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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姓的帝王国君 -- 钱 镠：(公元852～932年)，吴越武肃王，字具美，杭州临安人(今浙江杭州)。五代十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吴越国第一代君主，在位时间从公元907～932年为期二十六年，终年八十一岁。
钱镠出生于唐大中六年浙江临安的一个“世田渔事”家庭。自幼好武后又喜文，十九岁时因家境贫困，以贩私盐为生。二十一岁时参军，由于他机智多谋又勇敢善战而屡屡得胜，故因功累升。南唐乾宁三年(公元896年)钱镠在平定董昌叛唐称帝的战斗中大获全胜，被唐王朝封为镇海和镇东节度使，统辖江浙一带，居然成了当地的“土皇帝”，据有占有两浙十三州，即今浙江及江苏西南部、福建东北部地区，后梁开平初年(公元907年)被后梁封为吴越王，他自称吴越国王。在位期间，曾征用民工大力修建钱塘江海塘，又在太湖流域普造堰闸，以时蓄洪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有利于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吴越国公传五主八十四年，末代国君为钱镠之孙钱俶，钱俶于公元978年献所辖之地尽归北宋王朝，被封为邓王。吴越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钱氏政权。
建立在两浙的吴越国，对两浙地区蚕丝生产的开发相当重视，尽管这种重视的出发点是为了统治者的贪婪享受。吴越王钱镠说：“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在他的提倡下，吴越境内，尤其对太湖流域的三吴地区蚕丝生产的奖励开展，为后世奠定了良好的生产基础。
杭州，这座历史上号称东南第一州的名城最初是谁建造的呢？最初建造这座“地上天宫”的人，就是吴越王钱镠。吴越国凭借两浙富庶，穷奢极侈建筑这座“天宫”所耗费的民力和财力是不可胜估的。吴越王自钱镠起，便在杭州凤凰山下筑子城，作为国都，又在外围筑罗城，周围达三十五公里。钱镠在杭州城周围十五公里处大造台榭，特别是他的王府，当时人们形容其象龙宫一样壮丽。
钱镠为了加强统治，巩固国防，一方面加重赋税，小至鸡鸭、鱼、鸡蛋，甚至鸡雏也要纳税。另一方面把丝绸用来做政治交易。钱镠统治的吴越当时处在腹背受敌的形势下，尤其是紧邻的吴国，对两浙十三州一直虎视眈眈。吴越王钱镠原受封于梁代，从那时起便向北方朝廷称臣、纳贡。后来北方朝廷虽更迭换姓，钱镠还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的。当钱镠老病将逝世时，他还告诫他的继承人说“子孙要好好的奉事中国(北方朝廷)，切勿因换姓废事大礼”。这样的纳贡一直遵守到北宋初年从没有间断国。纳贡之物除了一部分金银珍奇之物外，主要就是当时北方朝廷奇缺的丝绸织物和丝绵。据有关史籍记载，进贡的丝绸织物每年经常数十万匹，有时多至百万匹以上，丝绵也经常多至十万屯(一屯六两，300克)。钱镠不仅年年进贡，且有时分月进贡。
钱镠如此献贡为的是什么呢？钱镠深知道自己是个弱小国，他向北方称臣、纳贡，目的是求助于北方的朝廷以牵制江淮的吴国(后来的南唐)。果然财帛神通，钱镠和他的继承人能在两浙地区统治长达八十六年之久，这一着棋是走对了。可是我们知道，钱镠是个武夫，这样的深谋远虑是谁给他出的主意呢？说来很有意思，据说就是他的父亲钱宽。钱镠当了国王以后，有时也回到临安故乡去“光耀门庭”一番，但是他的父亲钱宽总是躲避不见，这使他的心里非常奇怪。有一次他终于见到父亲，请问缘故。钱宽说：你现在做国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怕祸及祖宗，所以不愿见你面。钱镠恍然大悟，知道父亲是个有心计的人，于是双膝涕泣受教。他父亲给他开导了一番，也给他出了许多主意，其中之一就是所谓“奉事中国，牵制吴国”。
钱镠穷奢极侈挥霍丝绸之多也是令人吃惊的。有一次，钱镠在“衣锦还乡”威风下回到了临安故地，他为了要说到钱镠穷奢极侈挥霍丝绸之多也是令人吃惊的。有一次，钱镠在“衣锦还乡”威风下回到了临安故地，他为了焰耀自己豪华显贵，把他故乡的山林都覆盖上织集，名曰“十锦”。甚至把他当年贩盐做挑夫的那根扁担也用织锦包起来，竖在庭前，让人悯恭维传扬。洋洋得意的吴越王设盛宴招待父老，一挥手千百匹绢帛任意赏赐自不在话下了。不过钱镠经他父亲的一番教诲之下，对偏霸一方治国求生存方面并不糊涂，他时刻铭记小国处境的危险，因此他积粮屯兵据说达百万之多。他的兵将，除免除一切赋役按规定得饷银以外，每年还要赏赐大量的绢帛。
为了这些浩费的开支，钱氏不得不加紧压逼加欺骗驱使民众从事耕织，这就是钱氏的“屯貌豺以御戎寇，包黎庶以全耕织”的政策。为了达到达个目的，他行使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诸如兴修水利，奖励蚕织等等。但是钱氏的“内修蚕织”，重视蚕桑生产的发展，主要目的是为了谋取大量丝绸，认而满足他的“陈玉帛之仅，恒先宰旅”，去媚事中朝，内则“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那么尽性之所至的极其奢侈生活所需。民众在重敛搜括之下，为了完纳赋税，卖九卖女家破人亡的不知有几多。两浙地区广大蚕农受重敛修苛的苦痛自然也不例外，当时的诗人贯休写道：“尝闻养蚕妇，未晓上桑树，下树畏蚕钒，儿啼也不顾，一春膏血尽，岂止应王赋，如何纳吏酷，尽为捏将去。”贫民百姓“一春膏血尽”织出来的绢帛，还不够王孙哥儿们“青楼一曲歌”的花费！所以有人在史籍《金五代史记》中说，钱氏占据两浙将近百年，并没有什么善政，“虐用其人(民)甚矣。”这应是恰当的评语。
不过，从杭州成为历史上名都，钱镠的名字是不能抹去的；同样，钱镠父子尽管为了满足奢侈享受而制定“闭关而修蚕织”的国策，对宋朝以来三吴地区蚕桑丝织的发展是打下良好基础的，在中国蚕业发展史上，钱镠的名字也是不可不提的。
钱镠与历代帝王不同之处，在于他没野心，不向外攻伐，以“保土有民为主”，爱护百姓，提倡养蚕种麻，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并亲自带领士民修堤、筑坝、建城。在“保境安民”的口号下，短短几十年，在藩镇割据、战乱不止、民不聊生、遍地烽火的中国大地，唯有他统治下的江浙一带，成为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的一个“世外桃园”，也实在是难能可贵。钱镠“度德量力而识时务”，从无非分之想。他始终尊重唐王朝，拥护国家的统一，并且还谆谆教导自己的子孙，要“子子孙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后来在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钱镠病危时，召亲眷重臣于榻前：“吾病必不起，诸儿愚懦，谁可仕后事，公等自择之。”众一致推钱镠的第七子钱元瓘继承王位。钱镠亲自将国印、兵符、城门钥匙交予元瓘并又再三嘱咐：“子子孙孙要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言讫，钱镠即懵逝，墓葬临安安国山麓，后由唐朝廷批准，分别在杭州和临安为其建祠立碑。自此以后，他不但受到各个朝代朝廷的尊敬，而且历代众多的名人如苏轼、范仲淹、米芾、岳飞、文天祥等人，都对他有极高评价。其中文天祥的“千年之功德，百世之楷模”为世人所传诵。
钱弘俶后来依照钱氏遗言，纳土归宋，举家迁居洛阳。后又历经元明清等各个朝代，钱氏后裔流落到全国各地，其中在北京的一支于清朝年间在北京崇文门外薛家湾建起了“钱氏宗祠”，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也正是由于钱氏在历史上的功绩，清雍正帝于雍正二年特敕封钱氏为“诚应吴越武肃王”，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钱元瓘：(公元887～941年)，吴越国文穆王，初名传瓘，宇明宝，武肃王钱鏐第七子，杭州临安人(今浙江杭州)。五代十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吴越国第二代君主，在位时间从公元932～941年为期九年，终年五十五岁。
钱元瓘年轻时常随父钱鏐征战，颇有战功，曾任清海军节度使，镇东军节度使。钱鏐于公元932年4月病逝，他于同月继位。向后唐称臣，用南唐年号。
钱元瓘在位期间，国策大体遵循钱镩时的祖制，但是，他大兴土木，营建府署，比钱鏐还要奢侈，劳民伤财更加严重。
公元941年，吴越国都城杭州忽然发生大火，宫室府库，财帛兵器统被烧毁。火起后，钱元瓘仓皇躲避，但是，他躲到哪里，火就烧到哪里。这很有可能是百姓恨他徭役繁重，故意纵火泄愤。他为此而受惊发狂，继而病倒，于农历9月24日病逝，谥号“文穆王”。
钱元瓘一生好儒学，喜欢招纳文士，有诗千首，其中三百首编为《锦楼集》，曾在士人中广为流传。
钱弘佐：(公元？～946年)，杭州临安人(今浙江杭州)。吴越国第三代君主，在位时间从公元941～946年为期五年，终年岁数待考。
钱 倧：(公元946～947年)，杭州临安人(今浙江杭州)。吴越国第四代君主，在位时间从公元947～947年为期半年，终年岁数待考。
钱弘俶：(公元929～988年)，吴越忠懿王，字文德，又名钱俶，钱镠之孙，钱元瓘第九子，杭州临安人(今浙江杭州)。五代十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吴越国第五代即末代君主，在位时间从公元947～978年为期三十年，终年六十岁。
初为内衙指挥使、检校司空等。南唐开运四年(后晋开元中，公元946年)农历3月为台州剌史，次年正月回杭州嗣王位。他丞继先王的国策，尊奉中原。吴越国开国国君钱镠割据两浙时，于境内保国安民，对外奉行中原为正朔所在，殷勤有加，一时间，吴国国泰民安，经济繁荣。公元947年钱俶继承吴越国王位，既继承了祖先的繁荣，也继承了遗训，对中原诸王贡奉之勤，海内罕有其匹。
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在宋朝统一中国的政治局势下，为保一方平安，钱俶更是倾国所有以事奉献。公元974年宋太祖平定江南讨伐南唐时，钱俶拒绝了南唐后主李煜的求援，他在公元975年出兵策应协助北宋灭唐，因此有功，被赵匡胤授天下兵马大。后入朝，在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献所据两浙十三州之地归北宋王朝。
南唐被攻灭后，宋太祖于公元976年召他入朝，以重礼相待，然后放他回吴越。临行时，宋太祖送给他一包文件，嘱咐他在路上启阅。后来他拆开一看，竟是北宋群臣力劝太祖扣留他收并吴越的许多奏折。他大惊失色，吓出了一身冷汗，从此对北宋更加惧怕，贡奉更勤，贡物更巨。
公元978年，钱俶奉宋太宗赵光义之命入朝，被扣留。他眼见大势所趋，于农历5月上表将所据两浙十三州之地献给宋太宗，至此吴越国灭亡。宋太宗曾当面称誉钱俶：“卿能保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事后，钱俶被降封为淮海国王，后改封为汉南国王，南阳国王、许王、邓王。
公元988年8月24日，钱俶六十大寿。其时南唐李煜、南汉刘伥都已经病逝，只剩下钱俶一个废王。宋太宗派使者赠赐礼物，祝贺他的生日。钱俶设宴招待使者，一直到天晚才罢席。就在当天晚上，钱俶突得暴病而逝世于汴京(今河南洛阳)。后人怀疑此为宋太宗派使者暗中下毒所致。钱俶逝世后，谥号“忠懿”，葬于洛阳北邙山上。
钱俶毕生崇奉佛教，在位时在境内广种福田，建造佛塔无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雷峰塔、梵天寺塔、六合塔、保俶塔和灵隐寺经幢等。 跟帖时间 2010-02-06 22:04:3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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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历史名人（二） -- 钱学森：(公元1911～今)，浙江杭州人，中国现代科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中国工程控制论专家，系统工程专家，系统科学思想家。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是独生子。父亲钱均夫(名家治，后以号行)是浙江杭州一没落丝商第二子，少小就学于当时维新的杭州求是书院，曾到日本学教育和地理、历史。母亲章兰娟是当时杭州富商的女儿。钱学森的外祖父欣赏钱均夫的才华，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民国成立后，钱均夫就职北京当时的教育部。钱学森在三岁时随父到了北京，上过蒙养院(幼儿园)、女师大附小、师大附小和师大附中。
在北京师大附中时，对钱学森影响最深的几位老师是：林砺儒、王鹤清、董鲁安(于力)，以及几何老师傅种孙、生物老师俞谟(俞君适)、博物老师李士博和美术老师高希舜(后来是著名国画大师)。林砺儒是校长(当时称主任)，他制定了一套以启发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王鹤清是化学老师，他启发了钱学森对科学的兴趣，给他自由到化学实验室做实验的便利。董鲁安是国文老师，在课堂上常常用较长的时间讨论时事，表示厌恶北洋军阀政府，憧憬国民革命军北上(后来他去了解放区)。他的教学使钱学森产生对旧社会腐败的深切不满和对祖国前途、人民命运的无比关心。钱学森一次在图书馆借了一本讲相对论的小册子，书中第一句话提到二十世纪有两位大师：一位是自然科学大师Ａ·爱因斯坦，一位是社会科学大师列宁。钱学森当时对列宁这位大师还不甚了解。傅种孙那时已是师大数学讲师，在中学课堂上把道理讲得很透。钱学森后来认为，在初中三年级听傅老师的几何课，使他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钱学森对老师们的教诲感激不尽，他后来说；“我若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皆与老师教育不可分！”
1929年中学毕业后，钱学森为复兴祖国，决心学工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当时上海交大专重考试分数，学期终了平均分数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大家都为分数而奋斗。初入交大的钱学森，对这里求知空气不浓而不满，但也不甘落后，非考90分以上不可。在交大，钱学森非常感激两位倡导把严密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结合起来的老师，一位是工程热力学教授陈石英，一位是电机工程教授钟兆琳。
1930年暑假后期，钱学森得了伤寒病，在杭州家里卧病一月余，后因体弱休学一年。在这一年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钱学森爱好美术，在书店买了一本讲艺术史的书，不曾想这本书是一位匈牙利社会科学家用唯物史观的论点写的。他从未想到对艺术可以进行科学分析，所以对这一理论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接着他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学史，也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读了这么多书，他感到只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才是有道理的，唯心主义等等没有道理；经济学也是马克思的有道理，而资产阶级经济学那一套理论，则不能自圆其说。休学期满回到学校，钱学森开始接触到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参加过多次小型讨论会，从那里他知道了红军和解放区的存在。小组的领导人乔魁贤，是当时交大数学系的学生，小组还有许邦和、袁轶群和褚应璜。后来乔魁贤被学校开除；钱学森和小组的联系也逐渐中断，仍埋头读书，每学期平均分数都超过90分，因而得到免交学费的奖励。在上海交大，好友有林津、熊大纪、郑世芬、罗沛霖、茅于恭等。假期在杭州，因与学音乐的表弟李元庆思想相投而常交往，从他那里略闻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
在1934年暑假，钱学森从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尚未派定工作，就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专业是飞机设计，两位导师一是王助，一是王士倬。王助是我国早年航空工程师，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代飞机，他教导钱学森重视工程技术实践和制造工艺问题。王士倬是清华教授。依照清华关于留美学生的规定，钱学森在1934～1935年到杭州览桥飞机厂实习，又到南京、南昌空军飞机修理厂见习，最后到北京参观清华并拜访导师王士倬，也见到王士倬当时的助教张捷迁。钱学森这次来京，看到北京在没落，颇有感触。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离国，同船的留美同学有徐芝纶、夏勤铎等。当时钱学森的心情是：中国混乱，豺狼当道，暂时到美国去学些技术，他日回来为国效劳。到了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成绩不但比美国学生好，而且比同班的其他外国人都好，这使他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因为学工程一定要到工厂去，而当时美国航空工厂不欢迎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于是决定追随当时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简称加州理工学院)的力学大师T·冯·卡门教授。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开始了与冯·卡门教授先是师生后是亲密合作者的情谊。冯·卡门第一次见到钱学森时，看到的是一位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教授的所有提问；他思维的敏捷和富于智慧，顿时给冯·卡门以深刻的印象。冯·卡门教授教给钱学森从工程实践提取理论研究对象的原则，也教给他如何把理论应用到工程实践中去。冯·卡门每周主持一次研究讨论会和一次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给钱学森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认识了热心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F·J·林纳，共同具有的火箭、音乐和政治兴趣，使两位青年结成良友。由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也得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S·威因鲍姆。小组曾念过英国J·S·L·斯崔奇著的一本书，后来也学习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每星期例会常讨论时事，主题是反法西斯和人民阵线；小组还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书记E·白劳德的几次讲演会。1938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少小组成员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也有人参加了军事研究，这个小组就无形解散了。后来，马林纳在麦卡锡主义反动浪潮席卷美国的初期，辞去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职务，去巴黎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服务，并成为现代派画家，1981年11月9日在巴黎病逝。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工作是在1939年6月结束的，论文为《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四篇。取得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后，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助理研究员，一直到1944年。在这一段时间内，先从事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1940年完成了研究课题，并撰写了论文在美航空学会年会上宣读，算是独立研究，出了师。此后钱学森成为冯·卡门的助手，帮助他指导研究生的论文。1940年，由于王助的推荐，钱学森成为成都航空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写了一篇题为《高速气流突变之测定》的专论(刊登在该所报告第二号)。
1941年，从加拿大来了几位庚子赔款的留学生：郭永怀、林家翘、傅承义，1942年又来了钱伟长。钱学森和他们相处得比较密切，一般是一起吃晚饭，并常常讨论各种问题。钱伟长多才多艺，傅承义专攻地球物理。钱学森和郭永怀最相知(后来在1957年初，有关方面询问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选时，钱学森毫不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1943年秋冬，周培源也到加州理工学院来做研究工作，找冯·卡门教授讨论湍流统计理论等。这一群中国同学，还有张捷迁、毕德显，星期天总到周培源老师家去玩，高谈国事，也替师母王蒂澂烹制午晚餐。
到1942年，钱学森的研究工作已有了成绩，并教了些学生；同时由于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暂时放松了对外国人的限制，故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1939年前后，美国空军开始支持火箭研究。1942年，美国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是教员之一，与陆海空三军技术人员有了接触。后来美军从事火箭导弹的军官中，有不少是他当时的学生。1944年，美国陆军得知德国研制V-2火箭的情报，遂委托冯·卡门教授领导，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美军原始型的“下士”式导弹就是他们那时开始设计的。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了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同时钱学森还当了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加州理工学院提升钱学森为讲师。冯·卡门对钱学森是很欣赏的，所以在1945年初他被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长的时候，提名钱学森为团员。这个团为美国空军提供了一个远景发展意见，钱学森从中学到从大处和远处设想科技发展问题的方法。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钱学森随科学咨询团去欧洲，考察英、德、法等国的航空研究，特别是法西斯德国的火箭技术发展情况。这时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他为副教授。这一时期，他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钱学森：“他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能成功地把它与准确洞察自然现象中心物理图象的非凡能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帮我提炼了我自己的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
1946年暑期，冯·卡门教授因与加州理工学院当局有分歧而辞职，作为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也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1947年初，三十六岁的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年轻的正教授行列。同年夏季，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当局请假回国探亲，9月中和蒋英结婚。蒋英是蒋百里、蒋左梅夫妇的第三女，生于1920年9月，是在维也纳和柏林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的女高音声乐家。蒋百里是旧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左梅是日裔友人。
1948年祖国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准备归国。为此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但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他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直到1949年秋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教授职务时才辞去。
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写来的信，同时转来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中共党员，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写给钱学森的信，转达即将解放的祖国召唤他返国服务、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建设之切切深情。这时钱学森还看到周培源给林家翘的信，得知北京西郊解放时的良好情况。也见到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的罗沛霖(曾经以非党技术人员身份在延安工作过)，他认为钱学森回国为解放了的祖国服务的时候到了。钱学森遂加紧了回祖国的准备，以便实现他多年的夙愿
但这时正值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全国掀起一股要雇员们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几乎每天都发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的事件。加州理工学院也被涉及，因威因鲍姆下狱，怀疑落到钱学森身上。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非法入境。钱学森这时立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准备一去不返。但当他一家将要出发的时候，钱学森被拘留起来，两星期后虽在几位美国同事好友的大力帮助下保释出来，但继续受到移民局根据麦卡锡法案进行的迫害，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被滞留5年之久。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写在一张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陈叔通先生收到这封信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手里。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按照周的授意，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和斗争，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说他可以回国。但在乘坐美国邮船的归途中，他仍被当作犯人对待。
在1950～1955年这一段争取回国的时间里，钱学森因受到特务监视，感到压力很大，除了教书和做研究工作以外，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参加得很少，但仍未放弃学术研究。钱学森这个时期的主要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是1954年在美国发表的《工程控制论》一书，及讲授力学工作介质物理性质的理论“物理力学”。当钱学森在回国前夕同蒋英带着幼儿钱永刚、幼女钱永真向他的老师告别时，冯·卡门充满感情地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
就在美国政府迫害钱学森的五年中，加州理工学院的许多美国朋友安慰他，千方百计地给他解决困难，表示了真诚的友情，如W·R·西尔斯教授、F·马布尔教授、M·米尔斯、登肯·兰尼等。
钱学森后来回顾在美国的经历时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二十年。二十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很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钱学森一家于1955年10月8日到达香港，同日过国境，回到了祖国。从香港上码头开始，通过与中国旅行社同志的接触，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进入国境，钱学森一家见到了科学院派来接他们的朱兆祥。党和政府对他们的照顾无微不至。钱学森受到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接见并在广州参观。经过上海、杭州，最后到了北京。不久，领导上安排钱学森到东北去参观，看了农村和工厂，特别是飞机厂等，饱览了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
1955年11月，钱学森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56年1月5日，力学所正式成立，钱学森任第一任所长，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钱学森倡议下，中国应用与理论力学学会在1957年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一致推举为第一任理事长，以后又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任理事长。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讲授星际航行概论和物理力学。
1956年春，钱学森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言。2月1日晚，毛泽东主席设宴招待全体委员，并特别安排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它表明了钱学森从1955年10月8日回到祖国后，已全身心地投入一项新的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事业。1959年经杜润生、杨刚毅介绍，钱学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并被补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年6月，中国自动化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钱学森任主任委员。同年9月，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成立大会推举钱学森为第一届IFAC理事会常务理事。1961年，在中国自动化学会成立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推举钱学森为首任理事长。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试验导弹的早期日子里，钱学森就意识到导弹日益增长着的重要性，需要一种他称之为喷气式武器部的新机构，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方法专门进行研究。新中国国防建设的需要，为他实现这一预见提供了历史的机遇。在哈尔滨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时，院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哈尔滨接见钱学森，他问钱学森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陈赓大将说；“好！就要你这一句话。”这次谈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1955年12月27日，万毅根据彭德怀的指示，详细地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如何发展我国火箭导弹技术的意见。
1956年2月17日，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作为一个刚刚回归祖国不久的科学家，钱学森怀着对新中国国防事业强烈的责任感，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所称的航空航天技术)。《意见书》指出：“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作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自然，这几个部门应该有一个统一领导的机构，作全面规划及安排的工作。”《意见书》提出了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步骤，并且开列了一张可以调来做高级技术工作的21人名单，包括任新民、罗沛霖、梁守槃、胡海昌、庄逢甘、罗时钧、林同骥等。
《意见书》立即引起中央的重视，周恩来在1956年3月14日亲自主持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立：①设计机构；②科学机构；③生产机构。1956年4月13日，国务院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当时对外不公开)，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
1956年春，周恩来亲自领导数百名科学技术专家，制订新中国第一个远大的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确定了五十七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由钱学森主持，在王弼、沈元、任新民等的合作下完成了第三十七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的规划。钱学森等在这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的说明书中指出：“喷气和火箭技术是现代国防事业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喷气式的飞机，一方面是导弹。没有这两种技术，就没有现代的航空，就没有现代的国防。建立了喷气和导弹的技术，民用航空方面的科学技术问题也就不难解决”；“本任务的预期结果是建立并发展喷气和火箭技术，以便在十二年内使我国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接近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以满足国防的需要”；解决本任务的途径：“必须尽先建立包括研究、设计和试制的综合性的导弹研究机构，并逐步建立飞机方面的各个研究机构”；解决本任务的大体进度：“1963～1967年，在本国研究工作的指导下，独立进行设计和制造国防上需要的、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组织措施是：“在国防部的航空委员会下成立导弹研究院，该院自1956年起开始建设，1960年建成”。
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并且建议：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立导弹管理局，钱学森任总工程师；建立导弹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很快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10月8日，恰好是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的日子，聂荣臻亲自主持五院成立仪式。这一天也是对新中国一百五十六名大学毕业生进行导弹专业教育训练班的开课纪念日。钱学森主讲《导弹概论》。在1942年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技术训练班授课十四年之后，钱学森为能在自己的国家培养我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感到无比激动。这批受训的大学生，后来成为我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的骨干。
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长。从此，在周恩来、聂荣臻直接领导下，钱学森开始了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长期经历。1957年11月16日，周恩来任命钱学森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院长。
