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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身世之谜 -- 朱镕基身世之谜：明太祖朱元璋直系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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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祖籍湖南长沙，世居长沙安沙乡棠坡，是明太祖的直系后裔，属于朱元璋第十八个儿子岷庄王朱楩这一支。他名字中的“镕”字，他父亲朱宽澍的“宽”字，他祖父朱访绪的“访”字，都是朱元璋在600年亲自为他们取的。
朱楩是朱元璋与周妃所生的庶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封为岷王，原建国于岷州(今甘肃岷县)。洪武二十八年(1395)，改派朱楩南镇新收服的云南。
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朱楩被明仁宗从云南北迁至武冈(今湖南武冈县)。从此，岷藩一支，自甘肃经云南，最后定藩于今湖南武冈。公元1450年,朱楩去世,谥为庄，史称岷庄王。
当年，朱元璋有24房子孙。考虑到随着子孙繁衍，可能会名字重复，朱元璋于是亲自为子孙们制定了取名命字的原则和方法。他为24个儿子的后代世系，各拟定了20个字，每个字为一世。凡子孙初生，由宗人府依据世次顺序取双名，双名中的前一个字即太祖所取，后一个字则必须是一个以五行做偏旁的字，五行则以“火、土、金、水、木”为顺序，如“火”为朱元璋孙子辈命名所用偏旁。
在朱元璋为24房子孙所取派语中，长房东宫懿文太子朱标的后裔世系派字是：“允文遵祖训，饮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第四房燕王府，即后来成为崇祯朱由检，即第四房第十代，属“由”字辈，“木”行。
朱元璋为第十八房朱楩后裔制订的20个字派是：“徽音膺彦誉，定干企禋雍，崇理原谘访，宽镕喜贲从”。岷藩王室的传递世系是：一世：岷庄王朱楩;二世：岷恭王朱徽糅;三世：岷顺王朱音瀼;四世：岷简王朱膺钚;五世：岷靖王朱彦汰;六世：岷康王朱誉荣;七世：岷宪王朱定燿;八世：岷王朱禋洪(朱定燿曾孙);九世：岷王朱企崟(朱禋洪从叔)。
公元1643年，流贼攻陷武冈，第9世岷王朱企崟被杀，明朝岷藩王族灭亡。
虽然在明朝时，岷藩家族一支宗室成员，大都比较平常，没有产生特别优秀杰出的人物。不过，到了今天，这个家族的后人却产生了一位举世瞩目的杰出政治家，那就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朱镕基。
据记载，朱镕基家族就是出自第8代岷僖靖王世子朱干跬的一个名叫朱小鲁的儿子。这支家族后来从湖南武冈又向东北迁到湖南省城长沙安沙乡的棠坡，成为棠坡多福堂朱氏。朱小鲁生子朱其美，朱其美生子朱雍松，朱雍松生子朱崇相，朱崇相生子朱理泰，朱理泰生子朱原善，朱原善生子谘桂，朱谘桂生子朱访绪。朱访绪就是朱镕基的祖父。
朱访绪，号荷生，为廿年举人，后任河南补用道。朱访绪有6个儿子，三儿子叫朱宽浚，号介侯，是朱天池的父亲，晚清曾任过江陵等县的县令，辛亥革命后归隐田园不仕。最小的儿子叫朱宽澍，号希圣，即朱镕基的父亲。
朱镕基是朱宽澍的遗腹子，1928年，他出生后，伯父朱宽浚为其取字为“长庚”，含有长命和有文名的双重寄托，同时又按族谱为其取名“镕基”。 跟帖时间 2012-03-30 10:29:3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intia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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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字辈排行 -- 朱氏家族当时在湘潭县属于大族户，大祠堂在湘潭县源湘河，小地名：鸭毛扇、名叫：朱家托祠堂。小祠堂在湘潭县响水乡陶禮村蝦子塘。朱氏祖先祠堂源流衍派，字辈词句:
“国荣名世光、亨德永传芳、积善有馀庆、家声振楚邦。” 跟帖时间 2011-02-12 14:39:4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zz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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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帝王国君（九） -- 朱以海：(公元1618～1663年)，南明监国鲁王，在位时间从公元1645～1663年为期十七年，终年四十五岁。
公元1645年农历6月，潞王降清，浙江全境几乎都归顺清廷，摄政的“聪明之王”(清睿亲王)多尔衮一时兴高采烈，以为取天下如探囊取物般容易。昏昏然，飘飘然之中悍然下令治下臣民剃发留辫，借以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觉悟，否则便项上人头不保。
没想到此令一出，天下大哗，不仅原已准备降清的人护头而逃，连已归降的地方民众也纷纷揭竿而起，大张旗鼓地造起反来。浙东民气向称强悍，剃发令一下，余姚，绍兴纷纷杀官夺城，而震动全局的却是宁波举义。
宁波士绅林时对等人对举义有心已久，商议后认为退休官员谢三宾家广有钱粮，又曾做过监军，可以奉为领袖。于是扎好大红花，做好光荣匾前去拜访。诸位，西洋韩非子马基雅维里早有言：搞政治就不要惦记人家钱包，有的人杀父之仇可忘，夺财之恨终身难消。谢乡绅一听要他出钱出头，脑袋摇得拨浪鼓相似，林时对失望之余，心想死了张屠户，未必就吃浑毛猪。干脆召开绅民大会，宣布反清复明，没想到就连驻防的清军汉军旗也群起响应，推乡绅钱肃乐为主，真刀真枪的干将起来。
谢乡绅见势不好，连忙恳请驻定海的降清总兵王之仁前来镇压，也好在新主子面前显得自己智如诸葛之亮，义若关云之长。没想到王之仁早与钱肃乐有约，正好将计就计，亲统大兵前来宁波助威。谢乡绅正自以为得计，不想王总兵大喝一声拿下，顿时三魂七魄飞走大半，叩头如捣蒜般认下一万两银子“人头捐”，才算保住性命。
王之仁反正，方国安，张名振也率部来会，一时风起云涌，义军声势大振。众人商议蛇无头不行，还需借一位明藩王的旗号以资号召，当时江浙一带的藩王已被清军裹挟一空，唯有寓居浙江台州的鲁王托病未曾北上，于是大家共奉鲁王为主，鲁监国政权就于公元1645年的农历7月18日正式成立。
鲁王朱以海本来世封山东兖州。公元1642年清军南下山东时兖州城破，朱以海之兄朱以派遇难，朱以海也差点被杀，死里逃生后袭爵鲁王，后来李自成的大顺军入山东，鲁王仓皇南逃到浙江，称得上苦大仇深。
国仇家恨使他对清廷切齿痛恨，一力以抗清为己任，然而胸有大志并不等于方法对头。鲁王本是有志青年，见贤思齐，要学古人求材若渴，从谏如流，哪想到竟学得走火入魔。张岱说他：“见一人，则倚为心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实意虚心，人人向用。乃其转盼则又不然，见后人则前人弃若弁毛，闻后言则前言视为冰炭。及至后来，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附疏满廷，终成孤寡。”轻信人言，又信而不用，与不信同。连谢三宾这样的反复小人，也走通鲁王国舅的后门出任大学士，鲁王的用人行政之混乱可见一斑。
鲁王过惯了笙歌燕舞的生活，酒量宏大，倒与南明弘光皇帝不分伯仲，虽建国于越地，却从不搞卧薪尝胆，只爱戏酒自娱。有参加鲁王宴会的人说：“见王平巾小袖，顾盼轻溜，酒酣歌作，王鼓颐张唇，手象箸击座，与歌板相应。已而投箸起，入帘拥妃坐，笑语杂生，声闻帘外。外人咸目射帘内。须臾三出三入，更阑烛换，冠履交错，傞傞而舞，优人、官人，几几不能辨矣。”风流潇洒，倜傥不羁，完全一副当红青春偶像的做派。俗话说“齐王好高髻，四方高一丈”，驻防钱塘江上与清军隔河相对的众将领也纷纷摆酒唱戏，与鲁王凑趣，一时声闻百里。好一幅太平景象。
南明弘光皇帝覆灭后，福建已拥立唐王为帝，如今鲁王又登台，自然一国难容二主。两个小朝廷为争正统地位，放着北边压境强敌不讨，反而先打起了口水仗，一时唾沫横飞好不热闹。接下来内战升级，唐鲁两王争相拿出大把银子和高官厚爵在对方政权内掺砂子，挖墙角。论人力财力，唐王要比鲁王阔气的多，一来二去鲁王自感不敌。这时大学士钱肃乐献计道：若能先下杭州，再克金陵，拜过太祖皇帝陵寝，就可建立超过隆武朝廷的威望。鲁监国也以为好计，于是登坛拜将，封方国安为大将军，越国公，王之仁为兴国公。朱以海还亲自到钱塘江边犒军，限期攻克杭州。一时群情激奋，誓死以报。
方国安、马士英、王之仁派总兵三员领兵二万多名从朱桥、范村、六和塔三处过江，直至张家山、五云山、八盘岭等处，迫近杭州府城。清总督张存仁与梅勒章京朱马喇、济席哈、和托、总兵田雄、张杰等分兵三路迎击，明军虽乘一时血气之勇而来，无奈向来文恬武嬉，士卒缺乏操练，将领统御无能。在清军迎头痛击之下大败亏输，被俘的副将十有一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四十八员。众将领灰心丧气之下，一股脑儿退回江南，从此一心画江自守，再不敢去触清军的霉头。
天下事有进无退，我退一尺，人将逼我一丈。清方见鲁监国小朝廷实在不堪一击，于是放胆前来打纸老虎，半年之后，清将博洛统率的军队经苏州进抵杭州。这年夏季浙江久旱不雨，钱塘江水干涸。清军见有人在江中洗澡，水深不过马腹，于是，在公元1646年农历5月25日分兵两路，一路由马步兵组成，从杭州六和塔、富阳、严州一线涉水过江；另一路水师，从鳖子门沿海而进，5月29日东西会合，全线出击。守江明将向来爱的是摆酒唱戏，风流自赏，精通音律以周公瑾自居。戏台之上，讲究的是“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雄会万师”。哪里见过如狼似虎的清军手持真刀真枪，明晃晃的杀将过来。一时全线崩溃，各部明军损兵折将，纷纷逃窜。5月29日晚上，鲁监国在张名振等护卫下离开绍兴，经台州乘船逃往海上。越国公方国安已无当年血战于涌金门下之勇，当即爽爽快快的举手投降，先后跟随降清的还有新建伯王业泰、内阁大学士方逢年、谢三宾、宋之普、吏部尚书商周祚、兵部尚书邵辅忠、刑部尚书苏壮，依附于方国安的弘光朝兵部尚书阮大铖、太仆寺卿姜一洪等，武将有总兵陈学贯等十八人，副将以下不计其数。督师大学士朱大典，大学士张国维、督师兵部尚书余煌、礼部尚书陈函辉、大理寺少卿陈潜夫等先后不屈自杀。
鲁监国政权一时土崩瓦解，内中值得一提的却是当初首先反正的兴国公王之仁，他见大势已去，流泪说道：“坏天下事者，方国安也。敌兵数万屯北岸，倏然而渡。孤军何以迎敌，惟一死而已。”他率领部分兵员乘船数百艘，携带大批辎重由蛟门航海到舟山，打算同明肃虏伯黄斌卿会师共举。没想到黄斌卿竟炮击王之仁，趁火打劫抢走王之仁的兵船。王之仁对黄斌卿的背信弃义痛恨不已，把家属九十三人的坐船凿沉，全部溺海而死，自己留下一条大船。竖立旗帜，大吹大擂的直驶吴淞江口。当地清兵以为他是前来投降的明朝高官，不敢怠慢，立即转送南京。王之仁见到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时，慷慨陈词，说自己是“前朝大帅，国亡当死，恐葬于鲸鲵，身死不明，后世青史无所征信，故来投见，欲死于明处耳！”洪承畴一开始以己度人，还以为王之仁只是效法自己松山故智，作秀而已，于是以礼相待，婉言劝他剃发投降。王之仁断然拒绝，大骂洪承畴“反面事仇，先帝赠若官，立庙祠若、祭若，荫若子；若背义亡恩，操戈入室，平夷我陵寝，焚毁我宗庙，若通天之罪，过李陵、卫律远矣”。洪承畴又羞又愧，无地自容，下令将他杀害。
鲁王在张名振保护下侥幸逃出生天，渡海来到舟山，镇守舟山的肃虏伯黄斌卿刚炮打王之仁发了一笔横财，见鲁王又来搅扰，借口自己是隆武帝之臣，拒绝鲁王进入舟山城避难。正当朱以海一筹莫展之时，事情却有了转机，原来当时唐王政权也已覆灭，郑芝龙降清，郑氏集团诸将一时群龙无首，旁系势力郑彩，郑联等人转奉鲁监国，将鲁王迎至厦门，这才安顿下来。
喘息方定，鲁王追思自己以前的种种荒唐行径，不免痛心疾首。这时清军主力博洛班师北京报捷。东南兵力单薄。留守清军以征服者自居，推行一系列暴政，福建，浙江的百姓纷纷起来反抗。鲁王以为大好时机，于是羽檄四出，重整军政，准备着手收复失地，正月，鲁王在长垣誓师，明军分道并进，攻克海澄，清方连忙调兵来援，明军猝不及防之下节节失利，一路败退。鲁王见形势危急，激愤之下御驾亲征，同时号召各地绅民响应，如此一来声势果然不同，大家听说鲁王尚且不避锋镝，亲临前线，一时群情激昂，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搞得清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一开始虽打了几个胜仗，但抗清义军竟是此起彼伏，有增无减。越战越勇之下连克连江，长乐等县，到公元1648年上半年，以鲁监国为首的明军已经收复了闽东北三府一州二十七县，省会福州几乎成了孤注。各路明军合围福州，鲁王亲自来到福州城外的闽安镇坐镇指挥，在箭矢交加之中赤膊上阵，部署攻城。受福建影响，浙江各地也纷纷响应鲁王号召，密做准备迎接鲁王大军北上，形势一时相当可观。
然而，鲁监国内部却有着难以解除的隐患，郑彩拥立鲁王，实际上是重操郑芝龙挟唐王以自雄的故智，为独掌大权，击杀鲁王大臣熊汝霖，逼死郑遵谦，钱肃乐。鲁王得知后气怒攻心，说：“无故杀我忠臣，我还活着干什么”讲完就准备跳水寻死，向郑彩示威，郑彩哪里吃这一套，陪上几句好话后，杀几个“首恶分子”便算了事，鲁王身在矮檐下，无法可想，也只好敷衍过去。不但如此，郑彩因嫉妒大学士刘中藻有战功，放着敌军不打，反而发兵攻掠其他明军后方，一时搞得人心惶惶。
当鲁监国为首的浙江、福建各地抗清运动处于高潮时，清廷于公元1647年农历11月派遣礼部侍郎陈泰为靖南将军，率领梅勒章京董阿赖、刑部侍郎李延龄以及李率泰、济席哈、祖泽远诸将统兵南下福建，配合浙闽总督陈锦的军队大举反攻。明军虽气势旺盛，但苦于郑彩大搞排斥异己，因而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指挥，不能团结对敌。加上响应鲁监国的各路义军大多凭一时血气之勇临时组织起来，缺乏战阵经验，在优势清军的猛攻之下逐渐不支，一度收复的失地重新落入清军手中。
见形势恶化，鲁监国不得已退驻驻闽、浙交界的沙埕。这时，郑彩又与其从兄郑成功大打出手，技不如人，被成功把老巢厦门占去，郑彩竟老起面皮向鲁王求救，鲁王部将早已深恶其为人，干脆痛打落水狗，一举击破郑彩残部。骄横一时的郑彩从此一蹶不振，最后终老于厦门家中。袭破郑彩后，鲁王部众也苦于在福建无法立足，而把目光移向舟山，驻守于此的肃虏伯黄斌卿一向把舟山视为自己禁脔，打着反清旗号，却常常袭杀鲁监国部下兵将，劫人夺财，干的是海盗勾当。鲁王部将早已对他恨之入骨，在张名振筹划之下以讲和为名邀黄斌卿前来谈判，乘其不备将黄斌卿一刀剁入海中，尽收其兵。读来到颇似林冲火并王伦，梁山好汉全伙上山的好戏重演。
鲁监国在舟山站住了脚，摆脱了郑彩的控制，重新整顿朝政。战略上也由恢复福建改为经营浙江。他派出使者敦请原隆武朝吏部尚书张肯堂为大学士，吴钟峦继续担任礼部尚书，孙延龄为户部尚书，朱永佑为吏部左侍郎主管文官铨选，李长祥、张煌言为兵部右侍郎，徐孚远为国子监祭酒，任廷贵为太常寺卿，张名振、阮进、王朝先等部驻于舟山；闽安伯周瑞、平虏伯周鹤芝屯于温州的三盘；宁波府四明山寨的王翊、王江、冯京第等义师同舟山相呼应。以鲁监国为首的兵力还相当强盛，特别是舟山群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清廷在江浙地区的统治构成重大威胁。
多尔衮如芒刺在背，于是一面不吝厚赏，大搞银弹外交，引得鲁王手下一批摇尾分子前来降顺，一面发兵扫荡四明三寨的义军以剪其羽翼。一切准备就绪后，公元1651年农历8月，清军云集定关，舟山战役即将开始。
面对压境强敌，鲁王大集群臣会商，认为清军不习水战，若以一精于海战的大将镇守舟山当可保家门无虞，而乘江浙清军主力齐集定海，以水军进击长江口，定能使清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鲁王当机立断留荡胡侯阮进带领水师扼守定关海域，安洋将军刘世勋、都督张名扬、中镇总兵马泰等领兵三营防守舟山城；自己和兵部侍郎张煌言、定西侯张名振分别率领军队乘船南北出击，为安抚人心，在张名振劝说下以鲁王带头，随军将士都将家眷留在舟山城中。然后誓师出海。主动寻战，直逼清军江浙水师而去，在海上与清军遭遇，血战之下鲁王和张名振，张煌言统率的主力大败浙江台州和江苏吴淞清军水师。然而胜败之势往往只差一线，镇守舟山的大将阮进在与来攻清军激战之中身先士卒，指挥所乘战船直攻清军统帅金砺的座船。他把火球扔向金船，不料火球撞在敌船的桅杆上反弹回来落入自己的战船上，顿时引起大火。阮进被火烧伤，弃船跳入海中，被清军擒获，第二天伤重而死。
统帅阵亡，强弱异势，守城明军虽拼死抵御，然而大势已去，围城清军采取挖城竖梯战术，从舟山城西面突破明军防御，蜂拥而入。刘世勋、张名扬、马泰率领部下将士英勇巷战，力尽阵亡，舟山城遂告失守。鲁监国正妃陈氏等投井而死，西宫妃荣氏和世子留哥被清军俘获；大学士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钟峦、兵部尚书李向中、工部尚书朱永祐、通政使郑遵俭、兵科给事中董志宁、兵部职方司郎中朱养时等都自杀以殉，鲁王得报后兼程回师，然而已救援不及了。
根据地失守，亲属被俘杀，鲁王的兵力虽还相当可观，但士气已大为低落，部分将领先后向清方投降，无可奈何之下，在浙江沿海站不住脚的鲁王不得已领部众南下厦门依托郑成功。意图休整恢复后卷土重来，无奈成功向不承认鲁王政权，只同意鲁王以明藩王的身份借住于金门，保证他的生活优遇而已。又借机分化收编鲁王部下将领。鲁王灰心之余，决定上表于永历朝廷，放弃监国名义，永历帝为了维护朱明王朝对东南地区的影响，仍然让他保留监国的名义。但这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在郑成功的严密监视之下，朱以海只是作为“寓公”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而已。
公元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永历皇帝及太子被清军俘获，大明正统告绝。以张煌言为首的忠于明室的文官武将又重新酝酿拥戴朱以海出面组织朝廷。但是，掌握实权的郑成功父子对此毫不热心。不久郑成功在台湾病逝，郑经执政后鲁王的境遇更为恶化，甚至到了“宗禄”被停发，连日常生活都不能保证的地步。
朱以海当时正值中年，但一直患有哮喘病，又长期漂泊于海上，身体状况不佳，再加上在十几年抗清生涯中娇妻爱子都被清军或杀或俘，心情之沉痛可想而知。回想监国之初，歌酒流连，蹉跎度日，竟将大好河山拱手送人，此后十几年间漂泊海上，转战南北，翼收亡羊补牢之效以弥前愆而不可得，不由潸然泪下。公元1663年农历11月13日，鲁王以“中痰”去世。
朱 聿：(公元？～1646年)，南明嗣唐王绍武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646～1647年为期四十一天，终年岁数待考。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农历11月2日，大学士苏观生﹑隆武辅臣何吾驺等于广州扶立朱聿镌之弟唐王为帝，改元绍武。同年农历12月15日，清军李成栋部攻入广州，唐王绍武皇帝等皆死。南明绍武政权仅存四十一天。
朱由榔：(公元1623～1662年)，明神宗之孙，桂恭王朱常瀛少子。南明永历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647～1661年为期十五年，终年四十岁。
清顺治三年(南明永历元年，公元1646年)农历11月18日，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于肇庆称帝，以次年为永历元年。
朱由榔初封永明王。他为人懦弱寡断，昏庸无能，行踪无定。只是在抗清名将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郑成功等的支持下，尤其是大顺、大西农民军与之联合抗清，南明永历政权才能生存下来，支撑台湾及中南﹑西南数省半壁江山。
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二年，公元1647年)底，联军大败清军于广西全州，声势颇大。次年(南明永历三年，公元1648年)春，又粉碎了清军对桂林的围攻，收复了湖广﹑湘桂部分地区。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历六年，公元1651年)，大西军余部与南明永历朝合师北拒。次年(南明永历七年，公元1652年)大西军李定国率部，经贵州出湖广直捣桂林，守卫桂林的清定南王孔有德战败自杀，从而收复了广西全境。接着李定国挥师湖南，北取长沙，东扫江西，出兵七个月，收复二州十六郡。在农历11月又大战于衡州，临阵斩杀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全国震动。
但南明永历朝政治腐败，统兵将帅专横跋扈，朝廷中宦官专权，朋比为奸。正当联合抗清胜利发展时，小朝廷内爆发了“楚党”与“吴党”﹑“扈驾元勋”与“反正功臣”的派系恶斗。而当大西军成为永历朝的主要力量时，旧官僚政客蜂拥而上，挑拨大西军首领关系，加深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使大西军面临分裂危机。清统治者任用洪承畴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处，洪承畴针对大西军内部矛盾，提出“两粤合剿”方略，集中全力对付李定国部。
清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九年，公元1654年)，李定国部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连续失败，损失惨重。至清顺治十二年(南明永历十年，公元1655年)农历3月，广东三州十八县和广西二州四县重新为清军所陷，李定国退回南宁。清顺治十三年(南明永历十一年，公元1656年)在清军压力下，李定国迎永历帝退驻昆明。
清顺治十四年(南明永历十二年，公元1657年)农历9月，孙可望以“清君侧”为名，调兵十几万进攻昆明，内战爆发。孙可望最后虽以失败降清告终，但南明永历政权也一蹶不振。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三年，公元1658年)农历4月，清军主力从湖南﹑四川﹑广西三路进攻贵州，年底进入云南，至此，大西军精锐损失殆尽。
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四年，公元1659年)农历闰1月25日(丙子)，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和小朝廷的文武官员在平阳侯靳统武护卫下，由永昌府(今云南保山)退到盏达土司，第二天行至布岭，距离中缅边境已经不远了。马吉翔认为只要进入缅甸国境就可以保住身家安全，同他的弟弟马雄飞、女婿杨在秘密商议道：“我等百千谋议，方得车驾幸缅。今从官相随又已至此。万一得有宁宇，上意必悔不早入蜀；在廷又欲持文墨以议我弟兄。今护卫平阳侯右协孙崇雅与我极为同心。莫若先示以意，使之妄传追逼，则乘舆今夜必兼程入关。伺夜半昏黑，车驾一过关，便将从官尽劫，则东奔西窜，流离万状，必无有随驾者矣。”三人议定后即往告知孙崇雅。孙是靳统武的部将，本已感到前途黯淡，又有马吉翔的怂恿，乘机发一笔国难财，何乐而不为？
于是在这天晚上纵兵大肆掳掠。在夜色笼罩之下乱兵抢劫，连南明永历皇帝也未能幸免，光着脚上不了山，直到天威营等兵赶到，才在深夜窜到铜铁关(指铜壁关和铁壁关)，随行的文武官员在流离当中又遭抢劫，苦不堪言；不少将士也在混乱当中若鸟兽散。1月26日白天到曩本河，距缅关十里。黔国公沐天波先派人去通知守关缅兵。由
于历史的原因，明朝镇守云南的沐国公是缅甸当局熟知的人物，守关缅兵纷纷下马以礼相待。当他们得知随永历帝避难缅甸的文武有近两千人马，要求“必尽释甲仗，始许入关”。南明永历皇帝同意，“一时卫士、中官尽解弓刀盔甲，器械山积关前，皆赤手随驾去”。这一举动曾经遭到一些忠于明室的人士的指责，认为自动解除武装是“堕缅人计”，“向使马吉翔、孙崇雅不暮夜兼程，则车驾入缅，护兵不散，犹易于出险而会两藩(指晋王李定国、巩昌王白文选)，缅人不敢拘执，况敢献清乎？”就当时形势而言，缅甸是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其当局接受南明皇帝入境避难而要求解除随行人员武装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朱由榔贪生怕死，在李定国等人还在云南西部边境地区组织兵力抗击清军时，就在马吉翔之流窜撮下流入外邦，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以为这样清朝就可以放过他们，从而苟且偷安。
作为实权人物的李定国，在兵力不足以保卫昆明时，对朝廷的去向作了不正确的决策。他没有坚持取道建昌入据四川，即便形势危急还可以顺长江而下同据守夔东的抗清义师会合，而是赞成了马吉翔等人向中缅边境撤退的错误主张。然而，决策西撤并不等于同意流亡缅甸。事实上他自己当时没有入缅，由他指派的护驾队伍靳统武所辖兵员也只是到关为止，没有跟随永历朝廷进入缅甸。当他接到靳统武的报告，缅甸当局禁止南明军队入境，永历帝下令随行人员自动解除武装后，“虑缅情叵测”，派高允臣赶去，企图追回永历帝和随行人员，不料，高允臣一入缅境即遭到缅方杀害。从后来的情况看，李定国同白文选等一再出兵缅甸想把永历帝迎接回来，表明朱由榔的流亡缅甸根本未征得李定国、白文选等最高将领的同意。从复明事业来看，永历帝慌不择路地进入外邦避难，标志着旗帜半倒，给各地的复明志士在心理上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对李定国、白文选等人来说，既要在穷山僻壤的边境地区继续抗击清军，又要耽心在缅甸的永历帝的安全，弄得顾此失彼，心力交瘁。
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沐天波和其他朝廷随行人员在清顺治十六年农历闰1月26日进入缅甸以后，1月29日到蛮莫，当地缅甸土官思线前来迎接，永历帝赐给了金牌、缎帛厚礼。当对，黔国公沐天波、华亭侯王惟华、东宫典玺太监李崇实三人头脑还比较清醒，他们认为把朝廷命运完全置于缅甸保护之下，万一缅甸当局态度发生变化，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经过商议后共同提出建议：“此地属缅边，尚未深入。我等若将文武将士一半随大驾(指朱由榔)入缅，以一半导太子入茶山调度各营，即上在缅地亦有外援可恃。不然，深入夷穴，音耗内外不通，终于生困。”
南明永历皇帝觉得这个建议有道理，可以考虑；可是，中宫王氏却舍不得爱子远离身边，坚持不肯。朱由榔惟恐清军跟踪而来，自身难保，离开蛮莫时即谕土官思线砍倒树木，阻塞道路。思线既得此谕，就在车驾启行后，对关内外山箐搜括三天，碰上仓皇追驾的明朝官员一律加以拘捕，抄没随身财物，身强力壮者杀害于关前沟下，老弱者散给各土寨令其舂米，被折磨而死的即投入江中，销尸灭踪。1月30日，行至河边(约为八莫，靠伊洛瓦底江)。农历2月2日，缅甸国王派了四艘客船来迎接。由于船只狭小，永历帝挑选随从官员六百四十六人扈从三宫由水道南下，其中有的官员还是自己出资雇买船只随行；剩下的九百多人由总兵潘世荣保护岷王世子等骑马走陆路，其中有文书房太监江国泰、刘九皋、刘衡、段然忠、翟国祯等十四人，文官朱蕴金等，武官温如珍、范存礼、姜承德、向鼎忠、高升、季大胜、谢安祚等。
南明永历皇帝闻风丧胆、自乱阵脚的情形，从他即位以来已成司空见惯。逃入缅甸时，李定国还在组织磨盘山战役，清军不可能直接威胁到小朝廷的安全。然而，农历2月4日马吉翔、李国泰拥簇着南明永历皇帝登上缅甸客船，不仅随从文武官还有不少人船只没有着落，连太后和东宫都没人料理。
南明永历皇帝坐船开行后，太后大怒，说道：“皇帝此时未至颠沛，即不顾亲娘耶？”朱由榔等才停泊了两天，到农历2月6日水路人员草草准备就绪，陆续开船南下。一路上缅甸寨民供应物品，2月18日船到井梗(地近当时缅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
农历2月23日，缅甸国王请永历帝派两位大臣过舟讲话。朱由榔派中府都督马雄飞(马吉翔之弟)、御史邬昌琦前往“宣谕南幸之意”。尽管南明永历朝廷仍以宗主国自居，事实上却是逃难而来，这点缅甸君臣自然非常清楚。为了避免礼节上难以处理得当，缅甸国王拒绝接见使者，只派汉人通事居间传达信息。通事拿出明神宗时颁给缅甸的敕书同马雄飞、邬昌琦带来的永历敕书相核对，发现所盖玉玺大小稍有出入，因此对南明永历朝廷的正统地位产生怀疑。幸亏沐天波携有历代相传的征南将军印是明代同西南沿边土司和接壤国家往来文书中经常使用，缅甸当局对比之后才解除了疑惑，允许南明永历皇帝和他的随行人员暂时居留境内。
由潘世荣带领取陆路南行的明朝官员士卒在农历3月17日就到达了缅都阿瓦城隔河对岸处。由于人马杂沓，引起缅甸国王的不安，他说：“此等非避乱，乃是阴图中国耳！”派出兵丁加以包围，强行把这批南明人员不分男女老幼分别安插于附近各村民家看管，一家一人，禁止往来。这批南明人士顷刻之间妻离子散，家产荡尽，失去了人身自由。通政使朱蕴金、中军姜成德被迫自缢。
农历5月7日，缅甸当局才把永历帝及其随从由井梗移到原陆路人马到达的阿瓦城隔河相望的地方，用竹子围造了一座城，里面建草房十间作为南明永历皇帝的住所，其他随行官员人等自行构房居住。
朱由榔和他的随从人员在缅都阿瓦城郊居住下来以后，同国内(包括边境地区)的抗清实力之间已经很难保持联系，所谓“朝廷”、“正朔”不过虚有其名。缅甸当局虽然允许他们入境避难，却始终没有给予正式的官方接待。尽管缅甸国王住在阿瓦城中、流亡入缅的南明永历皇帝君臣住于阿瓦城外，隔河相望，近在咫尺，各种文献却表明，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
开初，缅甸当局还给予一些物资帮助，即所谓“进贡颇厚”。南明永历皇帝也还携带了一点积储，有意回赠一分厚礼，用明朝习惯的说法是居高临下的“赏赐”。缅甸官员表示：“未得王命，不敢行礼”，意思是不愿对明朝皇帝行藩臣礼。朱由榔既无实力，也只好听其自然。
南明永历朝廷暂时得到安置，多数文武官员毫无失国忧君之念，继续过着苟且偷安，苦中作乐的生活。据记载，当地的缅甸居民纷纷来到南明永历皇帝君臣的住地进行贸易，这本无可非议，许多南明官员却不顾国体，“短衣跣足，混入缅妇，席地坐笑”。一些缅甸人士也鄙夷这种丑陋行径，私下说道：“天朝大臣如此嬉戏无度，天下安得不亡？”一位通事也说：“我看这几多老爷越发不像个兴王图霸的人。”
南明永历皇帝为了维护小朝廷的安全和体统，决定派官员轮流巡夜，奉派官员即乘机“张灯高饮，彻夜歌号”。这年农历8月间，朱由榔左脚患病，昼夜呻吟。马吉翔、李国泰于中秋节晚上会饮于皇亲王维恭家内，维恭家有广东女戏子黎应祥，吉翔、国泰命她歌曲侑酒，黎应祥流着眼泪说：“上宫禁咫尺，玉体违和，此何等时，乃欲行乐。应祥虽小人，不敢应命。”王维恭竟然拿起棍子就打。朱由榔听到哄闹哭泣之声，派人传旨道：“皇亲即目中无朕，亦当念母死新丧，不宜闻乐。”王维恭等人才暂时收敛。此外，绥宁伯蒲缨、太监杨国明等大开赌场，日夜呼幺喝六，一片喧哗。南明永历皇帝大怒，命锦衣卫士前往拆毁赌场，诸臣赌兴正浓，那管什么皇帝圣旨，换个地方重开赌场，喧啸如故。
农历8月13日，缅甸国王派人来请黔国公沐天波过江参加农历8月15日的缅历年节。沐天波携带南明永历皇帝原拟赠送的礼品过江后，缅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强迫他换上民族服装同缅属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礼至缅王金殿前朝见。按明朝二百多年的惯例，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氏代表大明帝国，管辖云南土司并处理周边藩属国家的往来事务，体统非常尊贵。这时却倒了过来，要光着脚身穿民族服装向缅王称臣，心中苦恼可想而知。礼毕回来后，沐天波对朝廷诸臣说：“三月在井亘(吉梗)时不用吾言，以至今日进退维谷。我若不屈，则车驾已在虎穴。嗟乎，嗟呼，谁使我至此耶？”说完大哭起来。礼部侍郎杨在、行人任国玺还上疏劾奏沐天波失体辱国，南明永历皇帝只好留中不报。
到了农历9月间，马吉翔、李国泰对南明永历皇帝诉说廷臣和随从人员生活困难，有的人已经没粮下锅，意思是要朱由榔拿出“内帑”来救济。朱由榔本来就没有多少家产，这时屡经劫难，已经捉襟见肘，一怒之下把黄金制造的国玺扔到地上，让他们凿碎分给群臣。典玺太监李国用叩头道：“臣万死不敢碎此宝！”马吉翔、李国泰却毫无顾忌，当即将国玺凿碎，分给各臣数钱至一二两不等。这件事充分说明随永历帝入缅的多数官员已如行尸走肉，毫无共赴国难之意。不久，缅甸政府送来一批新收的稻谷，朱由榔指示分给穷困的随行官员。马吉翔却视若己物，分给同自己交情密切的人员，引起小朝廷内部极大不满。护卫总兵邓凯大呼道：“时势至此，尚敢蒙蔽上听。升斗之惠，不给从官，良心何在？”马吉翔命手下人把邓凯打翻在地，伤足不能行走。
南明永历皇帝进入缅甸，李定国在磨盘山战役中失败后引兵沿边境南撤，互相间的联系逐渐削弱。受李定国派遣负有保护南明永历皇帝和朝臣、家属责任的靳统武、梁杰等将领眼看朱由榔和随从已经进入缅甸境内，并且接受了缅方解除武装的要求，他们既不敢阻止皇帝的行动，又不愿自动解除武装流亡异邦，因此，靳统武等也带领部下兵将由铜壁关追随李定国部主力向南撤退。
农历闰1月29日，巩昌王白文选领兵由雪山平夷攀崖附木来到陇川。农历2月15日，同李定国军相会于木邦。两人都认为云南内地虽然被清军占领，散处在云、贵、川的兵力还有不少。南明永历朝廷的逃入缅甸，对诸将的坚持抗清必将在心理上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他们感到当务之急是把南明永历皇帝从缅甸接回国内。经过商议以后，由白文选先领兵进至磨整、雍会，这里已是缅境地区。由于天气炎热，白文选命令部下卸甲解鞍，在树阴下休息，派出两名使者找寻缅甸地方官，通知这次明军入缅只是为了接回南明永历皇帝。不料使者在途中被缅人杀害。白文选又派十名骑兵前往说明情由，又遭到缅兵击杀。当时缅甸官员有一种错觉，以为南明皇帝入境避难，明朝的军队大概剩下的不过是一些散兵游勇，已经不堪一击。他们看到白文选军中有不少马匹，就派出一二百骑闯入明军营中抢马。白文选大为震怒，下令整顿兵马，立即反击。缅方抢马的士卒被文选部下兵将追到河边，纷纷溺水而死。缅军主力(据文献说有“数十万”，可能失之夸张)在江对岸列阵，准备迎战。白文选命令部下士卒砍伐树木编造筏排，渡江作战。缅军自恃人多势众，对南明军队看不上眼，主事大臣变牙简说：“汉人无状，然亦不多，须俟其尽渡，然后扼而尽歼诸江中可也。”
白文选兵坐在木筏上鱼贯而渡，刚渡过一百多骑兵，百文选便在对岸下令吹起号角，百骑一鼓而前，缅军抵敌不住，阵势大乱。南明军队第一举占领滩头前进基地后，白文选主力陆续渡河，全面进攻，缅军大败，被杀伤兵据说在万人以上。缅甸当局这才知道明军强劲，收兵入城据守。白文选意欲攻城，又担心城内的南明永历皇帝的安全，不敢莽撞行事。缅甸官员质问朱由榔：“尔到我家避难，云何杀我地方？”南明永历皇帝并不知道白文选率兵前来接驾的详情，回答道：“既是我家兵马，得敕谕自然退去。”随即派官员赍带敕令命明将退兵。缅甸当局惟恐南明永历使臣同白文选见面后，各自了解对方情形和缅甸态度，不让南明永历的官员出城，而自行派人将敕文送至白文选的兵营。文选叩头接受敕文，当天就下令退兵。
农历4月间，南明将领广昌侯高文贵、怀仁侯吴子圣也率领一支兵马入缅迎驾，但他们所取的道路同白文选不一样，大致上就是南明永历皇帝入缅的路线。高文贵、吴子圣的军队遭到缅甸当局阻止，他们自以为并没有侵占缅甸领土的意思，不过接出南明永历皇帝君臣罢了。于是，决心动武，杀入蛮莫。缅军抵敌不住，又逼迫南明永历皇帝发敕谕责令高、吴退兵。朱由榔一味迁就，派吏部郎杨生芳、锦衣卫丁调鼎前往敕令二将退兵。高文贵、吴子圣接到谕旨后被迫从布岭退兵；后来高文贵忧愤于心，不久病死；而杨生芳、丁调鼎回到流亡小朝廷后，竟以退兵有功，“升秩有差”。南明永历皇帝甚至在马吉翔和太监李国泰的怂恿下发出敕令给缅甸各守关隘官员说：“朕已航闽，后有各营官兵来，可奋力剿歼”，借以换取缅甸当局的欢心。
当时，李定国、白文选部活动于滇缅边境一带，同据守福建海岛的郑成功、张煌言部等拥明势力还断断续续保持着秘密联系，当然知道永历帝仍在缅甸，并未“航闽”。因此，仍然不断地派遣使者甚至出兵迎接永历君臣。清顺治十七年(南明永历十五年，公元1660年)，白文选率领兵马一直推进到缅甸都城阿瓦附近，农历9月间，南明永历朝廷收到晋王李定国迎驾疏和致廷臣书，其中写道：“前此三十余疏，未知得达否？今此缅王相约，何地交递？而诸公只顾在内安乐，全不关切出险一事，奈何？奈何？”缅甸当局又要求南明永历皇帝发敕书退兵，南明军队等候多日，不得要领，只好拔营而回。
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六年，公元1661年)农历2月28日，巩昌王白文选托缅甸人秘密送上奏疏说：“臣所以不敢连破缅者，恐缅未破而害先及于皇上尔！为今之计，令多方委蛇，使缅送驾出来为稳著。”朱由榔当时在缅甸的日子已经相当不好过了，在玺书中恳切地盼望李定国、白文选能够迎驾成功。过了五六天，缅甸百姓传说白文选已经在七十里外搭浮桥准备渡江来救出南明永历皇帝君臣。不料几天以后消息传来缅军已把浮桥蔑缆砍断，明军无法渡河，最后一次挽救南明永历朝廷的入缅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这年农历3月间，沐天波见缅甸当局派兵看守南明永历皇帝君臣，知道情况不妙，同原属晋王的总兵王启隆商议，歃血定谋组织敢死志士数十人杀掉马吉翔、李国泰，保护太子突围投奔李定国、白文选的队伍。这一密谋很快被马吉翔、李国泰察觉，他们谎奏南明永历皇帝说，沐天波、王启隆私下勾结缅甸准备谋害皇室。朱由榔没有弄清情况，就下令把沐天波的家丁李成、王启隆的家丁何爱各、付其主立即处死。沐天波，王启隆虽未因此遇害，但他们为了挽救明室的最后一片苦心却化作了泡影。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年初，清朝平西王吴三桂率清军第十二万攻入缅甸，缅甸国王在农历12月慌忙将南明永历皇帝交出。当年农历4月，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与其子一干人等被吴三桂亲手用弓弦缢杀，南明永历政权就此灭亡。 跟帖时间 2010-02-09 20:52:1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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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帝王国君（八） -- 朱由检：(公元1605～1644年)，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明思宗，崇祯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627～1644年为期十七年，终年三十九岁。
朱由检受遗命继承皇位。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殷殷求治。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与前两朝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清除阉党，整顿吏治是其革新朝政的重要举措。明天启七年农历11月，在铲除魏忠贤羽翼使其孤立后，复将其贬谪凤阳，旋下令逮治。崇祯皇帝在其自缢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同时，平反冤狱，起复天启年间被罢黜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宦官。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
他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但因矛盾丛集、积弊深重，无法在短期内使政局根本好转。朱由检性刚愎自用，急躁多疑，又急于求成，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因对外廷大臣不满，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在与后金战争的紧要关头，又中后金的反间计，冤杀袁崇焕，使辽东防卫几近崩溃。无奈中，他不断反省，四下罪已诏，减膳撤乐，又在宫中设坛，祈求上天降福消灾。在对天帝及各类神仙失望之余，一度对天主教产生兴趣，召外国传教士入宫讲解教义。明崇祯皇帝十七年(公元1626年)，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战斗中，屡战屡败，已完全丧失战斗力。农历3月17日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3月18日晚，崇祯皇帝于绝望中残酷地手刃妃嫔、公主，逃生不得后，于3月19日凌晨，当北京内城被起义军攻陷时，自缢于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园)寿皇亭。明朝灭亡。
崇祯皇帝逝世后，南明弘光年间追谥为“思宗烈皇帝”，后改为毅宗。清朝又改为“庄烈愍皇帝”。庙号怀宗。葬北京昌平思陵。
崇祯皇帝朱由检比天启皇帝朱由校小五岁，受过比朱由校更好的教育。这是因为朱由检在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被他的哥哥朱由校封为信王。十三岁的信王，年龄也刚好到了接受教育的时候，由进士出身的翰林院官员们悉心调教。等他十八岁的时候，朱由校又替他完婚，聘周奎之女为王妃。从这些事情看来，朱由校本人虽然贪玩，但是对于一个长兄应该做的事情，却一点也没有耽误。所以，朱由检的文化修养比他的哥哥朱由校要高得多。朱由检善书法、诗文，也善于弹琴。朱彝尊说朱由检的书法“龙腾虎跃”，气韵非凡。其次，朱由检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要安静得多。天启皇帝朱由校因为是皇长孙、皇太子，一直被后宫中的投机分子如李选侍(西李)、魏忠贤等人居为奇货，导引坏了。而朱由检虽然也是从小失去生母，但一直在另一位李选侍(东李)的抚养下，比较健康地成长。
李选侍(东李)人品极端正。受东李的影响，朱由检从小就养成了独立奋斗的刚毅性格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当时，天启皇帝朱由校无子无女，孑然一身，而兄弟七人也只剩下五弟一人，朱由检已经是朱由校唯一的继承人了。在朝臣们心中，期盼信王朱由检继位的愿望也早就有了。一些在野的大臣们闲聊的时候，都主张劝信王早日入阁讲学。入阁讲学，一般是皇太子的礼节。当然，这样的奏疏，是谁都不敢上奏的，因为这无异于诅咒天启皇帝早死无后。但是，在信王朱由检那里，却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气象。信王朱由检基本上托病不愿上朝，以避免遭到魏忠贤的猜忌。
崇祯皇帝朱由检可能是明朝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如一位学者所言，在崇祯皇帝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崇祯皇帝头痛的难题。
在史学界，有一种所谓“十七世纪危机”的理论，即认为十七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庄稼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并进而引发饥荒和瘟疫，以及长江中下游稻米高产区因过度追求货币的增值而导致粮食匮乏，动摇了大明王朝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结构。清兵的入关与清朝的建立，才引导着中国从危机中走了出来。这样的理论，似乎是在为崇祯皇帝这个亡国之君开脱历史责任。孟森说：“明思宗而在明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明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崇祯皇帝自杀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崇祯皇帝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皇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其实人才何代无？只要在知人善任。然而明崇祯皇帝一朝“有君而无臣”。崇祯皇帝既想有心为治，却不识用人之道，以致酿成亡国悲剧，实乃大过。因此，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崇祯皇帝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
⑴自信：
“神明自运”四字，是明末清初松江(今上海)名士夏允彝对崇祯皇帝除去太监魏忠贤一事的评价。稍后的历史学家如谈迁等人，对于崇祯皇帝在除魏忠贤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稳重、魄力，都叹赏不已。的确，在明天启末年和明崇祯皇帝初年，崇祯皇帝的政治才能曾昙花一现般绚丽夺目。他在接替自己的长兄朱由校的皇位之后，很快进入角色，并顺利排除一切影响他皇位和执政的因素。在明朝历史中，崇祯皇帝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无疑是在不动声色中除去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农历8月24日，天启皇帝逝世后的第三天，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定第二年改元“崇祯皇帝”，是为崇祯皇帝。
当时，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乃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布魏忠贤的死党。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崇祯皇帝，只是因为明朝皇权的权威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暗中的毒害还是有可能的。所以，崇祯皇帝在农历8月23日入宫当天，一夜未眠，取来巡视宦官身上的佩剑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整个宫中，都处在一种非常恐怖和压抑的气氛当中。登基之后的崇祯皇帝，深知要除去魏忠贤，必须要首先稳固自己的地位并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一面像他的哥哥朱由校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一面将信王府中的侍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了宫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魏忠贤对于崇祯皇帝，则始终无法揣透其心意。他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将如何对待他。他的策略，就是送一些美女给崇祯皇帝。崇祯皇帝在明朝皇帝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怎么好色。在当时战战兢兢的心态下，崇祯皇帝自然对美色更无兴趣了。据说，崇祯皇帝怕引起魏忠贤的担心，将魏忠贤送来的四名绝色女子全部留了下来，但却仔细地将四名女子都搜了身。结果，四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系着一颗细小的药丸，宫中称为“迷魂香”，实际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春药。崇祯皇帝命四人将药丸毁去。魏忠贤千方百计地想导引明思宗做一个荒淫的皇帝，一计不成，另生一计，就派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以达到催情的效果。这一招，同样被崇祯皇帝识破，并大发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
既然美色无法打动崇祯皇帝，魏忠贤于是干脆采用更赤裸的试探方式。这时，一些无耻的臣工们仍然不停地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崇祯皇帝读这些奏疏的时候，总是“且阅且笑”。魏忠贤于是在农历9月25日向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崇祯皇帝的批复是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这样一次顺水推舟之举，便抑止了朝野上下对于魏忠贤的进一步崇拜，而又不致引起魏忠贤的恼怒。
相反，崇祯皇帝还不断地嘉奖魏忠贤、王体乾、崔呈秀等人。自然，崇祯皇帝心中明白，这一切早晚都会收回来的。他在静静地等候时机，却又暗暗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政治斗争是非常微妙的。也许，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在寻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有投机的，有不动声色的，有戆直冒死直谏的。因此，最后倒魏的时机竟然首先是由魏忠贤的党羽发动的。
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农历10月13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却美化“厂臣”魏忠贤。这摆明了是丢车保帅之策。崇祯皇帝自然知道时任兵部尚书的崔呈秀在阉党中的分量。崔呈秀在魏忠贤门下号称“五虎”之一，是魏忠贤的得力干将。而且，由于是魏忠贤的亲信，崔呈秀的儿子崔铎虽然目不识丁却还能中进士。逐去崔呈秀等于断了魏忠贤一臂。在静候了七天后，崇祯皇帝决定免除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
此一举动，等于是掀开了倒魏的大幕。敏锐的官员们觉察到政治局势的动向，于是揭发和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农历10月22日工部主事陆澄源弹劾魏忠贤；10月24日兵部主事钱元慤弹劾魏忠贤；10月25日刑部员外郎史躬盛弹劾魏忠贤。直到10月26日崇祯皇帝一直不动声色，任由着臣工们攻击魏忠贤的高潮一波胜过一波，中间还得面对魏忠贤的哭诉，依然无动于衷。
农历10月26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攻；九，伤民财；十，亵名器。应当说，钱嘉征此疏并不是空洞的议论，十条罪名大都可以坐实。于是，崇祯皇帝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魏忠贤“震恐伤魄”，立即去找了他的赌友，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讨教对策。徐应元劝魏忠贤辞去爵位，也许可以保富贵。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明思宗的允许。农历11月1日，崇祯皇帝斥责徐应元，并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的时候竟然还带着卫兵一千人、四十余辆大车浩浩荡荡地向南。一个戴罪的宦官竟然还敢如此跋扈，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崇祯皇帝敏感的神经。
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也很快就着手进行了。在崇祯皇帝的一再严厉督责下，明崇祯皇帝二年(公元1629年)农历3月19日，所谓阉党逆案终于定谳。
崇祯皇帝能除去魏忠贤，固然说明了明朝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再有权势的宦官，其实只是能借助皇权为恶罢了，很难动皇权分毫。然而，崇祯皇帝在除去魏忠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还是令人钦佩。紧接着钦定逆案，无疑更进一步肃清了魏忠贤的政治影响。这些，都体现了崇祯皇帝的远见卓识。然而，崇祯皇帝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崇祯皇帝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朝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事事乃亡国之像。然而，崇祯皇帝之亡国，未必与己无关，如杀袁崇焕一节，即是愚蠢的自毁长城之举。
⑵多疑：
崇祯皇帝的多疑，在明朝历史中也是有名的。在他即位不久，就曾经有一个名叫陕嗣宗的御史上疏指出明思宗的性格中有“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条即“日涉于猜疑而不自知”。在处理袁崇焕问题上，明思宗从极度信任逐渐转为极度生疑。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落籍于广西藤县。由于是南方人，明思宗私下里称他为“蛮子”。明朝两广并不是文化发达的地域，所以当地出身的官员倒确有另外一种气质。像出身于广东琼州府(今海南省)的海瑞，也曾经是一代名臣。袁崇焕的才能，体现在军事方面。即使在他被杀之前的一段时间，明思宗仍是以为“守辽非蛮子不可”。可以说，他是明末最善于与后金军队作战的明军将领。他是一名文臣，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的进士，却在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就做上了肩负东北防务重任的辽东巡抚。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军事才能。曾经向明思宗推荐过袁崇焕的官员吕纯如，对袁崇焕就有“不怕死，不爱钱”的评价。
“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就足以开出一个太平盛世来。明朝的边将中，不贪财的极少。像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边将谭纶、戚继光，都非常善于敛财。明朝的许多次兵变，多半是因为边将的贪财和克扣军饷造成的。因此，袁崇焕“不爱钱，不怕死”的性格，也就决定了他必然能够取得士兵们的拥戴。袁崇焕的军队在明末也就成为最能作战的军队。
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后，在明军与后金军队的力量对比中，后金军队明显占据优势。幸好宁远一战，袁崇焕用新式武器红衣大炮胜了一次，暂时使辽东战局在明天启六年出现转机。但是，袁崇焕很快被魏忠贤罢免。崇祯皇帝即位，在处理完魏忠贤一事之后，便全力应付辽东战局。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农历11月重新召回了袁崇焕。第二年农历1月，即任命袁崇焕督师蓟辽，等于是将辽东的防务全部委托给了袁崇焕。
然而仅仅三年过后，明崇祯皇帝三年(公元1630年)农历3月16日的下午，袁崇焕便在京城的西市被凌迟处死，然后传首边关示众。这可说是崇祯皇帝统治期间最大的冤案。历史学家们对袁崇焕之冤死，有过许多的解释，例如袁崇焕“五年平辽”的夸夸其谈、擅杀毛文龙、党争的后遗症、皇太极的反间计，这些恐怕都是致袁崇焕于死地的重要原因。但是，杀袁崇焕的决定，毕竟是由崇祯皇帝亲自做出，而且立即派刑部侍郎涂国鼎前去执行，更可怕的是实行非常残忍的凌迟之刑。对比三年前的平台召见、君臣面晤、赐尚方宝剑，已是天壤之别。其间变化，固不能没有崇祯皇帝的心理因素。
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若不是崇祯皇帝素来多疑，皇太极的反间计也未必能成功。关于皇太极的反间计，无非是效仿《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模式，让俘来的宦官杨某偷听得“袁经略有密约”的对谈，再纵杨某逃跑。杨某一回京城向崇祯皇帝汇报，自然袁崇焕便麻烦了。况且，此事又发生在后金军队逼近京城之时。
袁崇焕在明崇祯皇帝元年(公元1628年)农历7月接受皇帝召对时，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这不但让皇帝欣喜，更让在旁的大臣们惊讶。因为，在当时明朝与后金的对抗中，明军能在辽东抑住后金军队的进攻，已属不易。“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的豪言壮语，无异梦呓。袁崇焕这么说，据他自己讲，不过是为了“聊慰上意”，暂时宽慰宽慰崇祯皇帝而已。然而，崇祯皇帝是一个急于求功、遇事苛刻的主子，到时可是要循名责实的。平心而论，袁崇焕在辽东宁远、锦州一线的防卫布置得很好。所以，最终后金军队选择进攻的路线是绕过宁远、锦州一线，从蓟门南下，进逼京师。
明崇祯皇帝二年(公元1629年)农历10月下旬，后金军队第十万到达遵化城下，距京师不过一百多公里。农历11月1日，京师戒严。袁崇焕的反应是立即命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增援，然后自己也于11月5日率兵入关。按照当时总督京城防卫的大学士孙承宗的意见，明军应当拒敌于顺义、蓟州、三河一线，而不应退守通州、昌平。但是，袁崇焕先是没有设法阻截后金军队，接着又退守京城。11月16日，袁崇焕的大军到达京师广渠门外。这样，袁崇焕此举无异于纵敌深入，而京城内外的官民因此更受骚扰。
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在先，是故意引后金军队入关的。这也是后来袁崇焕被处死时遗体被民众“抢食”的原因。皇太极及其谋臣范文程策动了除去袁崇焕的反间计，也许正是受当时谣言的启发。
崇祯皇帝对于袁崇焕的容忍与信任，伴随着宦官杨某的入告，肯定也荡然无存了。农历11月20日，满桂在德胜门，袁崇焕在广渠门，同时与后金军队开战。满桂退守德胜门之瓮城，而袁崇焕身先军士，将皇太极逼退。23日袁崇焕入城晋见皇帝，请求像满桂一样，可以让士兵入城休整，却遭到崇祯皇帝的断然拒绝。崇祯皇帝真不愧是一个猜忌之主，一方面对袁崇焕有戒备之心，一方面却在召见时脱下貂皮大衣为袁崇焕披上。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来掩遮自己的猜忌之心，崇祯皇帝的做法令人想到不久前他除去魏忠贤的心机，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可怜的是，袁崇焕却丝毫没有觉察。27日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的军队，京师外围局势趋于平静。
明崇祯皇帝二年(公元1629年)农历12月1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了袁崇焕、祖大寿、满桂三人，令锦衣卫拿下袁崇焕。祖大寿是袁崇焕部将，遂节制辽兵，立即率部东返，离开战场。后来还是靠着狱中袁崇焕的亲笔书信，才将祖大寿及守辽军队召还，并收复永平、遵化一带。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袁崇焕来整倒内阁辅臣钱龙锡，说钱龙锡与袁崇焕两人早就密议与后金议和。议和，这对于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来说，在当时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此论一出，袁崇焕算是死定了。
明崇祯皇帝三年(公元1630年)农历3月16日，明崇祯皇帝命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明史·袁崇焕传》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更无人可以收拾。因此，当明崇祯皇帝三年农民起义声势明显壮大后，明王朝从此便陷入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之中。但是，崇祯皇帝似乎从来就不会从失误中吸取教训。在此之后，他还曾密令孙传庭在明崇祯皇帝十五年(公元1642年)杀了明朝悍将、李自成的同乡贺人龙，等于杀了一名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颇为悍勇的将领。贺人龙被杀后，农民起义军酌酒相庆：“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因此，崇祯皇帝的多疑、擅杀，无异于自毁长城。
⑶躁刻：
往往一个亡国的君主总是将他的臣民视为奴役，崇祯皇帝恰恰正是这么一个人。虽说在明朝君主高度专权的政治环境中，皇帝是不可能以“师、友”的态度来对待臣民的，但是，崇祯皇帝对于大臣的态度，其严峻和刻薄已经超出想象。作为一个自律甚严、急于求成的皇帝，他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以来政府的陋习。一个过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所以，无为而治的明朝皇帝如弘治皇帝、隆庆皇帝统治的时代，倒是名臣辈出。后代历史学家常感叹明崇祯皇帝朝“有君而无臣”，其实，因为崇祯皇帝过分地苛责大臣，大臣们动则得咎，哪里敢有什么动作呢？所以，明崇祯皇帝一朝中，真正能够办事、愿意办事的大臣不多；而且，明崇祯皇帝一朝中，被杀的大臣也颇多。频繁地更换大臣和滥杀大臣，是明崇祯皇帝朝的特点之一。
明崇祯皇帝一朝十七年，设内阁大学士如弈棋一般，轮换了五十人，变换之快，真是让人啧舌。其中任期较长的两人，分别是温体仁和周延儒。两人在《明史》中都列名于奸臣传中。
温体仁，字长卿，祖籍乌程，后落籍归安，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是一个城府极深之人。明崇祯皇帝元年(公元1628年)，他通过攻击钱谦益在主持会试中有舞弊嫌疑而得到崇祯皇帝的赏识。第二年，有御史任赞化攻击温体仁娶娼受贿，反而被崇祯皇帝以为党羽钱谦益而罢免。崇祯皇帝有鉴于明万历、明天启朝的党争，对于大臣结党最为反感。他对于温体仁的欣赏，是因为温体仁“孤立”、“无党”。明崇祯皇帝三年(公元1630年)农历6月，温体仁入阁为大学士。此后，温体仁为大学士八年。
周延儒，字玉绳，宜兴人，早温体仁一年入阁。但是，温体仁与周延儒在内阁中并不相让，相互倾轧。明崇祯皇帝六年(公元1633年)六月，周延儒被温体仁逐出京城，温体仁把持了内阁，于是民间遂有民谣说：“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这是指当时内阁中的三位大臣：温体仁、王应熊和吴宗达。温，乌程籍，归安人；王，巴县人；吴，因无所作为，人称“篾片”。一时间，这首民谣在京城街头成为笑谈。堂堂内阁大学士被人如此讥笑，可见其人品之劣。然而，就是这样的温体仁，却一直执政八年，直到明崇祯皇帝十年才被罢免。之后，周延儒复入阁。但是在明崇祯皇帝十六年(公元1643年)，周延儒被勒令自尽。在周延儒之前，内阁大学士薛国观也被崇祯皇帝处死。总共十七年间，被杀的大学士有两人，被谴戍的大学士也有两人，即钱龙锡、刘鸿训。作为皇帝最亲信的大臣，内阁大学士轻易落到这样的下场，实在令大臣们寒心。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然而在十七人中，薛贞被处死，韩继思、郑三俊、刘之凤、李觉斯、徐石麒等先后下狱，狱中瘐死两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终。兵部尚书中，王洽因明崇祯皇帝二年清兵入关而下狱瘐死，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而被处死。在地方督抚中，总督中被诛者七人：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巡抚被戮者十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另外还有河南巡抚李仙凤被逮自杀。这些大臣，都是应对辽东战事和平息农民起义的将领，他们动辄遭罪被杀，以至在明崇祯皇帝一朝最后无臣可使，无将可征，也就很容易说明明崇祯皇帝朝军事上的大溃败了。
对于一般的言官，崇祯皇帝也总是非常严峻。明崇祯皇帝元年农历11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言官场贪污之风甚盛。当然，这样的奏疏只是就事论事，并不明指谁人贪污，谁人受贿。但是，崇祯皇帝一面表彰韩一良的忠心和敢言，一方面却非要韩一良指名道姓以回奏。韩一良知道一旦指名道姓，就是得罪人的事情，所以只说是“风闻”。崇祯皇帝大怒：“难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内指名来。”按崇祯皇帝的意思，既然言官忠心为国，就要敢于破除情面。韩一良只好找一些已经有议论的官员来搪塞。但是，崇祯皇帝再对韩一良疏中“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金”纠缠不休，要韩一良说出五百两银子是哪些人送的。这时，韩一良再不肯说。于是，韩一良被革职为民。
仅仅数月之间，从表彰到革职，还算敢言的韩一良却得到这样的对待。在晚明社会中，官场中的弊端自然不少。相互间送书帕(书仪)是极正常的事。崇祯皇帝希望一举之间将这种风气杜绝，却又只能惩罚官员，这样官员们最终只是互相袒护，不敢再说真话了。
明崇祯皇帝二年关于工部招商中收取回扣一事的处理，也充分体现了崇祯皇帝急于求治的急躁心理。这一年的农历闰4月，工部尚书张凤翔上疏指出工部招商收取回扣之弊政。内阁大学士李标、钱龙锡都说：“此从来陋规，望皇上宽处，后边人敢说。”但是，最终崇祯皇帝将巡视工部库房的工科给事中王都、陕西道御史高赉明革职严办，等于是让一两个臣工为多年来的积弊承担责任。这也反映崇祯皇帝随意处理臣工的做事风格，而这样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大小臣工们对于朝政中的一切事情，最好是噤口不言。
皇帝督责越严，臣下越不敢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明崇祯皇帝朝的政局，正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而崇祯皇帝最终也只落得众叛亲离。明崇祯皇帝十七年(公元1644年)农历3月19日，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时，身边仅有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伴。崇祯皇帝自杀以后，他的子女散归民间，下落不明，从而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
⑷遗孤：
崇祯皇帝的子女不幸生在了末代帝王之家，这就注定了他们悲剧的命运。皇太子先后出现过两个；朱三太子先后出现过多次。不过，他们的下场无一例外都很悲惨，都最终被处死。相比较而言，崇祯皇帝的女儿后来的下落倒还比较清楚。这是因为，崇祯皇帝在决意自缢之前，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受辱，曾先后对自己的两个女儿下毒手。即使侥幸生还，也决无法遁逸。
长平公主实际上逝世于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崇祯皇帝总共有六女，其中四女早逝。明崇祯皇帝十七年(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还有两个女儿，即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明崇祯皇帝自杀前，入寿宁宫，长平公主牵衣而哭。崇祯皇帝说：“汝何故生我家？”挥剑砍去，断长平公主左臂，昏死过去。接着，崇祯皇帝入昭仁宫，砍杀昭仁公主。长平公主昏逝世后，被人抬到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中，五天后竟然苏醒过来。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长平公主上书给清世祖顺治帝，请求准予出家。清世祖不同意，命将长平公主许配给当初崇祯皇帝为她选定的驸马周显，并赐给土田、府邸、金钱、车马。但长平公主经历家破国亡之痛，郁郁寡欢，第二年逝世。
崇祯皇帝共有七个儿子。其中，周皇后生子三人，即太子朱慈烺、怀隐王朱慈烜(皇二子)、定王朱慈炯(皇三子)；田贵妃生子四人，即永王朱慈炤(皇四子)、悼灵王(皇五子)、悼怀王(皇六子)和皇七子。明崇祯皇帝十七年(公元1644年)，太子朱慈烺十六岁，皇三子定王朱慈炯十四岁，皇四子朱慈炤应当也有十余岁。除了这三个儿子外，其他的儿子都已早逝。
与对待女儿的方式不同，崇祯皇帝在死前命皇太子、皇三子、皇四子分别藏匿于公卿贵戚家中。太子来不及去成国公府，便隐匿于民间，定王和永王一齐去了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农历3月19日，李自成进城，命令搜寻太子与定王、永王。3月20日清晨，嘉定侯周奎将定王、永王交出。太子据说亦被李自成的军队搜获。太子与闯王李自成之间还有一段对话。太子挺立不屈，谈吐自如，问李自成说：“何不杀我？”闯王说：“汝无罪，我岂妄杀！”太子说：“既然这样，听我一句话：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我百姓。”农历4月13日，李自成东征吴三桂时，定王、永王随军前往。据说，太子当时也在军中。据《明史》记载，李自成曾封太子为宋王。此后，太子、定王、永王的下落都不清楚，有者说曾被吴三桂夺去，又有说定王曾在城南遇害。
明崇祯皇帝十七年(公元1644年)农历11月，北京又出现皇太子；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南京的南明小朝廷中亦出现皇太子。无疑，两位皇太子中必有一假。
先说北京出现的皇太子。明崇祯皇帝十七年(公元1644年)农历11月的北京城，已被牢固地掌握在清军的手中。然而，一个貌似太子的男子在一位太监的陪同下出现在嘉定侯周奎府中，自称皇太子。当时在周奎府中的长平公主见后，两人抱头痛哭。单看这一节，想来太子应该是真的，否则以长平公主之心如死灰，何以会与一个陌生男子抱头痛哭？而且，长平公主与太子都是周皇后所生，乃是一母同胞的姐弟，怎么可能认错呢？周奎举家向太子行君臣之礼，并问太子：“你一直藏在哪里？”太子回答说：“城陷之日，我单独藏匿在东厂门外。一日夜出，潜至东华门，投身于一个豆腐店里。店小二心知我是避难的人，给我穿上旧衣服，让我在灶前烧火，又害怕我暴露，五天之后将我送到崇文门外的尼姑庵中，在那里假装贫困无依的孤儿住了半个月。常侍(太监)来尼姑庵，发现了我，又把我带回家，藏在密室里。听说公主还在，所以就来相见了。”说完，与公主哭别而去。几天之后，太子又来了，公主告诫他说：“慎毋再至矣。”也许公主明白，三月份周奎既然能把皇三子定王和皇四子永王交给李自成，这次也许会再出卖太子给清朝。果然，农历11月19日太子再来，周奎留宿太子。22日，他要求太子自称姓刘，是一个假太子。太子说：“悔不从公主之言，今已晚矣。”当晚，周奎令家人将太子逐出门外。太子出门后，被巡逻的清兵以“犯夜”罪逮捕，交给刑部审理，断为假冒太子。主审的刑部主事钱凤览找来原司礼监太监王德化、原锦衣卫十名侍卫太子的锦衣卫来辨认，都说是真太子。侍卫们还下跪说：“此真太子，愿毋伤。”于是钱凤览上书朝廷，指责某些明朝的官员以真太子为假太子。周奎等人竟然还说：“即以真为假，亦为国家除害。”
这位昔日的国丈，似乎已完全将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一个新的“大清国”的臣民了。最后，摄政王多尔衮出面，宣布将太子押于监狱，后来被处决于狱中。凡争言太子为真的臣工都被处罚，钱凤览处以绞刑。这件事情详细地记载于《甲申传信录》，与《明史》中李自成封太子为宋王的情节有所出入。而且，清人所编的《明史》中也未提及这一次在北京出现的太子，而只提及南明小朝廷中出现的皇太子事件。《明史》是不是故意回避这一次事件呢？孟森就认为北京出现的太子是真的，而南明小朝廷出现的太子是假的，但百姓痛恨弘光政权朱由崧，所以宁愿相信是真太子。那么，南京出现的皇太子事件是怎么样的呢？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农历3月1日，太监李继周奉明弘光皇帝朱由崧之御札，将盛传正流落于苏州、杭州的皇太子接到南京。据说，太子本不愿去南京，行前曾问李继周说：“迎我进京，让皇帝与我做否？”李继周说：“此事奴婢不知。”皇太子入南京后，被安排在兴善寺暂住。弘光皇帝派两名太监去见太子，辨认真伪。两人一见太子，就抱头恸哭，脱下衣服给太子穿。弘光皇帝得知之后，大怒，说：“真假未辨，何得便尔。”接着便处死了两名太监，并杀了李继周灭口。原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也来探视，正视良久，不敢表态。太子呵斥道：“卢九德，汝何不叩首？”卢九德下意识地跪下便叩首，说：“奴婢无礼。”太子说：“你才隔多长时候，肥胖至此，可见在南京受用！”卢九德只敢叩头：“小爷保重。”卢九德向弘光皇帝的报告却是：“有些相像，却认不真。”
皇太子在南京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引发了明弘光朝的政治危机。处于长江中游的左良玉，就以护太子的名义进逼南京；在江北的黄得功、刘良佐等总兵也上疏要求善视太子。但是，弘光皇帝深知，如果太子是真，自己捡来的皇位可能就不保了。因此，在他的布置下，辨认工作慢慢地便朝“假太子”的方向转移。尤其是曾经充任太子讲官的王铎，更是一口咬定太子是假。最后，审讯的结果是：假太子真名叫王之明。接下来的审讯过程颇有意思。
农历3月8日，一审问官指太子为王之明，太子说：“我南来，从不曾说自己是太子，你等不认罢了，何必更名改姓？李继周持皇伯谕帖来召我，非我自来者。”3月15日，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沾提审。李沾大喊王之明，太子不应。李沾怒道：“为何不应？”太子说：“何不喊‘明之王’？”李沾大怒，吩咐用刑，太子高呼皇天上帝。
当时，南京百姓都说明弘光朝廷欲绝先帝血脉。因此，到最后明弘光政权虽然不承认太子的真实性，却再也不敢加害太子了。5月10日，清军大举南下，弘光皇帝逃到了太平府。南京市民冲入监狱，殴打王铎，放出太子，并拥太子登上皇位。只可惜五天之后，清军即进入南京城。
当时，清军的统帅多铎问：“太子何在？”投降的明弘光朝大臣们说：“太子是假的，真名叫王之明。”多铎笑道：“逃难之人，自然改姓易名，若说姓朱，早就被你们杀了。”一名降臣说：“太子原也不承认自己叫王之明，是马士英安排下的。”多铎笑道：“奸臣！奸臣！”农历5月25日，多铎设宴招待刚擒获的弘光皇帝，并将他的位置安排在皇太子之下。皇太子对弘光皇帝说：“皇伯手札召我来，反不认，又改姓名，极刑加我，岂奸臣所为，皇伯或不知？”弘光皇帝支支吾吾，不敢出声。几个月以后，多铎将太子和弘光皇帝都带往北京，随后都被大清朝廷处死。
皇太子案刚结束，清初又接连出现了朱三太子案。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有冒称明崇祯皇帝第三子名朱慈焕者；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有名杨起隆者冒称朱三太子；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又有化名王士元者，自称为朱三太子朱慈焕，后被凌迟处死；清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朱一贵之子自称朱三太子，聚众造反。因此，朱三太子案先后出现四次。但是，朱三太子到底是不是指崇祯皇帝的第三子？崇祯皇帝的第三子名朱慈炯，即定王。按照皇位继承的顺序来说，皇太子既已被杀，则年龄最大的皇三子朱慈炯是最合法的明朝皇位继承人，这也就是“朱三太子”名字吸引人之处。
还有一点，朱三太子案中两次指朱三太子为“朱慈焕”，而不是真正的皇三子“朱慈炯”。原因何在？朱慈焕是崇祯皇帝的第五子，五岁即病逝。据《明史》记载，朱慈焕死前曾对崇祯皇帝说：“九莲菩萨说：‘皇上待外戚太薄，将让他的儿子都死掉。’”九莲菩萨即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崇祯皇帝觉得此事奇怪，便封朱慈焕为“玄机慈应真君”。所以，朱三太子案中频频以朱慈焕为号召，大概是因为此类活动多依托于民间宗教，所以朱慈焕“玄机慈应真君”的身份具有更大的蛊惑力，应当与真正的皇子没有什么关系。
⑸小档案：
属相：狗
谥号：思宗烈皇帝，后改为毅宗，清改为庄烈愍皇帝
庙号：怀宗
陵寝：思陵
父亲：朱常洛
母亲：王选侍
初婚：十六岁
配偶：周皇后、田贵妃
子女：七子，六女
继位人：无
朱由崧：(公元1607～1646年)，明福王，南明弘光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644～1645年为期两年，终年三十九岁。
朱由崧的身世来历显赫，就是万历时差一点被立为帝的福王朱常洵之子。公元1617年，十岁的朱由崧被封为德昌郡王，后来又立为福世子。本以为可以像他的老爸一样，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终其一生。没想到天不遂人愿。李自成攻破福藩洛阳，革了老福王朱常洵的命。朱由崧和母亲邹氏好不容易逃出一死。尽管后来袭了福王的虚封，可那时天下大乱，朱由崧自然在洛阳站不住脚，只好四处流串，生活无着。破落王孙，在权贵眼里跟乞丐没什么两样。真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谁能想到，这个一败涂地的破落亲王，竟然有一天时来运转，继承了他那命运多舛的老爸未竟的事业，终于登上了明帝国的宝座。
公元1644年3月19日，崇祯帝自尽于煤山。这对大江南北的明朝诸臣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事已至此，原来形同陪村的南京留都的政治作用就凸现出来。很显然，摆在留守诸臣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拥立新君，组织政权。说到血统亲近，福王，桂王，惠王成为不二人选。而由于福王在三藩中年龄最大，又加上没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流串到南京附近(淮安)。比起其他两个远在广西的藩王来，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江南士绅中部分东林党人从狭隘的一己私利出发，以福王昏庸为名，坚决反对。但内中隐情却要追溯到天启朝时，为反对老福王继统和老福王之母郑贵妃干政，东林党人已和福藩结下不解之仇。为防止朱由崧登位之后趁机报复。以东林领袖钱谦益为首，以立贤为名，大张旗鼓地推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继承人——潞王。
潞王血统偏远，自然缺乏继立的理由。但他的所谓贤名，却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直至今天许多不明内情的人还以为憾事。其实，抛开潞王是否真贤不说，封建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自有其现实考量。当时政治以内阁负责，即使皇帝昏庸，负责的臣下仍可以维持政治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局势而论，留都诸臣需要的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精神领袖。而并不一定非要雄才大略的贤君不可。历史上司马睿能偏安东晋，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君主而已。关键在于臣下齐心协力。方能维持危局。现在以立贤为名抛开福王。明王朝散居各地，小有贤名及野心才具的龙子龙孙，大有人在。既然潞王可立，何人不可立？他们自然不可能要求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普选，却总有大批的野心家趁机上下其手，借拥立争功。南明的局势势必将土崩瓦解，一发不可收拾了。
南京的拥立大会正开得热闹不堪之时，远在淮安的朱由崧却慌了神。作为三大热门侯选人之一，却没有人来请他发表竞选演说，施政纲领。前来表忠心，搞投机的也寥寥无几。这一切都使朱由崧感到情况不妙。而实际上，史可法，马士英等南明重臣一开始就是把他们所挑选和准备拥立的皇帝看作土偶木像的。不论是谁为君，重要的是不会妨碍他们掌握手中的权力。从心底深处，曾经天威凛然的皇帝对这些重臣不过是一个象征，一个摆设。在史可法指出福王不可立的七大理由中，其一就是“干预有司”。是的，重臣忌讳的正是一个“干预有司”的皇帝。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大家看来脑满肠肥，糊涂昏庸的朱由崧竟走出一着妙棋，一举击溃了南京城内自以为得计的衮衮诸公。据史籍《南渡录》记载：“时王(朱由崧)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刘泽清素狡，先附立潞议，至是以兵不敌，改计从杰等。”朱由崧竟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直接向雄踞江北的三镇总兵求助。高杰，黄得功本人本来就是野心勃勃的流串军阀，见有“定策拥立”的大买卖可做，真是无本而有万利的好机会。于是一拍即合，甩开他们的顶头上司——正与史可法密商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做起了定策元勋。消息传到南京，所有人无不大惊失色。马士英老于官场，见自己部将窝里反，想来争也没用。连忙向朱由崧表白心迹，成为从龙文臣第一人。史可法一开始还蒙在鼓里，指手画脚的不服，又在写给马士英的信中痛骂朱由崧昏聩糊涂。没想到却成为落在别人手中的把柄。随即马士英便带领大军杀气腾腾的护送朱由崧来到南京浦口。大势已定，满心悔恨的史可法和东林党人也只好接受这个现实了。
朱由崧求助于三镇军阀拥立，对以后的局势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直接的作用即是使他自己得偿心愿，顺利地登上了至尊的宝座。而间接影响，则是江北诸镇以“天子恩人”，“从龙元勋”自居，南京从皇帝到重臣再没有人可以控制这支飞扬跋扈的军队。从此开了南明军阀勋镇势力尾大不掉的滥觞。其实，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等都是出自行伍的悍勇匹夫，其部下各怀心事，却不乏良将猛士。倘若朱由崧稍有他祖上太祖，成祖的权谋阅历，只要驾驭得当，完全可以在仰仗三镇拥立之时，施加手段影响，使三镇为己所用。可惜，朱由崧继承了乃父的心宽体胖，却没有继承乃祖的雄才武略。求助于三镇而得帝位，已算得上是他的超常发挥，想做皇帝心切，一开始就高开了价钱，自贬了身价。三镇也看清了这位“承天启运”之人乃是阿斗。从此对他的权威再也不屑一顾。
农历5月15日，朱由崧正式由监国登基为帝，一开始，大家见他作风低调，进城时还戴着又脏又旧的角巾，摇着白竹扇，看起来像个和蔼可亲的乡下土财主，并非传说中骄气逼人的纨绔子弟，还自我安慰了一番。哪里知道其实是这位皇帝半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一时还讲究不起他老爸福王的排场。
果然，在装了几天表面文章之后，朱由崧就放出话来：天下事，有老马在。然后迫不及待的纵情声色，享受起来。在这方面，也许是受教于他父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享乐主义哲学。却完全忘了他父亲的悲剧。朱由崧以好色纵酒著名。即位之初，就派太监到处收罗美女以充宫掖，无远弗届，一直闹到苏杭等地，吓得有女儿的人家鸡飞狗跳，赶紧把女儿一嫁了事。直到灭国前两个月，他还忙于计较后宫妃嫔的人选。据谈迁笔记：“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厚载门月裹骸出。”实在骇人听闻。除夕之夜，朱皇帝突然闷闷不乐，急着召集群臣入见。大家以君子之心度圣明之腹，还以为是前线屡吃败仗弄得皇上心情烦闷，纷纷指天誓日的以恢复自任，哪想到这位老兄闷了半响，憋出一句话来：“众卿家阿，朕还没时间考虑那个，朕只是看现在梨园唱戏的没有什么长得象样的。想多选一些佳丽来充实后宫，你们一定要早点帮我办这件事啊！”大家没想到他操心的竟是这个。面面相觑半晌，只好一哄而散。
朱由崧的好酒也是趣闻多多，据说刘宗周曾劝他戒酒，为革命总要保重身体嘛。朱由崧话说得很讨人喜欢：“为了先生这样劝我，以后再不喝了。”想来长期颠沛流离，这点嘴皮子功夫还是有的。可脸上却晦气的象有人欠了他十万两银子一般。老刘一看觉得不好意思，又改口说：“要是每次只喝一杯也没什么。”朱由崧马上借坡下驴，没口子的答应：“您都这么说了，以后就只喝一杯罢。”没想到以后喝酒，太监就给他准备了一只特大号的金杯。这还不算，喝道一半，他就不喝了，旁边的人当然知趣，赶紧给满上，说，没喝完就不算一杯。上下通同作弊，配合默契，酒却是喝的比以前还多。
朱由崧昏聩不理事，当时朝政紊乱，贿赂公行。但这帐却不能完全算到老朱头上。他早已把治国大权完全交卸给马士英等人。其实，南明重臣中只要有一个拥有与当初张居正相仿的权谋心机和治国手段，完全可以在皇帝放心让权的基础上振作精神，整顿朝纲。可惜，放眼南明，高居权位的大臣们燕雀处堂，全无半点警醒。马士英，阮大铖固然是卖官鬻爵，拼命捞钱。那些自命与马，阮政见不同的官绅大抵也是荒淫不羁。寻欢作乐。真是应了肉食者鄙的老话。
朱由崧拼命享乐，日子却过得并不舒心。江北诸勋镇拥兵自雄，忙于勾心斗角，寸土未复，却成天逼着他要粮要饷。就连史可法为了见好于四镇，也不惜用威胁的口气上书称自己未有寸功，是因为粮饷不足。要求皇帝筹集粮饷，才好上阵杀贼，否则就连长江也守不住。那么江北四镇是不是真缺粮饷呢？据载，江北四镇定额合计每年共二百四十万，而南京朝廷在当年四个月内就已发了一年半的饷，合计三百六十万。难怪就连朱由崧也不满的说：“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田仰与刘泽清不得全事呼吁…”
外方见逼于军阀，朝堂上下也不宁静，不满朱由崧为帝的某些东林—复社人，又接连搞出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热闹非凡，借此来质疑朱由崧继统的合法性，破坏其名誉和声望，东林—复社党人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正直不阿的诚人君子，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派别，出于对其天下闻名的影响力的垂涎，许多心术不纯，热衷名利之徒也趁机混入其中，以君子之名，行小人之事。为了争夺权力，无所不用其极。而他们所耍的这几手也十分了得，与借绯闻案弹劾总统下台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最后没有达到他们的直接目的，却在不明真相的文武官员和百姓中搞得群疑满胸，乌烟瘴气，极大地影响了弘光朝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在内外倾轧下，随之而来的是清军的铁骑。公元1645年4月25日，扬州失守，史可法殉难。消息传到南京，朱由崧方寸大乱，顾不上通知其他人，就与马士英和少数宦官仓皇出逃，一路辗转来到芜湖。芜湖守将正是拥立有功的江北四镇之一——黄得功，他尚对京城变故一无所知。当知道自己的“天子门生”是张惶失措，弃都而来时。内心不胜感慨，但仍然决定以死报国，对这位昏君效忠到底。
农历5月28日，在尾随而来的满洲重兵压迫下，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策谋降清。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黄得功被暗箭射中，随即自刎而死。朱由崧则被田雄活捉，献给清军邀功。据郑达《野史无文》记载：当时田雄背着朱由崧，马得功在后面紧紧抱着朱的双脚，生怕这个活宝贝飞掉，朱由崧痛哭流涕的哀求两人，却毫无效果，于是恨得咬住田雄的脖子，血流满衣。当时朱由崧的痛悔愤恨之情，可见一斑。但亡国之君，总是难逃一死。次年农历5月，这位南明天子就在北京被加以谋为不轨的罪名杀死。
朱由崧从少年起就到处漂泊，颠沛流离，昔年福王府的荣华富贵一度对他来说，只不过一场春梦罢了。想不到在临近不惑之年时来运转，出于偶然的机遇接近了最高权力的殿堂。似乎源自人性本身最深处的欲望和渴求，也许是对在落魄中饱受冷眼与轻视的恐惧，他迫不及待的伸出双手来迎接它，利用自己仅有的韬晦去争取它，终于如愿以偿。而此后他的皇帝生涯，似乎只是他那充满悲剧色彩的父亲一生的翻版。至尊无上的皇权宝座，在他看来只不过是恢复曾经本该为他享有的王府温柔富贵的工具而已。在醉生梦死之中，他浑然忘却了自己拼命抓到的权力在风光无限的背后隐藏的重重杀机。享有权力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在为帝的短短一年之中，他从不曾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也不曾对自己的子民负责，更不曾对自己的家族负责，甚至不曾对自己负责。而他身边的大小臣工，也绝没有人对他负责。这部帝王将相连台大戏的第一幕，就此在金陵城外的寒风中哄然散场。
朱常淓：(公元1607～1646年)，明潞王，万历皇帝之侄，在位时间从公元1645～1645年为期七天，终年三十九岁。
朱常淓论辈分比崇祯皇帝，弘光皇帝还高出一辈。本来按血统亲疏论，南明的帝位跟他是扯不上关系的。但在钱谦益等人的包装策划之下，潞王一跃成为朝野归心的贤王。
南明弘光皇帝继位后，许多人还对潞王当年落选而耿耿于怀。
权臣马士英与南明弘光皇帝在溧水失散之后，护送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途经广德州时，马士英要进城休息，知州赵景和见这一行人狼狈不堪，哪像是要护送太后去杭州的队伍，怀疑其中有诈，关闭城门不让进城。马士英大怒，攻破该城，把赵景和处斩，大肆抢掠之后才离去。
公元1645年农历5月22日，马士英奉邹太后到达杭州。潞王朱常淓以及在杭州的官员都来朝见，杭州在南宋时曾是中国的国都。
不久，黄得功兵败自杀、南明弘光皇帝被俘的消息传来。杭州的文武官员请命潞王监国。然而，这时的形势已经同公元1644年南京立国时大不一样，曾经跟南明弘光皇帝抢帝位的朱常淓惟恐出任监国将成为清方打击的主要目标，拒绝接受。邹太后流着眼泪反复劝说后，他才勉强答应。
朱常淓出任监国后，实权仍在马士英一伙手中。黄道周认为民心可用，主张召募义兵。可是，朱常淓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监国的第二天就根据马士英的意见，派陈洪范去同清军讲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
陈洪范在南明弘光朝廷初立时，曾随同左懋第去北京通好，暗中投降了清朝，被派回江南充当内奸。他回到江南以后写了一篇名为《北使纪略》的文章恬不知耻地宣扬自己效忠于明朝廷，背后却到处散布清军势大难敌，劝人及早投降，被人称为“活秦桧”。这次，又在马士英主持下作为监国潞王的代表，乘坐悬挂着“奉使清朝”旗帜的船只，去同清方密商卖国事宜了。
农历6月10日，朱常淓命黄道周为大学士入阁办事；马士英却惟恐黄道周入阁将影响自己揽权，把监国的令旨缴回不予公布。
就在朱常淓、马士英仍梦想苟且偷安的时候，清军却迅速地向杭州逼进。
陈洪范同清军谈判后，回到杭州就劝朱常淓投降。朱常淓贪生怕死，决定奉表降清。总兵方国安和侄儿方元科原先打算率领兵马护送弘光帝到芜湖，朱由崧被俘以后，他们又来到杭州，所部兵马还有一万名左右，准备拥立潞王保卫杭州。没想到朱常淓已决意降清，在方军同清军战于湧金门下时，朱常淓竟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方国安等极为愤慨，东渡钱塘江，后来参加拥立鲁监国的行列。马士英在混乱中被方国安军队挟持而去。
农历6月14日，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杭州。
公元1645年农历7月，多尔衮得到潞王朱常淓等投降，江、浙一带不战而定的捷报后，认为南方用兵已经基本结束，起自塞北的满洲兵将又难以忍受江南暑热，于是他下令豫亲王多铎等班师回朝，同时任命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为“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接管江南各地。
豫亲王多铎满载而归地北返，所携带的金银财帛不在话下，同时还带了一名掳来的江南妇女，名叫刘三季。刘三季是虞邑黄亮功的继妻。清军南下前，黄亮功病死，刘三季一直守孀在家，后来被清军掳掠，献给了多铎。多铎见她天然秀媚，不同凡艳，便要逼她侍寝。不料刘三季是个烈性子，拼死不从，情急下用头去撞柱子，幸亏被别的婢女拦住，才没有变成血污美人。据说刘三季有一头乌黑油亮、光可鉴人的秀发，大哭大闹下，弄得披头散发，反倒显得更加楚楚可怜。多铎自南下以来，头一次见到如此风情的女子，倒对刘三季多了几分佩服，动了几分真情，不敢再强行相逼，只让婢女小心服侍。刘三季被多铎带回北京后，居以大厦，被以华縠，奉以珍馐，但她依然不肯见从，对多铎始终是冷颜冷语。多铎颇通兵法，自然知道攻心为上的道理，他打听到刘三季跟亡夫黄亮功有个女儿叫黄珍儿，在兵乱中失落江南，于是派人到江南寻访到黄珍儿，安排与刘三季见面。刘三季见到爱女，又惊又喜，果然从此对多铎态度大为改变。
事有凑巧，多铎的正福晋忽喇氏突然病死，多铎于是派能说会道的婢女去劝刘三季，承诺让她作正福晋。多铎是多尔衮的亲弟弟，当时是满清朝中的第二号实权人物，称得上是天下最抢手的“钻石王老五“。刘三季究竟是妇女心肠，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不由得化百炼刚为绕指柔，从此下邑孤孀，居然做了极品命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孀姝奇遇的故事。
从农历6月8～10四，潞王朱常淓的监国总共只有六天，时间极短，且毫无作为，成为南明史上的一个可笑的小插曲。
投降的潞王朱常淓和福王朱由崧等人后来被多铎带到北京，潞王等人充分展现出了种种厚颜无耻的谄媚满清的丑态。不过，在公元1646年，清廷为绝后患，借口在京明朝诸王与外地明大臣勾结，蓄意谋反，下令将所有的投降的或被俘的明朝藩王一概处死。
朱常淓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却是明代杰出的音乐家和书法家。他在绘画、音律、书法等方面都有不错的造诣。《历代画史汇传》中说他“善竹石”，如今，卫辉市博物馆还保存着刻有其所画“月外兰”的石碑一块。
在音律方面，朱常淓有一手绝活儿，他会制琴。其亲自设计、制作的琴称为“潞琴”。潞琴制作精良，每一张都有编号。在明朝后期，潞琴十分名贵，明崇祯皇帝把潞琴视作珍品，常作为赏赐给诸王的礼物。
朱常淓还深入研究古代音律，写出了一部音律专著《古音正宗》。该书由潞王府于崇祯七年刻印，共七册，书中收有朱常淓自己创作的琴曲和古琴曲共五十首。
朱常淓一生下工夫最多的是书法，潞王府保存有大量的他的手书石刻。清朝初年，汲县知县把一批朱常淓手书石刻镶于崇圣祠的墙上，使得这批石刻得以保存下来。
朱聿镌：(公元1602～1646年)，俗称小潞王，字中和，号敬一主人、敬一道人，安徽凤阳人。明唐王，南明隆武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645～1646年为期两年，终年四十四岁。
朱聿镌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而又历尽磨难。在明王朝的其他藩王中，尤其显得佼佼不群。
公元1602年，朱聿镌在唐王府中呱呱坠地，本该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他却一开始就受尽冷遇。他的爷爷，老唐王并不喜欢自己的长子(即朱聿镌之父)，而是准备让小儿子继承王位，在一些人的挑唆下，把长子囚禁于王府内院中，朱聿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的。所幸的是曾祖母魏氏却对这个玄孙儿格外喜欢，呵护有加。
可惜好景不长，朱聿镌十二岁时曾祖母去世，老唐王不知何故，恨屋及乌连带这个孙儿也看不顺眼，干脆把朱聿镌父子都关到一起，这一关就是十六年。囚禁生活中无事可做，只有在青灯古佛下日夜苦读。朱聿镌也从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老知青。人们不禁感慨唐王果然是非凡人物，本该是生活幸福美满，没想到打小祸从天降，从此历尽苦难，又莫名其妙的与世隔绝十几年。不过也不是一无所获，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在这样的困境中磨炼了心志，提高了情商。虽未练成盖世神功，唐王日后的为人行事，却无不带上几分侠士气派。
祸不单行昨夜行，老唐王的爱子，朱聿镌的叔父继位心切，竟然暗下杀手毒死了朱聿镌的老爹。朱聿镌的身世之悲，境遇之惨，在众藩王中恐怕无逾于此。所幸苍天好像终于开眼：“赖有司之持公，天启心于祖考念，请于烈庙，奉敕准封。”也许事情闹得太不像话，就连王府监护官员也看不下去，纷纷施加影响，老唐王据说是良心发现，更有可能是迫于压力，终于向中央政府正式提请立聿键为王储并获得批准。没过多久，老唐王就满心郁闷的病死了。
朱聿镌三年守孝期满，正式袭封，又经过四年的筹划待机，一举击杀作为自己杀父大仇人的叔父。唐王如何报仇的细节已经不得而知，但每当读到这里，就浮现起东晋大英雄桓温为报父仇，趁仇家举丧之时身怀利刃混入其中，砍瓜切菜般手刃仇敌的惨烈场面。唐王之仇本可以通过正式的司法途径提起诉讼，但恐怕就连这位龙子龙孙也对当时混乱局势下的司法公正不抱信心，故而甘冒废藩之险，亲手偿还血仇。他刚毅勇烈，敢做敢为的性格可见一斑。
大仇得报后，唐王心中二十几年的郁气才得以发抒，此时，明王朝的形势已岌岌可危。东线与满州的对峙已是苦苦支撑，西线与起义军的较量又是连战连败。唐王慨然以国事为己任，顾不上祖训亲郡王不得擅离封地的禁令，招兵买马准备北上勤王。可惜猜疑成性的崇祯对这位一腔热血的愤青并不领情，半路上就派人把他赶了回去。接着新帐老账一起算，责备唐王擅杀叔父，擅离封地，无法无天，下令废为唐庶人，囚禁于凤阳高墙之中。所谓凤阳高墙，就是明朝囚禁宗室罪人的所在，唐王自十二岁被囚于家中，好不易时来运转，三十一岁上做了四年王爷，就又进了大牢。这一关，又是七年。
明朝覆亡，南明弘光皇帝继位，终于把唐王放了出来，此时局势已迅速恶化，到1645年农历6月，唐王见监国潞王决意降清，不胜愤慨之余离开杭州，在郑鸿逵的支持下前往福州筹办监国。据说当时“诸人旨以虏信甚迫…始从舟中晤唐殿下，慷慨以恢复自任，遂同诸臣交拜，约成大业。”唐王就在船上与拥护他的大臣们慷慨交拜，誓图恢复。这样一幅拥立皇帝登基的场景，读来倒颇像天地会群雄红花亭聚义之时。说唐王满身英气侠气，看来并非虚言。以后的天地会和洪门会党真该奉他为开山祖师爷，才是正理。
南明隆武皇帝在福州继位后，一洗前人弊端，革新政治，力图恢复。首先，在基本国策上，改变了历来以“平寇”(镇压农民起义)的方针，而是现实的根据当时实际力量对比和主要矛盾，改为以“御虏”(抗清)为主。在政策上为以后大西军同永历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其次，他极力摒除万历以来流毒甚深的党争和门户之见，全力团结招纳人才，用人唯贤。在南明的控制区内，唐王注重整顿吏治，严惩贪污，规定“小贪必仗，大贪必杀”，与清军的留发不留头相比，有效地争取了民心。
在私人品德上，唐王的作风也是福王潞王之流所不能比的，许多史籍都说他生活简朴，称帝后还穿土布黄袍，“行宫中不许备办金银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铜、锡等件，并不许用锦绣、洒线、绒花，帐幔、被褥，止用寻常布帛”。除了爱读书之外也没有其他嗜好，“从龙祗有五车书。”颇有中兴之祖，锐意恢复的气概。
南明隆武皇帝志在恢复，然而拥立他的郑鸿逵，郑芝龙兄弟却不买帐。郑鸿逵无知武人，未必有学魏武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见识，然而军阀习气，对他们拥立的这位血统疏远，又曾为罪宗的皇帝是无论如何看不上眼的。南明隆武皇帝朱聿镌屡次下令出兵恢复，郑氏兄弟都以各种理由推脱。
南明隆武皇帝处于福建郑氏控制区内，调不动一兵一卒。在这样的形势下，不甘心蹉跎度日的唐王终于决心御驾亲征，摆脱郑氏兄弟的操纵。他针对当时局势，提出了一个相当有眼光的大战略，战略核心为自己御驾亲征，进入明清双方激烈争夺的江西地区，西连湖南何腾蛟，东控福建郑芝龙，背靠广东，控制全局。如在江西得手，则利用浙东鲁王兵力牵制清军后方，以何腾蛟部出湖北，东下长江。席卷江南。为了将这一战略付诸实施，南明隆武皇帝于农历12月16日离开福州，12月26日到达建宁，开始做西进赣州的准备。
这一计划，从纯战略角度上讲是相当厉害的，清方在注意到明军动向后惊呼“敌畏江南满州，故宿重兵于浙东以拒钱塘之渡，乘江西兵力之单弱，意欲夺路而出，以震动江宁；何腾蛟拥重兵从上游而动武昌，满州有数，东南半壁岂不一鼓而复乎。”他们也认识到南明隆武皇帝的计划如果达成，对清军部署于东南的势力来说，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这一战略要得以实现，必须首先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一就是郑氏势力派大军随唐王亲征，然而，郑家兄弟只求保存自家实力，绝不可能卖力支持。对这一点，南明隆武皇帝朱聿镌也是看的很清楚的，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湖广总督何腾蛟身上，指望他及早发兵赣南接应。然而何腾蛟却另有私心，一方面他利用南明隆武皇帝的信任到处炫耀，在湖南境内威福自操，言出法随。另一方面，他担心若真将南明隆武皇帝由郑氏控制区内接出而来到江西，湖南，势必事事都要请示而行，权威也将一落千丈。因此他大玩手段，一面声势赫奕的派张先壁，郝永忠出兵迎驾，一面暗中嘱咐切不可假戏真做。兵行迟缓，使局势完全贻误，直到南明隆武政权灭亡前夕，何腾蛟的先行使者才姗姗来迟。
东西两面碰壁，南明隆武皇帝一筹莫展了，首席大学士黄道周见唐王处处受制于郑芝龙，十分愤慨，自请督兵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带的金声等部义军，设法为隆武朝廷打开局面。然而黄道周书生统军，不谙兵略。又处处受到郑芝龙的牵制掣肘，出师不久便被清军包围击溃，黄道周本人也被俘不屈而死。噩耗传来，南明隆武皇帝朱聿镌痛惜不已，却不知败亡就在眼前：1646年农历3月，清军金声桓部攻克吉安，一路势如破竹，包围赣州，经过数月激战，农历10月初清军破城。守城明军全部战死，江西失守，南明隆武朝廷与湖南的交通为之断绝。
江西战场本是明清两方都十分重视的战略要点，南明隆武皇帝首倡兵出江西，东西并举的大战略，却囿于多方掣肘，形格势禁，内部将领各怀私心，虚与委蛇。满腔抱负无法施展。清方却能令行禁止，号令划一，两方优劣之势，自然不言而喻了。
西线交通断绝，何腾蛟的援兵迟迟不至。东线局势也呈土崩瓦解之势。1646年(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农历2月19日，清廷命多罗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图赖领兵南下，进攻浙江、福建。与西线清军互相配合，东西并举。浙江是鲁王监国的控制区域。本与唐王为继立之事闹得不可开交，然而毕竟是同气连枝，唇亡齿寒。鲁王军队在清军的突然猛攻之下节节败退。防线完全崩溃。藩篱既失，清军乘胜部署入闽。
郑芝龙海盗出身，惯于干的是投机生意，一早就做好了抛弃南明隆武皇帝，另投新主的打算。在与清方接上头后，便密令仙霞关守将武毅伯施福放弃天险，自动撤退。仙霞关向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郑芝龙主动弃守后，清军便兵不血刃的从此长驱直入。接着郑又谎报海盗进犯其家乡安平，上疏道：“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海警则无家，非专救不可。”南明隆武皇帝派内使持手敕苦苦恳求：“先生少迟，请与先生同行。”郑芝龙置之不理，径自带领军队返回安平。
其实，郑芝龙的背叛并非个别现象。早在清军攻取浙江，局势恶化之时，许多朝廷重臣和地方官员就从保全自身身家性命出发，暗通清军，准备投降了，对此局面，南明隆武皇帝并非一无所知，但也毫无办法。钱秉镫记载：“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门。群臣朝罢，将退，上命内臣捧出一盘，覆以黄帕，置御前。上谕群臣曰：‘朕本无利天下之心，为勋辅诸臣拥戴在位。朕布袍蔬食，晓夜焦劳，有何人君之乐？只是上为祖宗，下为百姓，汲汲皇皇，惟恐负诸臣拥戴之初心。今观诸臣大非初意，昨关上主事搜得关中出关迎降书二百余封，今俱在此。朕不欲知其姓名，命锦衣卫检明封数，捧至午门前对众焚之。班中诸臣宜亦有之，朕俱不问。有之者当从此改心易虑；其本无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贰初衷。特谕…’”
当时南明隆武皇帝唯一的办法，是效仿曹操故智，以此手段来抚慰人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可谓不恳切。然而当时曹操已稳操胜券，唐王却是败亡就在目前。自然不可能收到任何效果。哀莫大于心死，从龙诸臣已打定主意要抛弃这位当初在舟中信誓旦旦，力图恢复的皇帝，再情真意切的言辞和权术手段对他们来说也只不过是秋风过耳罢了。
农历8月21日，南明隆武皇帝鉴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决定由延平移驾前往江西赣州，当时明军赣州守将尚在与清军苦战之中。南明隆武皇帝计划取道赣州往湖南收取何腾蛟部以图救亡危局，重新打开局面。但他缺乏实战经验，因为情报不明，在护卫军队不多的情况下还随行带领大批书籍和宗室，大臣一路前行。不久就得到清军尾随而来的消息，隆武君臣大惊，连忙狂奔不止，其狼狈程度有如当年刘皇叔败走荆州，扶老携幼被曹军追击的惨象，可惜南明隆武皇帝身边并无赵子龙单骑护主，张翼德独当长坂。8月28日走到汀州，就被清军轻骑追上，南明隆武皇帝与随行妃嫔皆被俘于赵家塘。清军对这位皇帝十分忌惮，不敢照福王潞王例送至北京献俘，唯恐夜长梦多，于是在汀州就地处斩。据当时的目击者称，唐王与皇后被俘时都穿着戎装小帽，一同在汀州府堂遇难。还有一种传说认为当时汀州遇难的只是唐王替身，他本人则是逃到广东五指山出家做了皇帝。这种说法于史无据，本不足信。不过帝王劫后出家的传说，前有大明建文皇帝，近有奉天玉和尚李自成，后来又有人称行痴的顺治帝，加上隆武帝，也算一时之盛会了。
南明隆武皇帝一生几乎都是在逆境中度过，困难的环境磨炼了意志，也锻炼了才干。终于在危难之中被推上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他是一个胸怀大志之人，即位后一直以恢复为己任。然而在实际斗争中却处处碰壁，作为明皇室中血缘疏远的宗支，又是曾经的高墙戴罪之身，无法得到死守正统观念的南明诸臣广泛的支持，也缺乏自己的班底，终于在郑氏家族的挟制下无所作为，壮志以殁。他所依靠的南明诸臣，大多或是迂腐守旧，目光短浅的无能之辈，或是各怀私计，见利忘义的宵小之徒。在残酷的斗争中这些人或死或降，或逃或叛，终于冲刷殆尽。而来自底层的普通百姓，身份低微的生员小吏，却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南明政权抵抗满清政府的主要支柱。 跟帖时间 2010-02-09 20:47:4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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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帝王国君（七） -- 朱翊钧：公元1563～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572～1620年为期四十八年，终年五十八岁。
明朝历史中以明万历纪元的时间最长，持续将近四十八年之久。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万历皇帝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明万历一朝应当足足是四十八年，即从公元1573～1620年，大臣们当时曾建议以明万历四十八年农历8月以后为明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朝历史中统治最久的皇帝。从万历皇帝十岁即位开始，到五十八岁生命结束，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十～二十岁，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二十岁以后，他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三十二岁以后怠于政事，酒色财气，醉生梦死。
朱翊钧即位时年仅十岁，由文渊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张居正接任首辅后，在李太后的支持下，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作为升迁、黜陟的依据。在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边防，选用能征善战、带兵严格的将领，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在经济上清丈全国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基本内容是赋役合并，化繁为简；统一役法，摊丁入地；田租征银：官收官解。这称得上是中国赋税制度的一次大变革，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张居正还治理黄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措施使得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国势渐见中兴。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十年，国库钱财多达四百余万，处于统治危机之中的朱明王朝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
可惜好最不长，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大学士张居正逝世后，反对改革的官僚纷纷起来攻击、诬陷张居正。万历皇帝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封号和谥号，还查抄张家。改革被废止，大明朝廷又一天天地走向没落。
万历皇帝是一个尽情享乐的皇帝。他成年亲政后，却不常视朝，深居内宫。不仅在世时要享受，还想到逝世后的安乐，早早筹划自己陵寝，建造定陵耗时达六年之久。他还有一个不择手段亲自敛聚钱财的恶习，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淮。为了在全国范由内聚敛民财，他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括民脂民膏。这使得人心汹汹，民变纷起，社会越发动荡不安。
统治阶级内部更加矛盾重重。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册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决，导致官僚集团各派之间互相火并，党争也愈演愈烈。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万历皇帝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死去，终年五十八岁。葬于定陵，庙号为神宗。
明隆庆六年农历5月22日，宫中传出隆庆皇帝病危的消息。三天之后即5月25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隆庆皇帝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皇后、皇贵妃，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隆庆皇帝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接着，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辅臣即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司礼监的地位也很重要，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冯保其实也在顾命之列。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长号而出。第二天，隆庆皇帝即逝世于乾清宫。农历6月10日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改元“万历”，是为万历皇帝。
⑴辅政大臣：
按照隆庆皇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小皇帝自然还得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几次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隆庆皇帝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是，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了。据高拱后来回忆说，张居正每次看护小皇帝读书，总是和冯保到文华殿东小房里密谈，直到小皇帝讲学完毕才结束。高拱与张居正本同属隆庆皇帝裕邸旧臣，关系甚睦，“两人欢相得，不啻兄弟”。
但是，张居正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一方面赞同高拱驱逐冯保的建议，一方面与冯保密谋如何驱逐高拱。高拱则自视甚高，把事情的复杂性估计过低，加上性格粗直，容易被人揪住辫子。冯保想起隆庆皇帝刚死的时候，高拱在内阁对同僚们说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深知，这句话足以扳倒高拱。于是，冯保到皇太后和皇太贵妃那边说：“高拱斥太子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皇太后和皇太贵妃听后都大惊，明万历小皇帝听了面色立即大变。农历6月16日早朝，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高拱兴高采烈，以为将颁布驱逐冯保的诏旨。张居正则面色如水，心中有数。到会极门时，太监王榛已捧圣旨出，说：“张老先生接旨！”接下来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这一段话，可惊得高拱面如死灰，汗下如雨，浑身瘫软，伏地不能起。第二天，高拱坐着一辆骡车离开京城，由于仆婢都逃逸了，身上没多少钱，只能到一些小店里吃饭。一直到了河北良乡，才得到张居正为他请来的驿传勘合，可以坐着政府的驿传还乡。高拱一走，高仪也坐不住了，惊得呕血三日而亡。至此，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来担当辅弼小皇帝的重任。从此以后，明万历朝的前十年，小皇帝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个人的规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万历皇帝需要侍奉两位母亲：一位是嫡母仁圣皇太后，即原来隆庆皇帝的皇后陈氏；一位是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体弱多病，不能生育，却很疼爱小皇帝。据说，小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经常去皇后那里玩。陈氏每次听见太子跑的鞋声，就非常高兴。所以，明神宗虽然尊崇自己的生母李氏，即改变过去皇帝生母只称“徽号加太后”的惯例，为李氏加“皇”字，称“慈圣皇太后”，但是，对于嫡母仁圣皇太后始终非常尊敬，一视同仁，备极孝心。当时人称明神宗之孝顺，乃“古今帝王之孝所稀有也”。比起他的祖父嘉靖皇帝以宫廷逼仄的理由勒令弘治皇帝张皇后迁居于宫城幽僻之地来，明神宗显然是有情有义得多。不过，小皇帝的监护人主要还是生母慈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生性淳朴善良。例如，她虽然母以子贵，但是对于仁圣皇太后却非常恭敬。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她为女儿寿阳公主选驸马的时候，面对侯拱宸等三位候选人，唯独选择了衣冠朴素、战战兢兢的侯拱宸，还说：“此子浑朴不雕，真我家儿也。”对于儿子，慈圣太后也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有为之君。据说，太后“教帝颇严”。每次明万历小皇帝不读书，李太后就命令皇帝跪在地上。要上朝的一天，五更时分太后就到皇帝睡觉的地方，叫他起来，命太监们把小皇帝扶起来，为他洗脸，催他上朝。
有一次，小皇帝在宫中喝多了一点酒，命内侍唱歌。内侍回答说不会唱。小皇帝大怒，说内侍竟敢抗旨，拿起剑就刺，在左右的劝解下，小皇帝玩耍般地割了两个内侍的头发，算是将他们“斩首”了。这件事传到了慈圣皇太后的耳朵里。太后非常生气，命小皇帝在地上跪了很久，历数他的过错。小皇帝吓得涕泗横流，请求让他改正错误。这事才算了结。还有一次，皇帝在太监孙潞海、客用的引导下喝了酒，受二人的引诱将冯保的两名养子打伤，又骑马直奔冯保的住所。冯保被吓得只能抱起巨石撑住大门。第二天，冯保将此事禀告太后。慈圣皇太后立即换上青布衣服，不带首饰，命召阁、部大臣，要谒告太庙，将明万历小皇帝废了。小皇帝吓坏了，赶紧前去请罪。太后说：“天下大器难道就是您可以继承的么？”意思是要改立万历皇帝的弟弟潞王。万历皇帝跪在地上哭了多时，皇太后才肯宽恕。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万历皇帝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明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大臣与宦官勾结，本来是一件极让人痛心的事情，但是，对于一心为国的张居正来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张居正，公元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府江陵人。他比较喜欢禅学，又曾自号太和居士。他对于佛教华严宗的《华严经》很感兴趣。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他在写给一位朋友李中溪的信中说：“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弘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其实，明万历元～十年(公元1573～1582年)的十年中，辅弼小皇帝的张居正倒确实是全心地为朝廷办事。应当说，佛教华严宗的献身精神，造就了后来“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张居正。对于小皇帝，张居正是无比忠心，有时忠心得有点肉麻。例如，张居正有一次在奏疏中对皇帝说：“今伏荷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四十岁的张居正将十岁的皇帝比作父亲，倒也有趣。实际上，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辅导和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有一次，小皇帝想搞一次元宵灯火，张居正就说：“将灯挂一些在殿上，就可以尽兴了，不需要再搞什么灯棚。接下来的几年还要有许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阁，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钱，天下民力有限，还是节省一点好。”小皇帝倒也知趣，说：“朕极知民穷，按先生的话办吧。”小皇帝对于张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从来不称名道姓，而是称“先生”，所下的诏令，凡提及张居正时，都写“元辅”。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农历5月8日，皇帝在讲读完毕之后，听说张居正腹痛，就亲手调制了一碗辣面，并要次辅吕调阳陪着张居正一块吃，其意图是要以辣热攻治腹痛。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他听说张居正的父母都还健在，非常高兴，赐给两位老人很多的东西。
明万历朝的前十年，政府在张居正的领导下，面貌焕然一新。张居正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与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巡抚、巡按考察地方官员。这样一来，内阁成为政治运转的中轴，而吏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结果清查出了大量的隐匿、遗漏田地，在税收上则将一切徭役折银，按丁、粮加以摊派，简化了税收的条目，也改变了过去赋役不均的状况。这一切举措，又都是在小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对于明王朝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成效。户部管辖的太仓库的收入，从明隆庆时期的每年二百万两银左右升至明万历初年平均每年四百万两，京师粮食的贮量也往往是明隆庆年间的三倍左右。这一切，都是张居正的功劳。只不过张居正忘了，十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小皇帝了，而是一个成长为近二十岁的青年。在他年轻的心中，除了有对张居正的感激之外，是否也有无法施展自己身手的遗憾呢？如果真是这样想，那么要成为大权独揽的真正皇帝，明万历小皇帝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这样的契机直到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才姗姗来迟。当初的明万历小皇帝，此时已经是大婚四年的青年。
⑵亲政时期：
万历皇帝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逝世了的张居正。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农历7月张居正患病。患病的原因，据说是“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当时一些学者像王世贞、沈德符，都推断张居正喜欢服用春药，以致热气向下或向上发散。张居正在冬天的时候，头上不敢戴貂皮帽，就是因为热气上冲于头。所以说，张居正的病情，实在是因为他的个人生活的奢侈靡烂所致。当然，张居正操劳国事，过度疲劳，亦是病因之一。从明万历九～十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第二年农历2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耳”！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农历6月20日，一代名臣张居正终于病逝。明神宗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号“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五百两。
然而，两年之后的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农历8月，万历皇帝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没。张府人口中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了十余口；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留下了一份“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的遗书，自缢身亡；张居正八十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十顷田地。张居正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逝世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万历皇帝如此无情的惩处！
万历皇帝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他长久地处于张居正的约束之下心理变态后的大发泄。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张居正过度自信，没有给皇帝足够的自信，威权震主，最后才引来了皇帝的报复。其次，张居正执政的时期过于专权，得罪的官员太多。被张敬修骂作活阎王的丘侍郎即其一。丘侍郎，诸城人，性格刚直，好争论。明隆庆年间罢官在家。
明神宗初年，很多言官向朝廷推荐丘侍郎。但张居正很厌恶他，没让他重新出来做官。明神宗深知这层关系，等张居正逝世后，特派丘侍郎跟太监张诚去抄张家。丘侍郎用法酷烈，不免有公报私仇的嫌疑。张居正夺情一事，也开罪了许多正直的士大夫。禁讲学一事，又开罪了许多知识分子。最后，张居正对于慈圣皇太后的父亲李伟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方便，以致在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时，慈圣皇太后并没有为张居正说话。如此看来，张居正是一个极自信的人，所以不能虚己待人，而是过于刻毒专制。所以，招来报复是咎由自取。但是， 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但可笑的是，万历皇帝称张居正“罔上负恩”，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忘恩负义？
继张居正而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四维、申时行，目睹张居正生前的宠荣和逝世后的受辱，自然再不敢以张居正为榜样。因此，曾经以才干受张居正赏识的申时行，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一方面顺从皇帝，一方面用诚意打动整个文官政府。一句话，申时行是一个典型的和事佬。这位来自富饶的苏州府长洲县的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状元，正如他的字“汝默”一样，力求清静，但也被人视为“首鼠两端”。他在任上，开创了两项很恶劣的先例：章奏留中和经筵讲义的进呈，他也因此被人批评为要为万历皇帝的“荒怠”负责。章奏留中，就是皇帝对于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不予理睬，放在宫中，既不批示，也不发还。经筵讲义的进呈，就是皇帝不需要参加经筵，经筵讲官们只需要把他们的讲义送到宫中就可以了。这两件惯例的养成，就彻底地切断了皇帝与大臣们交流的渠道。其实，要让申时行为明神宗的荒怠负责，无疑是不公平的。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这才是万历皇帝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神宗从他的祖父那里隔代遗传下来的，除了自大心理之外，还有乾纲独断的心态。
万历皇帝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而且，与他的父亲不同，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君主。实际上，明万历一朝的大事，如明万历三大征，还都是在万历皇帝的布置下进行的。所谓明万历三大征，是指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啺菖崖摇⒃??秸?⑵蕉ㄑ钣α?驯洹?
