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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氏的帝王国君 -- 鬻 熊：(生卒年待考)，即芈熊，祝融氏的后代，陆终第六个儿子季连的后裔，熊氏鼻祖。
西周初年，荆人的残部主要是季连的芈姓后人，已西迁至丹水与淅水之间。
在鬻熊为首领时，他审时度势，率楚民背弃商纣王，西行投奔周文王，并受到周文王的器重。鬻熊在九十岁时拜见周文王，周文王把他当作老师。到了周武王、周成王时期，也都把他当作老师。
当周成王开始大量分封异姓诸侯时，鬻熊已经去世，而且他的儿子熊丽、孙子熊狂也都已逝世。故而，周成王封他的曾孙熊绎于楚地，荆楚开始跻身于诸侯之列，楚国正式诞生，其子孙都以“熊“为姓氏。
楚国传有三十一世，四十三位君主。
鬻熊有《鬻子》一卷。在史籍《史记·楚世家》中记载：“鬻雄先生辅佐文王，去世早。熊通说：‘我的先人鬻熊渊博，是周王的老师。去世早。’”但《鬻子》说九十岁才见文王，之后有武王、成王向他求教封康叔于卫的事，算起他的年龄应该超过一百一二十岁才对。所以前面说到的去世早，指的是未及受封就去世，而不是说不长寿。
楚国人奉颛顼帝高阳氏为先祖，老童、祝融为远祖，鬻熊为始祖。
熊 绎：(生卒年待考)，即芈绎，熊狂生之子。著名西周初期楚国首位国君。
周成王执政时期，要举用周文王、武王的功臣的后代，于是熊绎受封为楚君，赐田地，居丹阳。
熊 杨：(生卒年待考)，即芈杨，一作熊炀，熊胜之子。著名西周初期楚国国君。
熊杨生熊渠。
熊 渠，(生卒年待考)，原名熊渠，熊杨之子。著名西周初期楚国国君。
熊渠有三子：长子熊康(熊毋康)、次子熊红(熊挚红)、少子执疵。熊渠依西周体制立长子熊康为句亶王，次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熊毋康早逝，次子熊红继位，少子执疵发动政变，弑兄代立为君，改名熊延。
熊 挚：(生卒年待考)，原名熊挚红，熊渠之长子。著名西周初期楚国国君。
熊渠有三子：长子熊康(熊毋康)、次子熊红(熊挚红)、少子执疵。熊渠立挚红为鄂王。由于长兄熊康早逝，熊渠卒後挚红成为继承人，少子越章王执疵发动政变，弑兄代立为君，改名熊延。
熊 延，(公元前？～前847年待考)，原名熊执疵，熊渠之少子。著名西周初期楚国国君。
熊渠有三子：长子熊康(熊毋康)、次子熊红(熊挚红)、少子执疵。熊渠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越章王执疵发动政变，弑次兄鄂王熊挚红代立为君，改名熊延。
公元前847年，熊延逝世，其子熊勇即位。
熊 仪：(公元前？～前764年待考)，熊仪，号若敖。著名西周末期楚国国君，在位时间从公元前790～前764年为期二十六年，终年岁数待考。
他首建楚国都城于丹阳，
熊 坎：(公元前？～前758年待考)，即芈霄敖。著名春秋初期楚国国君，在位时间从公元前763～前758年为期五年，终年岁数待考。
熊 眴：(公元前？～前741年待考)，即芈蚡冒，熊霄敖长子。著名春秋初期楚国国君，称楚蚡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757～前741年为期十七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蚡王在位始启濮，“开濮地而有之”，向濮人之地拓土，征服陉隰。若敖氏娶妻于云，生斗伯比，楚国始有斗氏。
楚蚡王十七年(公元前741年)，被弟弟熊通杀死(一说熊通杀蚡冒之子)，熊通即位。
熊 通：(公元前？～前690年)，即芈通，熊坎次子，熊旬之弟。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国君，称楚武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741～前690年为期五十一年，终年岁数待考。
《世本·居篇》云：“楚国惯例，继任国君“必伯实立”或“必长实立”。然熊通杀其兄熊旬之子自立为楚国国君(在楚国约八百年的历史上，幼弟杀其兄而自立的有三例，即熊旬杀仲雪，成王杀庄敖，平王逼杀灵王和公子比，公子干；小叔杀其侄而自立的也有三例，即熊延杀熊挚红，熊通杀熊旬子，灵王杀郏敖)。
熊通在当时的楚国诸公子中是一位铁腕人物，做出事来往往惊蛮夷而动华夏。他杀其侄自立为楚君后，与邓国相亲(邓国帮址在今湖北襄樊市)，娶其公族女子为夫人，史称“邓曼”。即位不足三年就挥师渡汉，远征南阳盆地，部击周朝设在汉北的重镇，但没有得手。于是，他专力于底定江汉平原的西部，率军灭掉了同为芈姓的权国。权国(今湖北当阳)国土不大，但国力却不弱。楚国从熊渠至熊坎都未能把它灭掉，而熊通实现了先君凤愿。熊通灭了权国后，以权国故地设权县，命斗缗(权国国君)为权尹。
熊通灭权国，值得后人注重的，不是征伐权国的用兵方略，而是灭了权国后的设治决策。中原的县建制虽在西周时期就有了，但县在西周还只是泛指郊外的地区，不能构成一级行政区域。以县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即自熊通灭权国而置权县始。直到当代，县仍是中国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域。
不久，斗缗又反叛。熊通迅速作出果断决策，发兵平叛，包围了权县，捕杀了斗缗，然后将权县迁到那处(今湖北荆门)。此后，楚国每灭一国，便把该国的公族迁到楚国的后方，严加监管，而对该国的故地设县，因俗以治之。史籍《左传·桓公二年》中记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其事在公元前710年，熊通三十一年。蔡国离楚国较远，郑国离楚国更远，它们都在中原地区，但也开始惧怕楚国了。
公元前706年，熊通率三军渡过汉水征伐随国。这在熊若敖、熊蚡冒时期都不敢有这样的奢望。熊通征伐随国，是在充分准备之后开始的。在征伐随国之前，他组建了一支能在随枣走廊驰聘的车兵，以及为兵车平整道路、架设桥梁的工兵。征伐随国的时间，选在随国农业歉收、随人缺衣少食之年。
熊通征伐随国的目的，不是要摧毁随国，而是要使随国做楚国的附庸。因而，熊通率三军行逼近随国都城时，他采取“伐谋”代“伐兵”的策略，命其侄儿熊章入随都见随侯，逼迫随侯求和。随侯无奈，命少师随熊章到楚国军队的驻地和谈。在和谈中，熊通强求随国替楚国去要挟周天子，熊通说：“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观中国之政”，即熊通要强力介入中原的政局。随侯慑于楚国的兵威，只得照办不误，派使者向周天子进言。
公元前704年，随侯通报楚国，说周天子拒绝提高楚君的名号。熊通闻讯大怒：“王不加我，我自尊耳！”于是，当即自立为“楚武王”。
熊通称王，开诸侯僭号称王之先河。周天子、诸夏和群蛮都无可奈何。此后，熊通又邀请若干诸侯到沈鹿(今湖北钟祥)会盟，黄、随两国的国君缺席。由于黄国离沈鹿较远，有情可原。而随国离沈鹿如此之近而缺席，熊通认为随侯拒不到会，分明是藐视自己。
“沈鹿会盟”之后，楚武王一面派熊章去责备黄国国君，一面兴师征伐随国。在强大的楚国军队面前，随国军队大败，随侯落荒而逃，他的戊车和右少师一起被楚军俘获。
楚武王接受大夫斗伯比的意见，并不灭掉随国，而是让随侯在表示愿意侮改之后与楚武王结盟。从此，随国再也不敢开罪于楚国了。
公元前701年，楚国完全取得了在汉水以东的霸主地位。次年，楚武王征伐绞国，问绞侯与郧国合谋袭楚之罪。又次年，征伐罗国，楚军的主帅是屈瑕。但在这次伐罗战役中，由于屈瑕轻敌，楚军大败。屈瑕率残部逃到荒谷(今湖北江陵)一带，屈瑕以为无脸面见楚武王、父老，乃自缢。其他将领则自囚，以听罪。但楚武王宣告臣民们：“这是寡人的过错”。由于楚武王宽宥了全体将士，大家感激万分。
楚武王暮年时，自觉老境已到，而且病势渐重，然壮心不减。
公元前689年，楚武王在位已五十一年，年龄至少已有七十岁了，周天子召见随侯，指责他以楚子为楚王而事之。此后，随国对楚国的态度不免有些冷漠。楚武王便以此为由，再次大举讨伐随国。像往常打仗一样，这次他又要躬临战阵。但即将为出征而斋戒、祭祀之时，楚武王觉得心率不齐，便告诉了王妃邓曼。邓曼对楚武王说：“大王的福寿怕是要到头了，只要将士没有损失，即使大王不幸途中与世长辞，国家也算是有福的”。
楚武王就这样出征了，为社稷他视死如归。到汉水东岸后不久，他心疾猝发，便坐在一棵满树下歇息，当即去世。协助武王征伐随国的楚令尹斗祁，秘不发丧，率楚国大军仍按原计划东进。楚军兵临随都城下，随侯不胜惶恐，被迫派人再次与楚国签订了合约，臣服于楚国。屈重代表楚武王进入随都，与随侯会盟。会盟既毕，楚军才收兵回国。一直撤到汉水西岸后，才为楚武王发丧。
对英雄迟暮的楚武王来说，满木之下比深宫之内是一个更好的瞑目之处，他的将领们深悉他的心情，让他带着胜利踏上归程。如此壮烈，如此幸运，正是死而无憾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有道伐无道是可以与“汤、武”媲美的正义事业，因此，穷兵默武一类的贬辞对楚武王是全然不适用的，这只要看武王的政治遗产就可以明白了。
楚武王给楚国留下了丰硕的政治遗产：
第一，是荆楚大地有了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楚文化的文明使江汉平原的国与国相伐、部与部相攻这样的人祸几乎绝迹了。铜矿的开采，铜器铸造，都有蒸蒸日上之势。远离周王朝的随国在楚国的卵翼下，也走向文明昌盛。
第二，是留下了一套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楚王的下面，有令尹总揽军民大政，有莫敖掌军，有县尹为一县之长，还设有其官职。
第三，是为北上中原建立了两个前哨，左翼是若，右翼是蓼，相向窥视着南夹道。楚国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打通南襄夹道、占领南阳盆地了。
熊 赀：(公元前？～前675年)，即芈赀，楚武王之子。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国君，称楚文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689～前675年为期十四年，终年岁数待考。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于征伐随国的途中逝世。公元前689年，熊赀继位为楚国国君，为楚文王。
熊赀早年受过严格的教育，他的师傅是从申国请来的，史称“保申”。因楚武王在位时间长达五十一年，到楚文王继位时已人到中年了，其性格是锋芒毕露的。
史籍《楚史》记载：楚文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于郢(今湖北宜城楚皇城)，也许这是楚武王的遗命，而由楚文王付诸实施的。在《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一文中称：或正式都郢乃在此时(楚文王元年)，而事实的迁郢则在十年前(武王晚期，公元前703～前699年)。
楚武王给楚文王留下了一个正富强起来的国家，一批事信可用的官僚和将领，一支久经实战磨炼的军队。因此楚文王即位后，做起事来通常都是称心如意的。他对国内的建设似乎不大关心，至少可以说他没有为楚国的自身建设事业作出显著的贡献。他的兴趣和精力全部贯注在对外的战争上，他以战争为手段，实现了父亲楚武王“观中国之政”的宏愿。
楚文王二年(公元前688年)冬季，楚文王举兵北上征伐申国。在楚国与申国之间有个邓国(今湖北襄樊)，楚国若要征伐申国(今河南南阳)，就必须假道于邓国。邓国与楚国为姻亲，当时的邓君祁侯是楚文王的舅舅。楚文王虽有顺带伐邓之意，却一时没有口实。
在楚文王引兵路过邓国时，邓国有三位大夫劝说邓君候乘机杀死楚文王，但邓君侯舍不得杀自己的外甥，而是按正规的礼仪接待了楚文王。此后，楚文王继续北上，攻灭了申国，除掉了周朝南土上最大的一个异姓国，并将申国变成楚国的一个大县。此时，邓国虽幸存，但已危若釜底游鱼。次年春天，楚国大军在返回楚国的途中伐灭了邓国。
楚文王六年(公元前684年)，楚国开始举兵征伐蔡国(今河南上蔡)。从郢都到蔡国，全程约四百公里，楚国要征伐蔡国，就必须向一些小国假道，不像在江汉平原上来往那么自由自在。
论战略，楚武王用兵如波浪式推进，而楚文王用兵则跳跃式突进。自从楚武王扬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只过了二十二年，其子楚文王就开始逐鹿中原了。
楚文王此次征伐蔡国，意在控制中原南部最大的一个姬姓国。他伐蔡的缘由，从表面上说是应息侯之请，去惩罚无无礼的蔡侯。息国是蔡国的南邻，故址在今河南息县。蔡夫人和息夫人是亲姐妹，都出身于陈国公室。蔡侯先娶，息侯后娶。息夫人(息妫)美貌，自陈过蔡，将赴息，蔡侯以姐夫名义阻留求见，还有轻浮的言谈举止。息侯闻知此事，大怒，即派使者到楚国，向楚文王献伐蔡之计，请楚国佯为伐息国，息国便假意乃求救于蔡国，而楚国即可有充足的理由伐蔡国。
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楚文王大喜，迅即整军出征。结果，楚国军队与蔡国军队在蔡国的南境相遇，楚军常年征战，勇锐异常，蔡国军队一触即溃，蔡侯献舞被楚军俘获并被带回郢都。
蔡侯献舞深恨息侯，为了报复，他在楚国郢都故意向楚文王渲染息夫人的美貌。此计竟有奇效，楚文王立即领兵到息国。息侯以为楚文王是去进行友好访问的，盛宴款待。谁知楚文王把殿堂变战场，勃然变色，把息侯捉住，灭了息国。从此，息夫人成了文夫人。
这位文夫人在楚文王面前少言寡语，几乎从不先开口。文夫人沉默的缘由之一，是要假手于楚文王以报蔡侯。一次，楚文王问她何以如此不欢，她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楚文王听了文夫人哀婉欲绝的话，决定继续扣留蔡侯献舞，这个倒霉的蔡候在楚国被软禁九年后，凄惨去世。
楚文王十一年(公元前679年)，齐、宋、陈、卫、郑五国的国君会盟于鄄邑。齐国成为五国中的霸主。楚文王为逐鹿而深入中原腹地，向正在成为霸主的齐国示威，于五国会盟的次年，举兵讨伐郑国。史称“郑居天下之中”。郑都的故址在今河南新郑。
楚文王从即位到灭邓、伐郑为止，在楚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位合格的君主，但他的性格表现上又是矛盾的。史籍《楚史》称他：“强硬如挟雷带电，诡谲如翻云覆雨。”除了有七分雄鸷，还有三分昏庸。但若顺其天性，遂其所欲，又可能是三分鸷，七分昏庸。只是由于受着楚国政治体制的约束，才使他不至于沦落为昏君庸王。
在史籍《吕氏春秋·直谏篇》中，记有楚文王受罚的一个故事，说楚文王得到了茹邑的良犬和宛邑制作的利箭后，喜不自胜，带着到云梦去打猎，一连三个月不回都城；在他得到了被称为“丹之姬”的一位美女后，宠爱逾常，一整年都不上朝。
因此，上大夫保申就对楚文王说：“先王命臣做大王的师傅，占卜利吉兆。现在大王有罪，臣请大王受罚。”
楚文王不好意思地说：“寡人不是小孩了，已经与诸侯同列了，寡人可以改过，请师傅免罚吧！”
保申坚持道：“臣受命于先王，不敢稍违。大王如不受罚，就是违先生之命了。臣宁开罪于大王，决不开罪于先王。”
楚文王元奈，表示“敬诺”，老老实实地趴在席上。保申把五十根细荆条扎成一捆，自己先跪下，然后举起地捆细荆条，轻轻放下，让它落在文王背上，这样重复了一次，才说：“请大王起身吧！“
楚文王觉得这么表演一下无关痛痒，便说：“嘿，受罚不受罚一个样嘛！“
保申听了，深感痛心，对楚文王说：“臣听说君子受苔为辱，小人受苔为痛。现在大王不以为耻，说痛不痛还有什么用处呢？”于是，保申快步走出门去，说要投水以请死罪。楚文王这下慌了，赶紧诚心认错，才把保申请了回来，随即杀死了那条良犬，折断了那些利箭，还放逐了“丹之姬”。
先王的训诫，师傅的教育，加上自己的阅历，使楚文王渐渐学会了分辩直臣和佞臣。同时，他开始注意选贤举能，甚至可以不分民族，不分等级，破格提拔，充分信任，使之有用武之地。史籍《左传·哀公十七年》中记载，楚文王以俘获的申人彭仲爽为令尹，彭仲爽不负所望，战胜攻取，使楚国的边界一直达到了中原的汝水流域。
楚文王做事，既有迅捷、凌厉的一面，也有慎重、严谨的一面。他是不容易轻信和妄为的，但信则不复疑，而发则不可收。史籍《韩非子·和氏篇》中记载：楚人卞和采得一块璞——即尚在石中之玉，献给楚厉王(其实楚国并无厉王，本书疑为是楚蚡王)。楚厉王命掌玉的官“玉人”拿去鉴定，玉人说是石头，和氏便因欺君之罪而被砍断了左脚。楚厉王逝世后，楚武王即位，和氏再把那璞献上去，玉人还说是石头，和氏又因此而右脚被砍断。楚武王逝世后，楚文王即位，和氏在山中抱着璞哭泣不止，双眼泪尽，而继之流以血。
楚文王听说此事，派人去查问缘由，和氏说：“我不为自己断足而悲伤，所悲伤的是美玉竟然被说成是石头，讲真话的人竟然被说成讲假话的人呀！”楚文王觉得事实真相需要考查落实，便命玉人仔细雕琢那块璞，琢开璞壳，果然得到了美观无比的玉，做成壁后，楚文王亲命其名为“和氏璧”。
楚文王是楚国的一位明君，对此，楚人出身的汉朝君臣也未能忘怀。相传，楚文王曾猎获一头被人们视为神羊的野羊，其名日“獬”，用它的皮毛做成一顶帽子，其名曰“獬冠”。楚文王最爱戴獬冠，楚人争仿效。到了汉朝时期，这獬冠成为了国家执法者的官帽。
楚文王的性格矛盾似乎愈演愈烈，终于在他的晚年演成一场壮烈的悲剧。
楚文王十四年(公元前676年)秋，巴国军队袭击楚国权县。楚国君臣轻视巴人，疏于防范，终至于酿成大祸。事出突然，权尹阎敖因无备而弃守，只身泅水逃命，以致巴国军队长驱北上，一度进逼郢都的南门。
楚文王大怒，处死了阎敖。结果，留在权县的阎敖族人不胜其忿，竟与巴国共谋反叛。次年春天，楚文王轻视巴国，竟在一个名为津的小地方(今湖北枝江)打了个大败仗。不过，楚国军队尚未达到溃不成军的地步，巴国军队只好退走了。
遇上这么一场败仗，当楚文王率楚师回到郢都时，司官门守卫之责的大臣鬻拳竟然拒不迎纳。楚文王无奈，为了以功补过，只好“自将伐黄”。黄国是淮河水上游的一个小国，公族为赢姓，西北与息县为邻，其故址在今河南潢川县。这次，楚文王接受了因轻敌而致败的教训，调将用兵又像先前那样认真，在击败了黄国军队之后，楚文王迅即撤兵。可惜，当夏天楚文王率军将抵达郢都时，在一个名叫“渊”的地方，暴病而亡。
楚文王逝世后，葬在楚国王族称为“夕室”的墓地中。葬礼完毕，那位大臣鬻拳也挥泪自尽，被葬在楚国人称为“经黄”的宫门内：死了还要为楚文王看大门。
熊堵敖：(公元前？～前672年)，即芈堵敖，楚文王长子。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国君，称楚王堵敖。在位时间从公元前675～前672年为期三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文王逝世后，熊堵敖即位，在位三年即被弟弟熊頵杀死。
熊 頵：(公元前？～前628年)，即芈頵，一作熊恽，楚文王少子。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国君，称楚成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671～前626年为期四十五年，终年岁数待考。
公元前672年，熊頵杀其兄楚王堵敖而自立，为楚成王。楚成王以“布德施惠”、“结好诸侯”和重贡周王来巩固王位。后来的春秋霸主晋文公重耳曾在这一时期逃到楚国避难。
当时中原是齐桓公姜小白称霸，楚成王不服，故而屡次用兵中原与齐国争霸。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慑于齐桓公强大的兵威，楚成王与齐国结召陵之盟，暂时和中原诸侯和好休兵。
公元前655年，楚成王率大军灭了齐国的盟国弦国(今河南息县)，之后后又灭了黄国(今河南民权)。以此来削弱齐国地方霸主地位。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子兹甫，公元前650～前637年执政)见到齐桓公死后，诸子争立，齐国渐衰，楚国一直在觊觎中原。宋襄公便会合了几个小国，想自充霸主。但在公元前639年会盟于盂（今河南睢县）时，宋襄公竟然一度为楚国所拘押，甚是狼狈。同年，宋襄公率宋国举国之兵与楚国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当时楚兵强大，但宋襄公与之作战时却大讲“仁义”，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才攻击之，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次年便因重伤而卒。毛泽东曾评论宋襄公为：“蠢猪式的军事家”。
楚国自此称雄中原。但是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楚国在“城濮之战”重为晋国所败，使楚国向中原发展的势头受到严重挫阻。
起初，楚成王欲立长子商臣为太子，曾询问子上的意见。子上说：“君之齿末也，而又多爱”，说不定以后还会有儿子，如果现在立商臣为太子，将来一旦感情发生变化，再要黜去商臣，泽“黜乃乱也”，灾祸就要降临。子上的意见是，”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商臣“不可立”。但子上的援引古例，并没有使楚成王的为所欲为性格得到丝毫收敛，根本就没听。
事态的发展不出子上所料。楚成王在其执政的最后一年即鲁文公元年(公元前626年)，果然“欲立王子职(商臣的庶弟)，而黜太子商臣”，结果引起了一场兵变。商臣一怒之下，依潘崇的策划，“以宫甲围成王”，楚成王在宫内外无援，只得自缢而死。商臣即位，是为楚穆王。
熊商臣：(公元前？～前614年)，即芈商臣，楚成王之子。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国君，称楚穆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626～前614年为期十二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成王四十六年(公元前626年)，商臣与老师潘崇共谋，以太子甲兵围攻楚成王，楚成王要求食熊蹯(熊掌)而死，企图拖延时间，等待外援。商臣不允，楚成王被迫自缢而死。商臣即位，是为楚穆王。
楚穆王在位十二年，国内形势基本稳定，特别在楚穆王九年(公元前617年)，穆王镇压了企图谋杀自己的楚国大夫斗宜申(子西)与仲归(子家)后，统治更加稳定。
此期间，各国形势则发生了新的变化。楚穆王五年(公元前621年)，晋襄公逝世，晋国诸卿争立新君，相互攻杀，第二年，晋襄公之子继位，是为晋灵公。晋灵公年幼，无志图霸，因此晋国实力已不如前。而位于黄河西岸的秦国已渐崛起，秦穆公亦力图插足中原。
楚成王四十四年(公元前628年)，晋文公逝世，秦穆公即命属下大将孟明视等率军袭击郑国，次年又灭了姬姓滑国(今河南偃师)而还。晋国与姜戎在殽(山名，今河南灵洛、灵宝间)截击秦国军队，秦军全军复没。秦国原有恩于晋国，从此则世为仇敌，相互攻伐不止。这时的楚国、秦国则利害相同，结为姻亲之国。
据秦朝时期的《诅楚文》记载：“昔我先穆公及楚成王，是僇力同心，两邦相壹。绊以婚姻，蕝以斋盟。”楚成王与秦穆公建立的两国友好关系，有助于楚国的继续争霸。齐国自齐桓公死后，国势不盛，对楚国扩张，不形成障碍。楚穆王就是在这种有利的国内外形势下，继续向北、向东进取的。
楚穆王二年(公元前624年)初，晋联合宋、鲁、陈、卫、郑等攻打楚国的附属国沈国(今安徽沈丘)，沈国溃败。农历4月，秦国军队渡河进攻晋国，至殽，埋葬了在“殽之役”重秦军将士的尸骨而还。秋季，楚国大军出动攻围嬴姓江国(今河南息县)，晋国亦即举兵进攻楚国以救江国。第二年，秦国又进攻晋国，楚穆王便乘机灭了江国。江国既是晋国的盟国，又是秦国的同姓国，楚穆王乘秦、晋交战之机，迅速将其攻灭，显示了楚穆王的机智与果断。
楚穆王四年(公元前622年)，秦国军队攻打从楚国之鄀(下鄀，今河南淅川)，楚穆王未予理会。不久，让鄀君南迁建新都，史称上鄀(今湖北宜城)。楚国西境息宁，即移兵东向，同年秋，楚穆王遣成大心(子玉子)、仲归(子家)率军灭“叛楚即东夷”的偃氏六国(今安徽六安)。冬季，楚公子燮又率军灭了姬姓蓼国(今河南固始)。
楚穆王五年(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晋襄公相继逝世，晋国又争立新君，秦、晋二国交战不断。第二年，晋国主持国政的大夫赵盾与齐、宋、卫、陈、郑、许、曹诸国之君会盟于扈(今河南原阳)，开始由大夫主盟诸侯。这种形势对楚国北进是极为有利的，楚国有识之士已敏锐地观察到这点。如在史籍《左传·文公九年》重记载，楚国大夫范山就及时地对楚穆王说：“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
楚穆王听从了这一意见，在楚穆王八年(公元前618年)春挥师北上，驻于狼渊(今河南许昌)，攻打郑国，囚禁了郑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郑国被迫与楚国和。待晋国来救，楚军已还。夏，楚国又攻打陈国，以惩罚陈国附从晋国，占领了陈国的壶丘(今河南新蔡)。秋季，楚国的息公子朱自东夷征伐陈国，却为陈国所败，公子筏被俘。不过，陈国虽然以小胜大，却反而惧怕请和。冬季，楚穆王遣越椒访问鲁国，以示亲善。
楚穆王九年(公元前617年)夏，楚穆王杀了斗宜西、仲归，消除了出国内患，并于这年冬季，会陈、郑、蔡等国国君驻军于厥貉(今河南项城)，策划攻打宋国。宋昭公被迫请求归服，并亲自引导楚穆王狩猎于孟诸(今河南商丘)。宋、郑、陈等中原国家转而依附于楚国。麇国(今湖北西北部)君主本来随从楚国去征伐宋国，中途却逃归，楚穆王便于次年即兴兵伐麇，击败麇国军队于防渚(今湖北房县)，兵锋直抵麇国都城锡穴(今陕西白河)。
“厥貉之会”和“田孟诸”，是楚国在“城濮败北”后霸业复盛的表现，说明楚国仍是左右中原局势的主要强国。
楚穆王十一年(公元前615年)，偃姓群舒(包括舒鸠、舒蓼、舒庸、舒鲍等部)叛离楚国，楚国令尹成嘉(子孔)率军镇压，俘获了舒君，进而攻打巢国，楚国势力进一步向江淮地区发展。
楚穆王十二年(公元前614年)，楚穆王病逝，其子熊旅即位，是为楚庄王。
熊 旅：(公元前？～前591年)，即芈旅，又名熊侣，楚穆王之子。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君主，春秋五霸之一，称楚庄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613～前591年为期二十三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庄王即位后，常重视选择人才，先后得到了伍参、苏从、孙叔敖、子重等卓有才能的文臣武将的辅佐。楚庄王初年，楚国发生了贵族暴乱，邻近的群蛮等也乘机骚扰。楚庄王果断平息了乱事，在内政方面作了一些改革，赏罚分明，群臣和睦，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为取得霸业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611年，楚庄王攻灭庸国。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今河南伊川)，陈兵问鼎于周王朝郊区，以示有吞周之意。接着又破陈围郑。当晋国出兵救郑国时，两军大战于邲(今河南郑州)，晋军大败。此后鲁、郑、陈、宋等中原国家先后归附于楚国，楚庄王遂称霸中原，遂了前几代君王的心愿。
