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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的姓氏渊源
发帖用户: lxyi
发帖时间 2010-03-02 09:21:10 [收藏话题] [删除] 浏览次数 16685 跟帖次数 8

第一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西周初期周武王封殷商王帝乙长子于宋地,伯爵侯国。

商朝后期,商王武丁帝子昭(商高宗,公元前1250~前1192年在位)封其儿子子宋于宋地(今河北赵县),即有宋国,为伯爵侯国。

周武王姬发灭殷商王朝,也灭了与商王同姓的有宋国。

到周成王姬诵即位后,周公旦与召公奭在辅政期间平定了殷侯武庚和三监叛乱,之后把古宋国之地(今河北赵县)封与贤良的微子启,微子启为殷商帝乙的庶长子,商末王纣王之兄,在平定殷侯武庚和三监叛乱中立有大功,因此被周公旦封于宋国故地,以奉商祀,同时监管殷商遗民。

宋国传至微子启之孙子稽,始称为宋公。

在宋公稽之子宋丁公子申继位(具体年代有待考证),宋国举国南迁至商汤故地商丘,即今河南省的商丘地区,再传三世两代至宋厉公子鲍祀执政时期(公元前893~前859年),宋国才有比较确实的历史记载。

到了宋襄公子兹父执政时期(公元前650~前637年),宋国已成为泱泱大国、天下诸侯之盟主,春秋五霸之一。

在战国中期,即到了宋悼公子购由执政时期(公元前403~前396年),宋国开始急速衰落,并在周围各诸侯大国的威逼下被迫东迁于彭城,即今江苏省的徐州地区。

到了战国末期的周郝王姬延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齐湣王田地出兵一举灭了宋国,原宋国君主子偃的后代子孙,以及历代宋君王室子民,多以故国之名为姓氏,称宋氏,世代相传至今。

据史籍《通志·氏族略》记载:“宋民,子姓,商之裔也。”其子姓之源为历代姓氏学者普遍认同。

从商王武丁封宋算起,子姓宋氏起源的历史有三千二百余年,国灭后普遍使用宋氏的历史也有近二千三百年。这是一支非常古老的姓氏,史称宋氏正宗。

宋氏族人大多尊奉微子启为得姓始祖。



近有许多文献记载,在清朝时期,贵阳府有少数民族(彝族、苗族)宋氏大土司,其得改汉姓为宋氏是在元、明之际。

本书考证,该支宋氏家族仍为汉族,是子姓宋国的后裔子孙,并非什么彝族、或苗族。

元朝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元朝中央政府将贵州顺元、八番两宣慰司合并,设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于贵阳地区,仍称贵州,但元朝统治者称其为“顺元城”,以水西土司彝族霭翠为宣慰使,水东土司宋钦为贵州宣慰同知,治所在今贵阳城。

水东土司(贵州宣慰同知),官称喇平宣抚司治所,位于今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下坝乡喇平村中。据今喇平村中宋庆贵老人(宋氏一百二十六世)家中所珍藏的《黔中宋史》记载:

水东宋氏土司的始祖是微子啟,名开,商纣王庶兄,生于丙辰年农历1月8日午时。入黔宋氏先祖宋景阳为第八十六世祖,名宋发晟,在后梁太祖开平五年(公元911年)农历4月8日寅时生于燕京山后。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农历8月投军后唐为副军,其舅父李克用命宋晟征后梁,伐后汉。

在北宋开宝元年(公元969年)农历2月,宋晟同堂弟宋发询(宋景通)灭了后汉,因功在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农历8月授武昌都总管招武大将军。宋开宝八年(公元976年)广右(今贵州广顺)、都匀等处诸夷作乱,上命宋晟出征,七姓举族附焉。同年,宋晟逐乌蛮普贵于黑羊箐(今贵州贵阳),宋朝廷因此设置宁远军蛮州总管府,以宋景阳为宁远军节度使、蛮州总管府都总管(今贵州开阳),接管了后唐德宗时任命的宋氏先祖宋鼎为蛮州剌史时的地盘,此后世代为水东宋氏,与水西安氏以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为界:河东为宋氏统管,河西为安氏统管,平分地方政权。

至元、明时期,中央王朝政府在该地设宣尉、宣抚司、安抚使司同知,因宋景阳七子一婿共执事,因而有七司八印之说。宋景通的后裔亦以军功先后入黔设袭龙里大谷龙、小谷龙和虎坠三司,与宋景阳的后裔之乌当喇平落坝司、瓮安草塘司、贵定密纳司、新添司、大小平伐司、麻江岩下司、乐平司,共为十司。

至今,在贵州省的贵阳市乌当区下坝乡喇平村,该支宋氏族人已繁衍至第一百三十代,堪称历史悠久。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郑国贵族大夫姬宋,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公子姬宋,字子公,为春秋时期郑国贵族大夫,与公子姬归生(字子家)二人为世交好友。

周定王姬瑜二年(郑灵公姬夷元年,公元前605年),郑国正在争夺春秋霸主地位的晋、楚两国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公子宋与公子归生(字子家)相约早起,入朝去觐见刚即位不久的郑灵公。

这时,公子宋的食指忽然翕翕自动起来。公子宋将食指跳动之状给公子归生观看,公子归生感到非常奇异。

公子宋笑着说:“没什么奇怪的,每次我的食指若是跳动,当天必尝美妙异味。上一次我出使晋国时,食指大动,结果品尝到了稀罕的石花鱼;后来出使楚国时,食指又大动,结果又吃到了天鹅和合欢橘,非常灵验。不知今日又能品尝到何种异味?”

将入朝门时,就看到内侍传命,急着召唤屠夫甚急。公子宋上前问内侍:“你唤宰夫,有何事呀?”内侍回答:“有客人从汉江来,得一大鼋(巨大的甲鱼),重二百余斤,献于主公,主公受而赏之。今缚于堂下,使我召宰夫割烹,欲以享诸大夫也。”

公子宋大喜:“异味在此,吾食指岂虚动耶?”一到朝堂上,看见一只大鼋拴在那里,一问,方知这是郑灵公预备招待大臣们的,公子宋与公子归生两个人不禁会心大笑。正好郑灵公出来看到他们笑得前仰后合,便问何事。公子归生指着公子宋说:“刚才他的食指跳动,说有好东西吃,我还不信,看到这只大鼋,才知他的手指头很灵。”郑灵公听后皱了皱眉,便说:“子宋手指头这么灵?未必吧!”

后来,郑灵公招待大臣,叫厨子从地位较下的大臣们送起,每人送一碗大鼋肉,轮到最后只剩下一碗了,给谁呢?郑灵公指点着说:“给归生吧,这样公子宋就没有得吃了。”之后郑灵公哈哈大笑,对公子宋说:“你命不好啊,手指头并不灵嘛。”

公子宋想起先前说过的话,而眼下独独没有自己的一份,这面子往哪搁啊,再听到郑灵公的哈哈大笑,心头便火上加油,恼羞成怒。他一下跳起来,跑到郑灵公面前,以食指探其鼎,取鼋肉一块啖之:“臣已得尝矣,食指何尝不验也?”言毕大摇大摆出门而去。

郑灵公怎能忍受如此无礼,想必是看呆了,待公子宋出门离去,乃投箸怒骂曰:“这个家伙如此不逊,竟敢欺侮寡人,难道认为郑国没有尺寸之刀可以斩他的头么?”公子归生赶紧在一旁代为解释,众臣皆下席俯伏,郑灵公仍恨恨不已。君臣不欢而散。

公子归生见公子宋和郑灵公闹翻了,心里很痛快。他本来和郑灵公的兄弟公子去疾关系很好,因为担心公子宋和郑灵公的关系,这下机会来了。公子归生跑到公子宋那里,决定为此添把柴。他对公子宋说:“主公一定不会放过你,你得想想法子。”一席话说得公子宋果然大怒:“慢人者,人亦慢之!”

第二天,公子归生拉着公子宋去见郑灵公,表面上是当和事佬,其实别有用心。郑灵公不说话,公子宋也不张口,两人唱哑戏。公子归生便替他说了:“公子宋失礼,向主公赔罪,请主公饶恕。”郑灵公见公子宋不服气的样子,哼了一声:“他怕得罪我吗?是我怕得罪他呢。”说完拂袖而去。

这下,公子宋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于是心里动了杀机,他忿忿地说:“看样子,咱得先发制人才好。”

公子宋与公子归生商议欲先下手弑君,公子归生断然不肯。为了使公子归生站过来,公子宋于朝上扬言公子归生与郑灵公之弟相善,不知何事。并对公子归生说:“你既不与我同谋,我一定要让你先我一天而死。”这是个狠招,公子归生果然乖乖就范:“任你怎么干,我不给你泄漏就是了。”

得到了公子归生的默许,公子宋便阴聚家众,乘郑灵公秋祭斋宿的机会,又重赂其左右,夜半潜入斋宫之中,用一装满了土的大麻包将郑灵公压死,之后托言说是“中魇暴薨”。

之后,公子宋让请公子归生去接公子去疾即位,但公子去疾怎么也不肯,于是只好立公子坚为国君,就是郑襄公。

这事后来让楚庄王芈旅(熊侣)知道了,觉得这是个控制郑国的好机会,因为师出有名了,便发大军至郑国问罪。郑国赶紧向晋国求救,晋成公姬绥派中军主帅荀林父率兵前往。于是楚国掉转头去进攻陈国,避开了与晋国的正面冲突。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之,郑国仍然面临着晋、楚两国的轮番攻打,于是,郑国一会儿臣属于晋,一会儿又臣属于楚。只要哪个国家打来,郑国不假思索地与之订立盟约,纳贡服降。正所谓晋来从晋,楚来从楚。

郑襄公即位三年后(公元前602年),公子归生已经逝世了。楚庄王再次发兵攻打郑国。当时的晋国正忙于应付赤狄的进攻,郑襄公怕晋国不肯相救,就被迫杀了公子宋,还在公子归生的棺材上砍了几刀,之后派人向楚庄王赔罪,表示依附于楚国。

在公子宋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的名字为姓氏者,称宋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三个渊源:源于土家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五代史》记载,在唐末五代时期,湖南西部沅陵地区的辰州蛮酋(今湖南沅陵邵阳、怀化一带土家族)有取汉姓为宋氏者。本书疑其为汉族宋氏融入土家族所致。



第四个渊源:源于党项族,出自宋朝时期西夏国党项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的西夏国党项族中有汉姓宋氏,本书疑其为宋夏两国战争之宋军俘虏以及被虏掠之宋朝边民,以宋王朝称谓为姓氏,世代相传至今,主要分布在宁夏与内蒙古交界的河套地区。这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五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元末明初蒙古族官吏伯容帖木儿(伯奇特兆尔),属于帝王赐姓为氏。

元末明初,不少蒙古族将领、地方官吏纷纷归降于明朝政府,被明太祖朱元璋分别赐予汉姓,其后裔子孙的绝大多数沿袭汉姓,世代相传至今。

据明朝著名史学家王世贞在《皇明异典述》中的记载,当时,明太祖“赐降虏姓名”之中,就有元朝故官吏伯容帖木儿(伯奇特兆尔),被赐姓宋氏,名一诚。在宋一诚的后裔子孙中,一直沿袭汉姓宋氏至今。

关于明太祖朱元璋“赐降虏姓名”之诏的主要内容,本书按《皇明异典述》整理如下:

忠勤伯丑驴赐予姓名李贤,同安侯火里火真赐予姓名火真,顺义伯阿鲁哥失里赐予姓名罗秉忠,恭顺伯把都帖木儿赐予姓名吴允诚,忠勇王也先土干赐予姓名金忠,安顺侯脱火赤赐予姓名薛贵,永顺伯脱欢赐予姓名薛斌,清平侯买驴赐予姓名吴成,忠勇伯把台赐予姓名蒋信、子也儿孛思赐予姓名蒋善,恭顺侯也都帖木儿赐予姓名吴克忠,都督、都指挥、指挥等官麻帖木儿赐予姓名王麒,完者帖木儿赐予姓名吴良,论都儿灰赐予姓名柴秉诚,把敦杭赐予姓名吴守义,曲伦台赐予姓名夏贵,北斗赐予姓名戚斌,观音保赐予姓名李观,把住赐予姓名杨效诚,朵儿只赐予姓名马惟良,铁柱赐予姓名柴克恭,满束儿灰赐予姓名柴志诚,脱脱孛罗赐予姓名脱顺,又脱脱索罗赐予姓名和爱,阿儿剌台赐予姓名杨汝诚,伯帖木儿赐予姓名柴志敬,猛哥赐予姓名安汝敬,脱脱赐予姓名杨必敬,只兰赐予姓名吴克诚,朵列干赐予姓名吴存敬,克罗俄领占赐予姓名罗秉忠,火失谷赐予姓名韩以谦,白斗奴赐予姓名白忠,阿的纳赐予姓名王义,阿剌帖木儿赐予姓名穆义,顶住驴赐予姓名丁顺季,百家奴赐予姓名季安祖,住不花赐予姓名柴永谦,额里孛罗赐予姓名高礼,那罕赤赐予姓名莫清,把秃赐予姓名赵忠美,伯容帖木儿赐予姓名宋一诚,哈剌你敦赐予姓名张隆善,演只不花赐予姓名王懋忠,撒儿桃赐予姓名刘允信,释家奴赐予姓名李显忠,昝卜赐予姓名张志义,阿剌失赐予姓名李从善,可捏赐予姓名郭以诚,苦木帖木儿赐予姓名柴永正,达册赐予姓名安汝坚,把的赐予姓名平以正,迷南失加赐予姓名安思谦,乃马歹赐予姓名王存礼,阿讨剌赐予姓名赐予姓名瑜,恰恰赐予姓名陈守忠,皮儿马黑麻赐予姓名马克顺,伯颜达里赐予姓名于忠,那海赐予姓名海荣,五十六赐予姓名陆忠,丑丑赐予姓名田义,虎三赐予姓名王彪,黑汉赐予姓名陈玄,伯家驴赐予姓名白毅,饶五十赐予姓名姚智,歹都赐予姓名郭美,牙失纳赐予姓名芮刚,采住儿赐予姓名失采,脱火赤赐予姓名朱静,沔即儿赐予姓名朱满,都忽赐予姓名朱恩,卜刁罕赐予姓名朱窥,编修火你赤赐予姓名霍丘。



第六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满族宋嘉氏,亦称宋家氏、嵩佳氏、松佳氏,满语为Sunggiya Hala,世居董鄂(今辽宁桓仁、宽甸一带)、长白山海兰(今吉林和龙海兰河流域)、松江(今吉林安图)等地。后多冠汉姓为宋氏、嵩氏、苏氏等。



第七个渊源:源于朝鲜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清朝时期,有朝鲜国民因生活所困,不顾清朝禁边严令,越境至东北地区谋求生存,入边后取汉姓为宋氏,世居长白山一带地区。



得姓始祖:微子启、姬宋(公子宋)、容帖木儿(伯奇特兆尔、宋一诚)。

宋氏的历史名人(二) -- 宋任穷:(公元1909~2005年),原名宋韵琴;湖南浏阳人。著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老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政治家。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连党代表、团、师政治委员,红军干部团政治委员,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冀南区委书记,冀南行署主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共平原分局代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中共豫皖苏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第四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2005年1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六岁。



宋时轮:(公元1907~1991年),湖南醴陵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南萍醴游击队队长,湘东南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红三十五军参谋长,独立第三师师长,红二十一军参谋长兼第六十一师师长,红军大学第二大队大队长,红十五军团作战科科长,红三十军、红二十八军军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七一六团团长,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七师师长,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处长,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九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兼计划指导部、外军研究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1年9月1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宋 文:(公元1914~1992年),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政治处干事、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九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第三十一军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连政治指导员,挺进团营长兼教导员,第五支队第十团参谋长,第十四团副团长,第二师第五旅第十四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旅副旅长,华中野战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政治委员,豫皖苏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参加了著名的苏中、鲁南、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华东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1954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历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参谋长,1965年任安徽省军区政治委员,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6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宋 烈:(公元1909~1976年),原名宋耀光;四川阆中望垭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3年担任乡苏维埃政府裁判员,红九军独立营营长,红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特务营政治委员,第八十一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第二十七师政治部地方干事长,红九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擅长地方工作,在巴中县组织了两支赤卫队,为部队补充了近五百名新兵。后参加西路军,所在部队被打散,他亦被俘。在被押往青海途中,借机逃脱,躲进祁连山,经过两个月的艰难跋涉,到达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军法处承审员,政治部保卫部科长。他长期熬夜,常常眼睛发红,看不清东西,人称“宋瞎子”。1943年任太岳区公安局长,长期从事公安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南下干部大队大队长,豫陕鄂边区组织部部长、社会部部长,中共豫西区地委委员兼中共宝丰县委书记,豫西区委社会部副部长兼公安局局长,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社会部副部长、公安厅副厅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南省委委员兼社会部副部长、公安厅长,1952年在豫东回族聚集地区,制止了一场暴动。1953年任武汉市公安局长兼检察署署长,1955年调中央公安部,历任第十六局局长、第四局局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治委员,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2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1976年7月18日因癌症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七岁。