①平定啺荩簡拜是蒙古鞑靼部人，明嘉靖年间投降明朝边将郑印，后来官至宁夏副总兵。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啺菀愿弊鼙?率恕６?訂承恩袭为指挥使，充巡抚门下旗牌官。啺菟较吕镄钛?艘慌??停?槌梢恢Р酝肪???骶??聿徽??陀蟹磁阎?摹Ｃ魍蚶????公元1592年)农历2月，啺萦虢嵋逍值芰醵?R同时发难，杀宁夏巡抚党馨，缴去总兵张维忠的印信。刘东腞自任总兵，喅卸魑?弊鼙?瑔拜为谋主，扯旗反叛，企图占据宁夏，自为一个割据政权。当时，朝廷对于蒙古的羁靡政策因俺答汗之死，渐渐失控。啺莨唇岷犹椎拿晒牌锉??笸剂?梢黄?Ｃ鞒?芏轿貉г?环矫媲卸虾犹椎拿晒牌锉?雴拜之间的通道，一方面围住宁夏。在朝廷，万历皇帝命大臣各献平叛之策。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提出的方案是掘开黄河之堤，以黄河之水灌淹宁夏城，则“一城之人尽为鱼鳖”；御史梅国桢推荐原任总兵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肃巡抚叶梦熊请命讨贼。万历皇帝后来对于三种方案竟然都能接受，一方面命叶梦熊赶赴宁夏；一方面命李成梁出征宁夏。李成梁当时在辽东，便命其子李如松前往。明神宗还下命悬赏缉拿啺莸热恕５搅伺├?月，宁夏城外已经有魏学曾、梅国桢、叶梦熊、李如松等数支大军，由魏学曾统一调度。但是，魏学曾束手无策，力主招安。这让万历皇帝大怒，以为堂堂天朝竟然奈何不了些么小丑，成何体统？农历7月，万历皇帝在接到监军御史梅国桢的军情报告后，果断地以叶梦熊取代了魏学曾，并将魏学曾逮回京城，并直接部署：“决(黄河)水灌城之谋，毋得异同误事。”既然最高当局已经下令灌城，前方的将领自然再无异议。于是，当初在反对俺答封贡中似乎没有多少远见的叶梦熊，这时显得非常有胆略。他在农历7月17日之前，围着宁夏城筑了一道长约一千七百丈(五公里)的长堤，将宁夏城围成一个水泄不通的池塘，然后掘开黄河大堤，向宁夏城灌水。农历8月，城中粮食短缺。同时，李如松击败了从河套来援的蒙古骑兵。农历9月，明军攻破宁夏城南城。但是，叛军退据的大城依然易守难攻，明军的攻势受挫。这时，一个名叫李登的卖油郎，挑着担子在街上边走边唱：“痈之不决，而狃于痏；危巢不覆，而令枭止。”监军梅国桢将他请入营中，让他带着三封书信去见喅卸鳌＠畹酋艘蛔悖?挂谎郏?诼飞细?揪筒槐蝗俗⒁狻Ｋ??环庑沤桓鴨承恩，劝喅卸魉担簡氏有功于朝廷，监军深为可惜，可杀刘东腞以自效；接着，李登又去见了刘东腞、许朝，劝他们说：首乱是喪希????喝耍?慰啻?耸芄?空飧隼爰浼乒?怀晒ΑＥ├?月16日刘东腞杀土文秀，接着，喅卸魃绷醵?R、许朝，投降明军。9月18日明军进城，剿灭了啺莸牟酝肪?瑔拜自杀。喅卸鞯热吮谎航饩┏恰Ｖ链耍??钠蕉ā?
②援朝战争：援朝之战，也是始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这一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等人领兵二十万从釜山登陆。沉湎享乐的朝鲜国王根本就无法抵御，只会频频遣使向明朝求救。消息传来，万历皇帝立即做了三项准备：一，令兵部向朝鲜派遣援兵；二，命辽东、山东沿海整顿军备，小心戒备；三，如果朝鲜国王进入明朝境内，择地居之。但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确是无能之辈，只派一个游击史儒率少量兵马入援朝鲜。对于二十万倭军来说，这无异于羊入虎口，史儒战死；随后赶到的副总兵祖承训也只有三千兵马，结果也是仅仅只身逃脱。这两仗的大败，激怒了万历皇帝。于是，万历皇帝命宋应星为经略，从西北前线调回李如松，一齐东征。宋应星贪生怕死，说自己带兵要讲究什么“一字兵法”：用兵一万，要造车三百六十辆，火炮七千二百门，弓弩两万七千副，毡牌两千面，弩箭数百万枝，以及火药、火枪之类，要兵部先给他准备齐全，方肯出征。御史郭实于是弹劾宋应星担任经略一职不恰当。便干脆顺水推舟，要求辞职。万历皇帝申斥了宋应星一番，宋应星才不得不出征。幸好，担任前线指挥的有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能征善战。明军前几仗打得都很成功，但在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正月在碧蹄馆附近遭倭军伏击，损失惨重。双方最后决定议和。日本方面撤兵南下，朝鲜汉城以南的大片国土恢复。日本方面，以与明朝通贡为和谈的条件。万历皇帝一面敦促朝鲜国王练兵自守，一面与群臣商量是否与日本通贡。
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农历12月，明朝和日本方面互遣使节。明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身着明朝的冠服，迎接明朝的使臣。事情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两年之后即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农历12月，丰臣秀吉不遵守当初议和的条款，发动第二次朝鲜战争。明朝遂于第二年正月以邢玠为总督，杨镐为经略，再次出援朝鲜。但是，明军这一次在岛山附近再遭惨败。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农历1月，明军退守到平壤南部的王京，与倭军进入相持阶段。但是，农历7月9日丰臣秀吉突然死去，这个消息让倭军士气低落，阵脚大乱。明军遂发动攻击，倭军无心恋战，纷纷登船渡海东归。中朝联军与撤退倭军在东南露梁海面发生激战，明将邓子龙、朝鲜将领李舜臣指挥军队奋勇杀敌，将倭军杀得大败。邓子龙、李舜臣二将亦战死海上。这一次援朝之战，虽然耗损巨大，但对于确保明朝的海防与东北边疆，意义非常重大。
③平定杨应龙：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农历2月，万历皇帝命令还在朝鲜战场的几支部队迅速移往西南，其中包括最能征战的总兵刘莛的部队。此行的目的地是四川的播州。明朝在播州设立播州宣慰使司(今贵州遵义)。播州宣慰使姓杨，世代为当地的土司。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生性雄猜、阴狠嗜杀的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宣慰司一职。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万历皇帝又赐杨应龙都指挥使衔。但是，杨应龙对于四川官军弱不经战的士气看在眼里，早就想占据整个四川，独霸一方。他的居所都是雕龙饰凤，又擅用阉宦，俨然是一个土皇帝。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起，杨应龙就时叛时降，反复不定。
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农历2月，贵州巡抚江东之派都指挥使杨国柱讨伐杨应龙，结果三千军队全军覆没，杨国柱战死。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因此，万历皇帝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杨应龙问题。他任命李化龙为湖广、川贵总督，兼四川巡抚，郭子章为贵州巡抚，讨伐播州叛军。
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初，各路兵马陆续汇集播州附近。李化龙持尚方宝剑，主持讨伐全局，坐镇重庆；郭子章以贵州巡抚坐镇贵阳；湖广巡抚支大可移驻沅江。明军分兵八路进剿：总兵刘莛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三万，共计二十余万人。这种安排，足以说明万历皇帝对于剿灭杨应龙的决心。八路大军中，以刘莛所部最为骁勇善战。
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杨应龙也重点屯兵于此，以他的儿子杨朝栋亲自领苗兵数万进行防守。然而，苗兵每遇上身先军士的刘莛，只会大叫：“刘大刀至矣。”往往不战而溃。罗古池一战，杨朝栋差点被俘。刘莛率军第一直攻到了娄山关下。娄山关是杨应龙老巢海龙囤的门户，与海龙囤并称天险，易守难攻，但是，却被刘莛在农历4～6两个月内连续攻破。农历6月6日，杨应龙与爱妾周氏、何氏关门自缢，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被俘。战役前后历时一百十四天，斩杀杨应龙的部队两万人。
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农历12月，李化龙班师回朝，并将杨朝栋等六十九人押解到京师，磔于市。至此，平播一战以完胜结束。这一战，虽然耗费了湖广、四川、贵州三省财力，但是，正如当时的官员朱国桢所说，如果不平定播州，四川周边的少数民族就要纷纷效仿杨应龙，非但四川不保，云南、贵州也可能不保。后来，瞿九思编《明万历武功录》，称平定杨应龙是“唐宋以来一大伟绩”，大概也是从确保西南版图的效果来说的吧。
在明朝历史中，万历皇帝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从明万历三大征看来，万历皇帝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虽然有人说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实际上，万历皇帝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予以撤换，这都显示了万历皇帝的胆略。当然，万历皇帝的荒怠、好色，也是不容否认的。
⑶醉梦之期：
晚年的万历皇帝，对于朝政的兴趣，显然没有对敛财的兴趣浓厚。在他亲政的后二十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明万历后期朝政的混乱，直接导致了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朝军队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第十万，从而丧失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间接导致了明朝最终被清朝取代的结局。
今学者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中称万历皇帝的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间万历皇帝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那么，万历皇帝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东西让皇帝堕落得如此厉害呢？按照晚明名士夏允彝的说法，万历皇帝怠于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但是，也有人以为，万历皇帝之怠于临朝，还因为他的身体虚弱的原因。当然，身体虚弱的背后，是酒色财气的过度。
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农历12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万历皇帝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万历皇帝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万历皇帝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万历皇帝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万历皇帝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
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朝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朝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万历皇帝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万历皇帝在十七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至于说到好色，万历皇帝虽然似乎不及他的祖父，但却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农历3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嘉靖皇帝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万历皇帝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十个长得很俊秀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万历皇帝与当初荒唐的正德皇帝类似。至于贪财一事，万历皇帝在明朝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括。
酒色过度，使万历皇帝的身体极为虚弱。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二十四岁的万历皇帝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农历1月1日，万历皇帝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万历皇帝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万历皇帝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万历皇帝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明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万历皇帝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万历皇帝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定陵宝城度，皇帝是政府的唯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
十七世纪初期，由于万历皇帝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农历11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这样的情形，可以想得到明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万历皇帝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明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如梁启超所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万历皇帝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万历皇帝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定陵地宫亡于万历皇帝。”
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农历7月21日，万历皇帝朱翊钧病逝，农历10月葬于定陵。三百多年以后，他的坟墓定陵被发掘。1958年，在考古学专家夏鼐的指挥下，万历皇帝的梓宫(棺椁)被开启。在厚厚的龙袍下面，掩藏着万历皇帝的尸骨。尸骨复原后的结论是：“明万历帝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量，头顶至左脚长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阶级的总头目”万历皇帝的尸骨被“砸烂、焚烧”。这位曾经统治中国四十八年的驼背皇帝，终于化作一缕青烟远去。
朱翊钧小档案：
属相：猪
谥号：显皇帝
庙号：明神宗
陵寝：定陵
父亲：隆庆皇帝朱载垕
母亲：李贵妃
初婚：十六岁
配偶：王皇后
子女：八子，十女
继位人：朱常洛
附_朱翊钧大事年表：
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丙子)农历6月万历皇帝重修《大明会典》，以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为总裁。
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戊寅)农历1月万历皇帝立都督同知王伟长女王氏为皇后。农历2月19日大婚。农历3月册封刘氏为昭妃，杨氏为宜妃。命礼部尚书马自强兼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左侍郎申时行兼东阁大学士，并入阁预机务。上两宫母后尊号。农历6月张居正回京入阁办事。
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辛巳)农历8月万历皇帝选淑女备九媛。
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壬午)农历2月册封九嫔。农历4月封“都人”王氏为恭妃。农历6月张居正逝世。张四维为内阁首辅。农历8月皇长子朱常洛出生，恭妃王氏生。农历9月上两宫母后徽号。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癸未)农历2月万历皇帝选十五岁以下淑女三百人入宫。农历4月张四维丁忧回家，申时行为内阁首辅。
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甲申)农历9月申时行知建造寿宫事。
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丙戌)农历2月万历皇帝进贵妃郑氏为皇贵妃。申时行请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万历皇帝不准。国本之争自此始。
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己丑)农历1月万历皇帝免元旦朝贺，自此每年元旦皆不朝贺。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癸巳)农历1月万历皇帝诏封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皆为王。农历2月皇长子入阁就学，时十三岁。
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甲午)农历11月万历皇帝封端妃周氏，敬妃李氏。
明万历廿四年(公元1596年，丙申)农历3月乾清、坤宁二宫火灾。农历7月仁圣皇太后陈氏逝世。
明万历廿五年(公元1597年，丁酉)农历6月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火灾，文昭、武成二阁并焚。
明万历廿九年(公元1601年，辛丑)农历10月万历皇帝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日封诸王。
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癸卯)农历11月，《续忧危竑议》妖书案起。农历12月万历皇帝于启祥宫召见皇太子，令安心读书，勿为妖书所惊惧。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甲辰)农历4月《续忧危竑议》案收场。
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丙午)农历2月万历皇帝以皇长孙出生，加慈圣皇太后徽号为恭熹。农历4月万历皇帝晋封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为皇贵妃。封皇长孙生母王氏为才人。
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庚戌)农历12月皇孙朱由检出生，生母刘选侍。
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辛亥)农历9月皇太子生母皇贵妃王氏逝世。
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壬子)农历8月万历皇帝久不理政，内阁只叶向高一人，六部大臣惟赵焕在任。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癸丑)农历11月皇太子妃郭氏逝世。
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甲寅)农历2月万历皇帝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逝世。农历3月福王朱常洵之国洛阳。
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丙辰)农历8月皇太子辍讲读十二年后入阁讲读，然后不再举。
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丁巳)农历2月万历皇帝封福王长子由崧为清昌王。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己未)农历1月明军与后金军激战萨尔浒，大败。
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庚申)农历4月皇后王氏逝世。农历7月21日万历皇帝逝世。7月22日皇太子以遗诏发帑金百万充边赏，罢矿税、榷税及监税中官。农历8月1日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泰昌元年。8月4日以吏部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潅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8月12日新君患重病，御门视事。8月14日谕册立东宫，于9月9日举行。8月21日朱常洛疾甚。8月29日病尤重，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病危。农历9月1日朱常洛逝世，是为“红丸案”。9月2日朝臣合疏请选侍移宫，是为“移宫案”。9月6日皇长子朱由校即皇帝位，以当年农历8月以前为万历，9月以后为泰昌，第二年为天启元年。9月10日上皇祖尊谥、庙号。9月13日上皇祖妣孝端皇太后尊谥，孝靖皇太后尊号。农历10月葬万历皇帝、孝端显皇后王氏于定陵。
朱常洛：(公元1582～1620年)，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明光宗，泰昌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620～1620年为期一个月，终年三十九岁。
泰昌皇帝朱常洛是明朝传奇色彩最浓的一位皇帝，明宫三大疑案都与他有关。他在位仅一个月，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皇帝。
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农历8月11日，生母恭妃王氏原为慈圣皇太后的宫女。他的身世和父亲万历皇帝差不多，都是父皇偶然临幸宫女而生。万历皇帝认为这个皇子的出生是他的一件丑事。这一观念持续了三十九年，直到万历皇帝去世。因此朱常洛一生都未得到父爱。
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更是将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后被李自成农民军所杀)视若掌上明珠。因此万历皇帝便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他先是违反了古制册封郑氏为贵妃，而没有册封长子的母亲。不久又提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为朝臣所阻没有成功。在朱常洛和朱常洵两人择一而立的问题上，因双方争夺激烈，拖延了十余年，直至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在朝臣的极力谏争和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朱常洛才被册立为皇太子。这一事件，史称为“国本之争”。
朱常洛当上皇太子后，朝内党争和宫闱纠纷始终都在威胁着他太子的地位。好在朱常洛各方面的表现中规中距，让万历皇帝无话可说。就在太子之位渐渐稳定的时候，宫中却发生了“梃击案”。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蓟州(今天津蓟县)男子张差持梃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准备行刺，被宫门太监抓住后，他先是装疯，后又供认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所指使并引入太子寝宫。时人怀疑是郑贵妃为了要让其子登上太子位子而欲谋害朱常洛，朝议沸腾。神宗和太子都不愿追究，仅以疯癫奸徒的罪名杀了张差，杖死了庞保、刘成。将此案草草了结。不过究竟此案是否为郑贵妃指使，没有定论。此案成为了明宫三大案之一。
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农历7月21日万历皇帝病逝，朱常洛于同农历8月1日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是为泰昌皇帝。
泰昌皇帝继位后，进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他发内帑犒劳边关将士，虽然杯水车薪，却也是万历朝很难见到的。他罢除了万历朝的矿税，这种税收曾一度使民不聊生，民变迭起。同时又拨乱反正，将由于进谏而得罪皇帝的言官全都释放，官复原职。面对万历中后期官员严重不足的情况，泰昌皇帝重振纲纪，提拔了一批新的官吏，补足了缺额，使朝政有了些起色。
但泰昌皇帝每日回宫后却沉于酒色，纵欲淫乐，加上即位之初政务繁忙及身体赢弱，不到一月就病倒了。经内医崔文升诊视，服用了泻药。泰昌皇帝一日一夜竟腹泻达四十三次，病情日趋恶化，不敢再用药。此时，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两粒红丸，泰昌皇帝用了第一粒，气喘减缓，食欲大开，病情稍见好转，接着再服第二粒后，泰昌皇帝昏昏睡去，于第二天清晨便驾崩了。泰昌皇帝是服用红丸而毙命的，红丸到底是什么药，是否有毒，崔文升为什么要向皇帝进泻药，这些都已无法弄清。有人说这红丸是用女子经血和参茸糅合而成，初服精神自然为之一振，但他荒淫过度，不堪猛补，所以死去；有人则因郑贵妃请封皇太后而不许，怀疑是她指使李可灼下的毒。这件事史称红丸案，此案最后不了了之，成为明宫又一大案。
泰昌皇帝做皇帝仅一个月，史称“一月天子”。此时万历帝尸棺尚未埋葬，泰昌皇帝的地宫也不可能在短期内速成。无奈之下，就在原北京昌平景泰陵的废址上重建新陵，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农历3月重新修缮，农历8月完工，农历9月入葬，名为庆陵。泰昌皇帝逝世后的庙号为光宗。
泰昌皇帝可能是明朝历史中最不幸的皇帝。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前二十年是不受宠爱的皇子，后十九年过的是战战兢兢的皇太子生活，及一个月短暂的皇帝生涯。他的一生，始终处于宫廷阴谋漩涡之中。他的父亲万历皇帝偏爱他的异母弟福王朱常洵，而他则成为文官政府的官僚士大夫们拥护、推戴的对象。围绕着他和福王，官僚们与万历皇帝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拉锯战。他被士大夫们视作国家的根本、未来的希望。他也确实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执政生涯里，曾经令士大夫们欢欣鼓舞，欣欣向治。
⑴力争国本：
对于习惯于生活在皇权之下的明朝大夫们来说，皇储是一个国家稳定的象征。皇太子是预备的君主，是国家的根本，可以杜绝旁人对于皇位的觊觎。人们应该还记得，成化皇帝在儿子朱祐樘六岁的时候就将儿子册立为太子；正德皇帝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就接连出现宗室亲王图谋皇位的叛乱；嘉靖皇帝不立裕王朱载垕为太子，皇四子景王朱载圳就始终有着夺嫡的幻想。因此，从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起，大臣们与万历皇帝就册立皇太子一事展开了长达十五年的精神战。许多大臣被生气的万历皇帝罢黜，但是，册立皇太子的呼声却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直到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皇太子正式册立为止。
如果没有福王朱常洵，或者如果朱常洵的生母不是受宠的郑贵妃，大臣们也许没有那么敏感。在宫廷的地位升迁中，母以子贵或者子以母贵的可能性都存在。郑贵妃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她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成为十九岁的万历皇帝的宠妃。据说，郑贵妃不但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且聪明机警，喜欢读书。她敢于毫无顾忌地挑逗、嘲笑万历皇帝，同时又能倾听皇帝的诉苦。可以不夸张地说，她是精神匮乏的万历皇帝的精神支柱。她为皇帝生下了两个孩子。其中，皇三子朱常洵最为万历皇帝所喜爱。在万历皇帝内心深处，肯定希望由朱常洵继承他的皇位。但是，万历皇帝同时也深知这样对于继承规则的破坏，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一直在犹豫，借口皇后还年轻，说不定能生出一个嫡系的皇子出来。在这种犹疑中，受伤害最大的无疑是皇长子朱常洛。
朱常洛生于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母亲王氏是一名普通的宫女，平时在慈宁宫侍候慈圣皇太后。有一次万历皇帝去慈宁宫探望慈圣太后，索水洗手，私下里宠幸了王氏，并赏了她一副首饰。此事虽然有随侍的文书房宦官记载于《内起居注》上，但是，万历皇帝觉得自己与一名宫女发生关系很不光彩，便秘而不宣。一天，太后问起此事，万历皇帝沉默不语。太后命人取出《内起居注》让他自己看。万历皇帝面红耳赤，静候太后的发落。太后说：“我老了，还没有孙子呢，如果生个男孩，也是宗社之福呀，有什么忌讳的！母以子贵，分什么贵贱等级？”于是，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农历6月，有孕在身的王氏受封为恭妃。两个月之后，就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是，恭妃王氏始终没有再受万历皇帝的宠爱。因此，恭妃王氏带着皇长子，僻居别宫。等到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农历1月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就立即引发了大臣们觉得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请求立即册立东宫太子，但是皇帝以朱常洛年纪还小拒绝了。接着，皇帝决定将淑嫔郑氏的地位提高为皇贵妃。贵妃在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了。这样，生育皇长子朱常洛的恭妃在地位上反居于郑贵妃之下。这一下，更引起了大臣们的警觉。因为，按照子以母贵的说法，皇三子朱常洵的地位反而要高于皇长子朱常洛。大臣们纷纷上疏，要求：一，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继承制度，应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二，郑贵妃、王恭妃应当同时进封。但是都被万历皇帝一一驳回。
慈圣太后的过问，应当说遏止了万历皇帝立皇三子为太子的意图。皇长子朱常洛的母亲，本就是侍奉太后的宫女，生下了皇长子后，更受太后的疼爱。一天，万历皇帝去见太大高玄殿习礼亭后。太后问：“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内宫呼太子为长哥)，如何打发他？”万历皇帝道：“他是都人(皇宫呼宫人为都人)的儿子。”太后大怒道：“你也是都人的儿子。”慈圣太后本来也只是一名宫女，后来进了裕王府才生下了朱翊钧。这一说，多少让万历皇帝有所感悟。在另一方面，恭妃王氏对皇长子的约束甚严。从出生到十多岁，皇长子都是随母亲一同起居的。所以，当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郑贵妃诬陷皇长子与宫女有染已非童贞之身时，恭妃王氏恸哭，说：“十三年与我儿同起居，正为此也，果有今日。”因此，朱常洛在未立太子之前，始终行动循规蹈矩。另据文秉所撰的《先拔志始》记载，万历皇帝曾经与郑贵妃一同去紫禁城西北角的大高元殿行香。其间郑贵妃要明万历皇帝立下誓约：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并将誓约藏于一个玉盒之中，交付郑贵妃保管。后来，万历皇帝改变了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念头，命人去郑贵妃处取回玉盒。玉盒表面如故，揭开一看，誓约上所写的誓文腐蚀殆尽，只余一张白纸。这让万历皇帝感到非常害怕，从此也就决意立朱常洛为太子了。其间，三王并封、皇太子入阁讲学等事情，万历皇帝与朝臣之间有过不少的争议和冲突。但是，一切的局势倒还是向有利于朱常洛的方向发展。
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农历10月，朱常洛正式被立为太子。然而，皇三子朱常洵仍未离京之国，宫廷中的明争暗斗仍然继续。
⑵太子遇刺：
朱常洛被册封为皇太子的时候已二十岁。第二年，皇太子纳郭氏为皇太子妃。这在明朝历代的皇帝中，结婚已相当的晚了。一般明朝皇帝的结婚年龄，多半在十六岁左右。朱常洛于明万历十三年始入阁讲学接受教育，二十一岁始婚，可见万历皇帝对他的冷淡。因此，婚后的皇太子移居慈庆宫，一则与母亲王氏隔离，难以往来；二则受万历皇帝的冷落，境遇并不很好。王氏居景阳宫，且眼睛患白内障，几近失明。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王氏病危。朱常洛前往探视，只见宫前门庭冷落。王氏听到儿子朱常洛的声音，用手抚摸着儿子，不禁凄然而泣，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憾！”朱常洛及左右皆泪下如雨。母亲死时，朱常洛已有五子，后来的明思宗朱由检亦已出生。然而，获得太子名份以及生下皇孙，并不能改变朱常洛的境遇。东宫的防卫也非常松弛，侍卫仅寥寥数人。宫中的太监也多因东宫门庭冷落而告假而去。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慈庆宫遂发生梃击一案。
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农历5月5日黄昏时分，一个陌生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慈庆宫，打伤守门的老太监，直奔前殿檐下。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与同来的七八名太监将陌生男子擒获，交由东华门的守卫指挥使朱雄收监。第二天，朱常洛将此事告知万历皇帝。皇帝立即派人提问。当天，御史刘廷元就将讯问的结果奏报给皇帝：闯宫的男子名叫张差，是蓟州井儿峪的百姓，语言颠三倒四，看起来有点颠狂，话里头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但又有些狡猾，看来要认真审问。5月10日，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官员对张差的审问结果是：张差因被人烧了柴草，要来京城申冤，在城里乱闯，又受气颠狂，受人诳骗说拿一木棍可以当作冤状，然后乱跑，误入慈庆宫。前后两审的结果似乎有些不同，非但“吃斋讨封”的话头没有提起，连带狡黠的性格判断也没有了，变成纯粹的一个“疯颠”的结论。胡士相等人的处理意见是：按照在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的法律，对张差问斩。但是，皇太子朱常洛在明万历一朝中的地位及其安危，始终是一些正直的官员们所关心的。官员们不禁会想，慈庆宫虽然禁卫不严，但又怎么是一般人说进就进的呢？这背后肯定有隐情。刑部提牢主王之棌抱着这样的疑问，在牢中亲自审问张差。5月11日，王之棌为牢中囚犯散发饭菜，见张差身强力壮，样子决不像疯颠之人。王之棌诱他：“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把饭放在张差的面前。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于是，王之棌命牢中其他狱吏回避，只留两名狱逝世在旁，亲自对他进行审问。张差的招供中说：“张差小名张五儿，父张义病故。有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名的老公，说：‘事成与尔几亩地种！’老公骑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铺，初四到京。…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与我饭，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人们救得你！’领我由厚载门进到宫门上。守门阻我，我击之堕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缚。小爷福大。”照王之棌所录的这一段口供，则张差的行为是由太监指使，而且目标直指小爷(皇太子)。王之棌这一奏疏，遂掀起轩然大波。有敢说话的官员如陆大受，就开始影射背后指使之人必有“奸畹”，暗示此事是郑贵妃之父郑国泰所为。万历皇帝对王之棌及陆大受的奏疏，皆留中不报。
参与调查此事的人越来越多。御史过庭训移文给蓟州知州戚延龄，调查张差此人的一贯表现。得到的回答是，张差确属疯颠之人。于是，诸臣都欲以“疯颠”二字定案。农历5月20日，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官员再次提审张差。这一次，张差招供的内容更多了。张差说：“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儿峪居住。又有姊夫孔道住在本州城内。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铁瓦殿之庞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刘成。三舅、外父常往庞保处送炭，庞、刘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来，说打上宫中，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吃也有，穿也有。刘成跟我来，领进去，又说：‘你打了，我救得你。’”案情似乎比较清楚了，太监庞保、刘成是主使之人。然而，太监何以要打杀太子朱常洛？幕后定然还有更深的主使者。庞保、刘成二人，都是郑贵妃翊坤宫的有权太监。明眼人一看都明白此事的究竟。这时候，大臣们所上的奏疏纷纷，其中多涉及外戚。当然，大臣们都没有直接指向郑国泰，然而郑国泰竟然按捺不住，在农历5月21日写了一个揭帖，表明自己的清白。这一举动，让给事中何士晋抓住了辫子。何士晋说：“陆大受疏内虽有身犯奸畹凶锋之语，…并未直指国泰主谋。此时张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国泰岂不能从容少待，辄尔具揭张惶，人遂不能无疑。”郑国泰的一个愚蠢行为，直接将自己卷入此事，实是不打自招。郑贵妃的嫌疑从而更为明显了。
事情牵涉到郑贵妃，万历皇帝遂不愿事态进一步扩大。郑贵妃则日夜向万历皇帝哭泣。万历皇帝深知此事牵涉到太子，非太子朱常洛不能解。于是，万历皇帝命郑贵妃去见太子朱常洛。贵妃见太子后，“辨甚力”，极力为自己开脱，并向太子下拜。太子亦拜，且拜且泣，坐在旁边的万历皇帝据说也“掩泣”，忍不住哭了出来。人们想，太子之泣，或是由于得不到父爱的关心而且身处危险的境地，感怀身世，不得不哭；而万历皇帝之泣，或者是动了舔犊之情，毕竟朱常洛是自己的儿子。这件事，最后由皇帝带着皇太子、皇孙、皇孙女一起面见大臣们而了结。农历5月28日，皇帝在慈宁宫慈圣太后灵前召见诸大臣。万历皇帝穿白袍白冠，西向而坐；朱常洛穿青袍，侍立于万历皇帝右侧；皇孙、皇孙女四人一字排列于左边阶下。万历皇帝拉着皇太子的手说：“你们都看见否？如此儿子，谓我不加爱护，譬如尔等有子如此长成，能不爱惜乎？”说着让太监们将皇孙、皇孙女引上石级，让大臣们仔细瞧瞧，且说：“朕诸孙都已长成，还有什么说的！”回头对朱常洛说：“你有什么话，跟大臣们都说出来，别顾忌。”朱常洛道：“似此(张差)疯颠之人，决了便罢，不必株连。”又说：“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尔辈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这样，皇帝与受害人朱常洛，都为梃击一案定了调子，也就是将张差以疯颠处理，不必株连太多。诸臣追查此案，原是为太子的安危考虑，既然太子这样说，事情也就这样定了下来。第二天即5月29日，张差被凌迟处死。接着，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庞保、刘成。此时张差已死，死无对证，庞、刘二人遂抵死不愿承认。审讯时，皇太子朱常洛再下谕旨：“庞保、刘成身系内官，虽欲加害本宫，于保、成何益？料保、成素必凌虐于张差，今差放肆行报复之谋，诬保、成以主使之条。”竟为庞保、刘成二人开脱。农历6月1日，万历皇帝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梃击一案的最后线索被掐断，也就再无从查起。
梃击一案在今天看来，必然与郑贵妃脱不了干系。郑贵妃想要加害朱常洛，便通过太监庞保、刘成寻找张差这一类鲁莽、弱智、状似疯颠之人行事，目的就是想在事情败露之后可以借张差疯颠之事掩蔽主谋之人。谋杀皇太子这样的罪行，稍有理智的人恐怕就不敢做，也就是张差这样的半疯颠的人敢做。因此，张差的疯颠，看来不假；而郑贵妃想借张差梃击皇太子朱常洛，恐怕也确有其事。要不然，郑贵妃为什么要向朱常洛下拜？万历皇帝为什么要秘密处死刘成、庞保？当然，这件事情的最后解决，确是因为皇太子朱常洛温驯的性格决定了他不愿意扩大事态。于是，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此后的郑贵妃，似乎收敛了许多，反倒一味地讨好朱常洛起来。
⑶红丸之案：
郑贵妃讨好泰昌皇帝的手段，主要是向明光宗进献美女。朱常洛自从做了太子之后，由于离开了母亲的约束，加上父亲朱翊钧对自己的冷淡，生活失意，精神苦闷。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纵情于酒色。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皇太子妃郭氏去世以后，朱常洛就没有再立妃子。这可能是因为册封皇太子妃需要得到皇帝的批准，而万历皇帝对于朱常洛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因此，在慈庆宫中，虽然有很多的女人，但却没有皇太子妃。也许，没有皇太子妃，对于朱常洛来说更是自由。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农历7月21日，万历皇帝病逝。农历8月1日朱常洛即皇帝位，宣布第二年改元“泰昌”。
应当说，泰昌皇帝初即位的时候是想做一个有为之君的。当初万历皇帝大行敛财，宫中留有大量的银两。泰昌皇帝在农历7月22日至8月1日之间，连续两次发内帑共计一百六十万两，用来赏赐在辽东及北方的前线防军。同时，泰昌皇帝命令撤回明万历末年引起官怨民愤的矿监和税监，召回在明万历一朝因为上疏言事而遭处罚的大臣，补用空缺的官职。像邹元标、王德完等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先后下诏召回。这一切，都预示着新的政治面貌即将出现。然而，宫中的郑贵妃似乎仍是泰昌皇帝无法摆脱的阴影。他非但没有胆量去追查当年郑贵妃对自己的迫害，反而处处以先皇为借口，优待郑贵妃。
万历皇帝弥留之时，曾遗言于朱常洛，要朱常洛封郑贵妃为皇后。万历皇帝离世的次日，泰昌皇帝传谕内阁：“父皇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侍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卿可传示礼部，查例来行。”此时，万历皇帝原来的王皇后以及泰昌皇帝的生母王氏都已经去世，郑贵妃一旦变成皇后，在接下来的明泰昌一朝中，她就可能变成皇太后。礼部右侍郎孙如游上疏给泰昌皇帝说：“臣详考历朝典故，并无此例。”既然泰昌皇帝另有生母，郑贵妃怎么能封为皇后呢？泰昌皇帝对此感到十分为难，于是将奏疏留中不发。后来，在农历8月20日，泰昌皇帝收回了封郑贵妃为皇太后的成命。
郑贵妃担心泰昌皇帝会因前嫌而报复自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勾结泰昌皇帝所宠幸的李选侍，请求泰昌皇帝立李选侍为皇后，李选侍则投桃报李，请泰昌皇帝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一是向泰昌皇帝进献美女，以取悦于泰昌皇帝。泰昌皇帝对于郑贵妃送来的美女，照单全收。据《明史》的说法，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数目是八名；《明史纪事本末》说是四名。但无论如何，喜爱美色的明光宗面对美女，自然是夜夜纵乐。本来就因为生活压抑而虚弱的身体，骤然要承担如此多的政事，又贪恋美色，“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由是基本上累垮了。到农历8月10日身体就不行了，召医官陈玺诊视。8月12日，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的泰昌皇帝拖着病体接见大臣。大臣们见到皇帝形容憔悴，“圣容顿减”。8月14日便发生了崔文升进药事件。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泰昌皇帝即位以后，升崔文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泰昌皇帝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即大黄。大黄的药性是攻积导滞，泻火解毒，相当于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泰昌皇帝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崔文升进行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泰昌皇帝的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农历8月22日，泰昌皇帝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大臣，六品的给事中杨涟也在召见之列。泰昌皇帝看了杨涟很久，说：“国家事重，卿等尽心。朕自加意调理。”之后，泰昌皇帝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8月29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明光宗。泰昌皇帝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泰昌皇帝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泰昌皇帝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泰昌皇帝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泰昌皇帝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泰昌皇帝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泰昌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泰昌皇帝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然而，次日(农历9月1日)五更泰昌皇帝便逝世了。于是，廷臣纷纷议论，指定李可灼、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不过，平心而论，方从哲、李可灼对于泰昌皇帝服药，本就是抱着一试的希望，对于泰昌皇帝的死并不要负什么责任。后来，内阁大学士韩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明熹宗的奏疏中说明，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妇人经水、秋石、人乳、辰砂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就虚弱不堪的泰昌皇帝，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腾，岂能不暴毙而亡！
⑷身后移宫：
泰昌皇帝的暴毙，使他第二年改元泰昌的想法无疑变成了一个泡影。但是，在位一天的皇帝毕竟也代表着一个时代。因此，大臣们决定：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农历8月1日泰昌皇帝正式即位到年底，为泰昌元年。移宫一事，前后有过两次。一次是大臣们逼郑贵妃搬出乾清宫；一次是大臣们逼李选侍搬出乾清宫。
无论是郑贵妃，还是李选侍，都是有野心的女人。明朝的制度，外廷有皇极殿，内宫有乾清宫，都是属于皇帝、皇后专用的。但是，郑贵妃借口侍奉万历皇帝住进了乾清宫。泰昌皇帝正式即皇帝位之后，仍然可笑地居住在当初做皇太子所住的慈庆宫内。这种本末倒置的事情，在秉性懦弱的泰昌皇帝看来，竟然可以容忍。直到崔文升进药事件发生以后，由杨涟、左光斗出面，郑贵妃才在农历8月21日被迫迁出乾清宫。但是，郑贵妃搬出去后，李选侍却随着泰昌皇帝住进了乾清宫。
泰昌皇帝自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皇太子妃郭氏逝世后，没有再立妃子，身边只有才人、选侍、淑女侍候。其中有两名选侍，一居于东面，一居于西面，故分别称作东李、西李。东李地位较高，西李比较受宠于泰昌皇帝。所以，泰昌皇帝将失去生母的长子朱由校交由西李抚养，五子朱由检则由东李抚养。跟着泰昌皇帝入住乾清宫的李选侍，即是西李。西李与郑贵妃关系极为密切，也想借助郑贵妃之力进封皇后。但是，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农历8月21日郑贵妃的被迫移宫、农历9月1日泰昌皇帝的暴毙，显然让李选侍意识到：要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就应当紧紧地抓住皇长子朱由校。其实，泰昌皇帝在临终前，曾经向大臣们提出要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的事。可是，皇帝的话还没有说完，李选侍掀开帷幄，叫皇长子朱由校进去。朱由校出来后，对父皇朱常洛说了一句：“要封皇后！”众大臣瞠目结舌。泰昌皇帝面色一变，一言不发。如果李选侍册封皇后得逞，她便可以通过自己抚养的朱由校，间接地控制朝政。但是，泰昌皇帝的暴毙让李选侍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如今，她所有的赌注不得不押在皇长子朱由校身上。她与郑贵妃商量，要将朱由校拥留在乾清宫，以便达到控制朱由校的目的。
这时，内廷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获悉李选侍的阴谋，出具揭帖，遍投朝臣，说：“选侍欲拥立东朝(皇长子朱由校)，仿前朝垂帘故事。”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大臣是杨涟，他奋然说：“天下岂可托妇人？”他建议立即去乾清宫，导皇长子出宫。群臣借口哭临死去的泰昌皇帝，来到乾清宫。守门太监拦住群臣，不让进去。杨涟厉声道：“皇上驾崩，嗣主幼小，你们拦住宫门不让进去，意欲何为？”这时的朱由校，被李选侍留在乾清宫的暖阁中。太监王安进入暖阁，扶朱由校出宫。群臣见后，山呼万岁。然后，朱由校登上一顶小轿。大臣刘一璟、周嘉谟、张维贤、杨涟抬轿，仓逝世前行。走了几步，轿夫方到。到文华殿，群臣请朱由校即日登基。朱由校不同意，只答应6日登基。当天，朱由校在大臣的护卫下回到慈庆宫。农历9月2日，尚书周嘉谟等请李选侍移宫——搬出乾清宫。左光斗的上疏中说，乾清宫是皇帝专用，如今将即位的皇长子朱由校已经十六岁了，又不用哺乳，李选侍住在乾清宫中，保不定将来会有“武氏之祸”。这是用武则天来比喻李选侍，一则不希望出现后宫专权的情形出现，二是担心朱由校血气未定，把持不住，坠入当初唐高宗纳父亲后妃武则天的事情中。这样的话，可谓的确是敢言！在外廷大臣的严词逼迫和宫中太监王安的恐吓之下，李选侍最后决定移宫。9月5日，她抱着皇八女，徒步从乾清宫走向宫中宫妃养老处即仁寿殿哕鸾宫。
泰昌皇帝即位一月而逝，此时他的父亲万历皇帝的棺椁尚未下葬。因此，正如他自己曾经担心的一样，他的陵墓营建得怎么样呢？营建皇陵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在仓促之间，如何安葬两位皇帝呢？一般情况下，皇帝都是自己给自己早就修好了陵墓的。但是，泰昌皇帝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大臣们将他安葬在当初景泰皇帝为自己修的陵墓里。景泰皇帝自己建好了陵墓，却被重新夺回皇位的正统皇帝下令葬于北京西郊的金山。因此，天寿山的明陵中就有一个现成的陵址。经过短暂的修缮后，“明景泰洼”在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农历9月1日迎来了即位仅一月的泰昌皇帝，改名庆陵。
朱常洛小档案：
属相：马
谥号：贞皇帝
庙号：明光宗
陵寝：庆陵
父亲：万历皇帝朱翊钧
母亲：王恭妃
初婚：二十一岁
配偶：郭皇后
子女：七子，九女
继位人：长子朱由校
朱由校：(公元1604～1627年)，明朝第十五位皇帝，明熹宗，天启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620～1627年为期七年，终年二十四岁。
天启皇帝朱由校在位期间，由于以国家为儿戏，致使客氏与魏忠贤专权，任他们制造“乙丑诏狱”、“丙寅诏狱”等冤狱，残酷迫害企图改良明朝政治的东林党人。魏忠贤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迫害不断激起民变。
其时，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主要忧患来自辽东后金政权对大明王朝的威胁。天启皇帝听信谗言，不辨是非，即位后罢免“有胆知兵”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致使后金攻陷沈阳、辽阳，辽东局势日趋严峻。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农历3月，为稳定辽东，不得不再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根据辽东实际情况，制定了三方布置策。而掌握辽东实际兵权的巡抚王化贞，却不顾当时敌强我弱、容易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力主分兵把守，全面进攻。天启皇帝优柔寡断，没有主见，不对经、抚之争作出合理决断，以致后金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攻陷广宁及其周围四十余城。在阉党策划下，天启皇帝杀了坚持正确方略的熊廷弼，忠臣良将孙承宗、袁崇焕亦遭猜忌，被革职，辽东战局陷于重重危机。
朱由校的性格荒唐怪异，以“倡优声伎，狗马射猎”为乐。喜机巧水戏，创演水傀儡戏。与宦官同演《宋太祖雪夜访赵普》。好油漆木工，房屋营造。选武阉三千，于紫禁城内开内操取乐。一生重用阉党祸国殃民，耽于逸乐，无心朝政。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农历5月，天启皇帝因划船嬉戏，溺水获疾。后虽痊愈，仍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整日困倦无力，狂躁不安，饮“仙方灵露饮”，以求长生。结果全身浮肿，臥床不起，一命归天。终其一生，在位七年，“妇寺窃权，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逝世后谥号“达天禅道敦孝笃友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庙号天启皇帝。葬北京昌平德陵。
从皇长孙到皇帝的角色转换，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尤其是对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几乎是文盲的懵懂少年来说，实在有点勉为其难。然而，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农历9月1日，少年朱由校就面临这样的角色转换。
⑴工匠皇帝：
早在明万历年间，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不为万历皇帝所喜，这个皇孙自然也常在万历皇帝的视野以外。直到万历皇帝临死，他才被册立为皇太孙，有了入阁读书的机会。没想到他的父亲登基一个月就撒手西去，连册立他为皇太子都没来得及，更别提读书的事情了。这一年，朱由校已经十六岁，看上去已经是一个少年了，但文化水平还比不上如今八九岁的小学生。他像一个木偶般被养母李选侍和一帮大臣抢来抢去，最后在五天之后变成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君主。他名义上统治了这个国家整整七年，但是实际上只是他信任的一个太监在掌控着政治权力。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去保护他的女人们和孩子，但他总算有效地保护了他的妻子和弟弟。在他统治期间，宦官专权达到了极限。整整七年中，他的心智似乎一直没有成熟，对于世界的认识始终肤浅。他喜欢在宫中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做木工，或者斗蟋蟀。据说，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工艺方面，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水平很高，“巧匠不能及”。他将他的所有心智，都放在自己的玩乐中去了。
史籍上记载；明朝天启年间，匠人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用料多，样式也极普通。天启皇帝便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便造出一张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搂有各种花纹，美观大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天启皇帝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俱有神态，五官四肢，无不备具，动作亦很惟妙惟肖。天启皇帝还派内监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价购买，天启皇帝更加高兴，往往下到半夜也不休息，常令身边太监做他的助手。天启皇帝的漆工活也很在行，从配料到上漆，他都自己动手，并喜欢己的手艺。他做的木像男女不一，约高二尺，有双臂但无腿足，均涂上五色油漆，彩画如生，每个小木人下面的平底处安一拘卯，用长三尺多的竹板支撑着。另外还有一个用大木头凿订成的长宽各一丈的方木池，上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萍藻之类的海货，使之浮于水面。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朋纱囤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拽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的戏台。在屏幕的后面，有一艺人随剧情将小木人用竹片托浮水上，游斗玩耍，鼓声喧大。当时宫中常演的剧目有《东方朔偷桃》、《三保太监下西洋》、《八仙过海》、《孙行者大闹龙宫》等，均装束新奇，扮演巧妙，活灵活现。天启皇帝做得是如醉如痴，看得也是如醉如痴。每到冬季，西苑冰池封冻，冰坚且滑。天启皇帝便命一群太监随他一起玩冰戏。他亲自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拖床，床面小巧玲拢，仅容一人，涂上红漆，上有一顶篷，周围用红绸缎为栏，前后都设有挂绳的小钩，喜宗坐在拖床上，让太监们拉引绳子，一部分人在上用绳牵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导，一部分人在床后推行。两面用力，拖床行进速度极快，瞬息之间就可往返数里。悬牌，整个工程中天启皇帝都亲临现场。天启皇帝心灵手巧，亲手制作的娱乐工具颇为精巧。他用大缸盛满水，水画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启闭灌输，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天启皇帝与妃嫔在一起观赏喝彩微美。天启皇帝好盖房屋，喜弄机巧，常常是房屋造成后，高兴得手舞足蹈，反复欣赏，等高兴劲过后，又立即毁悼，重新造新样制作，从不感到厌倦，兴致高时，往往脱掉外衣裸作，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
也正因此，太监魏忠贤才能在明天启一朝中专权。魏忠贤的专权，其实不过是代皇帝专权。每次天启皇帝玩兴正酣的时候，王体乾和魏忠贤就会从旁传奏紧急公文，最后博得天启皇帝一句话：“你们用心去行吧，我已知道了。”实际上，除玩乐之外，他不关心别人，更不关心朝政与大臣的死活。在他的人生中，只有四个人最重要，即太监魏忠贤、乳母客氏、皇后张嫣和信王朱由检。
⑵太监魏忠贤：
一个文盲高踞于皇帝的宝座上，而另外一个文盲当上了皇帝的秉笔太监，替皇帝拟写朱批。无论看起来是多么荒唐可笑，这却是明朝天启元～七年((公元1621～1627年)这七年间明朝朝政的一个事实。也许，对于文盲的天启皇帝来说，没有读过书的魏忠贤比那些迂腐的大臣们，更值得信任和欣赏。相对前朝的宦官专权者王振、刘瑾、冯保等人来说，魏忠贤毫无文化修养，而且品德全无可称之处。天启皇帝对于魏忠贤的眷爱，只说明这个王朝已经没落到一个可悲的地步：非但皇帝全无文化修养，且不具备对文化的最基本的欣赏力。对于以经术治国的明王朝来说，统治者的素质决定了天启一朝可能是最黑暗的一个阶段。因此，缺乏教育和辨别能力，自然是最高统治者天启皇帝宠信魏忠贤的一个原因；但是从魏忠贤方面来说，他又是凭借什么而取得皇帝的宠信呢？还有，魏忠贤尽管是皇帝宠信的太监，可他又是怎样实现专权的呢？
魏忠贤受宠于天启皇帝，原因有三：一是他在天启皇帝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侍奉天启皇帝；二是天启皇帝乳母客氏的帮忙；三是他的性格极其狡诈，善于阿谀奉承。泰昌皇帝即位，就用当初在慈庆宫中服侍他的太监王安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贤在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入宫为太监，隶属当时的司礼监掌东厂太监孙暹。据说，皇孙朱由校出生以后，魏忠贤“谨事之，导之宴游，甚得皇太孙欢心”。朱由校很小的时候，魏忠贤就很讨朱由校的喜欢。而且，通过太监魏朝的介绍，魏忠贤成为朱由校生母孝和王太后宫中专门主管膳事的太监。后来，朱由校成为太子后，魏忠贤通过朱由校乳母客氏的帮助，就正式成为东宫典膳了，也就变成未来皇帝朱由校身边最亲近的太监了。从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入宫，到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整整三十一年，魏忠贤才有机会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这充分说明，明朝太监的竞争和升迁比外廷的文官更艰难。魏忠贤能爬上这样的位置，正是因为他较一般太监更聪明，更有远见。在当时，连在朱由校父亲宫中办事的太监都因为不看好朱常洛的未来，经常借故离开。魏忠贤则费尽心思要成为朱由校生母王氏宫中的办事太监，就说明魏忠贤的确很有远见。魏忠贤是一个赌徒，他将他所有的赌注都压在看来离皇位还非常遥远的朱由校的身上。但是，泰昌皇帝的暴毙，将毫无准备的朱由校推上前台，却为早有准备的魏忠贤提供了机会。在朱由校正式登基之前，几乎所有与朱由校有关的人物，都是魏忠贤刻意结纳的对象，如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养母李选侍，太监王安、魏朝。所以，朱由校即位以后，魏忠贤就一跃而成为宫中太监中的第二号人物即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地位仅次于先皇朱常洛的近侍王安。
据朱长祚所著《玉镜新谭》记载，魏忠贤本名李进忠，原是河北肃宁县一市井无赖，娶过妻子，有一个女儿，后因为吃喝嫖赌荡尽了家财，才自宫做了太监。魏忠贤“形质丰伟，言辞佞利”，能挽强弓，射奇中，有胆气，家无余财而敢一掷千金，又喜欢弹棋、蹴踘，嬉游于青楼翠袖之间。这些早年的经历，成为后来侍奉皇帝的优越条件。对于朱由校这个没什么知识的顽童来说，魏忠贤的英俊、胆识以及丰富的社会阅历，必定会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无论魏忠贤后来如何地专权，但对于天启皇帝本人，他却是忠心耿耿。这其实也是明朝太监专权的一个特征。明朝的太监，无论如何专权，对于皇帝本人，却总是无条件地服从。相比较汉、唐时代的宦官动辄杀死皇帝，这种专权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滥用了皇帝的授权而已。对于天启皇帝，魏忠贤“服劳善事，小心翼翼”。这也是为什么天启皇帝要在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给他赐名“忠贤”的原因。一些史料中说，魏忠贤得宠于天启皇帝的原因，还在于魏忠贤善于房中之术，所以经常能与客氏一起导天启皇帝淫乐。这种事情，在明朝太监中实在是平常。一个当初喜欢依红偎绿的太监，做天启皇帝性方面的导师，应当是有足够的资本了。更何况对于绝大多数都好色的明朝皇帝来说，传授房中术也是“忠心”的表现。因此，魏忠贤受宠于天启皇帝，其实并非偶然，魏忠贤个人素质恰是贪玩的天启皇帝所欣赏的；而魏忠贤小心翼翼的服侍，以及对于朱由校身边亲密之人的结纳，更使他能在天启一朝成为一个大国的实际主宰者。终天启皇帝一生，他对魏忠贤的眷爱始终不替。他的诏旨中，经常会出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的文字，一点也不忌讳将魏忠贤与自己相提并论。
然而，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是如何专权的呢？魏忠贤的专权，其实必须在内依靠一些亲信的太监，在外依靠一些无耻的文臣。天启初年，不识一字的魏忠贤为了能读懂奏疏，就用李永贞“入备赞画”。整个明天启一朝，在宫中，魏忠贤最信任的宦官是王体乾。此外，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等三十余人，都是魏忠贤的死党。王体乾继王安为掌印太监，名义上位居于魏忠贤之上，其实对于魏忠贤是惟命是从。在外廷，魏忠贤培植了一帮无耻文臣。最先成为魏忠贤急先锋的是给事中霍维华，正是他在魏忠贤的唆使下，上章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最终使王安逝世于非命。后来，外廷的文臣，多半是魏忠贤的走狗，例如崔呈秀、魏广微等人。魏忠贤势力最盛的时候，外廷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魏忠贤生祠遗址”，占据着政府重要的部门，“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形成所谓的“阉党”。后来在明崇祯皇帝二年(公元1629年)中所定的逆党名单中，共计内外廷各类官员三百十五人。可以想见，当一个如此宠大的官僚集团集中在魏忠贤的周围，而皇帝本人却不理朝政，魏忠贤要引导皇帝、蒙骗皇帝，从而达到自己专权的目的，简直是太简单了。据说，每次魏忠贤想要惩处某位官员的时候，就拿着奏疏等皇帝忙于做自己的木工活时去汇报，天启皇帝总是头也不抬，说：“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明天启六年，在浙江巡抚潘汝桢的提议下，在全国竟然掀起了为魏忠贤建生祠的高潮。还有无耻的生员陆万龄竟然提议让目不识丁的魏忠贤配祀孔子，说魏忠贤除东林党，就像孔子杀少正卯一样有功于世道。魏忠贤的专权，尽管是由于个人得到皇帝的宠爱与授权，但是，没有庞大的阉党集团的支持，明朝天启年间的宦祸不可能演变得如此之烈！
⑶乳母客氏：
魏忠贤阉党集团中，首逆除魏忠贤外，另一位便是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魏忠贤的流毒，主要肆虐于外廷，正直的士大夫多受其残害。客氏的险恶，主要集中于宫中，不依附于己的宦官及后妃多受其害。客氏之所以能够专宠于宫中，首先是因为其天启皇帝乳母的身份。天启皇帝即位之初，生母王氏已然去世。前面谈过，天启皇帝的父亲朱常洛在正妃逝世后没有再立妃子，即位后也没有册封皇后，因此，天启皇帝也就没有嫡母了。宫中地位较高的是两位李选侍，即东李和西李。客氏以乳母受宠于天启皇帝，在宫中的气焰远高于两位选侍。
客氏名巴巴，本是定兴县侯巴儿(侯二)之妻，生子侯国兴。她在十八岁的时候被选入宫中，充当皇太孙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美貌妖艳，在宫中本就不能安分。魏忠贤先前侍奉过的太监魏朝，就曾与客氏“对食”。原来，宫中值班太监不能在宫内做饭，每到吃饭时间，只能吃自带的冷餐，而宫女则可以起火，于是太监们便托相熟的宫女代为温饭，久而久之，宫女与太监结为相好，称作“对食”，又作“菜户”，与外间夫妇无异。在明朝初年，这种现象还是偷偷摸摸的。到了明万历朝以后，则是公开的了。如果有宫女久而无伴，甚至还会遭到其他宫女们的嗤笑。客氏先后对食的“菜户”，有魏朝、魏忠贤。魏朝与魏忠贤为了得到客氏，还曾经起过争执，而最后由朱由校裁决将客氏配给了魏忠贤。据一些笔记史料记载，客氏的私生活，并不仅限于魏朝与魏忠贤。她甚至可能与朱由校有染，所谓“邀上淫宠”。年纪轻轻的朱由校，对于三十几岁年轻美貌的客氏诱惑，定然是无法把持。天启皇帝即位后不到十天，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客氏此后与皇帝出入，形影不离。明天启元年农历2月天启皇帝大婚，娶了张皇后。客氏自然必须回避了，天启皇帝为此对客氏优容有加。若非客氏是已婚入宫，恐怕又是一个明朝成化时代的“万贵妃”。不过，客氏在朱由校当皇帝期间，作为一个乳母所受到的隆遇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每逢生日，朱由校一定会亲自去祝贺。她每一次出行，其排场都不亚于皇帝。出宫入宫，必定是清尘除道，香烟缭绕，“老祖太太千岁”呼声震天。
客氏在宫中为恶的第一步，就是除去泰昌皇帝朱常洛的原来亲信宦官、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王安是明朝少有的为士大夫所称道的宦官之一。他为人刚直，从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就服侍朱常洛、朱由校父子。尤其在移宫一事上，他联合外廷的杨涟等大臣拥朱由校登基，使朱由校摆脱了“西李”的控制。天启皇帝登基后，也很感激王安，言无不纳。魏忠贤也投靠在他门下。然而，王安此人，“刚直而疏”，心思不够缜密，又常常患病。因此，他与天启皇帝的接触逐渐变少，而魏忠贤借客氏之力日益亲近天启皇帝，大有取而代之之势。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农历5月，天启皇帝任命王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按照惯例，王安自然要推辞一番。这时候，客氏的作用便显现出来了。她劝天启皇帝干脆批准了王安的辞呈。然后，魏忠贤唆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再利用秉笔太监的身份矫旨将王安发配到南海子去做净军即宦官军队。从魏忠贤本人来说，王安于他有恩，不忍加害。但是，客氏的一句话坚定了魏忠贤除去王安的决心。客氏说：“尔我孰若西李，而欲遗患也！”意思是说，你我跟李选侍比怎么样，她都被王安逼得移宫僻居，人们为什么要留下遗患呢？客氏身为妇人，却无妇人之仁，做事非常狠毒。其实，王安有恩于天启皇帝，如若不死，随时都有可能翻身。客氏和魏忠贤于是派当初李选侍宫中的太监刘朝去掌管南海子。刘朝本就与王安有仇。让刘朝掌管南海子净军，是欲处死王安无疑。刘朝到任后，就不让王安饮食。王安就取篱落中的“芦菔”为食。芦菔又名萝葡，其根茎可食用。大概王安当时也就是掘草根为食吧。然而，就这样，王安仍坚持了三天没死。刘朝实在有点不耐烦了，于是“扑杀之”，遂为客氏和魏忠贤除了心头大患。
客氏深知，自己在宫中的地位是没有合法性的。大婚后的天启皇帝，曾经一度因为外廷的御史刘兰等人的请求，将客氏遣出皇宫。但是事隔不久，天启皇帝就重新召回了客氏。天启皇帝对臣下们说：“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躬，未离左右，自出宫去，午膳至晚通未进用。暮夜至晓臆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宁，朕头晕恍惚。以后还着时常进内奉侍，宽慰朕怀。”既然皇帝因为客氏的离去，引起了厌食、失眠、头晕恍惚诸多病症，大臣们再要反对，也是无效了。因此，终明天启一朝，客氏始终自由出入宫廷。但是，客氏明白，自己的地位只不过因天启皇帝 的宠爱而获得；一旦天启皇帝死去，自己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了。因此，选择谁接替天启皇帝逝世后的皇位，就非常重要了。据说，客氏与魏忠贤处心积虑地想废除张皇后，然后以魏忠贤侄子魏良卿的女儿为后。但是，天启皇帝对张皇后颇有夫妇之情，以致此计不能成功。客氏更害怕皇帝的妃子产下皇子，母以子贵，从而得到天启皇帝的喜爱，而使自己失宠。因此，明天启一朝中朱由校生下了不少的皇子，但无一能够长成。天启皇帝总共有三个孩子。长子朱慈然，谥怀冲太子，《明史》称“不详其所生母”。在《内起居注》颇详实的明朝，这实在令人奇怪。次子朱慈，慧妃范氏所生，未满一岁即夭折。三子慈炅，容妃任氏所生，未满一岁亦夭折。一些学者认为，这都有可能是魏忠贤和客氏下的毒手。更有甚者，不少的皇子其实是在胎中已遭客氏的暗算，例如裕妃张氏之孕。裕妃张氏因为无意中得罪客氏和魏忠贤，客氏、魏忠贤就假传圣旨，将裕妃幽禁于别宫，逐去宫女，断绝饮食。当时的裕妃已然怀有身孕，却被活活地饿死宫中。宫中的其他妃子，从此对客氏非常恐惧。例如曾生育皇二子的慧妃范氏，担心自己会落得和裕氏同样的下场，就在平时预藏食物，后来果然被客氏幽禁半月之久，靠着私藏的食物活了下来。
魏忠贤与客氏两人，一方面处心积虑地除去宫中一切可能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向天启皇帝进献自己的养女，冀图能生得一男半女。然而，天启皇帝一生有三男二女，都早早夭折，魏忠贤与客氏的如意算盘始终没有拨转。所以，天启皇帝的去世，对于客氏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信王朱由检入宫即位后，客氏就再没有居留宫廷的理由了。农历9月3日离宫的那一天，客氏早早地起床。五更时分，身着哀服，入天启皇帝灵堂，取天启皇帝幼时的胎发、痘痂及指甲等物焚化，痛哭而去。两个多月以后，即明天启七年农历11月17日，客氏被从私宅中带出，押解到宫中专门处罚宫女的地方浣衣局，严刑审讯。审讯得出的结果令人诧异：当时宫中有八位宫女怀孕，客氏承认这八名宫女都是自己从外面带进去的婢女，是想学吕不韦的榜样，觊觎皇位。结合魏忠贤曾在天启皇帝死前说已有两名宫女怀孕，宫女怀孕这件事也许真是客氏和魏忠贤精心安排的。如果客氏所说是真的话，那么客氏自然是罪不容诛，于是在浣衣局被活活笞死。
⑷皇后张嫣：
明天启元年农历2月3日，即位不久的天启皇帝大婚，纳祥符县张国纪女为中宫，并在农历4月正式册立，即后来的懿安皇后。张氏名嫣，小字宝珠，性情颇为严正。在明朝后期混乱的局势中，张皇后却始终清醒。例如，在明天启朝，她非常讨厌魏忠贤与客氏，对于魏忠贤的野心也深有提防；在明崇祯皇帝一朝，她受到明思宗的尊敬和礼遇，而且对于朝中的大臣如周延儒等人的欺上罔下行为非常厌恶。在百姓的眼中，张皇后有着极好的声望。因此，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后，入宫的李岩第一个想到要保护的人便是张皇后。据说，李岩入宫，令宫女扶张后上座，行九拜之礼，令人护卫。当天晚上张皇后自缢而死。从这一点来说，皇后张嫣的性情“严正”，确是事实。明朝亡国之后，有一个自称张皇后的女子向清朝投降。对此，清朝学者朱彝尊曾作了一番辨别，说：“魏忠贤养女任氏，送给天启皇帝，被立为贵妃。农民军攻进北京后，流转民间，诈称天启皇帝皇后。被送往官府，光禄寺每月供养。人们所以都说天启皇帝张皇后失节。沉冤莫雪，故附白之。”从《明史》的记载看，张皇后确实是在大顺农民起义军进城之后自缢而死，终年三十八岁。
张皇后入宫之时十五岁，体态颀秀，相貌丰整。入宫之后，她十分厌恶客氏。一次召客氏于宫中，欲绳之以法。此事使客氏和魏忠贤非常害怕，总想借机报复。于是，魏忠贤指使手下散布谣言，说皇后张嫣是盗犯孙二的女儿，而不是张国纪的女儿；孙二因为犯有死刑，就将女儿托付给生员张国纪，所以，张国纪将这段隐情不据实反映，犯有欺君之罪。顺天府丞刘志选弹劾张后的父亲张国纪。御史梁梦环也乘机兴风作浪。幸好，天启皇帝唯一理智的地方，似乎就是尚存有一份夫妇之情，不致于因完全没有证据的流言而惩办张皇后，而相反是果断地下旨谴责刘志选，从而使阉党不敢妄动。从张皇后那边看，魏忠贤就像是秦代的赵高，是一个阴险的阉宦。有一次，天启皇帝去见皇后，见桌上一本书，便问：“什么书呢？”张皇后说：“《赵高传》。”明朝内宫后妃，所必读之书是明太祖命儒臣编定的《女诫》，其要义即禁止后宫干政，《赵高传》之类的史书并不是宫中后妃所必读或应当读的。张后此举，自然大有深义，即想以赵高来譬喻魏忠贤来提醒天启皇帝。天启皇帝当时的反映是“嘿然”，不吭声。天启皇帝想是意识到魏忠贤、客氏与张皇后的对立。他不愿惩办魏忠贤和客氏，当然也不希望魏忠贤伤害张皇后。但是，魏忠贤得知此事后大怒。第二天，天启皇帝在便殿搜出几个人带着兵刃。此事自然非同小可。天启皇帝本人也大惊，命令将这几个人交给东厂审讯。于是，司礼监秉笔兼掌东厂太监魏忠贤便借机诬告张国纪，说张国纪想弑君，然后立信王朱由检为皇帝。这一阴谋一旦得逞，则张国纪、张皇后、信王朱由检将无一幸免，而魏忠贤也一举除掉了所有对手。但是，当魏忠贤把这件事和他的亲信王体乾商议的时候，王体乾提醒魏忠贤说：“主上凡事愦愦，独于夫妇、兄弟间不薄，一不慎，吾辈无遗类矣。”魏忠贤听后也心中暗惊，于是遂将那几个人处死，杀人灭口，化解了此事。后来，张皇后在信王朱由检即位一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天启皇帝临死前不久，对张皇后说，魏忠贤告诉我说后宫有二人怀孕了，以后生男就立为皇帝。张皇后表示反对，认为应当早立信王。信王想推辞，皇后自屏风后走出，说：“皇叔义不容辞，且事情紧急，恐怕发生变故。”信王才愿意继承皇位。天启皇帝对于张皇后，始终爱惜。他临死之时，将张皇后托付于弟弟信王朱由检，命曰：“中宫配朕七年，常正言匡谏，获益颇多。今后年少寡居，良可怜悯，善事中宫。”此后，思宗对张皇后确亦非常敬重。有一次，崇祯皇帝皇后周氏对崇祯皇帝说周延儒人品如何不行，崇祯皇帝心中不满后宫议论朝政，问周氏怎么知道，周氏以张皇后对，崇祯皇帝遂无言。
不过，在遍布魏忠贤和客氏爪牙的后宫中，张皇后还是遭到客、魏二人的暗算。明天启三年，张皇后有孕。魏忠贤和客氏密令宫女在为皇后捻腰的时候下重手。一个年方十八岁的皇后，哪里明白这些道理。宫女们按魏忠贤和客氏的吩咐，“捶之过猛，竟损元子”。这一事，后来成为杨涟弹劾魏忠贤的第十条罪状。其实，作为皇后，虽然宽容待人，而且正直敢言，但是无法纠正宫中的歪风邪气，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清朝学者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说，张皇后敢于在当时陈《赵高传》于几案，就说明她的“不慊”的勇气，然而“即以慊风诸妃，万不能实诸妃妊，他日称皇太后也，惜也。”谈迁也说，尽管张皇后谦而不妒，使妃子们都能接触到皇帝，但是却不能保全诸妃的生育，以致自己也无法在明天启一朝以后做皇太后，真是可叹。其实，在当时的情形下，张皇后能保全自己，已经是她不胆怯的最好结果了。
⑸信王朱由检：
明天启五年农历8月，天启皇帝在客氏、魏忠贤的陪同下到西苑游乐，在桥北浅水处大船上饮酒。然后，又与王体乾、魏忠贤及两名亲信小太监去深水处泛小舟荡漾，却被一阵狂风刮翻了小船，差点被淹死。经过这次惊吓，天启皇帝的身体每况愈下。明天启七年夏，病情加剧。农历8月11日天启皇帝召见异母弟信王朱由检，招呼弟弟说：“来，吾弟当为尧舜。”次日，天启皇帝召见内阁大臣黄立极，说：“昨召见信王，朕心甚悦，体觉稍安。”体觉稍安，只是因为安排了后事，所以放心了许多。十天之后的农历8月12日，天启皇帝就驾崩了。信王朱由检，即后来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
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农历8月12日，天启皇帝让信王入继大统的决心已定，而留给信王的嘱咐是两点：一，善事中宫；二，重用忠贤。也许，天启皇帝压根就想不到，侍奉他小心谨慎的魏忠贤并不会同样如此侍候信王朱由检的。天启皇帝弥留的最后几天，魏忠贤一直在苦思良策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想居摄，但是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却说：“居摄远不可考，且学他不得。”他想搞宫廷政变，但是兵部尚书崔呈秀却说：“恐外有义兵。”在明朝的政治环境中，异姓称帝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天启皇帝逝世的第二天，魏忠贤无可奈何之下，向外公布了张皇后的懿旨：“召信王入继大统。”此后的数月中，在魏忠贤与新即位的朱由检之间，将进行着一场殊死的较量。清除前朝的宠臣，似乎是明朝政治发展的一种规律，在明崇祯皇帝一朝也同样会发生作用。
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农历8月22日天启皇帝的去世，标志着明朝一个黑暗时代的结束。清朝学者谈迁在其《国榷》中说，明天启一朝，与明正德一朝极相似。天启皇帝“好猎乐内，嫉谏悦悻，无一不同”。以此看来，明天启一朝，魏忠贤诚然罪过极大，大臣更显无耻，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启皇帝亦难辞其咎，不能不为这一时代的黑暗承担责任。
朱由校小档案：
属相：蛇
谥号：达天禅道敦孝笃友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
庙号：明熹宗
陵寝：德陵
父亲：朱常洛
母亲：王选侍
初婚：十六岁
配偶：张皇后
子女：三子，两女
继位人：二弟朱由检 跟帖时间 2010-02-09 20:43:3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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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帝王国君（六） -- 朱厚璁：(公元1507～1566年)，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嘉靖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521～1566年为期四十五年，终年六十岁。
朱厚璁出生于明正德二年(公元1506年)农历8月10日
嘉靖皇帝朱厚骢是兴献王朱祐杬长子。正德皇帝于公元1521年3月病逝后，由于正德皇帝没有留下子嗣，又是单传，因此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最近支的皇室、正德皇帝的堂弟朱厚骢弟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嘉靖”，是为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继位之初，下诏废除了正德皇帝时的弊政，诛杀了佞臣钱宁、江彬等，使朝政为之一新，不过不久以后就爆发了“大议礼之争”，也是明朝最著名的政治事件。
早在嘉靖皇帝由藩邸进京的时候，未即位的嘉靖皇帝与朝臣们就迎接的礼仪发生了争执，结果以朝臣的妥协告终，紧接着，嘉靖皇帝的生母进京，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最后朝臣又做了让步。这两件事可是说是议礼之争的导火索，从嘉靖皇帝主观来讲，他从外藩即皇帝位，对朝廷的旧臣并不十分信任，而且他不希望以过继给弘治皇帝当养子的身份来入继大统，因此他要求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这一点标榜尊崇先师孔子礼教的大臣们是无法同意的，众大臣表现的空前团结，反对的奏章压的世宗喘不过气来，就在世宗准备让步的时候，一个叫张璁的人站了出来，帮了嘉靖皇帝的忙：他写了一篇文章，为嘉靖皇帝追封自己的父母找了许多理论依据，而且引经据典批驳了群臣的观点，嘉靖皇帝看后深受鼓舞，张璁也得以加官进爵，成为议礼派的首领(反对的大臣们称为护礼派)。朝中出现了议礼派与护礼派的对立，但由于嘉靖皇帝的支持，议礼派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双方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经过几回合的你来我往，终于爆发了“血溅左顺门”事件。
由于议礼派逐渐占据上风，护礼派群臣决定集体向皇帝进谏，于是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等共二百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哭声，喊声震天，嘉靖皇帝派人将为首的几为大臣押入监狱，群臣情绪更加激愤，左顺门前出现骚动，嘉靖皇帝杀心顿起，将一百三十四人逮捕，八十六人待罪，一时间锦衣卫从四面八方围来，左顺门前血迹斑斑。左顺门事件以皇帝的胜利，护礼诸臣的失败告终，嘉靖皇帝终于如愿地将父亲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跻在正德皇帝朱厚照之上。这次事件致使许多正直的大臣或死或引退，而佞臣却乘机窃取了朝政大权，使弊政重兴。通过这件事，嘉靖皇帝不仅实现了追封自己父亲为皇帝的愿望，而且树立了新皇的威信，开始了他的专制统治。
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好神仙老道之术，一心求长生不老，他到处搜罗方士，秘方，许多人因此而一步登天，一些文人也因为给嘉靖皇帝撰写青词(道教仪式中向上天祷告的词文)而入阁成为宰相，当时民间就有“青词宰相”的说法。严嵩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善于写青词，善于揣测嘉靖皇帝的心思，因此尽管嘉靖皇帝对严嵩的贪赃枉法了然于心，可就是不舍得处理他，任由严嵩主持朝政，自己则深居皇宫专心于成仙修道。在他在位的四十五年间，他竟然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理事，由严嵩擅权达十七年之久。严嵩立朋党、除异己，造成兵备废弛、财政拮据，倭寇扰掠东南沿海、蒙古鞑靼贵族大举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明朝中叶，蒙古鞑靼部兴起，统一了蒙古各部。至俺答汗时势力强盛。屡次率军骚扰内地，当时明朝边将为保官升职，将诸边军粮大半贿赂了当朝严嵩。以致军士饥疲，无力抵抗蒙古鞑靼部的骚扰。同时驻在边关的兵卒一方面忍受不了将领们克扣军粮，另一方面厌恶了频繁的战斗，因此经常爆发边卒的叛乱。搅得明朝的北边几乎没有安宁过。特别是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烧杀抢掠数日，满意而去，吏称“庚戌之乱”。
在东南沿海，由于嘉靖皇帝的昏愦和权臣的误国，使得海防十分空虚，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战船十存一、二。致使日本海盗大举进犯。仅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所以，嘉靖在位的四十多年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虽然最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涌现了像戚继光、于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也不能抵消嘉靖皇帝的过失。
而在北京深宫之内，却暴发了“壬寅宫变”。原因是嘉靖皇帝一心求长生不老，方士们告诉嘉靖皇帝用每天早上的露水炼丹效果很好，可以长生，于是，嘉靖皇帝组织了许多宫女清早为他去采露，采露工作非常辛苦，宫女们实在忍受不了，决定杀死嘉靖皇帝。公元1542年12月21日深夜，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们趁嘉靖皇帝熟睡之时，潜入他的寝室，众人按住嘉靖皇帝，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但由于紧张，宫女将绳子系成了死扣，怎么也收不紧。这时被一个婢女发现，跑出去报告皇后，皇后马上领人来救架，嘉靖皇帝大难不死，宫女们全部被捕，几天后被凌迟处死。
由于嘉靖皇帝一心求长不老术，国家的兴衰得失，他全然不管。有个淳安知县海瑞，刚被升任户部主事，他见嘉靖皇帝如此行径，就买好了自己的棺木，诀别妻儿，遣散家僮，写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上疏死谏，嘉靖皇帝执迷不悟，竟将海端逮捕入狱。
由于长期服用丹药，嘉靖皇帝不光身体越来越差，而且脾气越来越坏，许多大臣动辄被杀头或廷杖，人人自危。嘉靖皇帝为了修炼，又大肆建造宫殿，国库极度空虚。明嘉靖四十五年农历12月，这位醮斋皇帝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将皇位传给了他的第三个儿子裕王朱载垕。
嘉靖皇帝朱厚璁在位时间之长，在明朝十六帝中仅次于他的孙子明神宗。在四十五年的时间中，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他根本就不住在宫中，而是住在他专门用来炼丹、斋醮的西苑中。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政权的控制。在明朝皇帝中，他的权术也许不及洪武大帝，荒唐不及正德皇帝朱厚照，残忍不及永乐大帝，可是，将荒诞、自大、残忍以及喜欢玩 弄权术都交集于他的身上，他就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厉害君主，因此，朱厚璁也许是最能够体会专制皇权的优越性的一个皇帝。他的堕落非常迅速，而且彻底。他的刻薄寡恩算是明朝皇帝中很突出的一个。总之，本来他应当是在湖广安陆府一个王府中守规矩的世子和王爷，却最终因获得了皇位而被皇权扭曲成为一个怪物。似乎，一切都开始于“大礼议”即一场与他亲生父亲有关的政治争论。
⑴父亲是谁：
在“大礼议”过程中，文官政府的分化及士大夫们所表现出来的投机或顽固心态，使嘉靖皇帝对于一般的官员们非常轻蔑，并失去与士大夫们对话的兴趣。他所要做的，就是牢固地控制着权柄，并且永远高深莫测。孟森对于明嘉靖一朝的政治，亦是用“议礼”二字概括。大礼议，其实质是表明了明朝皇权明正统的转移，即帝系从弘治皇帝、正德皇帝一系转到明世宗一系，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尊崇世宗的父亲兴献王。大臣们与嘉靖皇帝所争论的问题就是，新即位的嘉靖皇帝与已故的弘治皇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应该称弘治皇帝为伯父？还是称弘治皇帝为父亲？如果称弘治皇帝为父亲，那么嘉靖皇帝又该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祜杌？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事情，其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嘉靖皇帝来说，议大礼一事不仅是要争取自己的皇权合法性，而且也是要逐步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专制权威。
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农历3月14日，荒唐放诞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病逝，留下大好江山没有子嗣继承。正德皇帝的去世，全部政府的工作实际上已落在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身上。杨廷和与内阁其他大学士商议迎立兴献王世子朱厚璁。由于朱厚璁在当时是成化皇帝皇帝孙辈中年龄最大的，其父兴献王朱璁跟弘治皇帝是兄弟，按照伦序继承的原则，他的继位得到了所有大臣们的同意。次日，太监谷大用、驸马都督崔元、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出发赶赴安陆，迎接朱厚璁前来即位。谁也不会想到，迎来的十五岁的朱厚璁将来竟是如此难以对付。从明正德十六年～明嘉靖三年(公元1521～1524年)，嘉靖皇帝依靠一部分臣工们的支持，在议礼问题上与大部分朝臣对立了整整四年，而在这一过程中，嘉靖皇帝一步步走向强硬和专制。
杨廷和更没有想到的是，由他起草的一份遗诏，竟然一开始就成为嘉靖皇帝迫使他改变立场的利器。遗诏中用正德皇帝的语气说：“皇考弘治皇帝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遗诏中最关键的是最后四字“嗣皇帝位”。所以，当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农历4月22日朱厚璁到达北京城外的时候，进城的礼仪就成为第一个问题。礼部员外郎杨应奎、郎中俞才拟定的仪注，是照准皇太子即位之礼的，即由东安门入，宿文华殿。嘉靖皇帝看过之后，就对身边的兴献王府长史袁宗皋说：“遗诏是让我来做皇帝的，不是皇子。”在当时，朱厚璁所能真正依靠的亲信，大概也就是年老的袁宗皋。后来，袁宗皋以从龙之功任内阁大学士，由一个正五品的官员升至一品大臣。但在当时，朱厚璁无疑是以一人之力对抗当时的文官政府。杨廷和请求按既定的皇太子礼仪行事，无奈朱厚璁以遗诏为依据，就是不同意。最后，张太后命杨廷和等人先实施“劝进”这样一个程序，等于在形式确认朱厚璁为皇帝，然后再按皇帝的仪式让朱厚璁入京。朱厚璁当即受笺，也不再像以往的即位程序那样辞让再三，而是立即受笺，由大明门入，朝见太后、正德皇帝皇后，御奉天殿，即皇帝位。后来的人说，这件事说明嘉靖皇帝的心中“早有定见”——即“继统不继嗣”。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有这样的主见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袁宗皋说：“殿下聪明仁孝，天实启之。”但是，人们看来，这也许说明朱厚璁在王府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朱厚璁的父亲朱祜杌据说“嗜诗书，绝珍玩”，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平时也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所以，相对于深宫长大的皇子，在王府中长大的朱厚璁自然有更强的独立能力与主见。因此，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上，朱厚璁小胜。但是，接下来的“大礼议”，竟牵动着整个大明嘉靖初年的政局。
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农历5月，按照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的意见，嘉靖皇帝“宜称弘治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对兴献王和兴献王妃，嘉靖皇帝一律称“侄皇帝”；益王第二子朱厚炫，继兴献王后，袭封为兴王。这样的安排，就等于将兴献王朱祜杌唯一的儿子朱厚璁过继给弘治皇帝为子而正式成为正德皇帝的弟弟，以继承皇位，再将益王的儿子朱厚炫过继给兴献王朱祜杌，以继承王位。对于这样的安排，嘉靖皇帝回答说：“事体重大，再讨论说来听。”显然，嘉靖皇帝无法接受自己称自己的亲生父亲和母亲为叔父、叔母，而称呼根本没有过继程式的伯父为父亲。但是，礼部尚书毛澄等人的复议依旧坚持前议，并且高唱“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的高调。嘉靖皇帝的批复依旧是要礼臣们再去讨论。也许，他需要等待，等待一些人站出来为皇帝讲话。直到农历7月，事情仍悬而未决。新科进士张璁上疏，针对“为人后者为人子”的说法，指出如果兴献王健在并且即位的话，难道兴献王也要做弘治皇帝的儿子么？认为嘉靖皇帝所继承的大统，实际上是太祖之统，是来自祖父成化皇帝的。而且，张璁说：“现在要迎养圣母来京，称皇叔母的话，就要讲君臣之义了，难道圣母要做皇帝的臣子？且长子不得为人后！”这一番议论在嘉靖皇帝听来，自是十分高兴，说：“此论一出，人们父子就可以保全了。”但是，在大臣们看来，张璁的议论无疑是奸邪之论，意在讨好皇帝。因此，纷纷上疏要求惩办张璁及其同党桂萼。但是，嘉靖皇帝好不容易才找到支持他的人，哪里会惩办呢！于是，他不久后即命张璁、桂萼两人进京与京城的大臣们来议礼。大臣们自然是极力阻挠二人入京，一方面与皇帝妥协，一方面攻击张璁和桂萼两人心术不正。这样，围绕着议礼这一事件，朝臣中已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张璁为首的主张尊奉兴献王为皇考的；一派是以杨廷和为首的主张尊奉弘治皇帝为皇考的。从两派的力量对比来看，自然在初期杨廷和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内阁大学士们、各部的尚书以及科道的言官们，几乎都是与杨廷和同一主张的。嘉靖皇帝这时刚刚即位，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过分地专制。大臣们也动辄以辞职相要挟。
就在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农历10月，礼部尚书毛澄、大学士蒋冕就先后要求辞职，嘉靖皇帝因为还缺乏多数朝臣的支持，还只能温旨挽留。但是，明正德十六年农历9月的一次事件，初现了嘉靖皇帝开始专制的苗头。该月，礼部主张用王妃的礼节来迎接到京的兴献王妃。但是，嘉靖皇帝明确地表示不同意，下诏用“母后仪驾”，由大明门入。整体看来，这一时期嘉靖皇帝与杨廷和等大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博弈。双方相互妥协、要求，试探对方的底线。有时，朱厚璁几乎就像是在哀求了。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农历11月，嘉靖皇帝对杨廷和等人说：“你们所说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极之思亦无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肠，慎无再拒，勉顺施行。”意思说，请你们就接受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绝了吧，勉勉强强实施就可以了。在当时，嘉靖皇帝的要求比较简单，就是不能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
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农历3月，嘉靖皇帝朱厚璁勉强接受称兴献王为兴献帝显陵“兴献帝”、称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的做法。议礼诸臣如张璁、霍韬、熊浃等人被以各种理由放到外地去做官，只剩下皇帝一个人与整个文官政府抗衡。
但是，嘉靖皇帝在长达一年的与诸臣接触中，逐渐明白了皇帝之尊贵及专制的力量。所以，在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农历12月11日，嘉靖皇帝传谕：“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也就是要称兴献帝为“兴献皇帝”，称兴献太后为“兴国皇太后”。但是，毛澄等人坚持“兴献帝不宜加皇号”，抗疏力争。嘉靖皇帝派太监去见毛澄，向毛澄长跪叩头。毛澄吓了一跳。太监说：“这是圣上的意思。圣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使我不能尽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请你改变主张！’”毛澄愤然说：“老臣虽糊涂，但不能让礼法在我手上破坏，只有一去不 参加议礼罢了！”于是坚持辞去礼部尚书一职。事情到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农历1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请求改称弘治皇帝为皇伯考，称兴献帝为皇考。这一主张等于是否定了朱厚璁继嗣弘治皇帝的说法，比当初只要求尊崇亲生父亲的主张又前进了一步。从而，在朝廷中再掀轩然大波。事情到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农历3月，嘉靖皇帝与大臣们之间达成了和局：尊称世宗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回皇帝似乎也满意了，也命张璁等人不要再来北京议礼了。但是，对于张璁和桂萼二人来说，深知当初这样的议论就犯了众怒，如果不弄垮反对派，势必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张璁等人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其实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伯父弘治皇帝的儿子，与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大臣们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见，其实暗地里还是割裂了您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孝情。”嘉靖皇帝看了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们商量了，就下诏：“萼、璁来京。”这个时候，当初反对皇帝最激烈的几个大臣如毛澄、杨廷和、蒋冕，或者死了，或者致仕回家了。张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礼议的又一个高潮。只不过这一次，是议礼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人数越来越多，完全占据了上风。据说张璁、桂萼一入京，嘉靖皇帝就授他们为翰林学士。翰林中的其他官员竟然纷纷请求辞职，以表示不愿与张璁、桂萼二人同事的决心。
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农历7月，嘉靖皇帝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发了反对皇帝过度尊崇亲生父亲的哭门事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对众臣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群臣跪伏于左顺门，大呼太祖高皇帝、弘治皇帝。嘉靖皇帝命太监传谕说：“尔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时分仍然伏地不起。于是，嘉靖皇帝命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八人逮入诏狱。杨慎等人于是撼门大哭，一时“声震阙庭”。嘉靖皇帝大怒，将五品以下官员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但是，嘉靖皇帝余怒未息，命将杨慎、张原等纠集者实行廷杖。张原当时即被杖死，杨慎等或削职为民，或充戍边疆。这件事，当时也称为“大礼狱”。明朝士大夫的风节，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但是，这一事件同时也使“衣冠丧气”，而张璁等人气势极为嚣张，议礼一事亦沿着议礼诸臣的主张越滑越远。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农历9月，定大礼，称弘治皇帝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太后为“圣母”。
至此，嘉靖皇帝解决了“谁是我的父亲”的问题，明确地表弘治皇帝朱祐樘只是自己的伯父。但是，正如孟森讽刺的那样，既然当初反对称亲生父亲为皇叔父的理由是“如果称皇叔，就要讲君臣之义”，那么称弘治皇帝为皇伯考不是也要讲君臣之义吗，难道要把弘治皇帝当作嘉靖皇帝的臣子吗？这里面无疑存在着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所以，清朝人在修《明史》的时候，也总是议论纷纷。为此，学者毛奇龄曾专门写了一篇《辨定明嘉靖大礼议》的文章，从经学的角度专门探讨明朝人疏于知礼。但是，今天看来，大礼议一事，并无是非曲直，倒是真实地反映了明朝皇权的专制力量之强大。后来，议礼一事还不仅停留于此。嘉靖皇帝非但对其生父称帝称考，而且称皇称宗，乃至超越正德皇帝而配享于明堂。这样的做法，连张璁等人都觉得有些不对。但是，谁又能节制皇帝的随心所欲呢？晚明学者黄景璁说得好：“有导其源，思节其流，难矣！”其实，后来嘉靖皇帝的随心所欲，又何止在大礼议一事上，在迷信道教上，他更是走得越来越远。
⑵谁续生命：
嘉靖皇帝对道教的迷信，在明朝皇帝中是最典型的。他为自己取了几个很长的道号，大概凡是道士们喜欢使用的字词，在嘉靖皇帝的道号中都容纳进去了，真是可笑至极。例如，他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又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万寿帝君”，把自己当作道教的神仙。
从十六岁始，嘉靖皇帝就开始喜欢上道教的斋醮活动，即建坛向神祈福的活动。从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起，嘉靖皇帝的斋醮活动就开始受到群臣的关注与劝谏。第一个诱引嘉靖皇帝进行此类活动的人，可能是太监崔文。在农历4月给事中张嵩的上疏中说：“太监崔文等于钦安殿修设醮供，请圣驾拜奏青词，是以左道惑陛下，请火其书，斥其人。”农历闰4月，杨廷和也劝皇帝不要迷信道教：“斋醮祈祷必须预绝，其端不可轻信”，指出斋醮活动是道教之人假借来骗衣食的，虚诞诬罔。但是，嘉靖皇帝浑然不以为意。群臣在劝谏斋醮活动的同时，还不断地提及要皇帝“宫寝限制、进御有时”、“亲幸有节”，要节制女色。一个刚刚即位才一年多的十七岁皇帝，竟然就开始迷上道教与女色，可想其精神是多么的空虚。所以，嘉靖皇帝可能是明朝皇帝中堕落得最快的一个。在嘉靖皇帝在位的四十五年中，他对于道教的痴迷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明嘉靖朝的不少政治事件，也与道教有关。比如说明嘉靖朝严嵩的垮台，就是道士蓝道行借扶乩之名指严嵩为奸臣而起。概括地说，在嘉靖皇帝的信道活动中，前后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邵元节，一个是陶仲文。嘉靖皇帝所宠幸的道士中，唯二人恩宠日隆，始终不替。
邵元节：江西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还在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的时候，宁王朱宸濠就曾经礼聘他去宁王府，但遭到拒绝。因此，明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被平定后，邵元节非但没有受牵连，反而被道人们认为“有识”而受到尊崇。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迷恋道教的嘉靖皇帝召邵元节入京，让他居住在显灵宫中，专门掌管祷祀之事。显灵宫在宫城之西，修建于明朝明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明嘉靖初年，嘉靖皇帝还专门修建显灵宫的昊极通明殿，用以祭祀道教神仙浮德王、宝月光后。邵元节的法术，很快就在不久的一次求雨中应验了。这让嘉靖皇帝很高兴，同时也增加了对邵元节的信任。他封邵元节为真人，让他主管朝天、显灵、灵济三个道观，总领天下道教。从明嘉靖三年起到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24～1539年)病逝，邵元节无疑是嘉靖皇帝最宠幸的道士。皇帝还曾派人在邵元节的家乡贵溪建造道院，名仙源宫。在邵元节之后，陶仲文取代了邵元节的位置，被专宠二十年。
陶仲文：初名典真，湖广黄冈人，曾做过黄梅县的县吏、辽东库大使。后来，他来京城，就住在原来邵元节的邸舍中。宫中有一些事情因邵元节年老不能去的，就让陶仲文代替去办。从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到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去世，陶仲文成了嘉靖皇帝身边最受宠的道士。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陶仲文进少师，兼少傅、少保。在明朝历史中，兼领“三孤”的只有陶仲文一人。由此可以想像嘉靖皇帝对他的宠爱。据说，陶仲文其人虽然极受嘉靖皇帝的宠爱，但行事却小心慎密，不敢恣肆。这也许是他长年能受宠于嘉靖皇帝的主要原因。
嘉靖皇帝迷信道教，虽然也有因为道教的法术在解决一些求雨、祈嗣等问题上有所应验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是想要寻找长生之道。有学者指出嘉靖皇帝信道，前期主要是为了长生，后期主要是房中术。在道士的理论中，房中术正是养生术之一种。从道士那里，嘉靖皇帝学来的长生之道有二：一是斋醮，二是采阴补阳。斋醮刚才说过，就是建道坛，斋沐之后，向神仙祈福。斋醮时必须向上帝呈奉祝词，即青词。青词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奏章，通常是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又称为绿章。嘉靖皇帝晚年迷信道教，专意于斋醮之事。当时的大臣中，严嵩、袁炜、李春芳都善撰青词，以讨好皇帝。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人称为“青词宰相”。一些挨不上资格为皇帝写青词的人如高拱就请求皇帝允许为他的斋醮事效劳。第二项长生之道采阴补阳，实际上变成了嘉靖皇帝既想长生，又不想节欲的借口。根据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士的理论，嘉靖皇帝养生除了主静、主诚、主敬之外，不需要特别地节制自己的性欲，而只需要掌握一定的房中秘术并与童贞的处女交配，就可以达到采阴补阳、延年长寿的效果。为此，在明嘉靖一朝，为皇帝炼制春药成为道士们的一项主要任务。春药有多种，其中以“红铅”(或叫“先天丹铅”)制成的小药丸最为有名。
嘉靖皇帝所要服用的“红铅丸”中的主要成分，就是十三四岁少女初次月经的经血。因此，明嘉靖一朝多次在民间选宫女，每次数百人。这些宫女，一方面是为炼制红铅丸提供原料，另一方面则是充当嘉靖皇帝的泄欲工具。在“红铅丸”中，还有中草药、矿物质及秋石等成分。秋石，就是用童男、童女尿液炼制而成。据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说，明朝道士所炼的秋石，实际上即从大量的童子尿中提取的性激素制剂。也就是说，秋石方的加入，使红铅丸具有春药的功能。依靠着这些药物，嘉靖皇帝再疯狂地对少女们进行所谓的“采补”。中国古代的房中术，“采补”之术即是把少女当作炼内丹的“炉鼎”，其实就是对女子的一种变相的性摧残。此外，嘉靖皇帝命令宫中的宫女们每天日出时分就去御花园中采集“甘露”，供他饮用。许多宫女因此累倒，病倒。因此暴戾、好色的嘉靖皇帝，渐渐引起了宫女们的怨恨。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宫中发生了一次宫女谋弑皇帝的宫变，史称“壬寅宫变”。宫变的主角杨金英、邢翠莲等纠集十余名宫女，在农历10月20日晚上用黄绫布几乎将嘉靖皇帝活活勒死。这件事情的最终后果，是十余名宫女连带受皇后嫉妒的端妃曹氏被凌迟处死。而且，嘉靖皇帝从此对于冷森的宫城心怀怯意，干脆就搬出了宫城，住到了西苑的万寿宫，专心地修起道来。
但是，无论是道士们的斋醮，还是甘露、丹药、房中术，都没能强健嘉靖皇帝那本就孱弱的身体。过度纵欲与滥服药物，只能加速他的生命的逝去。明嘉靖四十四年始，嘉靖皇帝就开始重病，到第二年农历10月寿终正寝。此时，距邵元节死二十七年，距陶仲文死六年。道人既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又怎么可能延续别人的生命呢？也许，嘉靖皇帝至死也没有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他也许还梦想着自己即将真的成为“真君”或是“仙翁”呢！
⑶谁为宠臣：
明嘉靖一朝，有宠臣，无权臣。嘉靖皇帝虽然在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后就一直偏居西苑，但却是乾纲独断，掌控着朝廷大权。这虽然是明朝皇权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的结果，也是嘉靖皇帝自身的性格所决定的。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胜利，让他产生出极强的自负心理。有些学者说嘉靖皇帝是一个“自大狂”。这句话丝毫不错。明末的黄景璁说嘉靖皇帝“集众美自居”，即把自己看做是非常完美的人。实际上，嘉靖皇帝一直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圣人。在有着这样一种心态的帝王手下做大臣，自然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自夸。明朝中叶有一位大臣叫做王守仁的，是一个大学家、军事家(明正德年间平定了宁王叛乱)，世称阳明先生。明嘉靖初年他在平定了思、田二州的叛乱之后，给朝廷上了一道报捷的奏疏。疏中说了自己“永除百年来两广心腹之患”、“事半功倍”之类的话，结果招来了嘉靖皇帝一顿“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的责骂。这件事说明，在嘉靖皇帝眼里，没有能臣，只有听话办事的奴才！明嘉靖一朝，嘉靖皇帝比较信任的代表性的宠臣，前期有张璁、夏言，后期有严嵩、徐阶。张璁、夏言皆以议礼而受宠；而严嵩、徐阶的特点，就是都很善于撰写青词。
张璁，公元1475～1539年，字秉用，号罗峰，浙江永嘉人，后改名孚敬，字茂恭。后来，皇帝在召对时好几次叫他“张罗山”，所以张璁干脆又号“罗山”。据说，张璁身材高大，相貌秀美。二十岁左右就中了举人。然而，他参加过七次会试，都没有考上进士。于是，他就干脆想以举人的身份向吏部谋一份差使。但是，一个名叫萧鸣凤的御史很会相人，看了张璁的生辰八字后就说：“你还是别去参加吏部的选试了。再过三年你就可以成进士了。一旦你成了进士，你就和皇帝好得像一个人，天下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你了！”张璁勉勉强强地回家了。三年之后的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张璁果然中了进士。张璁以新科进士的身份上疏要求尊奉皇帝的亲生父亲，使他后来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在议礼的过程中，两个御史，段续和陈相，竟要求杀张璁、桂萼以正典刑。一时之间，张璁四面受敌，唯一的支持只剩下来自皇帝的慰问。当时，皇帝对张璁说：“你们不是靠议论我父亲的礼仪而受我的宠幸的，你们只是把该说的正确的话讲了出来而已。你们的忠心和你们的学识品行，都铭记在我的心里。”因此，对于皇帝的服从与感激，就成了张璁后来做官的基本准则。那就是，要无限地服从并报答皇帝，而对于大臣们却表示出极端的蔑视。张璁也在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升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皇帝对他极其信任，曾对他说：“我写给你的密旨，你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恐怕会泄露秘密。”从张璁的性格看来，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在作大学士期间，他做了许多事情，比如整顿翰林院庶吉士制度、让科道官互纠。这些措施，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主观意图，却都达到了整顿吏治的效果。但是，张璁倚仗着皇帝对他的信任，在任大学士期间，志骄气横，傲视公卿，根本就看不起别的官员。这在某个方面触动了嘉靖皇帝敏感的神经。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张璁与首辅杨一清闹矛盾。嘉靖皇帝命令张璁退休回家。可是，张璁一离开京城，皇帝就又对他念念不忘。于是，皇帝问杨一清说：“我现在召还张璁，可不可以？”杨一清自然是不愿意张璁回来，于是便说：“召不召还张璁，是皇帝您决定的事情。只是，刚刚让张璁走，便又让他回来，恐怕变得也太快了一些吧！”皇帝想想也是。但是，过了一两天，还是忍不住命行人司的行人拿了一道自己的手谕，去追了张璁回来。张璁到了天津，接到皇帝的谕旨，便回来了。同样的事，还发生了两次。最后一次是在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所以，张璁一生做官的历程中曾被皇帝三次逐出京城，但是又三次召还。这说明，一方面，嘉靖皇帝对张璁仍是非常宠幸，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总是想杀杀张璁的威风。后来有人议论张璁，就说他根本就不明白要向皇帝表示出一定的做大臣的尊严。其实，这种议论，又怎么能真正理解张璁呢！在张璁看来，他的一切都是皇帝给予的。何况，曾经扶持嘉靖皇帝登上皇位的杨廷和逝世后还差点要被追惩呢，更别说其他人了。张璁也许深谙其中的道理，才不致于做出愚蠢的对抗皇帝的事来。嘉靖皇帝之下的大臣，谈什么尊严呢？
严嵩，他在明朝历史中被视为一个奸臣。在明嘉靖朝的后半期，他与陶仲文成为皇帝迷信道教上的左膀右臂。陶仲文干的是道士的活即炼丹；严嵩干的是文人的活即写青词。两个人是在相近的时间里离开嘉靖皇帝的：陶仲文在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去世，而严嵩在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便退休回家了。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故明朝人常称他为严分宜。他是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的进士。中进士后不久，就回到家乡潜心读书十年，练就了一手极好的古文、诗词的工夫。据说，明嘉靖朝后期写青词的大臣不少，但往往是严嵩写的青词最合嘉靖皇帝的胃口。从明嘉靖十五年始，严嵩开始进入政权的核心。当年，他因为文词甚好，被皇帝留在京城主持重修《宋史》的工作。不久之后，严嵩在同乡贵溪人夏言的帮助下成为礼部尚书。严嵩为了取宠于嘉靖皇帝，使尽了浑身解数。他深知嘉靖皇帝的忌好，所以表现得非常的“忠”、“勤”、“谨”。他一做礼部尚书，就上了一道疏。疏中说：“现在的大臣们呀，到最后都是观望祸福，使皇上变得孤立而劳碌。”嘉靖皇帝见后非常高兴，说：“这样的话，已经足够表现出你的忠诚了！”又比如说，嘉靖皇帝经常派小太监去探视夏言和严嵩的举动，严嵩通过结交内廷的太监，总是事先做好准备，深夜坐在家里写青词，而夏言总是茫然不知，酣然大睡。还有一次，皇帝要封严嵩为上柱国，严嵩赶紧请辞，说：“一个国家没有两个‘上’，人臣不应该称‘上’。”在古代，“上”是臣民们指称皇帝的代词。可以想像，一方面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和取巧的严嵩，一方面是一个略显粗莽的夏言。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谁胜谁负一判立决。明嘉靖二十一年，凭借议礼而得宠、当权六年之久的夏言被罢免。严嵩取代了夏言的位置。自此以后的二十年，除明嘉靖二十四～二十七年(公元1545～1548年)的三年，基本上是严嵩一手遮天。在一个极端专制的皇权政治体系里，谁控制着与皇帝沟通的渠道，谁就可能获得权力。从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起，嘉靖皇帝就基本上不再上朝了，大臣们基本上见不到皇帝。严嵩却时常能见到嘉靖皇帝，有时皇帝一天可能给严嵩下几道手诏，其宠幸可见一斑。到严嵩年龄很大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坐着小轿出入宫廷。但是，嘉靖皇帝始终没有放权于严嵩。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重新召回夏言任内阁首辅，就使严嵩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据说，有一次为了儿子严世蕃的违法之事，严嵩不得不携着儿子来到夏言的府上，跪在夏言的床边求情。《明史》的著者清楚地指出，这是嘉靖皇帝察觉了严嵩的骄横，所以虽亲礼严嵩，却也不完全相信严嵩的话，偶而做出一些很专断的决定，如杀兵部尚书丁汝夔、大将军仇鸾，或偶而不同意严嵩的话，以“杀离其势”。后来，年老的严嵩渐渐失宠。首先，他再也写不出很精妙的青词来。他的青词多是请别的人代写，所以皇帝总是不满意；其次，他最善于揣摩皇帝心思的儿子严世蕃因为要为母亲欧阳氏守孝，不能跟着严嵩办事，所以严嵩拟的旨也往往不称皇帝之心；再次，万寿宫火灾之后，严嵩竟敢糊里糊涂地劝皇帝暂且住到南宫去。要知道，南宫是当初景泰皇帝幽禁正统皇帝的地方！这让嘉靖皇帝恼火不已。最后，严嵩之败的关键，是因为在皇帝的身边，出现了另外一个精明厉害的人物即徐阶，渐渐与严嵩争宠。据说，有一次严嵩想借大将军仇鸾之狱来陷害徐阶，却发现徐阶比他更早一步行动了，仇鸾之狱是徐阶先告发的，不由得咄咄称奇。明嘉靖四十一年，道士蓝道行为嘉靖皇帝扶乩。沙盘上出现了一行字：“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嘉靖皇帝问谁是小人。蓝道行说：“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这件事被一个在太监家避雨的御史邹应龙知道了。于是，善于投机的邹应龙就上疏攻击严嵩、严世蕃父子。同年农历5月，严嵩被罢免，严世蕃下狱。据当时一些人的记载，也有说这件事是徐阶一手布置的。后来，御史林润继续攻击严世蕃，想把当初杨继盛弹劾严氏父子而死的事情当作一件罪状列进去，被徐阶阻止了。徐阶知道，杨继盛之狱是嘉靖皇帝已经首肯的，翻杨继盛案等于指责皇帝也有过错了。于是，徐阶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说严世蕃结交倭寇。既然是叛国，自然死有余辜了。这样，严嵩二十年的政坛经营，一朝瓦解。继严嵩而起的，是更有心术的徐阶。不过，朝政方面逐渐改变了过去严嵩当权时的悛刻之风，变得相对地宽松起来。所以，明嘉靖最后的五年时间，气象略有些回复。
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嘉靖皇帝病重。太医徐伟遵诏前往医治。嘉靖皇帝坐在小床上，龙衣拖在地上。徐伟怕踩着龙袍，远远地站住，不往前走。嘉靖皇帝非常奇怪。徐伟说：“皇上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诊视完毕后，嘉靖皇帝给阁臣们下了一道手诏，说：“徐伟刚才说‘地上’，最能体现他的忠爱之情。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后来听内阁大臣一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刚才若是无意中说“龙袍在地下”，恐怕自己早已先变做鬼了。这种对文字的敏感，说明嘉靖皇帝自知自己来日无多了。果然，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农历12月14日，嘉靖皇帝被众人从西苑抬回到宫城的乾清宫中，规规矩矩地龙驭宾天了。据后来以徐阶为首的一批大臣们的主张，道士王金是害死嘉靖皇帝的罪魁祸首。嘉靖皇帝是不是服用王金等人所炼的丹药而死？这个问题在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时便模糊了。当时的大学士高拱为了报复原首辅大学士徐阶，对隆庆皇帝说：“如果要追究王金等人的罪责，就说明先皇之死是非正常死亡。先皇活了六十岁，却最后留在世间一个暴死的名声，恐怕不好吧！”所以，此后对于王金等人的调查也就结束了。但是，从嘉靖皇帝喜欢服用丹药的特征看来，他的死，未尝不是服用丹药过量的缘故。无论如何，在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隆庆皇帝去世了。留在他身后的，是一个不安的边疆和海域。
朱厚璁小档案：
属相：兔
谥号：肃皇帝
庙号：明世宗
陵寝：永陵
父亲：明兴献王朱祐璁
母亲：蒋妃
初婚：十六岁
配偶：陈皇后，张皇后，方皇后
子女：八子，五女
继位人：第三子朱载垕
附_朱厚璁大事年表：
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壬午)农历1月嘉靖皇帝称弘治皇帝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王为兴献帝，母为兴王后。农历9月立陈氏为皇后。
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癸未)农历4月嘉靖皇帝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母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
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戊子)农历10月皇后陈氏逝世。农历11月嘉靖皇帝立顺妃张氏为皇后。
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庚寅)农历1月嘉靖皇帝定南北郊分祀，并另建日、月坛。农历10月诏选妃嫔。农历12月初立九嫔。
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辛卯)农历11月嘉靖皇帝在钦安殿行祈嗣大礼。
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癸巳)农历3月嘉靖皇帝初开经筵。农历5月逮昌国公张鹤龄及其弟张延龄下狱。农历10月张延龄论死，张鹤龄被革爵。
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甲午)农历1月嘉靖皇帝废皇后张氏，册封德妃方氏为皇后。
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乙未)农历10月嘉靖皇帝选补妃嫔，诏圣母命自选贤淑入宫。
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丙申)农历10月嘉靖皇帝定献皇帝庙为世庙。农历12月废后张氏逝世。
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丁酉)农历1月皇三子朱载垕出生。
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戊戌)农历9月嘉靖皇帝改太宗庙为成祖，献皇帝庙号为睿宗。
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己亥)农历2月嘉靖皇帝立皇子载壑为皇太子，封朱载垕为裕王、朱载圳为景王。
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庚子)农历5月嘉靖皇帝选淑女百人入宫。
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辛丑)农历8月昭圣皇太后逝世。
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壬寅)农历4月大高玄殿建成。农历10月壬寅宫变发生，宫女杨金英等十余人谋弑嘉靖皇帝未果，皆被凌迟。嘉靖皇帝移御西苑万寿宫，不复回大内。
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甲辰)农历10月蒙古俺答扰边，京师戒严。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丁未)农历1月选淑女三百人入宫。农历11月方皇后逝世。谥孝烈。
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戊申)农历1月首辅严嵩专权之始。农历4月定嘉靖皇帝寿陵名永陵，葬孝烈方皇后。
明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己酉)农历3月皇太子行冠礼，二日后逝世。
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庚戌)农历6月发生庚戌之变。
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甲寅)农历1月康妃杜氏(隆庆皇帝生母)逝世。
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乙卯)农历9月嘉靖皇帝选淑女一百六十人入宫。
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丁巳)农历4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
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辛酉)农历11月西苑万寿宫灾，嘉靖皇帝移居玉熙宫。戚继光陆续平定倭寇。
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壬戌)农历1月重修万寿宫成。农历4月嘉靖皇帝迁回新宫。
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癸亥)农历8月裕王第三子朱翊钧出生。农历10月蒙古俺答扰掠京畿，京师戒严。