当年，楚国在城濮被晋国战败以后不久，楚成王就被他的儿子商臣逼死。商臣作了国君，便是楚穆王。楚穆王对“城濮之败”不甘心，抓紧时间操练兵马，发誓要与晋国决一雌雄。他首先将附近的几个小国兼并了，又将中原的陈、郑等国拉了过去。周顷王六年(公元前613年)，楚穆王正要雄心勃勃发愤大干的时候，突然得暴病死了。其儿子旅即位，就是中国春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楚庄王。
晋国见楚国忙于办丧事，晋国又重新会盟诸侯，订了盟约，随即将楚国拉过去的陈、郑等国又收回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一下，楚国的大臣们全急了，要与晋国决战。但是，楚庄王却无动于衷。即位近三年以来，他整天打猎、喝酒，不理政事，还在宫门口挂起块大牌子，上边写着：“进谏者，杀毋赦！”
这一天，大夫伍举进见楚庄王。楚庄王手中端着酒杯，口中嚼着鹿肉，醉醺醺地在观赏歌舞。他眯着眼睛问道：“大夫来此，是想喝酒呢，还是要看歌舞？若要进谏政事嘛——”他指指门外挂着的牌子：“杀头！”
伍举话中有话地说：“有人让我猜一个谜语，我怎么也猜不出，特此来向您请教。”
楚庄王一面喝酒，一边问：“什么谜语，这么难猜？你说说看。”
伍举说：“那谜语是‘楚京有大鸟，栖上在朝堂，历时三年整，不鸣亦不翔。令人好难解，到底为哪桩？'您请猜猜，不鸣也不翔。这究竟是只什么鸟？”
楚庄王听了，心中明白伍举的意思，笑着说：“我猜着了！它可不是只普通的乌。这只鸟啊，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就等着瞧吧。“
伍举明白了楚庄王的意思，便高兴地退了出来。
过了几个月，楚庄王这只大鸟依然故我，既不“鸣”，也不“飞”，照旧打猎。喝酒欣赏歌舞。
大夫苏从忍受不住了，便来见庄王。他才进宫门，便大哭起来。
楚庄王说：“先生。为什么事这么伤心啊？”
苏从回答道：“我为自己就要死了伤心。还为楚国即将灭亡伤心。”
楚庄王很吃惊；便问：“你怎么能死呢？楚国又怎么能灭亡呢？”
苏从说：“我想劝告您，您听不进去，肯定要杀死我。您整天观赏歌舞；游玩打猎，不管朝政，楚国的灭亡不是在眼前了吗？”
楚庄王听完大怒，斥责苏从：“你是想死吗？我早已说过，谁来劝谏，我便杀死谁。如今你明知故犯，真是傻极了！”
苏从十分痛切地说：“我是傻，可您比我还傻。倘若您将我杀了，我死后将得到忠臣的美名；您若是再这样下去，楚国早晚是要灭亡的。您就当了亡国之君。您不是比我还傻吗？我的话说完了，您要杀便杀吧。”
楚庄王忽然站起来，动情地说：“大夫的话都是忠言，我必定照你说的办。”
随即，楚庄王便传令解散了乐队，打发了舞女，决心要大干一番事业。他首先整顿内政，起用有才能的人，将伍举、苏从提拔到关键的职位上去。当时楚国的令尹斗越椒野心勃勃，想要篡位。楚庄王便任命了三个大臣去分担令尹工作，削弱了他的权力，防止斗越椒作乱。
楚庄王一边改革政治，一边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军士，准备与晋国决战，雪城濮之战的恨。他在即位的第三年，率兵灭了庸国(今湖北竹山)；第六年，战败了宋国；第八年，击败了陆浑(今河南嵩县)的戎族。楚庄王还在周朝的边界上阅军示威，吓得周定王急忙派大臣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见到王孙满，头一句话便问周朝京城宗庙里的九鼎有多重。这九鼎就是当初大禹所铸，是天子权力的象征，询问九鼎的重量，实际上便是对周王朝地位的威胁。经过这一回耀武扬威，楚国的势力和声威便大大振作起来，然而却没想到楚国内发生了叛乱。
周定王二年(公元前605年)，楚庄王讨伐完陆浑的戎族，在回国的路上，突然发现一队人马挡住了去路。原来趁楚庄王不在，斗越椒终于造反了。他占据了郢都，又急忙发兵拦阻楚庄王，想将楚庄王消灭在郢城之外。楚庄王见斗越椒以逸待劳，自己带的兵刚刚打完仗回国，非常疲惫，知道硬拼于自己不利，便说：“斗氏一家于楚国有大功，宁肯使越椒负我，我不负越椒。”便派苏从去讲和。
斗越椒以为楚庄王已是囊中之物，只等伸手擒拿了，哪里肯罢手？便傲然地对苏从说：“回去告知熊旅，有胆量来决一死战，不然便赶快投降！”
楚庄王假作退兵，到了晚间，却把叫大将乐伯把军队埋伏于漳水东岸，又派一队士兵在河岸活动，引诱斗越椒渡河；自己则率着少数士兵，躲在桥的下面。
第二日早上，斗越椒见河对岸有楚兵，果然追过河来。待发现中了计，想向回撤退，桥已被拆毁了。斗越椒惊惶失措，急忙命令士兵涉水过河。士兵们正待下水，只见对岸一员楚将大声喊：“大将乐伯于此，斗越椒赶快投降！”说罢，便令士兵奋力射箭。斗越椒也急令士兵往对岸射箭。在双方对峙之中。乐伯手下的神箭手养由基一箭射死了斗越椒。斗家兵马见主将身亡，四处逃散。楚军分兵追剿，取得了大胜。
楚庄王平定完内乱，又经过多年精心的准备，决定再次挥军北上，与晋国争霸。
周定王九年(公元前598年)，楚庄王趁陈国内乱的时机，发兵降服了陈国。次年，楚庄王亲自率领大军去进攻郑国。陈国、郑国全是晋国的保护国，楚国发兵陈国、郑国，便是直接向晋国挑战，对晋国的霸主地位不承认。
晋国自然不甘示弱。在公元前598年的夏天，晋景公命荀林父为大将，先轸的孙子先毅任副将，统领六百辆兵车，来援救郑国。大队人马来到了黄河边上，探子来报告，郑国已投降，楚国正在撤兵。荀林父本来便不愿意打仗，听了这个消息，立刻决定撤兵。先毅坚决不愿意，他大叫：“临敌退兵，可耻之极！你们若是怕楚军，我一人前去！”
先毅仗着先人建有大功，自己又是将门之子，根本不将荀林父放在眼里，说完便领着自己的一队兵车，渡过黄河追赶楚军去了。赵同、赵括(两人都是赵衰的儿子、晋国时任相国赵盾的兄弟)也觉得自己父兄劳苦功高，便不听荀林父的将令，带上队伍随着先毅过河去了。荀林父没办法，只得下令全军过河。先毅得意洋洋地对赵同、赵括说：“我就知道主将非得听我们的！”
楚庄王听说晋兵已经渡过黄河，便召集将领们商量对策。令尹孙叔敖主张让晋军讲和，然后收兵，而一批年轻的将士都主张迎战，使楚庄王一时拿不准主意。这时有一位叫伍参的小臣说：“晋军主将荀林父刚掌兵权，还没有威信，副将先毅倚仗父辈的功劳，看不起荀林父。三军的将领虽想主动出击，又没有权力作主，士兵们不知道听谁的号令。晋军上下不齐心，没什么战斗力。面对这样的敌人，却不去攻打它，恐怕有损我们楚国的尊严吧？”
楚庄王听伍参分析得合情合理，便命令楚军摆开阵势，把战车一律朝向北方，准备出战。孙叔敖见晋军来了六百辆兵车，军力雄厚，总觉放心不下，他对楚庄王说：“我看不如先派人去议和。他们如果不愿意釉，偏要打，我们再迎战却也不迟，到那时候，理就在我们这方了。”
楚庄王同意了这个建议，派蔡坞居前往晋军。荀林父令人接待蔡坞居，表示同意议和，并且建议双方同时退兵。蔡坞居完成了任务，准备返还楚营。谁知先毅早在营帐外面等着，他见蔡鸡居从帐中出来。一下拦住道：“刚才接待你的人未曾说清楚，你回去告知你们国君：我们这回来，不将你们杀个落花流水。誓不收兵！即使我们主将愿租，我先毅也不会答应！”蔡坞居十分气恼，没有理先毅，继续向外走。才到军营门口，又碰到了赵同、赵括。这两个人拿弓指着蔡鸠居的头骂道：“小心你的脑袋！回去告知你们那个蛮子头，小心碰到我们手上！”
蔡鸠居返回楚营。将他受侮辱的情况向楚座王讲了一遍。楚庄王顿时大怒，问：“谁敢冲头阵，给晋军些厉害瞧瞧？”大将乐伯应声挺身而出。跳上战车，径奔晋军大营。走不远便碰上了十儿个巡逻的晋兵，乐伯也没说话，一箭一个，接连射倒三个，还下车活捉一人，然后跳上战车，向回便走。
晋军看有楚将杀人，分三路来追。乐伯大叫：“晋军小心，我左边射人，右边射马。着箭！”说完便左一箭，右一箭地射起来。果然箭无虚射，左边射倒三、匹个人，右边射伤三、四匹马，吓得晋兵谁也不敢再追，眼睁睁地看着乐伯返回楚军大营。
荀林父见楚兵来挑战，急忙又派魏铸去议和。魏镐就是跟随晋文公重耳逃难的魏擎的儿子。魏镐要当大夫，没能当上，一直不满意，恨不得晋军大败。荀林父被治罪，自己好取而代立。荀林父命他去讲和，他反下了战书，回来后却向荀林父说：“楚王不同意议和。一定要一决胜负。”
晋将赵荫认为自己高强，总想露一手让主将看看。到晚间，他乘着夜色带领部下去偷袭楚营，不小心被楚兵发觉。楚兵大声发出警报，他吓得上车便跑。楚庄王弄明情况之后，驾车前去追赶。楚军将领见楚庄王亲自出马，纷纷跟了上来。孙叔敖对楚庄王说：“兵法曰，‘宁可我追人，别让人追我。’晋兵欺人太甚！既然众将都跟出来了，咱们何不乘其不备，冲杀过去！“
这时候，天还没亮，楚庄王便干脆下令攻击。刹时间，鼓声似雷，兵车飞驰，楚军将士争先朝晋国军营冲去。晋军将士睡得正香，半点没有准备；荀林父听到鼓声阵阵，赶忙下令抵抗。晋兵才从梦中惊醒，乱哄哄的，阵容不整，指挥失灵，抵抗无力。
两国兵马在邵城(今河南郑州)郊外大战起来，楚军斗志正高，往来冲杀，如入无人之境，没多长功夫，就把晋军打得溃不成军了。荀林父领着残兵败将，仓惶逃跑。只见先毅自后边赶了上来，头上中了箭，满面鲜血，使战袍裹着。荀林父恼恨地说：“猛将，你也落得这样的下场吗？”正说话间，晋国残兵都跟上来了，荀林父下令赶紧渡河。怎奈船少人多，你争我抢，自相践踏。船上的人装满了，后来的人抓住不放，把船挤翻了不少。先毅站在船头，喊道：“谁再抓住船不放，用刀剁他的手。”于是那些上了船的士兵举起刀来，砍那些攀船的士兵。只见刀起手落，惨不忍睹。失去手的晋兵掉到河里，被水冲走，把河水都染红了。
楚庄王率领楚兵开进邯城。有人劝他乘胜追击，楚庄王说：“楚国自从‘城濮之战’输给晋军后，就不敢与晋国争锋。这回胜利了，足以洗耻。晋国、楚国都是大国，早晚总得议和，何苦多杀人呢？”因此，下令楚军当即收兵，不再追赶，放晋国官兵渡河回国。
邱城大战，拥有六百辆兵车的晋国军队，一战之间几乎全部覆灭，而三年末鸣的楚庄王终于一鸣惊人。以后，楚庄王又陆续传鲁、宋、郑、陈等国归顺，他继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之后，也当上了春秋霸主。
楚庄王前后统治楚国二十三年，便楚国强盛一时。他于公元前591年逝世。
熊 审：(公元前601～前560年)，即芈审，楚庄王之子。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国君，称楚共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591～前560年为期三十一年，终年五十九岁。
楚共王即位时年幼，由重臣令尹(丞相)子重专政。楚共王六年(公元前585年)，楚国发生了“子仪之乱“，大夫析公逃到晋国，成为谋士。
楚共王十六年(公元前575年)农历6月，在鄢陵地区(今河南鄢陵)，晋楚两国再次进行了一场大战，史称“鄢陵之战“，在这次战争中，楚共王中箭负伤，公子茂成了俘虏，军帅子反自杀。楚国又一次负于晋国。
楚共王三十一年(公元前560年)，楚共王积郁成疾，临死之前，曾令臣下尽皆退走，独留令尹交待后事，要臣下给予恶谥，请谥为“灵”或“厉”。
熊 昭：(公元前？～前545年)，即芈昭，楚共王之子。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国君，称楚康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560～前545年为期十五年，终年岁数待考。
即位五年，担心“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遂出兵征伐郑国。
鲁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国大夫椒举为楚康王猜忌，愤而奔晋，楚国大夫蔡声子返回楚国，与令尹(宰相)子木会谈，言及晋、楚两国政事，声子指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这是成语“楚材晋用“典故出处。
据史籍《南康军图》记载，楚康王曾被秦国大将王翦所追杀，匿於谷中。那山谷后来号为“康王谷”。
楚康王十五年(公元前545年)冬天，楚康王逝世。
熊弃疾：(公元前？～前516年)，即芈弃疾，又名熊居，楚康王之第五子。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国君，称楚平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529～前516年为期十三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国自楚康王末年，不安的情绪已笼罩着全国。
楚康王逝世后，其长子立，是为熊郏敖；楚王郏敖四年，老二(子围)杀之而自立，是为楚灵王；楚灵王十二年(公元前529年)，楚灵王领兵围攻徐都，老三(子平)、老四(子晰)、老五(弃疾)乘机联合发动了宫廷政变。围攻徐都的楚军被迫撤离。
众人按年龄长幼推老三熊子平为王，老四熊子晰为令尹，老五熊弃疾为司马。但因楚灵王去向不明，当时郢都人心不稳，熊弃疾从中得到启发，决定利用这个动荡时机，置老三、老四于死地。
公元前529年农历5月已卯之夜，熊弃疾派人绕城大呼，说是楚灵王驾到了，满城为之骚动。大夫蔓成然奉熊弃疾之命进宫，故作惊慌，对老三、老四说：“楚灵王回来了，国人要来杀二位了，司马也快要进宫来了，二位要早作打算，以免受辱，众怒如同水火，可触犯不得呀！”蔓成然刚说罢，又有大夫观从受熊弃疾的指使，跑进宫来说：“外面大队人马就要冲进来了！”
熊子平和熊子晰以为已到穷途末路，惶恐之下都自杀了。次日，熊弃疾捞个现成王位，改名为熊居，是为楚平王。
楚平王即位后，封赏功臣，命蔓成然为令尹，让观从自选官职。观从自荐为很少有人竞争的卜尹(神职，无巫学根底者不得预其选)。
楚平王比楚灵王聪明得多，他能保持清晰的头脑，扮成良好的形象，实际上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臣僚，对危险的征兆颇为敏感。他既不能容忍骄横跋扈的权臣，也不能容忍才高望重的贤臣，一旦出现了，就必欲除之而后快。
即位之初，楚平王除了封赏功臣外，积极抚绥民众、敦睦诸侯。他宣布从他即位起，让民众休养生息五年，才考虑用兵。并信守诺言，让蔡国人和陈国人复国。当初楚灵王灭蔡国为县后，把许、胡、沈、道、房、申诸国的公族都迁到楚国的腹地，楚平王即位后，让他们各回故地。
楚平王为了与郑国结好，派行人枝如子躬把汝、栎两县还给郑国。汝近汝水，栎近颍水，当时两县皆是楚国北方的重镇，枝如子躬以为还给郑国对楚国不利。因此，到了郑国，他绝口不说割地。郑国人倒是先已风闻，按捺不住，带着试探的口气说：“敝国道听途说，贵国要把汝、栎赐给寡君，就请大夫吩咐吧！”
枝如子躬断然回答：“我不曾听说有这个命令。”郑人怏怏不乐，但又无可奈何。
回楚国后，楚平王询问汝、栎两县的交割情况。枝如子躬脱掉官袍，表示待罪，说：“臣有违命之过，没有丢弃国土。”楚平王马上高兴地拉着枝如子躬的手说：“你怎么能如此自辱呢？你回去休息吧！以后寡人还有要事让你去办的。”一切都顺顺当当，楚平王对局势迅速稳定深为满意。可是，后来蔓成然居功自傲，贪得无厌，与当时的巨富养氏争利。楚平王觉得这对他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于平王元年(公元前529年)年底杀了蔓成然，灭了养氏。事后，命蔓成然之子斗率为郧公，以示不忘斗氏功勋。既安抚元老，又收揽人心。
然而，楚平王杀蔓成然而灭养氏，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全无惩治贪黩之意。楚平王在位期间，贪黩成为一种痼疾。贵族都明白，贪黩无妨，只要不冒犯楚平王就万事大吉。实际上，楚平王的贪黩比楚灵王有过之而无不及。史籍《新语·无为篇》中记载：“楚平王奢侈众姿。”
楚平王即位后，命伍举子连尹伍奢为太子太师，命宠臣费无忌为太子少师，太子建尊重奢而嫌恶费无忌，费无忌暗自衔恨。公元前527年，太子建十五岁，费无忌对楚平王说太子建可以成家了。楚平王便为太子建聘秦国女子赢氏为夫人，命费无忌到秦国去迎亲，费无忌发现赢氏貌美，当赢氏到郢都后，费无忌就劝楚平王自娶。楚平王好色，便不管儿子作何感想，居然掉包，自娶赢氏为夫人，由此，楚平王对费无忌就格外宠信了。
公元前523年，楚平王采纳了费无忌的建议，派太子建去镇守城父，名义是派太子建管方城以外，由楚平王自己管方城以内。次年，费无忌诬告太子建与伍奢密谋以齐、晋两国为外援，要发动叛乱。楚平王信以为真，召见伍奢，严加诘问。伍奢规劝楚平王不要亲小臣而疏骨肉，但楚平王执迷不悟，把伍奢关押起来，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死太子建。
奋扬情知太子建无辜，暗中派人先去向太子建告密，自己不慌不忙上路。等到太子建逃到宋国去了，奋扬才赶到城父。奋扬让城父大夫把自己押送郢都去待罪，楚平王问奋扬：“那个命令，出自寡人嘴里，进到你的耳里，是谁泄漏给太子建的？”奋扬坦然地说：“是臣。大王曾经嘱咐臣要像服侍大王一样服侍太子，臣虽不才，不敢三心二意。臣按大王先前的嘱咐执行，不忍心按大王后来的命令执行。臣把太子放跑，现在后悔莫及了。”
楚平王奇怪地问：“那么，你怎么还敢来见寡人呢？”
奋扬说：“臣没有完成大王的使命，如果不来，就是再次违命了，臣不敢。”
楚平王无奈，对奋扬说：“你回城父去，还像以前那样做的官吧！”
公元前521年，宋元公与华氏由相恶而相攻，宋元公以齐、晋、卫三国为外援，华氏的外援只有一个吴国，宋元公纵令华氏诸大夫及其同党逃到楚国。
公元前519年，吴国征伐楚国，公子光为元帅，楚国令尹子瑕抱病偕司马蒍越出征，子瑕死于途中，至鸡父(今河南固始)，楚国军队尚未列阵即行溃退，楚国损兵折将，失地丢人。
公元前518年，吴楚两国发生边民纠纷，吴国边邑卑梁(今安徽天长)与楚国边邑钟离(今安徽凤台)毗连，都种桑育蚕，一吴女与一楚女因争桑树而扭打。事态越闹越大，楚女家人杀死吴女家人，卑梁的大夫征发邑兵进攻钟离。恰巧，楚国扩建了水军，楚平王自将东巡，闻变，当即攻破卑梁。楚平王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转悠了一圈，以为达到了威服吴国人的目的，就奏凯回国了。水知楚军刚离开，吴国军队就攻占了出国的钟离和巢邑。
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善终。但他把楚国的祸胎留给了后一代的楚昭王。
熊 壬：(公元523年～前489年)，即芈姓，又名熊轸，楚平王之子。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国君，称楚昭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516～前489年为期二十七年，终年三十五岁。
公元前516年楚平王逝世，才满八岁的太子熊壬继立，改名熊轸(一作熊珍)，是为楚昭王。
公元前515年春，吴国征伐楚国。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率吴军主力与楚军主力相持于潜邑(今安徽霍山)，吴军后路被楚军切断，进退两难。时遇吴国发生宫廷政变，公子掩余弃军奔徐国，公子烛庸则逃奔钟吾国(今江苏宿迁)。
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要求徐国引渡公子掩余，要求仲吾引渡公子烛庸，二公子无奈，不得已而向楚国请求避难。楚楚昭王令监马尹大公迎接二公子，把他们安置在养邑(今河南沈丘)，为二公子筑城，并以城父和胡邑割田，扩大二公子的封邑。
吴王阖闾因徐国和钟吾国纵令二公子奔逃楚国，便一举攻灭了这两国。接着命伍贠(伍子胥)为行人，还向伍贠讨教征伐楚国的办法。伍贠建议，将吴国军队分成三部分，轮流骚扰楚国边境。不久，伍贠就受命执政，位同上卿。
吴王阖闾与伍贠、孙武、伯嚭轮番伐楚，奇兵突袭，俘虏了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而杀之。
之后，吴王问诸将可否直捣郢都？孙武以为民众疲罢，不腚远征，尚须假以时日，方能深入楚境，阖闾从其议。
公元前511年，吴国军队两度袭扰楚国境地，都是待楚军一到就撤退。此为伍贠的“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的策略。而这时楚国的君臣没有史墨那样透彻的认识，尚未想到一场空前的危机正向他们逼近。这是因为惯于外线作战、灭人之国、夺人之地的楚国人，很难想到敌人居然会打进楚国的腹地甚至郢都来。
这时，身为吴国执政大夫的伍贠和孙武正在等待，急切地盼望从位于吴楚之间的小国中找到盟友。因为从吴国都城到楚国都城，路途遥远，吴国军队最大的困难在于补给。他们虽有良将劲卒，但兵员比楚国少得多，欲打进楚国，非得高速进兵，出其不备不可。但如果中途没有盟国支援，军粮靠后方输送，就将成为空想。
恰在这时，贪婪的楚国令尹囊瓦为索取蔡昭侯华贵的裘袍和精巧的玉佩，以及唐成公的两匹骏马，放走了正在郢都滞留三年的蔡、唐侯回国。蔡、唐二人离楚后发誓，天下诸侯，无论其为谁，如能伐楚，甘充前例。并求晋国人伐楚。
公元前506年春，晋、齐、鲁、宋、蔡、卫、陈、郑、许、曹、苔、邾、顿、胡、滕、薛、杞、小邾共十八国在召陵会盟，商议征伐楚国。因晋国大夫荀演也像囊瓦一样贪婪，结果会盟毫无结果。蔡昭侯派了一位公子到吴国做人质，央求吴国讨伐楚国。经蔡昭侯牵线，吴、蔡、唐三国组织了一个以吴国为主角的反楚同盟。吴国军队的补给便由蔡国和唐国分担。
兵贵神速，吴国军队不宣而战。吴国军队以当时所能动用的最大兵力和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在楚国人还浑浑噩噩之际，快速进入了楚国的腹地，楚军节节败退。
公元前506年冬，吴楚两军决战于柏举(一说今湖北麻城，一说今湖北安陆)，结果楚军大败，退到雍？(今湖北京山)被吴国军队追上，全军溃散。吴国军队直接进逼郢都。
柏举决战后的第九天，楚昭王一家连同其妹携随从弃都避难。楚昭王渡过汉水，一天晚上，正露宿时，便遇到了强盗。强盗用戈击楚昭王，王孙熊由于扑在楚昭王身上，楚昭王无恙，熊由于则因肩部重伤而昏迷不醒。在黑暗和慌乱中，楚昭王一行逃往郧国。郧公为斗辛，其弟有斗辛和半巢，斗怀要杀死楚昭王，为其父蔓成然报仇，被斗辛断然阻止。斗辛和半巢护送楚昭王一行逃到了随国。
柏举决战后的第十天，吴国军队攻破了郢都。自吴王而下，按尊卑顺序，分别住进楚王的宫室和令尹、司马等官员的府弟。与此同时，楚国大夫申包胥跑到秦国求援，对秦哀公说：“吴国像大野猪、大长虫(长蛇)，要把上国一个一个吞灭。敝国灭亡了，贵国也将不得安宁。贵国何不出兵？出了兵，至少可以分到一些土地和民众。以后敝国如果永劫不复，也将是贵国的土地和民众。贵国如果有意保存敝国，敝国将世世代代服事贵国。”
秦哀公听了尚不为所动，只答称要商量商量。申包胥不肯告退，也不肯进食，在宫殿外坐哭了七天七夜之久，秦哀公终于被感动而答应出兵。
入郢前打着主动仗的吴人，入郢后却打起被动仗来了。吴国军队在楚国的腹地滞留得愈长久，遇到的困难就愈严重。楚国人有怀旧、念祖、爱国、忠君的传统。吴国军队入郢后，平民不惜与吴国军队拼命。吴国军队的行为愈残暴，楚国人的反抗就愈强烈，对吴王阖闾尤为痛恨，以致有一夜阖闾一连换了五个住处。楚国人群起与吴国军队斗争，没有将领，就由当过兵的负责操练和指挥，口号是“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
楚昭王长庶兄子西建树王旗，安定人心，招集散兵，组织抗战。至公元前505年，这场战争把另外几个国家也或深或浅地牵址进去了。周天子见楚国为吴国军队所破，自顾不暇，派刺客到楚国，杀死了王子朝。蔡国因负责吴国军队的补给而缺粮，向鲁国求助，鲁国送了些粟给蔡国。
这时的越国君主允常见吴国军队主力久出不归，便乘隙袭扰吴国。秦国则出兵五百乘，以大将子蒲、子虎为帅，出武关，过申县，败夫概王于沂邑(今河南正阳)。与此同时，散而复聚的楚军击败吴国军队于军祥(今湖北随州)。秦军则纵横于方城内外，楚军出没于汉水南北，楚国人则支援秦军和楚军而阻扰吴国军队，使吴国军队穷于应付。是年秋，楚秦合兵击灭了为虎作伥的唐国。夫概王不告而别，率所部回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见前方大势已去，后方大患日亟，当即命全军撤回吴国。
吴国军队退走之后，出昭王返回到郢都，时为农历10月。历时十月余的大战终于结束了。
在这场大战中，受祸最惨的是郢都的楚国人民，郢都经吴国军队蹂躏，残破不堪。于是，楚昭王决定迁都，而仍称之为郢，以示不忘其旧。从楚昭王十一年冬起作为首都的郢，称为“载郢”。其地与熊渠所封句禀王治所相近，早就有楚国人聚居。大约在战国中晚期之际，已被称为“江陵”，载郢的遗址，最迟在东汉晚期，已被称为“纪南城”。载郢成为首都以后，原来的郢都就以上名“鄢郢”见称了。
公元前489年，楚昭王病重，临终之际，楚昭王要弟弟熊子西继为王，熊子西坚辞不受；又要弟弟熊子期为王，熊子期的态度一如哥哥熊子西。昭楚王又要弟弟熊子闾(公子启)继为王，熊子闾也坚持不受，楚昭王连说了五次，熊子闾亦连辞了五次，急得楚昭王直翻白眼。熊子闻见事态如此，为了安慰楚昭王，只好假意受命。
楚昭王一盍眼，熊子闾与熊子西、熊子期马上议决，封锁消息，阻绝路口，秘密派精干的使者回郢都，迎楚昭王之子熊章到城父，立之为王。
熊 章：(公元前？～前432年)，即芈章，楚昭王之子。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国君，称楚惠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489～前432年为期五十七年，终年岁数待考。
精明强干的熊章即楚惠王，其母为越国女子。
楚惠王即立后，分散在各地的楚军纷纷回国。在楚惠王的不懈努力下，之后的楚国已经从濒于危亡的大难中复苏，国力渐充，威名益著，但不像霸主那样气焰灼人。在国内，民众得到了安宁；在国外，则树立了一个并不招惹反感的形象。
楚惠王在位时期，江南的吴王夫差击败了越王勾践，成为一方强霸。
楚惠王九年(公元前480年)，楚惠王乘吴国被越国打败之机，痛打落水狗，率兵连续攻打吴国。
楚惠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47年)，楚惠王挥军灭了蔡国。
楚惠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45年)，楚惠王灭了杞国(今山东安丘)。
楚惠王还曾命著名的鲁国工匠公输般(鲁班)创造了云梯，准备向拥有宽壕高墙的宋国进攻。后来为墨家学派鼻祖墨子所制止了。
公元前432年，被史家称为楚国“中兴之主”的楚惠王逝世，儿子熊中即位。
熊 中：(公元前？～前407年)，即芈中，又称柬大王，楚惠王之子。著名春秋末期楚国国君，称楚简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431～前407年为期二十四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简王熊中即位之初，即发动了北伐，灭了莒国(今山东莒县)，并以莒为楚邑。
