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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颢《黄鹤楼》全诗 --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戚戚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跟帖时间 2010-03-10 10:27:1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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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的历史名人 -- 崔 篆：(生卒年待考)，涿郡安平人(今河北安平)。著名西汉末郡太守。
东汉王莽时，政治腐败，不少官吏残暴无道，遍地冤狱林立。涿郡崔篆出任建新大尹，他在巡视各县时看到牢狱人满为患，忍不住流泪叹道：“刑罚无度，陷民于阱。百姓何罪，遭此苦难！”于是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揽下干系，为百姓平反，先后拯救了两千多人。
他的僚属们为此都十分害怕，纷纷叩头求他不要这样做。崔篆慨然日：“如果杀了我一人而能救出两千多人，这是我的心愿啊！我有什么遗憾的呢？”官吏没有话可以回应他。
崔 骃：(公元？～92年待考)，字亭伯，崔篆之孙；涿郡安平人(今河北安平)。著名东汉文学家。
少与班固、傅毅齐名。窦太后临朝，车骑将军窦宪召为府掾，后改任主簿。
窦宪骄恣，崔骃屡劝谏，窦宪不能容，出为长岑县长，不赴任而归，卒于家。
著有《达旨》等作。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崔亭伯集》。
崔 瑗：(公元77～142年)，字子玉，崔骃中子；涿郡安平人(今河北安平)。著名东汉书法家。
官至济北相。
善章草，师法杜操，唐张怀瓘《书断》评其书“点画之间，莫不调畅”。与杜操并称“崔杜”。
曾为张芝所师法，对当时影响极大。字迹失传，著有《草书势》。
崔 寔：(公元？～170年待考)，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崔瑗之子；涿郡安平人(今河北安平)。著名东汉政论家。
汉桓帝初，举至孝独行，除为郎。后辟太尉袁汤府、大将军梁冀府，并不应。
寻以荐召拜议郎，迁梁冀府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出为五原太守，以病征，拜议郎。梁冀诛，坐免官禁甸。
后拜辽东太守。母忧服竟，召拜尚书，以疾免。
著有《政论》五卷，《四民月令》一卷，《集》二卷。
崔 宏：(公元？～418年待考)，字玄伯；清河东武城人(今山东武城)。著名北魏大臣。
出身关东名门士族。少号冀州神童。初仕前秦苻坚，继仕后燕慕容垂，任吏部郎、尚书左丞、高阳内史。
北魏道武帝访得之，任黄门侍郎，与张衮执掌机要，草创典章。
金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议改国号为魏，为道武帝采纳。迁吏部尚书，总裁律令、朝仪、官制。通制三十六曹，权倾一时。俭约自居，不营产业，为帝所重。
北魏明元帝即位，奉诏与穆观查处不法官吏，又与长孙嵩疏决刑狱。
北魏神瑞初年(公元414年)，建议北魏明元帝起用寿光侯建，讨平并州羯胡。拜为天部大人，封白马公。
善书法，时人引为摹本。
崔 浩：(公元？～450年待考)，字伯渊，崔宏之子；高清河东武城人(今山东武城)。著名北魏大臣。
崔浩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
他博览经史，善于书法，兼通阴阳术数。处理政务主张先修人事，次尽地利，后观天时。明元帝时，崔浩从北魏游牧民族初入中原的情况出发，劝阻了迁都南下的计划。他又认为拓跋氏不立太子的传统不利于政治上的安定，故建议明元帝立长子拓跋焘(北魏太武帝)为副主，从此册立太子成为北魏的一项制度。
北魏太武帝时，他三次力排众议，主张攻灭赫连夏(公元427年)，提出主动出击柔然(公元429年)，攻灭北凉沮渠氏(公元439年)。战事结束，北魏大胜。柔然的大溃败和夏的覆亡，使北魏得以解除西北境民族对自身政治及军事的威胁。至于北凉沮渠氏的灭亡，则使北魏得以打通西域商道，并从河西输入遗存的中原文化，有利于北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崔浩出身于当时第一流高门清河崔氏，和范阳高门卢玄是表兄弟，连姻者皆为士族。崔家世奉道教，崔浩也信道甚笃，师事寇谦之，对于北魏太武帝废佛起了促成作用。
后因国史之狱，崔浩被北魏太武帝所杀。
崔 鸿：(公元？～527年待考)，字彦鸾；城西崔楼人(今山东平原)。著名北魏史学家。
仕魏为中散大夫，以本官修辑国史，后迁黄门待郎，加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撰有《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原本已散侠，今有清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
《十六国春秋》是记载十六国(公元304年～公元439年)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作者是北魏的崔鸿。西晋灭亡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匈奴族刘渊、羯族石勒、氐族苻坚等建立的政权，历史上总称为十六国，这些政权各有自己的史书，但是体例不一，记述差距也较大。所以，崔鸿根据旧的记载，加以综合汇编，写成一百卷，此外还有序例一卷，年表一卷。
此书历史地位很高，后来的魏收编写《魏书》，唐朝时编修《晋书》，都将此书作为重要参考资料。不过到北宋时已经残缺得只剩二十多卷。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曾引用过，但已非全貌。
现在，有三种不同版本的《十六国春秋》：一种是明朝人屠介孙、项琳编写的百卷本，托名为崔鸿，是根据《晋书。载记》、《资治通鉴》以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涉及十六国史实的书籍补充而成。第二种是《汉魏丛书》中保存的十六卷本，十六国各有一录，这是明朝人根据《晋书·载记》编写的。第三种是清朝的汤球编写的《十六国春秋辑补》，他以上述《十六国春秋》为底本，再以各种类书中所引佚文补足，是现在研究十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崔 融：(公元653～706年)，字安成；齐州全节人(今山东济南)。著名唐朝文学家。
唐高宗上元年间(公元674～676年)登辞殚文律科，历任宫门丞、崇文馆学士、太子侍读、著作佐郎、右史、著作郎、凤阁舍人、司礼少卿、袁州刺史、国子司业等。
文辞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朝廷大手笔多由其草拟。与苏味道、李峤、杜审言齐名，合称“文章四友”。原有集，已散佚。
崔 颢：(公元704～754年)，汴州人(今河南开封)。著名唐朝诗人。
唐开元十一年及进士第。唐天宝中为尚书司勋员外郎。
少年为诗，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状极戎旅，奇造往往并驱江、鲍。后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
崔颢行履稍劣，好赌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
初李邕闻其名，虚舍邀之。崔颢至献诗，首章云：“十五嫁王昌。”李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入。
崔颢苦吟咏，当病起清虚，友人戏之曰：“非子病如此，乃苦吟诗瘦耳！”遂为口实。
唐天宝十三年逝世。有诗一卷，今行。
崔 护：(生卒年待考)，字殷功；博陵安平人(今河北安平)。著名唐朝诗人。
崔护在唐贞元十二年登第，唐大和三年(公元829年)为京兆尹，同年为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终岭南节度使。
其诗诗风精练婉丽，语极清新。诗六首，皆是佳作，尤以《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脍炙人口，有目共赏。该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共同生活体验，一句“人面桃花相映红”，千古传诵，为诗人赢得了不朽的诗名。
《五月水边柳》一诗写柳，运用了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从各个角度描摹垂柳的万千风情，写得尽态极妍，惟妙惟肖。各诗作中的“似醉烟景凝，如愁月露泫。丝长鱼误恐，枝弱禽惊践”、“物象纤无隐，禽情只自迷”、“湖光迷翡翠，草色醉蜻蜓。鸟弄桐花日，鱼翻谷雨萍”等都是极难得的对句，充分显示了殷功炉火纯青、完美无缺的艺术造诣。
崔 白：(公元1005～1074年)，字子西；濠梁人(今安徽凤阳)。著名北宋名画家。
崔白除善画花鸟外，亦工道释鬼神，为宋神宗时期的宫廷画家，擅画花竹、禽鸟，尤工秋荷凫雁。其笔法劲利如铁丝，设色较淡，改变了宋朝初期以来画院流行的浓艳细密之画风。
他注重写生，作画从不打草稿。他的传世作品有《禽兔图》和《寒雀图》，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一级国家文物。
《禽兔图》，绢本设色，画中禽兔刻划细腻工整，树石坡草用笔劲逸老辣。《寒雀图》，绢本设色，画中一群寒雀飞鸣跳跃于枯树间，形象逼真，活泼可爱。由于崔白及其弟子的画用笔严谨轻灵，造型生动准确，与黄居过分严谨刻板的画风有着较大的区别，故《宣和画谱》称：“崔白、崔悫、吴元瑜既出”，“黄家富贵”的画格程式“遂大变”。
崔悫系崔白之弟、吴元瑜系崔白弟子，其画风都类似崔白，都是改变宋初以来“黄氏体制”的重要人物。
崔 立：(公元？～1234年待考)，将陵人(今山东德州)。著名金国将领、权臣。
少贫，为寺庙杂役，后乘兵乱随上党公完颜开为都统、提控，积功遥授太原知府。
金正大初年，为汴京安平都尉。金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冬，金哀宗弃汴，授西面元帅留守汴京。
金天兴二年，崔立与其党杀完颜奴申，自任都元帅，挟持后妃以城降元。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郑王。
金天兴三年，被李伯渊等设计刺杀。
崔善为：(生卒年待考)，贝州武城人(今山东武城)。著名唐朝将领。
唐朝善天文算历和断狱。曾随李渊起兵，后封清河县公。
崔善为的祖父崔颙，后魏员外散骑侍郎。其父崔权会，齐丞相府参军事。
崔善为好学，兼善天文算历，明达时务。弱冠州举，授文林郎。属隋文帝营仁寿宫，崔善为领丁匠五百人。右仆射杨素为总监，巡至崔善为之所，索簿点人，崔善为手持簿暗唱之，五百人一无差失，素大惊。自是有四方疑狱，多使崔善为推按，无不妙尽其理。
唐仁寿年间，稍迁楼烦郡司户书佐。唐高祖时为太守，甚礼遇之。崔善为以隋政倾颓，乃密劝进，唐高祖深纳之。义旗建，引为大将军府司户参军，封清河县公。唐武德中期，历内史舍人、尚书左丞，甚得誉。诸曹令史恶其聪察，因其身短而伛，嘲之曰：“崔子曲知钩，随例得封侯。髆上全无项，胸前别有头。”唐高祖闻之，劳勉之曰：“浇薄之人，丑正恶直。昔齐末奸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纬愚暗，遂灭其家。朕虽不德，幸免斯事。”因购流言者，使加其罪。时傅仁均所撰《戊寅元历》，议者纷然，多有同异，李淳风又驳其短十有八条。唐高祖令崔善为考校二家得失，多有驳正。
唐贞观初年，拜陕州刺史。时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崔善为上表称：“畿内之地，是谓户殷，丁壮之人，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此则虚近实远，非经通之议。”其事乃止。
后历大理、司农二卿，名为称职。坐与少卿不协，出为秦州刺史，逝世后，赠刑部尚书。
崔敦礼、崔敦诗：(生卒年待考)，通州静海人(今江苏南通)。著名宋朝学者。
二人均为宋朝绍兴年间进士。敦礼著有《宫教集》、《刍言》。其弟敦诗文才敏赡，著有《玉棠类稿》、《西坦类稿》等。
崔 斌：(生卒年待考)，著名元朝大臣。
官至中书左丞(副丞相)。其人才思敏捷，性情刚直，为官清廉，深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
崔 恭：(公元1409～1479年)，字克让；广宗人(今河北广宗)。著名明朝大臣。
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出外任治理延绥仓储，有能声。因推荐升莱州知府。居官六年，莱人比之汉杨震。
明景泰中期，历任湖广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制定均徭法，斟酌轻重，十年一役，遂成定例。
明天顺中期，历任右副都御史、吏部左右侍郎。巡抚苏、松诸府，与徐恭疏浚仪真漕河、常，镇河；大治吴淞江；疏浚曹家港、蒲江塘、新泾诸水，民得其利。
明成化年间任吏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参赞机务。致仕后二年卒。赠太子少保，谥庄敏。
崔子忠：(公元1594～1644年)，字道母；原籍北海人(今山东莱阳)，后移居顺天(今北京)。著名明朝画家。
擅画人物、仕女，兼工肖像画。与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
崔子忠的好友梁清标在其所辑刻崔子忠所绘《息影轩画谱》序中称崔子忠：“天启时为(顺天)府庠生，当生于万历年间。”又说他“甲申之变，走入土室而死”，当卒于公元1644年。
周亮工记他“年五十病，几废之。后遭寇乱，潜避穷巷，无以给朝夕。有怜之而不以礼者，去而不就，遂夫妇先后死”，当生于万历二十二年前后，根据《书画记》和《神州国光集》等史料著录，崔子忠的绘画作品涉及面很广，在人物、山水、花鸟方面都有涉及，但以人物的特长，与陈洪绶并称为“南陈北崔”。他作画用纸或绢素，没有定数，或为卷轴，为中幅册页，为扇面，似乎很随便。