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甲子)农历1月嘉靖皇帝选淑女三百人入宫。
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乙丑)农历3月严嵩被嘉靖皇帝削籍，籍没，其严子世蕃以谋反罪诛。农历10月海瑞力谏嘉靖皇帝，被下诏入狱。
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丙寅)农历10月嘉靖皇帝病重。农历12月14日病危，回大内乾清宫后逝世，终年六十岁。遗诏裕王可即皇帝位。12月26日裕王朱载垕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隆庆元年。
朱载垕：(公元？～1572年)，明朝第十二位皇帝，明穆宗，隆庆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566～1572年为期六年，终年三十六岁。
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农历1月皇三子朱载垕出生。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农历2月，嘉靖皇帝立皇子朱载壑为皇太子，封朱载垕为裕王、朱载圳为景王。然而在明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农历3月皇太子行冠礼两日后便逝世了。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农历12月嘉靖皇帝逝世的时候，命徐阶写遗诏，以皇三子裕王朱载垕即位，第二年改年号“隆庆”，是为隆庆皇帝。
隆庆皇帝即位后，倚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一改嘉靖皇帝时期的弊政，使朝政为之一振。革弊即平反冤狱，明嘉靖一朝因谏言而获罪的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其中就有海瑞获释出狱，恢复官职。同时严惩方士，罢除斋醮，停止因斋醮而开征的加派及部分织造、采买。施新，即整治吏治。隆庆皇帝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即使一般不予考察的王府官员也在考察之列。对于廉政官员给予奖赏和提拔，对于一般贪官罢免官职，而对于有巨赃迹著的大贪则重治其罪。与此同时，隆庆皇帝又蠲免救济，减少了百姓灾后的痛苦。抑止土地兼并，一方面限田，制定了勋戚宗室依世次递减制度，另方面清田，清查诡寄、花分钱粮和皇室勋戚田庄。
隆庆皇帝在位期间发生了“庚戌之变”，这是蒙古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入侵。蒙古骑兵从山西方向，土蛮部队从卢龙、滦河方向进逼北京，隆庆皇帝急调边兵放弃防地，入卫京师。不过蒙古人并没有进攻北京，只是大肆掳掠了一番而归，不过此次事件也着实吓了隆庆皇帝一跳，从此他更加关心北部边防，采纳了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的建议，与蒙古俺答汗议和，封他为顺义王，并在边界开设马市，互通有无，从而加强了汉蒙两族人民的团结。他又调戚继光、王崇古、谭纶加强长城沿线防御，同时开展互市贸易，使北方汉、蒙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北部边境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安宁景象，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爆发蒙古大规模入侵的事件。明隆庆时期这些作为都是超过前朝的。
隆庆皇帝还采取恤商与开关政策，减轻商人的负担。明朝曾多次颁布禁止百姓私自下海的命令，而隆庆皇帝颁布大开关禁，使明朝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海外贸易也出现了新局面。
在隆庆皇帝在位期间，几乎没有爆发什么重大的变故，隆庆皇帝得以稳坐皇位六年。这与他的性情是分不开的，由于在作皇子期间处处小心谨慎，很少张狂，从小就养成了贞静、仁义的性情。同时隆庆朝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这些人之所以出名，还要归功于隆庆皇帝给了他们充足的发展空间。反观历史，明成化一朝也曾人才济济，但由于帝王的限制，他们终究没有在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隆庆皇帝的一大优点就是用人不疑，放手让他的臣子去发挥才能，使得隆庆一朝和万历朝的前十年成了明王朝回光反照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重大的改观，可以说朱载垕在使明王朝向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当然，人不是完美无缺的，隆庆皇帝也有自己的缺点，他只召见过两次阁臣、朝会，经筵上也经常不发表意见，同时他贪色，整天在后宫里忙来忙去，被人比作后宫中辛勤的小蜜蜂，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污点。
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农历闰3月，朱载垕得病，休养了两个月后又上朝视事，却又突然头晕目眩，支持不住而回宫，他自知病情不轻，急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接受顾命，吩咐由太子继位后病逝。
隆庆皇帝与所有的皇帝一样，也有一个“真命天子”的神话。明嘉靖十八年，他与他的哥哥庄敬太子同日受封，太监们却误将太子的册宝送到他的宫中，人以为异。后来，庄敬太子得病就死了，太子的位置居然轮到他了。他的弟弟明景王想要与他争夺皇位，却在老皇帝嘉靖皇帝就快去世的前一年死了。他的一生，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他惟一的爱好就是女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无能。
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张居正主持修纂《隆庆皇帝实录》，对刚刚过世的隆庆皇帝有极高的评价：“上(隆庆皇帝)即位，承之以宽厚，躬修玄默，不降阶序而运天下，务在属任大臣，引大体，不烦苛，无为自化，好静自正，故六年之间，海内翕然，称太平天子云。”相比较而言，隆庆皇帝的性格确实是正德皇帝(朱厚照)之后历代皇帝中最谦和的。在他之前，是略有些变态的嘉靖皇帝；在他之后，是一个在偏激、厌世及对官僚政治的轻蔑中度过三十多年岁月的明神宗。所以，只有明静、宽仁的隆庆皇帝，才让大臣们有足够的空间来施展抱负。明隆庆一朝只有六年。但是，其间人才辈出，徐阶、张居正、高拱，都是人中豪杰。在他们的主持下，明隆庆一朝倒真是一个太平盛世。史籍《明史》对隆庆皇帝的评价也不错，说他“端拱寡营，躬行俭约”，每年光吃的一项省下来就达到几万两银子。不过，隆庆皇帝是一个“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的人，所以，在他统治期间，内阁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剧。其中，徐阶与高拱的斗争从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就已经开始。
⑴内政：
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在嘉靖皇帝朱厚熜逝世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有四人：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其中，徐阶以首辅大学士，身份最尊，权力最大。即位后的隆庆皇帝开始革新明嘉靖一朝的弊政。例如，恤录明嘉靖一朝因为劝谏而罢官或杖死的官员。当时，人们都将徐阶视作明正德、明嘉靖之际的杨廷和。因此，徐阶的声望非常高。
徐阶，公元1503～1583年，字子升，号少湖，晚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人(今上海)，故人称徐华亭。他在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中应天乡试第八名，明嘉靖二年中进士一甲第三名，也就是“探花”。这一年，徐阶还只有二十一岁。可以想见，徐阶是一个少年得志的才子。但是在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喜欢创新制度的嘉靖皇帝命令修改孔子庙的庙制，比如说将孔子的谥号由“王”改称“先师”，毁塑像，用木牌位等等。这对于当时的许多读书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徐阶就上疏表示不同意，惹怒了皇帝。嘉靖皇帝将他发配到福建延平府(今福建三明)去做一个管刑狱的推官，并在宫中的柱子上刻了几个字：“徐阶小人，永不叙用”。意思是说，徐阶是一个小人，永远不要让他得到重用。后来，嘉靖皇帝似乎忘了当初发下的誓言，召徐阶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徐阶从此学乖了许多，他“谨事(严)嵩，而益精治斋词迎帝意”，逐渐讨得了皇帝与首辅大学士严嵩的欢心。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徐阶终于扳倒了专权二十一年的严嵩，顺理成章地成为首辅。据说，徐阶身材短小，但长得非常俊秀白皙，为人极富心术，城府极深。但另一方面，据说徐阶非常能吃，且好酒。有一次，他在做江西提学副使任上，在路上遇见尚书毛伯温。两人用手抓着鹅肉和馒头就酒，各吃了五十个馒头。徐阶吃起来“长醊大釂，旁若无人”，毛伯温感叹道：“公大器也。”毛伯温的话显然不错，到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天下之人都归心于徐阶。但是，徐阶过于自信，以为自己既然护持着裕王即位，新即位的朱载垕自然会听自己的，全然不知自己的身后还有一个性格傲慢的高拱。
高拱，公元1512～1578年，字肃卿，号中元，河南新郑人，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进士。他的仕途从翰林院庶吉士始，中历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读学士、太常寺卿兼国子监祭酒、礼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直到后来的内阁大学士。作为裕王府讲官，预示着高拱的政治生命将非常辉煌。虽然，当时的裕王并没有正式封为太子，但是，作为嘉靖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嘉靖皇帝的长皇子及次子都过早夭折)，裕王是将来皇位的第一继承人，可能与裕王争夺皇位的人只有皇四子明景王朱载圳。嘉靖皇帝晚年曾说“二龙不相见”，不愿与儿子们见面。其实嘉靖皇帝并不糊涂，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明景王朱载圳死了。嘉靖皇帝对徐阶说：“此子素谋夺嫡，今死矣。”可见，裕王虽然没有被封为太子，却始终是嘉靖皇帝选定的第一皇位继承人。到这时候，裕王朱载垕成了嘉靖皇帝唯一的儿子，继承皇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严嵩和徐阶两人都知道高拱将来会得到重用，所以倾心结纳。但是，高拱性格褊狭，以“骤贵而骄”，不大看得起徐阶。高拱做大学士的时候，把家安置在西苑附近，时常偷偷地回家。嘉靖皇帝临死的时候，高拱更是将自己的东西从西苑宫中搬出。这件事遭到一位言官胡应嘉的攻击。胡应嘉与徐阶是同乡。所以，高拱就认定是徐阶嘱咐胡应嘉来攻击他的。从此两人不和。明嘉靖四十五年嘉靖皇帝去世的时候，徐阶草写遗诏，竟然不找高拱商议，而是与张居正商量。这也让高拱非常不满。但是，高拱在内阁大学士中的资历是排在最后一位，要扳倒徐阶还需要时间。
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农历12月裕王朱载垕即位。新帝登基，例当改元。朱载垕以年号问阁臣徐阶、高拱、郭朴及张居正。四人各拟二字上，而朱载垕最后选中了高拱所拟定的“隆庆”二字。按后来的一位明朝学者沈德符的说法，“隆庆”作为年号并不恰当。因为，同时与“隆庆”重名的不少，而改名则“不免多一番纷更”。后来，晚明学者黄景昉对这件事情提出了更为深刻的看法：隆庆皇帝定年号为“隆庆”，是因为这两个字是高拱拟的；从这件事看，大家都知道皇帝现在喜欢谁了；在这种情形下，徐阶其实应该急流勇退的。
新即位的隆庆皇帝，与高拱的关系确实不一般。高拱前后在裕王府侍讲九年，所以，他改任国子监祭酒的时候，当时为裕王的隆庆皇帝与他别离时竟然哽咽而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当初裕王府的另两名讲官陈以勤和张居正，也先后入阁做了大学士。徐阶虽然善于逢迎，毕竟不如高拱和隆庆皇帝的关系密切。然而，徐阶没有离职，而是留任在首辅的位置上，而且凡事都不和高拱、郭朴等阁臣商议。高拱与徐阶之间的冲突，在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就更加剧了。
王世贞记载了在内阁中一次会食后徐阶与高拱的冲突。高拱质问徐阶说：“公在先帝时，导之为斋词以求媚，宫车甫驾而一旦即背之，今又结言路而必逐藩国腹心之臣。”徐阶的回答是：“夫言路口多，我安能一一而结之耶？且我能结之，公独不能结之耶？…公言我导先帝为斋词，固我罪。独不记在礼部时先帝有密札问我：拱有疏愿得效力于醮事，可许否？此札今尚在。”高拱之问虽然语含杀机，所谓“逐藩国腹心之臣”，就是想借隆庆皇帝而罪徐阶。然而，徐阶的反驳使高拱“颊赤语塞”，加以廷臣对徐阶的声援，“论及于拱，则人人称快如拔眼中之钉”，高拱自然不能不败。
明隆庆元年农历5月高拱被罢免了。但是，高拱去后，徐阶在第二年的农历7月也致仕回乡了。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农历12月，在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的运作下，高拱被重新召用为内阁大学士，兼掌吏部事。从表面上看，在内阁中，高拱虽然居于李春芳之下，直到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农历5月首辅李春芳致仕，他才成为首辅。但是，高拱因为掌管吏部事务，是实际的吏部尚书。按明朝的制度，吏部尚书是六部中排名第一的，地位极高，而且负责人事任免，具有很大的权力。因此，从明隆庆三年开始，高拱实际上操纵了明隆庆朝后期的政局。
高拱其人，练习政体，负经济才。他当权的时候，在整顿吏治、军事方面，推出了一些非常富有成效的措施。例如，他想知道臣工中哪些是人才，就命令吏部各司设立一本册子。册子上写着各位官员的籍贯、姓名，以及能力、品德。每个月，各司都要对册子进行一些整理；每年，将各司的册子会集起来。通过这样的方法，高拱能间接地了解一些官员。所以，在他任吏部期间，有时看似是仓促的任命，但是所选的人才却总是能胜任该职。他任用人才的标准是能力而不是品德。例如，他曾经任用殷正茂总督两广军事。有人说殷正茂的品行不好。高拱回答说：“他虽然贪，但是可以成事。”仍然坚决地使用殷正茂。
在军事问题上，高拱指出，军事是一项比较专门的学问，要经过多年的练习才能担当的。因此，他建议增置兵部侍郎一职。兵部侍郎，可以外用为总督；总督之后，可以再召回，用为兵部尚书。通过这样的内外更替，懂边疆军事的大臣就会多起来。而且，高拱建议，兵部侍郎、兵部尚书这样的职位，应当慢慢地在兵部各司的属官中培养。兵部的属官，也最好不迁转到其他部门任职。
这样，担任边防重任的巡抚、总督，就可以在兵部属官中挑选了。高拱还认为，以往边疆的地方官，都是用一些被贬斥的官员去充任。其实，边疆的地方官的责任，远比内地的地方官重。他建议从此以后要重视对边疆府、州、县地方官的委任。总之，在高拱的主持下，明隆庆朝的政治局面以及边防，都有了很大改观。其中，边防一事，最大的动作就是“俺答封贡”。
⑵边事：
俺答封贡俺答汗是蒙古族鞑靼部的一个部落首领。明初洪武大帝将蒙古人驱往北边草原后，蒙古就分裂成鞑靼和瓦剌两部。鞑靼在东面，瓦剌在西面。十五世纪三十年代，瓦剌在也先的带领下，势力非常强盛，曾经与明朝军队发生冲突并且俘虏过正统皇帝。这件事，史称“土木堡之变”。
在高拱的主持下，明隆庆朝的政治局面以及边防，都有了很大改观。其中，边防一事，最大的动作就是“俺答封贡”。
到十五世纪末期的明成化、明弘治年间，鞑靼逐渐强盛起来，其领袖称蒙古小王子，时常骚扰明朝北边。小王子死的时候，大儿子阿尔伦已经死了，王位便由次子阿著继承。不久，阿著也死了，大家便立阿尔伦的儿子卜赤为王。但是，阿著的两个儿子吉囊和俺答，却有着非常强的实力。卜赤虽然仍称“小王子”，但基本上约束不了吉囊和俺答等人。
俺答在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的时候，便经常随着吉囊骚扰明朝的北疆。但是，俺答势力最强盛的时候，却是在吉囊逝世后的明嘉靖二十一、二十二年(公元1542、1543年)前后。他在蒙古草原上，东面赶走了察哈尔的小王子，西面威逼着占据河套地区的吉囊的几个儿子。吉囊的几个儿子，对于俺答也都比较地顺服，都叫俺答为“俺答阿不孩”，即“俺答叔父”的意思。俺答又将自己的兄弟、儿子分为五部。五部的驻地直接面临明朝的北防重镇宣府、大同，对明朝构成最主要的威胁。通过在蒙古草原上的征战，俺答的人马从辽东、蓟镇边外起，西边直到甘肃、青海迤西，并且经常深入中原，席卷宣府、大同、山西各边。因此，俺答汗的强盛，使明朝北部边事频起。
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农历6月，俺答从朔州、雁门关侵入，进犯太原以南各州县。一个月之内，出入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劫牛、马、羊、猪两百万只，并抢去大量的布匹、金钱，京师为之戒严。最严重的是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农历8月，俺答的军队从古北口入侵，包围北京城。当时的兵部尚书丁汝夔领兵而不敢出战，事后被嘉靖皇帝处死。这件事史称“庚戌虏变”，足以和“土木堡之变”齐名。第二年，在俺答的压力下，明王朝同意与蒙古进行互市，边疆暂时平静了数年。但是，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之后，在喜欢拥兵自重的大将军仇鸾的倡议下，加上嘉靖皇帝本来就不愿与俺答汗讲和，双方之间重新开始了战争。终明嘉靖一朝，俺答入侵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俺答汗的军队还曾经想攻打昌平陵区。
但是，蒙古军队南侵的目的并不在于占有土地，而是在于掠夺财产，尤其是蒙古地区的稀缺之物。因为，蒙古地区物资匮乏，如果不和汉族地区进行贸易，就很难自给。后来，在俺答汗给隆庆皇帝的贡表中就非常明确地表明这一点。贡表中说：“人们的人口越来越多，衣服缺少。像我的侄子们分驻在河套和河西地区，我的兄弟驻在东面。各边都不许进行贸易，人们的衣服、用物都没有。毡、裘这种东西夏天穿起来很热，缎、布又难得，被奸诈的小人赵全引诱，就进入边疆地区干下了坏事。虽然抢了一些东西，但人马也常被杀伤。最近，朝廷的各边防军队也常派兵出关作战，杀了人们的人，赶跑了人们的马，烧了人们的野草，冬、春两季人和牲畜都难存活下去。”
从这份贡表可知当时草原上生活的蒙古人，需要依赖汉民族生产的布、茶以及一些粮食。所以，在和平时期，汉民与蒙民在双方接壤的地区，总是有一些市场进行交易，称作互市或者马市。而且，寇掠固然可以使蒙古军民获得掠夺物，但是酋长所得利益极少。所以，蒙古军队的入侵，总是向朝廷“求贡”，要求允许他们与汉民贸易。但是，也许是嘉靖皇帝自大的心理起了决定的作用，他始终不大愿意同蒙古进行互市。
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当时负责陕西三边防务的总制唐龙就请求嘉靖皇帝允许小王子“求贡”的请求。俺答在明嘉靖二十一、二十二年，两次提出过允许他们与朝廷“通贡”的要求，但都遭拒绝，所以才有明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虏变。实际上，嘉靖皇帝封闭自大的思想，给明嘉靖朝的边防与海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隆庆皇帝登基后，北边的俺答汗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当时的俺答汗手下有一批汉人，有一些是明嘉靖十二、十三年大同兵变后叛逃到蒙古的，还有一些是被朝廷镇压的白莲教教众。俺答汗就依靠这些人来窥探明朝方面的动静。其中，丘富、赵全都比较著名。丘富曾劝说俺答大量收留汉族中的读书人。
据说，当时边境稍微识一点字的人，就能冒充举人、秀才，跑到蒙古去。俺答就命丘富考一考他们。有能力的，就让他统率军队；没有能力的，就让他们就地耕作，做自耕农。相对于连年受骚扰的明朝边疆，对于边民来说，蒙古境内竟然成了一块乐土了。丘富逝世后，赵全成为俺答汗主要的谋士。据说，赵全多略善谋。他一再劝俺答汗称帝，“据有云中、上谷，东封居庸，南塞雁门，独以一面”，进则占据山西，退则回到云中，与明王朝形成南北之势。为了坚定俺答汗称帝的决心，赵全等人筹划建立固定的居住城市。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赵全等人驱使大量汉人修建“大板升城”。蒙语“板升”是固定式房屋的意思。
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农历3月，“大板升城”修成。这个城市就是后来的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从此，以“大板升城”为代表的“板升”地区，成为俺答财富的源泉之一。按照赵全的设计，也许慢慢地俺答汗的统治区域，将可以通过农耕和定居来弥补游牧业的不足，真可以自给自足，自成一体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偶然事件即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投降明朝，俺答汗的统治区就可以照着赵全的模式发展下去。
把汉那吉是俺答汗第三个儿子铁拜台吉的独生子，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跟着祖父俺答和祖母克哈屯生活在一起，很受祖父母的疼爱。把汉那吉长大后，娶了大成比吉为妻，又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儿。俺答汗有一个外孙女，长得非常漂亮，已经许嫁给袄尔都司。但是，当俺答汗得知她长得非常聪明、漂亮的时候，就自己把外孙女娶了过来，称三娘子。
袄尔都司大怒，闹将起来。俺答汗便将把汉那吉所聘的那名女子给了袄尔都司，才平息了这场纠纷。把汉那吉怨恨祖父不伦的行为，又怨恨祖父将自己所聘女子给了别人，对乳母之夫阿力哥说：“我的祖父以外孙女为妻，又抢了孙媳妇给外人，我不想再做他的孙子了，我要走了。”于是，把汉那吉在农历9月率同妻子大成比吉和阿力哥投奔大同败胡堡请降。明朝的大同总兵王崇古和巡抚方逢时接受了把汉那吉的投降，并报告给朝廷。在当时，大同镇的将士们都说：“此样一两个小子，没什么用处，不要留他。”王崇古说：“此奇货可居。如果俺答急着想要人，并求互市，可以让他将赵全等人送给人们处置，人们可以优待把汉那吉而且把他送回到他的祖父那里；如果俺答不急着要人，人们也可以安抚把汉那吉，就好比留下一个人质，让他招降附近的蒙古人。”
在朝廷，一些官员也强烈反对留把汉那吉。这时，隆庆皇帝出面作出了决定。他说：“对方向慕人们，才来投降的，应该加以安抚。把汉那吉授予指挥一职，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纻衣一套。”
在蒙古那边，俺答的妻子担心明朝杀她的孙子，日夜责怪俺答，而俺答本人也感到有些后悔。于是，俺答率兵十万，逼近大同。王崇古派百户鲍崇德告诉明朝对把汉那吉的处理。俺答非常感动，说：“汉人既然能保全我的孙子，我愿意与他们结盟，永远不背叛了。”于是同明朝订立和约，在边境设立互市。农历12月，俺答汗绑缚了赵全等人，交给王崇古。王崇古将赵全等人送到京师，在京城处死。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农历5月，隆庆皇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至此，延续近五十年的边防危机终于得到一些缓解。在这件事情上，朝廷中高拱、张居正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王崇古也功不可没。但是，议和这样的大事，自然不是大臣们能作主的。从皇帝的个人因素看来，隆庆皇帝显然不像嘉靖皇帝那么执拗，所以能促成议和的成功。从这一件事看来，隆庆皇帝要比嘉靖皇帝开明得多。当然，开放海禁，就更说明隆庆皇帝的开明，而且意义也更为重大。
⑶海事：
明朝的海防，主要是防倭。“倭”是自元朝末期以来横行于东南沿海的海盗，其中有不少日本人，故名“倭寇”。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的胡惟庸党案、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杀严世蕃，都借的是“通倭”的罪名。明朝的倭寇，以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和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较盛。明洪武年间的倭寇，主要是元末战争造成的人民离乱以及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的余部入海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明嘉靖年间的倭寇，也称“后期倭寇”、“明嘉靖大倭寇”，则主要是由明嘉靖年间厉行海禁政策引起的。
事情从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的宁波争贡事件起。在十六世纪的亚洲，明王朝是整个亚洲贸易圈的核心。中国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南亚等国之间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历史学家们也称这种贸易体系为“朝贡贸易”。朝贡贸易虽然受到几年一贡的限制，但却是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一旦这种通道被堵塞，就可能会导致走私的风行。当然，在明朝，无论是君主还是大臣们，都没有国际贸易的观念。他们所追求的，首先是国内的政治秩序的稳定。所以，宁波争贡事件就成为引发海禁的导火线。
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农历5月，在浙江宁波港发生了日本大内氏派来的贡臣宗设与细川氏派来的贡臣瑞佐、宋素卿之间的争贡事件。按照惯例，日本货物进宁波港后，设在宁波的市舶司要登记货物并请贡臣们赴宴。一般情况下都是按先后次序来的。瑞佐虽然晚来，但是由于有狡猾的鄞县人宋素卿的帮助，贿赂了市舶司的太监，请他们先登记自己的货物。宴会上又坐在宗设之上。宗设心中不平，于是和瑞佐互相仇杀。
太监因为得了宋素卿的好处，暗中给瑞佐他们一帮人兵器。宗设一帮人则勇猛善战，双方相持不下，倒是将市舶司的嘉宾堂烧了，又抢劫了东库，把瑞佐一直追到了浙江绍兴。然后再一路杀回到西霍山洋，杀死了明朝的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最后逃遁回了海上。整个浙中地区都为此事震荡。
明朝政府立即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结果是处死了宋素卿，将瑞佐送回了日本去。但是，当时的给事中夏言说了这么一句话：“倭患起于市舶司。”这可能代表了当时许多大臣们的意见。于是，大明朝廷决定废市舶司。此后，只有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和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日本方面有两次使明船，大部分时间海上正常贸易是被隔绝的。
这一次的海禁，比洪武大帝时的海禁政策更为彻底。洪武大帝虽然不准日本前来，但是却保留着福建、广东、浙江三个市舶司。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明朝废市舶司，等于将对外贸易的大门全部关上了。在一个国际贸易逐渐发达的年代，这样的措施只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走私贸易的猖獗。既然海外贸易有丰厚的利润，那么实行海禁只是将正常的贸易渠道堵塞了，却显然无法禁止非法的走私贸易。
政府对于走私贸易的打击，又迫使走私分子铤而走险，武装拒捕，从而导致产生了明嘉靖年间的倭患。因此，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所谓“嘉靖大倭寇”其实就是海上走私集团。来自中国沿海的走私分子勾结“日本海盗”，共同为患，劫掠沿海居民。如明朝著名的倭寇集团即汪直(五峰)、徐海(碧溪)的倭寇集团，其实就是以汪直为头目的一个走私集团。汪直是徽州府新安县人。汪直集团中就有一些日本人，是受汪直雇佣的，处于从属、附从的地位。倭寇横行中国沿海，破坏了沿海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危害极大。
明嘉靖一朝对倭寇的战争一直持续着。从朱纨到胡宗宪，抗倭的战斗一直在浙江、福建等地进行。但是，由于沿海的商人、势家大族都从走私贸易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因此对于厉行海禁，都是采取破坏的做法。朱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牺牲品。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朱纨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兼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这些地区都是走私贸易最猖獗的地方。
朱纨的做法是，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将所有的船只一律烧毁，违犯者一律杀头。朱纨明白，抗倭的关键是杜绝境内的走私商人下海活动，所以他上给皇帝的疏中说：“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所谓“衣冠盗”，就是指参与走私贸易的浙江、福建的势家大族。福建海道副使柯乔抓获了一些“通海”的人，共九十余人。朱纨非常果断地命令将这些人处斩。于是，沿海的贵官之家都有点惴惴不安，想把朱纨除去。他们联系在京城的官员，攻击朱纨的举措有失平和，杀人太多。嘉靖皇帝立即削去了朱纨的官职。朱纨自知自己得罪的人太多，愤然自杀。此后的倭寇之祸，竟是愈演愈烈。此后，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都曾参与过抗倭的斗争。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农历3月，朝廷以胡宗宪为总督主持抗倭。农历8月，胡宗宪计俘徐海。此后，倭患稍稍平息。
但是，倭寇问题的真正解决，是依赖于明朝政府最终放弃了海禁政策。当初王直集团，就曾经多次请求互市，并且表示如果政府允许通商，愿意杀贼自效。主持平倭的胡宗宪、赵文华也认识到海禁太严使沿海的居民衣食无着，可能驱良为盗。一句话，海禁则商皆为盗；海通则盗皆为商。因此，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顽固的嘉靖皇帝去世以及隆庆皇帝的即位，成为解决倭患问题的一个新的契机。明隆庆元年，福建巡抚御史涂泽民向隆庆皇帝建议“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获准。
据《东西洋考》的解释，东洋指吕宋、苏禄诸国，约指今天的菲律宾，西洋指安南、占城、暹罗诸国，即今东南亚越南、柬埔寨、泰国诸国。但是，对于与日本的直接贸易，仍然严禁。但是，海禁的开放，毕竟使亚洲贸易圈的正常国际贸易重新运转起来，且打破了约两百年“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的祖制，使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一点上来说，明隆庆元年的开放海禁，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举措。
一个无能的皇帝，只因为有几个能臣的辅导，便使明隆庆一朝的六年成为一个太平盛世，而自己也被称作为太平天子，可谓奇事。但是，隆庆皇帝由于过度纵情于声色，淘空了身子，在位六年之后就病逝了，一个年幼的小太子由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个顾命大臣和司礼监太监冯保辅佐登基。他不曾想到，从明隆庆一朝开始加剧了的门户之争，将在明万历一朝愈演愈烈。
朱载垕小档案：
属相：兔
谥号：庄宗皇帝
庙号：明穆宗
陵寝：昭陵
父亲：嘉靖皇帝朱厚璁
母亲：
初婚：
配偶：
子女：
继位人：
附_朱载垕大事年表：
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丁卯)农历2月隆庆皇帝册封陈氏为皇后。农历9月蒙古俺答扰山西，京师戒严。
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戊辰)农历3月隆庆皇帝立皇子翊钧为皇太子。
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壬申)农历5月隆庆皇帝病危，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受顾命。5月26日隆庆皇帝逝世于乾清宫，终年三十六岁。遗诏皇太子嗣皇帝位。张居正实施改革。农历6月10日皇太子朱翊钧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万历元年。农历7月上隆庆皇帝谥号、庙号。农历9月葬于昭陵。 跟帖时间 2010-02-09 20:40:2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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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帝王国君（五） -- 朱祐樘：(公元1470～1505年)，明朝第九位皇帝，明孝宗，弘治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488～1505年为期十八年，终年三十六岁。
朱祐樘是成化皇帝的第三子。即位后立年号“弘治”，是为弘治皇帝。
弘治皇帝朱祐樘的童年非常坎坷不幸。他的生母纪氏是广西纪姓土司的女儿，纪姓叛乱被平息后，少女纪氏被俘入宫中，派充到内廷书室看护藏书。一次弘治皇帝偶尔经过，见纪氏美貌聪敏，就留宿了一夜。事后，纪氏怀孕。宠冠后宫的万贵纪知道后，命令一宫女为纪氏堕胎。该宫女心生恻隐，不忍下毒手，便谎报说纪氏是“病痞”，并未怀孕。万贵妃仍不放心，下令将纪氏贬居冷宫。纪氏是在万贵妃的阴影下，于冷宫中偷偷生下了朱祐樘，万贵妃得知后又派门监张敏去溺死新皇子，但张敏却冒着性命危险，帮助纪氏将婴儿秘密藏起来，每日用米粉哺养。被万贵妃排挤废掉的吴皇后也帮助哺养婴儿。万贵妃曾数次搜查，都未找到。就这样朱祐樘一直被偷偷地养到六岁。
一天，张敏为弘治皇帝梳头时，弘治皇帝叹息说：“我眼看就要老了，还没有儿子。”张敏连忙伏地说：“万岁已经有儿子了。”弘治皇帝大吃一惊，忙追问究竟，张敏才说出了真情。弘治皇帝听了大喜，立即命令去接皇子。当弘治皇帝第一次见到自已那因为长期幽禁，胎发尚未剪、拖至地面的瘦弱的儿子。不禁泪流满面。当天召集众臣，说出真相。次日颁诏天下，立朱祐樘为太子，并封纪氏为淑妃。但随后纪氏却在宫中暴亡，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显然，纪妃与张敏之死皆与万贵妃的迫害有直接关系。弘治皇帝的母亲周太后担心万贵妃会对太子下毒手，就亲自将孙子抱养在自己的仁寿官内，才使太子安全地生活在宫中。
有一次，万贵妃请太子去吃饭，周太后叮嘱道：“你去之后，千万不要吃东西。”因此太子赴宴时果然不沾任何食品，只称自己已经饱了。当宫人捧上汤羹时，年幼的太子说：“我怀疑此中有毒。”万贵妃既惊且怒。嚷道：“这孩才几岁就如此，他日必加害于我！”此后，她一改对弘治皇帝后宫生活的控制，弘治皇帝在妃嫔中走动不再受限制，妃嫔们有孕也能顺利出生，皇子渐渐多起来。万贵妃想以此要挟弘治皇帝另立储君，以废掉皇太子的继承权。弘治皇帝对万贵妃一向言听计从，便有了更换太子之意，但朝中众臣极力反对。而此时泰山一带突然出现地震，占卜者指地震的原因是上天警示如改立太子，必将引起动乱，弘治皇帝心中恐惧，于是下令不准再议废太子之事。
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春，万贵妃病逝，弘治皇帝也因悲伤过度于农历8月去世。太子朱祐樘于农历9月6日顺利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是为弘治皇帝。
事实上，成化皇帝留给儿子弘治皇帝的，不仅是一个紊乱的朝政，而且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对于这些情况，弘治皇帝在宫中为太子时已经是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由于在明成化时期，成化皇帝宠信佛道，致使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以方术、房中术进献皇帝而得到宠幸，然后与大太监梁芳狼狈为奸祸乱朝政，打击忠臣，扶植朋党，是当时朝廷中的第一大害。弘治皇帝即位之后立即逮捕了两人，使文武百官弹冠相庆。接着，弘治皇帝开始整顿吏制，将明成化以朝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改革首先从内阁开始，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同时，弘治皇帝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象王恕、怀恩、马文升等在明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如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同时为于谦建旌功祠，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时称朝序清宁。
在万安被逐罢之前，人们并不十分了解弘治皇帝其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出生于冷宫的一个身份卑贱的宫人之子，后来虽得到成化皇帝的承认，但一直受嫉于万贵妃，甚至到明成化末年，还有废立之危。因此，当这个十七岁的青年登极为帝的时候，除去得到一些正直大臣们的拥护之外，恐怕多少还有些同情，因为他的皇子生活实在太坎坷了。但是人们很快就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皇帝刮目相看，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使明朝有了中兴的希望。
而这位皇帝又出奇地宽和善良，即使对当初迫害其生母的万贵妃家人，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对万贵妃本人，也没有听从臣下的建议对她削谥议罪。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孝字，孝敬父皇，维持传统，以宽仁忠孝为主，他逝世后被定庙号为弘治皇帝，也正因为此。
弘治皇帝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农历5月河南开封地段的黄河决口，弘治皇帝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五万人修治。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江苏苏松一带河道淤塞，泛滥成灾。弘治皇帝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地区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由于幼年生活的坎坷，弘治皇帝一直身弱多病。但弘治皇帝却勤于政事，不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使得大臣们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知道。弘治皇帝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弘治皇帝的勤政终于得到了回报：明弘治一朝吏治清明，任贤使能，抑制官宦，勤于务政，倡导节约，与民休息，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弘治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对女色淡泊的皇帝，他不仅没有宠妃，而且没有册立过一个妃嫔，只是与皇后张氏过着民间式的恩爱夫妻生活。
在弘治皇帝统治的后期，他对佛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由于弘治皇帝多难的童年使得他的身体一直不好，他希望通过佛道之术能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因此一些奸佞之辈再次混入宫中，再次祸乱朝政。宦官李广就是其中之一，深得弘治皇帝的庞信。后来李广畏罪自杀，弘治皇帝以为李广家中有天书，命人搜寻，却搜出了李广贪污、受贿的帐本，弘治皇帝这才醒悟。李广事件唤醒了那个沉睡多年的励精图治的弘治皇帝，他开始了生命中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勤政时期。重新远佞臣而重用刘大夏、戴珊等贤臣。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农历5月7日，三十六岁的弘治皇帝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召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入乾清宫接受顾命，命传位于太子朱厚照，并叮嘱诸卿说：“太子人很聪明，但是年龄还小，又好逸乐，诸卿要好好辅佐他，使他担当起大任，朕死也瞑目了。最后给太子朱厚照的最后嘱咐是“任用贤臣”。
后世史家给予明弘治皇帝给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力挽危局，清宁朝序，恭俭有制，勤政爱民，为中兴明主，其功绩不亚于太祖、成祖。在个人品德方面，更胜于太成。
明弘治一朝，既无权臣、宦官或后宫的专权，也很少弊政。所以，明弘治朝在明朝历史上被称为政治最贤明的时期，弘治皇帝也被史书描绘成一位贤君。晚明学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弘治皇帝。”认为弘治皇帝是夏商周三代以后，与汉文帝、宋仁宗相比肩的贤主，评价很高。
史籍《明史》中对弘治皇帝的评价也很高，主要有八字，即“恭俭有制、勤政爱民”。他的勤政、宽容、尊礼儒臣、体恤民生，使他赢得儒家士大夫的一致好评，被视作明朝历史上最符合儒家伦理的君主典范。他接受儒家士大夫们的劝谕，并尽可能遵照他们的要求去行事，因此，也有将他比作周成王，意思是能够听从周公(儒家士大夫以周公自比)的辅导。从个人修养来看，弘治皇帝不像他的父亲一样，一味迷恋于房中术，而是在诗、琴、画上的造诣颇深。在治国方面，弘治皇帝任用贤臣、修明制度、体恤民情，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明朝历史上的中兴盛世，而盛世的人文也很有可观之处。
⑴储位早定：
弘治皇帝的个人修养，首先得益于他较早地合法取得了皇太子的地位。他六岁就被父亲成化皇帝立为太子。九岁的时候，就出入讲学了。皇太子入阁讲学，是接受正规教育的开始。担任教育职责的官员一般都是学养深粹之人。例如，担任朱祐樘的讲读官中，就有彭华、刘健、程敏政等人。彭华是江西安福人，依附万安，品行不是很好，但毕竟是明景泰五年的状元；刘健是河南洛阳人，与明初的理学大师薛瑄的弟子阎禹锡、白良辅一起学习，据说是“得河东薛瑄之传”的；程敏政是南直隶的徽州府休宁县人，十岁被人称作神童，荐入翰林院里读书。
据说，当时辅导东宫太子读书的人中，学问最渊博的就算程敏政了。单举这三个人，就可以知道成化皇帝对于皇太子教育的高度关注。皇太子一旦入阁讲学，之后除了大风雨雪天气以及酷热与严寒，每天都必须举行讲读。讲读的内容是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以及经、史。一般的形式是上午先读，下午再讲。讲读的地点，当时是在文华后殿。除了读书之外，皇帝还必须练字，由专门的侍书来辅导，春、夏、秋三季每天写一百字，冬天每日写五十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集天下之英才来对皇太子进行教育。所以，弘治皇帝从九岁入阁讲学到十八岁即位，整整接受了非常正规的九年教育。
除了大臣对他的教育外，据说宫中太监覃吉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弘治皇帝九岁的时候，老年的覃吉每天给太子口授朱熹的《四书章句》。正是在宫中、外廷的双重教育之下，年轻的朱祐樘才不至于像后来的明朝帝王那样淫佚放纵。当然，按照古代对于皇帝的神化宣传，朱祐樘天性就是一个贤明的君主。据说，丧母时的朱祐樘虽然只有六岁，却会“哀慕如成人”。幼年失母，对于弘治皇帝影响深远，也许弘治皇帝后来的善良、温和、宽容，除了儒家的教育之外，还源于幼年时弱者的心态。弘治皇帝在处理万贵妃一事上，最能体现他的宽容。尽管传说母亲纪氏是被万贵妃害死的，但是，当他即位后一位官员上疏要求惩办已死的万贵妃及其族人的时候，弘治皇帝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违背先帝的意愿，不愿接受。
然而有趣的是，照儒家的教育，尤其是明朝重视理学的气氛下，皇帝所具备的学识应当集中于对伦理的把握和对历史的领悟，而不是诗文、书画、琴瑟之类的小技。但是，在明朝皇帝中，尽管弘治皇帝在遵守儒家的伦理上做得算是最严谨的了，却不愿放弃他对于艺术的爱好。人们翻开《明史·艺文志》，可以看到弘治皇帝撰有《诗集》五卷，可惜今天已经看不到了。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学者钱谦益曾编写了一部《列朝诗集》，其中在明朝部分就收入了弘治皇帝的一首诗《静中吟》：“习静调元养此身，此身无恙即天真。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诗写得一般，前两句还有些养身术的气韵(弘治后期朱祐樘也开始迷恋斋醮、符箓)，但后两句最合儒家学者“文以载道”的口味。据钱谦益说，诗歌是从弘治朝臣李东阳的《麓堂集》里摘抄出来的，并且连带着将大诗人李东阳的赞词一并抄了出来，其中几句说：“大哉王言，众理兼有，惟德与功，为三不朽。”
⑵三德才艺：
中国古代有“三不朽”的说法，指立德、立功、立言。弘治皇帝既有诗集，真能合三不朽的美誉了。只因诗中还提到“周家八百延光祚”，指周朝八百年的统治，所以使钱谦益还想到另外的比附。他想，弘治皇帝不单可以比作汉文帝、宋仁宗，还有周成王：“弘治皇帝，本朝之周成王、汉孝文也！”
除了在诗歌方面的兴趣，弘治皇帝对于绘画、弹琴也很喜爱。清人姜绍书就提到弘治皇帝爱好绘画与琴道的事情。在士大夫们看来，皇帝喜欢乐曲，恐怕将来会滑入贪图享受的深渊中。因此，一些专门负责纠察朝政的言官们就纷纷上疏，劝说弘治皇帝不要耽于声乐，而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修养身心之上。弘治皇帝总是表面上接受，私下里却对旁边的太监们说：“弹琴何损于事？劳此辈言之。”意思是说，弹琴与政务又有什么冲突呢，要你们多嘴。他本人对言官的劝谏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忤，这正表现了他宽容的一面。他还尽可能地避免来自士大夫们的批评。例如，他擅长绘画，宫中也有许多画师。有一次，他赐给画师吴伟几匹彩缎，害怕大臣们知道后没完地议论，对吴伟说：“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意思是说，赶紧拿去，别让那些酸腐的书生们知道。弘治皇帝之所以受到儒家士大夫们的一致称颂，主要在于他始终在表面上给士大夫们留下充足的情面。
⑶夫妻恩爱：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曾写过一篇专门批评专制君主的文章《原君》，其中有“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一句。大概中国古代的成年皇帝，很少有不淫溢的，大都三宫六院，嫔妃成群。明朝的皇帝尤其如此。但有一个明朝皇帝例外，那便是弘治皇帝朱祐樘。有人说，他可能是中国皇帝中惟一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帝王。他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皇后，而且没有其他的嫔妃。皇后张氏，兴济人(今河北沧州)。按照明朝中期以后选后的制度，皇后一般都出身于平民之家。张氏的父亲张峦，原只是一个秀才，以乡贡的名义进入国子监，也就是说从地方学校保送进了国立最高学府读书，成为国子监生。张氏出身于这样的读书人家庭，家教自然还可以。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农历2月6日，张氏与时为皇太子的弘治皇帝成婚。
同年的农历9月，张氏被正式立为皇后。张皇后在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的农历9月24日生下了皇长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武宗。朱厚照一生下来，面貌非常清秀，“粹质比冰玉，神采焕发”，举止非常。因此，弘治皇帝对这个儿子非常疼爱，对于张皇后自然更是宠爱。晚明学者黄景昉说：“时张后爱最笃，同上起居，如民间伉俪然。”皇帝、皇后像民间的夫妇一样，每天一同起居。这在封建皇帝的私人生活中，真是少见。
身处粉黛成群的后宫中，弘治皇帝这样的情形的确让人费解。原因可能有：
第一，弘治皇帝本人性格温和，又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对于男女之事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
第二，弘治皇帝幼年为避万贵妃的迫害，六岁以前一直是秘密养育于宫中的安乐堂内。他对于嫔妃之间的争宠吃醋以及随之而来的宫闱斗争，可谓体会深切，有切肤之痛。所以，这可能是他不愿有过多嫔妃的一个原因。
第三，张后本人的性格也许较为活泼，对弘治皇帝有足够的吸引力和约束力。史称张后“骄妒”，从后来她在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来看，张后确实绝非庸常之辈。
第四，大臣谢迁的劝谏。本来，皇帝广纳嫔妃是极正常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大臣也不会反对。例如，明成化一朝的时候，群臣因为成化皇帝二十八、九岁了还没有儿子，竟纷纷上书要求皇帝广纳嫔妃。那么，谢迁何以会多此一举呢？事情是这样的。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二月，御马监左少监郭镛请预选淑女，等弘治皇帝服除后在其中选两名女子为妃。当时的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谢迁就上言说：“六宫之制，固所当备。而三年之忧，岂容顿忘。今山陵未毕，谅阴犹新，奈何遽有此事？”意思是说，皇帝选妃，自然是应当的。但是，成化皇帝的陵墓尚未完工，皇帝居丧的草庐还是新的呢，怎么就谈起选妃的事来了？弘治皇帝号称以孝治天下，曾经定下了为成化皇帝皇帝守孝三年之制：“三年不鸣钟鼓，不受朝贺，朔望宫中素服”。因此，谢迁既有这么一说，选淑女以备嫔妃之选的事情就搁置下来了。
后来主编《弘治皇帝实录》的焦芳借此非议谢迁，认为谢迁这样的举动是为了讨好当时的中宫张皇后。但是，也有人为谢迁辩解说，谢迁谏选淑女，不是禁止弘治皇帝这么做，而是请皇帝缓一缓再做，其实也合情合理。但无论如何，因为谢迁这么一来，后来选妃的事虽屡经提起，却都没有得到弘治皇帝的同意。因此，在明成化二十三年始成为太子妃的张氏，非但在同年弘治皇帝即位后正式成为皇后，而且集专宠于一身，直到弘治皇帝去世。
弘治皇帝夫妇的伉俪情深，虽然令人羡慕，却对弘治朝以及后来的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些影响。从弘治皇帝本人的意愿看来，这些影响应当都不是他所想看到的。
弘治夫妇感情之专一，造成了皇帝的子嗣相对地较少。张皇后一生中为弘治皇帝生了两子三女。但是，皇二子朱厚炜与皇长女太康公主，先后夭折。因此，弘治皇帝只有朱厚照一个传人。后来朱厚照又没有儿子，所以弘治皇帝的血脉便绝了。这在十六世纪初期的一些大臣们看来，一个如此贤明的皇帝竟然无后，实在是令人痛心。后来一帮大臣非要继朱厚照之位的世宗称弘治皇帝为“皇考”，不无有这种为弘治皇帝立后的心态在。弘治皇帝单传，武宗无子，世宗以藩王身份入继，这种情况引发了明朝中期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即大礼议，对明中后期的历史影响深远。
弘治皇帝夫妇感情的专一，也造成了弘治朝外戚张延龄、张鹤龄的跋扈。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氏成为皇后且受宠于弘治皇帝，给张家带来了极大的荣华富贵。张皇后的父亲张峦在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进封为寿宁伯，不久封侯，逝世后追赠为昌国公。张皇后的两位弟弟，也先后受封。
张鹤龄继承了父亲张峦的封爵为寿宁侯。张延龄初封建昌伯，在明弘治十六年的时候(公元1503年)也进封为建昌侯。弘治皇帝还在皇后的家乡兴济为张家立家庙。据说张峦还未因女儿的大富大贵而跋扈，仍然非常尊重读书人，礼敬士大夫。但是，张鹤龄、张延龄兄弟以外戚骤然富贵，不免气焰嚣张，纵容家人掠夺民田，鱼肉乡里，干一些犯法的事情。大臣们纷纷向弘治皇帝提意见，要求追查张氏兄弟的违法之事。于是弘治皇帝派侍郎屠勋和太监萧敬去查实。但是，事情查实了，却没有办法处理，因为皇后不同意处理她的兄弟。
皇后生气了，弘治皇帝也得跟着假装生气。事后，弘治皇帝将萧敬找来，对他说：“你们说的我都相信。”然后，赐给了萧敬一些银子，这件事情就算不了了之。当时的大臣中，像李梦阳、吴世忠，都差点因为弹劾张氏兄弟而获罪。也许，在弘治皇帝看来，张氏兄弟虽然有过错，但毕竟是皇后的弟弟，所以一般的小过错能宽免就宽免了。当然，他也知道放任张氏兄弟的后果，所以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诲来使二人收敛。有一次，皇帝游幸南宫，皇后、太子、皇后的母亲金夫人以及张氏兄弟陪同。席间，皇后、太子及金夫人离席。弘治皇帝便将张鹤龄单独叫来。人们远远地看到张鹤龄摘下乌纱帽向皇帝叩头。从此以后，张氏兄弟的行迹较为收敛。张氏兄弟，后来在明正德朝和明嘉靖朝之交接期间，因为拥护嘉靖皇帝登位，曾经非常受嘉靖皇帝的宠幸。但是，二人最后的命运让人嗟叹：张鹤龄被关在狱中死去，张延龄被杀于西市。这固然有嘉靖皇帝忘恩负义的因素，但二人的骄横无法，无疑是授人以柄。
张氏的晚景凄凉，不堪言说。先是失去了丈夫弘治皇帝，而后失去儿子正德皇帝，再遭侄子嘉靖皇帝之逼迫，不得不哀求嘉靖皇帝放过自己的两位弟弟。但在她生前，张鹤龄便逝世于狱中。她逝世后的第五年，张延龄亦被斩首于西市。皇权的尊贵与无常，她都有切肤之感！
⑷任人唯贤：
弘治皇帝开创了明朝的中兴盛世，其治国方面可值称道的东西很多。要详尽地展开叙述这些政事，却不容易。简要言之，弘治皇帝的治国方略，核心即在任用大臣。
明弘治一朝，名臣辈出。内阁的大学士、六部的尚书，都是贤明有能的道德君子。刘健、谢迁、邱濬三位大学士，六卿之长吏部尚书王恕，都是著名的学者与能臣。明朝成化年间有一句谚语：“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那意思很明白，大学士万安、刘吉、王翊以及六部尚书，都不过是一些无能之辈。反观明弘治朝的阁、部大臣，则是人才济济。
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农历10月，弘治皇帝即位才一个月，就罢免了品格不好的万安，选用徐溥入阁；农历11月又录用刘健入阁；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邱濬入阁；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在邱濬逝世后任用谢迁、李东阳为阁臣；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农历9月秦濬入阁。徐溥是当时的南直隶宜兴人，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后任首辅大学士。徐溥的辅政风格，讲究“安静、守成法”，与弘治皇帝的性格有契合处。而且，徐溥与同僚谢迁、李东阳等人之间，不存在权力斗争，相互间配合得很好。
大臣之间的和睦相处，自然能够形成一种与皇权相制衡的“文官”权力。这种格局，在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曾经非常有效地纠正了皇帝的出轨行为。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农历2月，徐溥等人向皇帝上疏，要求皇帝远离诱使皇帝斋醮的宦官李广，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处理朝政和接触儒臣上。原来，从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起，已经做了八年好皇帝的弘治皇帝，据说“视朝渐晏”，就是上朝上得晚了一些。这在儒臣们看来，是皇帝走向堕落的初步。但是，与绝大部分明朝皇帝不同，弘治皇帝能够非常谦虚地接受大臣们的意见，就在明弘治十年的农历3月于文华殿召见了内阁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集聚一堂共商政事。议事完后，皇帝赐诸位大臣吃茶，然后散去。召见大臣，面议国事，在当时被称作为“盛事”。终明弘治一朝，从史籍《明史·弘治皇帝本纪》中的记载看，除这一次首开先例外，大概先后还有过四次。像这样召见阁臣面商国家大事，其对于大臣们的激励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明弘治一朝君臣关系之和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弘治皇帝对于儒臣的信任。
除了内阁大学士之外，明弘治一朝的六部大臣，也都是正人君子。例如，吏部尚书王恕在明弘治一朝的政治中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恕，字宗贯，号石渠，陕西三原人。他在明成化朝的时候就因平大藤峡瑶民起义、安抚荆襄流民而名满天下了。但因为敢于直言，得罪了汪直，一直只能在南京做官。南京虽然也是明朝的两京之一，但是南京的六部，实际上只是闲官。嘉靖朝的吴廷举，曾经因授职南京工部尚书上疏辞职，就引了白居易和张泳的诗来说南京官职之闲：“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幸得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
但是，王恕在南京尚书任上仍然是敢于言事。明成化末年，官场上有“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之说。所以，弘治皇帝一即位，就听从群臣的推荐，召王恕为吏部尚书。在不设宰相的明朝，吏部尚书是诸卿之长，掌管对官员的考察与任命，权势颇重，高于其他各部。王恕在吏部，所荐用的都是正人君子。据说，王恕曾带着他的第七个儿子王承裕到京城。王承裕每天为父亲接待来访的朝臣名士，和他们交谈，然后将自己的观察原原本本地告诉父亲。所以，从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农历11月至明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王恕退休回家，他得人善用，培养了许多人才。继王恕之后任吏部尚书的大臣中，马文升也声名甚盛。李东阳后来有诗，称赞弘治皇帝之善待人臣，其中有一句说：“近臣常造膝，元老不呼名。”说弘治皇帝对待大臣总像是对待家人一般亲切。
在信任大臣之外，弘治皇帝又要求加强对臣工们的考察，这便涉及到一个完善考察制度的问题。孟森曾说：“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弘治皇帝朝，始有修明之举。”意思是说，明朝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洪武大帝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奠立，后来的皇帝中能够提出较贤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弘治皇帝。所以，弘治皇帝一直被视为中兴之主。明弘治一朝中的制度建设，主要体现为会典的编修与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设定。
明朝的人事制度基本上是在洪武大帝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奠立，后来的皇帝中能够提出较贤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弘治皇帝。
会典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汇编。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弘治皇帝他下令编撰《大明会典》。编修的总裁为当时的大学士徐溥。经过五年的时间，《大明会典》在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完成。应当说，会典的编定，为明弘治朝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弘治皇帝有过许多的制度创设。例如，太庙制度即规定太庙的庙制为“各室一帝一后”。
当然，在制度建设中，对明朝后来的政治发生最重大影响的，无疑是京官六年一察的制度。在明弘治以前，京官的考核是十年进行一次。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农历6月，弘治皇帝命南北两京五品以下的官员六年一考察。这项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朝亡灭。六年一次的考察，在明朝后期往往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因为一旦经由考察而落职的官员，就很难有机会再做官了，等于是再无翻身的机会了。因此，各种政治力量总是利用把持考察的机会打击对立面。当然，这是初设制度的弘治皇帝所没有想到的后果。但是，在当时，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实施，对于整顿官场的颓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明朝的皇帝中，弘治皇帝最为仁慈。他对于救荒的工作非常重视，要求各级官府都要设立常平仓，以应付灾荒。在刑罚方面，他要求慎重施刑。在他的这种要求下，一些素以残酷闻名的特务机构如锦衣卫都变得仁慈起来。所以，明弘治一朝，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上则出现了李东阳的茶陵诗派、邱濬的理学，号称太平盛世。
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农历5月7日，弘治皇帝去世。据说，弘治皇帝因为偶染风寒。太监张瑜、太医院使施钦、院判刘文泰、御医高廷和等人不诊视就开药，致使弘治皇帝误服药物，鼻血不止而死。死前，遗命大臣：“东宫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善辅之。”时儿子朱厚照年十五岁，后来继朱厚照之后而入承大统的侄子朱厚熜还未出生。
一时间，“深山穷谷，闻之无不哀痛”，“哭声震野”。同年农历10月，弘治皇帝被安葬在泰陵。
朱祐樘小档案：
属相：虎
谥号：弘治
庙号：明孝宗
陵寝：泰陵
父亲：成化皇帝朱见深
母亲：纪氏
初婚：十七岁
皇后：长皇后
子女：待考
继承人：长子朱厚照
附_朱祐樘大事年表：
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戊申)农历3月9日弘治皇帝视太学。3月12日初开经筵。3月13日始在文华殿举行日讲。3月18日始在左顺门举行午朝视事。
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己酉)农历12月8日弘治皇帝为少保于谦赐谥肃愍，并立旌功祠。
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辛亥)农历9月24日皇长子朱厚照生。
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壬子)农历3月8日弘治皇帝立朱厚照为皇太子。农历12月20日弘治皇帝将旁系荆王朱见瀟废为庶人，锢之西宫内。
明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癸丑)农历8月13日弘治皇帝令朱见瀟自尽。
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甲寅)农历9月兴王朱祐杬(嘉靖皇帝之父)之国湖广(今湖北)安陆州。
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丙辰)农历3月皇太子行冠礼于文华殿。农历闰3月皇太子始御文华殿。
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丁巳)农历3月弘治皇帝纂修《大明会典》。
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戊午)农历3月皇太子入阁就学。农历10月太皇太后所居之清宁宫灾。
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壬戌)农历12月纂修《大明会典》成。
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甲子)农历3月太皇太后周氏逝世。农历4月葬孝肃皇后于裕陵。
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乙丑)农历4月弘治皇帝患病。农历5月6日病危。5月7日午刻弘治皇帝逝世。5月18日皇太子朱厚照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正德元年。农历6月7日上弘治帝谥号。农历8月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农历10月葬弘治皇帝敬皇帝于泰陵。
朱厚照：(公元1491～1521年)，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正德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505～1521年为期十六年，终年三十一岁。
朱厚照是弘治皇帝朱祐樘的长子，生于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农历9月24日，母张皇后。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农历5月朱厚照即皇帝位，年号“正德”，是为正德皇帝。逝世后葬北京十三陵之康陵。
东宫的随侍太监中，有八个太监号称八虎，他们以刘瑾为首，为了巴结日后的新皇帝，每天都进一些奇特的玩具，还经常组织各式各样的演出、各种体育活动，当时的东宫被人们戏称为百戏场，试想年幼的正德皇帝如何能抵御这些东西的诱惑呢，于是就沉溺于其中，而且终其一生没有自拔，学业和政事当然也就荒废了。
弘治皇帝去世后，十五岁的正德皇帝即位，改年号为“正德”，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但这并没有把他从玩乐中拉出来，而是在大太监刘瑾的引导下，玩得越来越离谱。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正德皇帝则扮做富商，在其中取乐。后来又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正德皇帝挨家进去听曲、淫乐，后宫搞的乌烟瘴气。
这可急坏了当朝的大臣们，由于弘治时期政治还算清明，给正德皇帝留下了一套非常刚正廉洁的大臣班子，这些人不顾身家性命，联名上书请求严惩八虎，正德皇帝刚刚即位，还缺乏驾驭群臣的能力，见到如此声势浩大的进谏，有些支持不住，想与群臣妥协，除掉八虎，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老谋深算的刘瑾声泪俱下地哭诉使正德皇帝心又软了下来，第二天他惩治了首先进谏的大臣，内阁成员谢迁、刘健以告老还乡相威胁，但是被正德皇帝欣然批准，群臣失去了领头人，只好作罢。就这样，一场反对八虎的运动，以八虎的最终胜利而告终。
八虎在战胜了群臣之后，气焰更加嚣张，擅权跋扈。刘瑾又建立了豹房，里面藏有许多乐户、美女供正德皇帝日夜作乐，正德皇帝玩得更加肆无忌惮，刘瑾也靠着正德皇帝的宠幸权倾朝野，但是他忽略了太监内部的争权夺势，最终，刘瑾死于了另一个太监张永之手。刘瑾死後，后宫并没有安定下来，又出了佞臣钱宁、江彬。
公元1514年农历1月，乾清宫因玩灯而失火，正德皇帝正去豹房，回顾火光冲天，竟然嬉笑着说好一栅大焰火。他不满足于在京城玩乐，希望有更广阔的天空，于是他至国政于不顾，带着宠臣江彬等人到处寻花问柳，他经常在夜间闯入百姓家逼令女子作陪，遇到中意的，还要带回宫去，使得百姓怨声载道。有个永平知府叫毛思义的，贴出安民告示说今后凡是没有官府文书，谁敢妄称皇上驾到，借故扰害百姓的，一律严惩不贷。这竟触怒了正德皇帝，下令将毛思义逮捕下狱。有一次正德皇帝来到一个小店，看上了老板的妹妹凤儿，于是就纳凤儿为妃，并封凤儿的哥哥做官。谁知凤儿福薄，在返京途中就死了，正德皇帝非常悲痛。但不久之后，他又看上了一个乐工刘氏，于是又纳刘氏为妃，而且对刘氏宠爱至极，后宫都将刘氏称为刘娘娘。
有一次，正德皇帝化名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到宣府、大同、延绥去巡查西北部边境。在巡查的过程中正值鞑靼小王子带领五万大军南下骚扰。他心血来潮亲自带兵赶到应州去迎战。这时，小王子已经退走，他却督军穷追，与小王子的小股部队接仗，杀死了对方十六个士兵，己方却死伤了数百人，正德皇帝还认为打了大胜伏，命令金鼓齐鸣，凯旋回京，神气活现地对百官说：“朕在前线亲自斩杀了一敌兵，卿等知道吗？”又命令吏部加封朱寿为太师。又命礼部派遣朱寿前往京郊和山东巡查。遍观中国历史，放着皇帝不做而愿做一个小小将军的恐怕只有正德皇帝一人。群臣见正德皇帝如此胡闹，太失体统，联名一百多人上奏劝谏。正德皇帝恼羞成怒，下令一一按名逮捕，或杖死、或降职、或罢官、或罚长跪，制造了一起冤案。
由于朝政的荒废，大量百姓流离失所，一场动乱正在酝酿之中，而这场动乱的发起者不是百姓，而是出自明朝皇室。这个人就是宁王朱宸濠，他妄图效仿永乐大帝，趁正德皇帝荒于政事时，秘密准备叛乱，并于明正德十四年扯旗造反。正德皇帝并未因此而着急，这正好给了他一个南巡的机会，于是他又打起了威武大将军朱寿的旗号，率兵出征，可谁知行到半路御使王守仁已经帅兵平定了叛乱。这个消息丝毫没有降低正德皇帝的兴致，他又一手导演了一墓闹剧，他将朱宸濠重新释放，由自己亲自在将他抓获，然后大摆庆宫宴，庆祝自己平叛的胜利。之后他就逗留江南肆意玩乐。一天，正德皇帝亲自驾着渔船在江上打鱼，玩得兴起，不慎跌入江中，差一点被溺死，左右将他救起，由于当时已经是农历9月，江水寒冷，加之正德皇帝已经被女色掏空了身体，自此开始生病，这一病就再也没有好起来。正德皇帝匆匆回到京城之后仍不收敛，照旧纵情荒淫，身体日益虚亏，虽然太医们尽心治疗，可还是没有挽回正德皇帝的生命，数月之后，正德皇帝病逝于豹房，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
正德皇帝朱厚照是历史上一位很有争议的皇帝。有人认为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然而通过近些年来史学界的研究，人们对正德皇帝的认识有所改变，有人认为他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是极具个性色彩的一个皇帝。总之，正德皇帝富有戏剧性的一生，是难以用只言片语概括的。
⑴天意与人事：
正德皇帝是弘治皇帝和皇后张氏的嫡长子，像他这样既为嫡子又是长子的情况在封建礼法社会中是天然的皇位继承人。此前三朝，皇帝皆非皇后嫡出。明朝十六帝中，以嫡长子身份承继大统的也十分罕见。洪武大帝确立了明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本来要传位于长子朱标(朱标为马皇后所生)，只是朱标在洪武大帝生前就去世了，而且朱标出生之时洪武大帝尚未称帝，马氏当时还不是皇后。建文皇帝朱允炆不是长子，永乐大帝是洪武大帝的第四子。洪熙皇帝朱高炽、宣德皇帝朱瞻基虽是长子，但出生时母亲尚未被册封为皇后，在“嫡”字上还要打一点折扣。正统皇帝朱祁镇是长子，生母孙氏时为贵妃。景泰皇帝朱祁钰是正统皇帝的弟弟，宣德皇帝的次子，生母为吴妃，既非嫡子又非长子，在位八年终因“夺门之变”失去皇位。成化皇帝朱见深是正统皇帝的长子，生母为周贵妃。弘治皇帝朱祐樘是第三子，生母纪氏当时只是宫人，直到三岁时成化皇帝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儿子。嘉靖皇帝朱厚璁以藩王入继帝位。隆庆皇帝朱载垕是嘉靖皇帝的第三子，母杜康妃。明神宗朱翊钧是隆庆皇帝第三子，母李贵妃。明光宗朱常洛为神宗长子，母王恭妃，在位仅一个月。明熹宗朱由校是明光宗长子，母李选侍。明思宗朱由检为明光宗第五子，以藩王的身份即帝位，母刘贤妃。纵观明朝十六帝，只有正德皇帝一人是真正以嫡长子的身份登临大位的。
就宗法社会的明朝而言，在关系到皇位继承的大事上，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正德皇帝从一出生就注定要做皇帝。弘治皇帝欣喜异常，取其名为朱厚照，希望他以后能照耀后世，五个月后就将其册封为皇太子。朱厚照的出生不论对于国家社稷还是弘治皇帝、张皇后都意义非凡。弘治皇帝和张皇后的感情非常好，一直没有选嫔妃，只有五个级别很低的夫人，这在明朝皇帝中是绝无仅有的。要知道，洪武大帝除马皇后外还有十九个妃子。封建社会中，有无皇子关系到皇权的顺利承继和国家的安定，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传宗接代。张皇后婚后四年没有生育，当时朝臣上书请求选置嫔妃，弘治皇帝并不理会。当然，弘治皇帝不选妃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认为张皇后是个妒妇，不许弘治皇帝再宠幸其他的女人。几年后，张皇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朱厚炜，只是不久就夭折了。这样，弘治皇帝就只有正德皇帝这么一个皇子，因此非常宠爱。
据说在朱厚照在孩提时“粹质比冰玉，神采焕发”，性情仁和宽厚，颇有帝王风范。八岁时，在大臣的请求下，朱厚照正式入阁读书，接受严格的教育。朱厚照年少时以聪明见称，前天讲官所授之书，次日他便能掩卷背诵。数月之间，他就将宫廷内繁琐的礼节了然于胸。弘治皇帝几次前来问视学业，他率领宫僚趋走迎送，娴于礼节。弘治皇帝和大臣们都相信，眼前的这位皇太子将来会成为一代贤明之君。
正德皇帝的生日也很特别。他的生年月日时为明弘治四年农历9月24日申时，用干支表示是这样的：辛亥年甲戌月丁酉日申时。如果按照时、日、月、年的顺序读就与地支中的“申、酉、戌、亥”的顺序巧合，在命理上称为“贯如连珠”，主大富大贵，据说洪武大帝的生辰与此有相似之处。而且当年张皇后梦白龙入腹而生朱厚照，按照传统的说法，白者乃主西方，为兵象。正德皇帝生而好动，自幼贪玩骑射。弘治皇帝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洪武大帝一样文武兼备的旷世圣君，所以对正德皇帝骑射游戏颇为纵容，这也养成了正德皇帝日后尚武的习气。弘治皇帝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恐正德皇帝玩物丧志，在病逝前一天，特意把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召至乾清宫暖阁，委以托孤的重任：“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
然而这个受到上天眷顾的真命天子的身世还有一些隐情，似乎有人事搀杂其中。从正德皇帝出生那一刻起，关于他生母不是张皇后而另有其人的说法就不胫而走。张皇后是河间兴济人(今河北沧州)，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选为皇太子妃。弘治皇帝即位，册立为皇后。张皇后婚后四年没有生育，心理压力非常大。大臣们很是着急，纷纷上书请求皇帝选妃以广储嗣。弘治皇帝不听，但心里也是有些着急，就和张皇后在宫中斋醮求子，一连几个月。明弘治四年农历9月，宫中传出喜讯，张皇后的皇子诞生了！举国欢庆之余，各种流言也随之四起，有许多人相信这个皇子不是张皇后亲生的。因为张皇后生下皇子的消息过于突然，事先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而且婚后四年没有生育，难道这次真的是感动神灵而得子吗？当时张皇后因为既未生育又不让弘治皇帝选妃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成为人们私下里埋怨的对象。有人怀疑张皇后自己不能生育，就抱养其他宫人所产之子为己子，这样既避开了人们的指责，又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些流言或许有些事实依据，或许只是反映人们的一种态度。其实怀疑张皇后没有生育能力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三年后她又生育过另外一个皇子朱厚炜。但是流言并没有停止，犹如长了腿一般传播到全国各地，并引发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由于这个案子发生在明弘治年间，称为“弘治郑旺妖言案”。
郑旺，是武成卫的一名士兵，家境贫寒。他有个女儿，叫郑金莲，十二岁时卖给别人做婢女，听说后来进了宫。郑旺通过关系，与太监刘山交往，时常托他将一些时鲜水果等物送入宫中女儿手中，郑金莲也托刘山送些衣物给郑旺。郑旺拿着宫中的衣物四处炫耀，吹嘘女儿得皇帝的恩宠。别人讨好他，就称他为“郑皇亲”。张皇后生下皇子后不久，就有流言说皇子其实是郑金莲所生，并被张皇后强行抱了去。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但也没有人去追究，这是不同寻常的，有人认为实际上是弘治皇帝已经默认了这种说法。谁知十几年后，即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弘治皇帝考虑到这种说法会影响到朱厚照的政治地位，遂命人将郑旺、刘山等人捉拿到官。然而弘治皇帝没有让司法机关插手此案，而是御审，这又是不同寻常之事，难道是弘治皇帝怕外臣知道宫中的秘密？御审的结果是刘山以干预外事的罪名被处死，郑旺以妖言罪、冒认皇亲罪被监禁，郑金莲被送入浣衣局。案件的结果也有几处不寻常之处：这个案件中只有太监刘山被杀，被认为是杀人灭口；而比刘山罪情更重的郑旺却只是监禁，正德皇帝即位后又被释放出来，此中似有隐情。据翰林院王瓒的记载，他在司礼监教太监识字时，见两个太监将一个女人押入浣衣局。浣衣局的看守见到来人，肃立两旁，态度十分恭敬，可见来人非同一般。至于这个人是不是郑金莲，可惜王瓒没有看清楚。
然而案情随着弘治皇帝的去世和正德皇帝的即位又有新的发展。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被释放的郑旺仍然坚持他的女儿生了皇子，因而谣言再起。他的同乡王玺打通关节，闯到东安门，声称上奏当今天子“国母”被囚禁的实情，郑旺、王玺因此被捕入狱。审判之时，郑旺多次声称自己无罪。最终，他以妖言罪被判死刑。为何两次都是妖言罪，结果大相径庭呢？第一次审判，弘治皇帝与张皇后关系紧张，因此判罚宽松，似乎有意保全郑旺；第二次审判，弘治皇帝已经驾崩，正德皇帝刚刚即位，而且嫡长子身份又是何等神圣的光环，对于自己的政权十分重要，因此即使正德皇帝为郑金莲所生，他又怎会相认？毕竟这对于自己、对于弘治皇帝、对于张皇后乃至于对大明朝廷而言，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关于正德皇帝身世的“郑旺妖言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摆脱了身世的困扰，正德皇帝又可以以嫡长子的帝王血统名正言顺地坐在高高的皇帝宝座上，享受着皇权带来的种种特权。他可以建豹房、幸宣府，过着纸醉金迷、为所欲为的闹剧般生活。
⑵豹房与宣王：
正德皇帝是这样一个皇帝：他想打破加在他身上的某些禁锢，想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办事，即使这违背了历朝祖训、社会习惯，也在所不惜。很难想像，正德皇帝一点也不留恋象征权力和地位的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而喜欢自己营建的两个小天地——豹房和在宣府的镇国府。对前者，他从明正德二年始一直到明正德十五年(公元1507～1520年)驾崩，都住在那里；而对后者，他则亲切地称为“家里”。
少年天子正德皇帝登临龙廷宝座，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自然不用装样子给别人看，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贪玩好动的本性不久就暴露了出来。他废除了尚寝官和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为皇帝而设的经筵日讲，他更是以各种借口逃脱，根本就没听几次。后来连早朝也不愿上了，为后来嘉靖皇帝、明神宗的长期罢朝开了先河。诸位大臣轮番上奏，甚至以请辞相威胁，但小皇帝口头上说“知道了”，实际上依旧我行我素，大臣们也无可奈何，可见少年正德皇帝之顽劣。
正德皇帝不顾朝臣的极力反对而沉湎于玩乐，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八虎”的蛊惑。“八虎”是指八个人，确切地说是指八个太监，包括刘瑾、马永成、高凤等人，其中以刘瑾为首。刘瑾为人阴险狡猾，想方设法鼓动正德皇帝玩乐，每天进奉鹰犬狐兔，还偷偷带正德皇帝出去逛，哄着正德皇帝高兴，因此很受正德皇帝的宠信，并逐渐掌握了大权，人称“立地皇帝”。
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正德皇帝的心思已是禁城的高墙所挡不住了。他不甘宫内枯燥的生活，索性离开了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宅。豹房并非是正德皇帝的创建，是贵族豢养虎豹等猛兽以供玩乐的地方，元朝时期已有此风气。另有虎房、象房、鹰房等处，房又称为坊，如羊坊、象坊、虎坊等，北京至今尚存此类地名。现在北京地名中仍有豹房的名称，但那并不是正德皇帝所建的豹房。也有人认为今天东华门外的报房胡同才是当年正德皇帝日夜淫乐的场所，只是由紫禁城后宫鸟瞰
于时间久远，豹房音变为报房。当然，更多的学者相信正德皇帝兴建的豹房原址就在皇城的西苑太液池西南岸，临近西华门的地方，即今天的北海公园西面。今中海、南海、北海三海，明朝统称为太液池，在西苑内。豹房新宅始修于明正德二年，至明正德七年共添造房屋二百余间，耗银二十四万余两。其实豹房新宅并非养豹之所，又非一般意义上单纯游幸的离宫，实为正德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有人就认为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总部。豹房新宅多构密室，有如迷宫，又建有校场、佛寺等。正德皇帝每日广招乐妓承应，荒淫无度。明正德九年农历1月16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乾清宫是内廷三殿之首，象征着皇帝的权力和尊贵的地位。正德皇帝见火起，没有下令扑救，反而跑到了豹房观看，谈笑风生，回头对左右说：“好一棚大烟火啊。”世间还有这等皇帝！
豹房新宅中除乐妓之外，还有正德皇帝的义子。正德皇帝在位短短的十几年间收有一百余个义子，甚至在明正德七年一次就将一百二十七人改赐朱氏，实是旷古未闻。在这些义子中，最为得宠者为钱宁、江彬二人。钱宁，本不姓钱，因幼时被卖与太监钱能而改姓钱。其性狡诘猾巧，善射，深为尚武的正德皇帝所喜欢。豹房新宅的建设，钱宁出力甚多。据说正德皇帝在豹房常醉枕钱宁而卧，百官候朝久不得见，只要看到钱宁懒散地出来，就知道皇帝也快出来了。江彬，原本是名边将，骁勇异常。在镇压刘六、刘七起义时，身中三箭，其中一箭更是射中面门，但他毫无惧意，拔之再战。因军功觐见时，他于御前大谈兵法，深合正德皇帝意，遂被留在身边。有一次，正德皇帝在豹房内戏耍老虎，谁知平日温顺的老虎突然性情大发，直扑正德皇帝。正德皇帝忙呼身旁的钱宁救驾，钱宁畏惧不前，倒是江彬及时将老虎制服。正德皇帝虽然嘴上逞能说“吾自足办，安用尔”，内心里却是十分感激。此后，江彬逐渐取代钱宁而得宠。正德皇帝更是拆毁豹房西侧的鸣玉、积庆二坊(今北京厂桥、西四地区)的民居，大肆营建“义子府”，供江彬等人居住。
江彬深恐钱宁害己，遂向正德皇帝吹嘘边军如何英武善战，引诱正德皇帝将边军与京军互调，借以自固。明朝祖制，边军、京军不许互调。因为如果边军弱，蒙古就会入侵；京军弱，边军就会成为祸患，这是为加强皇权着想的制度。正德皇帝不顾大臣的激烈反对，打破祖制调边军入京，设东、西官厅，由江彬、许泰统帅。不仅如此，江彬更是鼓动正德皇帝离开京城到西北游幸。这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正德皇帝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能在广阔的草原上一展雄姿，开创不世之业。江彬还告诉他那里多美妇，自然更增加了正德皇帝的兴致。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正德皇帝一行浩浩荡荡来到宣府，营建“镇国府”。为什么称“镇国府”呢？原来正德皇帝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帖行之，并为自己更名朱寿，后来自己又加封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又为自己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史籍《明史·正德皇帝本纪》就说他“然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正德皇帝非常喜欢宣府的镇国府，甚至称那里为“家里”。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立春，正德皇帝在宣府，照例要举行迎春仪式。以往的迎春仪式中，用竹木扎成架子，上面排放些吉祥图案，进献给皇帝，谓之“进春”。这一次，正德皇帝亲自设计迎春仪式，花样百出。正德皇帝命人准备了数十辆马车，上面满载妇女与和尚。行进之时，妇女手中的彩球就和和尚的光头相互撞击，彩球纷纷落下。这次迎春仪式，正德皇帝始终兴高采烈，对自己的杰作甚感得意。
在江彬的鼓动下，正德皇帝下令大肆修缮镇国府，并将豹房内珍宝、妇女运来，填充镇国府，似乎有常驻宣府的意思。正德皇帝之所以有此打算，是与他尚武、想立边功密不可分的。宣府，是北边重要的军镇，也是抵御蒙古军队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正德皇帝在内心里仰慕洪武大帝和永乐大帝的武功，盼望着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立下赫赫军功。而且，在宣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再也不用听大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他下令大臣一律不许来宣府，只有豹房的亲随可以随时出入。在豹房和镇国府两处，正德皇帝为所欲为、乐不思蜀。
⑶淫乱与无嗣：
正德皇帝即位后不久就娶了夏皇后，之后又选置了几个妃嫔，然而他似乎对后宫中的皇后、嫔妃并不在意，自从搬到豹房之后，就很少回到后宫了，而是将所有喜欢的女人都放到了豹房和宣府的镇国府。正德皇帝远离后宫而钟情豹房，是因为与夏皇后感情不和，还是有其他原因，是一个无法考释的谜。
豹房之内，美女如云，正德皇帝过着恣意妄为的淫乱生活，极大地满足了他声色犬马的感官享受。这里充斥着教坊司的女乐、高丽美女、西域舞女、扬州少女，乃至于妓女、寡妇等各色女子。豹房之内到底有多少女子，恐怕连正德皇帝自己都不清楚。那些一时无法召幸的女子，就被安排在浣衣局寄养，以备正德皇帝不时宣召。那里既包括内臣进献的，也有正德皇帝自己游幸各地带回来的，人数之多，难以想像，据说经常有因饥饿、疾病逝亡者。
宣府是正德皇帝另一个淫乐窝。他刚到宣府之时，在这个远离国都的军镇，可以肆无忌惮地放纵。每到夜晚，正德皇帝带上一队亲兵，在空荡的街道上闲逛。看见高墙大院的富庶之家，他就令亲兵上前砸门，然后入内强索妇女，弄得人心惶惶，家无宁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那些富有之家纷纷重贿江彬，希冀能够免除祸患。
从西北回来后，正德皇帝又酝酿着要南巡。这次南巡，有人认为是正德皇帝游玩寻乐；也有人认为正德皇帝拥兵南下是为了防止宁王的反叛。明正德十四年，宁王叛乱。正德皇帝遂以此为借口南下亲征。然而当正德皇帝到达河北涿县时，王守仁擒获宁王的捷报已到。正德皇帝似乎已无南下的必要，但他王守仁像
屡檄王守仁不要北上献俘，自己则继续南征，一定要眼见南方的秀丽景色。在山东临清时，正德皇帝竟然失踪了一个月，臣僚皆不知皇帝哪里去了。原来，正德皇帝在太原时得到一个艺妓刘良女，宠爱一时。他西游宣府回来后，将刘良女安置在西苑太液池腾沼殿中，号称夫人，俗呼为刘娘娘。正德皇帝对刘良女非常好，凡是豹房中有谁偶尔犯了小错，只要刘良女在正德皇帝面前替他求情，正德皇帝就不会追究。此次南巡，正德皇帝原本要带她同行的，但刘良女当时恰巧得病，正德皇帝与之约定以玉簪为信物，待病好后派人来接。正德皇帝过卢沟桥时不慎将玉簪掉落河中。及至临清，正德皇帝遣信使接刘良女，但刘氏因无信物不肯来，正德皇帝只好亲自回京，前后将近一个月。由此看来，正德皇帝也称得上是一个痴情天子。
关于正德皇帝与刘良女相识的经过，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明实录》中记载刘良女是太原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正德皇帝游幸山西时，派人到太原索要女乐，得到了刘良女。正德皇帝喜她色艺俱佳，就从榆林带回了豹房。《稗说》则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爱情故事。刘良女是大同代王府上有名的歌姬，正德皇帝曾假扮低级军官出入于王府的教坊，因而得以认识刘氏。当时正德皇帝在这样的风月场所中并不太引人注意，别人还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军官而已，但是刘氏慧眼识珠，认定他不是个平常人，就对他另眼相看。正德皇帝记住了这个刘氏，后来派人将其接 到北京。这就成了后来著名戏曲《游龙戏凤》的故事框架，只不过刘氏变成了李凤姐。正德皇帝下江南时，刘氏一直陪伴在身旁，多次一同出现在臣民面前。正德皇帝在南京赏赐寺庙幡幢上都要写上自己和刘氏的名字，刘氏也成为正德皇帝一生中最宠爱的女人。
正德皇帝风流好色，却有一个遗憾无法弥补。虽然他阅女无数，却没有子嗣，这是他心头无法抚平的伤痛，为此他甚至导演了迎娶孕妇的闹剧。明正德十一年，赋闲在家的马昂为求得复职升官的机会，结交正德皇帝身边的红人江彬。江彬极力在正德皇帝面前赞扬马昂妹妹美若天仙，又娴熟骑射，能歌善舞。正德皇帝一见，果然异常欢喜，不顾她已有身孕，将其从宣府带回豹房，并给马昂升官晋职。其实正德皇帝宠幸马氏，却另有一番打算。因为在意识到自己不能生育后，他就想借此瞒天过海。朝臣听到了一些风声，又见马昂超授右都督，知道了传闻属实，就纷纷上疏要正德皇帝驱逐马氏，以绝后患。也不知道是奏疏中“吕不韦进孕女”这样的典故让正德皇帝幡然醒悟，还是见到事情已经泄露，正德皇帝倒是逐渐疏远了马氏，也就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马氏风波虽然过去了，但这件事却给朝臣敲响了警钟，认识到了预备皇储的紧迫性。梁储上疏请求正德皇帝从近亲藩王中选择二三人，放在宫内加以培养，作为将来皇储人选，如果正德皇帝有了自己的子嗣，那么就将其送回。这种想法，既可以稳定人心，又保证了皇权可以顺利、平稳地传承，因而得到了很多朝臣的一致赞同，但正德皇帝对此不予理睬。当时正德皇帝尚不到三十岁，身强力壮，精力充沛，他不相信自己会没有子嗣。再说，现在选立藩王之子，不就是向天下人宣告他不能生育的事实吗？那怎么能成！因此正德皇帝拒不立储，以至于他驾崩之后，内宫、大臣们匆忙选立新君，期间出现了三十多天的权力真空阶段，为历朝少见，而且直接的后果是继位的世宗对他没有多少感情，兴起了“大礼议”风波。
⑷皇权与军功：
正德皇帝沉湎于豹房之时，大权落到权阉刘瑾手中。刘瑾，今陕西兴平县人。本姓谈，后依靠刘姓太监进了宫，便改用刘姓。在朱厚照做太子的时候，刘瑾就在身边侍奉。刘瑾深知只要照顾好太子，自己就会成为新皇帝身边的功臣，权力、富贵会接踵而至。正德皇帝即位后，刘瑾抓住少年天子喜好嬉戏的特点，每日进奉飞鹰、猎狗等，鼓动正德皇帝游玩享乐，深得正德皇帝的信任，被提升为内官监，掌握北京的军队，权力很大。
在刘瑾权盛时，正直的朝臣在暗中等待时机的到来。明正德五年，宁夏安化王反叛，起兵的名义就是清除刘瑾。消息传到北京，刘瑾藏匿起檄文，不敢让正德皇帝知道檄文的内容。杨一清与太监张永领兵前去镇压，很快就平息了战乱。杨一清在路上尽力结交张永，二人相交甚欢。张永为“八虎”之一，然而为刘瑾所排挤。其实不止是张永，其他六人都受到了刘瑾的压制。刘瑾担心他们受到正德皇帝的宠信而自己失势，所以常在正德皇帝面前讲七人的坏话。一次，正德皇帝想调张永到南京闲住，圣旨还没下达，刘瑾就要驱逐张永出宫。张永知道自己是被刘瑾陷害的，跑到正德皇帝面前申诉。刘瑾与之对质时，张永气愤得要挥拳打刘瑾，被谷大用等人费力拉开。正德皇帝令二人摆酒和解，但嫌隙渐深。此次，杨一清就是利用张、刘的矛盾，游说张永除去刘瑾。农历8月，张永、杨一清班师回朝。献俘礼毕，正德皇帝置酒慰劳张永，刘瑾、谷大用等人皆在座。夜深时，刘瑾起身回府。张永见时机成熟，从袖中取出弹劾刘瑾的奏章，奏明刘瑾违法犯纪十七事，指出安化王造反皆因刘瑾，更说刘瑾有反叛之心，欲图谋不轨。正德皇帝已有醉意，俯下身子问道：“刘瑾果真负我？”此时，周围的马永成等人也都历数刘瑾不法之事。正德皇帝遂下定决心，当机立断派人前去刘宅，自己则紧随其后。刘瑾听见喧哗声，披青蟒衣出，随即被缚。抄没家产时，得到私刻玉玺一枚，穿宫牌五百，以及盔甲、弓箭等违禁物品，又发现他平时所用的折扇里面竟然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刘瑾被关押在菜厂，后被凌迟处死。行刑之时，许多人花钱买割下来的肉吃掉，以解心头之恨。
刘瑾之亡，竟然是出自正德皇帝酒后的醉话。明朝宦官，权重之时百官无人可与之抗衡，然而生死存亡却在皇帝的手中。这是明朝宦官专政不同于汉唐时期宦官专政的一个特点。以往朝代宦官专政，宦官势力大到可以操纵皇帝的生死，明朝却从没有这种现象发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朝中后期，皇帝多有数月、甚至数年不上朝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不理朝政，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正德皇帝此时正是通过宦官来传达圣意，管理朝政。有野心的宦官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狐假虎威，加强自己的权威。但是，这种权力其实是皇帝给予的，是代皇帝执行的，一旦皇帝认为情势将危及皇权时，便会采取强力措施来收回这种权力。正如刘瑾、魏忠贤势大遮天者，往往只要皇帝一句话就束手被擒，其中的道理可想而知。事实上，刘瑾事后，正德皇帝依然宠信宦官，如张永，只是张永并不贪心，倒也相安无事。
如果有人认为正德皇帝在豹房、宣府穷奢极欲的时候把大权放弃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德皇帝虽然不入大内，但是仍时常上朝听政，批答奏章，决定国家重大事件。不愿上朝时，就通过司礼监传达自己的圣旨，命内阁执行。即使他远在宣府的时候，还是特别强调虽然大臣不许前来，但奏章要一件也不许少地送到宣府，至于正德皇帝是否批复，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说，正德皇帝虽然做出了许多荒唐的事情，但在权力上一点也不糊涂，对权力抓得很牢。
正德皇帝虽有着放荡不羁的本性，但他在内心里一直盼望着能够像太祖、永乐大帝那样立下显赫的边功。他之所以听信江彬的鼓动游幸宣府，与这种想法实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正德十二年农历10月，明正德年间铜手铳正德皇帝终于盼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在得知蒙古小王子部叩关来袭，正德皇帝非常高兴，亲自布置，希望同小王子大战一场。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第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正德皇帝见状亲自率领一军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双方大小百余战，期间正德皇帝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地鼓舞了明军士气。最后，蒙古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想当年正统皇帝当年率五十万大军却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蒙古军的俘虏，而此次正德皇帝率五六万人抗击四五万蒙古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此后蒙古兵长时间内不敢内犯便是这次战斗的直接结果。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正德皇帝亲为指挥布置，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之役，成为正德皇帝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康陵明正德十五(公元1520年)年，南巡途中的正德皇帝于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垂钓，不慎落水受寒，身体每况愈下。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农历3月14日正德皇帝病逝于豹房，终年三十一岁，葬于北京昌平金岭山东北的“康陵”。
正德皇帝的一生，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谬不经，为世人所诟病；同时正德皇帝又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应州大败小王子，精通佛学，会梵文，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正德皇帝，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正德皇帝。其实，明朝自正统皇帝明正统朝以来，国势渐弱，如果正德皇帝能够兢兢业业，尽心尽力，是完全有可能做一代明君而成为中兴之主，功垂史册，但他恣意妄为的行径却为后人所訾议。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地安息着正德皇帝。对于他奇特的一生，后人依旧会不断地评说下去。
朱厚照小档案：
属相：猪
谥号：毅皇帝
庙号：明武宗
陵寝：康陵
父亲：弘治皇帝朱祐樘
母亲：张皇后
初婚：十六岁
配偶：夏皇后
子女：无
继承人：堂弟朱厚璁
附_朱厚照大事年表：
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丙寅)农历6月正德皇帝命内官监太监刘瑾提督十二团营。农历8月册封夏氏为皇后。农历12月景泰皇后汪妃逝世。亦葬西山。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丁卯)农历3月刘瑾专权矫旨，列刘健、谢迁等重臣五十六人为奸党，榜示朝堂，凡未加罪者由吏部查令致仕。刘瑾矫旨，天下镇守太监皆许便宜行事。农历8月西安门内豹房成。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戊辰)农历6月26日午朝行礼退，御道有一匿名书，历数刘瑾罪。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庚午)农历6月正德皇帝自称“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并命所司铸印给之。农历8月刘瑾谋反事发。伏诛。
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甲戌)农历1月乾清宫因灯火成灾。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丁丑)农历9月正德皇帝出驻跸宣府，辇豹珍玩、妇女同行，称为“家里”。9月19日驻阳和城，自称“总督军务威勇大将军总兵官”。
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戊寅)农历2月10日太皇太后王氏逝世。农历6月葬太皇太后梓宫于茂陵。农历7月遍游塞上，托言边关多警，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指他自己)统六师往征。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己卯)农历6月宁王宸濠反叛。农历8月正德皇帝亲征朱宸濠，又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各镇边兵征剿。农历9月王守仁已械系朱宸濠至杭州。
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庚辰)农历闰8月为表示亲获宸濠，正德皇帝命在南京行献俘礼。农历12月5日正德皇帝赐朱宸濠自尽。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辛巳)农历3月13日正德皇帝病危，3月14日逝世于豹房。3月18日皇太后降旨，捕江彬等人下狱。农历4月22日议定由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入京继皇帝位，以第二年为嘉靖元年。农历5月8日上正德皇帝谥号。农历9月葬于康陵。 跟帖时间 2010-02-09 20:38:0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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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帝王国君（四） -- 朱祁钰：(公元1428～1456年)，明朝第七位皇帝，明朝宗，景泰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449～1456年为期八年，终年三十岁。
明朝有十六位皇帝，但明朝帝王陵寝却只有十四座，那就是南京的明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还有两位明朝皇帝逝世后没有葬入皇家陵园。一位是建文皇帝，“靖难之役”后江山被其叔父永乐大帝夺了去，自己也下落不明，成为千古谜案；另一位就是明朝的第七位皇帝明朝宗朱祁钰。
朱祁钰的一生命运多劫。他的生母本是汉王府邸的一位侍女，当年的汉王就是著名的永乐皇帝二子朱高煦，在明宣德年间，宣德皇帝对叔父汉王朱高煦用兵，御架亲征生擒朱高煦父子，并将汉王宫的女眷充入后宫为奴。在返京途中，宣德皇帝邂逅了汉宫侍女吴氏，并深深被吴氏的美貌与聪灵所打动，于是吴氏得以陪伴宣德皇帝直到回京。回京后，由于封建礼教的阻挠，身为罪人的吴氏是不能被封为嫔妃的，于是宣德皇帝将她安排在了一个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并时常临幸，终于，吴氏珠胎暗接，为宣德皇帝生下了次子，取名朱祁钰，这就是后来的景泰皇帝。吴氏也因此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宣德八年，宣德皇帝病重，派人将朱祁钰母子召进宫，并托付自己的母后张太后善待朱祁钰母子，托孤之后，一代明君架鹤西去，由于时逢皇帝的大丧，无人顾及吴氏母子的身世，他们就这样被大家接受了。张太后也并没有食言，不久就封朱祁钰为成王，并为他们母子修建了王府，供他们母子居住。
本来朱祁钰母子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但是土木堡的狼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先是朱祁钰奉命在明正统皇帝御架亲征期间担任监国，后来由于正统皇帝被俘，太子朱见濬(明宪宗)才两岁，国无长君，成王朱祁钰就被推上了前台，在皇太后的受意下朱祁钰继承了皇位。
早在朱祁钰担任监国的时候，就爆发了关于“南迁”的争论，翰林院侍讲徐呈(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了南迁，并得到一些胆小的大臣的支持，但是由于祖宗的宗庙，陵寝都在北京，兵部侍郎于谦当即否决了他的提议，并得到了朱祁钰的支持，朱祁钰非常欣赏于谦的能力与魄力，于谦也很欣赏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当机立断，两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都产生了对对方的倾慕。紧接着发生的午门血案，更加深了两人的这种感情。正统皇帝皇帝宠信宦官王振，搞的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非死即贬，群臣的心中早已酝酿着一股洪流，终于，正统皇帝被俘，王振被杀，群臣的怨气得以倾吐，众大臣跪在午门哭谏，要求成王惩治王振的党羽，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出来阻挡，当即被愤怒的群臣打死，成王见状唯恐发生哗变，准备逃走，这时于谦站了出来，他拉住成王的衣袖，对成王解释群臣并不是冲着成王来的，只要成王能够惩治王振的党羽，群臣愿意辅佐成王供图大业。于是，朱祁钰下令将宫内的两个王振的死党带出来，交给群臣，这两人也被群臣当场打死，由此可见王振积怨之深。
朱祁钰在位期间，许多被王振排挤的忠志之士得以重归庙堂，吏制为之一新，他升兵部侍郎于谦为兵部尚书组织京城保卫战。通州的粮食被抢运进京，京城以及京城周围的防御工事都被加固，于谦还亲自遍练了新军，并放出了石亨参加战斗。同时景泰皇帝下明诏，各边守将不得私自与也先接触，这样，也先妄图利用正统皇帝骗取明朝财物，城池的计划失败，于是气急败坏的也先率军铺天盖地向京城涌来。由于于谦战前准备非常充分，北京军民的空前团结，领兵将帅作战勇猛，终于在北京城外给瓦剌军以沉重打击，也先不得已退回草原。风雨飘摇的明政权终于在这一战之后稳定了下来。
明景泰一朝的政治与明正统一朝相比，应该说是比较清明的，但是朱祁钰在处理正统皇帝与太子的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这也导致了他后来悲剧性的结局。朱祁钰在坐稳帝位之后，就犯了宋高宗的毛病，不愿迎接上皇回京，生怕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并因此与朝臣发生了一些龌龊之事，这时又是于谦站了出来，他保证上皇归来不会影响皇帝的位子，希望景泰皇帝能遣使去迎接上皇，景泰皇帝终于被说服，但是他只是派出使者打探消息，并没有提出迎接，谁知派去的使臣杨善随机应变，竟将正统皇帝迎回，生米煮成熟饭，景泰皇帝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即便如此在迎接的礼仪上，朱祁钰也减了又减，将正统皇帝迎回了北京，并软禁在南宫内。在处理正统皇帝回归的问题上，景泰皇帝表现的心胸过于狭窄，这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
正统皇帝回京之后，景泰皇帝派人严加看管，果然如于谦所说，正统皇帝的回归没有影响到朱祁钰的帝位。但景泰皇帝并不满足，他不仅自己要做皇帝，而且希望自己儿子朱见济能够取代正统皇帝的太子朱见浚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于是他一手导演了贿赂朝臣的闹剧，景泰皇帝授意太监去贿赂当时的重要大臣，希望他们在重建储君的问题上能站在自己这边，朝臣门不愿公开反对朱祁钰，只好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太子朱见浚被废为沂王，朱祁钰的亲子朱见济被立为太子。谁知，天背人愿，朱见济早夭，景泰皇帝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过好在朱祁钰还在壮年，子嗣的问题对他来讲还不用非常发愁。转眼已是景泰八年，景泰皇帝突然得了重病，建储的问题又成了热点问题被摆上了朝堂，可众大臣的意见也并不统一，有的主张复立沂王朱见浚，有的主张立襄王，突然内宫传来朱祁钰病体好转的消息，于是众大臣准备第二天上朝与朱祁钰商议，但是景泰皇帝由于大病初愈，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不久就又睡着了，这一觉即改变了景泰皇帝的一生，也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命运。早朝上群臣没有等到朱祁钰，于是相约明天早朝再来，谁知就在当天夜里爆发了著名的“夺门之变”，正统皇帝复辟。第二天，景泰皇帝被废为亲王，软禁于西宫内，不久气死于永安宫，他为自己营建的陵墓寿陵，被正统皇帝下令拆毁。于谦、王文被杀，明朝历史上朱祁钰的统治时期就这样宣告结束。
景泰皇帝逝世后，直到公元1475年才被恢复帝号，被谥为景帝，庙号代宗。
景泰皇帝朱祁钰支持于谦反对南迁，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重用正统朝被迫害的忠直大臣，挽狂澜于即倒，并对明朝战后的恢复做出了贡献，但对待迎回正统皇帝的问题上他显得过于小气，同时在太子问题上他又显得得寸进尺，最后他的一生以悲剧告终。
朱祁钰的生母本是汉王府邸的一位侍女，这位汉王就是著名的明永乐大帝的二子朱高煦。在明宣德年间，宣德皇帝帝对叔父汉王朱高煦用兵，御架亲征生擒朱高煦父子，并将汉王宫的女眷充入后宫为奴。在返京途中，宣德皇帝邂逅了汉宫侍女吴氏，并深深被吴氏的美貌与聪灵所打动，于是吴氏得以陪伴宣德皇帝直到回京。回京后，由于封建礼教的阻挠，身为罪人的吴氏是不能被封为嫔妃的，于是宣德皇帝将她安排在了一个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并时常临幸，终于，吴氏珠胎暗接，为宣德皇帝生下了次子，取名朱祁钰，这就是后来的景泰皇帝。吴氏也因此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
明朝宗朱祁钰，即明朝宗，景泰皇帝，是宣德皇帝朱瞻基的次子，正统皇帝朱祁镇之弟。宣德皇帝虽然宠妃甚多，却只有正统皇帝朱祁镇和景泰皇帝朱祁钰两个儿子，景泰皇帝小正统皇帝一岁。他的母亲是吴贤妃，镇江府丹徒县人，于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被封为贤妃。正统皇帝即位后，他被封为郕王。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二十二岁的朱祁钰即位，改年号“景泰”，是为景泰皇帝。后来举世闻名的“景泰蓝”工艺就是在他执政的年代里研制出来的。
本来景泰皇帝生前已为自己在皇家陵园建好陵寝，没想到去世后，被正统皇帝废掉陵寝，以亲王礼葬于北京的西山。景泰皇帝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礼遇，但在后世却找到了知音。明史专家吴晗称赞景泰皇帝是一位难得的好皇帝，并且曾与郑振铎一起在西山找到了景泰皇帝墓，加以修葺，辟成公园供人纪念。景泰皇帝为什么会深受吴晗赞赏呢？这要从他即位的来由说起。
景泰皇帝是临危受命，在国家危急关头登上皇位，领导了一场抵抗蒙古军队入侵的北京保卫战，保障了内地居民的安居乐业，有功于社稷，所以吴晗称他为好皇帝。
⑴国难享位：
景泰皇帝的皇位得来颇有些意外。按照明朝皇位传承的制度，恐怕朱祁钰不会对皇位有太多的奢望，因为正统皇帝只比他大一岁，年富力强，而且已有子嗣。但是，正是在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将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正统皇帝朱祁镇不顾大臣的反对，听从宦官王振的蛊惑，冒险亲征进犯的瓦剌也先部，结果农历8月15日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虏。正统皇帝被俘的消息在8月16日就传到了北京城，紫禁城奉天殿局势混乱，人心不安。8月18日，为了安定局势，皇太后孙氏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于午门南接见百官，同时立正统皇帝之子朱见濬(一名朱见深)为皇太子。正统皇帝被俘，朱祁钰是监国的不二人选，因为正统皇帝只有他一个弟弟，而且朱见濬年纪太小，难以在国难中承担起拯救大明江山的重任。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幻想着用金银财宝换取正统皇帝的放归，将宫内金银珠宝搜刮一空，用八匹健马驮负，派人送到也先营中，然而也先财宝照收，人却不放。
郕王朱祁钰监国期间，发生了“左顺门事件”，是对他政治能力的第一次考验。农历8月23日，朱祁钰在午门代理朝政，右都御史陈镒上奏指出王振祸国殃民，应族诛以安民心。原来朝臣早就对王振专权极为不满，但在他专权擅政的时候敢怒不敢言。百官普遍认为王振是土木之败的罪魁祸首，所以陈镒此言一出，大家纷纷响应。年轻的郕王朱祁钰没有治国经验，面对这种场面不知所措，犹豫不决，只是挥手让他们先退下。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见郕王让百官退下，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投靠王振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早已不满，并对他害死翰林侍讲刘球一案已有耳闻，此时见他依旧气焰嚣张，已再无法忍受。户科给事中王竑怒火中烧，上前扯住马顺的头发，用嘴撕咬，并大声斥责他奸佞小人而罪当诛。群臣们蜂拥而上，不顾是在堂堂朝廷上，对马顺拳脚相加，顷刻将他打死在左顺门。随后群臣又索要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在大臣的压力下，二人被人从宫门中推出来，立刻又被大臣们打死，并将三人尸体拖出陈列于东安门外示众。在中国历史上，像这样大臣们公然在朝廷上打死人命的事情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面对混乱的局势和过激的行为，郕王惊恐万分，转身就要回内宫。这时兵部尚书于谦上前拦住郕王，请求他宣布马顺等人论罪当诛，参与殴杀的官员一概不究。朱祁钰恍然大悟，照此宣告，并族诛王振，抄没家产，惩治王振余党。这样，情势才得以安定。
虽然正统皇帝被也先拘押，自己掌监国大权，但是朱祁钰倒没有坐上皇位的想法。当时大明朝廷面临的局势是，正统皇帝被俘，也先率兵虎视眈眈，国家的形势岌岌可危，有着亡国的危险。大臣们认为郕王朱祁钰监国，终究没有皇帝的名分，明朝仍然处于一种国无君主的境况。对于也先而言，手中的正统皇帝成为威逼要挟的筹码；对明朝而言，这种情况不利于政令、军令的推行和人心的稳定。因此，许多大臣提出议立新君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佳选择。但是选立谁为新君呢？
当时能够继承皇位的只有两个人，即正统皇帝的长子朱见濬和正统皇帝之弟郕王朱祁钰。按血统名分和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而言，朱见濬应为首选，但是他当时只有三岁，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无法担负起拯救国家于危难的重担。而郕王朱祁钰时年二十二岁，风华正茂。于谦等众大臣从国家社稷的角度考虑，更加倾向于拥立郕王朱祁钰为新君，这种想法也得到了皇太后孙氏的支持，下懿旨令朱祁钰继承乃兄皇位。朱祁钰接到懿旨后，非喜却惊，躲到自己的府中，不肯出来接受。因为他知道，眼前国家处于极度危难之中，情势不定，而且正统皇帝虽然被俘，或许还有返回的一天，那时情景如何，他心中委实难测。
这种情况下，于谦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向朱祁钰指出，“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一句话点醒年轻的郕王，让他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所负担的责任。于是，几经避让的郕王朱祁钰不再推辞，于农历9月6日即皇帝位，遥尊正统皇帝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正统皇帝长子朱见濬仍为皇太子。应该承认，拥立朱祁钰即皇帝位，是对明朝皇位继承制度的破坏，是对被俘正统皇帝的背弃，但是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这种做法还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毕竟，拥立景泰皇帝客观上使得也先手中的正统皇帝失去了奇货可居的筹码价值，又使得明朝人心稳定，上下一致，有利于抗敌大局。可以说，兵部尚书于谦等大臣拥立景泰皇帝，也是出于公心，跟历史上常见的拥立皇帝以邀功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
后来在明景泰八年(亦即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农历1月，大明朝廷发生了一起政变，石亨、徐有贞等人趁景泰皇帝病重之机，拥立正统皇帝复辟，是为“夺门之变”。当时，有一些官员请景泰皇帝复立沂王朱见濬(即宪宗)为太子，石亨认为“请复立东宫，不如请太上皇(正统皇帝)复位，可得功赏”，遂与徐有贞等人密谋。阴谋已定，徐有贞跟他的家人分别时说：“事情成功了，就是社稷之利；失败了，就有灭门之祸。我如果回来，就是人；如果不能回来，那么我就是鬼了”，这话活现出官场投机者典型的赌徒心理。所谓的“社稷之利”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夺门之后，石亨等人居功自傲，正统皇帝也颇为不堪。大臣李贤提醒正统皇帝说：“石亨他们以‘夺门’居功，可这‘夺门’二字怎么可以流传后世？皇位本来就是陛下的，如果是夺，那就是不正常的了。况且，幸亏当时成功了，不然万一失败了，石亨等人死不足惜，我实在不敢猜测陛下会有什么下场。”正统皇帝大悟，敢情石亨是拿自己下赌注，遂下令今后不许提“夺门”二字，也逐渐疏远石亨等人。可见，石亨、徐有贞等人的境界显然不能跟于谦同日而语。
国难之时登上皇帝的宝座，景泰皇帝不得不面对严峻的考验。即位后，他主要做了两件大事：
①重用于谦，保卫北京城：也先俘获正统皇帝后，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他没有挥师直下北京，而是挟正统皇帝来到宣府、大同等北方重镇，企图以正统皇帝为饵索要钱财、赚得城池。但是守城官军不开城门，也先的计划落空。随后他又率兵回到蒙古老营黑松林，至农历10月初才纠合各部直趋北京。这在客观上给了明朝以喘息、调整的机会。当然，也先之所以没有在俘获正统皇帝后直扑北京，也有他自己的考虑：一是因为俘获正统皇帝实属意外，事先并没有想到；二是当时蒙古军队兵分三路，也先担心自己孤军深入，又有宣府、大同威胁后路，十分冒险，不如退回老营，集合队伍后再卷土重来。
在大明社稷生死存亡的关头，景泰皇帝对于谦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而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也深知责任重大，毅然挑起了抵御蒙古铁骑、保卫北京的重担。
经过土木之役，“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兵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于谦奏请将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沿海备倭军、运粮军以及剿捕农民起义军的明军急驰北京增援，同时为了不让粮草落入也先手中，下令将北京城东三十公里的通州仓粮移入京城。然而通州仓积粮甚多，非大量人力、物力，恐难在短期内搬运完毕。这时应天巡抚周忱建议令人自取，于谦奏请景泰皇帝准许文武京官、军兵预支通州仓粮，令其自取，能够多运者还给予白银、布匹奖励。如此，通州仓粮很快就被运入京城。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人心得以安定，也为不久的战斗做好了物资准备。
在如何进行北京守卫战的问题上，朝廷中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成山侯王通建议在北京城外挑建城濠以拒抗也先；总兵官石亨坚持坚守城池、闭门不出、以逸待劳的办法；而于谦认为坚守不出则示弱于人，也先会更加猖狂。于谦的意见得到了景泰皇帝的支持。于谦遂分遣诸将率兵二十二万分列于京师九门之外，命诸将皆受总兵官石亨的节制，他自己则身披甲胄亲赴石亨军中督战。随后，他下令关闭九门，以示有进无退，背水一战的决心。此外，他还注意提高军兵的士气，“泣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
在安排京城防御的同时，于谦还加强了北方其它重镇的防务。宣府、大同是明朝抵御蒙古进攻的最为重要的军镇，也是北京城的屏障。于谦十分重视这两处军镇的防守，奏请景泰皇帝加封镇守宣府总兵官杨洪为昌平伯，全权负责宣府的防务，并谕奖宣府巡抚右副都御史罗亨信。当时宣府成为一座孤城，直接暴露在也先兵锋之下。城内人心惶惶，有议弃宣府者，官吏军民争先逃脱。罗亨信仗剑坐在城门下，下令敢有出城者立斩，整饬军务，严阵以待。镇守大同者为郭登，是明初开国元勋武定侯郭英之孙。由于总兵官刘安私自逃回京师，被弹劾下狱，郭登被任命为总兵官。大同城内军兵多战死，郭登悼死问伤，亲自为受伤的战士裹伤换药，深得士兵拥戴。他日夜操劳，鼓舞将士奋力抵抗，称“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
农历10月11日，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驻扎在西直门外。也先原本以为明军不堪一击，见到明军严阵以待，未敢贸然进攻，而是采用被俘投降的明朝宦官喜宁的建议，声称是送正统皇帝回宫，借此试探大明朝廷虚实。景泰皇帝及于谦等众位大臣明知其中有诈，又不能怠慢正统皇帝，只能派人朝见正统皇帝。也先要求明朝派遣更高级别的官员前来谈判，并大肆索要钱财。
当时景泰皇帝和一些大臣犹豫不决，在动武和媾和之间徘徊。于谦则识破了也先威逼利诱和讹诈的手段，坚决主战。景泰皇帝也放弃了幻想，充分备战。农历10月13日，也先率兵猛攻德胜门，准备一鼓作气冲进北京城，不想却陷入了于谦精心准备的埋伏中。原来，于谦发现几名瓦剌游骑曾到德胜门外窥探军情，估计也先会选择这里进攻，于是在道路两旁空房中埋伏军兵。战斗开始时，他派少量骑兵佯败，诱敌深入。待敌军接近时，伏兵四出，瓦剌军大败而逃。第一次交锋，瓦剌损失惨重，也先的弟弟平章孛罗卯那孩被创身亡。随后，也先又先后指挥瓦剌军进攻西直门、彰义门等处，结果都被明军击败。连续进攻了五天，瓦剌军无一胜绩，士气大跌。也先见北京城在轮番攻击下岿然不动，又担心后路被断，遂于10月15日拔营北遁。杨洪、孙镗等人又先后在霸州、固安等地乘胜追击，夺回被掠人口一万多人。农历11月8日，瓦剌退回塞外，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北京保卫战，使得瓦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此后也先再也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北京保卫战，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为屏障的防御体系，加强了北方防御力量，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侵扰。大明朝廷疆域内，人民获得了难得的安宁，生活和生产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在北京保卫战过程中，骤登大位的景泰皇帝在政治上也变得成熟起来。他在国家危难中将人心惶惶的文武大臣团结起来，成功地保卫了北京城，保住了大明江山。他对于于谦的使用，更是用人不疑，多次在重要问题上采纳了于谦的正确建议，君臣协力，挫败了也先的入侵。他还下令停止不必要的土木建筑，省下来的费用用于备战；即位之时，去掉了繁琐的礼节和例行的恩赏，一切从简；多次为北边军镇添调军马，增加银两布匹，稳定了北方军事防线。正是景泰皇帝的这种励精图治，为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②迎还正统皇帝，安置在南宫：军事入侵未能达到目的，也先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对待手中的“奇货”正统皇帝，因为他知道继续利用正统皇帝要挟已经无利可图。如果将正统皇帝杀掉，则会导致明蒙关系彻底破裂，随之而来的将是连年战争，边境无宁日。倒不如主动请和，将正统皇帝送还明朝，借以修复关系，索要金帛。也有人认为也先此举别有用意，寄希望于正统皇帝与景泰皇帝争夺皇位，大明朝廷内乱，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农历5月，瓦剌知院阿剌遣使贡马请和。其实，这是也先想要讲和，自己又觉得耻辱，就私下让阿剌遣使来试探明朝的态度。
景泰皇帝命厚赐阿剌，但态度十分强硬，“也先挟诈，义不可从。即阿剌必欲和好，待瓦剌诸部北归，议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战也”。农历6月，吏部尚书王直上疏请求派遣使者迎还太上皇，景泰皇帝以恐也先羁留使者为由未准。农历7月，王直再请迎还正统皇帝。景泰皇帝不悦，“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是否迎还正统皇帝，景泰皇帝其实心里很矛盾。迎还，自己的皇位堪忧；不迎，天下人能答应吗？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景泰皇帝似乎对迎还正统皇帝不是很积极。群臣不知所措，只有于谦回答：“天位已定，宁复有他？言和者，冀以解目前而得为备耳。”景泰皇帝遂遣礼部右侍郎李实等人前往瓦剌讲和，但敕书中只有讲和而未提迎还之事。后来脱脱不花可汗又遣使来京讲和，景泰皇帝遣右都御史杨善等人出使，仍不提迎还之事。不久，李实等人返回北京，转达也先希望明朝于农历8月遣使迎回正统皇帝的意见。景泰皇帝致信也先，称“所言送还大驾，实朕所愿，果出诚心，就令杨善等奉迎还京，朕当永保和好，太师(指也先)其深省之。”农历8月6日，杨善奉正统皇帝南归。
关于景泰皇帝迎还正统皇帝一事，历来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些人认为景泰皇帝贪恋皇位，不愿迎还正统皇帝。明万历年间的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说“当时群臣奉迎之请，景泰皇帝不欲也”；李贽也认为“景泰绝无迎太上皇之意”。然而也有些人认为景泰皇帝并非是不想迎还正统皇帝，这只是他与也先进行斗智斗勇的一种策略。景泰皇帝自己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最好的注释：“上皇是朕亲兄，岂有不欲迎复之意？但虏情叵测，今彼以急来，我以迟去，盖欲延缓牵制以探其情。如果出诚意，备礼而迎，固未为晚。文武群臣累言未即许者，皆为此也”。其实，景泰皇帝自己并不想迎回正统皇帝，否则，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何解？
农历8月15日，正统皇帝到达北京，景泰皇帝命迎奉从简。在一番谦让之后，景泰皇帝仍居皇位，正统皇帝则被幽禁在南宫。在史料中，正统皇帝幽禁之地有时又称为延安宫、崇质殿。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地方。幽居之地整体上称为延安宫，因在紫禁城东南角，又称为南宫，其中的主要建筑物为崇质殿。景泰皇帝担心正统皇帝复辟，加强了对南宫的防范。南宫有重兵看守，日常饮食都是从一个小窗口送进去。为了防止正统皇帝与外界联系，极少给与纸笔。明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夏天，景泰皇帝听从太监高平的建议，为防止有人攀树越墙，将南宫的树木尽数砍伐。朝臣多次请求在元旦、寿诞之日赴延安门朝贺太上皇，景泰皇帝皆命免。
⑵夺门之变：
在取得北京保卫战胜利和迎还正统皇帝之后，明朝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危机，天下承平，这时候景泰皇帝有了易立太子的想法。“土木之变”时，景泰皇帝受命于危难之际，登临大位，然而皇太后孙氏同时懿旨进正统皇帝长子朱见濬为皇太子。也就是说，拥立朱祁钰为帝，是在国难当头时的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
按照明朝皇位继承的程序，正统皇帝长子朱见濬才是合法的第一人选。明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洪武大帝很早就册立了朱标为太子，无奈他在太祖生前就去世了。太祖并没有在子辈中另觅人选，而是直接传位给朱标之子朱允炆。永乐大帝是通过“靖难之役”用武力夺得的皇位。他虽然有过犹豫，但还是传位于长子朱高炽。仁宗朱高炽传长子朱瞻基，传于长子朱祁镇。
如此，则在景泰皇帝朱祁钰之前，只有永乐大帝是通过血腥的内战取得皇位的，其他都是按照嫡长子制度传递的。当时孙太后及文武百官之所以拥立朱祁钰为帝，主要是从国家安危的角度考虑的，正如于谦所言“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同时册立正统皇帝长子而非景泰皇帝长子为皇太子，又保证了皇位正常的继承顺序，然而这种做法却为景泰皇帝易立太子和随后的复储风波埋下了伏笔。
太子朱见濬为太后孙氏所立，年纪尚幼又没有什么过错，景泰皇帝想要废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次，他对司礼监太监金英说：“七月初二日，是东宫的生日。”金英马上对答：“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农历7月2日是景泰皇帝长子朱见济的生日，而农历11月2日是太子朱见濬的生日，景泰皇帝借此从侧面试探周围人的意见。金英在内廷的地位很高，他的回答暗示不同意易储，这也代表大部分人的态度。事实上，不但孙太后那里不会同意，就是景泰皇帝的皇后汪氏也反对易立太子。
太监王诚、舒良为景泰皇帝献计，建议笼络朝臣，使他们转变态度。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农历1月，景泰皇帝加王文、杨善太子太保衔。农历4月，他赐给内阁大学士每人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至此，景泰皇帝易储之意为众所知，部分朝官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正在这时，黄竑进呈的“永固国本事”疏为景泰皇帝易立太子提供了契机。黄竑，广西浔州守备都指挥，图谋广西思明府知府的位置，袭杀知府一家。事发，被捕入狱。黄竑为求解脱，派千户袁洪到北京活动。袁洪听说景泰皇帝欲易太子，觉得机会难得，遂以黄竑的名义上疏请易东宫。