宋玉林:(公元1915~2001年),江苏会昌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排长、连长。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连长、营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代团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高干队队长,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教导第五团团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的腰站阻击战、雁宿岩战斗、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灵涞战役、晋察冀边区反扫荡、血战观音堂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进支队队长,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随营学校校长,第八旅旅长,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第一八八师师长。华北的一些大仗、硬仗,几乎都参加过,且屡建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六军第一九八师师长、第六十六副军长,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1955年回国后,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八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三级红星奖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12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宋庆生:(公元1910~1977年),湖北天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6年加入少先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村苏维埃主席。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通讯员、红三军供给部文书、科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独立第三支队供给部供给主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供给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供给部部长,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供给部部长,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后勤部部长,1951年入中国人民大学预科补习文化。1952年任装甲兵技术部部长。1953年入第一坦克学校学习。1956年入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学习,1958年毕业后继续担任装甲兵技术部部长、后勤部部长,装甲兵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停止供应组装坦克所需的二十四种主要部件,宋庆生率领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攻关,解决了坦克部件生产中的许多难题。1964年,他再次出任装甲兵后勤部部长,1969年升任装甲兵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7年7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七岁。



宋学飞:(公元1904~1970年),河北易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6年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参加东北军,当过连长。1937年参加河北易县抗日救国军,任参谋长。1938年编入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游击第三支队参谋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独立支队参谋长,第二十五团团长,第一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第七旅副旅长兼副参谋长,第八旅副旅长兼副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参谋长,第二十兵团第六十八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参加了雁宿崖战斗和石家庄、平津、太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国大典时,受阅部队中有一支骑兵部队,由华北骑兵第三师组成,宋学飞负责组织训练。步兵分列式用的曲子,一直未选定,宋学飞曾在旧军队当过军官,对于军乐知道一鳞半爪,他提出用德国曲子。他还没说完,马上有人截断了他“不要再用旧的了,我们请的是苏联顾问,应该用苏联曲子。我们解放了,不能用德国的。社会主义要一边倒,苏联不用德国曲子,我们也不用。” 1951年宋学飞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八军参谋长、西海岸指挥部副参谋长。回国后,历任河北省军区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70年10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宋治民:(公元1912~1988年),河南固始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了解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户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县独立团特务连司务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五团营部书记、连代理政治指导员,红十五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通信营政治教导员,第一一五师师直属队政治处组织干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政治指导员,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师特务团政治处主任、特务营政治委员、师卫生队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干部科科长,第十一旅第三十一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著名的宿北、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师政治委员,军分区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副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8年5月15日因病在杭州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宋承志:(公元1917~今),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部通信队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第四十九师第二一七团营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副营长,延安军事学院炮兵大队副大队长,延安炮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第三团团长,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二师副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炮兵师师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二师师长,参加了第一、二、三次战役。回国后,任东北军区炮兵参谋长兼第五炮兵学校校长,东北军区炮兵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炮兵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宋维栻:(公元1917~今),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军部特务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1936年如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大队政治指导员、组织干事,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营组织干事,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营政治教导员,第一大队政治处组织处主任,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二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第二十团政治委员。参加了著名的曹甸、太平桥、山子头、盐阜反“扫荡”、淮阴、淮安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二十团政治委员兼团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团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第一二七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一二八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第一二七师师政治委员、第四十三军副政治委员,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任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海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铁道兵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宋景华:(公元1919~今),曾用名宋金泉;江西吉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少共国际师)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俱乐部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第八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二十七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政治委员,鄜(县)甘(泉)警备区政治部主任,第三八五旅第七七○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吉军区第二十四旅政治部主任,吉林军区吉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野战军独立第十一师兼长春卫戍区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六四师政治委员,炮兵第六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炮兵学校政治委员,第二海军学校政治委员,海军旅顺基地政治委员,北海舰队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宋献璋:(公元1916~1990年),四川阆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七岁上学读书,十二岁学缝纫,1931年十五岁时参加游击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共青团阆中县的青工部长,1933年十七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中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快枪连当战士,1934年在万源保卫战中受了伤,但持没有离开连队。1935年任快枪连的排长,在一次战斗中第二次受伤,带着伤疼走完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到延安后,被分配到总卫生部二分院四所任政治指导员。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先后在卫生部和政治部工作,第一一五师供给部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教导第五旅政治保卫科科长,鲁南军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下部队任第二十一团政治委员,1948年鲁中南纵队和吴化文起义部队合编为第三十五军,任鲁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第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鲁南纵队第四十七师副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第一○五师政治委员。在解放南京的战斗中,第一○五师越过大片水网地带,直插浦口歼敌一部,从浦口码头起渡,进入石头城,直插新街口,控制中山门,占领飞机场。当晚,从南京逃出的敌整编第四师,盘踞在城东、汤山一带。即率两个团和一个加强营将敌包围,亲临阵地前沿喊话:“只有放下武器,无条件地交枪投降,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警卫连全体战士齐声高喊“缴枪不杀!”震住了敌军。第二天一早,乘车来到敌军师部驻地,最后这个师的四个团全部缴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师政治委员,浙江军区干部部部长,1956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任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1958年任南京步校政治委员,1962年调海军,先后任舟山基地政治委员,东海舰队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0年9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宋清渭:(公元1929~今),原名宋清湖;山东陵县郑家寨乡大吴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45年6月参加八路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连副政治指导员,军分区政治部文书股股长,连政治指导员,1947年立一等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治部直属政治部组织干事、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政治部组织部党务科副科长,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福州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军副政治委员。1978年9月入政治学院学习。1979年8月毕业后,任军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1987年11月~1994年10月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是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校官军衔。荣获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6月8日晋升为上将军衔。



宋文中:(公元1929~2003年),河北玉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宣传员、测绘员,随部队参加了丰润、武清、香河、土山、宝坻、蓟县等战斗。

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参谋,参加了蓟县盘山阻击战、蓟三线围歼战、奇袭通州和三河、滦县、迁安、彰武南、锦州、营口、天津、军粮城、渡江、湘赣、衡宝、绥宁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副科长、科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兼参谋长等职,参加了湘南、湘西剿匪作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板门店、大德山地区防御作战以及朝鲜西海岸反登陆、反空降作战准备。1960年调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武官处助理武官,1963年起任总参谋部某部参谋,1969年调解放军第二外语学校任训练处处长、训练部部长等职,1974年起历任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武官、中国驻丹麦大使馆武官、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1985年任总参外事局局长。1990年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为繁荣和发展中国军事科学做出了贡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暨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暨外事委员会委员。

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2003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宋双来:(公元1926~今),河北武强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40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副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第十九兵团营政治教导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后任军教导团大队副政治委员,轮训大队政治委员,军政治部科长,团政治处主任,1960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任团政治委员、师副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石家庄陆军学校政治委员,军事教育学院政治委员。1988年任陆军指挥学院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校官军衔。荣获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宋克达:(公元1928~1995年),原名宋崇宽;江苏盐城大纵湖乡小范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44年8月参加新四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学习。194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连文化教员,参加阜宁、两淮等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随部进军东北,任连政治指导员,团宣传股副股长。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团联络股股长、师干部管理部干事、团干部处副处长。1953年4月回国。后任东北军区干部部助理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科长,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85年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1987年~1993年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校官军衔。荣获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1995年9月17日因病在沈阳逝世,终年六十七岁。
宋哲元:(公元1885~1940年),字明轩,山东乐陵人。著名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华民国察哈尔省保安司令、中华民国河北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河北省保安司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40年4月5日病逝于四川绵阳。

抗日名将。宋哲元出生于山东乐陵城关镇赵洪都村。幼年家贫,刻苦读书,十三岁从军,十七岁入陕西老帅陆建章所办的随营学校学习。后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参加直奉战争,升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1924年10月冯部改编成国民军,宋哲元任第一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四师)师长。1925年秋改任热河都统。

宋哲元是民国时期热河九任都统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他曾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成立蚕蜂学校,推广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承德街头到处贴着“人不劳动,不配吃饭”等大标语,多年死气沉沉的承德街市为之面目一新。宋哲元还在承德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毛瑟二十响驳壳抢。1926年,宋哲元部撤离承德时,热河人民夹道相送。

1927年5月,冯玉祥和西北军诸将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宋哲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1月兼任陕西省主席。1929年冯玉祥反蒋,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宋哲元遂代理国民军总司令,率部出潼关进军河南。失利后退回陕西。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宋哲元任西北军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西北军一度势如破竹,但由於晋军作战不力,逐渐陷入困境。9月,一直坐山观虎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通电拥蒋,随即挥师入关,占领华北,反蒋联军失败。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部相继投蒋;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脱离西北军。西北军余部约六、七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童玉振、孙良诚、秦德纯、赵登禹、张维藩等人的带领下,退入山西,名噪一时的西北军就此分崩离析。1931年1月,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张学良给了二十九军五十万元的安置费以后就撒手不管。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二十九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一年多后二十九军移防察哈尔,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作土匪。这段时间的困顿使宋哲元越发渴望得到一块自己的地盘。

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虽然地狭人稀,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二十九军在张家口扩编为三个师,序列如下: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参谋长张维藩,总参议萧振赢,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一○九旅旅长赵登禹,第一一○旅旅长王治邦,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第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第一一三旅旅长佟泽光,暂编第二师师长刘汝明,第一旅旅长李金田。总参议萧振赢其实是蒋中正安插的亲信,他在二十九军将领中间的挑拨离间导致了二十九军日后的分化瓦解。

中原大战给宋哲元的教训有很多,首先是内战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因而二十九军建军伊始,宋哲元就明确提出不打内战,枪口对外的口号,得到麾下诸将的一致拥护,蒋中正数次企图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都被宋哲元以各种理由推脱;其次,蒋中正在军阀混战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使宋哲元对蒋及其国民党中央心存疑忌,这个心理影响了他以后很多的重要决策。

二十九军驻防察哈尔不到半年,长城抗战爆发,二十九军被张学良调到北平东面的冷口、喜峰口一线布防。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民革命军队队有三十多万,来自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多个山头。武器装备以徐廷瑶的中央军最好;王以哲、万福麟的东北军,以及商震的晋军也不遑多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最差,全军只有野炮、山炮十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山西仿制的三八式,与众不同的是二十九军士兵人手一把镔铁大刀。

在接下来的喜峰口战斗中,二十九军血战日寇铃木、服部旅团,一战成名。二十九军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弹对抗日寇的先进武器,歼敌五千,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战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自“九一八”以来的首次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社会各界纷纷组成慰问团前来劳军,各报记者也蜂拥而至。记录二十九军的新闻电影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影院上映,电影中每每出现宋哲元的镜头时,观众们都要起立鼓掌。二十九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天下,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立刻被到处传唱。

虽然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获得胜利,中央军第十七军的三个师在古北口却相继被打残,日寇从此处突破,造成中国民革命军队队整个防线的崩溃。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于1933年5月和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寇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寇进入。

长城抗战的失败让宋哲元痛心疾首,他问道:“为什么我们三十万大军打不过五万日本军?”二十九军的喜峰口抗战其实是惨胜,虽然歼敌五千,自己也伤亡过万,而徐廷瑶的十七军更是伤亡两万余人。

长城抗战以后,宋哲元带领二十九军回到察哈尔,此时正值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遭到蒋中正取缔,不得不解散,於是全部被二十九军收编。宋哲元征得中央同意,将二十九军扩充为四个师,六万多人。新增的一四三师(原暂二师)由刘汝明任师长,一三二师则由赵登禹为师长。二十九军还接收了抗盟的大量武器装备,包括原东北军汤玉麟部的三十多门山炮,实力大增,成为华北举足轻重的一支军事力量。

1934年,日寇继续在华北挑起事端,这年连续发生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寇签订“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19日,南京行政院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6月28日,察哈尔地方政府由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出面同日本东北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议”,割让察东六县,二十九军撤到张家口以南。

宋哲元在察哈尔同日寇周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想仍然被罢官,不禁愤懑异常,离开察哈尔前往天津私宅休养,临行前在张家口火车站公开指责蒋中正:“谁再相信蒋中正抗战,谁就是傻瓜!”来到天津以后,即有谣言传来,说中央要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更使宋哲元相信中央军要向二十九军开刀。宋哲元在天津的十几天,被大批汉奸包围,诸如王揖唐、曹汝霖、陈觉生、齐燮元、陈中孚等人物纷纷登门拜访,劝说宋哲元投靠日本。宋哲元有所动摇,同意萧振赢去和土肥原接触,只等中央发布征调二十九军南下的命令,就公开投日。

幸亏形势的变化使宋哲元免于踏上叛变投敌的不归路。“何梅协定”签署以后,中央军黄杰、关麟徵两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这时前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日寇的支持下,纠集汉奸白坚武、潘毓桂和几千号地痞流氓,在湾平起事,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全国震动。此时北平周围除了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已经没有中国民革命军队队,北平军分会手中无可用之兵,顿时慌了手脚。这时萧振赢趁机说服众人,调二十九军前来救驾。宋哲元在天津接到萧振赢电话,激动得跳了起来,掀翻了茶几。他立刻命令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强行军赶到北平。三十七师上午从张家口出发,狂奔一百二十公里,下午就进驻北平西苑军营,石友三、白坚武、潘毓桂等人知难而退,逃回天津。

以后宋哲元又陆续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调到天津周围,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省任丘、固安、河间一带,由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宋哲元梦寐以求的地盘终於到手了。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也是得到了日寇华北驻屯军的默许。日寇认为,西北军长期受南京政府排挤,早就和蒋中正离心离德,最有可能培养成亲日势力。但是日寇人显然低估了宋哲元和二十九军诸将领的民族气节。南京方面则忐忑不安,因为日寇此时正大搞“华北自治”运动,只要宋哲元一点头,华北立刻成为第二个满州国。蒋中正立刻派熊斌前往天津拉拢宋哲元。宋哲元也毫不客气,要粮要饷,熊斌一一答应下来。

1935年8月,蒋中正招宋哲元赴庐山会见,宋哲元对蒋中正仍然心存芥蒂,怕这是个鸿门宴,於是让秦德纯代往。在庐山,蒋中正和秦德纯推心置腹地长谈,让秦德纯拜服,日后忠心追随蒋中正一直到台湾。蒋中正最后对秦德纯说:“当前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刚上任,就面对来自日本方面的强大压力。日寇军部将“关东军四杰”中的两个,即土肥原贤二和多田俊调到天津,加快对华北的侵略步伐。宋哲元虽然不愿投靠日本人,但也希望能在日寇和南京政府之间周旋,保住冀察平津这块得来不易的地盘。

1935年3月,南京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代替银元流通,各地收上来的银元运交上海国库。币制改革是国民党政府从经济上统一中国的重大举措,金融权力集中于中央以后,地方分裂势力就无力兴风作浪。南京政府的金融举措让日寇军方暴跳如雷。日寇天津驻屯军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要求禁止银元南运,并警告说:“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华北主张,如贵方不能防止和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同时日寇关东军也向关内运动,日寇飞机天天在北平上空盘旋示威。迫于日寇方面的压力,也不愿失去财政自主权,宋哲元於是下令禁止银元南运,河南的商震、山东的韩复榘随即响应,使南京政府控制华北金融的计划泡汤。

土肥原到天津以后,立刻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府。土肥原频繁造访宋哲元公寓,逼迫宋哲元在方案上签字。看宋哲元百般推脱,土肥原即于1935年11月11日向宋发出最后通牒,限宋哲元在九日内实施这个方案,否则日寇将出兵河北、山东。宋哲元又一次被逼无奈,和秦德纯、萧振赢商量以后,明确拒绝了土肥原的提议,但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与民。宋哲元这通电无异于“自治”宣言,一时间舆论大噪,各界纷纷谴责宋哲元投敌卖国,而华北的大小汉奸和亲日组织上窜下跳,准备自治。南京政府立刻质询宋哲元,宋哲元一面自辩,一面压制天津汉奸组织的自治闹剧,幸好日本政府担心军方过分激进,宣布“华北高度自治方案”缓行,才让宋哲元松了一口气。

危机虽然暂时解除,但日寇绝没有放弃主张华北自治的意思。宋哲元看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在征得蒋中正同意以后,于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亲任委员长,委员会里西北军、东北军和亲日分子三足鼎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寇眼里是华北自治政权,在南京眼里是地方政府,算是对日寇和南京两方面都有了一个交代。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宋哲元一跃而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二十九军随即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武装集团。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迅速扩充为五个师,共计四十八个团,总兵力达十万以上。其中张自忠之第三十八师辖五个旅,共计十一个团,兵力近三万人。二十九军装备此时也令人刮目相看。士兵普遍使用捷克式步枪,排长用德式伯格曼冲锋枪,连长每人一支二十响驳壳枪,每班配备掷弹筒两门、枪榴弹两支、捷克式轻机枪一挺。全师共装备轻机枪七百余挺,比中央军甲种师编制的二百七十四挺,多出一倍多。由于训练水平的提高和武器装备的改善,此时的二十九军,堪称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1936年冬,日寇华北驻屯军举行军事大演习,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向中国政府示威。宋哲元立即决定针锋相对,举行二十九军大演习。日寇演习部队为一万余人,二十九军演习部队为五万多人。二十九军兵强马壮,也让宋哲元的底气足了许多。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南京出现何应钦为首的武力解决派,和宋美龄、冯玉祥为首的政治解决派。山东韩复榘发出“马电”称赞张学良的行动是英明壮举,并声称他的部队“奉命西开“,请张、杨二人“祈勿误会”。宋哲元则站在老长官冯玉祥一边,发出“漾电”,呼吁和平解决,一定要确保领袖安全。韩复榘错判形势,为日后被蒋中正所杀埋下伏笔。宋哲元坚定支持蒋中正,很得蒋中正的好感。后来宋哲元屡次失策,丢失平津,蒋中正也没有落井下石,拿他作替罪羊。

进入1937年,华北形势出奇的平静。2月初,日本林铣内阁上台,立即宣扬不尚武的新政策。日本商界则频频伸出橄榄枝,派团访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4月,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要“采用公正的态度…形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日寇华北驻屯军也一反常态,主动和冀察当局改善关系,不仅史无前例地赠送二十九军十几门山炮,还邀请宋哲元、张自忠两人访问日本,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宋哲元不愿去,於是由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日。当面对新闻界质询时,宋哲元说道:“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这番话又遭到各界抨击,让宋哲元苦恼万分。其实宋也不过是应和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基调,日寇破天荒陪起了笑脸,总不能不给人家一点面子。

