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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保存最完好汪氏家庙现身 收藏了99代人的家谱 -- 来源：郑州晚报
在荥阳城关镇汪沟村南，一座绿荫小院，飞檐门楣上写着“汪氏家庙”几个大字。
可别小看这个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它可是咱郑州市保存最全、最完好的一座家庙。
“从春秋时鲁国开始，汪姓家族从第一代到现在的第99代，家谱保存完好。”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普查负责人汪松枝介绍说。
看管家庙的汪树林说，汪家在此生活了600多年一直有家庙，现存的家庙建于清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家庙里有祖碑一块，年代已不详，家谱碑有40块。“从第一代到现在的99代，郑州周边几乎所有的汪姓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的名字。”
一个老碑记录了几千年前的历史
汪树林指着中间写有“汪世源流”的石碑说：“这是家庙的镇庙之宝，上边记着我们汪家族人的发源处。”
碑上刻着汪姓始祖——汪华，他是西周时期周公旦的一位下属，被分封鲁国，赐姓汪。
1958年兴起砸碑破旧风，汪家后人把庙里的石碑都埋入了挖得很深的坑中，到1986年才挖了出来。族人把这些年没有入谱的男子，重新刻谱碑。现在已有家谱碑40通。
难得文物对家谱文化研究很有价值
“郑州及周边的姓汪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从汪沟村出去的。大部分人都能在谱碑上找到他们的名字。”汪树林说，碑上只记男不记女，“没有办法，中国家谱都这样。”
记者有些怀疑，说出中原区桐柏路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汪永峰的名字。汪树林立即在一通石碑上找到了汪永峰的名字，“他是汪家的第96代人”。
汪松枝说，他的老家在南方，他的汪姓可能不是出于此。
他说，他是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这个家庙。“这是已知的郑州市辖区内，最有文物价值、保存最好的家庙，不仅碑文中所涉及的内容跨度数千年，而且里面有7通明清时代的古碑，这是庙中最早的家谱碑，对郑州乃至河南的家谱文化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跟帖时间 2010-06-04 21:26:2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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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三） -- 汪精卫来到河内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精卫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后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所以于1937年12月29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没想到近卫内阁又于5天后的1938年1月3日宣布总辞职，使汪精卫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第二是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汪精卫在云南建立新政府。汪精卫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汪精卫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日本近卫麻吉首相在1938年12月22日发表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中，尽管没有提到撤军，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精卫还是按照重光堂协议的密约，于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但汪精卫万没想到近卫内阁居然在他发表“艳电”5天后的1939年1月3日宣布总辞职，由于“重光堂协议”是汪精卫和近卫首相之间的密约，近卫辞职就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彻底流产。日方的和平运动参加者影佐帧昭等人也不满近卫的做法，影佐说：“近卫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自己却立即辞职，简直没有一点国际信义。”
答应支持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近卫麻吉首相辞职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一时间就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著落。在国内则是一片谴责声讨汪精卫之声，国民党中常会于1939年1月1日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形势对汪精卫极为不利，汪精卫曾一度产生退出政坛隐居欧洲的设想，但这次和他以前八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欧洲不同，将被人看作是国家的叛徒逃往欧洲，汪精卫对此计划也非常踌躇。正在此时，发生了高朗街暗杀事件。
汪精卫到达越南河内后，住在河内郊外一座位于小山上的避暑别墅中。1939年1月16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1月18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1月28日，突然有十几个身分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内的高朗街27号一幢西式三层洋楼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
1939年3月21日凌晨，四名暗杀者越墙攀上三楼走廊，劈开位于三楼正中的主卧室之门，刺客在黑暗中对准睡在床上的一对男女乱打数十枪，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高朗街27号洋楼的三楼有四个房间，汪精卫夫妇、汪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间房，把最好的一间主卧室让给刚从郊外旅馆搬来的曾仲鸣夫妇，没想到这反而送了曾仲鸣的命。暗杀发生前的晚上曾仲鸣曾对汪精卫说：“现在重庆方面正想从肉体上消灭汪先生。先生的身体是属于中国四万万人民的，请千万珍惜。”
曾仲鸣早年留学法国，1925年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任主席，曾仲鸣任秘书，从此一直相随左右。在枪击中曾仲鸣腹部中了十余弹，其妻方君壁也受重伤。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著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
当汪精卫到达医院急救室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为汪精卫尽了最后的一份力。高朗街暗杀对汪精卫来说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精卫居然又大难不死，亦可谓天意。
曾仲鸣死后汪精卫极度悲愤，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又在3月27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作为对蒋中正暗杀行为的抗议。汪精卫在《举一个例》一文中，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漠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中正，转达了日本的和谈条件，蒋中正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用这个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中正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
汪精卫在文中责问蒋中正：“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中正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么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后的今天为什么和谈就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中正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么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近卫麻吉内阁倒台，继任者平沼首相见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后，西南省份的中国军政要人并没有象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汪精卫，因此对汪精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忘记了日方食言收回撤军承诺对汪精卫个人威望的打击。在193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日本方面对汪精卫相当冷淡。但是河内发生汪精卫暗杀事件后，因为汪精卫毕竟是响应日方的和平号召才到河内的，日方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帮助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到达上海，暂时住在法租界。
在轮船尚未到达上海之时，汪精卫就对影佐祯昭和犬养健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方针一直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揭露、指责重庆政府对日抗战的错误，宣传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国、拯救东亚，扩大和平运动的阵营，从而使重庆政府改弦易辙。原来设想在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运动基地，但自从我离开重庆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变，我想不如推进百步，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通过日本政府对中国和平的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毫无意义，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路线，这样比较适当。”
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当时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帮助汪精卫建立一个“反共救国同盟会”的民间组织，并没有设想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所以影佐为难地说：“诚然，这也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受命专来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的地点而已。关于现在您所说的话，在公务上我没有答复您的资格。不过作为和平运动的同志，我还是发表我的意见。我认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彻底实行近卫声明，这是前提条件。假如日本政府在这个态度上有所改变的话，那么先生的这个新建议将会完全失败的。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说这样的话，不免有些奇怪，但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汪精卫说：“我也有同感。比如说，重庆政府还不信任贵国，他们认为日本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心中所想的却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踌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卫声明是否实行，这是我们和平运动的分歧点。”
犬养健问：“不知汪先生在组织新政府时要向帝国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汪精卫说：“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坚持实行近卫首相的声明，如果不能践行声明，我必将遭到国人的讥笑，认为我是受日本的欺骗而离开重庆的。重庆方面也更不会相信日本政府，认为贵国口是心非，不守诺言。”汪精卫还说：“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新政府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
汪精卫又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情来讲，哪怕是内地的一、两个省份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确信，它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但是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由于这些缘故，在我们和平运动的征途上会遭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我们在那个时候才能与抗日的青年们见面，互相笑著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影佐祯昭被汪精卫的话深为感动，在他的回忆录《曾走路我记》中，给予了汪精卫最高级的赞词：“汪氏的行动表现出他对支那、对东亚的热爱和赤诚，其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格连鬼神都会为之感动。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不管怎样，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动出击”，使日本政府一时感到为难。日本对中国的方针原来是分而治之，因为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日本于1937年12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38年4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并不打算在日占区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对汪精卫提出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并不感兴趣。但汪精卫毕竟是中国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日方还是认真考虑了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