景泰皇帝见疏大喜过望，不禁感慨“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将黄竑等人释放，晋升都督，并将疏文交朝臣讨论。文武大臣犹豫不决，但无人敢反对，最后知事已至此，王文等人先后署名同意。农历4月24日，景泰皇帝命王直等十八位大臣兼支双俸。农历5月2日，册立朱见济为皇太子，改朱见濬为沂王，同时废掉反对易储的汪皇后，册立朱见济母皇妃杭氏为皇后。
一切似乎都在按照景泰皇帝设计的路线发展，然而在明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农历11月却发生了意外。当月，皇太子朱见济因病夭折，史称“怀献太子”，而景泰皇帝尚无他子可立，这样皇储问题又被提了出来。皇储事关重大，不仅关系到皇权的传承，也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历史上不乏因皇权更迭而产生的血雨腥风。
其实景泰皇帝更易太子，朝臣就不是非常赞同，只是慑于皇帝的威严没有敢公开反对。怀献太子刚死，大臣们私下就有复立原太子朱见濬的主张。这些流言传到景泰皇帝耳中，他非常不高兴，怀疑是孙太后和南宫正统皇帝在背后支持。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农历5月，御史钟同上疏论时政，提及请求复立太子事。没过几天，礼部郎中章纶也上疏请复沂王为太子，言词更加激烈。他指责景泰皇帝皇位得于正统皇帝却对正统皇帝十分冷落，在元旦等节日应该带领百官朝谒正统皇帝；原太子朱见濬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怀献太子夭折是上天的警告，天命难违，应当复立太子。
景泰皇帝见到这份奏章非常恼怒。当时天色已晚，宫门紧闭，景泰皇帝命人从门缝中传旨，立即抓捕钟同、章纶锦衣卫的校尉使用各种酷刑，逼他们说出谁是幕后主使，是如何交通南宫的，二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拒绝承认有人主使。农历7月，南京太常寺少卿廖庄上疏请求善待朱见濬，以备将来景泰皇帝无嗣时沂王即位，不报。第二年农历8月，廖庄因母丧赴京师，在东角门朝见皇帝。景泰皇帝记起了他一年前的奏疏，十分生气，当即廷杖八十。有人提醒是钟同、章纶首先提起复储的，景泰皇帝命人将狱中的二人各杖一百，结果钟同死在了狱中，终年三十二岁。章纶虽然幸免于难，但被关在锦衣卫狱中，直到正统皇帝复辟才被放出来。
从明景泰五年农历5月到明景泰六年农历8月，皇储问题在大明朝廷闹得沸沸扬扬，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自始至终，景泰皇帝就没有复立正统皇帝太子的想法，甚至以杖杀大臣的手段来钳制人言。但是，景泰皇帝没有做得更绝。
历史上为了争夺皇位而对骨肉兄弟痛下毒手的皇帝史不绝书。景泰皇帝虽然也想保住皇位，但并不忍心对自己的兄弟和侄子斩尽杀绝。明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农历7月，刑科给事中徐正上疏请求将沂王迁到他受封的地方，以绝人望，同时还要加强对太上皇正统皇帝的看管。景泰皇帝非常惊愕，将他贬为云南临安卫经历，后来又以小事将其谪铁岭卫充军。
只要竞争者在世一天，危险就存在一天，这是世理；不忍心残杀兄弟，这是人情。景泰皇帝想兼顾物理与人情，然而这两者对于皇室中人来说，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兼顾。事情的发展正如徐正所预料的那样，正统皇帝人望不绝，得以寻机复辟，而景泰皇帝的下场就没有那么美妙了。事情的发展正如徐正所预料的那样，正统皇帝人望不绝，得以寻机复辟，而景泰皇帝的下场就没有那么美妙了。
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农历12月下旬，景泰皇帝病重。12月28日景泰皇帝仍未康复，就下旨罢元旦庆贺礼。12月30日，他无法到太庙祭拜，就遣武清侯石亨代行礼。明景泰八年农历1月6日，石亨代行太庙祭祀祖先。1月9日，景泰皇帝勉强上朝，并准备在1月13日到南郊祀天地。然而，1月13日景泰皇帝病情转重，开始咯血，无法亲祀，又让石亨代行。大臣们见景泰皇帝病情沉重，不免担心起来，景泰皇帝身边的太监甚至暗示皇帝在世的时间不会超过十天。1月14日，文武大臣商议上疏请景泰皇帝“早择元良”，意思就是尽早确立皇储。景泰皇帝下诏旨说自己只是偶感风寒，1月17日将上朝，“早择元良”不准。因为“择”字不是复立的意思，因此有人传言朝廷已经派人迎接襄王世子去了，而不准备复立原太子朱见濬。
景泰皇帝果真是偶感风寒吗？时值壮年，为何病情如此沉重？有人认为太子朱见济的夭折，以及随后新册立的杭皇后的病逝，对景泰皇帝打击很大，长时间内心情郁闷，致使他身染重病。也有人认为，太子夭折后，他一直不复立朱见濬就是希望能够早日得到皇子而立自己的皇子为太子，因此急于想得到太子，近女色太过，致使身体每况愈下。
武清侯石亨以为景泰皇帝将一病不起，又听说在1月17日要选立东宫，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遂会同徐有贞、曹吉祥、杨善等人于1月16日夜打开南宫之门，抬太上皇正统皇帝入奉天殿。1月17日早朝时，群臣惊讶帝发现正统皇帝已经复辟了。这场复辟，就是“夺门之变”。随后，正统皇帝改明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并复立朱见濬为皇太子。
当景泰皇帝听说正统皇帝复辟的消息后，只是说了几个“好”字，便不再说话。但据当时给景泰皇帝治病而日夜陪在景泰皇帝身边的太医董速说，景泰皇帝曾自叹是“无天之人”。从中可见景泰皇帝深深的失望之情。农历2月1日，景泰皇帝被废为郕王，没多久就死掉了，终年三十岁。关于景泰皇帝的死因，明朝人多避讳，如李贤《天顺日记》、杨瑄《复辟录》、尹守衡《明史窃》都是简单地记载为“薨”，并未指明具体原因。综合各种言论，景泰皇帝之死有两种说法：
①病逝说：在史籍《正统皇帝实录》里，从明景泰七年农历12月到景泰皇帝去世，一共记载了二十余条有关景泰皇帝身体疾病的记录，渲染景泰皇帝病情之沉重，认为病情不断恶化，最终不治身亡。
②害死说：据史籍《病逸漫记》中记载，“景泰皇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以帛勒死”。正统皇帝复辟后，景泰皇帝虽然失去了帝位，但身体却逐渐康复。正统皇帝对七年来被幽居南宫，耿耿于怀，怨气难消，多次指责景泰皇帝“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愤”。而且，他担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复辟事情也发生在景泰皇帝身上，于是命蒋安将身体逐渐恢复的景泰皇帝活活勒死，并毁掉景泰皇帝生前在昌平天寿山修建好的寿陵，将其安葬在西山。正统皇帝同时令景泰皇帝的唐妃等众嫔妃一律自尽，去世的杭皇后去皇后号，毁其陵，只有被景泰皇帝废掉的汪皇后得以幸免。后来在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乾隆大帝为明景泰陵立碑题词时，也认为景泰皇帝是被害死的。
景泰皇帝逝世后，正统皇帝废其帝号，赐谥号为“戾”，称“郕戾王”。这是个恶谥，表示景泰皇帝终生为恶，死不改悔。明朝成化年间，一些臣僚开始为景泰皇帝鸣不平，他们认为景泰皇帝危难之时受命，削平祸乱，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功劳很大，却谥以“戾”，很不公平。甚至有人责问，当时若不是景泰皇帝即位，外敌如何得退，正统皇帝如何得返？成化皇帝虽然曾被景泰皇帝废去太子地位，但对这位叔叔的功绩还是相当理解。几经周折，成化皇帝下旨恢复景泰皇帝帝号，定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景泰皇帝的功绩。但明宪宗不可能给景泰皇帝全面平反，所定谥号仅五字，而明朝其他皇帝的谥号都是十七字，景泰皇帝在规格上较其他皇帝为低，而且景泰皇帝还没有庙号。直到南明弘光时期才给景泰皇帝加上庙号曰“景泰皇帝”，并增加谥号到十七字。至此，景泰皇帝在礼仪规格上算是与明朝其他皇帝平等了。他的历史功绩也稍稍为后人所知了。
朱祁钰小档案：
属相：猴
谥号：郕戾王，恭仁康定景皇帝，
庙号：明朝宗
陵寝：景泰陵
父亲：宣德皇帝朱瞻基
母亲：宫女
初婚：十七岁
皇后：汪皇后
子女：子，女
继承人：长兄朱祁镇
附_朱祁钰大事年表：
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庚午)农历8月经朝廷派人与瓦剌交涉，8月15日太上皇至京师，帝迎东门拜，上皇答拜，相持泣送太上皇至南宫。帝率百官行朝谒礼。
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辛未)农历12月景泰皇帝以礼部侍郎王一宁、祭酒萧镃兼翰林学士，直文渊阁，预机务。
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壬申)农历5月景泰皇帝废原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废皇后汪氏，立太子朱见济之生母杭氏为皇后。
明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癸酉)农历11月新立之皇太子朱见济卒。谥怀宪。
明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乙亥)农历7月太监高平，谓南城树木多，恐生叵测，请尽伐之，景泰皇帝从之。值盛暑，上皇尝倚树憩息，至是见之，大骇。
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丙子)农历2月皇后杭氏逝世。农历12月景泰皇帝以患病，罢明元旦朝贺。
明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丁丑)农历1月12日景泰皇帝仍在病中。命诸臣议立太子事，但所见不一，乃以“早建元良”请。1月14日疏进，景泰皇帝不允。武清侯石亨等谋，认为立太子不如复上皇可邀功赏。1月16日王直、胡滢、于谦会诸大臣，请复立沂王，拟日暮奏。未入而夺门之变起。当日夜里，石亨、张軏、曹吉祥，密语定计立即夺门。正统皇帝复辟，即皇帝位。此谓“夺门之变”。
朱见深：(公元1447～1487年)，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成化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464～1487年为期二十三年，终年四十一岁。
朱见深，初名朱见濬，生于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7年)农历11月。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正统皇帝朱祁镇在与蒙古瓦剌部的交战中被俘。他的叔父朱祁钰继承皇位。他被立为太子。但是，当他的叔父逐渐牢固地控制了政权之后，就改立了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而废除了他的太子身份，改封为沂王。在他十一岁时，父亲朱祁镇重新成了皇帝，他又成为太子。这一年，他改名朱见深。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十八岁的朱见深继承了父亲正统皇帝的皇位，开始了他二十三年的统治，年号“成化”，是为成化皇帝。
成化皇帝朱见深即位后，平反了于谦冤狱，恢复了于谦之子的官职。又不顾景泰皇帝曾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以德报怨，恢复其帝号，重修其陵寝，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朱见深任用李贤为相，阁臣之中还有彭时、商辂等人，可谓是人才济济，朝政也比较清明。
由于名相的辅佐，加之上述的一系列措施，成化皇帝在即为之初还是以明君的形象出现的，但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明朝土地兼并的严重，官吏对百姓的压榨，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并且这种情况不断恶化。百姓终于忍无可忍，荆襄爆发了刘千斤起义，广西爆发了少数民族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归于失败，但已经为明朝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更值得一提的是广西的少数民族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它的影响却非常“深远”。因为明成化一朝最显眼的两位人物都出自这次战斗的俘虏，其一就是一手遮天的大太监汪直，另一个就是弘治皇帝的生母纪氏。
大太监汪直本是广西少数民族，由于起义的失败，起义军的成年男子被杀，小孩与女人被送往宫中为奴，汪直就这样进宫做了太监。由于他善于钻营，而且又攀附上了当时宫中的实权派万贵妃，因此官运亨通。明成化十三年，成化皇帝设立了著名的特务机构“西厂”，使得明朝的厂卫制度达到顶峰，而汪直就掌握着西厂实际指挥权的大太监。汪直凭借特务机构不断排除异己，树立亲信，整个朝廷被他搞得乌烟瘴气。汪直还多次作为监军随军出战，所到之处官吏都小心侍奉，加紧搜刮百姓，购买大量珍宝取悦汪直，可以说汪直所到之处，就像闹了一场蝗灾。由于汪直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朝野的交相弹颏，成化皇帝也因此对他失去了兴趣，在汪直的最后一次监军过程中索性将他留在了边关，之后又将他贬到了南京，大太监汪直渐渐在历史中消失了。
汪直走后，朝廷并没有安定下来，成化皇帝开始迷信佛道，任用奸佞。大批贤能之士或贬逐或罢官或去世，朝廷中难有直臣容身。许多社会无赖，骗子得以混进宫中，而朝廷的重要官吏也腐败到了极点，当时百姓就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说法，将这些朝廷的蛀虫贬得一钱不值，这些大臣不但贪赃枉法，而且为了取悦成化皇帝经常以房中术进献，明朝政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其政治昏暗，奸臣当道，西厂横行不法，王室奢侈而官吏贪污盘剥，加上连年的水、旱灾，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
成化皇帝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就是他竟喜欢一个比自己大十七岁的宫女，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位宫女就是万贵妃。她的出现造成了明朝第一个外戚乱正的局面，他的亲戚在她的庇护下到处抢占民田，而且许多官吏也通过贿赂她而得到了提升，不过万氏对于朝廷的控制比其他对内宫的控制就可谓小巫见大巫了。他紧紧笼络住成化皇帝，使得后宫无人敢触犯她的势力。成化皇帝的正宫皇后吴氏，就是由于与万贵妃发生口角，并动手打了万氏，被打入了冷宫。新皇后王氏也只好曲意逢迎，才得以报住了皇后的位子。由于万贵妃的亲生子的早夭，为避免失宠，她开始控制被皇帝临幸的宫女，一旦发现宫女怀有身孕，不是强迫打胎，就是致死，险些使成化皇帝断了子嗣。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万贵妃暴亡，成化皇帝也因悲伤过度于数月后去世，为太子朱佑樘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
成化皇帝不像他父亲那样富有激情，喜欢冒险。他的性格安静、谨慎、宽和，信任大臣。他性格中最仁厚的一面，表现在他对他的叔父景泰皇帝的态度上。明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一个名叫黎淳的官员请求追查当初废除他太子之事，成化皇帝批答说：“明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所以，后来清朝人编修《明史》，说他“恢恢然有人君之度”。终明朝成化一朝，除了南方广西的瑶族叛乱、荆襄郧阳山区的流民以外，政局基本上比较平稳。所以，明朝人称明成化朝、明弘治朝为太平盛世。其实，正如史学家孟森所言，明成化时期朝政极其秽乱。只是因为祖宗积累的财富甚多，还不至于扰民，所以尚能称作太平。
据说，成化皇帝朱见深说话有严重的口吃，明朝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载说，成化皇帝每次上朝，如果准许大臣所奏之事，只说一个“是”字，以免出丑。因此影响了与大臣面对面地交流，也使他不愿意上朝理政。这样，很多事情需要通过身边宠幸的人传达旨意，也使他们有了干预朝政的可能。
明成化一朝朝政的混乱，多半是因为成化皇帝对贵妃万氏、宦官汪直和梁芳的宠信所致；而成化皇帝所倡行之皇庄、传奉官、西厂，亦是极大的弊政。
⑴一个贵妃：
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农历7月20日成化皇帝大婚。所谓大婚就是专指皇帝的婚娶。成化皇帝当时婚娶的吴氏，是由父亲正统皇帝朱祁镇选定的。据称，由正统皇帝选定而育于别宫的女子有三名，即吴氏、王氏和柏氏。皇帝的婚事自然是隆重的，但是仅仅还不到一个月，吴皇后就被废。取而代之的是王氏，即后来的孝贞皇后。吴氏被废背后的缘由，一直为人所猜疑。一种说法是太监牛玉专恣，讨厌太监牛玉的人想借机夺去他的权柄，故而挑动皇帝废后。皇帝自己的说法是吴皇后“举动轻佻，礼度率略”，且可能在册立时牛玉有舞弊的嫌疑。
然而，吴氏虽被废，但“舞弊”的牛玉却只是发配到南京的孝陵去种菜。迂腐的官员以为牛玉真是犯有欺君之罪，于是纷纷上疏说对牛玉的惩罚太轻。结果，成化皇帝将上疏的官员王徽、王渊、朱宽、李翱、李钧贬到边远的州去做专管刑狱的判官。因此，“牛玉舞弊”的说法其实是不成立的。真正的原因是吴皇后得罪了皇帝宠爱的万氏。
万氏(公元1430～1487年)，小名贞儿，本是成化皇帝的祖母孙太后宫中的一名宫女，诸城人，四岁就被选入宫中，长大后选往东宫服侍朱见深。万氏比朱见深年长十七岁。朱见深在十八岁即位以前，就与万氏关系暧昧。有趣的是，成化皇帝朱见深一辈子对万氏都非常宠幸。明成化一朝的内宫，基本上是万氏主宰着，进而影响了外廷的政治。
①宠冠六宫：万氏为人机警，身材丰满，很会迎合皇帝的心意。据说每次成化皇帝游幸的时候，她总是穿着戎装，骑着马为前驱，或佩刀侍立左右。相比六宫粉黛的柔姿弱态，身着戎装的万氏自然给朱见深一种新鲜感。也许，这是万氏邀宠于朱见深的关键。不过，皇后吴氏初立时，大概是恨朱见深与万氏的暧昧关系，竟敢以后宫之主的身份杖责万氏。成化皇帝获悉此事，便毫不犹豫地废了吴皇后。继立的王皇后，自然从中吸取了教训，对万氏的态度比较友善，不大理会万氏的横行霸道。王皇后的明哲保身态度，以及皇帝对万氏的宠幸，使万氏成为明成化朝后宫真正的主人。特别是在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农历1月，万氏生下了皇帝的第一个儿子。朱见深非常高兴，派人四处祭祀山川，封万氏为贵妃。但是，万贵妃所生的皇子不久便死了，此后万氏再也没有怀孕。万氏虽然不能怀孕了，但是成化皇帝却还是很喜欢她。俗话说，成化皇帝不急太监急，皇帝多年来没有儿子，让外廷的大臣们也着急。大臣们也许都听说是万贵妃在作梗，就上疏请皇帝“溥恩泽”，也就是请求皇帝多宠幸宫中其他的嫔妃。
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秋，出现了几次彗星。在古代，彗星的出现意味着不祥。于是，大学士彭时、尚书姚夔也上疏请求皇帝要扩大宠幸的范围，以广后嗣。皇帝表面上同意，但行动中仍然专幸万氏。所以，万氏在宫中越发地骄横起来。太监中谁违背了她的意思，就立即被赶出宫去。宫中的妇女一旦谁与皇帝发生关系并且怀孕的话，就千方百计命人进药汤，使其堕胎。贤妃柏氏生下一子，即悼恭太子，也为万氏所害。后来的明孝宗，若不是宫中的宫女、太监、废后吴氏、周太后的百般保全，恐怕也遭了万贵妃的毒手。但即使这样，成化皇帝朱见深对于万氏一直非常有感情。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春，万氏暴病身亡。成化皇帝非常伤感，哀叹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辍朝七天，谥万氏为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
②结纳外廷：万贵妃的骄横，不但影响了明成化一朝的内宫的生活，而且还间接地影响到外廷。一些士大夫，不顾颜面，乐意与万贵妃及其家人相结纳。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大学士万安。万安，字循吉，眉州人，明正统十三年进士。万安此人虽无学问，做大学士期间只知道依从皇帝，被人称作“万岁阁老”。
“阁老”是明人对内阁大学士的称呼。“万岁阁老”的名称有个来历。明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已经入阁两年的万安与另外两名大学士彭时、商辂一同去面见皇帝议事。彭时和商辂向皇帝提出，京官的俸薪不宜削减，成化皇帝同意了。万安在旁边，立即叩头高呼万岁，弄得彭时、商辂也只得同时趴下高呼万岁，之后退出。这么一次精心安排的议政会议，大学士们本来是想要解决很多问题的，却因为万安这一声“万岁”，遂告流产。而且，从此成化皇帝基本上不再召见大臣。此后，大学士尹直想得到成化皇帝的召见直接面谈朝政问题，万安便劝阻道：“当初彭公请皇上召见，一句话不对劲，就立即叩头称万岁，让人笑话呀！人们每件朝政尽量做到知无不言，让太监们选择给皇上，比当面议政好得多呀！”一句话，竟然把当初自己演出的丑剧全部归过于彭时，可真算是“不学有术”。万安最无耻的杰作，恐怕是在给成化皇帝的奏疏中大谈房中术。后来，明孝宗在宫中见到这些奏疏，文末署名“臣安进”，于是派太监怀恩向万安问罪：“这可是一个大臣做得出来的？”万安却一点羞辱的感觉也没有，只一个劲地叩头，连辞职的场面话都不愿说，脸皮可真厚，所以当时的人讥讽万安，说他“面如千层铁甲，心似九曲黄河”。
作为一个政客，万安肯定觉得自己最成功之处就是结交上了万贵妃。本来，眉州在今四川的眉山县，诸城则在今山东的诸城县，两地相距甚远。然而，万安却费尽心机与万贵妃联宗，摇身一变成了万贵妃的侄辈。万贵妃则因为出身贫寒，正希望有一个士大夫来撑撑门面。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成为同宗。更耐人寻味的是，万贵妃的弟弟锦衣卫指挥万通的妻子王氏，竟然有一个送给别人抚养的妹子成了万安的小老婆！此后，万安利用万通妻子王氏出入宫廷的便利，探听宫中虚实，并依靠着万贵妃的影响力一直安稳地做他的大学士。万安利用万通妻子王氏出入宫廷的便利，探听宫中虚实，并依靠着万贵妃的影响力一直安稳地做他的大学士。只是，不曾令万贵妃想到的是：她逝世后不久，明孝宗即位，有人上疏要查办曾经与万贵妃交结的人，万安就赶紧申辩说：“我和万贵妃早就不来往了。”其实，也许正是万安的无能与软弱，才使万贵妃的影响力没有过度地在外廷扩散。不过，万安只是一个油滑的小人，而不是一个十恶的坏蛋。他做大学士时还做过一件好事，就是顺应当时的情势请求成化皇帝废除了西厂。
③图谋易储：明成化一朝的储位，是在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就确立了的。这一年的农历11月，年仅六岁的朱祐樘被立为太子。之前的农历6月，太子的生母纪氏已经去世了。纪氏是不是姓纪，也有疑问。据谈迁《国榷》记载，纪氏“广西贺县人，中军都督李福斌女…弘治初内庭言本出李氏，入宫时误为纪，故遂称纪氏”。按这种说法，纪氏真实的姓是李，父亲名李福斌。不过，这些都只是弘治初的说法。弘治初，明孝宗朱祐樘出于对生母的怀念，曾经四处寻找纪氏的族人。利之所在，众之所趋，谣言也因此四起。然而，号称严谨的《明史》既然仍然主张朱祐樘的生母姓纪，人们姑且也认作是纪氏。
纪氏很小的时候就入宫，据说，明成化初年(公元1465～1466年)的大藤峡之战，政府军队俘获了许多瑶族的子女。其中面貌姣好的女子就送进宫中做了宫女。纪氏正是瑶族土官的女儿。纪氏聪慧，而且知书达礼，在宫中负责内库的事务。后来，纪氏与成化皇帝的一次邂逅，就怀上了朱祐樘。之后的事情，就与许多的宫中阴谋版本类似，得宠的万贵妃千方百计企图加害纪氏，而宫中善良的太监如张敏、怀恩以及被废的吴后、宫女们则尽力保全。据说明孝宗刚生下来的时候，头顶有一寸左右没有头发，说是药汤对胎儿的损伤所致，显然还是遭了万贵妃的毒手，只不过真命天子命不该绝罢了。朱祐樘在皇宫的一个偏僻之所(安乐堂)生活了六年，一直不敢公开露面，甚至连胎发都不敢剪。
在太子朱祐樘之前，成化皇帝已经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万贵妃所生，早就死了。另一个是柏妃所生，却被万贵妃害了。因此，当成化皇帝朱见深从太监张敏那里获知朱祐樘的消息之后，非常高兴。几个月之后，就立为太子。但是，万贵妃却深怀怨恨。据说万贵妃在成化皇帝认子之后，日夜哭泣说：“奴才们竟敢欺骗我！”接着，纪氏就死了。纪氏死亡的原因据明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的一个老太监说是自缢的。太监张敏也因为害怕万贵妃的报复而吞金自杀了。万贵妃自然容不得这个孩子。于是，成化皇帝的生母周太后对成化皇帝说：“你还是把孩子交给我照看吧！”从此，朱祐樘就一直生活在祖母的仁寿宫中。有一天，万贵妃说要请皇太子过去吃东西。周太后就对孙儿说：“孙儿你去那里不要吃东西。”朱祐樘到万贵妃那里，万贵妃给他食物，朱祐樘就说：“吃饱了。”万贵妃就说：“那喝点汤吧！”朱祐樘说：“怕有毒。”万贵妃非常生气地说：“这小孩子才几岁，长大了还不吃了我？”一气竟生起病来。
这件事自然对万贵妃深有影响。废储的事，也许从此就埋下了伏笔。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成化皇帝发现内库里的金银都花光了，就对当时的大太监梁芳、韦兴说：“靡费帑藏，实由汝二人！”接着，成化皇帝又说：“我不追究你们，后人会责怪你们的。”两个人听后非常担心，就撺掇万贵妃把她也不满意的朱祐樘废了，改立邵妃的儿子。这一年的农历3月，成化皇帝听了万贵妃的谗言，要将朱祐樘废了。太监怀恩苦谏，却被贬到凤阳去守陵了。幸好，泰山连续地震，钦天监的人说应在东宫太子身上。成化皇帝认为，祐樘是天命的合法继承人，才打消了废储的想法。易储一事虽然没有成功，却在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万贵妃对于明成化朝宫中事务的影响，也反映了明成化朝宦官的作用。
按照明朝的制度，只有皇帝和皇后逝世后才能葬于天寿山陵区，像万贵妃这样的妃子只能葬在西郊的金山。万贵妃很幸运，死在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前面。作为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她被朱见深安葬在十三陵陵区。今天在定陵西南约两公里处的苏山脚下，有一占地约两万平方米的陵园，即是万贵妃墓。墓碑雕云凤纹，中间一“卍”字，既表墓主“万”姓，且寄吉祥之意，真是宠尽于身后！明末的沈德符曾感叹地说：“妇人以纤柔为主，万氏身体肥胖，与纤弱相反，而获异眷，就像杨玉环得宠于唐明皇一般！”
⑵两个宦官：
汪直与梁芳明朝的皇帝实际上从太祖开始，就基本上接受“宦官官僚政治”的思想。有历史学家曾指出，明太祖使用识字的宦官并在宫外的政府中委以重任，而明史中反复提出的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其实根本不存在。永乐大帝的时候，宦官执行任务的范围明显更广，例如郑和就是明朝历史中最著名的宦官。正统皇帝时王振的专权，首开明朝宦官专权的乱局。明成化朝则出现了宦官官僚政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而且宦官专权与特务政治进一步结合，特务组织成为宦官专权的利器。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一位都察院的官员上疏，抱怨宦官的数目已经突破了一万人，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当然，宦官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对于朝廷和士大夫的威胁是次要的，真正对士大夫构成威胁的是宦官的乱政。
①汪直：与成化皇帝的妃子、明孝宗朱祐樘的生母纪氏一样，汪直的入宫也是明成化初年大藤峡一战的副产品。他也是瑶族人。在明朝历史中，汪直可能是继正统皇帝朝王振之后又一个著名的专权者。他的生活，可以分为三期。早期是侍奉万贵妃的小太监，在昭和宫里当差，慢慢地升为御马监太监，做了一个管御马、进贡马骡的七品内官。中期是明成化十三～十八年(公元1477～1482年)期间汪直的身份是提督西厂，这是他权势最盛的六年。晚期是明成化十七年成化皇帝将汪直闲置在边陲，然后再把他放到了南京的御马监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汪直干预政治，也就是提督西厂的六年。
据史籍《明史》中说，汪直的主要特点就是“为人便黠”，就是花言巧语阿谀奉承和狡猾的意思。在《明史》中对汪直性格的描述还有一点，即“年少喜兵”。他最喜欢做的事情，除了做特务之外，大约就是领兵打仗了。当然，太监在军队中的职务一般就是监军了。他曾经领着京城十二团营的军队远征过。团营是景泰皇帝时期开始创建的京城精锐部队，能控制这样一支军队，足以说明汪直的威势了。不过，也许正是喜欢领兵的毛病，使他远离了皇帝，也远离了他赖以专权的依托。明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远征的汪直请求班师。对汪直越来越不感兴趣的成化皇帝叫他继续去宣府御敌，过不久又让他去大同巡边，却把军队全部撤了回来。之后，汪直就再也没有回到皇帝的身边，而是直接发配到南京御马监去了。
其实，汪直的性格，还有很多层面，例如，他的骄横。据《皇明世说新语》说，汪直每到一个府、县，当地的官员都得跪着迎接，竭其所能地招待他，一旦有什么不周的地方，汪直就会这样问：“尔头上纱帽谁家的？”太庙正殿有一次，汪直的问话得到一个很诙谐的答案。一个县令说：“某纱帽用白银三钱，在铁匠胡同买的。”这一次，汪直大笑，也没有责怪那名县令。从这件事看来，汪直并不是一个无赖，起码还是懂得一些情趣的。汪直性格中的优点，人们知道得太少。也许是因为汪直是一个宦官，所以人们不愿意提他的优点吧。据说汪直曾经到江南，听说绍兴杨继宗是个品行很高的官员，就前往拜会。汪直看了杨继宗后，说：“人们都说杨继宗，却不料长得这么丑陋。”杨继宗冷冷地回答说：“我虽丑陋，却还不至于损伤父母给我的身体。”汪直没有吭声。杨继宗这句话，意在讥刺汪直是一个阉过的太监。后来，成化皇帝问汪直：“朝觐官中谁最贤明？”汪直回答说：“天下不爱钱者，唯杨继宗一人耳！”此可见汪直之大度。
汪直专权的利器是西厂。汪直专权的利器还有“两钺”(钺，古代兵器)。成化皇帝身边有一个小丑即宫廷中常蓄养的俳优，专供皇帝娱乐，所表演的节目都是自己创作的，其中有些还讥刺时事，类似现代的小品。成化皇帝身边就有一个名叫“阿丑”的小太监。有一次阿丑奉命为成化皇帝表演。阿丑就表演一个喝醉酒的小太监撒酒疯。小太监喝醉了酒，正撒着酒疯，旁边人告诉他说：“皇上来了。”小太监根本不理睬。旁边人又说：“汪太监来了。”小太监立即避走，边走边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接着，他又扮演汪直，操着两柄“钺”来到皇帝身边，说：“我带兵全仗此两钺。”旁人就问：“你的钺是什么钺呀？”阿丑说：“王越、陈钺。”成化皇帝听了这样的笑话，自然是开怀一笑，但笑过之后呢，自然不能不有所省悟。因为，所谓王越、陈钺，实际上不过是交结汪直的两个大臣。
王越，字世昌，直隶浚县人，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进士。他虽然是一名文臣，但却很能打仗，甚有才略，从明成化初年起就在河套地区与抵御蒙古鞑靼部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后缘韦瑛而结识汪直，成为汪直的莫逆之交。王越与汪直的关系，被后人视为其品格上的污点。在史籍《明史》中虽肯定了“边臣未有如越者”，也惋惜他“躁于进取，依附攀缘”。
陈钺，字廷盛，直隶献县人，明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进士。与王越一样，陈钺也是一个负责边疆防卫的大臣。王越负责的是西北河套一带的防务，而陈钺则负责东北辽东一带的防务。陈钺做辽东巡抚的时候，汪直巡边至辽东。他欢迎的场面非常大，自己匍匐迎接不算，酒席也办得很丰盛，并且重贿汪直的左右随从人员。
其实，当时巴结汪直的大臣又何止“二钺”。据说汪直巡边时，负责边疆防务的巡抚都御史们往往出城二三百里迎接，“望尘跪伏”。汪直住下来后，官员们则“小帽曳衫，唯走唯诺，叩头半跪，一似仆隶”。有一次，尚书尹旻请王越将他介绍给汪直，私下问王越说：“见到汪直后，要跪吗？”王越说：“哪里有六部尚书还朝别人下跪的？”尹旻不放心，派人侦察王越见汪直的情景，发现王越竟是跪在汪直的床下说事的。后来，尹旻与王越去见汪直，一见到就立即跪下参见。出来时，王越怪尹旻不听他的话。尹旻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我见别人是跪的，我不才，只不过是学别人罢了。”此一事，足见汪直之气势，亦可以看出当日士大夫之无耻。
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竟还有一个名叫杨福的江西人伪称汪直，纠集一班无赖扮演校尉，从芜湖一路招摇撞骗至福州，吓得沿途官吏屏息听命。汪直本人后来也逃过了惩罚，寿终正寝。在明朝专权的宦官中，他可能算是最幸运的一个。
②梁芳：梁芳在明成化一朝，虽然不如汪直那般有权势，但却在另一个方面破坏了朝廷的正常秩序。汪直的权势，是笼罩于明成化一朝的政治、军事领域，而梁芳的恶劣，则主要是在经济上的挥霍、靡费钱财及任用佞幸小人。可以说，汪直爱权，而梁芳爱钱。梁芳知道，要得宠于成化皇帝，最好能得到万贵妃的信任。所以，梁芳与其亲信韦兴，不断地将珍珠、奇货、宝物贡献给万贵妃。然后，又利用为皇宫采办宫中奢侈品的借口出京，在地方大肆搜刮。据说，在梁芳的挥霍下，内库中前几朝累年积蓄下来的七窖金子都花光了。
从明成化一朝的历史来看，其挥霍程度也是很惊人的。之所以没有出现像明朝后期那样的赤字，正如学者孟森说，只不过是“前数代之遗泽，一朝不易枯竭耳”！梁芳为了弄到更多的钱，甚至开始卖官鬻爵起来。像李孜省、僧继晓这样的佞幸之徒，都是梁芳荐进的。李孜省最初是江西布政司的吏员，由于贪赃被削职为民，却因为学习过五雷法这样的方术，而受成化皇帝宠幸。僧继晓据说知道“秘术”。他靠着梁芳的引荐得到了成化皇帝的信任，僧继晓的母亲是一个娼妓，继晓竟然请求成化皇帝旌表他的母亲，而成化皇帝也下令不需要审核，直接就为他的母亲立起了牌坊。甚至，皇帝还经常将宫中的宫女赐给继晓，供其淫乐。终明成化一朝，梁芳始终得宠于成化皇帝。只是在明孝宗即位以后，梁芳才被谪居于南京，不久被下狱。
⑶三桩弊政：
明成化一朝中，弊政甚多，其中为害较大而且对明朝后来的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西厂、皇庄和传奉官三事。西厂作为典型的特务机构，充其量不过是东厂的克隆罢了，而皇庄与传奉官，却在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两个层面在明朝开了恶劣的先例。
①西厂：史学家孟森说，东厂和西厂“为明朝独有之弊政”。与东厂一样，西厂也是一个特务组织，始建于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设立的地点就在北京西城灵济宫前面的一家灰厂内。成化皇帝为什么要在东厂之外再设立西厂呢？据说是成化皇帝觉得要知道外面的事情，单有一个东厂远远不够。
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农历7月，京师捕获“妖人”。妖人名叫“李子龙”，借助宫内太监鲍石、郑忠的帮助进入内府，登万岁山观望，图谋不轨。总之，妖人抓住后，皇帝派太监汪直在灰厂审讯此事，随后就干脆在灰厂新建了一个特务机关即西厂，由汪直提督厂事。汪直是很有点特务才能的，据说他能够化装成平民百姓往来于京城之间，“布衣小帽，时乘驴或骡，往来京城内外，人皆不之疑”。京城内外，大政小事、方言巷语，他都能一一向皇帝汇报。西厂正式成立后，汪直借用锦衣卫中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他的特务网络，据说“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西厂的特务人数，在当时比东厂要多出一倍。东厂的领班大太监尚铭，也不得不俯首听命于汪直。
当时西厂的气焰非常嚣张，成立的当年就连兴大狱，逮捕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明朝各省的左、右布政使是从二品，品秩相当高，然而西厂却可以不经成化皇帝同意就擅自抄捕。
这种情形让当时的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忍无可忍。商辂向成化皇帝建议，撤销西厂，主要的理由就是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其疏中有这么几句话，可见当时西厂对正常的政治秩序的破坏：“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孟森曾说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机关只是凌蔑贵显有力之家，尚未至得罪百姓。可是，《明史》中就提及汪直的西厂对于民间打架斗殴、鸡狗之类的小事，也处以极重的刑罚。
看来，商辂所说的“庶民不安于业”并非夸张。当然，皇帝有自己的看法。成化皇帝接到商辂的奏疏，说：“用一个宦官，哪里就至于这样呀？”但终于拗不过商辂的坚持，加上兵部尚书项忠也上书请求撤销西厂，因此，在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农历5月西厂撤销，汪直回御马监办事。但是，同年农历6月，商辂和项忠就先后被罢免，西厂又恢复了。这一恢复，就一直到明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宠以后撤销为止。西厂在明成化一朝存在了五年半左右。
明成化朝的西厂，一方面是扩大了明朝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侦察的地点不限于都城、地方，而是遍及南北边腹各地，这是此前的东厂所没有的；另一方面，成化皇帝之设西厂，无疑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组织的偏爱心理。后来的正德皇帝，也就是成化皇帝的孙子，就效仿他祖父的做法，非但重建西厂，又增设了内行厂。特务组织的存在，使原本属于厮役之流的旗尉，得以肆意凌辱大臣，也算是明朝的创举了。
②皇庄：史籍《菽园杂记》里对皇庄有一段记载，大意是说，前代虽然有汤沐邑、脂粉田之类赐给公主、王侯的庄田，但还情有可原，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为什么还要设皇庄作为自己的私产呢？从这一点来看，明朝皇帝对于钱财的追逐，显然有一种变态的心理。从明朝中期设立皇庄，到明朝后期派太监充矿监、税监，目的都是为皇室搜集更多的钱财来满足宫中奢侈的生活。
从明朝中期设立皇庄，到明朝后期派太监充矿监、税监，目的都是为皇室搜集更多的钱财来满足宫中奢侈的生活。
“皇庄”之名始于成化皇帝朱见深。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成化皇帝没收了宦官曹吉祥在北京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其实明朝皇庄的出现很早，洪熙皇帝朱高炽就曾有仁寿宫庄、清宁未央宫庄，正统皇帝朱祁镇为诸子设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而成化皇帝的做法，无疑使皇庄的设立名正言顺，从而使皇室搜括土地的风气进入一个高潮。不过，皇庄并不单是皇帝一个人的庄田，而是包括皇帝本身、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庄田，也就是说，是皇帝及其妻、子的庄田。因此，皇子若分封后离京去了封地，在封地取得的田地，就不算是皇庄了。
皇庄的设立，其实是开了明朝土地兼并的先河。成化皇帝的皇庄很快就遍布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处。到他的儿子明孝宗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的时候，在京畿内的皇庄有五处，面积达一万两千八百顷。他的孙子正德皇帝朱厚照即位一个月内就在大兴县设皇庄七所，并陆续发展到昌平、真定、保定等地，十年内使皇庄的面积达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零四十六亩。上行下效，皇帝既然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也纷纷请求皇帝赐给土地，于是有所谓的王田、官庄。据说，到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全国官田的面积达到民田的七分之一。
土地兼并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例如，在京城附近的皇庄设置，就直接导致了明正德年间河北霸县的刘六、刘七起义。而且，在皇庄内，土地所有权与司法权、行政权相结合。皇庄的管理非常混乱。一般的皇庄，都是派宦官去掌管的。宦官带着一旗校，再豢养着一帮无赖，“占土地，敛财物，污妇女”，无所不为。由皇庄引发的社会问题，得到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注意。所以，明嘉靖初年曾在表面废止皇庄，改称官地，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因此，成化皇帝设置皇庄的做法，无疑在与民争富，是在毁坏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
③传奉官：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农历2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成化皇帝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匠为文思院副使。《明史》对此的简要记载是：“二月庚子，始以内批授官。”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成化皇帝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
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政府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政府运作中的冲突必然加剧。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
第三，既然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而又不需要经过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据说，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计达一千人。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御史张稷上疏，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张稷说，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将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治吗？因此，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成化皇帝虽然有时也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但是总体上是传授的要比淘汰的多。这种情形，直至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明孝宗即位后大力裁汰冗官，才得到一些改变。但是，好景不长。明孝宗后来与他的父亲一样，也喜欢通过内旨授官，在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曾一次传奉匠官张广宁等一百二十人，再传少卿李纶等一百八十余人。由成化皇帝创造的传奉官本是一个对制度的破坏，也许由于能满足历代皇帝任用私人的愿望，竟成了制度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化皇帝一定是想：“既然都是我的臣民，大家机会均等，我说了算吧。”
其实明成化一朝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有几个值得称道的个亮点。最主要的一个亮点是明成化一朝中对于荆襄流民的安置，另一个个亮点是明成化朝的文化兴旺。
荆襄流民是元朝以来困扰中央政府的一个大难题。荆襄流民主要集中在今天的郧县地区。该地万山环绕，又处于湖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在元朝、明朝时期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每当灾荒、战乱，这一带常常聚集近百万的流民。明朝成化年间对流民的重视和安置，是因刘通、石龙起义而起。政府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任命原杰安抚流民，并设置了郧阳府，将流民用户籍的形式固定在当地，又设置了郧阳巡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难题。
文化方面，明成化一朝有两位著名的学者，胡居仁(公元1437～1484年)和陈白沙(公元1428～1500年)。在整个明朝，能够从祀孔庙的学者仅有四人，即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和王守仁，而明成化朝就占了两位。陈献章就是陈白沙。他字公甫，号石斋，家在广东新会白沙里，所以当时学者尊称他白沙先生。他是明朝心学的先驱，诗也写得很好，钱穆称他是明朝诗歌的“蜂腰”。他的“静中养出端倪”，最能体现一个学者心平气和、妙悟玄理的雍容。因此，人们看明成化朝，非但要看到贵妃，看到宦官、佞幸与弊政，也当看其善政及其辉煌的一面。
朱见深小档案：
属相：兔
谥号：
庙号：明宪宗
陵寝：茂陵
父亲：正统皇帝朱祁镇
母亲：纪氏
初婚：十七岁
皇后：吴皇后、王皇后
子女：子，女
继承人：第三子朱祐樘
附_朱见深大事年表：
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乙酉)农历2月成化皇帝为少保于谦昭雪。其子、婿及前大学士王文子皆释戍放归。
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丙戌)农历1月皇长子出生，万妃出。农历2月册封万氏为贵妃。农历8月复于谦之子于冕官。农历11月万贵妃所生皇长子殇。
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戊子)农历6月慈懿皇太后逝世，终年四十三岁。农历7月上慈懿皇太后谥号。农历9月以异隧合葬于裕陵。主祔庙。
明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己丑)农历4月皇子朱佑极出生。
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庚寅)农历7月皇子朱佑樘生于西内。
明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辛卯)农历11月立朱佑极为皇太子。
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壬辰)农历1月皇太子朱佑极逝世。谥号“悼恭”。
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乙未)农历5月皇子朱佑樘及生母淑妃纪氏回宫。农历6月朱佑樘生母淑妃纪氏病逝。农历11月成化皇帝立朱佑樘为皇太子。农历12月恢复郕王朱祁钰帝号。
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丙申)农历7月皇次子朱佑杬出生。
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丁酉)农历1月成化皇帝设西厂，自此汪直专权。
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戊戌)农历2月皇太子朱佑樘入阁就学。
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丁未)农历1月贵妃万氏病逝。农历8月17日成化皇帝病重，命皇太子于文华殿视事。8月21日病危。8月22日日成化皇帝逝世。农历9月6日皇太子朱佑樘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治元年。9月19日上成化帝谥号。葬茂陵。农历10月9日，尊皇太后周氏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氏为皇太后。10月10日立张氏为皇后。10月26日追谥生母淑妃为孝穆皇太后。 跟帖时间 2010-02-09 20:35:4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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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帝王国君（三） -- 朱瞻基：(公元1398～1435年)，明朝第五个皇帝，明宣宗，宣德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425～1435年为期十年，终年三十八岁。
公元1425年洪熙皇帝朱高炽病逝，朱瞻基以二十九岁的年龄即皇帝位，年号“宣德”，是为宣德皇帝。
明宣德皇帝当政十年，在洪熙皇帝奠定的基础上，倚靠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及尚书蹇义、夏原吉，组成了志在守成的稳健的统治核心。在解决了前朝遗留的问题后，重点转向治理内政方面。首先平定了汉王高煦之叛。早在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深得永乐大帝宠信的汉王朱高煦夺嫡失败后，受到永乐大帝惩罚，徙封安乐州(今山东惠民)。但他不甘失败，宣德皇帝少主初立，汉王妄图重袭“靖难”故事，于明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农历8月举兵反叛，宣德皇帝在“三杨”等人支持下亲征安乐州，平息了反叛，将汉王父子废为庶人，禁锢京师，巩固了中央政权。
为休兵养民，宣德皇帝一改明永乐时期的讨伐政策，主动从交阯撤兵，减轻了人民负担，节省了大批人力财力，也利于交阯与中国各族人民的交往。
宣德皇帝清革前弊，整顿统治机构，对那些“贪津不律”、“不达政体”和“老疾”者，予以罢免，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以振朝风。派遣廷臣出任地方知府，而这些通过荐举和赐敕委派的知府，多为当时最干练的官员。另外，宣德皇帝在一些重要省份设置巡抚，主要目的是整理赋税。
在用人方面，宣德皇帝限制入仕人数，实行保举和欠任，目的在于任官得人和责成治效。宣德皇帝还实行了一些减轻民困的措施，蠲免税粮、复业流民、赈灾救荒等，在稳定明朝统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宣德皇帝既是一个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皇帝，又是一个喜欢射猎、斗促织(蛐蛐)和戏游无度的皇帝。故宫博物院收藏着宣德皇帝的亲笔绘画和反映他射猎、戏游活动的绘画，如《武侯高卧图》、《三阳开泰图》、《瓜鼠图》、《射猎图》(后人定名为《明宣宗射猎图》)、《行乐图》(后人定名为《明宣宗行乐图》等。
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宣德皇帝病逝于乾清宫，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北京昌平景陵。
朱瞻基即位时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又有一定的治国经验，且可以不用像他的父亲那样在太子的位置上苦苦等待二十年之久，可谓恰得其时。当年永乐大帝曾经预言他是个“太平天子”，此语果然没错。虽然宣德皇帝在位仅有十年时间，但他是个守成之君，承继明朝开国六十年来的基业，以自己德政和治道而载入史册，将明朝推向了“仁宣之治”的黄金时期。
⑴聪颖与勤奋：
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农历2月9日，朱瞻基出生在北平。在他出生的前夕，他的祖父燕王永乐大帝做了一个梦，梦中洪武大帝授予他大圭，上面写着“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字样。圭，是古代封建帝王贵族在举行典礼时用的一种玉器。永乐大帝认为这个梦有特别的寓意，是个吉兆。在朱瞻基满月的时候，永乐大帝看到他满面英气，与自己梦中见到的样子十分相像，非常高兴，对他也是特别的宠爱。
永乐大帝夺得天下后在南京登基，朱瞻基随祖母离开北京也来到了南京。祖父永乐大帝和祖母徐氏非常钟爱这个皇孙，对其颇为用心。朱瞻基自幼聪慧，喜好读书。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农历4月，他到了入阁读书的年纪，永乐大帝特命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姚广孝为之讲习经书。
姚广孝是个很特别的人，至今还流传着关于他的许多传说。他十四岁出家为僧，法名道衍，向道士席应真学习阴阳术数之学，熟读诗书，诗文俱佳。后来云游嵩山时，著名相士袁珙看到他十分诧异，说他三角眼、形如病虎、嗜杀成性，将来一定是刘秉忠一样的人物。刘秉忠，元朝僧人，随忽必烈征云南，筹建开平城，主持设计元大都，建议以大元为国号。姚广孝听说自己会成为刘秉忠一样的人物，正符合自己的志向，非常高兴，立志要做一番事业。因马皇后病逝，洪武大帝择高僧入藩王府为马皇后诵经祈福。姚广孝因此得以入燕王府，为永乐大帝所知。他密劝永乐大帝举兵，并在靖难之役中屡出奇策，为永乐大帝夺得江山立下不世功勋。永乐大帝对他十分敬重，恢复他的姓，赐名广孝，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少师。永乐大帝让他蓄发还俗，他不肯；赐给他府邸和两名宫人，他拒不接受。上朝的时候他穿上官服，下朝后就换上袈裟，居住在寺庙中。当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他病情危重时，永乐大帝亲自到他居住的庆寿寺看望他，相谈甚欢。病逝后，永乐大帝辍朝两日，亲自为他的神道碑书写碑文，记述他的功绩。
永乐大帝以自己最为信任的大臣来辅导朱瞻基，可见对他的殷切希望。朱瞻基也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学习刻苦，加之天资聪颖，过目不忘。他还留意古今兴衰、历朝治乱的内容，从中领会治国的道理。
永乐大帝不但任命姚广孝教授朱瞻基，而且他自己也用言传身教来给与他良好的影响，为以后为国君做准备。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永乐大帝巡幸北京，令朱瞻基同行。他特意带领着朱瞻基到田间观察农作物、农具和耕种的过程，到农民家里看他们的衣食住行，并写了一篇《务本训》给他，让他知道农业是国家根本的道理，治理国家必须体恤农民。
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永乐大帝亲征蒙古，指定尚书夏原吉辅佐朱瞻基留守北京，学习处理日常政务。当时南京是京师，北京称行在，虽然同样设有各种官署，但是处于草创阶段，还很混乱。夏原吉每天早上辅佐朱瞻基处理政事。面对各衙门的庞杂事件，夏原吉总能口答笔书，从容不迫，井井有条，处理好深入漠北的永乐大帝和远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交办的各项事务。有这样能干的大臣辅佐朱瞻基，相信他一定会从中积累许多处理政务的经验。后来夏原吉又侍从朱瞻基深入乡野村落，体察百姓疾苦。永乐大帝对夏原吉很满意，在朝堂上指着他和蹇义对朝臣说，这是高皇帝(洪武大帝)给我留下的贤臣，要想知道古代贤臣的样子，眼前的两个人就是。此后，朱瞻基多次在夏原吉的侍从下往返于两京之间，其间经常谈论治国方略，从夏原吉那里获得了许多经验。
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为了让朱瞻基接受战场的历练，永乐大帝命他随自己亲征蒙古。永乐大帝已经让朱瞻基体察了民间疾苦，学习处理政务，似乎只有再让皇太孙在战场上磨砺之后才会让他日后成为文武兼备的一代圣君。永乐大帝并没有让朱瞻基荒废学业，命随军大臣在行军过程中继续教授他经史。皇太孙有时又跟随永乐大帝检阅部队，学习战法。农历6月，明军与蒙古铁骑展开激战。宦官李谦自恃勇猛，带着朱瞻基加入战局。永乐大帝得知皇太孙身涉险境，急忙派军将朱瞻基解出战场。李谦自知犯下大错，自杀身亡。
正是在祖父永乐大帝的精心培育下，朱瞻基文韬武略、熟悉政务，为将来治理国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永乐大帝十分欣慰，曾对朱高炽说：朱瞻基日后必然是一个太平天子。永乐大帝之所以传位于朱高炽，或与钟爱皇太孙朱瞻基有很大的关系。朱瞻基机敏过人，多次维护了其父朱高炽的储位。有一次，永乐大帝命太子朱高炽和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拜谒洪武大帝的孝陵，朱瞻基随往。太子朱高炽身体肥胖，还有脚疾，行走不便，由两个太监搀扶仍然踉跄。二叔朱高煦在后面看见，便故意在众大臣面前羞辱太子，说“前人蹉跌，后人知警”，没想到年幼的朱瞻基在后面随即反驳，“更有后人知警也”，顷刻之间为父亲解围。朱高煦回头看到朱瞻基，意识到在争夺储位的道路上朱瞻基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幼年受到的良好教育，使朱瞻基能吟诗作赋，擅长书法绘画。他登基后经常在春秋时节，与诸儒臣登临万寿山，泛舟太液池，良辰美景，赋诗唱和。他的诗侧重于重农、求贤的内容，表达了他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治国理念。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农历10月，朱瞻基来到文渊阁，与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李时勉等儒臣谈经说道。他随手翻阅着经史书籍，和儒臣们讨论其中蕴意，进而探讨治国的得失。君臣谈古论今，相谈甚欢。宣德皇帝兴致盎然，特命御膳房拿来好酒，设御宴款待他们。席间，他告诫儒臣们，自古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都崇礼重士，你们是辅佐良臣，对于国家政事一定要知无不言。他还赋诗一首，赐给杨士奇等人，有如下诗句：“大经大法古所训，讲论启沃良足娱。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无？”朱瞻基认为读书讨论不但能陶冶性情，还是治理国家的良策。不久，他将自己所作的《猗兰操》赐给朝臣，再次告诫朝臣要举荐贤才，只有唯才是举才能治理好国家。他涉猎较广，绘画则以山水、花鸟见长。他所绘《戏猿图》、《花下狸奴图》手法细腻，颇见功底。另绘有《寿星图》一幅，赐给老臣夏原吉，又有《瓜鼠图轴》等流传于世。
⑵母后与皇后：
朱瞻基虽然生在帝王之家，贵为天子，但同样有七情六欲，有着家庭生活的甜美和苦恼。在他的生命中，有三个女人对他有着特殊的影响，一个是他的母后，另两个是他的皇后。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三个女人在他的家庭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宣德皇帝的生母为洪熙皇帝的张皇后，河南永城人，彭城伯张麟的女儿。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封燕世子朱高炽妃，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进皇太子妃，洪熙皇帝即位后册为皇后。明永乐年间，朱高炽为皇太子，汉、赵二王觑其位多有谗陷，永乐大帝也有易储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张后多次维护丈夫的储位，“濒易者屡矣，逝世以后故得不废”。一次，永乐大帝夫妇在内苑举行宴会，张氏亲自下厨服侍。永乐大帝很高兴，对皇后说：“新妇贤，他日吾家事多赖也。”永乐大帝说的没错，张氏的确很能干，识大体，对朝廷内外发生的事情都很了解。张皇后地位尊崇，但她对自己娘家人管束非常严格，不允许他们凭借自己的关系谋取高官，更不允许他们干预朝政，难能可贵。
宣德皇帝即位之初，每当遇到重大的军政要事，总不忘向母亲禀报，而张太后提出的意见通常都很中肯，母子之间关系十分融洽。当时国泰民安，一派盛世景象。宣宗格外孝顺母亲，每天早晚都要到母后的寝宫问安，不时将四方朝贡的物品进献母亲。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张太后和宣宗的皇后、嫔妃畅游西苑。宣宗亲自扶着母亲走上万寿山，捧上美酒敬祝母亲万寿无疆。第二年，宣德皇帝陪同母亲拜谒长陵、献陵。经过河桥时，宣德皇帝下马亲自搀扶太后的坐辇。看到道路两旁欢呼的人群，张太后意味深长地告诫宣德皇帝，百姓能如此爱戴君主，是因为君主能够使他们过上安定的生活，所以国君一定要重视百姓的安危。返回京师的途中，张皇后走访当地的百姓，询问他们生活、生产情况，赐予他们一些钱钞。百姓献上食物、水酒，张太后亲手递给宣德皇帝，让他尝尝真正的农家风味。正是在张太后的影响下，宣德皇帝对百姓的生活非常关心，对农业很重视，明宣德一朝物阜人丰，这也是“仁宣之治”局面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母子融洽的关系也有一点不和谐的音符。原来，宣德皇帝曾不顾母亲的反对，一意要更立皇后。宣德皇帝的皇后为胡氏，可他更喜欢贵妃孙氏。孙氏十岁时，经彭城伯夫人、张太后的母亲向永乐大帝推荐，选入内宫抚养，成为以后宣德皇帝择配的人选。她虽出身低下，但面貌姣好，聪明伶俐。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永乐大帝降旨给心爱的皇孙朱瞻基选妃，结果选中了济宁(今山东济宁)百户胡善祖的第三个女儿胡氏，册封她为皇太孙妃，封孙氏为皇太孙嫔。宣德皇帝即位后，册立胡氏为皇后，孙氏为贵妃。胡氏贞静端淑，但身体病弱，未能生育，为宣德皇帝所冷落。孙贵妃虽亦无子，然而饶有美色，为宣德皇帝所宠爱。当年册立后妃，按祖宗制度，皇后册立之时有宝(金玺)、有册(写有皇帝封赐命令的金册)，贵妃则有册无宝，但宣德皇帝特命制金宝赐予孙贵妃，贵妃有宝自孙氏始，可见宣德皇帝对她的宠爱程度。虽然宣德皇帝赐孙贵妃宝册征得张太后的同意，但是张太后对胡皇后很满意，内心里并不真正赞同宣德皇帝的做法。
宣德皇帝一直不喜欢胡皇后，想更立孙贵妃为皇后，只是胡皇后贤明没有过错，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农历11月，孙贵妃生朱祁镇，使宣德皇帝更立皇后的想法更加强烈。在朱祁镇出生不久，就有大臣上表请求立他为皇太子。胡皇后很贤惠通达，也主动表示早定国本。其实，立皇太子是件重要的事情。按照明朝皇位传承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皇后亲生的儿子才是最佳人选。此时虽然胡皇后没有子嗣，但毕竟年轻，或许日后会有皇子。因此立朱祁镇为皇子，明显有些操之过急。孙贵妃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假意推辞，说等皇后身体恢复后定会有儿子，自己的儿子不敢先于皇后之子成为太子，然而宣德皇帝却不愿意等。第二年(公元1428年)农历2月，宣德皇帝册立朱祁镇为皇太子，当时他尚不满三个月，是明朝册立太子时年龄最小的。
其实，宣德皇帝之所以急于册立太子，实际上是为更立皇后做准备。母以子贵，朱祁镇成为太子，他的生母孙贵妃的地位更高了。即便如此，宣德皇帝要更立皇后也颇费了一番周折。他召见大臣张辅、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人商议更立皇后之事，但大臣们认为胡皇后没有过错，不应废去。宣德皇帝也没有办法。后来多次宣召大臣商议，也没有结果。一次，宣德皇帝单独召见杨士奇，屏退左右，请他出主意。杨士奇问宣德皇帝胡皇后、孙贵妃关系如何。宣德皇帝说她们相处和睦，胡皇后生病，孙贵妃多次探望。杨士奇向宣德皇帝建议，不如好言开导胡皇后，让她自己上表请求辞去中宫，这样就合乎礼仪。这一办法果然高明，胡皇后应允辞去中宫，只是张太后不同意。宣德皇帝保证以后对两宫一视同仁，不分薄厚，最终张太后才勉强答应。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农历3月，宣德皇帝发布敕书，废胡皇后，立孙贵妃为皇后。
胡皇后被废后，仿照宋仁宗废郭皇后为仙妃事例，号静慈仙师，退居长安宫。张太后十分同情胡氏无故被废，又欣赏她的贤惠，因此经常将她召到清宁宫中，和自己一同居住。内廷设宴，她命胡氏坐在孙皇后的上座，孙皇后经常因此怏怏不乐。到了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农历10月，张太后病逝，胡氏非常悲伤，没过一年也去世了。对于胡皇后无故被废，时人听说后都很不理解，议论纷纷，非常同情胡皇后。几年后，宣德皇帝也颇生悔意，曾说过“此朕少年事”，算作是自我释悔。
⑶盛世与隐忧：
宣德皇帝虽然没有太祖开创基业之伟业，没有永乐大帝开拓经营之功绩，却是个守成明主。宣德皇帝承继祖业，奋其余烈，发奋图强，励精图治，让大明帝国在自己手中平稳向前发展，将明朝推向了天下大治的兴旺局面。
在宣德皇帝统治的十年间，他平定了汉王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任用了一批贤臣能士，政治清明；撤兵安南，去掉了困扰多时的沉重包袱；推行重农爱民的仁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
在宣德皇帝的身边，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一直没有放弃争夺皇位的念头，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朱高煦在被永乐大帝安排到乐安之后，并没有改过自新，而是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发难。当洪熙皇帝病逝之时，朱瞻基正在南京，得知消息后日夜兼程直趋北京。据说朱高煦在南京至北京的必经之路上埋伏了兵马，准备将朱瞻基半路劫杀。但事出仓促，阴谋没有成功，朱瞻基神速赶到北京，登基为帝。
朱瞻基即位后，深知两位皇叔久蓄异志，便加强了对两位皇叔的防范，但没有采取强硬的行动，反而重加赏赐，以礼相待。朱高煦认为少主新立，软弱可欺，更加积极谋夺皇位。他向宣德皇帝索要骆驼、马匹，宣德皇帝都给予满足。在明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农历1月，他派人向宣德皇帝进献元宵灯笼，借以刺探朝廷虚实。农历8月，朱高煦以为时机成熟，仿照永乐大帝起兵举事，派人到京师秘密联络英国公张辅作内应，事发，阴谋为朝廷所知。起初，宣德皇帝没有派兵征讨，而是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朱高煦，规劝他罢兵。朱高煦不听，派人进疏宣德皇帝，指责他违背祖训，又指责夏原吉等人为奸臣。宣德皇帝看罢，才相信朱高煦果然反叛。这又是一场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战争，只是这次与永乐大帝的靖难之役在过程和结果上有很大的不同。
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朝廷意见不一。有些大臣主张命将出讨，而以杨荣、夏原吉为首的大臣则力主以建文皇帝为前车之鉴，要宣德皇帝亲征。初登大宝的宣德皇帝显示出了与太祖、永乐大帝相似的英武气概，采纳了杨荣、夏原吉的建议，亲征朱高煦。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而朱高煦显然没有料到年轻的皇帝竟然会亲征，信心大失，失去了举兵之初的勇气。宣德皇帝对战局有着清晰的把握。在行军途中，君臣商讨朱高煦会有何种行动。有人说朱高煦会攻取乐安附近的济南城，作为自己的老巢；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宣德皇帝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宣德皇帝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城束手待毙。宣德皇帝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而是将劝降信射入城中，继续劝谕朱高煦出降。此时的朱高煦已经彻底绝望，私下派人来请降。叛军中的王斌等人宁愿战死，坚决阻止朱高煦投降。而朱高煦却吓破了胆，从间道跑出来投降了宣德皇帝。大臣请求将其立地正法，宣德皇帝顾及亲情，没有同意，而是将朱高煦押送回京，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
班师回朝后，宣德皇帝特意将乐安改为武定州。这时他一定会想起当年祖父永乐大帝为了开拓自己的眼界，熟悉军事，带着自己深入漠北，出征蒙古。如果祖父有知，一定会为自己兵不血刃地平叛而欣慰，况且自己还保全了叔父朱高煦的性命。回师路经献县时，大学士陈山劝说宣德皇帝移师彰德(赵王封地，今河南安阳)，袭执赵王朱高燧。杨荣、夏原吉、蹇义也表示赞同，只有杨士奇、杨溥反对。朱高燧早存夺位之心，这是人所共知的，虽然这次他没有举兵，但始终是朝廷的祸患。宣德皇帝颇有移军彰德的想法，只是杨士奇等人苦苦劝谏，最终班师回到京师。回到北京后，宣德皇帝想了很久，觉得还是没有袭执赵王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朝臣交章上奏，请求将赵王的护卫削去，将他拘留北京。宣德皇帝没有同意，念及毕竟就这一个叔父了，应该想个保全的办法，于是他将群臣的奏疏派人送给赵王观看。赵王看到奏疏，非常惊恐，上表谢恩，自请削去护卫。正因为此，赵王得以寿终。赵王这次没有举兵，并不是因为他突然改过自新。据史籍《徽州府志》中记载，赵王对汉王的叛乱行为很是赞成，并且积极招呼汉王派来的联络使者。赵王府左长史胡永兴力劝赵王不可造次，赵王根本不理睬。胡永兴情急之下，派人在路上截杀汉王使者，烧掉来往信件，将赵王参与叛乱的痕迹销毁了。这样，赵王才能够逃得一劫。假如赵王当时有所异动为朝廷所察的话，能否还能生存就是一个疑问了。不过，以宣德皇帝对赵王的了解，他肯定知道赵王并不是那么安分。在他自己都想移军彰德的情况下，能够听从相反的意见，保全赵王，这是很难得的政治家气度。
汉王朱高煦本来也可以保留性命的。宣德皇帝在西安门内辟出囚室，械系朱高煦于此。三年后，宣德皇帝带着内侍前去探望。不想朱高煦对自己的处境耿耿于怀，用脚将宣德皇帝勾倒。宣德皇帝惊魂未定，恼怒异常，命人将朱高煦罩在一个三百斤重的铜缸下，四周围以柴炭，放火将其活活烧死。铜缸都被烧化了，朱高煦的尸骨当然无存。汉王、赵王的威胁被解除，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明朝平稳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汉王朱高煦的叛乱能够很快被平定，赵王朱高燧的危机得以圆满解决，除了宣德皇帝本身的因素外，还与他所重用的贤臣有很大的关系。在宣德皇帝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明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杨士奇，江西泰和人，明永乐年间入值内阁，为东宫官，多次维护太子朱高炽的皇储地位。洪熙皇帝时升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历兵部尚书。仁、宣及正统皇帝朝长期处于内阁首辅地位。杨荣，福建建安人(今福建建瓯)，当年永乐大帝入南京准备登基，杨荣迎谒马首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永乐大帝恍然大悟，急忙调转马头去拜谒孝陵。正因为此事，杨荣给永乐大帝留下的印象极好，多次随其北征，规划边务，参决军事，升文渊阁大学士。杨溥，湖广石首人(今湖北石首)，明永乐时为太子洗马，因太子遣使迎接永乐大帝迟缓，为汉王所谗，曾被关入天牢十年。“三杨”都是活跃于明永乐、洪熙、明宣德、正统四朝的元老，在朝臣中德高望重、声誉卓越，正是股肱之臣。夏原吉，是明朝著名的理财能手，明永乐时期为户部尚书，长期主持政府的财政，永乐大帝五次北征、郑和下西洋、出兵安南、修建北京等重大事件的后勤保障都是由他规划筹措。蹇义是朱高炽当年东宫的属官，擅长谋划，为人谨慎，办事周详。
宣德皇帝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
几位重臣识大体，顾大局，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相互包容，不计较个人恩怨。据记载，杨荣办事果断，敢作敢为，对军务很熟悉，只是不能洁身自好，多次接受边将馈赠的良马。宣德皇帝听说了，向杨士奇询问。杨士奇力赞杨荣通晓军务，是他和众位朝臣所比不上的，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小毛病就放弃不用。宣德皇帝笑着告诉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杨士奇听后，没有丝毫的怒意，反而对宣德皇帝请求能够像包容他一样包容杨荣。后来杨荣知道了这件事，感觉十分惭愧，对不住杨士奇，便尽释前嫌，相交甚欢。
宣德皇帝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五位重臣在明宣德朝的重大事件中，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赞画”作用，如上面提到的平定朱高煦叛乱和解除朱高燧的威胁，以及撤兵交阯(安南，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重要决定。
安南到了明宣德朝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永乐大帝曾经兴兵八十万征讨交阯，将其并为明朝的一个省，设置官吏，加以统治。然而交阯并未臣服于大明朝廷的统治，起兵反对明朝的战争时有发生。永乐大帝曾多次派兵镇压简定、陈季守、黎利等人的反抗。永乐大帝逝世后，交阯的情势更加不稳定。明朝连年派兵交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难以承受之重。洪熙皇帝时期，改变了永乐大帝一味剿灭镇压的政策，以招抚为主。宣德皇帝则主张剿抚并用的政策，派王通为征夷将军，征讨黎利，然而他内心里更想息兵交阯。明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农历4月，宣德皇帝就曾与蹇义、夏原吉、杨士奇和杨荣四人商议，他“反复思之，只欲如明洪武中、明永乐初，使(交阯)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这种想法是要改变直接统治交阯的做法，恢复交阯为附属国的地位。杨士奇和杨荣持赞同和支持的态度，而蹇义和夏原吉却反对，担心“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因此宣德皇帝的这个想法并没有立即实行。其实宣德皇帝是在等待一场军事上的胜利，然后才好招抚、谈判，体面地从交阯撤兵。
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陈通率军击败了黎利，斩首万余人，但他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让黎利率残军逃跑。农历9月，黎利上书大明朝廷，声称找到陈氏后人(当年永乐大帝起兵的名义就是为原国王陈氏报仇复国)，请求明朝罢兵，册立陈氏后人为君。宣德皇帝有意答应，但是英国公张辅等人认为大明朝廷如果没有合适的借口就答应，只是向天下人显示朝廷的软弱。宣德皇帝召见杨士奇和杨荣，寻求对策。他们二人赞同宣德皇帝的想法，认为这是体恤民情，没有示弱。宣德皇帝在杨士奇等人的支持下，欣然同意，派特使恢复陈氏政权，命陈通撤兵。然而黎利推说陈氏后嗣已死，请求大明朝廷册立自己。宣德皇帝没有理会，派人继续寻找陈氏后人。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黎利再次进献贡物，请求册封，宣德皇帝仍不理会。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黎利再次请封。宣德皇帝考虑到陈氏后明宣德云纹铜熏炉人已经无从找起，黎利署理国事已成事实，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册封黎利为国王。这样，安南再次独立，脱离了明朝的直接统治，但仍然是明朝的附属国。从此到明朝末年，明朝和安南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放弃安南，免除了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为明朝节省了大量的开支，除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在对内的治国之道上，宣德皇帝能够实行安民、爱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宣德皇帝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明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农历3月，宣德皇帝路经农田时，看见路旁有耕作的农民，于是他下马询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他兴致盎然，取来农民耕田的农具，亲自犁地。没推几下，他停下来，回头对身旁的大臣说，我只是推了三下就有不胜劳累的感觉，何况农民终年劳作。说完就命人赏赐农民钱钞。他对农民的生活和处境是了解的，因此能够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同年六月，京畿地区发生了蝗灾，宣德皇帝派遣官员前去指挥消灭蝗虫。他仍不放心，特意谕旨户部，告诫他们往年负责捕蝗的官员害民的危害一点也不比蝗灾小，因此要严禁杜绝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还做有一首《捕蝗诗》颁给臣子。
宣德皇帝清楚，君王滥用民力乃至亡国，隋炀帝就是个例子。宣德皇帝以此为鉴，非常注意爱惜民力。在他统治的十年间，多次下旨为民解困。明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农历7月罢湖广采木。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农历2月罢工部采木。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农历11月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宣德皇帝不但没有同意，还认为他是想用这种扰民的事情为自己谋求利益，将他逮捕入狱。他还多次蠲免税额、积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残疾和户内无丁力者的匠籍。
在宣德皇帝君臣的不断努力下，明宣统一朝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有名的“仁宣之治”。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这样的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边境安定，蒙古虽有扰边的行动，但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宣德皇帝实行安抚的政策，力主和议，保持了和平共处的局面。放弃安南也是个明智的选择，使得久经战乱的明朝和安南都得到了稳定发展的环境。争夺皇权的朱高煦的反叛，很快就被平定了，没有酿成大的祸患，加强了皇权。宣德皇帝爱惜民力，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力劝农桑，鼓励垦荒，农民得以安居乐业，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起来。时称“宇内富庶，赋入盈羡”，是明王朝财力最雄厚的时期。商品生产程度提高，手工业得到发展，商路增辟，国内外贸易有所发展。农民生产生活得到保障，农民起义也很少。宣德皇帝任人得当，吏治较为清明。
然而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在的隐患。“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这种情况宣德皇帝当然脱不了干系。这位年轻的天子有一种很特别的爱好就是斗蟋蟀(促织)，因此被称为“促织天子”。宣德皇帝对斗蟋蟀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经常派宦官选取上好的蟋蟀。因为这种缘故，斗蟋蟀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扶摇直上。后来宣德皇帝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派太监四出采办。其中，苏州的蟋蟀特别好，宣德皇帝为此还特意敕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太监采办一千只蟋蟀。上命下达，摊派给了当地的百姓，弄得鸡犬不宁。据说当地一个粮长用一匹马换取了一只好蟋蟀，准备献给宣德皇帝，不料妻妾观看时跑掉了。妻妾自知闯祸自杀了，粮长见家破人亡也上吊了。清朝作家蒲松龄根据这个故事情节，稍加改变，写成了《聊斋志异》中著名的《促织》一文。
土地兼并问题也在当时逐步凸显出来，大量土地流向皇室勋贵官僚地主手中。农民没有必需的土地，流民问题也已逐渐形成。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山西饥民流往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万余口，有司军卫及巡检司各遣人捕逐，民愈穷困，死亡者多”。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北直隶易州有逃民一千二百二十九户，山东潍县有逃民三千四百零七户。
另外，自永乐大帝以来，洪武大帝制定的祖制受到破坏，宦官逐渐受到重用。明宣德元年农历7月，在内府设置教习内官监的内书堂，大学士陈山负责教授。宣德皇帝时期，宦官尚未形成专权的局面，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他儿子正统皇帝朱祁镇时，宦官王振专权，以致朱祁镇被蒙古大军俘虏，差点断送了大明江山。
朱瞻基小档案：
属相：虎
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
庙号：明宣宗
陵寝：景陵
父亲：朱高炽
母亲：张皇后
初婚：二十岁
配偶：胡皇后，孙皇后
子女：两子，两女
继承人：长子朱祁镇
附_朱瞻基大事年表：
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丁未)农历11月11日，皇长子朱祁镇出生，贵妃孙氏出。《明通鉴》云孙贵妃乃阴取宫人子为己子，受宠有加。
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戊申)农历2月宣德皇帝立皇长子朱祁镇为皇太子。胡皇后请逊位。帝奉皇太后游西苑，登万岁山，奉觞上寿。农历3月废皇后胡氏，立贵妃孙氏为皇后。退居长安宫。农历8月，帝巡边，以防北部扰边，蹇义、杨荣扈从。皇次子祁钰生，贤妃吴氏出。
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己酉)农历4月宣德皇帝看视禁锢在西宫之汉王朱高煦，被朱高煦伸足勾倒，宣德皇帝命以三百斤之铜缸覆之，以火炙炽铜缸，朱高煦死，其诸子皆伏诛。农历10月宣德皇帝阅武于近郊，并猎于峪口。
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庚戌)农历2月清明节宣德皇帝奉太后谒长陵献陵，宣德皇帝骑马导太后行，至清河桥下马扶辇至农家，太后取所进蔬食酒浆尝之曰：“此田家味，帝宜知之”。农历6月宣德皇帝复命郑和使西洋。
明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壬子)农历8月，有男子大呼西华门外，语涉诽谤，守门者逮见宣德皇帝，仍呼喊不已，群臣请下法司，宣德皇帝云：古圣王设诽谤木以望来谏者，此人岂能罪之，乃释放。
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甲寅)农历3月文武群臣朝皇太子于文华殿。时年仅八岁。农历9月宣德皇帝言“天下虽安，不忘武备”，乃亲帅六师，巡行边塞，杨士奇、杨荣、杨溥、胡濙等扈从，至农历10月还。农历12月宣德皇帝患病。
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乙卯)农历1月宣德皇帝以疾不视朝，命群臣朝皇太子于文华殿。1月3日宣德皇帝病逝于乾清宫，终年三十八岁。遗诏：国家重务白皇太后。太子朱祁镇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正统元年。时方九岁。时外廷传言，太后欲立襄王。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百官入宫，请见太子，太后即至乾清宫宣布“此新天子也。”士奇等呼万岁，浮议乃息。1月11日作宣德皇帝陵。1月25日上宣德皇帝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农历2月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尊皇后为皇太后。时左右有请太后垂帘听政者，太后不许，并命罢一切不急之务，清除宫中玩好之物，时时劝皇帝向学。朝廷大政，群臣白太后，太后全命送内阁，待杨士奇等议诀然后施行。2月9日封皇弟朱祁钰为郕王。农历3月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罢山夫役一万七千余人。农历6月葬宣德皇帝于景陵。
朱祁镇：(公元1427～1464年)，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正统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436～1450、1458～1465年断续二十二年，终年三十八岁。
朱祁镇生于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农历11月11日，他九岁登极，年号“正统”，是为正统皇帝。他十四年后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所俘，失去帝位。八年之后，又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年号“天顺”，续位八年，驾崩后庙号“英宗”。正统皇帝的寿命虽然跟他父亲宣德皇帝一样，但他的一生却比其父要曲折得多。
朱祁镇是宣德皇帝的长子，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明宣德年间，宣德皇帝朱瞻基的正宫胡皇后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好皇后，宣德皇帝还有一位贵妃，姓孙，这位孙贵妃深的宣德皇帝的喜爱，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得到皇后的宝座，于是孙贵妃绞尽脑汁总想挤掉胡皇后而自立，机会终于来了，宣德皇帝的子嗣一直不旺，胡皇后没能为宣德皇帝生下一个皇子，孙贵妃虽然也没能生子，但他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栋的计策，他派人在宫中四处打探看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有了身孕，于是将找到的宫女藏在秘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专人送饭、照看。然后买通御医，对外号称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由于当时孙贵妃深得宣德皇帝的宠爱，因此无人敢透露半点风声，就这样十月怀胎，宫女顺利产下一子，孙贵妃马上派人将孩子抱到身边，秘密处死了宫女，然后派人立即通知宣德皇帝，自己也装出一幅产后非常虚弱的样子。就这样，这个小男婴就成了孙皇后的亲生儿子，而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正统皇帝朱祁镇。孙贵妃也因此得以正位后宫，胡皇后被迫让位。由于宣德皇帝一手导演了废后的闹剧，因此在他的一生中点上了一个很大的污点。
这样一个宫女的孩子，在七岁时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年号正统，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正统皇帝继位初期，由三杨及张辅等人辅政，国家比较安定，社会经济也有所发展。但他年幼贪玩，宠信太监王振，随着皇太后和仁宣朝重臣“三杨”的相继去世与引退，后宫宦官势力急剧上升，著名的大太监王振就是正统朝宦官专政的代表人物，正统皇帝对他言听计从，他也依仗皇帝的威严排除异己，树立朋党。大臣下狱者不绝，正统朝的政治日趋腐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激起了叶宗留、邓茂七等起义。
而当时的元朝余部(北元)在漠北的势力已经一分为二：瓦剌部与鞑靼部，两个部落互相征伐，到了正统皇帝时期，瓦剌强大了起来，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边，瓦剌部当时的实权掌握在太师也先的手里，他经常派人以向朝廷进贡为名，骗取赏赐，因为当时明朝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要有非常丰厚的赏赐，而且是按人头派发。也先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派出的使臣不断增加，最后竟加到三千多人。王振对此忍无可忍，下令减少赏赐，也先以此为名对明朝发动战争。正统皇帝年少气盛，想御架亲征，王振也想耀武扬威，名留青史，于是极力撺掇正统皇帝亲征，但是由于当时明庭的主力都在外地作战，一时难以调回，因此朝中大臣都劝阻正统皇帝不要亲征，但最后还是没有改变正统皇帝的态度，于是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了五十万大军，在正统皇帝的指挥下浩浩荡荡开始亲征。
由于连天大雨，加之粮饷接济不上，军队的士气非常低下。行到大同附近，看见被也先杀的尸横遍野明军尸体，正统皇帝和王振都动摇了，于是决定撤军。但是王振的老家在蔚州，离大同非常近，于是他决定大军绕道蔚州撤退，王振的提议立即遭到群臣的反对，认为这样会耽误撤退的时机，但是王振那里听的进去，加上正统皇帝也希望给王振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大军开始朝蔚州方向移动。这时，王振又心血来潮，怕大军经过会踩坏家乡的庄稼，自己就会背上骂名，于是建议按原路撤军，就这样宝贵的时间被耽误了。当大军行到怀来附近时，由于锱重还没有赶到，于是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待。如果这时正统皇帝能够进怀来城驻守，那么历史将被改写。就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以东十公里)，明军被也先军赶上，并包围。也先切断了明军的水源，明军被困死地。也先假意议和，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明军全军覆没，正统皇帝被俘，王振被明将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等大臣战死。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正统皇帝也开始了他一年的北狩生活。
正统皇帝被俘后，也先也觉得非常难办，是杀是留无法决定，好在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认为正统皇帝奇货可居，劝也先留下正统皇帝，他的提议得到了也先的认同，正统皇帝也得以保全了性命。正统皇帝被俘的最初一段时间，也先总是带着正统皇帝到处招摇撞骗，但都遭到了明朝边将的回绝，不久之后孙皇后与朝廷重臣立成王朱祁钰为帝，年号景泰，这样朝廷上下都安定了下来，同时皇帝也明发诏谕，不许私自与也先联系。这样，也先想靠正统皇帝大捞一把的计划失败了，于是气急败坏的也先率领瓦剌精锐骑兵浩浩荡荡杀奔北京，明朝方面早已做好了准备，北京军民在兵部尚书于谦的带领下给也先军以沉重的打击，也先率队败回蒙古。
与明朝的战争不仅使也先损兵折将，而且使他失去了明朝的赏赐以及与明朝交易的机会，当时的瓦剌是一个游牧部落，如果失去了明朝的生活必需品，部落民众的生活将是非常艰苦的，北京大败之后，也先开始着手与明朝讲和并宣称“迎使朝来，大架西去”，可是当时景泰皇帝已经座稳地位，不想派人迎回正统皇帝，但是在众大臣的不断建议下，只得派遣使者先去探听情报，第二次派往瓦剌的使者杨善，变卖家产买了许多奇珍异宝，并靠着他的巧舌如簧，硬是在没有圣旨的情况下迎回了正统皇帝，正统皇帝皇帝终于结束了他一年的北狩，回到了北京。
正统皇帝回到北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短暂的仪式之后正统皇帝被软禁在南内，开始了他7年的软禁生活。即便如此，景泰皇帝还是不放心，他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食物由一个小洞递入，就是这点食物有时还被克扣，正统皇帝的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一些女红，派人带出去变卖了以补家用。景泰皇帝为了避免有人与正统皇帝联系，还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正统皇帝就在惊恐与饥饿中度过了7年的软禁生活。
明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农历1月，景泰皇帝得了重病，但是储嗣的问题还没有确定下来，众大臣决定在第二天上朝时进谏，请求皇帝早建储君。谁知就在这天夜里爆发了震惊华夏的“夺门之变”，原来五清侯石亨，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人密谋帮助正统皇帝复辟，希望成功后能够飞黄腾达。事有凑巧，当时北边传来了瓦剌骚扰边境的战报，于是石亨借机以保护京城安全为名调兵进城，这时忽然天上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众人以为遭到天谴，都非常害怕，徐有贞站出来劝大家不要退缩，众人继续前进，并很顺利地进入了皇城，直奔南宫，石亨派人撞开了宫门，并请正统皇帝登辇，这时乌云突然散尽，月明星稀，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正统皇帝直奔大内。守门的军卒本想阻拦，这时正统皇帝站了出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众人兵不血刃进入了皇宫，并将正统皇帝扶上了宝座。这时已是天色微亮，众朝臣已经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众人按序走入奉献殿，可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泰皇帝了，而是八年前的正统皇帝，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上皇复辟了”，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山呼万岁，正统皇帝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景泰皇帝正在后宫梳洗，听到这个消息后险些瘫倒在地，心知一切都已经完了。
正统皇帝复辟后，改元“天顺”，景泰皇帝在一个月后病逝，以亲王礼葬在了北京西山。在石亨和曹吉祥的极力劝说下，正统皇帝以谋逆罪冤杀了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大学士王文等。这是正统皇帝即土木堡之变后的人生又一大污点。
但是明天顺一朝的政治比起正统一朝来，要清明的多。经过磨难，正统皇帝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社会还是向前发展的，正统皇帝也应算是一代仁君，他释放了从明永乐一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皇帝之子)，恢复明宣德一朝胡皇后的称号，下旨停止帝王逝世后嫔妃的殉葬，使得明朝帝王以活人殉葬的残酷习俗得以结束。他的这些举措被史学界称为“盛德事可法后世者矣”。
正统皇帝很早就得到命运的垂青，刚出生两个多月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有明一代年纪最小的皇储。父亲宣德皇帝结婚十年没有子嗣，对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自然十分疼爱，并寄予厚望。宣德皇帝驾崩后，在祖母张太后的主持下，年仅九岁(实际年龄只有七岁)的朱祁镇顺利登上皇位，君临天下。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不幸。而更可悲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连自己的生母是谁都产生了疑问。
⑴生母之迷：
谁是正统皇帝朱祁镇的生母？在这关系到皇家龙脉的大事上本不应成为问题，但正统皇帝的生母的确存在着不同的说法。
①孙贵妃说：《明书》、《明实录》等书持此说。《明书》中记载孙贵妃于“明宣德二年十一月，生正统皇帝皇帝”。孙贵妃，永城县(今河南永城)人，主簿孙忠女。十岁时，经彭城伯夫人、张太后母亲向永乐大帝推荐，选入内宫抚养。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册封为皇太孙嫔。宣德皇帝即位后，册立孙氏为贵妃。朱祁镇的出生并被立为太子，成为孙氏争夺皇后之位的最重要的砝码。后来太后和诸大臣同意宣德皇帝废掉胡皇后，册立孙贵妃为皇后，应是母以子贵。
②宫人说：还有些人认为正统皇帝为宫女所生，孙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偷偷抱养宫人之子为己子，而那个宫女却销声匿迹了。《明史稿》记载孙氏“子宫人子，于是眷宠日重”。查继佐《罪惟录》也说孙贵妃“宠冠后宫，宫人有子，贵妃子之”。《明史》中也认同这种说法。
当时《寓圃杂记》里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宣德皇帝胡皇后无子，宫中(一云纪氏)有子，孙贵妃攘为己子，遂得册为皇后，而废胡为仙姑…正统皇帝立，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为太后。胡每事谦让，不敢居孙之右。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凡六宫有位号者皆得祭奠，胡不敢与太后之列，惟与诸嫔妃同事。孙太后知而有见谴之意，胡因痛哭而殂。太后命阁下诸臣议治丧之仪，时杨士奇卧病于家，诸臣往问，士奇曰：‘当以后礼殓，葬景陵。’问者曰：‘此非内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后世骂名。’诸臣因议以嫔御礼葬。天顺六年，孙太后崩，正统皇帝尚不知己非孙所出，惟皇后钱氏知其详，亦不言。八年，正统皇帝大渐，后泣诉曰：‘皇上非孙太后所生，实宫人之子，逝世于非命，久无称号。胡皇后贤而无罪，废为仙姑。其死也，人畏孙太后，殓葬皆不如礼。胡后位未复，惟皇上念之。’正统皇帝始悟，逝世如其言，遗命大行尊崇之典。”
据《寓圃杂记》的记载，正统皇帝是在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才从皇后钱氏口中知道自己本是宫人之子，但年长日久，他已无法知道生母的身世和下落(按钱后的说法，正统皇帝生母“逝世于非命”，从孙贵妃跟胡皇后争宠得逞并进而逼死胡氏的情况来看，这是很可能的)，只好把一腔同情寄予被废的胡皇后身上，为她重修陵寝，一切按照皇后的规制办理。钱皇后为什么要替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废后胡氏说话？原来，作为正统皇帝的皇后，钱氏并没有生过皇子，而当时周贵妃却有一子朱见濬，即后来的明宪宗。这种情形跟当年胡皇后无子、孙贵妃有子的情形极其相似。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情形，使得钱氏深为同情胡皇后吧。钱皇后很幸运，并没有因无子而被废。
钱皇后出身低微，正统皇帝很想给她的家人加官晋爵，但钱氏却推辞了。皇后的家族没有封爵，这在有明一代是很少见的。这使正统皇帝更敬重她。土木事变之后，钱皇后把宫里的家底都拿出来交给瓦剌的使者去营救正统皇帝。她日夜哭泣，困了就卧在地上，结果弄瞎了一只眼睛，弄坏了一条腿。正统皇帝回来被关在南宫做太上皇，很郁闷，钱皇后委婉劝解，让正统皇帝舒缓心情。所谓“患难夫妻”，也不过如此了。所以正统皇帝对钱皇后绝对是一心维护，即使立了周贵妃的儿子为皇太子(明宪宗)，也不会像他父亲一样废掉皇后。他担心自己驾崩后钱氏受周贵妃欺负，特地在临终之前遗命“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明朝此前的惯例是一帝一后同葬，这道遗命就等于告诉周贵妃：你的儿子做了皇帝，但钱皇后的太后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果然，正统皇帝逝世后，周贵妃就闹了起来，要独称太后，排挤钱皇后。大学士李贤、彭时就以正统皇帝遗命为理由反对，最后明宪宗从中做个妥协，两宫并尊，周氏和钱氏同为皇太后。等到钱太后去世时，周太后又从中作梗，不让钱氏与正统皇帝合葬。因事关国体，大臣们又起来反对，竟至“百官伏哭文华门外”。最后，又是权宜之计，钱太后葬于正统皇帝玄堂左边，右边空着留给周太后。这时，周太后居然派人暗中做手脚，让钱太后圹位距离正统皇帝玄堂数丈之遥，而且将中间堵塞起来，其意就是不让钱太后在另一个世界跟正统皇帝见面。周太后的做法如今看起来是有点可笑，但在当时却是非常现实的考虑和思路，反映了宫廷斗争的复杂性。从这个方面来说，钱皇后能为宣德皇帝废后胡氏说话，实际上折射出她对自身命运的某种忧虑。
不管正统皇帝是宫人所生还是孙氏所生，总之都是龙脉。因为在紫禁城内，除皇帝外，只有皇帝的妃嫔，服侍的宫女和太监，不会有其他成年男子。正统皇帝的生母为谁，宣德皇帝自然心知肚明。如果确为孙氏夺宫人之子为己子，对宣德皇帝来说，总是自己的骨肉，无伤大局，同时还可以帮助自己宠爱的孙贵妃登上皇后宝座，或许是心照不宣地默认了这个事情。
从上可以看出，正统皇帝的身世方面有很大的悲剧性，而同时，正统皇帝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的一生极富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也不乏某种悲剧因素。
正统皇帝登极时，距洪武大帝开基建国已有近七十年的时间了。经过前面五位皇帝的经营，国家已经恢复稳定，经济得以复苏，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态势。特别是正统皇帝的祖父、父亲仁、宣二宗继承明洪武、明永乐基业，又能勤政爱民，当时宇内承平，史称“仁宣之治”。正统皇帝是明朝建国以来第一位幼年天子。即位之初，军政大事操持在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三杨手中。太皇太后张氏，是洪熙皇帝的皇后，宣德皇帝的母亲，正统皇帝的祖母，很有才智，在正统朝前期政治活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大事多禀裁决。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名相”。他们历明永乐、洪熙、明宣德三朝，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因此在正统皇帝亲政之前，明朝仍然延续着仁宣时期的发展轨迹前进着。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三杨也先后淡出政治舞台，幼冲天子已经逐渐长大成人。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正统皇帝最起码应当是个守成之君、太平天子，但在他亲政之后几年内，却发生了一件对明朝历史影响极大、对正统皇帝本人命运也影响极大的事件——土木堡之变，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落差。
⑵谁是对手：
正统皇帝自小心目中都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北方的蒙古人。他要时刻提防蒙古铁骑入侵北边，骚扰百姓。
明朝的江山是推翻元朝统治，从蒙古人手中夺过来的。明朝建立后，蒙古人虽然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但在北方草原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势力。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洪武大帝在南京即皇帝位不久，就命徐达领兵出征北元。元顺帝见大势已去，逃离大都(今北京)，返回漠北。虽然蒙古在整体上无力与明朝一争天下，但仍雄踞在北方，时刻都是明朝的重大威胁。
明朝历代统治者都把北元作为心腹大患看待。太祖分封秦、燕、晋、宁、辽、岷等边塞诸王，分镇要害边地，屯驻重兵，形成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线。明洪武年间，太祖还多次出兵打击蒙古势力。明永乐年间，永乐大帝迁都北京，实际上是把抗蒙总部搬到了前线，先后五次亲征，使得北部边境得到了安宁。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永乐大帝病逝。
自洪熙皇帝、宣德皇帝时期起，明朝对蒙古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洪武大帝、永乐大帝对蒙古主要采取以攻代守，主动出击的策略，长驱直入、各个攻击，极大地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势力。此时则转变为镇守九边、互市往来的以守为攻的方针。蒙古游牧经济有其内在的不足，生产分工不发达，手工业制造水平低下，因此日用品、手工业品缺乏，必须依靠其他途径获得。获得的手段不外乎有两种：掠夺和贸易。贸易又分为朝贡贸易和马市贸易。马市贸易，设于边境，蒙古以驼马皮毛换取日用品，但明朝政府明令禁止买卖铜、铁、兵器。朝贡贸易，始于明永乐朝，入贡驼马兽皮，明朝则估价给值，另有大量赏赐。但是这种朝贡体系隐藏有很大问题，蒙古派遣的使团人数越来越多，沿途州府供应吃力，而且其间夹杂不法之徒，频频生事。如果得不到满足，蒙古就会侵犯边境。明正统初期，正统皇帝忙于用兵麓川，无暇北顾，使得也先(蒙古首领，自称太师淮王)利用机会扩大势力范围。也先先是向西发展，将依附明朝、屏卫明朝西翼的各蒙古部落收服，然后挥兵东下攻取兀良哈三卫。此时，也先的势力范围西起今日的新疆、甘肃、青海，东至辽东地区。
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也先遣使两千余人进马，诈称三千人。明朝大宦官王振怒其诈，削减马价，也先遂以此为借口领兵大举进犯。正统皇帝在王振的唆使下，草率决定亲征。这次亲征，正统皇帝的本意是想效仿其曾祖父永乐大帝五次亲征蒙古的壮举。农历7月15日，正统皇帝命御弟朱祁钰留守北京，自己则亲率大批官员，挑选精兵五十万出师迎敌。农历8月13日，大队人马驻扎在土木堡，旋被也先部队包围。土木堡地势虽高却没有水源，掘地两尺仍不见水，士兵饥渴两日，战斗力大为下降。15日，明军被蒙古军击败，五十万大军伤亡过半，公侯大臣死难者甚众，可怜正统皇帝也被也先掳去，转瞬间就由贵不可言的皇帝变为阶下囚。
土木堡之败，是明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也是正统皇帝人生经历的第一个谷底。幸好在正统皇帝被俘的一年时间里，也先对这位对手颇为尊重。据说也先命每两日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作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北方天气寒冷，他还曾令妻子出献“铁脚皮”，给正统皇帝御寒暖脚之用。也先曾经对明朝使臣说过这样的话：“大明皇帝与我是大仇，自领军马与我厮杀。天的气候(意志)，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杀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颜帖木儿，使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们捉住我时，留得到今日么？”
正统皇帝被俘，也先视为奇货可居，想以此要挟大明朝廷。而明朝这边，在正统皇帝被俘后，大臣于谦等人立即拥立正统皇帝的弟弟朱祁钰为帝，史称景泰皇帝或明朝宗。经过一番较量后，原本被视为奇货的正统皇帝变成了空质，也先于是有送正统皇帝南归之意。然而景泰皇帝对于正统皇帝南归并不积极。后右都御史杨善等人请命出使，景泰皇帝所给敕书只是有关议和内容，不提迎复正统皇帝之事，也不给金帛等赏赐的礼物。杨善只好变卖家产，自己购买了些礼物。在他的积极斡旋下，正统皇帝得以平安南归。
但是在迎接朝见正统皇帝的礼仪上，景泰皇帝与大臣们又产生了矛盾。景泰皇帝认为仪礼过重，应该从简。大臣们提出异议。最终还是正统皇帝在几封书信中称自愿迎奉从简才缓解了局面。见面之时，仿唐朝天宝之乱后唐玄宗、唐肃宗禅让之礼，正统皇帝、景泰皇帝之间禅让。随后，正统皇帝被送入南宫，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幽禁生活。在七年间，正统皇帝未能踏出南宫半步。名为太上皇，实为囚徒。正统皇帝被幽禁在南宫期间，景泰皇帝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防止正统皇帝复位，做了两件事：
一是对正统皇帝严加看管。南宫大门常年紧闭，日常的饮食衣物都是从一个小窗户递送进去。为防止南宫与外面联络，纸笔极少供应。正统皇帝的伙食不是很好，钱皇后不得不做些针线活出售来换取必要的食物，有时还要靠娘家贴补一些。有个太监说南宫的树木多，恐怕会有人越过高墙与正统皇帝联系，景泰皇帝遂命将大树砍伐。当然，虽然景泰皇帝时时刻刻防备正统皇帝复辟，但他并没有对皇兄做得太过分。有个叫徐正的刑科给事中建议正统皇帝不宜居住南宫，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景泰皇帝听后愕然，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反而将其治罪。
二是谋易太子。景泰皇帝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正统皇帝的长子朱见深(土木堡之变时三岁)，并立其为太子。但是景泰皇帝即位没几年，就想换自己的长子为太子，只是苦于一时间没有什么好办法。从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开始，他不断给内阁学士和七卿中的一些人加官晋爵，时常加以赏赐。农历4月，千户袁洪知道了皇帝想换太子的心思，上“永固国本事”疏，请易太子。景泰皇帝十分高兴，下旨臣议。大臣们知事已至此，纷纷表示赞同，称“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景泰皇帝十分高兴，给大臣们加官加俸，并于农历5月2日册立朱见济为太子，废正统皇帝的长子朱见浚为沂王。
被软禁在南宫的正统皇帝听到这个消息，真不知作何感想！一直被视为心腹之敌的也先在得胜后还能够礼遇自己，并护送南归，虽然有其政治企图，但也总算仁至义尽。而自己的同胞兄弟不仅占据了皇位，还对自己处处提防、严密监视，并且废了自己的太子，绝了自己的后望。谁才是自己真正的对手？是外敌，还是兄弟？
⑶谁是忠臣：
正统皇帝不仅很难弄清谁是对手的问题，就是在谁是朋友，或者说谁是可仰仗的忠臣的问题上，也时时陷入迷茫。
正统皇帝在位二十二年，被俘北居一年，南宫幽居七年，终于在明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乘景泰皇帝病重之际，在武清侯石清、左都御史杨善以及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人的拥戴下复登皇位，真可谓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剧烈变化。在这期间他宠信过一些人，重用过一些人，惩处过一些人。他宠信的人，有的断送了他，比如王振；他重用的人，有的对他产生威胁，比如石亨和曹吉祥；他惩处的人，有的明知其对社稷有功，却不得不如此，比如于谦。总之，任用非人，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最大失败之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跌宕起伏的悲剧命运。
王振，是正统皇帝正统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蔚州人(今河北蔚县)，一说北直隶宣府人(今河北宣化)。据查继佐在《罪惟录》中所说，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可知王振在明永乐年间入宫，因有文化逐渐崭露头角。在正统皇帝做太子时，王振就在身边。王振善权术，能察颜观色，深受正统皇帝宠信，称其为“王先生”。正统皇帝即位后，命掌司礼监。在明朝，司礼监太监有“内相”之称，掌批红，权力很大，可与内阁分庭抗礼。有人认为王振是明朝第一个权阉，是明朝宦官专权始作俑者。洪武大帝建国伊始，规定内官不许习字，只供洒扫驱使。又令宦官不许干政，违者斩，并铸铁牌立于宫门之侧。终明洪武一朝，无宦官干政的现象。明永乐朝情势为之一变。靖难之役时，大批宦官投奔永乐大帝，报告朝中虚实，为永乐大帝夺取江山立有功绩。永乐大帝因此信任宦官，允许读书习字，逐渐委以重任，但仍未有专权现象。王振之得宠，与其是东宫旧人的身份很有关系，因为“出入起居之际，音声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王振之后的刘瑾、魏忠贤都是这种情况。明正统初年，外廷有“三杨”，内宫有太皇太后张氏，王振尚处处小心，不敢嚣张。张太后是位很有能力的女人，当年宣德皇帝病逝前担心正统皇帝年纪幼小无法理政，特在遗诏中写下“大事拜皇太后行”，这在明朝遗诏中是少有的。但是，张太后在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去世，“三杨”也先后去世，使得王振可以肆无忌惮地弄权，大兴土木，广收贿赂，使用重刑，威势倾朝廷。正统皇帝对王振信任有加，礼遇甚隆。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这封敕书的感情是真挚的，正统皇帝从小和王振在一起，王振又能替他处理冗杂的政务，使正统皇帝对王振不仅信任，而且依赖。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年末，正统皇帝大宴文武百官。按照惯例，宦官不能参加。正统皇帝时刻不忘王振，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正统皇帝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还有一次，王振见工部侍郎王佑貌美而无须，便说：“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然回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也先率兵犯边。王振认为这是扬威远方的机会，也是进一步提高自己在朝廷中威信的机会，于是怂恿正统皇帝贸然亲征。正统皇帝自己也想仿效曾祖父永乐大帝扫荡漠北，因此不顾大臣们的劝谏，草率亲征。结果，正统皇帝不但被俘北去，而且失去了皇帝的宝座。王振也在这次战役中丧生。关于王振的死因，说法略有不同。有人说是乱兵所杀，有人说是明将樊忠所杀，但正统皇帝复辟后对王振念念不忘，说他英勇杀敌力战而死，并用太监刘恒言赐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
石亨，渭南人(今陕西渭南)，袭父职为宽河卫指挥佥事，后累官至都督同知，守大同。也先犯大同时，石亨大败，单骑奔还，受到处分，后来还是于谦推荐他掌管五军大营。也先围困北京时，他立有军功。景泰皇帝很信任他，病重时让他代行祭祀大礼。后来石亨见景泰皇帝病情沉重，便起了异心，联合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密谋拥立正统皇帝复辟，立不世功勋。明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农历1月17日，副都御史徐有贞、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等人乘景泰皇帝病重之际发动政变，拥立正统皇帝复辟，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石亨因拥立有功，受到正统皇帝的重用和赏赐，由武清侯升为忠国公，食禄一千五百石。正统皇帝对石亨言听计从，让其掌握京军。石亨借机大肆培植党羽，干预朝政。他的侄子石彪英勇善战，想要谋取大同守备的要职，这样就可以和石亨内外结合，遥相呼应。正统皇帝本来对石亨的专横已经有所不满和不安，这次借口石彪私自让属下奏请谋取镇守大同事，便将石彪逮捕下狱。后来又罢去石亨的职权。第二年，石亨因事被诏捕入狱，籍没家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石亨瘐死。什么是瘐死呢？瘐死是指在监狱中因疾病、饥饿、折磨等原因而非正常死亡。随后，石彪亦被诛，权臣石氏的权势倾刻间烟消云散。有人认为石氏虽然作恶多端，但罪不至死。但石氏之败，为正统皇帝去了心头之患。
曹吉祥，曹吉祥是参与夺门之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永平滦州人(今河北滦县)，宦官。早年依附于王振，参加过麓川之役、征兀良哈、讨邓茂七和叶宗留等，立有军功。石亨之败，给曹吉祥以很大的打击。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正统皇帝听从内阁大学士李贤的意见，下诏禁用“夺门”字样。因为李贤认为，“夺门”意味着正统皇帝得到皇位的不合法性，不过是石亨等人张大其功罢了。曹吉祥看到夺门之功被否定，石亨败亡，心里恐惧，渐蓄异谋。曹吉祥和他的侄子曹钦，蓄养了大批死士，决定于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农历7月举事。事发前夜，马亮畏罪告变。曹钦知事已泄，匆忙起事，杀死锦衣卫指挥同知逯杲等人。逯杲，本来得到过曹吉祥推荐，后来揣摩正统皇帝的意思，刺探石亨、曹吉祥的阴事，多有讦告，曹钦恨之入骨。曹钦屡次攻打皇城不得，便退守曹宅，最后战败，投井而死。三天后，曹吉祥被磔于市。
于谦，(公元1398～1457年)，钱塘人(今浙江杭州)，字廷益，号节庵。明永乐年间进士，曾随宣德皇帝扫平汉王朱高煦叛乱。出按江西时，卓有政绩，百姓称颂。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曾遭人陷害而入狱论死，因百官百姓力请得免。土木之变时，为兵部右侍郎。正统皇帝被俘、也先直逼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人心惶惶，这时于谦挺身而出，担负起保卫北京的重任。在此期间，他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第一，拥立景泰皇帝。明朝因无国君，人心不稳，情势动荡。当时正统皇帝长子才三岁，无法胜任军国大事；而监国的朱祁钰是正统皇帝的异母弟，已二十二岁，年富力强。于谦及百官与皇太后商议，拥立朱祁钰为帝，稳定了混乱的局势。第二，力排南迁之议，保卫北京。翰林侍讲徐有贞等人想要南迁以避兵锋，于谦坚决反对，认为一旦南迁则北京、九边都将不保。在于谦的力争下，景泰皇帝下定决心保卫北京，并把守城的重任交到于谦身上。土木之变，正统皇帝所率五十万京师劲旅皆没，北京只剩下不到十万老弱病逝。于谦招勤王兵，整饬军务，列兵九门，亲自督战，破瓦剌军，成功地保卫了北京城。第三，社稷为重君为轻。也先以正统皇帝为奇质，逼迫大明朝廷就范，漫天要价。于谦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主战不主和，使得也先奇货可居的愿望没有实现，维护了明朝的利益。正统皇帝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的当天，就传命在朝班中逮捕于谦。论刑当凌迟处死，籍没家产。正统皇帝颇为犹豫，认为“于谦实有功”，不忍心杀害功在社稷之人。此时，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提醒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杀于谦，你就是得位不正，没有合法性。这样正统皇帝才下决心杀于谦。于谦被杀，可能始终是正统皇帝心中不可解开的一个心结。于谦死了以后，蒙古又开始屡屡骚扰明朝北方边境，正统皇帝计无所出，只是忧心不已。有一天，恭顺侯吴谨趁机在旁进言：“如果于谦还活着的话，一定不会让敌人如此猖狂。”正统皇帝听了，默默无语，也不怪罪吴谨，想必其内心肯定会起波澜的吧！正统皇帝复位后，陈汝言继于谦为兵部尚书，不到一年，因事获罪，抄家时缴获赃物巨万。正统皇帝召大臣去看，很伤心地说：“于谦在景泰朝深受信用，死的时候却家贫如洗。陈汝言贪得也太多了吧！”于谦抄家之时，家无余赀，只有正门锁得紧紧，打开一看，却都是景泰皇帝所赐的蟒衣和宝剑。故而正统皇帝如此感叹。于谦诗文亦佳，《石灰吟》被认为是他人生的写照：“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正统皇帝自小受到良好的宫廷教育，本性也不坏，只因贸然出征，沦为阶下囚，不仅自身命运徒增波折，也使大明帝国陷入危机。不过，也许正是由于被囚、被禁的经历，使得英明宗对命运多了几分敬畏，对人命多了几分尊重，对世事多了几分理解。在他复位之后，做了几件颇为史学家所赞赏的好事。其中一件就是恢复宣德皇帝废后胡氏名号之举，并使之葬礼如仪。第二件就是释放建庶人。
建庶人是建文皇帝次子朱文圭。公元1402年永乐大帝攻入南京之后，建文皇帝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所终，次子朱文圭则被永乐大帝幽禁起来，称为“建庶人”。到正统皇帝天顺年间，建庶人已经在长期的幽禁岁月中从两岁幼童长为五十多岁的老翁了。大概由于也曾经历过长期被囚的生活，正统皇帝突然有一天想起了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他跟李贤说不忍心再囚禁建庶人。李贤对此大加赞赏，于是正统皇帝不顾左右近侍的反对，派人给建庶人修建了房屋，任其自由出入，并供应生活。说起来，正统皇帝的皇位是他曾祖从建庶人那边抢过来的，在当时曾遭到天下人的质疑或反对。正统皇帝身边的人担心放出建庶人会出变故，他倒很有气度，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释放建庶人一事受到百官和百姓们的真心赞叹，也算是给五十多年前的纠纷做了一份补卷。
正统皇帝另有一举对以后的帝王影响巨大，那就是废除殉葬制度。洪武大帝朱元璋逝世的时候，有许多宫人陪葬。自此之后，永乐大帝、洪熙皇帝、宣德皇帝、景泰皇帝去世都以宫妃殉葬。正统皇帝觉得这很残酷，临终前遗诏停止殉葬。此后明朝各帝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
正统皇帝所做的这几件事，被史学家赞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史籍《明史》中称正统皇帝在位期间，“无甚稗政(坏政策)”。可是，正统皇帝并不能遏制大明帝国日益走向危机的趋势。到他儿子明宪宗的时候，情况就有点恶化的兆头了。
朱祁镇小档案：
属相：羊
谥号：睿皇帝
庙号：明英宗
陵寝：裕陵
父亲：宣德皇帝朱瞻基
母亲：孙皇后，一说宫女
初婚：十七岁
皇后：钱皇后
子女：八子，八女
继承人：二弟朱祁钰，长子朱见深
附_朱祁镇大事年表：
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丙辰)农历2月开始经筵。正统皇帝命太师英国公张辅知经筵事，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学士杨溥同知经筵事，三杨辅政。少詹事王直等九人兼经筵讲官，翰林等儒臣分直侍讲。并定每月一讲，有仪注。中官王振及考功郎中李茂弘认为月讲是虚应故事，粉饰太平，君臣之情不通，可忧。初即位时，方讲开经筵，王振即导幼帝阅武，看武职试骑射。王振逐渐擅权。太皇太后，因王振每欲干政欲诛之，未果。
明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庚申)农历3月正统皇帝建北京宫殿。永乐灾后，至此方命中官阮安同都督沈清、工部尚书吴中等重建三殿，并修缮乾清、坤宁二宫。共役工匠官军七万余人。农历5月王振喜僧道，每岁一度，至是前后共度二万二千三百余人。
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辛酉)农历3月兵部侍郎于谦，因巡抚山西威惠大行，每入京师，无人私谒，王振恨之，命通政史劾谦以久不升迁有怨气。下法司论死，下狱三月始释放，改任大理少卿，山西、河南吏民千人上书请留，久之始复原官。农历11月正统皇帝以宫殿落成，赐文武大臣宴。有明以来，中官不预外廷宴，是日正统皇帝问，王先生为何不来？王振知后大怒，正统皇帝命开东华门中门召振，王振至，百官候拜于门外，王振始大悦。
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壬戌)农历2月正统皇帝立钱氏为皇后。工部尚书吴中致仕。北京工殿及长、献、景三陵皆吴中所营造，规划井然。农历10月太皇太后张氏病逝。王振更无顾忌。正统皇帝始御门视事。农历12月葬太皇太后于献陵。上尊谥曰诚孝昭皇后。明洪武中期曾置铁碑于宫门，高三尺，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至是王振因太皇太后卒，遂盗毁之。
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癸亥)农历11月宣德皇帝原后胡氏逝世。
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甲子)农历3月大学士杨士奇逝世，终年八十岁。
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丙寅)农历7月大学士杨溥逝世。
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丁卯)农历11月皇长子朱见深出生，贵妃周氏出。
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己巳)农历7月也先犯大同边报日数十至，王振劝正统皇帝亲征。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据实况力谏不可，正统皇帝不纳。乃下诏亲征，命郕王居守。农历8月14日驻土木堡，也先四面合围，不得出，正统皇帝被俘。官军死伤者数十万，战殁官员五十余人，史称“土木之变”。8月17日百官集阙下哭。次日太后命郕王监国。侍讲徐珵言“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尚书胡滢曰：不可。兵部侍郎于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尚书王直、学士陈循等议皆同。太监兴安、金英、孛永昌皆言于太后：“若去陵寝将谁与守？”于是，议遂定。郕王总百官，大小事俱启太后。于谦调军运粮，人心稍安。8月21日升兵部侍郎于谦为兵部尚书。部署北京保卫战。8月22日以皇太后命，立皇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仍命郕王代总国政。8月23日郕王摄朝，御午门左门，右都御史陈镒合诸大臣言：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王振之党马顺叱陈镒退出，给事中王竑、刑科给事中曹凯捽马顺发，啮其肉，众亦起共殴之，立毙于廷。另有王振党羽二人亦击杀之。又抓王振之侄反跪于廷众争唾骂之，一时卫卒洶洶，朝班大乱，郕王惧欲起，于谦掖王止，请谕百官曰：“顺等罪当死，勿论。”众乃稳定。遂拘振族少长皆斩。籍其家得金银六十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株，其他珍玩无算。农历9月廷臣合请太后曰：皇太子幼冲，应立长君，太后然之。告郕王，王惊让再三，后都指挥岳谦出使瓦剌归，口传正统帝旨，令郕王继统，王始受命，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遥尊正统帝为太上皇。农历10月也先诡称奉太上皇还，遂大举进犯。京师戒严。也先兵落都城，太上皇止于德胜门外，未能进，转西直门，皆防御甚坚不能进。也先兵至土城，居民升屋呼号，投砖石击之，援兵至，也先兵乃挟太上皇退去。农历12月尊皇太后为上圣皇太后，尊郕王生母贤妃吴氏为皇太后，立妃汪氏为皇后，迁太上皇后钱氏别居仁寿宫。
明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丁丑)农历1月12日景泰皇帝仍在病中。命诸臣议立太子事，但所见不一，乃以“早建元良”请。1月14日疏进，景泰皇帝不允。武清侯石亨等谋，认为立太子不如复上皇可邀功赏。1月16日王直、胡滢、于谦会诸大臣，请复立沂王，拟日暮奏。未入而夺门之变起。当日夜里，石亨、张軏、曹吉祥，密语定计立即夺门。正统皇帝复辟，即皇帝位。此谓“夺门之变”。
明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丁丑)农历1月21日正统皇帝以即位告宗庙陵寝，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即位日即命徐有贞以原官兼学士，入内阁机务，次日加兵部尚书。1月22日正统皇帝杀少保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籍其家。另连杀、戍、斥等多人。农历2月正统皇帝废景泰皇帝仍为郕王，迁之西内。贬其生母皇太后吴氏复为宣庙贤妃，废后汪氏复为郕王妃，削孝肃皇后杭氏谥号，改怀献太子为怀献世子，皆称皇太后制行之。以吏部侍郎李贤兼翰林学士入内阁、预机务。郕王逝世，诏丧葬依亲王例，毁所营寿陵，葬西山，谥曰戾。其后宫唐氏等殉葬。农历3月复立见深为皇太子。农历7月承天门灾。农历10月赐王振祭葬，立祠。以其死于土木堡。
明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戌寅)农历1月尊皇太后为“圣烈慈寿皇太后”。诏天下。
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己卯)农历8月正统皇帝追罪石亨、石彪叔侄。
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辛巳)农历7月曹吉祥造反被杀。
明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壬午)农历9月，皇太后孙氏逝世。农历10月上大行皇太后谥号曰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农历11月葬孝恭章皇后于景陵。
明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癸未)农历闰7月，追上宣德皇帝故后胡氏谥号曰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农历12月废除殉葬制度。