事实上日寇伸出的橄榄枝完全是假象。1937年春,日寇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寇增加到三、四万人。从4月25日起,华北驻屯军在平津近郊频繁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一切迹象表明,日寇军方正在积极备战。

由於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寇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麻痹大意,对日寇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二十九军将士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寇以区区三万人,断然无法和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

1937年5月,宋哲元厌倦了和日寇周旋的生活,离开北平回到山东乐陵老家养病。正当宋哲元在家乡享受难得的闲暇之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7月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此时宋哲元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南京方面的指示也是“应战而不求战”。根据这个精神,二十九军各部都按兵不动。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要求趁丰台日寇空虚之际主动攻击,被张自忠制止。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只是华北日寇在宛平一战发现二十九军战力强劲,这才感到兵力不足,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增调部队。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斡旋解决事变,於是与日寇签订了停战协定。

芦沟桥事变时的平津地区态势,日寇根据《辛丑条约》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和二十九军阵地犬牙交错。这样二十九军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日寇在停战协定的掩护下频繁调动,占据有利攻击位置。一直到7月下旬,宋哲元依然对局势没有清醒认识。这时中央军增援部队已经开到保定、沧州,到这时宋哲元还在担心中央军来抢他的地盘,在24日给蒋中正的一封信中仍说“刻下拟请均座千忍万忍,暂时委屈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到7月底,日寇已经陆续从国内和东北增调第五、六、十、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十一旅团到平津地区,加上原来的天津驻屯军,总兵力达到十几万余人。7月26日晚,日寇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7月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被宋哲元严辞拒绝。宋哲元这时才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7月27日,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在8月1日发动进攻,冯治安三十七师会同赵登禹的第一三二师主力攻丰台,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攻天津海光寺。

日寇先发制人,于7月28日凌晨发动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均发生激战,第二十九军仓促应战,局势非常不利。宋哲元现在面临两难选择:平津地区无险可守,日寇拥有优势兵力,又占了先机,此战二十九军不但难操胜券,而且连老本都有可能赔上;如果撤退,丢失平津责任重大,无法向南京、向国民交代。宋哲元正犹豫不决之时,噩耗传来,南苑的第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寇主力攻击,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一三二师寡不敌众,被击溃。南苑丢失,第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危在旦夕。

正好蒋中正发来电令,让宋哲元撤到保定。宋哲元此时保存实力的心思很重,他对张自忠说:“西北军是冯先生一生心血所建,留下的这点底子,我们得给他保留着。此事非你不能做到。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我们要把部队收容起来,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判,拖延一个星期…”张自忠临危受命,代理北平市长,他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29日凌晨二十九军除留下四个团维持治安以外,全部撤走。

北平人民清早出门,发现国民革命军队已经抛弃了平津人民退走了,而张自忠署名的告示四处张贴,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於是舆论大哗,都认为张自忠做了汉奸,一时间举国声讨“张逆自忠”。张自忠是一个自尊心、荣誉感非常强的人,这次遭遇对他打击很大,从此萌发死志。

宋哲元退到保定以后,依然幻想着张自忠将日寇摆平,和平解决事变,他能够率军返回平津。但张自忠从北平传来的消息,日寇仍然在渊源不断地从关外开来,战事没有结束的迹象。以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各大报纸开始追究丢失平津的责任,矛头直指宋哲元,南京方面也态度暧昧。宋哲元清楚蒋中正擅抓替罪羊,此时正可以将他推出去法办,借以卸罪于国人,因而非常担心。8月中旬,宋哲元接到蒋中正召他进京的电报,忐忑不安,於是又派秦德纯代为晋见。秦德纯带回了意外的好消息。蒋中正对宋不但没有指责,反而慰勉有加,还同意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的编制是:将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宋哲元为总司令,原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自兼(后来张自忠重返部队),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汝明为军长。部队驻守津浦路沿线。

但是不久南京方面就委任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路抗战。宋哲元知道这是变相夺自己的兵权,於是称病告退,赴泰山休养。冯玉祥满怀雄心壮志来到第一集团军,发现过去的部属早已和他离心离德,根本指挥不动。萧振赢趁机到处煽风点火,拉拢冯治安,离间第一集团军将帅。9月上旬,矶谷师团开始沿津浦路向南进攻。第一集团军此时内部矛盾重重,诸将相互疑忌,於是一触即溃。不得已,南京方面将冯玉祥调走,让宋哲元回来收拾局面。

宋哲元回到部队以后很想有所作为,他主动向南京请求发动反击,进攻邢台。他的作战计划得到蒋中正的批准。没等到第一集团军各部进入攻击地点,就被日寇侦察机发现。於是日寇一个混成旅团从邯郸出发,进攻大名。驻守大名的是何基沣的一七九师,顽强抵抗七天以后不支撤退。此战充分反映了第一集团军诸将保存实力的普遍想法,大名危急时,左面的石友三部,右面的黄维纲部,都拒不援手。大名丢失,宋哲元的反攻计划於是流产。

宋哲元这时才感受到部队里面士气低落,矛盾重重。不久,南京方面陆续将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南调。此时的宋哲元已经完全丧失斗志,想方设法要保全自己这点残余实力,部下看透了他的心思,争先恐后地逃跑,反而把宋哲元和他的集团军部落在后面。这样撤到茅津渡,宋哲元接到了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命令,於是黯然离开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

两年后宋哲元在四川绵阳郁郁而终,被追授为一级上将。朱德和彭德怀赠挽联一幅:“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自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元忧乎九泉。”周恩来挽宋哲元:“失地未收回,虎威昭垂芦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蒋中正挽宋哲元:“砥柱峙中流,终仗威稜慑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珍瘁恸元良。”

抗日雄师二十九军的故事还没有完,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都参加了徐州会战,战功卓著。后来组建第三十三集团军,下辖曹福林的五十五军,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张自忠任司令,冯治安副之,算是二十九军的延续。三十三集团军后来参加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均立下赫赫战功,而张自忠就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冯治安接任司令。枣宜会战以后,三十三集团军元气大伤,又由於是杂牌部队的原因而得不到补充,战力每况愈下,三年后参加常德会战时就已沦为二流部队。抗战结束以后,三十三集团军整编为三十三军,仍由冯治安任军长。冯治安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在韩庄、台儿庄附近起义。

宋哲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内心爱国意识和军阀意识同样强烈,常使他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宋哲元有根深蒂固的军阀割据思想,在平津的所作所为,一半是为日寇所迫,一半仍是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王国,搞军事割据。蒋中正对他花过大力气拉拢,但宋哲元最终还是不肯投怀送抱。芦沟桥事变以后,宋哲元口口声声要为冯玉祥的西北军留点底子,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冯玉祥始终高过蒋中正。当时的形势,蒋中正已经实现统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西北军多少将领与时俱进,投靠蒋中正,宋哲元对冯玉祥的一片忠心令人慨叹。

附_宋哲元血战喜峰口:

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之后,本着蚕食中国以至最后独占中国的既定方针,加紧作侵略华北的准备。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制造伪满洲国的同时,即大造“热河为满洲国土”、“长城为满洲国界”的舆论,并集中优势兵力在东三省境内疯狂镇压抗日义勇军,以解除它侵热的后顾之忧。

1933年元旦,日寇故意在榆关制造事端,随即炮击临榆县城。中国驻临榆的东北军第九旅何柱国部官兵忍无可忍,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国民党政府惟恐事态扩大,不肯支援,1月3日,榆关失陷,城内商号、民房毁于日寇炮火者五百户以上,民众死伤千余人。日寇占榆关后,于1月10日占九门口,接着向锦州、通辽、绥中等处集结兵力,准备三路进攻热河。

面对日寇的侵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月17日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立即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的作战协定。平津沪等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各地民众团体、爱国将领纷纷通电要求抗日,就连一些参加“剿共”的国民革命军将领也不断请缨。但国民党政府仍幻想国联的所谓对日制裁,而不作认真抵抗的准备。日寇便于2月下旬以第六、第八两师团向热河进犯,守军万福麟等部纷纷溃退。日寇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3月3日,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闻平泉失陷,即率部弃省会承德西逃丰宁。4日午时,日寇先头部队一百二十八名不费一弹即占领承德。

热河旬日之间为日寇侵占,全国人民极为悲愤。蒋中正在全国同声谴责下,竟将丢失热河的责任转嫁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身上,迫张引咎辞职,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取而代之。为给何应钦的嫡系部队及应付群众的舆论,调了中央军第二师(师长黄杰)、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和八十三师(师长刘戡)三个师北上,统由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指挥。

日寇占承德后,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口。3月4日,日服部旅团从凌源出发占冷口。6日,为晋军三十二军黄光华师夺回。9日,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进犯喜峰口,占领北侧长城线山头。驻遵化西北军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一○九旅旅长赵登禹派王长海团急往救援。官兵们抱国耻奇痛,组大刀队五百名于晚间潜登日寇所占山头,出其不意地将山头日寇砍毙。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次日,日主力部队抵达,下令三日内攻下长城各口。其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喜峰口、古北口等处全线猛攻。时二十九军主力部队亦相继抵达。赵登禹率部伏处各峰峦幽僻处,待敌炮火暂戢,敌兵临近时,蜂拥而出,用大刀砍杀。赵负伤,仍督战,士兵更英勇,给敌以重创。同日,中央军关麟征部开抵古北口,官兵们激于爱国热情,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抵御日寇第十六旅团的进攻。11日晚,赵旅与佟泽光旅分两翼绕敌后,占领日炮兵阵地,毁其大炮十八门,烧其辎重粮秣。经过几天战斗,古北口方面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轮番上阵,遭受重大伤亡,12日退守南天门阵地。而喜峰口方面,日寇虽多次进攻,终未得逞,14日后撤至半壁山。其后,日寇在罗文峪、冷口分别发动过几次进攻,均遭守军抵御而未达目的。

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平津一带盛传一首歌谣:“手心手背,狼心狗肺,小日本最怕大刀队。”这是指宋哲元和他的士兵个个身后背着的一把大刀片。

大刀片在卢沟铁桥发威之前,在1932年长城抗战中已经战果辉煌了。宋哲元指挥所部驰援将被攻破的喜峰口,夜袭敌营,砍死鬼子兵上千人,还毁了坦克和大炮,使日本朝野大惊。媒体评说“自明治大帝维新造兵以来,从未有过之奇耻大辱”。日寇并不服输,又派另一支队伍向罗文峪攻来。激战一日未能前进一步,始知又遇上“中国之劲旅”二十九军。急忙于夕阳残照时撤兵,连退数座山头这才安营,可以躲过夜袭了。但具有西北军苦战传统的二十九军就也连越几座山头,再次唱响“大刀片向鬼子头上砍去”之歌。不同的是鬼子兵也长了鬼聪明,个个都在脖子上加了铁套,因此断头的不多,被砍掉半边嘴巴的不少。再次大捷。

真是两次大捷吗?从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还不曾有过呢。蓝眼珠的驻华记者信不过,就连以中国通自居的司徒雷登也不相信中国军队有如此战果。宋哲元就请他们到军部参观。院落里摆满了日寇的联队番号,带血的军衣、军官的指挥刀,还有鬼子兵藏在身上的护身符和家属照,难道这是造假造得来的?宋哲元还赠送他们每人一把砍钝的大刀片。蓝眼珠的记者们不再怀疑了,但还是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你们凭那么原始的武器就敢与日军硬拼?”宋哲元并不回答,只是扫了身边的旅长一眼,那位旅长立即高声回答:“我们早就做了抗战的准备,我们还有个誓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后人为宋哲元盖棺定论,考虑到他一生的大节,仍然尊称宋哲元为抗日名将。如果只看他1933年在长城抗战中的表现,宋哲元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

但在1935年6月第二十九军移防平津后,宋哲元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块地盘。然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宋哲元来到平津这是非之地,被推上了中日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得不完成了由单纯的军人向军人兼政客的角色转换。这以后的两年间,宋哲元出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可以说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但这两年的风风雨雨也几乎葬送了他的一世英名。



宋长志:(公元1916~2002年),辽宁辽中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公元1976年6月~1981年12月),台湾省“国防部”部长,海军总司令,台湾省“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70年7月为海军二级上将,1976年6月晋升为海军一级上将。

毕业于青岛海校第四期、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台湾军事大学第四期、三军联合参谋大学第一期等院校。曾任海军军需官、区队长、教官、参谋、科长、主任、舰长等职。

1949年任海军士官学校校长。1952年任台湾省“总统府”侍从高参。1954年任台湾省海军登陆舰队司令。1955年任台湾省海军军官学校校长兼海军指挥参谋学校校长。1961年任台湾省海军第一军区中将司令。

1965年任台湾省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67年任台湾省海军副总司令。1970年升任台湾省海军总司令,晋升二级上将。1976年任参谋总长,晋升海军一级上将。自1976年进入国民党中常会,参与中枢决策凡十年。1981年转任“国防部”部长。

1982年3月,宋长志在台湾省“立法院”的答询中阐述战略原则,他称:“当前中国的国防政策是精兵政策和攻守一体,在战略指导上,现阶段是战略守势。就守势战略而言,防守台湾海峡,首先要防空,能制空,海军才能制海。”这里提到的“攻守一体”只是虚词,“守势战略”才是实质。

1965~1978年。这一时期,台湾岛内外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时岛内外形势对台湾当局非常不利,为摆脱危机,处于接班过程中的蒋经国开始推行各项改革,其中军队改革是其改革政策中的重要一环。

1972年蒋经国出任台湾省“行政院”院长后,在军中大力实施本土化政策,并将推动任务交由高魁元、赖名汤、宋长志等几任参谋总长分阶段执行。

1975年,江南案爆发,震惊海内外。宋长志被蒋经国指定为幕僚小组成员之一,协助处理江南案。

1986年被聘为台湾省“总统府”战略顾问。1987年当选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出任驻巴拿马“大使”。1991年卸职返台,被聘为“总统府”战略顾问。曾当选国民党第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常务委员。

1993年再次当选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常务委员。1997年8月被聘为第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并任主席团主席。1996年5月、2000年5月获“总统府”战略顾问续聘。2001年8月28日宋长志应邀参加国民党主席连战款待退役将领。

2001年10月东北同乡会曾举行临时座谈会,包括梁肃戎、宋长志、赵自齐、乌钺、冯沪祥、石永贵等人,决定以东北同乡会名义向张学良家属致唁,以及举行追思纪念会。

2002年8月21日宋长志因肺炎、尿毒症并发,病逝于台北三军总医院,终年八十六岁。



宋心濂:(公元1922~1995年),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台湾省金门岛防卫司令部司令,“国家安全局”局长。

出身黄埔军校,曾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受训。历任师长,步兵训练中心指挥官、台湾省“国防部”作战次长、第一军团司令陆军副总司令。

1983年晋级陆军二级上将,出任金门防卫司令官。1985年升任安全局长,整顿情治系统,主持情治作业。国民党十三届中央委员。宋心濂是李登辉时代重用的两位情治首长之一,另外一位是殷宗文。台湾省“国安局”于殷宗文任内法制化后,无论人事、预算,都改依国安局组织条例运作,而“刘冠军案”扯出三十亿元的“奉天项目”秘密帐户,这笔经费,殷在法制化后未依法归位,将之合法化,依然当作黑帐运用,但是“奉天项目”的三十亿经费,宋心濂并没有动它。

1989年,宋心濂以国安局长的身份指派李天铎担任法国组组长,当时正好是大陆发生动乱,法国情治单位接了九十八名学运分子到法国。宋心濂交给他两个任务,其一是能够安排台湾省“国防部”战争学院受训毕业将领到法国参访,建立两方将领的互动;另外,当时台军自行研发的经国号IDF战机的引擎发展遇到瓶颈,如果有可能的话,“国防部”希望能取得法国和德国刚研发出来的“猎狐”战机引擎。于是,台湾直接尝试向法国购买“幻象2000”,而不是买战机零件。

1990年,宋心濂成为两岸政策的六人小组成员之一。其他人包括当时的台湾省“总统”李登辉、“副总统”李元簇、“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外交部长”钱复。

1995年,宋心濂在公开宣布要准备要写回忆录的两天后,即7月13日,在台北公共浴室洗澡堂内,被监视系统隐形人员使用超能量无线电波(Radio Frequency)制造了心脏病发死亡,以避免他的自传曝露。终年七十四岁。
宋楚瑜:(公元1942~今),湖南湘潭人。著名台湾省亲民党主席。

宋楚瑜和毛泽东是同乡,其父为宋达。

宋楚瑜曾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1966年赴美深造,先后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硕士、天主教大学图书管理学硕士及乔治城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

1974年任台湾省“行政院”蒋经国英文侍从秘书,并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翻译。

1979年任代理台湾省“新闻局长”,1981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4年10月任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室主任,1987年3月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

1989年升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1993年出任台湾省“省主席”,1994年当选为台湾省“民选省长”。

据说早年,台湾一个宪兵团团长位置出缺,宪兵司令部推荐其二处处长、上校盛先熙出任,蒋介石照例要见见盛先熙,盛本人相貌堂堂,老蒋见后十分满意,唯问到籍贯时,盛先熙说自己是湖南湘潭人,老蒋就默无一声了,以后盛先熙的团长也未见发表。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副官们就说这是盛处长的原籍闹了毛病。而宋楚瑜的父亲宋达也并非蒋介石亲手提拔,倒是得了小蒋的栽培,于此可见,这个湘潭的故事未必就是空穴来风,这就如同台湾没有八路牌号的公共汽车一样。