1939年5月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制定政纲及政策，授权汪精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国民政府以及“还都南京”。该文件还规定：在“国府还都”南京的同时，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自动取消，并宣布重庆国民政府为非法政府，其对国内发布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一律无效。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日方尽管对汪精卫的来访并没有多大热情，但还是给予汪精卫很高的礼遇，前首相近卫麻吉和外相有田八郎亲往机场迎接。为了对外保持秘密，汪精卫被安排住在东京郊外的一所高级私人别墅。对汪精卫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精卫提出在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说：“原来中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中国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精卫建立新政府。1939年6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一个《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该方针规定：⑴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临时政府、维新政权共同组成，吴佩孚主军，汪精卫主政；⑵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⑶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五，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为原则和汪精卫进行谈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针和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相去甚远。
6月10日，汪精卫首先与平沼首相会谈，但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第二天与陆军大臣坂垣的会谈，是这次谈判的最主要重头戏。坂垣先提出陆军不赞成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政府的意见，坂垣说：“难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没有考虑设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权吗？譬如在皇军占领区以外。”汪精卫回答说：“原来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只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才作出还都南京的决定。”坂垣又说：“南京已经有了维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个新政府，不是好办法。”汪精卫回答说：“我们不说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还都南京。因为国民政府原在南京，重庆被称为陪都。还都能使重庆方面产生一种冲击力和向心力，使国内一切爱好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于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北平和南京的临时、维新两个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坂垣听后反论说：“分治合作是五相会议决定的原则，临时、维新两政府经过与汪先生协商可以考虑废除名义，但不能取消其内容及已形成的事实。”汪精卫则反论说：“阁下的意思似乎与五相会议提出的内政问题交给中国方面的原则有了距离，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个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要我出来收拾时局实感困难。因为中央政府有名而无实，势必会发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之争。这样的中央政府实在不是我们所设想成立的独立自主政权，如果阁下要坚持，我只有退让或延期组织政府。”最后坂垣作出一些让步，说只要汪精卫能够说服王克敏、梁鸿志自愿放弃政府，日方也不反对。
日本原指望汪精卫在日军占领区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至于在日军占领区之内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鸿志这样的人更加可靠。平沼内阁对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计划很不积极，所以汪精卫这次秘密访日并没有太大收获。汪精卫回国后，曾走访王克敏、梁鸿志，试图说服两人同意放弃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两人均支支吾吾，没有表示出愿意放弃地方政府的意思，这样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又濒临死路。
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时，吴佩孚曾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吴给汪去信说：“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昭然，但目前危亡抗战之中，更须化敌为友，因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故自芦沟桥变起，身居故都，一直以启导和平为信念。”但汪精卫到北平约见吴佩孚时，吴佩孚态度很傲慢，结果会谈没有实现，不过不久吴佩孚忽然急病而死。
1939年8月，平沼内阁倒台，原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后，开始积极支持汪精卫，同意取消临时、维新两个政府而由汪精卫领导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1940年3月31日，汪精卫才正式“还都南京”，在日占区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
如果说日本人扶持汪精卫在日占区成立一个傀儡政府，倒不如说这个傀儡政府是汪精卫尽力“争取”而来，而且是来之不易。日本人一方面怀疑汪精卫搞和平计划是中国人的诡计，试图以此来缓解日本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日本也怀疑汪精卫等人对日本的忠诚，尽管重庆开除了汪精卫等人党籍职务，但汪等原国民党人与重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仍有各种难于切断的千丝万缕联系，日本人担心汪精卫等人会在关键的时候反叛，会把日本的军事机密传递给重庆。事实上抗战期间重庆政府正是通过汪精卫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情报。
日本人要在日占区建立一个傀儡政府，最重要的考虑之一就是傀儡政府对日本的忠诚可靠程度。从这方面来讲，王克敏、梁鸿志等人显然比汪精卫更加可靠。日本从刚开始就没有考虑过让汪精卫在日占区成立政府，只是希望汪精卫在日军未占领区成立政府。多亏影佐侦昭等和平运动发起人尽力奔走，向日本领导层说明汪精卫的诚意，最后日方才同意汪精卫成立政府的要求。
汪精卫本来性格清高，对金钱权力看得并不是很重，自动放弃了多次争夺权力的机会。但这次汪精卫却一反常态，竟然“别人不请我自来”，争著在日本人手下作一个傀儡政府的领导人，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难道汪精卫真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怕别人“卖国”把国家卖完，自己亲自来搞有限度的卖国？汪精卫的确说过：“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汪精卫也许因为被人们所误解而难过。蒋中正不采纳他的和谈建议，他不得不出走重庆，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政府，和日本达成和平撤军的协议，救百姓于战火之中。这本来是一个可行的计划，他本人也不会因此被人们耻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可是没想到日本人临时变卦，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把汪精卫推进了汉奸的行列。
对此汪精卫是有苦难言，在当时他无法向别人解释清楚他离开中国是被日本人欺骗了。如果汪精卫隐遁欧洲，等于默认他干了卖国之事而出逃欧洲。汪精卫想干点什么事来进行挽回，因此汪精卫才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个政府，想作一些对中国有益的事来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澄清人们对他的误解。可是汪精卫的努力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洗越黑，当年最让人尊敬的辛亥革命英雄就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
1939年8月，日本平沼内阁倒台，8月31日阿部信行陆军大将的新内阁成立。阿部首相在上台后的第二天发表声明，声称处理中国事变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转变了以往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方针，表示支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迅速处理中国事变。1939年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声称：“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实现停战，以及吸收重庆的军力和财力”。
阿部首相的新方针使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成为可能。汪精卫在策划新政府的同时，也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汪精卫在“我对中日关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标”的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中日间“结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卫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中正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1939年10月1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表一篇《寄语日本》的文章，试图警告那些热衷于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分子。汪精卫在文章中说：“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我们可怕的敌人。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产主义，却不知道日本排击侵略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也是一个侵略主义者，而且对中国的侵略最甚，中国人把“东亚共同体”、“东亚新秩序”看成是灭亡中国的代名词。如果日本有灭亡中国的企图的话，中国就不得不和共产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反抗日本。这虽然无异于饮鸠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无可奈何。”
1939年10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所谓“兴亚院”，是日本政府于1938年7月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部门。兴亚院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包括《调整原则》、《调整要项》、《调整要纲附件》，比起前首相近卫文吕去年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要纲》把中国划分为东北、内蒙、华北、华中、华南五种地带或五个层次。最深的一层是“满洲国”，第二层是“蒙疆自治政府”(公元1939年9月，在日本的策划下，蒙古的德王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要纲》对这五个层次采取不同的政策。
对于东北，《要纲》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帝国”，使东北从中国完全独立出来；对于蒙疆地区，《要纲》要求中方同意“特别设定军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中国的名义主权下实行自治；对于华北地区，《要纲》要求成为“日满华高度结合地带”，日本在“高度结合地带”实行“防共驻兵”；对于华中和华南地区，《要纲》称恢复和平后，日军将从这些地区撤军，但要让日本军舰在“长江沿岸特定地点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附件”中，把蒙疆地区解释为长城(包括长城)以北的地域”，把华北地区解释为长城(不包括长城)以南的河北省、山西省和山东省。
日方的“和平运动人士”对兴亚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也感到不满。影佐帧昭说：“如果以此方案为基础与汪先生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政府的信义。即使汪先生接受了这个条件，和平运动也不会成功”。犬养健说：“除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还有附件等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压在汪先生身上，怎么能使他开展国内的和平运动呢？又怎么能使他得到中国民众的信任呢？”
汪精卫看了影佐送来的兴亚院《要纲》后，大失所望，《要纲》的内容不仅与他向日本提出的要求相距甚远，而且大大超过了上海重光堂协议的范围，也违反了近卫第三次声明的精神。汪精卫考虑再三，还是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汪给影佐回信说：“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此拟订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以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拟东亚问题。”
1939年11月1日，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开始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汪方要求谈判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议和东京谈判的三个文件为基础，表示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要纲》的方针。由于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好中途休会。汪精卫听完陶希圣的谈判汇报后，流著泪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汪精卫当时的思想也有犹豫，准备搬到上海法租界的私宅暂住，发表声明停止和平活动。影佐得知汪精卫准备打退堂鼓后，赶紧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对影佐说：“很感谢诸位对谈判的成功所作的努力。但这次日方提出的原案，和近卫麻吉声明的宗旨相差太远，我们无法让步，而你们如果让了步也无法向日本政府交待。现在我们是在讨论一个不可能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不如停止谈判，撤回建立新政府的设想。”
影佐一边听汪精卫的谈话一边笔记，当他听到汪最后一段话时，两行眼泪竟掉落到笔记本上。影佐说：“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布防。但我认为汪先生放弃新政府的计划还为时尚早。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谈判进展非常困难。这个原案表面上虽然强硬，但并不是没有交涉的余地，我们也不明白日本政府最后的打算是什么。我将立刻回东京交涉，请先生暂时留下来等候我的消息。”