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甲申)农历1月2日正统皇帝患病。皇太子摄于文华殿。1月16日草遗诏，罢宫妃殉葬。1月17日正统皇帝逝世，终年三十八岁。1月22日皇太子朱见深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成化元年。农历2月12日上正统皇帝谥号。农历3月1日尊皇后钱氏为慈懿皇太后，母贵妃周氏为皇太后，李贤偕同官上言，自宣德至天顺间，选取宫人太多，浣衣局没官妇女愁怨尤甚，宜皆放还。帝从之。农历5月葬正统皇帝于裕陵。 跟帖时间 2010-02-09 20:23:3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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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帝王国君（二） -- 朱 棣：(公元1360～1424年)，明朝第三个皇帝，明太宗，明成祖，永乐大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402～1424年为期二十二年，终年六十五岁。
朱棣是洪武大帝第四子，生于元末群雄争锋的年代。元至正二十年(宋龙凤六年农历4月17日癸酉，公元1360年)朱棣出生于应天(今江苏南京)，十一岁被封为燕王，十七岁迎娶徐达长女，二十一岁就藩北平。四十岁时以“靖难”名义兴兵，四年后从他侄儿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大明江山。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洪武大帝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即惠帝。他起用齐泰、黄子澄策，下令削藩。朱棣以“清君侧”除齐泰、黄子澄为由，起兵“靖难”。自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起，经过四年内战，攻陷京师，夺取帝位。第二年改年号为“永乐”，是为永乐大帝。
永乐大帝朱棣即位后，为了避免重蹈惠帝覆辙，削夺解除诸王兵权，巩固了中央集权。明朝初年，退到漠北的蒙古族势力始终是一个威胁，永乐大帝常常亲临北方边防指挥部署。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永乐大帝下令营建北京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北京成为了明朝政治、军事的中心，这对抵抗蒙古族的进攻，保证国家统一和长城以内社会环境的安定，有着积极的意义。永乐大帝设置了奴儿于都指挥使司，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库页岛等地，捍卫了领土的完整。永乐大帝派遣郑和六次出使西洋建立和发展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友好关系，为明朝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前来通好贸易的有三十余国。永乐大帝五次亲征漠北，解决明太祖治理南方民族地区的遗留问题，设置贵州布政司等，都有利于全国的统一与安定。
永乐大帝在内政方面也有许多建树。他知道民间疾苦把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重要地位。刚即位时的第一道诏书就是免去山东、北平、河南被战争蹂躏的州县三年赋役。他关心受战火破坏最重的北京地区经济的发展，兴修苏松水利，掀起军屯的高潮。永乐大帝完善了明朝内阁制度，整肃吏治，重用人才，组织编纂《永乐大典》等措施，促进了社会的安定、文化的发展。但他重用宦官，设置东厂，开明朝宦官于政之弊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永乐大帝在第五次北征班师途中病逝，终年六十五岁。逝世后葬于长陵，谥号“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嘉靖皇帝时将他的庙号改为成祖。
永乐大帝的性格颇像乃父洪武大帝，同时也是继洪武大帝之后又一位雄才伟略的皇帝。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燕王朱棣率军征讨蒙古乃儿不花，大获全胜，从此声名大振，也为后来靖难之役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侄儿建文皇帝登基后锐意削藩，藩王人人自危，而燕王为强藩之首更是削藩的主要目标。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农历7月，朱棣起兵。四年后从金川门入京师，建文皇帝不知所终，朱棣即皇帝位。
朱棣南征安南，五入漠北，迁都北京，编修《永乐大典》，派郑和六下西洋，正如《明史》所说“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大明太宗皇帝御制集，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朱棣在位期间，文治武功，可比汉、唐。然而他性情暴戾，制造了几起血腥大案，如瓜蔓抄、诛十族、后宫惨案等，“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
朱棣是位马上天子，因武功而立威名，因武功而夺皇位，因武功而拓疆土。他的一生起于兵事，最后也逝世于行军的途中。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棣就藩北平燕王，此后直到南京称帝。燕王朱棣在北平度过了二十三年的时光。这段时间对朱棣非常重要，他由一个年轻的藩王逐渐成熟起来，逐渐在众藩王中崭露头角，成为众藩之首，并最终登临大位。
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对蒙古乃儿不花的初战告捷，使他树立了威名，成为通往皇权宝座的良好开端。这一年元旦刚过，朱棣就接到洪武大帝的命令，让他和晋王朱棡分别统帅兵马，合击蒙元丞相咬住和平章乃儿不花。而立之年的朱棣异常兴奋，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经历如此规模的大仗。素有野心的朱棣知道，这是他磨练的大好时机，也是展现自己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因此精心准备，志在必得。朱棣首先派出几股哨兵四出侦查，摸清了乃儿不花的确切位置。时值农历3月，这时天降大雪，气温也随之骤降，寒冷异常。军中有些人请求燕王停止行军，暂避风雪。朱棣却有另一番见解，认为这正是出奇制胜的大好时机，因此仍然指挥大军冒雪而进。当明朝大军突然出现在蒙古军面前时，平章乃儿不花十分惊讶，毫无准备。但朱棣没有利用军事优势进行屠戮，而是派已降明的乃儿不花旧交观童前去劝降。乃儿不花知道无法抵抗，只好前往朱棣军中请降。朱棣摆酒设宴，对他非常热情，令乃儿不花很感动，遂主动要求前去劝降丞相咬住。就这样，朱棣第一次大规模出征就兵不血刃，大获全胜。而另一路的晋王朱棡生性怯懦，不敢深入蒙古腹地，结果一无所获，倒是陪衬出燕王的智勇双全。洪武大帝非常高兴，赏赐宝钞一百万锭，对他更加信赖。这次胜利，令朱棣声名鹊起，也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完美亮相。
侄子建文皇帝登基后，一反洪武大帝分封藩王的政策，而是雷厉风行、锐意削藩。这种形势对燕王朱棣十分不利。建文皇帝在削夺周王朱橚、湘王朱柏、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五藩后，目标直指燕王，并加强了对燕王的防范。建文皇帝命心腹谢贵任北平都指挥使，掌握军权；命张砝为北平布政使，掌握日常行政权；并将燕王府护卫精锐调往开平，命宋忠帅兵三万驻守开平。
在这种严峻的高压态势下，朱棣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农历7月5日毅然起兵，率领“靖难”之军，历时四年，大小百余战，最终兵破南京，将建文皇帝赶下皇座，夺得了大明江山。
⑴怀来战役：
建文皇帝的开平驻军，是防备燕王的重要军事力量。燕王举事后，宋忠未敢贸然进军，而是移军怀来(今河北怀来)。朱棣控制了北平城，招降守备通州的通州卫指挥佥事房胜，然后攻取蓟州。居庸关被朱棣攻破后，守将率败军归附宋忠。宋忠为了调动士气，谎称原来燕王府守卫的家属被燕王杀害了。燕王知道这一情况后，特意让那些士兵的亲属打前锋。原燕王府守卫看到家人没有死，恼怒宋忠欺骗他们，就临阵倒戈。宋忠顿时阵脚大乱，燕王趁机麾军过桑干河，直扑阵前。宋忠由是大败，逃回城内，结果城破被捉于厕所之内。
怀来之战是朱棣起兵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次战斗，斩首数千人，缴获战马八千余匹和大量的军械。更为重要的是，怀来之战解除了北平周围的军事威胁，提高了军威。不久开平、龙门、上谷、云中、永平等处守军纷纷投降，壮大了朱棣的力量。
⑵真定大战：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农历8月，建文皇帝命老将耿炳文率兵十三万征讨燕王。由于洪武大帝几次借故大杀功臣后，朝廷中已经没有几个能征惯战的武将了，所以尽管耿炳文当时已经六十五岁了，也只得披挂出征。耿炳文和洪武大帝一样，都是濠州人。当年他驻守长兴十年，抵御了张士诚的多次进攻，“大小数十战，战无不胜”。洪武大帝十分满意，建国后封他为长兴侯，为一等功臣。建文皇帝命耿炳文为主帅，有一举歼灭燕王之意。耿炳文驻军真定，派前锋九千人据守雄县。朱棣探知清楚后，于8月15日悄然来到雄县进行偷袭。正值中秋之夜，守城士兵饮酒赏月，放松了警惕。当发现燕兵时，朱棣的军队已经攀上了城墙，守军仓促应战。这支部队是南军的精锐，战斗力很强，战斗直到第二天破晓之时，朱棣才攻占县城，南军全部力战而死。离雄县二十五公里的莫州有潘忠、杨松率军驻守。朱棣料定二人会来援救，命千余勇士埋伏在必经之路的月漾桥下的水中。潘忠果然带兵来援，见雄县已失，想退回莫州，不料燕兵突然从水中冒出来，占据了月漾桥。这样前后夹击，南军大败，许多人掉进河里淹死了，潘忠被俘。朱棣乘胜追击，招降了莫州留守的万余人。一天之内，南军损失了三万人马。在莫州投降的南军中，有一个名叫张保的将领表示愿意为朱棣效力，并将南军虚实告诉了朱棣。这时南军尚有十万人马，驻兵真定，分为两营，列于河两岸，互相声援。朱棣遂命张保回到耿炳文营中，渲染燕军马上就要进攻了。很多将领不明所以，认为南军势大，不如突然袭击。现在将张保放回，想要攻其不备也不可能了。朱棣自有一番道理：耿炳文知道燕军来攻，担心燕军势盛，必然会移营合兵一处，这正是攻击的好时机。事情正如朱棣所料，耿炳文令移营合兵。朱棣趁机率军猛攻，南军仓促应战。战斗十分惨烈，最终南军不敌燕军铁骑，退守真定城，不再出战。耿炳文长于固守，而所率军兵多步兵；燕军多骑兵，擅长野战。朱棣认为耿炳文是富有作战经验的老将，不好对付，担心时间一长，士气低落，遂围城三日后退回北平。真定一战，南军损失数万人马，但主力尚存。如果坚持固守策略，朱棣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然而建文皇帝对战事甚不满意，命李景隆接替耿炳文，意图从速歼灭燕王朱棣。临阵换将，本是兵法大忌，何况是以弱换强。建文皇帝此次换掉耿炳文，以仅会纸上谈兵的李景隆代之，实为重大失策，给燕王提供了战机。
⑶郑村坝之战：
李景隆接替耿炳文，合兵五十万。他是洪武大帝外甥李文忠的长子，长得高大威猛、仪表堂堂，喜读兵书，然而缺乏作战经验，实际上只会纸上谈兵。建文皇帝将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恩宠有加。而对于朱棣来说，他只是当年被秦军坑杀四十万逝世的赵括式人物。当朱棣得知由李景隆带兵时，喜不自禁。朱棣认为李景隆“为将政令不修，纪律不整，上下异心，死生离志，败一也；今北地早寒，南逝世衣褐者少，披触霜雪，手足皲瘃，甚有堕指之患，况马无宿稿，士无嬴粮，败二也；不量险易，深入趋利，败三也；贪而不止，智信不足，气盈而愎，仁勇俱无，威令不行，三军易挠，败四也；部曲喧哗，金鼓无节，好谀喜佞，专任小人，败五也”。这个分析虽然有燕王鼓舞士气的因素，但却是看到了李景隆的致命弱点。
李景隆放弃了耿炳文稳健的策略，率军直扑北平，分兵三处：一军攻打北平九门；一军攻打明永乐八年永乐大帝敕谕通州；自己驻扎在北平东十公里的郑村坝。当时朱棣赴大宁寻求救兵，北平守备空虚。攻打北平的战斗十分激烈，正阳门情势岌岌可危。燕王妃徐氏亲率妇女登城，投掷石块，帮助守卫城门。主攻彰义门的瞿能父子骁勇善战，率领精骑一度攻入城内，然而李景隆却命令等待大队人马，结果贻误战机，守军以水泼城，一夜成冰，第二天已经难以攀爬了。守军并没有一味死守，而是在夜里不断派遣小股部队骚扰南军，弄得南军精疲力竭，人心不宁。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农历11月，朱棣已经收编了宁王朱权的部队归来，包括能征惯战的朵颜三卫骑兵，实力大为增加。李景隆派陈晖率一万骑兵东行，寻找机会迎击燕军，不期两队人马没有走到一条路上，未曾相遇。后陈晖发现了燕军，从后面尾随而来，准备前后夹击。朱棣察觉后，命精骑回头迎击，将其一举击溃，陈晖只身逃回军中。燕军士气大振，燕王乘势派朵颜三卫猛冲南军。朵颜的骑兵锐不可当，疾风暴雨般连破南军七营。李景隆整顿军马，在郑村坝与燕军决一死战。这场战斗，数十万军马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尸横遍野，十分惨烈。朱棣趁着天黑，派奇兵左右冲杀，搅乱了南军的阵营，然后燕军正面猛攻，占据了上风。当日未分胜负，双方各自收兵回寨。李景隆没有经历过这样惨烈的战斗，初战不利，感到难以取胜，连夜拔营南遁，匆忙之中竟然没有通知围攻北平九门的将士。攻打九门的将士失去主力的掩护，仅两天就被朱棣击败，北平之围始解。
这一战中，守城的燕王世子朱高炽作用不可低估，他以城中老弱残兵坚守北平城，面对李景隆数十万大军的攻击而岿然不动，有力地牵制住了南军，保住了燕王朱棣的根据地。假设北平被攻占，朱棣将面对另一番景象，胜负的天平尚不知会倾向哪边。同时，也可看出李景隆是多么无能，印证了朱棣对他的评价。
⑷白沟河之战：
郑村坝大战之后，原本锐意削藩的建文皇帝却突然变得软弱起来，罢齐泰、黄子澄职，希望燕王息兵。这种做法无异于向朱棣示弱，是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的。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农历2月，李景隆致信朱棣，请求息兵。这一举动显然是朝廷的意图，不然李景隆是不敢如此做的。而朱棣现在是兵强马壮，自然不会讲和。双方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准备在春天再战。然而朱棣使用了一个小花招，戏弄李景隆于股掌之间：农历2月，朱棣佯攻大同，李景隆急忙率军救援。朱棣却不与之战，由居庸关退回北平，李景隆奔波一场，劳而无功。当时天气尚寒，南军衣衫单薄，不少士兵被冻伤，部队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
农历4月1日，李景隆誓师于山东德州，号称百万(实则六十万)，大举北伐。双方在白沟河摆开阵势，大战一触即发。这场战斗惊心动魄，惨烈撼人。南军中的战将平安、瞿能父子都骁勇异常，率军猛冲燕军，所向披靡。朱棣的坐骑接连被射杀，宝剑也砍折了。瞿能父子奋勇厮杀，已经和燕王近在咫尺。朱棣见大势不妙，拨马跑到河堤上，南军在后面紧追不放。朱棣立马站在堤上，假意用马鞭招呼后面的部属，使南军相信燕军就在堤下。南军果然上当，没敢继续追击，不然朱棣即将被生擒活捉。
双方杀得难解难分，互有胜负。忽然一阵风将南军大旗刮倒，南军阵营产生了混乱。朱棣抓住这难得的时机，指挥部队猛冲，一举击溃了南军。白沟河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此后，建文皇帝再也组织不起来大规模的军事征讨。朱棣由此转守为攻，取得战事上的主动。
⑸灵壁之战：
白沟河之战后，朱棣准备取道山东，直扑南京。然而在济南却遭到了大将铁铉的坚决阻击，又在东昌为盛庸所败。
明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朱棣选择了进军防守较为薄弱的河北，转战河北各地。农历12月(公元1402年)，朱棣得知南京守备空虚，可以乘虚而入，于是决定绕过山东，率军直取南京。燕军孤军南下，期间多有败绩。北方士兵不适应南方气候，很多人病倒了，许多将领也请求撤军。朱棣很犹豫，一连数日擐甲不离身，最后在大将朱能的劝说下坚定了继续南下的决心。他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
这时南军防御的主要力量总兵何福驻军灵壁，修建了大量工事，固守不出。朱棣想与之决战不得，就截断了他的粮草供给，将其围困起来。何福无奈，准备突围，不想南军把燕军进攻的信炮当成是突围的信号，纷乱涌出，结果大败。何福仅以身免，而南军的主要将领平安被俘获。平安是洪武大帝的养子，原是朱棣的部下，具备文韬武略，后成为朱棣的主要对手，曾多次击败过他，还斩杀过他的几个得力战将。俘虏平安，令朱棣兴奋异常，燕军上下都说这回可以平安了。朱棣舍不得杀平安，将其押送回北平。
灵壁之战后，朱棣再也没有遇到大的战斗，于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农历6月13日，兵临南京城下。李景隆、谷王打开金川门迎降，建文皇帝不知所终，朱棣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
至此，朱棣完全夺取了大明江山，改“建文”年号为原“洪武”年号，第二年改年号“永乐”，是为永乐大帝。
⑹出兵安南：
安南，又称交阯，汉唐时为中国的属郡，五代以后独立，但仍与中国交往密切。在明朝初期，安南国王为陈氏。到了明建文一朝，安南发生了政治变故，丞相黎季自立为帝，改名胡一元，不久又传位其子。
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安南国王黎季氏派人朝贺，自称陈氏无后，自己是陈氏外孙，为众拥立为国王，请求得到永乐大帝朱棣的册封。永乐大帝听从礼部的意见，派遣官员到安南探访实情。该官员回朝后说现在的安南国王已经得到了当地人的承认，国家安定。永乐大帝于是派礼部郎中带着诏书前去安南，正式册封其为国王。
然而在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原安南国王的臣属裴伯耆逃到中国，将胡氏篡位的事情揭露。农历8月，老挝又遣人送来了原安南国王的弟弟陈天平。永乐大帝无法辨别真伪，暂且将他们安置起来。年底，安南使臣来贺。永乐大帝让陈天平突然出现在使臣面前，使臣们十分惊愕，纷纷下拜，永乐大帝由此知道了陈天平的真伪和事情的真相。永乐大帝立即遣人责备安南国王，安南国王上书表示欢迎陈天平回国继承皇位。然而令永乐大帝恼怒的是，安南竟然伏兵劫杀由明军保护回国的陈天平。面对这种公开挑衅宗主国威信的行动，永乐大帝没有犹豫，立即遣兵八十万出征安南。八十万大军锐不可当，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将安南国王、太子等人活捉。永乐大帝遂改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只是明朝迁都北京后，安南时有反抗，成为明朝的沉重负担，因此永乐大帝逝世后不久，明朝就放弃了对安南的治理。
⑺五入漠北：
对大明王朝最大的威胁不是南方的安南，而是北方的蒙古。当时蒙古分裂为三部：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朱棣对蒙古采用恩威并施、分化瓦解的策略。兀良哈部早已归附，并在靖难之役中为朱棣立有赫赫战功。鞑靼部较强，永乐大帝有意联络瓦剌，与之抗衡。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永乐大帝命丘福率军第十万征讨鞑靼，不意全军覆没，因此才有永乐大帝亲征之举。
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农历2月，永乐大帝亲率五十万兵出征，太子留守南京，皇长孙留守北京。农历5月，发现了鞑靼部本雅失里的位置。永乐大帝命每人自带二十日粮食，率轻骑疾驰。在成吉思汗兴起的斡难河与本雅失里遭遇，双方大战，最终本雅失里败逃。回师途中又遭遇阿鲁台部，激战数日，阿鲁台战败逃遁。永乐大帝估计敌人可能贪图辎重，必会前来劫掠，便设下埋伏。明军班师时，果然有人来袭。霎时伏兵四起，敌人溃逃。永乐大帝第一次亲征大获全胜，鞑靼部的势力被削弱了。
随着鞑靼部的衰败，瓦剌部强盛起来，时常骚扰边境。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永乐大帝决定第二次亲征，并让皇太孙随行。农历6月7日，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乌兰巴托东)遇到瓦剌的主力部队。这场战斗十分惨烈，双方损失相当，直到傍晚敌人才败走。
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永乐大帝又三次亲征蒙古。
永乐大帝五次对蒙古用兵，目的在保证边境的安宁，国内的安定。然而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中，永乐大帝身体不适。到了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永乐大帝突然病逝，终年六十五岁。
永乐大帝是一位马上天子，他的江山得于马上，也死在了行军的途中。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位重视文化的皇帝，其功绩不逊于历代名君，因而逝世后被谥为“文皇帝”。
⑻名垂文史：永乐大帝君临天下之后，尊儒纳士，编纂了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迁都北京，疏通了大运河，派遣郑和六下西洋…这些成就，足以令永乐大帝傲视古今。
①举修大典：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农历7月，永乐大帝下诏编纂一部类书。他雄心勃勃，想要将中国古代典籍尽量收集齐全，特命大才子解缙负责，要求“毋厌浩繁”，尽量收罗。第二年农历11月，解缙将编纂好的图书进呈天子。永乐大帝很高兴，赐名《文献大成》，赏赐解缙等一百四十七位有功人员。
然而不久，永乐大帝发现《文献大成》与他的要求相差很大，主要是还有许多典籍未能收录。于是永乐大帝决定重新编修，并任命靖难功臣姚广孝以及刑部侍郎刘季篪和解缙总其事，前后参与者近三千人，可谓人才荟萃、人文盛事。永乐大帝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命在文渊阁开馆修书，由光禄寺供给朝夕膳食。他看到文渊阁中的书籍尚不完备，命礼部选派通晓典籍的官吏四出购求典籍，“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正是在永乐大帝的关注和支持下，三年之间，大典得以编纂完成。
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农历11月，大功告成，由姚广孝等人将《永乐大典》进呈永乐大帝。《永乐大典》有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又凡例、目录六十卷，全书分装为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内容包罗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技艺诸项。此前的类书，如唐朝的《艺文类聚》只有一百卷，北宋的《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都各有一千卷。《明永大典》的规模之大，确实是历史上无与伦比。《永乐大典》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照录原文，未作删改。这种做法保持了书籍的原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明永乐朝的《永乐大典》只有一部正本，收藏在江苏南京的文渊阁，后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运到北京。永乐大帝曾经打算将《永乐大典》付印，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在是艰难之至，不得已放弃了。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皇宫三大殿失火，幸运的是由于抢救及时，《永乐大典》竟然奇迹般的幸免于难。有了这样的教训，嘉靖皇帝意识到光有一部正本太危险了，遂命一百零八个文士抄写大典。这些人每日人抄三页，历时六年之久，才抄成一部副本，藏于皇史馆。只可惜正本在明末不知去向，多半是毁于兵火。副本到了清乾隆时期只有九千余册，少了近三千册。后来又被儒臣们私自盗去了不少，剩下的在清末时不是被烧了就是被掠往国外，至今偶尔会在一些拍卖会上发现《永乐大典》的踪影。据估计，存世的《永乐大典》约八百余册，只是原来的3％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华书局曾将《永乐大典》存世残本予以影印出版。
②远下西洋：郑和，回族，本姓马，小名三保(一作三宝)，人称三宝(保)太监。他在明洪武年间成为明军俘虏，入燕王藩邸为宦官，成为燕王朱棣的亲信。从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开始，到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曾经七下西洋，其中有六次是在明永乐朝。郑和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也是西方公认的“世界十大航海家”中唯一的中国人。
永乐大帝为何多次让郑和出西洋呢？按照史籍《明史》中的说法，是“永乐大帝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农历6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显然，目的有二：一是寻找建文皇帝踪迹；二是向海外诸国显示大明王朝的繁荣富强。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由江苏苏州的刘家港出发，浩浩荡荡出使南海以西诸国，最远到达印度半岛的古里国，勒石为记，于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才返回。永乐大帝似乎对郑和的第一次出航非常满意，在他回朝的第三天就命工匠改造二百四十九艘海运船，以备郑和下次使用。随后，郑和分别在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以及明宣德六年七次出使西洋，到达过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印度、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过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国家，今天在非洲东海岸还有当年明朝军队遗留的子民在那里生活。
郑和下西洋，集中展示了当时中国人民先进的航海水平，是航海史上的壮举，比哥伦布、麦哲伦等人早约一个世纪；加深了中国与这些诸多沿海国家的友好往来，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2005年是郑和首次下西洋六百周年的纪念日，他所创造的航海奇迹将永远彪炳史册，为世人所敬仰。
朱 棣：(公元1360～1424年)，明朝第三个皇帝，明太宗，明成祖，永乐大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402～1424年为期二十二年，终年六十五岁。
朱棣是洪武大帝第四子，生于元末群雄争锋的年代。元至正二十年(宋龙凤六年农历4月17日癸酉，公元1360年)朱棣出生于应天(今江苏南京)，十一岁被封为燕王，十七岁迎娶徐达长女，二十一岁就藩北平。四十岁时以“靖难”名义兴兵，四年后从他侄儿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大明江山。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洪武大帝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即惠帝。他起用齐泰、黄子澄策，下令削藩。朱棣以“清君侧”除齐泰、黄子澄为由，起兵“靖难”。自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起，经过四年内战，攻陷京师，夺取帝位。第二年改年号为“永乐”，是为永乐大帝。
永乐大帝朱棣即位后，为了避免重蹈惠帝覆辙，削夺解除诸王兵权，巩固了中央集权。明朝初年，退到漠北的蒙古族势力始终是一个威胁，永乐大帝常常亲临北方边防指挥部署。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永乐大帝下令营建北京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北京成为了明朝政治、军事的中心，这对抵抗蒙古族的进攻，保证国家统一和长城以内社会环境的安定，有着积极的意义。永乐大帝设置了奴儿于都指挥使司，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库页岛等地，捍卫了领土的完整。永乐大帝派遣郑和六次出使西洋建立和发展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友好关系，为明朝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前来通好贸易的有三十余国。永乐大帝五次亲征漠北，解决明太祖治理南方民族地区的遗留问题，设置贵州布政司等，都有利于全国的统一与安定。
永乐大帝在内政方面也有许多建树。他知道民间疾苦把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重要地位。刚即位时的第一道诏书就是免去山东、北平、河南被战争蹂躏的州县三年赋役。他关心受战火破坏最重的北京地区经济的发展，兴修苏松水利，掀起军屯的高潮。永乐大帝完善了明朝内阁制度，整肃吏治，重用人才，组织编纂《永乐大典》等措施，促进了社会的安定、文化的发展。但他重用宦官，设置东厂，开明朝宦官于政之弊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永乐大帝在第五次北征班师途中病逝，终年六十五岁。逝世后葬于长陵，谥号“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嘉靖皇帝时将他的庙号改为成祖。
永乐大帝的性格颇像乃父洪武大帝，同时也是继洪武大帝之后又一位雄才伟略的皇帝。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燕王朱棣率军征讨蒙古乃儿不花，大获全胜，从此声名大振，也为后来靖难之役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侄儿建文皇帝登基后锐意削藩，藩王人人自危，而燕王为强藩之首更是削藩的主要目标。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农历7月，朱棣起兵。四年后从金川门入京师，建文皇帝不知所终，朱棣即皇帝位。
朱棣南征安南，五入漠北，迁都北京，编修《永乐大典》，派郑和六下西洋，正如《明史》所说“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大明太宗皇帝御制集，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朱棣在位期间，文治武功，可比汉、唐。然而他性情暴戾，制造了几起血腥大案，如瓜蔓抄、诛十族、后宫惨案等，“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
朱棣是位马上天子，因武功而立威名，因武功而夺皇位，因武功而拓疆土。他的一生起于兵事，最后也逝世于行军的途中。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棣就藩北平燕王，此后直到南京称帝。燕王朱棣在北平度过了二十三年的时光。这段时间对朱棣非常重要，他由一个年轻的藩王逐渐成熟起来，逐渐在众藩王中崭露头角，成为众藩之首，并最终登临大位。
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对蒙古乃儿不花的初战告捷，使他树立了威名，成为通往皇权宝座的良好开端。这一年元旦刚过，朱棣就接到洪武大帝的命令，让他和晋王朱棡分别统帅兵马，合击蒙元丞相咬住和平章乃儿不花。而立之年的朱棣异常兴奋，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经历如此规模的大仗。素有野心的朱棣知道，这是他磨练的大好时机，也是展现自己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因此精心准备，志在必得。朱棣首先派出几股哨兵四出侦查，摸清了乃儿不花的确切位置。时值农历3月，这时天降大雪，气温也随之骤降，寒冷异常。军中有些人请求燕王停止行军，暂避风雪。朱棣却有另一番见解，认为这正是出奇制胜的大好时机，因此仍然指挥大军冒雪而进。当明朝大军突然出现在蒙古军面前时，平章乃儿不花十分惊讶，毫无准备。但朱棣没有利用军事优势进行屠戮，而是派已降明的乃儿不花旧交观童前去劝降。乃儿不花知道无法抵抗，只好前往朱棣军中请降。朱棣摆酒设宴，对他非常热情，令乃儿不花很感动，遂主动要求前去劝降丞相咬住。就这样，朱棣第一次大规模出征就兵不血刃，大获全胜。而另一路的晋王朱棡生性怯懦，不敢深入蒙古腹地，结果一无所获，倒是陪衬出燕王的智勇双全。洪武大帝非常高兴，赏赐宝钞一百万锭，对他更加信赖。这次胜利，令朱棣声名鹊起，也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完美亮相。
侄子建文皇帝登基后，一反洪武大帝分封藩王的政策，而是雷厉风行、锐意削藩。这种形势对燕王朱棣十分不利。建文皇帝在削夺周王朱橚、湘王朱柏、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五藩后，目标直指燕王，并加强了对燕王的防范。建文皇帝命心腹谢贵任北平都指挥使，掌握军权；命张砝为北平布政使，掌握日常行政权；并将燕王府护卫精锐调往开平，命宋忠帅兵三万驻守开平。
在这种严峻的高压态势下，朱棣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农历7月5日毅然起兵，率领“靖难”之军，历时四年，大小百余战，最终兵破南京，将建文皇帝赶下皇座，夺得了大明江山。
⑴怀来战役：
建文皇帝的开平驻军，是防备燕王的重要军事力量。燕王举事后，宋忠未敢贸然进军，而是移军怀来(今河北怀来)。朱棣控制了北平城，招降守备通州的通州卫指挥佥事房胜，然后攻取蓟州。居庸关被朱棣攻破后，守将率败军归附宋忠。宋忠为了调动士气，谎称原来燕王府守卫的家属被燕王杀害了。燕王知道这一情况后，特意让那些士兵的亲属打前锋。原燕王府守卫看到家人没有死，恼怒宋忠欺骗他们，就临阵倒戈。宋忠顿时阵脚大乱，燕王趁机麾军过桑干河，直扑阵前。宋忠由是大败，逃回城内，结果城破被捉于厕所之内。
怀来之战是朱棣起兵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次战斗，斩首数千人，缴获战马八千余匹和大量的军械。更为重要的是，怀来之战解除了北平周围的军事威胁，提高了军威。不久开平、龙门、上谷、云中、永平等处守军纷纷投降，壮大了朱棣的力量。
⑵真定大战：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农历8月，建文皇帝命老将耿炳文率兵十三万征讨燕王。由于洪武大帝几次借故大杀功臣后，朝廷中已经没有几个能征惯战的武将了，所以尽管耿炳文当时已经六十五岁了，也只得披挂出征。耿炳文和洪武大帝一样，都是濠州人。当年他驻守长兴十年，抵御了张士诚的多次进攻，“大小数十战，战无不胜”。洪武大帝十分满意，建国后封他为长兴侯，为一等功臣。建文皇帝命耿炳文为主帅，有一举歼灭燕王之意。耿炳文驻军真定，派前锋九千人据守雄县。朱棣探知清楚后，于8月15日悄然来到雄县进行偷袭。正值中秋之夜，守城士兵饮酒赏月，放松了警惕。当发现燕兵时，朱棣的军队已经攀上了城墙，守军仓促应战。这支部队是南军的精锐，战斗力很强，战斗直到第二天破晓之时，朱棣才攻占县城，南军全部力战而死。离雄县二十五公里的莫州有潘忠、杨松率军驻守。朱棣料定二人会来援救，命千余勇士埋伏在必经之路的月漾桥下的水中。潘忠果然带兵来援，见雄县已失，想退回莫州，不料燕兵突然从水中冒出来，占据了月漾桥。这样前后夹击，南军大败，许多人掉进河里淹死了，潘忠被俘。朱棣乘胜追击，招降了莫州留守的万余人。一天之内，南军损失了三万人马。在莫州投降的南军中，有一个名叫张保的将领表示愿意为朱棣效力，并将南军虚实告诉了朱棣。这时南军尚有十万人马，驻兵真定，分为两营，列于河两岸，互相声援。朱棣遂命张保回到耿炳文营中，渲染燕军马上就要进攻了。很多将领不明所以，认为南军势大，不如突然袭击。现在将张保放回，想要攻其不备也不可能了。朱棣自有一番道理：耿炳文知道燕军来攻，担心燕军势盛，必然会移营合兵一处，这正是攻击的好时机。事情正如朱棣所料，耿炳文令移营合兵。朱棣趁机率军猛攻，南军仓促应战。战斗十分惨烈，最终南军不敌燕军铁骑，退守真定城，不再出战。耿炳文长于固守，而所率军兵多步兵；燕军多骑兵，擅长野战。朱棣认为耿炳文是富有作战经验的老将，不好对付，担心时间一长，士气低落，遂围城三日后退回北平。真定一战，南军损失数万人马，但主力尚存。如果坚持固守策略，朱棣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然而建文皇帝对战事甚不满意，命李景隆接替耿炳文，意图从速歼灭燕王朱棣。临阵换将，本是兵法大忌，何况是以弱换强。建文皇帝此次换掉耿炳文，以仅会纸上谈兵的李景隆代之，实为重大失策，给燕王提供了战机。
⑶郑村坝之战：
李景隆接替耿炳文，合兵五十万。他是洪武大帝外甥李文忠的长子，长得高大威猛、仪表堂堂，喜读兵书，然而缺乏作战经验，实际上只会纸上谈兵。建文皇帝将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恩宠有加。而对于朱棣来说，他只是当年被秦军坑杀四十万逝世的赵括式人物。当朱棣得知由李景隆带兵时，喜不自禁。朱棣认为李景隆“为将政令不修，纪律不整，上下异心，死生离志，败一也；今北地早寒，南逝世衣褐者少，披触霜雪，手足皲瘃，甚有堕指之患，况马无宿稿，士无嬴粮，败二也；不量险易，深入趋利，败三也；贪而不止，智信不足，气盈而愎，仁勇俱无，威令不行，三军易挠，败四也；部曲喧哗，金鼓无节，好谀喜佞，专任小人，败五也”。这个分析虽然有燕王鼓舞士气的因素，但却是看到了李景隆的致命弱点。
李景隆放弃了耿炳文稳健的策略，率军直扑北平，分兵三处：一军攻打北平九门；一军攻打明永乐八年永乐大帝敕谕通州；自己驻扎在北平东十公里的郑村坝。当时朱棣赴大宁寻求救兵，北平守备空虚。攻打北平的战斗十分激烈，正阳门情势岌岌可危。燕王妃徐氏亲率妇女登城，投掷石块，帮助守卫城门。主攻彰义门的瞿能父子骁勇善战，率领精骑一度攻入城内，然而李景隆却命令等待大队人马，结果贻误战机，守军以水泼城，一夜成冰，第二天已经难以攀爬了。守军并没有一味死守，而是在夜里不断派遣小股部队骚扰南军，弄得南军精疲力竭，人心不宁。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农历11月，朱棣已经收编了宁王朱权的部队归来，包括能征惯战的朵颜三卫骑兵，实力大为增加。李景隆派陈晖率一万骑兵东行，寻找机会迎击燕军，不期两队人马没有走到一条路上，未曾相遇。后陈晖发现了燕军，从后面尾随而来，准备前后夹击。朱棣察觉后，命精骑回头迎击，将其一举击溃，陈晖只身逃回军中。燕军士气大振，燕王乘势派朵颜三卫猛冲南军。朵颜的骑兵锐不可当，疾风暴雨般连破南军七营。李景隆整顿军马，在郑村坝与燕军决一死战。这场战斗，数十万军马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尸横遍野，十分惨烈。朱棣趁着天黑，派奇兵左右冲杀，搅乱了南军的阵营，然后燕军正面猛攻，占据了上风。当日未分胜负，双方各自收兵回寨。李景隆没有经历过这样惨烈的战斗，初战不利，感到难以取胜，连夜拔营南遁，匆忙之中竟然没有通知围攻北平九门的将士。攻打九门的将士失去主力的掩护，仅两天就被朱棣击败，北平之围始解。
这一战中，守城的燕王世子朱高炽作用不可低估，他以城中老弱残兵坚守北平城，面对李景隆数十万大军的攻击而岿然不动，有力地牵制住了南军，保住了燕王朱棣的根据地。假设北平被攻占，朱棣将面对另一番景象，胜负的天平尚不知会倾向哪边。同时，也可看出李景隆是多么无能，印证了朱棣对他的评价。
⑷白沟河之战：
郑村坝大战之后，原本锐意削藩的建文皇帝却突然变得软弱起来，罢齐泰、黄子澄职，希望燕王息兵。这种做法无异于向朱棣示弱，是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的。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农历2月，李景隆致信朱棣，请求息兵。这一举动显然是朝廷的意图，不然李景隆是不敢如此做的。而朱棣现在是兵强马壮，自然不会讲和。双方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准备在春天再战。然而朱棣使用了一个小花招，戏弄李景隆于股掌之间：农历2月，朱棣佯攻大同，李景隆急忙率军救援。朱棣却不与之战，由居庸关退回北平，李景隆奔波一场，劳而无功。当时天气尚寒，南军衣衫单薄，不少士兵被冻伤，部队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
农历4月1日，李景隆誓师于山东德州，号称百万(实则六十万)，大举北伐。双方在白沟河摆开阵势，大战一触即发。这场战斗惊心动魄，惨烈撼人。南军中的战将平安、瞿能父子都骁勇异常，率军猛冲燕军，所向披靡。朱棣的坐骑接连被射杀，宝剑也砍折了。瞿能父子奋勇厮杀，已经和燕王近在咫尺。朱棣见大势不妙，拨马跑到河堤上，南军在后面紧追不放。朱棣立马站在堤上，假意用马鞭招呼后面的部属，使南军相信燕军就在堤下。南军果然上当，没敢继续追击，不然朱棣即将被生擒活捉。
双方杀得难解难分，互有胜负。忽然一阵风将南军大旗刮倒，南军阵营产生了混乱。朱棣抓住这难得的时机，指挥部队猛冲，一举击溃了南军。白沟河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此后，建文皇帝再也组织不起来大规模的军事征讨。朱棣由此转守为攻，取得战事上的主动。
⑸灵壁之战：
白沟河之战后，朱棣准备取道山东，直扑南京。然而在济南却遭到了大将铁铉的坚决阻击，又在东昌为盛庸所败。
明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朱棣选择了进军防守较为薄弱的河北，转战河北各地。农历12月(公元1402年)，朱棣得知南京守备空虚，可以乘虚而入，于是决定绕过山东，率军直取南京。燕军孤军南下，期间多有败绩。北方士兵不适应南方气候，很多人病倒了，许多将领也请求撤军。朱棣很犹豫，一连数日擐甲不离身，最后在大将朱能的劝说下坚定了继续南下的决心。他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
这时南军防御的主要力量总兵何福驻军灵壁，修建了大量工事，固守不出。朱棣想与之决战不得，就截断了他的粮草供给，将其围困起来。何福无奈，准备突围，不想南军把燕军进攻的信炮当成是突围的信号，纷乱涌出，结果大败。何福仅以身免，而南军的主要将领平安被俘获。平安是洪武大帝的养子，原是朱棣的部下，具备文韬武略，后成为朱棣的主要对手，曾多次击败过他，还斩杀过他的几个得力战将。俘虏平安，令朱棣兴奋异常，燕军上下都说这回可以平安了。朱棣舍不得杀平安，将其押送回北平。
灵壁之战后，朱棣再也没有遇到大的战斗，于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农历6月13日，兵临南京城下。李景隆、谷王打开金川门迎降，建文皇帝不知所终，朱棣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
至此，朱棣完全夺取了大明江山，改“建文”年号为原“洪武”年号，第二年改年号“永乐”，是为永乐大帝。
⑹出兵安南：
安南，又称交阯，汉唐时为中国的属郡，五代以后独立，但仍与中国交往密切。在明朝初期，安南国王为陈氏。到了明建文一朝，安南发生了政治变故，丞相黎季自立为帝，改名胡一元，不久又传位其子。
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安南国王黎季氏派人朝贺，自称陈氏无后，自己是陈氏外孙，为众拥立为国王，请求得到永乐大帝朱棣的册封。永乐大帝听从礼部的意见，派遣官员到安南探访实情。该官员回朝后说现在的安南国王已经得到了当地人的承认，国家安定。永乐大帝于是派礼部郎中带着诏书前去安南，正式册封其为国王。
然而在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原安南国王的臣属裴伯耆逃到中国，将胡氏篡位的事情揭露。农历8月，老挝又遣人送来了原安南国王的弟弟陈天平。永乐大帝无法辨别真伪，暂且将他们安置起来。年底，安南使臣来贺。永乐大帝让陈天平突然出现在使臣面前，使臣们十分惊愕，纷纷下拜，永乐大帝由此知道了陈天平的真伪和事情的真相。永乐大帝立即遣人责备安南国王，安南国王上书表示欢迎陈天平回国继承皇位。然而令永乐大帝恼怒的是，安南竟然伏兵劫杀由明军保护回国的陈天平。面对这种公开挑衅宗主国威信的行动，永乐大帝没有犹豫，立即遣兵八十万出征安南。八十万大军锐不可当，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将安南国王、太子等人活捉。永乐大帝遂改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只是明朝迁都北京后，安南时有反抗，成为明朝的沉重负担，因此永乐大帝逝世后不久，明朝就放弃了对安南的治理。
⑺五入漠北：
对大明王朝最大的威胁不是南方的安南，而是北方的蒙古。当时蒙古分裂为三部：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朱棣对蒙古采用恩威并施、分化瓦解的策略。兀良哈部早已归附，并在靖难之役中为朱棣立有赫赫战功。鞑靼部较强，永乐大帝有意联络瓦剌，与之抗衡。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永乐大帝命丘福率军第十万征讨鞑靼，不意全军覆没，因此才有永乐大帝亲征之举。
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农历2月，永乐大帝亲率五十万兵出征，太子留守南京，皇长孙留守北京。农历5月，发现了鞑靼部本雅失里的位置。永乐大帝命每人自带二十日粮食，率轻骑疾驰。在成吉思汗兴起的斡难河与本雅失里遭遇，双方大战，最终本雅失里败逃。回师途中又遭遇阿鲁台部，激战数日，阿鲁台战败逃遁。永乐大帝估计敌人可能贪图辎重，必会前来劫掠，便设下埋伏。明军班师时，果然有人来袭。霎时伏兵四起，敌人溃逃。永乐大帝第一次亲征大获全胜，鞑靼部的势力被削弱了。
随着鞑靼部的衰败，瓦剌部强盛起来，时常骚扰边境。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永乐大帝决定第二次亲征，并让皇太孙随行。农历6月7日，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乌兰巴托东)遇到瓦剌的主力部队。这场战斗十分惨烈，双方损失相当，直到傍晚敌人才败走。
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永乐大帝又三次亲征蒙古。
永乐大帝五次对蒙古用兵，目的在保证边境的安宁，国内的安定。然而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中，永乐大帝身体不适。到了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永乐大帝突然病逝，终年六十五岁。
永乐大帝是一位马上天子，他的江山得于马上，也死在了行军的途中。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位重视文化的皇帝，其功绩不逊于历代名君，因而逝世后被谥为“文皇帝”。
⑻名垂文史：永乐大帝君临天下之后，尊儒纳士，编纂了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迁都北京，疏通了大运河，派遣郑和六下西洋…这些成就，足以令永乐大帝傲视古今。
①举修大典：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农历7月，永乐大帝下诏编纂一部类书。他雄心勃勃，想要将中国古代典籍尽量收集齐全，特命大才子解缙负责，要求“毋厌浩繁”，尽量收罗。第二年农历11月，解缙将编纂好的图书进呈天子。永乐大帝很高兴，赐名《文献大成》，赏赐解缙等一百四十七位有功人员。
然而不久，永乐大帝发现《文献大成》与他的要求相差很大，主要是还有许多典籍未能收录。于是永乐大帝决定重新编修，并任命靖难功臣姚广孝以及刑部侍郎刘季篪和解缙总其事，前后参与者近三千人，可谓人才荟萃、人文盛事。永乐大帝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命在文渊阁开馆修书，由光禄寺供给朝夕膳食。他看到文渊阁中的书籍尚不完备，命礼部选派通晓典籍的官吏四出购求典籍，“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正是在永乐大帝的关注和支持下，三年之间，大典得以编纂完成。
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农历11月，大功告成，由姚广孝等人将《永乐大典》进呈永乐大帝。《永乐大典》有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又凡例、目录六十卷，全书分装为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内容包罗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技艺诸项。此前的类书，如唐朝的《艺文类聚》只有一百卷，北宋的《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都各有一千卷。《明永大典》的规模之大，确实是历史上无与伦比。《永乐大典》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照录原文，未作删改。这种做法保持了书籍的原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明永乐朝的《永乐大典》只有一部正本，收藏在江苏南京的文渊阁，后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运到北京。永乐大帝曾经打算将《永乐大典》付印，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在是艰难之至，不得已放弃了。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皇宫三大殿失火，幸运的是由于抢救及时，《永乐大典》竟然奇迹般的幸免于难。有了这样的教训，嘉靖皇帝意识到光有一部正本太危险了，遂命一百零八个文士抄写大典。这些人每日人抄三页，历时六年之久，才抄成一部副本，藏于皇史馆。只可惜正本在明末不知去向，多半是毁于兵火。副本到了清乾隆时期只有九千余册，少了近三千册。后来又被儒臣们私自盗去了不少，剩下的在清末时不是被烧了就是被掠往国外，至今偶尔会在一些拍卖会上发现《永乐大典》的踪影。据估计，存世的《永乐大典》约八百余册，只是原来的3％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华书局曾将《永乐大典》存世残本予以影印出版。
②远下西洋：郑和，回族，本姓马，小名三保(一作三宝)，人称三宝(保)太监。他在明洪武年间成为明军俘虏，入燕王藩邸为宦官，成为燕王朱棣的亲信。从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开始，到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曾经七下西洋，其中有六次是在明永乐朝。郑和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也是西方公认的“世界十大航海家”中唯一的中国人。
永乐大帝为何多次让郑和出西洋呢？按照史籍《明史》中的说法，是“永乐大帝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农历6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显然，目的有二：一是寻找建文皇帝踪迹；二是向海外诸国显示大明王朝的繁荣富强。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由江苏苏州的刘家港出发，浩浩荡荡出使南海以西诸国，最远到达印度半岛的古里国，勒石为记，于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才返回。永乐大帝似乎对郑和的第一次出航非常满意，在他回朝的第三天就命工匠改造二百四十九艘海运船，以备郑和下次使用。随后，郑和分别在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以及明宣德六年七次出使西洋，到达过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印度、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过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国家，今天在非洲东海岸还有当年明朝军队遗留的子民在那里生活。
郑和下西洋，集中展示了当时中国人民先进的航海水平，是航海史上的壮举，比哥伦布、麦哲伦等人早约一个世纪；加深了中国与这些诸多沿海国家的友好往来，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2005年是郑和首次下西洋六百周年的纪念日，他所创造的航海奇迹将永远彪炳史册，为世人所敬仰。
③修建北京：洪武大帝虽然有过犹豫，但最终以南京(当时称应天)为京师。永乐大帝则长期生活在北平，视北平为龙兴之地。即位之初，他仍以南京为京师，但对北平感情很深，因此在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农历1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建议将北平升为陪都，永乐大帝非常高兴，遂改北平为北京，称行在。
永乐大帝刚刚用武力夺得皇位，担心人心不稳，并没有立即提出迁都以致，而是逐步、逐项解决迁都的外围问题。明永乐元年，设置了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国子监等衙门，为向北京运粮重开海运，迁徙他处富民到北京。因为海运风险较大，永乐大帝又于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下令疏通运河。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他下诏修建北京宫殿，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集木材。不过这次并没有提出迁都，而是以准备北巡的名义。真正表永乐大帝迁都决心的是在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这一年，永乐大帝巡幸北京。这次巡幸，永乐大帝在自己身边设置了行在六部、都察院，与南京各自形成一套系统。另一件事更可以彰显他的心迹，即为徐皇后在北京选建陵寝。徐皇后于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病逝。对于这位与他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徐皇后，永乐大帝并没有把她安葬在南京，而是在北京昌平为她建造陵寝，也就是后来他自己也下葬的长陵。细细品味，就会发现永乐大帝当时就已经决计要回到他兴起的地方。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大幅度繁荣，疏通的运河保证了粮食和各种物资的运输，北京周边的军事防御力量也得到了加强等，这些前期措施使得迁都北京水到渠成。明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农历11月，永乐大帝公布了迁都的想法，自然得到了朝臣的一致拥护。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至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基本完工，前后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
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农历4月8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谨身、华盖三大殿遭雷击起火，化为灰烬。永乐大帝以为是上天示警，下诏求直言反省。其实当时许多大臣的家都在南方，本来就不愿意迁都，因此借此事交相上疏反对迁都。永乐大帝很不满，甚至杀死了言辞激烈的萧仪。如此一来，反对迁都的大臣不再敢指责皇帝，转而攻击那些拥护迁都的大臣。双方争辩激烈，永乐大帝命他们于午门外跪着辩论。户部尚书夏原吉为了稳定局面，主动将责任承担下来，才逐渐缓和了矛盾，将迁都之议平息下来。
⑼智定江山：
可以说，永乐大帝能够最终夺取皇位，并实现了很多不平凡的功业，除去一些有利的客观因素外，更与他个人的雄才大略分不开。
永乐大帝的一生，智谋过人，历史上流传有很多关于他的智谋故事。
①自投罗网：年轻的建文皇帝即位后，一口气削夺了五个藩王。虽然燕王尚未被削，但是他的周围已经布满了新皇帝的诸多眼线，北平也被重兵包围，形势岌岌可危。燕王没有坐以待毙，私下里培养了一批死士，还在燕王府里打造兵器，但这些进行得十分隐秘。他在王宫后苑修建了很大的地下室，圈以高大的围墙，围墙下埋着缸瓮，以防止声音传到外面。同时养了许多鸭鹅，用鸭鹅的叫声掩饰打造兵器和操练的声音。没有不透风的墙，建文皇帝听到一些燕王的行迹，愈发猜忌燕王。由于还没有准备充分，燕王决定亲自去南京，借以缓和气氛，争取时间。他当然知道此行的风险，说不定会有去无回，但是他相信自己会回来，会使仁弱的建文皇帝相信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还可以探听朝廷的虚实。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农历2月，燕王来到了南京。对于燕王自投罗网，户部侍郎卓敬劝说建文皇帝将燕王徙封南昌。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然而建文皇帝优柔寡断，没有采纳卓敬的建议，几天后将燕王放归北平。燕王的这次自投罗网，体现了一位雄才伟略的政治家的成熟和胆色，收到了奇效。五个月后，一切准备妥当的燕王毅然以八百骑兵举事。
②佯狂装疯：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农历6月，燕山护卫百户倪谅向朝廷告发燕王的两个部下为燕王招募死士。二人经过审问，供认了燕王的一些阴事。建文皇帝没有更多的证据，所以没有削燕王，而是下诏训责。燕王害怕这是削藩的前兆，遂生一计，用以迷惑建文皇帝。北平的人听说燕王突然疯了，经常可以看到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乱跑、乱喊，有时躺在大街上昏睡。建文皇帝听到传言，命北平布政使张砝和都指挥使谢贵探听真情。二人来到燕王府，看见燕王围坐在火炉旁边，浑身颤抖，似乎很冷的样子。看见张、谢二人前来，燕王手拄拐杖，走路踉跄。张、谢二人都被燕王精湛的演技欺骗了，上奏朝廷，建文皇帝信以为真。其实燕王并不是第一次装病。早在周王被废之后，他就一直称病不出，借以韬光养晦，麻痹对手。不过当时他确实有一块心病，他的三个儿子在南京，可能已被扣为人质。一旦他有异谋，三个儿子性命堪忧。于是他借口病重，请求建文皇帝让三个儿子归府照顾自己。这是一箭双雕之策：如果朝廷放归三个儿子，则免去了质于人的情况；如果不同意放归，可以探知朝廷的意向，早做谋划。建文皇帝拿不定主意，后来在徐增寿的蛊惑下竟然将燕王三个儿子送归燕国。燕王大喜过望，连称“天助”，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几个月后，毫无顾忌的燕王造反，建文皇帝真是后悔莫及！
③智擒张谢：北平布政使张砝、都指挥使谢贵是建文皇帝安插在燕王身边的眼睛，负责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这时燕王府护卫百户邓庸赴南京公干，被齐泰逮捕入狱，经审讯，供认燕王准备举兵的各项事宜。建文皇帝大惊，密令张砝、谢贵捉拿燕王府官属，伺机逮捕燕王。燕王得知事情紧急，立即命张玉、朱能率仅有的八百壮士入卫燕王府。当时的情况对燕王十分不利，如果强攻，损失过大，所以只能智取。朱能献策，擒贼先擒王，抓住张砝、谢贵，其他人就好办了。燕王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人埋伏在端礼门两侧，然后派人请张、谢前来。张、谢怀疑有诈，不肯前往燕王府。燕王又命人拿着朝廷要抓捕官属的名单前去，这样二人才相信。在燕王府，张、谢的随从被拦截在大门外。燕王拄着拐杖坐着，设宴行酒。他拿起一块西瓜，放在嘴边，欲尝又止，对二人说：“现在平民百姓，兄弟宗族之间，还知道相互体恤。我身为天子近亲，却朝不保夕。既然这样，天下还有什么做不得呢？”说完，愤怒地将西瓜摔到地上。埋伏的勇士听到暗号，一拥而上，将张砝、谢贵擒获。随后，燕王命朱能、张玉等人迅速击败了城内的守军，控制了北平。
④计除卜万：燕王在攻打怀来宋忠部之时，大宁兵马号称十万，在都督刘真、都督佥事陈亨、都指挥卜万率领下出松亭关(今河北迁安)，将要进攻遵化。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农历7月24日，燕王亲自率兵增援。刘真等人知道宋忠兵败怀来后，退守松亭关，拒不出战。三员主将中，刘真年老力衰，又缺乏计谋，不足为虑；陈亨是燕王的老部下，持观望态度；只有卜万英勇善战，成为燕王的眼中钉。恰巧捉到两个大宁的士兵，燕王遂决定使用反间计，除去卜万。他假意写给卜万一封信，对他大加赞赏，极力诋毁陈亨。他命一个被俘的大宁军士将信藏在衣领内，然后设酒席款待他，并送给他一些银两，又故意让另一个军士看到这一切。燕王随后将二人放归。未得赏赐的军士忿忿不平，回去后将此事上告。刘真果然在军士身上找到了那封信，就信以为真，将卜万投入狱中，并籍没其家。卜万后来死在了狱中。
永乐大帝是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在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的一生，文治武功不逊色于历朝君主。然而他性格暴戾，特别是在靖难之役后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大肆屠戮明建文一朝的遗臣，成为他人生中无法洗涤的污点。
永乐大帝攻取南京后，对于那些不肯归附自己的大臣严加惩治，无所不用其极。建文皇帝削藩的主要谋士黄子澄，先被砍去双手、双腿，然后方将其杀死，齐泰亦被“族诛”。永乐大帝对抵抗最为坚决的铁铉非常愤恨，命人割下了他的耳鼻后才将其杀死，妻女充为官妓。礼部尚书陈迪和儿子等六人同日就刑，永乐大帝在行刑前将陈迪儿子的耳鼻割下煮熟让陈迪吃掉，并问味道如何。陈迪没有惧色，回答道“忠臣孝子的肉鲜美无比”，坦然就刑。
这些事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最为惨烈。方孝孺是当时最有名的文人，就连姚广孝也向永乐大帝为其求情。永乐大帝召方孝孺为其写即位诏，方孝孺坚决不从，永乐大帝就以死相威胁。自己的性命不要了，难道还不顾及九族吗？方孝孺大义凛然，朗声回答“便十族奈我何”。永乐大帝盛怒，将其灭门十族。自古以来，最严厉的莫过于诛九族，从来没有诛十族的先例。
方孝孺一案，永乐大帝可是开了先河，空前绝后。所谓十族，就是在九族之外将朋友门生牵连在内。不久之后，永乐大帝又兴“瓜蔓抄”。景清在永乐大帝登基后并没有马上殉节，而是委身于朝班很长时间。一天，他身穿绯衣，暗藏利刃，准备行刺永乐大帝。永乐大帝见其神色异常，命人搜身，得到利刃。景清当庭辱骂永乐大帝，不屈而死。永乐大帝命人将他剥皮实草，系于长安门示众，并令用铁刷子将景清的肉一层层刷下，还把骨头打碎。他还不解气，将其灭族，连街坊邻居也受到了牵连，后来乃至于和景清稍有些关系的人都被杀，犹如瓜之蔓，牵连甚广，许多无辜的人惨遭横祸。
⑽生母之迷：
永乐大帝对建文皇帝旧臣的杀戮，前后长达十余年，在晚年时法禁犹严，直到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永乐大帝实行这种近于疯狂的严法酷刑，一方面与其个性有关，但更为本质的原因则是内心的虚弱。他发动靖难之役，说到底是夺了侄子建文皇帝的皇位，在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上是要大打折扣的，这一点他自然心知肚明。因此，他希望能够用屠刀堵住人们的非议之口，并想尽办法证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为此，他甚至不惜在生母的问题上做文章。
永乐大帝的生母是谁，一直存在着争议，至今史学界未有定论。朱棣出生之时，正值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朱元璋尚未建立明朝，而是忙于争夺天下，当时尚无朱棣生母的争论。等到朱棣夺位以后，关于他的生母是谁的问题突然变得敏感起来。自明朝永乐时期以来，各种官方史书和野史上都对永乐大帝生母问题有所记载和猜测。上个世纪以来，李晋华、傅斯年、朱希祖、吴晗等一批知名学者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翔实的研究，就连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家也对这个问题怀有兴趣，并给傅斯年提供相关史料。可见，永乐大帝生母问题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对于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明朝来说，这关系到嫡庶问题，并进而关系到帝位的合法性问题。对于后世的人们而言，明白这个问题，也就多少会对明初的政治情势有所了解。
总起来看，关于永乐大帝生母问题的说法主要有三种：
①皇后说：永乐大帝自称是孝慈高皇后(马皇后)所生。马皇后，凤阳宿县人(今安徽宿县)，濠州红巾军郭子兴的养女。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郭子兴将其许配给部将朱元璋。当年朱元璋受到了郭子兴的猜忌，马氏曾多次从中调解周旋。明朝建立后，洪武大帝册封她为皇后，对她十分信赖，多次听从她的意见，宽免大臣过错，因此有人将她与历史上的贤后唐朝长孙皇后相提并论。史籍《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中都说永乐大帝为马皇后所生，后来的史籍如《明史》等正史多因循这种说法。但是除永乐大帝外，马皇后亲生皇子都有谁，又有着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生懿文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周王朱橚。永乐大帝在夺取皇位后，马上让人编了一部叫《奉天靖难记》的书，为自己篡夺皇位辩解。该书开卷就标榜自己是马皇后的嫡子：“今上皇帝(永乐大帝)，太祖高皇帝第四子。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太子，次秦王，次晋王，次今上皇帝，次周王也。”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只亲生了燕王、周王，懿文太子、秦王、晋王都不是马皇后亲生。其实仔细推敲起来就会发现，《太祖实录》为永乐大帝所修，删减篡改之处甚多。而《太宗实录》为宣德皇帝所修，其中自然也有粉饰的成分，当然要宣称永乐大帝为马皇后的嫡子。另外还有人认为马皇后根本就没有皇子，这几个都不是她亲生的，只不过是抱过来抚养成人而已。
②皇妃说：永乐大帝为马皇后所生的说法到了明朝中后期就受到了质疑，而皇妃说则浮出水面。有人认为皇妃是个高丽人，也有人称她是元顺帝的妃子，抑或是高丽人而成了元顺帝妃子，不得而知。这种说法的直接证据是《太常寺志》。太常寺是明朝管理祭祀礼乐的机构，皇家宗庙的祭祀就由其负责。《太常寺志》对孝陵(即洪武大帝的陵寝)神位的记载如下：“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妃，生永乐大帝文皇帝。”太常寺是皇家机构，这样严肃的问题不应该胡乱记载，可惜这本书没有流传下来。明朝文人对这种资料将信将疑，但还是觉得有合理的地方，万历时期的文人何乔远就持这种观点，“臣于南京见《太常寺志》，云帝(洪武大帝)为妃所生，而玉牒则为高后第四子。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京)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臣谨备载之，以俟后人博考”。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和李清见到这样的记载也无法判断孰是孰非。钱谦益当时是南明弘光朝的礼部尚书，李清曾任大理寺左丞，二人利用职务之便，于明弘光元年元旦利用祭祀孝陵的时机，悄然打开孝陵寝殿，“入视果然，乃信”。还有一个证据，永乐大帝在即位之后，在南京天禧寺的旧址上翻盖新寺，取名大报恩寺，是为了报答马皇后的养育之恩。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寺中正殿的大门经常紧闭，外人无法看见里面的情况，有传闻里面供奉的其实是永乐大帝生母妃。还有的学者考证当年建文皇帝之所以先削周王朱橚，是因为周王与永乐大帝是同母所生，故削周王而去燕王羽翼。周王与永乐大帝的母亲不是马皇后，而有可能就是皇妃。
③元王妃说：社会上更加流行的却是另外一种说法，即洪武大帝的生母是蒙古人洪吉喇氏。洪吉喇氏是元顺帝的第三福晋，是太师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儿。元顺帝战败，洪武大帝入大都(今北京)，见洪吉喇氏貌美，就留在身边。然而她入明宫时就已经怀孕，所生的就是永乐大帝，所以永乐大帝即元顺帝的遗腹子。其实这只是民间的传说而已。明朝开国大将徐达攻陷大都是在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而永乐大帝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两者相差达八年之久。这可能是由于洪武大帝刑罚过严、永乐大帝杀戮过重，从而导致民情激愤，因而编造谣言以发泄胸中的不满情绪，以至于以讹传讹。
④其他说法：比如说永乐大帝是达妃所生，或元主妃不是洪吉喇氏而是翁氏，等等，但都影响不大。实际上，争论的焦点是永乐大帝到底是嫡出还是庶出？以上看法都可以归纳到这个问题上来。永乐大帝非马皇后亲生而生母为妃的说法，经过明史专家李晋华、吴晗等人的精细考证，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这里提供一条可以佐证永乐大帝庶出说的史料：永乐大帝即位以后，禁止一切有关其夺位的史料，但他左右不了国外的史籍，而这条史料恰恰出自邻国朝鲜，其真实性有一定的置信度。明洪武二十二年，朝鲜使臣权近一行曾在北平拜谒燕王，权氏著有《奉使录》记其事：“到燕台驿，进见燕府。先诣典仪所。所官入启，以是日先太后忌日，不受礼。命奉嗣叶鸿伴接到馆。七月十五日也。”此处“先太后”当是从汉制之称诸侯王母，显然指燕王自己的生母。诗题中明言太后忌日在农历7月15日，而高皇后马氏的忌日在农历8月10日，显然不合。明洪武二十二年，还不存在嫡庶之差别问题，故燕王即使对外国人也不遮掩其真实生母身份。所以，永乐大帝非马氏所出无可怀疑。那么，永乐大帝为何一再强调自己是嫡出呢？这是因为明朝的皇位继承制为嫡长子继承制，只有嫡子继承皇位才是深孚人心的，否则会危及皇权的稳定。特别是是永乐大帝通过靖难之役，将建文皇帝赶下台后取而代之，更恐难以服众。他担心后人说他篡权，所以才千方百计强调自己嫡出的身份。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伎俩，是不足为怪的。
⑾对外政策：
为什么当时明朝在海上拥有绝对的霸权之后，却放弃了强权？长久以来，中华帝国的皇帝都把自己当作是一位赋予生命的父亲，不单对城邦小国如此，同时对世界上所有民族也是如此。这种认知回应了中国固有的观念：天子既为上天之子，当然也是全天下的统治者。早在基督纪元出的几世纪，中国人已经熟知一种概念：天下之大，尽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没有所谓疆界之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假如已经拥有一切，还有什么理由要向外征服的呢？欧洲列强的侵略行为，超越了原本为了满足开拓东西贸易有利环境的需求，这种好战而类似十字军东征的殖民主义，完全和中国人理想中万能的、半神性的天子背道而驰。因此，在中国皇帝身上看不到欧洲这种观念。从永乐大帝身上当然也看不到这种观念，归顺中国所换得的报酬是本身的繁荣。以这种方式对待未开化的民族可以提升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忠诚度，这种观念远比外派驻军的兵力来的有效得多了。无论如何，明朝皇帝得到结论：试着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维持驻军是愚蠢的行为，因此明朝的诸位皇帝从来没有作过这种尝试。而欧洲各国殖民强还要再过四百年后才得到相同的结论。
朱棣小档案：
属 相：鼠
谥 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庙 号：明太宗，明嘉靖时改永乐大帝
陵 寝：长陵
父 亲：洪武大帝
母 亲：马皇后，一说妃
初 婚：十七岁
配 偶：徐皇后
子 女：三子，五女
继承人：长子朱高炽
附_朱棣大事年表：
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癸未)农历1月永乐大帝宴请诸王于华盖殿。立北平布政司为京师，诏改北平为北京。
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甲申)农历4月以僧道衍为太子少师，复姚姓，赐名广孝。永乐大帝立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封朱高炽为汉王、朱高燧为赵王。
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乙酉)农历6月永乐大帝遣中官郑和出使西洋诸国。此后郑和七下西洋。
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丙戌)农历闰7月永乐大帝下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宋礼等采木烧砖。命泰宁侯陈珪董治其事。
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丁亥)农历7月皇后徐氏病逝，终年四十六随，十月谥号“仁孝皇后”。农历9月郑和还京。农历11月永乐大帝修《永乐大典》成。凡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农历12月郑和二次出使西洋。
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己丑)农历2月永乐大帝北巡，命皇太子监国。册贵妃张氏、贤妃权氏、顺妃任氏、昭容王氏、昭仪李氏、婕妤李氏、美人崔氏。农历4月选陵地于昌平，封其山曰天寿山。
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庚寅)农历2月永乐大帝命皇长孙留守北京。永乐大帝亲征塞外，获胜，农历7月还北京。农历10月回南京。
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辛卯)农历11月永乐大帝立朱瞻基为皇太孙。行冠礼于华盖殿。
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壬辰)农历10月皇太孙演武于方山，甘露降，群臣表贺。农历11月太监郑和携敕往赐满加剌、瓜哇等国。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癸巳)农历1月仁孝皇后梓宫发京师，汉王护行。天寿山陵成，名曰长陵。农历2月永乐大帝北巡，发自南京，皇太孙从。仁孝皇后葬长陵。农历4月永乐大帝至北京。
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甲午)农历6月永乐大帝大败瓦剌，追至图拉河，班师。
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乙未)农历5月，汉王朱高煦屡行不法事，囚之，将废为庶人。太子力救，乃削两护卫，徙封乐安。怀有异谋。
明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丙申)农历8月作北京西宫。农历9月永乐大帝还南京。农历11月复议建北京宫殿。农历12月遣郑和复使西洋。
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丁酉)农历2月谷王橞恃建文四年为燕兵开金川门功，甚骄肆，夺民田，杀无罪之人，欲谋反，废为庶人。永乐大帝命泰宁侯陈珪仍督北京营建事。命安远侯柳升、成山侯王通副之。农历4月北京西宫成。农历5月永乐大帝至北京。御西宫新殿受朝贺。农历7月册封胡氏为皇太孙妃。
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戊戌)农历3月太子少师姚广孝逝世。
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庚子)农历闰1月以学士杨荣、金幼孜为文渊阁大学士。农历8月北京始设东厂。农历9月北京宫殿将成，遣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携敕召皇太子，其农历12月终至北京。又命皇太孙从行。谕行在礼部，明年元旦定北京为京师，去行在之称，设六部，并取南京诸司印给北京各衙门，别铸南诸司印加“南京”二字。农历11月以迁都北京诏告天下。农历12月皇太子、皇太孙至京师。北京新宫成，规制如南京，加壮。自戊子(永乐六年)农历6月肇工，历十三年至是成。论营建功，擢工部郎中蔡信为工部右侍郎，余升赉有差。
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辛丑)农历1月永乐大帝诣太庙奉五庙神主，皇太子诣郊坛奉安天地神主，皇太孙诣社稷坛奉安神主，黔国公沐晟诣山川坛奉安山川诸神主。帝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群臣。命郑和复使西洋。农历4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
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壬寅)农历1月永乐大帝力排众谏，决意亲征塞北阿鲁台，命皇太子监国。农历8月以大胜班师，农历9月回北京。农历闰12月乾清宫灾。
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癸卯)农历5月常山护卫指挥孟遇等欲毒杀永乐大帝，然后废太子，立赵王朱高燧。事发，孟贤等伏诛，由于太子解救，高燧得免死。农历7月阿鲁台又来犯，永乐大帝复亲征。
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甲辰)农历1月永乐大帝复命郑和出使西洋。农历4月永乐大帝自北京出发，率先命集中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及另三卫兵会合于宣府之大军北征。命皇太子监国，大学士杨荣、金幼孜扈从，杨士奇辅助太子。
农历7月17日驻于榆木川。永乐大帝病危，召英国公张辅受遗命：“传位皇太子”。次日逝世，终年六十五岁。农历8月15日皇太子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洪熙元年。进杨荣太常寺卿、金幼孜户部侍郎仍兼大学士，杨士奇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俱掌内制。农历9月上永乐大帝谥号为“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皇后谥号为“仁孝慈懿诚明庄献配天齐圣文皇后”。农历10月立太子妃张氏为皇后，并册贵妃郭氏、贤妃李氏、惠妃赵氏、淑妃王氏、昭容王氏。册皇太孙朱瞻基为皇太子、妃胡氏。封王及王世子一批。农历12月葬永乐大帝于长陵。
朱高炽：(公元1377～1425年)，明朝第四个皇帝，明仁宗，洪熙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424～1425年为期八个月，终年四十九岁。
朱高炽是明成祖永乐皇帝长子，生母徐皇后为开国元勋徐达之女。朱高炽幼年即读儒家经书，沉静好文，在祖父朱元璋时期就粗知儒家治国之道，深受朱元璋的宠爱。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被册封为燕世子。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被立为皇太子。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以后，成祖朱棣因北征和筹划迁都，常留北京，命太子朱高炽监国，处理国家日常政务。直至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随成祖到北京。监国时期的朱高炽，是在父皇多疑，汉王朱高熙、赵王朱高燧二王的陷害中度日的。高炽性格文静，体弱多病，性格与永乐相左，日而汉王朱高煦因“靖难”有功得到永乐大帝的宠爱，永乐大帝有易立太子之心，以致父子矛盾日益尖锐。由于有杨士奇等大臣的大力协助，在保卫北平、处理日常政务、处理臣属关系及皇家父子、兄弟关系诸方面都适宜无错，加之汉、赵二王夺嫡野心暴露，被永乐贬斥，太子妃张氏和皇孙朱瞻基受到永乐大帝的宠信，使朱高炽度过了监国时期的危难。十余年的监国经历，使朱高炽认识到社会存在的问题，提高了他的治国能力，为其登极后稳定统治秩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农历7月，永乐大帝病逝于北征归途。皇太子朱高炽在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尚书蹇义、夏原吉等支持下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洪熙”，是为洪熙皇帝。洪熙皇帝登极后，顺应时代潮流，针对朝政的弊病，采取了减轻民困、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等一系列措施。首先平反冤狱，释放夏原吉等因谏阻北征而入狱的旧臣，释放东宫旧臣并复官，而且宽赦建文时代诸臣家属，有利于维系人心和稳定统治秩序。停罢下西洋宝船及在各地采办金银等物，以减轻人民负担。调整统治机构，提高阁权，使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重要机构。洪熙皇帝还一改永乐时的暴政，他褒奖直言，虚怀纳谏，此举虽然仍有相当的局限性，但与明朝永乐时期相比，已有了很大的进步。
洪熙皇帝体弱多病，登极后从政仅八个月就一病不起，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农历5月病逝于钦安殿。逝世后谥号“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庙号仁宗，葬北京昌平献陵。
朱高炽出生于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农历4月17日，在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登极，第二年改年号为“洪熙”。是为洪熙皇帝。洪熙皇帝从政不到一年，但他的政策和业绩为后世之君守成丰业准备了条件，是位承上启下的皇帝。
燕王起兵靖难，命朱高炽留守北京。朱高炽团结部下，以万人之军成功地阻挡了建文皇帝的大将李景隆的五十万大军，保住了北京城。这一战役对整个靖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中最耀眼的一笔。在此期间，建文皇帝曾遣书信给朱高炽，许以封王，争取朱高炽归顺朝廷。朱高炽接到书信之后看也没看，原封未动地送到父亲面前，使建文皇帝的反间计失败。
朱高炽的生母徐皇后为开国元勋徐达之女。朱高炽幼年即读儒家经书，沉静好文，在祖父朱元璋执政时期就粗知儒家治国之道，深受洪武大帝的宠爱。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被册封为燕世子。
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以后，永乐大帝因北征和筹划迁都，常留北京，命太子朱高炽监国，处理国家日常政务。直至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随永乐大帝到北京。监国时期的朱高炽，是在父皇多疑、二弟汉王朱高熙与三弟赵王朱高燧二王的陷害中度日的。
他登上皇位也是不容易的，皇二子朱高煦与永乐大帝有几分相像，长年跟随永乐大帝在外，而且作战勇猛，在大明军队中威信很高，在战斗中他曾多次救永乐大帝于危难之际，永乐大帝也曾许愿说“你大哥多病，将来皇位必将是你的”听了这话，朱高煦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整个靖难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靖难成功之后，永乐大帝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犹豫，朱高炽由于仁爱、儒雅，深得文臣们的拥戴，而且他是洪武大帝亲自为永乐大帝选择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封建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朱高煦性格颇似永乐大帝，武勇英俊，在靖难中立下大功，且永乐大帝也曾亲自许愿将皇位传给他，就永乐大帝本人来讲，他是希望立朱高煦的，他觉得朱高炽过于仁弱，将来会遭人胁迫。但是最终永乐大帝还是立了朱高炽为太子，因为明朝的内阁制度和汉族的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制度在某种程度制约着帝王，而且朱高炽作为世子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因此废之无名，更重要的一点是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敏慧异常，深得永乐大帝的喜爱，因此在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被立为皇太子。由于有杨士奇等大臣的大力协助，在保卫北平、处理日常政务、处理臣属关系及皇家父子、兄弟关系诸方面都适宜无错，加之汉、赵二王夺嫡野心暴露，被明永乐大帝贬斥，太子妃张氏和皇孙朱瞻基受到永乐大帝的宠信，使朱高炽度过了监国时期的危难。十余年的监国经历，使朱高炽认识到社会存在的问题，提高了他的治国能力，为其登极后稳定统治秩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农历7月，永乐大帝逝世于北征归途。当了二十年皇太子的朱高炽在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尚书蹇义、夏原吉等支持下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洪熙”。
洪熙皇帝登极后，顺应时代潮流，针对朝政的弊病，采取了减轻民困、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等一系列措施。他首先平反冤狱，释放夏原吉等因谏阻北征而入狱的旧臣，释放东宫旧臣并复官，而且宽赦明建文朝时代诸臣家属，有利于维系人心和稳定统治秩序。
洪熙皇帝选用贤臣，削汰冗官，任命杨荣、杨士奇、杨博三人(史称三杨)辅政。废除了古代的宫刑，为了削减财政，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修明纲纪，爱民如子，他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空前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在思想上，洪熙皇帝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洪熙皇帝还在京城思善门外建弘文馆，常与儒臣终日谈论经史。洪熙皇帝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朱高炽在后宫之中也不恋女色，除皇后张氏之外，仅谭妃一人。张皇后非常贤惠，与朱高炽相敬相受；谭妃也是一位贤内助。在朱高炽逝世后自缢殉节，被封谥号为昭容恭禧顺妃。
朱高炽对科举制度也做出了重要的改革，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朱高炽规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洪熙皇帝继位后曾经意欲迁都回南京，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与经济、文化中心南京不相叠合，迁都北京虽然解决了军事上御敌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但也给朝廷监理全国带来了其他不少棘手的问题。加上朱高炽生长于南京，对虎踞龙蟠之地情有独钟。据史籍《明史·仁宗》记载：朱高炽“洪熙元年三月戊戌，将迁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四月壬子，命皇太子(即朱瞻基)谒孝陵，遂居守南京。”南京于是又成为了明王朝名义上的京师。朱高炽还下令重新修葺南京皇城，可是到了农历5月份以后，却因突发疾病而死。其遗诏道：“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仰咸南京，斯也吾之素心。”从中可见念念不忘迁都南京。但这时候南京的皇宫整修工程仍在进行，至第二年底才基本完成。
体弱多病的洪熙皇帝，登极后从政仅八个月就一病不起，于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农历5月逝世于钦安殿。逝世后谥号巨长：“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庙号仁宗，葬于北京昌平十三陵中的献陵。
有人曾由于洪熙皇帝在位仅八个月，便对他的贡献提出了质疑，但是殊不知永乐大帝在位期间有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征，朝中的所有政务一直是交给朱高炽来掌管的，因此他有充分的时间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为自己即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此来看，朱高炽对整个明朝初期的政治做出的贡献就毋庸置疑了。洪熙皇帝朱高炽作为一代仁君的称号当之无愧。
朱高炽小档案：
属 相：鼠
谥 号：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
庙 号：明仁宗
陵 寝：献陵
父 亲：永乐大帝
母 亲：徐皇后
初 婚：十七岁
配 偶：张皇后，谭妃
子 女：两子，两女
继承人：长子朱瞻基
附_朱高炽大事年表：
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乙巳)农历5月11日永乐大帝病危，命杨士奇书敕。5月12日逝世于宫内之钦安殿，年四十八。遗诏，皇太子宜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宣德元年。农历6月12日，皇太子朱瞻基即皇帝位。农历7月2日上洪熙皇帝谥号曰：“仁宗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谥皇庶母贵妃郭氏曰恭肃，淑妃王氏曰贞惠，丽妃王氏曰惠安，顺妃谭氏曰恭舍，充妃黄氏曰恭靖。初八日尊后张氏为皇太后，立妃胡氏为皇后，并册贵妃孙氏、淑妃刘氏、惠妃何氏。农历9月6日葬仁宗昭皇帝于献陵。 跟帖时间 2010-02-09 20:20:3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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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帝王国君（一） -- 朱 晃：公元852～912年，后梁王朝的开国皇帝，太祖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907～912年为期五年，终年六十一岁。
朱晃原为唐末黄巢起义军叛将，初名朱温，宋州砀山人(今安徽砀山)。
朱温幼时，随母张氏在萧县刘崇家当佣工。后参加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随军入长安。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农历1月，黄巢以朱温为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同年农历9月朱温叛变，降于唐河中节度使(今山西永济)王重荣，唐僖宗任命朱温为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名朱全忠。第二年，改宣武军节度使(今河南开封)，加东北面都招讨使。四年，朱全忠与李克用等联兵镇压黄巢起义军。以后十余年间，朱全忠凭借汴州(今河南开封)优越的地理条件，逐步吞并割据中原和河北地区的藩镇。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被封为梁王。同年，宰相崔胤召朱全忠入关，谋诛宦官。宦官劫唐昭宗到凤翔(今属陕西)，依靠节度使李茂贞。朱全忠攻凤翔，李茂贞屡败。唐天复三年，李茂贞势蹙，被迫杀死劫迁唐昭宗的宦官，送唐昭宗出城。唐昭宗还长安后，朱全忠尽诛宦官，废神策军，从此唐昭宗为朱全忠控制。
唐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朱全忠迫唐昭宗迁洛阳，随即遣人杀之，立其子李祚(唐哀帝)。后又贬杀宰相独孤损等朝官三十余人。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全忠废李祚称帝，改名朱晃，是为后梁太祖，都开封(后曾一度迁都洛阳)，国号梁，史称后梁，改元“开平”。
朱温在称帝前，对农业生产就比较重视，曾任张全义为河南尹，以恢复洛阳地区的生产。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令诸州灭蝗以利农桑。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又令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禁州县猾吏“广敛贪求”，对唐朝积弊有所改革。但他与据有太原的沙陀贵族李克用、李存勖父子连年征战，损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物，逐渐丧失军事上的优势。
但他生性残暴，滥行诛戮。晚年，因皇位继承人未定，皇室内部矛盾尖锐，在后梁乾化二年(公元912年)，为次子朱友贞所杀。
中国历史上很有些成就了霸业的人，朱温就是其中一个。毛泽东曾经评价他说：“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朱温一生改了三次名字，从朱温、朱全忠到朱晃，每一次的改名都是他在政治生涯中的一次变色。他从一个农民演变为后梁的开国之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的权诈和谋略，他灵活的对敌策略，他的驭下之术，当然还有他的无赖精神。
朱温出生于宋州砀山县午沟里，父亲是乡下的一个穷教书先生，兄弟三人，朱温是老三，一家人生活过得很清苦。在他兄弟三人都未成年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只好带着三个孩子到萧县(今安徽萧县)地主刘崇家当佣工，母亲给人家织布，两个哥哥放牛种田，他放猪。朱温从小爱使枪弄棒，不好好劳动，所以刘崇常常用棍子打他，只有刘崇的母亲喜欢他，经常亲自给他梳头，还告诉其他人说：“朱三不是一般人，你们要好好待他。”别人问为什么，她说曾经有一次看到朱温熟睡时变成了一条赤蛇。大家都笑，谁也不相信。
黄巢起义爆发后，军队路过宋州时，朱温就与他的二哥朱存，一起去参加了黄巢的起义队伍，这时朱温已经二十六岁。开始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因为勇敢善战，后升为队长。他的哥哥朱存在黄巢攻打广州时战死，朱温以自己的勇猛善战赢得了黄巢对他的重视，在黄巢攻下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后，朱温被任命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派他到各地去打仗，朱温“所至皆立功”。
黄巢占领了西安后，如同各朝各代的农民起义军第一样，缺乏管理国家的才能和准备。进城之初士兵们都把财物扔给欢迎的民众，不久由于没有租税收入，西安附近连年战争，百姓都无法种粮，饥饿的士兵便开始抢掠百姓，由此大失民心。而此时唐朝各地的勤王之师逐渐赶到，包围了西安。原来投降黄巢的的唐河中防御副使王重荣，不甘心附从黄巢，自任河中留后，杀了黄巢派的使者，重新归附了唐朝。黄巢为了平定这一叛乱，就派朱温和自己的弟弟黄邺合兵进攻王重荣。因为王重荣早已有准备，起义军失利，损失了四十多船的粮食和武器。唐僖宗广明二年(公元881年)农历2月，黄巢为了减轻东南方面唐军的压力，派朱温率兵攻打邓州(今河南邓县)，朱温一举攻克了邓州并俘获了刺史赵戎，从而加强了从东南方面进入关中的荆、襄要道。后来，因为投降了黄巢的唐忠武节度使周岌的归唐，当忠武监军杨复光进攻邓州东北的南阳时，朱温战败，被迫北撤，率余部退回关中。此时唐朝各藩镇的勤王部队与黄巢展开了西安争夺，朱温在长安周围，又参加了一些反对唐军围攻长安的斗争。他曾与黄巢的另一个大将尚让一起，在东渭桥击退唐将李孝昌和拓跋思恭的进攻，接着又与黄巢的另一个大将孟楷一起，在富平(今陕西富平)击败了李孝昌和拓跋思恭的军队。
由于朱温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农历1月，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防御史(今陕西大荔)，让他带兵去从唐军手中夺回同州。唐朝的同州刺史米诚弃城逃奔河中，朱温顺利地占领了同州。这是农民起义军的势力第一次跨过渭水，在渭水北岸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朱温乘胜又进攻河中，由于王重荣的顽抗，未能攻下。后来尚让率大军又进攻河中，朱温为先锋去攻打西关，击败了唐朝诸葛爽的军队，并击退了王重荣的数千援兵，起义军占领了郃阳(今陕西合阳)。不料在农历7月间突然降了大雪，战士们被冻死十分之三，起义军受到了意外的挫折。
朱温驻守同州，直接面对的就是唐朝河中留后王重荣，朱温与王重荣多次交锋，均遭败绩。当时唐军有一批运粮的三十艘船通过夏阳(今陕西合阳)，朱温派兵中途抢劫下来。王重荣派三万精兵抢夺，朱温不敌，只好把船只凿沉，王重荣便围住了同州城。朱温突围不能，只好向黄巢求援。可是求援的奏章都被当时主政的孟楷扣住，也不派兵增援。朱温坐困孤城，又看出形势对黄巢很不利，便有了背叛黄巢的心。这时他手下的一个部将谢瞳，使乘机劝朱温降唐。他说：“黄巢乘唐朝衰弱的机会，率领几十万大军攻下了唐的首都，自己当了皇帝。现在唐朝己调集四方军队围困住黄巢。黄巢看来当皇帝不会持久，而唐朝的力量却愈来愈强大。人们当下处境困难，黄巢又不派兵援助，你要考虑自己的出路呀。”朱温听了谢瞳的话，就决定投降唐朝。他先杀了黄巢派的监军严实和反对投降的大将马恭，向自己的对手王重荣投降了。忠武军监军杨复光主张杀了朱温，王重荣却认为：“朱温的投降对朝廷很有利，杀了他就会绝了黄巢手下大将归附朝廷之路。”所以马上任命朱温为同州、华州节度使，并且写了奏表，派谢瞳到成都送给唐僖宗。唐僖宗看了奏表，十分高兴，大呼：“这是上天送给我的。”当即封朱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并赐名为朱全忠。
在农民起义军与唐军相对峙的时期，朱温的降唐不但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而且使长安东面的屏蔽全失，所以对起义军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朱温的降唐并且受到重用，也动摇了起义军的军心，一些起义军的将领在朱温的引诱和影响下，叛变时有发生。而朱温自己，由于受到唐朝皇帝的重用，就在被赐名为朱全忠以后，特别卖力地为唐朝效命，因而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一只得力的鹰犬。
唐僖宗中和三年(公元883年)农历4月9日，黄巢因西安城中无粮，只得率军撤离长安，转向河南一带。他派大将孟楷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唐朝的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出战失败，便投降了黄巢，并和孟楷一起进攻陈州(今河南淮阳)。陈州刺史赵早有准备，乘孟楷不备，全力出击，孟楷所率的一万人全军覆没，孟楷本人也不幸战殁。孟楷是黄巢最宠爱的大将，黄巢听说孟楷战死，集中所有的兵力围攻陈州，由秦宗权负责后勤补给。赵固守陈州，黄巢屡攻不克，便在陈州外围筑垒围困，号称“八仙营”。营垒修的如同宫殿一般，旁边还有百官衙门。黄巢储备粮草，准备持久之计，必欲攻破陈州，为孟楷报仇。赵一面坚守城池，一面派人向太原的李克用、汴州(今河南开封)的朱全忠求援。当时已升任宣武节度使的朱全忠率军赶赴陈州，和李克用一起在陈州外围与黄巢的起义军作战，朱全忠在鹿邑(今河南鹿邑)击败了起义军的一部后，就占领了濠州(今安徽亳州)，接着又在瓦子寨(黄巢在陈州城外临时修建的寨屋)打败了起义军，驻在尉氏(今河南尉氏)的起义将领李唐宾、王虔裕率部投降了朱全忠，李克用在太康大败黄巢的大将尚让。黄巢见军事失利，只得退到陈州北面的故阳里，依旧保持对陈州的围困态势。农历5月间，突然连续下起大雨，河水暴涨，四处流溢，冲垮了黄巢所筑的营垒。黄巢见大事已去，只好舍弃了围困三百天的陈州。
黄巢撤兵后，李克用紧追不舍，朱全忠回到自己的节度使驻地汴州。黄巢在李克用的追击下，渡过汴水进攻汴州。朱全忠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在河南中牟北的王满渡，大败黄巢的主力部队，黄巢手下大将尚让率一万人投降了唐将时溥，黄巢手下另外一些将领李谠、杨能、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投降了朱全忠。至此，黄巢的主力伤亡殆尽，只好向兖州方向撤退。对唐朝王室忠心耿耿的李克用独自率军穷追不舍，后来因为粮尽不得不停止追击，黄巢只剩下一千多人逃到了泰山，势穷力尽的黄巢不甘被俘受辱，自杀殉难。
由于朱全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唐朝就封他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沛郡侯，后来又封为吴兴郡王，还赐给他铁券和德政碑。朱全忠终于靠农民起义军将士的鲜血，爬进了唐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阶层。
黄巢领导的起义军被镇压下去以后，唐朝末年形成的藩镇割据，由于一些新的军阀的出现，情况更加复杂。朱全忠以宣武节度使管辖的地区，在今开封为中心的河南一带。为了巩固和扩展自己的地盘，壮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就要吞并其它的藩镇。对朱全忠来说，当务之急是吃掉蔡州节度使秦宗权。
秦宗权曾经和黄巢联军攻打陈州，他趁黄巢全力围困陈州之际，借机抢掠附近的二十几个府县，扩充军队，增强实力。秦宗权是当时最惨无人道的军阀，他每攻下一地，不仅把财物抢劫一空，还把人都杀光，用车拉着充当军粮，以致河南一带千里无人烟。当时河南各州府，只有赵保陈州，朱全忠保汴州，也仅能自保而已。朱全忠奉唐僖宗之命讨伐秦宗权，实力却相距甚远，只好向占据兖州、郓州的朱瑾、朱宣兄弟求援，朱瑾、朱宣也恨极了秦宗权，亲自带兵增援，朱全忠和赵、朱瑾、朱宣联兵大败秦宗权，秦宗权兵败后退回蔡州，被他的爱将申丛抓住，送给朱全忠，朱全忠把秦宗权送到西安斩首伏法。
消灭了秦宗权后，朱全忠基本控制了河南，陈州刺史赵感激朱全忠解救陈州之德，对他奉命惟谨，如同他的属下一般。朱全忠势力强大后，便要吞并临近的藩镇，当时占据徐州的徐州行营兵马都统时溥在黄巢败后，论功以为第一，朱全忠和他争功，双方便有了嫌隙。朱全忠受命到淮南去讨伐孙儒，路过徐州时，遭到时溥的阻拦。朱全忠索性率兵攻打起徐州。双方的战争持续了六七年，最后时溥在徐州城破之日和妻子自焚而亡，徐州、泗州一带又落到朱全忠手中。消灭了时溥后，朱全忠便移兵攻打兖州和郓州的朱氏兄弟。在朱全忠攻打时溥时，朱曾经从中为他们讲和，又写信谴责朱全忠，朱全忠当时全力对付时溥，对朱氏兄弟采取敷衍态度。而朱瑾、朱因见朱全忠的士兵强壮善战，便在两地边境上用重金招徕，本来就想夺取兖州、郓州的朱全忠正愁找不到借口，便以此为口实，翻脸攻打曾经援助过他的朱氏兄弟。又用了三、四年的时间消灭了朱氏兄弟，占据了兖州和郓州。朱全忠势力越来越强大，乃至魏州(今河北大名)的罗弘信、镇州(今河北正定)和定州(今河北定县)的王镕、王处存都不得不依附于他，这样朱全忠就基本上控制了中原大部分地区，成为各藩镇中实力最为雄厚的军阀。
朱全忠与各个地方割据势力互相混战，各个吞并的同时，唐朝最高统治集团中士大夫与宦官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他们各自勾结地方的藩镇势力，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唐昭宗李晔继位后，宦官韩全诲与风翔节度使李茂贞勾结，将唐昭宗挟持到了凤翔(今陕西凤翔)，宰相崔胤就引朱全忠带兵入关，击败李茂贞，杀了大小宦官数百人后，朱全忠又杀了崔胤，将唐昭宗带回长安，强迫他迁都洛阳，唐朝的皇帝就成了朱全忠手中的傀儡。后来他感到唐昭宗还不完全听他指使，就派人杀了唐昭宗，立他的儿子十三岁的李祚为唐昭宣帝。他又以枢密使蒋玄晖与何太后私通为名，杀了蒋玄晖和何太后，还杀了宰相柳璨和太常卿张延范，这时他已清除了自己当皇帝的一切可能的障碍物，随时准备当皇帝了。
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全忠改名为朱晃，表示与唐朝皇帝赐名的朱全忠一刀两断，也表示与农民起义将领的朱温毫不相干，在假惺惺地演了一幕大臣劝进、唐朝皇帝自愿禅让的丑剧后，正式当了皇帝，建都汴(今河南开封)，改国号为梁，史称后梁，历史上称为后梁太祖。这时，朱晃已经五十六岁了。
李克用是沙陀族的首领，原为唐朝的雁门节度使，黄巢占领西安后，他率军勤王。在与黄巢的作战中，李克用态度最坚定，作战最勇猛，战功也最大，被唐僖宗封为河东节度使，治所在太原。李克用当年追击黄巢，因为粮尽而退兵，回军途中经过汴州，便入城休息，只带了从官和亲兵三百人。朱全忠因为李克用曾经帮助过自己，便大摆筵席，招待李克用及其官属。李克用自以为是大唐的忠臣，从来瞧不起流寇出身的朱全忠，酒醉后便说了一些侮辱朱全忠的话。朱全忠怀恨在心，便在夜里派兵围住李克用留宿的上源驿旅馆。李克用的手下一面拼死抵抗，一面用水泼醒醉酒的李克用。李克用率亲兵突围，恰好当夜雷雨交加，李克用借助闪电光逃到城门，缒城逃回军中，跟随他的亲兵和属官都被朱全忠杀得干干净净。李克用上章唐僖宗评理，无兵无权的皇帝拿朱全忠也没有办法，只能下诏为他们和解。从此李克用和朱全忠就成了死敌。
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夏，朱晃派大将氏叔琮率兵五万攻李克用，一直打到晋阳(今山西太原)城下，李克用借连续大雨，朱晃军队的后勤供应困难的机会，连续出击，朱晃军队中又疾疫流行，所以没有敢久攻，就撤退了。第二年，朱晃又令氏叔琮率兵打李克用，再次攻到晋阳城下，李克用见朱晃的军队来势甚猛，想弃城北走，在部下的坚持下，才决定坚守晋阳。这次又因为朱晃的军队不适应当地气候，军队中又起了疾疫，氏叔琮被迫又撤兵了。李克用在朱晃的两次围攻下，虽然都因客观条件的变化，守住了晋阳，但他一直处于被迫防御的劣势。
以后由于朱晃内部矛盾尖锐，李克用逐渐变劣势为优势。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朱晃派重兵围困潞州(今山西长治)，他在城外筑了一道夹寨，将李克用的部下李嗣昭包围在城内，双方相持了一年。李克用派周德威去解围，双力打得很激烈，也没有能将朱晃的军队击溃。这时李克用突然去世，周德威的援军撤还晋阳，朱晃认为攻破潞州已不在话下。不料李克用的儿了李存勖率援兵日夜兼程，出其不意地击败了朱晃的军队，解了潞州之围，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军械。后来李存勖又用智取的办法，多次击败了朱晃的军队，朱晃的军队因而在心里上对李存勖产生了恐惧心情，往往两军还未接手就纷纷溃散。朱晃感到自己后继无人，不是李克用儿子的对手，所以感叹说：“生子当如李存勖，我的儿子比起来只是猪狗而已！”果然不出所料，朱晃逝世后，他的儿子朱友贞被李存勖所灭。
朱晃治军严酷，当时军队中的逃兵很多，他首创在士兵脸上刻字的方法，凡是逃走的一经发现脸上的刻字便要杀掉。他立了一条军法，凡是交战时，如果一队的队长战死了，这一队的士兵回来后便全部处斩，称之为"队斩"，防止士兵在打仗时后退逃跑。他的军法虽然残酷，却也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的各藩镇中都是最强的。到了晚年，朱晃猜疑忌刻，功臣宿将动辄因小过被杀。大将刘珍、李谠、王重允等，都曾出生入死给他打天下，都以不守军纪而随意就杀了。而邓季筠、黄文靖等，更因为阅兵时骑的马瘦，就成为被杀的借口。他如此滥杀部将，就是怕这些人会起来造反。
其实，后梁所辖版图为五代中最小的，它只辖有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成德、魏博、武定等二十一个节镇的全部或一部分。
朱晃在事业上曾得到他夫人张氏很大的帮助，张氏是砀山一个富室的女儿，长得很美，朱晃很早就垂涎其美色，可惜那时他还是个无赖，根本无法娶到。后来，他任同州防御使时，又见到了张氏，总算如愿以偿，把张氏娶为夫人，朱晃的残酷暴虐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可是一物降一物，他偏偏既宠爱又惧怕这位夫人。张氏既贤惠又很有谋略，朱晃不单家里的事听她的，连行军打仗的事，也总是先征询她的意见，有时候他已领兵出发了，只要张氏派个人叫他回来，他马上就会回师。所以张氏活着时，朱晃的残酷暴虐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有一次，朱晃的长子朱友裕遭人诬陷，藏在深山里好几天不敢回来，后来藏到朱晃的哥哥那里，张氏派人叫他回来，朱晃一看到朱友裕，怒不可遏，立命左右把他拉出去斩首，张氏从屋里跑出来，抱住朱友裕说：“你单身回来，不就是为了证明你不反吗？”朱晃听到她的话，气立时消了，与朱友裕父子如初。朱晃攻破兖、郓后，得到了朱瑾的妻子，以他的好色如命，自然不肯放过，也要占为己有，张氏知道后，便先迎上去，对朱瑾的妻子说：“兖、郓和人们是同姓之国，他们兄弟因为一点点缘故大动干戈，使姐姐沦落到如此地步，假如汴州被攻破，我也就和姐姐一样了。”朱晃听后，也觉得有些不忍心，便让朱瑾的妻子出家为尼了，而张氏一直供应她的衣食。
张氏逝世后，朱晃便没了管束，个人生活的淫烂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也为自己种下了祸根。他到河南尹张全义家中避暑数日，让全义家“妇女悉皆进御”。他把儿子都派到外边作地方的镇守官吏，却让儿媳妇轮流入宫陪他睡觉。他的次子朱友珪的媳妇长得很美，他很喜欢她，常让她陪侍。后梁乾化二年(公元912年)农历6月，朱晃巳经六十一岁，他得了病，两个儿媳都在旁边侍候他，这时还没有立太子，他让朱友文的妻子告诉在外的丈夫，要他赶快回来，想嘱托后事。
另一个儿子郢王朱友珪的妻子在旁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对自己很不利。她和自已的丈夫密谋商量对策。朱友珪当时刚刚被降为莱州刺史，按照朱晃的惯例，贬官的人多半是要在半路上被下诏赐死的。他一者恐惧，二者也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尽快下手。他换了便服去找左龙虎军统军韩，把实情告诉了他，由于朱晃晚年猜忌功臣宿将，诛戮无常，韩也害怕性命难保，就与朱友珪合谋，派五百精兵杂在宫廷卫队中混入宫中。
夜里，他们突袭朱晃的寝宫，侍奉在朱晃身边的人都吓跑了，朱晃惊起问：“是谁反了﹖”朱友珪回答：“不是别人，是我”。朱晃大骂说：“我早就怀疑你不是东西，可惜没有杀了你。你背叛你父亲，大逆不道，天地也容不了你！”朱友珪回骂说：“老贼万段！”朱友珪的家人在一旁不耐烦，一刀扎在朱温的大肚子上，朱友珪用一条毯子将他的尸体包起来，派人杀了其弟朱友文之后，又把杀朱晃的罪名加在朱友文的头上，然后自己作了皇帝。
朱晃一生杀戮将士无数，最后被自己的儿子所杀；他贪淫好色，也因女人结束了他的一生。朱晃一生换了三次名字，每换一次名字都代表了他的一个时代，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变色龙”的称号。
朱友贞：(公元888～923年)，后梁末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913～923年为期十一年，终年三十六岁。
朱友贞曾被朱晃封为均王，公元913年2月讨杀弑父的朱友珪后，于同月即位，改年号为“乾化”，自己改名为朱瑱。
朱友贞即位后，后唐李存勖集中全力要攻灭后梁，双方便连年混战。朱友贞因为信用赵岩，外戚张汉鼎、张汉杰等人，大将出兵也派他们随往监视。赵岩等人又仗势弄权，卖官枉法，离间将相，赏罚不明，致使忠臣退避，上下离心，前线将领自相残杀，所以，与后唐交战屡遭大败。
公元923年10月，后唐李克用养子李嗣源率领大军逼近都城。朱友贞的臣子纷纷逃离，连传国玉玺也被部下盗走，守兵不少人开了小差，众叛亲离，守军单薄，使朱友贞束手无策，急得日夜哭泣。戊寅日，他对身旁的都指挥使皇甫麟说：“姓李的是人们梁朝的世仇，我不能投降他们，与其等着让他们来杀，还不如由你先将我杀了吧。”皇甫麟忙说：“臣下只能替陛下效命，怎么能动手伤害陛下呢！”朱友贞说：“你不肯杀我，难道是准备将我出卖给姓李的吗？”皇甫麟拔出佩剑，想自杀以明心迹。朱友贞说：“我和你一起死”说着，握住皇甫麟手中的剑柄，横剑往自己颈项一挥，血流如注，倒地死去。皇甫麟也哭着自刎而死。葬于宣陵附近(今河南洛阳)。
朱友贞是朱温第四子，朱友珪之弟。曾被封为均王。后梁乾化三年(公元913年)农历2月，他讨杀弑父的朱友珪后继位，改年号为“乾化”，后改名为瑱。逝世后葬于宣陵附近(今河南洛阳东南)。
朱温共有七子，依次为朱友裕、朱友珪、朱友璋、朱友贞、朱友雍、朱友徽、朱友孜，又收了一个养子朱友文，视同己出。此时朱友裕已死，朱友徽、朱友孜尚年幼，其余五子却是为了个梁王世子的名号争了个不亦乐乎。按照嫡庶，朱友贞乃是朱温正室张夫人所出，该立为世子。偏偏朱温对此事不可至否，甚至醉后还允诺将侄子朱友宁立为世子，惹得几个兄弟明里亲热，背后扎刀。好在朱温对张夫人最为疼爱，多少对朱友贞另眼看待。
想当初，他父亲朱温被唐昭宗赐名朱全忠，有人说全拆开是人王，忠是中心，是个不好的兆头，再加上从武则天时流传的话说：“首尾三鳞六十年，两角犊子自狂癫，龙蛇相斗血成川。”以前有人解第二句为姓牛的人，故当时牛李党争以此为借口，到后来有人解第二句为朱氏，所以后来朱友贞又改名叫朱瑱。有人又解“瑱”字为：“一十一，十月一八”，朱友贞果然死在十一年十月九日。
朱友圭杀父继位后，众兄弟都不服，特别是朱温和张惠所生的朱友贞，身为嫡子，更是打起了“除凶逆，复大仇”的旗号，联合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兴师问罪。在杨师厚的帮助下，朱友贞得到宫中禁军的配合，最后杀死朱友圭，夺取了皇位。在五代时期，他是通过兵变夺取皇位的第一个人，从此为以后的兵变提供了效仿的先例。
朱友贞即位后，并没有遏止后梁衰亡的趋势，相反，却加强了这种趋势。朱友贞重用为他夺取帝位出谋划策的赵岩，而且赵岩又是父亲朱温的女婿，关系亲密。但赵岩没有治国之才，只会弄权乱政，败坏风气。中央政治被他们弄得腐败了，一些老臣在他们的纵容下横行霸道，基层的官吏更是敲诈剥削，任意加重百姓的负担。朱友贞不善用人，派朱友能任陈州刺史，朱友能却只会横行乡里，纵容下属骚扰百姓，最终逼出了陈州农民起义。起义虽然被镇压，但说明后梁统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本来陈州是后梁的财赋重地，当初朱温能称霸中原，打败并消灭秦宗权，正是靠张全义经营陈州，全力供应才得以实现的。朱友贞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又怎么不加速自己的灭亡呢？
就在后梁矛盾重重国势日益衰微之时，李存勖却步步得胜，集中力量灭掉了刘守光。
刘仁恭在朱温灭唐之前取得了沧州，便命长子刘守文为沧州节度使，接着进兵镇州和定州与魏博，被朱温打败后向李克用求救。朱温领兵大举进攻沧州，刘仁恭由于兵少，竟命令男子十五岁至七十岁的全部自备粮食和武器参军，男子的脸上刺“定霸都”三个字，士人则在臂上刺“一心事主”四个字，以防止逃亡，共得士兵二十万，但战斗力很差。沧州被围困得竟然出现了吃土吃人的惨相，最后由于梁将丁会降晋，削弱了梁军，加上朱温急于称帝而退兵，刘仁恭才得以维持其势力。但回到幽州后，刘仁恭却一下子昏庸起来，在西边大安山修建宫殿，广招美女，醉心于声色之中，又召僧道炼长生不老之药。儿子刘守光在后梁军再次侵扰时趁机领兵进入幽州城，派人将父亲抓回来，囚禁在幽州城。刘守文从沧州起兵讨伐大逆不道的弟弟。最后被心狠手辣的弟弟杀死。
在刘守光妄自尊大，想要当北方的盟主的时候，李存勖便施了骄兵之计，和王熔、王处直一起尊刘守光为“尚父”，但刘守光并不满足，最后竟登基称帝。在刘守光派兵南下时，李存勖便趁机派周德威端了他的老巢，将刘守光和其父刘仁恭一并抓获，押回河东处死。一对反复无常的父子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李存勖至此完成了父亲交给的一支箭的任务，灭掉幽州和沧州后，李存勖便扫除了后顾之忧，在他正要南下夺取魏博时，恰好魏博发生了兵变，李存勖借势出兵，唾手而得魏博。从而使河东的势力逼近了后梁的生命线：黄河。
杨刘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可以直逼后梁重镇郓州，梁军沿河驻防。在后唐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农历12月，李存勖趁黄河结冰的机会，从晋阳赶到魏州，率兵经朝城(今河北莘县西南)渡过了黄河，占领梁军营寨，又抢占了杨刘城。
控制杨刘之后，在后唐贞明四年(公元918年)农历7月，李存勖又调集重兵想一举南下灭梁。为破坏沿河地区对梁军的供给，李存勖率兵经杨刘过黄河，攻掠郓州(今山东郓城)、濮州(今河南濮阳)后，再沿河而上驻守在濮州东北的麻家渡，梁将谢彦章在濮州北边的行台村筑垒对抗。李存勖轻敌冒进的特点又暴露出来，常率领轻骑兵到敌营前挑战，几次遭到梁军围攻，都是在部下的拼死保护下才得以脱险的。但李存勖丝毫不引以为戒，结果在这次胡柳陂之战中白白丧失了周德威这员大将。
不久，梁军内部发生权力之争，将领贺瑰杀掉谢彦章。李存勖就想趁机领兵直捣后梁首都。周德威却认为梁军损失一将，并未影响实力，不能轻举妄动。但李存勖根本不听，他先命令老弱军士和家属返回魏州，再毁掉营寨，然后率军南下想一举灭梁。贺瑰探知晋军意图后也拔营起寨尾随追击。到达胡柳陂(今山东鄄城)时，李存勖安营扎寨。第二天一早贺瑰的追兵也到了。周德威向李存勖建议：晋军孤军深入，又逼近了后梁的首都，不宜轻易开战，而梁军刚到，营寨未建，待其建营寨疲惫之后再以逸待劳前去挑战，然后乘虚攻击消灭梁军。李存勖却不同意：“先前在黄河岸边见不到梁军我就有怨气，现在梁军来了还等什么，你又怕什么？”李存勖下令辎重马上出发先行，自己领兵随后出击。由周德威领兵作为后援。两军列阵交战后，李存勖先率骑兵冲击梁军，梁将王彦章兵少先败，向后退却。而正在列队前进的晋军辎重部队却误以为梁军前来夹击，慌忙中后退冲入了周德威的阵营，引起混乱。梁军则趁机冲杀过来，致使周德威父子双双战死。晋军伤亡惨重，李存勖这才整顿局势，稍稍稳住阵脚，然后率领骑兵出战，夺取了梁军的一座山头。
这时天近黄昏，李存勖和众将都打算收兵回营休整，但大将李嗣昭却认为晋军深入梁军辖地，各方面都不利，如果退走回营，梁军追来时无法列阵相迎，必然不战自溃。他主张用骑兵攻击正在建营寨的梁军步兵，因为王彦章的骑兵已经退走，山下只有步兵。如果此时用少量骑兵袭扰，使步兵无法吃晚饭，在其后退时再趁机猛追，就可以一举歼灭。李存勖听后精神一振，立即命令李嗣昭等率骑兵先行出击，自己督率大部队增援。梁军未料到晋军会再次突袭追杀，阵势顿时大乱，被歼近三万之众。
大战胡柳陂，李存勖丧失了一员大将，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不过，双方伤亡都近三分之二，损失都很惨重。晋军无力再进，回兵魏州休整。李存勖一举灭梁的计划未能实现，说明梁军实力尚存，时机还未成熟。加上李存勖冒险突进，虽然取得胜利但并不是全胜。
后唐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农历1月，晋军将领李存审领兵进占德胜，并夹河筑了两城防守渡口。晋梁开始了德胜渡口之战。农历4月，梁将贺瑰认为晋军占据德胜构成的威胁极大，便开始进攻德胜。为防止晋军从河上增援，又用战舰十余艘相连横断于黄河之上，还在战舰上蒙盖牛皮，垒上短墙以便防守。李存勖则命人率领三百敢死队乘船冲入梁军的战舰之中，砍断绳索，再用木制大桶装满柴草浇上油，点燃后顺流漂下，随后用兵船攻击。梁军大部分溺死或烧死。第一次德胜渡口保卫战以晋军取胜而告终。
不久，贺瑰病逝，朱友贞命开封尹王瓒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王瓒领兵五万渡河袭击澶州、魏州一带，尔后撤回河南，然后，王瓒在距离德胜渡口上游十八里的杨村夹河筑堡垒，并造浮桥与河南联系。晋军将领李存进针锋相对，也在德胜渡口修建浮桥，加强防守，以便将来大部队渡河作战。
李存勖为大举南进，先扩建了德胜北城，以便屯兵准备物资。为了袭扰梁军，李存勖还亲自率骑兵沿黄河南岸西进，邀击梁军的辎重补给部队，但在返回的路上却遭到了梁军的伏击，败退突围中幸得部将李绍荣接应救援才得以脱险。几天后，李存勖便率主力与梁军决战于黄河南岸，大败王瓒所部梁军，歼灭万余人。晋军又乘胜攻占了濮阳。濮阳位于德胜渡口南面，这样对于固守德胜又多了一个战略要点。朱友贞看到王瓒作战失利，便以戴思远代替他为北面行营招讨使，领兵驻屯于黄河南岸牵制并阻止晋军南下。德胜之战最终是晋军取得了胜利，为以后的战略展开奠定了基础。
从晋军袭占杨刘，到胡柳陂之战，再到德胜渡口争夺战，李存勖与梁军争夺这些黄河沿岸战略要地的战争前后持续了两年，双方所用兵力均在十万左右，反复拉锯战说明了这些渡口及据点的战略地位对于双方都极为重要，黄河作为天堑在军事上都是双方出兵前进的战略基地。交战初期，由于梁军占有这些据点和渡口，后援充足，所以处于有利地位。晋军攻占之后，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巩固新得到的河北地区，更为重要的是，突破了黄河这个后梁首都最大的屏障，对后梁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此后，李存勖之所以能出奇兵灭掉后梁，与晋军先行占据有利地形，特别是占据重要渡口有着极大的关系。但晋军限于山川地形，未能发挥骑兵优势歼灭梁军主力，而且自己伤亡也很重，因此后续力量缺乏，无法一举南下直捣其首都，这就造成了双方的对峙局面，为积蓄充足的力量，李存勖又等了两三年的时间，其间对河北地区变乱的平息无形中又分散了精力。
李存勖称帝时后唐局势也很危急：后梁大将段凝夺取黄河北岸德胜以西的卫州，契丹军队又时常围攻幽州，潞州的后唐守将李嗣昭之子李继韬投降后梁。这些使得后唐内部人心不一，以为后梁难以攻取。但这时机会终于来了，后梁驻守郓州的将领卢顺投降了后唐，卢顺透露了郓州的虚实：“郓州守城士兵不到一千人，守将又不得人心，可以派并袭取。”但郭崇韬认为孤军深入，胜利的把握不大。
李存勖分析了全局形势，认为后梁此时由于西面的潞州刚刚归降，注意力已集中于西面，想从西面威胁晋阳，而东方准备不足，懈于防守，正可以趁机袭占郓州，动摇其军心。郓州在杨刘渡口之南，此后战役进程说明这次李存勖的决定还是相当正确的。李存勖决心下定之后，采纳了卢顺的建议，立即派猛将李嗣源率领精兵五千从德胜出发，沿黄河北岸向东急行至杨刘，在雨夜的掩护下秘密渡过黄河，然后挥师直捣郓州城，梁军毫无戒备，在后唐精兵的强攻下大败而归。李存勖便命李嗣源为天平节度使，驻守郓州。郓州拿下之后，后梁的腹心暴露无遗。从郓州到后梁的首都已无什么天险屏障可守，后梁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郓州一带水陆交通异常发达，又北临黄河与河北相连，成了后唐南下大举进攻的战略通道。朱友贞闻此凶信，坐卧不宁，下诏撤去戴思远招讨使的职务，又杀掉从郓州逃回的两名败将。然后听从敬翔的劝说起用王彦章为大将，任北面招讨使，以段凝为副招讨使，急令他们进军夺回德胜、杨刘，断绝郓州后唐军的退路，再就地围歼，以扭转局势。这样，双方又一次展开了黄河渡口的生死之战。
公元923年农历5月，王彦章率领梁兵直取德胜，趁后唐守将朱守殷懈怠之际，攻占了德胜南城及附近几个渡口，梁兵士气为之一振。李存勖闻讯，急令增援下游的杨刘，并命朱守殷放弃德胜北城，拆掉房屋做成木筏，顺流东下急救杨刘。王彦章为夺回杨刘，也拆掉南城房屋做木筏顺流而下。梁唐军队各自靠一岸漂行，到河流拐弯处，双方木筏临近时便互相攻击，一天之内交战竟达百次之多，互有胜负。到达杨刘时，双方都损失了一半的将士。王彦章与段凝率军第十万分多路强攻杨刘南城，轮番攻城昼夜不停。为阻击后唐援军，还在黄河上用九艘巨型战舰相连横断交通。杨刘守军在李周率领下日夜苦战，虽然几次城池危在旦夕，但终究未被攻破。王彦章久攻不下，便屯兵杨刘城南，建立营寨围困杨刘。
李存勖为救杨刘，亲率军队增援，但被梁军的堑壕壁垒所阻，无法攻入。郭崇韬献计说，如果能牵制梁军主力，他可以领兵在杨刘东面马家口南岸再建一座新城，既能固守渡口，又可以接应郓州。李存勖照计而行，一面派兵去向梁军日夜挑战，一面派郭崇韬率军万人连夜赶赴马家口，昼夜筑城。六天以后，新城筑成时梁军才发现，王彦章领兵数万强攻新城，在李存勖率主力增援时才退去，屯驻邹家口。李存勖率军沿河南进追击，王彦章放弃邹家口再次进攻杨刘。最后，李存勖派李绍荣领骑兵突袭梁军大营，火烧黄河上面的九艘巨型战舰，动摇了梁军的军心。王彦章闻知李存勖率兵夹击，只得撤军南退。到这时，断粮已经三天即将失守的杨刘城才最后解除重围。王彦章退守德胜，准备待机再战。但朱友贞却听信小人之言，唯恐王彦章最终取胜立下战功后难以控制，便下诏将他调回来。
这次以争夺杨刘为核心的双方恶战唐军最后取得了胜利，梁军共损失上万人，唐军虽有一些损失，但最终巩固了杨刘和德胜这两个重要渡口，并保住了南进的战略通道郓州。前进的基地已经到手，所以，奇袭后梁首都也就具备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王彦章率兵力夺黄河渡口失利之后，后梁军心动摇，朝廷内部矛盾也愈加尖锐，段凝贿赂朱友贞宠臣得以取得王彦章任北面行营招讨使，而王彦章却降为副使。段凝无勇无谋，毫无威信，众将与军士都很不服，后梁军力从内部开始削弱，而朱友贞一不了解战局状况，二不用大臣商讨，凭自己主观臆断派主力北进，还要在收复黄河渡口后再重新占领河北。战略的失误直接给李存勖以可乘之机，导致了后梁的灭亡。
公元923年农历8月27日，李存勖召见了刚归降的后梁将领康延寿，康延寿为李存勖分析了后梁的形势：梁的地域并不狭窄，兵力也不算少，但是朱友贞懦弱无能，致使政治腐败，贿赂成风，选才用将不以才德与战功为标准。将帅出征也要派近臣监视，主帅无法自己调兵遣将。所以梁的败亡局势已定。康延寿还透露了梁军的关键军事机密：农历10月，朱友贞准备命段凝率主力进驻黄河北岸牵制唐军主力，王彦章则进兵郓州，再分兵进取镇州与定州，并以一部袭击太原做战略策应。最后康延寿向李存勖献出灭梁大计：“梁兵聚集则势众，分兵则势薄，陛下现在应该养精畜锐，等其分兵之后，选择良机率精锐骑兵五千从郓州直趋大梁(即开封)，活捉朱友贞，十天或者半月必然大功告成。”康延寿的情报为后来李存勖的果断用兵提供了很重要的先决条件。
农历9月，梁军的战略布署开始提前实施：段凝率五万重兵进驻临河(今河南濮阳)南面，而王彦章则按计划领兵一万进驻郓州和兖州(今山东兖州)境内。有人提出郓州孤立难守，不如和后梁交换卫州和黎阳，议和停战，以黄河为界分治，等财力雄厚时再图南下。郭崇韬则认为这样会导致众心离散不战而溃。他说段凝没有将才，应该出杨刘合兵郓州乘虚突袭汴州。李存勖果断地采纳了郭崇韬的建议，下了奇袭的决心。李存勖下令将士家属全部回到魏州，并命李绍荣等将领固守魏州，牵制段凝军主力，自己则亲自率领骑兵主力南下实施奇袭计划。
公元923年10月2日，李存勖所部精锐从杨刘渡河南进，初三即进入郓州城，当天子夜时分跨过汶水后，命李嗣源为先锋攻击前进。初四早晨与王彦章部交火，大获全胜，并攻占梁的中都(今山东汶上)，生俘王彦章。此时，有的将领认为虽然传言汴州空虚，但不知情报是真是假，因而主张稳妥用兵，先向东进攻，再寻机而动。康延寿则极力主张迅速发兵汴州，李嗣源也主张昼夜奔袭，趁段凝未知内情时先夺下汴州。李存勖素有冒险的作战特性，现在又有真实可靠的情报和有利的局势做基础，当即下令命精骑兵出发直奔汴州。唐军士气高昂，初四傍晚时分，李嗣源便奉命率军快速出击，趁夜急进。第二天，李存勖立即率部紧随跟进。在初七这天，唐军骑兵围攻曹州(今山东定陶)，梁军守将毫无防备，只得投降。兵不血刃占领曹州之后，唐军马不停蹄继续向西费驰急进，直逼汴州。
朱友贞得到王彦章被俘的消息后，惊慌不已，急忙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众人无计可施，无奈只好派张汉伦火速北上召段凝救援首都，然后又命开封尹王瓒征发百姓一同守城。张汉伦到达滑州时被段凝决放的黄河水挡住了去路，而此时的段凝也是已有异心，觉察了李存勖的奇袭意图后，便观望不前。朱友贞日夜痛哭流涕，不知如何是好，召来老臣敬翔询问退敌之策，敬翔数落一番他用人过失后，说纵使张良之辈再生也无法挽回败局了，抱定殉国的决心别他而去。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谁还可以相信？朱友贞就在开封等待援兵，而身边的人听说唐兵来了，偷了传国玉玺就跑去向后唐庄宗献礼，身边的人已经安排好怎样向唐人投降了。
农历10月8日，朱友贞得到唐军已逼近汴州的确切消息后，绝望至极，知道国家灭亡难以避免，唐、梁两国世仇，他不想被唐人俘虏后让唐人侮辱，就让皇甫麟杀了自己，皇甫麟不忍心下手，朱友贞说：“你不杀我，难道要拿我去邀功？”皇甫麟想自杀，朱友贞拉着他的手，两个人抱着想对同哭，夜里，皇甫麟终于下手杀了朱友贞，然后自杀。
10月9日早晨，李嗣源的骑兵到达汴州城下，猛攻北门即封丘门，王瓒不得已开门献城投降。同一天，李存勖也率兵赶到，从西门领兵进城。后梁文武百官列队迎接，李存勖安抚众臣，大部分官复原职，但将李振和敬翔等人全族诛杀。段凝在10月12日得知汴州局势危急后，率并回援，部队行到封丘(今河南封丘)时，传来首都失陷的消息，便率部投降了唐军。后来段凝又重金贿赂李存勖的皇后刘氏，不但未被治罪，反而得到高官厚禄。
朱温所建的后梁至此被后唐灭掉，前后共十七年的时间，其间与后唐的战争断断续续，最后终于败在后唐之手。
李存勖奇袭汴州的计划，从初定到全部实施，前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长途奔袭速战速决的著名战例。唐军取胜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准确无误的情报及据此制定的正确作战计划。二是李存勖的坚定决心与果断性格，在众将观点分歧的情况下，能够排除不利意见，专心致力于既定计划的实施。此外，他充分地发挥了唐军骑兵善于快速机动擅长远途奔袭的特点，中途不分散兵力固守一地，更不过多逗留，昼夜兼程抓住战机，一举而获成功。
后梁国灭亡，史称朱友贞为后梁末帝。
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亳州人(今安徽凤阳)。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洪武大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368～1398年为期三十一年，终年七十一岁。
提到明朝，人们首先想到的就会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是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历史人物。不但著名明史学者吴晗为其作传，甚至毛泽东也曾亲自对这部传记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是不多见的。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曾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朱元璋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身上豪气和匪气并存，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但不论如何，谁也无法忽视他的存在，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个有浓厚历史色彩的人。他奇特的个性、传奇的身世、跌宕起伏的创业经历、以及独树一帜的治国驭人之道，都引人深思。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为地主牧童。元至正四年(公元1345年)，因家乡遭灾，投皇觉寺为僧。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第二年，他加入濠州郭子兴起义军，以骁勇多智受到器重，成了军中有威望的人物。后扩充队伍，领兵南下滁州、和州。郭子兴逝世后，他实际上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帅。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韩林儿建宋政权，任命他为左副元帅。第二年他率军攻克集庆，改名应天，把应天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力量。