1958年5月29日，聂荣臻同黄克诚、钱学森一起部署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制造工作。1960年11月5日，在聂荣臻现场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正如聂荣臻在庆祝宴会的祝酒词中所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1966年10月27日，遵照周恩来“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的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这次史无前例的试验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也标志着《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规定的“1963～1967年在本国研究工作的指导下，独立进行设计和制造国防上需要的、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这一任务的提前完成。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用这样的文字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一位十五年中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项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弄。1950～1955年的五年中，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早在1953年，钱学森就研究了星际航行理论的可行性。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1961年6月，在钱学森、赵九章等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开始举办了持续十二次的星际航行座谈会，钱学森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讲演。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负责组织制订星际航行发展规划，安排预先研究课题。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
钱学森指出：“自从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中国科学院及原第五研究院对这项新技术就有些考虑，但未作为研制任务。现在看来，人造卫星有以下几种已经明确的用途：测地卫星、通讯及广播卫星、预警卫星、气象卫星、导航卫星、侦察卫星。重量更大的载人卫星在国际上的应用，现在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也得有所准备。现在我国弹道式导弹已有一定的基础，现有型号进一步发展，即能发射一百公斤左右重量的仪器卫星。这些工作是复杂艰巨的，必须及早开展有关的研究、研制工作，才能到时拿出东西。因此建议国家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列入国家任务，促进这项重大的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聂荣臻很重视钱学森的建议，指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
1965年4月29日，国防科委向中央专门委员会报告了邀请张劲夫、钱学森、孙俊人及国家科委、国防工办专业局的负责同志和专家进行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重量为一百公斤左右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设想。中央专门委员会于1965年5月4日、5日召开的第12次会议和8月9日、10日召开的第十三次会议，原则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以及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钱学森为解决人造卫星研制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贡献了智慧。譬如，在1966年6月下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长征一号”，为解决滑行段喷管控制问题而进行的滑行段晃动半实物仿真试验，出现了晃动幅值达几十米的异常现象。钱学森亲临现场，在讨论中认定：此现象在近于失重状态下产生，原晃动模型已不成立，此时流体已呈粉末状态，晃动力很小，不影响飞行。后来多次飞行试验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钱学森协助周恩来，为领导人造卫星研制计划的正常进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譬如，由于“文化大革命”，“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试车无法进行，1969年7月17日、18日、19日和25日，周恩来连续四次召开会议，解决二级和三级地面试车问题，委派钱学森协同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杨国宇全权处理有关试车事宜，从而得以在8月22日取得试车成功。1970年，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韧等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实施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1970年4月24日，重量为一百七十三公斤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钱学森和发射基地的领导人及试验队的代表在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等参加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这颗卫星向全世界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宣告了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周恩来和聂荣臻是钱学森最崇敬的我国科技事业领导人。他说过：“按照我的体会，周、聂老总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
钱学森1965年2月15日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68年兼任中国空间研究院第一任院长，1970年6月12日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7月任高级顾问)。钱学森是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79年，钱学森荣获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
1985年，钱学森因对我国战略导弹技术的贡献，作为第一获奖人和屠守锷、姚桐斌、郝复俭，梁思礼、庄逢甘、李绪鄂等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6年4月1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六届四次全国委员会增选钱学森为副主席。两个月后，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86年6月27日一致选举钱学森为中国科协主席。
1989年6月29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威拉德W·F·小罗克韦尔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表彰他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作出的重大开拓性贡献，称他“作为加州理工学院学生时，冯·卡门教授就因他在喷气推进和超声速飞机设计方面的才智而对他特别宠爱。在有关火箭设计的研究工作中，为发展喷气推进，他引入了钱学森公式。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先驱的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他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
钱学森共发表专著七部、论文三百余篇。
1.在空气动力学方面开拓性的工作：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力学工作者对飞机机翼理论的阐明和对流体物体在表面产生的摩擦阻力的理解，导致了流线型单翼飞机的设计概念的形成，推动了当时航空技术的发展。到三十年代中期，终于因全金属薄壳结构的出现而变成事实，完成了飞机设计中的一次革命。后来飞机的速度逐渐增加了，出现的问题是采用老式气动力设计的飞机飞到接近声速时产生冲击波，飞机的阻力很快加大。于是出现一种不正确的说法，即声速就是“声障”，是突不破的。三十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的气动力学，或者叫可压缩流体力学，陆续产生了后掠翼概念、有效等截面概念、超临界翼概念，以及计算发动机功率要求的方法。这就为跨过声速的飞行奠定了理论基础，指出了发展超声速航空器的方向。航空技术的这一进展，是通过整整一代理论科学家和实践工程师的思考和奋斗而取得的。钱学森对空气动力学的贡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出的。比较突出的贡献有：
⑴.1938年，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流动边界层研究，揭示了即使一个运动的热体与外界冷空气在某一飞行马赫数时有相当的温度差，对物体的冷却仍逆变为加热。这是由于空气受压缩，温度升高和边界层传热率增加的结果。钱学森和冯·卡门给出了发生这种逆变的马赫数计算公式。他们当时在考虑此问题时，还只有理论上的兴趣，后来证明，这显然是一个实际问题。例如，垂直起飞火箭就与它有关。
⑵.在三十年代末，这一研究有实际意义：当时试验飞机模型的风洞风速一般都不高，与声速比即马赫数不到0.2，不能测定飞机在高马赫数飞行时表面受到的压力，因此极需一个从低马赫数风洞实验结果修正到高马赫数的方法。计算压缩性影响的第一个近似理论，是由L·普朗特和H·葛劳渥提出的，该理论基于扰动很小的假设，在亚声速情况能导出一种适用于估算压缩性影响的简单修正法，但不够完善。钱学森在1939年发表了关于可压缩流体二维亚声速流动的研究结果，冯·卡门在1941年发表了关于空气动力学中压缩效应的研究成果。他们对翼上的压缩作用，共同提出了一个更普遍一些的修正，不用扰动很小这一假设，而是基于经过他们修正的流动方程的另一种线性化，使它能应用于高速流动，特别是应用于计算作用在翼型上的诸力。卡门－钱学森方法能给出某一速度范围内的满意结果。
⑶.钱学森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他们发现，对某一给定外形，在均匀的可压缩理想气体来流中，当来流马赫数达到一定值时，物体附近的最大流速达到局部声速，这时的来流马赫数即为下临界马赫数；当来流马赫数再高时，物体附近出现超声速流场，这时数学解仍然存在，但当来流马赫数再增加时，数学解突然不可能，即没有连续解，这就是上临界马赫数。所以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是上临界马赫数，而不是以前大家所注意的下临界马赫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2.在固体力学方面开拓性的工作：
早年的薄壳结构理论有一个谜，如圆柱形薄壳受轴向负载时，其理论失稳值远大于实测数，差三至四倍。为解决这个问题，从1940年开始，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对飞机金属薄壳结构非线性屈曲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外部压力所产生的球壳的屈曲，结构的曲率对于屈曲特性的影响，受轴向压缩的柱面薄壳的屈曲，有侧向非线性支撑的柱子的屈曲，以及曲度对薄壳屈曲载荷的影响等。结果说明过去理论的缺点在于忽视了大挠度非线性影响。
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火箭研究，是马林纳、钱学森和其他热心于火箭的人于30年代后期开始的。实验装置起初安置在古根海姆大楼里，后来需要大一点、偏僻一点的地方，于是就移到帕萨迪纳北边的阿洛约·塞科，最后成为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在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火箭研究的所有方面，冯·卡门都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从马林纳、钱学森规模不大的实验和计算开始，冯·卡门就深信火箭推进的重要性，为他们提供资金和场地，帮助他们把喷气助推起飞的概念推销给空军和海军。与其他早期火箭热心者脱离实际的工作(如R·H·戈达德的工作)不同，古根海姆实验室的这一工作对以后的火箭技术直接作出了贡献，而且对这门技术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就是钱学森对喷气推进技术贡献的背景。
1936年，钱学森参加马林纳领导的火箭研究小组，在冯·卡门指导下，与马林纳等一起研究火箭发动机的热力学问题、探空火箭问题和远程火箭问题等，并参与了美国早期用可储存液体推进剂的几种试验性火箭，如1945年“女兵下士”探空火箭和后来的“下士”导弹研制工作。
1949年，钱学森担任加州理工学院新设的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及“戈达德”教授，专授火箭技术及喷气推进技术课。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四十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3.在工程控制论方面开拓性的工作：
钱学森亲身经历了流体力学作为一门技术科学，怎样从空气动力工程师、水力工程师、气象工程师以及其他有关领域工程师的工程技术实践中分离出来的过程。由于有了流体力学提供的理论与方法，上述领域的工程师们才能在他们日常的工程技术实践中分享流体力学研究成果。至少可以说，如果没有流体力学提供的理论与方法，那么对超声速流动的了解与利用肯定会大大延迟。站在这样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高度，钱学森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的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实践进行全面观察时，具有比旁人更敏锐的眼光去发现、提炼出指导控制与制导系统设计的普遍性概念、原理、理论和方法，从而创建了作为一门技术科学的《工程控制论》，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1951年，钱学森研究了一种探空火箭的最优推进的设计，即求探空火箭的最优弹道问题，要求提出一条理想弹道，在相同的燃料消耗条件下，使火箭达到的高度最大。由于这种弹道很长，而弹体上控制系统的动作速度相对于这条最优弹道来说是足够大的，钱学森在考虑最优弹道的选择时，把弹体看成是其重心(质心)的运动，而略去刚体运动及弹上控制设备的运动规律，成功地实现了古典变分法对这类问题的应用。钱学森从这里提炼出一种普遍性的看法：针对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受控对象本身的特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运动规律全局情况，即可以不考虑受控对象的运动方程式的情况下，古典变分法给控制系统设计提供了一种理论与方法。
在1952年，钱学森研究过有时滞的线性系统的一个特例。这个特例就是利用反馈控制的方法使火箭发动机中的燃烧过程稳定。钱学森在“火箭喷管的传递函数”的研究工作中，为了使计算简单起见，假设了只使用一种液体燃料的情形。如果燃烧室中可能发生的振荡频率相当低，就可以把燃烧室内的压力看作是均匀的，而且钱学森作了第一次近似，把流过喷口的气流看作是似稳的，即在任何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间隔内都可以看作是平稳的。钱学森引入了L·克洛科的压力与时滞相关的概念，以及明确地引进离开均匀稳定状态的微小扰动概念，成功地建立了描述燃烧室压力变化规律的方程，并进而研究了时滞系统的运动规律。
弹道摄动理论在变系数线性控制系统设计中的应用，也是钱学森的早期研究成果。应用弹道摄动理论的本来目的，只是计算飞行器弹道相对于标准弹道的微小修正量(这种修正是由于飞行器的重量与标准值之间的误差、大气状态的改变、风的扰动作用等因素引起的)。由于现代大型快速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完全可以分别地直接计算每一条受扰的弹道，所以弹道摄动理论在弹道计算上的用处也就随之消失了。然而，变系数线性控制系统的设计问题却恰好可以应用弹道摄动理论。R·德瑞尼克在1951年研究过这种理论对远程火箭控制问题的应用。但是，钱学森在1952年发表的《长射程火箭飞行器的自动导航》研究结果，不仅比德瑞尼克的结果更完善，而且包含了自动导航的内容。
第一版《工程控制论》原是用英文写的，1954年由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在美国出版。此后，俄文版于1956年，德文版于1957年，中文版于1958年相继出版。书中所阐明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一方面奠定了工程控制论的基础，另一方面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对自动化科学技术理论的进展起了重要作用。原书中、英、德、俄等各种文版不断为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工作者所引证和参考。到1982年，意大利数学家G·P·斯蔡格在美国学术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分析中的量化新技术》一书中，还对钱学森在《工程控制论》中建立的理论方法有很高的评价。宋健和其他几位中青年控制论理论科学家根据钱学森的委托而完成的《工程控制论》(修订版)于1980年出版。工程控制论从深度与广度上推动了电子计算机技术革命、核能技术革命、航天技术革命和光子技术革命的发展。
4.在物理力学方面开拓性的工作：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现在这门学科的带头人是芶清泉。1984年，钱学森向芶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在系统工程方面，钱学森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组织领导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学术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发展了航天系统工程。
航天系统工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四十年代，喷气推进实验室通过研究火箭助推飞机起飞装置开始，逐步从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工程研究小组演化成为航天工程研究组织。钱学森运用并发展了他在喷气推进工作中获得的经验，从五十年代后期中国航天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起，他就和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在周恩来和聂荣臻主任领导下，把当时苏联航空技术发展中的总体设计部和我国行政组织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也就是今天称为航天系统工程的组织管理。现在，中国的航天系统工程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它包括：
①由总体设计部对航天工程进行科学的技术管理(又称技术协调)。总体设计部由熟悉大系统各方面专业的技术人员组成，在总设计师的领导下，根据任务的要求，用系统分析的方法进行大系统指标论证、总体方案(包括技术途径、经济性和可行性)论证、流程设计和系统环境分析，选择总体参数和构形，以确定系统体系结构的组成、功能；从整个大系统的要求出发，提出各组成系统的设计参数和技术要求，将各组成系统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系统试验和系统使用方法的总体设计，提出各种试验和使用设施的技术要求，或对现有试验和使用设施提出采用或改造的建议。
②在整个航天系统工程过程中，采用建模与仿真技术。包括数字仿真和半实物仿真，以实现系统方案的整体优化、系统功能和结构的协调一致。
③计划管理机关用管理信息系统对航天工程实行科学的计划管理。这种有电子计算机的信息系统能够形成一高效的数据库，不断将各项工作的历史情况和最新进度显示出来，对经常变动的计划进展情况进行快速处理，使计划管理人员及时掌握整体计划的全面动态，发现薄弱环节，对拟采取的计划协调措施用网络模型和电子计算机进行模拟，预测措施的效果，为决策提供依据，选择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最佳调度方案。航天工程系统的总体设计机构和计划管理机关，形成航天工程计划领导人的参谋机构的整体，前者是航天工程系统总体概念、总体方案、总体设计技术协调措施科学性的体现者；后者是航天工程系统计划协调措施中科学性和人、财、物调度权力的体现者。
钱学森不仅将我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中，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5.在系统科学方面开拓性的工作：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的工作可以追溯到1955年。这一年秋天，钱学森和许国志一同把运筹学的“种子”从它的发源地美国带回了祖国。1956年，钱学森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运筹学研究组，并把这个研究组作为他负责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组成部分。钱学森和许国志通过这个研究组开辟了运筹学面向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方向。作为一个有远见的科学家，他在当时已预见到运筹学不单要研究现有武器装备的运用，而且更要研究未来武器装备的规划与运用。因此，他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军事运筹学研究机构——“作战研究处”，开辟了运筹学面向我国武器装备规划、论证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可以说是我国国防系统分析研究工作的起源。
从1978年春天开始，钱学森为促进运筹学、系统工程、系统分析在我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先后在北京、成都、昆明、长沙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讲演。这些讲演的主要见解，后来集中表达在1978年9月27日公开发表的论文《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中。这篇论文对运筹学、系统工程和系统分析科学活动在中国的繁荣，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1979年7月24日，钱学森应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领导同志学习会上向数千名听众发表了与王寿云、柴本良合写的题为《军事系统工程》的长篇讲演，把计算机作战模拟技术推荐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指出：“战术模拟技术，实质上提供了一个‘作战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利用模拟的作战环境，可以进行策略和计划的实验，可以检验策略和计划的缺陷，可以预测策略和计划的效果，可以评估武器系统的效能，可以启发新的作战思想。”“在模拟的可控制的作战条件下进行作战实验，能够对有关兵力与武器装备使用之间的复杂关系获得数量上的深刻了解。作战实验，是军事科学研究方法划时代的革新。”钱学森的这篇讲演，对国防系统分析在我国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79年10月，钱学森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北京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促成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及其所属专门从事国防系统分析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军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于1980年正式成立。钱学森等著的《论系统工程》在1982年11月出版，增订版在1988年10月出版。
有了系统分析、系统工程、控制论、运筹学和作战模拟，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认识考虑，系统科学的概念就形成了。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钱学森对这一问题的兴趣起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对军事对阵模拟的研究。1981年5月25日，他在与方福康的通信中说：“四十年前，J·冯·诺伊曼同O·莫根施特恩建立了博弈论，后来因为计算理论太繁，实际应用时，往往用Monte～Carlo数值法上电子计算机，求得结果。近来，在计算机下棋和简单的军事战斗集体(如排对排)的行动已经实现了。但如何把理论用于结构复杂、成员众多的对阵集团，问题太复杂，就连电子计算机也不行了。这是军事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微观经济过渡到宏观经济的根本问题。能不能把博弈论和系统学结合起来，以解决此难题？”
从1981年夏天到1982年10月，在为指导王寿云编著《现代作战模拟》一书而进行的几次讨论中，钱学森从F·W·兰彻斯特的工作提炼出半经验半理论的处理复杂对阵问题的方法论。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钱学森赋予这一方法论更广泛的含义：处理复杂行为系统的定量方法学，是科学理论、经验和专家判断力的结合。这种定量方法学，是半经验半理论的。提出经验性假设(猜想和判断)，是建立复杂行为系统数学模型的出发点。这些经验性假设(猜想或判断)不能用严谨的科学方式证明，但需用经验性数据对其确实性进行检测。从经验性假设(猜想或判断)出发，通过定量方法途径获得的结论，仍然具有半经验、半理论的属性。
当人们寻求用定量方法学处理复杂行为系统时，容易注重于数学模型的逻辑处理，而忽视数学模型微妙的经验含义或解释。要知道，这样的数学模型看来“理论性”很强，其实不免牵强附会，从而脱离真实。与其如此，反不如从建模一开始就老老实实承认理论的不足，而求援于经验判断，让定性的方法与定量的方法结合起来，最后定量。这样的系统建模方法是建模者判断力的增强与扩充，是很重要的。钱学森并没有把研究工作停止在这一水平上，他同于景元、戴汝为合作，深入到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目标还没有形成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没有从子系统相互作用出发，构筑出来的统计力学理论。那么有没有研究方法呢？有些人想得比较简单，硬要把处理简单系统或简单巨系统的方法用来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理论方法的局限性和应用范围，生搬硬套，结果适得其反。例如，运筹学中的对策论，就其理论框架而言，是研究社会系统的很好工具，但对策论今天所达到的水平和取得的成就，远不能处理社会系统的复杂问题，原因在于对策论中已把人的社会性、复杂性、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不确定性过于简化了，以致于把复杂巨系统问题变成了简单巨系统或简单系统的问题了。同样，把系统动力学、自组织理论用到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之中，之所以不能成功，其原因也在于此。系统动力学创始人J·福雷斯特就提出，对他的方法要慎重，要研究模型的可信度。
钱学森在1989年指出，实践已经证明，现在能用的、唯一能有效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的方法，就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这个方法是在复杂巨系统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和抽象出来的。除去复杂军事对阵系统外，各类复杂巨系统的研究实践还包括：
①在社会系统中，由几百个或上千个变量所描述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工程技术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和应用。
②在人体系统中，把生理学、心理学、西医学、传统医学以及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等综合起来的研究。
③在地理系统中，用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以及区域规划等综合探讨地理科学的工作。
在这些研究和应用中，通常是科学理论、经验知识和专家判断力相结合，提出经验性假设(判断或猜想)；而这些经验性假设不能用严谨的科学方式加以证明，往往是定性的认识，但可用经验性数据和资料，以及几十、几百、上千个参数的模型对其确实性进行检测；而这些模型也必须建立在经验和对系统的实际理解上，经过定量计算，通过反复对比，最后形成结论；这样的结论就是我们在现阶段认识客观事物所能达到的最佳结论，是从定性上升到定量的认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就其实质而言，是将专家群体(包括各种有关专家)、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人的经验知识结合起来。这个方法应用的成功，就在于发挥了这个系统的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近几年，国外有人提出综合分析方法，对不同领域的信息进行跨域分析综合，但还不成熟，方法也太简单。而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却是真正的综合分析方法。钱学森在1992年进而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的应用形式。钱学森的系统科学思想，使人们认识到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具有科学与经验相结合的本质，并指导人们运用一种科学的途径去寻求科学与经验相结合的解答。
6.在思维科学方面开拓性的工作：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①钱学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钱学森把思维科学划分为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及思维科学的工程技术三个层次。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是研究人有意识的思维规律的学问，称为思维学。思维学又可细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抽象(逻辑)思维学，抽象思维是可以用计算机来代替人脑工作的那部分思维。
第二，形象(直感)思维学，形象思维建立在经验或直感的基础上，主要研究人类根据经验或直感产生智能的行为，以及如何用计算机实现这一过程，并使之上升为理论。
第三，灵感(顿悟)思维学，灵感思维是形象思维的扩展，由直感的显意识扩展到灵感的潜意识。
第四，社会思维学，研究人作为一个集体的思维，以及如何利用人类过去积累的知识。
思维活动，实际上具有集体性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不但靠实践，而且要利用过去人类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另外信息对认识过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研究信息和信息过程的信息学，也是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之一。在技术科学这一层次，包括结构语言学和数理语言学、模式识别、情报学和科学方法论等。科学技术工作决不能局限于抽象思维的归纳推理，即所谓的科学方法，而必须兼用形象或直感思维，甚至要得助于灵感或顿悟思维。思维科学中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属于工程技术层次，如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工程、密码技术、情报资料库技术、文字学和计算机模拟技术以及其他。钱学森提出，认知心理学就是上升到精神也还是人体科学基础学科层次，属人体科学大部门，而思维学属思维科学大部门。研究意识，研究人的思维，一条路是研究脑，走脑科学的道路。这条路非常长，短时间内不会有结果。另一条是走思维科学的道路，依靠思维科学内部的一些方法来研究。
②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③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7.在人体科学方面开拓性的工作：
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人体特异功能是真是假，科学工作者及社会各阶层还众说纷纭的时候，钱学森支持一些热心的科学工作者，对捕捉到的现象进行科学的核实和实验，严谨地进行科学检验。在取得大量和可靠的科学实验数据资料之后，他认为：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远没有完成，人体可能存在着特殊的功能、潜力，尽管这些现象用现代科学知识还不能解释清楚，但必须进行科学研究。1980年，他提出人体科学的概念：人体科学的研究范围是研究人体的功能，如何保护人体的功能，并进一步发展人体潜在的功能，发挥人的潜力的科学。人体科学的基础科学，除包括人体生理、解剖、心理等基础科学外，还包括对祖国医学理论特别是对气功的科学研究；人体科学的技术科学包括：人－机工程和体育科学技术，如武术、杂技等；人体科学的应用技术科学，包括医学临床各科，如内、外科学，五官科学和职业病学等。人天观是人体科学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也对进一步发展人体科学起到指导作用，而人体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又会更加充实和深化人天观，更加充实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在钱学森指导下，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开始对人体功能态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多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把对人体所测得的多项生理指标变量，综合成可以代表人体整个系统的变化点，以及它在各变量组成的多维相空间中的位置，运动到相对稳定，即目标点、目标环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人体的醒觉、睡眠、警觉和气功等功能态的各自的目标点和目标环。这样，就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在人体系统上体现出来了，开始使人体科学研究有了客观指标和科学理论。
8.在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开拓性的工作：
在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它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认识论则与辩证唯物主义不在同一层次，不是并列关系。具体地说：辩证唯物主义的崇高地位及其概括性是由于它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反映了所有科学的普遍而共同的规律。因此，全部科学、理论都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不能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具备的高度概括性。同时，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万古不变的教条，要不断以各门具体科学的成果来丰富、完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凡是人类通过实践不断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识性，经验性，还不系统、不成其为科学或称“前科学”的大量零金碎玉，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外的所有知识，都要随时注意与之交流，予以整理、鉴别、提炼、吸收进来，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具备的不断生长的开放性。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概括性与开放性的观点，扩展与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使之更具有无限生命力。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的如此理解，以及对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现状的研究，钱学森自1978年以来，运用系统科学的观点与方法，逐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构想；他将整个体系从纵向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最下面的层次是现代科学技术十大部门，其间通过十架“桥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十大科学技术部门联在一起。从横向来看，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文艺理论、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等。其中每一个科学技术部门又按照是直接改造客观世界，还是比较间接地联系改造世界的原则，划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层次(文艺理论目前看来只有一个基础理论层次)。与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相对应，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观、美学、军事哲学、社会论、地理哲学等。这十架“桥梁”分别概括了十大科学技术部门中带有普遍性、原则性、规律性的东西，即各门科学技术的哲学；因此，也可以把它们共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基石。