汪精卫认为影佐还是有诚意的，于是留下来等待影佐的消息。影佐回到东京后，向陆军大臣等人汇报了谈判情况，并说明了汪精卫的立场，希望日方能作出适当的让步。11月下旬，影佐从东京返回上海，可是并没有带回满足汪精卫要求的让步。12月双方的谈判再开，日方同意在协议书上附加一份《绝密谅解事项》，其中加入汪精卫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让步之一是把日本在华驻军分为防共和治安两类，前者驻军的区域规定为蒙疆，以及正大铁路以北的晋、冀北部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后者的治安驻军则另行协定，其余地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两年内撤退完毕，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才算恢复和平。另外日方同意取消向汪精卫政府派遣中央政治顾问，改为聘请日本军事顾问。
虽然日方的让步很有限，汪精卫最后还是决定忍辱接受日方的条件成立中央政府。与以前国民党副总裁的身分相比，现在汪精卫的身价已跌为一个被政府通缉之人，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了。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周佛海无耻地解释说：“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和平建设，国势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1940年3月2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这天是个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警察的引导下，各家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日本本来主张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重庆方面的国旗一样，容易造成混淆敌我。但汪精卫坚持用国民党的这个国旗，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在国旗下增加一个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南京市民们看到以前的国旗又飘扬在街头心里确有几分高兴，但看到国旗下的黄色三角巾心里又有几分酸楚。这天还发生了日本兵枪击国旗事件，因为中日开战以来前线的日本兵一直对著这个旗帜而战，很多日本兵在这个旗帜面前倒下，现在这面旗帜突然在他们面前升起，使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
1940年4月26日，汪伪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此时日本的阿部信行内阁已经倒台，1940年1月16日成立了米内光政内阁。前首相阿部信行作为特使，和日本众议院议长、贵族院议长、以及日军总参谋长等要人出席了还都仪式。仪式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里面挤满了文武官员和前来祝贺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礼服，武官身穿军装，但大家的脸上都没有表现出还都的兴奋。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却是一片肃静，偶尔还传来低声的叹息声甚至哭泣声。汪精卫宣读完《还都宣言》后，不禁流出了两行热泪，周佛海和影佐帧昭也落下了眼泪。
汪精卫的日伪政权建立半年后，在以前密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谈判，签订了公开的《华日基本条约》。1940年11月30日在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汪精卫身穿礼服站在礼堂的石阶前，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到来时，眼泪忽然忍不住夺眶而出，沿著双颊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拉，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的声音。这时军乐声响起，汪精卫身旁的翻译周隆庠悄声提醒汪精卫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汪精卫这时才恍然从梦中醒来一般，周隆庠用手帕替汪精卫拭去泪水，用梳子梳整一下汪的头发，此时汪精卫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一丝微笑，走下台阶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卫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大任务，就是诱招重庆政府的军政要人加入他们的“曲线救国”行列。这个诱招行动虽然没有很大的成果，但也并非一事无成。到1943年8月，投奔汪精卫的重庆政府官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二十人，高级将领五十八人，军队五十余万，这些人都是不满蒋中正的政客和被蒋中正排挤的地方杂军。但1943年8月以后，日本的败色已浓，就再也没有人投奔汪精卫政府了。
汪伪政府的第二大任务是建军。汪精卫深感以前没有自己军队的苦恼，决心组建一只自己的军队。只要有了军队，有了实力，他的政府才能摆脱傀儡政权的地位，日本也无法对他随心所欲地控制。汪精卫效法孙中山办军校的方法，主办起“中央军政干部训练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汪精卫亲自兼任团长，陈公博兼任教育长，周佛海兼教务长。训练团的对象是收编的投奔他们的地方杂军，训练以三个月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训练到排长为止。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最多时曾有军队百余万，但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汪精卫还得不到军队的绝对效忠，1943年日本显出败色后，许多投奔汪精卫的军队又转投蒋中正。另外日本对汪精卫的建军也十分警惕，所以汪精卫的建军计划成果也不明显。
汪伪政府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所谓“清乡”就是清除国民党残军、共产党新四军在乡村中的势力，建立起汪精卫政府统治的末端机构。经过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清乡工作。以往日军是在秋收的时候出动军队武力收缴粮食，不但引起很大的民愤，而且收缴到的粮食也不多。汪精卫政府在“清乡”地区改为政府出面征收粮食，结果日占区百姓渡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造成日本对美开战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石油禁运。当时日本90％以上的石油依赖美国进口，在依赖飞机军舰坦克的现代化战争中，只要美国切断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必然陷入不战自败的困境。据史料显示，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在1920年代就发现了中国的大庆油田，但美国政府却不让美孚公司公布这个发现，反而让美孚公司对外宣称在中国东北没有找到石油，还装模作样地提出一个“中国贫油论”的理论，把中国的石油资源判了死刑。
当时日本为了摆脱石油被别人卡脖子的窘境，也在中国东北勘探寻找石油，但凡是美国人勘探过的地方日本人就不再去勘探了，他们相信在美国人勘探过的地方真的没有石油。日本人万没有想到美国人会骗他们，真相信了“中国贫油论”，没有继续在东北勘探石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提出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并向日本提议南京政府派兵到太平洋前线与日军共同作战。汪精卫向日本提出此项建议的目的，主要是为汪伪政府建立一只强大军队找理由，但是日本并没有同意汪精卫的参战计划。日本人毕竟对汪伪政府的忠诚持有疑虑，帮汪伪政府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后，中国人会不会把枪口掉过来对准自己？
1942年以后日本在太平洋战线上投入了主要兵力，在中国战场上已捉襟见肘。汪伪政府也看出日本的窘境，逐渐采取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交还主权，扩大政府力量。1942年9月22日，汪精卫向访问南京的日本特使，前平沼骐一郎提出了强化南京政府建议，汪精卫在建议中要求日本不要继续干涉南京政府的行政和经济。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租界返还和废除治外法权》，将英法租界和日租界返还中国。1943年2月2日，汪精卫发出主席令，撤除国旗上“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使国旗恢复了原来的模样。1943年10月30日，汪伪政府和日本重新签订了《华日同盟条约》，大大改善了1940年签订的《华日基本条约》中的主权丧失部分。
虽然汪精卫利用太平洋战争大大改善了南京政府的地位，但如果日本战败，汪精卫的努力将一切付之东流。1943年以后，日本已露败迹，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感到忧心忡忡，一旦日本败战，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周佛海等不少高官开始暗地里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为自己准备一条退路。
蒋中正的重庆政府和毛泽东的延安政府也对汪精卫政府十分注目。俗话说：“两湖熟，天下足”，汪伪政府正是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带，和上海这个最大的国际都市。日本战败后，汪伪政府投向重庆和延安的哪一方，就会大大增加该方的力量。蒋中正通过周佛海等旧部下拉拢南京政府，毛泽东也试图和汪精卫接近。1943年3月7日，中共代表冯龙在上海与周佛海秘密接触，冯龙说他是受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的直接指派，中共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毛泽东等最上层三、四人，但中共和汪伪政府的交涉似乎没有什么成果。
1943年8月，汪精卫的健康开始恶化。1935年遇刺时留在背部未取出的子弹造成的隐患，使汪精卫经常感到背部、胸部及两肋的剧烈疼痛。11月21日，日本政府派内科专家黑川利雄教授到南京为汪精卫检查身体。汪精卫希望将体内的子弹取出，但黑川认为还是保持现状，不取为好。黑川走后汪精卫的病痛日益加剧，又请南京日本陆军医院院长后藤治疗。后藤认为病痛是由于子弹压迫神经所致，认为非取出弹头不可，并保证手术能够成功。汪精卫同意施行手术，12月19日后藤亲自主刀为汪取出了子弹。
但手术后汪精卫的病情突转恶化，体温上升，下肢麻痹。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已不能从床上坐起。1944年2月，日本政府再派黑川到南京为汪诊治，黑川认为弹头取出后汪的两腿才变得麻木，是脊椎压迫神经所致，形成“多发性骨髓肿”。“骨髓肿”是一种外伤引起的疾病，没有有效的医治方法，死亡率高达90％。黑川建议汪精卫前往日本，用其先进设备为汪治疗。3月1日，名古屋帝国大学的日本神经外科医学权威斋藤真教授奉首相东条英机之命，到南京为汪精卫会诊。斋藤会诊后同意黑川的诊断，认为汪有必要到日本进行治疗，宜早不宜迟。
1944年3月3日，汪精卫在陈壁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专机去日本就医。临行前汪精卫召集陈公博、周佛海到病床前召开会议，并写下手书：“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愈。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兆铭。”
汪精卫飞抵日本后，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的特别病房里。汪精卫的住房除了极少数高级医务人员知道外，其他人员毫不知情。3月4日，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组织黑川利雄、斋藤真等八名教授对汪精卫进行会诊，再一次确诊为因子弹头在体内过久，诱发成为多发性骨髓肿，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肿胀已由背部向前胸扩散，严重压迫脊髓神经。会诊结束后，斋藤亲自主刀对汪施行“椎弓切除”，切除左右胸背骨七片，以缓解汪精卫的疼痛。手术后，汪精卫感觉尚好，失去知觉两个月的双腿也恢复了知觉。
但到1944年9月，汪精卫的病势又开始恶化。汪精卫问主治医生黑川教授：“请坦诚地告诉我，我的病能治好吗？如果治不好的话，我想回中国。”黑川说：“请放心，我保证一定能治好。”这当然是医生经常用来安慰病人的话。1944年10月，汪精卫的病势转危。日方得知汪精卫病危后，不少高官前来探望，病房中摆满了垂危病人不可能下咽的水果和点心等慰问品。
11月8日，美军对名古屋进行大规模空袭，医院将汪精卫转入地下室。因地下室没有暖气设备，非常寒冷，汪精卫因此得了肺炎。次日汪精卫体温高达四十度，呼吸困难。11月10日午后，病房中传来汪夫人陈壁君的大声呼叫。黑川教授赶入病房，见汪精卫浑身颤抖，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卫的手查看脉搏，汪精卫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这成了汪精卫最后的话。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停止了呼吸。汪精卫去世后的第二天，日本现任首相小矶、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前首相近卫文吕等人赶到医院向汪精卫的遗体告别。特别是前首相近卫在汪精卫的遗体面前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汪精卫今天的下场可以说是近卫一手造成的，也许他感到有些内疚。汪精卫的遗体于11月12日由专机运回中国，小矶首相、近卫等人前往机场为汪精卫的遗体送行。
汪精卫生前酷爱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为梅花。汪精卫在名古屋大学养病时，曾赠送名古屋大学纪念红梅树苗株，种在病房前，现在还有两株尚存。汪精卫死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蒋中正还都后将汪精卫的坟墓炸毁，遗体烧却。
汪精卫于1944年11月10日客死于日本名古屋，他的遗体于11月12日由专机运回中国。汪精卫死后，南京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哀典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主任委员，周佛海、王克敏、褚民谊为副主任委员。南京政府于11月12日发出公告：“国民政府汪主席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距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已时，享寿六十有二，谨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饰终典礼，由国民政府会同中央党部组织哀典委员会敬谨办理。”
11月12日下午六时，装载汪精卫遗体的专机降落在南京光华门外机场、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等一百余名官员到机场迎候。南京政府按照汪精卫生前的遗愿，把汪的陵墓建在国父孙中山陵墓左侧的梅花山上，表示他生前是孙中山的助手，死后也要追随左右。由于汪精卫生前有过陵墓不要劳民伤财的遗嘱，加上南京政府的财政有限，所以汪精卫陵墓的规模不大。不过汪精卫的棺木外面用钢筋混凝土浇灌了厚厚的一层墓壳，倒是十分坚固。
汪精卫死后，汪伪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陈公博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本的败局已定，汪伪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拼搏，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发起和平运动，前一次赌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后一次赌博却完全失败，遭到世人的唾骂。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在很多重大事件中，运气或天命起著重要的作用。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时抱著必死的决心，根本没有想到生还。清政府对行刺满人王公的刺客一直都没有不处死的先例，只是到了汪精卫时才破例免死。如果当时清政府成全汪精卫必死的决心处死汪精卫，中国就会少一个大汉奸而多一个大英雄，现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们将代代朗读汪烈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