楚简王十九年(公元前413年)，楚简王发动了征伐魏国的战役，楚军一直攻至上洛(今陕西洛南)。
熊 当：(公元前？～前402年)，即芈当，楚简王之子。著名战国初期楚国国君，称楚声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407～前402年为期六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声王熊当在位六年，楚国社会动荡不安，国事积弊日深。
公元前401年，楚声王被潜入宫中之“盗”所杀，由儿子熊疑继位。
熊 疑：(公元前？～前381年)，即芈疑，一作熊类，楚声王之子。著名战国时期楚国国君，称楚悼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401～前381年为期二十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声王被“盗”所杀后，熊疑被国人拥立为君，是为楚悼王。
楚悼王在位期间，为转移积弊日深的楚国境地，曾先后征伐周、韩等国。
楚悼王十一年(公元前391)，楚国军队在大梁(今河南开封)、榆关(今开封西南)被三晋打败。后任用吴起为令尹，变法图强，之后北胜魏国，南收扬越，并取得苍梧(今广西苍梧)，开拓了楚国疆土。
公元前381年，被史家称为楚国的“再兴之主”的楚悼王逝世，其子熊臧即位。
熊 臧：(公元前？～前370年)，即芈臧，原名，楚悼王之子。著名战国时期楚国国君，称楚肃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380～前370年为期十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悼王刚死，楚国一批旧贵族便要射杀大将吴起，吴起无奈而跑入灵堂，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大哭，结果贵族们的乱刀殃及了楚悼王的尸首。
楚肃王继位后，以伤害楚悼王尸体罪，收捕了作乱的贵族七十余家，并处以三族之刑(联诛三族)，死者累千上万。
楚肃王四年，蜀国征伐楚国，夺取了兹方(今湖北松滋)，楚国被迫筑扦关(今湖北宜昌)，以进行防御。
楚肃王六年(公元前375年)，魏国进攻楚国，两军战于榆关(今河南中牟)，久窥的韩国乘机而攻灭郑国，并迁都至郑(今河南新郑)。
楚肃王十一年(公元前370年)，楚肃王逝世，其弟熊良夫继位，是为楚宣王。
熊良夫：(公元前？～前340年)，即芈良夫，楚肃王之弟。著名战国时期楚国国君，称楚宣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369～前340年为期三十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肃王无子嗣，因而由其弟熊良夫继任，是为楚宣王。
楚宣王即位后，曾派遣大军西侵巴地(今重庆)，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年)年，又发兵灭亡了陈、蔡两国。
楚宣王在位时，令尹昭奚卹当权，北方诸国都怕他。当时楚宣王甚感奇怪：怎么诸国都怕我手下的令尹，反而不怕我呢？
谋臣江乙告诉楚宣王：您不用担心，昭奚卹只是狐假虎威，靠着大王您的权势在作威作福罢了。
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340年)，楚宣王逝世，其子熊商即位，是为楚威王。
熊 商：(公元前？～前329年)，即芈商，楚宣王之子。著名战国时期楚国国君，称楚威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339～前329年为期十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率军打败了越国王无疆，尽取吴国之地。他在长江边石头山(今南京清凉山)上建立了金陵邑(今江苏南京)。到宋朝时期还有谓“威王埋金”的故事。
楚威王觉得南京“有王气”，便吩咐在龙湾(今南京狮子山以北的江边)埋金。
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亲率大军征伐齐国，与齐国大将申缚战於泗水，此战楚军进围徐州，大败申缚。
楚威王十年(公元前329年)，楚威王病逝，其子熊槐即位，即楚怀王。
熊 槐：(公元前？～前296年)，即芈槐，楚威王之子。著名战国时期楚国国君，称楚怀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328～前296年为期十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怀王在位时贪令智昏，任用佞臣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还因宠爱南后郑袖，而排斥左徒屈原，致使国事日非。
楚怀王在外交上举棋不定，时而靠秦国，时而靠齐国。并自视明理，拒绝听从屈原的劝谏，后来甚至贬斥屈原到汩罗江“思过”。
公元前299年，秦国军队一连气攻佔了楚国的八座城池，楚怀王无奈而入秦国和谈，结果被秦昭襄王扣押不放，两年多后死于秦国。
楚怀王被秦过扣押后，国人愤其昏庸无能，根本就不要其回来，纷纷拥太子熊横即位，是为楚顷襄王。
熊 横：(公元前？～前263年)，即芈横，楚怀王之子。著名战国时期楚国国君，称楚顷襄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298～前263年为期三十六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顷襄王熊横在位时，楚国已处于衰落状态。楚国自公元前312年的丹阳、蓝田之役被秦国打败以后，便一直受秦国欺压。
楚怀王曾便想重新和齐国联合，而秦昭襄王则给楚怀王写信请他到武关(今陕西丹凤)相会，当面订立盟约。尽管大夫屈原力阻，但昏庸的楚怀王还是听信了公子熊子兰的话，于公元前299年去了秦国。但一到秦国后，秦昭襄王就将楚怀王押到咸阳软禁起来，两年多后病死在秦国。
楚国的大臣们听到楚怀王被押，便立太子熊横为新的国君，即楚顷襄王。
尽管楚国地广兵多，但楚顷襄王是一个奢侈腐朽、卑弱无能之君。他的昏庸无能使得奸臣当道，民心涣散，守备松懈。并轻信令尹熊子兰和靳尚，而将欲拯救国家于危难的楚国政治家、大诗人屈原多次流放。
秦国见打击楚国的时机成熟了，于公元前279年令大将白起率军进攻孤立无援的楚国，白起长驱直入楚国腹地，给楚国以毁灭性打击。最终秦军大败楚军，一气掠取了十六城。
公元前280年，楚顷襄王再割上庸、汉北等地予秦国。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军继续进攻，攻陷楚了国都郢，迫楚顷襄王迁都于陈邑(今河南淮阳)。随着楚国都城郢城后来被秦军攻破，上卿屈原愤而投汩罗江而死。
最后，秦国又西取楚国的西陵(今湖北宜昌)，再向东攻占了竟陵(今潜江西北)直至安陆一带，向南直达洞庭湖边，大别山以西的江汉地区尽为秦国占有，从此楚国本土基本丧失殆尽，楚国更加衰弱，直至灭亡。
楚顷襄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病死，在秦国做人质的太子熊完逃回楚国即位，是为楚考烈王。
破国后，楚国人十分都怀念衷爱国家的屈原。因屈原爱吃糯米，楚国人民即在屈原逝世周年的农历5月5日投糯米入汩罗江，以供忠魂食用。后因见江中小鱼枪食糯米，人们便用芦叶将糯米捆包起来，煮熟后再行投放，糯米与芦叶粘在一起，鱼不得食，而屈原忠魂会用手来剥吃——这就是端午节及其吃粽子的由来：悼念所有的爱国忠臣！
熊 完：(公元前？～前238年)，即芈完，楚顷襄王之子。著名战国时期楚国国君，称楚考烈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262～前238年为期二十四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考烈王即位后，以春申君黄歇为令尹，赐其淮北地十二县，并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
楚考烈王促成了楚国与赵国的结盟，之后楚考烈王令春申君以八万大军，奔赴赵国。
司马迁在史籍《史记》中说楚考烈王有三子；而刘向在《战国策》中则说楚考烈王无子，而是春申君娶赵国人李园之妹李嫣，在李嫣有身孕后，再献于楚考烈王，其生子后被立为太子，即楚幽王。
如此，楚幽王到底是谁的儿子，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否则，后面的楚国君主就不知是姓熊(芈)还是姓黄(姬)了。
熊 悍：(公元前？～前228年)，即芈悍，楚考烈王之子。著名战国时期楚国国君，称楚幽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237～前228年为期十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幽王即位后，赵国人李园取代了春申君黄歇，被任命为楚国令尹。
楚幽王三年(公元前235年)，秦国继攻赵国之后，命大将辛梧率四郡兵马，联合魏国，对楚国发起攻击，然而后无功而退。
楚幽王十年(公元前228年)农历3月，楚幽王逝世，其弟熊犹即位。
楚幽王墓址在安徽省寿县城东南二十五公里处的朱家集附近(今安徽长丰)，发掘前称李三孤堆，封土高出地面两米以上，直径约一百余米，周长约四百米。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当地农民在楚幽王墓附近农田耕作中，偶然发现青铜器，有鼎、壶、簋、镐、带钩、镜、车马饰具等，后被当时在安徽蚌埠的瑞典人加尔白克所掠得，现被收藏于瑞典首都“皇储搜集部”。
民国二十二年和二十四年(公元1933、1935年)，当地人曾先后两次进行私自挖掘楚幽王墓。那两次发掘，虽没有控及椁室，但已取出不少器物，均被瓜分变卖，著名的一对“曾姬无血阝”就是在第二次挖掘中出土的。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令其驻寿县所部彻底挖掘，这次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挖出了楚幽王墓的棺椁。
据其副官郭峙一在《亲历记》中的记述与现场目击者口述：楚幽王墓大致挖至约十米多深时，始到墓底。椁室有九米，中央主室每边各有两厢，木棺置于中央主室，棺长约三米，宽、高约为一米，呈朱红色，光泽鲜艳如新。棺盖与四壁均饰以龙形浮雕，未封钉，揭开棺盖，内壁洁白如雪，骨骸已化成灰，仅存头发一束。棺室内有铜铎(小型编钟)三十余个，每个重约一至两公斤。彩色花面石七十多块，块长约二十五厘米、宽约十厘米、厚约五厘米，当是编磬。棺的两旁各置大铜灯一个，每个重约六十公斤。棺前有铜鼎三件，每件重约一百五十公斤；正中置铜剑一把，长约一米，剑柄上有浮雕的龙，拭去泥土，光彩仍然耀目，绝非常剑可比。又有直径约三十四厘米的绿色翡翠球一枚。主室周围的八个厢室中都有器物，而以东边的两厢室中较多。
那次挖掘，楚幽王墓出土文物甚多，据估计至少有四千余件，其中青铜器有一千余件，重要大件有二百余件。现在中国大陆征集的只是一小部分，台湾省也收藏了一部分。现在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器物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楚大鼎、四兽平底鼎等。这些都是研究楚国君王葬制和楚国历史的宝贵资料。
熊 犹：(公元前？～前228年)，即芈犹，楚幽王之弟。楚哀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228～228年为期两个月，终年岁数待考。
楚哀王继位仅二月余，其异母弟弟熊负刍的门客便刺杀了楚哀王，王太后、李美人亦被杀，李园家满门被抄斩。
熊负刍：(公元前？～前223年)，即芈负刍，楚哀王之弟。著名战国时期楚国国君，称楚王负刍。在位时间从公元前228～223年为期五年，终年岁数待考。
楚哀王继位二月余，熊负刍便指使门客刺杀了楚哀王，熊负刍自立为楚王。
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秦国大将王翦领兵征伐楚国。王翦率军进入楚国境内后，坚壁不出，待到楚军调动纷乱之际，王翦突率大军攻击楚军，一鼓击溃楚军，之追击至蕲南(今湖北蕲春)。
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乘楚国还没缓过气来，再度出兵进攻楚国，俘虏了楚王负刍，平定了楚国。
战后，秦始皇亲往樊口受俘，谴责熊负刍以弒君之罪，将其废为庶人。
昌平君：(公元前？～前223年)，名字待考，楚王负刍之弟。著名战国时期楚国国君，称楚昌平君。公元前223年在位，终年岁数待考。
熊负刍的弟弟昌平君曾任楚国相国，楚王负刍被秦始皇废为庶人后，他在淮南被拥为楚王，定都于兰陵。
昌平君以长江为屏障，占据吴越之地以抵抗秦国。
秦始皇见楚国仍有反抗之力，便明大将蒙武率军来攻，战斗中昌平君被流箭射死，楚国大将项燕被杀(一说自杀)，楚国彻底灭亡。
据《史记·索隐》记载：“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
而据《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记载：昌平君死于秦嬴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1年)，而被项燕立为荆王的昌平君则死于秦嬴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显见这两个昌平君并非同一个人。
因此，到底楚国的最后一个君主是哪个昌平君，本书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熊 心：(公元前？～前205年)，楚怀王之孙，秦末项梁起义后所拥立的楚怀王。在位时间从公元前209～206年为期三年，终年岁数待考。
战国末期，秦始皇灭了楚国后，熊心在民间为别人牧羊。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项梁率起义军渡江西进，闻知陈胜已经牺牲，便听从谋臣范增的计谋，派人千辛万苦地找到了熊心，拥立他为楚怀王，建都盱台(今江苏盱眙)。
项梁战死后，熊心乘机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夺取了项羽、吕臣的兵权，改用宋义为上将军。
后来项羽杀死宋义，又夺回了楚军的兵权。
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收拢各路义军，势力庞大起来。在大权完全掌控之后，公元前205年，项羽表面上尊熊心为义帝，假惺惺地让熊心徙都到长沙，暗中却命令手下亲信大将英布将其追杀于郴县(今湖南郴县)。
至此，芈姓熊氏所建立的楚国，湮没到历史的长河之中去了。 跟帖时间 2010-03-02 14:57:3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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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氏的历史名人（二） -- 熊厚发：(公元1912～1936年)，河南罗山宣化店乡甘家湾人(今湖北大悟)。著名红军高级将领、革命烈士。
熊厚发的一生是短暂的，但短暂的一生如同金子般闪光。从参加革命到牺牲的七年中，他身经百战，由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土成长为红军副军长兼主力师师长，每一次荣升都伴着他的出生人死和赫赫战功。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罗山县独立营先遣队排长，红四军第十三师三十九团连长、第十二师三十六团营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
1932年10月熊厚发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入川，后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团长、师长，参加了仪南、营渠、宣达战役和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作战，所部在反“六路围攻”作战中曾获方面军总部授予的“钢军”、“夜老虎”奖旗。
1933年春，熊厚发在四川杀牛坪熊率部与五倍之敌激战了三昼夜，夺得俘敌一千五百余人的胜利。
1934年2月，在夜袭马鞍山之战中，厚发以一个团兵力，全歼敌两个主力团，并在反击援敌进攻中再歼敌两千余人；9月11日，在黄木桠战斗中，歼敌两个旅、俘万余人，缴获枪支七千余支、追击炮二十余门，全师受嘉奖，所属二六二团、二六五团分获“钢军”、“夜老虎”奖旗。
1935年3月参加嘉陵江战役，掩护后续部队过江，先后攻占飞虎山、剑门关等要地，歼敌近万人。后率部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转战川康边，参加了包座战斗及绥崇丹懋、天芦名雅邛大战役。
1937年1月，在倪家营子，熊厚发率部与敌血战，历时四十个日日夜夜，众志成城，奋勇拼杀，顽强坚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先后毙伤敌一万多人。在砟子河更楼与敌发生遭遇战斗，熊厚发左臂受重伤，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气壮山河的战歌。
1937年3月，熊厚发伤口严重恶化，左手臂血管已断，高烧不退，无法行走。他派人找到李先念政委，请求把自己留下，免得拖累部队。李先念、程世才等西路军首长见此相抱痛哭，面对从鄂豫皖起就一直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红三十军屡立战功的虎将，怎能割舍得下！无奈熊厚发的再三恳求，李先念曾暗中询问总部卫生部长苏井观“能否有办法救熊厚发”，苏井观说：“不行了，伤势太重，翻山缺氧，带不过去的！”李先念只好眼含热泪，问熊厚发还有什么要求。熊厚发坚毅地说：“请给我留下党员介绍信吧，有了它，将来能回到陕甘宁，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好为党继续工作…”李先念为他写了证明信，并留一个排照应和掩护他。
1937年3月22日，熊厚发与敌搜山部队遭遇，其他同志牺牲，熊厚发在昏迷中被俘，被押到青海西宁马步芳老巢。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熊厚发铁骨铮铮、坚贞不屈，临刑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终年二十四岁。连敌酋马步芳也不得不承认：“这家伙不愧是个铁骨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向前元帅在谈到熊厚发时赞叹说：“熊厚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优秀将领，他的牺牲是十分壮烈的。”
熊 飞：(公元1911～2000年)，湖南湘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原是安源煤矿工人，1930年参加安源工人纠察队，任队员、班长。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东独立师师部副官处副官，江西军区后方补充团连长、营长，红六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第十七师五十一团机枪连政治指导员，军团后方医院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总务处处长，第十六师直属队总支书记，第四十六团副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率部担负军团直属机关的保卫任务，参加了抢渡澧水、金沙江、山城堡等战斗。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兵站政治处主任，军委卫生学校教导员，军委总后勤部供给学校政治委员，鲁中军区沂山支队政委兼第十二团政治委员，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副政委兼警一旅政治委员，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委兼警卫第三旅政治委员。参加并指挥了反围剿、反扫荡、反吴(化文)讨王(连仲)等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分区第一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十二军第九十四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著名的莱芜、孟良崮、太蒙、南麻、临朐、昌潍及解放山东青岛、福建东山岛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渤海军区政治部主任，胶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工程兵政治委员。1973～1975年任山东省军区政治委员。1975～1982年任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9月26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八十九岁
熊 奎：(公元1912～1994年)，原名熊招来；福建永定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五团连长，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侦察参谋，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二团团长，第三支队支队长，第十一军分区参谋长，第七团团长，第十三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参谋长，第六十二军参谋长。参加了著名太原、扶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康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54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任第十四军副军长，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4年3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熊 挺：(公元1905～1981年)，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八军第二四六团政治处秘书。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和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政治处民运股股长、组织股股长，第九团政治处副主任，第四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师第四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淮南军区路东军分区天高支队政治处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二师独立旅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中军区军工部政治委员，苏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益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苏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南京军区第一文化学校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1年3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熊 晃：(公元1913～1996年)，湖南浏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鄂赣独立师连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红六军团第五十二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政治处宣教股股长，1939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任第七一八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代政治委员，南下支队第四大队政治委员，湘东军分区司令员，鄂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教导旅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旅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第六师政治委员。