他的同代人孔尚任在《享金簿》中称：“莱阳崔子忠，号青蚓，人物称绝技。人欲得其画者，强之不肯。山斋佛壁则往往有焉。后竟以饿死。予得十八尊者一卷，笔意超迈，神气如生，每一尊者俱有自制小赞，字与画皆儒笔墨。”周亮工在《书影择录》中称：“画家工佛像者，近当以丁南羽、吴文中为第一，两君像一触目便觉悲悯之意，欲来接人，折算，衣纹、停分、形貌犹其次也。陈章侯、崔青蚓不是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遂，欲远追道子，近逾丁吴，若郑千里辈，一落笔便有匠气，不足重也。”
崔子忠的书画，孔尚任推为“儒者笔墨”，而亮工以贬低丁南羽、吴文中、郑千里等人物画家，来提高陈、崔两家的绘画地位，虽有可值得商榷之处，但在明清以来以仿古为能画，笔笔讲出处，处处要师承，非某宗某派则为野狐禅，画坛了无生气，特别是山水画。自明董其昌画分南北宗，提倡文人画，至清代的四王、吴恽等，把山水画拔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相形之下，人物画是不被重视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重陈老莲、崔子忠，并把他俩并称为“南陈北崔”，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画史上都说崔子忠“善画人物，规模顾、陆、阎、吴名迹，唐以下不复措手。白描设色能自出新意，与陈洪绶齐名，号南陈北崔”。这种评论是近乎实际的，他绘的《桐荫论道说法图》(今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看题记，有可能误认为是陈洪绶画的。其好友梁清标在其死后为其辑刻的《息影轩画谱》，其人物造型、表现方法与陈洪绶的《水浒叶子》亦很相近。故有“南陈北崔”之说。他们两人在画风上相似，却不能相互代替，他们都以人物画为主要特长，社会声望也不分轩轾，但却各有特色。陈洪绶的作品才气横溢，寓美于形色，而崔子忠的作品却朴实无华，寓意于内蕴。按梁清标的说法，崔子忠晚年“息影深山，杜门却扫”浏览史籍，每遇有忠考奇节人物，义使巾帼英雄，绘图像，立传赞，虽称自娱，也可以起“顽廉懦立”，立德、立功、立言、立像，合称为四不朽之作。正因其作画极为注重立意，因此为当时的文人和画家们所推崇。
崔子忠善于表达历史题材，尤其喜欢画文人们的风流韵事，他的《云中玉女图》、《苏轼留带图》、《桐荫博古图》、《临池图》以及罗汉道释等图，都是人物画，也都具有来历，题材不见得新鲜，但由于他构思画法有新意，或多或少加进自己的东西而成为新作，也是耐看的。《藏云图》即是此类典范，此图以人物为主，衬以山水，其高山大川的描写为刻画人物服务。由画中题识可知此画是为玄胤同宗所作，画中一团云气缭绕，是表现巫山浓云虚幻之处，“不辨草木，行出足下，生生袖中，旅行者不见前后。史称李青莲安平入地，负瓶瓿，而贮浓云，归来散之以内，日饮清泉卧白云，即此事也。”画面中唐代大诗人李白盘腿端坐四轮椭圆底盘车上，缓缓行于山路中。李白仰首凝视头顶上的云气，神态闲适潇洒；一稚童肩搭绳索，牵引车子，另一稚童肩荷竹杖，作引导状。在具体表现上，其衣纹作颤笔细描，虬折多变，折而不滞，颤而不散，突出了衣服质料的柔软质感和随风飘的动势，气意超迈，神色如生，可谓自成一家。
崔子忠不遗余力地颂扬历史上的隐逸君子，是其人生观的曲折表现，同时亦是明末文人们走投无路，徘徊苦闷的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其本人虽居于“京师”，身居闹市却过着清苦无为的生活，很有隐者之风，由于他缺乏陶渊明的生活条件，又不肯寄人篱下，侍奉新主，所以只有饿死。不识时宜，怀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生不逢时，亦死得冤枉。
“孤傲绝俗”的评价，确实当之无愧，但以生命的结束为代价，其牺牲不可谓不大矣。历史上有伯夷、叔齐因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而崔子忠则因怀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宁肯饿死，也不愿把画卖给不识货的庸人，宁肯病死在床榻上，也不愿意接受无礼者的援助，最终以自己的生命成就了李唐名作迥然不同的另一幅《采薇图》。
崔呈秀：(公元1571～1627)，蓟州人(今天津蓟县)。著名明朝大臣。
明万历年间进士。明天启初年求附东林，被拒。
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以依法被革职议罪，乃投魏忠贤，乞为养子，密造党人名单，参与残酷迫害东林党人。后累迁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势倾朝野，为阉党五虎之魁。
明崇祯帝即位，定为逆案，下诏逮治，自缢死，追戮其尸。
崔子忠：(公元？～1644年待考)，初名丹，字开予，更名后，字道田，号北海、青蚓；山东莱阳人，居顺天府(今北京)。著名明朝末期画家。
活跃于明朝末年，为顺天府生员。
曾投董其昌门下。通五经，工诗文，擅人物、仕女、肖像，师法顾恺之、陆探微、阎立本、吴道子等。
所画人物面目奇古，用笔颤掣，线条细劲，格调高古，境界奇异。颇为时人所重，与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
绘有《云中玉女图》、《洗象图》等传世。
崔 述：(公元1740～1816年)，字承武，号东壁；直隶大名府人(今河北大名)。著名清朝史学家、考据学者。
清乾隆年间举人。曾任福建罗源、上杭知县。任职期间，兴利除弊，为人称道。
三十岁后，因见群经的传记、注疏多与原经文有出入，由怀疑而进行考据，辨别真伪。他考辨先秦古事，一切取信于经。对战国以下的书，都以为不可全信，因而专攻古史。对近代史学界怀疑古书古事的风气，颇有影响。
所著书以《考信录》为主，包括《三代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等，近人汇印为《崔东壁遗书》。
崔述毕生采用以经证史的原则致力于上古史的研究，对所见古书古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辨伪考信。其全部著作及后人研究其人其学的主要论著多收入顾颉刚(公元1895～1980年)编订的《崔东壁壁遗书》。
从儒学发展史角度看，崔述的思想既与宋明理学有别，又不同于当世学界居主流地位的汉学思潮。但以疑古考信为主要内容的崔氏之学，却契合着中国儒学中批判与疑辨的精神传统，甚至可以说是为这一传统作了一结穴。因此，尽管在清朝学术史上，崔述虽然不是位很重要的人物，但他的思想不仅在清朝儒学、而且在整个中国儒学史上都还是应该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的。并且，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崔述的疑思想为胡适(公元1891～1962年)、顾颉刚等人所看重，起到了推动新史学发生发展的意外。正是经过他们的鼓倡，二三十年代的学者“盛推清儒考据，而东壁《遗书》几乎一时人手一编”，复昌起来了的崔述学术竟有力推动了近代兴盛一时的疑古辨伪之潮流。从此角度来论究，说崔氏之学是由传统儒学向近代新学过渡的重要中介，大约并不为过。
儒学演变至宋代，理学逐渐发展成为主流。理学内部分为朱熹(公元1130～1200年)和陆九渊(公元1139～1193年)两系，前者以义理化为特征，后者的基本特征则是心学化。这两派对“理”与“心”观念的见解殊异，门户冰炭。朱熹强调“性即理”，陆九渊则认为“心即理”。到了明朝中后期，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出，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儒学宗师。他承袭、发展并大力张扬陆学，故而儒学史上有“陆王心学”之称，以为“程朱理学”别异。阳明将陆氏观念加以系统化和明确化，简洁明了地表述为“致良知”，这就将原有的心性论发展一登峰造极的境地。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本来就有的判断是非的能力，这主要是指道德价值意义的判断能力而并不是经验知识意义的判断能力。“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阳明学的目标与内容是“圣人之学”，它教人如何作圣，而并不在于人懂得多少经验知识。其所说的“良知”就并不包罗一切知识和学问，也不是说体认到“良知”便能一通百通，而只是强调讨论任何知识和学问都离不开“良知”的道德价值的判断，因为“良知”自身具有“本然之善”的智慧，能引导人趋善避恶。阳明指出：“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圣人自能问人，如‘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先儒所谓‘虽知亦问，敬谨之至’，此说不可通。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
他这里所说的“天理”也就是“良知”。人遇事时，“良知”自知什么事“当知”、什么事“不必知”或“不必尽知”。其实，“良知”就是一种本性是善的聪明睿智，聪明睿智人人都有，圣、愚之区别不在于有无聪明睿智，而在于能不能运用它，这个“能”处就是本体明了，以此观物，便会知其理之所在。
但天下事物不胜其烦，当知不当知，主要看它是否关乎作圣之功，无关作圣便可不必去知，这样，名物度数(包括自然科学)就被排除在“圣学”之外了。尽管阳明提出“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为其思想体系保留了一定开放性，但这也无法遮掩其学内在的反知主义倾向。至其末流，更束书不观，流于空谈蹈虚了。
清初学界一反陆王、尤其王学末流空虚之弊，风习崇实，出现了由王返朱的迹像。顾炎武、陆陇其等人的思想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这种迹像。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崔述对陆王心学多有批判，而对朱熹则表示出尊重之意。他认为朱熹发展并完善了儒学，而阳明却使会学陷入分裂。其言有曰：“古之圣端在儒之外，后世异端则在儒之内。在外者距之排之而已，在内者非疏而剔之不可。”
在他看来，处于儒门之外的“异端”～释、老二氏，即使在其巅峰时期，也未能取代儒学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而身处儒学之风、却又同儒学本质精神貌合神离的陆王心学却比释老二氏更歇欺世惑众，对儒学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和威胁性。因此，崔述深斥阳明引释入儒、以假乱真，致使儒学真义丧失殆尽。他说：“自宋以来，儒者辈出，往往能辨古书之真伪，剖理之是非，道少明于世。然儒者多，而敢为异说以乱真伪、淆是非者，其人亦众，若宋张九成、陆九渊，明陈献章、王守仁，皆以高才绝学，甘为异教，别立宗门，簧鼓世人。”
崔述斥责陆王心学的言辞确实是很激烈的。他屡次以“象山、阳明之害”与西晋末年的陆沉之祸及北宋末年的靖康之祸相比，实即认为明社倾覆与阳明心学之空疏不无关系。他指责陆、王道：“象山开其源，阳明扬其波，举天下聪明豪杰之才咸以禅理为宗门、顿悟为心法，至于明季而不可收拾。”又直斥心学对儒学造成的危害：“及陆、王之学兴，并所谓知者亦归之渺茫空虚之际，而正心诚意遂转而为明心见性之学矣。”“圣门之学莫要于求仁，圣门之人莫贤于颜子，乃孔子告颜子之问仁以此，则是天下之理更无有高于此远于此者也。后儒不求之此，乃好言心性，尤好求心性于虚空微渺之间，是以其论益精而其于行事益无所当，驯致良知顿悟之说因缘以起，而无道之不流为禅学者几希矣。”
力斥陆王心学的崔述，是不是在学术理路上就完全认同乃至归宗于程朱理学呢？无论是从其本人的自述来看，或者是考察其家学渊源，都不难看出朱熹理学对他确有很大的影响。他曾盛赞朱熹是汉以后儒家学者中功绩最大者，圣贤道统至朱熹而大明，至于在治学方法上，朱学自然更多有可取之处。如此称许，显然与其对陆王心学的讥评形成鲜明对照。而从家学渊源方面看，崔述的父亲元森是笃信朱熹理学的，他主张不根据前代注疏，而直接依据本文及朱注即可理解儒经、体悟圣道。崔述谒年忆道：“先君教述兄弟，从不令阅时下讲章，惟即本文朱注细为剖析。”“先君课述兄弟读书，务令极熟，每举前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之语以勖之。”这种教学法显然是承袭朱熹读书法而来的，朱氏尝谓：“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大约正是由于这缘故，胡适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中才认为崔述之学酷肖其父：“崔元森的学派的性质，是很值得注意的。他属于朱熹的一派，而不满意于王守仁的良知说。他主线，学问不是从良知来的，是从“致知力行，博文约礼”进来的。他中昌北方人，却不很赞成当时盛行北方的孙奇逢一派；他信服的人倒是那南方代表朱学的陆陇其。他是宋学中的朱学；他的儿子崔述也是宋学中的朱学。”
此论自有其一定道理，但也未必尽然。从思想史角度着眼，朱熹学说执于知识(考据)与道德(义理)两端，此即所谓“道问学”与“尊德性”，这意味着义理和考据在朱熹学问中是并重的。而崔元森所认同、服膺的清初程朱正统派提倡者陆陇其及元森本人却唯重义理原则，而对考据之学几无兴趣。崔述的学术志趣则与他们愈益有别。他虽幼承庭训，聆听其父讲授朱熹《四书集注》和陆陇其的《大全困勉录》、《松阳讲义》等理学著作，但他终觉心有未安，感到理学之书并无真实内容可言。随着知识不断积累和学说思想渐趋成熟，他愈益不以义理为意，其治学兴趣转向对古书古史的怀疑与考辨。他自述其疑古儒学思想形成过程道：“余年十三，初读《尚书》，亦但沿旧说，不觉其有异也。读之数年，始觉《禹谟》、《汤诰》等篇文义平浅，殊与三十三篇不类；然犹未敢遽疑之也。又数年，渐觉其意理亦多刺谬。又数年，复觉其事实亦多与他经传不符，于是始大骇怪。”又曾说：“余少时读书，见传记之文多有可疑者，经文中亦有不相类者，然前人言及之者甚少，心窃怪之。”这种少年即已具有的敢于怀疑、却又因学问不足而不敢轻言的精神，使他领悟到朱熹主知思想的内涵，遂对考证之学产生起浓厚的兴趣，曰：“及宋朱子为作《集注》，圣人之旨益显，学者赖之，得以稍窥圣贤之蕴。”循此路向，崔述进而转向《五经》原典，并以之为据致力于古史考证，以期釐清古帝王圣贤行事之真象。他说：“往述幼时喜涉览，山经地志权谋，术数之书常杂陈于几前。既泛滥无所归，又性善忘，过时即都不复省记。近三十岁始渐自悔，专求之于《六经》，不敢他有所及。日积月累，似若有所得，乃知秦、汉以来专注之言往往与经牴牾，不足深信。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