如果汪精卫在1935年遇刺时被打死，也会成为中国可歌可泣的光荣老革命家，而汪精卫却只伤不死。如果1939年重庆特务不是错杀曾仲鸣而是打死汪精卫，人们也只是叹惜汪精卫一时糊涂，不会使汪精卫背上史上最大级汉奸的恶名。但命运之神好象是在故意捉弄人，汪精卫最后对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满意的，在他六十岁还历时曾经写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怀词：“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汪精卫在词前还写了这样一段话：“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元好问这样的亡国诗人之作能引起汪精卫的共鸣，可见汪精卫的内心亦是郁郁颓丧。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中正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很醉心于权力的人。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三十岁，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三十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并放弃作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命后象汪精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悲剧。如果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越说明这个国家弱小。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历来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
附_汪精卫臭名昭著的“艳电”全文：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
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12月29日电报发文编号排序为“艳”字。 跟帖时间 2010-03-01 13:58:1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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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二） -- 1927年11月12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开，蒋中正在会上表示“虔诚悔过”，通过了恢复汪精卫、陈公博等481人党籍的议案。广州政府的“四大”则于11月18日在广州召开，由于各派争吵不休，汪精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代表二百余人赴上海，另外在上海召开了“四大”。12月22日，三个“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四届一全会，此时蒋中正由于镇压学生的“珍珠桥事件”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这次组成的国民政府主要由广州政府的人马组成，蒋中正派在政府中居于明显劣势。不过为了搞好团结，汪精卫和胡汉民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但不负实际责任，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负责政府的实际领导，陆海空军总司令则暂缺。蒋中正虽然下野，却有一只忠于他的私家军，没有蒋中正的命令，别人根本指挥不动这只军队。所以蒋中正虽然在政界失势，但仍然是最有实力的实权者。
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为了争取民心，一反蒋中正的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态度。正好1931年12月28日日军向在锦州的张学良东北军发起进攻，新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称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孙科召集诸将领讨论对张进行增援，可是没有一个将军表示愿意去东北增援张学良军。在此情况下，东北军不战而撤出锦州，全军退入山海关以内，试图保住他们在北平附近的最后一块地盘。张学良在解释东北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政府死守锦州的命令时，批评中央政府说：中央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援，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自己的实力。
这时孙科政府体会到“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就在此时，又爆发了让孙科难于应付的上海事变。1932年1月18日，上海租界的五名日本僧侣忽然被一群中国人围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伤。但二战后的调查发现，该事件原来是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委托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武官，雇佣中国无赖所干。中国人打死日本僧侣一事，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骚动。1月20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前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护他们，在示威途中这些日本人还捣砸了一些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人商店。在此情况下，日方向国民政府提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惩罚作案者和取缔解散上海的民间反日团体。
由于孙科政府犹豫不决拿不出对策，日方则以中国没有接受“限期要求”为由，于1932年1月28日派兵强行进入中国管区，和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发生了激战。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上海事变的战斗打响后，孙科自感无力处理如此重大事件，请求汪精卫出马，自己于1月25日辞职。新国民政府于1月28日成立，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负责领导政府。
在抗战初期，汪精卫是持主战态度的，可以划入主战派。汪精卫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2月8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驻扎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并犒劳第十九路军五万银元。
汪精卫同时下令其它部队增援上海的第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中正的部队，蒋中正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战，使第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鸣的困境。汪精卫又下令在北平的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并派陈公博到北平说服张学良起兵。但张学良根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宾招待陈公博等人，一谈到出兵之事就支吾过去。3月6日，第十九路军在孤掌难鸣的情况下全线撤退，发表停战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变宣告结束。
想进行抗战的人没有军队，而有军队的人却避而不战。各路军队保存自己实力第一，抗战第二的私心使汪精卫的抗战热情完全消散了，产生了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国的想法。汪精卫看到没有蒋中正出面国民政府就无法统领军队的窘境，只好提出让蒋中正复出领导军事。1932年3月6日，蒋中正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后的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主政，蒋中正主军。由于上海为各国列强的利益所在，在列强们的调停下，中日开始进行和平谈判，汪精卫派外交次长郭泰棋和日本谈判，双方于5月5日达成《淞沪停战协定》。但停战协议的消息传出后，却在中国的民众中间引起了愤怒，上海的愤怒民众把郭泰棋责骂为卖国贼并将其打伤。
1932年6月，汪精卫率领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等去北平会见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共同调查日军占领东北三省问题。汪精卫在北平时找当时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张学良商谈东北问题和对日方针，张学良却一直称病不见，但又和宋子文一起去北海游船，使汪精卫深感气愤。7月17日，日军在热河发起了新的军事进攻，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表通电，命令张学良立即出兵热河，收复失地。张学良却声称汪精卫无权过问军事，出兵要有军事委员长蒋中正的命令。蒋中正念及张学良过去帮他打赢中原大战，也有意偏袒张学良的不抵抗行动。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只好宣布辞职，前往欧洲养病。汪精卫在临行时电告张学良，指责他“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最后要求张学良“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汪精卫出国后，日寇于1933年1月进攻山海关，2月中旬又占领承德。热河省的大片领土再次沦陷，震动了全国，国民党内部再次出现请汪精卫归国主持抗战的呼声。汪精卫则提出条件说：他回国主政的前提必须是张学良辞职，以平民愤。此时蒋中正也无法袒护张学良，3月9日蒋中正和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中正说服张学良辞职出国考察。3月10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辞职，汪精卫则于3月底回南京复职。
汪精卫在复职后一方面批评张学良的避战不抵抗，另一方面又解释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汪精卫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像张学良这些东北军畏敌如虎，敌必日益骄横。今后军队再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须知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这次汪精卫复职后，改变了他以前的主战态度，变成了主和派。此后汪精卫开始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蒋中正也积极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计划。1933年5月31日熊斌代表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塘沽协定》公布后，社会舆论一片沸腾，强烈抨击蒋、汪批准的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当时的一份报纸这样写到：“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后人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为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团体还联合发出通电：“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继《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又签订卖国之《塘沽协定》，即加以卖国之名，岂得为过。”
面对全国一片讨骂汪精卫的气氛，陈公博找汪精卫说：“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陈公博听后感动地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无力与金抗战，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我想秦桧是一名状元出身的有学问的宰相，决不是傻爪。他当初何尝没有想过以后要被世人唾骂？但他还是以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后的中兴。李鸿章、袁世凯也都想复兴国家，都不想卖国。可是李鸿章死了，袁世凯也死了，中国还是不振，到今日国难愈加沉重。”陈公博继续说：“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卫听后说：“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陈公博又说：“不过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这番谈话后，陈公博下定决心跟汪精卫一起“牺牲救国”，这为两人后来共同与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蒋中正和张学良是主和避战的“主和派”，汪精卫则是主张抗战的“主战派”，抗战初期积极抵抗的十九路军也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这和1937年芦沟桥事变时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掌握军队实权的蒋中正和张学良等人避而不战，使没有军队的汪精卫的抗战计划成为一句空话。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变化，代表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被个人把持的私家军队的失望。
中国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敌国日本也同样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日本的军部和关东军是主战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则是主和派。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却无能为力。当时的若榇首相后来以“不听命令的军队”为题，描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历：“9月19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陆军大臣南次郎的电话，说昨晚9点关东军遭到中国军队的进攻，关东军进行了反击，现已占领奉天城，战斗仍在进行中。政府随后立即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然后通过陆军大臣，向在满洲的部队下达了政府不扩大事态的指示，却被关东军当作耳旁风，关东军进攻嫩江时说是为了保护嫩江铁桥，我以为他们占领嫩江就会停下来。可是他们占领嫩江后，又说离敌军太近不安全，还要越过东支铁路。陆军大臣下令不许越过东支铁路，可是关东军已进军到齐齐哈尔，并又向黑河进军。日本军队竟然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关东军扶植的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即便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1931年12月，若榇政府倒台后，犬养毅接任首相。犬养首相反对在满洲搞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制。但犬养的行动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1932年5月15日，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犬养被杀后，再也没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控制下的政府。
