占本县总人口的1.8％左右，孙氏排名第九位。在濮阳、汲县、卫辉市一带及洛阳、开封、郑州诸地的孙氏家族也不少。卫辉市孙氏排在第十一位。在栾川县孙氏人口位列第十二位，占总人口的1.8％左右。泌阳县也排在第十二位。孙氏排名在当地第十三位的有许昌县约占总户数的2％左右、登封县孙氏人口占总人口的1.97％、灵宝县孙氏约占本地总人口的1％以上、还有泌阳县。在郏县孙氏人口排名第十五位，占总人口的1.39％；获嘉县为第十七位。在济源为第三十位孙氏人口占总人口的0.78％。
除上述市县外，在当代河南的商丘、驻马店、西平、杞县、西华、封丘、偃师、洛宁、淮滨、沈丘、尉氏、鹤壁、襄城、南阳、安阳诸地孙氏人口也都有较集中的分布。
⑷.河北：
河北在历史上也是孙氏居住较为集中之地，河北清河曾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孙氏著名郡望之一，位于现河北的清河县和山东临清县一带。在当世孙氏仍是当地大姓之一。
在河北排名前五位的市县主要有：海唐县排第二位孙氏人口占总人口的13.42％。孙氏人口在本地排名在第五位的有：武张县孙氏人口占总人口的4.63％、清河县孙氏人口占总人口的4.36％、卢龙县孙氏人口占总人数约在4.5％左右。清河县是孙氏的著名郡望之一，这里仍有4％以上的比例，并且有孙庄镇、孙洼镇、孙石佛村、孙家洼村等聚居区。排名在第六位的市县主要有：围场县孙氏人口占总人口的3.1％、南皮县孙氏人口占总人口的2.65％。排名第七位的市县主要有：大城县；怀安县、玉田县、黄骅县、盐山县、任丘县、滦平县。第八位的市县主要有：万金县、南宫市、遵化县、灵寿县。第九位的有：定兴县。第十位的有：文安县、雄县、乐亭县、冀县。排名第十一位以后的市县主要有：石家庄市、藁城县、正定县(均排十一位)、大名县、吴桥县(均排十二位)、大厂县(十三位)、晋县(十八位)、高邑县(二十位)、滦南县(二十二位)。
除上述地区外承德市、枣阳市、沧州市、献县、唐山、蠡县、涿县、新城、肃宁、涞源、沧县、廊坊、固安、磁县、青县、内丘、保定、安次、丰润、完县、容城、丰南、抚宁、通县、宁晋等，孙氏分布也有相对集中的分布。
⑸.安徽：
安徽孙氏集中居住地在皖南地区主要是休宁县、黟县、歙县、宣州市、南陵县等地区。这里的孙氏是从晚唐时期开始兴盛的。
在长江以北地区，孙氏集中居住地主要有桐城市、寿县、潜山县、怀宁县、全椒县、凤阳县等。在安徽已有姓氏人口统计资料的地方志里，临尔县孙氏为第十一位大姓，占总人口数的2％；蒙城县是第十四位，占总人口数的1.02％。
当代安徽孙氏名人主要有国民党将领孙立人与中国现代哲学学者、教育家孙叔平等
⑹.江苏：
江苏自三国时期就成为孙氏的集中居住地。当世孙氏主要集中分布于长江沿岸各市县，特别是苏南地区为最。
在苏南地区主要集中居住地有：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常熟、宜兴、句容、吴江、张家港、江阴等到地。
在长江以北主要集中居住地有：南通、江都、扬州、泗洪、涟水、沐阳、丰县等。
⑺.浙江：
浙江富春(富阳)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孙氏著名郡望之一，浙江省自三国东吴孙权称帝以来，孙氏就是当地的大姓之一，在当代更是如此。自古以来，这里的孙氏名人志士层出不穷。
当世孙氏的集中居住地主要有富阳、杭州市、宁波、萧山、余姚、湖州、绍兴、慈溪、奉化、嘉兴等地，其他地方如，象山、金华、义乌、永嘉、桐庐、永康、上虞、诸暨、余杭、东阳、瑞安、舟山、嵊县等孙氏也有相对集中的分布。孙氏郡望地之一的富阳，如今孙氏主要聚居于龙门乡龙门村及大青乡宵井村、春建乡下塘村诸处，富春江两岸的孙氏还有王洲五堡支、场口化竹支、大青孙家溪支等，其中以龙门村孙氏最为壮大，如今村子共有一千七百余户人家，而90％以上姓孙。
⑻.江西：
江西孙氏族人自三国时代就已迁入，主要是东吴孙权族人。现集中居住地有：宁都、南昌、乐平、德安、婺源等地。有资料统计江西安福县孙氏人口只占总人口数的0.17％。
⑼.福建：
福建孙氏族人是从唐末开始迁入的，现人口集中居住区有：厦门集美、同安、连江、泉州、惠安、晋江、安溪、南安、浦城、永春等到地。
福建孙氏自明朝中期以后还有向海外迁移的。福建闽西还是客家居民的集中居住地，客家先民，原是中原的汉民。因战乱等原因，自西晋以来，客家先民经过几次大的南迁，在闽西、粤、赣边三角区聚集、形成、壮大，后又从这里走向四方。孙中山先人曾从闽西龙岩宁化迁居到广东。现在闽西龙岩是海内外众客家裔孙寻根谒祖的圣地之一。
⑽.广东：
广东孙氏迁入较晚，最早是在南宋时期，现主要居住地有：中山市、顺德、兴宁、陆丰、海丰、揭阳等地。
广东在近代出现孙氏最伟大的人物，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史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⑾.湖南：
湖南孙氏最早在三国时代就已迁入，现主要居住地有：辰州、宁乡、湘潭、湘乡、祁阳、常德、浏阳、东安、零陵、永州、醴陵等地。
⑿.湖北：
湖北是孙氏居住较早的地方之一。先秦孙叔敖家族的一个分支就居于湖北北部地区。三国时代东吴富春孙氏开始进入此时。现孙氏集中居住地主要有：崇阳、赤壁等地。
⒀.山西：
山西是孙氏较早居住的地方，这里有孙氏早期的两大郡望：太原(今山西平遥)、河东(今山西夏县)。在历史上这里的孙氏曾出现过辉煌，如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太原孙氏。由于历史上的各种灾难的影响，现在这里孙氏人口的分布比例不是很高。现因有地方志姓氏人口统计资料，孙氏人口在这里的具体分布还是比较明确。
⒁.陕西：
陕西省也是孙氏居住较早的地方，这里有孙氏早期的郡望：：华原(今陕西耀县)，唐朝华原诞生“医圣”孙思邈。现在陕西省的孙氏人口分布比例不是很高，低于全国平均数。如陕西省蒲城县孙氏排第十位，延长县孙氏排第十一位，都在五千人以上；而耀县孙氏排在第十七位，三千余人，是总人口数比例的1％左右。
⒂.其他：
孙氏人数比较少的是新疆和青海、西藏，这里的孙氏主要是在解放后因工作关系从全国各地迁去，而且定居时间不太久。
以长江为界，孙氏显示了北多南少的分布格局，形成了华东沿海省份连接东北三省的孙氏分布带。在最近的六百年期间，孙氏人口流动的程度和方向与宋，元，明期间有了很大的区别，其特点是由东南部向华中，华北强劲地回迁，同时出现了黄河下游的孙氏人群向东北地区的大量移民。 跟帖时间 2010-02-06 22:10:35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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