对崔氏其人其学颇有研究的近代学者刘师培(公元1884～1919年)在《崔述传》中则总括性地写道：“先是述览群书，笃信宋学；继觉百家言多可疑，乃反而求之《六经》，以考古帝王圣贤行事之实。”所谓“笃信宋学”，其实指的只是对宋学、尤其是朱熹理学一派重知倾向的认同和信服，而绝非全然归宗朱熹理学。朱熹理学也从知识论角度讲“格物致知”，但其目的并不在知识意义上，而首先在于道德意义上，故其真正所重者乃是“格物穷理”，即以“格物”为手段而以“穷理”为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自我修养显然较之考辨史事更为重要。而崔述则与之相反，他从不高谈穷理致知，认为那些理学家“但知孔子而不知尧、舜，但知谈理而多略于论事，以致唐虞三代之事多失其真。”与注重心性的理学家确乎有很大不同，崔述的学术重点是以《五经》为中心的古史考证，义理之学始终不占任何地位。在他的心目中，“辨论古史真伪是非，即格物穷理之大端也”，也就是说，儒道是要通过对历史事迹的探索考析才能体现出来。崔述指出：“余窃谓圣人之道大而难窥，圣贤之事则显而易见。与其求所难窥，不若考所易见…述赋性愚钝，不敢言上达之事，惟期尽下学之功。”
“上达”、“下学”之词，最先见之于《论语》。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古今人对之解说不一，朱熹则引程子语云：“盖凡天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尽管崔述对此句的理解是以程朱理学为依据的，但他所理解的“下学”专指一定经验的事实证明和外部的考察推展，这是历史性的，而与理学家“人事”性的有明显区别。并且，崔述自审“不敢言上达之事”，故而不走理学家义理心性之路。对他来说，理学家那套内省的体验方法不足以明道，唯有经验性的事理考察才是尊经明道的正途。他说：“今夫儒者之盛莫过于宋，而人才之不振亦莫过于宋。周、程、张、朱诸儒皆于天德为近，而王道不足焉。”由此，则不仅在“内圣外王”这一问题上，崔述与理学家大相径庭，而且胡适所说“崔述也是宋学中的朱学”实在很有问题。
学注重知识的理路颇有所取，但在基本价值取向和学说思想上则并不认同，这已如前述。至于与当世学界主流的汉学，崔述也很有些扞格不入之处。汉学家注重的是训诂、校勘、辨伪、版本、辑佚、目录之学，训诂(包括文字学和音韵学)则是其最主要的部分。崔述也致力于疑古、辨伪、考证之学，但他并不究草木虫鱼之辨析，更丝毫无意于投身到汉学旗帜之下。尽管汉学家们以注重客观、讲求实际相标榜，但实际上谨守汉儒家法，门户观念甚强。他们大多认为“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甚至信古崇汉到盲从的地步，说什么“汉法疑经，则治以非圣无法之罪”。在他们看来，汉学以外的一切学问都是伪学：“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崔述对这种学风很不以为然，他在《丰镐考信别录》卷三《洪范补说》中批评道：“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为考事之真伪、论理之是非，崔述即对宋儒的义理心性空谈不满，也不信从汉儒的经说：“故今《考信录》中，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见于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此外，在治学方法上，乾嘉汉学家提倡“读书先识字”，如惠栋(公元1697～1758年)即言：“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清末张之洞(公元1837～1909年)在《书目答问》所附《姓名略·小序》中也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史学可信。”与他们比较，崔述重视由经学入史学，百对由小学入经学的汉学方法则不甚经意。他不是依靠文字训诂来进行考证，而是采取以经书与其他古籍互证的方法来印证古史的正误。所以，梁启超说崔述“把春秋以后诸子百家传说的古事，一件一件的审查，辨别那是真的”，换言之，崔述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古史考证上，这或可说是经学在清朝史学化的一个具体体现。
以疑古为主要内容的崔述之学，与宋明清主流儒学多不相容，这也是其学在当世暗没不彰的最重要的原因。但崔氏之学不仅契合着中国儒学史上的疑辨传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这传统的综结，这又使崔氏其人其学必然要在儒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儒学史上的疑辨传统开启于先秦时期。“信而好古”的孔子，其实是以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认知态度来对待历史问题的，如《论语·八佾》记孔子之语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受乃师影响，子贡对一些古史传统颇持怀疑态度，尝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好托古言事的孟子，也有点怀疑精神。他因了对于《尚书·武成篇》有关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记载的置疑，竟然得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结论。荀子的怀疑精神在先秦儒者中最为强烈。他对传说中的上古典章制度概不相信，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他又怀疑古有“象刑”之说道：“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为治邪，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为人或独罪而直转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
汉朝的司马迁堪称从史学角度真正对伪书伪说进行大规模考辨的“始祖”。他“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而成《史记》。他认为：“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将儒家经典作核实史料可靠性的重要依据，故其撰写的《殷本纪》即以《尚书》、《诗经》为主要依据，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限《书》、《诗》。”他又认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故其涉及上古史事，多以《尚书》、《国语》、《左传》、《世本》等，并从中“择其尤雅者”编次成文。他还注重用事实来考辨伪说，如在《周本纪》中针对学者所称“周伐纣，居洛邑”之说，据事实反驳道：“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徒于洛邑。”由于司马迁对史料的处理采取了谨严详审的态度，并做子大量去伪存真的工作，所以，《史记》被后世史家公认为是一部“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就此而言，可以说司马迁的《史记》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孔、孟等先秦儒家学者所开启的疑辨传统精神。
两汉儒者中敢于疑辨的，并非司马迁一人。如西汉武帝时有人献《泰誓》篇，遂使经晁错整理并以隶书抄之的《今文尚书》由二十八篇增至二十九篇，而实际上，这《泰誓》篇出自伪造。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马融在研究《尚书》时即对之产生怀疑，并撰文辨曰：“《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至，以俗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止，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旧疆，取彼凶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此外，赵歧在《孟子·滕文公下注》中也指出：“今之《尚书·泰誓篇》后得，以充学，故不与古《泰誓》同。”
东汉明、章二帝为加强神学化的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公然把儒经和谶纬结合起来，致使其时学界弥漫起一股不辨真伪、盲目尊古的不良风气。生当斯世的王充(公元27～96年)毅然著《论衡》以考“伪书俗文”，以辨“虚妄之文”。他自述其著书之旨意道：“…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苛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旨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说，说虚妄之文。何故？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其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误入贤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明辨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论？…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不得已，故为《论衡》。”王充以“疾妄求实”的精神，猛批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责难俗儒穿凿附会的传记，揭露孔圣孟贤言论中自相矛盾乃至谬误之处，并对儒经真伪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如说：“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苛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无专司辨伪著作问世，但也还是有人对古书发疑和考辨的，如颜之推对《通俗文》、《山海经》、《本草》、《尔雅》、《春秋》等均有所疑；陆澄怀疑《孝经》云：“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傅玄明确断言“《国语》非丘明所作。”尽管三言两语，诸如此类的事例地表明儒家的疑辨精神传统在这时期仍不绝如缕地存在着。
尽管总体言之，“李唐一代，经学家笃守家法，不能自出别裁”，但唐儒却并不缺乏疑辨精神。兹仅略举五例：其一，孔颖达等奉敕编撰的《五经正义》颇多辨伪内容，如《毛诗正义》疑“孔子删《诗》”说，认为：“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二千余篇，未可信也。”《尚书·尧典、舜典》疏曰：“虞史欲彰舜德，归过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尧，辞颇增甚。蛮夷猾夏，兴兵犯边。…唐尧之圣，协和万邦，不应未年顿至于此。盖少有其事，辞颇增甚。”《礼记正义》辨《礼记·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如此等等，难以尽举。其二，唐初儒臣所撰《隋书·经籍志》虽不似《汉书·艺文志》对所录群书逐一进行辨析，但也有些疑辨之语，如疑《归藏》不似圣人之旨、疑《古文孝经》非古本、疑《孝经》孔传非出孔安国之手等等。其三，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注中，既疑《中庸》“非本礼经”，又认为《汉志》著录的《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非今所有《家语》”。其四，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在疑辨精神，在唐儒中最国强烈。他继承并发扬了王充的疑古精神，在其所著《史通》中对古史、古说多有考辨，并疑及《春秋》、《论语》等儒经。他在《疑古》篇中甚至指出孔圣至贤的某些说教是造成伪事、伪说的主要原因之一：“案《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斯并曩贤精鉴，已有先觉。而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荑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承刘知几之余绪，啖助及其弟子赵匡、再传弟子陆淳皆对《左传》的作者、内容作了多方面的辨正，开启了《左传》疑辨之先河。其五，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韩愈、柳宗元也很具怀疑思想。韩氏明谓《诗序》的作者绝非子夏：“察夫《诗序》，其汉之学者欲自显立其传，因籍之子夏，故其序大国详，小国略，斯可见矣。”又认为：“孟轲之书，非轲自著；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柳氏则率然疑辨子书真伪，《柳河东集》中收有其七篇考辨诸子的文章，这对后世诸子考辨影响甚大。