参加了著名的中原突围和宜川、扶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焉耆地委书记，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乌鲁木齐军区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10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熊兆仁：(公元1912～今)，福建永定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军区独立第九团第三营排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永(定)平(和)(南)靖游击支队第三大队副大队长。红军主力长征后，在闽西南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军部特务营连政治指导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特务营政治委员，第二支队新编第三团参谋长。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第四十七团政治委员。1943年进入中共华东党校学习。毕业后任苏浙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副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苏浙皖边区司令部司令员，苏浙皖边军事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在苏南地区坚持武装斗争。1949年任皖南军区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皖北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进入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毕业后，任福建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福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福建省第二、四届政协副主席。晚年为老区扶贫奔忙。他说：过去战争时代，我们没吃的，老区老百姓给吃的，宁可他们自己挨饿，还牺牲他们救我们。现在我们有饭吃、有车坐，老区老百姓还那么穷，心不安哪！只要能跑一天，就要为老区扶贫做事，否则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牺牲的战友。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熊作芳：(公元1913～1994年)，河南新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5月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班长、队长、宣传干事，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跟随部队进入川陕开辟川陕根据地。1933年带领宣传队到四川省通江县沙集嘴地区打土豪、分田地，扩大革命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6月调入中共川陕省委工作，先后担任广元、万源、城口等县的少共书记和大金川少共省委组织部长。1935年6月参加长征。1936年入中央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政治委员，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副旅长，鄂南指挥部指挥长，鄂东军分区司令员兼中共地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三旅政治委员，鄂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鄂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潢川军分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1954年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同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八军副军长，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八军副军长，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4年1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熊伯涛：(公元1904～1975年)，河北黄陂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第十一师任作战科长，红三军划归红五军团时，他升任第八师参谋长，不久调到红一军团红四军第十一师任参谋长，当时师长是刘海云，师政委是刘亚楼。第十一师是红一军团的主力，它的前身是朱毛红四军的第二纵队，再往前则是参加南昌起义大名鼎鼎的第二十八团一部和红四军特务营、独立营合编而成。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中，率部在黄陂参加了一次战斗，称为“黄陂大捷”。不过这个黄陂不是熊伯涛的家乡，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黄陂山。这一仗红军四、五万人设伏在黄陂山区，歼灭蒋中正的嫡系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使第四次围剿破产。
抗日战争时期，随聂荣臻到晋察冀，任独立第一团参谋长，第一军分区参谋长，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后来在聂荣臻身边任参谋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区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副军长。当年第四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不是主力，是由北满三个独立师组成，司令员是赫赫有名的战将钟伟，熊伯涛成为钟伟的副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副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公安部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顾问。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5年10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熊应堂：(公元1911～1996年)，湖北黄安华河区熊家塆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1月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一营第三连战士，红四方面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部手枪营班长，中共鄂豫皖分局军委特务队分队长，军委通讯队副排长、排长、政治指导员，川陕根据地通江县军事指挥长，川陕阆苍广三县军事指挥部指挥长，川陕省军事指挥部独立团第一营营长、团长，第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和开创川陕苏区的历次战役战斗，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进入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一营营长、团长。1938年起在小丹阳、句容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加了皖南反扫荡战役，收复了泾县，后任新四军军部特务团团长。1941年1月经历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率部浴血奋战，突出了重围。中国共产党不久重建新四军，他任新四军第七师独立团团长、白湖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沿江支队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新四军第七师第十九旅参谋长。率部转战苏南、皖南、皖中地区，发展地方武装，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七师第十九旅副旅长、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第十九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二十五军参谋长、副军长。率部出击鲁南，转战苏北，挥师淮海，渡江南下，解放上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军军长。1951年1月赴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第二十军军长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二十军军长和浙江省军区司令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2月10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熊梦飞：(公元1912～1995年)，湖南耒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特科学校管理员，军委干部团管理员，军委第二局管理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入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学习。后任中央军委第三局电台报务员，中央局电台报务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电台队长，新四军第四支队电台队长，游击支队电台队长，第六支队电台中队长兼政治委员，第四师通信科科长，第四师直属政治处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苏皖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第八十九团政治委员，第七纵队第六十一团政治委员，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江淮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第一○一师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后勤运输部政治委员。参加了著名的苏中、淮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历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处长，军委训练局副局长，通信兵部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5年7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熊光楷：(公元1939～今)，祖籍江西南昌，出生于上海。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56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文专科学校。
1959年在总参谋部情报部资料室工作。
1960年9月在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武官处任英文翻译，后在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武官处任副武官。
1981年入军事学院学习。1982年底任总参谋部情报部副处长。
1984年12月任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1988年8月任部长。1992年11月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
1996年1月起任副总参谋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十六届候补中央委员。
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4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2000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熊子丹：(公元1930～今)，河北顺义人(今北京顺义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
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空军航空学校。
历任空军飞行员、副大队长、大队长、师技术检查主任、团长、副师长。
1961年入空军指挥学院学习。后历任军区空军参谋长助理、空军师长、成都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1988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1991年11月退役。
熊自仁：(公元1943～今)，湖北监利程集镇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62年19岁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2月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荣立三等功。1983年，熊自仁担任师政委，进北京政治学院学习一年。毕业后，调任某军政治部副主任。一年后调任某师任政治委员，连任八年。其中两年多该师未配师长，他一肩双挑。这是他人生的一段重要时期。为探索新时期部队如何开展政治工作，如何练兵习武等，呕心沥血，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1992年任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1993年5月任政治委员，1994年2月被任命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1999年3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任驻香港部队司令员。2003年1月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1993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2000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熊式辉：(公元1893～1974年)，字天翼；江西义安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毕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同盟会员。
1937年9月22日授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担任南昌行营参谋长，办公厅主任，江西军官区主任。后历任独立第一师党代表、第十四军党代表、第十三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江西省政府主席、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职。
1943年8月担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民国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为增补万福麟退役而出的缺，1947年2月21日晋升陆军上将军衔，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主任，后因东北军事失利被免职。
1949年避居香港，本欲移居南美，却被香港当局以伪造证书罪抓捕，1954年应蒋中正之召举家迁到台湾。
1974年1月21日，熊式辉病逝于台中，终年八十二岁。
熊绶春：(公元1907～1948年)，字霖生，江西南昌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黄埔三期毕业、日本步兵学校毕业。
时担任第十四军中将军长。
徐蚌会战前，熊绶春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中将军长；1948年12月初在随黄维兵团从河南驻马店地区赶往徐州参战。
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他率部固守阵地，保护兵团司令部。陈赓采用了近迫作业的办法将黄维部全部包围，曾争取自己的黄埔同学、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起义。熊绶春犹豫再三，异常举动被兵团副司令胡涟发现，使他无法采取行动。
1948年12月11日在人民解放军最后的总攻中，黄维兵团全部被歼，熊绶春被当场击毙，
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没有忘了这位黄埔第三期学员，在1949年1月19日追赠其陆军上将军衔。
熊新民：(公元1914～1988年)，云南宾川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七十一军军长。
熊新民1932年在宾川初级中学毕业后赴昆明。当时日寇已侵占中国东北，他爱国心切，弃文习武，考入云南教导团第三期。
毕业后又被送人云南第十三路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班第一期，毕业后分发在昆明干海子工兵大队任政训指导员。此时他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受到中共的培养。
1935年5月，他开始参与秘密的通讯联络工作，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又调华永独立营，以政训指导员的身份为掩护，先后在永胜、华坪、保山等县传播革命火种，做组织发展工作。后来又以团副官、作战参谋的公开身份，随朱家璧到开远滇军中做军运工作。
解放战争初期，他任昆明观察报社发行股主任，担任中共地下党的反特工作，并打入国民党“青年千部训练班”做情报工作。
1947年，熊新民以国民党剑川县党部书记长的身份，掩护黄平几欧根开辟滇西地下工作。
1948年9月，中共宾川县工委秘密成立。10月，省工委派熊新民回宾川参加县工委，分管军事并兼上川区区委书记、宾川人民自卫大队大队长。在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中发挥了作用。
1949年4月12日，熊新民参加了上川象西、宾东两镇的武装暴动，任滇西人民自卫团宾川大队大队长、金江队军事教官。同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七支队司令部作战科长。
1950年到永平剿匪，任中共永平县委委员兼第三区区委书记、区长，直到平息了侯茂棋反革命土匪的武装叛乱。
以后，他任过洱源县人民政府秘书主任、大理州百货公司科长、商业厅下关生产资料科长、州农机局业务负责人等职。
1981在下关离职休养，继续发挥余热，协助组织落实边纵地下党政策，参加党史征集会议。他体弱多病，视力减退，仍天天读书看报，向亲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988年2月应邀出席州政协召开的老年迎春茶话会，率先交流了老有所为的经验，朗读了所作的“老骥壮歌”，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他还为干休所撰写了对联一副：“丹心一寸今扰壮；霜鬓千丝老更新。”
1988年3月25日因病在下关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熊秉坤：(公元1885～1969年)，名祥元，字戴乾，湖北江夏人(今湖北武汉武昌区)。著名“武昌起义第一枪”，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参议。
1904年投湖北新军工程营后队当兵，后升正目。入讲武堂工兵班，陆军将校讲习所参谋班。曾入日知会。
1911年加入共进会，任工程八营总代表，工程营革命军大队长。10月9日，汉口、武昌机关相继遭破坏，党人群龙无首，能秉坤毅然负发难重任，决计当晚起事，在营内周密布置，复出营与二十九标代表蔡济民，三十标王文锦等革命同志秘密联系，约届时响应。
是夜，熊秉坤率工程八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并迅即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以总代表身份发布湖广总督署光复武昌等十条命令。在攻打督署役中，率敢死队四十余人，浴血奋战，直破东辕门。湖北军政府成立，任民军第五协统领，参与军政要务。武汉保卫战时，转战汉口刘家庙、大智门、跑马场、满春茶园、桥口等地，曾布防于汉阳兵工厂、梅子山、十里铺一带。11月16日，领总预备队反攻汉口未遂。11月27日汉阳失守，坚持最后撤离，退守武昌，极力反对南北议和。
1912年初，任第三镇第五旅旅长。授陆军少将衔。
1913年“宋案”发，在鄂参与组织改进团，倒黎反袁，遭悬赏通缉，遂转赴江西李烈钧处会商讨袁。后出任江苏讨袁军参谋次长，事败，避走日本，在东京大森浩然庐习法政。翌年加入中华革命党。秋天，孙中山委以鄂中司令，回鄂组织讨袁军。后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1929年任湖北省政府委员。
1949年后，历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69年5月31日因病在湖北武昌逝世，终年八十五岁，葬于武汉市九峰山陵园。
撰有《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民军第五协军事实录》、《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等。
熊耀华：(公元1938～年)，笔名古龙；原籍江西，出生于香港(一说在1937年生于大陆)。著名现代武侠小说作家。
熊耀华是台湾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毕业(一说肄业)生。少年时期便嗜读古今武侠小说及西洋文学作品，一般多以为他是受到吉川英治、大小仲马、海明威、杰克伦敦、史坦贝克小说乃至尼采、沙特等西洋哲学的影响启迪。(熊耀华自己也说过“我喜欢从近代日本及西洋小说‘偷招’。”)故能日新又新，後来居上，且别开武侠小说新境界。
1942年随父母迁居赴台。
1946年初恋，1948年失恋，之后发奋写作，于1949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
1952年父母离异。
1956年第二次失恋。1960年始尝试写武侠小说《苍穹神剑》，但技巧甚劣，有如故事大纲。
1961写出《飘香剑雨》、《残金缺月》、《月异星邪》等书，以诡异情节取胜；但基本走的还是传统路子，顶多加上几句文艺腔，并无特别过人之处。
这一时期熊耀华写作态度迹近儿戏，新作随开随抛，不负责任，惟偶为名家(如卧龙生、诸葛青云)代笔，却几可乱真，足见本身确具实力，尚未激发；或以为武侠小说业经“定型”，不过如此而已。
1962年发表《剑气书香》、《失魂引》等早期诸作，文情不俗，乃渐有起色；然基本上仍未能突破创新。
1963年受到陆鱼《少年行》之启示，发现“新型武侠”大有可为，遂亦逐渐改变传统笔法，陆续作《孤星传》与《湘妃剑》等书，试图走出一条新路，却未成功。
1964，熊耀华年完成他第一阶段的压卷之作《浣花洗剑录》，文情跌宕，饶有诗意；令人直觉地感到：古龙不耐烦在半新不旧的武侠传统里兜圈子，讨生活了。他要浣花洗剑，自作主人！
作为一个改革传统武侠小说的“急先锋”，熊耀华汲取了日本名作家吉川英治《宫本武藏》所彰显的“以剑道参悟人生真谛”、战前气氛及一刀而决；会通了金庸《神雕侠侣》的“无剑胜有剑”之说，而发为“无招破有招”的无上剑道奥旨，析理精微之极。此一所谓“无招胜有招”，较金庸《笑傲江湖》写风清扬传授小冲“独孤九剑”之无上心法者，足足早了三年！！
其次，熊耀华引进倭人“迎风一刀斩”的刀法，三招两式，人头落地；从此即不再写冗长的打斗场面，这是他突破武侠传统之处，也是他一切“简单化”的开端。
其三，由此书起，熊耀华竭力营造文艺气氛，藉平凡简洁的对话，点出哲理。并且运用许多饶有诗意的语言，刻画人性，并寓於生命哲理。可惜《浣花洗剑录》伏笔太多，无法收束，终贻“虎头蛇尾”之讥，而减损了此书应有的艺术价值。