按照钱学森的观点，在现代科学技术十大部门之外，尚有未形成科学体系的实践经验的知识库，以及广泛的、大量成文或不成文的实际感受，如局部的经验、专家的判断、行家的手艺、文艺人的艺术、中医医药学等等，也都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珍宝，它与科学技术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相关，不可忽视，亦应逐步纳入体系。
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他提出，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不在于各学科研究对象之不同，而在于它研究问题或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统一的，即整个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的和人造的)，人也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自然科学是从物质在时空中的运动、物质运动的不同层次、不同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个角度研究整个客观世界。社会科学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运动，即从人类社会内部的运动以及客观世界对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的影响这个角度研究整个客观世界。数学科学是从质和量的对立统一、质和量互变的角度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其他如文艺理论是文学艺术的理论，而文学艺术也是面对整个客观世界的。军事科学的研究已不限于战争，而是从矛盾斗争的角度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包括“科技战”、“智力战”、“商战”等。行为科学是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这个角度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的，现在人的活动不但要考虑整个地球，而且已经深入到地下，上升到天上以至太阳系…所以人类社会也涉及整个客观世界。地理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环境，它是从地球与人类社会、与宇宙天体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研究整个客观世界的。
9.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1989年8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李鹏会见了钱学森，祝贺他获得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的奖励和称号，认为“钱老获得这样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仅是钱老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国的光荣，是中国科学技术工程人员的光荣”；钱学森的经历，“体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集中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品德”。
1981年秋至1982年夏，钱学森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朋友的多次通信，是他品格的一个方面的真实生动的写照。他说：“不知我们的社会科学家有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即中国知识分子在历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我想这个工作对实现四化是个准备。”“我认为一件正事是请您们考虑的中国知识分子史，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写，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及其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伟大历史任务。”“因为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从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走向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成为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劳动者，从而结束几千年来的一贯状态。这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吗？所谓一贯状态是：知识是需要一个人全部精力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再从事行政管理，当官、当资本家。一句话，历史上知识分子既不是象劳动人民那样受剥削压迫，也不是象统治者那样剥削压迫人，是一个阶层。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过去只能依附统治阶级才能生存，所以受统治阶级驱使控制，没有什么自由…而另一方面，历史上知识分子既然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不为农民所信任…但这些都是非变不可的。第一有党的政策，而根本的是，不把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劳动者，那么四化就不能实现。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走了几千年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历史要创新了。对知识分子自己讲，戊戌政变可能是个重大的转变，觉悟到老一套有问题了，然后才有五四运动…这样一部伟大的历史，您们不想写吗？您们听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豪呼声吗？”
钱学森以一生的实践，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创新过程，并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品格。丁衡高将军称赞钱学森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钱学森是一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近三十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去过那里。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1986年6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在纽约给他授奖，他都没有去。钱学森对美国人民、美国科学家同行怀着十分友好的情感，他出于什么考虑此生此世再也不踏上美国的国土呢？1985年，一位美国朋友针对“钱学森访美”问题向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人说过：“在美国移民局的案件中，钱当初可能算是驱逐出境的，因此必须经由某种特赦的手续才能入境。这就必须要你和韩大使出面的地方。真的这样做又得向美国政府求情，或是无形中承认他们当初的措施是对的，这一点在钱的心里必不满意。”钱学森1985年3月9日给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的信对此作了十分坦白的回答：“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品格，正是江泽民称赞他所具有的“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
钱学森一直坚持给来信求教的中、青年人用工整的字迹亲笔回信，也一直坚持用工整的亲笔信与许多学科领域的科学家探讨问题与提炼思想，书信是钱学森宣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以及汲取科学成果来不断深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途径。钱学森在给何祚庥的一封信中说：“量子力学问题已经吵了五十多年了，还没有解决，近来验证了贝尔不等式，问题更严重了。我认为我们中国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应该投入这一研究，并比较满意地解决它，也在此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在给山西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向苏步青先生请教数学思想的发展。他说这个问题称元数学，有三派：一派是B·罗素的逻辑派，似只有逻辑家感兴趣；一派是L·E·J·布劳威尔的直感派，要求直接正面的显示，也遇到困难；一派是D·希尔伯特的悖论反证派，它曾风行一时，但自三十年代出了K·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这派也垮了。他说，所以元数学的状况是不令人满意的；我国数学界也没有人敢碰！我听了之后，心中感到非常开朗，这不是说元数学在等待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待着辩证唯物主义吗？”
从1986年1月7日开始，钱学森亲自领导了“系统学讨论班”的科学活动。参加讨论班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航空航天工业部等单位。钱学森在讨论班开始时向这群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提出，要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把它作为建立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一切系统的一般理论——“系统学”——的构筑材料。他说：“我认为把运筹学、控制论和信息论同Von·贝塔朗菲、I·普里戈金、H·哈肯、H·弗洛里希、M·艾肯等人的工作融会贯通，加以整理，就可以写出《系统学》这本书。”讨论班强调学术民主，实事求是，错了就改，讨论中大家一律平等，这是冯·卡门所倡导的“学术民主”传统的发扬。钱学森亲自确定讨论选题，几乎参加了讨论班的每次活动，每次都作启发性或质疑性发言。直到今天，讨论班的活动经久不衰。这个讨论班已提炼了系统学的一些基本思想，提炼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锻炼了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创造性思维能力。这个讨论班体现了钱学森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生动活泼的形式，也体现了钱学森具体培养科学事业接班人的不倦精神。
在1980年3月15日召开的全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钱学森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的思想，并且提出“科学文学艺术”概念来丰富与发展科普事业的内涵。他说：“我们大家所习惯的世界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世界中最普通的一个，科学技术人员心目中还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世界可以描述，等待着文学艺术家们用他们那些最富有表达能力的各种手法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学艺术。这里的文学艺术中，含有的不是幻想，但象幻想；不是神奇，但很神奇；不是惊险故事，但很惊险。它将把我们引向远处，引向高处，引向深处，使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有所发扬提高。”钱学森历来主张，一个有责任感的科技工作者应当把科普视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一个专业科技工作者如果不能够向非该专业的或不在行的人说清楚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他的学习和知识就是不完全的。一个专业科技工作者要会写学术论文，同时也应该会写科普文章，要把科学领域里的成就写得通俗易懂，人们爱看，才算够格。钱学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普节目的忠实听众，是高级科普杂志美国《科学美国人》和英国《新科学家》的长期读者。他在一封书信中说：“在中国科普作家中我喜欢高士其同志的作品。在外国科学文学家中，我喜欢美国的Rachell.Carson，她有三本书：《Under The Sea-wind》，《The Sea Around US》和《The Silent Spring》，后者有中译本，叫《寂静的春天》。她的作品是把科学与文学中的散文融合在一起。这些中外作品都可称科学文艺中的珍宝。当然，还有再高一级的东西，那就是在科普作品中用科学幻想预见若干年后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这就是奇珍异彩了。例如，E·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他预见了而是年后的诺贝尔奖金项目遗传密码之所在。我向往的，是这类高级作品，它们代表了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光辉前景。”
10.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来促进科技界的新陈代谢：
1980年12月，他在刚满六十九岁时向原国防科委领导呈递的报告中说：“明年我将是七十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在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我理应让贤。所以我再次请求组织，让我明年退休。”在这个报告中，他十分严肃负责地向组织推荐了可以接替他工作的人选。不再担任技术领导职务后，一旦他在国防科技工作直至整个国家科技工作方面有所发现，他就积极地向领导机关乃至向国务院提出建议。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很多，例如再次提出关于建立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建议，以及关于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许多重要建议。
钱学森说过：“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们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就导弹航天技术方面来说，他早在1982年就说过：“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是全国人民支持、千万人辛勤劳动和党、国家领导的结果，我个人不过适逢其会，做了一点点事；自己想来，也很内疚，因为做得太少了。”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仪式上的讲话中说：“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第一次激动的时刻是在1955年向冯·卡门告别的时刻，“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本我讲的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个时候他已经七十四岁了。我一听他这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二十年奋斗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在建国十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钱学森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动。”“第三次的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四十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看见这句话，我心里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钱学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他把科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自私者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由于钱学森对科学事业的重大贡献，人民感谢他，并给予了他应有的崇高荣誉。
钱学森简历：
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
1929～1934年：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1934年毕业于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1934年：考取清华大学飞机设计专业公费留美。
1935～193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1936～1939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9年获航空与数学博士学位。
1939～1944年：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
1944～1945年：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讲师，1945年任副教授。
1946～1949年：任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1947年任教授。
1949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技术教授。
1955年：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1957年：任中国应用与理论力学学会(后改名为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任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后任副院长)。
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
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68年：兼任中国空间研究院第一任院长。
1970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0年：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2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任高级顾问)。
1986年：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当选中国科协主席。
1991年：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钱三强：(公元1913～1992年)，原名钱秉穹，原籍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生于浙江绍兴。著名原子弹之父。
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钱三强不足周岁时随父迁居北京，于1920年进入蔡元培创办的孔德学校二年级就读。毕业前夕受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实业计划”的鼓舞，萌生“工业救国”思想，准备考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学电机工程，立志为建设强盛的国家服务。由于在“孔德”学的是法文，而“南洋”则用英文教学，便先于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以期打好英文基础再考“南洋”。
在北京大学，他除了专心学习英文和其他专业课、实验课之外，常听清华大学教授吴有训、萨本栋在北大物理系兼课讲授的近代物理学和电磁学，阅读了英国科学家罗素的《原子新论》，从而对原子物理学发生了兴趣，于1932年改变初衷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在清华大学，钱三强在以系主任吴有训为代表的一批良师的精心指导下，注意全面汲取知识，注重内容与方法、理论与实际、动脑与动手相结合。1935年吴有训首次开设实验技术选修课，钱三强积极参加，并学会了吹制玻璃的技术。他的毕业论文是制作一个真空系统，测试金属钠的表面对改善真空度的作用。
1936年毕业时，钱三强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去向，一是南京军工署，一是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他根据父亲的意愿和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后者。吴有训为他写了推荐信给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钱三强到该所后，从事分子光谱研究，兼管研究所的图书室。在严济慈的指导与合作下，完成了大学毕业后的第一项实验研究工作，并发表论文《铷分子的带光谱与离解能》。几个月后，他在严济慈的支持与鼓励下，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的公费留法考试，考取了巴黎大学的镭学名额。
1937年夏钱三强抵达巴黎，在主持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的伊莱娜•居里和主持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的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即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共同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研究内容是：含氢物质在α粒子轰击下所产生的质子群。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1年计划回国，由于战事太平洋航线中断，他滞留里昂大学任教，指导大学毕业论文，同时从事量子力学和照相版对射线的感光机制的研究。一年后受伊莱娜•居里邀请再返巴黎，继续在过去工作的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研究，并指导研究生。1944年被委任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1945年受伊莱娜•居里派遣，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威尔斯物理实验室学习核乳胶技术，并出席英法宇宙线会议。1946年夏天钱三强和在德国工作的清华同学何泽慧博士相约在巴黎结合，从此开始了共同的科学生涯。同年，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
钱三强在法国期间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原子核裂变进行的，发表研究论文四十余篇。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
铀核因俘获中子或受带电粒子(或光子)的轰击，激发而分裂成两个较轻的核，这是1938年底发现的裂变现象，称为二分裂。1939年丹麦物理学家N.玻尔和美国物理学家J.A.惠勒在提出裂变液滴模型理论时，曾设想重核裂变时有可能分裂成三个原子核；1941年，R.D.普赖深特，曾根据液滴模型理论，认为铀原子核在吸收一个中子后，获得足够的激发能，从动力学上考虑，可以分裂为三个原子核。但在较长时间里，这一预言并未引起物理学家重视，没有得到实验证实。1946年7月英国物理学家N.费瑟领导的小组在实验中，首先获得一张记录裂变时出现的三叉形径迹的照片，但他们的研究报告认为，第三个经迹是？粒子。接着，钱三强领导由何泽慧和两个法国青年参加的研究小组，用依尔福德核乳胶作探测器，进行一系列实验和观测，发现了相当多的三叉形径迹。经过进一步研究，特别是根据有关粒子的发射方向和质量等关键性事实，他们首先证实是一种新的裂变方式——三分裂。于1946年12月9日公布了以上研究成果，12月23日公布了由何泽慧首次发现的四分裂径迹照片。第二年3月31日，钱三强又发表了《论铀的三分裂机制》的研究报告。约里奥•居里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会议上宣布了钱三强小组的研究成果，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理学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在此同时，英国的费瑟小组和加拿大的P.德谟斯、美国的G.法维尔、E.薛格雷、C.魏甘德等，也发表了他们的实验结果，但他们都认为第三个径迹是？粒子，不认为是“三分裂”。
到了六十年代，随着半导体探测器问世，美国、前苏联、波兰等国家研究机构，进一步证实了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新的裂变方式得到公认。钱三强研究小组工作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原子核裂变反应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法国学习、工作期间，钱三强受到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和老师、法共党员约里奥～居里的影响，在党的领导人邓发、刘宁一的启发下，树立了强烈的民主意识和正义感，更加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前途。在他成果丰收、地位晋升、荣誉加身的时候，毅然放弃个人的发展机遇，决定回国，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服务。
他的回国决定，得到约里奥～居里夫妇和旅法支部的支持。约里奥～居里夫妇于1948年4月26日为他写了工作和品格的评语，其中写道：“钱先生与我们共事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露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当中，他最为优异。我们国家承认钱先生的才干，曾先后任命他担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的高职。他曾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嘉奖。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同时，他们慷慨地赠送给钱三强一点放射源，以便中国开展原子核科学工作时使用。约里奥•居里还特别叮嘱钱三强，中国进行这方面工作时，一定要注意理论研究，并且理论要与实际结合。
1948年夏，钱三强与何泽慧携刚足半岁长女回国。在南京，他毅然拒绝当局的挽留，坚持到北平，接受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周培源教务长邀请，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与何泽慧积极组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
1948年冬，他坚决拒绝南京当局策划的要他乘飞机去南方的计划，遵照旅法支部领导人的意见，坚持留在北平，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此后的几十年中，钱三强的经历与中国科学院有着密切关系。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的成立，反映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热切愿望，标志着中国的科学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钱三强作为一位早与党组织有过接触并受到影响的进步科学家，对筹建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事业无比热忱，并为之倾注了心血。
1949年5月钱三强当选为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后，他和其他委员一起拟定关于设立国家科学院的提案，准备提交9月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审议。提案明确建议：“设立国家科学院，统筹领导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使生产及科学教育密切配合。科学院并负责审议及奖励全国科学创作、著作及发明。科学院为适应特种需要，得设立各种研究机构。此种研究机构发展至相当阶段时，为与生产取得进一步之配合，得成立独立机构。”
此后，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指示，钱三强和丁瓒一起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这个草案在总结旧中国科学事业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描绘出构建科学院的基本蓝图，对于建院的基础，所包括的学科范围和科学院的性质、任务、组织系统，以及拟调整、改组而设立的研究机构等，都有详尽说明，为形成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初期工作的总方针和基本任务，作了奠基性的工作。
1950年6月钱三强等参与讨论修改并经中央明确的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同时明确中国科学院的三项基本任务是：一，确立科学研究的方向；二，培养与合理的分配科学人才；三，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从此，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始走向有计划地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道路。
建院伊始，各方面工作千头万绪。竺可桢和钱三强领导的计划局(钱先任副局长，1951年12月起任局长)，工作任务更是繁重。根据建院方针和第一次院务会议精神，钱三强首先集中精力和时间，抓了两项带全局性的工作。
一是接管和调整研究机构。为了改变旧有科学机构重复、分散的局面，遵循经上级明确的关于接管和调整研究机构的三点原则(即：性质重复的统一；强调计划性和集体性；突出重点)，主持召开了一系列机构调整调查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仅1950年，计划局召开专门学科会议达四十八次，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共同协商提出科学机构调整的方案，并获院讨论批准。方案提出的发展布局是：数学、物理和社会科学以北京为中心；生物、化学和应用科学以上海为中心；地学、天文以南京为中心。确定首批调整和筹建的研究机构共二十一个(其中四个是社会科学的)。同时，对这些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以及重要研究室的主任人选，也都通过调查研究得以明确，并报经政务院任命，从而工作及时运转了起来。在讨论调整物理学研究机构时，钱三强亲自登门拜访物理学界的前辈和同行，一一交换意见；他还特别邀请了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赵广增等进行集体讨论，分析物理学在中国面临的任务和以往学科基础及特点，确立了先设立以原子核研究为主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和以固体物理、光学、电学研究为主的应用物理研究所的方案。
钱三强领导计划局重点抓的另一项工作，是对全国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家情况进行调查，体现国家科学机构对全国科学家的关心，以广泛调动积极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事业服务。经有关专家的推荐和调查了解，确切掌握了全国有相当成就的各学科专家共八百六十五人，其中有174人尚在国外。这些调查结果，为院制订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了依据。如为了采取有效措施，团结已在国内的科学家，充分发挥其作用，1950年6月，由计划局经办以院名义向一百六十五位科学家发出聘函，邀聘其为中国科学院顾问，分别在十五个学科专业组担任专门委员。
钱三强自从三十年代与原子核科学“结缘”，他梦寐以求的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原子核科学事业。
1939年，德国物理学家哈恩发现铀核裂变反应，科学界既感到无比兴奋，同时也预感到这一伟大发现如被用于制造战争武器，人类可能灾难临头。在随后发生的二次大战中，预感终成事实。钱三强以明确的态度和正义的立场对待发生的事实。
1948年回国后，他牢记老师约里奥—居里“要反对原子武器，必须要掌握它”的告诫，为实现这个愿望奔走呼号，身体力行。同年9月在他的呼吁下北平研究院决定组建原子学研究所，他受聘兼任所长，全所只有他和何泽慧等四个人，最基本的仪器设备都没有，一年的科研经费只够买十几只真空管。为改变现状，他抱着希望和热忱，先后登门拜访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和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陈述苦衷，以期筹集点研究经费开展研究工作。所到之处都表示理解，但都无能为力。面对现实的中国，他踌躇、苦闷。
几个月后，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城不久，他得知将要陪同郭沫若团长出席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就积极向组织提出建议，要求支用一笔经费出国购买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这一要求迅速获得批准。因法国拒绝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入境，临时在布拉格设立分会场，同时举行“和大”会议。他将出国时携带的部分经费(五千美元)，转交给约里奥～居里代购。后托人运回刚成立的近代物理所，为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封锁发挥了作用。钱三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即被采纳，在异常困难的境况下，批准数以万计的美元交他办理购买科学仪器设备，他百感交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事业充满了信心。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组建了以研究原子核科学为主的近代物理所(公元1953年改名为物理研究所，1958年又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先任副所长(吴有训任所长)，1951年起任所长。从此，钱三强真正有了在核科学事业中施展抱负的机会和舞台。他接受任务后，认识到建所最紧急的事情是要广罗人才，特别是科学技术上卓有成就的带头人。钱三强求贤若渴，早在1949年底，他亲自到清华园拜访了彭桓武教授，同时致信浙江大学王淦昌教授，诚邀他们到近代物理所工作。彭、王先后于1950年2月和4月来到筹建中的近代物理所。后经钱三强建议，两位都从1951年起担任副所长。自此，他们团结奋斗，艰苦创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核科学大军中具有凝聚力的核心。