宋儒好言义理心性，然而宋儒林疑古辨伪的风气亦甚盛行。欧阳修作《易童子问》认为《系辞》非圣人之作，在他的其他著作中还疑及《周礼》、《诗序》、《尔雅》等；司马光作《疑孟》专就仁义立说，认为“瞽瞍杀舜”之类均为闾父里妪之说；苏轼“尝疑《庄子》‘盗贼’、‘渔父’则若直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认为“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苏辙疑《周礼》，认为“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完书也”；程颐对经、子多有怀疑，称：“《尚书》文颠倒处多，如《金滕》尤不可信”，认为周公欲代武王死事，“其辞则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后人自作文足此一篇。”又疑《老子》本集众家之言，“其言自不相入”。还疑及《诗序》、《周礼》、《礼记》、《孟子》，并匡正了儒经中的一些不实之词。至于南宋，初年就有吴棫作《书稗传》对伪《古文尚书》首先提出发难，拉开了伪《古文尚书》考辨的序幕。郑樵著《诗辨妄》指斥毛《诗》之妄，同时也疑及《易经》之《彖》和《象》，认为“皆出仲尼之后，往往战国时人作”，他还对“《春秋》三传”有所怀疑，称：“虽三尺童子亦知《三传》之妄。”其后，洪迈的《容斋随笔》既辨伪说又辨伪书，如对《孔丛子》、《孔子家语》、《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方言》诸书均有所疑及。朱熹疑辨的范围更广，他作《诗序辨说》，斥之为严重违反了《诗经》本意；作《孝经刊误》，力证《孝经》中有许多话抄自《左传》而又抄得很不象样；又在吴棫基础上，对《古文尚书》再次发难，揭露其不少疑点。追随朱熹治学多年的赵汝谈作《南塘易说》，专辨“十翼”非孔子作；又作《南塘书说》，疑《古文尚书》非真者五条，并掊击《今文尚书》之误；朱氏三传弟子王柏作《诗疑》，辨及《诗》毛传、郑笺及卫宏的《诗序》，认为《诗经》中有三十二篇是“淫奔之诗”，主张将其删掉，他还作有《书疑》，认为《大诰》、《洛诰》等篇皆不足信。稍后于朱熹的叶适，在其《习学记言序目》中不仅疑及《周易》之《系辞》、《彖辞》、《象辞》等，而且对《周易》本身也有所怀疑。宋儒疑辨之例甚多，举不胜举。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宋人为学的方法，根本和汉人不同，他们有能够自出心裁去看古书，不肯墨守训诂，不肯专取守一先生之言的态度。他们的胆子很大，当唐人所不敢说的话，他们敢说；前人已经论定的名言，他们必求一个可信不可信。在这种风气之下，产生了不少新见解。”南宋末年黄震的《黄氏日钞》以专辨子书为主，涉及经、史二籍，如对《文子》、《孔子家语》、《曾子》、《新语》、《说苑》、《鬻子》、《老子》、《关尹子》及《古文尚书》、《左传》等皆有所疑。此外，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等在论述中注重吸收前人辨伪之说，并多有发明，对指导人们辨别古书真伪，正确地了古书的基本情况有很大作用。总之，宋儒所以能够创生出“新儒学”，当与其所具备的批判、怀疑精神有一定关联。
明朝心学盛行，但其时儒者对疑辨精神传统还是有所承扬的。宋濂凭藉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关于唐宋学者考辨诸子言论的辑录，再加上他本人的发明，撰作而成《诸子辨》，考辨了从先秦到宋代约四十四种子书的真伪。这是我国辨伪学史上考辨群书的第一部专著。梅鷟著《尚书考异》和《尚书谱》，对孔安国的《书序》、伪《古文尚书》及孔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翔实的考辨。杨慎勇于疑古，如其对孟子所谓尧授舜天下，而“舜避尧之子”的说法就怀疑道：“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至谓益避禹之子，尤为无稽，禹未尝禅于益。孟子尝曰：‘唐、虞禅禅夏后，殷、周继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盖观《孟子》者，例是可也。”胡应麟有辨伪学专著《四书正讹》一部，系统总结了伪书产生的原因，归纳了辨伪的方法，并从宏观上分析了伪书的范围、种类及伪的程度。其书之作，标志着我国辨伪学的成立。晚明顾炎武、黄宗羲等都很有批判与怀疑精神。顾氏《日知录》中对宋人伪造的《易图》、伪《古文尚书》、《诗序》、《左传》等都进行了考辨，其中多能继前人之说而有所发明。顾氏则有《易学象数论》，以图廓清汉以来不断增益妄作的象数之学。
专事考据训诂之学的清儒，疑辨成就卓著。受黄宗羲启发的胡渭作《易图明辨》，又撰《授书随笔》而深刻影响了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考辨。万斯同的《群书疑辨》对《易传》、《周礼》、《仪礼》、《左传》等均提出疑问。朱彝尊《经义考》中有对《尚书》等儒经考辨其真伪的多方面内容。万斯大的《周官辨非》从制度和古书不合方面立论，认为《周官》非周公之书，举其可疑者五十五则加以辨驳，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姚际恒《九经通论》中的《尚书通论》力辨《古文尚书》之伪，《礼经通论》辨及《周礼》及《礼记》，《诗经通论》对《诗序》置疑；他的《古今伪书考》更辨及经、史、子三类书籍达九十一种，论辨多采汉唐以来前人之说，其中也多有对前人成说百行补充考证的。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列举了一百二十八条(其中有目无文者十二条、目文全缺者十七条)证据，正式宣告了伪《古文尚书》的死刑。胡渭的《易图明辨》专辨宋人伪造之《易图》，并力证《太极图》、《河图》、《洛书》皆与周公、孔子毫无关系。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二卷，按篇寻出二十五篇伪《古文尚书》之文句所剿袭的出处，以补充阎若璩考证的不足。孙志祖的《家语疏证》、范家祖的《家语正伪》把王肃伪造《孔子家语》一事定了案。崔迈(崔述之弟)的《书经辨说》和《古文尚书考》分别辨驳《书序》、伪古文与宋人经说，并就《尚书》源流而辨孔《疏》、《隋志》、《释文》等所言孔氏古文之误，考定东晋梅赜所献者之伪。嘉庆以后，经今文学派兴起，疑古精神更为高涨，一些学者以今文经学为立场，力攻古文经学，掀起长达百年之久的考辨高潮。如刘逢禄治《公羊》学，认为《春秋公羊传》可靠而《左传》则系伪书，他著《左氏春秋考证》，对《左传》的名称、体例、传授系统以及《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详作考辨。龚自珍在《六经正名》中从根本上否定“六经”为孔子所作，还在《太誓答问》中认为伪《古文尚书》并非全伪，其中与今文相符的篇目及百篇《书序》是可靠的，其它篇则多为后人妄造和妄析而成。魏源作《诗古微》，提出《毛诗》本义多被后来治《毛诗》者所增益而否曲，他主张将其本义与后人增益歪曲之义区别开来；他还有《书古微》，不仅考辨了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之伪，而且还认为东汉杜林所得漆书《古文尚书》也是“向壁虚造”。承龚、魏余绪的廖平，在其辨伪代表作《古学考》中提出了“古学始于刘歆”说，认为《周礼》是刘歆本于《逸礼》而又掺入己见，揉合而成；间歆弟子复推其书以说《诗》、《书》、《孝经》、《论语》，至东汉马融时，古学家遂自成一家。廖氏又认为，刘歆等为了掩盖自己作伪的痕迹，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有关古经的文字也作了篡改和增补。受这种观点启发，康有为著成《新学伪经考》，并进而提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的观点，认为西汉立于学官的今文经书都是足本，并无残缺，同时认为《左传》出于《国语》，乃刘歆伪造；《尔雅》、《乐经》、《毛诗》、《古文论语》、《古文考经》等亦皆为刘歆伪篡。崔适依据康氏《新学伪经考》的某些观点，著成《史记探源》，谓《史记》本属今经学，由于刘歆窜乱，乃杂有古文说；他认为司马迁时本无所谓《左传》，刘歆破散《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编入《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书，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传》；又认为凡《史记》中出于《左传》的内容皆为刘歆窜入。总之，清及近代辨伪的主流是企图把从战国到三国的许多古籍的真伪和它们的著作年代考辨清楚。“他们的优点是不受传统的束缚，敢于触犯当时的‘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禁条，来打破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造成的历史；所用的方法也是接近于科学的。他们的缺点是受了时代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摆脱圣道的观念；所用的方法也有武断主观的成分。”
上举史实充分表明，中国儒学绝非封闭守旧的思想学说体系，而是始终存在着具有强烈批判主义精神的疑辨传统。这传统是儒学能够不断创新性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也是儒学发展到晚明清初开始由传统而向近代转型的基本原因之一。被梁启超称为“名声很不的辨伪大家”崔述，其所著《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务”，把战国、秦汉间所记载的有关上古、三代及孔子和孟子的有关事迹全部进行了考辨。他的二卷《古文尚书辨伪》，以“六证”、“六驳》考辨二十五篇《古文尚书》之伪。他又对《诗序》、《论语》、《孟子》等皆有所疑。崔述的这些工作及其学说思想，不仅与儒学史上的疑辨传统相吻合，而且更集这传统之大成。唯其如此，我们才认为他以一位独人个性的早期启蒙学者而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大而言之，崔述疑古辨伪考信的方法主要有三端，而这三端治学方法亦充分展露出其以疑、辨、考为主要特色的儒学思想。若稍作考析，无论是其疑辨方法、还是其儒学思想，都自有其长，亦有其短。此不可不察。
其一，为学“贵精不贵多”。为学者应重博，还是贵精？这在儒家学者中素有不同看法。有重博轻精者，有贵精忽博者，亦有持两者不可偏废者，而崔述在此问题上则明确提出“贵精不贵多”之说。他向其弟子陈履和传授治学经验时指出：“学以专而精，知以少而当。”其古书古史考辨亦大多以精读而非博览取胜，故近人刘师培谓崔述之书，其“功在于范围严谨，而不在于逞奇炫博”。崔述尝举“买菜求益”的陈语来说明治学应宁缺勿滥，否则必将贪而无益。他甚至认为学术上与其博而无定，不如少而勿失，说：“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择，则虽尽读五车，遍阅四库，反不如忍气吞声陋寡闻者之尚我大失也。”
崔述之所以将“贵精不贵多”作为其治学的基本方法，就主观因素而言，与其认为同时代的汉学家目光浅陋而汉有从古书中发现问题有很大关系。他曾说：“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汉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误沿于汉人者正不少也。”他因此而傲视汉学家，从不主动和他们交往。这也就使得其学罕有知者，崔述本人也不得不为之而慨言：“余为《考信录》，罕有人过而问焉者。”他的妻子成静兰则在诗中描写乃夫道：“半生辛苦文几篇，才高可惜夫人识。”正因其基于“贵精不贵多”的认知而生发出孤标傲世的心态，才使得他只有别人的心悦诚服地崇拜自己时才愿意与之交往，否则概无往来。如章学诚在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应大名知县张维祺之邀到大名讲学近一年，同居于大名县的崔述与之竟无互相拜访，他们的文集中也都彼此不曾提起过对方的姓名，这曾使胡适有“令人闷煞”的憾叹(68)。而细考崔氏一生，只有来自偏远滇南石屏地区并自称“见闻寡少，知识譾陋”，性格又偏于内心，“负性泾泾，不人妄通一刺”的陈履和(公元1860～1725年)对他一见倾倒，并终生投师问学。崔、陈之间情真意笃的师生之谊，在当时鲜为人知，以致履和之友刘大绅(公元1742～1828年)对之颇生疑案：“将毋海楼私其师而不欲公之于世耶？抑岂当时有于先生疑之谤之者，故海楼不敢复以语人耶？”
因为“贵精”，使得崔述在疑辨中取得了许多卓越的学术成就。如明朝的杨慎、陈耀文、袁仁均坚信《今本竹书纪年》为真，而崔述在其所著《〈竹书纪年〉辨伪》中则提出六条证据力证其书为伪，其中的第三条曰：“据《史记正义·殷本纪注》引《竹书纪年》云：‘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今书‘武乙三年，自殷迁于河北’，‘十五年，自河北而迁于沫’，‘文丁元年，王即位居殷’。是都已三徙矣。张氏何以谓之更不徙都？且今书盘庚于十四年迁殷，历十五年，至二十八年而王陟，又历十一君二百三十七年，至纣王五十二年而殷亡，共三百五十二年，其年数亦不合。其非原书之文显然可见。”
稍后于崔氏的朱右曾所列《今本竹书》可疑者十二条，其之四曰：“《史记正义》引《纪年》云：‘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今本》则云：‘武乙三年，自殷迁于河北，十五年，自河北而迁于沫。’不知盘庚之徙，已居河北，妄袭《史记》，又杜撰迁沫之文，可疑四也。”崔、朱二氏之说皆持之有故，可为确证，而杨、陈、袁之产则皆不足为信据。故而后来王国维著《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在崔、朱之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揭露出《今本竹书纪年》这几条的来源：“自殷迁于河北”抄自《史记·殷本纪》“武乙立，殷复去亳迁于河北”，而“自河北迁于沫”出自《史记正义》所引《帝王世纪》“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可见，“今本”所载乃重编者不加分别地妄取各种不同的古书，由此进一步证实了崔述之说的正确性。