蒋经国即位以后,仍旧秉承老蒋的用人政策,以“天、地、君、亲、师”为主导方针,天者是留洋美帝;地者是台湾土地;君者是特达之知;亲者是干部子弟;师者是清高学历。而能够“五毒俱全”的却实在不多,宋楚瑜应该算作其中的翘楚。

宋楚瑜本人是加州柏克莱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天主教大学图书馆系硕士、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这么多的学位自然符合国民党用人中“师”的涵盖,而宋楚瑜的导师又一度同蒋经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就让宋楚瑜有着得天独厚的一些照应。而真正给宋楚瑜铺路的并非是他的联勤军副总司令中将父亲宋达,倒是号称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钱复。

钱复是钱思亮的儿子,钱家是台湾著名的“朱门紫贵”,他的兄长钱纯是台湾省“财政部部长”,钱复本人先做陈诚的秘书,再作蒋介石的秘书,深得蒋家父子的信任,钱复推荐宋楚瑜出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一作英文翻译),使得宋楚瑜一旦回台进入政界就起点很高,得到蒋后主的亲手提携,一时“天子门生”的头衔不期而至。宋楚瑜的英语固然不错,而最为关键的则是宋楚瑜头脑敏捷、思维活络,成为蒋经国晚年不可或缺的主要助手。根据国民党的一些头面大老回忆,蒋经国曾经准备把他的职权一分为三,许李登辉接任总统,许连战接任行政院院长,许宋楚瑜掌握党务实权。由此可以看出蒋经国对宋楚瑜的期许之深。

至于宋楚瑜对于蒋经国更是玩命跟随,他不仅精通蒋经国家务,而且,对于蒋经国头疼的外务也一样奋力奔走。作家江南撰写的《蒋经国传》因为资料来源特殊(来自吴国桢的部分回忆),而且直接点出小蒋起家的阴暗乃至其后种种谬行,很让台湾国民党小朝廷恼火不已,美国加州《论坛报》不顾威胁,连载《蒋经国传》,以致于惊动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争奈那边不听招呼,蒋彦士束手无策,此刻,宋楚瑜衔命杀出,不顾辛劳,于1983年7月28日直飞洛城,同《论坛报》谈判。当时美国的报纸就冠以《宋楚瑜来美蹊跷》的头条加以报道。不论如何,宋楚瑜的“耿耿忠心”已经见达于蒋家了。

若干年之后,宋楚瑜旧戏重演,当张学良准备同唐德刚完成“李宗仁回忆录”第二的“张学良我讲你写录”时,宋楚瑜出面正式警告张学良说:“台湾有那么多的史学家,为何要找唐德刚做传?”其咄咄逼人之态清晰可见,而宋楚瑜并非真的忌惮唐德刚写张学良,实在是担心“少帅”一时兴起,把蒋介石的“革命史”付以史笔。宋楚瑜挟当年洛城谈判的余威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头衔向张学良提出“建议”以后,张学良怯步了,唐德刚问张学良:“汉公,他们真的能把你搞死吗?”张学良不无疑虑的说:“是啊是啊。”唐德刚继续追问为什么时,张学良就含糊的说了一句家乡话“劫了一板子了。”

事实上,张学良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虽说国民党还不敢真的对张学良下什么毒手,(但也难说,当年老蒋就自食其言,扣住张学良不放,张所说地劫了一板子大约指此而来)但是,张不能不顾及他家庭的安全,张若以皓首之年“泽及后裔”,在张学良来说,那就实在不能算是“主恩天高厚,时事如浮云”了。国民党搞暗杀是有传统的,从蒋介石自己算起(暗杀陶成章)到宋楚瑜这一代已经经历了几十年了,而精于暗杀擅长暗杀迷恋暗杀的习惯一直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前者,作家江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以国民党政府中的“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这样的高官和蒋孝武这种标准的“接班人”的身份仍旧借助黑社会对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开枪清算,况且又是在台湾小朝廷的外国主子美国人的地盘上,难道他们还有什么顾虑吗?

宋楚瑜警告生效以后,张学良、唐德刚在1990年6月11日,把张学良没有委托唐德刚撰写回忆录的声明分别登载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上。后者是钱纯的报纸,国民党自然大放宽心,宋楚瑜再度出马挑战张学良,以国民党主持党务工作的第一人对付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尽管赢了,可也胜之不武。

宋楚瑜自诩为政治而生,自然乐于在政治风波中乘风破浪了。蒋经国生前,对宋楚瑜耳听面命,就宋而言,实在获益匪浅,然则宋并非一棵树上吊死的榆木脑袋,江南命案以后,蒋孝武黯然离台,蒋经国传子梦想被迫中断,美国人也不愿意看到在民主台湾的旗号下,一个又一个的蒋后主诞生。所以,一旦蒋经国表态说:“下一任的总统必将由宪法产生”当有人问及蒋经国自己的家人会否参选时,蒋经国不无苦涩的说:“不能也不会”。

换言之,也就是集体接班,宋楚瑜这时候需要考虑的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实际上,早在蒋经国去世之前,宋楚瑜就已经接受李登辉摇动的橄榄枝了。其时,宋楚瑜作为亲眼目睹的见证人之一,他看到老态龙钟、疾病缠身的蒋经国在出席无比威权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时居然睡着了,蒋家的统治即便是不马上宣告终结,可也日暮途穷了。

所以,这位曾经对蒋方良衣食住行都一度关注的比较亲生儿子也不差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的宋楚瑜才会在蒋经国谢世以后的中常会上针对宋美龄干预“朝政”力避李登辉“接班”上演了一出“大保国”的现代版来。

1988年1月27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李登辉的入选代理国民党主席一事,因为宋美龄一直属意李焕接掌党务大权,所以,会议议而不决,宋楚瑜痛心疾首,要求越次发言,甫一站起来,厉声质问群伦,要他们拿出党心来,拿出公心来,一口一个楚瑜以为,一口一句党之事业,让满座有惊为天人之感,适时,离蒋经国去世不过十四天。宋美龄原不想让李登辉以总统身份兼任党主席在于她不想看到台湾土著势力坐大,以免将来尾大不掉,而蒋经国生前也确有分离权力的设想,晚年提拔老弟蒋纬国、复出李焕、提携新锐连战、宋楚瑜等都有此意,更有一分为三的构思,奈何后主身体太差,一直未予实行,作为蒋经国身后最有可能成为三驾马车之一的宋楚瑜却并不在惜自己的职权,转而大保李登辉,不但国民党中央常委失色,就连宋美龄也在意料之外,宋楚瑜索性把戏份演足,在力荐李登辉以后,竟然愤而离场,借以表达对“夫人干政”的强烈不满。

宋楚瑜的这一姿态据说得分不少,连美国人也目之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楷模”,在李登奎来看,更加属于“孺子可教”。果然,在次年也就是1989年5月,宋楚瑜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成为国民党举足轻重的“重金属”,四大公子中属宋楚瑜家世根基最弱,然而却是最早脱颖而出,内中法则不言自明。

李登辉上台,宋美龄去美,可是,国民党党内并非一片拥李,倒是经常冒出质疑李登辉能够继承蒋经国的“遗志”,宋楚瑜在万难之局中再度为李登辉执鞭坠蹬、勇效前驱。

1990年2~3月间,国民党高层为推选副总统人选大打出手,李登辉推荐李元蔟,而李焕等人则加以反对,本来副总统的人选中除了李焕以外,还有林洋港、蒋纬国、宋楚瑜。李元蔟并不是植党植派之人,易于播弄,不同李焕久掌党权,也不比蒋纬国“皇太弟”身份,所以,被李登辉看中,而此刻李登辉远没有一言九鼎的力度,反对者并不以李登辉为意,形势也并非以李登辉为最有利,宋楚瑜又在关键时刻,操刀护主、挺身而出,他以牺牲自己的副总统提名为代价,转提李元蔟,为了达到目的,宋楚瑜利用1989年国民党大选中的失误不遗余力的攻击李焕,对李焕的亲信关中等人不假词色、坚决驱逐,李焕继“中坜事件”之后再度败北,以后基本告别权杖,立法院长梁肃戎弹劾宋楚瑜,但是,很快就胎死腹中。宋楚瑜此刻的声名已经一仅次于李登辉了。郝柏村组阁时,李登辉为了酬劳宋楚瑜,竟让郝支持宋楚瑜出掌国防部,当年蒋经国就是从国防部部长进而行政院院长再而总统的,可见,李登辉对宋楚瑜的栽培,虽然郝没有答应,但是,并不防碍李宋的蜜月到达顶峰。

李登辉就任“中华民国”第八届“总统”以后,立刻组建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机构叫做七人小组,成员包括李登辉、李元蔟、郝柏村、蒋彦士、宋楚瑜、林洋港、邱创焕,这七人小组被确定为最高决策机构,被台湾政坛称作“超级中常会”、“太上行政院”。七人之中,李登辉、蒋彦士、宋楚瑜是灵魂人物,而蒋彦士乃一味甘草,实际权柄都在李登辉、宋楚瑜手中,宋楚瑜此时为李登辉之下不作第二人想。

宋楚瑜还曾经是李登辉和民进党之间的通信员,代表李登辉同民进党进行沟通,唯独宋楚瑜没有料到以后破灭自己总统梦的竟是这些台独分子。李登辉地位一经牢固,就想转而削藩,宋楚瑜无疑是最大的“藩”,1994年,宋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从党务向政务发展,还算是李登辉继续维护李宋联盟的一个标志,可是,两年以后,李登辉提拔“好孩子”连战出来,借以抵消宋的威风,宋已经发觉李的图谋,在宋楚瑜看来,没有当年“楚瑜”拼死,哪有李登辉今天的黄袍加身,“陈桥”论功,舍宋其谁?李登辉之后必然就是宋楚瑜。而在李登辉看来,宋楚瑜的功劳实在是大,并且已有酬庸,况且,宋之势力坐大已经到了芒刺在背的地步,李以揽权著称,如何能容得宋楚瑜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高卧酣睡呢?

1996年以后,李宋开始交恶,从父子关系一下子跌倒仇人的境地,互相指责,互相揭短,最后,到底是李登辉老辣,宋楚瑜不敌,谋求另外出路,说到底这杯苦酒还是宋楚瑜自己一手酿就了,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1999年,宋楚瑜与国民党决裂,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2000年台湾省“总统”选举。失败后,他成立了亲民党,任该党主席。



宋长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北海舰队司令部副参谋长。

宋云秒:(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部副政治委员。

宋继龙:(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

宋 琨:(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上海基地政治委员。

宋元刚:(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

宋文洲:(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宋中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上海指挥所司令员。

宋占元:(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成都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

宋兆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政治学院副院长。

宋殿毅:(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航空工程部部长,工程学院院长。

宋绪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北京军区空军装备部部长。

宋自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西藏自治区武警总队政治委员。

宋广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山西省武警总队政治委员。

宋希濂:(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华中剿匪总部副总司令。

宋瑞珂:(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

宋清轩:(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晋陕边区挺进纵队司令。

宋思一:(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宋邦荣:(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副官处处长。

宋少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暂编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长。

宋健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六十三军参谋长。

宋竹青:(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七十二师新编十三旅副旅长。

宋川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陆军第十军团司令。

宋 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台湾省“国防部”参谋次长。

宋 立:(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督察部副主任兼督考室主任。

宋 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参事。

宋利川:(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计划次长执行官。

宋大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中山研究院副院长。

宋国焕:(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军管区及海防部北市团管区司令。

宋孝先:(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空军少将,台湾省空军第四九九联队副联队长。

宋仁楚:(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职务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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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的历史名人(一) -- 宋 玉:(生卒年待考),楚国人。著名战国时楚国文学家,屈原的弟子。

据说,宋玉长得超级奶油,眉清目秀,十分英俊,因此后世人将宋玉喻作美男子的象征。

宋玉工于辞赋,擅长音律,《九辩》、《招魂》、《风赋》为其代表作,开创了后代诗人悲秋的主题。

有一次,楚国的名人宋玉和景差跟随着楚襄王在兰台宫游玩,忽然吹来一阵凉爽的风。楚王敞开衣襟让风吹着自己的胸膛,感到非常的舒畅。他不禁感叹道:“这风吹得我好畅快呀!这是我和百姓共同享受的吗?”

宋玉听了回答说:“这只是大王的风罢了!百姓哪里能够和您共同享受呢?”

楚王听后非常奇怪,不由惊讶地说:“风是天地间的大气,从各个角落毫无阻挡地吹过来,不管是宝贵的,还是贫贱的;高尚的,还是低下的,都会吹他们身上。如今你却说风是我独有的,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

宋玉回答说:“我听老师说过,树分杈的地方,常有鸟来做窝;有空隙的地方,就有风吹来。由于地位不同,风自然就两样了。”

后来,人们根据宋玉的话语概括出“空穴来风”这个成语,用来说明人说话或者做事不谨慎、不周密,给人找到了责怪的借口。



宋 义:(生卒年待考),秦末人,战国时燕人宋无忌之后,为楚怀王上将军,封武信侯。



宋王景:(生卒年待考),邢州南和(今河北邢台)。著名唐朝贤相。

历任唐武后、唐睿宗、唐玄宗三朝,与姚崇并为名相,时称“姚宋”,对造就“开元盛世”颇有贡献。



宋之问:(公元656~712年待考),字延清,一名少连;汾州人(今山西汾阳),一说虢州弘农人(今河南灵宝)。著名初唐时期的诗人。

宋之问并没有显赫的门第家世。父亲宋令文起自乡闾,矢志于学,交友重义,“比德同道。理阃探索词源论讨”,多才多艺,不仅“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世称三绝。”唐高宗时做到左骁卫郎将和校理图书旧籍的东台详正学士,饶著声誉。在父亲的影响下,宋之问和弟弟宋之悌,宋之逊自幼勤奋好学,各得父之一绝;宋之悌骁勇过人,宋之逊精于草隶,宋之问则工专文词,成当时佳话美谈。

唐上元二年(公元675年),长得身材高昂、仪表堂堂的宋之问进士及第,登临“龙门”,踏上了仕进正途。

宋之问春风得意之日,已是武则天皇后实际把握朝政之时。武后承应“贞观”,励精图治,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宋之问以才名与杨炯被召分直内文学馆,不久出授洛州(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参军。唐永隆二年(公元681年),又与杨炯同入崇文馆充学士。唐天授元年(公元690年)秋,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敕召宋之问与杨炯分直于洛阳西入阁。十五年间,宋之问很快由从九品殿中内教跻身五品学士,为时人钦慕。

唐朝学士之职,以文学言语被天子顾问,出入侍从,礼遇尤宠。家世低微的宋之问以此更是感恩耀荣,视为得秩于禄的捷径与保障。他在《奉敕从太平公主游九龙潭寻宴安平王别序》中说:“下官少怀微尚,早事灵丘,践畴昔之桃源,留不能去;攀君王之桂树,情可何之。”典型地表白了他的这种心态。武后雅好文词乐章,宋之问巧思文华取幸。一次游洛阳龙门,武后命群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武后赏赐锦袍。及宋之问《龙门应制》诗成奉上,“文理兼美,左右称善”武后夺东方虬锦袍转赐给他。这样的予夺,既反映了武后对靡丽颂德诗风的提倡,也表现了宋之问这时的创作方向,对他的声名和地位都有很大的影响。武周时期,宋之问不仅扈从武后朝会游豫,而且奉承武后近幸的媚臣外戚宴乐优游,自感“志事仅得,形骸两忘。”这样的追求和生活使他逐渐沉溺和堕落,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之中。

宋之问在武则天晚年先后转任尚书监丞、左奉宸内供奉,武后媚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雅爱其才”,召他与好友杜审言、阎朝隐、沈佺期、王无竞、尹元凯及李适、富嘉谟、刘允济等文士预修。宋之问与阎士隐等多代工张赋篇入集,倾心媚附。书成,于唐长安二年(公元703年)迁司礼主簿。

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农历1月,宰相张柬之与太子典膳郎王同皎等逼武则天退位,诛杀二张,迎立唐中宗,宋之问与杜审言等友皆遭贬谪。宋之问贬泷州参军(今广东罗定),诸事艰难,慕念昔荣,次年春便秘密逃还洛阳,探知友人张伸之与王同皎等媒诛宰相武三思(时张柬之被贬),后使人告密,擢任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

唐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农历7月,太子杀武三思父子后死事,宋之问上表歌颂武氏父子功德,请造唐中宗神武颂碑,探获赏识,于次年迁考功员外郎,并与杜审言、武平一、沈佺期、阎朝隐等首选修文馆直学士,“及典举,引拔后进,多知名者。”其时朝廷朋党争立,由于他倾附安乐公主,遭太平公主忌恨,进言中宗.于唐景龙三年(公元7O9年)将他下迁越州长史(今浙江绍兴)。

唐中宗年间的政治动荡及个人宠辱无常的经历,使宋之问感触良深,而由朽烂陈腐的宫廷来到清新秀丽的水乡,也使他开始涤净心灵,境界升华。他在越州写的《祭禹庙文》,在真诚歌颂了大禹治水、救灾拯民的千古圣德之后写道:“先王为心,享是明德。后之从政,忌斯好佞。酌镜水而励清,援竹箭以自直;谒上帝之休佑,期下人之苏息。”反映了这种思想情感上的转变。因此,他在越州登山涉险,访察民生,“颇自力为政”诗歌创作也开始转入了健康清新的轨道,“流布京师,人人传讽。”但是,就在宋之问开始走上“新生”之路的时候,又一次宫廷政变将他逼上了绝境。