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但这激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反对。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发表调查结果，否认了“满洲国”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况。然而国联的调查结果却在日本国内引起“爱国者们”的一片怒骂，谴责国联对日本内政的干涉。1933年2月21日，国联进行了表决，以四十一票对一票(一票为日本自己)通过了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然而日本的松冈代表却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使大会一片谔然。松冈代表回国后受到了狂热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舆论界也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
在1933年3月到5月期间，日本关东军又独断发动了长城攻势，一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一些抵抗，但却节节败退。参加这次抗战的基本上都是地方杂牌军，蒋中正的中央军主力仍在南方。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塘沽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一百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带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塘沽协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它意味著中国政府默认满洲国的存在，而且对华北的主权也有一定程度的丧失。
汪精卫和蒋中正主持批准的《塘沽协定》，被民众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而汪精卫认为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正确的，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她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象一个人在旷野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采。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即使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塘沽协定》虽然暂时解决了东北问题，华北问题又浮出了水面。1927年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蒋汪联合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只限于长江流域，华北各省仍在各路军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华北五省的实权者是：察哈尔省：宋哲元，绥远省：傅作义，河北省：商震；山东省：韩复渠，山西省：阎锡山。日军占领东北以后，华北的军阀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害怕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邀请国民党的中央军进驻他们的地盘帮助他们共同防日，因为一旦中央军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便失去了对该地盘的控制力。
华北的军阀们既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也不愿意完全投靠蒋中正，于是出现搞一个“华北自治系统”的提议。日本人显然高兴看到华北搞独立，这样将使“满洲国”得到一个安全的屏障。蒋汪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华北独立，但又怕中央军出兵华北会引发和日军的全面冲突，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华北“轻度独立”。1933年12月2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军属于地方杂牌军，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上和南京的中央军有巨大差别。
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试图从修复中日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1935年1月22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2月1日，蒋中正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2月22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令；1935年5月，中日两国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
但中日两国的情况一样，都是强硬的主战派占据绝对上风，中日两国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国民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引起国民党内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国民党内反汪的呼声日渐高涨。1935年7月，南京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指责汪精卫大搞媚日外交。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离开南京前往青岛休养，于8月8日发电给南京政府，提出辞去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支持汪精卫的铁道部长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也跟著辞了职。
汪精卫在位时承担著“卖国”的主责，使蒋中正的压力减轻了很多，汪精卫的辞职，将使蒋中正不得不陷入单独承担“卖国”责任的困境，所以蒋中正这次一反常态，表示“绝对支持”汪精卫，并派元老蔡元培飞抵青岛慰留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发电请汪留任，国民党中政会和中常会再三电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卫则提出了复职的三个条件：一，负责制定对日外交方针；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会决议；三，中央财政归行政院独立主持。在蒋中正的支持下，汪精卫的要求被国民党中委会全部接受，汪精卫则于8月23日宣告复职。
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中正被视为卖国主谋，爱国者们把两人都列为暗杀的对象。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中正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中正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摄影刚完，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卫被刺后，陈璧君首先赶来，见汪精卫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当年两人赴京暗杀摄政王的情景，悲愤地说：“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蒋中正也从休息室赶来，汪精卫以为自己要死了，对蒋中正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不过汪精卫的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在南京中央医院将左臂、左颊的子弹取出，但后背的子弹取不出来。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汪精卫被刺受伤后离开南京前往欧洲疗养，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由蒋中正接任，外交部长由张群接任。此后蒋中正的独裁权力不仅在政府方面和军队方面，在党的方面也增长起来。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中正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中正亦为副主席，但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在国外养病，实际国民党已由蒋中正一手操纵。
汪精卫被刺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强硬的主战派成为主流。蒋中正在军政上“单独负责”后，没有汪精卫那样敢承担“卖国责任”的勇气，所以蒋中正主政后的南京政府开始向主战派的方向倾斜。1936年1月22日，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否则只有靠战争解决问题。1936年6月蒋在讲话中说：“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主战派大占上风，确定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方针。蒋中正在该会上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了军人暴动的“二二六”事件，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军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又开始策划“华北分治运动”，试图将华北五省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五届二中全会后的南京政府，在华北问题上以不妥协的强硬姿态和日方进行交涉，12月3日双方的谈判决裂。正在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最大“受害者”是张学良，《塘沽协定》又使张学良军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盘。1933年4月到1934年1月，张学良周游欧洲各国，张回国后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移驻西北，执行剿灭共产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地盘后，一改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成为坚决的抗日者。张学良不满蒋中正“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蒋中正停止对共产党红军的围剿，联共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蒋中正，试图以“兵谏”的方式来迫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当时国内的许多人虽然对蒋中正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不赞成张学良以武力对国家元首进行逼迫的作法。除共产党以外的各路军阀和各地实权者纷纷通电支持蒋中正，社会舆论也基本站在蒋中正一边。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对张学良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各国也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中正，使张学良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蒋中正开始拒不接受张学良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口头答应：“准备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没有签署任何有文字的文书。
1936年12月26日，蒋中正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国民政府官员、各路军阀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市民的盛大欢迎。12月28日，蒋中正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12月31日，在南京的军事法庭以反乱罪对张学良判刑十年，但随后蒋中正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1937年1月4日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了特赦，此后张一直被软禁。张学良的东北军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改编接收。
“西安事变”大大提高了蒋中正的威信。在“西安事变”中，包括以前和蒋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将领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一致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中正。同时中共在西安事变中许诺接受蒋中正的领导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蒋中正的胜利。此外国共合作对于南京政府和前苏联改善关系也有重要作用。为了争取日本之宿敌前苏联的帮助，蒋中正调整了以往反苏反共的政策，1936年初开始试探和前苏联改善关系。由于与前苏联改善关系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问题，“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消除了蒋中正和前苏联改善关系的难点。反共的南京政府和前苏联改善关系的结果，使蒋中正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前苏联多方面的援助。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从欧洲回国，不过由于身体原因，汪精卫并没有在政府内任职。此时国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已经病逝，留下汪、蒋两巨头。尽管汪精卫不担任政府职务，汪精卫仍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中正之上，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仍有极大的影响力。
1937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姿态对待“华北自治政权”。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时，要求华北五省的领导人也出席。阎锡山和韩复渠同意出席，而宋哲元以立场特殊为由要求不出席会议，但蒋中正却给宋哲元发出必须出席会议的强硬电报，宋哲元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纯德代理出席。此后宋哲元颇受日本和南京的两面挟板之苦，1937年5月10日，宋干脆回山东老家，不问华北政事来回避责任。6月21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第二十九路军实行国军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货币等强硬命令。