“贵精”固然使崔述在疑辨上取得了诸多卓越的学术成就，但“不贵多”又使其学有欠广博之弊。崔述之学以考证为主，而考证是离不开博学的，它需要有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这些却都是崔述所不具备的。如与清朝汉学家研究礼制的成就相比较，崔述的《五服异同汇考》就仅仅只是一部很一般的论礼之作。他在其书“小引”中谓：“此书创于乾隆辛丑，至戊申而书成。嘉庆辛酉在罗濂署稍有暇日，复自检阅订正，录而藏之。然未敢以示人者，唐之改制详载于《开元礼》，明之改制详载于《孝慈录》，而二书作皆未之见，但据《唐书》、《明史》所述而已。”
他曾多次向人打听这两部书，却均未得到答复。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他从福建卸官回乡，路经苏州，遍觅书肆而不获，直到既老且病，才不得已将其所著《五服异同汇考》书稿付梓。其实，崔述遍访几十年而未获的《大唐开元礼》就收在《四库全书》之中，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皆有藏，而当时一般士子是允许赴阁钞阅的，不少清朝学者在学术上都得益于到阁读书并引为平生快事。崔述北归时曾路经这三个地方，本可到这三阁中的任何一阁去查书或委托他人代为钞书，但他没有这样做，却偏偏到苏州书肆去盲目寻书。这恐怕与他在“贵精不贵多”治学方法拘限下而对《四库全书》目录很不熟悉有很大关系。此外，《通典》中引《大唐开元礼》资料亦颇多，足可资参考，而《通典》本属常见之书，在当时并不难找到，而崔述对之竟未览目。这表明他缺乏作为博之基础的目录学知识，知识不够广博，自然、严重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乃至造成孤陋的缺陷，这就难怪要引起通人的责难了。
其二，以辨伪为考信的基础。崔述著书题名《考信录》，可见其是以考证出真实的古史为治学目的的。他在《考信录提要》中将传世史书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关系分析得鞭辟入里，堪称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夜释学说的典范之作。崔述认为，研究古史必须首先确定历史知识真实与否。他说：“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崔述在经史考证时，注意到时间间距对理解历史知识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的变化等因素，历代流传下来的古书古事之内容已与本文原意产生了某种疏离，这就是诠释学所谓“理解的历史性”。崔述在考察这一历史性的过程中，试图解释历史知识为何出现差异，这些差异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等问题。他的《考信录提要》虽非以严密的逻辑推理构筑而成的完整的体系，但却精辟地总结了历史知识在流传中失实的各种情形。据其所述，大体有下列几种情形：
⑴.历史知识在流传中走样，即“有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久以致误者”。他以晋代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内容被后人曲解为例，在作了一番解说后又进而评曰：“向使渊明之记不事而亡于唐末五代之时，后之人但读韩、刘之诗，必谓桃源真神仙所居；不则以为渊明之妄言；虽洪兴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岂有是事哉！”
⑵.历史知识在流传中发生延展，即“世愈近而史追述益远。”崔述举例说明这一现象道：“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然犹删其不雅驯者。近世以来，所作《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于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且并其不雅驯者而亦载之。”
⑶.历史知识知识在流传中被篡改，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被后人错加解释，乃至张冠李戴。记载时间愈久，则愈为人们深信不疑，于是传言终成事实。如“《周秦纪行》，李德裕之客所为也，而嫁名牛僧孺”；“《碧云霞》，小人毁君子之所为也，而嫁名梅尧臣”。崔述举此两例，称：“然则天下之以伪乱真者，比比然矣，若之何以其名而信之也！”
⑷.历史知识在传承中以讹传讹，即“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解，遂妄为之说者”，或古书本无其事，而经后人假托、推测遂误为实事。崔述以古时官名“日御”误传“为日御车”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古者日官谓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羲仲、和仲为帝尧臣，主出纳日，以故谓之日御。后世失其说，遂误以后御车之御，谓羲和为日御车，故《离骚》云‘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属支离可笑。又有误以为御日为浴日者，故《山海经》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于甘渊’，则其谬益甚矣！”
⑸.历史知识因传闻异同，或因记快失真，致使后世传记之文失误。崔述说：“一人之事，两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数人递传之，有失其本义者矣。”以上五端，造成历史知识的本意迷离莫辨，故而治史者当以求真求信为第一要义。
崔述更论证了影响历史知识失真的外在因素，其中包括古代书写书写工具的不便：“战国之世，处士横议，说客托言，杂然并传于后，而其时皆竹简，得之不易，见之亦未必能记忆，以故难于检核考证，以别其是非真伪。”还有书写文字和印书技术的演变：“且有古文而隶，而楷书，由竹简而纸，而印本，岂能绝无缺误。”他进而从内在因素方面检讨古书失实的问题，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对古史的杜撰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历史背景皆有密切关系，其时说客辨士贯用讽谕，诸家莫不造言以诬圣贤，他们或把己说托名于圣贤，造成了学说的混乱，或编造故事以为己用，造成真伪记载并存的现象。由于他们以其所处时代的观念诠释古贤之言，故其说与古史真实相差必远，而秦汉人却将战国人的讽谕故事或托言误认为史实，不加分辨地收入书中，以致对后代学者造成理解上的差异。他由此而得出结论道：“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然世之士以其传流日久，往往信以为实。其中岂无一二之实？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诬，其亦惑矣！”
对于崔述来说，他虽以考信为治学第一要义，然其基础却在于辨伪。他在辨伪方面，成绩斐然，如对《古文尚书》、《今本竹书纪年》的辨伪就是其辨伪工作的主要贡献。在他看来，如果在文献上不能辨别真伪，则所谓古史考信必将是无据可谈。崔述在辨伪中注重从著述源流、文体形式、语言风格等方面来观察伪书的形成，如其指出，伪书形成的主观因素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有心伪造者之能惑世也”；二是“莫知谁何之书，而妄推奉之，以为古之圣贤所作者”；三是“旁采他文，以入古人之书者”。这些看法不仅已经涉及到了历史知识论的问题，而且更对儒学史上疑辨传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发展。
就学术研究言之，尽管辨伪和考信互有密切联系，但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学术方法上，辨伪主要依靠罗列证据，即经过辨伪或分析而被证实的权威证据来证实其书或所举资料可信；在学术内容上辨伪的目的是把伪书伪事揭示出来，使之不能乱真，而考信则是要弄清历史演变的客观过程之真相。西方史学理论界在讨论历史话语时，通常都把事实的意义层和阐释的意义区分开来，而历史话语则是这两个意义层的结合体。至于中国传统学术中所说的“辨伪”颇类“事实的意义层”，而“考信”则近于“阐释的意义层”。
作为中国传统学人的崔述，以辨伪为考信的基础，实际是把既互有联系而又分属不同范畴的“辨伪”与“考信”混为一体的。他依凭非真即伪的原则来判定某书的可靠性，故其对于伪书采取的是一种绝对否定的态度。而实际上一部古书即便是伪作，也未必尽非，其中自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崔述在考辨古书时，却习惯于以静止和机械的眼光来看待古书的真伪问题，而不能认识到古书的流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其不仅判《孔子家语》为伪，而且还断言说：“今之《家语》乃[王]肃之徒所撰，以助而攻[郑]康成者。”而据今人研究发现，《孔子家语》还是有渊源的，只是多经增广补辑而已。
崔述常以今人的情理常识来考信古史，而实际上古今有变化的因素，一味依凭情理常识往往会导致考信失误。如古代的礼制，其内容在今天看来是极不合理的，但这套制度用于当时的社会却很正常。崔述在考辨古史时未能够把握这样的区分，常以今人的标准作为推理的根据，结果造成了考证上的失误。他否定周公称王之说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在讨论这问题时首先以不合“情理”来推论大、小戴《礼记》所记之悖谬与不实，从而证明传统的成王年幼说不可信，指出：“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容尚幼，而世乃以为成王年止十三，周公代之践阼。”其说虽有一定说服力，但是否能以成王并不年幼来排除周公曾经摄政称王的事实呢？事实上，周初立国未稳，当时严重的政治危机使得周公称王成为必然。崔述不明此历史知识，而一看到有关周公曾“践天子之位”的记载就认为事关圣人大节，率然声称：“周公不但无南面之事，并所称成王幼而摄政者亦妄也。”这实际是根据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常识来从情理上否定周公曾摄政称王的事实，因为在崔述生活的时代，如果臣子竟然“践位”、“践阼”，那就是大逆不道，实属十恶不赦之列。相比之下，还是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根据对殷代与周公时期“兄终弟及”制度的专门知识所作出的论断有道理：“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始。当武王之崩，天下未定，国赖长君，周公既相武王克殷胜纣，勋劳最高，以德以长，以历代之制，则继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由此可见，古今制度和观念截然不同，若以后人的常识去判断古代的周公摄政问题，那肯定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
其三，考信古史“但取信于《经》”。崔述很勇于疑古，他彻底否定各种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打乱了向来被正宗儒者信奉的传统古史系统，指出：“羲、农以前未有书契，所谓三皇、十纪帝王之名号，后人何由知之？”又云：“古者本无皇称，而帝亦不以五限。”他批评后人曲合其数而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明确“古帝王之兴以五德终始”说绝不足信，认为此说并不见于战国之前的古书，而是始于邹衍，再由刘歆等人出于政治需要而加以系统化。崔述诸如此类的疑古思想受到了唐人刘知几的启发和影响，故其自谓所著《考信录》“亦推广《史通》之意也。”同时，也受了宋儒辨伪思潮的影响，如北宋欧阳修的《新唐书》、刘恕的《资治通鉴外纪》和南宋魏了翁的《古今考·高帝纪》都对三皇五帝的传统说法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怀疑。这表明崔述的疑古思想是其源有自的。
与刘知己相比，崔述的疑古儒学似更进了一步。刘知几治学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古书之妄及古说之虚，故其考辨古史、训说古经，主要是怀疑古史记载的真实性，而非辨别古籍的真伪。崔述则直接怀疑古籍本身之真伪，其怀疑精神显然比刘氏更为强烈。但刘知几的《史通》中有“疑古”和“惑经”两篇，敢于大胆怀疑古代圣人，对经传纪事荒诞不经之处皆敢提出质疑，这种批判性的怀疑精神是崔述所不具备的。至于与宋儒相比，崔述的疑古思想多承宋儒余绪，所不同者，宋代学术空气较为自由，故其时儒者敢于疑经，而身处思想专制桎梏之时代的崔述，其所疑则多为传记所载，并且又只是作为古史来疑，而丝毫不敢将怀疑的对象指向儒经。当然，无论是刘知几、还是宋儒，或是崔述，作为儒家学者，他们学术的基本立场都是儒学原则，其疑古也都没能超出维护圣道的范围。
对于崔述来说，他是在尊信儒经的基础上怀疑古书古事的。他主张考信古史“但取信于《经》”，其所作《唐虞考信录》的自订原则就是：“《尚书》以经之，传记为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可见他是以具有绝对权威性的《五经》为标准来怀疑古书古史的，故而胡适评曰：崔述“著书的最初动机并不是要考证古史，不过是要推翻传说，回到古经，以存理想中的‘圣人之真’。”这样，崔述就很自然地把返回儒经原典以确切把悟圣人之意作为其治学的基本目的。他从自身治学经历出发，叙述把握文本意义的途径道：“余少年读书，见古帝王圣贤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尝分别观之也。壮岁以后，抄录其事，记其所本，则向所疑者皆出于传记，而经文皆可信，然后知《六经》之精粹也。”