熊耀华被称为“新派”，他的武侠小说不是侠林的“正格”，他的身世，也正像他的小说一样，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艰辛。他十四岁时，随着父母从香港移居台湾读书。但仅仅过了四年，父母离婚，他成了没人管的大孩子，主活也常常没有着落。靠朋友接济和半工半读，学完了淡江大学外文系(当时叫淡江英专)的学业。熊耀华在台北美军顾问团任过职，后来就以“古龙”的笔名专职写小说，靠稿酬为生。他挣钱很厉害，却以不善理财著称，作过一些投资，但都无结果，他花钱太厉害，来时赤条条，走时一副清贫。
人们说熊耀华是美酒和美人造就的古龙。
熊耀华喝酒是出了名的。还是较早的时候，他住在台北郊外瑞芳镇，每次领到稿费，便买几瓶好酒，一大叠新书，返回乡下过他隐士的生活。成名以后，他的酒柜美酒纷陈，市面上没有的酒，他也尽量想法搜罗来。他喝酒，头一仰，酒碗必干，自得其乐，有一次是五个人喝了二十八瓶白兰地，平时无酒不欢，唯一不喝酒的时候，是坐在地上以黑板当桌子写稿。虽然无酒，却又左手拿了平时从来不抽的烟，一个晚上可以抽掉两包“555”。
熊耀华因酒而思如泉涌，创造了好酒的大侠楚留香、陆小风、李寻欢、沈浪，使他登上武侠小说艺术的巅峰。同时，他也因酒消耗掉了他自己。因为酒，被送进医院。出院，再喝，再进医院。然后由酒精中毒而肝硬化，脾脏肿大，胃出血，导致了熊耀华的英年早逝。
有一次，朋友邀熊耀华去吟松阁酒楼，酒菜摆开，熊耀华却觉得拼酒没有意思，朋友觉得他的这种拒绝伤了面子，一言不合，争吵起来，对方拔刀便刺，熊耀华臂上中刀，失血2000毫升，医生都说可能没救了。虽然大难不死，再站起来的熊耀华却日见消沉，大失水准，再没有六、七十年代的那种英风豪气。1980年以后，熊耀华的作品便只有水准下降，没有新的高峰出现。熊耀华死于酒，悲感和戒不绝的酒。
1985年9月21日，熊耀华饮酒过度，病逝于台湾，直接的死因是肝硬化引起食道瘤大出血。在葬礼上，朋友们带来了他生前最爱喝的XO，一共四十八瓶，象征他四十八岁。对于熊耀华，真是成也酒、败也酒。
熊耀华在一个破裂的家庭中长大，他的心有着浪子一般的孤寂、他好人，也是一种自我放逐，同时又是英雄自爱，侠士自重，携美酒伴美人醉卧山村的那一种浪漫。他在求学时的同居者为舞女郑莉莉，他们的儿子是台湾柔道高手郑小龙。在芳镇过了三年，两人分手之后，他迷上舞女叶雪，又生了一个儿子。不久，一个清雅纯朴的高中生梅宝珠成为他的第一位正式夫人，为他生下第三个儿子。梅宝珠虽然柔情似水，却仍然锁不住熊耀华“人在江湖”的那一颗心，两入终因不合而分手。他的第二位夫人是于秀玲，她一直伴随到熊耀华生命的结束。
熊耀华爱美人，他的朋友于志宏说，熊耀华每一部著作后面都有一个女人。熊耀华自己也承认，没有女人，便无法生活。然而，他更重朋友。每每把笔一扔，人已跑到屋外，一连许多天找他的朋友去了。他对朋友可以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上至文人学士，下到贩夫走卒，相交满天下。当然，他也有许多女朋友，但他把男朋友看得更重。朋友虽多，却没人真正了解他、这又是熊耀华浪子生涯的独特心境。唯一真正知心的，是长期住在他家中、受他影响至深的弟子兼义子丁情。丁情说：“因为古大侠寂寞，所以他便追求新奇，所以他的婚姻不能长久。古大侠生性是浪子。”这种性格和心境，也给他的武侠小说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熊耀华的文学历程，他最初是写纯文学小说的，1956年，他第一次发表小说，是在吴恺玄先生主编的《晨光》杂志上分两次登完的《从北国到南国》。他步人侠坛，始于1960年，由时尚影响、朋友劝告、经济压力的三重因素，他以“古龙”的名字出版了武侠处女作《苍穹神剑》，形式是传统的对仗回目.内容是“胡编乱造”。当时，台湾侠坛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三人名噪一时，被称为“三剑客”。熊耀华当然不愿意作“三剑客”的小剑童，1960、1961两年出版了八部作品之后，他隐居芳镇三年，潜心悟道，求新求变，虽然想象过于奇特，甚至近于荒诞，却很快与“三剑客”齐名，成为“四大无王”。
1964年，熊耀华出版《浣花洗剑录》(《江海英雄》)，是他武侠小说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他独创风格的开始，他分别从日本的吉川英治、大陆的还珠楼主，香港的全庸那里吸取营养，写了一些走“正路”的作品，为他不久之后的成功打下基础。1967年，熊耀华出版《铁血传奇》(《楚留香传奇》)，标志着他的个性和特色全面走向成熟，出现非常“好看”的熊耀华。从那时到七十年代未，他的数十部小说，使他完成了“新派”武侠大业，独领台湾武坛十年风骚，并与金庸、梁羽生鼎足而三。
但到了熊耀华生命的最后几年，因病因酒，也因自己较多的重复和无法进行的突破，他陷入一种消沉颓废之中，正如1981年2月12日夜他写完《关于飞刀》的落款：“于病后，非关病酒。不在酒后。”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便看到一种无能为力的老迈和力不从心为苍凉，虽然他曾有些大的计划，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而收场，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已大不如前。金庸、粱羽生激流勇退，留给人们辉煌；熊耀华至死方休，留给人们的却是一片悲凉。
关于熊耀华的风格，金庸、梁羽生走的是“正路”，以历史意识、文化品味、哲理高度取胜。熊耀华最初也想走这条路，但后来受日本文学和《007系列》、《教父》等西方文学影响，以人生况味、机锋智慧、诗意哲理取胜，以情节的悬疑和惊魂取胜，形成“新派”的独到之处。
熊耀华是辉煌的，又是惆怅的、当年他在台北买下两层华厦，文坛名宿陈定公为他题了一副对联，巧妙地将他和宝珠夫妇的名字嵌入联中：“古匣龙吟秋说剑，宝帘珠卷晓凝妆；宝靥珠铛春试镜、古韬龙剑夜论文。”
那时，何等风光。而在他晚年，病酒而九死一生之后，他说：“一个人死了五次再活过来，还有什么事情看不开呢？”也许正因为他看开了，所以他可以悠悠的去，而留给读者的呢，莫过于乔奇那幅悲壮又悲怆的挽联：“小李飞刀成绝响，人世不见楚留香。”
熊耀华遗世的武侠小说，一共是六十八部，但其中《楚留香传奇》(《铁血传奇》)又可分为三部，《多情剑客无情剑》又可分为两部，因此也可算为七十一部。熊耀华不像金庸那样反复公布自己的真品，加之他自己早期也有不少胡编乱造之作，因此，“古龙”的假冒伪劣产品尤其的多，而一般读者又往往不太容易区分。
熊发启：(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武装警察学院副院长。
熊仁荣：(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十二军副军长。
熊笑三：(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五军军长。
熊仁彦：(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副部长。
熊长森：(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第十四师副师长。 跟帖时间 2010-03-02 14:51:3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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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氏的历史名人（一） -- 熊安生：(生卒年待考)，字植之；长乐阜城人(今河北阜城)。著名北朝经济学家，北学代表人物之一。
熊安生少好学，励精不倦。从陈达受《三传》，从房虬受《周礼》，事徐遵明，服膺历年，后受《礼》于李宝鼎，遂博通《五经》。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乃讨论图纬，捃摭异闻。先儒所未悟者，皆发明之。齐河清中，阳休之特奏为国子博士。时西朝既行《周礼》，公卿以下，多习其业，有宿 硕滞者数十条，皆莫能详辨。天和三年，周齐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与齐人语及《周礼》，齐人不能对。乃令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公正有口辩，安生语所未至者，便撮机要而骤问之。安生曰：“《礼》义弘深，自有条贯，必欲升堂睹奥，宁可汨其先后？但能留意，当为次第陈之。”公正于是问所疑，安生皆为一一演说，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还，具言之于武帝，帝大钦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诏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谓曰：“朕未能去兵，以此为愧。”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战，况陛下龚行天罚乎！”帝又曰：“齐氏赋役繁兴，竭人财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库及三台杂物散之百姓，公以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陛下此诏，异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纣，悬首白旗；陛下平齐，兵不血刃，愚谓圣略为优。”帝大悦，赐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区，并赐象笏及九镮金带，自余什物称是。又诏所司给安车驷马，令随驾入朝，并敕所在供给。至京，敕令于大乘佛寺，参议五礼。宣政元年，拜露门博士、下大夫，时年八十余。寻致仕，卒于家。
主伯、安生既学为儒宗，尝受其业，擅名于后者，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皆其门人焉。所撰《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孝经义》一卷，并行于世。安生与同郡宗道晖、张晖、纪显敬、徐遵明等为祖师。道晖好着高翅帽、大屐，州将初临，辄服以谒见，仰头举肘，拜于屐上，自言学士比三公。后齐任城王湝鞭之，道晖徐呼安伟，安伟出，谓人曰：“我受鞭，不汉体。”复蹑屐而去。冀州人为之语曰“显公钟，宋公鼓，宗道晖屐，李洛姬肚”，谓之四大。显公，沙门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妇人也。斋澳炒安生在山东时，岁岁游讲，从之者倾郡县。或诳之曰：“某村古?冢，是晋河南将军熊光，去七十二世。旧有碑，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连年讼焉。冀州长史郑大讠雚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将军，晋无此号。诉非理记。”安生率其族向?冢而号。将通名，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相对，以徐之才讳“雄”，和士开讳“安”，乃称“触触生”，群公哂之。
熊安生精通五经，熟悉“三礼”，在北齐时任国子博士。后入北周，后周武帝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宫露门学博士，不久即逝世。
熊安生沿袭东汉儒家经说，撰有《周礼》、《礼记》、《孝经》诸义疏，皆已失传。清朝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礼记熊氏义疏》四卷遗世。
据史籍《北史·儒林传下·熊安生》记载：“道晖好着高翅帽、大屐，州将初临，辄服以谒见。仰头举肘，拜于屐上，自言学士比三公。”这就是“戴高帽子”成语的出处。
熊朋来：(公元1246～1323年)，字与可，自号“彭蠡钓徒”，学者称其为“天慵先生”；豫章人(今江西南昌)。著名元朝文学家、音乐家。
熊朋来是宋咸淳(公元1274年)进士。入元后，荐为闽海提举儒学官，晚以福清州(今福清)判官致仕。熊朋来工诗、能文，又通音律，尤善鼓瑟。
史籍《元史·儒学传》上说：“熊朋来，宋咸淳甲戌，登进士第第四人，授从仕郎、宝庆府佥书判、官厅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尽求宋之遗士而用之，尤重进士，以故相留梦炎为尚书，召甲戌状元王龙泽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朋来，龙泽榜下进士，而声名不在龙泽下，然不肯表襮苟进，隐处州里间，生徒受学者，常百数十人。取硃子《小学》书，提其要领以示之，学者家传其书，几遍天下。豫章为江西会府，行中书省、提刑按察司皆在焉，凡居是官者，多朝廷名公卿，皆以宾礼延见。廉希宪之子惇为参知政事，以师礼事朋来，终身称门人。刘宣为提刑按察使，尤加礼敬。朋来和而不肆，介而不狷，与群贤讲论经义无虚日，儒者咸倚以为重焉。”
据记载，当朝参政徐琰、李世安等人，曾力荐熊朋来担任闽海提举儒学官。后来，朝廷“特起朋来连为两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调律吕，协歌诗，以兴雅乐，制器定辞，必则古式，学者化焉…四方学者，因其所自号，称为天慵先生。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乐。”
据记载，当时朝廷延籀设科，行省争请熊朋来为考官。熊朋来以应试者大半皆及门，不赴。其后江、浙、湖、广多次邀请熊朋来，熊朋来才勉强接受邀请。据说，当时熊朋来“所选之士居天下三分之一”。他教授门人，“恳恳为说经旨文义，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者，多为闻人”。熊朋来的学识“于诸经中三礼尤深，故当世言礼乐者皆推崇之”。他曾以《周礼》首荐乡郡，到了元代，当朝不设《周礼》一科，熊朋来屡次上书建议设立该科。熊朋来除礼乐外，其他如“天文、地理、方技、名物、度数，也无不精究。”
熊朋来是著名音乐家兼经学家。他面对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在宋亡以后，他不肯到元廷作官，情愿当个郡学教授，抚瑟歌诗，用以寄托自己的情志。他认为，诗歌之所以能感人，不仅在歌词，还要靠“声音”(曲调)。他不满足于前代所传的“诗旧谱”，在教学之暇，选取《诗经》中的古诗，重新谱写了二十多首新曲，命为“诗新谱”，收在他编的《瑟谱》一书内。据说该书里的三个曲子，因民族感情过分明显，“寓歌哭之意”，而未能刊印传世。在他存世的作品中，原为魏风(今山西芮城)的《伐檀》，堪称佳作。《伐檀》全曲共三段，由同一曲调变化反复3次构成。音乐的基调，愤激慷慨，颇为感人。熊朋来曾经指出：真正的知音——“善听者”，能从《伐檀》曲中听出伐木的“斫轮声”。另外，其作品《考槃》、《七月》也堪为上乘之作。
1907年，清朝政府学部图书编译局出版了云南人袁嘉谷整理的《诗经古谱》上下卷。其中的古谱，系南宋的赵彦肃依据《开元十二诗谱》，对十二篇诗的曲谱进一步修订而成。赵彦肃将其编成《诗乐篇》一书。熊朋来又再次整理诗经古谱，以十七篇为新谱，撰成《瑟谱》一书。该书记载了宋末元初鼓瑟之法，并为后世提供了大量的曲谱资料。
对熊朋来说，他编辑创作《诗经》乐谱，目的是为了恢复雅乐的正统地位。这套《瑟谱》共六卷，包括十二首传统《诗经》的歌唱谱子和二十首熊氏本人创作的《诗经》乐谱。
熊朋来博学多识，以教授《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闻名遐迩。他一生致力于著述、讲学，著有《燕京志》、《五经说》、《魏氏乐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瑟谱》、《小学标注》、《家集》三十卷等。另有《天慵文集》三十二卷传世。《五经说》共七卷，内容为诠释易、诗、书、礼、乐、春秋、书篆、音韵、章牒等。《四库馆简明录集评》记载：“朋来之学，恪守朱儒(朱熹)，故于古义、古音多所牴牾。然其发明义理，尚为醇正。于‘礼经’尤疏证分明，有裨初学。”
熊廷弼：(公元1569～1625)，字飞百；湖广江夏人(今湖北武昌)。著名明朝抗清将领。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熊廷弼以兵部右侍郎任辽东经略。他召集流亡，整肃军令，训练部队，加强防务，在职年余，后金军不敢来攻。明熹宗即位，魏忠贤专权，熊廷弼被排挤去职。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辽阳、沈阳失守，熊廷弼再任经略，与巡抚王化贞不和。次年(公元1622年)明军兵败溃退，熊廷弼同退入关，后为魏忠贤谋杀。
中国辽东以北，在明朝时期称“辽左”。古来为各游牧民族部落势力范围。自清河以南一直到鸭绿江口地区，主要由女真人统治。此地原为古代的肃慎国，汉代称挹搂，元魏名勿吉，隋、唐叫靺鞨，辽、金曰女真，永乐中期归顺明朝，属建州卫。明中叶，各部强酋蜂起，“争为雄长，各主其他，互相攻战，甚者兄弟自残，强凌弱，众暴寡，争夺无己。”角逐的结果，建州部不断发展壮大，逐渐统一女真各部。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农历3月，建州地区计有卫所二百零四个，城镇驿站五十八处，并不停地辟土开疆，扩展力量。终对明构成了威胁。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双方约定划界，立“满”字碑于界上。此为“满清、满州”或“满族”称谓之由来。
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称帝，建国后金。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从此崛起，成为一支不可遏止的政治力量，并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明对此虽并非毫无认识，然明万历朝“天子又置万几不理”，“漠然不闻，致辽东大坏”。明在辽东的势力被不断削弱，却必须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允许后金向前发展，更不能让他们迫近京师，危及社稷。此种对立及其发展必然激化为战争，于是辽东之争就势在必行了。
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农历4月，努尔哈赤一举攻陷辽东重镇抚顺。明廷震惊，方意识到“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危急。”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农历1月，任命杨镐为兵部侍郎经略辽东，兵发四路，进攻后金，师期为农历3月2日。于是历史上有名的萨尔浒战役爆发了。战争从农历3月1～5日历时五天，努尔哈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明军四路出师，三路败北，文武将吏死三百一十余人，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名将杜松、刘铤均力战身亡。
熊廷弼就是在这个时刻受命上任，经略辽东的。据史籍《明史·列传一四十七》记载：“四十七年，杨镐既丧师，廷议以廷弼熟边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镐经略。”
熊廷弼是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举乡试第一，第二年进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赴辽东任之前，熊廷弼已经做到了大理丞，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
之所以起用熊廷弼，是因为他在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曾巡按辽东，情况比较熟悉。但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杨镐兵败的后遗症。明廷对辽东的形势缺乏正确判断，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小看了后金的力量，以为努尔哈赤像万历朝早期的蒙古部落勃拜、云贵土司杨应龙一样，只要明军大兵压境，势必土崩瓦解。在“大彰挞伐，以振国威”的方略受挫之后，既然进攻不成，遂改策略为防守。但一当后金退却，则又倾向于进攻，这种决策的不确定性，一直贯穿“辽左兵端”的整个进程，一直到明崇祯年间，军事优势完全丧失，彻底放弃辽东，退守山海关之时。
熊廷弼是稳健的主守派，当初他巡按辽东时，就提出过“以辽守辽”的建议，“廷弼言辽多旷土，岁于额军八万中以三分屯种，可得粟百三十万石。帝优诏褒美，命推行于诸边。边将好捣巢，辄生衅端。廷弼言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
当时方从哲为内阁首辅，朝政为浙党掌控。而熊廷弼主守的策略与浙党主张背道而驰，与浙党是敌非友。杨镐兵败后，浙党大受攻击，起用熊廷弼实非其所愿，属不得已之举。熊廷弼对此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人才到山海关，就上书求兵求饷，告白说：“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熊廷弼是自负之人，按他的想法，既然任用他，朝廷就应该不遗余力地全力支持他，方略、兵饷、用人都应该照他的意见办理。但对于辽东是战是守，朝廷并无确定的国策，且朝野党争激烈，各派互相攻击漫骂，彼此掣肘，皇帝听之任之，漠不关心。大家关心的并非军国大事，而首先是私人利益和利害冲突。所以也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性的决定。
熊廷弼上任伊始，未出京，开原失，“甫出关，铁岭复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所以皇帝见疏后赐尚方剑重其权，基本认可了他的建议。有皇帝撑腰之后，“廷弼兼程进，遇逃者，谕令归。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士。诛贪将陈伦，劾罢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代。”整顿军纪之后，又加固防线，“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随后，又建议“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一年时间干得有声有色，颇有成效，“辽东人心始固”。熊廷弼也一时踌躇满志，意在打造一条坚固的塞外长城。
不过，虽然熊廷弼确实治理有方，但并非一人之功，也不全是如后人所称许的全靠他经略有方，使后金无隙可乘。这里面有努尔哈赤的大力“配合”。就在熊廷弼忙于整治边防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闲着，而是征讨平定东北的其他部落，先指挥骑兵数万人马直奔金台失部的营地，激战一日将其消灭。接着又挥兵攻打白羊骨部。后金大兵突至，门千骨部穷途末路被迫投降，头目被杀，叶赫部落从此灭亡。此后，其他如抄化、暖兔部落等，也相继被收买分化。联络叶赫等部牵制后金，这本来也在熊廷弼的算中，可惜那时他自顾不暇，无力相助。这样到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除朝鲜尚未归顺外，努尔哈赤已基本平定东北各部，势力日盛。
而在辽东布防的熊廷弼却面临大量难题。首先是兵源，按他提出的守备计划，至少需十八万军队，尽管朝廷给予了配合，从四川、云贵等地均调兵入辽东增援，但实际数目也就十二、三万左右，且大多未经战阵，素质不高。新兵更是三天两头开小差，由兵部赞画主事刘国缙招幕来的新兵一万七千余人，被派往戍守镇江、宽甸、清河等要地，没多久几乎全部队伍都逃之夭夭了。
其次是粮饷，防守并非易事，是相当花钱的。据史籍《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下加赋八百万，辽饷三百二十四万，另征车三万七干辆，牛七万四千头，加上打造器械、修缮城堡，构筑工事等费用，辽东饷总计每年五百多万。而这费用到崇祯末年，激增至九百多万。如此一笔军备开支，对经济衰退，正走下坡路的明朝，实为一大极为沉重的负担。而这大笔费用当然是“取之于民”的，这种竭泽而渔的盘剥让社会矛盾和冲突更为激化，反过来又使经济加速衰退，形成恶性循环。可以断定，以明当时之社会、政治、经济局面和事态，如熊廷弼设想的那样加固城垒，分兵布防，镇守要地，相机出击，在辽东构筑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的坚固防线根本难以实现，充其量不过一条中看的“马其诺防线”而已。
此外，辽东战事当时为朝廷官员们的一大炒作对象。来往于朝廷的书信、奏章满天飞扬，大多是大话连篇的愚腐之见，纸上谈兵之荒谬言论，或于事无补的道德文章。且朝中党争激烈，大臣们以对骂为职业，以打倒政敌为目的，于国事未必真正关心。相互攻讦，彼此掣肘，结果是谁也干不成事情。礼教立国，文官治国的制度，一到政治严重腐败的时候，一切丑陋卑劣全都显露无遗。因此，熊廷弼的免职也就在所难免了。
熊廷弼其人，虽早年乡试第一，倒也并非文弱书生。在史籍《明史》中称其“有胆知兵，善左右射”。然而熊廷弼性格暴躁，心胸狭窄，且眼高于顶，盛气凌人，“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尽管早年官运亨通，那是靠考试和学问换来的，一旦独当大任，成为焦点人物之后，这种与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为人准则和官场处世规则背道而驰的特立独行，傲慢自负，就成为了别人攻击的靶子。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熊廷弼后来的遭遇与其性格弱点有极大联系。