1900年“义和团事变”后，清政府承认八国联军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数量的驻军。此后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维持数千人规模的条约驻军，日本将其称为“天津军”。此外在1937年，英国和法国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驻军。由于日本“天津军”和第二十九军同驻一处，磨擦颇多。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进行演习的“天津军”，在芦沟桥附近与第二十九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对蒋中正一片恶骂，指责蒋中正有意挑起事端，应该对蒋以及他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进行军事惩罚。但在军部内却分成“事变扩大派”和“事变不扩大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长，他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再继续向华北进出。石原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而军部中的大部分却是事变扩大派，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他们提出“对支那一击”论，以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中正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937年7月17日，蒋中正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中正离庐山回南京进行军事部署后，由中政会主席汪精卫继续主持会议，汪精卫发表讲话说；“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腥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腥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汪精卫的话很不动听，但他讲的却是实话：中国是弱国，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国的抗战结局只能是两条路，牺牲和投降。如果后来没有美国参战，中国和日本进行单独较量的话，结局只能是牺牲和投降两条路。在抗战的开始阶段，西方列强对中日战争大都持旁观态度，只有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国要求《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开会讨论制裁日本违反《九国公约》的侵略行为。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会议特邀的前苏联代表表示支持中国，主张各国对日本进行集体制裁。但美国代表却说：“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国出面调停，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代表的态度不要偏激，以免影响调停，刺激日本。”美国代表还建议中国应该：“公开宣布消除抵制日货，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避开谈论恢复战前国土原状的问题，前景还是乐观的。”
英国代表表示：“英国政府将与美国采取完全一致的步调。”意大利代表则公然为日本辩护：“在战事发生中，很难确定谁开的第一枪，这个责任便属谁的问题，意大利打算谴责冲突的任何一方。”最后会议仅通过了一份宣言，指责日本在华行动违反了《九国公约》，建议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但只是一纸空文，毫无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措施。所以当时汪精卫对抗战的悲观看法并不太离谱，中国抗战胜利不过是赶上运气好的险胜，在1937年的时候，谁又能预测到八年后中国会沾美苏之光成为战胜国呢？
汪精卫还有一些话不便公开讲，他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中国后来抗战的结果，的确应验了汪精卫的分析，大多数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为第一目标，真正勇于流血牺牲的人是极少数。
现在看来，中国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场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养毅首相被杀，后来还陆续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杀；在中国，主和的汪精卫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个高官来说，做少数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主战派高官们号召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热主义者暗杀的生命危险。
日本在战争时，也是一片主战的狂热叫嚣，但主战派尽管主张战争，却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日本战败遭到割地赔款的苛刻制裁后，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们才开始后悔当时没有听从主和派的劝告，才开始批判当年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由于中国有幸成为战胜国，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批评当年主和派的卖国求荣，可是我们如果理解当时主张和解妥协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轻易批评他们主和是为了卖国求荣了。
“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但这种进攻又显得毫无战略章法，不禁使人怀疑到日本发起侵华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芦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1929年美国开始的经济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特别严重的是美国和德国，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后经济也陷入极度的萧条。经济大恐慌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体制失去信心，国家统治的计划经济被很多人看成是解决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1930年代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已经非常令人瞩目，德国希特勒上台后搞准计划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使德国在两年之内就走出了经济危机，这些都使人们更加怀疑资本主义体制的后进性，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体制，德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意大利式的法西斯体制，都是作为取代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点”。
在这样的国际大形势下，日本军中的少壮派们也提出要改变现有国体的设想。他们提出要废除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型利益国家，建立一个人人灭私奉公的、尽忠报国的、以道义而不是以利益为本的新型国家。当然日本国内的资本主义当权派不会轻易让出他们的政权，军人们要想夺取政权，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制造军事纠纷，使日本国内陷入非常时期的战时状态，这样军人们就可以用军事上必要为理由征收个人财产，侵犯个人人权，以国家大义为借口堵住一切反对派的嘴，为改造国家体制创造必要的条件。尽管日本军人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没有能使日本打赢战争，却成为了战后日本在国家
的主导下发展经济的国家主导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型。
在这种改变国体的呼声下，1937年6月4日近卫麻吕内阁成立。近卫麻吕是一个完全新型的政治家，虽然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思想却十分活跃敏捷；虽然近卫麻吕是文人，但在军人集团与文人政治集团发生冲突时，近卫麻吕对军人持同情态度，所以近卫麻吕内阁得到军人和文人双方的支持。近卫麻吕上台后，在开始著眼改革日本国体的工作，近卫麻吕宣布他的政府方针时说：“要建立基于国际正义的和平，建立基于社会主义的施政”。此后日本政府开始学习前苏联搞国家主持的五年计划，实施国家控制主要产品价格的统购统销战时经济制度，不久后又解散了所有政党，试图建立一个希特勒式的“举国一致”独裁内阁。以上这些国体变革如果没有中日战争作为借口，在和平环境下是很难推行下去的。
近卫麻吕上台才一个多月，就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成为近卫麻吕内阁的棘手问题。当时近卫麻吕本想采用不扩大的方针，军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也积极鼓动近卫麻吕亲自飞往南京和蒋中正“促膝谈心”，彻底解决中日间的纠纷。近卫麻吕对石原的设想有所动心，甚至准备了出访的飞机，但后来由于遭到日本军方强硬派的反对而不了了之。近卫麻吕又派亲中派国会议员宫崎龙介乘船前往南京与蒋中正会谈，但宫崎龙介在上船时被日本宪兵逮捕，强行送还东京，可见当时日本军方把首相的人都不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近卫麻吕不得不向军方妥协，采取了对中国的强硬姿态。
德国当时已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德国的友好国家。当时欧美国家围堵希特勒德国，德国在国际上朋友不多，所以十分重视和蒋中正政府的关系。中国当时虽然没有石油，却是镍等战略金属的主要供应国，德国的战略金属主要依靠中国供应，而作为交换，德国以向中国借款的方式，“借”给中国大量军事装备，这是抗战初期蒋中正军队均为德式装备的原因，也是蒋中正聘用三十多名德国军事顾问的原因。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以同盟国的身份向德国提出抗议，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召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
不得已停供中国军火并召回军事顾问，但中德仍是友好国家，请德国出面调停，中国也比较放心。
于是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了调停的主角，陶德曼对中国人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后来德国无条件降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陶德曼希望中国人吸取前车之鉴，不要象德国那样搞到无条件降服的地步。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⑴内蒙成立自治政府；⑵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⑶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⑷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⑸共同反共；⑹减低日货关税；⑺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12月2日，蒋中正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征求大家对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白崇禧甚至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呢？”12月2日下午，蒋中正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蒋中正还说：假如他全部同意这些要求，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对谈判一事严格保密。
1937年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陶德曼大使转达的日方停战条件。与会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在郑州部署军事的蒋中正打来电话：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暗示蒋中正不准备直接主持和谈，要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汪精卫倒是不怕汉奸帽子，他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
12月13日日军轻取首都南京后，使日本人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和谈条件：⑴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⑵承认满洲国；⑶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日方请陶德曼将新增三项条件转达中国，并把谈判期限规定为1938年1月15日。陶德曼看后摇头道：“这样的条件中国是不会接受的”，果然不出陶德曼所料，中国政府没有按期答复日方的条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施加高压，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由大本营联席会议通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的强硬态度：“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日本在中国发表声明后即日撤回驻华大使，中国也于1月20日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抗战开始后，蒋中正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中正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中正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大会选举蒋中正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这样蒋中正就借战争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尽管如此，汪精卫在党内的影响还是巨大的，蒋中正虽然掌握实权，但在表面上也要让汪精卫这位老前辈三分。
由于英美法三国不肯出兵干涉，蒋中正开始考虑请求前苏联干涉，不过蒋中正在是否应该动用前苏联这张牌时也非常犹豫不决：前苏联曾经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曾经在1904年和日本为了争夺在中国的霸权而大打出手，因此与日本成为死敌。中国请前苏联出兵，即使赶走了日本人，进入中国的苏军会轻易撤出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更为严重的是，苏军一旦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岂不要在中国做大，国民党还能掌握政权吗？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人非常反对请前苏联干涉中日战争。后来苏军进入东北后，把东北交给了中共，成为中共打败国民党的基地，这些都验证了汪精卫等人的担心。