唐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农历6月,临海郡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唐睿宗,以宋之问尝附二张及武三思诏流钦州(今广西钦州),后以赦改桂州。唐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农历8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宋之问被赐死于徙所,结束了最后的人生旅程。

宋之问政治上无足称道,品行也多有可讥,但却是知名当世的诗人。由于宫廷诗人的局限,代笔捉刀的束囿,志向理想的低浅,他的诗文不少是歌颂功德、粉饰太平、浮华空泛之作,但随着颠簸人生,接触社会,历练生活,他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他在杨炯死后写的《祭杨盈川文》,采用四四制式,字字有声,句句华歆,内容言简辞切,悲凉真挚,催人泪下,与他代笔写的《为宗尚书祭梁宣王文》、《为宗尚书兄弟祭鲁忠王文》等相比,文华情感,殊若天壤。

作为诗人,宋之问年轻时即已知名,“尤善五言诗,其时无能出其右者。”从《宋之问集》和《全唐诗》所收作品来看,他对当时体裁多能把握,运用熟谙,佳作名句也有可观。如短歌《冬霄引·赠司马承桢》诉友情句:“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枯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五言古诗《题张老松树》喻高洁句:“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七言古诗《明河篇》思征夫句;“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向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卖卜人。”五言绝句《送杜审言》表离别:“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五言长律《灵隐寺》绘胜景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皆清新坦易,抒情真挚,畅美如画。宋之问为文赋诗,讲求比兴,属对精密,点划入微,对诗的声律化有重大贡献。他与沈佺期在齐、梁沈放、庾信到初唐四杰创作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加以实践和总结,使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成熟定型的地步,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并运用这种形式,写出了优秀的作品,如《江亭晚望》、《晚泊湘江》、《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等。

例如宋之问的《度大庾岭》:“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露,江方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诗人遭贬南溪,怀土思乡,忧伤度岭,置词比兴,情景文融,含蓄婉转,幽怨沉郁,对仗工整,形式完美,深化主题,情挚动人,表现了一种全新的风格。他与沈佺期在这方面的倡导与成就,为人们乐赞“丰蔚”,誉称“新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宋之问所处在的初唐,是唐诗盛世的准备时代。当时的趋势,一方面是以虞世南、上官仪等为代表的宫廷诗人,绪余齐、梁诗风,讲求辞藻,排比格律,绮错媚婉,风格卑弱。一方面则是以四杰为代表的一批青年诗人,力图挣脱旧风束缚,走向健康与创造。在这样的大趋势中,处在盛唐门槛的宋之问当然得置身其中,抉择方向。对于包括益友杨炯在内的四杰,宋之问是同情其不幸而称道其成就的。

但是,宋之问既没有四杰那样高远的抱负,又缺乏四杰那样磨难的人生,似水年华多在宫廷纸醉金迷中流逝,即或流贬追悔,也多不出个人荣枯宠辱、悲欢离别的狭小范围,因而只能望叹四杰那样的格调豪壮,难以在创作上取得本可与之相埒的成就。然而他与沈佺期等人在诗歌创作特别是对诗律定型的贡献,完结了齐、梁以来的新体诗运动,使后辈诗人得以循辙运斤佳作泉涌。以此而论,他仍堪称当时承先启后、继往迎来的一位诗人。



宋 祁:(公元998~1062年),字子京;安陆人(今湖北安陆)。著名宋朝大臣、史学家、文学家。

宋天圣初年(公元1023年),宋祁与兄长宋庠同举进士,当时称为“二宋”。累迁同知礼仪院、尚书工部员外郎,知制诰。又改龙图学士、史馆修撰。修《新唐书》,为列传一百五十卷。拜翰林学士承旨。卒谥“景文”。

宋祁曾自为墓志铭及《治戒》,自称“学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郡斋读书志》说他的诗文多奇字。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则认为:晁公武“殆以祁撰《唐书》,雕琢□削,务为艰涩,故有是言”。

今存宋祁的诗文集已非完本,即以现存者而论,文章兼有骈体和散体,其中确有好奇之癖和诘屈聱牙之句,但宋祁也有博奥典雅的一面,例如,他在散文《题司空图诗卷末》写道:“噫!表圣,贤者也。以其贤故,一言一物为后人爱秘若此。宁当时之人举不及后人之知表圣耶?是不然。同时者□,异时者慕,尚何怪哉!”写得笔墨淋漓,有思想深度和感情色彩。

宋祁的诗歌也有特色,如《侨居》写道:“世路风波恶,天涯日月遒。”《送范希文》写道:“危言犹在口,飞语已磨牙。”寓慨极深,耐人吟味。宋祁也长于词,作品虽然不多,但是如《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一阕中,尤其“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写景抒情颇具特色,因此得“红杏尚书”之美称。

宋祁的著作除《新唐书》列传部分外,有《宋景文公集》,有《湖北先正遗书》本。近人赵万里辑有其词《宋景文公长短句》一卷,唐圭璋据以收入《全宋词》时又稍有增补。



宋 慈:(公元1186~1246年),字惠父;建阳人(今福建三明尤溪)。著名宋朝刑法专家、世界法医学奠基人。

宋慈与理学大师朱熹是同乡,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卒于南宋理宗淳六年,终年六十四岁。

宋慈早岁习儒,入仕后经历十余任地方官,多负刑狱之责,终于广东经略安抚使。一生经办案件数不胜数。逝世前两年(公元1247年)撰成并刊刻了著名的《洗冤集录》五卷。《洗冤集录》是其一生经验、思想的结晶,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意大利人佛图纳图·菲得利写成于公元1602年的同类著作要早三百五十多年。

宋慈把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医药学应用于刑狱检验,并对先秦以来历代官府刑狱检验的实际经验,进行全面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因而《洗冤集录》一经问世,就成为当时和后世刑狱官员的必备之书,几乎被“奉为金科玉律”,其权威性甚至超过封建朝廷颁布的有关法律。七百六十余年来,《洗冤集录》先后被译成朝、日、法、英、荷、德、俄等多种文字。直到目前,许多国家仍在研究它,其影响非常深远,在中、外医药学史、法医学史、科技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贯穿着“不听陈言只听天”之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至今仍然熠熠闪光,值得发扬光大。

当时程朱理学盛行,这是一个庞大完整而又十分精致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宋理宗(公元1225~1264年在位)时,程朱理学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不可争议的官方统治思想。其代表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被分别谥为“元公”、“纯公”、“正公”、“文公”,并从祀孔子庙,荣耀至极。可见此时理学影响之大。

作为朱熹的同乡和后学,宋慈受过理学的系统教育和长期熏陶。少年时受业于同邑人、“考亭(朱熹居住地,亦是其号)高第”吴稚。入太学后,又为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所赏识,遂师事之。中进士后又多年为官。按照常情,这样的人一定具有浓厚的理学唯心主义。

然而宋慈在法医学理论上和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唯物主义倾向,在其传世名著中非但没有空洞的理学唯心主义的说教,而且大力提倡求实求真精神。程朱理学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而人心之体又体现了理或天理,“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这就是说,心中什么 理都有,无须外求。如按此行事,根本不要了解外界现实情况,只要苦思冥索就可以了。而宋慈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朱熹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格物穷理”之说,变成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不是向内心“穷理”,而是向实际求真。

当时州县官府往往把人命关天的刑狱之事委之于没有实际经验的新入选的官员或武人,这些人易于受到欺蒙;加之其中有的人怕苦畏脏,又不对案情进行实地检验,或虽到案发地点,但“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因而难免判断失误,以至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冤狱丛生。

身为刑狱之官,宋慈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强烈反对。他在听讼理刑过程中,则以民命为重,实事求是。他说:“慈四叨臬寄(执法官),他无寸长,独于狱案,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这一表白,确是他多年为刑狱之官认真态度的写照。他尤为重视对案情的实际检验,认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曲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意思是说,“大辟”即杀头是最重的刑罚,这种刑罚则是由犯罪事实决定的,而犯罪事实必须经过检验才能认定,所以检验的结果往往是生死攸关的。唯其如此,对待检验决不能敷衍了事,走走过场,而必须认真负责,“务要从实”,一定要查出案件发生的真实情况,“贵在审之无失”。而要做到这一点,宋氏认为当检官员必须“亲临视”。无论案发于何处,也要“躬亲诣尸首地头”,“免致出脱重伤处”。否则,应以失职罪杖处之。即使案发于暑月,尸味难闻,臭不可近,当检官员也“须在专一,不可避臭恶”。

宋慈不泥于师教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对待尸体的态度,特别是能否暴露和检验尸体的隐秘部分。按照理学“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教条,在检验尸体之时,都要把隐秘部分遮盖起来,以免“妄思”、“妄动”之嫌。宋慈出于检验的实际需要,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他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还要把尸体抬到大路上进行检验,“令众人见,一避嫌疑”。如此检验尸体,在当时的理学家即道学家看来,未免太“邪”了。但这对查清案情,防止相关人员利用这种伦理观念掩盖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宋慈毅然服从实际,而将道学之气一扫而光,这是难能可贵的。只是由于宋氏出身于朱门,不便像同时期的陈亮、叶适等思想家那样,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的唯心主义。但他用自己的行为和科学著作提倡求实求真的唯物主义思想,此与陈、叶的批判,具有同样的积极意义。

宋慈的求实求真精神还表现在对尸体的具体检验方面。检验尸体,即给死者诊断死因,技术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难于为活人诊病。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而且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基础,把握许多科学知识和方法。儒者出身的宋慈,本无医药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为弥补这一不足,他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把有关的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的的经验,以防止“狱情之失”和“定验之误”。在多年的检验实践中,力求检验方法的多样性和科学性,在此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仅从流传至今的《洗冤集录》一书来看,其中所载检验方法之多样、全面,其精确度之高,都是前无古人的。这也是书中科技含量较高的、最精彩的内容。

在《洗冤集录》中,有一些检验方法虽属于经验范畴,但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惊叹。如用明油伞检验尸骨伤痕,就是一例:“验尸并骨伤损处,痕迹未现,用糟(酒糟)、醋泼罨尸首,于露天以新油绢或明油雨伞覆欲见处,迎日隔伞看,痕即现。若阴雨,以热炭隔照。此良法也”。“将红油伞遮尸骨验,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路,微荫;骨断处,其拉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如此检验尸骨伤损,与现代用紫外线照射一样,都是运用光学原理。只是宋慈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地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伞或新油绢伞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容易看出伤痕。再如书中论述的救缢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没有差别。还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拥罨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也与现代科学原理一致,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宋慈运用和记载这些方法,目的在于查出真正的死伤原因,无不体现了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宋应星:(公元1587~1661年),字长庚;奉新县宋埠镇牌楼村人。著名明朝科学家。

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宋应星二十八岁考中举人。但以后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便开始游历于世间。五次跋涉,见闻大增,他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他在田间、作坊调查到许多生产知识。他鄙弃那些“知其味而忘其源”的“纨绔子弟”与“经士之家”。

宋应星在担任江西分宜县教谕期间(公元1638~1654年),撰写著名的《天工开物》一书。他在《序》中描写这段情况时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乞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只得“炊灯具(备)草”,日夜写书,但“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宋应星出任江西分宜县教谕。在这个时期,他把他长期积累的生产技术等方面知识加以总结整理,编著了《天工开物》,在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刊行。稍后,他又出任汀州推官(今福建长汀)、亳州(今安徽省亳州)知府,大约在清顺治年间(公元1661年)前后去世。

宋应星一生讲求实学,反对士大夫轻视生产的态度。他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刻的同情,对官府压榨人民深为不满。

宋应星除著《天工开物》外,还有《卮言十种》、《画音归正》、《杂色文》、《原耗》等著作,多已失传。近年来,在江西省发现了宋应星四篇佚著的明刻本:《野议》、《论气》、《谈天》和《思怜诗》。《野议》是一部议论时局的政论著作,对明末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且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思怜诗》包括“思美”诗十首,“怜愚”诗四十二首,反映了作者愤世忧民的感情。《论气》和《谈天》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从这两篇的标题来看,很可能是《卮言十种》中的部分篇章。

《天工开物》的书名取自《易·系辞》中“天工人其代之”及“开物成务”,作者说是“盖人巧造成异物也”。全书按“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分为《乃粒》(谷物)、《乃服》(纺织)、《彰施》(染色)、《粹精》(谷物加工)、《作咸》(制盐)、《甘嗜》(食糖)、《膏液》(食油)、《陶埏》(陶瓷)、《冶铸》、《舟车》、《锤锻》、《播石》(煤石烧制)、《杀青》(造纸)、《五金》、《佳兵》(兵器)、《丹青》(矿物颜料)、《曲蘖》(酒曲)和《珠玉》共十八卷。包括当时许多,工艺部门世代相传的各种技术,并附有大量插图,注明工艺关键,具体描述生产中各种实际数据(如重量准确到钱,长度准确到寸)。

《天工开物》全书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绘制了一百二十三幅插图。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做十八卷。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

我国古代物理知识大部分分散体现在各种技术过程的书籍中,《天工开物》中也是如此。如在提水工具(筒车、水滩、风车)、船舵、灌钢、泥型铸釜、失蜡铸造、排除煤矿瓦斯方法、盐井中的吸卤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中都有许多力学、热学等物理知识。此外,在《论气》中,宋应星深刻阐述了发声原因及波,他还指出太阳也在不断变化,“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

宋应星的著作都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如在“五金”卷中,宋应星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他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这是我国古代金属冶炼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大规模炼锌的国家。宋应星记载的用金属锌代替锌化合物(炉甘石)炼制黄铜的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用铜和锌两种金属直接熔融而得黄铜的最早记录。

特别重要的是,宋应星注意从一般现象中发现本质,在自然科学理论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首先,在生物学方面,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把我国古代科学家关于生态变异的认识推进了一步,为人工培育新品种提出了理论根据。

在物理学方面,宋应星新发现的佚著《论气·气声》篇是论述声学的杰出篇章。宋应星通过对各种音响的具体分析,研究了声音的发生和传播规律,并提出了声是气波的概念。

童年时的宋应星与其兄宋应升同在叔祖宋和庆开办的家塾中就读,先师于族叔宋国祚,后学于新建举人邓良知。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二十九岁的宋应星与兄长一同参加江西省乡试,二人同时中举,时人称为“奉新二宋”。后来他前后六次应试不第,感于“士子埋首四书五经,饱食终日,却不知粮米如何而来;身着丝衣,却不解蚕丝如何饲育织造”,遂不再应试,旅游大江南北,行迹遍及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新疆等地,实地考察,注重实学,从东北捕貂到南海采珠、和阗采玉。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任江西分宜教谕(县学教师),开始编著《天工开物》。书成,在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由友人涂伯聚发行,后被欧洲学者称为“世界第一部技术的百科全书”。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宋应星前往安徽毫州就任知州,州内因战乱破坏,官员大多出走,百废待举。几经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规模,又捐资建立书院。明崇祯甲申年(公元1644年)年,亳州被李自成军包围,宋应星弃官回乡。

明朝覆灭后,宋应星在南明任过职,清兵南下,大哥宋应升服毒殉国,后隐居不仕。大约是康熙初年去世。著述多佚。

1977年,中国大陆发现了宋应星的《野议》、《谈天》、《论气》、《思怜》这四部著作。



宋 钰:(生卒年待考),福建莆田人。著名明朝书画家。

擅画山水,尤擅画松树,遒劲秀挺,为世人称誉,兼善分隶,苍老雄健,骨法崭然。



宋 克:(生卒年待考),字仲温,一字克温,号南宫生,人称南宫先生;吴郡长州人(今江苏苏州)。著名明朝书法家。

与宋王遂、宋广并称“三宋”。宋克擅画墨竹,与杨维翰、王绂、夏昶合称明朝墨竹四大家,明代初期闻名于书坛的书法家“三宋二沈”之一(三宋指:宋克、宋广、宋璲,二沈指:沈度、沈粲)。

宋克自幼便博涉群书,因其性豪爽,身躯魁伟,喜击剑走马,有任侠之举,家中蓄养门客甚众,喜饮好博,家财丧失。

元宋动乱之时,宋克意欲树功立业,北走中原,举义旗而起事,不意中道受阻,遂溯江游金陵,入浙江之金华、会稽诸山,搜奇揽古,归家后因其以气节而闻名乡里。

张士诚曾屡欲招宋克为幕宾,皆谢辞不赴,闭门家居,辟一室,内藏历代法名帖、周秦鼎,专心书画,日游其间不以为倦,相传又得到元末书家饶介的亲授,所以书艺大进。

宋克的诗文亦名于时,与吴门文士高启、张羽、徐贲、陈则等为友,时称“十才子”。

宋克晚年(明洪武初年),曾任陕西凤翔县同知,不久又辞官还乡,在他隐居期间,与杨维桢、倪瓒等人相交其契,以诗文相酬唱,特别是杨维桢非常喜欢宋克的书法,若有新作诗词,常请仲温书之,宋克学书取法高古,从魏晋上溯草隶之,尤其是对皇象《急就章》深有研究。

相传,宋克曾师从元朝的著名书家饶介,深得其用笔之法,且其于书十分用功,据《明史·文苑传》谓:“克杜门染翰,日费十纸,遂以善书名天下。”其真书出自钟繇,行草兼二王及皇象《急就草》之遗意,清劲古雅,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将章草融合到他的行草中去,而别开生面,吴宽《匏翁家藏集》评其书谓:“克书出魏晋,深得钟王之法,故笔精墨妙,而风度翩翩可爱。”可谓中的之语。

宋克其书出于魏晋,深得钟、王之法。擅长楷书、草书,尤精工章草,为当时第一。他的章草,延续赵孟睢⒌宋脑?姆绺裼钟兴?⒄梗?谌肓私癫莺托惺榈男捶ǎ??恿骼?⒔媒 4?朗榧F亩啵?朴小独畎仔新纺选贰ⅰ镀呒е尽贰ⅰ抖抛用朗?贰ⅰ抖ㄎ淅纪ぐ稀贰ⅰ读蹊骞?吺?贰ⅰ缎卧鲇肮攀?贰ⅰ都本驼隆贰ⅰ妒樗锕?ナ槠住返取>???炙?Γ?仓芯?贰?