朱元璋在发展自己力量过程中，特别注意礼贤下士，罗致人才。他重用李善长掌书记，铭记谋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又礼聘刘基、宋濂、叶琛、章溢四先生到应天，为他出谋划策。在这些人的辅佐下，他亲征江西，与陈友谅决战鄱阳湖，大获全胜，自立为吴王。他围攻平江，消灭张土诚势力，进军浙东，迫使方国珍投降。他派人沉杀了韩林儿，南征福建、广西，取得成功。这为他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经过充分准备，朱元璋决定北伐。公元1368年农历1月，他在应天登上皇帝位，定国号为明，建年号“洪武”，以应天为都城，世称明太祖、洪武大帝。在这一年的农历8月，洪武大帝的大军攻克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
洪武大帝即位后，力改元政之失，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主要有奖励垦荒，蠲免赋役，编造黄册和鱼鳞图册，整顿户籍，清查土地，兴修水利，振兴农桑；移徙豪强，抑制兼并势力；严禁官吏贪污，约束功臣；实行军屯、商屯，减轻民间军费负担；放还奴婢为民，改善劳动者地位等。这些措施使人民得以安养生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促成了明初经济的繁荣，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为了巩固初建的明王朝，洪武大帝分封诸于为藩王，镶守重地对百官实行特务统治，屡兴大狱。其中最主要的两次是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株连杀了数万人，开国功臣几乎被除去大半。这些做法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在治国之初采用一些严厉的手段，对巩固封建政权是有利的。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当了三十一年皇帝的洪武大帝朱元璋病逝，终年七十一岁，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葬于孝陵，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
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似乎没有谁比朱元璋的出身更加低微、身世更加凄惨的。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农历9月18日，朱元璋出生在濠州钟离东乡(今安徽凤阳嘉山明祖陵治明光镇赵府村)一座破旧的二郎庙中。他的父母没有土地，是靠租种别人田地为生的佃农。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取名重八，后来改名元璋，字国瑞。朱元璋小时候曾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后因没钱交学费，只好退学给人家放牛。
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淮河流域灾害频发，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朱元璋的家里也遭受了灭顶之灾，他的父亲、母亲、大哥、侄子在这场灾难中相继去世，大嫂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家里只剩下他和二哥。虽然性命保住了，但是日子却实在没有办法过下去了，家里连一粒米都没有，二哥只好出外逃荒。朱元璋因为年纪小，到村子附近的皇觉寺出家做了和尚。因为寺中也没有余粮，朱元璋只做了几十天的和尚，便被打发出门，云游四方。直到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朱元璋才又回到了皇觉寺。云游的几年间，居无定所，风餐露宿，靠化缘度日，其实和讨饭也差不多。然而经过这几年云游的磨砺，朱元璋的视野大为开阔，人生阅历大为丰富。
朱元璋的悲苦经历在当时社会中有相当的典型性，元朝残暴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无情压榨，使得农民的生活十分艰辛。官逼民反，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元末红巾军起义。之所以称为红巾军，是因为起义军人人皆头裹红巾。当时红巾军主要有刘福通、芝麻李、徐寿辉等数支队伍，各自为战。
朱元璋虽然身在寺庙中，但他显然是六根未净，不久就投身到了蓬勃兴起的农民起义浪潮中。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农历闰3月，由于皇觉寺被毁，又有友人来信相邀，朱元璋便来到濠州城下，投奔了红巾军的郭子兴部，并成了郭子兴的亲兵。他胆大机敏，作战勇敢，在红巾军中很快就崭露头角，逐渐升迁。郭子兴将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使他在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后来，朱元璋逐渐自己拉起人马，成为割据一方的枭雄，加入了群雄争霸的战团。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听从谋士的意见，攻下了金陵(元朝称集庆)，作为稳固的根据地。他曾踌躇满志地对部将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当天就改金陵为应天府。
当时的社会形势依然严峻。张士诚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中心，发展势力。在以“布袋和尚”著称的彭莹玉战逝之后，起义军推举徐寿辉为首领。而徐寿辉被推举只是因为其相貌好，并没有真实才干，不久，陈友谅便控制了这支队伍。而刘福通于前一年迎韩林儿在安徽亳州建立龙凤政权，尊韩林儿为小明王，朱元璋接受他的册封，任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方国珍则割据温州、台州等处。陈友定则割据福建一带。元朝的势力仍然强大，在起义军的四周都布有重兵。
朱元璋将陈友谅视为最大的威胁，因此制定了先击陈友谅的作战方针。陈友谅本来是个渔家子弟，身高体壮，练就一身好武艺，又通文墨，曾在县衙作贴书。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他投奔到了徐寿辉的天完政权下，后来取代了徐寿辉的位置，自称皇帝，国号大汉。陈友谅自恃兵多将广，直扑金陵而来。大敌当前，有人建议出降，有人提议奔踞钟山，朱元璋怒斥“主降及奔者可斩也”，军心始安。同时，他派胡大海不断骚扰陈友谅的后方，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是旧识的关系诈降，诱敌深入。陈友谅果然上当，中了朱元璋的埋伏，大败而归，朱元璋乘势夺得了江西的一些地方。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双方于鄱阳湖展开了生死大战。战斗十分激烈，长达三十六天，最后陈友谅中流矢而亡。朱元璋虽然损失惨重，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农历1月，朱元璋在金陵(今南京瞻园)公称吴王，设百官司署，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相国。
朱元璋消灭陈友谅部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指向张士诚。当时张士诚控制着南达绍兴、北抵徐州、西距濠州、颍州等地，这也是当时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只是他庸碌无为，安逸自居，没有更大的野心。当朱元璋与陈友谅激战鄱阳湖时，他竟然无动于衷，坐视朱元璋不断壮大，由此又可见朱元璋当年先以陈友谅为劲敌，而后攻张士诚的决策是正确的。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农历10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将，攻取淮河流域。第二年农历8月，朱元璋再命徐达为大将军，统兵二十万，直捣张士诚老巢，并令朱文忠攻杭州以为策应。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农历6月，朱元璋攻破平江，张士诚束手被擒，后于金陵自缢身亡。
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农历9月，朱元璋再将攻击目标指向方国珍，部将朱亮祖迅速攻取了台州、温州。农历11月，部将汤和攻下庆元(今浙江宁波)，方国珍逃入海中，不久又为廖永忠所败。方国珍走投无路，只好投降朱元璋。第二年(公元1368年)农历1月，汤和与廖永忠擒获陈友定，平定了福建。同年，廖永忠、朱亮祖、杨璟等人攻取广东、广西。在平定东南之时，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农历10月，朱元璋颁布命令北征蒙古，山东、河南随即而下，部将冯胜也攻克了陕西潼关。
在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农历1月在金陵称帝，起国号为“大明”，定年号为“洪武”，是为洪武大帝。这个当初的放牛儿娃、凤阳沙弥终于踏上了权力的巅峰。
洪武大帝朱元璋为何选定国号为大明呢，定国号是否真的与明教有关系？按照史学家吴晗的观点，“大明”的意义的确出于明教。明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唐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传入中国，因其崇拜光明，所以又称明教。明教的教义是二宗三际，即他们认为统治世界的明暗两种力量，是为二宗；明暗两种力量相互斗争，经过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是为三际。明是光明，代表善和理；暗是黑暗，代表恶和欲。在初际阶段，还没有天地，明暗相互对立；中际阶段，暗占据优势地位，这时明王出世，经过斗争将黑暗赶走；后际阶段，明暗各归本位。明教的这些教理，对于那些受到压迫和剥削的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明教主张迎接明王出世，改变现状，相信不久以后人们会过上好日子。
元朝末年，明教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广大穷困农民间进行传教，准备武装起义。当时明教的彭莹玉在淮西传教，宣扬明王就要降世了，要信徒做好准备。元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彭莹玉和他的徒弟周子旺在袁州(今江西宜春)率众五千余人起事，虽遭镇压失败，但此后各地起义不断，而彭莹玉也仍然在坚持斗争。河北韩山童也是重要的秘密宗教领袖，广招信徒，酝酿起事。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朝征发农民十五万人修黄河。韩山童派人预先在河道中埋下一个一只眼的石人，上面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字样。石人被挖出后，人心不稳。韩山童认为时机成熟，联系刘福通等人准备起事，推举韩山童为明王。事情泄露，韩山童被杀，其妻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脱。刘福通力战突围，后攻取颍州等地。各地闻风而动，接连起义，掀起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高潮。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洪武大帝所在的郭子兴部，在郭子兴逝世后其子郭天叙受刘福通节制，所以洪武大帝其实是小明王的部将。后来洪武大帝势力强大起来，命大将廖永忠迎小明王到自己的军中，途中小明王在坐船时落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有史学家认为，这可能是洪武大帝刻意安排的。
洪武大帝定国号为“大明”，是承继小明王而来，“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据说这是谋士刘基的主意。洪武大帝手下的将领，不是出于淮西彭莹玉的教化，就是小明王的属下，大都是明教的教徒，因此洪武大帝定国号为大明自然顺理成章，而且这样还意味着洪武大帝就是明王降世，其他人都不具有合法性，社会上再也不应出现其他的明王了，这也有助于稳定人心。另外，明字代表着光明，分开是日、月二字，是十分吉祥的词汇，代表了大明王朝的神圣。值得注意的是，在洪武大帝登基之后不久，为防止秘密教会危害自己的统治，他下旨禁止一切邪教，包括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
据史籍《明太祖实录》所载，北伐灭元战略确立后，洪武大帝加速了统一的进程。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农历5月，他视察开封，部署北伐的进一步军事行动。农历7月，元顺帝北遁。徐达势如破竹，在农历8月占领元朝国都大都(今北京)，元朝的统治结束，历史进入了洪武大帝的大明时代。随即徐达平定山西，第二年收复陕西。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洪武大帝命汤和、傅友德南北夹击四川的夏政权明玉珍，于农历7月平定四川。洪武大帝几次招降云南未得，便于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派傅友德、蓝玉、沐英征讨，亲自制定进军路线。平定云南后，洪武大帝留沐英世守云南，直到明朝灭亡。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他派傅友德、蓝玉击败纳哈出，逐步统一了东北。至此，洪武大帝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从洪武大帝参加农民起义军到他在金陵称帝，用了十七年的时间。在当时所处的年代，群雄竞起，逐鹿中原，先后出现了天完、龙凤、大周、大汉、夏、吴等诸多政权，然而却是后起的洪武大帝完成了一统帝业。之所以让洪武大帝笑到了最后，原因在：
首先，这要归功于洪武大帝卓越的个人能力和坚毅果决的性格魅力。幼年艰辛的生活造就了他坚强刚毅的性格，云游僧的经历开拓了他的眼界，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了解。他投奔郭子兴没有多久，因为英勇机敏，就被提升为九夫长，并被郭子兴赏识，还将养女马氏嫁给了他，由此在义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当彭大、赵君用失利逃到濠州，鸠占鹊巢，矛盾加剧，郭子兴被赵君用囚禁时，郭子兴的部将，甚至他的儿子都躲匿起来，没有人敢站出来救郭子兴。正是洪武大帝从前线赶回来，利用彭大和赵君用之间的矛盾，夜访彭大，陈说利害关系，劝说彭大出兵，才将郭子兴解救出来，当时他参军刚刚六个月。这种临危不乱、果敢机智的素质，是他超出常人的地方，也是他终成大业的重要原因。后来，不断壮大的洪武大帝引起了郭子兴的猜忌，逐渐被排挤，有时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不过，这对于在贫困中成长起来的洪武大帝不算什么，他在忍耐中等待机会。不久，在四周强大敌人的压迫下，郭子兴又不得不请回洪武大帝帮助他谋划统筹。在郭子兴病逝后，洪武大帝便顺利地掌握了这支队伍。短短三年间，洪武大帝就从普通一兵成为拥兵十万人的大元帅。
洪武大帝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虚心好学，喜欢结纳儒士。他先后网罗了冯胜、陶安、刘基、朱升等一大批儒雅之士，给予他们很高的待遇。他还经常与这些人一起讨论，谈古论今，分析时势，请他们帮助出谋划策。通过与儒士的交往讨论，洪武大帝的个人素质得到了提升，眼界更加开阔，对他最终夺得江山有很大的帮助。洪武大帝勤奋好学，在打仗的间隙也不忘记读书学习。这个习惯在立国后也没有改变，特意命人在奉天门建文渊阁，收藏经史子集，设置若干名大学士，自己经常抽空去那里，“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批阅，终日忘倦”。
他特别喜南京李文忠墓欢读史书，尤其留意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时常引以为戒。经过多年的自学，洪武大帝的文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太祖高皇帝在军中喜阅经史，操笔成文，雄浑如玄化自然”。洪武大帝对此也颇为自诩，“我起草野，未尝师授，然读书成文，涣然理顺，岂非天生耶？”天生恐怕未必，不过与他的后天努力是分不开的。在读《尚书》时，他发现各家注释不同，特意命宿儒订正，著有《御注洪范》，这可以算作是他的学术成果。
其次，洪武大帝善于网罗人才，在他身边聚集了大批文臣武将，为他夺得江山立有赫赫功勋。他手下的李善长、徐达、汤和、赵君用、耿炳文、郭兴、郭英、周德兴等人都是他的同乡，对他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洪武大帝注重“文武相资”，认为开创帝业好似构筑大厦，武臣似“斧斤”，剪伐砍削；文臣如“黝垩”，藻绘粉饰，二者偏废则难以有成。因此，他很重视招揽儒士，听取他们的建议。正是在陶安、冯胜的建议下，洪武大帝攻取金陵，东征西讨，成就帝王之业。攻取徽州后，他亲自上门拜访朱升，得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并坚决加以执行，因此能够在群雄先后称帝时韬光养晦，保全实力，逐步发展壮大。
还有，洪武大帝的夫人马氏，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脚马皇后，是他完成帝业的坚强后盾和贤内助。马皇后是安徽宿县人，她的父亲和郭子兴友善，临死前将她托付给郭子兴，收为义女，郭子兴将她许配给了洪武大帝。后来郭子兴听信谗言，猜忌洪武大帝，将他关押起来，恰巧当年收成不好，洪武大帝时常挨饿。为此马氏曾偷偷将滚热的烧饼藏在衣服内给他送去，结果烫伤了皮肉，可谓是患难夫妻见真情。她在二人中间调和，终使嫌隙得释。连年激战之时，马氏带领将士的妻子制军鞋战袍，鼓舞士气。当陈友谅率军猛扑而来的时候，她又将后宫的财物捐献出来，奖赏前方作战的将士。洪武大帝后来杀戮渐重，无人敢劝，马皇后时而劝谏，因此很多人得以保全。有人传言参军郭景祥的儿子想要杀父，洪武大帝要杀掉他。马皇后劝说道：“景祥止一子，人言或不实，杀之恐绝其后。”这样洪武大帝才没有下旨，后来经过调查，果然是冤枉。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农历8月，马皇后病重，自知难以治愈，对洪武大帝说：“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担心洪武大帝迁怒于医生，竟然执意不许太医治疗。当月马皇后就去世了，终年五十一岁。洪武大帝对于马皇后的去世非常悲痛，久久不能释怀，从此再也没有立后。洪武大帝的晚年生活十分孤寂，脾气很大，盛怒之下再也无人敢劝。假设马皇后能多陪伴他一段时间，洪武大帝也许就不会杀戮过重。
洪武大帝起自布衣，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使他比较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洪武大帝认为元朝灭亡正是由于权威下移，君主为臣下所蒙蔽，不了解民情，政策也得不到坚决贯彻。洪武大帝常常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政治体制，确保不会出现主荒臣专的局面。
改革政治体制。在明朝以前，历朝大体上沿用秦始皇所创立的君主之下设宰相辅政的政治体制框架，只是相权的形式和职权的大小略有不同。明朝初年，也基本沿用汉唐旧制，直接承袭元朝旧制，在中央设三大王：中书省，下统六部，职掌行政事务；大都督府，统管军事；御史台，职掌监察事务。地方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总管地方事务。但洪武大帝对此很不满意，他亲自设计、制定了几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对以往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
洪武大帝首先从地方机构改革着手。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他下令撤销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行政、司法、军事权力，三者地位平等，互不统摄明洪武刻本《皇明祖训》，向中央负责。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增设云南布政使司。
而洪武大帝更为关心的是中央机构的改革。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他借口胡惟庸谋反，趁机宣布撤销中书省，不设丞相，提高六部职权，分掌天下事务，直接向皇帝汇报。“罢宰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洪武大帝惟恐后世子孙不理解自己的苦心，特意在《祖训》中明文规定不许变乱旧章：“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同时将掌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改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分领所属都司卫所部队，但无权调兵。
洪武大帝进行上述变革和调整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强化君权，主要手法是分化、弱化大臣之权，他对地方行省、中书省和大都督所作的一系列变革莫不如是。洪武大帝罢丞相，是对一千多年中央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不设丞相，六部直接将全国政务奏请皇帝裁决，实际上是皇帝兼行相权。皇帝不得不处理更多的政务，据说洪武大帝每天要看两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相当辛苦。由此，专制主义皇权到了洪武大帝手中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他也成为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皇帝之一。不过，如此高度集中的皇权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明朝中后期皇帝为所欲为，极度腐朽，甚至数十年不上朝。
设立特务组织。洪武大帝生性雄猜，加强了对大臣的监视。开始时，他派遣一些检校、佥事明骑马武士俑等人暗中侦查大臣的举动，也没有逮捕和审讯的权力。当时最著名的特务是高见贤、夏煜、杨宪和凌说，专门刺探别人的阴事，“四人以伺察搏击为事”，“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洪武大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大臣对自己和大明江山忠心无二，要他们知道恐惧，防止他们营私舞弊、结党乱政。事无巨细，家长里短，都被洪武大帝探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恐怖情景。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回家做了一首诗：“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洪武大帝告诉他昨天诗作得不错，只是并没有“嫌”他迟，不如改成“忧”字更好些。钱宰听后大惊失色，吓得直磕头谢罪。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所以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就连李善长、徐达这样的功臣也人人自危。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洪武大帝为了加强监视，特别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成为他实行特务政治的重要手段，也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朝特务政治。锦衣卫隶属于皇帝的亲军体系，长官为指挥使，下领官校。官为千户、百户，校为校尉力士，因穿橘红色服装，骑马，故又称“缇骑”。明初“缇骑”只有数百人，明中后期达到十几万人之众。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成为“诏狱”，直属于皇帝，权力很大。锦衣卫职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治，所诛杀为多”。
洪武大帝设立锦衣卫为明朝后来的皇帝做了一个恶劣的开端。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永乐大帝朱棣在锦衣卫外，另设东厂，因设于东安门北而得名。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明宪宗设西厂，由汪直统领。明正德初年，权阉刘瑾奏设内行厂，自领之，职权更广，虽锦衣卫、东厂、西厂亦在侦缉范围之内。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随刘瑾被诛而内行厂废止。终大明一朝，西厂、内行厂存在时间不长，而锦衣卫、东厂则存至明亡。这些特务机构，成为维护皇权的重要手段，但更多的时候是被专权的太监如刘瑾、魏忠贤等人所利用，成为打击报复大臣的有力武器，不知有多少忠臣惨死其中。
洪武大帝所进行的这些制度更张，尽管后世或臧或否，评价不一，但基本实现了他的初衷，也算称心如意。只是有一件事，却困扰了他近三十年而迟迟无法解决。
洪武大帝登基称帝前后，对于国都的确定几经周折。最初洪武大帝参加农民起义军后，一直活跃在江淮之间。然而这里土地贫瘠，民生艰苦，而且接近元朝的军事力量，不利于自己的发展壮大。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成就不世之伟业，必须另择一个既有经济保障又地形险要的根据地，这样金陵就进入了洪武大帝的视野。金陵，北有长江天堑，为形胜之地，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为都城。冯国用首先向明南京城墙洪武大帝建议攻取金陵，“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陶安也建议先取金陵，据形势以临四方。叶兑也上书请求定都金陵，然后就可以拓地江广，进军两淮，北征蒙古，退军又可以据长江以自守。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洪武大帝听取谋士的意见，攻取金陵，改称应天府，修建宫殿，以此为争夺霸业的基础。此后十余年间，洪武大帝南征北战、四出征讨，将江南群雄依次消灭。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农历1月，洪武大帝在应天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
然而洪武大帝只是暂时肯定了应天作为京师的地位，并没有正式确立国都。作为自己成就霸业的地方，洪武大帝为何不肯确立应天为国都呢？首先，洪武大帝觉得以应天为国都的历朝都是气数不久，似乎不太吉利。其次，有些大臣认为“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而且应天偏处江左，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是十分理想。三月，洪武大帝派兵攻取汴梁。许多人建言定都汴梁。洪武大帝很重视，于农历4月亲自前去实地考察。他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论形势不如应天。农历8月，洪武大帝正式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洪武大帝既然对汴梁不甚满意，为何又要定为北京呢？原来他考虑到汴梁是宋朝的旧都，北上征讨元朝时可以唤起北方民众的民族情感，有很大的号召力；而且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
虽然确定了应天、汴梁的两京制度，但是洪武大帝并没有修建汴梁的打算，他还在寻找更加合适的地方。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农历8月，平定陕西。在这种情况下，定都之议再起。农历9月，洪武大帝召集大臣商议国都之地。大臣各抒己见，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等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洪武大帝在分析各地利弊之后，提出了以临濠为中都的想法，“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力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南京莫愁湖胜棋楼(传说太祖与徐达在此下棋)足以立国。临壕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建中都，何如？”临濠在元朝时称为濠州，明洪武七年改称凤阳，是洪武大帝的家乡，群臣岂敢有异议？这样，明初就形成了南北两京、中都并存的情况。从农历9月开始，洪武大帝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他之所以决定以临濠为中都，甚至一度想迁都临濠，除了这里是他的家乡，还与优待淮西功臣集团有关。众所周知，洪武大帝在起兵反元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淮人多随同他东征西讨，立下功劳，成为开国功臣，包括丞相李善长、徐达和功臣汤和、耿君用、耿炳文、郭兴、郭英、周德兴、常遇春、陆仲亨、曹震、张翼、陈桓、谢成、李新、何福、张龙、张赫、胡泉、陈德、王志、唐胜宗等人，其中汤和与周德兴还是洪武大帝同村伙伴。能够光宗耀祖、荣归故里，当然是他们所愿意的。
然而在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农历4月，洪武大帝在巡视中都修建情况后，突然下令停止修建。此时中都修建达六年之久，已经颇具规模。停建的理由是劳民伤财，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洪武大帝与淮西功臣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淮西功臣恃功自傲，多有违法乱纪之事，而且在朝廷中结党谋取私利，与洪武大帝加强皇权背道而驰。他担心在淮西功臣集团的老家建都，会更加助长他们势力的膨胀。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农历1月，洪武大帝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定都问题才算告一段落。
其实，洪武大帝对南京一直不是很满意，迁都的想法从来没有打消过。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洪武大帝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颇有迁都关中的打算。当时，明朝的主要威胁是蒙古草原上的北元残余力量。迁都西北，可以加强北方边防，安定边界。朱标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地形，回来后向洪武大帝献陕西地图。不料世事无常，太子朱标于第二年病逝，使洪武大帝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问题了。他在当年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祭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听起来真是异常的凄凉，也能感觉到国都问题一直令洪武大帝不能释怀。
洪武大帝这样费尽苦心地更张制度，反复斟酌定都问题，无非是因为天下得之不易，希望能世代固守，传之久远。因此，他不会允许任何人对其统治和权力构成威胁，甚至那些被他认为会对其子孙的统治构成威胁的人，他都会毫不手软，必欲除之而后快。
清朝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赵翼的这种评价虽有过激之处，却指出了洪武大帝滥杀的事实。洪武大帝做了皇帝后，兴起了几个大案，杀了许多人。
洪武大帝和功臣的关系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洪武大帝封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等六人为公爵，另外二十八人为侯爵，并赐给大量土地，同时颁有铁券，如果本人或子孙犯罪，可以免死数次。洪武大帝还使皇室与功臣联姻，如郭英之妹为洪武大帝宁妃，冯胜、蓝玉、徐达之女皆为王妃。李善长、傅友德、胡海、张龙等勋贵之子皆尚公主，与他结成了儿女亲家。洪武大帝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确保功臣忠心，巩固自己的皇位，使大明江山传祚无穷。然而没过几年，这段短暂而甜美的政治婚姻就宣告结束。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洪武大帝颁布榜文，对文武功臣严加戒饬，严厉指责他们违法乱纪的行径。这可以看作是洪武大帝对骄傲放纵的功臣的一种警告，也是他们关系紧张的一个信号。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洪武大帝制作《资世通训》，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制作《臣戒录》，警告大臣们如果对天子不忠、逾越礼制，将受到严惩。这些功臣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洪武大帝已经将屠刀举起。
廖永忠是最早被杀的功臣。廖永忠在很多战斗中立有功勋，特别是在鄱阳湖之战中殊死战斗，建国后被封为德庆侯。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洪武大帝以其私自穿着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逾制为由将其杀死。其实这只是借口，真正导致廖永忠丢失性命的原因在于一个政治隐秘，当年正是他执行了洪武大帝谋杀小明王韩林儿的任务。在他之后，朱亮祖、李文忠、徐达先后逝世于非命。
通常而言，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产生矛盾不乏先例，关键是皇帝如何化解这种矛盾。汉朝的刘邦心存猜忌，大杀功臣；唐太宗李世民气量宏大，处理较为妥当；宋太祖赵匡胤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模式，即“杯酒释兵权”，和平解除功臣的兵权。洪武大帝的情况与刘邦有些相似，却又不同。帮助洪武大帝打天下的功臣，多是他的同乡，甚至汤和与周德兴还是他的同村，是幼时游戏的玩伴。正是这些人在战斗中出生入死，东征西讨，为洪武大帝夺得天下。待到洪武大帝登基成为皇帝后，他们之间却有了君臣的名分，凡事不可逾制。这些功臣心里也许难以及时适应这种改变，而洪武大帝却是一个多有顾忌的君主，矛盾于是不可化解。洪武大帝之所以大开杀戒，史学家通常认为是他为继位者扫清障碍，永保大明江山。据史书记载，太子朱标对他大开杀戒不以为然，曾数次劝谏。一次，洪武大帝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放到朱标面前，让太子朱标去拿，朱标畏惧不敢伸手。于是洪武大帝就对自己大杀文武功臣进行解释：“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孝陵神功圣德碑思就是说，我杀人就是像去掉荆棘上的尖刺一样，这样你将来才可以安坐天下。可是，他在为子孙扫除障碍的同时，也埋下了祸根。后来，他的孙子建文皇帝锐意削藩，燕王朱棣立即起兵“靖难”，夺取天下。假使当时蓝玉等能征惯战的开国功臣还在，朱棣就未必敢兴兵，建文皇帝也不用“逊国”了。
洪武大帝痛恨官吏贪污，处罚也特别重。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清，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中充军。官员若贪污赃银六十两以上，一律被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他还命令在各府州县衙门左侧设皮场庙，就是剥皮的刑场，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在洪武大帝当皇帝的三十一年中，还公开镇压了几起大贪污案，其中最大的是郭桓案。
洪武大帝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带头实行，而且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附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后来河桥巡检司的一位小吏向洪武大帝告发了此事。洪武大帝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同时他还发了通敕令，表扬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洪武大帝惟一的亲侄，开国功臣朱文正，亦违法乱纪他毫不留情废了他的官职。开国功臣汤和的姑夫，自以为有硬邦邦的靠山亲戚，就隐瞒常州的土地，不纳税粮，洪武大帝也将他依法处死。
①胡惟庸案：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农历1月，御史中丞涂节、商嵩告发胡惟庸南通倭寇北接旧元，意欲谋反。洪武大帝命羽林军将胡抓捕，审问得实，磔于市，牵连被杀达三万人。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有人告发李善长交通胡惟庸情状，洪武大帝又将当时已经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赐死，并诛杀其家。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靖宁侯叶升因牵连于此案亦被杀。
②蓝玉案：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农历1月，蓝玉以谋逆罪被杀，连坐被诛杀者达十五万人。有人认为蓝玉案与燕王朱棣有着关联。蓝玉是太子妃舅父，因极力维护太子朱标的储君地位，与早已觊觎皇位的燕王交恶。燕王为窃取储君之位，伺机在太祖面前挑唆，致使洪武大帝在猜疑的心态下制造了蓝玉党案。
胡蓝二案使得大明的开国功臣被屠戮殆尽。
③空印案：按照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各府、州、县都要派遣官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务情况，户部审核清楚才算了结。户部的审核很严格，钱谷数字如稍有不合就得重新造册填报。重新造册不算困难，主要是账册上要有地方衙门的印信才行，而从中央到地方重新盖印往返要很长时间，因此地方官员习惯带些备用的空白文册，一旦遇到驳回的情况，只须重新填写而不必往返了。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户部也很清楚，照例默认，没有人去追究。再说，这种文册盖的是骑缝印，也不能用作他图，没有什么危害。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洪武大帝发现了这种情况，非常震怒，认为是故意欺骗他，下令将各地衙门长官主印的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很多人蒙冤受死，其中就包括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他是当时人人公认的好官。
④郭桓案：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御史余敏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等人串通舞弊，吞盗官粮。洪武大帝十分重视，将他们全部逮捕。郭桓案发时为户部侍郎。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御史余敏等告发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人，伙同郭桓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洪武大帝抓住线索，命令司法部门依法严加追查。这个案子后来又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高级官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贪污盗窃的钱折成粮食达两千四百多万石。案件查清后，最后追赃粮七百万石，洪武大帝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尸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员有上万人被处死；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被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各地卷入这个案件的下级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不计其数。
洪武大帝不仅屠戮功臣，也注意严肃整顿吏治。这与他来自底层，看到元朝因吏治腐败导致灭亡的教训有关。他在明初实行以猛治国的政策，认为乱世须用重典，法外用刑的情况很严重，遭到惩处的官吏很多。不难发现，洪武大帝所处置的大多数都是官吏，而对小民则很信任，甚至亲自接见粮长，被赏识的马上授予官职。这又体现出了洪武大帝自身的小农情结。
从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开始，洪武大帝亲自制定、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其内容主要是惩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以及侵扰百姓等问题。四编大诰共二百三十六条，其中惩治贪官污吏的竟达一百五十条之多，而且极其严厉，共罗列有凌迟、枭首太祖谥册、夷族等惩罚，其严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由于洪武大帝采取的一系列惩贪倡廉的有力措施，明初的吏治改变了元末“赂遗权要”、“蠹政厉民”的腐败风气，日趋清明。他实行“以猛治国”的政策，虽然杀戮过重，但确实整饬了吏治，同时强化了中央集权，从而为明朝前期的繁荣铺平了道路。
洪武大帝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善于驾驭战争，掌握主动权。在群雄对峙中，巧择战机，各个击破。每战持重用兵，力避两面受敌，并适时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注重招贤纳士广采众议严格治军，完善军制，练兵育将，强调将领要识、谋、仁、勇兼备。主张寓兵于农，且耕且战，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其军事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在经济上，洪武大帝鉴于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积极推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有利措施。他多次减免各地的赋税，大力推行垦荒、屯田的政策，并规定三年免征赋税。这些都大大推进了经济恢复的步伐。据统计，明初的15年中，新垦田数共达一亿八千多万亩，占当时全国可耕地的一半。
此外，洪武大帝还十分注重水利工程的整治和兴修。明初共修陂渠，堤岸五千多处；疏浚河道四千一百多条；开掘堰塘四万多处。在洪武大帝统治时期，明政权吏治也较为清明，这与洪武大帝大力打击贪官污吏、土谊劣绅是分不开的。洪武大帝对于胆敢贪污的官吏，经常剥皮示众，并制成人皮囊悬于官府，惩戒官吏，一时间政清人和，据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数字，明初全国户数增长近十倍，耕地面积扩大四倍，农业、工业、手工业都有较快发展。
洪武大帝一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杰出君主。他建立了明王朝，为中国民族统一大家庭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这个地方阶级政治家同历史上的许多皇帝一样，为了巩固其统治，滥杀无辜，屡兴大狱，先后诛杀数万人。许多功臣勋将，文人墨客都惨死在他的屠刀下，又体现了他作为封建帝王的残暴。
特别要指出的是，洪武大帝首倡以领先股文取士，使明朝无数知识分子摇头摆尾，死攻八股，至死不悟，范进中举就是最鲜明的写照。以八股取士的制度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头脑，扼杀了无数人的才华。这一制度后被清朝统治者继承下来，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的桎梏。
朱元璋小档案：
属 相：龙
谥 号：太祖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
庙 号：明太祖
陵 寝：孝陵
父 亲：朱世珍
母 亲：陈氏
初 婚：二十五岁
配 偶：马皇后
子 女：二十六子，十六女
继承人：第二孙朱允炆
附_朱元璋大事年表：
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辛卯)农历5月红巾军起义爆发。
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丙申)农历3月朱元璋集庆建制。徽州老儒朱升献策。
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癸卯)农历4月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农历5月设礼贤馆，集刘基、陶安等人讲论经史。农历8月陈友谅中矢死，汉遂平。
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甲辰)农历1月参知政事李善长、大将徐达屡上表劝进，至是奉朱元璋为吴王。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及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郎郎中、张昶为左司都事。农历3月朱元璋至建康(南京)定大都督府等衙门官制品级。江西行省以陈友谅所用之镂金床进，朱元璋认为“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即命毁之。
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丙午)农历8月拓建康(南京)城。命刘基等卜地，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农历10月派徐达北征故元势力。农历12月主持营缮者以宫室图进呈，朱元璋见图中有雕琢奇丽处，即命去之。
吴元年(公元1367年，丁未，元至正二十七年)农历2月拓建康城完工。农历7月命选道童俊秀者充乐舞生至是集中。朱元璋御戟门召学士朱升、范权领乐舞生入见。并亲击石磬命朱升辨五音，升不能辨，以宫为徵。农历8月圜丘、方丘及社稷坛成。圜丘在京城东南正阳门外钟山之阳；方丘在太平门外钟山之北，社稷坛在宫城之西南，北向。农历9月太庙成。在宫城东南，皆南向。置内使监，秩正四品。后改置内使监、御用监皆正三品，各设令、丞、奉御、典簿正三品至正七品，皇门官、春宫门官、御马司正五品，尚宝司兼守殿、尚衣、尚佩、尚履、尚药、纪事等奉御，皆正六品。新宫殿成。正殿曰奉天殿，前为奉天门，后为华盖殿，再后曰谨身殿，皆翼以廊庑。奉天殿之左右曰文楼、武楼。谨身殿之后为乾清宫、坤宁宫，六宫以次序列，周以皇城，城之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农历10月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余官皆同。农历12月置尚宝司、教坊司官职。尚宝司卿一人，秩正五品，少卿一人，从五品；丞一人，正六品。置侍仪司秩从五品；置教坊司秩正九品，掌宴会音乐，以乐工为之，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和声郎二人。命置内职六尚局。中书左相国李善长率礼官进即皇帝位之礼仪、卤簿、百官拜位之制，及册立皇后、皇太子礼仪。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戊申，元至正二十八年)农历1月4日朱元璋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国号曰明，建元洪武。立妃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朱标为皇太子，布告天下。洪武大帝自旧内迁新宫。置东宫官属，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以下官各有兼职。中书省翰林院进郊社宗庙祭仪。农历8月洪武大帝决定实行两京一都，诏以应天(原建康)为南京，以开封为北京。前后数至北京巡狩。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己酉)农历2月洪武大帝得元朝十三朝实录，命左丞相李善长、前起居注官宋濂等人率部分文人纂修《元史》。洪武大帝亲享先农，耕南郊籍田。农历8月定内侍诸司制，计有：内使监奉御六十人，尚宝一、尚冠七、尚衣十、尚佩九、尚履八、尚乐七、纪事二、执膳四、司脯二、司香四、太庙四、涓洁二。置尚酒、尚面、尚醋、尚染四局，御马、御用二司、内库仓及东宫典玺、典翰、典膳、典服、典乐、典乘六局，又置门官。农历9月洪武大帝作御宝六：白玉三，青玉三，文曰：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天子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皇帝之宝。诏建临濠(凤阳)为中都。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庚戌)农历2月洪武大帝恢复科举制度。农历4月洪武大帝分封诸王，诏封皇子朱樉为秦王、朱棡为晋王、朱棣为燕王、朱橚为吴王、朱桢为楚王、朱榑为齐王、朱梓为潭王、朱杞为赵王、朱檀为鲁王。后个别人有改封。农历5月册贵妃孙氏、充妃吴氏、惠妃郭氏、宁妃郭氏、定妃达氏、顺妃胡氏。农历6月洪武大帝定朝会之礼仪。农历9月定朝会宴享乐舞之数。农历10月定文武官冬衣。重定内使服饰之制。农历12月作奉先殿。时享、朔望行家人礼。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辛亥)农历1月左丞相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致仕。中书右丞忠勤伯汪广洋为右丞相，参政胡惟庸为右丞。农历4月洪武大帝册常遇春之女为皇太子妃。农历6月定中官禁令，定女职之制，设六局一司，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六局，局各领四司，一司为宫正司。官共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定公主宅制。造红牌镌戒后妃之辞。
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甲寅)农历8月洪武大帝建立卫所制度。农历9月贵妃孙氏卒，年三十二岁。农历11月更建奉先殿。
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乙卯)农历7月洪武大帝将奉先殿改作太庙。农历9月改建大内宫殿。农历10月洪武大帝命皇太子、秦王、晋王、楚王、靖江王游中都，讲武。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丙辰)农历7月韩国公李善长之长子李洪娶皇长女临安公主。
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丁巳)农历6月丙寅，洪武大帝命中外政事先启皇太子，然后奏闻。农历10月更建大内宫殿成。农历11月洪武大帝以大内宫殿不侈，谓侍臣曰：“节俭足以养性，侈靡必至丧德…。”己卯，皇次孙朱允炆生。丁亥，冬至日，始合祀天地于奉天殿。
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戊午)农历1月洪武大帝封皇子朱椿为蜀王、朱柏为湘王、朱桂为豫王、朱楧为汉王、朱植为卫王。改封吴王朱橚为周王。建皇陵碑，洪武大帝因儒臣多文饰，亲自作文，直述微时艰难，刻之。农历7月癸巳，皇孙、燕王嫡长子朱高炽出生。
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己未)农历2月洪武大帝作神乐观。农历12月右丞相汪广洋，因欺君贬海南，又追杀之。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庚申)农历1月洪武大帝以谋反诛左丞相胡惟庸，并兴胡党之狱，株连者一万五千余人。农历3月燕王朱棣之国北平。农历9月乙巳，万寿节，御奉天殿受朝，宴群臣于谨身殿，后岁以为常。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辛酉)农历7月皇后千秋节，始定皇后朝贺礼仪。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壬戌)农历1月洪武大帝宴群臣于谨身殿，始用九奏之乐。农历8月马皇后逝世，终年五十一岁。定皇后大丧礼仪，谥号“孝慈”。农历9月葬孝慈皇后于钟山之阳。
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甲子)农历10月洪武大帝册封李氏为淑妃，摄六宫事，不久逝世。又册宁妃郭氏为淑妃，摄六宫事。
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丙寅)农历8月皇太子往盱眙，葬三祖帝后衣冠，加修筑，曰祖陵。
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丁卯)农历2月洪武大帝阅武于午门外。命自今起，将军、卫士每日习射于午门外。
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庚午)农历4月因涉嫌谋反，洪武大帝赐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自尽，终年七十七岁，其家属七十余人皆被诛杀。
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辛未)农历3月洪武大帝封皇子朱檹为庆王、朱权为宁王、朱楩为岷王、朱橞为谷王、朱松为韩王、朱模为沈王、朱楹为安王、朱桱为唐王、朱栋为郢王、朱欚为伊王。农历11月本年八月皇太子奉命巡抚陕西，至是还京师，献上关洛形势图，拟都长安。
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壬申)农历3月豫王朱桂改封代王、汉王朱横改封肃王、卫王朱植改封辽王。农历4月皇太子病逝，终年三十九岁。农历8月葬太子于马皇后陵之右，谥号“懿文”。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于朝门外，东西向，惟三法司仍太平门外。农历9月庚寅，洪武大帝册立皇第三孙朱允炆为皇太孙。
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癸酉)农历1月册诸妃生子者。农历2月兴蓝玉案。
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戊寅)农历闰5月8日洪武大帝病危。闰5月10日病逝于西宫，终年七十一岁。洪武大帝遗诏：太孙朱允炆宜登大位。闰5月16日朱允炆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建文元年。同日与皇后同葬钟山之阳，名孝陵。上谥号为“太祖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
朱允炆：(公元1377～？)，明朝第二个皇帝，明惠帝，建文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1398～1401年为期四年，终年待考。
洪武大帝朱元璋开创了大明基业后，深知创业难，守业亦难的道理，因此，十分重视对接班人的培养。
洪武大帝登上皇位的同时，就册立了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并延请名儒宋濂等人为太子之师，希望能将朱标培养成为一代明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农历4月，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早逝，史称“懿文太子”，这令洪武大帝异常伤心。洪武大帝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受到了考验，洪武大帝不得不重新选择他的继承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标的长子朱雄英是不二人选，可惜他在十年前就死了，这样朱标次子朱允炆就成为首选。然而洪武大帝担心朱允炆儒雅仁柔，难以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此外，洪武大帝也曾考虑过从几个儿子中选择。二子秦王朱此时最长，但他实在是不成器，荒唐成性。四子燕王朱棣文韬武略，是个不错的人选。一次，洪武大帝对几个心腹大臣流露出立燕王的可能性时，翰林学士刘三吾认为不可，“立燕王，置秦、晋王于何地？且皇长孙四海归心，皇上无忧矣。”洪武大帝于是下定决心，九月，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开国皇帝洪武大帝病逝，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洪武大帝在遗诏中明东陵享殿遗址说朱允炆“仁明孝友”，这是为史学家所认同的。
朱允炆生于太平之世，未经创业之艰，在位时间又短，于国家无重大作为。
建文皇帝朱允炆即位后，崇尚儒家仁政之说，一改朱元璋严政苛刑，“专欲以仁政化民”。改定律例，力纠洪武年间冤案、错案，使其统治期间的囚犯较之洪武年间减少三分之二。免除各地拖欠租税，赈灾济民。令官府为民间卖子为奴者赎身。限制僧道占田数量，余田均与平民。建文皇帝采取的这些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时政通人和。
建文皇帝继位时，明朝开国初期朱元璋分封至各地的亲王势力逐渐扩大一个个凯觎皇权，威胁着中央朝廷的统治。一贯仁柔的建文皇帝迫于无奈，采纳了大臣黄子澄、齐泰的建议，仿效西汉初年削藩之策，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削夺了五个亲王。诸王们不甘心就范，特别是早有践位野心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在作了充分准备后，以诛黄、齐“靖难”为名，用“恢复祖宗旧制”为旗号，起兵反叛，史称“靖难之役”。建文皇帝部署兵力，奋力平叛，历时四年。最终由于有太监作内应，把守京城(南京)金川门的统帅李景隆和谷王朱橞等开门迎敌，燕王兵得入京师。其时，宫中大火冲天，燕王清宫三日，未觅得建文皇帝尸骨。朱棣一朝，不断地追寻建文皇帝下落，始终未得踪影，终成历史一谜。一说建文皇帝被宫中大火烧死；一说建文皇帝率臣下九人，从宫中地道逃遁后，削发易服为僧，皈依佛门，云游天下，不知所终。
其于明朝初期没有谥号，直至南明弘光年间，方追崇庙号为“惠宗让皇帝”，后来清朝乾隆大帝追其谥号“恭闵惠皇帝”。
皇太孙朱允炆在十四岁时，他的父亲皇太子朱标便患上重病，身上长了个大肉瘤，苦不堪言。朱允炆尽心伺候，日夜守在身边。朱标去世后，朱允炆将三个年幼的弟弟接到一起，对他们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十分周到，并没有让他们觉得孤独。洪武大帝病逝前，脾气异常暴躁，许多人担心因此遭到祸患，朱允炆亲自服侍，常常整夜无法入睡，但他也没有一句怨言。
生性“仁明孝友”的朱允炆，二十一岁的时候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承继了洪武大帝开创的一统天下，改年号为“建文”，是为建文皇帝。然而，细心的大臣们发现，登位新君的脸上并没有君临天下的惊喜，更多的则是愁容。年轻的建文皇帝面前有两道难解的题目：一是如何改变洪武大帝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动辄杀戮的严峻政治氛围；二是如何解决明朝分封宗藩而形成的尾大不掉的局面。也许洪武大帝生前并没有想到，外表仁弱的皇太孙从登基伊始，就开始着手变革祖父所开创的大明王朝。
明洪武年间，经过洪武大帝的整治，当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吏治较以前的元朝大为清明。然而他生性“雄猜好杀”，屡次兴起大狱，动辄杀戮，政治气氛非常凝重，朝中文武大臣人人自危。建文皇帝对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继位伊始，就着手改革，改变了洪武大帝的一些弊政，史称“建文新政”。
洪武大帝用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明洪武时，南京贡院军事衙门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只有正二品。《大明律》中明文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因此洪武大帝的重要谋士刘基(刘伯温)仅仅得封“诚意伯”，而武将得封公侯者甚多，称王者也不少。这种局面下，文官在议论朝政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建文皇帝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乃祖父“明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中可见建文皇帝治国方略的改变。他还立即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
建文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也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兵部尚书齐泰，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应天府乡试第一，第二年进士。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会试第一，与齐泰同榜。翰林侍讲方孝孺是建文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幼时就以聪敏机警著称，后师从当代名儒宋濂，诗文为时人所推崇。据说后来永乐大帝入南京继帝位时，怪僧姚广孝怕永乐大帝杀他，为之求情，说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正是因为建文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
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担心像明洪武一朝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的情况，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皇帝忠心耿耿，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为建文皇帝殉难的原因。
明朝建国之初，洪武大帝以刚猛治国，乱世用重典，法外用刑情况严重。他认为：“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因而，屡兴大狱，杀的人很多；还使用了许多恐怖的刑罚，如抽筋、剥皮、阉割、凌迟等，因此有获罪的大臣跪求“臣罪当诛，谢主隆恩”，比较起来，能被砍头也成了幸运的事。
建文皇帝在当皇太孙时就已经意识到洪武大帝用刑过猛，因此登基后力图改变这种情况。他在做皇太孙时就曾向祖父请求更定《大明律》。他以《大明律》与历朝法律作比较，认为《大明律》用刑过重，改正了其中量刑较重的部分律法。其父皇太子朱标生前曾练习处理国事，以宽大为怀。朱标逝世后，洪武大帝也叫朱允炆断刑狱之事，朱允炆一如其父风格。那时，他就获得了广泛的称誉。如今即位，他要全面改正洪武吏治，力图创造出和谐的宽政。
建文皇帝即位仅一个多月，便下诏全国行宽政、平反冤狱。明朝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恢复自由，被发配远方的人也得以回到家乡。据史籍记载，明建文一朝监狱里的罪犯比明朝洪武时期减少了三分之二。建文皇帝的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对洪武大帝严刑峻法的一种调整，也反映了建文皇帝与洪武大帝执政风格的迥异。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农历1月，建文皇帝下令减轻江浙地区的田赋。明朝初期以来，江浙地区的田赋明显重于其它地方，这是因为洪武大帝憎恨江浙地区的缙绅当年依附张士诚而采取的惩治措施。另外，洪武大帝特意规定江浙人不许担任户部的职位，目的在于防止江浙人士偏袒家乡。建文皇帝则认为江浙重赋只能用惩一时，不应该形成定制，既然田赋减轻了，浙东人自然也可以担任户部的官职。他还针对寺庙侵占民田的情况，下令僧道每人占田不得超过五亩，多余的要退官分给农民。
然而，建文皇帝是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的，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中国后世的文人有着强烈的崇古情结，言必称三代，似乎那时的制度是完美的，那时的社会是理想的，今不如昔。其实，且不说井田制是否真正的执行过还有争论，即使有过井田制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这一点不难发现，整个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洪武大帝建立明朝以后，为保证大明国祚绵长，亲自设计、制定了多项重要政策，并以宝训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后代子孙严格遵守，大臣有敢轻议者严惩不贷。分封宗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洪武大帝先后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分别三次，共册封二十五人为藩王(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分镇在全国各地。洪武大帝认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藩王的权势很重，拥有自己的军队，少则三千，多则数万。特别是北方边防线的几名“塞王”，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如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连朵颜三卫都要听他调遣。洪武大帝屠戮功臣战将，本意是要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没有想到虽然为继任者去掉了骄兵悍将这根尖刺，却留下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宗藩这另一根尖刺。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宗藩为“三忧”之一(另两忧为边防和河患)，曾多次上疏洪武大帝。洪武大帝不允许有人改变这项政策，甚至加以杀戮。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他刚刚辞世不久，他亲立的皇太孙就因此而丢掉了皇位。
藩王拥兵自重、分踞一方的形势成为建文皇帝心腹大患，使他常常难以入眠。建文皇帝知道，虽然自己贵为天子，但是以朱棣为首的藩王多是自己的叔叔，正手挟重兵虎视眈眈，未必会把自己放在眼中。他还清晰地记得，一次只有燕王和他在的场合，燕王以手拍他的后背，以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不意儿乃有今日！”这情景恰巧被洪武大帝看见了，责问朱棣怎敢如此无礼。建文皇帝急忙为朱棣开脱，但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从那时就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宗藩问题了。
即大明帝位后，建文皇帝依赖齐泰、黄子澄等人，将削藩付诸实际行动。建文皇帝削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周王朱橚。建文皇帝密令李景隆以北上备边的名义兵临开封，趁周王毫无准备之际突然将其抓捕，送至京师。不久，建文皇帝将周王朱橚谪遣到“烟瘴之地”的云南蒙化，后又把他召回京师禁锢起来。为什么首先选择周王朱橚呢？周王朱橚，洪武大帝的第五子，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封周王，十四年(公元1381年)就藩开封。这次削周王朱橚名义上是因为周王的次子告发他“异谋”，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藩王中以燕王朱棣实力最强、野心最大，建文皇帝一直以燕王朱棣为最大的对手，这次削藩的周王朱橚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弟，二人皆为皇妃所生，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建文皇帝先废周王，有去燕王手足以敲山震虎的用意。随后，建文皇帝又先后废湘王朱柏、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四王，目标直指燕王朱棣。
在削藩问题上，朝臣本来有着不同的意见。以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和户部侍郎卓敬为代表的一些大臣主张采用汉朝“推恩”的办法曲线削藩。他们建议建文皇帝把藩王的权力分封给藩王所有子孙而不仅仅是嫡长子一人，而且要异地分封，这样藩王的权力就会被分散、逐渐削弱，不会再威胁到朝廷。卓敬更是建议建文皇帝立即将燕王迁封到南昌，既维护了亲情，又削弱了他的力量。建文皇帝认为很好，却没有去实行。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大臣坚决主张削藩，但在具体削藩策略上有所不同。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强大，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削燕王。齐泰则主张擒贼先擒王，只要先铲除燕王，其他诸王自然无力反抗了。可惜的是，建文皇帝听取了书生黄子澄的意见。建文皇帝并未意识到他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打草惊蛇，燕王朱棣正发展势力，蓄势待发，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8年)农历7月，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等人游说下以“清君侧”为名举兵起事，从而拉开了长达四年的叔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靖难”就是削平祸乱的意思，这是燕王方面的用词。对于建文皇帝来说，这个词是很可笑的。燕王打着为朝廷“靖难”的幌子，却是来跟自己作战，这不是造反又是什么？有一部佚名史书叫《奉天靖难记》，写的就是这四年战争的历史。这部书是燕王方面的人写的，后来的史籍《太宗实录》中第一卷～第九卷燕王即位前的内容，就是以此书为蓝本增改而成的。《太宗实录》上接《太祖实录》，中间没了建文皇帝的实录，明建文一朝在明朝官方历史中成了一个不存在的朝代，燕王朱棣即位以后，宣布革除建文年号，明建文元年被称作明洪武三十二年，明建文一朝的四年只被称作“革除年间”，这显然是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演绎逻辑。于是，“靖难”就成了正经的官方历史名词。但这里既然以建文皇帝为主角，自然不宜以他所反对的名词来概括他的历史，“叔侄大战”实际上确实是做叔叔的夺了侄子的皇位。
建文皇帝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天罗地网，擒拿朱棣只是早晚的事，但他显然低估了燕王的能力。战争开始之前，建文皇帝以防边为名，调走了燕王的护卫士兵，又派张炳、谢贵到北平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然后派宋忠统兵三万驻军开平，另在山海关、临清皆有军队协防，将燕王紧紧包围起来。只是建文皇帝没有想到，朱棣有统兵作战的经验，临危不乱，先后荡平了周围监视自己的这些军队。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8年)农历8月，建文皇帝命耿炳文将兵十三万伐燕，兵败退守真定。农历9月命李景隆将兵五十万出征。李景隆只会纸上谈兵，没有实际作战经验，失败在所难免。建文皇帝知道李景隆的平庸后，启用保卫济南的功臣盛庸为将，取得了东昌之役的胜利，但这也无法改变燕王势力逐渐增强的事实。明建文三年(公元1400年)农历12月，燕王朱棣反守为攻，率军直趋南京。明建文四年(公元1398年)农历6月13日，李景隆和谷王打开金川门迎降，朱棣取得了“靖难之役”的最终胜利。
应该说，建文皇帝在位的四年，所积极推行的安国之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深得民心的，那又为何以失败而告终呢？这与他削藩策略失误有直接关系。他一直视燕王朱棣为最大的威胁，然而他并没有果断地直指燕王而是先削了其他五藩，给了朱棣充分的准备时间。当初户部侍郎郭任认为先削五王之藩，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主张应先尽快用兵于燕王：“天下事，先本后末则易成。今南京朝天宫日储粮粟、备军实，果为何者？而北讨周，南讨湘，削燕之举则经年无期，实为舍本而图其末。用兵贵乎神速，锐气既竭，姑息随之，正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臣恐朝廷将坐而自困耳。”郭任的这段话在今天看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建文皇帝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因削藩而失去帝位，这是建文皇帝事前没有想到的。当燕王朱棣攻下南京后，建文皇帝的下落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燕王是以“清君侧”为名起兵的，谁都看得出他是要夺江山的，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人们都在心中暗自猜测。当李景隆和谷王打开金川门后，朱棣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建文皇帝的影子了。
建文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明朝历史的第一谜案。因为建文皇帝在洪武大帝严苛统治之后，力行宽政，所以他的遭遇引起了无数世人的同情，他的下落就格外令人好奇，引出人们无尽的猜测和演绎。
①自焚说：在史籍《太宗实录》中记载，燕王进入金川门后，建文皇帝也想出来迎接燕王，然而又自叹道：“我何面目相见耶!”于是与皇后一起闭宫自焚。朱棣看到宫中火起，急忙命人前来抢救，可惜没有来得及。从灰烬中找到建文皇帝烧焦的尸体，燕王朱棣不胜悲戚，抚尸痛哭，说他只是前来帮助侄皇学善，你又何必自寻死路呢？事后，朱棣备隆礼以葬建文皇帝，遣官致祭，辍朝三日。近人孟森等学者持建文皇帝自焚说。
②出亡说：史籍《太宗实录》中记载的内容，其可靠性为人们所质疑，因为朱棣自己就曾经三次修改《太祖实录》，目的就是要美化自己，为自己夺取皇位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太宗实录》所记的建文皇帝自焚事，就有很多人持怀疑的态度。由于明永乐一朝的政治高压、文网严密，对建文皇帝出亡之事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在明天顺一朝、明正德一朝之后，严峻的政治环境有所好转，关于建文皇帝出亡说的史料开始多起来。从此可以发现：越是早的史料越是含糊，越是晚的史料越是具体。
在明万历二年的农历10月，十二岁的明神宗曾向丞相张居正问及建文皇帝下落一事，张居正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者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可见首辅张居正倾向于建文皇帝出亡之说，且民间传闻早已经入天子耳中，而且这时谈论建文皇帝出亡已经不再是禁忌话题。关于建文皇帝出亡一事，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建文皇帝并未自焚，而是在忠于自己的群臣的保护下由密道逃出南京：“明建文四年(公元1401年)农历6月乙丑，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焚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势必穷诘；有等妻子在任，心必萦系，宜各从便。’御史曾凤韶曰：‘愿即以死报陛下！’帝麾诸臣，大恸，引去若干人。九人从帝至鬼门，而一舟舣岸，为神乐观道士王升，见帝，叩头称万岁，曰：‘臣固知陛下之来也。畴昔高皇帝见梦，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门，升导至观，已薄暮矣。俄而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这段文字索记述的真实性让人有所怀疑，但谷应泰偏偏讲得栩栩如生，令人真假难辨。
建文皇帝到底是自焚而死，还是由密道逃离京城？史学家对此各持一说，尚无定论。当年清朝在编修《明史》之时，明史馆中诸史臣即对此意见不一。撰写《明史·恭闵帝本纪》的徐嘉炎认为建文皇帝未逝世于火，而是逊国外逃。而同在明史馆的学者朱彝尊则相信《明实录》的记载，认为建文皇帝已逝世于火。于是《明史·恭闵帝本纪》便有如下的表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看来当时谁也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只好选择这种折中的意见。
现在，随着对建文皇帝出亡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史料掌握的不断增多，相信建文皇帝未自焚而是出亡的人渐多。那么，永乐大帝朱棣礼葬的是建文皇帝吗？有人认为当时下葬的并不是建文皇帝而很可能是马皇后。朱棣在废墟中找到的尸身面目全非，难以分辨真伪。而且，史料中没有发现安葬马皇后的记载。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朝中后期竟然没有人知道建文皇帝葬于何处，可见当时的人也都不认为真的安葬过建文皇帝，因此不用祭奠扫墓，时间久远就变得无人知晓了。其实，朱棣本人也可能知道礼葬中的并不是建文皇帝本人，但这并不影响举行礼葬仪式，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遮蔽天下人耳目，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皇帝的宝座。
另外，就是城破时没有发现建文皇帝的长子。建文皇帝有两个皇子：长子朱文奎，已经七岁；次子朱文圭，年方两岁。朱文圭，史称建庶人，后来被永乐皇帝朱棣幽禁在广安宫，直到正统皇帝天顺年间才被放出来，那时已经五十七岁了。由于一直被关在宫内，出来时连牛、马都分辨不清。然而作为建文皇帝长子的朱文奎却一直下落不明，《明史》中说“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既然朱文奎可以逃脱，没有理由相信建文皇帝不能出亡。而且，所谓的“靖难之役”长达四年，并非朝夕之间，建文皇帝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后事的准备。朱棣进入南京时，江南、西北、西南、东南等大部分还都在建文皇帝的控制之下，建文皇帝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反攻。
那么，既然建文皇帝有可能逊国出亡，他又去了哪里呢：
其一，逊国为僧，云游四方：正如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皇帝从南京逃出后，带着杨应能、叶希贤、程济两比丘一道，隐名易服，云游天下。一些学者根据地方志、遗迹、遗址等资料考证，认为建文皇帝曾流亡于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江浙、广东等地，《明史纪事本末》说他为逃脱追捕，“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
西南数省，留有很多有关建文皇帝的遗址和传说。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建文皇帝曾在贵州白云山修行时遗留的遗迹：“有巨杉二株，爽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槛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龙潭，时有金鲤出没云。由阁西再北上半里，为流米洞。洞悬山顶危崖间，其门南向，深仅丈余，后有石龛，可旁为榻。其右有小穴，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左有峡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横板，犹云建文皇帝所遗者，皆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临诸峰，翠浪千层，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皇帝遗像(阁名‘潜龙胜迹’，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运所建，前瞰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
一些书中还记载有建文皇帝的诗文，虽然无法判断是否是后人假托，但还是有些符合建文皇帝身份的。有一首诗据说是建文皇帝避难贵州金竺(今贵州广顺)所作：“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燕王朱棣做了皇帝以后，对于建文皇帝出亡也是将信将疑，又听说了很多传言，于是派户科给事中胡(名字待考，称胡给事)分巡全国。《明史·胡传》载“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永乐大帝)疑之。明永乐五年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皇帝安在，以故在外最久。”朱棣是让胡给事以颁布御制诸书和访寻张邋遢的名义探寻建文皇帝的下落，前后长达十六年之久。这里所说的张邋遢，就是张三丰，他是个奇人，不修边幅，飘忽不定，据说能一日千里。永乐皇帝对胡给事侦缉建文皇帝的事情非常重视，甚至不允许他为母“丁忧”的请求(官员的父母逝世，必须守孝三年，称为丁忧)。明永乐二十一年，胡给事匆忙赶回北京，恰巧永乐皇帝北征驻军宣府。胡给事赶到宣府时永乐皇帝已经休息，听说胡给事回来后马上接见，二人一直谈到四更。在史籍《明史》中记载：“先未至，传言建文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看来胡给事确实打听到了建文皇帝的确切消息，但似乎事隔多年，建文皇帝已经没有重夺帝位的想法了，永乐皇帝朱棣由此放心，不再究问建文皇帝踪迹。
其二，漂洋出海，不知所终：有传言建文皇帝泛舟出海，去了南洋，并在某个小岛上过着自食其力的恬然隐居生活。当时中国去往南洋的人很多，据说张士诚失败后，他的一些部下就逃往南洋，拓荒移民。近人有人考证建文皇帝避难泉州开元寺，并在开元寺扬帆出海，最终隐居印尼苏门答腊岛东海岸，然而没有更多的证据，仅仅是猜测而已。
永乐皇帝朱棣担心建文皇帝纠集当地的中国人，或者是以宗主的身份号召南洋诸国兴兵，因此很不放心，特意派遣郑和数下西洋，一为宣扬国威，一为踪迹建文皇帝。据《明史》载：“永乐大帝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农历6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军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在郑和的船队里，有一部分锦衣卫，专门负责侦缉，至于是否探知了建文皇帝踪迹，就不得而知了。
③西山说：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和郑晓《吾学篇》中，记载有明正统七年，建文皇帝因年纪已老，就到广西思恩州官府，自称是建文皇帝。当地官员急忙上报朝廷，将其送至京师。朝廷派老宦官吴亮前去辨认。建文皇帝一见到他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吴亮否认。建文皇帝又说当年他进膳时，扔一片鹅肉到地上，吴亮像狗一样趴下去吃掉。吴亮听后伏地大哭，回去后就上吊死了。建文皇帝被迎入西内，随老逝世于宫中，后葬于西山，不封不树。
又据史籍《正统皇帝实录》中记载：正统五年农历11月，有个僧人从云南到广西，自称是建文皇帝，时年九十余岁。当地官员将其遣送到京师，大臣们怀疑他是假冒的。经过究问，他承认本名叫杨行祥，河南人，明洪武十七年为僧，受到别人的蛊惑才假冒建文皇帝的。于是正统皇帝将其押入大牢，过了四个月就死在狱中了，同谋的十二名僧人被发配到辽东守边。
④吴县说：今《文汇报》记者徐作生曾到江苏吴县去考察，发现了建文皇帝出亡时遗留下的一些遗迹、遗物，并结合文献资料，认为建文皇帝当年藏于吴县普济寺内，不多久姚广孝归隐禅寺，在姚广孝的监护下，建文皇帝隐藏于穹窿山皇驾庵，直到公元1423年病殒于此，葬于庵后山坡上。
⑤望京寺说：有人则认为建文皇帝在四川平昌佛罗寺躲藏过，并病逝于此，葬于寺后山坡上。建文皇帝之所以选择佛罗寺，是喜欢这里偏僻难寻，不容易被发现。因他常常面向京城的方向暗自哭泣，后人就把佛罗寺改称望京寺。
另外，近几年有人自称建文皇帝后人，献出《让氏家谱》，称建文皇帝通过地道逃离南京，假扮僧道，云游各地，后隐居于武昌，逝世后就葬在武昌洪山。当然，这一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对建文皇帝出亡谜案的解释、传说、附会决不是上面列出的几种，有许多凄美的故事在许多书籍、口头上流传开来，而且也必将流传下去。当然，建文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永远难以解开的谜团。
朱允炆小档案：
属 相：蛇
谥 号：惠皇帝(清高宗追谥)
庙 号：明建文
陵 寝：无
父 亲：洪武大帝长子朱标
母 亲：吕妃
初 婚：十六岁
配 偶：马皇后
子 女：两子
继承人：洪武大帝第四子、皇叔朱棣
附_朱允炆大事年表：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己卯)农历1月建文皇帝命礼部侍郎董伦、王景等十人修太祖实录，又命侍讲学士方孝孺总其事。农历2月追尊朱标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妣常氏为孝康皇后。尊母妃吕氏为皇太后。册太孙妃马氏为皇后，立皇长子文奎为皇太子。封弟朱允熥为吴王，朱允熞为衡王，朱允熙为徐王。侍讲方孝孺，为了复古，建言：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位在侍郎上。改都察院为御史府，都御史为御史大夫。罢十二道为左、右两院，左曰拾遗，右曰补阙。改通政史司为寺，大理寺为司。詹事府增置资德院。翰林院复设承旨。改侍读、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设文翰、文史二馆，文翰以居侍读、侍讲，文史以居修撰、编修、检讨。殿、阁大学士并去“大”字，各设学士一人。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增设正心殿学士一人。其余内外、大小诸司及品级、阶勋，均仿《周礼》制更定。建文皇帝皆从之。农历3月建文皇帝调兵加强北平周围，并密谕北平左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等严为之备。遣刑部尚书暴昭及户部侍郎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分行天下。昭至北平得燕王诸不法状，密奏之。农历4月湘王朱柏自焚死。齐王朱榑、代王朱桂皆以罪废为庶人。农历6月岷王朱楩以罪废为庶人。农历7月建文皇帝下诏逮燕府官属。燕王与护卫张玉、朱能、道衍谋，决定以计取之。伏兵端礼门内，遣人示以朝廷所逮之姓名，张昺、谢贵乃至，伏兵起，擒张昺、谢贵及葛诚，皆斩之。燕王举兵反，上书指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并根据祖训所言：“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为天子讨平之。”称其师曰“靖难。”爆发“靖难之役。”建文皇帝阅长兴侯耿炳文所率北伐大军败于真定，有忧色，另拜曹国公李景隆为大将军，召耿炳文还京师。同时召辽王朱植、宁王朱权至京师，宁王不至乃削其护卫，辽王至京师，亦徙之荆州。是岁，建文皇帝建省躬殿。
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庚辰)农历6月建文皇帝用齐泰、黄子澄计，兵履败，欲求和，尚宝司丞李得成慷慨请行，谕燕王罢兵。燕王不听，李得成附于燕。农历8月承天门灾。建文皇帝诏求直言。方孝孺改午门曰端门，端门曰应门，承天门曰皋门，前门曰路门。从之。
明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辛巳)农历6月燕王用道衍计，大军直取南京。建文皇帝谕燕王罢兵，燕王不听，建文皇帝乃罢齐泰、黄子澄以缓燕兵。
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壬午)农历4月燕兵战胜于灵璧。建文皇帝召还齐泰、黄子澄，拟割地求和不成。农历6月燕兵渡江，逼京师之金川门。谷王橞、曹国公李景隆开门迎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建文皇帝不知所终。（ [ 本帖最后由 lxyi 于 2010-2-9 20:17 编辑 ] 跟帖时间 2010-02-09 15:04:4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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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历史名人（二） -- 朱玉学：(公元1912～今)，湖北麻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鄂豫皖总保卫局特务队队员，红四方面军总部交通队班长、排长、队长，红三十一军警卫营副营长，骑兵连政治指导员，交通队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教导团八连连长，随营学校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国人民抗日寇政大学第六分校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七分校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保卫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独立七旅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政治委员，1960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朱玉庭：(公元1909～1997年)，湖北巴东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三军七师便衣班班长，红二方面军第四师第十二团侦察连连长、参谋。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河北津南自卫军营长，八路军第一二○师独立旅第二团副营长，第三八五旅第七一五团营长、副团长，山西离石支队支队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四旅第十四团副团长、团长，吕梁军区新绛军分区参谋长，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陈庄战斗和临汾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温江军分区司令员、川西公安总队总队长，四川省军区兵役局局长，成都军区副参谋长兼动员处处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1月6日因病在成都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朱兆林：(公元1907～2003年)，四川平昌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三十一军班长、宣传队分队长等职，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政治处宣传队分队长，旅政治部干事，第十七团政治处教育股股长，第十八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十团政委等职，参加了山西神头、响堂铺伏击战和晋冀地区反扫荡等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第二野战军第十三军第三十九师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供给部副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上党、晋南、淮海和渡江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政治委员，西康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军事法院院长，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12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六岁。
朱声达：(公元1914～1985年)，湖北江陵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连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营长，晋绥军区特务团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三旅参谋长，第五旅旅长，第一野战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九师师长，1953年入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军七师副师长，回国后，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宁夏军区司令员，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5年1月21日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朱启祥：(公元1919～1977年)，又名朱德兴；江苏无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9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秘书，教导队政治教导员，江南指挥部第一纵队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一团营政治教导员，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团政治处主任，第一团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第一团政治委员，一师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兼政治委员，第二十军参谋长、副军长，1957年夏学习结束后被派往无锡，任第二十七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1963年冬调任第六十军政治委员、军长，后任第一军军长，武汉军区炮兵政治委员，军区炮兵顾问。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58年l1月4日，南京军区授予他三等功臣的荣誉称号。
1977年9月8日因患脑溢血在武汉逝世，终年五十八岁。
朱直光：(公元1915～1990年)，湖北阳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鄂赣红十六师卫生队医生助理、医生、队长，湘鄂赣军区卫生部材料股股长、干部疗养所所长。参加了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卫生队队长，第二师第六旅卫生部部长，第二师独立旅卫生部副部长、部长，第二师卫生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卫生部第六医院院长，华东军区第十后方医院院长，华东军区前方卫生部医务主任。参加了淮海、渡江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九兵团卫生部部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卫生部部长、志愿军卫生部副部长。回国后，历任华东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福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顾问。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0年4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朱绍田：(公元1912～1992年)，湖南桑植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军部警卫班长，警卫营政治委员，第四师、第九师政治委员，湖南模范师政治委员，第四师第十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支队特务大队主任，冀中军区第六支队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游击队政治委员，延安温家沟兵工厂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五旅政治部副主任，第十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十旅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师政治委员，解放军第五十文化速成中学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10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
朱绍清：(公元1913～1989年)，湖南华容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四师第十二团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第十团团长。1935年随红二军、红六军团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第二大队大队长、营长、副团长，江苏六合县军事科科长，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参谋长，第二师第六旅参谋长、二师第四旅参谋长、副旅长、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四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四师师长，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八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八军军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二十八军军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2月3日因病在福州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朱春和：(公元1917～今)，山东寿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八路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做党的地下工作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干事、科长，八路军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基干团副政治委员，特务团政治委员，渤海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防空军兼上海市防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校政治委员兼华东军区工兵指挥部政治委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后，担任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政治部主任，1966年率领工作组到北京邮电学院工作，任邮电部生产指挥部第五办公室负责人，交通部副主任兼邮政总局局长，邮电部副部长、顾问。1974年率团参加万国邮联第十七届瑞士洛桑大会，并担任大会副主席。1979年率团参加万国邮联第十八届里约热内卢大会，并担任大会副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朱家胜：(公元1914～今)，江西莲花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省莲花县乡苏维埃政府委员、主席，区苏维埃少先队主任委员，警卫营政治委员，区游击队政治委员，红八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宣传干事，1933年5月任七十一团第三连指导员，参加了棠市伏击战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六军团横扫桂北时，战士们用步枪打下国民党一架飞机，他跑去看热闹，从飞机上拆下一块铁皮，安在草鞋鼻子上。过雪山草地时，任模范师政治部技术书记，过雪山时高原反应严重，很想坐下来休息，但看见“不准坐下”的标语，旁边有一个战士盖着被单躺着。他想，他能睡觉，我为什么不能坐一会儿呢？揭开被单一看，原来这位战士已经牺牲了。朱家胜为了抢救一名掉进雪窝的战士，自己也掉进了雪窝，幸亏一位挑夫把他们救了出来。长征的后期，任红六军团政治部总务处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教导营队指导员，第七十八团营政治教导员，第三五九旅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八路军南下支队营政治委员，第三五九旅政治部组织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一兵团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勤部政治委员，政治部干部部代部长、南疆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乌鲁国木齐军区政治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朱家璧：(公元1910～今)，云南龙陵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毕业于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在滇军任连长。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陕北公学教育干事。后被派回滇军任营长、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司令员。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昆明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云南省公安厅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南昌步兵学校副校长，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朱致平：(公元1914～今)，原名朱嗣兴，河南新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师第二十九团学兵连战士，红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第二一九团第二营通信员、文书，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青年干事、军教导营政治教导员，军政治部干事、军司令部参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寇政大学第一期一大队第一队学员，中央青委青训班队长、军事教员、代主任，晋绥军区青年纵队纵队长、青年营营长，第三军分区游击大队大队长，临县支队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吕梁军区第十六独立团政治委员、第五十一独立团政治委员，第七独立旅第七团政治委员，第三军第八师第二十二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野战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51年入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政治系学习，获得优秀学员奖，1954年毕业后入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军第三师政治委员，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三师政治委员，1961年任一军副政治委员，196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政治部主任、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朱虚之：(公元1912～2000年)，浙江临海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无线电队分队长，红一军团无线电中队中队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无线电大队副大队长，通信营营长兼第三科副科长，山东纵队政治部直工科科长，鲁国中军区组织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司令部三处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中南军区政治部直属工作部部长，直属部队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通信处处长，空军干部部部长，空军技术部政治委员，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政治委员，空军副参谋长。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2000年11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朱鹤云：(公元1912～1992年)，壮族，广西田东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二团排长，滇桂边区游击队第十一支队第一大队中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四支队第十四团参谋，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第十六团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第七师第十九旅55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第二十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三军第九十七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沪警备区师长，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顾问团顾问。1950年率顾问组到越军30四师工作。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战车编练基地司令员，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5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
朱耀华：(公元1917～今)，江西瑞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营青年干事，二团排长、代连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连长、作战参谋、营长、团副参谋长，一一五师司令部二科科长，中国人民抗日寇政大学第一分校营长，山东军区特务团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警备第六旅第十一团团长、第十一师第十一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第二十九师参谋长、副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三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兵团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朱培德：(公元1889～1937年)，字益之；云南盐兴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一级陆军上将。
朱培德在少年时读书之余喜欢弓马骑射，十八岁考入陆军随营学校，两年后(公元1909年)云南讲武堂开办，朱培德所在的随营学校并入其中。所以，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第一批学员。同期学员还有毕业之后前期经历类似，关联甚多，而二十年后道路各不相同的朱德和范石生。
1911年，云南响应推翻清朝的大革命，朱培德弃学从军，先当副官，后做中队长。帝制政权被推翻之后，朱培德辞军职回校继续学业(云南总督蔡锷在民国始建时下令把“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因“堂”有旧时代意味)，于1914年以最优等第一名毕业，先做连长，后升营长，曾率部驻扎在思茅、普洱一带条件艰苦的边界地区。
1915年云南护国民革命军起义打老袁，朱培德所部归入第二军李烈钧序列出征。李烈钧是朱培德在云南讲武堂的教官，两人有着深厚的师生之谊。第二军历经血战，从云南东进经广西一路打到广东，朱培德在战火中一年一步，1915年升为团长、1916年升为旅长、1917年升为师长。
从讨袁开始的随后几年中，驻粤滇军各派以及粤、湘、桂、川等南中国的各政治、军事势力经过了非常复杂、残酷的互动，包括内哄、联合、争斗，各有消长。朱培德的路也不平坦，他曾被撤职、辞职、战败、流亡、濒死。最后，他选择了跟定孙中山、要忠于国民革命。他追随孙中山，参与北伐、讨陈(炯明)，功劳不小，极得孙中山之重用。在驻粤滇军的诸将领中，他的地位和实力在复杂的考验中逐步提高。
1925年民国政府成立后，有关系的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朱培德所部被编为第三军，同时也成为政府多个委员会的委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政局极其复杂。帝制推翻了十多年了，像样的民主政府还是建立不起来，北京政府走马灯似的换总统；旧军阀拥兵自重，各霸一方，动不动就开战；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是笼罩着大地，但同时各式新思想也纷纷涌入；共产党逐渐壮大，搞工农革命，并和国民党一起北伐，一起干革命，当然有所图；外国列强无时无刻不在渗透、干涉。孙中山去世后，形势更趋复杂。其时，蒋中正尚羽翼未丰，不用说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军阀难以对付，南方国民党圈子里的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资格比他老的人，还有那些跟他晃上晃下的人，多是他的挑战者。但是，蒋中正可以今天大力维护“共党同志”、“苏俄同志”，明天就可以“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手段非比寻常。更重要的，他建立了黄埔军校，成为他一统天下的决定性的本钱。
在形势不明确时，朱培德是骑墙观望的。可以说，他早期更为拥汪反蒋，跟共产党也走的很近。尽管有人批评他狡猾，有人指责他软弱，但他的性格是相对比较宽仁的，不愿意轻易大开杀戒。于是，就有在南昌“礼迎礼送”共产党人的做法。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朱培德所部的第三军除了随他东征的旧部，有很大一部份是他所收容的被歼滇军杨希闵的残部，还有一部份原属赣军、川军系统，成份复杂。一般来说，传统的滇军军阀从来都是与鸦片烟有某种关系。过去他们出兵川、黔、桂、粤，不论打着什么旗号，所到之处，不论收捐、作卖主、作雇客，都要与烟馆或烟商勾结。各级军官佐，乃至士兵，有烟瘾的不少，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老样子还是没有改变。对这些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因素和改良的必要，朱培德比谁都清楚。
事实上，在第三军建军之前，由于当时广东政治形势的影响，黄埔军校的榜样，朱培德对政治工作抱有很大希望。建军之后，他干脆容许在第三军建立了以共产党员朱克靖为主任的政治部。政治部在六个团部派出了党代表(国民党驻团代表)或政治指导员，每个营和师部特务连也派了政治指导员。政治工作人员中，多数都是青年学生，有部份黄埔军校毕业生。其中国共产党产党员占半数以上。政治工作在第三军开展以来，经历了在广东的整训时期，湖南的行军时期，江西的作战时期。政治工作替朱培德巩固了军队，鼓舞了士气，解决了他所不能解决的民众助力。
1927年1月，朱德到江西拜访朱培德。朱德在杨森那里开展工作不利，就转来找老同学。而朱培德眼下是北伐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辖自己的第三军等部守备从孙传芳手里夺来的江西。朱培德接受了朱德的建议成立军官教导团，并委托朱德主持。教导团的学员除早期分配各地参加工农革命外，其余三百多人后来都参加了南昌起义。4月，朱培德继其老师李烈钧任江西省主席，朱德被派兼任南昌公安局局长。说明朱培德对朱德是信赖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于1924年1月，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标志。但是，这个合作的思想政治上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开始于共产党成立一年之后的1922年，由第三国际主导的；而具体付助实施则是在1923年共产党领导的“二七大罢工”遭到吴佩孚的武力镇压之后，李大钊南下上海见孙中山时。李大钊成为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个共产党人，并被委以重要职务。随后，许多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叶荐英等，都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
国共合作加速了北伐的成功。然而，两个背景和目标截然不同的社会势力似乎是无法长久共事的。意识到了共产党的致命威胁，1927年4月12日，蒋中正在上海祭起了屠刀，发动了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叛变。5月1日，犹豫再三的朱培德在南昌宣布“欢送共产党”。朱培德尽管是在配合蒋中正，顺从汪精卫，确定了他所选择的政治走向，但他所选用温和手法确实是与众不同。
这次“欢送”，朱培德本人没有出面，甚至他委托的部下军长王均也没有出面，只是由一个师参谋长冯鹤荪来出头处理。冯鹤荪把共产党人集中起来，先是婉转地劝说，然后以武装“礼送”到汉口。在前往车站的路上，沿途贴满了“欢送共产党”的红纸标语。被“礼送”的共产党人曾当面斥责冯鹤荪，指责他们：出卖革命，出卖第三军在北伐战争中的光荣，向蒋中正投降，等等。冯鹤荪并不反驳。这些共产党人还写了不少“拥护三大政策”、“拥护武汉政府”、“反对投降蒋中正”之类的小传单，边走边发，士兵们也没有加以干涉。这个送法，说是“欢送”有点儿勉强，但可以说是“强行礼送”。
无论如何，这时的朱培德已是共产党的敌人了。随着国民党内宁汉关系的变化，1927年7月间，汪精卫、孙科、朱培德等在庐山开会，决定对于清共有严厉处置，其中包括撤回由武汉开抵南昌的第廿军军长贺龙以及第十一军第廿四师师长叶挺等部，并要加害贺龙、叶挺。这时，叶剑英出现了。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三个关键时刻起过一念动乾坤的作用，这是第一个，另两个一是在长征途中，一是在捉四人帮时。和朱培德一样，叶剑英也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第十二期，1917年)，当时是北伐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知了汪精卫的庐山会议精神，及时传出，贺龙、叶挺按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组织抢先举枪造反，从而有7月31日开始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集结了两万人(一说三万多)的兵力，除贺、叶的部队，还有朱德的军官教导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
朱培德在南昌的少量部队不堪一击，起义部队迅速占领南昌，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编制。但是，起义部队的力量还是太单薄了。事发后，汪精卫立刻调朱培德的第三、第九两军主力等向南昌急进，打算包围南昌，消灭起义部队。面对这种形势，8月3日～6日，起义部队先后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广昌南下。在蒋、汪各派的配合攻击下，一路逐渐消耗殆尽，所余少数人连同湘南起义扩充后的队伍在朱德、陈毅率领下，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值得一提的是，在朱德上井冈山前只剩几百饥寒之众时得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同学范石生的慷慨无私的帮助，从而免于覆灭。范石生当时是第十六军军长，该军作为北伐预备队驻守湖南彬州。范收留了朱德并在蒋中正知道后又放走了朱德，从而才有湘南起义，才有井冈山会师。但是，范石生因得罪了蒋中正而从此倒霉，后竟死于非命。朱培德、朱德、范石生，三位同窗，三种归宿。
作为江西省主席和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朱培德自然被指派指挥对井冈山的围剿或称“督剿”。就在这个时期，朱培德开始激流勇退。1928年11月，朱培德在“两省剿总”任内即开始对自己的队伍进行改编，使之直辖于国民党中央。1929年1月，他又荐何键代“剿总”。8月，他辞去了江西省主席，完全放下了手中的枪杆子和地盘。
朱培德这样做应被看作是为大局着想。当时的形势是蒋中正的地位已逐步确定。但是，他本人，还有同量级的军阀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以及东北刚接班的张学良，个个势力都很强。朱培德的作为，对结束军阀的摩擦、混战，对稳定时局，有着积极意义。
朱培德辞去江西省主席后，随即在1929年9月被任命为参谋总长。这时的蒋中正还是蒋总司令。两年之后的1931年，民国政府军事机构改革，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从此，蒋中正就被称为大家更熟悉的名称“蒋委员长”，凌驾于政府之上。蒋中正同时兼职参谋总长，原来的参谋总长朱培德就变成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1935年4月2日授予一级陆军上将军衔，担任军事训练总监部总监兼军事长官、惩戒委员会常务委员、代理参谋总长、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这个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一职，朱培德一直当到1937年2月因医疗事故去世，终年四十九岁。他没能看见不久后发生在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
朱绍良：(公元？～1963年待考)，字一民；福建福州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一级陆军上将。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入福建陆军小学堂，后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堂，被选送日本振武学校。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于次年9月回国，即参加了武昌起义。后到沪军都督府任参谋。1913年参加讨袁战争，失败后再赴日本留学。1916年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投黔军王文华部。
1926年朱绍良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参谋长，随军北伐，参加汀泗桥、贺胜桥之役。1927年担任蒋中正的参谋长，成为在南昌、安庆扼杀革命，解散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工会领袖的刽子手。
1929年朱绍良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第六路总指挥。次年随蒋中正参加了蒋冯阎战争。之后，率部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在对江西苏区的五次围剿中，朱绍良几乎是无役不从。中央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后(长征)，朱绍良被蒋中正任命为兰州绥靖主任，继续围剿整个西北地区的红军。
1931年12月朱绍良兼驻赣绥靖主任。1933年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驻甘绥靖主任。1935年兼任西北“剿共”军第一路总指挥。
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朱绍良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任中央军总司令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任第八战区(甘肃战区)司令长官。
1946年后，朱绍良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重庆行辕主任等职。1947年，蒋中正又派他接任张群，维持大后方的统治。
1949年1月朱绍良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8月，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动福州战役。京沪杭战役后，蒋中正集中十八万余人退守福建及东南沿海岛屿，朱绍良指挥李延年兵团第六万余人，计划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抵抗，将人民解放军阻于福州外围。而人民解放军第三野第十兵团在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的指挥下，从7月上旬进军福建，8月11日就发起福州战役，以一部直插朱绍良军的右翼，断其陆上退路；另一部猛插其左翼，断其海上逃路，主力从正面进攻。激战至8月16日深夜，朱绍良和李延年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福州守军弃城向厦门、平潭退却，他和李延年一同逃往台湾。
在台湾，朱绍良出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1963年12月25日在台北病世，1964年被追晋为一级陆军上将。
朱鼎卿：(公元1902～1982年)，乳名万鋆；湖北黄冈阳逻镇朱旗杆湾人(今湖北黄冈新洲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朱鼎卿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其父早丧，由母亲带着朱鼎卿兄弟姐妹七人，靠种几亩薄田维持生活。朱鼎卿是家中长子，要靠他支撑门户，所以尽管穷困，母亲还是让他断断续续读了七年私塾。
1920年，朱鼎卿随堂兄朱怀冰离开家乡，到江苏准阴镇守使马玉仁部当兵。不久，又被朱怀冰介绍到石青阳部，在连队当书记。当时，军队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穷书记，富军需”。朱鼎卿对于佣书于人，遭受歧视的境遇十分苦闷，随时准备另找出路。
1922年10月，石青阳部在军阀混战中被击溃。朱鼎卿便辗转到四川，投入川东边防军教导营。该营营长石润碧，欣赏朱有文化，处事干练，让他当了几个月书记以后，擢升他为排长。石青阳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就鼓励朱鼎卿报考这所学校。1923年6月，他考入该校第十八期步科，在那里接受了两年军事教育。
毕业前夕，朱鼎卿接到在广东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任团长的石润碧的信，邀其前去共事。他考虑在云南和家乡湖北都没有人事背景，难得升迁，于是毕业后欣然去广东投入石部。他先当参谋，后当连长，参加了讨伐广东境内邓本殷等军阀的战斗。
1925年12月，朱鼎卿所在部队的领导人因“西山会议派”嫌疑被革职，该部军官也都被遣散。那时，他到广东不过数月，人地两生，不知到哪里去找出路，只好随石润碧来到重庆。石想通过川军的旧关系谋个差事，但经过活动，没有结果，当然也就顾不上照顾朱鼎卿了。这样，他生活没了着落，十分窘迫。就在万般无奈的时候，他打听到当年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有不少人在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属黔军，军长彭汉章)第一师供职。这个师驻防湖南桃源、澧州一带，师长是贺龙。朱鼎卿到了该师以后，得到贺龙的多方照顾，先后当过参谋和教导队队附。在北伐战争中，他随部打到武汉。这时，朱鼎卿萌生了思乡之念，不愿再随部远行，就自动离开部队回到老家。但是，他毕竟已经过了多年军队生活，回家几个月，感到无所适从，对沉闷、闭塞的农村环境很不习惯，于是又回到武汉。经人介绍，投到桂系胡宗铎部任营长、副团长。