在广泛吸引和培养人才方面，钱三强遵循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进行了一系列周密而有效的工作。他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努力争取分散在国内各机构、院校的科学家、教师和技术人员来所参加或兼职工作；二是设法争取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工作。仅1950～1957年间，数十位有造诣、有理想、有奉献精神的科学技术专家，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前苏联、东欧各国纷纷回国并被争取到物理研究所工作，他们中有：赵忠尧、肖健、邓稼先、金星南、郭挺章、胡宁、朱洪元、杨澄中、陈奕爱、杨承宗、戴传曾、梅镇岳、张文裕、王承书、汪德昭、李整武、谢家麟、肖伦、张家华、郑林生、冯锡璋、丁瑜等等。三是积极选拔国内优秀大学生、研究生到所里和所外进行专业培训。几年间，仅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和其它有关大专院校毕业生中选拔到所里进行专业培训的学生有二百余人，这些年轻人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骨干力量。
钱三强还充分利用我国参加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设在前苏联莫斯科郊外)合作研究的机会，有计划地从物理研究所和其它有关单位，先后选派科学家和青年一百三十余人赴苏参加工作，培训人才。在此期间，不仅培养、锻炼了一批骨干，而且中国科学家还取得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其中突出的有，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和周光召对盖尔曼等人提出的部分赝矢流守恒定律给以较严密的理论上的证明。
十分可贵的是，钱三强作为所长，他大度无私，知人善任，精心组织，大力协同，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组织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理论和技术难关。到1958年我国第一个重水型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在他领导的研究所先后建成；静电加速器、中子谱仪、零功率装置、磁镜型绝热压缩等离子体实验装置等近五十台件重要仪器设备也相继建成运行。随之，原子物理、中子物理、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钚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核聚变等研究领域都先后开展起来，真可谓人才济济，成果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基地已经名副其实地形成。
以钱三强为首组建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个基地，后来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一方面在全院以至全国派生出多个核科学研究机构，如高能物理研究所、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上海原子核研究所、西南物理研究所等；另一方面，通过实践培养出一大批核科学领域和核工业战线的杰出人才。据统计，在该所工作过的科学家中，到目前已有四十余人以突出成就和重大贡献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核裂变现象发现五年后，原子武器首先在美国出世，并于1945年8月9日和8月13日先后在日本长崎、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数十万人丧生。尔后，各国紧锣密鼓研制和发展原子武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实行全面封锁，全面遏制，还多次进行原子讹诈。钱三强深知原子武器的巨大杀伤力，特别是1952年他作为联络员，陪同国际科学委员会在我国东北和朝鲜战争现场调查并发现了美国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亲身感受到战争贩子疯狂时会无所不用其极。因此，他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同正义科学家一起呼吁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坚决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另一方面他始终不忘老师约里奥—居里的告诫，利用各种机会向国家领导人建议开展原子核科学研究，盼望着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1955年中国作出最高决策：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为最高决策积极献计，更为实现最高决策努力拼搏。
1955年1月14日钱三强被召集到周恩来住处中南海西花厅，应邀前来的还有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等。周听取了铀矿勘探情况和原子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后，告知钱三强、李四光，毛主席还要听这方面汇报，要作必要准备。1月15日，钱三强、李四光按时到达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主题是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
李四光先作了关于我国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接着，钱三强汇报了反应堆、原子弹原理以及各主要国家研究、发展状况和我国近几年的准备工作情况，并用简单仪器作了现场表演。
最后，毛主席郑重讲话：“我们国家大，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资源、有人，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前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为了奇迹的出现，钱三强马不停蹄地朝着目标前进。几天后，他主持物理所所务会议，讨论调整1955年科研计划，确定以“加速器装置、铀的制备和原子核实验用各种探测器(包括电子学线路)的研究为重点”的工作方针。
1月下旬遵照周“让大家知道原子能应用”的指示，中国科学院组成“原子能知识普及讲座委员会”，钱三强以“原子能通俗讲话”为题于2月4日在北京作首场讲演。
4月2日钱三强和刘杰、赵忠尧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原子能核物理事业及为国民经济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并和刘杰共同写成《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几点意见》上报党中央。
5月为解决急需专门人才，钱三强代表中国科学院特别邀请朱光亚、胡济民、虞福春等在物理所成立一个培养原子能科学技术人才的机构——近代物理研究室，从第二年3月开始从全国重点大学选拔一批高年级学生，进行原子能专业培训。同时，经国务院批准，钱三强与蒋南翔共同负责，在前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与核专业相近的一百余名学生，改学原子核科学和核工程技术专业。
9月钱三强和刘杰、吴际霖等调研美、英、法情况，结合中国国情，共同起草了《关于我国制定原子能事业计划的一些意见》，12月修订成《关于1956～1957年发展原子能事业计划大纲(草案)》。
10月19日钱三强率领“热工实习团”赴苏考察，并参加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设计审查。
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次年2月起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物理所所长的钱三强被任命为副部长(宋任穷任部长)。经院、部党组联席会议决定，物理所由院和部实行双重领导。钱三强从此成为院与部合作的纽带和桥梁。
1959年6月，前苏联单方面毁约，撤走专家，带走图纸，停止供应一切设备，包括原子弹教学模型。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进入全面自力更生的阶段。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全力以赴支持原子能发展，要人出人，要物给物，调动全院二十多个研究所的精税力量直接为原子能工作服务，为“两弹”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诸如：理论探索，核武器研制及试验，获取核燃料，反应堆科学技术，用萃取法提取钚，核防护及放射性同位素制备，原子弹引爆技术，氘、锂、钚的提纯技术，锂、硼等同位素分离，高温抗辐射金属材料，核爆炸测试技术，地下核炸场的选择等等。在这些工作中，钱三强更是一马当先，身体力行。他割爱把原子能所最优秀的一批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如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于敏、陈能宽等，推荐到核武器研制的重要岗位；同时，他利用原子能所的现有条件，直接为二机部系统培训了1706名有关技术人员。
钱三强很清楚，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道道难关，一道受阻就可能全线败退。他在科学院党组和张劲夫同志的全力支持下，放心大胆地把最艰巨的任务留在科学院，并和裴丽生、秦力生、谷羽等一起，亲自组织力量攻克难关，保证“两弹”研制任务顺利完成。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开始了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进入大规模建设进期。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国科学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第一件就是全院性的向前苏联学习，特别是在发展和完善院的学术和组织领导方面吸取前苏联经验。
年初，中国科学院决定派遣代表团访苏，明确三条任务：一是了解和学习前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前苏联科学院如何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和壮大的经验；二是了解前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三是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交换意见。
代表团由二十六位各方面科学家组成，钱三强任团长，党组书记张稼夫任代表团党支部书记，武衡任秘书长。代表团于2月24日启程，在苏历时三个月，对近百个各种类型的研究机构、十余所大学，以及厂矿、农庄、博物馆等，进行广泛、深入、全面的考察。其间，还听取了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第七个全面性的报告。
代表团回国后，进行了认真总结，先后在沈阳、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向科技界作了考察报告。6月20日钱三强向院常务会议作了访苏报告，全面介绍了前苏联发展科学技术的有关情况。在谈到前苏联科学院的学术领导体制时，他着重介绍了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制度及学术秘书处、学部等组织机构情况。访苏代表团的总结，对中国科学院此后的工作，特别是加强学术领导方面，有积极推动和重要影响。同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研究所所长会议，传达代表团访苏情况，集思广益，讨论、研究院的工作和发展。会后由院党组书记张稼夫主持起草了《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以改善院的领导机构和领导方法，其中提出，在院务会议下成立学术秘书处，着重加强学术领导等。
党中央和政务院对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非常重视。1954年1月28日，政务院举行204次政务会议听取并批准了郭沫若院长所作的《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以及钱三强所作的《关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工作的报告》，同意成立学术秘书处和筹建四个学部(即：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设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组织法，明确中国科学院不再是政府机构，而是国务院领导下的国家最高学术机关。
2月17日，钱三强被任命为学术秘书处秘书长，武衡、秦力生为副秘书长，贝时璋、叶渚沛、钱伟长、柳大纲、张文佑、刘大年、张青莲、叶笃正、汪志华为学术秘书。学术秘书处作为院务会议加强学术领导的助手，其主要任务是负责联络院属及国内科技界权威人士，并进行有关科研的组织工作。学术秘书处成立后首先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筹建学部。钱三强在主持学术秘书处和筹建学部工作中，积极遵循3月8日中共中央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精神，以中国科学院为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团结科学家，发挥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的积极性，关心与帮助他们的研究工作，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安排顺利的条件。
4月上旬，经过反复酝酿讨论，主持起草了筹组学部有关文件，明确了学部委员的三个必要条件即：学术成就，对学科的推动作用，忠于人民事业。其中第一条为首要条件。7月初，钱三强等主持以郭沫若院长名义，向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全国高等院校及产业部门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寄发信函454件，请他们就自己了解的专业学科推荐学部委员人选。根据回信推荐情况，在民主的基础上，结合学科发展，再经协商，由钱三强主持学术秘书处拟出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及各学部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同时，主持拟订了《学部暂行组织条例》，并于8月7日代表学术秘书处向院常务会议报告，后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二百三十三人名单(其中自然科学方面一百七十二人)，6月1日举行了学部成立大会。
学部成立后，在制订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加强学术领导，以及团结院内外科学家，发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国内科学界的重视，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钱三强为学部的建立和发展尽心尽力，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学部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中，学部首当其冲，被宣告为“砸烂”单位，一切活动被迫停止，学部委员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到批判。
钱三强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磨难回到科学院工作岗位后，于1977年9月和1978年3月被任命为院党组成员和副院长，负责院的学术工作。在拨乱反正的千头万绪中，根据各方面的呼吁，他又立即着手考虑恢复学部的工作。1978年下半年，根据院党组的决定，他主持起草了恢复学部活动的请示，1979年春节前夕党中央批复同意后，院党组分工他负责恢复学部活动的有关准备工作。
在当时条件下，恢复学部活动无异于重建学部，甚至工作更艰巨，任务更繁重。自1957年后，二十二年没有增选学部委员，原有学部委员三分之一谢世，健在的一百一十五名学部委员，平均年龄达七十三岁。因此，增选一批学部委员，是恢复学部活动的首要任务。在他组织起草于1979年3月29日上报国务院的关于学部工作的请示中，第一项工作就是增补学部委员，充实健全学部的机构。同时，组织起草了“学部委员增补办法(讨论稿)”，并于5月17～21日与李昌、严济慈共同主持召开了各学部常委联席会议，讨论审议学部委员增补办法；在7月10日国务院批准增补学部委员的请示后，即向全体学部委员和全国有关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中国科协所属学会发出推荐学部委员候选人的通知。尔后，钱三强亲自组织对候选人的酝酿、评审和选举工作。对某些有特殊性或有争议的候选人，他亲自到有关学部委员家中听取意见，作情况介绍，进行协商；有的学部委员因身体不好，不能参加会议，他也一一登门通报情况，听取意见。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推荐，酝酿、协商、评审，1980年11月26日各学部分别采用差额、无记名投票，顺利产生了选举结果，并有二百八十三人当选，学部总人数达到近四百人，平均年龄从七十三岁下降到六十五岁。中国科学院学部呈现出新的活力，又重新兴旺发达起来。
然而，学部工作并不就此一帆风顺。1980年增补学部委员过后，由于种种原因，又中断十年未增选学部委员，科技界许多人为此心情焦急。钱三强也同样焦急，但他更用心努力寻求改变现状的方法和途径。考虑再三之后，他认为应该向高层领导陈言，如实反映学部情况，希望引起重视。
1990年5月7日，他终于向李鹏写了一封言真意切的署名信。信送出不到一个月就有了积极反响。6月2日在钱正英同志的促进下，李鹏在办公室约见了周光召院长，就学部工作进一步听取情况汇报，进行研究。同年11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增选学部委员的请示，并发出通知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代表我国科学技术的队伍的水平和声誉。”还规定增选学部委员每两年进行一次。
自此，过去学部工作中许多变化不定的问题，得到明确和肯定，并开始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实践，学部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为在我国实行院士制度创造了条件。
组织学术交流促进科学繁荣
钱三强是一位知名科学家，又是一位有影响的科学活动家和组织家。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多次陪同郭沫若出席世界保卫和平会议，支持正义，反对侵略战争；参加国际科学调查委员会亲赴朝鲜前线调查美国发动细菌战事实；旗帜鲜明地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积极发起反对核讹诈的签名运动。
五十～六十年代，他在担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期间，先后组织过数十次国际国内的科学报告会、研讨会，接待过数以百计国际知名学者的专业考察和学术交流；参与组织与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国际合作，并多次率领有关科技工作者赴苏考察，与前苏联科学家进行学术探讨。
七十年代恢复工作后的头两年(公元1973～1975年)，在其他业务工作尚不正常的情况下，他的主要任务仅限于出面接待那些当时非他出面不可的国外来访者。他先后主持接待过丹麦物理学家A.玻尔，并安排他作了关于原子核集体运动的学术报告，两年后，A.玻尔因该项成果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接待了以戈德伯格为首的美国高能物理代表团，并陪同参观原子能所，进行了学术交流；陪同吴健雄、袁家骝夫妇参观原子能所，进行了有关问题的讨论；在原子能所接待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R.吕斯特和副主席W.根特纳率领的德国科学代表团，组织了学术讨论；接待了以J.S.托尔为首的美国高能物理学者代表团，进行了专业交流；接待了以原子能研究委员会主席A.克莱蒙尔和全国核物理协会主席K.维利为首的意大利科学家代表团；接待了法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代表团，在原子能所作了考察和交流；在原子能所同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进行了学术讨论，并陪同参观该所，等等。
尽管当时政治环境和物质条件处于困难时期，但钱三强负责的这些接待工作和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都取得圆满成功，为后来全院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钱三强正式恢复院的领导职务后，根据分工，他主要负责科研业务和学术交流。1977年起，他先后率团访问了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比利时、美国，并同许多国家的重要学术机构、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国内学术界，他针对当时科研工作刚恢复和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状况，代表中国科学院组织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会议。
1977年他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毫米波射电望远镜方案论证会；在合肥检查落实受控热核反应8＃工程的工作进展和有关条件；在安徽黄山与周培源共同主持召开了基本粒子座谈会和天体物理会议，讨论制定了太阳与太阳系物理、恒星物理、星系物理与宇宙学、天体物理光学仪器、射电天文学、大气外天文学、理论天体物理等分支学科的规划，邀请杨振宁到会作了关于规范场与纤维丛的学术报告。
1978年他同周培源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了固体物理、核物理、基本粒子和统计物理四个学科领域的学术会议；在桂林主持召开了微观物理学思想史讨论会，明确了工作的主攻方向：一，强子结构及其动力学机制的场论研究；二，若干可能具有重要发展前景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概念、新领域的研究，如轻子谱、层子谱的研究和将几种相互作用统一起来的试探。
特别要提到的是，经钱三强亲自周密组织和筹备，于1980年1月上旬在广州从化由他和周培源主持召开了国际性的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有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及香港地区从事粒子物理研究的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在内的五十位华裔学者和国内各机构、高校的有关学者应邀参加，会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其中许多是国际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大规模国际性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的学术水平和组织工作的完善，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对我国有关学科的发展、提高和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钱三强是发展我国高能物理和开展国际高能物理合作的最早组织者之一。文化大革命后不久，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就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积极同欧洲粒子研究中心(CERN)和美国几个著名的高能物理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并亲自率团前往考察，把握国情特点提出建议，为我国发展高能物理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等几大高能物理和粒子物理工程的建设过程中，从立项、论证到方案审查、人员安排等方面，都倾注了他的心力，做了许多关键性的工作。
钱三强三十多岁时已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如果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公认其在该领域会更有建树。然而，为了全局利益，回国后，他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愉快地放弃自己心爱的科研工作，以主要精力从事科学组织工作。有些人对此不甚理解，以至有些微词，认为他没有直接参加多少科研工作。钱三强对此则矢志不悔，他牢记老师伊莱娜·居里“要为科学服务，科学为人民服务”的赠言，他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工作者”作为自己的信条。几十年中，正是他的这种精神，促进了我国科学事业兴旺，也正是由于他牺牲个人的兴趣，积极为别人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条件，促进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科学人才成长。
钱三强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遗余力地教育、培养和信任青年同志。科研工作中，他注意发挥青年的主动性，放手让他们大胆探索，而在一些关键之处给以指点，促其提高；他注意引导和鼓励青年同志独立思考，发表见解，即使是不成熟的或萌芽状态的，他总是给以热情支持，不浇冷水，并一起讨论，逐步完善；他以平等态度同青年同志交往，经常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亲身体会，告诫大家，让其少走弯路。
钱三强一贯重视对青年的思想品德教育。每年新大学生、研究生到所里报到，他都要亲自给大家做报告，鼓励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以物理学工作者熟悉的语言，形象、生动地指出：“在迈向社会主义道路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出一份力，大家都推它一把，这就是红。用物理学语言来说，‘红’是一个矢量，即有确定指向的矢量，而‘专’是这一个矢量的长度。仅仅方向对头，而长度太小，那么推力不大。如果长度很大，但方向不对头，甚至偏向另一边，那就是适得其反”。这就是钱三强创作的“红专矢量论”，是当年青年科学工作者中广为流传的话。
对于青年人的某些不符合事实的判断和做法，即使是一时的潮流，为了科学事业的需要，钱三强宁肯承受个人压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主持公道，为青年人才成长创造条件。如有的很有才华、个人品德又好的青年同志，那时由于“社会关系复杂”，被认为“不宜参加原子能的工作”。钱三强在确切了解了这个青年的情况后，自己承担着“政治责任”向组织担保，力荐其到核武器研制的关键岗位，为“两弹”理论过关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当时极左思潮下，一些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青年同志，被指为“白专道路”的典型，组织批判。钱三强为此感到忧虑：这样批下去，青年人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会直接受到伤害，科学难关就无法攻克。为此，他冒着“右倾”的压力，合理地保护了青年同志的进取精神，把这样肯钻研的同志安排到攻克尖端理论问题的前沿，发挥其所长，很快成为解决“两弹”理论问题的骨干人才。
正是由于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坚持不懈地对青年同志的鼓励、信任、教诲和示范作用，在我国核科学技术领域中，有一大批同志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青春才华和毕生精力，默默无闻地奉献给国家和人民期盼的事业，他们的名字鲜为人知，他们的业绩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九岁。1999国庆五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钱三强逝世后，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为《钱三强论文选集》撰写序言，追述他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赞誉他的高尚品德。序言中写道：“钱三强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掌握全局，运筹帷幄的指点之才，他无愧于这个时代。在科学界，他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同时，他又是时代的楷模。这并不只是由于他在原子核物理上的重要发现和作出了饮誉海内外的光辉业绩，而且还因为，他全部科学生涯中贯穿着深厚的爱国主义和崇高品格。熟悉钱先生的人，不会忘记他那宽阔的胸怀，勇挑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以及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在钱先生身上，科学和道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钱三强先生才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仰慕，科学工作者的爱戴和全国人民的普遍尊敬。”
钱 钧：(公元1905～1990年)，原名钱运彬。河南光山殷棚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4年冬到湖北汉口当工人，1926年参加工人运动。1927年2月由董必武、黄振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被派遣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1930年4月参加光山殷区农民武装起义，同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豫鄂皖特区手枪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连政治指导员、连长，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副营长、营长、营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政治委员，第三十三团团长，第十一师参谋长。为开辟和发展鄂豫皖苏区、创建川陕苏区立下战功，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9月，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团长，第十二支队副司令员，沂山支队司令员，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第三旅旅长。参加了巩固和发展鲁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九师师长，鲁中军区副司令员，鲁中南军区司令员，胶东军区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孟良崮、莱芜、济南、淮海战役。战争年代钱均负伤十三次，伤十五处，被评为一等甲级残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8月离休，1982年提为大军区正职待遇。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著有回忆文章《从放牛娃到上少林寺学艺》、《董老领我入党宣誓》、《无人区升起了炊烟》、《忆济南战役》等。
钱 江：(公元1915～今)，原名昌鑫。江西吉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司令部宣传员，粤赣军区报务主任，军委二局报务员，中央军委二局股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二局研究员，八路驻重庆办事处工作队队长，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二局工作队队长，八路军总部科长，前方总指挥部科长，中原军区司令部二局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第二局处长、副局长、局长，中南军区第二局政治委员。参加了辽沈、平津、广东、海南岛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后任中央军委技术部办公室主任、部长助理，总参谋部三部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副部长兼工程技术学院院长，总参谋部三部政治委员，总参谋部三部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钱春华：(公元1911～1993年)，浙江鄞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7年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秘书、教育干事、参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政治部秘书，抗大总校校务部秘书、秘书股长、秘书科科长，上干大队政治指导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补训师第一团政治委员，东北军政大学大队第一支队政治处副主任、第一大队政治委员、第三团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大学卫生部政治委员、政治部教育部部长，第四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副部长，汉口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93年11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钱信忠：(公元1911～今)，江苏宝山月浦乡人(今上海宝山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6年在同济大学半工半读，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后入上海宝隆医院学医。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皖苏区医院医生、所长、重伤医院院长，红二十五军医院院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11月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卫生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2九师卫生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卫生部部长，组织前方卫生保障和医疗救护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卫生部部长，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1951年赴前苏联，先后入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和列宁格勒军事医学科学院学习，获医学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兼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1965年和1979年两度出任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大力发展中医中药事业。1981年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担任主任，1983年卸职，同年荣获联合国首次颁发的“世界人口奖”。荣获联合国第一届人口奖和亚瑟.M.萨克勒艺术、科学、人文基金会公共卫生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会议代表，第三、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5、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编印有《太行山药物》，编译有《实用药物大要》、《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等，编写有《战伤治疗原则》和《创伤新疗法》等，领导制定了《卫生法规》和《内务条令》，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公元1982-1991年)等；著有《人口新篇》(公元1990年)、《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决策》(公元1992年)等。
钱国梁：(公元1940～今)，江苏吴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54年7月参加地方工作，1958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96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班长、作训股测绘员，军测量队测绘员，师作训科测绘员。1966年任师作训科参谋、副科长。1978年入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1979年任师长。1983年任军参谋长。1985年任集团军军长。1993年任济南军区参谋长。1996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2000年1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2002年6月晋升上将军衔。