宋克亦善写竹,别开生面,虽寸冈尺堑而万玉千篁,雨叠烟森,萧然出俗。尝作《鸡栖丛篁图》一幅,自题有“艺成不觉自敛手”之句,李日华甚为欣赏。传世作品有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作《万玉丛图》卷,款署:“己酉岁,宋仲温为长卿写万竹图”,图录于《中国绘画史图录》下册;三年作《书陶诗并画竹石小景图》卷著录于《石渠宝笈》。
宋 濂:(公元1310~1381年),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人(今浙江浦江)。著名明朝初期文学家。

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宋濂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造。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著作有《宋学士文集》、《孝经新说》、《东阳马生序》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朱标)讲经。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宋濂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

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今四川茂汶),途中病死于夔州(今重庆奉节)。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宋濂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的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文外无道,道外无文”。

宋濂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宋濂的“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朝末年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

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因为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宋 琬:(生卒年待考),字玉叔,号荔裳;莱阳人(今山东莱阳)。著名清朝初期诗人。

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为官清廉,仕途坎坷。他一生精于著作,著有《安雅堂全集》,是中国有代表性的诗人,与安徽施润章齐名,时称“南施北宋”。宋琬词、赋、文俱佳,传世诗作有1300余首,对丰富中国历史文化宝库做出了卓越贡献。



宋 湘:(生卒年待考),字焕湘,号芷湾;嘉应州人(今广东梅县)。著名清朝诗人。

为清嘉庆年间进士。

宋湘诗写得好,书法亦佳,所作对联,多广为流传。著有《红杏山房诗钞》等。



宋景诗:(公元1842~?年待考),山东冠县人。著名清朝末期北方农民起义领袖。

宋景诗自幼家贫,爱习拳棒,练就一身功夫。稍长便闯荡江湖,打拳卖艺,并在多处任武术教练,其徒弟不下数千人。他外表温文尔雅,但生性刚强,遇事爱打抱不平,在当地百姓中享有威望。

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鲁西各县闹灾荒,农民被迫进行抗粮斗争。他带领当地万余农民,扛着铁锨锄头冲进县衙,迫使县官答应免粮。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捻军进入山东,宋景诗参加白莲教起义,在聊城(今东昌府区)沙镇刘家河一带集结义军万余人,以黑旗做标志,号称“黑旗军”。

宋景诗率部先克沙镇,继而进攻东昌府城,由于缺乏攻城工具和经验,又遭清军大炮轰击,连攻三次未克。遂将主力转移到临清、邱县一带,联合其他各旗农民起义军,连续攻占邱县、冠县、莘县、馆陶、阳谷、观城、朝城、濮县等十三座县城,严重地动摇了清政府在鲁西地区的统治。

清政府大为震惊,在公元1861年农历5月末派兵部右侍郎胜保等率部镇压农民起义军。起义军首领杨泰、张继善先后战死,军队元气大伤,宋景诗被迫投降胜保,编为靖东营,并被胜保举为五品顶戴蓝翎、都司衔花翎、参将等职。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初,随胜保南下安徽围剿捻军,屡次有意败北。后哗变拔营未成。被清政府革去参将职务。同年八月,随胜保赴陕西镇压回民起义军,又为其恢复参将职务。而宋景诗只是对回民起义军进行联络和避让。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初,宋景诗率部辗转回到临清,脱离清军,招募兵勇千余名,再次举行起义。清政府急调各路大军围剿宋景诗黑旗军。宋景诗率部于堂邑、莘县、临清一带奋力反击,大败清军。最后,清军使用“洋枪队”,迫使黑旗军退至临清小刘贯庄。清军僧格林沁部在庄外挖壕放水,妄图水淹义军。黑旗军乘夜悄悄撤走,南经莘县,西入清丰,北走临漳,东进德州,回到夏津、高唐。半月之间,冲出清军重重围剿,昼夜行军三百里,足迹遍及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三十余县。后再度南下湖北,与捻军张宗禹部会合。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初,黑旗军绕道江苏,再入山东,配合捻军,诱使尾追的僧格林沁部陷入重围。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夜,于曹州(今山东菏泽)大败清军,击毙僧格林沁。

关于宋景诗的结局,说法不一:一说捻军失败后,黑旗军转入东平湖,宋景诗不知所终;一说捻军失败后,宋景诗独自流落徐州、亳州一带,卖艺授徒,于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被安徽巡抚莫翰杀害;一说小刘贯庄一带有人还在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见到宋景诗回过家。



宋小濂:(生卒年待考),字友梅;吉林人。著名清朝将领。

他初任漠河金厂文书十年,后为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幕僚。因其博学多才,精通吏治,不到三年便被程提升为秩监司长官。清政府修筑东清铁路后,中国在哈尔滨设铁路交涉总局,宋小濂任总办。

当时,中俄所订展地、伐木、采煤合同使中国主权受到侵犯,宋小濂坚决抗争,历时两年,经过一百四十余次谈判,终废弃前约。先后改订上述三项合同,挽回很多主权。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农历10月,宋小濂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后改任呼伦贝尔兵备道员。他整顿重设二十一座边防卡伦、创办学校、设置警察、清理税制、四处巡视、抚慰地方,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安定发展和民族团结做出了很多有益的贡献。



宋教仁:(公元1882~1913年),名链,字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著名近现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组织者之一。

宋教仁于1903年入武昌文普通学堂,1904年2月与黄兴、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7月与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8月与刘静庵等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11月华兴会计划长沙起义,事泄,宋教仁遭通辑,逃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

1905年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革命;8月参加中国同盟会,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同盟会成立,任司法部检事长。1906年黄兴去安南(今越南),他代理庶务,主持本部工作。

1910年与谭人凤等欲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中游一带,建议筹组中部同盟会。

1911年在上海任《民主报》主笔,宣传资产阶级民主;7月在沪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当选总务部干事。曾参加筹备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武昌起义后,赴汉协助湖北军政府办外交,旋又赴宁筹组中央临时政府。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与黄兴偕赴鄂领导,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法制院院长。4月临时政府北迁,曾任农林总长。8月他主张通过国会和政党政治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推为理事,并由孙中山委代理理事长,力倡责任内阁制。

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结果,国民党获三百九十二席,占绝对多数,行将出任内阁总理。宋教仁希望以国民党多数党的地位,成立责任内阁,以约束袁世凯专权。

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宋教仁亲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

因为宋教仁的活动危及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袁世凯深深感到了宋教仁和国民党对他的威胁,先是试图拉拢宋教仁,还在陆徵祥辞去内阁总理时,就曾请宋担任内阁总理,条件是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被坚决拒绝;继而用金钱贿赂,也未成功。

民国元年10月18日,宋教仁南下省亲。沿途,他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的态度。此时,各地选举越来越有利于国民党,最终获胜似成定局,对宋教仁当选内阁总理的呼声也很高。

袁世凯一伙更加紧张,不仅在报刊上恶意攻击,而且阴谋以暗杀手段除去政敌。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3月上旬,宋教仁刚抵上海,便接到袁世凯发出的“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急电。3月20日晚10:00,宋教仁拟由沪乘火车去北京。

当时,宋教仁与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一一握别,正要上火车,被袁世凯所派刺客开枪射中,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与世长辞,终年三十一岁。

在逝世前,宋教仁还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对身边的人说要提醒袁世凯“以共和为重”。他托黄兴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

宋教仁之死打破了民国初期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宋教仁被暗杀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

袁世凯资助办了一家《民视报》,每天在报头旁的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据梁漱溟回忆,报道的方式非常奇特,今天三人脱党,就报道这三人的姓名,明天再有五人,则连同以前的三人累加成八人,如此罗列起来,数字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的议席虽然多于其他三个政党的总和,但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而其他政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的重心。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彻底破产。其中的关键就是宋教仁之死。因此当时和以后的人们都以为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终于引发了二次革命。

蔡东藩评论“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左舜生也说“再加上宋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然而,从民初的政局看,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他必死无疑。袁世凯之类的人是不会容忍他的,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那么容易,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多关系良好,尤其和民主党领袖汤化龙、林长民私交更深。他死后,汤的挽联说:“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挽联中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主谋刺杀者,词意之间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林长民的挽联中也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教仁之死的严峻后果也看得很清楚。

对于梁启超这样过去的政敌,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他对梁启超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并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是个立宪政治的追求者,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他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他们愿作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所以宋教仁被刺身死,梁启超痛惜不已。

宋教仁和袁世凯的死党梁士饴、赵秉钧等人也是往来密切,在北京时曾一度住在赵的家里,和赵有过多次深谈,就是在他们身上做功夫,希望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掌握实力的旧势力、梁启超这样的思想言论界的权威及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在国民党的领袖中他“最露头角,政治手腕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如果有宋教仁在,他具有调和各政党,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进入宪政之途的能力、威望和远见。宋教仁惨遭毒手,使二十世纪的民国一度失去了这种可能性。

在宋教仁的宪政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一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最初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则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宋教仁说: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责任内阁则应该由完全的政党组织,反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

宋教仁之所以坚定地主张责任内阁制,陈旭麓认为还有一层意思他自己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而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他早就为自己没有能够前去领导武昌起义,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悔恨不已,所以才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袁已经取得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那么,除了责任内阁制之外,还有什么更有效的制度呢?从袁世凯当时的紧张来看,从民国的体制来看,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组成,袁想在这样的制约之下走他的专制独裁之路是不太容易的。

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在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考虑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作出一种选择。由于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缺乏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在总统制下任何一个人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对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这一思想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在宋教仁的公葬仪式上,孙中山特书挽联称赞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1924年6月,民国政府在上海闸北群地百余亩建成宋公园,移葬宋教仁于园内。宋教仁墓呈半球形,墓前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顶塑一展翅雄鹰,象征先烈革命的凌云之志,墓地中还立有宋教仁的石雕像,四周遍植龙柏,绿树成荫,庄严肃穆。





宋教仁墓



宋春舫:(公元1892~1938年),王国维的表弟;浙江吴兴人。著名现代剧作家、戏剧理论家。

宋春舫曾留学瑞士,精通英、德、拉丁多种文字。还是一位藏书家,其书房“褐木庐”主藏国外戏剧书刊,被誉为“世界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

宋春舫生于书香门第,家资殷实。辛亥革命以后,留学欧洲,当时中国学子志立于西洋戏剧者少。但宋春舫在求学中,用了大笔金钱和时间逛书店,唯一的嗜好是戏剧图书,特别是关于莎士比亚、莫里哀、比才、易卜生剧作…竭尽全力购买,为日后的“褐木庐”打下了丰富的基础。

“五四运动”后,宋春舫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法文学教授。当时新的戏剧活动正在开始,不久,具有一定影响的《宋春舫论戏剧》出版了,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少在国外不易见到的珍本,而在宋春舫私人图书馆中存有,当时有国外学者写信向其借阅其本国图书的情况,从此有了“世界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的美誉。《褐木庐藏剧目》藏书近万册,1932年编就。

宋春舫于1938年辞世,终年四十六岁。北京图书馆有其部分藏书,十分遗憾的是,“褐木庐”的其它藏书大多散失了。



宋子文:(公元1894~1971年),宋庆龄之弟;广东文昌人(今海南文昌)。著名现代金融家。

1894年出生于上海,年青时求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1915年哈佛大学毕业。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并曾在纽约花旗银行见习。

1923年3月孙中山委任宋子文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英文秘书。同年4月孙中山筹建中央银行,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筹备员。宋子文主持拟定了中央银行条例、章程和组织规程等文件。这些基本规章反映了宋子文对国有金融机构及其同国家政权相互关系的主要看法。

1924年8月8日中央银行董事会成立,宋子文为董事之一。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总行在上海开业,蒋中正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总裁。

由于宋子文采取了各种措施,在他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几年里,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的地位基本确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银行置于民国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其它商业银行也开始置于政府的监督、控制之下。

1933年4月宋子文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

1934年5月宋子文发起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1935年4月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44年孔祥熙取代宋子文成为中国银行董事长。

1945年7月宋子文正式出任行政院院长,1971年在美国旧金山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宋庆龄:(公元1893~1981年),女;广东文昌人(今海南文昌)。著名孙中山的妻子,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1913年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威斯理女子大学。1915年和孙中山结婚。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7和1929年被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选为名誉主席,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1年回国,从事社会福利工作,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批评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压迫人民的政策。

1932年底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争取民主权利的革命者。

1933年当选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主席。后联合爱国人士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成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积极支持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募集医药物资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

1945年9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呼吁美国人民制止美国政府支持蒋中正打内战。又创办“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妇幼福利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历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

1950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发言年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1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1952年当选为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1981年5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1981年5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宋蔼龄:(公元1890~1973),女,宋庆龄之姐;广东文昌人(今海南文昌),生于上海。著名现代妇女运动活动家。

1904年赴美国留学,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1910年毕业后回国,任孙中山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与父宋嘉树去日本,仍任孙秘书。1914年和孔祥熙结婚。次年回国,在山西经营家业,主持铭贤学校事务。

抗日战争时期与妹庆龄、美龄共同参加抗日活动,参与支持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妇女指导委员会,创办全国儿童福利会,担任香港伤兵之友协会会长。

1947年去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1973年10月20日在纽约病故。



宋美龄:(公元1897~2003年),女,宋庆龄之妹;广东文昌人(今海南文昌)。著名蒋中正夫人。

1897年3月5日出生于上海。1907年赴美求学,后在威斯理女子大学就读。1917年返国定居上海。1918年其父亲因癌症逝世于上海。

1922年与蒋中正第一次在宴会上相识,1927年于12月1日与蒋中正结婚。

1928年随蒋中正举行第二次北伐。1934年支持蒋推行“新生活运动”。1936年西安事变后,亲赴西安,寻求和平。1937年前往淞沪抗日战争前线视察,翻车受伤。1938年参与武汉空战的指挥工作。1939年随蒋迁往重庆,协助组织“飞虎队”。1943年初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寻求国际支持。1943年5月随蒋中正参加开罗会议,任翻译。

1948年代表蒋中正去美国求援。

1950年从美国去台湾。

1975年蒋中正逝世后,她定居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1976年曾回台湾小住。1986年10月,她返回台湾参加蒋中正百年冥寿纪念活动。1997年欢度百岁寿诞。

宋美龄五岁就被送入当地教会学校就读,年仅十岁就远渡重洋,被“高瞻远瞩”的父亲送到美国的贵族学校读书,接受了十年完整的西方教育和西方思想的洗礼,也开拓了较为宽广的国际视野,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被打上深深的西方文化烙印。

她深厚的美国文化背景,把蒋中正政权与美国政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是蒋中正政权联美抗日、联美反共和依靠美援打内战政策的实际决策人之一。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很长的时间内,宋美龄仍然对美台交流和所谓相互理解起着重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宋美龄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她也因此起到了中华民国历史上中西文化沟通的一些“桥梁”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宋美龄一直坚决反对美国某些人分裂中国的企图,反对“台独”势力。1978年越南出现排华事件,孀居美国的宋美龄迅速做出反应,在纽约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严正的抗议声明,表现出了她的民族主义情结。1988年蒋经国逝世时,宋美龄曾从美国返回台湾,她通过李焕致信国民党试图阻止李登辉上台,这也许是她对李登辉“台独”倾向的预感。1995年在海峡两岸关系“山雨欲来”的时刻,宋美龄在一份书面发言中向台湾当局呼吁,海峡两岸“最后的和平统一”,尚有待大家从海内外和各个领域岗位来协力完成,希望大家一齐完成“先总统蒋公统一国家民族的志业”,不要由于一时的不虞匮乏,而忘了复兴民族的重责大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她对李登辉分裂中国阴谋的预先反应。

在1995年底,她向孙子蒋孝勇谈出了自己的心愿:葬回大陆。宋美龄表示,如果蒋中正移灵大陆,能够以生前亲自选定的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附近的紫霞湖为墓址,则她希望葬在上海她母亲的墓旁,因为紫金山先后葬了总理与总裁,不是她可以随着安葬的;但如果蒋中正不能葬于紫霞湖畔,而是归葬溪口家乡的四明山址,则她愿与先生葬在一块。

宋美龄2003年10月2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一百零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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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的典故、趣事 -- 空穴来风:典故源于宋玉的《风赋》。楚国的名人宋玉和景差跟随着楚襄王在兰台宫游玩,忽然吹来一阵凉爽的风。楚王敞开衣襟让风吹着自己的胸膛,感到非常的舒畅。他不禁感叹道:“这风吹得我好畅快呀!这是我和百姓共同享受的吗?”宋玉听了回答说:“这只是大王的风罢了!百姓哪里能够和您共同享受呢?”楚王听后非常奇怪,不由惊讶地说:“风是天地间的大气,从各个角落毫无阻挡地吹过来,不管是宝贵的,还是贫贱的;高尚的,还是低下的,都会吹他们身上。如今你却说风是我独有的,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宋玉回答说:“我听老师说过,树分杈的地方,常有鸟来做窝;有空隙的地方,就有风吹来。由于地位不同,风自然就两样了。”后来,人们根据宋玉的话语概括出“空穴来风”这个成语,用来说明人说话或者做事不谨慎、不周密,给人找到了责怪的借口。