在他看来，从“五经”到“十三经”的变化以及后儒汗牛充栋的经解的出现，使得圣人之意无法保持在历史边续发展过程中恒久不变，因为后儒的疏解一旦混入原典，人们就难以夫正领会圣贤本意。崔述《诗》、《书》为例，甚为叹惜地指出其本义早已被汉、晋、隋诸儒的注疏搞乱了，以至于今本义已经难明。与汉儒的传记相较，经书直接体现了圣人原意，因为“周道既衰，异端并起，杨、墨、名、法、纵横、阴阳诸家莫不造言设事以诬圣贤。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所以，崔述指出：“每观先儒笺注，必求其语所本而细核之，欲以探圣经之原，不惑于众说。”这是他很重要的治学原则和治学方法，分析、研究崔氏之学者于此必当留意。
崔述认为，要了解经书和圣人之意就必须首先要恢复因后人曲解而失真的经书本义，他说：“经义失真已千余年，伪书曲说久入于人耳目，习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赖后世之儒(按：指宋儒)踵其余续而推广之，于所未及正者补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阐而明之，帝王圣贤之事岂不灿然大明于世！”而恢复业已失真的经书意义则须依靠对古书的辨伪，即对文本进行严格的鉴定和辨析，以确定其作者、成书年代以及内容的可信性等等。崔述在考辨《古文尚书》源流时即已将其注重辨伪对意义把握的看法表露得非常明白：“凡世之以伪乱真者，惟实有学术而能文章者然后乃能辨之；悠悠世俗之目，其视莠莫非稷也，视鱼目莫非珠也。呜呼，其能知之！…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使不遇讼之者，则至今必奉为圣人之言矣。古今之如此者，岂可胜道，特难为不学而耳食者言耳。纵使梅颐果尝上此书，尚不可据为实，况并无此事乎！此所关于圣人之政事言行非小，故余不辞尤谤而考辨之。”
凭实说来，崔述以经书作为疑古考辨的准绳自有其理由。其一，从史学角度来看，经书中包含在量的史学内容，是研究上古史最基本的材料。崔述指出：“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
这是极有价值意义的看法。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言：崔述的“‘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这个标准，在考古学没有发达的时候，实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战国、秦、汉间百家异说杂然并起的时候，因为‘六艺’中的史料比较还算纯粹，著作时代也是比较早的呵。”所以，崔述“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的主张，充分表明了他对史料可靠性高度重视。其二，儒者从道德信仰的角度坚信经书体现了圣人之意。崔述说：“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六经》以外，别无所谓道也。”故其所载重《考信录》“以经为主，传注之与经合者则著之，不合者而辨之。”由于《六经》被认为是圣人制作的典籍，且又经过孔子的删定，故而《六经》载道之说长期以来支配着儒者的思想，崔述就认为体现着“圣人之心”的《六经》“如天地日月”。这就必然使他将儒经作为考信古史的准绳。如此做法，显然含有尊经崇圣的权威主义倾向，这当然是受到了时代的限制。
在经学研治方面，崔述颇有些卓识之见。如其批评当时一般士人阅读儒家经典的方法道：“南方人初读《论》、《孟》，即合朱子《集注》读之；《大学》、《中庸章句》亦然。北方人则俟《四书》本文皆成诵后，再读经一二种，然后读《四书注》，而读注时亦连本文合而读之。”他主张不借助传注而直接阅读经书本文，以期准确把握儒经原意。崔述的这种经、注分离的方法得益于其父元森的教导，他曾多次说到其父教人如何阅读经书的方法：“教人治经，不使先观传注，必使取经文熟读潜玩，以求圣人之意。”在崔氏父子看来，“读经文而连注读之，则经文之义为注间隔而章法不明，脉络次第多忽而不之觉。”他们的这种做法乃是希望经书“不失其本之面目”，以保持经书的本义，故其十分重视那各“只有经文，不载传注”的文本。由于崔述屡言不能将经与注混同起来，因而他批评唐宋以来注疏家的注经方法，讥刺他们对“《六经》之文有与传记异者，必穿凿迁就其说以附会之；又好征引他书以解，支离纡曲，强使相通。”又自谓：“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
他认为《五经》的意义尽在原典本文之中，而汉儒所言“大抵委曲穿凿以附会于事理，非经传之本旨。”他对此申论道：“传虽美，不可合于经；记虽美，不可齐于经。纯杂之辨然也。《曲台杂记》，战国、秦、汉诸之所著也，得圣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会失实者正复不少。大、小两戴迭加删削，然尚多未尽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谬累累，固已不可为训。至《月令》乃阴阳家之说，《明堂位》，乃诬圣人之言，而后人亦取而置诸其中，谓之《礼记》，此何以说焉！《周官》一书，尤为驳杂，盖当战国之时，周礼籍去之后，记所传闻而傅以己意者。乃郑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学者群焉奉之，与《古礼经》号为‘三礼’。…由是，学者遂废《经》而崇《记》，以致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杂乱不可考。”因此，只有“不使百家之言杂于经，而后经之旨可得”。显然，崔述把不同时代儒者的注疏看作是了悟儒经本旨的障碍，以为只有扫除这障碍就能够恢复《五经》原典的真意。这在经学研究方法论上，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以经书作为选择史料和解释历史的唯一标准，这又走向了错误的极端。今人顾颉刚先生曾对崔述“考信于六艺”的原则提出批评，指出：“只有司马迁和崔述，他们考信于《六艺》；凡《六艺》所没有的，他们都付之不闻不问。这确是一个简便的方法。但《六艺》之外的东西并不曾因他们的不闻不问而失其存在，既经有了这些东西，难道研究历史的人可以闭了眼睛不看吗？况且就是《六艺》里的材料也何尝都是信史，它哪里可以做一个审查史料的精神密的标准呢？”
但崔述又确实是十分迷信经书的。其所著《考信录》中，尤以对《诗经》、《尚书》最为崇信，声称：“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折衷于孔、孟真伪，必取信于《诗》、《书》。”对于儒经的盲信严重限制了他的古史考辨，且不易对经书的内容作出正确的判断。如在《夏考信录》中，他就将《尚书》之《尧典》和《禹》误认为是夏代的原始文献，并不加分析地据之叙析夏代史事。而据现代学界的研究，被崔述信以为据的这几篇均成书于战国之世，其中所反映的“大一统”国家的观念，当是战国后期人的思想；并且，这几篇文字平易顺畅，不类先秦文字，显系后人追述之作。
崔述尝指责当世汉学家“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传，非妄撰者”，又斥其“但据后人之训诂，遂不复考前人之记载。”在他看来，汉儒虽近古，但其说毕竟与圣人之意并不相类，故而不足信据，故其力主取证于经书无须通过汉人的注疏。他的“考信于六艺”之说，颇富有“回归原典”的意蕴。他的这一见解及由之引发而出的疑古思想，虽然“高出当时笃信汉学的经学家之上”，但在当世的汉学家看来却属于旁门外道而绝非正宗的经学，这使崔述之学始终无法进入清朝学术的主流。代表着当时正统汉学的《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均将崔述的《考信录》摒斥在外，有的汉学家如张澍甚至斥责崔述“陋儒无识”。
在《考信录提要》中，崔述批评清朝汉学家“竭才于章句之末务”，同书中又斥责宋儒“殚精于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事”。对于当时儒学内部的汉、宋之争，崔述很不以为然，在其《丰镐考信录》中说：“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日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
这样的文化心态和治学理数，既使他备受清朝汉学家的责难，而恪守正统程朱之学的清朝理学家亦对他横加指责，如刘鸿翱谓：“甚矣，《考信录》之诞且妄也！”谢庭兰更说崔述“务别创异解”，“不可为训也”。
在当世被摒斥于学术主流之外，又备受汉、宋两派学者责难的崔述，自晚清民初以来，随着打破传统偶像的疑古风气开始出现而逐渐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密切注视，如·照于1905年在《东方杂志》卷二第七期上发表《崔东壁学术发微》、刘师培于1907年在《国粹学报》卷三第9期上发表《崔述传》，率先宣扬崔氏之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同当时反传统思潮相适应，开始对古书和古史真伪问题进行探索的胡适、顾颉刚对崔述之学更为重视。1920年12月，胡适寻得“畿辅丛书”本《崔东壁遗书》后，甫读此书便深感其对于疑古辨伪运动的价值，大有“得见恨晚”之感。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盛赞崔氏“《考信录》在清朝要算一大奇书，…古今来没有第二个人比他的大胆和辣手了。”至于顾颉刚早在十几岁时即已通过《国朝先正事略》得知崔述整理古代史实、刊落百家谬妄的事迹，但一直未有机缘得读崔氏著作。直到1921年1月中旬，他才经过胡适的送介而得读到崔述著作后，十分兴奋，立即致信胡适说：“《考信录》已读两册，大快。他[崔述]虽但疑史传杂说而仍信经，令人不满，但经到底少，史传杂说则很多，他把难的地方已经做过一番功夫，教我们知道各种传说的所由始了，由此加功，正是不难。”顾颉刚不仅对崔氏《考信录》评价很高，说：“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崔述的《考信录》确是一部极伟大又极细致的著作，我是望尘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的读十几年书，才可追得上他。”而且，他对崔氏其人其学在当世未得到普遍承认深表不满：“试观阮元(公元1764～1849年)、王先谦(公元1842～1917年)两刊清朝经解，所收不为不多，零星笔记尚且入录，而东壁之著述未收入一种，则其受朴学之排斥非极显明事耶！”
钱玄同很赞同胡适将崔述称为“二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的意思，他不仅以为崔述在辨伪方面有特到的见识，而且还将之将朱熹、颜元、章学诚并称宋代以来的四大学者之一。在论及崔述时，他着重指出：“我以为推倒汉人迂谬不通的经说，是宋儒；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是崔述；推倒刘歆以来伪造的古文经，是康有为。…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左传》之事实为实录。”
在读了《考信录》之后，钱玄同对崔氏疑古儒学更为服膺。为了表示自己承续、光大崔述疑古事业的决心，他甚至去自己姓而改姓“疑古”。由此可见其对崔氏其人其学的重视并不在胡适和顾颉刚之下。确实，正是因了胡、顾、钱三先生的鼓倡，崔述之学大显于世，诚如钱穆在为《崔东壁遗书》所作序中云：“东壁以百年前一老儒，声名暗淡，乃留遗此数十种书，得身后百年如[胡适、顾颉刚、钱玄同]三君者之推挹，一旦大显于天下。”
确实，胡适在重新发现崔述之后，除积极鼓励顾颉刚整理出版崔氏遗著外，还亲自撰写了崔述的年谱。顾颉刚在1933年说：“十载而还，学人多称道东壁；然已大都收入拙编《古史辨》。据初步统计，上世纪20—30年代已出版的研究和评介崔述其人其学的论文有五十篇左右，而崔述年谱就已有三种，即胡适和赵贞信合撰的《崔述的年谱》、姚绍华的《崔东壁年谱》以及刘汝霖的《崔东壁年谱》，崔氏之学的研究在当时确显蓬勃之势，此正如钱穆在《崔东壁遗书序》中所说：‘东壁之学传矣而不广，存矣而不著，浮沉淹没于收海之底者又百年，乃迄今始大显。’”
崔述的疑古儒学所以在百年之后受到学界普遍关注，绝不仅仅是胡适、顾颉刚、钱玄同诸先生个人学术兴趣使然，而是与晚清勃兴的今文经学中的疑古思潮、尤其是“五四”时期以民主与科学为主题的反传统运动有重要内在关联。清末民初以来，在反对正宗儒学思潮的激荡下，进步学者开始突破传统典范的限制，崔述其人其学不仅逢其时地被学界重新发现，而且顾颉刚更进而发展崔述之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不仅将中国儒学史上的疑辨传统推向极致，从思想的最深处动摇甚至颠覆了两千多年的古史观念，而且还领导发起了著名的“古史辨”运动。而自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起，以迄1949年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史学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崔述疑古儒学对近代史学乃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走向近代的深刻影响。
近年以来，由于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引发了对古史与经学研究的新热潮，有些学者甚至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这自有其学术价值，并且，从学术史角度来考量，不仅崔述有崇经信圣之谬，而且受崔氏之学影响的顾颉刚为主帅的近代“古史辨运动”也有疑古过勇之弊。这些都完全可以作学术上的深入探究。
但无论如何，无论是崔述疑古儒学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还是“古史辨派”在中国近代史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近现代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是不容轻忽的。