钱树根：(公元1939～今)，江苏无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54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重庆炮兵学校。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团指挥排排长，炮兵营参谋、团司令部炮兵室参谋、师司令部炮兵室参谋。1969年4月任团司令部炮兵室主任，后任师司令部炮兵科副科长、科长。1978年8月任团长，后入军事学院学习。1981年毕业后任副师长、师长、副军长、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军长。1992年11月任兰州军区参谋长。1994年12月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1995年7月起任副总参谋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4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2000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钱 贵：(公元1929～今)，黑龙江穆棱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排长。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炮兵团副连长。1951年参加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团连长。回国后历任炮团营参谋长、副团长。1961年毕业于西安炮兵学校。历任炮兵团长，解放军第二炮兵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钱抵千：(公元1919～1989年)，原名钱辉宽，江苏太仓城厢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少年时即接触进步思想，中学就读于太仓县中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春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开始了革命生涯。任陕北公学分校支队政治指导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治部宣传科干事。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野战军旅政治部宣传科长，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新洛阳报》社长。参加了渡江、广西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通讯社志愿军总分社社长，《志愿军报》社社长，参加过上甘岭等战役。回国后，历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处长、副部长，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解放军报》代理社长。1985年任副校长等职。为适应高层次教学的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并亲自授课，收到良好效果。兼任《当代中国军队政治工作》常务副主编与《邓小平思想研究》丛书主编，为编写、出版高质量的政治理论著作积极工作，被誉为“军中一支笔”。
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1989年2月23日因病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岁。
钱大均：(公元1893～1982年)，字慕尹，江苏吴县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二期毕业。
1935年4月4日授陆军中将军衔，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3月1日担任武昌行营参谋长、广州行营参谋长，1935年10月起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参谋长、主任、军政部政务次长、淞沪警备总司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
1936年9月26日晋升为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全国航空委员会主任。
1950年逃往台湾，后圣眷不在，旋即退役，后一直任虚衔。
1982年7月病逝于台北。
钱应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1992年晋升。
钱伯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整编第七十三师第七十七旅旅长。
钱亦轩：(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少将，台湾省海军总医院院长。
钱耀栋：(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空军少将，台湾省空军第四二七联队副联队长。
钱亦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后勤副司令。 跟帖时间 2010-02-06 22:02:22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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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的历史名人（一） -- 篯 铿：(公元前2250～前2105年)，彭国第一代始祖，后世便尊称其为彭祖。
篯铿是颛顼的六世孙(四世孙)、黄帝的九世孙(七世孙)。篯铿继承父亲陆终的氏族部落长职务后，注重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形成强大的篯氏部落。帝尧四十八年(公元前2225年)，尧封篯铿居彭城，为大彭国。帝禹元年(公元前2124年)禹登帝位时，篯铿已一百二十六岁，但仍不觉得其衰老，并能主持和参加部落内的各种活动。
少典娶有娇氏之女附宝生黄帝。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产昌意及青阳(又名少暤、少昊、玄嚣)。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昌濮(又名女枢、昌仆)，产乾荒(又名干荒.韩流)。乾荒娶淖子氏(浊山氏)之女阿女，产颛顼(又名高阳)。颛顼娶滕贲氏(腾隍氏)之女女禄，产稱(又名偁.伯稱.伯偁.伯服，孺帝，后创建颛顼国)。称产老童(又名卷章)。老童娶竭水氏(根水氏)之女骄福，产吴回。吴回产陆终。陆终娶鬼方氏之妹女馈(女媸.女赜)，产六子，其一为樊，是为昆吾；其二为惠连，是为参胡；其三为篯铿，是为彭祖；其四为莱言，是为刽人(郐人)；其五为晏安(安斟)，是为曹氏；其六为季连，是为芈姓(芈、熊、楚、连诸姓的始祖)，后皆有封国。尧老，使舜摄行天下子政，巡狩。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龙、垂、益、彭祖，自尧时而举用。舜执政时，任用了二十二位大臣，彭祖为二十二臣之一。他娶过五十三个妻子，生了八十一个儿子。西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获得大批古箱文写成的竹简，其中记说彭祖活七百六十七甲子而不衰老，八百八十二甲子时突然仙去。按上古用的干支记日法，一个甲子是六十天合五日，那么彭祖就活了52993.5天，即一百四十五岁余另十八天半。在彭祖逝世时，他前面已经死了四十九个妻子和五十四个儿子。相传彭祖生于农历3月3日，逝世于农历6月12日。
夏王启十五年(公元前2066年)，封于西河(今山西汾阳)的禹幼子武观反叛。启命彭祖篯铿的孙子彭伯篯寿帅师征讨，武观战败遂投降。后羿、寒浞篡夺夏政权后，公元前1990年，彭伯篯寿又出兵助少康(夏六代王)夺回了王位，立下大功。少康登上王位后，论功封赏，便封彭伯篯寿之弟篯元哲于豕韦(今河南滑县)立国。篯元哲是彭伯篯寿的孙子，篯元哲就是颛顼高阳氏的第十世孙，黄帝的第十三世孙了。至此篯氏部落就有了两个同宗同姓的国家～～大彭国.豕韦国。商王河颤甲三年(公元前1434年)，彭伯篯寿助商剿平邳人反判。商王河颤甲五年(公元前1432年)，女先人投于班方。彭伯篯寿又率军征伐班方，班方女先人战败归降。公元前1301年，因当时商王朝腐败混乱，大彭、豕韦始脱商，宣布独立，不再纳贡称臣。商武丁四十三年已亥(公元前1192年)，武丁率王师灭大彭、豕韦。至此大彭国有国千余年，历二十四代四十五王。大彭、豕韦失国后，篯氏族人四处迁徙，为怀恋故国，有的以彭为姓，改彭姓者以殷大夫彭咸为代表；有的以韦为姓，南迁的韦姓后成为南方壮族等少数民族的祖先(至今壮族仍有“有壮就有韦”的说法，而且还把彭祖篯铿的生日3月3日当作本民族的隆重节日)。篯氏族人西迁者投靠周部落，成为以后灭商的一部分重要力量。北迁者即后来的“室韦”族(又称“失韦”或“失围”)，成为蒙古族.满族和朝鲜族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周文王时，篯铿二十八世孙篯孚为周文王师，官拜泉府上士(掌管全国的税收和钱粮)。当时的泉币均以农具钱(形状象铲)为铸造模型，而篯姓的篯正好是竹字头下面一个钱。因“篯、钱”两字音形相近，篯孚的后人为纪念这次篯氏部落的复兴，同时又不忘祖姓，就把自己姓氏篯上面的竹字头去掉，简化篯姓为钱氏，并两姓通用，另外也有支系后人以“泉”为姓。后周武王向东进军灭商纣王时，韦伯篯遐率军参加，立下战功。后来，宣方国(今山西垣曲)复叛。武王令韦伯篯遐率军和王室军第一起讨伐，灭了宣方，又立下战功。公元前1027年西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论功行赏，为表彰韦伯篯遐的功绩，便封韦伯篯遐于其祖先的豕韦国地(今河南滑县妹村)，仍称豕韦国；又迁封其同宗的大彭国后裔篯孚的子孙于今河南原阳县，复立大彭国。大彭国、豕韦国传到周赧王时期(公元前260年)复国历七百六十七年又同时灭亡。由此可见，立国于彭城的前大彭国和复国于河南原阳地区的后大彭国加起来，存在时间应为一千八百年左右。
篯铿对后世的影响：
一，是中国远古道家先驱，也是寿星的象征。他以善养生而长寿。他的重生与弃物，服食、吐纳、守静、导引、房术中等养生理论，对道家、道教及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烹调和营养美食的始祖。他谙熟烹调技艺，曾烹调过味道鲜美的雉羹(炖野鸡汤)奉献给尧帝。尧帝吃了之后非常满意，给以褒奖。
三，是我国气功和武术的鼻祖。后人根据他锻炼体魄的办法，加以归纳整理，成为《彭祖经》。
四，后代姓氏很多，但氏族血缘较明显的主要有篯、钱、彭、韦、泉等姓。其中钱氏鼎盛期是在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之后。
钱镠发达后，曾举行了一次规模颇大的寻根问祖活动。他让人从古籍中查找整理，对钱氏之沿革进行了梳理，最后排出了一个世系表。在此表中，他是黄帝的后裔，是彭祖的七十二世孙(今考证为九十九世孙)。从他开始，又列出钱氏庆系一宗，钱镠则为庆系始祖。
篯、钱氏渊源世系主干表：
第一代少典→第二代黄帝→第三代昌意→第四代乾荒(干荒、韩流)→第五代顓頊(高阳)→第六代称→第七代老童(卷章)→第八代吴回(祝融)→第九代陆终→第十代篯铿(彭祖、彭伯铿)→第十二代篯寿(彭伯寿)→第十四代篯伯(彭伯)→第三十八代钱孚→第？代钱丹→第？代钱产→第七十九代钱林→第八十六代钱让→第八十七代钱咸(钱京)→第？代钱弥→第？代钱乐之→第？代钱道戢→第一百零一代钱九陇→第一百一十代钱镠→庆系及后人分出的各个支系。
钱 起：(公元710～782年)，字仲文，排行大；浙江长兴人(今浙江湖州)。著名唐朝诗人。
钱起青年时代爱读书，曾数次长途跋涉，赴长安赶考，但一次次落第。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二十九岁时终于得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安史乱后任蓝田县尉，与退隐辋川的王维唱和。终尚书考功郎中、大清宫使，所以长兴人也因此说他是“终考功郎”。
他与郎士元、司室曙、李益、李端、卢纶、李嘉祐等合称“大历十才子”，与郎士元齐名，有“前有沈、宋，后有钱、郎”之誉。擅长五律，七绝亦含蓄清丽，颇饶韵味，诗格新奇，理致清赡。著有《钱仲文集》、《钱考功集》，《全唐诗》存诗四卷，混入其孙钱祤《江行一百首》等诗。
钱 易：(生卒年待考)，字希白，五代吴越王钱倧之子，浙江钱塘人(今浙江杭州)。北宋真宗朝官至翰林学士，北宋钱氏成名最早的名人。
十七岁时考取进士，时人称他“有李白才”。此书乃其大中祥符年(公元1008～1012年)间做开封知县时所作，皆记唐时故事，间及五代，多录轶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夹杂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属有裨。如，此书所记唐朝政治制度和官场典故较多，有助于了解唐朝官制的演变；因唐朝的令、式均已失传，诏敕也仅《唐大诏令集》传世，故此书记载状、敕、令、式等原始史料，弥足珍贵；所记一些人物故事，皆可补史传；其他如音乐百戏、节庆风俗、衣食器物等琐屑杂事也可资研究社会生活。此书传世版本不少，有《稽古堂丛抄》、《学津讨原》、《粤雅堂丛书》、《丛书集成》等本，1958年中华书局以《学津讨原》为底本，参照《粤雅堂丛书》本校勘印行。
钱乐之：(生卒年待考)，著名南朝后宋科学家。
钱乐之曾出任南朝后宋太史令，后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他奉诏仿造原为东汉张衡创制的浑天仪，后又依案旧说，采效仪象，铸铜为之。五分为一度，径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内，不动。立黄赤二道之规，南北二极之规，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极星。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上。为之杠轴，以象天运。昏明中星，与天相符。梁末，置于文德殿前。至如斯制，以为浑仪，仪则内阙衡管。以为浑象，而地不在外。是参两法，别为一体。就器用而求，犹浑象之流，外内天地之状，不失其位也。吴时又有葛衡，明达天官，能为机巧。改作浑天，使地居于天中。以机动之，天动而地止，以上应晷度，则乐之之所放述也。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浑天，二分为一度，径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备足。以白青黄等三色珠为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黄道。亦象天运，而地在其中。
宋元嘉所造仪象器，在南朝宋开皇九年平陈后，并入长安。髓朝大业初年，移于东都观象殿。
钱 选：(生卒年待考)，字舜举，号玉潭；吴兴人。著名宋末元初画家。
善画花鸟、山水、人物等。
他与赵孟畹、王子中、牟应龙等并称吴兴八俊。钱选以花鸟画成就最为突出。他的成熟花鸟画，在院画基础上吸取扬无咎一派水墨花卉的技法，创造了新的体格。他的山水画以青绿设色见长，这种源于董源的变体山水，开启了元朝水墨山水画的先声。钱选还善画人物，风格比较古拙，他还进一步文人画题写诗文的传统，在传世的绝大多数作品上，都有自己的提诗或跋语，这一格式后来被文人画家广泛采用，逐渐形成诗、书、画紧密结合的特色，他提倡士气说，倡导戾家画，这些主张对后世文人画家影响巨大。
钱大昕：(公元1728～1804年)，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人(今上海)。著名清朝学者。
乾隆年间进士，官至少詹事。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以后，主讲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治学方面颇广，于音韵训诂尤多创见，首先注意古声母的研究，证明古无轻唇、重唇及舌头、舌上的分别。其说多见于《潜揅堂文集》和《十架斋养新录》中。所撰《廿二史考异》考订诸史文字、典章、史实。又有志重修，元史，曾补撰(元史)《艺文志》、《氏族表》。并以所得资料，撰成《元诗纪事》。所著尚有《潜揅堂金石跋尾》、《恒言录》等。
钱大昭：(公元1744～1813年)，字晓徵，一字辛楣，一字竹庐，号竹汀，钱大昕之弟；江苏嘉定人(今上海)。著名清朝文字训诂学家。
清乾隆年间进士，官至少詹事。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以后，主讲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
他在治学方面颇广，于音韵训诂尤多创见，首先注意古声母的研究，证明古无轻唇、重唇及舌头、舌上的分别。其说多见于《潜揅堂文集》和《十架斋养新录》中。所撰《廿二史考异》考订诸史文字、典章、史实。又有志重修元史，曾补撰(元史)《艺文志》、《氏族表》。并以所得资料，撰成《元诗纪事》。所著尚有《潜揅堂金石跋尾》、《恒言录》等。
钱 杜：(公元1764～1844年)，初名榆，字叔美，号松壶、壶公、卍居士；浙江仁和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画家。
擅画山水，学文徵明工细一路，初自文伯仁入手，又上溯赵令穰、王蒙诸家，笔墨妍细，中带生拙，所作青绿山水，有装饰味。兼精墨梅，并能画人物、士女、花卉。亦工诗文，代表作品有《松壶画赘》、《松壶画忆》等传世。
钱 松：(公元1818～1860年)，本名松如，字叔盖，号耐青、铁庐、耐清、老盖、古泉叟、未道士、云和山人、西郊、秦大夫、云居山人、云居山民、铁床觉者、见闻随喜侍者，晚号西郭外史；浙江钱塘人(今浙江杭州)，流寓上海。著名清朝画家、篆刻家。
典型的浙江画派代表人物。他善长书法，能山水、花卉。精鉴别，工篆刻，为西泠八家之一。其斋堂为曼华庵、未虚室、古泉馆。绘画山水，设色苍古有金石气，梅竹也具功力。书法以隶书和行草见长。善琴瑟乐曲。酷爱金石文字。篆刻得力於汉印，曾摹汉印二千方，所刻雄浑淳朴，在浙派中别具面目。赵之琛观后誉为丁黄(丁敬、黄易)后一人。又叁效丁敬等诸家，用刀一洗陈法，切中带削，线条的立体感甚强。章法大胆，时出新意。与胡震交善。存世有《铁庐印谱》，著有《未虚室印谱》。传世画迹有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作《梅竹图》轴，图录于《名人梅花集》；清咸丰八年作《仿黄子久山水图》轴，图录于《金石家书画集》；同年又作《仿白玉蟾梅花图》轴，现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钱德洪：(公元1496～1574年)，名宽，号绪山；余姚人(今浙江余姚)。著名明朝教育家。
钱德洪早年以授徒为业。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王阳明省親归姚，钱德洪率姪子门生七十四人迎请于中天阁，拜王阳明为师，请授“良知”之学，四方闻知，来学者甚众，钱德洪成为王阳明的主要教学助手，王阳明奉旨出征广西，钱德洪主持中天阁讲席，人称为“王学教授师”。
钱德洪于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中进士后，在京任职，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因抗旨入狱，在狱中仍学《易》不辍。出狱后，于苏、浙、皖、赣、粤各地讲学，传播王阳明学说，培养了大批王学中坚。直至年达七十岁，始家居著述。七十九岁病逝。
钱德洪为学注重“为善去恶”的修炼功夫，对“天泉四句教”有独到见解。著有《绪山会语》、《平濠记》、《王阳明先生年谱》等传世。
钱 谷：(公元1508～1578年)，字叔宝；吴县人(今江苏苏州)。著名明朝画家、鉴藏家。
游文徵明门下，以书画名於世。但对钱谷来讲，书画只是他的的业余之事。
朱彝尊在《列朝诗传》中说：“钱谷字叔宝，少孤贫，游文侍诏门下，日取架上书读之。以其余力点染水墨，得沈氏之法。晚葺故庐，读书其中。闻有异书，虽病必强起，匍匐请观。手自抄写，几於充栋，穷日夜校勘，至老不衰。”
钱谷手抄之书，一丝不苟，为后来藏家所重。陆心源皕宋楼曾藏有钱氏抄本《会稽掇英集》，后有文震孟跋说：“《会稽掇英集》皆集唐宋名贤时文，宇内流传绝少，是其早岁所抄，无一惰笔，乃从宋木刻活字印本而录者，为世珍重可知矣。”
钱谷家贫，故文徵明为题室名“悬罄”就是空无所有的意思。文震孟《姑苏名贤小记》：“叔宝先生不为家，家逾贫。先太史过而题其室曰‘悬罄’。先生笑曰：‘吾志哉！’而其嗜读日益甚。收录古文金石书几数千卷。”
钱谦益：(公元1582～1664年)，字受之、牧斋，号蒙叟、后人、虞山老民、绛云老人、敬他老人、东漳遗老等。明末清初名人。
钱谦益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中进士。十年后的天启泰昌元年才“诣阕补官”。但不久就遭到御史陈以瑞的弹劾而被罢官，奉诏削籍南归。当时他的心情一方面是心灰意懒的悲切：“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一方面是想归隐田园：“耦耕旧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菏锄”。
明天启七年农历8月，明熹宗朱由校驾崩，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钱谦益被重新奉诏入朝任职，他欣喜若狂，他当时就写下了《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一诗，诗中有“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句。
明崇祯皇帝元年(公元1628年)农历7月钱谦益应诏北上，出任礼部右侍郎，这时他又写下了《戊辰七月应诏赴阙车中言怀十首》，对皇恩感激涕零，“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但三个月后，“会推阁臣，谦益虑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并推，则名出己上，谋沮之。体仁追论谦益典试浙江取钱千秋关节事，予杖论赎。体仁复贿常熟人张汉儒讦谦益贪肆不法。谦益求救于司礼太监曹化淳，刑毙汉儒。体仁引疾去，谦益亦削籍归。”此时的钱谦益是何等沮丧，何等悲切。“秘殿风高白日阴，天阶云物昼沉沉”；“孤臣却立彤墀内，咫尺君门泪满襟”。
回到老家常州的钱谦益，与一个名字叫程嘉燧的读书人关系素善，经常在一起喝酒吟诗。明史中是这样记载的：“程嘉燧，字孟阳，休宁人，侨居嘉定。工诗善画。与通州顾养谦善。友人劝诣之，乃渡江寓古寺，与酒人欢饮三日夜，赋《咏古》五章，不见养谦而返。崇祯皇帝中，常熟钱谦益以侍郎罢归，筑耦耕堂，邀嘉燧读书其中。阅十年返休宁，遂卒，年七十有九。谦益最重其诗，称曰松圆诗老。”
明崇祯皇帝十二年已卯(公元1639年)钱谦益在草衣道人王修微家得见柳如是《西湖八绝句》诗，对“桃花得气美人中”句赞赏不已。于是应邀柳如是与之同游西湖。
从那个时候起，钱谦益将柳如是比作卓文君，而柳如是把钱谦益比作“才高博洽”“博通经籍”的东汉大才子马融，说：“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此时已丧偶的钱则答道：“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
明崇祯皇帝十四年辛巳(公元1641年)农历6月7日，钱谦益以匹嫡之礼与柳如是结缡芙蓉舫中。这事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颇招物议。“亵朝廷之名器，伤士人大夫之体统”。
明崇祯皇帝十七甲申(公元1644年)农历3月19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农历4月清兵入关，进占北京。农历5月15日，明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改年号弘光。
这时候的钱谦益利用夫人柳如是与阮大铖的关系，谋就了礼部尚书的职位。据《南明野史》记载，“钱(谦益)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
清顺治二年乙酉(明弘光二年，公元1645年)农历5月，清兵近逼南京。柳如是劝钱谦益殉国，钱谦益谢以不能。“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
农历5月15日钱谦益不仅腆颜迎降，而且连头发也剃了。史惇《恸余杂记》记：“豫王(多铎)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刚髡辫而入矣。”
南明弘光政权亡。当年秋天，钱谦益北上充修明史副总裁。柳如是留居南京。“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钱谦益降清，充《明史》副总裁，清顺治三年丙戌(公元1646年)农历6月钱谦益称疾乞归，返回南京，携柳如是返常熟。清顺治四年丁亥(公元1647年)受淄川谢陛案牵累，钱谦益被逮锒铛北上，关入刑部大狱。柳如是扶病随行，上书陈情，誓愿代死或从死。清顺治五年戌子(公元1648年)农历4月，钱谦益因黄毓祺案被株连，羁囚南京狱。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请托斡旋，钱谦益才得以免祸。出狱后，钱谦益被管制在苏州，寄寓拙政园。清顺治六年已丑(公元1649年)钱谦益从苏州返回常熟，移居红豆山庄。表面上息影居家，筑绛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暗中与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联络。
在钱谦益去世那一年(康熙三年)的夏天，钱谦益卧病不起，而丧葬费用尚无着落，恰好盐台顾某来求文三篇，答应给润笔一千两白银。此时，钱谦益已无力为文只好求来访的黄梨洲(宗羲)代笔。黄梨洲略显推辞之色，无奈之下，钱谦益不得已才将黄反锁于书房之内，逼迫黄宗羲连夜写完了三篇文章，这才解决了丧葬费用。黄宗羲《南雷诗历》《八哀诗》(之五)写道：“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乎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他临死前还呼喊着“当初不死在乙酉日！”这不是太晚了吗？
钱谦益家有《绛云楼》，广收图书文献，后毁于火灾。辑《列朝诗集》，著有《杜诗笺注》、《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吾炙集》、《明史断略》、《国初群雄事略》、《开国功臣事略》等传世。
作为诗人，钱谦益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当时人称“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
作为史学家，钱谦益早年撰《太祖实录辨证》五卷，立志私人完成国史，他于弘光元年、顺治三年两次欲修明史，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人们认为“虞山(钱谦益)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对他史学才能的极度推崇。
作为文章家，钱谦益名扬四海，号称“当代文章伯”，黄梨渊在《忠旧录》中称他为王弇州(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
作为收藏家，钱谦益尽得刘凤、钱允治，杨仪、赵用贤四家书，更不惜高价广肆购求古本，构筑“绛云楼”，收藏宋元孤本书于其上，“所积充牣，几埒内府”。
陈寅恪也客观地说：“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
钱 曾：(公元1629～1701年)，字遵王，号也是翁，贯花道人。著名清朝鉴藏家。
钱曾少年好学，工于诗，且学问渊博，曾为钱谦益之《初学集》、《有学集》作注。自小随父读书和收藏图书，征求校勘数十年不渝，其藏书室名“述古堂”和“也是园”。
钱曾一生收集图书四千多种。先后编过三种书目：《述古堂藏书目》，二千二百种；《也是园书目》，三千拔白种；《读书敏求记》，六百三十四种，此书收录数量少，却是所藏之精华，多为宋元善本，分经、史、子、集四部，下注卷册，并有题解，注明该书版本、作者、书的源流及缮刻异同等情况，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的专著。
钱 乙：(公元1032～1113年)，字仲阳；祖籍浙江钱塘，后祖父北迁，东平郓州人(今山东郓城)。著名宋朝医学家。
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乙的一生，在治学上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专一为业，垂四十年”。
古代医家称小儿科做哑科，认为治小儿病最难。因为小儿脉微难见，诊察时又多惊啼，靠脉诊难以辨证，这是一；小儿骨气未成，形声未正，悲啼喜笑，变态无常，靠望诊了解病情也有困难，这是二；小儿不能言语，言语亦未足取信，凭问诊了解病情更难这是三；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用药稍有不当，就足使病情复杂化，这是四。因此，钱乙在行医过程中，也深感到小儿病难治。他说：“脉难以消息求，证不可言语取者，襁褓之婴，孩提之童，尤甚焉。”为了攻克这道难关，他花了将近四十年时间。欲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功成业就，为我国小儿科医学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钱乙自幼就“从吕君问医”，精勤好学，认真钻研《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特别是《神农本草经》，他“辨正阙误”，所下功夫很深。有人拿了不同的药请教他，他总是从“出生本末”到“物色名貌”的差别，详详细细地解答。事后一查本草书，果然“皆合”。此外，他把古今有关儿科资料一一采辑，加以研究。在钱乙之前，有关治小儿病的资料不多。据《史记》记载，扁鹊曾为小儿医，东汉卫汛著有《颅囟经》，惜已失传。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千金方》，也有关于儿科病的记载。到宋初，有人托名古代师巫撰《颅囟经》二卷，谈到了小儿脉法，病证诊断和惊痫、疳痢、火丹(即丹毒)、杂证等的治疗方法。钱乙对这部书反复研究，深有启发，并用于临床，收到疗效。钱乙还借助于《颅囟经》的“小儿纯阳”之说的启示，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在张仲景总结的辨证施治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适应小儿用的“五脏辨证”法。因此，阎季忠对他“治小儿该括古今，又多自得”。
钱乙学习时，“不名一师”，善于化裁古方，创制新方。如他的六味地黄丸。由熟地黄、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丹皮组成，原是张仲景《金匮要略》记载的崔氏八味丸，即八味肾气丸(干地黄、山茱萸、薯蓣、泽泻、丹皮、茯苓、桂枝、附子)的加减化裁，作六味地黄丸，用来当作幼科补剂。这对后世倡导养阴者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如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益阴肾气丸，朱丹溪的大补阴丸(《丹溪心法》方。由黄柏、知母、熟地黄、龟板、独脊髓组成，都是由此方脱化而来。因此，有人认为钱乙是开辟滋阴派的先驱。此外，钱乙还创制了许多有效的方剂，如痘疹初起的升麻葛根汤，治小儿心热的导赤散，由生地黄、甘草、木通组成，治小儿肺盛气急喘嗽的泻白散，即泻肺散，由桑白皮、地骨皮、生甘草组成，治肝肾阴虚、目鸣、囟门不合的地黄丸，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异功散，治肺寒咳嗽的百部丸，直到治疗寄生虫病的安虫散，使君子丸等等，迄今还是临床常用的名方。
钱乙在实践中认识到，小儿的生理特点是：“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其病理特征是：“易虚易产，易寒易热”。所以，要攻克小儿病这道难关，必须对小儿的生理、病理有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他根据多年的临床实践，逐步摸索一整套诊治方法。在诊断上，他主张从面部和眼部诊察小儿的五脏疾病，如左腮赤者为肝热，右腮为肺，目内无光者为肾虚，等等。在处方用药方面，力戒妄攻、误下与峻补，主张“柔润”的原则。
时有一个姓朱的人，有个儿子五岁，夜里发热，白天无事，有的医生作伤寒治，有的医生作热病治，用凉药解表，始终治不好。病儿的症状是：多涎而喜睡。别的医生用铁粉丸下涎，病情反而更重，至第五天，出现大渴引饮。钱乙说：不能用下法治。他于是拿白术散末一两煎水三升，使病儿昼饮服。姓朱的问道：“饮多了不会泻吗？”钱乙答道：“不渗进生水在里面，是不会泻的。纵使泻也不足怪，只是不能用下法治”。姓朱的人又问：“先治什么病？”钱乙说：“止渴治痰、退热清里，都靠这味药。”到晚上，药估计服完，钱乙看看病儿，说：“可再服三升。”又煎白术散水三升，病儿服完，稍觉好些。第三日，又服白术散水三升，那个病儿再不作渴，也没有流涎了。接着钱乙给其服两剂阿胶散(又名补肺散、补肺阿胶汤)，由阿胶、牛蒡子、甘草、马兜铃、杏仁、糯米组成，病就完全好了。
钱乙由于对小儿科作了四十年的深入钻研，终于摸清了小儿病诊治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著有《伤寒论指微》五卷，《婴孺论》百篇等书，但皆散失不传。现存《小儿药证直诀》，或叫《小儿药证真诀》是钱乙逝世后六年，由他的学生阎季忠(一作考忠)将他的医学理论，医案和经验方，加以搜集，整理，于公元1119年编成的。此书共三卷，上卷言证，中卷为所治病例，下卷为方剂。该书最早记载辨认麻疹法和记百日咳的证治；也是最早从皮疹的特征来鉴别天花、麻疹和水痘；记述多种初生疾病和小儿发育营养障碍疾患，以及多种著名有效的方剂；还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儿科病历。此书一为历代中医所重视，列为研究儿科必读之书。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儿科专著，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儿科专著。《四库全书目录提要》称钱乙的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
总之，他的成就是肯定的，他为儿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说他是一位杰出的儿科大家。
钱惟演：(公元962～1034年)，字希圣；临安人(今浙江杭州)。著名北宋诗人，西诗派代表诗人。
钱惟演是吴越王钱弘俶的次子，随父降宋。历任右神武军将军、知制诰、太仆少卿，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保大军节度使，河阳知府，崇信军节度使，翰林学士、工部尚书，官至枢密使。他为人趋炎附势，尤善以联姻手段依附皇族，攫取权利。为洛阳留守时，竟仿唐朝以驿马传送荔枝以杨贵妃事，传送洛阳著名牡丹品种姚黄供内廷玩赏。苏轼在《荔枝叹》中以“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来讽刺其事。
钱惟演人品虽不足称，但极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家藏书极富，可比秘府。又爱才，喜招徕名士，奖掖后进。欧阳修、梅尧臣等著名诗人都受到他的推重。他作诗宗法晚唐诗人李商隐，词彩妍华，精工稳切，如《送客不及》“高鸟可能追夕照，绿杨空自拂微波”，真切细腻。但大部分作品内容显得贫乏。《西酬唱集》辑入他的近体诗五十四首。《宋史·钱惟演传》说他有《典懿集》三十卷，均已佚传。又撰有《金坡遗事》，原书亦佚传，《宋朝事实类苑》中收有若干条。
钱惟演于宋景元年(公元1034年)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钱应魁：(公元？～1658年)，又名孝，应喜，号大；松江府华亭人(今上海)。明末清初松江泖湖一带农民、渔民起义军领袖。
钱应魁在南明鲁监国元年(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农历12月初，参加太湖地区抗清斗争。南明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回松江继续组织农民、渔民，集众于泖湖进行抗清斗争。他以泖湖为根据地，初仅十多艘战船，后发展到二百多艘。南明永历九年(清顺治十而年，公元1655年)永历皇帝授予其总兵衔。南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永历皇帝封其为平南将军，都督同知，大清朝廷多次招抚而坚决拒降。
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钱应魁在黄浦江战败，被俘遇害。
钱肃乐：(公元1606～1648年)，字希直，号止亭，一号虞孙；鄞县人(今浙江鄞县)，世居江东外潜龙漕。著名明朝末年抗清将领。
钱肃乐自幼勤学博览，以圣贤自期。明崇祯皇帝十年(公元1637年)进士，授太仓知州。他到任后，为官清正，执法严正，不畏权贵，爱民如子，为太仓人民所崇敬。当地一些豪家与奸刁的官吏勾结，荼毒百姓，杀害良民，肃乐一概严惩不贷，使地方恶势力不敢胡作非为。以后他又到昆山、崇明二县摄事，考绩为江南第一。明崇祯皇帝十五年(公元1642年)调京任刑部员外郎。后因母丧回原籍家居。
明弘光三年(公元1645年)清兵大举南下，连破扬州、嘉定、杭州等城，宁波已成弹丸之地，城中文武多有逃跑，宁波同知朱之葵准备献城求降。此时钱肃乐正因病咯血，闻讯恸哭，准备绝食尽忠。当时，贡生董志宁与秀才王家勤、张梦锡、华夏、陆宇火鼎、毛聚奎等六人(人称“六狂生”)倡议起兵抵抗。是年六月集会于府城隍庙，参加的百姓有数千人。钱肃乐也抱病赶来，公推他为义军领袖，入巡按署中。农历6月15日钱肃乐在江东演武场集合万名义军，誓师抗清。校场内外人山人海。全城百姓扶老携幼都来观看。各路主将纷纷登台宣誓。当轮到镇海总兵王之忍时，只见他纵身上台，从怀中摸出一封书信，当众宣读之后，顿时全场爆发出雷霆般的怒吼声，几个士兵立即将稳坐在台下的写信人太仆谢三宾抓了起来。谢三宾吓得面无人色，跪倒在地。
原来，太仆谢三宾家资豪富。怕钱肃乐起义抗清有损于己，便暗地私通清兵，想谋害钱肃乐。他写信给镇海总兵王之忍，要他带兵进城，杀害钱肃乐和“六狂生”，还答应“事成后以千金为寿”。钱肃乐也曾派人送信给王之忍，邀他到宁波共举义旗。王之忍两面都作了回答，并约定那日在宁波密语。如今，他当众宣读了谢三宾给他的信，表明心迹，共树义帜。谢三宾眼见奸情败露，叩头乞命，愿献万金以助军饷，义军便把他释放了。