灌瓜:典故源于《新书·退让》。这个典故发生在战国时期。当时魏国有个大夫名叫宋就,他曾在与楚国楚县接壤的地区任县令。在两国的边线界上都有哨亭,以防止对方人员闯入。两国都在各自的国土上种有西瓜。由于魏国的士卒非常勤劳,他们经常给瓜地浇水施肥,所以他们的瓜长得又大又多;而楚国的士卒非常懒惰,他们既不给瓜地浇水,又不施肥,结果他们的瓜又小又少,楚县的县令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恼火,他立即派人驻守边界的亭尉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番,亭尉遭到斥责后,心里非常恼火,他把自己受责备的原因归咎于魏国的西瓜长得好,于是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偷偷越过边境,毁坏了魏国的瓜地。魏国的士卒发现后也要捣毁楚国的瓜地。魏国的亭尉知道这事非同小可,搞不好会因小失大。破坏两国的有关系。于是他就此事前去请示宋就听后不以为然,他对亭尉说,楚国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再去效法,就有可能引起事端,为了和楚国搞好关系,我们可以以德报怨,每天晚上派一些人到楚国去帮助他们浇水施肥,而且这事一定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结果没用多少天,楚国瓜地里的瓜也一天天长大了,亭尉和士卒觉得非常奇怪,后来才发觉是魏国人干的。楚县的县令听到这件事后,立即派人把此事奏报楚王,楚王为魏国宋就的做法所感动,也为自己士卒所做的事情深感内疚,于是派人带厚礼前往魏国赔礼道歉,从此两国结为友好邻邦。后来,人们用这个典故来表示以德报怨。《北史李延孙传论》就引用了这个典故:“灌瓜赠药,虽有愧于昔贤;御侮折冲,足方贺于前烈。”

糟糠:典故源于《后汉书·宋弘传》。东汉朝廷官员宋弘为官清廉,不徇私情,深得汉光武帝刘秀的信赖。汉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寡居在家,对宋弘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汉光武帝招宋弘进宫,与他交谈,并让湖阳公主在屏风后面倾听。汉光武帝笑着对宋弘说:“人显贵了,就要另交朋友;发财了,就要改娶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啊!”宋弘一听就明白了皇上的用意,他想:“自己夫妻感情很好,当初父亲被奸臣迫害致死,妻子与自己一直共患难,同甘苦,怎么能中途抛弃而另觅新欢呢?”于是对汉光武帝说:“我听说,古人有‘贫贱之交无相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佳话啊!”汉光武帝听后便不再提起此事。明朝李贽在《器黄宜人》一书运用了这个典故:“贫交犹不弃,何况糟糠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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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的宗祠通用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明廷圭璧;文苑英华: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尚书右丞相宋景的事典。宋景,南和人,耿介和有大节,工文辞,善守文持正,为唐朝贤相。尝作《梅花赋》,诗人皮日休,甚为叹服。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吏部使尚书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建隆进士。乾德初试拔萃高等,授著作佐郎。宋太宗时擢为左为拾遗。雍熙中,召与李昉等纂《文苑英华》一千卷。仕终吏部尚书。谥文安。

父子同馆;兄弟联科:上联典指北宋朝时期的赵州平棘人宋皋、宋绶父子,曾同直集贤馆。宋绶,字公垂,博通经史百家,曾四次入翰林,参与编修《真宗实录》及国史,又历官参知政事、河南知府、兵部尚书、知枢密院事(宰相)。先后就削弱朋党势力、对付西夏进犯等事上书,多被仁宗采纳。下联典指北宋朝时期的开封雍丘人宋庠、宋祁兄弟,宋天圣年间同科中进士(宋庠为状元),又并有文名,时称“二宋”。宋庠,字公序,文学家,历任三司户部判官、知制诰、翰林学士,能明辨是非,敢直言诤谏。后两任参知政事、两任宰相。文章典雅,诗作秾丽,有《宋元宪集》。宋祁,字子京,文学家、史学家,曾官翰林学士、史馆修撰,与欧阳修合作《新唐书》,官至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诗词语言工丽,《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句子,世称“红杏尚书”。

辞工九辩;制列八条:上联典指战国时期的楚辞赋家宋玉,曾在楚国顷襄王朝中做官。流传下来的作品,《九辩》最著名,叙述了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流露出抑郁不满的情绪。下联典指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广平人宋世良,字元友,官清河太守。郡东南有曲堤,是盗贼聚集的地方,他施行八条制度,使盗贼逃跑。当时民谣说:“曲堤虽险贼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迹。”任职期满时,人们倾城而出,攀住他的车辕哭留。

节高拒马;理悟谈鸡:上联典指晋朝时期的学者宋纤,字令艾,一作令文,敦煌人。少有远操,隐居酒泉南山。弟子受业者三千余人。太守马岌具威仪造之,拒不见。岌叹赐予姓名:“名可闻而身不可睹。今而后,知先生人中龙也。”年八十二卒,谥玄虚先生。下联典指晋朝时期的兖州史宋处宗,名宗,沛国人。尝得一长鸣鸡,爱养窗间。后作人语,与之论谈极妙。由是玄学大进。

高堂邃宇;萝阿拂壁:此联为佚名集战国时期的楚国文学家宋玉《招魂》词赋联句。宋玉精于辞赋、音律。《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宋玉赋》十六篇,已失传。在现存的十四篇中,惟《九辨》、《招魂》摸拟屈赋,较有意境,余经后人考校,疑非原作。

广平守法;皇嗣延师: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宋璟,封广平郡公,善守法以持正,应变以成务。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宋濂,太祖召为郡学五经师,后授皇太子经。

宋京留守;周室春官:全联典指微子,商纣王之庶兄,名启。周武王以微子统率殷族,封于宋,为宋国始祖,其子孙以国为氏。

唐廷圭璧;文苑英华: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大臣宋璟,邢州南和人,调露年间进士,官御史台中丞,为武则天所器重。睿宗时任宰相,能革除积弊,选技人才。后因奏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而被贬职,开元年间又任宰相,主张宽赋役、省刑罚。与姚崇同被称为贤相。下联典指北宋时期的宋白,字太素,建隆年间进士,历官著作佐郎、左拾遗、吏部尚书。雍熙年间与李昉等合纂《文苑英华》一千卷。



2.五言通用联:

开帘对春树;弹剑拂秋莲:此联为明朝时期的书画家宋钰(公元1576~1632年)自题联。宋钰,字比玉,自号荔枝仙,福建莆田人。寓居金陵。善画山水,尤善画松树,遒劲秀挺,为世人称誉。兼善分隶,苍老雄健,骨法崭然。包世臣《艺舟双辑》将他的分书及榜书列为上品。

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此联为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公元1882~1913年)自题联。宋教仁,字初遯,号渔父,湖南桃源人。被袁世凯指使特务暗杀于上海。著有《宋教仁选取集》。



3.七言通用联:

文移北斗成开象;酒递南山作寿怀:此联为唐朝时期的诗人宋之问(公元?~712年待考)《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诗句联。宋之问,字延清,一字少连,汾州人(今山西汾阳),一说虢州人(今河南灵宝)。上元进士,官至考功员外郎。其诗与沈佺期齐名,并称“沈宋”。明人辑有《宋之问集》。

百世敬承槐里谏;知秋藏有锦袍诗:上联典指商王帝乙长子微子启向帝辛进谏之事。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的宋濂,告等老还乡时,太祖朱元璋在饯行宴上做了两句诗:“白下开樽旅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宋濂听了便接吟道:“臣身愿作衡阳雁,一度秋风一度归。”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就赐给宋濂一些锦锻,说:“这是给你做百岁衣的。”

更新正值青阳候;待和先吟白雪歌:全联典指战国时期的楚国文学家宋玉事典。



4.八言以上通用联:

文苑英华,明廷圭璧;节高拒马,理悟谈鸡:上联前句典指宋白、后句典指宋璟。宋白,字太素,北宋大名人,建隆年间进士,历官著作佐郎、左拾遗、吏部尚书。雍熙年间与李昉等合纂《文苑英华》一千卷。宋璟,唐朝大臣,邢州南和人,调露年间进士,官御史台中丞,为武则天所器重。睿宗时任宰相,能革除积弊,选技人才。后因奏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而被贬职,开元年间又任宰相,主张宽赋役、省刑罚。与姚崇同被称为贤相。下联前句典指宋纤、后句典指宋处宗。宋纤,晋代敦煌人,字令艾,节操高远,隐居在酒泉南山,跟他学习的弟子达三千多人。太守马岌叹道:“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从今后知道先生是人中之龙啊!”宋处宗,晋代沛国人,官兖州刺史。得到一只长鸣鸡,非常喜爱,养在窗户下,据说后来竟会说人话,与它谈论起来极妙。此后,他的玄学也因此大为长进。

女子明经,天子呼为学士;令君施政,神父见颂黎民: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女名儒宋廷芬,贝州清阳人。能辞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属文,秉性素洁。贞元中。李抱真表五女才德。德宗召试,悉留宫中。廷芬擢为饶州司马。下联典指东汉时期的颖州太守宋登的事典。宋登,字叔阳。为汝阴令时,政令明,称“神父”。入为尚书仆射。后拜郎中,除为颖州太守。

赋梅花,夺锦袍,诗人韵美;教书生,隔纱幔,才女名香: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尚书右丞相宋景的事典。下联典指前秦时期的太常韦逞母宋氏,教逞学成。苻坚为宋氏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以授业,号宋氏为宣文君。

祖德绵长,二妙十贤徽在昔;宗功久远,人龙士凤续于今:此联为宋氏宗祠联。

武略著从龙,棣萼勋名,万里侯封谁与比;文章堪起凤,梅花格调,一朝相业迥非常:此联为安徽省无为县蜀山镇宋氏宗祠联。上联典指明朝初期的凤阳定远人宋晟,字景阳,跟从明太祖朱元璋渡江,因功官至都督佥事。明建文年间,出镇甘肃;成祖时,入朝为左都督还镇,封西宁侯。下联典指唐朝时期的大臣宋璟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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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的字辈排行 -- 山东成武宋氏字辈:“有又西茂聚述现成章光明同远”。

山东成武宋氏字辈:“聚茂西述游宪成章光明同远”。

山东黄县宋氏字辈:“吉世兆洪祥”。

山东济南宋氏字辈:“星玉传吉广兆宪庆范祥”。

山东莱阳宋氏字辈:“祥法同宗协文修吉叙昌”。

山东五莲宋氏字辈:“学汉(洪)保来宾”。

山东荣城宋氏字辈:“元玉永…”

山东梁山宋氏字辈:“益来纯宗绪同思笃本元居鲁成雅化万代教泽存”。

山东威海宋氏字辈:“文修继…”

山东阳谷宋氏字辈:“义来存忠续同思笃本元居鲁成雅化万代教泽存”。

山东枣庄宋氏字辈:“久贵列再…”

山东沾化宋氏字辈:“学士立连福方盛玉忠建”。

山东宋氏一支字辈:“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

山东宋氏一支字辈:“井从善瑞开法祥兆宗”。

河南南阳宋氏字辈:“光相汉武…”

河南唐河宋氏字辈:“铜万长江海宗德克世守”。

河南新乡宋氏字辈:“戏世自…”

河南禹州宋氏字辈:“鸣淑庆庭子文”。

河南宋氏一支字辈:“植灿君聚…”

湖北荆门宋氏字辈:“长定克炳先训”。

湖北利川宋氏字辈:“永念先祖…”

湖北思南宋氏字辈:“文芝祖登仕”。

湖北双元宋氏字辈:“万世忠良义长根路”。

湖北仙桃宋氏字辈:“成景文章可传万世奇瑞辅弼当代杰昆仲同科辉群英满华域博学占鳌魁”。

湖北宋氏一支字辈:“仕念先祖时来必兴”。

江苏连云港宋氏字辈:“大书继世忠厚传家远”。

江苏泗阳宋氏字辈:“为耀廷孚凤远玉克之云洲麟书献瑞长发其祥世生象贤以承宗绪振兴伟业怀德永昌”。

江苏沭阳宋氏字辈:“太方立功广延道统”。

江苏徐州宋氏字辈:“文学广以庆德培世永昌”。

安徽定远宋氏字辈:“大开书升长延祖德国继清明永立光华”。

安徽庐江宋氏字辈:“世传商代嗣启成周历朝昌茂克光前猷”。

安徽无为宋氏字辈:“光明正大应时复兴敬守先业宗必永荣”。

河北承德宋氏字辈:“子春宝世…”

河北邢台宋氏字辈:“泽弘扬…”

河北张家口宋氏字辈:“仲建永…”

湖南怀化宋氏字辈:“俊秀…”

湖南宁乡(乌江)宋氏字辈:“景良必添玉应伯廷崇守正国嘉宾盛朝宗仕锡光文名彰海宇楚发挂英芳善述新堂构功修励序库”。

湖南湘潭宋氏字辈:“振国佳宾汝荣焕增声扬楚镇”。

贵州贵阳宋氏字辈:“文武世福高显三光之合继大德毓鼎邦广培聚庆致尔必方咸登辅佐泽镇忠良家齐国泰荣华懋昌金元绍发存宗其祥诚恩定建钦受锡长开基都盛万居明阳”。

贵州黎平宋氏字辈:“铎之良民泽昌基建德高时国如嘉周有先帮本立光祖善培成学士登朝辅文祥应世兴源远流长浩贤杰定乾坤正义为宗旨志勇显奇能”。

贵州仁怀宋氏字辈:“有可长希金子是明国文登朝荣显大永远应红星”。

辽宁东港宋氏字辈:“富贵传国宝文书继世长”。

辽宁阜新宋氏字辈:“长俊文学…”

辽宁沈阳宋氏字辈:“荫普博…”

四川岳池宋氏字辈:“宗秀(美)质光”。

四川宋氏字辈:“兆述常宗典”。

四川宜宾宋氏字辈:

一派:“元治忠之光永洪万代升国朝天富贵福禄远长久”;

二派:“君楚子金公国英民良忠文武成万代富贵永兴隆”。

山西侯马宋氏字辈:“圣德…”

山西阳泉宋氏字辈:“龙顶玉德和余源思田崇贵”。

江西瑞金宋氏字辈:“尚澄武斌鼎贤敝纯盛璩冯居满升五大少嫩重千士友世居时丕雅宗钦朝国京应昌隆诗礼承先开泰运祥年”。

江西宋氏一支字辈:“应恭家国泰文名兆元方贤才宜有志”。

天津静海宋氏字辈:“本宏深远大荣华永安良光前裕后久子慈丹桂香纯修正心静好贤忠诚长国泰平年丰宗祖喜继昌”。

天津宋氏一支字辈:“仁寿(颜)年(玉)宝广兴继世永成”。

甘肃兰州宋氏字辈:“克法宗祖德一举连登科克法宗明子嗣振兴绍业统广培良善始廷敦笃立”。

广西博白宋氏字辈:“怡福明典世家运庆”。

吉林德惠字辈:“玉启山永水文可传世昌”。

陕西西安宋氏字辈:“安育龙…”

浙江绍兴宋氏字辈:“家宝鸿…”

重庆秀山宋氏字辈:“永庭浩万国朝贤学可成先德生福贵读书点翰林”。

内蒙古宋氏一支字辈:“井秀国振…”

宋氏一支字辈:“宏学又国维景兴正士开祖传昭德志世纪建忠光敦厚添仁义文明振作良”。

宋氏一支字辈:“敬元万守成兆修得志天相”。

宋氏一支字辈:“长玉德付明”。

宋氏一支字辈:“华万世复培(丕)成”。

宋氏一支字辈:“一丙庆延长”。

宋氏一支字辈:“右西茂聚付现章成光明童远”。

宋氏一支字辈:“守本立业…”

宋氏一支字辈:“玉士兴福…”

宋氏一支字辈:“世元有庆经学”。

宋氏一支字辈:“连希寿双庆雷云志东升”。

宋氏一支字辈:“克效红德…”

宋氏一支字辈:“殿云耀国…”

宋氏一支字辈:“德天永长万文学”。

宋氏一支字辈:“继广绍其鸿绪衍斯淑式”。

宋氏一支字辈:“广德家景东”。

宋氏一支字辈:“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

宋氏一支字辈:“宗德克世守”。

宋氏一支字辈:“宏学又国维景兴正士开祖传昭德志世纪建忠光敦厚添仁义文明振作良”。

资料有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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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的家谱文献 -- 宋氏宗谱,(明)詹济纂修,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湖南宁乡宋氏六修族谱三十二卷,(清)宋朝鸿修,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上海崇明宋氏世谱,(清)宋浦修,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修,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907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十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江苏晋陵沿谿宋氏家乘十九卷,(清)宋传兴主修,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广平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镇江京江宋氏宗谱二卷,(清)宋鸣昌等修,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苏州长洲宋氏族谱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宋廷玑纂修,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四卷、第九卷、第十一~十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山大学图书馆。

江苏苏州长洲宋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末期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三卷、第七卷、第九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苏州市图书馆。

浙江余姚上林宋氏族谱二十四卷,(清)宋元英续纂,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统宗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慈溪县文物管理局(残存七册)。

浙江慈谿宋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清)宋錞重修,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木刻活字印本,清道光初年手抄补本,清道光末年又补。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

浙江嘉兴嘉禾宋氏支谱不分卷 (清)宋诗源、宋榛辑,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绍兴会稽日铸宋氏宗谱七卷,(清)宋天赞、宋尊山等重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绍兴县档案馆。

浙江绍兴会稽宋氏宗谱四卷世系十卷,(清)宋家璨纂修,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忠孝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上虞古虞宋氏宗谱七卷,首一卷,(清)宋璇等纂修,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赋梅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上虞古虞宋氏宗谱九卷,首一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赋梅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武义潛溪宋氏宗谱四卷,(清)宋有喜、宋廷公等纂修,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四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金华市文物管理局。