1929年上半年，朱鼎卿指挥部队，在麻城一带参加了对鄂东苏区的“围剿”。他把所有壮丁编为“铲共团”，参加站岗放哨；在防区实行五家联保制，挨户清查赤卫队员，对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限期自首登记，在赤卫队活动的山区，划出二十里警戒线，将居民一律搬出。这些办法得到了上司的赏识。
蒋桂战争结束后，胡宗铎下野，其部下军官纷纷自找出路。朱鼎卿找到在夏斗寅师当旅长的堂兄朱怀冰，谋了个营长的差事。1932年，朱怀冰为了栽培堂弟，保荐他进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级班进修，学习德国军事学术。学习结束后，又由朱怀冰介绍，到了陈诚的第十八军，被分派在参谋处工作。在这里，朱鼎卿看到，各级带兵主官大都是黄埔军校出身，自己如果没有突出的表现，就只能长期充当幕僚。于是，他决心卧薪尝胆，做出一番成绩来。平时，他着装整洁，行动利索，办事严谨细致，深得陈诚喜欢。一次行军，其他参谋人员都雇有挑夫，唯独朱鼎卿和士兵一样，自己背着背包、粮袋、枪械等。陈诚问他为什么不找挑夫，他回答说：“为了锻炼体力，也为了锻炼坚韧顽强的军人精神。”他的话赢得了陈诚的嘉许，不久就被陈诚委任为第六十七师第一团团长。当时，该师正在江西“围剿”红军，由南丰逐渐向赣南的广昌、宁都一带推进。1934年，在广昌城附近的一次战斗中，第六十七师的两个团被红军击溃，师部被包围，师长傅仲芳眼看要当俘虏，急电远离战场的朱鼎卿团向师部靠拢。这时，双方已经激战了几昼夜，红军士兵也疲惫不堪，战场呈胶着状态，朱鼎卿团赶到广昌后，红军就撤退了，他因“行动迅速”受到嘉奖。
上海抗战爆发后，朱鼎卿带领本团防守市郊罗店一线。那里是日寇进攻的重点地段之一。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日寇一天数次向朱鼎卿部冲击。以指挥果断、不惜牺牲见称的朱鼎卿常说：“军人的事业在战场上”。在三个月的防守战中，他一直坚持在堑壕中指挥作战，带领官兵，以劣势装备，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敌军的进攻，这次战斗结束后，他升任副旅长。
1938年1月，朱鼎卿调到第七十五军第十三师任旅长。他奉命率部在山东境内对日寇作战。年底，第十三师撤到湖南常宁县改编整补，因取消旅的建制，他改任副师长。1939年初，十三师进入湖北省宜都县整训。是年冬，第二十六军和七十五军奉命对襄河(即汉江)东岸日寇发起冬季攻势。在七十五军方面，第十三师是第一线的攻击部队。朱鼎卿指挥官兵搜集了三百多条木船，集结在张截港西岸黄家场地区，并选好了三个渡河点，作了充分的渡河攻击准备。12月8日拂晓，第十三师安全渡到襄河东岸。但是，由于指挥失当，两军的“襄河攻势”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2月13日，部队奉命撤回襄河西岸原防区。在通过襄河浮桥时，遭到日寇飞机轰炸，以致秩序混乱，损失较大。第十三师没有随大部队后撤；而是突过汉宜(汉口一宜昌)公路，经柳门口山区，又穿过京山、钟祥两县，进入大洪山区，绕了一个大弯，于12月底回到襄河西岸休整。和其他部队相比，第十三师损失较小。
不久，朱鼎卿升任第十三师师长。1941年春，十三师担任宜昌东北分乡场一带的守备任务。是年夏，日寇以两个联队兵力进攻十三师阵地。朱鼎卿带领官兵浴血奋战，以火网严密封堵，使日寇遭到重大伤亡。第二天，日寇出动飞机，对十三师阵地狂轰滥炸了一整天。傍晚，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日寇步兵发起冲锋，突破了该师第三十七、三十八两个团的衔接部。这时天色已黑，日寇不熟悉地形，不敢轻易深入，停下来巩固阵地。朱鼎卿抓住这俐机，迅速调整兵力部署，即让开正面，占领两厢，将少部分兵力撤到原阵地左侧后凉风垭一带，诱敌深入，主要兵力撤到原阵地右后侧，侧击深入之敌，师预备队为第三十九团，埋伏于分乡场西南，准备从正面迎头痛击日寇。一夜之间，布置成了一个完整的口袋阵。第二天，日寇见十三师全部撤离了守备阵地，以为是怯战而逃，就放胆向西追击，进入“口袋”。这时，朱鼎卿令潜伏在“口袋”左侧凉风垭的部队首先打响，把敌人吸引了过去。接着，指挥右侧部队和正面的三十九团，出其不意地从侧后发起猛攻。激战一昼夜后，日寇死亡甚多，狼狈溃逃。
1942年冬季，为了策应长沙作战，国民革命军组织了“宜昌攻势”。第十三师官兵在朱鼎卿带领下，强行军越过汉宜公路日寇封锁线，向宜昌方向急进。黄昏前，全师在土门垭东北展开，入暮开始攻击。宜昌外围，日寇筑有地堡群，地堡之间有堑壕联络，并设有重层铁丝网及其他障碍物。激战一夜，仅突破了第一道铁丝网，部队伤亡比较大。拂晓，日寇开始施放毒瓦斯，不少士兵中毒，进攻停顿下来。其他部队的进攻也都没有奏效。“宜昌攻势”就此结束，第十三师仍然撤回分乡场守备。
十三师官兵全都是湖北籍，朱鼎卿视这支“家乡子弟”部队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对部队的训练要求比较严格，也比较体贴士兵的疾苦。当时国民革命军“吃空额”现象十分普遍。十三师也吃空额，但是他要求把空额的钱粮集中使用。在兴山县城整训时，曾经把“吃空额”得到的大米换成黄豆，磨豆腐给士兵改善生活。平时，只要部队能安定几个月，就要求各团、营修建澡堂，让士兵勤洗澡，勤理发。宜昌附近多雨多雾，朱鼎卿见士兵被服常被打湿，晚上无法安睡，就下令军需处购了一批土布，然后涂上熟桐油，并印上“十三师”三个字，发给士兵每人一块，当雨布包被服。他对军官很严厉，甚至予以申斥辱骂，而对士兵却比较和气，闲暇时常到士兵中间谈天说笑。这样，他在官兵中建立了一定的威信。
1943年3月，朱鼎卿调任第七十五军副军长。但是他不愿离开经营多年的十三师，更不愿失去主官地位听命于别人，因此没有到职。后来，他跑到重庆活动被调任第八十六军军长。
1945年5月间，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一期整编，八十六军被撤销。朱鼎卿调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但还未到职就改任第八军军官总队队长，负责资遣安排编余军官。当时，这些编余军官有门路的经过活动，仍然可以回部队任职，无门路者则怨天尤人，为去向惶惶不安。在这样的环境里，朱鼎卿也感到难安于事，希望军官总队早日结束。
1947年5月，朱鼎卿调到徐州担任第一补给区司令，归顾祝同指挥。他在徐州任职的一年零一个月期间，正值国民革命军大举向沂蒙山解放区进犯，继之又与解放军展开了苏北、鲁西、豫东会战，补给频繁，维持艰难。联勤总司令郭忏(人称陈诚土木系的大管家)听到各方面对朱鼎卿责难很多，又惜其是老十八军陈诚系统人，就将他调任汉口第九补给区司令。上任时，郭忏对他交待说：“你到汉口虽然受白崇禧指挥，但除了法令规定的东西以外，不要随便接受他的补给命令。否则会受到处罚，这是总统的意思。”可是，到汉口以后，又接到联勤总部的书面命令：“第九补给区归华中剿总战斗序列，执行白总司令的命令，不得贻误战机。”当时，朱鼎卿左右为难。一方面，郭忏指责他不应该乱受白崇禧的补给命令，另一方面，白崇禧又经常在作战会议上指桑骂槐地说：“我这个总司令，连一支枪、一块钱的批准权也没有，这仗怎么打啊？”同时，前线的国民革命军连吃败仗，带兵的军官为了推卸责任，不断电告蒋中正、白崇禧，说是补给跟不上，弹尽粮竭，无法打仗。在这种境况下，朱鼎卿整天提心吊胆，害怕灾难临头。
1949年初，白崇禧突然提出要朱鼎卿担任湖北省主席。朱心里明白，武汉解放只是时间问题了，白这样安排是为了掌握补给区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让自己当省主席，就是要自己去“跳火坑”，当“替死鬼”。但是，他想到呆在补给区司令的位置上，也不可能有好结果，就勉强答应了。
朱鼎卿一直在军界任职，对如何组织“省政府”，心中完全无数。恰巧，朱怀冰赋闲在武汉，便帮助其物色省政府人选。那时，许多官员都在做逃跑的准备，对当省政府的这“长”那“长”都不大感兴趣。朱鼎卿原拟由廖廓出任教育厅长，廖坚辞不就。有一天，朱鼎卿等正在为物色教育厅长发愁，突然房门一推，一个脑袋伸了进来，但很快又缩了回去。这时，在座的一个人若有所悟地笑了起来：“教育厅长有了，就请刚才推门的王介菴担任吧！”这个王介菴，是为参加实业公司董事会来的。他刚才咳嗽含了一口痰，四处找不着痰盂，以为室内有，推门一望，见几个人坐在那儿议事，就很快缩了回去。后来，有人说王介菴是“一口痰吐了个厅长当！”就这样七拼八凑，省政府的班子总算拉起来了。2月26日，朱鼎卿正式就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同时兼任省保安司令、军管区司令，成了民国的末代湖北省主席。
朱鼎卿和朱怀冰等人反复商讨，起草了一个“湖北省施政重点”。提出精简机构，实行战时体制，一甲一兵，实行全面自卫；节制资本，实行财产累进税，改革土地，实行战士授田等等。他对这个“施政重点”寄以很大希望，企图使湖北“起死回生”。然而，由于战况日趋紧张，除了省级机关裁减了几个人以外，始终没有哪个部门拿出贯彻计划来，因此，这个“施政重点”还没走出省政府大门就没用了。
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以后，武汉惶惶不可终日，省政府公务人员的薪水无处可领。每天从早到晚，朱鼎卿忙于接见来省府请愿的公教人员和溃散的地方团队，不管是劝说也好，发脾气也好，都无法解决他们提出来的现实生活问题。他责成财政厅长许季珂每天向汉口中央银行催款，但银行总是闭门不纳。迫不得已，他亲自去找华中“剿总”参谋长徐祖诒，批借到镍币五万元，发给每个公教人员五元。经济方面是这样，政治方面更是人心涣散，士气消沉，有钱有势的人，早已逃之天天。朱鼎卿目睹这种情景，不再谈什么“施政重点”，开始考虑撤退。他主持省政府制定了“应变方案”，决定在鄂西，鄂东南和鄂北设立三个行署，以朱怀冰为鄂西行署主任，驻恩施，命令各县地方武装改编为团或者总队，由专员、县长兼任团长或总队长，不得离开辖境，由省保安司令部和建设厅共同组成疏运指挥部，自任指挥官。
4月底，白崇禧提出“保卫武汉，相机撤退”的方针。朱鼎卿担心白逃跑时，会强令保安队留下来当替死鬼，就预先把湖北省保安第一旅撤到鄂南。同时指示担任省府警卫的保安第八团，随时准备行动。5月12日清晨，解放军已经逼近武汉，华中“剿总”早已撤到武昌长春观。这时候，长江上游航运不太畅通，省公路局的汽车因缺燃料大都瘫痪。朱鼎卿向白崇禧“剿总”司令部要车，都被敷衍推脱。他再也顾不得什么官场颜面，只好依赖老关系，到第九补给区借了两辆卡车和必需的汽油，逃往长沙。临走前，他害怕被人留住不放，佯称到黄州开会，暗中指示民政厅长彭旷高，保安副司令杨达等带着省府机关和保安部队逃向鄂西。
朱鼎卿原来打算经长沙去广州。他在长沙停留期间，得知湖北在广州的要人何成浚、徐源泉等，在行政院和国防部说他闻风丧胆，弃职潜逃，便临时改变主意，先去鄂西整顿逃到那里的机关和部队，然后再去广州申辩。
7月，朱鼎卿来到鄂西。这时候，他还没有看清蒋中正政权已经全面崩溃的形势，想在鄂西打开一个“新局面”，提出了“一切从头来”的口号，企图振奋人心。他把从武汉跑去的人员和鄂西行署人员合并，重新组织湖北省政府，并抓节约开支，筹划财政。规定上至省主席、下至士兵公役，每人每月薪金八元，愿留则留，不愿留者可自由离去。收入来源，除向“中央”催领经费以外，由省银行经营贸易和发行辅币。将湖北军管区和保安司令部撤销，合并改编为湖北绥靖总司令部，自己兼任司令。建立湖北干部学校，轮流训练文武职员，以期形成私人力量。
可是这时，朱鼎卿与驻在鄂西的宋希濂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宋希濂早退到鄂西，把当时还没有解放的县，按二至三个县不等，划为绥靖分区，委派部下的军长任分区司令，操纵了各县的财政、粮政、役政等权力。后来朱鼎卿委派的县长，科长等地方行政人员，便成了“空头官”。这样，他的“—切从头来”的打算又成了泡影。
朱鼎卿为了能在鄂西站住脚，专门整理了一份关于宋希濂干涉地方行政职权的材料。8月，他前往广州告状，希望“中央”将宋希濂调走，好让自己施展手脚。到了广州，他先挨次见了阎锡山，李宗仁，何应钦等人，最后被蒋中正召见。蒋中正对他说，现在是危难时期应该和宋希濂和衷共济，并要他准备去“敌后”打游击。他看达不到目的，就悻悻然返回鄂西。当时，朱鼎卿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公教人员和部队官兵的吃饭穿衣问题。他多次催请“中央”拨款，都没有结果。10月底，他只好亲自去重庆，找到财政部长关吉玉，要钱要粮。关吉玉答复说：“财政部目前要筹划的是胡宗南、白宗禧，宋希濂部队的经费，对行政费无能为力。”他又去找行政院院长阎锡山，阎却只字不提拨款的事。朱鼎卿见拨款无望，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参谋总长顾祝同，要求给两个军的正式番号。经过讨价还价，顾祝同才答应下来(暂八，暂九两个军)，每个军每月暂发给维持费五万元，先发两个月的用费，其余被服、枪械、器材等以后再谈。不料，原鄂北行署主任李朗星私自到重庆活动，被顾祝同委任为暂八军军长，直接向财务部门领了一个军两个月的经费逃走了。朱鼎卿只好领了剩下的十万元。
由于朱鼎卿和宋希濂不能合作，国民政府国防部乃令朱鼎卿指挥本部及原归宋希濂节制的第七十九军，担任巴东至渔阳关一线守备任务。但他还没离开重庆，鄂西就已经宣告解放。顾祝同召见朱鼎卿，责备他和宋希濂闹意见，闹得丢了鄂西，影响整个战局。他怕顾祝同加害于己，就勿勿离开重庆赶到四川万县，收容从鄂西溃逃来的机关和部队。
在万县，川鄂绥靖公署主任孙震向朱鼎卿转达了国防部的命令：一，将湖北原来所有的军政名义一律撤销，改为第三兵团，辖暂八暂九两个军，朱鼎卿任兵团司令。二，省政府文职人员给资就地遣散，愿随军行动的，编为第三兵团政工队。这时候，朱部约有三万人，装备不全。
朱鼎卿的部队改编为第三兵团后，奉孙震之命担任万县以西直至忠县的江防任务，待国民党主力部队转移以后，再撤到渠县附近。他在万县呆了两天，再和孙震打电话联系时，孙震已经不知去向了。这时重庆已经解放，朱鼎卿看到天气严寒，部队衣食两缺，便决定撤守，命令各部队到梁山附近集合，向川西撤退。12月2日，朱鼎卿部从江防线上撤下后，经过两天急行军，到梁山跗近。这时，他的部队已经狼狈不堪，半夜听到枪声就惊惶失措，四散逃命。行军途中，尾后的两个师被解放军包围缴械。
朱鼎卿带领部队继续西行，但究竟走到哪里落脚，心里没数，成天无目的地跑。官兵情绪低落，都感到前途无望，私自离开队伍的很多。他想到自己和顾祝同、宋希濂有裂痕，即使到了川西，仍然要仰他们的鼻息，也不知如何办才好。朱鼎卿部进到三台附近时，一部分人马、械弹，器材和仅存的少量经费，又被孙震部劫走。经过反复交涉，仅将官佐放回。他为此大为恼火，想和孙震开仗，但最后还是强忍住了。随后，朱鼎卿部到达郫县边境，该地警戒部队不让进入。地方帮会势力见朱鼎卿部是外来户，人地生疏，也不断进行围攻，抢枪劫人。不得已，他只好带着部队转向新都县。这时，朱鼎卿才真正感到自己已经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
进入川东以后，朱鼎卿沿途看到了解放军张贴的“约法八章”布告，从中了解到解放军对待起义投诚部队的政策。12月23日，他在新都县召集亲信幕僚和军、师长，彻夜商谈部队以后的去向。最后决定了不打、不跑、谋求和平三条意见，派人与驻成都的其他国民党部队取得联系，采取一致行动，举行起义。12月25日，他派参谋长李超君、暂九军军长杨达，驰赴金堂县赵镇，会见了解放军第六十六军第一八○师政委张其善、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商谈有关部队改编事宜。双方确定：三兵团的一部分集中在成都附近的石板滩，一部分集中在新都县的大面铺，听候编遣。接着，解放军向朱鼎卿部发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小册子，供部队学习。朱鼎卿召集班长以上人员讲话，要求部队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行事，并规定所有给养由地方政府按人数供给，不得私自向老百姓索取。经清点，朱鼎卿部官兵当时还有八千人左右。
部队安排就序后，朱鼎卿由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郭曙南陪同，前往成都，谒见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见面时，朱鼎卿说：“司令员还记得我吗？”贺龙说：“一时记不起来了！”他当即报告说，“我在湖南桃源，澧州随您办过教导大队，也当过参谋。”往事一提，贺龙司令员马上记起来了，说：“你是云南讲武堂十八期毕业的？”他回答后，贺龙说；“你搞得很快。”他说：“惭愧得很，往事皆非。”贺龙又亲切地询问了朱鼎卿的年龄，并鼓励他说：“不要紧，可以从头来嘛！”接着，贺龙又说：“你为什么不在湖北起义？”他答道：“那时候谈不上。我不敢向部下讲这话，部下也不敢向我讲这话。现在后悔已经迟了。”接着，朱鼎卿汇报了起义经过。贺龙听后，介绍他和参谋长张经武见面，并由张经武写信，介绍他往见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土第。贺龙对朱鼎卿说；“周士第司令员是黄埔一期毕业，善于指挥作战。北伐时打汀泅桥负过伤。他当过我的参谋长，你见他就像刚才跟我谈话一样，不要拘束。”
朱鼎卿和周士第司令员见面以后，又回到贺龙那里，并和贺龙一起参加了元旦会餐。席间贺龙对他说：“你过完节就回部队去，把部队好好整编收容，不能再坑害人民了。从前纪律不好可以原谅，以后纪律不好就不行了。把部队整顿好以后，再回成都多住几天。”后来，朱鼎卿又和贺龙见过几次面。有一次，贺龙送给他一本东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并说；“你看这本书，要边看边提问题，可以来找我谈谈。”这时，成都刚解放，秩序比较混乱。由国民党特务串连，一部分国民党残杂部队纠合散兵游勇、土匪和地方帮会势力，发动了一次武装叛乱。他们首先集中兵力围攻石板滩，企图抢劫武器，拉起义部队第一起叛乱。当时，朱鼎卿正在石板滩，他看到叛乱分子切断了电话，无法和驻成都的解放军取得联系，便立即组织了两个营的兵力，向叛军发起猛烈的反攻，打开了一条出路，派人急赴成都报告。成都警备司令部迅速派出两个骑兵团，和朱部一起会剿叛匪，很快平定了这场叛乱。后来，成都的《川西日报》发表文章表扬朱鼎卿部说；“在平定石板滩叛乱中，起义部队第三兵团与解放军并肩作战，颇著成绩，应予表扬。”
全国解放以后，朱鼎卿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委，第四届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1982年5月24日，朱鼎卿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八十岁。
朱绶元：(生卒年待考)，湖北襄阳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朱绶元原为阎锡山旧部，1936年1月22日授陆军中将军衔，历任军政部政务次长、代理军政部部长、第二战区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参议等职。
1937年4月10日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任军政部政务次长、代理军政部部长、第二战区(晋绥战区)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参议等职。
朱怀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原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四师师长、后因反共有功而升任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打着抗日的旗号，专与八路军“磨擦”，时称“磨擦专家”。朱德对其一忍再忍、一让再让，直至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之时，一举将该部歼灭殆尽。
1939年12月起，蒋中正发动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2月，蒋中正令其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河北省保安司令鹿钟麟、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部据守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地区，企图与冀南地区的石友三、丁树本及山东的沈鸿烈等部相呼应，向太行、冀南的八路军根据地大举进攻。蒋中正又密电程潜，指示鹿钟麟对所辖战区之八路军“当机立断，负责处理”；2月22日又密电程潜、卫立煌，令其驱除太行山区八路军，同时蒋中正还密电鹿钟麟，令其对晋东南八路军“形成包围态势”，伺机“断然围歼之”。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集中平汉路西第一二九师等部十三个团的兵力，进行了磁武涉林战役，决心消灭孤立突出的朱怀冰部，保卫太行根据地。
3月5日2时开始，八路军中央部队从顽军两师中间突破，左右两翼配合主力猛烈进攻，朱怀冰部猛遭南北夹击，溃不成军，遗弃全部辎重及后方机关，向林县方向逃窜。至8日，朱怀冰部第九十四师、第二十四师和新编第二师等部队大部被歼；其残部在逃往林县以南时，又遭八路军别动支队截击，最后仅剩两千余人逃入修武县境内。当朱怀冰已成瓮中之鳖、束手待缚之际，朱德断然命令部下，对朱怀冰不杀不捉，礼送出境，意在体现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这一对待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战政策。
3月11日战役全部结束，歼灭制造反共摩擦的国民革命军万余人，八路军在磁武涉林战役中取得胜利。其他的国民革命军各部见势不妙，纷纷撤回原地，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
朱炎晖：(公元1901～1938年)，又名桂林；江西瑞安城关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抗日英烈。
祖辈在城关大街开一爿小杂店。他是二房独子，父亲早亡，
朱炎晖历任十九路军营长、团长、九十四军团长、少将旅长等职。
曾参加“一二八”上海抗战及武汉保卫战。
1938年11月，担任第一八五师第五四六旅旅长的朱炎晖在湖北金牛地区与日寇作战中阵亡。国民政府追晋其为陆军中将。
朱鸿勋：(公元？～1940年)，字柏亭；吉林农安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第五十三军副军长兼第一三○师师长，抗日英烈。
朱鸿勋儿时曾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求学中，朱鸿勋认为：徒恃书策不能发扬其志，遂进入军官团学习兵法，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七旅，先升为副团长，后任二十六师团长。由于其治军整肃，声誉斐然，晋为陆军第五十三军师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五十三军与日寇搏战于黄河南北、晋、鄂之郊。朱鸿勋首当其冲，奋勇杀敌，不为寇慑。1938年，五十三军奉命驻守三溪口，保卫湖北通往湘、鄂、粤的要道阳新(今湖北阳新)。日寇新锐部队来犯，朱鸿勋率军与之殊死作战，连续指挥作战六天六夜，打得日寇不敢前进。因此，武汉的军资器械才得以南运。
1940年，宜昌、沙市相继沦陷，朱鸿勋率陆军第五十三军进驻湖北境内藕池口，使日寇挥戈前进的计划不能得逞。1941年除夕前两天，朱鸿勋率军偷袭日寇，日寇则利用空军反袭，在战斗中，朱鸿勋中弹牺牲，终年四十二岁。
朱鸿勋就义后，蒋中正追赠其为陆军中将军衔，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亲临吊唁。因战事原因，朱鸿勋将军暂埋于重庆南山复兴村。
2005年8月，朱鸿勋将军的墓碑竟然在重庆市渝中区中兴路跳蚤市场被文物贩子盗卖，8月初被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冯庆豪迎保。石碑上，篆刻着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五十三军副军长朱鸿勋的生平事迹。
朱世勤：(公元1904～1942年)，字俭堂；山东单县朱菜园村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抗日英烈。
朱世勤幼年因家贫，加入了绿林武装，并被推为头领，后被民国政府招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世勤率部积极抗日，参加了庆云、东光、商河、滨县战役，多处负伤。1938年10月升任旅长，在曹县、城武等地抗击日寇。1942年出任山东省第十一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三十师中将师长。
1942年5月4日，日寇扫荡朱世勤所部驻地潘庄，朱世勤率部坚决抵抗，并亲自督战。日寇炮火猛烈，攻临西门，双方短兵相接，肉搏多时，朱世勤部伤亡惨重，乃向东南方向突围。在突围中，部队遭到日寇坦克追击，朱世勤中弹牺牲，终年三十八岁，所部千余官兵除五人突围外，全部壮烈殉国。
朱敦法：(公元1927～今)，江苏沛县五区朱宅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39年9月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底起任晋冀鲁国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旅侦察参谋、连长、副队长，1949年9月起任侦察股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营长、侦察科科长，团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团长。1958年回国后，先后入总高级步兵学校和军事学院合成军队指挥系学习，毕业后留军事学院工作。1966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师长、师长、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1985年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90年4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1992年10月～1995年7月任某校校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校官军衔。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93年6月7日晋升为上将军衔。
朱鎔基：(公元1928～今)，湖南长沙人。著名前中国国务院总理。
1948年12月参加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1947～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1951～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1958年在国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1969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
1970～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1979年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1982年任国家经委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
1982～1983年任国家经委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1985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85～1987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1991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1991～1992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1992年10月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3年3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6月～1995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7年9月19日在中共第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兼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1998年4月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5月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
1998年3月～2003月3月任国务院总理。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朱鎔基酷爱京剧。
夫人：劳安，湖南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曾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董事长。
长子：朱云来，现为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
女儿：朱燕来，现为中国银行(香港)发展部总经理。
朱洪禧：(公元1929～今)，山东潍坊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将。
1943年参加渤海军区文工团。1945年任昌潍县台底区各救会和青救会副会长。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潍北县青年救国会会长。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任西海军分区直属中队副指导员，参加了胶东保卫战和潍县、济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任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宣传干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中队指导员，1954年任三十一大队政委、大队长，率舰艇中队击沉台湾省国民党海军太平号护卫舰，荣立二等功。后任海军舰艇大队政治委员、大队长。1962年毕业于海军学院，后任海军舰艇支队副参谋长，舰队军训处副处长，水警区司令员，1978年任海军福建基地参谋长、副司令，1983年任海军北海舰队参谋长，1985年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
1988年9月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
朱增泉：(公元1940～今)，江苏无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5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员，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营政治教导员、党委书记。1975年任师政治部组织部科科长。1980年3月任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1983年4月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军党委委员。1985年7月任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部党委书记，军党委委员。1985年7月任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部党委书记，军党委常委。1989年6月任集团军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94年12月任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任、科工委党委常委。1998年8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199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朱成友：(公元1941～今)，辽宁丹东人。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中将。
195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1980年入军事学院学习，1981年毕业，任副师长、师长，1983年任副军长。1990年6月任云南省军区司令员。1993年12月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996年4月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1990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1995年晋升为中将军衔，同年转授为武警中将警衔。
朱曙光：(公元1944～今)，湖北江陵人，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中将。
出生于陕西省延安市。1961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民解放军。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兼北京市第十一总队总队长、副司令员。
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改武警少将警衔，1997年晋升为武警中将警衔。
朱凯生：(公元1945～今)，江苏武进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二级陆军上将。
先后毕业于台湾陆军军官学校(台湾黄埔军校)第三十七期、三军大学陆军指挥参谋学院1975年班、三军大学战争学院1981年战争研究班、1982年春季班、兵学研究所1989年班。
朱凯生曾任台湾陆军总司令部作战署组长、陆军总司令部作战署副署长等职。
1992年任参谋本部计划次长室第二处处长。
1993年1月晋升陆军少将军衔，后任台湾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三师师长。
1994年5月任台湾国民革命陆军总司令部武器管理室主任，同年任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指挥官兼炮兵飞弹学校校长。
1995年1月晋升台湾国民革命陆军中将。
1996年7月出任台湾国民革命参谋本部作战次长室次长。
1997年1月调任台湾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六军团司令。
1997年12月调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
2000年6月任“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暨督察部主任。
2002年2月1日出任台湾国民革命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国防部”副部长，同时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军衔。
朱士毅：(公元1923～2009)，又名朱超、谢思平；江苏溧阳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哲学家。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幼年丧父，在母亲谢荷妹教养下学会农林牧渔等多种作业，才成为后来北京大学“五七干校”的“农业百科”，时人称“朱百科”。
1942年家乡沦陷，为不愿做亡国奴，二十岁时愤然外出读书，求索救国真理。故在学生时代，除发奋苦读外，积极参加了屯溪江苏临中的学潮运动(皖南学潮)，是学潮运动的发动着和领导人之一，并担任过其“敢死队”工作；积极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独裁”的学生运动，担任过其学生自治会主席；积极参加了工人运动，担任过上海市北新泾区新丰染织厂“工人夜校”的校长；后积极参加了上海市“人民保安队”，担任过其长宁区第五中队第九小队的队长，为迎接上海解放和全国解放，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过各种斗争。
由于革命需要，后又被组织上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调到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学习。
1951年底大学毕业。1952年初被分配到中央财政部工作，先在中央财政学院任教，后在中央财经学院任教。
1953年8月27日调到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任教，先后教授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达两千余人。
他主编过我国首批俄语教材《大学俄文》、《大学俄语》；发表过论文《关于人性的几个问题》；合译过《现阶段的苏联文学》(前苏联，华西里•诺维科夫著)。
2008年，他完成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人性问题》、《论俄国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人道》、《关于人道和人道主义的几个问题》等专著。
2009年7月10日，他在北京大学校医院与世长辞。不久，他的学生韩永明将军、好友季羡林教授、任继愈教授先后也追其而去。
朱海根：(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
朱继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后勤部副部长。
朱瑞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
朱意达：(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潜艇学院院长。
朱熹能：(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后勤部副部长。
朱介元：(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朱一君：(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济南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朱心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昆明基地司令员。
朱伯儒：(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广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
朱远斌：(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工程技术部部长。
朱金龙：(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后勤部副部长。
朱洪达：(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兰州军区空军后勤部部长。
朱洪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成都军区空军后勤部部长。
朱建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济南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
朱振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
朱凤蓉：(生卒年待考)，女，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空军某核试验基地副总工程师。
朱国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国防科工委空气动力研究试验中心高级工程师。
朱松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第二炮兵工程学院教授。
朱崇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教授。
朱志君：(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四川省武警总队政治委员。
朱林法：(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公安部消防局局长。
朱家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公安部边防局局长。
朱家祥：(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交通指挥部副政治委员。
朱智昌：(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黄金指挥部主任。
朱新加：(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纪委专职副书记。
朱善权：(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陆军装训部指挥官兼装甲兵学校校长。
朱鹏飞：(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陆军总司令部政务处长。
朱实夫：(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新编第三师副师长。
朱 赤：(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旅长。
朱光祖：(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朱泰安：(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二十军副军长兼第一三四师师长。
朱耀武：(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第一厅办公室主任。
朱炳熙：(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党总统陆军少将，台湾省“总统府”军务局警卫处处长。
朱伯苍：(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海军少将，台湾省海军总部后勤司令部苏澳后勤指挥官。
朱维忠：(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联合勤务总部计划署署长。
朱龙山：(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总部处长。
朱榛林：(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联合勤务总部主计署副署长。
朱统顺：(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独立第四十二旅旅长。 跟帖时间 2010-02-09 14:49:1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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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历史名人（一） -- 朱卷章：(生卒年待考)，黄帝五世孙，帝生二子：元嚣、昌意。朱氏始祖之一。
昌意生颛顼，颛顼之三子称朱卷章。
朱卷章生二子：朱妙、朱吴囘，源流以朱卷章为显顼第九子，无称。
朱 亥：(生卒年待考)，魏国人。著名战国末期勇士。
他本是开封市的一个屠夫，但很有勇力，被魏公子信陵君(魏无忌)聘闲为勇士。
公元前257年，他与信陵君策划窃符救赵。在与魏将军晋鄙合符时，朱亥用袖中所藏二十公斤重的大铁锥将晋鄙打死，夺权代将，遂解邯郸之围。
朱 仓：(生卒年待考)，著名战国时期魏国谋士。
战国魏惠王时代(公元前369～前319年)的一个谋士，曾为魏王献上一计，使齐国将魏国留在齐国作人质的太子放回魏国。
朱厉附：(生卒年待考)，著名战国时期莒国大臣。
战国莒穆公之臣，虽然不为莒穆公重用，但却以德报怨，为君殉死。
朱 英：(生卒年待考)，观津人(今山东观城)。著名战国末年楚国隐士。
楚相春申君的门客和知己朋友。曾以“无妄”之论劝春申君杀李园以绝后患。春申君不听，朱英恐祸及其身，遂逃隐山林不知所在。
朱 贯：(生卒年待考)，字贯道。著名宋朝大臣。
官至兵部郎中，与当时丞相杜祁等相交，号称“睢阳五老”，为当时的大名士。
朱 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侨寓建阳崇安(今福建三明尤溪县)，后徙考亭。著名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
其父朱松，进士出身，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此时朱熹十四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等人。宋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朱熹中进士，任泉州同安(今福建)主簿，聚徒讲学，后罢归，监潭州(今湖南长沙)南岳庙。
宋孝宗即位，朱熹上书反对议和。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被召见，复言主战。朝廷虽屡任以官职，因与执政者政见不合，皆辞不就。宋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史浩再度为相，荐朱熹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屡辞不许，次年赴任。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请修，复旧观，订立学规，从事讲学。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浙东大饥，朱熹被任命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因屡次上疏弹劾台州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唐仲友为宰相王淮姻亲，朱熹的奏章被扣压，因愤而辞归。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周必大为相，任朱熹提点江西刑狱。次年(公元1188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为由请归。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宋光宗即位，任为江东转运副使，以病力辞，后改任漳州(今福建漳州)知州。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辞归建阳。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起任湖南安抚使，修，复岳麓书院，扩建学堂，广纳四方游学之士。宋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为焕章阁待制、侍讲，因得罪韩□胄而罢。次年(公元1196年)监察御史史继祖劾其伪学欺人，革职罢官，归建阳讲学著述而终。
朱熹一生关心现实，对金人南侵、土地兼并、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现状焦虑不安，要求选贤任能，修，明军政，爱养民力，实现统一。从中进士至仕的五十多年间，虽为官仅九年，在朝廷任职仅四十天，但在任上都能革除弊端，打击贪吏，救灾安民。朱熹一生的主要精力倾注在讲学和著述上。他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义理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的正宗哲学，在思想领域中起了长期的消极作用。所撰《四书集注》，元朝以后的科举考试规定士人发挥题义必须以此书为依据，影响极大。
在文学观点上，朱熹与二程相近。他倡导文道一贯之说，强调文道统一，认为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叶，二者不能分开，反对“文以贯道”：“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主张人们只要修，道明理而力行不倦，文便能随道的产生而产生，好的文章便是文道合一的产物。因而，他对唐宋古文大家们重视文的作用不满，说他们是“弃本逐末”。与此相应，朱熹论诗重言“志”，即诗中要有道德修养，认为有此即自成佳作。他反对从格律、词藻方面论工拙，强调质朴自然，因而形成他诗论中的复古主义观点。但他在具体论文论诗中，却有一些较公允的见解。如他认为学诗要从《诗经》、《离骚》开始；论古诗则重汉魏而薄齐梁；对陶渊明、李白、杜甫、陆游的诗和苏洵、苏轼的文都有较中肯的评价。同样，他的《诗集传》、《楚辞集注》，也常表现出尊重事实、重视文学反映现实和抒发情志的作用的求实精神。
在道学家中，朱熹的诗歌艺术性最高；在南宋文坛上，他的文章也很有特点。朱熹的父亲朱松和老师刘子□，都是著名诗人，朱熹受他们的熏陶，也能写诗。他重古诗而轻律诗。五古学汉魏，学陶渊明，学唐人中诗风古朴的一派，往往即景即事，言志述怀，以表现其“雍容俯仰”的气象和“中和冲淡”的胸襟。篇幅较短，语言自然，不用典故，长于用白描手法写自然景色。《对雨》、《六月十五日诣水公庵雨作》、《卧龙庵武侯祠》、《康王谷水帘》等，都是代表作，《秋日告病斋居奉怀黄子厚刘平父及山间诸兄友》中的“况复逢旱魃，农亩无余收；赤子亦何辜，黄屋劳深忧。而我忝朝寄，政荒积愆尤。怀□卧空阁，恻怆增绸缪”，则反映了迫切的现实问题，抒发了忧国忧民的心情。
朱熹认为自律诗出而讲究用韵、属对、比事、遣词，“益巧益密”，有害于诗的“言志之功”。但他自己还是写了不少律诗，有些篇章也值得一读。五律如《登定王台》，旧时选本多入选。《拜张魏公墓下》六首，通过对爱国宿将张浚的赞颂哀悼，暴露了朝政的昏暗。“公谋适不用，拱手迁南荒”，“中原尚腥□，人类几豺狼！”悲痛、愤激情见乎词。他的七律也有佳作，如《和刘叔通怀游子蒙之韵》：“扣角听君悲复悲，壮心未已欲何之！交游半落丘山外，离别偏伤老大时。尚喜渊潜容贾谊，不须日饮教袁丝。病余我更无□赖，勉为同怀一赋诗。”这是晚年被贬逐之后写的。报国无门的悲愤，出之以苍凉委婉之词，弥觉沉痛。
朱熹的七绝清新明丽之作较多。《水口行舟二首》、《入瑞岩道间得四绝句》、《武夷□歌十首》一类诗，都情景交融，很有韵味。道学家用诗讲道理，写出的不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朱熹集中也有这一类“诗”，但比例较小。同时，有些诗尽管也讲道理，却不是抽象地讲，而是用比兴手法写客观景物，给人以启发。如《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观书有感二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寓议论于写景，富于哲理性而不乏诗味。至如七律《鹅湖寺和陆子寿》中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直接说理，但说得亲切，至今为人们所引用。
朱熹的文章长于说理，风格近似曾巩。如《庚子应诏封事》力陈“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结构谨严，逻辑，周密，语言平实，很能代表其文章风格。他的一些记事、写景的短文，颇有文艺性。如《记孙觌事》寥寥二百字，通过孙觌写降表“一挥而就”的情态及其“顺天者存”的议论，刻画出投降者的形象并给予辛辣的讽刺。《百丈山记》写涧水、瀑布、远山、日光和云涛变灭，细致准确，宛然在目。《送郭拱辰序》先写郭君为他画像表现出“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后写他将出游，欲画隐君子之形以归，而以郭君不能从行为憾。其国土日蹙、贤人在野、朝政昏暗之意，都见于言外，是历来传诵的名篇。朱熹的《朱子语类》十四十卷，涉及面很广，是宋朝以后新的语录体奠基之作。这种讲经传道、品评是非的口语化的文体，其特点是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如他论陶潜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这些话语，大都是他平时语言的忠实记录，讲述者的情感和语气宛然，很有感染力。
所著《朱文公文集》一百卷，有《四部丛刊》影明木刻活字印本。又有《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与《文集》合刊为《朱子大全》，有《四部备要》本。另有《朱子诗集》单行本十二卷，明程璩编，有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木刻活字印本。《朱子语类》十四卷，有明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陈炜木刻活字印本、石门吕氏木刻活字印本。《诗集传》、《楚辞集注》均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新木刻活字印本。
朱买臣：(公元前？～前115年)，字翁子，吴人(今江苏)。
家贫，好读书，常斫柴卖钱为食，挑着柴担，仍诵书不绝于口，其妻羞之，要求离婚，朱买臣不能留。过了几年，他去长安上书，书久不报，幸而遇见同乡严助。严助当时颇得宠幸，将他推荐给汉武帝，说《春秋》、《楚词》称旨，拜中大夫，与严助同为侍中。当时东越屡叛，朱买臣以为发兵可以平定，汉武帝遂任命他为会稽太守。他与横海将军韩说共击破东越有功，徵召入京为主爵都尉。
后坐法免官，复为丞相长史。廷尉张汤审理淮南王刘安反叛案，排挤陷害严助，又故意折辱他，于是朱买臣深怨张汤。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他与王朝、边通共同告发张汤阴私事。张汤自杀，汉武帝亦杀朱买臣等。
朱寿昌：(生卒年待考)，宋朝天长人，是为二十四孝之二3(弃官寻母)。
他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
宋神宗时，朱寿昌在朝做官，曾经刺血书写《金刚经》，行四方寻找生母，得到线索后，决心弃官到陕西寻找生母，发誓不见母亲永不返回。后终于在陕州遇到生母和两个弟弟，母子欢聚，一起返回，这时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朱子荣：(生卒年待考)，朱贯的第五代孙。著名宋、元时期隐士。
南宋初年官直秘阁。史称当朱子荣年轻时，正值金兵入侵，宋室南渡，中原离乱。他为避兵乱，遂南逃东吴，居常熟。
朱德润：(公元1294～1365年)，字泽民。著名元朝大学者。
从苏州迁到昆山(今江苏昆山)。朱德润善书札和山水画。元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出任征东儒学提举，倍受皇帝宠信。后又曾任浙江省照磨，参议国事。他是当时有名的学者、画家。所著有《存复斋文集》、《古玉图》等传世。
朱 樉：(公元1356～1395年)。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子。著名明朝初期秦王。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封秦王。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籓西安。
其年五月赐玺书曰：“关内之民，自元氏失政，不胜其敝。今吾定天下，又有转输之劳，民未休息。尔之国，若宫室已完，其不急之务悉已之。”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农历8月，高皇后崩，与晋、燕诸王奔丧京师，十月还国。
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皇后大祥，复来朝，寻遣还。
明洪武二十二(公元1389年)年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以朱樉为宗人令。
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以朱樉多过失，召还京师，令皇太子巡视关陕。太子还，为之解。明年命归籓。
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农历1月，命帅平羌将军甯正征叛番于洮州，番惧而降。帝悦，赉予甚厚。其年三月薨，赐谥册曰：“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谥者，天下之公。朕封建诸子，以尔年长，首封于秦，期永绥禄位，以籓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殒厥身，其谥曰愍。”子隐王朱尚炳嗣。
朱 桢：(公元1364～1424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六子。著名明朝初期楚王。
始生时，平武昌报适至，太祖喜曰：“子长，以楚封之。”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受封楚王。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就籓武昌。
尝录《御注洪范》及《大宝箴》置座右。
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农历4月，铜鼓、思州诸蛮族叛乱，帝命朱桢与信国公汤和、江夏侯周德兴帅师往讨。汤和等分屯诸洞，立栅与蛮人杂耕作。久之，擒其渠魁，余党悉溃。
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古州蛮族叛乱，帝命桢帅师，湘王柏为副，往征。朱桢请饷三十万，又不亲莅军。帝诘责之，命城铜鼓卫而还。是年，荧惑入太微，诏谕朱桢戒慎，朱桢书十事以自警。未几，朱桢之子巴陵王卒，帝复与敕曰：“旧岁荧惑入太微，太微天庭，居翼轸，楚分也。五星无故入，灾必甚焉。尔子疾逝，恐灾不止此，尚省慎以回天。”
至冬，王妃薨。时初设宗人府，以朱桢为右宗人。明永乐初年，朱桢进宗正。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薨。谥号昭王。子庄王朱孟烷嗣。
朱 吉：(公元1342～1422年)，字季宁，朱德润之子。著名明朝官吏，书法家和学者
明洪武初官任户科给事中，后升中书舍人、湖广佥事，为一时著名书法家和学者。
朱定安：(生卒年待考)，字士隆，朱吉之子，工古篆。著名明朝书画家。
朱永安：(生卒年待考)，字士常，朱吉之子。著名明朝书画家。
博学工诗，善于真草书法，著有《尚志斋稿》。
朱 夏：(生卒年待考)，字南，号勉斋，朱永安之子。著名明朝教育家。
隐居乡里，教授为业。
朱 文：(公元1444～1511年)，字天昭，一字天章，朱夏之子。著名明朝大臣。
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湖广按察副使。
朱希周：(公元1463～1546年)，字懋忠，号玉峰。著名明朝大臣。
明朝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进士第一名，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南京吏部尚书，去世后赠太子少保，谥号“恭靖”。
朱希周的高中状元和杰出成就，为苏州朱氏开了一个极好的先兆。
朱 轼：(公元1665～1736年)，字若瞻，号可亭；江西高安人。著名清朝大臣。
清康熙三十三年进士。由知县累擢浙江巡抚，筑沿海石塘数百里。曾上疏请罢垦田，慎刑狱，又陈盐政利弊八条。逝世后谥号文端。
他曾与蔡世远同辑《历代名臣传》、《历代循吏传》、《历代名儒传》，另有《周易传义合订》、《广惠编》、《朱文端公文集》等。
朱骏声：(公元1788～1858年)，字丰芑，号允倩，江苏吴县人。著名清朝文字训诂学家。
清道光年间，官黟县训导。所撰《说文通训定声》，专明转注、假借之旨，为典籍《说文解字》研究之要著。
朱起凤：(公元1874～1948年)，字丹九，浙江海宁人。著名清朝训诂学家。
清廪生。搜集古书中的双音词语，著《辞通》二十四卷，依平水韵编次，共三百万言。同一词语的不同变体，则合为一条，附加按语，说明其通借讹变之故。又著有《字类辩证》，辨析形音义容易混淆的字。
朱则余：(生卒年待考)，号菊坡，本姓余，因承继朱氏，遂改姓。
为人谨慎，清光绪年间在江苏东海县任承审官十多年。
朱鸿钧：(生卒年待考)，字小坡，娶妻周氏。
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由东海赴扬州府属邵伯镇上任。两年后，全家迁移扬州城，从此定居扬州。
朱寿昌：(生卒年待考)，字康叔，朱巽子。扬州天长人，
以荫为将作宋国监主簿。历知岳州、阆州，有政绩。又知广德军。曾与母不相闻五十年。神宗熙宁初，弃官刺血写《金刚经》，行四方求之，得于同州，乃迎母并二弟归，由是以孝闻。仕终中散大夫。逝世年七十岁。
朱克生：(公元1631～1679年)，字国桢，一字念义，号秋崖；江南宝应人。
清诸生。所为诗才气高爽。生平足迹半天下，所至皆纪以诗。尝搜罗邑中忠孝节义诸事迹，为《人物志》。有《毛诗考证》、《雪夜丛谈》、《环溪秋崖诗集》等。
朱洪章：(公元？～1895年)，字焕文；贵州黎平人。
清咸丰初应募为乡勇，先后从胡林翼、塔齐布、曾国荃镇压太平军，转战赣鄂皖各省。同治三年破天京时首先登城，直扑天王府擒获洪仁达。官至狼山镇点兵。
朱士行：(生卒年待考)，三国时期第一个去西域求法的僧人，中国僧人讲经往往从他开始。
朱载堉：(生卒年待考)，明朝音律学家、数学家。
朱登俊：(生卒年待考)，大兴人(今北京大兴区)。著名清朝官吏，北京朱氏始祖。
年轻丧父，却颇能发奋图强，终于在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当上了湖北长阳知县，从此开大兴朱氏筮仕官宦的先河。萧山迁大兴的这支朱氏，从此兴盛起来。
朱登俊后来又做过四川珙县知县，最后官至中书舍人，直至去世。他元配何氏，生子文炯；继配冯氏，生子文炳。
朱文炳：(公元1696～1764年)，字豹采。著名清朝官吏。
朱文炳因父亲的关系，自小便走读书做官的路，是顺天府学生、国子监贡生。然而这位年轻人满怀一身才学和大志，到三十多岁却连个举人也没考上。
后来试八旗教习期满，才做了个陕西咸宁知县，不久又改为(幸攵皿)知县，但数年后又因为公正刚直丢了官，回到了顺天大兴家里。
朱文炳娶举人徐某之女，共生四子六女，四子是：朱堂、朱垣、朱筠、朱碴。朱文炳因为自己在科举和仕途上都不得志，罢职回家后，便将全部希望都投到了儿子们身上，亲自对他们进行教导和培养。
功夫不负苦心人，朱文炳的四个儿子，后来终于个个都中了举人，步人了仕途。其中：
长子朱堂，字冠山，官任陕西大荔县县丞；
次子朱垣，字维丰，又字仲君，号冬泉居士，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进士，官至山东济阳长清知县；
四子朱珪，字石君，号南崖，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进士，官任山西巡抚、抚仁阁大学士，逝世后谥号“文正”。
朱 筠：(公元1729～1781年)，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学者称为笥河先生。
他是进士出身，历任侍读学士、顺天乡试同考官、安徽学政。是他，首先上书向大清朝廷建议，从《永乐大典》中搜辑古佚之书、纂修《四库全书》。
后来，他的建议被采纳，他也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并与修《日下旧闻考》。他还鼓励、培养一大批当时的士大夫进行辑佚和考据工作。在他的首倡和率领下，随著有《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开展，便形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乾嘉朴学考据之风。
清朝乾、嘉以来著名的朴学家洪亮吉、孙星衍、江藩等都是他的弟子。所以，尽管朱筠本人著述不多，但却被史学家们公推为“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乾嘉朴学家的领袖”。
朱自清：(公元1898～1948年)，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朱则余之孙，朱鸿钧之子，原籍浙江绍兴，因三代人定居扬州，自己又毕业于当时设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且在扬州做过教师，故自称扬州人。著名现代文学家、学者。
朱自清在扬州生活了十三年，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1920年朱自清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31年留学英国伦敦，漫游欧洲大陆。次年回国，仍返清华任教。后贫病谢世。
朱自清有著作二十七种共约一百九十万字，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大多收入1953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四卷《朱自清文集》中，1988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对朱自清著作又一次全面地进行了搜集、整理，出版了六册《朱自清全集》。
朱自清在“五四运动”后才开始新诗创作，在1923年发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显示出他的散文创作方面的才能。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散文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背影》，使朱自清成为当时负有盛名的散文作家。
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其作品的题材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以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一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执政府大屠杀记》；二是以《背影》、《儿女》、《悼亡妇》为代表的一组散文，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第三，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小品，《绿》、《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是其代表佳作。
后两类散文是朱自清写得最出色的，其中《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散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朱作言：(公元1941～今)。著名生物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80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80～1983年分别在英国南安普敦大学、伦敦皇家肿瘤研究所和美国波士敦遗传所进修，1988～1991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海洋生物技术中心任教授研究员、常年教师团成员，1991～1994年英国阿伯丁大学任高级讲师、固定教职员、博士生导师，1995～1999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
专业：分子遗传及基因工程。长期从事鱼类基因工程、鲤类基因组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多项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成果，为鱼类基因育种奠定了理论基础。曾六次获得国家和部级科技成果奖，共发表研究报告九十多篇，其中三篇已成为转基因学科领域中公认的经典文献。
朱物华：(公元1902～今)，又名佩韦，朱自清之弟，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扬州邵伯镇。著名电子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电子学科与水声学科奠基人之一。一生重视基础理论教学，重视实验研究，在人才培养和教材编著上，以及某些前沿课题的研究探索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物华1909年入扬州第一小学，毕业后又入私塾读书，兼到别的学校补习英文和数学。1915年考进扬州第八中学。此校师资队伍整齐，教学水平在当地堪称一流。一心向学的朱物华，学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19年中学毕业，他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和上海交通大学，均被录取。此时父亲失业，家计困难，幸得长兄朱自清的支持，遂进入了他向往已久的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就读。
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四年中，朱物华勤奋学习，1923年以第一名的最佳成绩获得了清华“美庚款”赴美留学的名额。
1923年8月朱物华与谢冰心等乘轮船离开祖国赴美留学。他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选择当时尚未解决的难题“水银整流器的耗电计算”为研究课题，次年即获得硕士学位。1924年9月朱物华考入哈佛大学。经过一年的学习研究，获哈佛大学电机系硕士学位，继而攻读博士学位，解决了滤波器的瞬流计算问题，1926年6月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个人的已得荣誉，国外的优越条件，丝毫没有淡薄朱物华对祖国的思念和热爱，他谢绝友人的留美劝阻，决定回国。
回国前，朱物华进行了一年的考察访问。先后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匈牙利、捷克等九个国家，参观了一系列先进的实验室和工厂。其间还曾到德国柏林大学听课和到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的实验室对离子、中子和离子辐射作了短期研究。1927年8月朱物华取道马赛回国。他先受聘于中山大学任物理学教授。1930年转到唐山交通大学任电工与物理学教授。
朱物华从年轻时代起就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邀请朱物华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朱物华不满当时统治阶级腐败无能，辞而不就。1933年一批汉奸在河北冀东地区搞所谓自治运动，建立伪政权，朱物华愤而离开唐山，就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燃起侵华战火，中国抗日战争兴起，北京大学被迫南迁，当年年底，随校迁至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他先在工学院电机系教“电信网络”等课，后又在理学院开设“无线电原理”课程。1945年8月抗日胜利后，朱物华应聘到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执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物华先后被任命为交通大学工学院院长，交通大学副教务长。1955年他服从国家需要，北上哈尔滨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同年，中国科学院选聘他为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59年朱物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春朱物华参加了制订国家十二年(公元1956～1967年)科学远景规划会议，并受中国科学院委派，前往前苏联参加“热工仪表自动控制会议”，赴南斯拉夫参加国际科学会议，还考察了前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三国的高等院校、研究所和工厂。
文化大革命中，朱物华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审查批判。但是他对真理坚信不移，对事业执著追求，埋头翻译了国外最新科技论文三百余篇，并亲赴水声专业工厂义务为工程技术人员讲授专业课程。
1978年朱物华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以管理体制改革为中心内容的全面改革，激发了广大教职员工的奋发进取精神，促进了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揭开了上海交大发展史上的崭新一页。
朱物华任教期间，曾受聘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电子专业组委员、声学专业组委员等职，并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上海电子学会理事长，中国声学学会理事。
朱物华在他退居二线前后，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中国电子学会、中国声学学会为了表彰他在教学和科学上的卓越贡献，曾分别授予他荣誉奖状和奖章或荣誉证书。
朱物华是中国电子学科的奠基者。在中国，电子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从物理学分离出来，大致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及以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对它的教学与研究，基本上是由少数在国外学有所长的归国学人开创和奠基的，朱物华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1926年朱物华以论文《广义网络瞬态及在电滤波器中的应用》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当时这是属于电子学科领域中有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引起了美国、日本等国科技界的重视。此论文曾在1928年日本东京万国会议上宣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朱物华针对韦伯和迪托尔(EWeber和MJDitoro)等关于有限段终端无损耗低通滤波器瞬流计算的局限，首次提出了终端有损耗的Ｔ形低通与高通滤波器瞬流计算公式，在当时十分简陋的实验条件下，创造性地拍摄了直流与交流场合下的瞬流图，取得了理论计算与实验数据相符的好结果。1938年10月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的学术期刊《ProcOfIRE》发表了这篇论文。
朱 德：(公元1886～1976年)，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大元帅之首。
四川仪陇人，1886年12月1日生于佃农家庭。1909年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1911年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1917年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琪瑞的护法战争。1921年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为寻求革命真理赴德国，在柏林结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德国格丁根市一所大学里留学。1925年返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随即到前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革命军事干部。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后，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击败，他率领余部转至湖南南部，发动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928年4月率部万余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即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他和毛泽东指挥部队多次战胜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和毛泽东率部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军，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先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长征途中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协同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许多抗日根据地。曾先后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所辖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共同作战，维护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1940年返回延安，提出"南泥湾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7年同刘少奇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他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取得了清风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开创了攻克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在战略决战阶段，他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和毛泽东一起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渡长江南下的作战命令，最后推翻了蒋中正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他在长期的军事生涯特别是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逐步形成一整套适合人民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的关于带兵、练兵、养兵、用兵等重大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在中国红军初创时期，他同毛泽东共同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以后又写了许多军事论文，论述运动战、山地战、隘路战、遭遇战、追击战、袭击战、攻坚战、歼灭战等战术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在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极其关心并积极主张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建军方针和原则，对陆、海、空和装甲兵、炮兵等诸军兵种的建设和发展，对军事院校工作和培养现代军事人才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调查研究，对发展工业、矿业、农业、商业、外贸、财政、交通等项事业，都提出过不少中肯的意见和重要的主张。他一贯主张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实行多种经营方式，主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对于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提出纠正意见。建国初期，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维护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多次出国访问、会见外国领导人，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侮辱和打击，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附_朱德大事年表：
1886年12月1日，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个佃农家庭。
1892年入药铺垭私塾读书，取名代珍。后改读于地主丁家私塾。
1896年迁居大湾后入席家碥私塾，取字玉阶。
1905年参加县试、府试，改名朱建德。秋，清朝政府诏令自丙午(公元1906年)年停止科举考试。
1906年先后进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顺庆府(今四川南充)中学堂学习。次年考入四川省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1908年毕业后到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
1909年到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改名朱德。冬，加入同盟会。次年夏，因学习成绩优秀，被选送特别班。
1911年8月从特别班提前毕业，被分至云南新军左队。见习期满后，任司务长。10月参加云南响应武昌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后随云南军政府派遣的援川军入川南支援反清斗争。
1912年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原讲武堂)军事教官。
1914年调往云南边境驻防。先后担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期间，在与土匪作战中，逐渐摸索总结游击战经验。
1915年12月率部赴昆明，次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作战中，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少胜多，骁勇善战，屡建战功。
1917年7月参加反对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任滇军旅长。
1920年在驻防四川泸州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启发，逐渐认识到“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行不通”，必须寻找一条新的救国道路。和挚友孙炳文商议，准备出国考察。
1921年春随入川滇军返回昆明，驱逐云南都督唐继尧。在同事们的挽留下，暂时放弃辞职离滇的请求，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
1922年1月调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3月因唐继尧纠集旧部返回云南，被迫逃离昆明，辗转回川。7月到北京与孙炳文会合，筹办出国事宜。8月到上海先后会见孙中山、陈独秀等，并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遭到拒绝后，和孙炳文离沪赴欧洲考察。10月在德国柏林会见周恩来。11月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抵德国哥廷根。次年进入大学学习，并领导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
1925年在德国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因参加革命活动，曾两次遭柏林警察当局逮捕。7月由德国赴前苏联学习军事。
1926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安排下，回国参加北伐革命。7月，赴四川万县动员川军杨森部易帜以策应北伐。9月和陈毅一起领导万县各界群众开展反抗英军屠杀中国民众的运动。同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11月和杨闇公、刘伯承共同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策划在四川省泸州、顺庆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1月根据党的指示，赴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该团团长。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6月因朱培德在江西“清共”，离南昌赴武汉。7月中旬奉党中央指示，返南昌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随后任第九军军长，率起义军先遣部队南下广东。10月在广东三河坝与敌激战，后率起义军主力余部转战赣粤湘边境。期间，对部队进行思想、组织、纪律整顿，坚持游击战争。
1928年1月领导发动湘南起义。4月率部万余人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随即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和毛泽东等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决，并取得了五斗江、新老七溪岭、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
1929年1月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以武装斗争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力量，开创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
1930年6月在福建长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任总指挥。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8月在湖南浏阳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任总司令。后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国红军总司令。
1931年和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大规模“围剿”。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红军问题报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人民委员，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3年3月和周恩来率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9月国民党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采用错误的战略战术。
1934年1月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红军建设》的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5年1月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朱德率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9月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方针、另立中央。朱德和刘伯承一起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行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1936年6月促使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甘孜地区会合，再一起北上。10月率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7年7月全国抗战开始。8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9月率部赴山西抗日前线，和彭德怀部署平型关战役，后又配合忻口会战，并指挥八路军各师实行战略展开，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2月率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挺进。3月就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4月指挥八路军和部分国民党军粉碎日寇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同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9年3月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扫荡”斗争，粉碎日寇对太行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九路围攻”。
1940年3月指挥八路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5月返回延安。7月和彭德怀、左权联名部署“百团大战”。冬，为解决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提出军垦屯田政策。
1941年春亲自勘察南泥湾，并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2年5月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1943年亲自主持、指导陕甘宁边区驻军的生产运动，提倡开展生产竞赛活动。
1944年10月和毛泽东联名发布《关于华北准备反攻工作的指示》。
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8月日本政府宣布要求投降。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向解放区抗日部队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准备受降。9月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和刘少奇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1946年6月蒋中正发动内战。和毛泽东发表声明：我军将坚决采取自卫手段。12月1日六十岁诞辰，中共中央为其祝寿，毛泽东题词：“人民的光荣”。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和刘少奇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工作。10月和彭德怀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协同解放军“打倒蒋中正，解放全中国”。11月亲自筹划、指导石家庄战役，开创对大中城市进行攻坚战的先例。
1948年年初，主持召开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兵工生产，为战略进攻提供军火保障。5月赴华东野战军指导工作。秋冬，协助毛泽东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3月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后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4月和毛泽东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9月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10月1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同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1月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50年10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至12月赴山东、东北等地向即将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作动员报告。
1951年9月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各兵种、各军区军事干部集训会议，作《统一训练计划，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讲话。
1952年3月5日致函周恩来，建议在清明节动员全国党政军民都种一天树。8月至9月到东北三省视察。
1953年2月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把组织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2月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致开幕词。
1954年4月到南京军事学院监督第一期毕业学员举行国家考试。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到中南、华东、华北等地视察。8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朝鲜。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师军衔，并接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2月至翌年3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先后访问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前苏联、蒙古等国。
1956年9月出席中共八大。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
1957年3月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军工、民用生产相结合。年内曾到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自治区视察。
1958年1月发表《勤俭持家》一文，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并不是“吃大锅饭”。年内到华东、华北、西北、新疆、中南等地视察。
1959年3月率中共代表团访问波兰，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匈牙利。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7月至8月出席庐山会议。后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受到林彪的攻击。年内曾到广东、湖南、上海、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甘肃等省、市视察。
1960年年内到上海、广东、湖北、陕西、贵州、四川、山东、浙江、安徽等省、市视察。致函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
1961年年内到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省、市视察。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集市贸易。
1962年1、2月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年内到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陕西、四川、云南、湖北、天津、江苏、广东等省、市视察。致函党中央，提源于己的意见，认为对农民限制得过死，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63年年内曾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陕西、四川、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天津等省、市视察。致函毛泽东等，提出应当十分注意发展经济作物，发展集体副业和社员的家庭副业。特别是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应大力恢复和发展。
1964年年内到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视察。12月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65年年内曾到广东、四川、云南等省视察。12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不能发展了。
1966年1月至3月到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视察。5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受到错误的批判。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
1967年1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要注意解决。同月，受到江青一伙指使下的造反派的攻击。
1968年10月出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会上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和诬蔑。
19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在“加强战备”的背景下，被疏散到广东从化。
1970年7月从广东回到北京，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8月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
1971年10月致函党中央、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央对林彪反革命集团采取的措施。
1973年8月出席中共十大。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74年8月在秦皇岛视察海军舰艇部队。
1975年1月主持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76年7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朱良才：(公元1900～1989年)，湖南汝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5年参加本县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部秘书，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连党代表，中共永兴县区党委书记，红四军第三十一团一营营部书记、连政治委员，第三纵队第七支队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第三军第九师政治委员，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治委员，红军总卫生部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支队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校长、副政治委员，华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9年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九岁。
朱 明：(公元1903～1964年)，江西兴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兴国县区农民协会主席，县政府土地部部长，县雇农工会委员长，中共南康、上犹、崇义等县县委书记，中央组织局科员，红九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延安中央党校三部组教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雁门区委书记，雁门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晋绥二地委书记，第一野战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二兵团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6月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1964年1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朱辉照：(公元1911～1964年)，江西莲花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巡视员、协和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独立第一旅政治委员兼晋西北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延安中央党校第四部组教科科长，晋绥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委员，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一旅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军委民航局局长。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6月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1964年4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三岁。
朱 光：(公元1922～今)，原名朱玉训；山东长清十里铺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
1938年在家乡参加抗日斗争，次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教导大队学习。后任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教导大队军事队党支部书记，中国人民抗日寇政大学第一分校二校第十一队政治指导员，冀鲁国豫军区陆军中学校部政治指导员。1943年后任冀鲁国豫军区特务营分总支部书记、直属队总支书记，曾参加冀鲁国豫边区秋季反“扫荡”和南乐等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国豫军区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军人储蓄科科长兼裕华总号经理、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七军政治部干部科科长，参加了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总干部管理部副处长、总干部部处长、总政治部干部部处长，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空军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1985年7月～1992年11月任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朱 光：(公元1914～2001年)，原名赵金城；山东聊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东北抗日救国军。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东北历任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第三团连长、营长、副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副营长，延安炮兵学校总务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满军区炮兵团团长，军区炮兵主任兼教育科科长，东满军区炮兵主任，吉林军区炮兵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四团团长，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二指挥所副主任，炮兵第二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部队炮兵主任、炮兵第二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入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二师师长、炮兵主任办公室参谋长、炮兵指挥所参谋长。参加了第四、五次战役、1951年阵地防御作战、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回国后，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历任旅大警备区炮兵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参谋长、参谋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副主任。为炮兵部队建设、产中国国防工业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1月3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朱 军：(公元1908～今)，河北景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天津地下党组织保卫队队长、情报队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三团团长，中央军委第一局第三科科长，第三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热辽纵队参谋长，冀察辽军区独立第八师师长，辽西军区副司令员，安东海军学校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快艇学校政治委员。1953年入前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1957年毕业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事学院副院长，海军工程学院院长，海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海军学院院长。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大会候补代表、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朱士焕：(公元1913～今)，四川通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干革命战争时期，任川陕苏维埃镇石乡政府主席，共青团少共区委组织部部长，团区委书记，团县委书记，中共长赤县委书记兼县独立团政治委员。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寇政大学第三分校政治协理员，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副政治委员，东北军政干部学校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吉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顾问。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朱云谦：(公元1919～1989年)，江西莲花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边区独立第三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少共区委书记。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部教导营连政治指导员，特务营政治教导员，江北游击纵队政治处副主任，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十五团政治委员，淮南盱嘉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盱嘉县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淮南路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第三十一旅副旅长、旅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空军陆战师师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学院副院长，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1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岁。
朱 烨：(公元1916～1968年)，湖北麻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直属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六八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迪化(今新疆乌鲁国木齐)新兵营排长，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机务处主任、大队政治委员、机务处政治委员，军委航空工程处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混成旅机务处主任，华东军区空军工程部部长，南京军区空军工程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68年3月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二岁。 跟帖时间 2010-02-09 14:43:5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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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典故、趣事 -- 朱项斗联：传说有个小镇住着姓朱和姓项两个家族。两姓之间时常发生摩擦。姓朱德家族盖了一个大祠堂，想显示一下本族的威风。姓项的家族，岂甘落后，也兴师动众，盖了一个。姓朱的族祠先盖好了，又想在祠堂的大门上挂一幅有气派的对联，以压倒姓项。他们左思右想，终于想到：后梁的朱温、明朝的朱元璋，都是坐过龙庭、当过皇帝的朱家人；理学家朱熹，在大宋国时代，也曾以“亚圣”名震天下，是朱氏门中杰出的一个风云人物。他们根据这些历史典故，在祠堂门左右各书四个字，构成楹联一副：两朝天子；一代圣人。项姓祠堂也建成了。项家看到朱氏祠堂楹联的狂妄口气，大为愤慨。因此，他们召集了全家族的大会，又把秀才们找到一起，考察项氏家谱，专门研究如何写一幅对联，才能压倒朱氏的凌人傲气。很多人都说：“人家又是天子，又是圣人，天地间，哪有比这些更神气的呢？”谈过来，谈过去，商量了几天，总讨论不出个头绪来。最后只好决定：出重赏，向外界征求楹联。朱氏那边，见到这种情形，得意非常。哪知，山高也有人行路，水深还漂打鱼船。有个外乡人应征来了。项家把他尊为上宾。在项姓召集的全族首脑人物会上，外乡人给大家讲了两个历史故事：一个是春秋时代的故事。孔子曾经拜在项橐(读驼)的门下，向他学习礼仪。另一个是秦汉时代的故事。项羽抓到刘邦的父亲后，用大鼎将他煮逝世。这个外乡人讲完故事后，大声向众人说：“朱氏门中有人当过天子，项门中人，曾把天子的父亲煮逝世；朱氏门中有人称为圣人，项门中人，曾经是圣人的老师。我要代你们项姓用以上的历史故事，作一副对联，压得朱家透不过气来！”外乡人的话音一落，项姓族人立刻欢呼雀跃，杀牛宰羊，盛情款待了这位外乡人，并给以重赏。第二天，项姓宗祠的大门上，也是左右各书四个字：烹天子父；为圣人师。这副对联与朱氏宗祠门上的那幅，针锋相对，凌顶压头，占了上风。朱族的人见了，目瞪口呆，一语不发。朱氏人看到秀才抖出这副对联，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加之确感如此斗下去，实是于家于国无益，遂同意和解。自此，朱项两村和睦相处，互通有无，共同发展，相安无事。但是斗联的惯例仍然保留下来，只不过不再是“抬高自己，贬损他人”了，而是成为文化交流的一块阵地。
朱氏崇拜赤心木：“朱”字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在人们祖先那部最古老的汉语字典——《说文解字》中，对“朱”作了如下的描述：“朱，赤心木，松柏属。从木，一在其中。”原来，朱氏的“朱”字，它最原始的意义并非红色，而是指称一种树心为红色的树木。渊博的古文字学家们解释说：古“朱”字是所谓“合体指事”文字，它兼有象形和指事的特点。从图的甲骨、金文人们也可清晰地看到，“朱”字由“木”和“一”两个构件组成：“木”象树木之形，“一”是一个指示性符号，原本写成“·”形状，标在木中，象征树心。清朝大文字学家段玉裁说得明白，朱是赤心木，所谓“赤心不可象，故以一识之。”就象“本”字的一指树下“末”字的一指树上一样，“朱”字的一指树中。远古史和图腾学的知识告诉人们，人类在童年时代盛行各种图腾崇拜，这些远古的先民们，往往以某种动物和植物作为氏族群体的神圣象征，并认为全体氏族成员都为这种图腾的后裔。最古老的朱氏的形成，也是这种图腾崇拜的结果。在采集农业的原始阶段，人类主要生活在森林地带。对这些赖以生存的树木植物，人类本能地产生出各种依恋、亲切、敬畏甚至崇拜的情感和心理。其中便有这么一支血缘氏族群体，对他们周围的赤心木产生了这种神秘而深厚的特殊情感。他们把这种赤心木叫做朱木，并把它当作本氏族的神而崇拜，认为自己就是这种神圣的朱木的后裔。于是，朱木便成为这个氏族的族徽和图腾，这个氏族便把自己称为“朱”氏族，久而久之，这一习俗被本氏族代代相承，并得到了周围其他氏族的普遍认同。于是，作为后世一部分朱氏的血缘先祖——朱氏族便形成了。
叔术屡让君位：公元前796年邾颜被周宣王诛杀后，其弟邾叔术继位为邾国君。据说叔术之嫂，即邾颜的夫人盈氏，是个倾国倾城的绝色美妇。邾颜逝世后，他的这位夫人却颇为贞烈，当时各国王侯公子都垂涎她的美色，她却发誓：“谁能为我报杀夫杀君大仇，诛杀鲍、梁二贼，我便嫁给谁。”叔术继位，本是由周宣王所命，但叔术即位后，却不盲从周室，仍能以国家及邾国族利益为重。不久，他便率领邾国人为国君即乃兄邾颜报仇，将杀君仇人鲁国的鲍广父、梁买子二人诛杀。而颜夫人盈氏果然实现诺言，改嫁小叔叔术为妻。先前，盈氏与邾颜生有二子：夏父、友。再婚后，她又与叔术生了一子，名叫盱。叔术娶寡嫂为妻后，养兄子、育己子，不分彼此。当侄儿邾夏父长大成人后，叔术于公元前781年趁周宣王去世之机，一改周天子成命，把邾国君位拱手让还给前国君邾颜之子夏父，邾夏父复国为邾国君后，非常感激叔父的恩德。为此，夏父欲将邾国一分为二，与叔术各治一半，叔术不肯；夏父又提出将邾国三分之一分给叔父，叔术又不肯；再提出分邾国四分之一给他，仍被拒绝；最后，夏父硬要将占邾国五分之一大的滥地(今山东滕县虑昌乡)封给叔术，叔术再三推辞不得，只好接受。从此，邾叔术带其子邾国盱及家人移居滥地，另建一个附庸于母邦邾国的小政权。
马前泼水：汉朝朱买臣有满腹才学，却未得到到功名，只得以打柴为生，入赘本地刘二公家为婿。因为贫富悬殊，夫妻经常吵闹。刘二公也嫌朱买臣不肯进取，便让女儿向丈夫讨休书。一天，大雪纷飞，朱买臣无法砍柴，刚进家门就遭到妻子的无情奚落和恶毒咒骂，并坚决索要休书。朱买臣劝妻子忍耐，许诺明年可能得官。刘家女则认为朱买臣一辈子也不会发迹，非要休书不可。朱买臣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写了休书。原来刘二公拆散女儿婚姻，是为了激发朱买臣上进。后来由于司徒严助的举荐，朱买臣做了官，任家乡会稽郡太守。当朱买臣的好友王安道宴请朱买臣的时候，刘二公父女登门求见。刘家女一见朱买臣便下跪、认错；朱买臣把昔日的妻子数落一番，拒不相认。在场的朋友再三相劝，刘家女也誓言要投河自尽，都无济于事。朱买臣让刘家女把一盆水泼在地上，坚持要重续婚姻，除非把地上的水全收起来。王安道见此情况，便把刘二公暗中托他送盘缠给朱买臣的事合盘托出，朱买臣心生惭愧，遂回心转意。据《汉书》朱买臣本传载，朱买臣之妻离异后，与后夫上坟，路遇朱买臣，尚款待酒饭。朱买臣富贵后，衣锦还乡，见前妻与其夫修路，令人将二人载入太守府，加以奉养。月余，其妻自缢逝世，朱买臣厚赠其夫。昆曲始将朱买臣之妻变成毫无情义的泼妇，京剧因袭其旧。
朱桓捋龙须：朱桓是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开国元勋之一，与吴帝孙权的关系相当密切。史书上说，朱桓为人重义轻财，以勇烈闻名，早年便与孙权兄弟非常友好，后来又跟随孙氏家族打天下，在作战中屡建功业，为孙吴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孙权称帝后，朱桓备受重用，受封为新城侯，任奋武将军，领彭城国相，后再升任前将军，领青州牧。这时，身为将军的朱桓与他昔日好友、已经做了皇帝的孙权仍私谊甚笃。相传，有一次朱桓要从吴国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返回青州，临行前与孙权告别时说：“我将远去，若能走前一捋龙须，逝世而无憾！”孙权听了之后，果真扬起下巴让朱桓摸起胡须来。朱桓直到逝世仍以此自豪。
孝义兄弟：朱巽之、朱谦之是南齐时代以孝义著称的两兄弟。哥哥朱巽之曾官任江夏王参军、吴平县令。据说其母逝世后暂葬于田侧，却被族人朱幼方放火焚毁。当时朱谦之年尚幼小，后从胞姐处得知这一消息，便哀戚如持丧。长大后，朱谦之不结婚，发誓要报仇，终于将仇人朱幼方杀逝世，并毅然投案自首。此案上报到齐武帝处，武帝认为朱谦之是一个既知国法又孝义过人的大孝子，遂将他无罪释放。可是朱谦之回家不久，又被前来寻仇的朱幼方之子朱恽杀逝世。哥哥朱巽之义愤填膺，又将朱恽刺杀。朱巽之被官府逮捕，并将案情呈报皇帝。齐武帝阅案后说：“此皆是义事，不可问罪。”遂将朱巽之赦免。朱巽之兄弟二人的孝义事迹成为轰动一时的美谈，时人称赞道：“弟逝世于孝，兄殉于义，孝义之节，萃出一门。”
明惠帝流落印尼：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98年)，皇太公朱元璋驾崩，传位给皇太孙朱允坟，即建文皇帝，是年农历闰5月16日明惠帝登基。可是朱元璋之四子朱棣心有不甘，于公元1402年发动“靖难之变”推翻朱允坟。“靖难之变”后，明惠帝不知所终，传说纷纷，归纳起来不外几种说法：一说当日宫中起火，惠帝已自焚而逝世；一说惠帝率一批人马，乘船逃亡海外；一说惠帝已落发出家，当了和尚；一说惠帝隐姓埋名，终老余生。时至今日，关于明惠帝的下落，仍是史学界的一大谜。印尼报刊的一些研究文章指出，明惠帝下落的历史之谜，最近在印尼发现若干蛛丝马迹。据报道，在印尼苏门达腊岛东海岸，有一个遗世独立的偏僻小村落，那里世代居住着一群华人，多年来依然保持着古老浓厚的华人习俗，在印尼这个三千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这里华人比例比当地居民为多，是少有的。他们只懂华语，不晓印尼话，多以捕鱼为生。每年农历五月十六日这天，这里举行罕见的隆重祭拜“皇爷”仪式，其中以焚烧龙船节目最为隆重。除了村中男女老少全出动外，也吸引了邻近小岛村民来观看这一年一度的盛典。这里的华人大多数是姓“洪”。最近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几个城市，如美坦(棉兰)、帕矸巴鲁国(兆干)、硕顶等地接二连三有村民携带明朝文物出售，有手环玉镯，外侧雕双龙戏珠图案，栩栩如生，内侧“明朝朱元璋，长命富贵”字样。另有人形半身石像，雕一名长须老翁策杖，背负包裹，疑是朱元璋的形象，背面也写着“长命富贵，明朝朱元璋”八字，雕工精细。据一些行家的分析，有的东西可能是惠帝随身带出，有的则是随从们在当地取材做成。岜眼亚比人每年祭拜的日子，与明惠帝公元1398年农历闰5月16日的登基大典日期不谋而合，在中国或海外华人有许许多多民间的祭典，这种于农历5月16日祭拜“皇爷”日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惠帝的年号均为洪武，在岜眼亚比这个地方，却居住着大多数的洪姓人家。岜眼亚比的造船业十分发达，他们制造的木船具有中国古船风俗，这大概源于先人模仿他们乘坐的船只造成的。岜眼亚比的印尼名十分特别：BAGANSI-APIAPI，意思是岸边之火。据推测这名字的来源是明朝明惠帝的船队人马到达偏僻的乡村登陆后，每天晚上在岸边烧起柴火照明，把夜空映得通红，惊动了远近的土著村民奔走相告而得名。报有人大胆推测：明惠帝是在岜眼亚比落脚隐居和终老。岛上居民世代祭拜的“皇爷”，实际上就是明惠帝的化身。那些“洪”姓人家，就是明惠帝和随从的后裔子民。
明朝“明”字的来历：明朝为何要叫“大明”？“明”字是什么意思？千百年来，流传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原来，明朝的“明”源于明教，明教也叫摩尼教，又称日月教或光明教，是元末农民起义军所信奉的一种宗教。该教崇拜光明之神，认为世界即由明暗两种力量组成，明即是光明，是善，是理。当天下黑暗至极时，光明之神——明王便会出现，经过斗争，赶走黑暗，重建光明也即正义和善的世界。朱元璋早年加入过明教，接受了明教的思想，认为自己便是明王出身，所建立的国家也是正义、真理和光明的化身，因此当他正式登基后，便改原来的吴政权为“明朝”。早在元朝末年，明教影响导致农民大起义。起义领袖韩山童便自称明王。他逝世后，他的儿子韩林儿继称为小明王。朱元璋最初参加起义军，原本是小明王的部将，后害逝世小明王韩林儿，国号仍承韩林儿叫明，为示更高级别，便叫做大明。朱元璋的一大帮儒士们，则对“大明”作了更神秘的注脚。他们说，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是起于南方，再平定北方的。依五行学说，南方为火，为阳，神是祝融，颜色赤；北方是水，属阴，神是玄冥，颜色黑。南方即是光明，而南方神祝融便又叫朱明，所以兴起于南方的朱元璋政权便叫做大明，兆示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在吴义新所著的史籍《凤阳新书·太祖本纪》中，更有这样离奇的说法：朱元璋姓朱，而朱氏源出于祝融朱明。朱元璋定都金陵，而金陵正是祝融的故墟，所以建国号为“大明”，以示不忘朱明先祖。祝融名叫“朱明”，正巧是将皇帝的姓和国号联在一起。可见国号“大明”，也是天意。儒家们还说，明便是光明，是火，分开来便是日月二字。国号“大明”，象征朱家天下如太阳普照四方，如日月般前途光明，万代永昌。一句话，朱氏大明政权是永恒的太阳，是永恒的月亮。
朱镕基罢宴：朱镕基总理开完会，被主人带到宴会大厅，他穿过摆满了美酒佳肴的不下百桌的酒宴大厅，来到他所应坐的首席座位，但他没有就坐，而是走到宴会大厅的一个角落，要设宴人在这个角落里另摆一桌，由他和他的秘书吃工作餐。朱镕基，不愧为新时期的新领导，他罢了宴，又没有给主人太大的难堪，既恪守了温良恭俭让的民族美德，又执行了不准大吃大喝的“生活准则”。报上还说，由于朱镕基不肯就坐而只吃工作餐，致使上千宾客都不吃酒宴，朱镕基这一手真是高明。如果，各级机关都有这么一个朱镕基，中纪委的反腐倡廉的诸多文件也就可以省却了，起码可以把反腐部分的“反对大吃大喝”、“不准公款请客”的条目删节下来。如果，各省市，各地区也都有那么一两个陶铸、朱镕基，“革命小酒天天醉”的民谣也就没有了市场。 跟帖时间 2010-02-09 14:33:2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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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宗祠通用对联 -- 1祠门楣题辞：
紫阳世泽、考亭家声：两门楣题辞均源自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紫阳堂号。
2四言通用联：
负荆勤读；折槛旌忠：上联典出西汉吴县人朱买臣，字翁子，年轻时家贫，靠卖柴为生，肩挑薪而目读书。汉武帝时任会稽太守，后官主爵都尉、丞相长史。下联典出西汉平陵人朱云，字游，多次忤逆权贵。成帝时任槐里令，上书借上方剑，斩佞臣张禹，汉成帝发怒要杀他，御史拉他出殿，他攀折殿上门槛大呼：“我能跟从龙逄、比干在地下，也知足了！”被赦免。后来要修门时，汉成帝不让换，说是用来旌表正直而忠心的臣子。
紫阳世泽；白鹿家声：全联典指南宋朝时期的朱熹，别号紫阳。尝讲学于白鹿洞书院。
鸾台表直；鹿洞垂规：上联典出唐朝时期的朱敬则力谏，免魏之忠、张说等人逝世。下联典出南宋时期的朱熹，讲学白鹿洞书院，并手订学规。
治推北海；歌遍南阳：上出典出汉朝舒地人朱邑，年轻时为桐乡啬夫(乡官名，掌管诉讼和赋税)，廉明公正而不苛刻，很受吏民敬爱。后举贤良，官北海太守，治行推第一，入朝任大司农。下联说东汉南阳宛人朱晖，字文季，永平初年为卫士令，后官临淮太守，抑恶扬善，吏民畏爱。人们为他作歌：“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民怀其惠。”
婺源著氏；徽国流芳：全联典出南宋朝时期的朱熹，婺源人(今福建三明尤溪)，理学大家。逝世后谥昊“文”，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
鹅湖世泽；鹿洞家声：全联典出南宋朝时期的朱熹，曾讲学于江西鹅湖、白鹿洞两书院。
傍百年树；读万卷书：此联采用南宋朝时期的朱熹题白鹿书联联。
两朝天子；一代圣人。此联为朱氏宗祠联。
3五言通用联：
鸾台夸气节；道院画禽鱼：上联典出唐朝永城人朱敬则，字少连，博学而重气节。咸亨年间为洹水尉，武后时曾上书实行宽简仁爱之政，打击朋党，受赏识，官正谏大夫，兼修国史，人称有董狐(古代良史)之笔，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当时，大臣魏元忠、张说受张易之诬陷，没人敢站出来说话，朱敬则一人上谏，使二人得以免逝世。下联典出清初画家朱耷(八大山人)，明朝宁王朱权后裔，世居南昌。明亡后，一度为僧，又当道士，建青云普道院。擅画水墨花卉禽鱼，简练概括，形象夸张，对后来的写意画影响很大。又工书法，纯朴圆润，自成一格。
鹿洞春风暖；鹅湖化日长：全联典自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人，侨居建州，曾任秘书阁修撰等职。从李侗学习，是二程(颢、颐)的四传弟子。博极群书，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津及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其理学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所编《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等。他任南康军守时，曾讲学庐山白鹿洞书院，并亲手订立学规。又曾在江西铅山鹅湖山讲学。
几阁文墨暇；园林春景深：此联采用清初画家朱耷撰书联。
沛国源流远；紫阳世泽长：南雄珠玑巷位于梅岭山下，是广东仅存的宋国代古巷道，被称为“广东第一巷”珠玑巷的得名始于唐朝张昌七世同居朝廷知道后为表彰其孝义特赐珠玑绦环。自梅关开通以来，梅关驿道就成为中原和江南通往岭南的唯一一条大道，也是北上商贸交易和南迁移民的重要交通路线，珠玑巷便成了这条驿道上的一个重要墟镇。前人杨廷桂在《南还日记》中描写：“途中行旅如蚁，挤拥甚于观剧。大量来自中原各地移民及商人进入岭南珠玑巷，又经此转至珠江三角洲及广西以至海外谋生，其后裔遍布岭南、港、澳、台和海外各国。”看来珠玑巷是大部分珠三角居民的发祥地，海外华侨的祖居。据珠玑巷南迁后裔联谊会搜集的各地南迁后裔一百四十三姓族谱记栽，由珠玑巷播迁粤、港、澳、台及海内外的后裔数千万人，都承根认脉，均称珠玑巷为“七百年前的桑梓乡”。