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农历8月，熊廷弼下令免去兵部赞画主事刘国缙，原因是刘国缙主张用辽人，但熊廷弼却坚持认为辽人不可用，于是二人争吵不休，乃至各行其是。后来“国缙主募辽人为兵，所募万七千余人，逃亡过半。”熊廷弼就以此事上闻，使刘国缙谪官。当时巡按辽东的言官给事中姚宗文，与熊、刘本是旧相好，老交情。“廷弼为御史时，与国缙、宗文同在言路，意气相得，并以排东林、攻道学为事。国缙辈以故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所以，姚宗文回京之后，“疏陈辽土日蹙，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复鼓其同类攻击，欲必去之。”驱逐熊廷弼的风潮、由此推波逐浪，愈演愈烈。
当然，熊廷弼不是好欺负的，说到攻讦，他也是个中高手，早年就有过“与巡按御史荆养乔相讦奏。养乔投劾去”的“战绩”，巡按辽东时也曾夸大其词，指责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弃地驱民”之过。他反唇相讥，说姚宗文等在辽东战事不利时，“各楸然禁声，不敢进一战字。比见臣收拾才足，而楸然者又复哄然，急急责战吴。毕竟矮人观场，有何真见？”不过，姚宗文是浙党人，背后有人撑腰，而熊廷弼以其个性，得罪人多，也不会与任何一党有密切关系，又远在关外，故而孤掌难鸣，支持者寥寥。最终皇帝“诏下廷议。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但倒熊官员们并不善罢甘休，继续上书指责，“御史张修德复劾其破坏辽阳”。把熊廷弼气的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干脆撩挑子不干了，上书自称“辽已转危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缴还尚方剑，力求罢斥。朝议商定之后，同意让熊廷弼辞职，以袁应泰为兵部右侍郎兼前职，代为经略。
不过熊廷弼是一头犟驴，不到南墙不甘心，尚不肯罢休。于是，在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熊廷弼上疏要求调查其辽东过失，因为冯三元、洲应嘉、张修德等人攻击最激烈，熊廷弼即奏请让这三人来调查。因有人反对，于是改命兵科给事中朱童蒙负责调查，调查报告更为离奇，“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最后的结论还是不错，“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
就这样，事情不了了之，熊廷弼功罪相抵，被闲置待用。尽管有文武之才，战略眼光也远胜同僚，但说到政治手腕，圆滑变通，熊经略却真是幼稚如童子。
接替熊廷弼的辽东新经略袁应泰也为浙党，虽授任时“即刑白马祭神，誓以身委辽”，欲有所为，然缺乏兵机才能，虽在边有年，却因视野所限，未能另创宏观规划，又鉴于熊廷弼治辽之规虽有成效，却为主政党人所不喜而得咎，故为自家前途计力图迎合浙党，而对前任规划“多所更易”。熊廷弼以严治军，他则“以宽矫之”，又招降蒙古饥民补充军力，安插于辽、沈，“进谋进取”。
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农历3月，辽东形势忽变。经过休养生息后的努尔哈赤率后金大军卷土重来，靠内应协助攻陷沈阳。经略袁应泰撤奉集、威宁诸军力守辽阳，布阵城外迎击，双方激战了五日，明军败退，辽阳城又告陷落，袁应泰自刎而死。
辽沈一失，“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馀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辽东仅剩锦州一道屏障，“狼来了”不再是一句戏言。熊廷弼守疆的功劳也重新开始被人重新提起，东林党人刘一燝、江秉谦等主张非熊廷弼重出镇辽，不能令辽局有转机。浙党一系则力荐张鹤鸣。皇帝下谕推许熊经略辽东一年，“威慑夷虏，力保危城”之功，并降旨惩罚姚文宗、冯三元等，亲为洗冤。“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贬三元、修德、应嘉、巩三秩，除宗文名。”熊廷弼有前次的教训，并不情愿，几番推辞。但皇帝下诏劝慰，并晓以君臣大义。熊廷弼没法，只得接受任命。
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农历7月，熊廷粥到京，加兵部尚书，经略辽东，赐敕书、尚方剑，副总兵以下先斩后奏，发放国库银解决军需供应问题。另赐一品官服，出行前在都城外设宴招待．朝廷大臣们坐陪为其饯行，隆重欢送，又安排京营选五千兵马随行。这可真是个异数，熊廷弼这回真的是被重视了？
熊廷弼本人却是有苦难言的，他是力主防守的，也善于策划防守，但这回皇帝和朝廷对他的希望可不是守疆，而是收复辽沈失地。所以他提了个比较稳妥的三方布置策，“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按熊廷弼的计划，所谓“三方布置”还需要联络朝鲜，募集失土辽人为策应，是个长久方案。可明熹宗皇帝是没有这份耐心的，想要的是速战速胜，是要马上就能见到成效的东西。所以，熊廷弼再度让其失望了。就连当初力主他上任的江秉谦也指责说，熊廷粥起用于田间，深受皇恩，然手握兵权，疆场战事却不服从朝廷指挥，数月以来，作为经略没拿出什么计策。
熊廷弼还面临更棘手的难题，那就是权力掣肘。当时辽东巡抚薛国用因病久不应事，由王化贞接替。巡抚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至于经略，是战事开始后才增设的，二者的统属关系并无制度上的明确，熊廷弼上一次守辽东时，正好巡抚周永春被“言官追论开原失陷罪，遣戍。”所以算是身兼二职，尚无掣肘。这回问题来了，尤其对熊廷弼这样的不知变通的性格，问题就更严重了。
王化贞，诸城人，明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分守广宁。“会辽、沈相继亡，廷议将起廷弼，御史方震孺请加化贞秩，便宜从事，令与薛国用同守河西。乃进化贞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王化贞守广宁已有多年，颇有成绩，“蒙古炒花诸部长乘机窥塞下，化贞抚之，皆不敢动。硃童蒙勘事还，极言化贞得西人心，勿轻调，隳抚事。”虽王化贞不是大将之才，但后人将其定性为庸才也有所不公，辽沈被陷之后，“化贞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中朝亦谓其才足倚，悉以河西事付之。”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以“广宁止孱卒千，化贞招集散亡，复得万余人，激厉士民，联络西部，人心稍定。”对溃败后的辽东局势的稳定，王化贞是功不可没的。
此时王化贞拥兵十三万镇守广宁，正与后金大军对峙，而在山海关“全面节制”的熊廷弼对其戍守策略却不以为然，多有指责。王化贞不满，就让熊廷弼来制定具体措施。熊廷弼也毫不客气，“乃请申谕化贞，不得藉口节制，坐失事机。”对四方援辽之师，王化贞定名为“平辽”，熊廷弼不满意：“辽人未叛，乞改为‘平东’或‘征东’，以慰其心。”熊廷弼想实施的还是“三方布阵”，名为复地，其实还是以守为主的稳健策略，但王化贞激进的多，他更热衷于支持毛文龙，扶持蒙古势力对抗后金。二人看法相距甚远，无法配合，互相攻击的奏章不断地上达朝廷。
熊廷弼为人刻薄，记恨，上书多有侮辱人格言语：“廷弼亦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厌恶之”，王化贞则显得更为理直气壮。所以大臣们多袒护王化贞。再联系熊以往的言行，认定是熊廷弼伤了和气，助长不和的情绪。至此，皇帝命令九卿、科、道等官员开会讨论，定出意见，批件呈复。结论是主王化贞之说，敦促熊廷弼出关入辽。熊廷弼耿耿于怀，心中不乐。只进兵至右屯，离广宁尚有二十公里。王化贞写信给熊廷粥，提起军队士气旺盛，希望渡河收复辽阳。熊廷弼嗤之以鼻，冷言“宜如抚臣约，亟罢臣以鼓士气。”
这实在是个讽刺，熊廷弼被委以重任，其三方布阵的构思也曾经被认同，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实施。王化贞急功近利的冒险战略更为朝廷看重，经略成了傀儡指挥官。熊、王不和，本来只是战与守的立场不同，不过这立场却决定了谁控制了实际指挥权。如熊廷弼上书所言“臣有经略名，无其实，辽左事惟枢臣与抚臣共为之。”
毛文龙镇江之捷后，“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唯熊廷弼不以为然，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王化贞以此为战绩，“自谓发踪奇功”，熊廷弼则“贻书京师，力诋化贞”。
次年春，后金兵围西平，王化贞听信孙得功的诱骗，贸然出击决战，导致又是一场惨败。假如王化贞没那么书生气，而是胸有韬略，一战成功。不知道后人将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如何看待熊廷弼。可惜这没有出现。王化贞的失败说明统帅无能，军队暗弱。未必说明熊廷弼的主张一定正确，很难讲耗费国家巨额财政打造并不十分稳固的辽东防线，与后金拼经济实力就一定是很高明的策略。王化贞是失败者，但熊廷弼因为自己的主张无法实施，经略的权力被巡抚压制而心生不满，事事龃龉，亦当不起后人赠与的忠义之名。
当王化贞兵败，弃广宁仓皇而逃，途中路遇熊廷弼时，“化贞哭，廷弼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这个时候，熊廷弼居然笑得出来！
王化贞兵败，广宁不战而陷的消息传至北京，上下大震，“大小臣工，惟思避难。甚且托故移家”，闹到了“京师戒严，士大夫日夜潜发其币南还，首鼠观望”，连明熹宗也闻风出面下旨禁止的地步。浙党一派也由主战转而主守，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竟主张弃全辽，退守山海关。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上疏云：“东事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迟。”辽东之争至此，是为无局。或者换个说法，就是大局已定。
这一年农历2月，辽东巡抚王化贞下狱待审，经略熊廷弼革职，打回原籍听候处理。围绕如何处置的问题，朝臣争论不休，不过，当时比较主流看法是王化贞功罪相等，熊廷弼有罪无功。熊廷弼本人则不以为然，甚至主动要求入狱受审。他是一根筋之人，只觉得实践证明了自己主张的正确，辽东今日如此严重局面与己无关，按广宁失守，罪在王化贞一人。
农历4月，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三部共同审理此案，审理期间，熊廷粥坚持己见，态度也非常傲慢。倒是王化贞十分痛苦，痛悔自己的过失。但三堂审理之后，将二人罪定入狱，“廷弼、化贞并论死。后当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及杨涟等下狱，诬以受廷弼贿，甚其罪。”就这样，熊廷弼又被卷入了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中，成了魏忠贤打击杨琏、左光斗等人的工具。当时民间有一本名为《辽东传》的书在市面悄悄流传，多有称颂熊廷弼的言论。于是阉党向明熹宗进言：“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明熹宗当然愤怒，就这样，熊廷弼的判决被立即执行了。
据史籍《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中描述：农历4月28日五更，皇帝处斩熊廷弼的圣旨到，山东司主事张时雍听后，命看守监狱官员骗他出来。熊廷弼已经觉察到，从容不迫，洗脸梳头整衣，然后走出，说：“我是大臣，一定要拜读圣旨，怎能草率行事？”到庭院，张时雍迎接他说：“把封疆大地失守，应得一死。还有什么说的？”熊廷弼不以为然。张时雍见他胸前挂了一个小袋子，问：“何物？”答曰：“这是谢恩的上疏。”张时雍说：“你没读过李斯传吗？囚徒怎能上书？”熊廷弼瞪大眼睛，旁若无人，说：“这是赵高的说法。”张时雍难以再开口。于是牵出，在西市问斩，将头传到九边镇示众，尸弃荒野。
熊廷弼就这么被处决了，为平众议，以示公平。三年后，王化贞也被斩首。熊廷弼诏许其子持首归葬。
王化贞全然不知军事，想利用敌人，而反为敌人所利用，依靠间谍制敌，而反被间谍所利用，渡河决战失利之后，敌人尚百里之外，而仓皇放弃广宁而逃。王化贞有忧国之心，无有为国只才，自然逃脱罪责。
那么熊廷弼呢？后人多认为这是一桩冤案。冤是有点冤，但并不尽然。熊廷弼的能力和见识当然远远超过王化贞。首次治理辽东也颇有成绩。但性格缺陷明显，自高自大，自私记恨，顽固不化。与王化贞二人又都以豪杰自许，盛气凌人，水火不相容，争得你死我活．互不相让。而将军政大事完全置之度外。可是最后王化贞出战时，熊廷弼也是赞同了的，而且亲为督师。度其心理，大概是因为战事胜负难料。如果胜利了，作为经略功劳自然有一份。即使失败了，也可以证明与己无关。这不过是私心作祟，可以理解。但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王化贞出逃路遇熊廷弼时，“化贞惭，议守宁远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乃以己所将五千人授化贞为殿，尽焚积聚。二十六日，偕初命护溃民入关。”如果当日，熊廷弼肯负起经略职责，赶去固守广宁，收拾残部明军，与敌对抗，虽未必转败为胜，至少尽到了守土之责。不走这条路，径奔山海关，把一切罪责推给王化贞，别的不说，就这一份置大敌当前不顾而一心计较私人恩怨的狭窄心态，或者以此证明自己当初如何英明正确的自私心理就不容原谅。
值得注意的是，历任辽东的军事领导人很少有得以善终的，熊廷弼之后，孙承宗、袁崇涣、洪承畴、吴三桂等都未能幸免。明是一个虚伪和矫情的时代，尤其后期，政治上的腐败堕落和社会风气的败坏都是空前的，让即便是菁英也难免不被腐蚀。熊廷弼们即使有守土之志和卫疆之才，却因大时代的环境所制难以施展。
“无力回天”既是熊廷弼的悲哀，也正是大明王朝彻底腐败的写照。
熊大木：(生卒年待考)，福建建阳人。明朝通俗小说编著者与刊行者。
熊大木编有《全汉志传》、《唐书志传》、《宋传续集》等通俗小说，其咏史诗别具一格，颇有新意。
熊赐履：(公元1635年)，字青岳，又字敬修，号素九，别号愚斋、孝昌先生；湖北孝感闵集乡人，世籍南昌。著名清朝大臣、政治家、学者。
熊赐履在明洪武中期，有熊邦显者，以熊为楚姓，江汉郧鄂间乃祖宗故壤，遂占籍孝感，是为熊氏迁楚之始祖。孝感，本名孝昌，故学者亦有称熊赐履为“孝昌先生”者。
孝感熊氏乃地方大户。熊赐履之父祚延，字祈公，明朝生员，后主连奇书院讲席。及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熊祚延组织团练以资守御。明崇祯十六年，农民军势力大炙，熊祚延死之。其事载于史籍《湖广通志》和《大清一统志》。
熊赐履生于明崇祯八年农历11月5日，其父遇难时，熊赐履刚满八岁。其母李如柏博通经史，坚贞不屈，使熊氏遗孤得以保全。据史籍《湖广通志》记载：“熊祚延妻李氏，孝感人。少娴书史，即知以礼律身。及筓归熊，以孝敬闻。值流寇起，土豪藉雠生乱，熊阖门遇害。氏抱幼子，匿荆棘中，母族拥以去。豪亦素闻其贤，不复追。长子适诣蒙师，均免于难，即大学士赐履也。氏痛不欲生，念夫亡子幼，忍死存孤，木棉长藿，手自经营，尝并日以食。而课子最严，日就外傅，夜共一灯，懈即挞而数之。母织子读，声常达旦。”
熊赐履于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中进士，授庶吉士。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
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补弘文院侍读。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熊赐履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重要的理学著作《闲道录》。是年，熊赐履进呈在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万言疏》。该疏对清朝时政、特别是四大辅臣推行的种种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明确提出：“治乱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要求少年皇帝加强儒学修养，以程朱理学为清廷“敷政出治之本”。正是这道奏疏，使康熙皇帝对熊赐履刮目相看。
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授秘书院侍读学士。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康熙大帝清除鳌拜集团，此后，熊赐履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擢国史院学士。旋复内阁，另设翰林院，熊赐履为掌院学士。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清廷决定撤藩，熊赐履对此不以为然，告诫康熙大帝：“国家方太平，以无事为福，道在休养绥定而已。今无故徙数十万安居乐业之众，移置穷荒不毛之墟，仓促逼迫，势逐刑驱，未有不生怼怨，众怒不可激。一夫称乱，所至瓦解，公元前事如此，可勿戒与”。
事实证明，熊赐履关于撤藩必反的估计是正确的。“三藩之乱”爆发后，熊赐履积极协助清廷平定叛乱，曾代拟《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康熙大帝以熊赐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武英殿大学士。然而，次年熊赐履即以嚼签案罢归。
熊赐履之罢官，正值三藩之乱，时“楚氛未靖”。熊赐履乃迁居江宁城北之莲花桥，后又移居溪西之清凉台。此后十余年，熊赐履“疴卧荒江，罕与世接”，“十年来未尝离清凉一步”。寓居江宁期间，以其昔日为官清廉，家无积蓄，故熊赐履生活十分艰难，“和蕨羹，啖虾菜”，“寒素自持，与儒生等”。常对徐乾学说：“仆近状无可为知己道者。昨年薄田无收，老弱数十口并枵腹僵卧，无以异于沟中瘠。目前青黄不接，数米而炊，杂以野菜，亦聊以免死。”然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熊赐履仍潜心于理学研究。自称：“仆在江宁八年矣。六代烟云，了无所得，惟收拾遗书数万卷，日夕翻阅不暇。又此间士习浮靡，春花秋月，常在歌船舞榭间，仆不能与之征逐，惟独坐江楼而已”《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著作均在江宁完成，可以说，熊赐履的基本学术体系形成于江宁隐居时期。
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清廷以礼部尚书起熊赐履于家，旋因母丧，南归。
清康熙二十九(公元1690年)年复授礼部尚书，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入都，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1692年)调吏部尚书，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授东阁大学士，充《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总裁官。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农历4月，刚满六十八岁不久的熊赐履以“年迫古稀”乞休，康熙大帝令以原官解任，仍食俸留京师以备顾问。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回到江宁。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农历8月逝世，谥号“文端”。
熊伯龙：(公元1617～1669年)，字次侯，号塞斋，其祖籍进贤，晚号钟陵，以示不忘祖；汉阳人(今湖北武汉汉阳区)。著名清初无神论者。
世传熊伯龙“读书西山，静一月，恍然有悟，尔后文思沛然”。所谓西山盖即尉武山，在今汉阳县大集镇西南。山上有普陀寺，熊伯龙曾在此苦学，据说座右墙壁为其唾处，后来每届阴雨天便有外晕如血痕隐起。此庙咸丰初年毁于兵燹，不久修复。
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进士。在榜眼及第后，熊伯龙由国史馆编修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为人赋性耿介，砒砺名节，虽在朝中做官，仍如学子一样，手不释卷，勤奋读书。多次出京主持乡试，常能发现饱学之士而加以举荐。他博学多才，工诗文，精字母反切之学，熟悉西方天文算学，通佛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其制举文，雄浑雅健，与清朝开科状元、黄州人(今湖北黄冈)刘子壮齐名，时称“熊刘”。
熊伯龙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以无神论著称。曾编著《无何集》十四卷，推崇前代无神论者，选录了历代学者辟虚妄、辟佛教的言论，系统阐述其无神论思想，并将王充《论衡》中驳斥谶纬神学的言论分类编排，从儒学立场对传统宗教迷信进行了批判。在“总评”和“附说”中，他表述了自己的见解，其主要观点是不信天命和鬼神。他认为“天不故意造作”，“灾异非天谴告”，人的生死是自然之道，人死不能为鬼神。
熊伯龙亦善诗文，其《贻熊学士堂诗文集》收入《四库全书总目》。
熊伯龙逝世后，先葬于汉阳县龙霓山，清乾隆年间迁至其故里大集乡新收堡，皇帝还赐给随葬品和祭品。后来墓冢曾被夷平，残存墓碑，现已重新修复。汉阳县城南纪门内，有熊伯龙故宅。其孙祖旆于雍正年间捐出建为试院。人们为缅怀这位诗古文名家及制艺大家，为其另立学士祠于院东，额题“流芳堂”。从前学使前来监考，都必到学士祠致祭。
现今河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存有其墓。
熊成基：(生卒年待考)，江苏江都人。著名近代民主革命家。
1904年入安徽练军武备学堂学习，加入岳王会，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07年徐锡麟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1910年初，在哈尔滨谋刺清海军大臣载洵，被捕后就义。
熊希龄：(公元1870～1937年)，字秉三；湖南凤凰人。著名近代政治家、民主革命先驱。
熊希龄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政治、社会影响的人物。1891年中举人，1892年中式贡士，1894年补应殿试，成进士，朝考后授翰林院庶吉士。1897年助湘抚陈宝箴推行维新新政，从此崭露头角。
1898年戊戌政变后，熊希龄被革职，后经赵尔巽保举，重被起用。主要从事练兵、办学、办报、办实业和立宪活动。
中华民国成立后，熊希龄跻身政界，历任财政总长、热河都统、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身居首揆，统率百僚，其政绩毁誉不一。后因不满袁世凯独裁统治，先后辞去财政总长及国务总理之职。
熊希龄退出政界后，专心致力于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修治水利，赈济灾黎，收养灾童，创办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院内设幼稚园、小学、师范，推行“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制，闯出了一条前人未所走过的新的办学之路。并且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捐充儿童福利基金，同时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底，上海沦陷，熊希龄抵香港，因劳累而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综其一生，熊希龄不失为一个赤诚的爱国者，怀有经国济世抱负的政治家，有志造福大众的社会活动家。
熊克武：(公元1885～1970年)，字锦帆；四川井研盐井湾人。著名民主革命先驱。
熊克武1904年留学日本，会见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06年冬，奉同盟会总部命返川开展武装斗争。他在重庆、泸州等地与朱之洪、谢奉琦、佘英见面，继又到成都与黄树中在草堂寺秘密集会讨论武装斗争，到会的有张培爵、黄金鳌、余切、陈伯珩、龙光等三十余人。在四川各地联络革命党人，设立机关，发展同盟会员，积极组织起义，先后发动泸州起义、成都起义、广安起义、嘉定起义等，但每次都因事机泄露、叛徒出卖、众寡悬殊等而失败。
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熊克武参加了由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他领着喻培伦、但懋辛、秦炳、饶国梁等十六人组成的小分队，炸开两广总督署后墙，冲进督署去捉总督张鸣歧，张早已闻风而逃匿，广州起义亦告失败。武昌起义爆发，上海的四川党人公推熊克武组织蜀军北伐。南京临时政府任命熊为蜀军北伐总司令。不久南北和议成，孙中山命熊克武率部返川。蜀军政府任命熊克武为蜀军第一师师长，驻重庆。
“二次革命”爆发，熊克武与杨庶堪成立讨袁军，熊克武被公推为四川讨袁总司令。讨袁失败，熊克武被迫解散部队，化名陈颐丰逃到日本东京。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后，熊克武立即参加。1915年参与蔡锷、唐继尧讨袁护国之役。护国战争胜利，委任熊克武为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1918年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后兼摄四川军、民两政。以后熊克武卷入四川军阀混战之中。