但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使蒋中正不得不铤而走险，请求前苏联的出兵援助。1937年8月2日蒋中正召见前苏联大师鲍格莫洛夫，请求前苏联给与全面的军事援助，前苏联方面答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两国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互不侵犯条约”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承认以前被沙皇俄国侵占的领土，不再向前苏联提起领土要求。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字。
尽管蒋中正和中共都强烈要求前苏联直接出兵，但斯大林却对出兵一事含糊其词。11月11日，斯大林在召见中国特使杨杰时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同情中国的抗战，如果前苏联出兵，中国就会在世界上失去道义的支持。现在中国在军事上还有很大余地，万一中国军队实在坚持不住时，前苏联再出兵也不迟”。不过斯大林答应向中国派遣志愿军和紧急提供武器，前苏联的第一批志愿军飞行队40余架飞机进入中国，于11月21日在南京附近首次和日军交战。
1937年11月30日，蒋中正亲自向斯大林发电报，要求前苏联表态是否同意出兵，斯大林最后说：“如果签署九国条约的国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的话，前苏联就出兵。如果前苏联单独出兵的话，世界舆论就会把前苏联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绝了蒋中正直接出兵的要求。但前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援助的力度，1937年底立法院长孙科访问前苏联，前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二十个师的装备，1938年3月，前苏联正式签署向中国提供三千万美元的第一批军事借款。但后来欧洲战线吃紧，前苏联以增强本国军事力量为重，放慢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不过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以前，前苏联共向中国提供飞机九百余架，军用车辆两千余辆，大炮一千余门，弹药一亿八千万发。三千多名前苏联志愿军在中国直接参战，其中有不少人长眠于在中国的土地上。
英美法隔岸观火，前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只剩下“焦土战”这条严酷的道路。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蒋中正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来拖垮日军。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打中国人的设想。蒋中正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国民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1938年6月9日，在疆中正的命令下，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没有任何预告，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中正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象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汪精卫在一次演讲时说；“从前法国有一个国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里的火炉子上面、瓦罐子里面，都偎著一只鸡。我们再看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有的连鸡毛都没有见过，还谈鸡？一生都吃不著一只，还要说在每个星期六？他们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贡献出来，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它们铲出去！不让它们再在火炉里停著…”
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我们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吗？我们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
当然国民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
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江精卫则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不过，在国民党内主战派压倒多数的情况下，汪精卫感到已不可能说服蒋中正等人走“和平救国”的道路，于是他开始走自己独自的和平道路。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日本国内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张尽早以较为宽大的条件和中国停战言和。主要人物是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还有在华日本纺织同业株式会社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子犬养健等民间人士。影佐祯昭等主和派也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私下与中国接触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义显等人私交不错，双方不久就达成了初步协议：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国民党另立政府和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汪精卫来说，迈出这一步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汪精卫也明白，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万人痛骂，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⑴快胜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支那问题”；⑵持久战论：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战场的纵深太大，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坚持不降，中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⑶外国干涉论：认为中日战争将导致第三国的武装干涉，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随著战局的发展，证明“快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但外国也没有积极干预中日战争，所以“持久战”的预言成为现实。日本非常害怕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将在消耗战中拖垮。到1938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二十四个师团，整个国力被死死地拖在中国，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1938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1938年10月，日军本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此后，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1938年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参谋部公布《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对华总方针还规定军事上“以不扩大占领区”为宗旨，确定新黄河、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区为治安地区，以西为作战地区。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局部进攻，同时加强航空作战，轰炸重庆国民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的抗日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崩溃。
1938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1938年11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1939年3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公开表示说：“蒋中正将军与其领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准备与之进行中止敌对行动的谈判”。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战局的形势有四种看法：⑴胜利论：认为中国军队已具有击退日军的实力，可以击败日本的军事进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⑵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⑶最后胜利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⑷和平救国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蒋中正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蒋中正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的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摸索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劝董道宁直接到日本与军方人士会谈，于是在松本的安排下，董道宁于1938年2月，即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一个月后，来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董道宁是一个小小的科长，肯定是在某个上层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谈判的，但董道宁到底是受谁的指派直到现在也还搞不清楚。
参谋本部的中国课长的影佐祯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参与和平工作的唯一军人。董道宁向影佐询问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说：军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那样的强硬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样简单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期望中国也能够表示出具有和谈的诚意。董道宁请影佐给蒋中正写封信，影佐认为他以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中正写信不太合适，于是他给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在信中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董道宁此番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
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的信交给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又将信转交给蒋中正的近侧宣传部长周佛海，周佛海再将信转交给汪精卫和蒋中正。不久高宗武向西义显转达了蒋中正向影佐祯昭的好意表示的谢意。周佛海又向蒋中正进言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报”，蒋中正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月支六千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蒋中正，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高宗武有些担心：“我去日本蒋先生知道吗？”周佛海说：“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周佛海之所以敢瞒著蒋中正和日方谈判，是因为周佛海对蒋中正抱有这样一种看法：抗战后蒋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现，如果把过去蒋先生的行为贯穿起来进行研究，就会知道蒋先生的真正态度是“主和”的。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蒋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决定“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作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周佛海认为蒋中正终究会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蒋中正在知道高宗武未经他许可私下到日本谈判时，只是说：“荒唐，荒唐”，并没有提出对高宗武进行处罚，更没有强调今后要严格禁止类似事件发生。
1938年6月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来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后首先表示他并不是蒋中正派来的使者，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说：“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为了中国，我最为重视的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共产党的斗争。关于这一点，蒋委员长周围的一部分军人，主张即使把对共产党的斗争置之以后，也要把抗日看成国家的当务之急，我对此是反对的。但汉奸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后来高宗武果然因为害怕当汉奸，退出了“和平运动”。
高宗武怀疑蒋中正愿意冒卖国的罪名进行和谈，高宗武说：“关于中日和谈的大义，如果从我的信念上来说，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伙。随著战祸的扩大，国民是不能忍受的。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努力推荐汪精卫，他对影佐帧昭说：“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先生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
日本军方逐渐为中日战争的长期化感到头疼，编开始对影佐的和平计划产生了兴趣。1938年7月初，在影佐帧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于7月21日返回中国。
高宗武因未经蒋中正允许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结果也对蒋中正不利，所以不敢回武汉，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并付一封致蒋中正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报告送给汪精卫，因高在报告中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卫的意见：“在呈送蒋先生以前要不要把这段删去？”。汪精卫则说“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中正看完高宗武的报告后，转交行政院副院长兼国