在誓师抗清的集会上，著名抗清民族英雄、举人张苍水也参加了。他接受钱肃乐的委托，奉表到天台请明宗室鲁王朱以海前来“监国”。鲁王乃到绍兴行监国事。农历7月11日浙东各路义军会师萧山西兴途中，加钱肃乐为太仆寺少卿，后又加佥都御史。钱肃乐四次上疏清辞，力言“爵赏宜慎，不可重蹈弘光覆辙，滥予名器”，仍以原衔署事，留在鲁王行宫，部署作战。当时，浙西诸府州也都揭竿起兵，列营数百，与浙东首尾相应。钱肃乐指挥的义军，英勇善战，屡建奇功。他身先士卒，十战十捷，打得清兵闻而生畏。进犯浙江的清兵连连向清顺治皇帝告急求援。
然而，就在抗击清兵节节胜利之间，在各路义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宗派分裂和倾轧。原来，总兵方国安统兵自浙西来，兵力最盛，王之忍次之，号为“正兵”，食宁、绍、台三郡田赋，即所谓“正饷”。钱肃乐所统率的义军，吃的是“义饷”，取自于富室的乐施和民众的捐助。不久“正兵”竟把“义饷”也侵夺去了，使义军陷于无饷的困境。钱肃乐派员到鄞县、奉化二县支饷，方国安竟下令二县不准支付。钱肃乐率领的义军甚至断饷四十日，沿途乞食为生。但义军感于爱国之忧，相聚不散，无一叛者。钱肃乐向鲁王几次上《乞饷疏》，慷慨陈词，但饷终不至。钱肃乐又以“国有十亡而无一存，民有十死而无一生”，系以危言，促鲁王觉醒。这样又触犯了朝中贵戚，张国俊、方国安、马士英、阮大铖互相勾结，处处排挤钱肃乐，还派人暗杀钱肃乐。钱肃乐悲愤难抑，但又无可奈何，含泪上疏，说：“臣以举义以来，大仇未复，终不敢归安庐墓。愿率家丁数人，从军自效。”鲁王虽加慰留，但流言不止，逼得钱肃乐无立足之地。于是又上疏曰：“臣从今披发入山，永与世辞。”力辞鲁王加封他的吏部尚书兼理户部之职，离开宁波到温州。后来鲁王兵败，钱肃乐正避难在福建福清，与诸弟子穷到没有米而吃麦，麦吃完了，便吃蕃薯，后来蕃薯也吃不到了，便以薯干充饥，终于到龙峰岩削发做了和尚。从戎马生涯到青山古寺为僧，从义军兴起，到鲁王败北，令他思绪万千。他在寺壁上题句曰：“一下猛省时，身世不知何处？数声钟磐里，归途还在这边！”意将终身隐居。
钱肃乐虽隐居深山，但中兴明朝之志始终如一。当他听到郑彩陪同鲁王到鹭门并来往于诸岛欲举事时，就去觐见。鲁王大喜，任他为兵部尚书。他便在那里整顿军队，收拾残部，训练勇士，兵威重振。连下兴化、福清、连江、长乐、罗源等三十余城，围困福州，浙东山寨亦各起兵遥应。他正拟与浙东义军领袖董志宁、王家勤等“六狂生”联络，谋取宁绍台诸府以与钱肃乐兵成犄角之势时，不料被汉奸谢三宾获悉，向大清朝廷告密而失败，华夏、王家勤等也不幸殉难。
此时，朝廷由陈彩独揽大权，陷害同僚，排挤肃乐。他驻兵海上，不与各路义军协力。当钱肃乐闻知连江失守的消息时，悲愤抑郁，感到复明无望，血疾大动，以头触枕，只求早死。鲁王赐药也不吃，于公元1649年农历6月5日病逝于琅江船上，终年四十三岁。
钱肃乐的家人遵照他的遗言，以前明员外郎入殓，安葬于今福建省福清县的黄蘖山麓，墓碑上刻“大明孤臣”。鲁王闻肃乐死，大为震悼，辍朝三日，赐九坛，亲自制文祭之，追赠他为太保、吏部尚书，谥号“忠介”。
钱肃乐短促而动乱的一生，写下很多诗文。后人把它汇编成《钱忠介公全集》，流传至今。其余如《正气堂集》、《越中集》、《南征集》等因兵乱全部散失，宁波人民缅怀他和另一位民族英雄张苍水，曾于公元1815年在县学街建造“钱张两公祠”，以志纪念。
钱龙锡：(公元1577～1645年)，字稚文；松江华亭人(今上海)。著名明朝大臣。
崇祯皇帝三年(公元1630年)，镇守边关的辽东巡抚袁崇焕被以“谋叛”大罪论死，与他同罪的还有另外一个职位更高的朝廷重臣。据史籍《明史》记载：“法司坐崇焕谋叛，龙锡亦论死”。这位因袁崇焕之冤受株连的朝廷重臣，就是当时的内阁首辅，大学士钱龙锡。
钱龙锡早年其官场生涯并不顺利，直到万历三十五年均屡考不中，年届而立的钱龙锡勉强上榜，只名列二甲，入选庶吉士。庶吉士又称“馆选”，按明制，需先人馆就学，馆中有资深的翰林指导，三年学成“散馆”，经过考试成绩优良的方可留在翰林院，授与官职。据《明史•选举志》，“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又据《明史•职官志》，“以进士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者，俱称庶吉士…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三年试之。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
到万历三十九年，钱龙锡方才走入仕途，“由庶吉士授编修，屡迁少詹事。天启四年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明年改南京吏部右侍郎”，不过到了天启六年却因为“忤魏忠贤，削籍”。不过，这次背运却成了一次转机，因为第二年崇祯皇帝一上来，魏忠贤就垮台了。颇想有一番作为的崇祯皇帝面对布满朝廷的阉党，自然对现有的内阁成员不太放心，意欲重建一套班子，不过刚即位的崇祯皇帝对朝臣了解不多，面对由廷臣推荐十几个人选无从选择，就采取了最原始的一招：抓阄。“帝仿古枚卜典，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首得龙锡”。钱龙锡作为被第一个抓出的幸运儿，在历经三朝，做了十几年中等官员之后走入了权力的核心集团，先是被任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并在不久之后，晋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大学士。成了有丞相之实的内阁首辅。
上任后的钱龙锡，首要工作就是清除魏忠贤的孽党，但他不愿广结仇怨，仅列四、五十人上报，皇帝当然不满，不过钱不知是心存仁厚还是另有所图，还是时时对附逆诸臣网开一面。最后在崇祯皇帝的亲自过问下，最终确定了二百五十八人的逆党名单。不过一些朝中的大臣还是被有意无意间遗漏了。
钱龙锡没有对阉党赶尽杀绝，但阉党却并不理会他的宽怀大量。钱龙锡反而成了伺机报复的主要目标。“御史高捷既罢，王永光力引之，颇为龙锡所扼，两人大恨。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次骨”。无论钱的目的是心存善念还是留条后路，实际上种下的却是祸根。
袁崇焕案刚好提供了这个机会。“其冬12月大清兵薄都城。帝怒崇焕战不力，执下狱，捷遂上章，指通款杀将为龙锡罪，且言祖大寿师溃而东，由龙锡所挑激”。
事实上，钱龙锡并不十分认可袁崇焕，明崇祯元年袁崇焕复职时，钱龙锡曾在私下说“此人恐不胜任”，对袁崇焕“五年平辽”的大话，钱龙锡也不以为然。当时袁崇焕被定的两大罪名乃“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第一项议和当然是崇祯皇帝默许的，钱龙锡的态度只能是“酌量”，不过“及崇焕欲成和议，龙锡尝移书止之”；第二项杀毛文龙，事前袁崇焕“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微及欲杀毛文龙状”，钱龙锡回以“处置慎重”，以当时袁崇焕被皇帝寄予厚望的程度，钱龙锡态度暧昧也说的过去，何况事后崇祯皇帝甚至“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要说钱龙锡是袁崇焕“同党”，理由着实牵强，即使崇祯皇帝也不会相信。不过持续不断的卖国欺君攻击接连而来，言词激烈，偏偏诸如议和这样的事对崇祯皇帝而言，是有伤尊严，绝对不能公开的，而敌兵临城下，京城遇警这等天朝耻辱也必须有合适的替罪羊方能平息议论，只不过这些事都是在崇祯皇帝眼皮下发生的，前前后后他都清楚，除非崇祯皇帝肯出面表态说那些决策原本都是自己认同了的。不然，除了袁崇焕之外，朝中确实还需有人分担责任，钱龙锡自然就是这个替皇帝顶缸的人。他自己也已是老江湖了，心里有数，所以尽管“帝慰谕之”，仍告病还乡，崇祯皇帝立即批准了。
可惜祸事并没有因为钱龙锡的还乡而结束。次年农历8月“帝召诸臣于平台，置崇焕重辟”，在一片喊杀之声中确定了袁崇焕的谋叛死罪，这样，钱龙锡又被高捷等不依不饶的提出来论罪了。“时群小丽名逆案者，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其目的乃是“更立一逆案相抵”，就是说，这些人唯恐皇帝以后会继续追究魏忠贤一案，所以意在制造出一起更引人注目的叛逆案，从此抵消先前所定的阉党逆案。若非崇祯皇帝对袁崇焕案知根知底，不至于被过分蒙蔽，不然大兴冤狱，株连多人的情形或许真的可能出现。即便如此，钱龙锡仍然成了牺牲品，被下狱并定死罪，不过可能崇祯皇帝念及这位前任内阁大学士毕竟分担了自己说不出来的苦衷，最后终于网开一面，“帝以龙锡无逆谋，令长系”。
钱龙锡逃脱了一死，最终发配定海，“在戍十二年，两遇赦不原”。不过幸运的是，活到了六十八岁的他却有机会见证了明朝从垂死挣扎到彻底败亡的结局。
钱一本：(公元1539～1610年)，字国瑞，别号启新；江苏武进入。著名明朝学者。
明万历癸未年(公元1583年)进士，官至福建道监察御史，因上疏论政弊，被削职为民。曾与顾宪成、高攀龙等分主东林讲席。著有《像象管见》九卷、《像抄》六卷、《续像抄》二卷、《四圣一心录》六卷。
《像抄》乃为钱一本集录别人易图、论说间附自己衍图、论说之书。凡易图二卷、附录书札二卷、经解二卷。所列易图共三十二幅：《马图》、《龟书》、《易有太极图一》、《易有太极图二》、《体用一源图》、《河洛卦位合图》、《一阴一阳调道之图》、《通知昼夜之图》、《全体天心之图》、《竖图》、《十二月卦之图》、《一中分造化方图》(先天方图)、《一中分造化方图》(重定先天)、《一中分造化方图》(补定后天)、《一中分造化圆图》(先天圆图)、《一中分造化圆图》(补定先天)、《一中分造化圆图》(补定后天)、《乾坤易之门》、《羲画六十四卦文序反覆合之止成三十六》、《文序先后一原图》、《序卦图》、《三十六宫都是春》、《杂卦》、《制器尚象十三卦》、《九卦》、《四象珓图》、《四象珓卦全图》、《八卦上下相综全图》、《先天八卦往来顺逆图》、《八卦变游归宫之图》、《阳生自下阴消自上全图》、《重定先天后天消息全图》。
钱一本借“像抄”易图表达自己对朱熹《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河图、洛书、太极、先天、后天、卦变等图的意见，亦对其它如序卦、三陈九卦、制器尚象十三卦、杂卦、八宫世系等卦图有所论述。如，其论十数《河图》与九数《洛书》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图书固是卦画之原。然《易传》明言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则俯仰远近，无之非则，无之非画。程子谓见兔亦可起卦，正如此。”又如论“太极图”曰：“太极只消一图，可以圆亦可以方，合内外、彻上下、贯左右，而无不通。周子图而为五，然无极此图，分二此图，分五此图，成男女此图，化生万物此图，得意者总可以一图而了也。…学者须是会五于一始为得之。”其论“后天八卦图”曰：“离南坎北，天地中正之交，震东兑西，时令出入之序，艮东北巽东南，辅震以出生，坤西南乾西北，辅兑以收入。圣人布置八卦方位，其精如此，或犹谓其多不可晓，殆未之深考耳。”又就朱熹《答袁枢》“至于文王八卦，则熹尝以卦画求之，纵横反复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评曰：“天体圆转，动而无穷，何处放置得八卦？只有地上可以陈列八卦。或谓文王八卦，尝以卦画求之，纵横反复竟不得其所以安排之意。窃疑以画求之，终竟难通且不成。，文王以前便无如此次第，只是今要移动一位，终移动不得，此便是圣人天地自然之文章也。”其就“先天圆图”论“易逆数”曰：“或以自震而乾为往而顺，自巽而坤为来而逆，如此却是半顺半逆。”其就《易学启蒙》三十二幅变占图曰：“列为三十二图，其实只是一图也。”其它如《羲画六十四卦文序反覆合之止成三十六》，则是本萧汉中《读易考原》分合序卦之说而出图，简易明白，足以为《读易考原》之补充。其余所论如“卦在有象之后，皆属后天”、“神无方，易无体，易未可以方位论也”、“易不可为典要，如以乾南坤北等为先天易，以乾西北坤西南等为后天易，皆典要之死杀易，非所以为易。须知八卦皆为君乾，非先天之定于南，又岂后天之定于西北乎？圣人说天地定位章，只是明八卦对待之体，原未折作两截圆而为图；说帝出乎震章，则是陈列地上，明个方位次第之理，自然如此已耳。”此皆是有所见地之论。
钱一本又多借“像抄”易图，阐述自己对朱熹理学及当时王守仁心学的见解。如借《易有太极图二》引顾宪成“就气上点出理来”、“理是气之主宰”、“理同而气异”之说，论曰：“由叔时之言观之，此一图以乾南为统体，则诚明之性，乃人之源头；以离东为发窍，则明诚之教，乃人之念头。从源头上看，不通便塞，绝无少可自恃处；从念头上看，不存便去，略无少可自肆处，此一图方始到手。”又曰：“泉南陈布衣真晟言心言敬，而以心字中之一点，规而大之为太极。以不失此一点为敬。意味殊是亲切…横列三点，三才也，三才统体一太极，太极统体为一心，君子戒慎恐惧，全体而勿夫，此之谓敬耳。”又如“六十四卦，圆为天无不虚，方为地无不实。人有圆之虚方之实，天下之能事备矣”、“人心复姤之真几，纯善无恶。地逢雷，太极动而生阳，几一动便是天根；乾遇巽?太极静而生阴，几一静便是月窟。闲往来，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此岂言语思虑之所能及哉！天根、月窟，乃人人日用寻常心体。”所引周敦颐、邵雍、程颐、朱熹、薛瑄、胡居仁等人之语，亦在于借图阐明其理学思想。如今研究宋明理学，应有钱一本等东林党人的一席之地。
清朝四库馆臣纂修《四库全书》时，误将钱一本《像抄》一书作胡居仁书著录，而成《易像钞》十八卷。其前五卷所列三十二图及所引诸家之说即为《像抄》前二卷内容(文字几乎一字不差，三十二图中，只是《马图》无“龙马”之形、《龟书》无“神龟”之形)。今读《四库全书》本《易像钞》及引用其图者，当对此误有所了解。是书引“胡叔心”语录一条，则无胡居仁于己作书中自注名字之理。又语录后所注蔡虚斋(清)、章本清(潢)、杨止庵(时乔)、顾叔时(宪成)与《易筌》作者(焦竑)等人，皆在胡居仁之后，无胡居仁著书引身后人语之理。四库馆臣又将钱一本《像抄》立为存目之书。《提要》有“实则衍陈抟数学”、“以朱子《本义》所列九图衍为三十二图，图各有说，纵横比对，自谓言象而理在其中…一本借以旁推，尤为支蔓”云云，此则是不详读是书便滥作“提要"之例。所谓“推衍陈抟数学”据何而发？所谓“自谓言象而理在其中”又是何人之“自谓”？所谓“以朱子《本义》所列九图衍为三十二图，图各有说”，明明图说之后注有杨止庵、朱子、蔡元定、章本清、胡廷芳、邵伯温、止庵杨氏、敬轩薛先生、管登之、方达卿、顾叔时、思齐翁氏、云峰胡氏、项平甫、胡叔心、龙岗贺氏、玉斋胡氏、草庐吴氏、浚仪王应麟、邓元锡、象山陆子、潜谷邓氏等诸家，如何谓其图其说皆出于钱氏之“旁推”？如能将是书通读一过，必不会有此等样“提要”文字。
钱一本《像抄》一书“抄”别人之像与说又间附己见而成书。所引诸家之说以宋朝人和明朝人为主，而其中明朝人又居多。钱一本借图借说以阐明个人见解，特别是借以发挥宋明理学思想，则是书中一大特色，与曹端以《太极图述解》阐述其理学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钱 棨：(公元1743～1799年)，字湘舲，一字振威，江苏长洲人(今江苏苏州)。著名清朝三元及第者。
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门第。钱綮自幼饱读诗书，勤学不辍，以才华过人远近闻名。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以乡试第一的成绩中举为“解元”。相传他这次及第颇为神奇，当时主考官谢墉深夜阅卷，困顿入梦，恍惚中见到一位仙人授给自己一支巨笔，笔土赫然刻有“经天纬地”四个大字，笔端饰以孔雀毛，光焰夺目。一觉醒来，案上正好放着钱柴的试卷，谢墉想想梦中神仙所授之笔必定就是此人，于是便把他的试卷放置“解首”，即第一名。
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钱棨进京参加会考，途中梦见苍龙彩云在他面前凌空飞舞，于是他左手按住龙角，右手取笔在龙头上写下“奎壁凝晖”四个大字，字刚写罢，龙即腾空飞去。不久，他便连续摘取了“会元”和“状元”的桂冠。
钱棨连中“三元”的消息传出，举朝震动，乾隆大帝认为这是满清开国以来的大喜事，是为“太平盛世”的瑞兆，传胪三日，乾隆大帝更亲自作《御制三元诗》以示庆贺。其诗云：“龙虎传胪唱，太和晓日暾。国朝经百载，春榜得三元。文运风云壮，清时礼乐蕃。载咨申四义，敷奏近千言。讵求止端楷，所期进谠论。王曾如何继，违弼我心存。”乾隆大帝不仅赞赏他的殿试对策好，文章虽只“近千言”，而内容切实，表述完整，且书法端正，清秀有力。在京的士大夫及四方诗人纷纷赋诗祝贺，“和者数百家”，翁文纲一人就曾作有《三元花歌》、《三元喜宴》诗等四首。
后来，翁文纲还特地将这些诗收集起来，汇编成《三元诗集》，并付梓传世。
钱 澧：(公元1740～1795年)，字东注，一字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在历史上有直谏名。
钱南园在人格和书法上都是颜真卿的忠实追随者，他的楷书与颜体楷书形神毕肖，被人誉为“鲁公后一人”，对后世习颜之人影响甚大。
钱南园的行书也自然地继承了颜体风骨，稳厚、宽博、遒劲、刚健，一一涌于笔下。但仔细体察，其中也有不少属于他的个体面目，如凝炼、厚实处体现的精神似有一种执者的品格，而间而的跳动、宕荡，又能展示出奔放的个性。在具体的用笔、造字处理上，他也有师仿唐、宋其他大师的痕迹。
在书法史上，钱南园的价值还在于，当绝大多数人在赵董书风、在“馆阁体”中消磨个性趋于姿媚、刻板的时候，他能于独师鲁公中为书坛带进一股刚阳之气，表现了不趋同、不媚俗，能够独善其身的独立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国书学传统的精要。
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钱澧病逝，终年五十六岁。生前有《临鹿脯帖》、《隆师亲友轴》等墨迹，刘墉在其上书《苏轼游道场山诗卷》。
钱玄同：(公元1887～1939年)，原名夏，字中季，后改名玄同，字德潜，号疑古，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兴人(今浙江湖州)。著名现代语言文字学家。
早年留学日本，师事章炳麟。所著有《文字学音篇》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古音无邪纽证》等论文。
190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次年加入同盟会。留日期间，与鲁迅等人一起师事章太炎习文字学，研究音韵训诂。1910年回国后，先后在浙江、北京等地的中学任教。1916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1917年后曾任《新青年》编辑，从事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创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1928年后任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常委、《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主任。
钱玄同一生从事经史研究，于文字学、音韵学造诣尤深，有所发明。提倡简体字和世界语，发起并参加国语运动。著有《文字学音篇》、《音韵学》、《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说文部首今读》、《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国音沿革讲义》、《中国文字概略》等。
钱崇澍：(公元1883～1965年)，字雨农，浙江海宁人。著名植物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之一。
钱崇澍于1883年农历11月1日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祖父钱保塘，曾任四川县令。父亲钱剑虹，善做诗词，以教书为生，家中略有积蓄，有子女十人，钱崇澍排行第三。在家庭的熏陶下，钱崇澍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代在家乡读私塾。
钱崇澍在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年考中秀才。1905年清朝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钱崇澍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毕业后被保送进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后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
1910年钱崇澍与竺可桢等一些富有理想的青年赴美留学。先后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自然科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刻苦学习近代植物学课程，获得学士学位。1916年学成回国，受聘在江苏甲种农业学校教书。除教植物学和树木分类学外，还开展植物学的研究。1919年受聘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授，他的教学才能在国内已初享声誉，旋被东南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聘任为教授，教植物分类及植物生理课。
1923年钱崇澍到清华留美学校教生物学，1925年该校改为清华大学，学制四年。1920年设立生物系，钱崇澍是第一任生物系主任。他先后讲授科学概论、植物学等课程。1921年钱崇澍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受聘为厦门大学教授。二十年代后至1949年，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教授兼植物部主任，历任四川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复旦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崇澍毕生从事植物学研究、教育和组织工作。1916年、1917年和1927年分别发表的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论文，均属我国在各该领域的第一篇科学文献，对难度较大的兰科、荨麻科、豆科、毛茛科等植物的分类进行了系统研究，培养了许多植物学人才，对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崇澍应邀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任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公元1953年以前为植物分类研究所)。该所在南京、庐山、昆明和武功设立工作站，开展对各该地区的植物调查和研究。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这些附属单位后来相继独立，成立相应的研究所或植物园。
1955年钱崇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还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和第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科协副主席等职务。
1963年10月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了中国植物学会三十周年纪念会，并隆重庆祝钱崇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五十周年。会上，他继续当选为植物学会理事长。当时他已经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
正当他满怀信心为祖国科学事业贡献有生之年时，无情的胃癌夺去了他的生命。钱崇澍于1965年12月28日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三岁。
钱钟书：(公元1910～？年待考)，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著名现代文学家。
钱绳武堂，系钱钟书祖父钱福炯置业，题名为“绳武堂”，占地面积为二亩四分多，旧匾为当时的江苏省省长韩国钧书。钱福炯集经史语撰联悬于厅堂之上，勉励子孙勤奋读书，安分守业，和睦相处，继承家风。
1926年，钱钟书的叔父钱孙卿因子女较多，在征得其父同意后，于后园西北角添建楼房三楹；之后又接建楼房一楹，因园内有一树盛开的梅花，故又名“梅花书屋”。
钱氏旧居大门东侧的三间房，除最东一间是家祠外，其余两间为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寒暑假回家期间课子讲学之所，名为“后东塾”，著有《后东塾读书记》。钱钟书少年时期，常和几位堂兄弟在此读书、听讲、习字、作文。
钱氏旧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极具历史人文价值。二十世纪以来，在“爱国、爱民、爱学习”的家风熏陶下，江南钱氏家庭中人才辈出。这其中 “爱学习”是一个人“爱国、爱民”的核心基础。
钱钟书是1910年在无锡出生的，后来饮誉海内外的无锡籍文学大师，有“第一才子”之称。早年就读于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仁中学，在1929年从无锡到上海，考取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当时这个系全国只招大约四十个人(这个班最后学成毕业了二十七人)。毕业同学中有曹禺(万家宝)、吴祖缃、常风，还有女翻译家石璞、颜毓蘅等。
钱钟书当年的数学只考了十五分，总分只排了个第五十多名，但他国文优秀，英文特优，因此在罗家伦校长特批下，被破格录取(同样的案例有卢前考东南大学、臧克家考青岛大学，显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变通精神)。
1933年，钱钟书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绦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
他的博学多才和勤奋精神，给他的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成为大家的学习榜样。他自己曾经说有三大嗜好：“好小吃，好深谈，好博览。”他的清华同学说他“除了生病之外，他无时无刻不在读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清华的张申府先生就在《大公报》上撰文说，钱钟书和他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他凭兴趣饱读了大量的西方现代小说，成为学贯中西的人物，1937年获得了很难得到的牛津大学文学士学位。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
1941年回家探亲时，因沦陷而羁居上海，写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围城》已有英、法、德、俄、日、西语译本。散文大都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一书。《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与此同时，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央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执教或任职。
他后来创作的《围城》，据专家考证，就与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传》“近似”，因为：我们的世界，照钱先生的看法，不是天堂，不是地狱，而是粪窖——这里面熙熙攘攘的尽是些臭人和丑事！一部《围城》，便是专门拿来给粪窖中的人物画脸谱的。脸谱有三副，用韩非子的字眼来形容，一副代表“愚”，一副代表“诬”，还有一副则是两美并全“愚而兼诬”…他比较最能同情的是第一类的“愚”。
随后钱钟书又与夫人杨绛一起转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对此杨绛在《我们仨》中有着详细记述。他们夫妇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
钱钟书在1938夏天回国，当时是二十八岁，成为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的教授。虽然仅仅执教了一年，他的学生许国璋有评论说：“钱师，中国之大儒，近世之通人也。”
从四十年代中期起，他陆续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如《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1946年由开明书店结集出版。书名定为《人·兽·鬼》。在序言中，他特别呼吁人们千万不要“对号入座”，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人”，是“兽”，是“鬼”…“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轨溜出书外”。
其实这篇“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话欲盖弥彰，其真实的意思是，这些似“人”(“安份守法的良民”)，实“兽”(“驯服的家畜”)，或者是“鬼”(“没管束的野鬼)的东西，实际上就“在现实里自由活动”着，是“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的世人。其中以《灵感》一篇，批判所谓“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十分犀利。
经过以上的创作实践，1943年春，他又在杨绛所写第一部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在上海公演的灵感激发下，钱钟书终于有了“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冲动！
从1944～1946年，他用了两年时间陆续完成了长篇小说《围城》，其中洋溢着他对世事的思考、人性的反省和才华的发挥。这期间，他体弱多病，生活清贫，心情奇劣(郁闷且郁愤)，所以他在1946年底的序言中表示：“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可见他写小说的过程中，心情是郁闷而且郁愤的。在书中，他用自己“感觉的灵敏和笔墨的精妙”，对人类“虚荣心”的“盲目性”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围城》不仅象征着方鸿渐的人生观，实际也代表着作者自己的。
《围城》单行本于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不到两年第三次出版；此后直到1980年重版，正版发行百万余册。当时上海有一高校的测验中，说该书是“大学生最喜爱的十种世界文学名著之一”。
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说：“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有自认为是“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
《围城》是国家教育部推荐全国高中生的“必读书”之一，认真解读《围城》小说可以让我们获得人生的智慧。
1953年后，钱钟书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所著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90年12月，十二集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钱 宁：(公元1922～1986年)，江苏南京人。著名水利泥沙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2年12月4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父钱天鹤是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馆长，金陵大学蚕桑系主任。钱宁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央大学土木系，高年级时选水利作为专业，1943年毕业留校读研究生兼助教。1947年在美国依阿华大学及柏克利加州大学学流体力学及泥沙专业，1948年获硕士学位后参加了美国工程师兵团实际工程的咨询工作，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
他在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55年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水工室(公元1958年并入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员，1973年调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授，一直从事研究治理黄河、三门峡、钱塘江河口、葛洲坝等水利工程，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成就。
1979年钱宁患肾癌，他一面配合治疗，一面以惊人毅力坚持教学科研，先后完成了《泥沙运动力学》和《河床演变学》共二百万字的两部巨著；撰写了四十篇约七十万字的学术论文与报告。他先后指导了两名博士生、五名硕士生及三名留学生，并组织撰写出三十三万字的专著《高含沙水流运动》。1980年钱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8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82年，宁负责的"黄河中游粗沙来源区"研究成果，获全国自然科学二等奖。1983年合著的《泥沙运动力学》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1984年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在北京成立，钱宁被选为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和英文杂志《国际泥沙研究》主编。1985年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1986年获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并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984年钱宁在癌细胞已经转移的情况下，又主动争取指导长江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研究，病情十分严重时，还去外地出席有关论证会议，并作了严谨的长篇发言。对三峡工程的论证做出了重要贡献。直至1986年病危时，在病榻上仍关心、思考三峡工程问题，发表了最后一篇论文《长江三峡枢纽工程的几个泥沙问题》，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钱宁是高含沙水流研究的先驱、开创者和组织者。晚年在他领导组织下，其研究成果逐渐成为泥沙运动理论的一个完整的分支，而使我国在这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国际水力协会前主席J.F.肯尼迪教授将其著作《泥沙运动力学》誉为“泥沙理论的里程碑”。他在河床演变学方面成就也很巨大，和周文浩合著的《黄河下游河床演变》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研究成果。三门峡水库改建恢复向下游排沙后，他提出有利于减少河道淤积的水库调水调沙运用方式，得到生产部门的采纳。据钱宁对钱塘江的整治原则、整治程序和工程布局提出的建议进行大规模滩涂围垦的成功，证明了他的预见。他还领导清华大学泥沙试验室对葛洲坝、三峡工程泥沙问题进行了研究。
钱宁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培养出了一支第一流的泥沙科技队伍，他亲自编写教材，讲授课程，培养研究生。他又是一位出色的科研工作组织者，他治学严谨，热情诚挚，宽容厚道，并以其开创性的学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学术威望，团结了各方面同志，推动了我国泥沙研究事业的进展。1976年他首先倡导成立泥沙专业委员会，并被推选为首届执行副主任，多次组织召开会议，研讨水利建设和江河治理中的重大泥沙问题。他亲自主编《泥沙手册》，并担任《泥沙研究》杂志主编。他主编的(英文版)《国际泥沙研究》，被日本林泰造教授誉为“是一本对泥沙研究来说开创新纪元的杂志”。
钱宁于1986年12月6日病逝，终年六十五岁。钱宁出色的学术成就及全部贡献，使他在国内、国际泥沙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钱宁逝世后，水利部等六个单位联合设立了全国性的“钱宁泥沙科学”奖，并出版了《钱宁论文集》和《纪念钱宁同志》文集。 跟帖时间 2010-02-06 21:59:1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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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典故趣事 -- 〖衣锦还乡〗
吴越武肃王钱谬早年家境贫寒、生活困窘，后来迫于生计始投身军旅，未想竟由此发迹，终致割据称王，占有吴越十三州土地，成为一方霸主。显贵后，他决定效仿汉高祖故事荣归故里，打算好好在家乡人面前炫耀一下。于是一面下令将家乡改命为“衣锦军”，并在故宅旧园基础上大修宫殿楼阁，穷极壮丽一时，另一面又召聚亲朋故旧、邻里乡人整日笙歌燕舞，欢宴不休，甚至于把自己幼时玩耍嬉戏的地方披上锦绣彩缎，表示不忘过去。他同时自鸣得意地令乡人四处传唱自己的《还乡歌》，以歌功颂德，家乡因此蔚为轰动，热闹非凡，人称当年汉高祖刘邦唱《大风歌》时也不过如此。
〖连中三元〗
钱棨（1743-1799）字湘舲，一字振威，清代江苏长洲（今江苏省苏州）人，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门第。钱綮自幼饱读诗书，勤学不辍，以才华过人远近闻名。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以乡试第一的成绩中举为“解元”。相传他这次及第颇为神奇，当时主考官谢墉深夜阅卷，困顿入梦，恍惚中见到一位仙人授给自己一支巨笔，笔土赫然刻有“经天纬地”四个大字，笔端饰以孔雀毛，光焰夺目。一觉醒来，案上正好放着钱柴的试卷，谢墉想想梦中神仙所授之笔必定就是此人，于是便把他的试卷放置“解首”，即第一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钱棨进京参加会考，途中梦见苍龙彩云在他面前凌空飞舞，于是他左手按住龙角，右手取笔在龙头上写下“奎壁凝晖”四个大字，字刚写罢，龙即腾空飞去。不久，他便连续摘取了“会元”和“状元”的桂冠。
钱棨连中“三元”的消息传出，举朝震动，乾隆皇帝认为这是满清开国以来的大喜事，是为“太平盛世”的瑞兆，传胪三日，乾隆皇帝更亲自作《御制三元诗》以示庆贺。其诗云：
龙虎传胪唱，太和晓日暾。国朝经百载，春榜得三元。
文运风云壮，清时礼乐蕃。载咨申四义，敷奏近千言。
讵求止端楷，所期进谠论。王曾如何继，违弼我心存。