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熊克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广东军政府委任其为建国联军川军总司令。11月，孙中山北上，以英文密信给熊克武：“望即将所部集中武汉一带，相机行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湖南赵恒惕倒向北方，以武力驱熊。为参加北伐，熊克武率三万之众到广东。蒋介石为夺其部，扣捕熊克武、余际唐等人于虎门炮台。在各方面舆论压力下，1927年，蒋介石被迫释放熊克武，熊克武仍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但熊克武从此坚持反蒋。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亲笔写信给熊克武，企图利用他在川军中的威望，希其召集旧部替蒋打仗，并以高位相许，熊克武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
抗日战争开始后，熊克武在重庆任国民党国防委员，对前方抗战提出了积极建议。1939年熊克武迁居成都，与朱叔痴编《四川民国党史》，同时暗中与刘文辉、邓锡候等商议，共同策划反蒋事宜。
1949年7月1日，熊克武与刘文辉等联络各界人士，在成都组成“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熊克武任主任委员，积极进行反对蒋介石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王陵基的活动。12月，与刘文辉等策动川西起义。25日，由熊克武领衔的成都市内贴出布告，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全中国解放后，熊克武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赏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
1970年，熊克武病逝于北京，终年八十五岁。
熊得山：(公元1891～1938年)，湖北江陵人。著名民主革命先驱。
1906年，年仅十五岁的熊得山便与乡人胡鄂公等人组织“辅仁社”，进行反清革命。1907年，他与乡人钱纳水东渡日本求学，就读于明治大学；1909年，他在日本认识了孙武等人，并加入了同盟会。同年夏天，熊得山回国，与胡鄂公等人积极参加反清活动，在保定成立了革命组织“共和会”，并在北京、广州、桂林等地设立了六个分会，成为一支较有影响的革命力量。
“共和会”后来集体参加了同盟会，转而成为同盟会的一支重要力量。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与胡鄂公、钱纳水等人策划北方起义，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因起义失败而被捕，南北议和后始获释。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熊得山又与友人共同创办了《大中华日报》，以揭露袁世凯为已任。
前苏联的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思想被介绍到中国，熊得山与李大钊等人来往密切，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颇深，并积极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就是由熊得山最早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各地已经有了不少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如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1921年，胡鄂公、熊得山等人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称中国共产党同志会)，并于次年创办了《今日》杂志，任主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个研究会的成员集体加入了共产党。这样，熊得山就成为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有人认为这个研究会只是“大部分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人认为他们只是“今日派共产党”，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件中有对他们的处理情况，至少可以证明他们是那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
熊得山的乡人胡鄂公因年长几岁，领导能力较为突出，后被选为北京政府的临时国会议员。1923年，曹锟贿选事发，与会的国会议员绝大多数被怀疑受贿，这其中包括代表广西的马君武议员、代表湖北的胡鄂公议员。据1923年11月30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刊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当月24日开会，会议通过了十项议程，其中第八项是：胡鄂公，在未能证明其确未帮忙贿选以前，仍旧停止小组会议；熊得山汪剑侬因与胡有连带关系，亦应同样办理。可见，此时的熊得山因受胡鄂公的拖累被停止了共产党的组织生活，此前的他显然是参加组织生活的一名共产党员。
被停止组织生活的胡、熊等人是何时恢复组织生活的？没有详细资料。但至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们已经重新恢复了组织生活――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标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李达、胡鄂公、熊得山都是坚决反对的，故被视为党内“左倾”，李达因在此类问题上与陈独秀矛盾激烈，忿而脱党――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知道陈独秀也是不同意这样的方针的，只是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才不得不执行这个方针。
胡鄂公在1932年被捕，次年出狱后宣布脱党，钱纳水也大约同时脱党。解放前夕，胡鄂公和钱纳水去了台湾。而李达脱党后，在1949年经毛泽东批准，重新入党。
如今查不到熊得山1927年以后参加党组织生活的情况，也没有见到熊得山脱党的材料。所以也无法说得清熊得山去世时是否还保留共产党员的身份，与他差不多同时到桂林任教的陈望道、夏征农、薛暮桥、杨东莼等却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如果他脱党了，是什么时间，因何原因脱党的？目前也找不到相关佐证。
1928年，熊得山与李达、钱纳水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昆仑书店，专事出版进步书籍，介绍社会主义学说。1930年，熊得山又与李达、邓初民、钱纳水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中国社联”)，当年的中国左联和中国社联，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的知识分子团体，在知识界极有影响。这时候的熊得山，已经是一个卓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了：在中国社联成立之前，他已经有多部介绍社会主义、研究历史的专著和译著问世了。
在1930年成立中国社联以前，熊得山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社会问题》、《社会思想》、《中国革命的出路》、《中国社会研究》、《社会主义未来国》、《公妻说的辟谬》等，主要译作有住谷悦治著的《物观经济学史》、山川均著的《唯物史观经济史》、关卫著的《西方美术东渐史》、山内房吉著的《社会思想解说》等，还与钱纳水等人合著了《西洋哲学史》。当然，他的最重要的译著是1922年在中国出版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在中国社联成立前后，熊得山先后在武汉、上海等地任教授。广西师范专科学校于1932年成立后，陈此生任教务长时，便想请一批进步教授到师专讲学，以期引导师专的学生。陈此生到上海去，先后聘请了陈望道、夏征农、李达、邓初民、薛暮桥等一批进步教授到广西师专讲学，熊得山也是那一时期被聘请到桂林来的。在相关的回忆录排名中，熊得山也总是被回忆者排在陈望道、夏征农之前。后来，因为桂系排斥进步力量，这批进步教授中有一些很快就被迫离开了桂林，熊得山却没有走，而是留了下来。
据熊得山的学生讲：熊得山平时很严肃，不太爱讲话，除了在讲台上，就是在餐桌前讲一些很专业的问题。史籍《卅年代的广西师专》一书中在介绍熊得山在师专时，有“坚决反对托派，争吵时，非常激动，手拍桌子，杯子都拍到地上了”的记载。这些细节，足以说明当时的熊得山仍然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仍然十分关心社会主义的命运。而此时的胡鄂公、钱纳水，已经不再信奉社会主义了。
后来，广西大学迁到桂林，广西师专并入广西大学，熊得山也就成为广西大学的教授，主讲历史。当时，广西大学校址在雁山，有分校在大埠小水村，熊得山在分校讲课，家也安置在那里。熊得山在桂林住了约六年时间，但因为他比较低调，那一时期的媒体对他关注不多。
1938年末，熊得山得了胃病。因为日寇飞机轰炸，无处买药，被病痛折磨了约半年时间后，熊得山因胃部大出血去世，终年四十八虽。熊得山去世后，葬于广西大学分校所在的小水村河边，后迁葬到桂阳公路边的烧灰山，其墓现在仍存，墓碑为陈此生撰写。
熊得山育有四子，长子一房在桂林定居下来，其长子已去世；次子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曾任《世界经济导报》副主编，三子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四子在广东肇庆任职于一所中学，现均已退休。
熊十力：(公元1885～1968年)，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号子真；湖北黄岗人。著名近现代哲学家。
熊十力之父是一位乡村塾师。因家境困迫，十力少年时曾为邻人牧牛，间或随父到乡塾听讲。十三岁时，父母相继辞世，其长兄将他送到父亲生前好友何圣木先生执教的乡村学校读书，但终因难耐馆束而在半年之后离开，此后全靠勤奋自学。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海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20年，熊十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干了才能穿的。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之、张东苏、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励、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今亦绝无！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李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8年，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
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熊十力抵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先生心情甚为舒畅。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三十三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公元前后共八种，凡一百三十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发发自危。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紧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良久呆坐。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仪神交，稍可慰藉。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谅！
左倾之风愈演愈烈，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旷古绝后的人间浩劫。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萧杀。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抗议。
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于是，这位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残酷地淹没在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中。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终年八十四岁。
熊庆来：(公元1893～1969年)，字迪之；云南弥勒人。著名现代数学家。
解放前任东南、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云南大学校长，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政协委员，为中国数学研究及教学做出巨大贡献，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地位。
熊庆来1907年考入云南高等学堂，1911年考入云南英法文专修科习法语。1913年以第三名考取云南留学生，1913～1914年在比利时包芒学院预科学习。1915～1920年，他在法国先后就读于格勒诺布洛大学、巴黎大学、马赛大学、蒙柏里耶大学，取得高等普通数学、高等数学分析、力学、天文学、普通物理学证书，并获蒙柏里耶大学理科硕士学位。
1921年初返回昆明，任云南工业学校、云南路政学校教员。同年秋，受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算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不仅创建了东大算学系，还单枪匹马开了十多门课程，并自编了十多种教材、讲义。其中出版的《高等算学分析》被列为大学丛书。
1926年他应邀北上，任清华学校教授，不久任算学系主任，1929年主持开设清华大学算学研究所，次年录取陈省身等为研究生，并代理理学院院长，1931年召华罗庚至清华大学任助理员。1932年熊庆来赴瑞士苏黎世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会后利用一年假期到巴黎与著名的函数论专家G.瓦利隆一起致力于函数值分布理论的研究。以“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论文，于1934年荣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
1934年，熊庆来返回清华大学仍任算学系主任、教授。1935年中国数学会在上海成立，任首届理事会理事。他还会同北京、上海等地会员倡仪、创办了《中国数学会学报》，并任编委。
1937年夏熊庆来担任云南大学校长，他上任伊始便竭尽全力将原来仅有三百多学生的学校，发展成为有文、法、理、工、医、农五个学院、许多著名教授和一千多名学生的综合性大学。
1949年9月，熊庆来随梅贻琦团长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次大会。会后被留在法国巴黎从事研究工作七年，他发表了论文二十余篇与专著《关于亚纯函数与代数体函数——R.Navanlinna的一个定理的推广》。
1957年6月，熊庆来应周总理之召返回北京，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函数论研究室主任、所务委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熊庆来的专长是复变函数论，其突出贡献是建立了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一般理论。此外，熊庆来对于代数体函数，单位圆内的全纯与亚纯函数以及唯一性问题等方面也作了重要研究。他的专著《亚纯函数与代数体函数-奈望林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得到同行学者的好评。
1921～1937年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创办了数学系，培育了许多数学家、物理学家与其他学者。严济慈、赵忠尧、柳大纲、胡坤陛等都是他在东大时的学生；华罗庚、陈省身、钱三强、许宝、林家翘、柯召、段学复、徐贤修、庄圻泰等都是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成长起来的；杨乐、张广厚是他在数学所指导的两位研究生。
1959年熊庆来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被推举为第3届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继任第4届政协委员，1965年1月任政协常委。
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倍受冲击，1969年2月3日病逝于北京。1978年4月中国科学院为他平反昭雪，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 本帖最后由 lxyi 于 2010-3-2 14:52 编辑 ] 跟帖时间 2010-03-02 14:47:2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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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氏的宗祠通用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义疏三礼；史擅九朝：上联典指北齐的国子博士熊安生，字植之，阜城人。经学家，博通五经，尤其精于“三礼”，有弟子千余人。仕北齐为国子博士，曾与北周使臣尹公辨析《周礼》疑义数十条，后入北周任露门学博士下大夫。著有《周礼》、《礼记》、《孝经》诸义疏。下联典指南宋朝时期的进士熊克，字子夏，建阳人。绍兴年间进士，历官诸暨知县、知学士院、台州知州，博联强记，熟悉历代典故，有惠政。被荐直学士院，后出知台州。著有《九朝通略》、《中兴小历》、《诸子精华》等。
西山廉士；东阁直臣：上联典指南宋朝时期的熊孝则，以孝行闻名，宋孝宗曾召他进京，赐给金帛，但他不接受，只要了《通鉴》、《性理》、《孝经》等书籍，宋孝宗又赐他“西山廉士”四字。下联典指清朝时期的湖北孝感人熊赐履，字敬修，一字青岳，号素九，别号愚斋，清顺治年间进士，由庶士吉士官检讨。清康熙初年，上疏指出朝政积弊，后历官经筵讲官、纂修实录总裁、东阁大学士(宰相)兼吏部尚书等职，又四次任会试考官。研究程朱理学，主张“非六经、《论语》《孟子》之书不读”，著有《经义斋集》等。
江陵世泽；制诰家声：全联典指宋朝时期的熊本，神宗称其文有典诰，遂知制诰。
唐旌孝子；宋仰名臣：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熊衮，父丧不能葬，昼夜号泣，忽空中雨钱数万，乃得华葬。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熊禾，师学朱熹门下，宋亡不仕。
2.五言通用联：
象分青气外；景尽赤霄前：此联为唐朝时期的诗人熊孺登《日暮天无云》诗句联。熊孺登，进士，锺陵人。在《全唐诗》中有诗一卷。
独学参群圣；清心即半仙：此联为熊姓名人熊香海自题联。
3.七言通用联：
长思碧洞云窗下；曾借黄庭雪夜抄：此联为唐朝时期的诗人熊皎《怀三茅道友》诗句联。熊皎自称九华山人，有诗二卷，今存诗四首于《全唐诗》中。
4.八言以上通用联：
发粟赈饥，治羡江东之最；勤王斩将，忠钦麾下之城：上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名人熊彦昭的事典。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名人熊飞的事典。
读万卷收，还须行万里路；享百年寿，何如作百世佛：此联为现代诗人熊亨瀚自题联。熊亨瀚(公元1894～1928)，湖南桃江人，革命烈士。
狮岭播椒馨，节考孝、孝生忠，岂独簪缨夸世胄；鹅湖炊稻熟，子承父、父承祖，但凭耕读作人家：江西省铅山县鹅湖熊氏宗祠联。 跟帖时间 2010-03-02 14:43:0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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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氏的字辈排行 -- 湖北枝江熊氏字辈：“正大光明学维端方”。
湖北洪湖熊氏字辈：“明德作善承先必良”。
湖北武汉熊氏字辈：“大耀天忠光明尊守”。
湖北汉川熊氏字辈：“大开文学崇德向前”。
湖北恩施熊氏字辈：“明世代龙文”。
湖北宜昌熊氏字辈：“大臣朝天子永远定家邦”。
湖北应城熊氏字辈：“楚国光辉远荣华继祖开温良恭谨让存仁必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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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十堰熊氏字辈：“文章听思应山大永房深林青月正丽从首学天道”。
湖北竹山熊氏字辈：“茂先贤世明”。
湖北熊氏合修字辈：“发源稽肇祖崇绪本高阳英秀钟圣贤功勋耀汉唐臣心孚武穆师道启周疆虎石雄威著螯峰正学张金钱雨孝子宝剑赐忠良各象传音乐嘉言庆寿康名儒标介节太守具慈祥献捷东夷畏荣旌甲第光前谋贻燕翼后起兢龙骧俊颜时蕃衍绵延德泽长”。
湖南南县、益阳熊氏字辈：“大发再修旗传家维礼浪”。
湖南安化熊氏字辈：“咸丰豫履泰师萃责观临益需谦节晋乾震鼎恒升”。
湖南娄底熊氏字辈：“文韫→九泰→应华→贡元→超群→凤仪→元庆→嗣武→淮→纪梁→素常→泰林→忠富→良洋→远逊→胜雷→日高→升玉→丽书→荫远→德定→振芳→绍斗秀侃凌大本梦嘉养之楚才光安国经纶启仕荣咸丰豫履泰师卒贲观临益需谦节晋乾震鼎恒升圣智开新运化雨溥元群科学臻民富诗书展俊昆蕃衍江陵庆康乐兆和平英雄图壮景飞虎跃前程宏谟绵万世宗泽迈长春”。
湖南衡阳熊氏字辈：“才子生湘国家声振豫章克谐崇道范典学式经常”。
湖南湘乡、双峰熊氏字辈：“福寿思志泰彦添循守大仕一奇金兆秀世基绍霈德立名方达勋崇誉益宣人村昭树植礼义振班联”。
湖南桃源熊氏字辈：“朝文照世德公觉自忠心武学成明启尚汉玉振强”。
湖南桑植熊氏字辈：“启怀予德世自芳敦本传家唯孝友”。
湖南张家界熊氏字辈：“再明文国尚英良相世正朝廷隆恩宠锡昌达遐尔远镇乾坤忠孝常嘉贤士金阶时传芳声荣耀光宗洪振盛开诗礼元勋学业丕启清泰词华宜绍前人山川钟其灵秀佐理先卜台星”。
湖南浏阳熊氏字辈：“文德芳传远家兴正楚湘”。
湖南熊氏一支字辈：“宗紹高陽緒家傳翰籍章人才常毓秀昌大永留芳立本開南服延枝振楚邦俊英迨罎芍倚⑵鹳t良”。
湖南熊氏一支字辈：“一世有道开宏运忠孝传家四里先科地颜增尽祖德”。
江西吉安熊氏字辈：“文运天开泰家国进财丰”。
江西灌山熊氏字辈：“金性道慎和位友”。
江西修水熊氏字辈：“师望起庆远轶金华”。
江西九江熊氏字辈：“崇德开先安家定国锡爵佑年修心端志辉光远传”。
江西庐山熊氏字辈：“胜汉庭文志邦彦克绍宗光明神佑启贻谋德业新…诗书延甲第百世庆长春”。
江西南昌熊氏一支字辈：“锡衍科卫代”。
江西南昌熊氏一支字辈：“雍昌逸岳景天昭观严秉皓学之道在明德义承先哲诗书启昆训忠垂世守”。
江西丰城熊氏一支字辈：“景运开万年宗绪显英才金陵光宇宙世代立天台”。
江西丰城熊氏一支字辈：“士师周孔孟仁品尚端庄德厚垂千古道高仰万邦鸿声既丕著骏业斯遐扬裕后承先烈荣宗耀祖堂”。
四川富顺熊氏字辈：“恩文朝山在之光永膺廷端方维正士昌隆世代承”。
四川广元熊氏一支字辈：“必宗安正景启维新联步永德克开少厅有志兴隆世发昌盛”。
四川广元熊氏一支字辈：“应仕克在文宗正朝庭开科甲从天起福德永兴隆”。
四川自贡熊氏字辈：“大家文章俊杰真”。
重庆铜粱、潼南熊氏字辈：“国能师天大战玉应全兴有德明正锡陈先定永光”。
重庆梁平熊氏字辈：“养应开先履道体乾世代克守昌大永传”。
重庆万州熊氏字辈：“道德维崇祖宗传继衡良守家”。
重庆合川熊氏一支字辈：“应大恩思国正益子万良世其天心顺金玉化文章”。
重庆合川熊氏一支字辈：“应良成正开山永世朝刚祖季运连方万代德云昌”。
重庆熊氏一支字辈：“国伦思天大占玉印全光有德明正习成先定远昌”。
贵州龙里熊氏字辈：“朝廷官清明安”。
贵州遵义熊氏字辈：“金廷朝胤桀达陵禄挺焕鼎立庆法章远熙圆绍芳载隆承镇君楷(仕)模照华光”。
贵州熊氏一支字辈：“战国争世海文之光永年希江益胜德福地广兴田”。
贵州熊氏一支字辈：“端方维正…”
广西桂林熊氏字辈：“孟在应弘上启士世泽昌居家传孝友佐国秉忠良聚顺一庭乐登朝万岁欢凤翔知道泰麟见庆时康”。