浙江武义潛溪宋氏宗谱四卷,(清)陈明经、宋元定等纂修,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木刻活字印本,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续修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金华市文物管理局。

浙江临海宋氏宗谱三卷,著者待考,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临海市博物馆。

河南商邱宋氏家乘十四卷,(清)宋□纂修,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河南商邱宋氏家乘二十卷,(清)宋筠续编,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河南商邱宋氏家乘十二卷,(清)宋齐唐、宋齐瑛等续修,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序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山东省曲阜市师范学院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河南商邱宋氏家乘二十卷,(清)宋筠撰,稿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河南开封大梁宋氏族谱,(清)宋芷堂等修,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承启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北武汉宋家宗乘,(清)宋用潜修,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湖南湘潭昭山宋氏续六修族谱二十卷,(清)宋声选、宋声霖纂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五凤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湖南郴县永江宋氏族谱,(清)宋孟正续修,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广东鹤山宋氏族谱二十卷,(清)宋章鬱修,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羊城学院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广东梅县宋氏家谱一卷,(清)宋思缵撰,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台湾。

宋氏家谱,著者待考,清道光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丰川宋氏传流祭祀家谱一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宋氏族谱,(清)宋元成重修,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十四~十六卷。现被收藏在福建省图书馆。

宋氏族谱十七卷,首一卷,清宣统年间士公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河北清苑宋氏家谱四卷,首一卷,(民国)宋彬纂修,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丰县古丰宋氏十一修族谱六卷,(民国)宋圣经修,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丰县档案馆。

浙江余姚宋氏宗谱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宋麟瑞、宋墀等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善继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鄞县四明槎湖宋氏宗谱四卷,首一卷,(民国)宋荣豪、宋贵芬等纂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上虞古虞宋氏宗谱八卷,首一卷,(民国)宋光简纂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赋梅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浙江上虞古虞宋氏宗谱十卷,首一卷,(民国)宋树化续修,宋崇德纂,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赋梅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金华上目宋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金华市文物管理局(有一部仅存第一~七卷,另有一部仅存第七卷)。

浙江武义潛谿宋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初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金华市文物管理局(存二册)。

安徽桐城宋氏宗谱二十八卷,末一卷,(民国)宋昌载主修,宋昌模等纂修,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世德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福建长乐宋氏族谱,(民国)宋细苟、宋廷华编,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台湾。

江西铜鼓宋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十二卷。现被收藏在江西省铜鼓县地名办公室。

江西万载司背宋氏族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有一部仅存第二卷,另有一部仅存第二卷)。

山东乐陵宋氏族谱,(民国)宋哲元嘱察哈尔通誌馆杨兆庚等续修,民国间稿本一册,华东师范大学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铅印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缺一册)、辽宁省大连市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山东蓬莱宋庆家宗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山东省蓬莱县南五乡泊子宋家村。

湖北黄冈鄂东黄冈宋氏宗谱七十九卷,首五卷,(民国)宋从先、宋自兆六修,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新洲县新胜乡施杨村、湖北省新洲县和平乡富兴村。

湖南湘潭昭山宋氏六修家谱十卷,(民国)宋汪王等修,宋德瀚等纂,民国元年(公元1911年)铅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今仅存第一~三卷、第四~十卷)、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附墓表一册)。

湖南湘潭昭山宋氏石潭房七修谱十六卷,(民国)宋声选等纂修,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五凤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湖南衡阳毛岗宋氏五修族谱十七卷,(民国)宋真吾、宋岳湘纂,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三卷、第六~八卷、第十二卷、第十四~十六卷。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广东花县宋氏族谱,宋润章、宋韬才合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广州艺苑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广东鹤山宋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广东鹤山平冈谷岭宋氏绿後祖房家谱,(民国)宋森编,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油印本。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宋氏族谱不详,(民国)宋氏族人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上门宋氏族簿,(民国)宋光照抄订,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浙江寿昌京兆宋氏宗谱,(民国)宋闻发等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修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临安潜阳富源宋氏宗谱,(民国)宋开荟等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余庆堂修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宋氏六修族谱十六卷,民国丁亥年(公元1935年)京兆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宋氏族谱,民国辛卯年(公元1949年)京兆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一~三卷、第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万载司背宋氏珊公房谱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思庆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西万载万载习背宋氏族谱,(现代)宋培基等修,1993年京兆堂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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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京 兆:亦称京兆郡、京兆尹,实际上“京兆”不是一个郡,而是中央政府所在的地域行政大区称谓,“尹”为其太守。西汉太初元年(丁丑,公元前104年)改右内史置京兆尹,为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三国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庚子,公元220年)改京兆尹为京兆郡,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秦岭以北、西安市以东、渭河以南至华县一带。曹魏黄初二年(辛丑,公元221年)封皇子礼为秦公,以京兆郡为秦国,曹魏黄初三年又改名为京兆国。魏明帝青龙三年(乙卯,公元235年)封皇子洵为秦王,改京兆国为秦国。齐王(曹芳)正始五年(甲子,公元244年)改为京兆郡,今西安,下属五县,除周至、户县外,均在辖区内。西晋时仍置京兆郡于长安,辖区较三国魏时缩小。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前赵、前秦和后秦、西魏、北周相继建都长安(后秦称常安),均在此设置京兆郡(或尹)。隋、唐两朝均都长安,另建新城。隋朝时期称大兴城。唐高宗永徽四年(癸丑,公元653年)改名长安城,在长安城周围的京畿地区,以雍州为京兆府,置京兆尹。以上称京兆者,均指京师及其附近地区。隋、唐两朝均设京兆尹(郡、府)或雍州,作为郡级建制以统长安、大兴(唐改为万年)等二十余县。唐朝以后,长安城不复为都,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地方性都会。金、元两朝在陕西置京兆府(路),此“京兆”与建都之地无关,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秦岭以北、西安市以东、渭河以南、华阴以西一带地区。北洋政府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府尹为京兆尹,符合金朝以前“京兆”之意。民国政府成立时废黜“京兆”之称。

西河郡:古代该郡所指不一。春秋时期卫国西境沿黄河一带称西河,即今浚县、滑县等地。战国时期黄河在今安阳东,故安阳可称西河,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夏居西河教授”是也。魏国时期曾取秦国今陕西黄河沿岸地,置西河郡,则以晋陕间黄河为准,西岸为西河。西汉朝元朔四年(丙辰,公元前125年)置郡,治所在平定(今内蒙古东胜),其时辖地在今陕西、山西两省之间黄河沿岸一带地区,并拥有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部及晋西等地。东汉朝时期移治到离石(今山西离石)。南北朝时期北魏的西河郡,其北部为羌胡所得,仅保有晋西一带地区,治所在兹氏,即在今山西省离石(今山西汾阳)。唐朝时期亦曾以汾州为西河郡。

广平郡:汉景帝刘启中元元年(壬辰,公元前149年)分邯郸郡置郡,是由邯郸郡分置,治所在广平(今河北鸡泽),其时辖地在今河北省任县、南和、鸡泽、曲周、永年及平乡西北、肥乡东北一部分地区,后改为广平国。东汉时期废其郡并入巨鹿郡。三国时期曹魏明帝曹睿太和元年(丁未,公元227年)复置广平郡,辖境有所扩大。广平郡在隋朝文帝杨坚开皇初年(壬寅,公元582年)被废黜。

敦煌郡:西汉朝元鼎六年(庚午,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将敦煌郡从酒泉郡分出来置郡,治所在今甘肃省敦煌,其时下辖敦煌县、龙勒县、效谷县、广至县、渊泉县、冥安县等六个县,是为敦煌设治之始。敦煌郡据有阳关、玉门关,与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并称河西四郡。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连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敦煌成为商旅必经的丝路重镇和通往西方的三条线路的交汇点,并以此奠定了敦煌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河南郡:秦朝时期名为三川郡。西汉高宗二年(丙申,公元前205年)改为河南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其时辖地在今河南黄河南部洛水、伊水下游,双洎河、贾鲁河上游地区及黄河北部原阳县一带地区,辖二十二县,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孟津、偃师、巩义、荥阳、原阳、中牟、郑州、新郑、新密、临汝、汝阳、伊川、洛阳等县市。东汉时期既都洛阳,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长吏不称太守而称尹。隋朝初年被废黜,后又复为豫州河南郡。唐朝时期为洛州河南府,其辖境都远小于汉朝时期的河南郡。元朝时期为河南路,明、清两朝时期均为河南府。民国时期建为河南省,一直延续至今。

弘农郡:弘农郡始建于西汉武帝元鼎四年(戊辰,公元前113年),治所在弘农县(今河南灵宝函谷关城),其时辖地在今天的河南省内乡以西、宜阳以西的洛、伊、浙川等流域和陕西省洛水、杜川河上游、丹江流域及华山以南的地区。王莽执政时期改名为右扶风。东汉初期复名弘农郡,东汉末年又因避汉灵帝名讳而改名为桓农郡。三国时期曹魏国再次复名为弘农郡。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国移其治到陕县(今河南陕县)。北魏时期又改恒农郡。北周明帝再改西恒农郡为弘农郡,还治弘农县(今函谷关)。隋朝开皇初年(辛丑,公元581年)废黜,到隋朝大业初年(乙丑,公元605年)又复置,移治今河南省灵宝县北部,隋朝义宁元年(丁丑,公元617年)又移治到陕县。到了唐朝武德初年(戊寅,公元618年),弘农郡被彻底废黜。

扶风郡:周朝时期置郡,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省兴平县、咸阳市一带地区。汉朝武帝太初元年(丁丑,公元前104年)置右扶风,与京兆、左冯翊合为三辅,治所在今陕西省兴平市,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以西、凤翔县一带。三国时期曹魏国改名为扶风郡,治所在隗里(今陕西兴平),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省麟游县、干县以西,秦岭以北、山东省平原县以南一带地区。五代时期后汉将其辖地定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一带地区。西晋朝时期移治到池阳(今陕西泾阳),南北朝时期的北魏移治所到好畴(今陕西乾县)。隋、唐两朝以今陕西岐州一带为扶风郡。

江夏郡:西汉高祖时设置,治所在安陆(今湖北云梦),其时辖地在今湖北省安陆市、钟祥县、潜江市、钙阳县东部,以及河南光山县、新县西部、信阳市东部、淮河南部一带地区。三国时期的曹魏、孙吴各置江夏郡:吴国孙权在曹魏黄初二年(辛丑,公元221年)分江夏、豫章、庐陵三地设江夏郡,治所在武昌(今湖北鄂城),其时辖地在今湖北省武汉市至江西省九江市一带地区;曹魏的江夏郡治所在上昶(今云梦西南)。西晋灭吴后,还治旧地,改为武昌郡。南北朝时期宋国移治到夏口(今湖北武昌),辖区缩为今武汉及其附近一带。隋、唐两朝的江夏郡即鄂州。

乐陵郡:治所在今山东省乐陵一带。



2.堂号:

京兆堂:以望立堂。

西河堂:以望立堂。

广平堂:以望立堂。

敦煌堂:以望立堂。

河南堂:以望立堂。

弘农堂:以望立堂。

扶风堂:以望立堂。

江夏堂:以望立堂。

乐陵堂:以望立堂。

玉德堂:宋朝时期,宋祁和胞弟宋痒一同中了进士。宋祁礼部考试第一,官至兵部尚书,著《玉楼春词》,有“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名句,人们叫他“红杏尚书”。人称“二宋”或“大宋、小宋”。

赋梅堂:资料有待补充。

善继堂:资料有待补充。

秉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统宗堂:资料有待补充。

士公堂:资料有待补充。

思庆堂:资料有待补充。

余庆堂:资料有待补充。

五凤堂:资料有待补充。

承启堂:资料有待补充。

忠孝堂:资料有待补充。

双元堂:资料有待补充。

殷礼堂:资料有待补充。

忠义堂:资料有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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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的迁徙分布 -- 宋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二十三位,属于超级大姓系列,人口约一千一百零七万六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69%左右。

今河北省的赵县、河南省的商丘都是古代宋国之地,也可以说,是宋氏一族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伴随着宋国的兴盛衰败,宋氏民众逐渐播迁,在秦汉之前,宋氏人已散居今江苏、河北、陕西关中、湖北等地。

西汉初期,高祖刘邦采纳娄敬的建议,将关东(今中原一带)豪强势力迁入关中,宋氏豪强自然也不能例外,此期为京兆宋氏的开基之初,此后不久,京兆宋氏一支西迁入甘肃敦煌,一支东迁入虢州(今河南卢氏),一支南迁入江夏安陆(今湖北安陆)。与此同时,定居西河介休(今山西介休)的宋氏一支迁往广平(今河北鸡泽),一支迁往弘农(今河南灵宝),其中广平宋氏在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因历代都有入朝为官的,在当时宋氏各望族中也就成为最为显赫的家族。

宋氏入闽,始于唐安史之乱之后,唐玄宗时名相宋王景,望出西河,从荆州南和(今河北荆州)迁河南光州固始,其中一子宋易曾任福建观察推官,宋易之孙宋骈也随之入闽居莆田,而宋骈弟宋臻也南徙迁居于福建侯官县(今福建福州)镜江落籍,成为镜江宋氏的始祖。

五代时期,有辰州蛮国南邺加入宋氏。

宋朝时期,有宋哲任丹阳而迁广平(今河北广平),此系望出扶风,宋哲之后有宋军兄弟七人,“长、二分北京、江南、山东,三、四、七同迁江苏宋家埠,五、六子元东派发江西省赣州府宁化县土龙坑,瑞金青草潭…”,此系后裔广布,可谓北及京鲁,南及江浙闽粤。北宋时的宋庠、宋祁兄弟从湖北安陆迁河南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总之,唐朝以前,宋氏南迁繁衍不太广泛,而宋朝以后,宋氏开始遍及大江南北。

元、明、清至今,宋氏可说是随处可见,无处不在了。

1.分布特征:

宋朝时期(公元960~1279年)宋氏大约有八十八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1%,排在第十六位。当地氏的陕西为宋氏人口的第一大省,约占全国宋氏总人口的19.4%。

宋氏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陕西、河北、四川、河南,这四省宋氏占宋氏总人口的67%;其次分布于山西、浙江、山东,这三省的宋氏又集中了16%。全国形成了秦川、冀豫两个中心的宋氏人口聚集区。

宋氏族人主要生活在北方地区。

明朝时期(公元1368~1644年)宋氏人口总数大约有五十四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57%,为明朝第三十七位姓氏。宋、元、明六百余年全国人口纯增长率是20%,宋氏人口增长是负值,六百年间宋氏人口净减少了三十三万,是中国常见姓氏中减少人口最多的姓氏。面对战乱和屠杀,受害群体首先是主力在北方的人群,由于宋氏是北方地区姓氏,自然受到最惨重的损失。山东为宋氏第一大省,约占总宋氏人口的17.1%。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江西(15.3%)、浙江(13.5%),这三省的宋氏大约占宋氏总人口的46%;其次分布于山西、江苏、河北,这三省的宋氏又集中了25%。

宋、元、明六百余年,宋氏的分布总格局变化较大。其人口主要由北方向东,东南,南方迁移。南方宋氏在这六百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全国重新形成了鲁冀,赣浙苏北南两大块宋氏人口聚集地区。

从明朝至今近六百年中,宋氏人口由五十四万激增到近九百八十万,近十八倍之多。

宋氏人口的增加速度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增加速度,近一千年来,宋氏人口增加率是呈“V”形态势。

宋氏人口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四川、河南、河北四省,大约占宋氏总人口的44%左右;其次分布于黑龙江、安徽、江苏、湖北,这四省又集中了24%左右。

山东居住了宋氏总人口的15%,为宋氏第一大省,占省总人口的1.6%。全国形成了鲁冀豫、四川、黑龙江三块高比率的宋氏区域。在近六百年间,宋氏人口流动的程度和方向与宋、元、明期间有了很大的区别,尤其是由东部向华中,华北的回迁已经大于由北向南和东的迁移,同时,向西南,东北的移民已经成为重要的流动方向。当代宋氏的分布频率:宋氏人口单位面积内密度最高的地区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黑龙江、辽宁大连地区、四川成都地区,宋氏人口密度达到3.3人/平方公里以上,有的地区高达每平方公里七人以上。

宋氏分布很广,但不均衡。宋氏在人群中分布表明:宋氏在华北,四川和东北地区是比较常见的姓氏之一。宋氏在山东东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达最高,在1.4%以上,有的达到2.5%以上,其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5.6%;山东西部,晋冀豫,陕甘宁大部,苏皖鄂川大部,辽宁,吉林西部,内蒙古中和东部,宋氏频率在0.7~1.4,其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28%;云南,贵州北部,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江西,福建西北部,浙江大部,台湾东南部,青海东部,宋氏频率在0.35~0.7,其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19.4%;宋氏在其它地区的频率不足0.35,其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47%,其中频率不足0.1的地区占了28%。

如今,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北东南、四川成都、黑龙江、辽宁大部、吉林是宋氏常见的地区,宋氏约占全国宋氏人口的47.8%。

华北大部、四川其它地区、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陕甘宁地区,宋氏约占全国宋氏人口的36.7%。

其它地区为宋氏族人分布较少地区,宋氏族人约占全国宋氏人口的15.5%。

2.血型分布特征:

宋氏人群的血型分布总的是:O型三百四十六万余,占31.3%;A型三百一十万余,占28.4%;B型三百三十九万,占30.6%;AB型一百零七万余,占9.7%。

如今,宋氏分布广泛,在山东省所占比例较高,约占全国宋氏人口的15%左右,四川、河南、河北等省亦多此姓,上述四省之宋氏约占全国宋氏人口的4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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