乾隆不仅赞赏他的殿试对策好，文章虽只“近千言”，而内容切实，表述完整，且书法端正，清秀有力。在京的士大夫及四方诗人纷纷赋诗祝贺，“和者数百家”，翁文纲一人就曾作有《三元花歌》、《三元喜宴》诗等四首。后来，翁文纲还特地将这些诗收集起来，汇编成《三元诗集》，并付梓传世。
〖钱塘射潮〗
浙江钱塘江自古以来就以风大浪高、破坏力惊人闻名于世，钱塘观潮很早即为当地一景。唐末五代时，由于连年战乱，钱塘江堤岸久疏修葺，已是残陋毁损、破旧不堪了，根本无法继续捍御巨潮大浪的冲刷侵蚀，两岸百姓屡屡流离失所，深受其害，甚至吴越国的都城杭州也受到威胁，时无宁日。鉴于情况紧急，吴越王钱谬下令组织动员境内人民凿石填江，进行大规模整修。不料当时海潮汹涌澎湃，工程根本无法正常进行。情急之下，钱谬认为这是鬼神作怪，便当下传令工匠赶造竹箭3000支，并配以羽镞，命水军士卒轮番用强弓硬弩对潮施射。海潮竟自慢慢消退，工程得以顺利完成，确保了杭州城及其钱塘江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钱谬也因此备受世人称颂。 跟帖时间 2010-02-06 21:56:4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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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宗祠通用联 -- 1.宗祠四言通用联：
马上运槊；国旁课读。上联典自五代吴越王钱文奉善射，能上马运槊。下联典出清朝年间的钱陈群幼家贫，母陈书故工六法，课读于纺车旁。
还乡衣锦；聚宦添花。上联典自五代吴越王钱鏐，号所居城为衣锦城。下联典自北宋朝时期的钱惟演，世代官宦，时称“德星群聚，花添一锦。”
系承钱孚；望出下邳。全联典自黄帝裔孙孚，在周为钱府上士，子孙以官为氏。
追芳东越；绍美西昆。全联典出北宋诗人钱惟演，为“西昆体”领袖人物。
射潮靖海；庐墓旌闾。上联典自钱塘大堤，为潮水所毁。吴越王钱鏐命强弩数万射之，潮退堤成。下联典自宋·钱尧卿童年丧父，终日守墓，举为孝廉。
彭城世泽；越国家声。全联典自彭祖为钱孚之祖，尧时封于彭城(今江苏徐州)。钱鏐，五代吴越国王。
泽承周府；名并钱郎。上联典指钱氏来历。下联典指唐朝时期的钱起。
银麋瑞角；锦树仙枝。全联典指钱鏐。
彭城阀阅；兰水衣冠。全联典指钱氏来历及郡望。
2.宗祠七言通用联：
崔恭人浣青留草；陈贤母夜绩授经。上联典自清朝刑部侍郎钱诚之女钱孟钿，善诗，著有《浣青诗草》。下联典自清朝年间的钱陈群之母陈氏，边纺织，边教授其子。
里巷相邀传座酒；祖宗曾出买灯钱。全联典指五代时期的钱俶。
述古堂中藏万卷；绛云楼里备千家。上联典出清朝藏书家钱曾，藏书室名“述古堂”。下联典出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家有绛云楼，藏书宏富。
才多隽永诗名重；学有渊源道脉长。上联典出唐朝时期的诗人钱起，“大历十才子”之一，有《钱考功集》。下联典出彭祖，姓钱名铿，长于导引按摩健身之道。
墨花点毫晓云湿；芝草入帘春雨香。全联典用清朝年间的书法家、诗人钱鲁斯撰书联。钱鲁斯，字伯垌，武进人。
启匣尚存归国诏；解弢时拂射潮弓。全联典指宋朝时期的武肃王钱鎏。
仙凤玉露争飘洒；密竹疏松斗志苍。全联典用清朝年间的著名学者、清乾隆进士钱大昕(公元1728～1804年)撰书联。钱大昕，字晓徵，号竹汀，江苏嘉定人。治学方面颇广，于音韵训诂尢多创见，长于校勘考订，有《廿二史考异》。
3.宗祠八言以上通用联：
学如牛毛，成如麟角；言不文典，暮不作经。全联典用清朝年间的书法家钱坫(公元1744～1806年)撰书联。
名标鼎甲，门闾代代；秀毓钱塘，兄弟怡怡。上联前句典自明朝年间的翰林修撰钱福，弦治中试礼部廷对皆第一；上联后句典自明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钱升，万历殿试第一。下联前句典自明人礼部侍郎钱谦益；万历进士。下联后句典自宋代秘书监钱昆及其弟翰林学士钱易均为进士。
江上峰青，才藻何如太白；州中蟹紫，啸歌不让次山。上联前句典自唐朝时期的钱起，工诗，为“大历十才子”之一。有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赴举时，主考官以为“有如神助”；上联后句典自宋朝时期的钱易，以才藻知名。苏易简称钱易有李白才。下联前句典自宋朝时期的钱昆，钱易之兄性嗜蟹，尝求补外职，希望能到“有蟹无通判”处。下联后句典自明朝年间的钱薇，曾因星变言主失，为世宗所衔恨。又疏谏南巡，被斥为民。归而讲学，足迹不及公府。
陌上花开，铁券王孙君独秀；梁间燕语，乌衣子弟我重来。此联采用江苏省无锡钱氏宗祠联。上联“铁券”，典指五代时吴越王钱鏐，唐昭宗任他为镇海节度使，赐给铁券(即铁契，古代皇帝颁赐给功臣授以世代享受某种特权的凭证。汉朝表用丹砂书写誓词，从中剖开，朝廷和受赐者各保存一半；唐朝以后则嵌金，刻有免死等特权的文字)，到明朝，他的后人还保存着。明朝年间的陶宗仪在《辍耕录·钱武肃铁券》中说：“我乡钱叔琛，是钱武肃王的后裔，曾拿出家中所藏的铁券，开状像瓦，高一尺多，宽二尺左右，券词是用黄金镶嵌的。”下联“乌衣子弟”，典指豪门望族的后代。“乌衣”，指乌衣巷，在今南京市秦淮河以南，三国时吴国曾在此驻兵，因士兵穿乌(黑)衣而得名。东晋时，因王、谢等大族住在这里，从此闻名。 跟帖时间 2010-02-06 21:54:2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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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的字辈排行 -- 江苏常熟钱氏字辈：“世宏泽远书启康昆”。
云南昆明钱氏字辈：“铸本广济远宏以宜泰人”。
浙江海宁钱氏字辈：“兴邦保国崇德志道通经博古明体达用”。
广东潮汕钱氏字辈：“伯思孝友仲怀敬恭忠信立德礼义衍芳”。
湖南湘潭钱氏字辈：“广诒彰世序永锡茂宗支绳武昭垂日人文蔚起期景仰先贤德鸿基耀楚湘诗书傅后代克绍振纲常”。
钱氏一支字辈：“思朝玉正良人上开必世宏大邦家之才孝友忠厚泽远德培光宗耀主以毓方来”。 跟帖时间 2010-02-06 21:51:5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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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的家训 -- 个人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中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尽前行者地步窄，向后看者眼界宽。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能改过则天地不怒，能安分则鬼神无权。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
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勤俭为本，自必丰烹，忠厚传家，乃能长久。
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从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不见利而起谋，不见才而生嫉。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
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 跟帖时间 2010-02-06 21:49:4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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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姓的家谱文献 -- 浙江桐乡州钱吴氏宗谱五卷，首一卷，(清)吴学浚等修，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永怀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杭州钱塘沈氏家乘十卷，(清)沈绍勋辑，沈祖帛系增辑，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西泠印社铅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江西吉安钱溪胡氏族谱及文献，(清)胡家璜等重修，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常州毘陵钱桥里金氏宗谱十二卷，(民国)金震一等续修，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雍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广东番禺金钱村候氏族谱不分卷，(清)侯子城誌，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手写本一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萧山钱清北祠潘氏宗谱六卷，(清)潘沄纂修，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永言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
江苏溧阳广德钱氏家谱不分卷，(民国)钱又选撰，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河北保阳钱氏宗谱，(清)钱漱泉修，清咸丰八年(公元1859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江苏南通崇川钱氏世谱不分卷，(清)钱华辑，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南通市图书馆。
江苏南通崇山钱氏世谱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钱兆鹏修，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修，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至清道光年间重修。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
江苏南通崇川钱氏世谱十二卷，首两卷、附钱氏一家言十二卷、末一卷，(清)钱元焕修，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享叙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南通钱氏宗谱七卷，首一卷，(清)钱炳川修，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锄绅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南通市图。
江苏镇江吴越钱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钱志遥等跋，清乾降十二年(公元1747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镇江吴越钱氏京江分支六修宗谱十二卷，首两卷，(清)钱铭盘、钱之善等修，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镇江吴越钱氏京江分支七修宗谱十六卷，首四卷、末一卷，(清)钱止庸、钱之洤等纂修，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江苏镇江润州南朱钱氏族谱十卷，(民国)邵凤翔等序，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射潮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常州钱氏宗谱十二卷，(清)钱潮海等修，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湖草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常州毗陵钱氏宗谱十四卷，(清)钱世坤、钱德行等汇稿，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伯仲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二卷、第五～八卷、第十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常州钱氏菱溪族谱十八卷，首一卷，(清)钱履荣等六修，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享彝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常州钱氏菱溪族谱二十六卷，首一卷，(民国)钱增伟等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享彝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
江苏溧阳钱氏家谱二十八卷，(民国)钱亨等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锦林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江苏无锡金匮吴越钱氏宗谱，(清)钱维城等编，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江苏无锡吴越钱氏五修流光宗谱十二卷，(清)钱人麟等修，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蔗川念修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重庆市图书馆。
江苏无锡吴越钱氏清芬志十种，首一卷、末一卷，(清)钱日煦纂，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撷云阁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无锡堠山钱氏宗谱六卷，首一卷、世谱二十二卷，(清)钱逸楼、钱子芬等修，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锦树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无锡堠山钱氏宗谱十卷，世谱三十卷，(清)钱熙元等修，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锦树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无锡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四卷，(民国)钱基博编，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
江苏无锡钱氏湖头宗谱，上卷八卷，下卷十卷，末一卷，(清)钱邵霖辑，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忠义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江苏无锡钱氏湖头宗谱上卷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锦树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两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无锡钱氏湖头宗谱两卷，(清)钱士炳等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十八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无锡钱氏湖头分支马桥宗谱六卷，首一卷、末一卷、附遗芳略二卷，(清)钱承康纂，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锦树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
江苏无锡钱氏宗谱八卷，(清)钱承康修，清光绪年间锦树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江苏无锡钱氏宗谱三卷，(民国)钱一珠编，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锦树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云南省图书馆。
江苏无锡锡山钱王祠神牌谱，(民国)钱一璜等编，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庆系堂铅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
江苏无锡锡山钱王祠神牌谱，(清)钱一珠等编，钱鸿申、钱王禾辑，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云南省图书馆。
江苏江阴钱氏宗谱四卷，(清)钱德荣修，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射潮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江苏江阴北门五保钱氏宗谱八卷，首一卷，(民国)钱叙森等修，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射潮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宜兴新渎钱氏续修宗谱八卷，(民国)钱俊彩修，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诒燕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江苏苏州彭城钱氏支谱，(民国)钱寿崧等修，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
江苏常熟海虞钱氏家乘八卷，(明)钱岱纂，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
江苏常熟海虞钱氏家乘不分卷，(清)钱谦益撰。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山西省文物管理局、浙江省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常熟海虞钱氏秀峰公支世谱图一卷，(清)钱禄泰纂，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江苏省常熟市图书馆、浙江省临海县博物馆。
江苏常熟海虞禄图钱氏振鹿公支世谱六卷，(民国)钱昌谷、钱昌运等纂，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石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熟市图书馆。
江苏常熟彭城钱氏世谱文传八卷，首一卷，(民国)钱时棣等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吴县安山钱氏宗谱两卷，(清)钱元怡等修，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7年)锦树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吴县彭城钱氏支谱不分卷，(清)钱庆戴等修，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太仓彭城钱氏谱一卷，图像两卷，履历二十卷，宝录六卷，文传八卷，(民国)钱泰阶等编，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浙江文安钱氏宗谱三卷，(清)钱元观等纂，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金华市文物管理局。
浙江文安钱氏宗谱三卷，(民国)钱思岳等纂，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金华市文物管理局。
浙江钱氏家乘六卷，(民国)张謇纂，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档案馆。
浙江杭州钱武肃王集附录四卷，(清)钱云冲纂，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市图书馆。
浙江杭州钱武肃王集附录四卷，(清)钱槐等编辑，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临安钱氏庆系谱十一卷，(清)钱学文等修，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二卷、第十一卷。现被收藏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浙江临安钱氏宗谱四卷，(民国)钱佐用纂，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小锡堂重修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浙江临安钱氏家乘十四卷，附录一卷，(民国)钱文选辑，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宁波甬东钱氏宗谱九卷，(民国)钱抚惠等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具庆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余姚武林钱氏宗谱一卷，(清)钱惟辑，钱泳校，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表忠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鄞县鄞东月宫山钱氏宗谱十卷，首一卷，(民国)黄宝琮、钱礼明等纂，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表忠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慈谿钱氏正宗谱不分卷，(清)钱尚志等纂，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传抄本三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奉化横山钱氏宗谱不分卷，(清)叶敏斋辑，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手写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象山吴越钱氏象派宗谱六十卷，首一卷，(民国)史翰章纂，钱鸿纪修，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浙江省象山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嘉兴钱氏家谱一卷，著者待考，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浙江嘉善钱氏家传四卷恩纶二卷，(清)钱以皑撰，清康熙五十八(公元1719年)研云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天津市图书馆。
浙江海宁钱氏考古录十二卷，补遗一卷，(清)钱保塘、钱国鎔编，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海宁清风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两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大连市图书馆。
浙江海宁华园钱氏家乘不分卷，(民国)钱德桢辑，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
浙江海盐钱氏家谱十一卷，(清)钱臻等修，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显忠祠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绍兴山阴项里钱氏宗谱九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钱桂芳、钱枝康修，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忠孝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绍兴漓渚钱氏宗谱，(民国)钱从善、钱显曾等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昭德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诸暨暨阳钱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道光年间焕文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上虞通明钱氏宗谱八卷，首一卷，(清)钱纪勋辑，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浙江上虞通明钱氏衍庆谱八卷，首一卷，(清)钱昆元修，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
浙江上虞通明钱氏谱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钱纯纂，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
浙江上虞虞西蒋桥钱氏支谱十二卷，(民国)钱钟瑜纂，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射潮堂铅印本十二册，今仅存第五～七卷、第十三卷、第十五～十七卷、第十九～二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嵊县剡西长乐钱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嵊县图书馆。
浙江嵊县吴越钱氏大宗庆系谱三十六卷，首一卷，(民国)张崇筒纂，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一卷、第四～十七卷、第十九～二十五卷、第二十七～二十八卷、第三十二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嵊县图书馆。
浙江嵊县剡北钱氏宗谱六卷，(民国)钱以法纂，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忠义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嵊县剡北钱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兰谿双谿钱氏宗谱一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3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长陵乡。
安徽广德钱氏家乘不分卷，(民国)钱文选纂，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铅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
安徽广德钱氏家乘不分卷，(民国)钱文选纂，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吉林省吉林市图书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
安徽屯溪彭城钱氏宗谱五卷，(清)钱坤修，清光绪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绩溪唐昌钱氏宗谱八卷，(清)钱能左、钱德才纂，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绩溪县老屋下村。
江西永新钱氏家乘六卷，(清)钱柏园修，清雍正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福建省图书馆。
江西万载福溪钱氏重修族谱，著者待考，清同治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四卷、卷末。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新余钱氏分房支谱，(清)钱戟门等修，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崇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新余马坡钱氏重修族谱四卷，首一卷，(清)钱国瑞等纂，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崇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钱氏家乘，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一册。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湖南钱氏三修族谱，著者待考，清道光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续修钱氏族谱十一卷，首两卷，(清)钱序事纂，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彭城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湖南钱氏五修族谱十三卷，首三卷，(清)钱永青、钱永志等纂，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彭城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吴越钱氏宗谱全乘，(明)钱氏族人纂，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钱氏世谱，(清)钱培桢辑，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锦树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钱氏宗谱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钱曜纂，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锦树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吴越钱氏宗谱，(清)钱文元、钱廷梅修，清同治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苏州市图书馆。
钱氏宗谱十三卷，首一卷，(清)钱钧主修，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射潮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茶亭钱氏宗谱六卷，(清)钱士培主修，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思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
钱氏宗谱十六卷，(清)钱廷济纂，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诒忠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吴越钱氏宗谱八卷，(清)钱氏族人修，清光绪年间活字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藻钱氏宗谱，(清)钱承祐修，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贻燕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江藻钱氏宗谱，(民国)钱氏公修，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七十册。现被收藏在杭州大学图书馆。
张泽桥钱氏宗谱八卷，首两卷，(清)钱洪泉等增修，清宣统二年(公元1911年)世恩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吴越钱氏凤林派宗谱不分卷，(清)钱经一纂，清朝年间远释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杭州钱塘许氏支谱不分卷，(清)许享诗修，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刻，民国年间墨笔续修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杭州钱塘许氏家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
浙江杭州钱塘许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杭州大学图书馆。
浙江萧山钱清钟氏宗谱六卷，(清)锺廷灿辑，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承启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萧山钱清钟氏宗谱十二卷，(民国)钱福球等重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承启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
安徽歙县徐坑钱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丛桂堂修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嘉兴庐江钱氏年谱，秦孟秋等修，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安徽和州吴越钱氏宗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七十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钱氏家书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钱日煦纂修，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务云阁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吴越钱氏京江分支七修宗谱十六卷，首四卷、末一卷，(清)钱正庸纂修，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活字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钱氏湖头分支马桥宗谱六卷，首一卷、末一卷，附遗芳略一卷，(清)钱承康纂修，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锦树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海虞钱氏秀峰公支世谱，(清)钱录泰等纂修，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吴越钱氏京江分支宗谱十六卷，首四卷、末一卷，(民国)钱乃勤纂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活字本十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钱氏菱溪族谱，(民国)钱兴烈、钱廷选等纂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敬彝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钱氏考古录十二卷，补遗一卷，(民国)钱保墉纂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清风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钱氏家乘不分卷，(民国)钱文选纂，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铅印本七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吴越钱氏象派宗谱六十一卷，首一卷，(民国)史翰章纂修，民国十五年铅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钱氏家乘，(民国)钱文选纂修，民国十四年(公元1915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彭城钱氏谱，(民国)钱人骏重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钱氏傅芬集，(清)钱泳辑，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影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钱王祠产补编，(民国)钱文选纂辑，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钱氏家乘，著者待考，时代出版社纂修，铅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嵊县吴越钱氏庆系重修宗谱三卷，著者待考，清乾隆辛亥年(公元179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湘潭钱氏六修族谱十五卷，首一卷，(民国)钱锡主修，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邓东钱堰史氏宗谱八卷，(清)史悠诚修，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衍堂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萧山钱清北祠潘氏宗谱六卷，(清)潘元礼纂修，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永言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黄严黄邑钱山陈氏宗谱二十卷，(清)陈晓严等纂修，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湘潭钱氏六修族谱十五卷，首四卷，(民国)钱锡主修，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彭城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跟帖时间 2010-02-06 21:47:25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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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下邳郡：秦朝时期在今江苏睢宁西北一带设下邳县。东汉朝永平十五年(壬申，公元72年)将临淮郡改为下邳国，南北朝宋国时期改为下邳郡，治所在下邳(今江苏睢宁)，其时辖地在今北至江苏省新沂县、邳县，南至安徽省嘉山县，东至江苏省涟水县、淮安市和清江市一带。东晋时期辖地在今江苏省睢宁市、邳州市一带地区。大金国移睢宁到西北古邳镇。明朝时期废黜。