崔田民：(公元1912～1991年)，陕西绥德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保卫局局长、国民经济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第六八九团政治委员，第三四四旅政治部主任兼冀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兼新编第二旅政治委员，中共冀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北局党校第四部主任、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速成系班主任兼政治委员，铁道兵政治委员、顾问，第二炮兵顾问。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1年11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崔文斌：(公元1917～1998年)，陕西绥德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参加红军，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大学特务团连副政治指导员兼教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陇东特委正宁县工委主任，镇远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新四军第六支队营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一旅第三十三团政治处副主任，盱眙总队副政治委员，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独立第四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四十七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第七十一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一师改建为空军，师部和第二一一团、第二一三团机关编为中南军区空军预科总队，任总队政委，第二一二团调到北京编为警备团。1951年5月编为空军第十五师，任师政治委员。1951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空军第十五师入朝作战，编入志愿军空军序列，这支队伍刚组建，经过改装训练、学习组织飞行的程序和方法、六千米以下单机到大队的基本训练、团的编队训练、战斗使用科目训练，飞行员仅飞了二十多个小时，1952年2月在空四师带领下升空作战，3月20日在空军第四师一个大队掩护下，击落敌机两架，击伤一架。经过八次空战，1952年5月空军第十五师撤回吉林省公主岭机场休整，9月转场到东丰机场，保卫小丰满水电站。9月中旬空军第十五师接收米格-15飞机五十二架，随即进行改装训练和战斗科目训练。1952年11月空军第十五师再次入朝作战，两次参战，共击落敌机五十一架，击伤十六架，被击落四十一架，击伤三十七架。空军第十五师涌现出三名二级战斗英雄：吴胜凯(击落敌机四架、击伤一架)、蒋道平(击落敌机五架、击伤两架)、韩德彩(击落敌机五架，其中击毙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回国后，任空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获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8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崔建功：(公元1915～2004年)，原名崔日发；河北大名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6月任涉县独立团教导员时，改名“崔建工”，号“广运”，意思是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建设工农政权。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处将他的名字错写为崔建功，他便顺其自然，沿用此名至逝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治部敌工干事等职。参加了山西永和、陕西桥板以及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政治处敌工股股长、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第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第一团政治处副主任、团政治处主任，第三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以及山东高塘东月寨、香城固、林南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第十二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独立第一旅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七旅旅长、旅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长等职。参加了平汉、汲县、安阳、豫北、豫西、淮海、渡江、广东、广西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师长，参加了第五次战役，1952年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副军长，第十四军代军长，后入南京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习，1956年毕业后任第十三军军长，1960年11月指挥五个团二十一个营跨越国境进入缅甸，在东西长三百公里、南北宽一百公里的热带山地丛林，与缅甸国防军双边夹击滞驻“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经过八十天的出国勘界警卫作战，消灭了国民党残军的“复兴基地”。后任昆明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功勋。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三级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4年9月10日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八十九岁。
崔 毅：(公元1930～今)，山东蓬莱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中将。
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胶东军区分区连文化干事，连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济南军区青年部助理员、科长、副部长，师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副处长、处长、副部长、部长，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晋升为中将军衔。1993年退役。
崔同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
崔常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副院长。
崔福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潜艇学院院长。
崔 军：(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兼参谋长。
崔阳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江西省武警总队总队长。
崔建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交通指挥部副政治委员。
崔德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黄金指挥部副主任。
崔慧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一一四旅副旅长。
崔 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十五兵团参谋长。
崔广森：(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军参谋长。
崔樹仁：(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政治作战总局政治作战学校教育长。
崔之道：(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二级海军上将。1970年7月晋升二级海军上将军衔，台湾省“国防部”常务次长。
崔万宁：(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马祖岛防卫司令部司令。
崔治群：(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空军防炮司令部司令。 跟帖时间 2010-03-10 10:21:4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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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的字辈排行 -- 1.四言通用联：
世推三虎；人羡五龙：上联典指唐朝中书舍人崔琳、及其弟子詹事崔珪、光禄卿崔瑶三弟兄。崔琳官至太子少保，崔珪官至太子詹事，崔瑶官至光禄卿，时号“三虎”，因官阶都在三品以上，又号称“三戟崔家”。下联典指唐朝博陵安平人崔玄暐及其弟崔昪、子崔琚、孙崔涣、曾孙崔郢五人，人称“五龙”。崔玄暐，明经科进士，历官高陵主簿、记部员外郎、凤阁舍人、天官侍郎，为官公正廉洁，深得武则天赏识，长安年间官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因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有功，任中书令，封博陵郡公。一生以清白著称。崔昪，历官司刑少卿、尚书右丞。崔琚，历官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崔涣，长于议论，历官亳州司功参军、司门员外郎、巴西太守。安史之乱中，玄宗逃往四川，他在路上迎接以表示中心，又由宰相房琯推荐，于是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肃宗时，官江淮宣谕选补使，选拔人才，不照顾亲友。代宗时，官御史大夫，因批评宰相元载而被贬为道州刺史。崔郢，历官商州防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
一门孝友；三礼义宗：上联典指唐朝武城人崔邠，，字处仁，进士出身，历官吏部侍郎、太常卿，以耿直知名。他家三代同灶，和睦相处，宣宗曾说他家“一门孝友，可为士族的典范。”下联典指南朝梁东武城人崔灵恩，少年时读遍五经，尤其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和“三传”。在魏时官太常博士，入梁，官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聚徒讲学时，听者常有数百人，后出任桂州刺史。著有《周礼集注》、《三礼义宗》《左氏经传义及条例》等，共一百三十余卷。
五原贤守；四皓齐名：上联典指东汉朝时期的崔寔为五原太守。下联典指汉朝时期的崔广号夏黄公，为“商山四皓”之一。
覆瓯待相；却璧鸣廉：上联典指唐朝武城人崔琳，受玄宗器重，玄宗曾写下他的名字，用金瓯覆盖。下联典指南北朝时北魏安平人崔挺，字双根，孝文帝时官光州刺史、光州大中正、北海王司马。为官廉洁，有人送他玉璧，被他拒绝，说：“过去没有杨震之金，今日岂能有崔挺之璧。”
秉仁岳峻；动智渊明：此联为后魏太中大夫崔敬邕碑文联句。
和睦妯娌；善事姑嫜：上联典指宋朝时期的苏少娣嫁氏，妯娌间常有纠纷，少娣事妯理甚恭，使之愧悟，遂相和睦。下联典指唐朝时期的崔远祖母唐夫人事姑至孝，每旦以乳汁奉姑。
2.六言通用联：
八行称于众口；三相出诸一门：上联典指宋朝密州文学崔贡，字迁硕、仁和人。端重有学识。大观中诏天下郡县保任士有孝弟睦蠏任邱中和八行者，贡入太学，司成考验以闻，后授密州文学以卒。乡尊之曰“八行先生”。下联典指唐朝中书舍人、封魏国公崔铉一门三相。
3.七言通用联：
中年弍才号大儒；少小博学通百家：上联典指东汉官吏、文学家、书法家崔瑗，字子玉，涿郡(今河北省平安)人。十八岁进京师，精通天文、历数等，后举弍才，被荐为宿德大儒，从政有绩，升迁济北相。下联典指东汉文学家崔斛，字亭伯，涿郡(今河北省平安)人。年十三，通《诗》、《易》、《春秋》，博学多才，尽通训诂百家之言。后官至司徒。
教民纺织留世远；立石直笔播誉长：上联典指东汉尚书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是著名的政论家，桓帝时任议郎，后迁司马，出为五原太守，教民纺织。其代表作有《政论》，对当世大胆抨击，为时人称颂。下联典指后魏司徒崔浩，字伯渊，清河人。诏总理史务，监秘书事，作国书三十卷，立石以彰直笔，因暴露“国恶”，而遭灭族之灾。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此联为唐朝“才高八斗”的大诗人崔颢《黄鹤楼》诗句联。崔颢，汴州(今河南省开封)人。开元进士。曾官太仆寺丞、司勋员外郎。《黄鹤楼》一诗。甚为李白所推崇。李白《登黄鹤楼》诗中有句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有《崔颢集》。