昔贤教学地；古洞闷淳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朱子祠联。
4七言通用联：
一统江山明社稷；四书精典宋圣贤：上联典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联典指南宋朝时期的朱熹，曾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集注》。
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一统天：此联采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撰书联。
汉室忠臣旌折槛；理学心源忆考亭：上联典指西汉名臣朱云，他当年进谏，攀断殿槛，犹力奏不止。后，皇上下诏不修治断槛“以旌直臣”。下联典指南宋朝时期的朱熹，考亭，朱熹侨居之地也。
夫人城原堪御寇；才女词几致贻讥：上联典出东晋义阳平氏人朱序，字次伦，太元年间任梁州剌史，镇守襄阳。前秦军攻城，他率众固守，母亲韩氏率妇女补筑新城，号称“夫人城”。因部将叛变而被俘，任前秦尚书。后在淝水之战中，反秦归晋，历官豫、兖、青诸州剌史，多立战功。下联典出宋朝女作家朱淑真，号幽栖居士，钱塘人。生于仕宦家庭，幼年聪慧，喜读书。因对婚姻不满，抑郁悲伤，诗词多幽怨之作，有名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千古流传，当时人们却因此怀疑她不贞，几乎留下讥讽。当时人称其词为“才女词”。有诗集《断肠集》、词集《断肠词》。又善画，兼通音律。
太行浩气传千古；猛士如云唱大风：此联集朱德诗句联。
千古正学开河洛；万世斯文接鲁邹：此联为采用朱熹祠联。
千树梅花百壶酒；一庄水竹数房书：此联采用清初词人朱彝尊自题联。
无贤不是朱门客；有子皆如玉树枝：此联采用唐朝诗人朱庆余诗句联。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此联采用现代著名散文家朱自清自题联。
爱民良吏称千载；治学殊功注五经：上联典指汉朝大司农朱邑，“廉平不苛，治行第一，吏民爱敬之”。下联典指南宋·朱熹，曾注《诗集传》等儒家五部经典。
似见尼山传道日；犹闻鹿洞听经时：台湾省金门县朱子祠联。
5八言以上通用联：
爱士礼贤，名戴太守；淑人君子，帝表司农：上联典指明朝名人朱大志事。下联典指汉朝名人朱邑事。
玉海金山，表彦和器宇；琼林黄榜，大会状文章：上联典指梁代朱异，字彦和，遍览五经，尤明礼易。下联典指明朝朱缙、朱希周、朱国祚，先后皆中状元。
四十六日功名，可知气运；一千余年著述，未坠斯文：江西省九江市庐山朱子祠联。此联大略概述了朱熹一生政治生涯的轮廓。朱熹“为官勤政，凡事躬行”，“莅政纤悉必亲苟利于民，虽劳无惮但赋税出入之簿，逐日检阅，以防吏胥之弊”。他生活俭朴，居住简陋，“端居托穷巷，廪食守微官”。他任职期满，代者未至，便借陈良杰之馆居住，“终日悠然，如在深谷之中”，因借老聃门人庚桑楚居畏垒之典故，称其名为“畏垒庵”，后来索性提早把行李和眷属搬回崇安老家。
玉海千寻，遍探五经之秘；书楼万卷，博搜二酉之奇：上联典出南朝梁钱塘人朱异，字彦和，跟从五经博士明山宾学习，遍阅五经，尤其精《礼》、《易》，兼通博弈书算。梁武帝时为中书通事舍人，官至侍中、中领军，掌管机要三十余年。“玉海千寻”，是说朱异气度弘深。《南史·朱异传》有句：“(朱异)器宇弘深…玉海千寻，窥映不测。”下联典出宋朝初年渼陂人朱昂，字举之，少年时酷爱读书，当时人称南唐青州人朱遵度为“朱万卷”，称朱昂为“小万卷”。真宗时官至翰林学士。“二酉”，指大酉山、小酉山，在今湖南沅陵县，小酉山中有石穴，藏书千卷，相传为秦人避居隐学于此。后用“二酉”指丰富的藏书。
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真传：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撰江西省九江市庐山朱子祠联。
姿文仪武，古今名家振寰宇；治世安发，吾族帝王垂青史：此联为湖北省应城市朱氏宗祠“紫阳堂”堂联。
列嶂成垣，永护考亭之遗迹；环溪作泮，遥通泗水之真源：江西省九江市庐山朱子祠厅内柱联。此联原在礼圣门，由江西提学佥事高贲书，现由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军事博物馆李铎补书。李铎还为“朱子祠”题门额匾。
道统阐薪传，洙泗真源今未坠；儒型垂梓社，沧州精舍此重开：此联采用清朝时期的林则徐题福州朱文公祠联。
裁成天地，造端于中唐，毕力以晚宋；绍述圣贤，元公由嘿契，晦老集大成：撰江西省九江市庐山朱子祠联。
迁知曾忆旧池台，趁风月一场苏城梦到；盐业更兼诸种作，看烟波半岸海国生涯：此联为浙江省余姚县四明山镇朱氏宗祠联。上联讲典阳该支朱氏宗根源苏州。下联典出该宗族现在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
大哉！夫子之功，百世权衡，六经羽翼；远矣！斯文之统，周程私淑，孔孟闻知：江西省九江市庐山朱子祠联。
大海正携琴，互答好音，片席忝居二岛长；名山乃负笈，商量旧学，一灯有味廿年前：台湾省金门县浯江书院联。
迁居曾忆旧池台，趁风月一场，苏城梦到；盐业更兼诸种作，看烟波半岸，海国生涯：此联为浙江省余姚市四明朱氏宗祠联。上联典出本支朱氏来源于苏州；下联典出余姚的生活方式及生存环境。
迁移自吴歙婺而来，氏族清嘉，斯地奠安称梓里；裔嗣逾宋国元明以后，诗书启佑，几人腾翥咏梧冈：朱氏宗祠通用联。此联为安徽省泾县墉头街朱氏宗祠联。上联典出本支朱氏迁移经历。下联典出宋国代以来，朱氏人才辈出。
九江水抱一洞院，半由天，半不由天，二代十全成造化；三贤祠对五老峰，谁是石，谁是匪石，八心万古绝磨磷：江西省九江市庐山朱子祠联。
6南宋朱熹撰《朱子治祖格言》：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胜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多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多分润寡长幼内外，宜法属辞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毋计厚奁。
见富贵而生谗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势力而凌逼孤寡，勿贪口腹而恣杀生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遭暗想。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跟帖时间 2010-02-09 14:30:0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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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字辈排行 -- 新编朱氏统一字辈：“紫阁书弘文博学富经纶阳光照寰宇云高锦长春世家建奇秀国泰运昌隆泽惠禄荣祚广益启明侯万载庆丰硕克成功永存古训勤守继雄豪振乾坤流晖焕玉彩新景展鸿图芳名标青史德业传千秋”。
朱明王朝嗣系字辈：
江苏南京太子朱标一系字辈：“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
陕西西安秦王朱樉一系字辈：“尚志公诚秉惟怀敬谊存辅嗣资廉直匡时永信敦”；
山西太原晋王朱棡一系字辈：“济美钟奇表知新慎敏求审心咸景慕述学继前修典礼崇三恪彝伦叙九畴官仪原在汉世德尚思周”；
北京燕王朱棣一系字辈：“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河南开封周王朱橚一系字辈：“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肃恭绍伦敷惠润昭格广登庸家传洪德远国庆凤鸣春纪事常行孝钦宗永保仁”；
湖北武汉楚王朱桢一系字辈：“孟季均荣显英华蕴盛容宏才升博衍茂士立全功”；
山东青州齐王朱榑一系字辈：“贤能长可庆睿智实堪宗养性期渊雅寅思复会通”；
山东兖州鲁王朱檀一系字辈：“肇泰阳当健观颐寿以弘振举希兼达康庄遇本宁明历福能德山来洞有仙实远一发选化成万里天”；
四川成都蜀王朱椿一系字辈：“悦友申宾让承宣奉至平懋进深滋益端居务穆清”；
湖北荆州湘王朱柏一系字辈：“久镇开方岳扬威谨礼仪刚毅循超卓权衡素自持”；
山西大同代王朱桂一系字辈：“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燿壮洪基”；
甘肃兰州肃王朱楧一系字辈：“瞻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曦晖跻当运凯谏处恒隆”；
湖北荆州辽王朱植一系字辈：“贵豪恩宠致宪术俨尊儒云仍祺保合操翰丽龙舆”；
宁夏银川庆王朱椭一系字辈：“秩邃寘台鼒倪伸帅倬奇适完因巨衎骘眷发需毗”；
江西南昌宁王朱权一系字辈：“磐奠觐宸拱多谋统议中总添支庶阔作哲向亲衷”；
甘肃岷县岷王朱楩一系字辈：“徽音膺彦誉定干企禋雍崇礼原谘访宽镕喜贲从”；
湖南长沙陈王朱橞一系字辈：“赋质僖雄敞丛兴阐福昌笃谐恂怿豫扩霁昱祯祥”；
甘肃平凉韩王朱松一系字辈：“冲范徵偕旭融谟朗璟逵亶韶愉灏慥令绪价蕃维”；
山西长治沈王朱模一系字辈：“佶幼诠勋胤恬珵效回瑝湜源諲晳暐圭璧澈澄昂”；
江西南昌安王朱楹一系字辈：“斐序斌廷赏凝覃浚祉襄恢严颛辑矩缜密廓程纲”；
河南南阳唐王朱柽一系字辈：“琼芝弥宇宙硕器聿琳琚启龄蒙颂体嘉历协铭图”；
湖北安陆郢王朱栋一系字辈：“伟闻参望奭箴诲洎皋夔麒麟馀积兆奎颖晔璇玑”；
河南洛阳伊王朱欙一系字辈：“颙勉諟訏典褒珂采凤琛应畴颁胄选昆玉冠泉金”；
广西桂林靖江王朱守谦一系字辈：“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
朱熹一系字辈：“一代鸿儒宗名哲万世贤声定显扬诗书礼邦永继长德泽乃可菏天祥百忍敦厚遵古训千秋懿行秉格言家盛宏烈振坤乾奇英献景福绵延”。
朱茶元一系字辈：“胜用昭伏克伯兮然林日汝之世其文国必如真士志孟洪泰一以于时正良元仲思吾继可懋邦宗永景维若启怀崇方鼎有华国彦达述弘徽”。
紫阳朱氏一支字辈：“殿衍宗德允锡为光汝其茂觉怡顺斯仰敬承立达育化元英安怀致信世保治平”。
紫阳朱氏一支字辈：“芳绍先儒道延来世永振人文为家之式诗书泽远礼乐源长祖功宗德孙子其昌”。
四川苍溪朱氏字辈：仕代永昌六朝克仁义礼”。
四川达县朱氏字辈：文志仕良德学尚贵元有光明方正思应礼义仁兴天开庭惠”。
四川荣县朱氏字辈：“光宗永正国安世秀元文廷仕朝天子荣兴登有明”。
四川自贡朱氏字辈：“照世英明敬良有金朝廷上宾福昭光烈地泽长珍西和永得锦章孔兴”。
四川朱秀一支字辈：“彦文世中国三一登(成)正永天元开启大占宏兴佑尔仕子昌显光明孝友昭人瑞诗书隐道根诚心遵古训克念振家声广泽符河海高应秉日星修身能造福皓月满乾坤”。
四川资中朱氏字辈：“登台兴朋世琪宗曾文正光远开志万派原能和联为付寿康”。
四川通江朱氏字辈：“文曰如有仕兆以学继习廉等希云景孟秀绍光贤”。
四川朱氏一支字辈：“化尤圣朝龙先祖增光德贤大太子新曹元家有庆万代永发兴”。
四川朱氏一支字辈：“必惟天仲志汉以胜朝隆先祖增光德贤达代嗣兴家邦扬显烈”。
四川朱氏一支字辈：“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谦瑜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崇富贵朝钦仰贤良堂例班蔚起人才盛联登科甲攀庆余图比门寿乐祝南山抚宜”。
四川、江、浙朱氏通谱字辈：“发福成海从仕克友尚文化朝邦世代书香庆永锡始蒙纪述耀金章”。
四川、福建汀州朱氏字辈：“玉秉正中世代兴隆辉星化雨永绍华宗极培根本修竹茂松鸿大光耀家国登崇”。
福建福州朱氏字辈：“忠成立本在于民”。
福建琅岐朱氏字辈：“始(君)能(仁)彦(子)善(德)必(孔)有(孟)亨(仲)宗(季)元(克)明(世)居(永)士(昌)方(天)星(道)利(则)用(尔)振(忠)基(良)成(孝)立(友)本(宜)在(生)于(贤)民(孙)先(哲)前(人)积(兴)累(创)历(伊)代(叙)神(周)通(祥)纪(分)怀(支)以(蕃)颂(衍)吉(传)旦(继)是(丞)逢(尝)尊(题)贤(名)尚(联)理(迭)受(钦)训(赐)宜(弥)聪(彰)”。
福建永泰朱氏字辈：
长房支派：“文世仰朝瑞尔汝起公卿(侯)伯(曰)圣(长)贤(木)传(金)道(春)发(炳)家礼岳振”；
二房支派：“文玉天一贞世景子宗德绍时自(顺)茂(忠)天(良)必寿其昌盛”；
三房支派：“安应孔尚公实汝子公日永在上招玉瑞庆利兴旺”；
二、三房新合派：“勤学俊耀祖财贵建荣华诗书存万卷功大福生怀智慧能致富善勇义兴来”。
福建晋江朱氏字辈：“联步趋朝端簪缨奕世新祖宗传太白”。
安徽六安朱氏字辈：“元木振成大永西久盛昌”。
安徽无为朱氏字辈：“永世吉昌天能在晓道雨为良”。
安徽柘林朱氏字辈：“千寿伯守仲仕文延万绍正启贵思东光华庆有耀诗书承先德忠信定兴祥家盛多贤达声名傅世芳”。
安徽萧县朱氏字辈：“光裕兆经济绍述延存良慎修德业茂礼怀益思长”。
安徽庐江朱氏字辈：“家帮世芳业守元良成来其绍”。
安徽长丰朱氏字辈：“在廷世永茂文克纪道广为民学化良金书佩邦本”。
安徽寿县朱氏字辈：“锦忠良玉德宝士树熏宏安乐拜家顺显印道影龙”。
安徽濉溪朱氏字辈：“兆茂金士传明印清”。
安徽当涂朱氏字辈：“天开万大昌承宗应世美”。
安徽淮南朱氏字辈：“茂廷庆永守玉兆良才”。
安徽肥东朱氏字辈：“平德宗正家邦远应传道文明开科繁荣”。
安徽泾川朱氏字辈：“云华辉玉镜琴瑟蕴和声涧采频繁秀庭钟兰蕙荣天子本贤明文武庆安平一宗成大谱永世仕光荣人才应会昌有德发其祥保定徵元吉傅家益引长”。
安徽宿州朱氏字辈：“廷丛有克学怀敬广道清永安乐吉庆家邦保太平书经开昌运长春天地同传之百世远万古一朝星”。
江西朱氏一支字辈：“盱南廿十一都里”。
江西盱南朱氏字辈：“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谦瑜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崇富贵朝钦仰贤良国旌隆考亭垂统绪道学衍宗风世第培原厚各门紫气先”。
江西赣州朱氏字辈：“英贤日挺生钦战青和处”。
江西穆湖朱氏字辈：“叔德思仲服孟若玉以时应正日振 猷”。
江西南昌朱氏字辈：“穆肇兴邦泰际珍家光茂承先启后昌明永敦孝友志传忠良诗书立身华国文章”。
江西九江朱氏字辈：“景庆星慧…”
江西高安朱氏字辈：“世德永维新承宣思继起”。
江西抚宜朱氏字辈：“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谦瑜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灿茂林生桂馥秀苑发奇兰祮祥呈蔼瑞美彻自昌蕃豪杰扬梓里作述著邦乡”。
湖南汉寿朱氏字辈：“胜用昭伏克伯兮然林日汝之世其文国必如真士志孟宏大一以于时正良元仲思吾继可懋邦宗永景维若启怀崇方鼎有华光彦达述前徽”。
湖南湘乡朱氏字辈：“孔孟重尧舜永广万年兴国祯祥瑞朝廷定太平忠孝郭先训诗书启后昆继承纲纪立远大振乾坤”。
湖南湘中朱氏字辈：
本原派：“大诚宗有庆万子得奇方福寿广文庭元昌正与继太原圭彦士梦应世希公必惟天仲志汉以胜朝隆”；
道文支派：“先祖增光德贤达代嗣兴家邦扬显烈宇宙乐升平”；
琇裴支派：“所性炳前徽相期务归极人道允钦崇鉴观昭上际”；
合族增派：“凌云展伟业华夏溢馨香忠义贯日月砥柱溯赣江”。
湖南桃川朱氏字辈：“翠处天光加国继楚良达世启文明学笃维邦开景运绍宗孔圣直真传”。
湖南清水朱氏字辈：“国正天兴顺嘉风德泽长益统山河秀万世保安康”。
湖南衡阳朱氏字辈：“玉鼎定成仁厚祖宗守徳永远世代兴隆时盛日光明鸿章华国庭英才启泰运绩学振先声礼义传家本忠良锡祚荣丰盈登大有黼钹佐升平前烈继述善阜基程式增”。
湖南怀化朱氏字辈：“宗道世代永”。
湖南澧县朱氏字辈：“道德传万代”。
湖南湘乡朱氏字辈：“定显耀庭志承先启后芳”。
湖南望城朱氏字辈：“簪缨世系先祖是皇蒸党勿替百代荣光诗书垂训俎豆馨香箕裘永振华国文章成伯文章永远启良经纶邦国正直平康绍谟法典仁积德阳克复敬恕明健行芳”。
湖南衡阳朱氏字辈：“慎均义礼良显表文万国应廷一世永昌兴忠孝传先泽诗书裕后昆祖宗恩惠长盛德振朝纲肃雍昭信达道学远垂芳”。
湖南新邵朱氏字辈：“俊南源世应添志景文廷学孟大吉昌永正乾坤久芳训开先德”。
湖南湘乡朱氏字辈：“大衡庆忠明良忠孝思杨永世贤德昌盛势佐名光定显耀庭志承先启后芳”。
湖北随州朱氏字辈：“绣□一言鼎师朝□之俊祖德本绵长家声思丕振久大规模定流传万世盛华国有文章经济从先圣”。
湖北咸宁朱氏字辈：“辛贵孜友伯仲朝兴天文显相民良喜启宗传万代福定隆昌久恩荣广大长”。
湖北仙桃朱氏字辈：“天一世孔眉门光地传道受学忠厚常成”。
湖北阳新朱氏字辈：“会克美必中纯槐耀丰锡”。
湖北丹江口朱氏字辈：“国正天义太永远传忠谱”。
湖北朱熹后裔朱氏字辈：“时逢家本立良德继荣长”。
湖北宜昌朱氏字辈：“天兴积善必昌”。
湖北朱氏一支字辈：“长盛毓贤英宽厚怡安善廉能仲品行”。
湖北恩施朱氏字辈：“正光一国天地人和安邦林太永定康寅吉庆严佳松柏长青”。
湖北郧西朱氏字辈：“官斈光明兰文”。
湖北武汉朱氏字辈：“正诚培大德福康寿保安康”。
湖北咸宁朱氏字辈：“朱子传方考亭(廷)”。
湖北大冶朱氏字辈：“信昌文邦习朱学仕成名正大光先德诗书作世珍”。
湖北鹤峰朱氏字辈：“真昌定兴国朝圣景宗台”。
湖北恩施朱氏字辈：“祖德元远继义永昌仕传仁厚明政家邦”。
湖北天门朱氏字辈：“资廷惟人宗之一本时有万邦建大树骏显忠遂良品登金玉材毓栋梁家咸积善代必余庆朴守田宅秀升朝堂缘崇孝义永世其昌胤睿赓发励志图强科教兴国报答炎黄”。
湖北武汉朱氏字辈：“世子传家功名贤达梦林瑞兆永享侠昌”。
湖北丹江口朱氏字辈：“国正天义太永远传忠谱”。
湖北襄樊朱氏字辈：“荣华富贵久万”。
湖北仙桃朱氏字辈：“万士承先志永克福寿康”。
湖北黄陂朱氏字辈：“学希贤哲德”。
湖北襄樊朱氏字辈：“楚守正自安”。
河南封丘朱氏字辈：“东歧建振宏”。
河南孟津朱氏字辈：“宝善少先志”。
河南信阳朱氏字辈：“德庆继恩运”。
河南朱氏一支字辈：“世德光明永远”。
河南淮阳朱氏字辈：“修庆芳岭增荣前耀锦英”。
河南洛阳朱氏字辈：“宗正学尊书喜”。
河南开封朱氏字辈：“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肃恭绍伦敷惠润昭恪广登庸家传洪德远国庆风鸣春纪事常行孝”。
河南邓州朱氏字辈：“正大光明立学皆周传承先志以德启来”。
河南潢川朱氏字辈：“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广东朱氏一支字辈：“道冲国应大显君文光荣万世有家庭永兆元作福本全茂敬德可承天曰汝秉忠振”。
广东朱氏一支字辈：“道冲国应大上振朝儒德正家永承明绍祖泽洪福本全茂敬德可承天曰汝秉忠振”。
广东云浮朱氏字辈：“琼应讳国文淳维家朝秀联光拔达庆初忠树伟永启建”。
广东遂溪朱氏字辈：“颜胜天元昌名德维振国家贤”。
广东高明、广西桂平朱氏字辈：“元(健春)永保太和江祖业克明俊德振家声(升)”。
广东揭阳朱氏字辈：“乾坤初奠日物类所由兴好生不遗小百千万念仁国家仕子道文章必可期英主若遇此古今自终伊万载庆丰硕克成功永存古训勤守继雄豪振乾坤流晖焕玉彩新景展鸿图芳名标青史德业传千秋”。
广东饶平朱氏字辈：“贤才开利锦学而永加传”。
广东广州朱氏字辈：“明儒业以训世传家诚正修斋徽国清芬贻泽远仰祖谟之承先启后名贤忠义岳山光大肇基弘”。
广东饶平朱氏字辈：“利发武威邦内靖英才宰辅秉忠贞”。
广东饶海朱氏字辈：“家邦必全永奕世禄进加智慧文英伟泰达发万春绍宗开明德仁义振乾坤宽宏福瑞集和睦启国闻”。
广西柳州朱氏字辈：“万秀开仕文永安子德光远志发祥兴巨业维其兰桂振家声”。
广西桂林朱氏字辈：“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继志宜从本敦修贵尚贤振家招广盛宝善乃长延”。
广西梧州朱氏字辈：“启泽宏先绪贻谋肇毗基诗书承后值永世兴光熙”。
江苏金陵朱氏字辈：“耀云廷日国慎家肇启朝岳方庆德”。
江苏建阳朱氏字辈：“世应国云德明律敬滋松浩棠潮朴勋绍仁贻荣圣”。
江苏沛县朱氏字辈：“尊祖敬宗敦本广信守正学文”。
江苏沛县朱氏字辈：“敦本广信守正学文”。
江苏淮泗朱氏字辈：“维德克修芳庆同养世昌群俭守业一志遵先光前启厚永乐荣宗”。
江苏兴化朱氏字辈：“方瑞元宝红光满天”。
江苏靖江朱氏字辈：“常春金秀华国文章”。
江苏太湖朱氏字辈：“必克起家声诗书从先进”。
江苏沛县朱氏字辈：“卿臣世秉克元才有德自广香道修绪成”。
江苏镇江朱氏字辈：“维鸣高广荣华登爵立本发达百禄世统万福由同”。
江苏太湖朱氏字辈：“士可希嘉善承宗必克昌有人宏世德永以应邦祥明达成才大和平履福长传家惟道学华国乃文章”。
江苏沛县朱氏字辈：“英恒广思耿洋茂”。
江苏邗江朱氏字辈：“尚世长应祥成家庆祝”。
江苏洲上朱氏字辈：“万天大志受广文廷伯秀再生之惠永承宗继世昌必希贤俊德用绍祖先傅玉海崇儒重金上待诏宣”。
江苏响水朱氏字辈：“美长守冬”。
江苏淮安朱氏字辈：“宗士崇延赵明启友”。
江苏连云港朱氏字辈：“幸福传家道德”。
江苏宿迁朱氏字辈：“保(宝)士宏正学德笔名”。
江苏丰县朱氏字辈：“敦本广信守正学文”。
江苏兴化朱氏字辈：“林荣方元远流长久”。
江苏南京朱氏字辈：“序长应金福”。
江苏东台朱氏字辈：“尧天舜日家庆国恩芬芳其泽殆而子孙”。
江苏江都朱氏字辈：“如克为加发保尔锡九长”。
江苏江都朱氏字辈：“顺国恩家子”。
江苏铜山朱氏字辈：“从考友忠信承修大光明秀雅仁廉敬志尚功道恒德才贤立业家富万春荣奉献继世长华帮永昌盛”。
山东邹县朱氏字辈：“建大学以明得圣道有传”。
山东莱芜朱氏字辈：“觉本玉茂尔司应丛下”。
山东高密朱氏字辈：“思学锡中宝锦海震乾坤孔孟颜回道瑞雪兆丰年”。
山东泰安宁阳朱氏字辈：“元兆建方中开明祥广兴”。
山东邹城朱氏字辈：“宁明丽福长德”。
山东泰安岱岳、新泰朱氏字辈：“廷养在记传业立德绍元衍庆曾昌敬诚庚本心正”。
山东平度朱氏字辈：“成英化有(守)连从伦思文宗明洪永元天长国兴祯祥”。
山东天宝朱氏字辈：“希汝相会增钦法树耀培”。
山东东阿朱氏字辈：“明成士传忠厚良发英(永)行”。
山东邹城朱氏字辈：“胜德传世长康庄玉本宁”。
山东临沂朱氏字辈：“立仁义礼智信富贵盛吉祥”。
山东临朐朱氏字辈：“大光西(锡)树元”。
山东菏泽朱氏字辈：“兴昌以道仰华唐”。
山东单县朱氏字辈：“庚阳逢盛世洪德启瑞坤忠福仁志勇”。
山东昌乐朱氏字辈：“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山东嘉祥朱氏字辈：“振兴自大清”。
山东平阴朱氏字辈：“学正名成世传忠厚良法永行”。
山东莒南朱氏字辈：“时世崇孔孟文家昌光国意”。
山东河东朱氏字辈：“应苛从之继克希尧舜世时(登)崇孔孟文家昌光国义联秉学怀步开启庆恩宏贵培德乃大宝锡凤自鸣”。
山东高密朱氏字辈：“思学锡中宝锦海震乾坤孔孟颜回道瑞雪兆丰年”。
山东即墨朱氏字辈：“辛敬念敦本肇”。
山东微山朱氏字辈：“敬蹲本广信守正学文传”。
重庆江北朱氏字辈：“学永登国政长佐显德昌洪文开景运音才启辉光”。
重庆铜梁朱氏字辈：“国正天兴顺官清民自安溪贤生瑞草子孝父心宽”。
重庆垫江朱氏字辈：“碧世宗应文(文)昌汝大显朝庭宗维隆孝友传家远”。
重庆朱氏一支字辈：“传家有定矩继续永山河”。
河北孟村朱氏字辈：“学国民燕青春”。
河北正定朱氏字辈：“光增永兴恒河义胜文武传家焕发正定”。
河北乐亭朱氏字辈：“有文万洪天传世广兴佳庆乃昌玉民延国福维兆震云祥”。
台湾高雄朱氏字辈：“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谦瑜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灿茂林生桂馥秀苑发奇兰祮祥呈蔼瑞美彻自昌蕃豪杰扬梓里作述着邦乡”。
台湾宜南朱氏字辈：“彦吾日尚清礼义长家声彦成彰祖德江右显奇英诗书贻后习衣冠耀千秋近臣功业建高士性情真中孝傅前烈竹帛继簪缨至斯宏福大利真旋元享”。
云南宣威朱氏字辈：“均铨法桢煜坤钟洛树烈增铭唐淳柄先诚华相福学昌信守肖配策俊恵万有祥”。
云南朱氏一支字辈：“南先东正少文秉开朝兴金玉恩哲玄安帮万世春”。
广西凌云朱氏字辈：“奇子芝洪秀文章元”。
陕西汉阴朱氏字辈：“尚荣明朝开国大典”。
青海海东朱氏字辈：“永集锦广统中文”。
山西枣强朱氏字辈：“世震在本元玉庆光照传”。
甘肃合水朱氏字辈：“福子学应建成”。
辽宁朱氏一支字辈：“廷永德万连洪希广福昌”。
上海朱氏一支字辈：“铉国岳承德铭之朝文增锡澄树耀培”。
朱氏一支字辈：“沛国家声远考廷世泽长文章传彦义孝友焕龙光安徽合肥长丰”。
朱氏一支字辈：“敦本广信守正学文”。
朱氏一支字辈：“应可荛舜世时崇孔孟文家昌广国义连岳学怀步贵裴德乃大”。
朱氏一支字辈：“仕茂廷庆永守玉兆良才”。
朱氏一支字辈：“希汝相会增钦法树耀培”。
朱氏一支字辈：“天廷启友万学加传正如帮建”。
朱氏一支字辈：“正大光明亮日月照乾坤”。
朱氏一支字辈：“胜用昭伏克伯兮然林日汝之世其文国必如真士志孟宏大一以于时正良元仲思吾继可懋邦宗永景维若启怀崇方鼎有华光彦达述前徽”。
朱氏一支字辈：“希汝相会增钦法树耀培”。
朱氏一支字辈：“大衡庆忠明良忠孝思杨永世贤德昌盛势佐名光”。
朱氏一支字辈：“传家有定矩继续永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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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家谱文献 -- 1.介绍：
家谱的编修是每族的大事，朱氏家族的家谱一般为二十年或三十年编修一次，称为做谱。编修家谱时，全宗室或整个家族设立总局，总管家谱编修的人叫谱东，掌管财务的会计称银东，以下各支族设立分局，分局也设有谱东和银东。各房还要派人担任分录、汇抄、校对。分局负责填写各户人丁口数目，出生、婚配情况，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总局将分局的材料进行汇编，请人执笔编纂，刻板印刷。领谱时，全族要摆宴庆贺，附近的家族和官府也会派人来祝贺。家谱每户一册。必须妥善保管。为了保证家谱的准确无误，每隔若干年还要进行验谱，验谱由族长主持，对每户族谱的收藏情况进行调查，凡把族谱损坏的，都要受到重修。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按照历代规制，也编制了皇家家谱，称为玉牒，朝廷设有专官管理，称宗人府，记录皇族成员的世系。由于战乱，明朝的玉牒未能存世。
⑴.修谱：
历史上的朱氏，也与中国其他族姓一样，非常重视本族姓历史的编修。最早的朱氏族谱兴修于何时何代，资料不足征；但作为汉魏六朝东南最古老和庞大的门阀世族，朱氏已有家乘、谱牒。
隋唐之世，谱牒之学大兴。当此之时，朱氏谱牒不仅藏于私家，且为国家收藏，甚至公开流传于世。所以宋人欧阳修撰《新唐书》时，才可能将宰相朱敬则的沛国朱氏世系理清。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也应是参考了朱氏谱牒而撰成其“朱氏”条的。
理学大师朱熹也非常重视族史的研究。他成名后，曾率领福建族人到安徽婺源寻根访祖，又亲自编修了《婺源茶院朱氏族谱》，并撰写谱序。他的这种重视家族历史的态度，为后世朱氏树立了榜样。
明清之世，朱氏修谱之风更盛，并产生了如南海九江朱氏的朱次琦这样的谱学名家。朱次琦在继承前人谱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编纂体例，强调重实证的修谱方法，编成了一部清朝谱牒的典范之作《南海九江朱氏家谱》，被誉为“清朝谱牒学发展中的一个大家”。
例如，《江苏溧阳朱氏忠字号宗谱》，是民国年间朱仲昌等纂修的，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紫芝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溧阳朱氏宗谱》卷首谱序、凡例、源流旧序、艺文；卷二先祖图像、像赞、家训；卷三至十六世系图表；卷十七至二十传记、赞文、寿序、墓文等；卷二十一祭仪、家训家规、议祠、墟墓志、修谱纪名、领谱字号、后跋等。谱载世系图的始祖为朱瓖，南宋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为其第九世孙；溧阳地区的始迁祖为朱仪，为朱瓖第十三世孙。朱仪，字高四，号仙泉，自建阳避居平陵后，子孙繁衍星散各乡为溧邑支派源流，该宗谱主要反映了朱仪家系的延续情况。据谱载，此种宗谱于民国二年续修后，共印谱五部，分别为天、地、人、忠、孝字号。
又如《福建紫阳朱氏建安谱》，明朝年间朱莹主纂，明万历庚申年(公元1820年)木刻活字印本。明刻本《紫阳朱氏建安谱》是1982年在福建省尤溪县梅仙乡乾美村朱熹后裔朱培清鉴定的，它是研究宋朝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珍贵资料，被列为1982年全国重大文物发现之一。《紫阳朱氏建安谱》修于明万历庚申年(公元1820年)，系朱熹第十五世孙朱莹主纂。朱莹生于明嘉靖癸亥年(公元1563年)，明万历三林院五经博士。此谱系木刻本，宣纸印刷。谱前有朱莹撰写的《建安修谱议》和《谱例解》两文，由明万历兵备分巡建南道福建按察司副使蔡善继作序，谱后由云南道监察御使张素养作前跋，朱熹第十三世孙朱涤之甥于鼎作跋。《紫阳朱氏建安谱》的许多内容承袭朱熹于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撰修的《新安朱氏世谱》，所以谱前收有朱熹撰写的《秀和其后朱熹门人、参加政事、资政殿学士真德秀撰写的《朱子谱记》。《紫阳朱氏建安谱》的内容分会元、尚像、世系、褒典、实录、象贤、丘陇、祠院、渊源、留题等十个部分。会元爷郡望、支系、宗派、得姓本源等内容。尚像部分，有自一世祖茶院公朱壤以下至朱熹十五世孙良原公朱莹尚像；像赞，并有朱熹一世孙以下各世祖传记十篇。朱熹像赞系明景泰皇帝钦颁：“德盛仁熟，理明义精，布诸方策，附有名人诗铭十三首。世系部分，记载各世的系派，自朱熹父韦斋公朱松以上八世书其生出行次，旁支只书本身兰支有三派，本谱主要记述长子塾公派。从世系中可以看出，自朱松起，朱氏宗族的辈分是按：五行”木、火、二的。朱松一辈兄弟名字全是“木”旁，朱熹辈全是“火”旁，朱塾辈全是“土”旁，朱鉴辈全是“金”旁，朱之旁。朱熹有三子，长子朱塾派于建安考亭，次子朱垫派于祖籍婴源，三子朱在派于邵武，各自分支繁衍。褒典爷朝恩诏赐封的浩书及表彰之事。其中有褒典朱熹的谕、诏、浩等十三篇，另有《恩荣堂记》、《朝例优免》、《士篇。实录部分，内容丰富，篇幅占全谱四分之一多，是本谱的精华。其中有朱熹撰写的《七世祖承军郎退林公厅斋府君行状》，有文公年谱，有朱熹门人、女婿黄干撰写的《文公行状》。象贤部分，主要记述后世子孙中贤簇部分，记述墓葬所在，并有朱熹门人熊禾撰写的《重建文公神道门疏》。祠院部分，记载了徽州府、建宁府、步汀州府，仙游县等地的朱子祠二十处，各地与朱熹有关的书院28处，福州府和尤溪，欧宁、建安、建阳县等地的片了公馆、家庙、家塾等。同时收录有祠记五篇、书院记三篇，其中有宋吏部尚书韩元吉撰写的《武夷书院记》、旧写的《重新南溪书院记》和明大学士赠太师杨荣撰写的《宋徽国文公祠堂记》，另有《御书跋》，《感德碑记》等文三篇。渊源部分，记述儒家道学渊源，从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周敦颐→程颖、程颐→彦→李侗→朱熹，以及朱于门人蔡元定、黄干、蔡渊、蔡沈等三百二十一人的简历。留题部分，收有《文公童蒙须从学帖》，附有朱熹“著书总目”四十一种，还收有名人墨客瞻仰书院、文公祠等古迹胜景时纪题的诗词十一篇。
解放以后，祖国大陆朱氏修谱一度中断，但港、台地区则仍有公刻或私印朱氏族谱问世。时至今日，修谱之风在祖国大陆又悄然兴起，就笔者所知就有多处朱氏在新修族谱。如湖南平江岑川紫阳堂1991年九修《朱氏宗谱》，1993年湖北应城紫阳堂《朱氏宗族》，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新修族谱。
⑵.族谱的内容：
各家朱氏谱牒，其体例分类多少不一，内容详略也各有不同，但基本上是大同小异。一般的朱氏族谱，大都有这几项内容：谱名、谱序、目录、凡例、恩荣录、遗像与像赞、五服图、家规与家法、宗支世系、谱系本纪、任宦记、家传、祠宇、坟茔、艺文、族产、派语、后跋、领谱字号、杂录等等，共二十类。可见，族谱相当一部志书，其内容极为丰富，它记述了本族姓的来源、世系、迁徙、婚姻、族人事迹、经济状况、丧葬、祀典、家规家法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族谱是中国传统宗族主义文化的百科全书。
⑶.谱名：
朱氏族谱名称有称“朱氏族谱”的，也有叫“朱氏家谱”的，亦有称“朱氏宗谱”的。此外，有的称“支谱”，也有的称“统宗谱”或“通谱”。有的族谱还在名称上详细注明地域或宗支，如朱次琦所编为《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又如《紫阳朱氏建安谱》、《紫阳朱氏武林派宗谱》。
⑷.谱序：
谱序，是族谱中极有价值的文章。一部族谱往往有多篇序文，它们大都由本族名流与本族有渊源关系(如亲朋好友)的著名学者、政界人士所写。谱序文章，其内容多为论述族谱的重要意义、本族修谱的历史、本族姓的源流。历史上保存下来见载于各朱氏族谱或各朝文集中的朱氏族谱序，数量极多。其中，最著名、流传最广的首推朱熹所作《婺源茶院朵氏世谱序》。该谱序又叫《新安朱氏世谱序》，见载于大多数朱氏族谱上。
族谱的保存
中国人对待族谱的态度是极神圣的，各族姓往往把本族家谱作为圣物收藏，朱氏也不例外。朱氏对族谱的爱惜程度可从同治壬申年湖南紫阳堂《朱氏族谱》上记载的《领谱家规》一文反映出来。
⑸.领谱家规：
谱乃通族法物。祖宗之名号攸存，埋葬之山方攸寄。编号分给，须当视同至宝。凡有事看谱，务宜洗手焚香，拂拭几席，然后开箱启谱，眼同观看。看毕即数清部数，随贮谱箱。毋得剜补添墨污由秽，并不得传至异姓与异姓人抄媵。每年冬至，各捧家谱，齐赴宗祠；祭祖行礼毕，宣讲家政，即将谱册验明。倘领谱者精谱不到，即系卖宗鬻祖之人。除家法惩治外，另择贤明者收管。其剜补污秽者，均罚银五两入祠。然验谱牒，须举素行公正者同验，亦毋得作奸贻害，违者公同议罚。今编立“祖泽绵长隆祀典，孙技繁衍振家声”字号，订为十四册。草谱文册。编立“孝友睦姻任恤”字号，各房照字号具领收存。谨将字号另列于后，毋得彼此互易，致有重收偏废，以干罚责。慎之、慎之。
也因此大批朱氏族谱从文化大革命之火和“扫四旧”余烬中被抢救出来，为人们今天的寻根和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和依据。
今天，国内外公私收藏和新修的朱氏族谱极多，其中，仅北京图书馆所藏朱氏族谱就7二部之多，其族谱数在各姓中排第九位，而见载于《美国犹他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中的朱氏族谱更多，达八十八部，在各姓中名列第六。又据山西人民出版社所出《中国家谱目录》记载，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所藏朱氏族谱也有六十部，计七百七十一册、七万一千六百五十多页。
2.家谱：
江苏溧阳朱氏忠字号宗谱二十一卷，(民国)朱仲昌主修，朱寿昌等纂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紫芝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档案馆、江苏省江都市图书馆。
福建紫阳朱氏建安谱，(明)朱莹主纂，明万历庚申年(公元182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福建省档案馆。
安徽徽城朱氏族谱，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安徽泾川张香郁朱氏续修族谱三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朱氏通谱十八卷，首三卷、末两卷，(清)朱映圭纂修，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梅陇朱氏宗谱十七卷，(民国)朱正奎等修，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泾川张香郁朱氏支谱三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著者待考，清嘉庆戊辰年(公元180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乡大石朱氏六修族谱八十六卷，首卷上、中、下册，(清)朱光策等主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潭上湘界牌朱氏谱牒五卷，首卷上、中、下册，(民国)朱淞圃等主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朱氏皇谱，著者待考，1994年油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朱氏通谱二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朱斯皇纂修，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范朱通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吴嶺邵东朱氏三修族谱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朱劝武等主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朱氏四修支谱五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朱孚唐主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紫阳朱氏宗谱三卷，首一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朱氏族谱三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潭市中湘高司朱氏四修支谱八卷，(民国)朱孙顺等主修，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益阳朱氏七修支谱十三卷，首卷上、中、下册、末一卷，(民国)朱履嵎主修，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邵东横田朱氏贤公支谱十六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邵阳市朱氏三修族谱五卷，首一卷，(民国)朱伟成、朱卓群主修，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紫巖朱氏宗谱四卷，(民国)朱永亨等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邵阳湘中大石朱氏七修族谱卷一百零三卷，首三卷，(现代)朱满四等协修，1999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常宁朱氏四修宗谱五卷，首一卷，另八卷，又三十八卷，(民国)朱兴梓等主修，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长沙朱氏谱牒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朱森甲纂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河北抚宁朱氏谱图一幅，著者待考，清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手写本。现被收藏在河北省抚宁县上庄坨乡未村。
河北抚宁朱氏谱图一幅，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北省抚宁县上庄坨乡北未庄。
上海朱氏族谱六卷，(清)朱朝坤等修，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上海朱民族谱六卷，(清)朱文忻修，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上海朱氏族谱六卷，(清)朱文烈等修，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上海朱民家谱三卷，(清)朱朝栋纂，清道光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上海朱氏族谱八卷，(民国)朱澄俭续修，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历史所、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上海南汇周浦朱氏家谱，(民国)朱世杰、朱惟恭修，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铅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上海市文物管理局、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宝应朱氏家乘，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五～七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宝应县图书馆。
江苏宝应朱氏支谱一册，著者待考，民国初年(公元191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宝应县图书馆。
江苏宝应朱氏家谱两卷，(民国)朱思襄主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石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宝应县下舍乡顾家村。
江苏江都维阳江都朱氏十二修族谱八卷，(清)米泽林等重修，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余镜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江都维阳江都朱氏族谱十二卷，(清)朱步南等十修，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江都朱氏宗谱六卷，(清)朱治卿修，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江苏江都朱氏重修族谱十四卷，(民国)朱承业主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铅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江苏泰兴朱氏宗谱八十四卷，(清)朱铭盘修，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南京市图书馆。
江苏南通崇川朱氏宗谱，(民国)朱大淼、朱阳生纂，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南通翰墨林书局铅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有两部)、江苏省南通市图书馆。
江苏如皋湖洲朱氏族谱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朱祖荣总纂，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铅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江苏镇江月潭迁润朱氏支谱四卷，(清)朱淑续编，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镇江润东朱氏族谱十二卷，(清)朱淳高等修，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镇江润东彪林朱氏宗谱二十四卷，(清)华锦章等修，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世德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四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镇江顺江洲朱氏重修族谱十二卷，(清)朱琳、朱洪文七修，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注经堂铅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江西丹徒朱氏九修族谱十六卷，(民国)朱永煦修，丁德昌辑，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江苏扬中朱氏家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扬中县图书馆。
江苏扬中朱氏家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有两部。现被收藏在江苏省扬中县图书馆。
江苏扬中朱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扬中县图书馆。
江苏武进颜塘桥朱氏宗谱八卷，(民国)吴文盛修，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遣直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武进硕乔朱氏宗谱八卷，(清)朱顺德修，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敬义堂铅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江苏武进灵台朱氏族谱十六卷，(清)朱光耀修，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彝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江苏武进灵台朱氏宗谱十二卷，(清)朱百昭朱绪曾修，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
江苏武进灵台朱氏宗谱十四卷，(民国)朱永炳修，朱炳坤纂，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詒善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二～七卷、第九～十二卷、第十四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无锡朱氏宗谱四十八卷，首一卷，(清)朱友仁等纂，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听彝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无锡朱氏宗谱十卷，首一卷，(清)朱元标修，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听彝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江苏无锡紫阳朱氏家谱二十五卷，首一卷，(民国)朱继祖修，朱祖镐辑，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听彝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江苏无锡朱氏宗谱二十四卷，首一卷，补刻四卷，(清)朱恩沐纂，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注书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
江苏江阴池墩朱氏宗谱十卷，(民国)朱晋松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江苏苏州古吴朱氏宗谱七十卷，(清)朱凤衔等修，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惠山宗祠叙伦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苏州古吴朱氏宗谱十二卷，(清)朱必江修，清光绪年间追远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苏州古吴朱氏宗谱，(民国)朱述祖等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惠山宗祠叙伦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苏州紫阳朱氏家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苏州市博物馆。
江苏常熟虞山朱氏宗谱十五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朱昌凤、朱泰云上修，米绂纂修，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惠迪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五册。现被收藏在湖北省图书馆。
江苏常熟朱氏先世实录一卷，(清)翁心存、邵齐熊等撰，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熟市图书馆。
浙江萧山朱家壇朱氏宗谱文集四卷，系图六卷，行传六卷，(清)朱振麟等修，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敦伦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萧山朱家壇朱氏宗谱文集五卷，系图七卷，行传八卷，(清)朱锤、朱凤标等纂，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敦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萧山朱家壇朱氏宗谱文集五卷，系图六卷，行传九卷，(清)朱耀纂，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萧山黄阁河朱氏家谱八卷，(清)朱永等修，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萧山黄阁河朱氏家谱八卷，(民国)朱妙助等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萧山翔凤村朱氏家谱十六卷，(清)朱城等修，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敬爱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萧山翔凤朱氏宗谱十六卷，(清)朱大煇纂，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敬爱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萧山桃源朱氏宗谱六卷，著者待考，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原县志办公室。
浙江宁波蛟川东管朱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清)朱声榜编，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宁波镇海朱氏运石浦家乘一卷，(民国)朱传型编，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铅印本一册，县存放在吉林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余姚朱氐宗谱十六卷，(清)朱兰总修，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一本堂铅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大连市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浙江省余姚市图书馆。
浙江鄞县四明藕桥朱氏宗谱四卷，首一卷，(清)朱充炽纂，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继述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浙江鄞县四明藕桥朱氏宗谱四卷，首一卷，(民国)朱善晉纂，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继述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四明章溪朱氏宗谱四卷，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鄞县章村乡朱汤村。
浙江鄞县四明章溪朱氏宗谱六卷，(民国)朱久来、徐廷璋等纂，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人和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浙江鄞县章村乡朱汤村。
浙江鄞县四明朱氏宗谱三卷，著者待考，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残本)。现被收藏在浙江鄞县古林乡文化站。
浙江鄞县鄞江朱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民国)朱炳蕃纂，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四明鄞江新安朱氏宗谱七卷，首一卷，(民国)沈济川朱志等纂，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四明朱氏支谱内外编二十六卷，(民国)朱骧辑，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慎德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江苏镇江市图、苏州大学图书馆。
浙江象山唐翰朱氏宗谱二十七卷，(民国)鲍谦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象山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象山朱氏大二四房谱一卷，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象山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象山朱氏人房房谱一卷，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象山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嘉兴秀水朱氏家乘，(清)朱嵩龄、朱守葆补辑，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
浙江嘉兴秀水朱氏家谱，著者待考，(清)朱荣修，清咸丰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今仅存一册)。
浙江嘉兴秀水朱氏家乘，著者待考，(清)朱建子辑，朱德遴重修，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今仅存第四卷)
浙江嘉兴朱氏宗谱一卷，(清)宋国锡祺修，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浙江嘉兴朱氏世系家谱，(清)朱守葆修，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浙江海宁紫阳朱氏统宗世谱十卷，著者待考，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海宁紫阳朱氏宗谱八卷，(清)朱山音辑，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二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海宁朱氏花园支家乘，(清)朱一是辑，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一～三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海宁海昌朱氏宗谱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朱昌燕等修，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哲延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海宁朱氏宗谱七里松支三卷，(清)朱昌燕等修，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哲延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平湖新安月潭浑朱氏族谱十卷，(清)朱国兰修，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平湖月潭朱氏重修迁浙支谱十卷，附世余图、墳莹图祝文等六篇，(清)朱之榛编，朱景迈增补，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江苏省南京市图书馆。
浙江平湖新安月潭朱氏族谱二十二卷，首一卷，(民国)朱承铎纂，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江苏省苏州市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
浙江海鉴朱氏宗谱十二卷，(清)朱恩谏修，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
浙江海盐朱氏族馋二十卷，(清)朱丙寿等修，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海盐澉浦朱氏家乘六卷，(清)朱毓文、朱文骧辑，清道光年间思成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今仅存第一卷)。
浙江海盐朱氏宗谱九卷，首一卷，(清)朱元翰修，朱寿均等辑，清光绪十三～十五年(公元1887～188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
浙江海盐澉川朱氏家乘，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存世系表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湖州归安竹谿朱氏澹公承录五卷，(明)朱溥纂，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浙江湖州竹墩朱氏族谱，(清)朱彤书增修，朱纶补，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思成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长兴紫阳朱氏宗谱，(民国)朱景仰、朱恩縉纂，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三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长兴县博物馆。
浙江绍兴朱氏宗谱，(清)朱承仁钞，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绍兴松林朱氏宗谱一卷，(清)朱登瀛订，清嘉庆年间玉泉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绍兴朱氏谱中传文，著者待考，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日本。
浙江绍兴朱氏谱中传文，(清)朱焕祖等撰，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绍兴山阴天乐朱氏族谱十八卷，首一卷，(清)朱王印、朱滌生等修，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十八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绍兴山阴柯山朱氏本支宗谱两卷，(清)朱伟轩编，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绍兴朱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朱沛然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绍兴山阴陡朱氏宗谱六卷，(清)朱福青纂，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思成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江苏省南京市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绍兴山阴白洋朱氏宗谱三十二卷，首一卷，(清)朱增修，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五泉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
浙江绍兴山阴嵩临朱氏世谱，(清)朱光庭修，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绍兴绍县白洋朱氏宗谱三十二卷，首一卷，(民国)朱庆机等编，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玉泉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诸暨紫镇山朱氏宗谱八卷，(清)朱禹甸等修，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文裔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诸暨紫镇山朱氏宗谱二十卷，(民国)朱师忠等修，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文裔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诸暨暨阳紫朱氏宗谱二十卷，(民国)朱化敦修，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浙江上虞桂林朱氏族谱六卷，首一卷，(清)朱观光等修，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德源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上虞虞邑宝堰朱氏宗谱六卷，(清)朱廷伦修，朱泉纂，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垂裕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上虞虞邑宝堰朱氏宗谱九卷，(清)朱允昌、朱乙圭等修，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垂裕堂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上虞古虞朱氏宗谱十四卷，(清)朱士潋等修，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同本堂铅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浙江上虞重修朱氏宗谱十卷，(民国)朱立秀总纂，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绍文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浙江上虞大庙衢衙朱氏家谱八卷，首一卷，(民国)朱鸿懦等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同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上虞虞北兰阜朱氏宗谱四卷，(民国)朱绍光等纂，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余庆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嵊县剡北朱氏宗谱五卷，(民国)朱廷献总纂，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余庆堂铅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金华梅陇朱氏宗谱十六卷，附蒲墟朱氏大宗祠主谱两卷，(民国)朱若寿、朱厚钦等修，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48年)铅印本二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浙江兰谿西徐坞朱氏宗谱四卷，(清)朱大重纂，清光绪二年(公元187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谿县圣山乡。
浙江兰谿上朱紫阳郡朱氏宗谱四卷，(民国)方镜徵纂，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谿县圣山乡。
浙江兰谿珠打式朱氏宗谱四卷，(民国)璩佩兰修，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谿县圣山乡。
浙江兰谿朱村材朱氏宗谱二十四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谿县永昌乡朱家村(不全)。
浙江兰谿朱氏宗谱二十四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谿县朱家乡。
浙江兰谿朱氏宗谱十五卷，(民国)祝谏、朱道南纂，木刻活字印本，今缺第二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谿县游埠区朱家山背村。
浙江常山定阳朱氏宗谱一卷，(民国)徐燮修，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阁底乡胡头村。
浙江常山定阳朱氏宗谱两卷，(民国)徐燮修，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阁底乡胡头村。
浙江常山朱氏宗谱十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芳村镇桐板岗村(存七卷)。
浙江常山朱氏宗谱六卷，首一卷，(民国)徐宝森修，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一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新昌乡达塘村。
浙江常山朱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芙蓉乡古谿溪村。
浙江临海大石郦前朱氏宗谱三编，著者待考，(民国)朱湛林纂，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手写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临海市博物馆。
浙江临海大石殿前朱氏宗谱三易稿十四卷，首一卷，(民国)朱湛林纂，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手写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临海市博物馆。
浙江临海大石殿前朱氏本支谱十四卷，(民国)朱湛林纂，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石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临海市博物馆。
浙江临海阜头朱氏宗谱十四卷，(民国)朱捌良等纂，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遂昌朱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遂昌县湖山乡奕山村。
浙江缙云棠谿朱氏宗谱二十二卷，(民国)朱锦昭总篡，民国十七年(公元192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缙云县唐市乡中村。
浙江常山盯昌朱氏宗谱四卷，(民国)刘宗盛修，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五里乡大村(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四卷)、浙江省常山县芙蓉镇。
浙江临海竹岙朱氏宗谱一卷，(清)郑联辉纂，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临海市博物馆。
浙江临海台临朱冯复姓家乘二卷，(清)冯鸿纂，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临海市博物馆。
浙江缙云河阳朱氏宗谱二十四卷，(民国)朱德善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缙云县档案馆。
浙江缙云名山朱氏宗谱，(民国)朱士云总理，朱庆廷副理，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缙云县档案馆。
安徽南陵界山朱氏重修宗谱四卷，(清)朱永炣纂，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滁州菱溪朱氏族谱，(清)朱绍基等修，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澹远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安徽泾县泾川朱氏支谱，(清)朱绂等修，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存放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安徽泾县泾川张香都朱氏支谱二十三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朱纂修，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今仅存第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安徽泾县新修张香都朱氏支谱六卷，(清)朱一彬飨修，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泾县泾川朱氏支谱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朱益斋、朱益商等修，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安徽泾县泾川张香都朱氏续修支谱二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朱彝纂修，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
安徽泾县朱氏一线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山大学图书馆。
安徽徽州新安朱氏族谱十卷，(宋国)朱熹编，朱汝贤续，(明)朱长宗等重编，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
安徽徽州新潭朱氏族谱，(清)朱承锡钞录，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安徽徽州新安朱氏宗谱二十卷，(清)朱元标修，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徽州新安朱氏宗谱十七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朱碧成等续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虹瑞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安徽休宁霓湖朱氏族谱四卷，(明)朱金、朱桂纂修，明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南京市图书馆。
安徽休宁率口溪朱氏支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安徽旌德旌川西溪朱氏家谱五卷，(明)朱真兴重修，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旌德旌阳朱氏宗谱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朱氏萃涣堂统修，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歙县徽城朱氏世谱，著者待考，据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朱世恩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安徽歙县紫阳朱氏建安谱，(明)朱莹编订，1938年福建省博物馆据明万历本复印本。现被收藏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图书馆、江苏省苏州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
安徽歙县朱氏家乘，(清)朱嘉祚、朱云编辑，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手写本，今仅存一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歙县碣溪派朱氏家谱，(清)朱输、朱元灏等纂修，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一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歙县义成朱氏宗谱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汪菊如等纂修，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存仁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歙县朱氏宗谱十卷，(民国)朱嘉福重修，刘嵩泉纂，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百鹿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安徽寿县残本睢阳朱氏家乘续集，篇次草目一卷，(清)朱胤、朱凤喈纂，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吴慰祖油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苏州市图书馆。
安徽朱氏宗谱，(明)朱世恩重修，明嘉靖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两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地区博物馆。
安徽朱氏正宗谱，著者待考，清乾隆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五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地区博物馆。
安徽朱氏宗谱二十四卷，末一卷，(清)朱盛性等修，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五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地区博物馆。
江西弋阳朱氏弋阳支谱一卷，(清)弋阳朱氏全族纂修，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光裕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南城朱氏通谱三十卷，(民国)朱吉祥等重修，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鼎兴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十八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山东平阴朱氏谱十五卷，首一卷，(民国)朱衍依等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继述堂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山东单县古单朱氏族谱六卷，附忠烈公节录一卷，(民国)朱五信、朱五岭等续修，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忠孝堂铅印本七册。现被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山东单县古单朱氏族谱六卷，著者待考，民国年间燕贻堂铅印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
山东临沐朱氏族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山东临沐县周庄乡西河口。
河南新安朱氏宗谱一卷，(清)朱凤成篡，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手写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辽阳县水泉乡台子邨。
河南安阳彰德朱氏家谱，(清)朱宽纂修，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彰德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河南禹县朱氏家谱，著者待考，(民国)朱迪瑞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南省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湖北黄冈朱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六卷。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武汉市图书馆。
湖北崇阳朱氏家谱十八册，(民国)朱平元重修，朱金安纂修，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崇阳县石城乡肥田村圳背。
湖北咸丰朱氏家乘六卷，(清)朱劭材、朱劭杰、朱迪群续修，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石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咸丰县档案馆。
湖北朱氏支谱八卷，(清)朱德桢纂，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积喜堂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湖北朱氏家谱，著者待考，紫阳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十五卷、第十七卷。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市图书馆。
湖南长沙黄金园朱氏六修支谱二十二卷，首一卷，(民国)朱柱南等纂修，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念兹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二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第九卷、第十一卷、第十三～十五卷、第二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
甘肃庄浪朱氏阁宗长门世系，(清)柳逢原纂修，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甘肃庄浪县朱店乡朱家河湾。
甘肃庄浪朱氏家谱三卷，著者待考，(民国)朱缵臣增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香港新界鹿颈紫阳朱氏家乘，著者待考，(民国)朱韫华编辑，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官源朱氏宗谱，著者待考，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朱氏宗谱九卷，(清)朱钓璜纂，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敦睦堂重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金兰朱氏续谱，著者待考，清道光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四卷、第九～十卷。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金兰朱氏续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紫阳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一册。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紫阳朱氏家乘，著者待考，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紫阳朱氏重修宗谱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朱雨尔昌续，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三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城南朱氏支谱两卷，(清)朱庚陛辑，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敬爱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朱氏重修家谱六卷，(清)朱瀛纂，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原县志办公室。
广东番禺朱氏族谱，(明)朱时豫纂修，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市图书馆。
广东清达朱氏族谱，(清)朱澧辑，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2年)修，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市图书馆。
广东清达两岳朱氏族谱十二卷，(民国)朱叔平、朱云章编辑，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广州东雅公司石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市图书馆、广东省佛冈县档案馆、广东省图书馆。
广东连山朱氏宗谱一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广东省连山县泰保区旺洞乡一队。
朱氏家谱，(民国)朱氏合族重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石印本下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定山朱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民国)朱学成主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世德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朱氏族谱一卷，著者待考，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广东省兴宁县档案馆。
朱氏大乘宗谱十卷，(民国)朱汉三等纂修，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敬宗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朱氏族谱八卷，(民国)朱淦俭编，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铅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三修朱氏族谱六卷，(民国)朱贤馋、朱酽奖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南省档案馆。
朱氏宗谱六卷，(民国)薛宝善重修，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木刻活字印本，缺第六卷、另一部缺第二卷。现被收藏在江苏丹阳县图书馆。
浙江永康厚泽志朱氏，(现代)朱武伟等修，1999年胶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江阴澄江朱氏宗谱，(民国)朱寿彭等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崇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十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西万载钤溪朱氏族谱，(民国)朱敬与等修，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理学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四川资阳朱氏家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宜兴宜剡朱氏宗谱，(清)朱人鉴纂修，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榆滋堂修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临安篙高朱氏宗谱(缺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七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诸暨暨阳朱氏宗谱，(清)朱庆福等修，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承启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永康桥下村志(朱氏，另外还有梅、吕、夏、潘、李、胡诸姓)，(现代)朱士岳等修，1992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永康古山志(胡姓，另有马、王、卢、孙、朱诸姓)，著者待考，1997年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朱氏族谱四卷，首一卷，著者待考，清同治十年沛国堂、益贤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已有虫蛀)。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万载金岭溪朱氏族谱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著者待考，民国丁丑年(公元1937年)理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九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朱氏八修支谱二十一卷，首五卷、末一卷，九修接续八修，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一卷，附卷十五后，白鹿堂木刻活字印本共二十六册，有两册已残。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跟帖时间 2010-02-09 14:20:4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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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吴 郡：东汉朝永建四年(己巳，公元129年)，东汉王朝分会稽郡置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辖区包括建德以下钱塘江两岸，故今浙江省杭州市亦在吴郡之内。隋朝灭陈国后，改吴州为苏州，吴地始有苏州之称。三国时期孙吴宝鼎元年丙戌(公元266年)另置一个吴郡，治所在乌程(吴青镇，今浙江湖州吴兴区)。
沛 郡：也称沛国郡、沛县，始建于汉朝初期。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刘邦将家乡泅水郡改为沛郡，治所在相县(今安徽濉溪)。王莽改为吾符郡，东汉改为沛国。三国魏移治沛县(今江苏沛县)。西晋还旧治，后复为郡，又移治沛县。南朝宋移治萧县(今安徽萧县)。北齐时废。早期沛郡所辖范围，包括今安徽淮河以北，西肥河以东，河南夏邑、永城和江苏省沛县、丰县等地。东汉时改为国，后又改回沛郡，所辖地域大为缩小，而且郡治屡有迁移。但作为姓氏郡望意义上的沛郡，主要是指西汉时的沛郡。
凤阳郡：隋朝时期置郡，治所在钟离(今安徽凤阳)。
河南郡：秦朝时期名为三川郡。西汉高宗二年(丙申，公元前205年)改为河南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其时辖地在今河南黄河南部洛水、伊水下游，双洎河、贾鲁河上游地区及黄河北部原阳县一带地区，辖二十二县，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孟津、偃师、巩义、荥阳、原阳、中牟、郑州、新郑、新密、临汝、汝阳、伊川、洛阳等县市。东汉时期既都洛阳，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长吏不称太守而称尹。隋朝初年被废黜，后又复为豫州河南郡。唐朝时期为洛州河南府，其辖境都远小于汉朝时期的河南郡。元朝时期为河南路，明、清两朝时期均为河南府。民国时期建为河南省。
丹阳郡：丹阳又称润州、丹杨郡，是我国十分古老的地名，所指的地方迭有变动。先秦时期，共有三处以丹阳为名的地方，但一般主要是指豫鄣郡(今江西南昌)。汉朝时期实施郡县制度以后，先后又有许多以丹阳为名的郡和县。丹阳郡始建于西汉朝元狩二年(庚申，公元前121年)，是由原豫鄣郡改置，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下辖十七县，辖境相当于今安徽省长江以南，江苏大茅山及浙江省天目山脉以西、浙江省新安江支流武强溪以此地区。三国时期孙吴国移治到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后辖区缩小。到了南北朝的后魏时，又在河南省项城县的东北置了一个丹阳郡。隋朝灭后南朝陈国后曾废黜，后隋炀帝又置润州，治所在延陵(今江苏常州)，再以蒋州(今江苏南京)为丹阳郡。唐朝时期移治到丹徒(今江苏镇江)。北宋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8年)升为镇江府。另外，古代楚国原在丹阳，即今湖北秭归一带，楚文王东迁至今湖北枝江，仍名其地为丹阳。还有，秦朝时期的丹阳县，亦称丹杨县，在今安徽省当涂县一带，唐朝时期被并入当涂县。明、清两朝乃至民国、现今的丹阳，只是个县级建制的城市，位于今江苏省溧阳市旁边，紧依长江，隶属于江苏省镇江市。
义阳郡：三国时期曹魏国置郡，治所在今天湖北省枣阳县东南。西晋时期改置为义阳国，其时辖地在今天河南省新野县南部一带地区。
钱塘郡：秦朝时期始置钱溏县，治所在灵隐山麓，其时辖地在今浙江省杭州市及以西一带。南北朝时期的陈朝祯明元年(丁未，公元587年)改置钱溏郡。隋朝开皇九年(己酉，公元589年)废钱溏郡置为杭州，移治到钱唐(今浙江杭州灵隐山麓，浙江省杭州市)。唐朝时期将“溏”改加“土”偏傍为钱塘。民国时期，钱塘与仁和县合并为杭县。
太康县：秦朝时期置阳夏县。隋朝时期改为太康县，治所在今河南省太康，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东部一带地区。
永城县：东汉时期的临睢县，晋朝时期废除。隋朝时期又改置为永城县，其时辖地在今天河南省东部，邻接安徽省。
2.堂号
金陵堂：以望立堂。
沛国堂：以望立堂。
吴国堂：以望立堂。
丹阳堂：以望立堂。
钱塘堂：以望立堂。
河南堂：以望立堂。
义阳堂：以望立堂。
太康堂：以望立堂。
永城堂：以望立堂。
南阳堂：以望立堂。
凤阳堂：以望立堂。
白鹿堂：宋国朝时大理学家朱熹曾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所以称为“白鹿堂”。
居敬堂：朱熹讲学时主张“循序渐进、居敬持志”八个字的教学原则。循序渐进在教学方法上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居敬持志的意思是教师不但教书，还要育人；不但言教，还要身教，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要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榜样，所以叫“居敬堂”。
折槛堂：汉朝时有槐里令朱云。当时奸臣张禹，欺君害民，作恶多端。但因为皇帝信任他，谁也不敢惹他。朱云却上朝奏本，请杀张禹。这一下触怒了皇帝，立即叫刽子手拉朱云到午朝门外去斩首。朱云却面不改色，侃侃地向皇帝摆出张禹的罪恶事实，大讲诛奸臣才能保住社稷的道理。刽子手来拉他去执刑，朱云却双手攀着金殿的门槛，道理还是讲个不完。刽子手用力拉朱云，朱云就是不放门槛，结果把殿槛掰断了，刽子手和朱云都倒在地上，皇帝被朱云的忠心和不怕强权的精神感动得醒悟过来，释放并奖励了朱云，把张禹交大理寺查办。过后大臣要派工人修理殿槛，皇帝意味深长地说：“别修了！留着他可以使我时刻检讨自己，也勉励大家都要象朱云一样敢于向我提意见。”
紫阳堂：出自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南宋理学家、教育家，别号紫阳，江西省婺源县人，绍兴进士，宋国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败徽国公。在哲学思想上，他从二程学说发展为完整的理学体系，为理学之集大成者。曾主持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教授五十余年，四方仰慕，弟子众多。其学派称为“程朱学派”。朱熹著作甚多，对后世影响很大。朱氏近代取“紫阳堂”，源此。
注经堂：资料有待补充。
敬义堂：资料有待补充。
彝伦堂：资料有待补充。
叙伦堂：资料有待补充。
在兹堂：资料有待补充。
德彝堂：资料有待补充。
宗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一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同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思成堂：资料有待补充。
治善堂：资料有待补充。
玉泉堂：资料有待补充。
槐里堂：资料有待补充。
两仪堂：资料有待补充。
玉奇堂：资料有待补充。
明伦堂：资料有待补充。
婺源堂：资料有待补充。
新安堂：资料有待补充。
余镜堂：资料有待补充。
世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遣直堂：资料有待补充。
听彝堂：资料有待补充。
追远堂：资料有待补充。
惠迪堂：资料有待补充。
继述堂：资料有待补充。
人和堂：资料有待补充。
慎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哲延堂：资料有待补充。
文裔堂：资料有待补充。
德源堂：资料有待补充。
垂裕堂：资料有待补充。
绍文堂：资料有待补充。
余庆堂：资料有待补充。
澹远堂：资料有待补充。
虹瑞堂：资料有待补充。
萃涣堂：资料有待补充。
存仁堂：资料有待补充。
百鹿堂：资料有待补充。
光裕堂：资料有待补充。
鼎兴堂：资料有待补充。
继述堂：资料有待补充。
忠孝堂：资料有待补充。
积喜堂：资料有待补充。
念兹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睦堂：资料有待补充。
敬爱堂：资料有待补充。
敬宗堂：资料有待补充。
崇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理学堂：资料有待补充。
榆滋堂：资料有待补充。
承启堂：资料有待补充。
恩亲堂：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2-09 14:17:1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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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迁徒分布 -- 朱氏是一个古老、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十三位，在台湾省则排名第三十二位，皆属于超级大姓系列，人口约一千八百四十六万一千余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15％左右。
1.邾国遗民：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封曹侠于邾。从此，曹姓的主支就从山东定陶古曹国一带迁徙至山东邹县，在这里开疆拓土，建立了历史上的邾国及其分支小邾国。这支曹国遗民继承了东夷邾氏族的蜘蛛图腾，以国号为姓，自称为邾氏。
早期的邾国，因国小势微，对当时历史的影响无足轻重，故而先秦经典对其记载语焉不详。好在在现已散佚的先秦典籍《世本》中，曾详细记载过早期邾国的世系。明万历时人颜新吾在其《陋巷志》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根据这些有关邾国的一些断简残篇、野史家谱，人们还可较清楚地勾勒出早期邾国的传袭世系。
公元前471年邾隐公被越人俘虏，邾隐公之子、邾桓公革之弟邾何被越国立为邾国君主之时，历史已进入战国时代。邾君何继位后，同样昏庸无道，邾国迅速没落。邾国较清晰可考的连续世系，至此终结，战国时的邾国，已经是名存实亡，甚至连国名也有变化，而改称邹国了。这个时期，邾国在各诸侯国的关系中，已远没了春秋时期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极少有机会参与当时的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也正因为如此，邾与邻国的国界已不甚分明，人们的国境观念已被淡化。许多别国的文化贵族们纷纷迁徙到礼乐之邦鲁国较近的邾国居住。与此同时，鲁国的先进礼乐文化也扩展、传播至邾，使邾国地区的文化有较大的发展，甚至能与鲁国相提并论，形成了“邹鲁文化”或“邹鲁遗风”。
国破家亡之后，邾人被迫离开世世代代生逝世于斯的故国家园，开始从邾国向四方逃散。楚灭邾后，将亡国邾君及部分被俘王室成员强迫迁离邾国，迁徙到楚国内地的邾城(今湖北黄冈黄州乡禹王城)居住。邾城即因邾国遗民于此而得名，汉朝还于此设置了邾县。邾亡后，大批邾国王族成员和普通邾人，则主要向北或西北逃亡，因为北面的齐、鲁和西北中原诸国，在当时都是楚国的公开或潜在的敌人。其中，特别是邾国北邻鲁及齐国，更成为邾国遗民的主要避逃、分布之地。
邾国遗民的四处逃散，同时便把曹姓邾人的血缘种子撒向四方大地。亡国的阵痛孕育出许多新的生命。这些新生后的邾人子孙，具有强盛的生命力，他们迅速地在四方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繁衍、裂变进而茂盛兴昌。他们中的一部分仍然以国名“邾”为氏，另一部分则以另一国名“邹”为氏，还有一部分以国名邾娄中的后一字“娄”为氏。而其中有一支以邾字去掉邑旁以“朱”为氏的邾国后裔，最为兴旺发达。
2.春秋时期：
春秋以前，作为后世朱氏主体部分的曹姓朱氏尚未形成，早期的朱氏历史舞台自然都由发源于古老朱氏族的非曹姓朱氏占领。这个时期有史可查的朱氏人物，除了上章提到的非曹姓朱氏开基始祖如朱襄氏、丹朱、朱虎外，还有朱汗漫和朱张。朱汗漫曾耗尽千金家财去学习屠龙技术，三年之后学有所成，但却无用武之地。朱张则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隐士，属于朱虎的后裔，孔子在《论语》中曾把他列入古代“七大逸民”。
春秋战国之世，诸侯混战，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作为朱氏主体，刚从亡国阵痛中新生出来的朱氏族姓，因力量太过弱小，族姓太过稚嫩，根本无力在当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称雄天下，甚至也没有能够独当一面，雄霸一方。相反，这一阶段的朱氏，大都湮没于当时的历史洪流之中，以至在经典文献中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而其他来源的几支非曹姓朱氏，在战国时期也衰微不振，默默无闻。
当然，朱氏整体的衰微，并不妨碍朱氏族姓中个别优秀人物的产生出现。正是根据文献中的零星记录和这少数人物留下的蛛丝马迹，人们才可以尝试粗略地勾勒这个时期朱氏发展的大体脉络和轮廓。据史籍记载，整个战国时期的朱氏，见于典籍记载仅有四人，他们是：魏人朱亥和朱仓、楚人朱英和莒人朱厉附。
朱仓是战国魏惠王时代(公元前369～前319年)的一个谋士，曾为魏王献上一计，使齐国将魏国留在齐国作人质的太子放回魏国，事见《战国策》。朱厉附是战国莒穆公之臣，虽然不为莒穆公重用，但却以德报怨，为君殉死，事见《万姓统谱》。朱英则是战国末年楚国观津人(今山东观城)，楚相春申君的门客和知己朋友。曾以“无妄”之论劝春申君杀李园以绝后患。春申君不听，朱英恐祸及其身，遂逃隐山林不知所在。事见《战国策》与《史记》。
在战国朱氏中，最著名的人物当推魏国人朱亥。朱亥本是开封市的一个屠夫，但很有勇力，被魏公子信陵君(魏无忌)聘闲为勇士。公元前257年他与信陵君策划窃符救赵。在与魏将军晋鄙合符时，朱亥用袖中所藏二十公斤重的大铁锥将晋鄙打死，夺权代将，遂解邯郸之围。
此外，还有一些见载于朱氏族谱上的战国朱氏人物，如敦睦堂谱中的楚上官大夫朱胜、丞相府参军朱章，念兹堂《黄金园朱氏六修支谱》中韩魏上将军朱隆，吴郡朱氏始祖朱洪基等等。
战国之世，(曹姓)朱氏主要有四大支：一支留居沛国相县，并出仕附近的鲁、莒、齐国，如沛国始祖朱柁、莒穆公臣朱厉附等即是；一支居吴国也即今江苏苏州一带，形成吴郡朱氏的前身；另一支则是居于魏国的那一支，以朱仓、朱亥为代表；再有一支则是楚国的那支朱氏，以朱英为代表。朱氏最初发源于今河南东部淮阳古朱襄氏故地和山东西南部邹县一带，此后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在全国各地转辗迁徙，到隋唐时期形成所谓朱氏十一大派，即山东、吴郡、庐陵、鄱阳、建阳、曲江、南阳、冀州、汴梁、扬州、濮阳等朱氏十三望。
时至今日，随着族姓的日益壮大，朱氏族人的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发展更加迅速。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朱氏现已成为一个拥有人口数千万，在全国一百大姓中排名第十四位的大姓；朱氏族人已广泛分布于全国每省市，其中最集中的为江苏、云南等省。此外，随着国门的打开，朱氏还走向海外，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朝鲜半岛、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南亚，其次是美洲和欧洲。
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姓氏之一，朱氏族群在历史上的迁徙，基本上与整个中华民族的迁徙、移民历史同步。可以说，朱氏的迁徙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中华民族的移民轨迹。
中华历史上的移民，总体上呈由北向南迁徙的态势，朱氏在历史上的迁徙轨迹，总体上也是由北向南迁徙。朱氏最原始的发源地有两个：一是在今河南淮阳，这是远古时候的朱氏族在所地；一是在今山东邹县一带，这是曹姓朱氏的前身，古老的邾氏族的所在地。
朱氏的迁徙早在上古时代就已经开始。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早在三皇五帝时代，就有一支崇拜赤心木的朱氏族由中原迁徙到江南甚至远至西南地区。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支南迁的朱氏族人，把他们在北方居住地的地名朱，也带到了南方。于是古人把中国南方称为“朱方”，把西南的天空叫做“朱天”，还把南方生长的一种赤色树木叫做“朱木”。这些都是朱氏氏族南迁的历史痕迹。
当年朱氏的一位肇姓始祖尧帝的儿子丹朱被舜帝打败，他的一部分子孙为了逃避舜帝的迫害打击，就曾向南方迁徙，一直到达今湖南宁远九嶷山一带的“苍梧之野”。这支南迁的朱氏把他们始祖丹朱的陵墓也带到了苍梧，因此《山海经》有丹朱葬于苍梧的记载。今天，中国西南地区多朱氏，很可能就与此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是朱氏第一次大迁徙的时期。
据史籍记载，曹姓朱氏在邾子国灭亡之后，开始大规模向外迁移：邾国君主和一部分被俘的邾国王室成员被强迫离开世代居住的邾国故地，迁徙到当时的楚国内地邾城，也就是今湖北省黄冈县一带。邾城即因邾国遗民而得名，汉朝还于此设置了邾县。大批邾国王族成员和普通邾人，则在国破家亡之后主要向北或西北逃亡，因为北面的齐、鲁和西北中原诸国，在当时都是楚国的公开或潜在的敌人。其中，特别是邾国北邻鲁及齐国，更成为邾国遗民的主要避逃、分布之地。据史籍记载，小邾国的后裔朱氏则有一部分南逃到阊门，成为后世吴郡朱氏的祖先。邾国遗民的四处逃散，便把曹姓朱氏的血缘种子，撒向四方大地。他们迅速地在四方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繁衍、裂变进而茂盛兴昌。
与此同时，许多非曹姓朱氏也因为避难、征战和其他原因在中原各国间迁徙。如丹朱后裔朱氏有一支迁到沛国相县，构成沛国朱氏的一个组成部分；宋国后裔子姓朱氏的一支，自宋国迁江苏砀山，然后再迁河南宛县。
3.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朱氏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的山东、江苏、洞南、安徽、湖北一带。其中，安徽江苏交界的沛国朱氏和吴郡朱氏，都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
4.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朱氏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迁徙。这个时期朱氏的迁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太平时期因做官、经商、求学、避难、婚姻等原因而产生的各种正常的小规模移民；一种是由国家政策实行的强制性小规模移民，但都不是大规模的。
小规模的正常移民，使得朱氏在汉朝的分布更加广泛。据记载，当时在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陕西、湖北、江西、浙江、四川等中国主要省份，就都有朱氏族人分布。但这个时期朱氏相对集中并形成地方望族的有沛国朱氏、吴郡朱氏、平陵朱氏、南阳朱氏、都昌朱氏等数支。
汉朝朱氏移民中值得一提的是因国家政策性移民而形成的山东朱氏向陕西地区的迁徙。当年西汉历代皇帝为了护卫五陵地区的汉朝皇帝陵园，实行从全国各地向陕西皇陵地区的强制性移民。被移民的多是全国各地的大族豪强。当时参加这一移民的朱氏，最著名的有两支：一支徙居杜陵(今陕西西安)，形成杜陵朱氏，后裔有汉哀帝(公元前6～前1年)时丞相朱博；另一支则居守平陵(今陕西咸阳)，后来发展成著名的平陵朱氏，出了一位优秀人物朱云。
5.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中原地区的朱氏有一部分向东南吴国地区迁徙，另有一部分则向西南蜀国地区迁徙。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大动乱和大迁徙的时期，也是朱氏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迁徙的时期。这个时期，朱氏的迁徙仍呈自华北向东南迁徙的态势。因五胡乱华，中原战乱不停，一方面是中原地区的汉族朱氏在“永嘉之乱”后大规模向东南地区移民；而原来居住于江南的朱氏，则由江苏原居地继续向周围地区发展。另一方面是原居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胡人少数民族渴浊浑氏开始进入中原地区，改姓朱氏，加入中华朱氏的队伍。
这个时期，汉族朱氏在全国的分布比两汉时期更加厂泛，但又相对集中于东南部的江浙地区，形成了朱氏居江南大姓之首的局面；其次是安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而少数民族朱氏，则相对集中在河南的南阳、洛阳等地。
6.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的太平盛世，这个时期朱氏的迁徙有新的变化，即由原来的自华北向东南迁徙转变成多方位的移民。这个时期，朱氏的移民也大都是正常的小规模移民。这使得朱氏在全国的分布更加广泛。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朱氏自华北向东南的迁徙速度在放慢，因而在北方中原地区，出现了几支较大的朱氏族群：一支是割据北京数十年之久的昌平朱氏，一支是永城谯郡朱氏，一支是后梁皇族朱温家族。
7.五代、宋元时期：
五代宋元时期是朱氏历史上又一个迁徙较频繁的时期。这个时期朱氏的迁徙又恢复了华北向东南的纵向迁徙态势。由于五代中原战乱和宋朝金兵入侵，使得中原地区的朱氏再一次大规模地向南方移民，仍主要集中在东南江浙地区，其次是广大江南地区。而原居江浙一带的朱氏，又向闽粤、岭南一带迁徙。这个时期较重要的朱氏移民有朱熹家族由安徽歙县黄墩、经江西婺源向福建建阳一带的移民。
8.明、清时期：
明清时代是朱氏移民史上的又一次高潮。这个时期朱氏的迁徙更加频繁，更加复杂，迁徙的方向也由原来的自北向南纵向迁移，改为自中国内地向四周辐射和各地交叉式的迁移。这个时期，一个最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明朝凤阳朱氏由凤阳经南京、北京向全国各地的大迁徙。明朝建立以后，大封皇族凤阳朱氏子弟到全国各地为王，这支享有各种特权的朱氏皇族因此得到迅速发展，到明末已发展到数十万人口，遍布全国各地。
明朝政府实行“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大批朱氏成员也参加了这一移民运动，因而形成了朱氏历史上的一次自东向西的横向移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批江浙地区和江西地区的朱氏迁到湖南、湖北、广东地区，而许多原居湖南、湖北、广东地区的朱氏又向四川地区迁移。这一移民运动一直持续到清朝。与此同时，朱氏的迁徙还有这样几种大的趋势：一是一部分山西朱氏在明朝初年奉政府之命从山西大槐树下出发，移民到山东地区；一是一部分江苏、江西和内地朱氏奉命自内地随军人居西南的云贵地区。
明朝灭亡后，作为国姓的朱氏为了逃避迫害，再一次大规模地迁徙。这一次的迁徙也是向四方辐射，但与明初向各大小城市的迁移不同，朱氏这次的迁徙是由城市向偏僻山区、由内地到边远地区、由大陆向海外地区迁徙。
自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开始，整个朱氏族姓都随着凤阳朱氏的衰落而进入了一个萧条和滞缓的时代。可以说，有清一代，是朱氏历史发展中的低潮阶段。当此之时，朱氏过去的辉煌一去不复再现，既没形成汉晋军武巨族，也没有出现过朱熹式的伟大文化名人更没有产生像明朝帝王那样的至尊家族。这时的朱氏，基本上处于一种压抑的衰微不振状态。然而，就是在这种高压环境下，仍有许多优秀的朱氏子孙，他们不求在政治、军事上发展，却将全部的智慧和精力投身于学问和文化的研究与创作之中，并作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当年满(清)王朝在对汉族实行高压政策的同时，又掀起一股埋头故纸考证的朴学之风，以转移士人们的视线，消磨人们的斗志。而这一政策的始作俑者，恰恰就是一位朱氏家族成员顺天大兴人(今北京大兴)朱筠。据姚名达《朱筠年谱》记载，顺天大兴朱氏迁自浙江萧山，而萧山朱氏兴起于南宋初。他们的开基祖原是中州人(今河南)，宋朝南渡时因战乱从中州南迁至浙江萧山，定居于萧山七都朱村桥。而大兴朱氏这一支有名字可稽的最早始祖名叫朱福三，约为南宋后期人，他又从萧山七都朱村桥迁徙至萧山越寨。
朱福三生子朱进八，朱进八传朱宁二，朱宁二传子朱德三。朱，德三约当明朝洪武至永乐时候，又自萧山越寨定居于萧山黄阁河，形成萧山黄阁河朱氏。朱福三之后，萧山朱氏朱筠这一支的直系传递世系依次是：朱公六、朱常二、朱登大、朱丙十一。
据家谱称，萧山朱氏自始祖朱福三到第八代朱丙十一，世代都是：耕地种田的普通农民，他们因文化素质不高，所以后人仅记得他{们的排行，而不记得名字。直到第九代以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朱丙十一生子朱长十六，名应龙，字近山，生于明嘉靖年间，、逝世于万历年间。朱应龙生子朱曾七，名道聪，字怀山。朱道聪的小子排行叫朱英三十二，名尚纯，字日章，明朝末年当过漕河游击的小官职。朱尚纲生子朱雄二十四，名必名，字显之，即是著名学者朱筠的曾祖父、大兴朱氏的始迁祖。
朱必名大概像其名字一样是一个颇有抱负大志的人。他在清朝初年远离萧山家乡，北游京师，谋求新的发展。据称他到北京后“结交贤豪”，“数次拥有千金，后来又散之”，到自己逝世时，竟无钱棺敛，就葬在北京。这样，他的这一支萧山朱氏便从此在顺天大兴定居下来。朱必名娶妻白氏，生子登俊。朱登俊年轻丧父，却颇能发奋图强，终于在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当上了湖北长阳知县，从此开大兴朱氏筮仕官宦的先河。萧山迁大兴的这支朱氏，从此兴盛起来。
朱登俊后来又做过四川珙县知县，最后官至中书舍人，直至去世。他元配何氏，生子文炯；继配冯氏，生子文炳。朱文炳(公元1696～1764年)，字豹采，即朱筠的生父。朱文炳因父亲的关系，自小便走读书做官的路，是顺天府学生、国子监贡生。然而这位年轻人满怀一身才学和大志，到三十多岁却连个举人也没考上。后来试八旗教习期满，才做了个陕西咸宁知县，不久又改为(幸攵皿)知县，但数年后又因为公正刚直丢了官，回到了顺天大兴家里。朱文炳娶举人徐某之女，共生四子六女，四子是：朱堂、朱垣、朱筠、朱碴。朱文炳先生因为自己在科举和仕途上都不得志，罢职回家后，便将全部希望都投到了儿子们身上，亲自对他们进行教导和培养。功夫不负苦心人，朱文炳的四个儿子，后来终于个个都中了举人，步人了仕途。其中，长子朱堂，字冠山，官任陕西大荔县县丞；次子朱垣，字维丰，又字仲君，号冬泉居士，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进士，官至山东济阳长清知县；四子朱(王奎)，字石君，号南崖，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进士，官任山西巡抚、抚仁阁大学士，逝世后谥号“文正”。而四人当中，最著名的又首推朱筠。
朱筠(公元1729～1781年)，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学者称为笥河先生。他是进士出身，历任侍读学士、顺天乡试同考官、安徽学政。是他，首先上书向大清朝廷建议，从《永乐大典》中搜辑古佚之书、纂修《四库全书》。后来，他的建议被采纳，他也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并与修《日下旧闻考》。他还鼓励、培养一大批当时的士大夫进行辑佚和考据工作。在他的首倡和率领下，随著有《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开展，便形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乾嘉朴学考据之风。而乾、嘉以来著名的朴学家洪亮吉、孙星衍、江藩等都是他的弟子。所以，尽管朱筠本人著述不多，但却被史学家们公推为“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乾嘉朴学家的领袖”。
朱筠生二子：长子朱锡卣，官任福建盐场大使；次子朱锡庚，官任山西候补直隶州知州。
朱筠、朱蝰兄弟的杰出成就，使萧山朱氏顺天大兴分支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宗族一跃而为举世闻名的望族。
据朱骏声《朱氏支谱序》记载，江苏元和(今江苏苏州)朱氏望出吴郡，源于昆山，是当地有名的世家大族。该族可知的最早祖先为唐末人朱兹。朱兹生四子，其中次子叫朱琼，三子叫朱承厚。朱承厚的曾孙叫朱昱，朱昱的后裔迁居睢阳(今河南商丘)，到宋朝产生了朱贯。朱贯，字贯道，官至兵部郎中，与当时丞相杜祁等相交，号称“睢阳五老”，为当时的大名士。朱贯的第五代孙朱子荣，南宋初年官直秘阁。史称当朱子荣年轻时，正值金兵入侵，宋室南渡，中原离乱。他为避兵乱，遂南逃东吴，居常熟。朱子荣生子朱大有，又从常熟迁居吴城(今江苏苏州)。朱大有传到第三世，便是元朝大学者朱德润，又从苏州迁到昆山(今江苏昆山)。朱德润(公元1294～1365年)，字泽民，善书札和山水画。元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出任征东儒学提举，倍受皇帝宠信。后又曾任浙江省照磨，参议国事。他是当时有名的学者、画家。所著有《存复斋文集》、《古玉图》等传世，传见《新元史》卷二百三十七。
昆山朱氏自朱德润之后，一直长盛不衰。朱德润之子朱吉(公元1342～1422年)，字季宁，明洪武初官任户科给事中，后升中书舍人、湖广佥事，为一时著名书法家和学者。朱吉生三子：定安、章安、永安，都“善笔札，皆清修笃学，不坠其家声”。其中，朱定安，字士隆，工古篆。朱永安，字士常，博学工诗，善于真草书法，著有《尚志斋稿》。兄弟三人均在《昆山人物志》上有传。朱永安生子朱夏，字南，号勉斋，隐居乡里，教授为业。朱夏娶郑氏，生四子：器、文、质、彬。其中，以次子朱文一支最盛。朱文(公元1444～1511年)，字天昭，一字天章，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湖广按察副使。朱文娶工部侍郎王永和，孙女为妻，生有六子：希周、希召、希韩、希富、希吕、希冯。
昆山朱氏传到朱希周时，又自昆山回迁至苏州吴趋里，是为回迁苏外朱氏始祖。朱希周(公元1463～1546年)，字懋忠，号玉峰，明朝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进士第一名，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南京吏部尚书，去世后赠太子少保，谥号“恭靖”。朱希周的高中状元和杰出成就，为苏州朱氏开了一个极好的先兆。
特别应该重视的是，明清时期以凤阳朱氏为代表的朱氏族人，已经开始由中国大陆向台湾省及海外第一次大规模地迁徙。如明初建文帝向海外的逃亡，明末朱氏族人向台湾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朝鲜、南洋地区的大规模移民。
近代以来，朱氏的迁徙更加频繁复杂，迁徙的路线、方向更加繁多，其中最值得重视的迁徙，一是全国各地广大朱氏向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集中；二是随着国民党政权的退守台湾省而产生的大陆朱氏再一次大规模迁入台湾省；三是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而出现的大批中国朱氏向欧美及世界各国的开拓性迁移。
9.徙居台湾省：
朱氏是历史上中国大陆通台湾省的先行者。早在公元607年隋羽骑尉朱宽便奉隋炀帝之命与何蛮一同来到台湾省了解情况，第二年又奉命再往台湾省。这是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大陆官员涉足台湾省。
朱氏大量入台，是在明朝末年，当年朱氏大明王朝灭亡，以宁靖王朱术桂为首的大批朱氏皇族成员随郑成功父子渡海来到台湾省。这批明室皇族后裔在台湾省生活、居住了几十年，虽然到公元1682年康熙攻陷台湾省时，他们中部分被强迫迁回内地，但理应有一部分仍留在那里。
另据《中华文化百科全书》记载，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有诏安人朱某入垦台湾省大目抬堡麻产庄；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大陆人朱某与温姓助垦首郑大谋，垦竹北二堡宵里祖；乾隆五十二年，有泉州人朱馄侯与人合作开垦台北海山堡、北抽坑子庄等处；乾隆年间人台拓荒的还有福建人朱英水等垦竹南一堡公馆庄；又有朱、温二姓组织开拓机构名叫“诸协和”，在桃园地区从事垦拓；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有朱芦观与庄民重修台湾省凤山寺；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泉州人朱某移居台湾省，初居今基隆市，后徙居彭佳屿。福建长泰人朱一贵移居台湾省后，托称为明室后裔，于公元1721年率众起义抗清，轰动一时。
民国晚期，随着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省，又有大批朱氏族人随之迁台，形成朱氏人台的第二个高潮。到今天，朱氏已发展为台湾省的第三十二位大姓。朱氏在今日台湾省只是中等大姓，而且族姓的发达也远比陈、李、吴、黄等姓要差，这应是清朝朝廷长期压制台湾省朱氏所遗留下的不良后果。
台湾省朱氏现在也建有自己的宗族组织即台北市朱氏宗亲会，由楚系后裔朱士刚先生任理事长，会址设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72号。
在中国台湾省地区，朱氏族人主要集中分布在台湾省的新竹、台南、基隆等地。
10.移居海外：
⑴.南洋与东南亚朱氏：
朱氏也是中国通南洋的先行者。据《梁书》记载，早在三国时，吴国孙权便曾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与中郎将康泰通南海诸国，这是见于记载最早涉足南洋的朱氏，也是见于记载最早通南洋的中国官员。
明朝初期，燕王政变，推翻建文帝后，据说明建文帝朱允炆就逃到了南洋。为了侦查建文帝的情况，明成祖还派太监郑和多次率领海军前往南洋巡查。
明末清初，为逃避大清朝廷迫害，大批明室后裔逃往南洋，如鲁王朱以海、著名思想家朱舜水都曾到南洋一带抗清。近代以来，以闽粤沿海地区为主的朱氏族人又纷纷到南洋一带去拓殖和谋生，时至今日，朱氏已成为南洋华侨、华人中的重要一支，在印尼、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华人社会中都有一定势力，并产生了印尼报人朱茂山、新加坡著名音乐家朱晖、马来亚华人公会秘书长民主联合党领导人朱运兴等一批杰出的华人领袖。
南洋朱氏大都在当地建立了各种朱氏的宗亲联谊组织，如新加坡朱氏公会、菲律宾朱倪宗亲会、新加坡琼崖朱氏社等。
菲律宾朱倪宗亲会是菲律宾华人朱氏和倪姓联合组成的血缘社团，1980年2月3日创立于马尼拉。宗旨是：坚持中庸之道，联络宗谊，使散居各地宗亲时常聚会，守望相助，缓急共济；使年轻一代宗人，有宗族观念，不忘祖先和中华文化发源地，发扬中华文化传统。首届理事长朱其喇。
新加坡琼崖朱氏社是新加坡华人血缘社团，1926年成立，是新加坡琼崖各宗亲组织中历史悠久的团体之一。宗旨：联络感情，促进团结，举办公益，共谋福利。规定：凡属琼崖朱氏血统的华人，不论是居住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均可加入该会为社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会员二百多人。
新加坡朱氏公会是新加坡华人血缘社团，1947年成立。宗旨为奉祀祖先，联络感情，促进团结，共谋福利，1968年在武林山之麓重新建立先祖纪念碑。每年清明节举行春祭，1969年设立互助部，以照顾会员福利。第三十二届(公元1983年)主席为朱儒荣。
朱氏越出国境南迁到东南亚的历史已很长远，因为像越南等国在独立前原本就是中国封建帝国的统属地。大量朱氏族人进入东南亚，则也是在明末清初。当年南明政权反清失败，永田皇帝率一批朱氏皇室成员逃亡缅甸，后来大部分或被缅甸人杀害、或遣送回国，但仍有遗漏逃匿后而流落在缅甸的。在今日缅甸、泰国、越南等国，都有朱氏华人，但人数不算很多。而在越南本族中，由古老越族中的朱氏形成的今日越南朱氏，则非常昌盛。朱氏是今天越南常见大姓之一，并产生了越南人民军创始人、国防部长朱文亚上将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朱辉珉大将等一批杰出的人物。
⑵.朝鲜和日本：
朝鲜与中国一衣带水，历史上朱氏因做官、征讨、谋生等原因大批迁至朝鲜。这些早期朱氏移民，构成今日朝鲜民族中的朱氏。特别是明清时期，朱氏迁朝者形成高潮，在今日朝鲜华人中，朱氏是人口较多的大姓。据统计，朱氏为今朝鲜一百四十三姓氏之一。据朱子后裔联谊会的资料统计，现在朝鲜的朱氏属紫阳一派的，南韩有十五万余、北朝鲜有六万余，共达二十余万人，可见在朝朱氏华人之盛。
朱氏移民日本主要也是明末清初。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浙江余姚人朱舜水。朱舜水是明末清初一位极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家。关于他的家族，一说是紫阳朱熹的后裔，但更多的人认为他是明朝皇族的同宗旁支。他的远祖是朱元璋的族兄，因不想做官，便隐姓埋名，改姓诸氏，后子孙才恢复本姓朱氏。朱氏自朱舜水曾祖朱诏以来，历代显宦，为世家大族。朱舜水生当明末乱世，明亡后，以一介书生奔走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安南、南洋等地乞师筹饷，策划国内反清复明运动。事败后，于公元1659年逃亡日本，先居长崎，后移居江户，至公元1682年寿终于江户，并葬在那里。朱舜水移居日本二十二年，长期从事讲学，传播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当时的日本有巨大的影响。日本许多著名学者、思想家，都是他的门人。后来他的门人弟子形成日本文化史上的水户学派。他的思想和事迹在日本广为人知，至今受到日寇民的敬仰。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日本还隆重地举行了“朱舜水来日二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并邀朱舜水在中国的第十一世孙朱辅基到东京致祭。
⑶.美国：
朱氏移居美洲时间虽然较晚，约从近代开始，但人数比较多，而且分布极广。据统计，在美国华人中，朱氏排在第三位。据朱子后裔联谊会的统计，在今日美国的三十多个州都居住、分布有朱氏华人。美洲的朱氏又建立有本族的宗族社团组织。如1920年美国朱氏华人成立朱思德堂，购置楼宇，1927年朱氏华人又成立朱沛国堂，在二藩市设置总堂。此外又在屋仑、洛杉矶、新奥尔良、休斯顿、新墨西哥、纽约、波士顿、吐简等地设立分堂，定期组织美国朱氏祭祖，1992年美国朱氏宗亲会还组织回大陆寻根、祭祀朱子等活动。美国的朱氏华侨、华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是海外朱氏中最优秀最兴盛的部分。这里产生了美国应用数学委员会主席朱家琨、被评为1990年美国最杰出人士的物理学家朱经武、加利福尼亚华商总会会长兼中国联谊会会长朱艺峰、《北美日报》社社长朱光复、北加州工程师朱再兮等大批杰出的人物。
⑷.非洲：
在毛里求斯的六十多个华人姓氏中，朱氏虽只算是中等姓，但却是较杰出的。这支朱氏曾孕育出著名华侨领袖、华人议员、地区管理部长朱梅麟。
在尼日利亚有第一位华人酋长、企业家朱南扬。
⑸.其他：
在国外，朱氏较集中的国家有朝鲜、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如在朝鲜，朱氏是主要姓氏之一，在朝鲜有六万人，在韩国有十四万人，共计达二十万人之多。在越南，朱氏也是常见姓氏。在美国，据当地朱氏联谊会的资料统计，朱氏是美国华人中的第三大姓，而且已广泛分布到美国的三十多个州。
11.当今分布：
经过数千年的繁衍壮大和转辗迁徙，到今天，朱氏世族已发展成一个拥两千余万人口的中华民族主体姓氏，是中国大陆地区人口数居第十四位的大姓。不但在中国大陆地区，在中国的台湾省、香港、澳门地区和与中国相邻的朝鲜、越南和新加坡等地区，朱氏也成为当地的主要姓氏之一。
据资料统计，在中国大陆地区，朱氏人口比例最高的是江苏省，朱氏是该省第一大姓；其次是云南省，朱氏在该省为第四位的大姓。
另据一些研究人员对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抽样调查统计结果，朱氏当时占全国总人口的1.21％，约一千九百三十六万余人，在全国一百大姓中排第十四位。其中，在北京市朱氏占全市总人口的0.934％，是全市排在第十七位的大姓；在辽宁省朱氏占全省总人口的0.607％，排在第三十位；在上海市朱氏占全市总人口的3.451％，排在第五位；在福建省朱氏占全省总人口的0.594％，排在第二十六位；在广东省朱氏占全省总人口的0.526％，排在第三十八位；在四川省朱氏占全省总人口的1.478％，排在第十七位；在陕西省朱氏占全省总人口的0.870％，排在第二十二位。2004年上海市再次进行人口的统计，朱氏人口已达四十八万三千余人，占上海市人口总数的3.3％，是上海市第五大姓。
这些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大陆地区，朱氏在华东地区最为集中，是江、浙、沪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姓；其次是在西南地区，朱氏居前五大姓之列；在华北、华南地区，朱氏人口相对较少，但也在前四十大姓之列。
朱氏回族主要分布在山东、安徽、江浙一带。 跟帖时间 2010-02-09 14:12:1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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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的各支始祖 -- 朱兴镜：兴镜祖派下任房系表第一派，字远铿，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九月初四申时，寿八十一岁，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闰三月初七酉时没，葬衡阳祖地狮子山巽山乾向。元配：蔡氏，明崇祯皇帝元年戊辰九月十三午时生，年三十三岁清顺治十七年庚子七月二十五酉时没，葬衡阳住居屋下首山内卯酉向。
朱 振：－祖派源流第一派，宋国天圣年间人，为人淳厚质朴而善化，人遇人相非未当置辩彼或惭谢卒，葬江西婺源县官坑岭五里归垣穴壬山丙向。元配：汪氏，葬与夫合塚同向。生子一：朱绚。
朱德闻：－迁湘始祖德闻位下齿録，明朝时期封中宪大夫，字名扬，元至正十二年壬辰三月初七寅时生，明洪武十二年来湘宣德十年乙卯十一月十八辰时卒，寿八十四岁，葬湘乡县悦来二坊长硚牌形山戌山辰向。元配：蒋氏，诰封恭人，元至正十九年己亥四月初七未时生，明宣德九年甲寅九月二十三戌时卒，寿七十六岁，葬与夫合塚同向。生子一：朱瓒。
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2-09 14:09:5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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