彭城郡：彭城郡原为西汉时期的楚国所置。汉宣帝地节元年(壬子，公元前69年)以楚国改置彭城郡，治所在彭城县(今江苏徐州)，西汉朝黄龙元年(壬申，公元前49年)复名楚国，东汉朝章和二年(戊子，公元88年)又改为彭城国。南朝宋永初二年(辛酉，公元421年)复为彭城郡。隋开皇时期(公元581～600年)废郡，隋朝大业三年(丁卯，公元607年)复置。唐朝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又改为徐州，唐朝天宝元年(壬午，公元742年)名彭城郡。唐朝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复为徐州。历史上的彭城郡，其统辖范围大致包括今山东省微山县、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沛县东南部及邳县西北部，安徽滩溪县东部及山东微山县一带。彭城郡与沛郡在地域范围上有部分重叠。
吴兴郡：周朝始置县，三国时期吴国宝鼎元年(丙戌，公元266年)置郡，治所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取吴国兴盛之意，其时辖地在今浙江省临安至江苏省宜兴一带。东晋朝义熙初年(乙巳，公元405年)移至吴兴(今浙江吴兴)，当时辖地在今浙江省临安市、湖州市、余姚市、杭州市、德清县一线西北、兼有江苏宜兴一带县地。隋朝仁寿二年(壬戌，公元602年)因地濒太湖而改名湖州。唐朝时期亦曾改湖州为吴兴郡。
2.堂号：
彭城堂：以望立堂。
下邳堂：以望立堂。
吴兴堂：以望立堂。
吴越堂：钱镠是五代吴越开国君王。他在后唐时只是大将董昌手下一个偏将，但是他深通兵法，很会打仗，打败了王郢，消灭了黄巢，剿平了刘汉宏。皇帝因他战功累累，升他为镇海节度使。这时董昌造反，他剿平了董昌，皇帝就封他为越王，后来又封他为吴王。到了梁太祖的时候，封他为吴越王。
锦树堂：
享彝堂：
万选堂：
丹桂堂：
木衍堂：
务云阁：
丛桂堂：
承启堂：
远释堂：
世恩堂：
贻忠堂：
思本堂：
崇本堂：
昭德堂：
忠孝堂：
显忠祠：
清风堂：
研云堂：
表忠观：
具庆堂：
小锡堂：
诒燕堂：
射潮堂：
庆系堂：
忠义堂：
撷云阁：
念修堂：。
锦林堂：
伯仲堂：
湖草堂：
锄绅堂：
永言堂：
雍睦堂：
永怀堂： 跟帖时间 2010-02-06 21:44:3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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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的迁徙分布 -- 钱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在当今中国大陆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九十六位，在台湾省名列第九十八位，人口约二百七十万七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7％左右。
1.先秦、两汉时期：
虽然钱氏早在西周就已获姓得氏，但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却是寂寥无闻。整个先秦时期见诸于史籍记载的仅仅有隐士钱丹一人而已，且语焉不详、事迹不清。而钱氏族人这时的活动范围仍只局限于其肇基之地的彭城及其周围地区，至于关中钱氏则已是湮没无闻了。进入秦朝，钱氏人中才有当时地属关东的下邳(今江苏雎宁)名士钱产因才能出众、节操高雅被朝延委命为御史大夫，由于御史大夫在秦朝是专门负责掌管朝廷监察、纠劾百官之权的三公要职，位尊而权重，一般非皇帝股肱亲信不得担任。故而诏令一出，钱产一族顿时声名雀起，饮誉一时，一向不为人所熟知的钱氏也变得家喻户晓，从此进入天下著名姓族之列。
然而就在钱产及其钱氏的发展渐入佳境之时，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却因长期的暴政苛刑，最终引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并很快崩溃垮台，此后项羽刘邦楚汉相争，天下大乱，一时狼烟四起，生灵涂炭。这时钱产已经亡故，其后人为躲避兵燹之苦，便纷纷离开京师咸阳重返家乡下邳。
2.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之后，钱氏宗族尤其是江南乌程、长兴等地的钱氏却面目一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态势。尽管这时中国北方仅仅经历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就再度陷入到持续不断的割据纷争之中，进而形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大分裂时期，但中原百姓为躲避北方日渐频炽的战乱而大规模南迁所引发的“永嘉南渡”，却给当时原本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江南地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
晋朝的永嘉南渡不仅使江南各宗族、人口大增，也极大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同时由于这些人口南迁后仍大多保持着分宗别姓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惯，使得江南钱氏伴随北方钱氏的南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但人丁兴旺、福祚良多，而且名人贤士层出不穷，出将入相者甚众，逐渐成为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影响日益扩大。如三国曹魏时，长兴人钱盛官居庐江太守(今安徽合肥)，钱瑞历任青冀二州刺史、龙骧将军。晋朝以后，汉高密侯钱咸九世孙钱弥迁家于长城(今浙江长兴东部)，官至大司农、辅国将军，封豫章县侯(今江西南昌)。约于同时，长城人钱宠积功封授东迁县开国侯(今浙江湖州)，钱迪升太子太傅，钱祥拜伏波将军，钱岳任步兵校尉，钱凤任大将军铠曹参军。此外，钱端、钱广、钱象等人也都是这一时期知名一时的风云人物。然而直到此时，江南钱氏仍是只以乌程、长兴以及附近的长城、东迁等地为主要聚居区。由于这些地方从三国孙吴时就隶属于吴兴郡管辖，所以吴兴自然也就成为当时天下钱氏最为瞩目的地区，进而跻身于钱氏著名郡望之列。
南北朝时，钱氏的发展特点变化无多，依旧以传统的几个聚居地为中心发展。不过，随着钱氏宗族的日渐活跃，江南钱氏已不再拘于吴兴一地，而开始向南方的其它一些地区发展，足迹渐遍于今湖南省、广东省等地。
3.隋、唐、五代时期：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用兵江南，掳获陈后主陈叔宝，灭亡陈朝，结束了中国自东晋十六国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天下复归于统一，是时南北畅通，社会安定，经济渐趋繁荣。其后不久，李唐朝兴，因袭隋制，继有四海，通过隋、唐诸帝的不懈努力，中国封建社会终于迎来了以隋唐盛世为标志的全盛期。而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钱氏宗族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于隋唐政治文化中心仍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等北方城市，因此钱氏族人往往以出仕、经商等形式，开始流向北方，出现北迁趋势，并逐渐遍布于中原各地。
隋朝由于国祚短促，钱氏宗族尚不彰显，仅有长城人钱秀卿与钱伯仁两人入朝分别担任伏波将军与散骑常侍之职，影响颇为有限。但进入唐朝后，钱氏不断壮大，活动范围相应拓展。唐朝初期，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的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命入闽开辟漳州，随行有不少中原钱氏将佐，其后代多在福建省落户生根，成为福建钱氏的先祖。而随后出现的钱九陇与钱起这两个一武一文家族，则成为唐朝钱氏的代表。
4.宋、元时期：
经过隋、唐、五代十国的蓬勃发展，至北宋建立时，整个钱氏宗族已呈现出一种全面繁荣的情景，影响日大。尤其吴越国因忠懿王钱弘俶明识大局，主动向北宋王朝献国纳土而隆，并不像其他割据政权那样被武力平灭，所以吴越钱氏王族不仅没有遭受通常改朝换代时国破家亡、惨遭杀戮的厄运，反而在入宋后大多仍能入仕为官，继保荣华，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虽然在公元1127年北宋为金政权所灭，中国北方一度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人口损失严重，并出现了南宋与金政权长期的南北对峙局面，但由于钱氏宗族分布最为密集的江南地区远离战火，且南宋定都于远离战火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因此，钱氏氏族的发展并未受到大的影响，甚至还出现了昌盛的势头。不过，两宋钱氏的发展特点基本上还是建立于隋唐五代的基础之上，即以吴越钱氏王族为核心，其他支系则遥相呼应。
公元1276年2月元军兵攻入临安，俘获南宋恭帝赵黑及其宗室，南宋军民虽经顽强抵抗，终无法扭转颓局。公元1279年南宋最后灭亡，天下复归于一统。应当说，元朝大一统的政治形势，无论从各方面都促进了中国各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巩固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成果，而钱氏宗族也借此形势，在两宋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壮大，并随元朝大规模的屯田戍边政策向西域、蒙古等边疆地区发展，活动范围相应扩大，影响更为广泛。
元朝统治者为了削弱各地各民族的反抗，维护自身蒙古贵族的特权，对全国各族人民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将天下之民按照征服时间上的先后，划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高低贵贱不同的等级，每一等级都享有不同的权利和地位，而原属南宋统治的江南各族人民因抵抗元军最为激烈，时间最长，所以被定为最低一等的南人，处处受到歧视与压制，出仕为官更属艰难，因而有元一代，钱氏宗族多不忘故朝旧主，纷纷弃政隐居，潜心于文教与工商事业之中，政坛上显得沉寂一时，无所作为。但由于经过南宋百余年的经营，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移至江南，尤其是素有“苏湖熟，天下足”美誉的江浙地区，更成为当时天下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人口盈盛，社会繁荣，文化教育极为发达。进入元朝统治时期后，这一地区虽因兵燹纷扰，发展一度受到延滞，但很快就得到恢复，发展势头更炽，甚至成为元朝繁荣与富足的象征，并被喻为天堂之地。
钱氏宗族便是在这一种背景之下，立足于江浙原有各居住地经商从教，发展文化事业，并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文化实力逐渐向周边一些新兴的城市和地区迁徙辐射，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又涌现出许多新兴的家族支系，诸如松江钱壁，华亭钱全衮、钱惟善，江西吉水钱好德等等莫不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向江浙日浙繁荣的新兴地带迁徙已构成元朝时期钱氏宗族发展一大特点。
5.明、清时期：
公元1367年10月，明太祖朱元璋为彻底扫灭元朝残余势力，整军誓师北伐。宣布“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经过一系列的殊死战斗，至公元1368年7月间，朱元璋率领的明军攻克了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被迫北遁，历时九十九年的元朝至此灭亡。
大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一面采取各种措施巩固统治，一面则安定社会秩序，大力发展生产，努力恢复自元末就已废弛的封建经济，使国家形势迅速得到好转。他针对遭受元末一系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的中原等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多是无人之地”的惨状，以今江浙地区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元末少经兵燹、经济发达、人烟辐辏、土地已渐趋紧张”为由，下令其向中原地区移民屯垦，目标主要集中在今河南、山东、河北一带。不久，明太祖朱元璋又诏令向湖南、湖北等兵民逃死流亡殆尽的省份移民驻戊，当时迁移规模相当宏大，影响深远。所以至今在湖北京山县仍流传着“洪武开坎”的故事，便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反映。
应当说，明朝初年的大移民不仅对于恢复、发展战乱区的经济文化起着决定性作用，也使大量原先居住于江浙一带的钱氏宗族再度迁往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并扩大了活动范围，进而形成钱氏历史上的又一次迁播浪潮。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江浙钱氏自五代以来便罕遇战乱，生活相对富足稳定，加之又极富文化传统崇尚学术，特别在元朝其更以文教工商为业，勤俭治家，所以到明朝时便很快涌现出一大批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栋梁之才，据编撰于清乾隆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记载，仅其知名者便已百数，分布地区已不再限于江浙而遍及全国各地。这些钱氏人士或官或宦，或文或武，都对社会进步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并用实际行动壮大、印证了钱氏“自古多才俊”的声势。
6.移居台湾省及海外：
据史籍记载，中华民族向海外移民早在秦汉时期便不乏其人，如徐福东渡扶桑、卫满北奔朝鲜等等莫不如是。不过直到明、清之前，这种移民规模都很微小，且移民大多以经商逐利的商人为主。至明朝中、晚期情况方有所变化。当时由于大明朝廷内部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迭相而至，朝纲废弛，政治腐败，百姓苦不堪言，特别是地处东南沿海的江浙闽广等省份，土地兼并更为激烈，赋役繁重，剥削峻苛，大批农民破产流亡，陷入无立锥之地的困苦窘境，于是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移到海外谋生。清朝初期这种形势虽一度有所改观，但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加上同期南北美洲以及东南亚等欧美国家殖民地急需廉价劳动力，因此闽、粤等沿海地出洋华侨人数剧增，而清朝政府为了弥补巨额对外贸易赤字、稳定货币，也希望通过海外移民减轻社会压力，赚取可观的外汇收入，所以转而采取放任移民的政策，故而又进一步促进了华侨队伍的壮大，到光绪末年全球华侨及侨裔已达四百多万人，作为东南名门著姓的钱氏宗族自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从迁徙方向看，目标主要集中在台湾省、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地。
由于台湾省与大陆隔海相望，距离最近，故而往往成为移民们的首选之地。仅明末崇祯皇帝年间，福建沿海饥民迁往台湾省的就有数万人之多，形成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至17世纪初期，在台湾省的汉族人数便已达到十万多人。公元1662年抗清将领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省后，又有大批反清军民相继来台，据粗略统计，当时来自福建、广东的汉人移民几近二十万，台湾省钱氏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迁入定居的。据《台湾省通志》等书的记载，南明桂王永历年间(公元1647～1661年)福建同安人钱某入垦凤山县观音里竹仔门庄及后庄仔庄，首开钱氏迁居台湾省之先河，惜其名已无考。
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军攻入台湾省，平定郑氏政权，海峡两岸宣告统一。为进一步发展当地经济，巩固海防，大清朝廷下令正式解除源自清初的禁海令，采取措施鼓励大陆百姓入台垦荒，东南沿海省份遂又掀起了新的一轮移民浪潮，其中尤以福建、广东两省为著。到乾隆年间，台湾省已有“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全岛人口成倍增长，清嘉庆时台湾省人口跃至二百万，大部分都是闽、粤移民。与之相应，入台钱氏也空前活跃起来。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安溪人钱甫举家移居台北县泰山乡大山科村钱厝坑，成为台湾省钱氏第一位有名有姓者。清乾隆十二年～五十九年(公元1747～1794年)大陆钱氏又分别有钱登选、钱某(名无考)和钱子白等人率族众分三批入台，定居于凤山、苗栗、湖口等地。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钱桐迁居凤山县。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钱兴和钱头等人迁居基隆。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又有钱国珍迁居台湾省县，并在当年中武举，成为当地移民中较有身份的人。总计自明末至清朝末期近三百年间，钱氏人约有八次入垦台湾省，不仅开拓了他们原有的生存空间，而且还为台湾省带去了新的人口和劳动力，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开发与发展。
公元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溃败、被迫退往台湾省，大批军政科教人员随同迁台，其中就有不少的钱氏人，如国学大师钱穆、化学教育家钱思亮、报业巨子钱震、国民党高级将领钱大钧、钱怀源等等都是当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到来，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在台的钱氏人数和影响力。如今，钱氏位居台湾省诸多大姓氏的第九十二位，主要分布在台北、凤山、苗栗、新竹等地区。
在迁往台湾省的同时，钱氏宗族中也有不少人迈出国门、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各地。从目前来看，其最主要的海外聚居地为东南亚和欧美诸国。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并通过不懈努力，与所在地各族人民一道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跟帖时间 2010-02-06 21:40:2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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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的渊源 --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周朝颛帝裔孙彭孚的官名，属于以官职为氏。
颛帝曾孙陆终生彭祖之裔孙孚，官拜周钱府上士(掌管国家财政官职)。
据史籍《通志》、《姓谱》等记载，黄帝之孙颛顼在祖父去世后继为天子，掌管中原地区。他执政期间，中原各部落氏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人口迅猛增长，土地日趋紧张，部族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面对此种情况，颛顼决定重新分封天下，他将自己的八个后人分别分封到己、董、秃、坛、曹、斟、芈、彭等地，让他们各自建立方国独立发展。这些方国名称后来陆续演变为相应的姓氏，成为我国南方早期主要八个姓氏的来源。其中彭国传至颛顼曾孙吴回时，帝喾委托吴回接替其兄长重黎的火正之职(掌管火种的官)，史称火正祝融。吴回之子陆终成年后娶鬼方氏的女儿女嬇为妻，怀孕三年却总不生产，无奈之下，陆终只好为妻子实行剖腹产，结果得子六人。六子中的第三子名篯，字铿，史称篯铿。后来帝尧封篯铿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之后他在那里建立了大彭氏国，从此，便以彭为姓而称彭铿。
彭铿是传说中古代有名的长寿者，相传他在唐尧时就与夏禹、皋陶等人同时被举荐入朝任职，夏商之时任守藏史，至周朝时为柱下史，同时又是拥有侯伯之位的大彭国君，活了八百甲子，遂被后人尊称为彭祖。彭祖之孙彭孚，西周时任钱府上士，掌管国家的财政大权，其后人为了纪念他的事迹，就以他的官职为姓，称钱氏。西周建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彭孚虽出生于彭城，而任职于京城，所以钱氏的一部分最早形成在今陕西省关中地区和江苏省彭城县一带。
相传彭祖篯铿子女众多，而按照西周时期的嫡长子继承制，只有彭祖的长子长孙一系才能继承彭祖的名位和封地，其余诸子诸孙则无法享有这一权利。因为宗法制度规定，任何一个家族中只有嫡长子得以承袭父亲的一切权力和地位，世代保有本家族“大宗”的地位，其余诸子在分得一部分财产和土地后，另外分成若干新的别宗，称为别子，各有自己的氏号。这些别子以后就成为这些别宗的始祖，他们的土地和名位也由各嫡长子继承，成为别宗的宗子。这些别宗的宗子，对于“大宗”而言，他们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宗族内，则为族长，就是“大宗”，史称“别子为相，继别为宗”。因此，彭祖的各支庶子孙多改换姓氏以有别于嫡系，其中有一支把“篯”字去“竹”头改为“钱”，于是便形成了后来的钱氏。清朝王相所著《百家姓考略》中记载：“钱，征音，彭城郡，系出篯氏。彭祖姓篯名铿，支子去竹而为钱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官吏九府泉人，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九府泉人，亦称九府钱人，在古代，“钱”字于“泉”字相同，取泉之不绝之意，皆指钱币。九府泉人隶属天官府司管辖，为王室重臣之一。
在史籍《史记·天官书》中记载：“下有积钱，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钱古作泉字。”
在典籍《正字通》中记载：“九府者，掌财帛之官也。历代便之。周景王铸大钱，曰宝货，肉好有轮郭，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其利。钱形似璧，故亦称肉好…纪钱制者，唐张台封演有泉谱，陶岳有货泉录，宋洪遵有泉志，马端临有钱币考，彼此异同。”
在九府泉人(九府钱人)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钱氏、泉氏，后泉氏亦多改称钱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三个渊源：源于改姓，属于帝王赐姓为氏。
赐姓是中国古代帝王彰布皇家威仪，昭示荣宠，笼络、褒奖臣属，邀集人心的重要手段之一。五代时钱镠曾以杭州为中心建立了吴越国，历时八十六年之久，是时境内安宁，人民富足，有不少吴越臣僚先后都被赐以国姓“钱”，而改姓为钱。史籍《宋史》中称，吴越王钱镠“与战士多赐己姓”，至忠懿王钱弘傲临朝称制，这些因赐姓而改姓钱氏之人“皆称同宗”，都自认为属于钱氏之人了。
目前属于这类被赐姓的钱氏人还见于台湾省高山族土著中。据史籍《台湾省姓氏源流》记载，清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台湾省高山族土著七姓中有一支因忠于朝廷，有功于国家，被清乾隆帝赐姓为钱，此后相沿不改，迄今仍为钱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改姓，属于联姻合姓为氏。
合姓即是合并而成的姓氏，是中国姓氏发展史上的一种特殊变姓现象，称之为假复姓。钱氏的合姓是钱氏与其他姓氏合并或联姻的结果，以钱王氏、钱赖氏两姓人数居多。
钱王氏，就是由钱氏和王氏协商合并而成，最早出现于崇德地区(今浙江桐乡)，以后又迁往浙江的其他地区及江苏、福建、安徽、广东甚至台湾省、香港等地。钱王氏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当年崇德两姓族人出于人员互补、消除纠纷的目的而试图通过平等合作的方法寻求共同发展的最佳手段。
钱赖氏，基本也是由钱氏和赖姓合并而来。据《台北文献·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在台搜集族谱报告》一文报道：在目前的台湾省，便生活着一些以钱赖为姓的人。不过他们大多是钱氏与赖姓通婚后的主妇及子女，尤其是受西方从夫姓的文化影响，很多赖姓女姓婚后在保持自己原有姓名的同时，在前面又冠以夫姓，形成假复姓。
第五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
⑴.蒙古族卓尔和沁氏，亦称朱嘎沁氏，以地为姓，世居克鲁伦(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克鲁伦河流域)，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Jorhecin Hala。清朝中叶以后，蒙古族、满族蒙古族卓尔和沁氏多所冠汉姓为钱氏。
⑵.蒙古族敏罕氏，汉义为“千”，与汉姓“钱”字谐音，该氏族在元、明时期与汉族交往时，即将本姓氏汉化简称为钱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六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⑴.满族钱佳氏，满语为Ciangiya Hala，这是满族中的一支脱谱姓氏，实际上祖先原为汉族，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携，后逐渐融入鲜卑族，后逐渐演化为辽东女真，世居地广泛，今北京市满族中即有此姓，清朝中叶以后即冠汉姓为钱氏。
⑵.满族伊伯氏，满语为Ibe Hala，满族姓氏，汉义“前进”，世居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后多冠汉姓为伊氏、钱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哈尼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明清土司通纂》、《哈尼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载：
哈尼族钱氏，是在元朝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钱氏的，到了明、清时期，哈尼族钱氏已经是一个势力较大的姓氏群体，居住在临安府一带的钱氏哈尼族首领还担任过土司副长官的职务，其后裔一直到今天，在当地仍有较大的影响力。
第八个渊源：源于彝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彝族钱氏，源出彝族都普氏部落，其头人在明朝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运动中，转音流改为汉姓钱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九个渊源：源于台湾土著，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台湾通志》、《清朝台湾省之乡论》等文献记载，台湾省土著民族中的赛多族人，原以“沙拉湾”为姓氏，后来全族一致通过决议，都改为汉姓钱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十个渊源：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今回族、苗族、壮族、藏族、黎族、土家族、哈尼族、布依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钱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钱氏，世代相传至今。详实情况，待本书笔者进一步考证之后，再予以补充刊载。 跟帖时间 2010-02-06 21:36:3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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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家训》值得了解和借鉴 -- 钱家家教的源头是身教加《钱氏家训》。其家训分为三部分：即武肃王(钱鏐的谥号)“八训”，武肃王“遗训”，和钱氏“家训”。早先，钱氏家族每有新生儿诞生，就要全家人一起恭读《钱氏家训》，这个传统在近代断了。其中的第三部分钱氏“家训”是钱文选根据先祖八训和遗训，归纳在《钱氏家乘》里的，共635字，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4节。
家训中关于个人部分修身讲的是：“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关于家庭部分有：“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忠厚传家，乃能长久”。关于交友及公德部分有：“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这些，与《礼记·大学》中“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一脉相承。在“国家”节里有“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以及“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等。 跟帖时间 2010-01-10 14:54:1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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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壳力学计算力学的杰出专家 -- 钱伟长的祖先是钱鏐的孙子钱弘佐，北宋时六世孙钱进从浙江嘉兴迁隐无锡湖头，称为湖头支；钱钟书的祖先是钱鏐的孙子钱弘俶，南宋时十一世孙钱迪从吴兴迁至无锡堠山，称为堠山支。
1912年，钱伟长出生在七房桥五室同堂的大家庭里，这是一个三代在乡村教书的清贫之家。他的名是四叔钱穆起的，幼年曾在八叔钱起八家寄养。19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相继被5所大学录取，最后选择了清华大学，并获上海吴蕴初设立的清寒奖学金。钱伟长最初读的是中文系，但入校后正值“9·18”事变，他想，只有掌握科学技术才能救国，便苦苦要求转入物理系。
1939年7月，中英庚子赔款第7届公费留学生招考同时在上海、重庆、昆明三地进行，限额20名，报考者3000多人。原设力学名额1人，但钱伟长和林家翘、郭永怀3人并列第一，于是破格同时录取。
钱伟长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随后有5年时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T·冯·卡门教授门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1951年，回国5年的钱伟长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室。1956年，他和钱学森合作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他的主要贡献是：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摄动解法；圆环壳的一般解；对广义变分原理的深入研究，等等。
1983年的一天，70多岁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当时的上海市长汪道涵告诉他，调令是邓小平亲自签的字，上面写着：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跟帖时间 2010-01-10 14:52:0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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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 -- 1935年8月，24岁的钱学森乘船赴美。头一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考取清华大学第二届“庚子赔款留学生”。钱学森在美国的第一站是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他改学航空工程，并在一年内取得硕士学位。1936年，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接下来的20年直至回国，洛杉矶郊区的帕萨迪纳成了他的家。
1945年夏天对34岁的钱学森来说是一个难忘的经历。年初，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他为副教授，到了夏天，欧洲战事结束，他又受恩师、有“超音速时代之父”称誉的学院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邀请，一起去考察纳粹德国的火箭研究所。该研究所负责人路德维格·普朗特，是公认的近代流体力学奠基人，而他恰好是冯·卡门昔日的老师。于是有趣的一幕发生了，在哥廷根，钱学森和他的老师卡门，共同审问可算是他的“师祖”普朗特。
插一句外话，笔者的爸爸读研究生时候，曾从学另一位冯·卡门的另一中国学生。据说冯·卡门是位杰出的试验力学家。他不像自己的老师普朗特、铁木辛柯那样强调和注重计算结果。譬如，按照计算力学的结果，飞行器越是刚性越好，但是现在的飞机大家可以看到机翼居然可以在飞行时自然小幅晃动。这都是冯·卡门的伟大贡献。
到1950年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这时美国开始到处抓叛徒，大兴反共之风，全国人心惶惶。1950年9月7日，钱学森在家中被逮捕。最后，移民局简单地坚持它的指控，钱被判驱逐出境。但是又插进来自相矛盾的决定，根据以前的一项禁止出境的命令，这项驱逐令暂缓执行。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准许他离境的通知后，便立即订购了船票，启程回国。
回国一年多之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钱学森遭遇了回国后的第一次震撼。无数有风骨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农村，关进牛棚。其中就有与钱学森关系密切的许多海归，比如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
1958年，在反右运动余波未了之时，钱学森向组织提出入党要求。1959年11月，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大跃进”期间，各地的粮食亩产量不断放出卫星，出现了万斤乃至10万斤的数字，这股浮夸风是导致后来数千万人饿死的原因之一。钱学森也卷入此事当中，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论证农业产量的科普文章，认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能。若把每年射到每亩地上的太阳能的30%作为植物的利用部分，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转化为可吃的粮食，那稻麦的产量不仅是现在的亩产二三千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后，钱学森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从而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背书。受此影响和激励，而且怕被拔白旗和打右派，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也都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人造卫星的群众运动中去。
1966年10月27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世界震惊。钱学森直接参与领导了整个工程，以及后来卫星的研发工程。
1989年6月29日，在美国召开的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表彰他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做出的重大开拓性贡献。1991年10月，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对科学家而言，这是从未有过的高规格。 跟帖时间 2010-01-10 14:48:4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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