苏少娣能和妯娌；唐夫人善事姑嫜：上联典指宋朝时期的苏少娣嫁氏，妯娌间常有纠纷，少娣事妯理甚恭，使之愧悟，遂相和睦。下联典指唐·崔远祖母唐夫人事姑至孝，每旦以乳汁奉姑。
床堆象笏兴宁里；名卜金瓯宰相家：河南省巩县白沙村崔氏祠堂联。崔氏祠堂座落在白沙村北、老官道(今汴洛高速公路)南，背临洛水，南望嵩山，占地面积达两千九百平方米，由舞楼、山门、耳房、拜殿、过厅、正殿、配殿、偏殿、库房、厨房等十余处建筑组成，气势宏伟，富丽堂皇，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全是皇族家庙式样。山门上方嵌“崔氏祠堂”木匾，正殿后墙镶“崔氏祠堂”石匾。正殿暖阁内设始祖碑，拜殿明柱上悬挂着这副孤形的木质楹联。山门内过道旁，还竖有袁世凯撰文并书写的《崔继泽墓表》。祠堂对面，建有一座戏楼，砖瓦木质结构。戏楼前台的四根石柱上，保留着咸丰壬子(公元1852年)年间镌刻的两副对联，分别是：“乃文乃武把往事何妨再叙；演忠演孝劝世人莫作闲看”、“刻羽引商此中隐寓春秋意；知往观来局外须深劝戒心”。早年，祠堂后墙上悬挂着皇帝亲书的"钦赐"牌示，凡在官道上过往的官员，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务必入祠参拜，无不肃然起敬。元朝末年，中原大地兵连祸接，人口损伤惨重。朱元璋南京即位以后迁山西、河北等省之民，到河南及沿海各省。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崔氏始祖崔思义，自山西省潞安州长子县兴宁村迁居河南省巩县白沙村。生有五子，后分为五门。单说次子举，传至四世满时，生有七子。其中第三子名标，因作战有功，被招为亲王郡马，官拜亲王府仪宾。
4.八言以上通用联：
慈父神君，民歌遍汲县；清风高节，师表出增城：上联典指汉朝官吏崔琼的事典。下联典指宋朝观文殿大学士崔与之的事典。崔与之，字正子，增城人。治绩卓著。谥清献，有《菊坡集》。
千百载祖德宗功，培根固本，忆先世文臣学士、武将王侯，岂第名覆金瓯，独高唐朝；三万里川源河岳，毓秀钟灵，愿后人黼黻簪缨、垂绅缙笏，依旧门排棨戟，大振潜阳：安徽省岳西县沙岭崔氏支祠联。 跟帖时间 2010-03-10 10:18:02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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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的字辈排行 -- 辽宁锦西崔氏字辈：“封文显德克永康祥”。
辽宁辽阳崔氏字辈：“德有文治重永秉玉维政天廷尚常纪宏云万世庆。”
河北庆云崔氏字辈：“志朝启延中首学裕汝泽振峰全”。
河北临西崔氏字辈：“大善晓子恩建国志占鸿亚天道海永士林仁廷功”。
山东日照崔氏字辈：“基肇荣惟久恩延世克昌书传兴裕远尊祖耀增光崇文家国盛孝敬显宗堂诗礼承绍绪仁德恒祯祥忠厚喜益寿乾坤平安康”。
山东利津崔氏字辈：“化芳承传吉世业永安长”。
四川宜宾崔氏字辈：“朝廷万顺玉学传家发达远国正天兴得太平”。
四川威远崔氏字辈：“子成光言廷清正方泽扬益太永兴祥嘉士新生盛国中绍明良平华天甫昌江河炜信章宏达奎玙敬师凯卓建刚”。
河南渑池崔氏字辈：“友应从连之学凤殿中云鸿道书月乐德”。
湖北宜昌崔氏字辈：“百世声传芹藻香子孙繁衍邦家光”。
广东惠东崔氏字辈：“建必光尧应爱如德”。
崔氏一支字辈：“忠良庆尚广启治政长庭”。
崔氏一支字辈：“大膺克之文学永启世代宏昌善良广继福远泽长传承祖德光明志向家庭清正宜尽振新安守繁荣”。 跟帖时间 2010-03-10 10:14:5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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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清河郡：西汉高祖刘邦五年(己亥，公元前202年)置郡，后屡改为国，汉元帝永光年间(公元前43～前39年)后期为郡，治所在清阳(今河北清河)。东汉改为国，移治甘陵(今山东临清)，其时辖地在今河北省清河县至山东省博兴县、临清县一带地区。元朝以后辖地在今河北省清河市及枣强县、南宫县各一部分、山东省临清县、夏津县、武城县及高唐县、平原县各一部分地。
博陵郡：东汉朝本初元年(丙戌，公元146年)置县，治所在博陵(今河北蠡县)。东汉建安末期改为博陵郡。三国时期曹魏正始三年(壬戌，公元242年)重新改为博陆县。西晋时期改置为博陵国，治所在安平(今河北安平)，其时辖地在瀛州、深州境，即今河北安平、深县、饶阳、安国等一带地区。南北朝时期北魏又改为博陵郡。隋、唐两朝时期有定州博陵郡，但并非晋朝时期的博陵旧地，而是在今河北定县一带地区。
汞阳郡：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分河南郡置为汞阳郡。西晋时期曾被设置为国，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黄河以南，东至朱仙镇、西至汞阳南至密县，以及黄河以北的原阳县地。
阳丘县：即今山东省章丘市。商朝时期，东、北部为蒲姑国。殷商末期，西部为谭国(今龙山镇城子崖)。春秋时期，先后为谭国和齐国诸侯封地赖邑、宁邑、台邑、崔邑。战国时期属田齐。秦朝时期属济北郡。西汉时期属青州部济南郡(东平陵城)。汉景帝四年(戊子，公元前153年)，首次置县称阳丘(治所在回军镇，今绣惠镇回村)。东汉时期，中部为阳丘县，北部为菅县、猇县，南部为土鼓县，后阳丘、猇县并入东朝阳县。魏、晋时期，东朝阳县属乐安国。南北朝时期的刘宋政权改东朝阳县为朝阳县，属齐郡。北齐时期废朝阳县置高唐县(治所在回军镇)，北齐天保七年(丙子，公元556年)，高唐县迁治女郎山(今章丘山)南建城。隋朝开皇十六年(丙辰，公元596年)，“以博州亦有高唐，改为章丘县”，取县北山章丘为名。唐朝贞观元年(丁亥，公元627年)，属河南道齐州济南郡。宋、金时期属济南府。元朝时期属山东东路西南道济南路总管府。明、清两朝时期皆属济南府。民国初期，属岱北道，民国三年(甲寅，公元1914年)改属济南府，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公元1945年)8月，划为章丘、章历二县，属泰山专区。1950年4月，两县划归淄博专区。1953年9月，章历县并入章丘县(治旧章丘城，今绣惠镇驻地)，划归泰安专区。1958年8月，县治迁明水。同年11月，泰安专区撤销，属济南市。1961年5月，泰安专区恢复，又划归泰安专区。1979年1月，复属济南市。1992年8月，撤章丘县设章丘市(县级)。
2.堂号：
清河堂：以望立堂。
博陵堂：以望立堂。
汞阳堂：以望立堂。
阳丘堂：以望立堂。
噤李堂：“噤李”是指使李白不能够开口吟诗。传说唐朝崔颢游黄鹤楼，在楼上题了一首诗，文情俱佳。后来李白也游黄鹤楼，见到崔颢的诗，便不敢在上面题诗了，只是吟道：“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德星堂：资料有待补充。
惇叙堂：资料有待补充。
默阴堂：资料有待补充。
享叙堂：资料有待补充。
三戟堂：资料有待补充。
博陵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石永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耕堂：资料有待补充。
仁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八行堂：资料有待补充。
慎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世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3-10 10:02:2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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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的迁徙分布 -- 崔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五十八位，属于大姓系列，人口约五百十六万九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32％左右。
崔氏族人发源于山东境内。季子后人一直仕齐国卿大夫。秦、汉时期，季子后裔崔意如任秦国(今陕西咸阳)大夫，封东莱侯。长子崔伯基为西汉东莱侯，居清河东武城(今河北清河，一说今山东武城)，后分衍出鄢陵(今河南鄢陵)、南祖、清河大房、清河小房、清河青州房等支派。次子崔仲牟，居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后分衍出博陵安平房、博陵大房、博陵第二房、博陵第三房等支派。崔氏一族可谓门庭显赫，人丁兴旺，故有“清河”、“博陵”两大郡望。
崔氏肇祖姜季子，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乃商周时姜太公(名尚，字子牙)之孙，齐丁公(姜伋)之子。效周仲雍，让齐位，隐朝阳，居崔城(济南东朝阳县崔氏城，就是今山东章丘市黄河乡土城村)，而因以为姓。厥后桂子，充园为公为卿为士为农，或宦游，或迁移，不乏其人矣。
崔城发源的崔氏族人主要分为两大支派：
一支往山东省青河武帝县，后有崔琰为汉献帝(公元190～220年)平匈奴，崔宏为北魏帝谋亮，为北魏帝相光、俊、丽、詹四人。继出而文学盖世。至唐玄宗时期(公元712～742年)，崔琳为相，其弟崔圭、崔瑶均官居一品，号曰“三戟”。沿至崔颁，唐宣宗(公元847～858年)钦保一门孝友，人称“崔氏六榜”。
另一支即战国末期的崔广(字少通)，是四晧之中的佼佼者，为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194年)素所敬畏。因避秦暴，自山东崔城迁于直隶省涿郡(今河北涿)安平之博陵。汉平帝时(公元1～5年)崔篆为大尹，其兄为大司马，其母师氏通经博学，封为“义成夫人”。在王莽将要篡位时，崔篆等辞官回家，注《周易》四篇。其子崔骃、孙崔瑗、曾孙崔子真均怀经济才学，立攻于当时。延至北魏(公元220～280年)崔浩为司徒，其孙崔挺为北魏刺史，曾孙崔楷为北魏殷州刺史。其后崔元暐，唐中宗(公元705～710年)封为“博陵王”。至宋绍兴(公元1131～1162年)，其后崔世明迁粤省广州，子与之累官四川，安抚制置，使后封“南海郡公”，遂移子于江南，晚年又移子于闽省，住汀洲俯宁化县石壁村葛藤垇。其玄孙崔唐臣为宋末隐士，唐臣之孙崔或为元世主(公元1260～1295年)刑部尚书，加平、章、事四世。至元顺帝十二年(公元1334年)崔世宗诞生，又经承祖、德义、旺元、成章四世，至成章公(万章、百章、成章)弟兄三人。三人中，唯成章公欲迁广东，故于大明英宗正统三年(公元1439年)立合同族譜三册，各执一册，兄弟分袂，成章公父子四人移居广东。到广东后，绅孙兄弟三人又于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立合同族谱各分三地：长子绅孙随母郭氏同住城铅江，次子缙孙住居惠州俯龙川县通衢约十三鳖坑村(碧坑村)三子继孙同父成章居本县班唐，后迁义都潭头立业。
以福建世宗公为始祖，六世缙孙、七世富公、八世华忠、九世琳、十世孟正、十一世庆、十二世元举、十三世时信、十四世盛、十五世斯显、十六世奕荣均居广东循州，至十七世子裕(公元1684年9月21日生于广东龙川县，公元1785年殁于四川威远大屋基)于康熙戊戌(公元1718年)年入川。
崔子裕入川，始耕耘于资中城西河子江，后又经商于资西铁佛场，不几年家道顺适，虽非巨富，亦号小康，遂偕同族与曾姓三人，伙买资西周家碥田地开创基业。而四子成康诞生，裕公复回广东运父奕荣公之骸暨母与长子，均至于蜀，于是昆公弟兄共聚一堂，以成父志，不数年而买威邑大屋基，且相继而买者不可胜数，自此家声丕振，田连千陌…至今已近三百年，子孙十代有四，仅资威一带，现有人口万余，迁徙他乡者不计其数。
东汉末年，军阀争战，平州刺史崔毖率族人避居朝鲜，后发展为朝鲜大户。
魏、晋、南北朝时，崔氏族人依旧以门第高贵、族大人众而著。史载，西晋时，崔氏族人位居北方士族之首，遂被列一等大姓“崔卢王谢”之首。史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有：“崔殷(崔伯基八世孙)有七子，长子崔双为东祖，次子崔邯为西祖，三子崔寓为南祖，亦号中祖。崔寓四世孙崔林，魏司空、安阳孝侯，曾孙崔悦，前赵司徒、左长安、关内侯，有三子：浑、潜、湛。崔湛之孙崔蔚，北魏郢州刺史，居荥阳(今河南荥阳)，号郑州崔氏。”
唐朝时期，崔氏族人官仕宰相者多达二十七人，由此可见唐朝时期崔氏族人地位显赫之一斑。此期，崔氏族人繁衍之地以北方为主，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山西、甘肃遍布崔氏。
宋、元时期，有较多崔氏族人南迁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地。
明朝初年，有山西大槐树崔氏移民于人迹稀疏之地。明清之际又有大批崔氏族人迁往辽东一带，多与朝鲜族杂居。
清朝末期又有崔氏族人入居东南亚国家者。
总之，唐朝以后，崔氏族人虽陆续有迁徙之举，但仍不失为一北方姓氏。
今崔氏族人尤以山东、河南、黑龙江、辽宁、江苏等省多此姓，这五省崔氏约占全国汉族崔氏人口的60％。 跟帖时间 2010-03-10 09:56:02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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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的各支始祖 -- 崔寿一：崔氏自唐朝君以后世居宣州，元代寿一由宣城洪林桥迁太平东乡黟山之阳，为始迁一世祖。 跟帖时间 2010-03-10 09:51:1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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