广西富川熊氏字辈：“世子学祖先廷兆庆能有发春芳”。
广西柳州熊氏字辈：“正永成子国”。
江苏睢宁熊氏字辈：“大学之道在新民祥元建运恩兆龙章”。
江苏赣榆熊氏字辈：“秉守方正传纪永昌”。
河南信阳熊氏字辈：“应世克科选士大兆山忠厚传家久”。
河南卧龙熊氏字辈：“国兆□百桂志昌士运传祖德仁辛延泽长金玉启元惠锡庆乐荣光”。
安徽滁洲、定远熊氏字辈：“权国志阳承明传家世正道理福光华文昌宗万英”。
广东英德熊氏字辈：“福祖英东富贵大昌兆德世锦毓发真祥龙中凰彩瑞献文章朝廷邦国裕仁万芳麒麟玉印光辉达良原名绣仕地久天长”。
辽宁辽阳熊氏字辈：“福德吉万世玉景振殿荣”。
熊氏一支字辈：“国廷正士尚天白有显邦绍宗启绪志士克立崇本辉先家道永传”。
熊氏一支字辈：“志国仁恩远传家道学良祖宗开善本世徳用光昌”。
熊氏一支字辈：“孝义行天永德昌善自龙”。
熊氏一支字辈：“忠厚传家远诗书万载长廉模俭孝训世代筑朝堂”。
熊氏一支字辈：“兴志在天成于其仁培德昌厚万世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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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氏的家谱文献 -- 浙江余姚姚江熊氏宗谱十八卷，(民国)熊元龄主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孝友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常山新村熊氏宗谱三卷，(清)郑启新纂，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大桥头乡新村。
浙江常山熊氏宗谱五卷，(民国)徐燮重修，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大桥头乡大桥村、浙江省常山县大桥头乡新村。
江西南昌豫章熊氏九修族谱，(清)熊魁等纂，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宜丰熊氏秀翁植下支谱，(清)熊炳星纂，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罐山熊氏八修族谱，首二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缺卷首上册)。
河南光山熊氏族谱四卷，(民国)熊绪端修，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石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湖北天门熊氏宗谱，(民国)熊玉泉、熊济南等续修，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九房会刊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武汉市图书馆。
湖北天门竞陵熊氏宗谱，熊矩曾撰，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武汉市图书馆。
湖北新洲熊氏宗谱二十二卷，首四卷，(民国)熊开疆、熊裕络等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新洲县施岗乡施岗村。
湖北新洲熊氏宗谱十一卷，首一卷，(民国)冯民伟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新洲县前进乡李昱村。
湖北新洲熊氏宗谱十六卷，(民国)熊瑞玲、熊敬三续修，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新洲县潘塘镇郑楼村。
湖北新洲熊胡氏宗谱四十卷，首八卷，(民国)胡洪耀、胡嗣璈等修，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新洲县三店镇柳溪材。
湖北新洲熊氏宗谱四十三卷，(民国)熊仕藻、熊俊廷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新洲县长岭乡雄原村。
湖南长沙熊氏三修族谱，首一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宁乡沩宁熊氏族谱十卷，首一卷，(清)萧作斋序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兰溪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有二部，仅存卷首)。
湖南宁乡熊氏三修族谱十一卷，首一卷，(民国)熊明阳序，民国二年(公元1914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仅存卷首)。
湖南湘潭中湘熊氏宗谱十四卷，(清)熊广南、熊象琨等辑，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儒孝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湖南湘潭中湘射埠熊氏六修支谱十八卷，(民国)熊诗诚纂，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思孝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湖南湘乡熊氏四修族谱十七卷，(清)熊秀斐修，熊世骥纂，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二卷。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湘南湘乡北门熊氏续修族谱七卷首一卷，(清)熊尧农、熊著圃修，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湖南湘阴罗湘熊氏三修宗谱，(清)熊运泰、熊景胡等纂，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湘阴熊氏族谱四卷首一卷，(清)熊宗贵、熊高明重修，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典裕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湖南益阳熊氏续修族谱九卷，(清)熊章溥、熊世珍主修，熊开楠等纂，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794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湖南益阳熊氏三修族谱十二卷，(民国)熊运莲修，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湖南沅江熊氏三修族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第一～二存卷。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四川蒲江县大兴乡熊氏族谱，(清)熊世清撰，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稿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四川省蒲江县大兴乡鱼江村。
泮陵熊氏重修族谱，著者待考，(清)熊文炽等纂，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905年)五美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熊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八卷。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武汉市图书馆。
熊氏宗谱十卷首二卷，(民国)熊家梁等纂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雨钱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姚江熊氏宗谱十八卷，(民国)熊元龄纂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孝友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天门熊氏宗谱，(民国)熊玉泉、熊济南等纂修，民国期间续修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天门熊氏宗谱，(民国)熊矩曾纂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卷末。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熊氏族谱四卷，首一卷，(清)熊宗贵、熊高明重修，清咸丰年间典裕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中湘射埠熊氏六修支谱十八卷，(民国)熊诗诚纂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思孝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中国家谱网站。
熊氏三修族谱十二卷，(民国)熊军莲修，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沅江熊氏族谱三十五卷，首卷、末卷均上中下册。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十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熊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益阳源默熊氏五修族谱续编十八卷，(民国)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铅印本，分八部，共十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长沙熊氏六修族谱二十四卷，首三卷，(民国)熊辉楚等纂修，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九册，今仅存第一～四卷、第七卷、第二十一卷、第二十五卷、第三十四卷、卷首上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萍乡萍西湘东熊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追远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常德熊氏三修族谱，(民国)熊正乡等纂修，民国年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二卷、第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宿松熊氏宗谱八卷，首一卷，(清)熊玉纶纂修，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雨钱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今仅存第一～七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宿松熊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朝年间雨钱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今仅存第一～十二卷、卷末。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阴熊氏族谱，(清)熊兆春等纂修，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一～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阴熊氏族谱五卷，首二卷，(清)熊罗衢等纂修，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慎怀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今仅存第一～五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阴熊氏族谱，(民国)熊性淦纂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今仅存第一～六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阴罗湘熊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二～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阴罗湘熊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残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阴罗湘熊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残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阴罗湘熊氏族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蒲圻熊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爱日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宁乡、靖州熊氏续修族谱九卷，首一卷，(清)熊润先等纂修。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宁乡、靖州楚为熊氏三修族谱十一卷。(民国)熊润先等纂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二卷、第五卷、第九卷、第十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宁乡、靖州楚为熊氏三修族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一卷、第四～五卷、第七～八卷、第十～十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衡山熊氏族谱六卷，(清)熊叨懋等纂修。清嘉庆十七年挹翠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今仅存第一～三卷、第五～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浏阳熊氏续修族谱五卷，首二卷，附录一卷，(清)熊京裕等纂修，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叙彝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五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熊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太和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四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熊氏续修族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注礼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熊氏续修家乘，著者待考，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十九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安化熊氏五修族谱三十卷，首一卷，熊晓初主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江陵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跟帖时间 2010-03-02 14:35:0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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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江陵郡：原为春秋时期楚国的郢郡，汉朝时期置江陵县，为南郡治所。南北朝时期齐国改置江陵郡，治所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其时辖地在今湖北省江陵县及川东一带地区。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政权(丁酉，公元937年)以金陵府为江宁府。北宋朝与清朝时期亦为江宁府。江宁又为县名，或在城区，或在郊区，清朝时期与上元县同为江苏省城。民国时期废府及上元县，先以江宁县为江苏省省会，民国政府建都南京后，又移江宁县于南京市郊区一带。
豫章郡：亦称南昌府、南昌郡。原为春秋时期的洪州之地，战国时期秦国置为九江郡。楚、汉之际置豫章郡，治所在豫章(今江西南昌)，其时辖地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南朝陈时包有今江西锦江流域、南昌、清江、九江、历陵、彭泽、柴桑等十八县和两个候国，即今江西省北部地区。隋朝时期为洪州治所。唐朝以后又改为豫章郡洪州，后期曾改为钟陵县，再后又改为南昌。五代时期的南唐及明、清诸朝为南昌府治，明朝初期曾为洪都府治，其时辖地均为今江西省南昌市。
秭归县：秭归县是楚文化发源地，历史悠久。据考古发掘资料，在距今7000年以前，县境东邻朝天嘴一带就有人类定居生活。商王武丁时代(公元前十三世纪)，秭归为归国所在地。西周周成王时代(公元前十一世纪)，为楚子熊绎之始国。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为夔子国，战国后期称归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天下分为郡县，归乡在南郡辖区内。西汉朝元始二年(丙申，公元前205年)，置秭归县。缘其地为楚三闾大夫屈原之故乡，“屈原有贤姊，闻原放还，亦来归…因名曰秭归。”北周建德六年(丁酉，公元577年)置秭归郡，避郡县同名改秭归县为长宁县。隋朝开皇三年罢下诸郡，改长宁县为秭归县。唐朝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置归州，辖秭归、巴东二县，次年辖秭归、巴东、兴山三县。唐天宝元年(壬午，公元742年)改置巴东郡、治秭归。乾元年(戊戌，公元758年)复置归州。宋代仍名归州。元至元十四年(丁丑，公元1277年)升为归州路，隶湖广行中书省，元至元十六年(庚申，公元1356年)降为州。明洪武九年(丙辰，公元1376年)废归州置秭归县，隶夷陵州。明洪武十年(丁巳，公元1377年)再改秭归为长宁县，明洪武十三年(庚申，公元1380年)裁长宁县复置归州，辖兴山、巴东二县。清雍正七年(己酉，公元1729年)升归州为直隶州，隶湖北省，辖长阳、兴山、巴东、恩施四县并容美、龙潭十九个土司。清雍正十三年(癸酉，公元1753年)降为县级州，属宜昌府，不再辖县。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改为秭归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仍名秭归县，先后隶宜昌行政区专员公署，宜都工业区行政公署，宜昌专员公署，宜昌地区革革委员会，宜昌地区行政公署。1992年宜昌地区与宜昌市合并，秭归县隶宜昌市管辖。
2.堂号：
江陵堂：以望立堂。
兰溪堂：以望立堂。
秭归堂：以望立堂。
南昌堂：以望立堂，亦称豫章堂。
射石堂：古时有一位善于射箭的人叫熊渠。有一次他夜间走路，老远就看到前面有一只老虎趴在那里。他拿箭就射，老虎却一动不动。他走近一瞧，果然中了，而且箭头射进去几寸，用手拔也拔不出，原来是一块大石头。
注礼堂：资料有待补充。
叙彝堂：资料有待补充。
挹翠堂：资料有待补充。
慎怀堂：资料有待补充。
追远堂：资料有待补充。
爱日堂：资料有待补充。
雨钱堂：资料有待补充。
五美堂：资料有待补充。
典裕堂：资料有待补充。
谦益堂：资料有待补充。
思孝堂：资料有待补充。
儒孝堂：资料有待补充。
孝友堂：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3-02 14:32:2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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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氏的迁徙分布 -- 熊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七十二位的大姓，属于大姓系列，人口约四百四十三万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28％左右。
熊氏发源于古时的楚国，即今湖北、湖南、江西等省，自然这一地区也成了熊氏首先繁衍的主要地区。
秦、汉之际，熊氏仍旧以上述地方为其繁衍发展的中心，但亦有少数散居于河南、河北、山东等地。
魏、晋、南北朝时，熊氏已迁入中国江南广大地区，经过长时间的繁衍发展，逐渐在湖北之江陵、江西之南昌昌盛壮大起来，并陆续有人到朝中为官，故熊氏有以“南昌”、“江陵”为其郡望堂号的。
唐、宋年间，熊氏后人陆续向江苏、浙江地区迁移，而南昌与江陵两地的熊氏依旧长盛不衰，人才辈出，族大人众，据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所载，岳州(今湖南岳阳)四大姓中有熊氏，豫章(今江西南昌)五大姓之首为熊氏。可见在宋朝时，熊氏仍广泛分布在江西南昌及湖南岳阳一带。而宋初移居福建省建安(今福建建瓯)等地的熊氏，也逐渐成为望族，后世出了不少名人学子。
南宋末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兵征讨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拼死抵抗，但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也，故节节败退，宋王室也从杭州出逃福建，再由福建败退广东孤岛——崖山。元兵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百姓闻风而逃，故江浙一带之熊氏有迁福建者，再由福建入广东，以避兵火。
明初洪武年间，熊氏作为明朝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江苏、安徽、陕西等省。明代以后，熊氏子孙陆续向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海南各处迁徙，并有融入苗族、水族、布依族、土家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者。到清朝，熊氏已散居全国各地，亦有闽粤之熊氏渡海赴台，进而迁居海外，侨居新加坡等国者。
如今，熊氏分布以湖北、江西、四川、湖南等省为多，这四省之熊氏约占全国熊氏人口的65％以上。
有趣的是，熊氏在中国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名第七十二位，这在古老的道教星宿学上有一讲，叫作“地煞之树”，而熊本身在古代又称地煞、百兽之煞，因此熊氏又称“姓氏之绝”。甚合。 跟帖时间 2010-03-02 14:29:5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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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氏的各支始祖 -- 熊守乾：明嘉靖五年由吴入楚，卜居武陵前河五家冲。是为武陵熊氏始祖。
熊仲璜：明洪武间由丰城迁居长沙河西都之沙河湾。是为湖南长沙熊氏始祖。
熊良祖：明万历间自南昌府丰城县迁居常德武前乡花叶港。是为湖南常德熊氏始祖。
熊 安、熊 荣、熊 徙：熊安在明洪武初携三弟熊荣、五弟熊徙自湖口花尖山迁居宿松城内北厢，未几，荣转迁大梵寺坂上屋，徙转迁山下屋。是为宿松熊氏始祖。
熊俊三、熊俊四、熊俊七：熊俊三于明嘉靖中官居湖南，遂与胞弟熊俊四、熊俊七转籍江西，家于邑之油草塘。是为江西熊氏始祖。
熊安华、熊安御、熊安珠：三人为堂兄弟，明中叶由江西丰城县转籍湘阴。是为湘阴熊氏始祖。
熊瑞菊、熊普芳、熊世举：三人为兄弟，由江西丰城迁居衡山县登山石门石湾。是为湖南衡山熊氏始祖。
熊上玖、熊上珍、熊上泰：三人为兄弟，清雍正四年自潮州府平远县东石乡迁居浏阳西乡。是为湖南浏阳熊氏始祖。
熊文韫：号野仙子，生殁葬阙，配汤氏，生子二：熊執易、熊九泰。是为湖南安化熊氏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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