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并嘱咐张群看完后转交汪精卫，他不知道汪精卫早已看过。过了三天蒋中正忽然大发雷霆：“娘希皮，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
不过蒋中正仍然没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谈判一事，这使周佛海更加敢于放手进行“和平运动”。不久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住院，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秘书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武进行秘密谈判。1938年8月29日至9月4日，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梅思平将日方的内容转交汪精卫，汪精卫同意在此条件下出马主持和平运动。
1938年10月22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汪精卫当初的这个和平计划是在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府，然后新政府接收日军撤军后的占领地，在不割让领土、不赔款的条件下和日本实现和平。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可接受性，汪精卫未必被国人责骂为卖国者。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汪精卫的和平计划和他当初的设想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汪精卫自己也成了牺牲品。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更变人事组织，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所说的“更变人事组织”，就是指蒋中正下野。11月16日，汪精卫和蒋中正一同吃饭时，劝蒋中正下野促成中日和谈。汪精卫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中正则反问汪：“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进行了激烈地争辩，最后蒋中正说：“说什么都是一样，我们不必再争论了。我已经困了，要睡觉去了”。于是蒋中正将汪精卫一个人弃置不顾，自己回去睡觉了，这也促使汪精卫最后下定离开重庆的决心。
汪精卫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云南王”龙云的支持。汪精卫派陈璧君找龙云秘密商谈和平计划，龙云对蒋中正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龙云对陈璧君说：“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中正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有了龙云支持和平运动的许诺，下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否承诺宽大的和平条件。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八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⑴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⑵承认(默认)满洲国。⑶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⑷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⑸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⑹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日本军方感到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分而治之”。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又于1937年12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38年4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方本来计划汪精卫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政府，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梁鸿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卫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中国。由于汪精卫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精卫的新政府统一领导中国。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11月26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但最后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汪精卫等人策划了一个脱离重庆的计划：12月5日，周佛海先去昆明，12月8日，江精卫夫妇去成都，两日后到达昆明再去河内。日本政府于12月11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随后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与此同时汪精卫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对重光堂协议无异议，希望一切按计划实行。
但多年跟随汪精卫的陈公博并不知道汪精卫与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计划，汪精卫把在成都任四川省党部主任的陈公博请来，希望陈也参加他们的和平计划。陈公博看了“重光堂协议”后徒然变色：“汪先生，这协议书是哪儿来的？委员长他知道吗？”周佛海说：“委员长暂时不知。”汪精卫说：“委员长不出来议和，我准备来议和，不然，焦土抗战，死且不知！”陈公博听后不安地说：“汪先生，依公博之见，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还可能出大乱子。”汪精卫则向陈公博解释说：“你我相处二十年，患难与共，我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样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会离开重庆的，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我在重庆谈和，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离开重庆，那么和谈便是我个人的主张了，如果交涉得当，再来劝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劝陈公博说：“历史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很复杂，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陈公博见众人都同意，只好说：“你们都统一意见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背著政府去和敌方谈和，无论结果怎样，总还有个立场问题。更何况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此事须得慎重，最好放弃。”不过最后陈公博表态：“汪先生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准备飞离重庆的时间，本来是蒋中正外出不在重庆的日子，但12月8日蒋中正突然从桂林飞抵重庆，打乱了汪的行动计划。汪精卫只好暂时留在重庆，等待时机。12月18日，蒋中正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汪精卫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夫人陈璧君、秘书曾仲鸣、女儿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飞往昆明。汪精卫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领省、市各厅局官员列队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学生和市民夹道欢迎。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汪精卫把自己和平运动的计划告诉龙云，说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著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四川、西南和两广各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造成以汪为首的和平运动区，一面与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蒋中正的重庆政府议和。龙云听后满口表示赞同。
12月19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行十余人，乘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迈出了和平运动的第一步。据说汪精卫在离开重庆前，给蒋中正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情况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战”困难更多。
汪精卫“主和”难，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于这次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近卫麻吉在得知汪精卫于12月19日到达河内后，于1938年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他的回忆中，评论近卫麻吉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精卫对近卫麻吉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难，近卫麻吉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虽然近卫麻吉声明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精卫决定按重光堂协议的规定，发表声明响应近卫的和平倡议。
1938年12月28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蒋中正和国民政府认真考虑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其原文如下：“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察。本月9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前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12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前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汪兆铭谨启”
12月29日，汪精卫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汪精卫的“艳电”，实际上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
汪精卫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精卫外出是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12月24日，蒋中正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由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蒋中正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国民党的信心，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精卫前往河内治病，为汪精卫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蒋中正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跟帖时间 2010-03-01 13:55:2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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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一） -- 汪兆铭：(公元1883～1944年)，字季新，号精卫；祖籍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出生于广东省三水。著名民主革命先驱，1925年7月1日起为第二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1940年3月30日～1944年11月为南京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超级日伪大汉奸。
1893年5月4日，广东省番禹县(今广州)来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家里，又新添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汪椒的第四个男孩，也是第十个孩子，汪椒给这个男孩龋蝴叫汪兆铭。
汪兆铭是汪椒的填房吴氏所生，生汪兆铭那年汪椒已经六十二岁了。汪椒是个落第秀才，后来弃文从商。汪椒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就特别注重教汪兆铭读书，在汪兆铭五岁时就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兆铭八、九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椒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兆铭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椒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兆铭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不仅无形中培养了汪兆铭演讲的口才，还使幼小的汪兆铭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放文风，这些对汪兆铭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里并不富裕，汪兆铭童年时代的生活相当清苦。汪兆铭十三岁时，母亲病逝，十四岁时，父亲又病逝。从此汪兆铭就依靠比自己大二十二岁的大哥汪兆镛抚养生活。由于家境所迫，汪兆铭十七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1901年汪兆铭十八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
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后，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并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当时公费留学生的主要派遣国家是日本，大量留学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地理位置近，留学费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强国经验对中国特别有现实意义；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学日文要比学欧洲文字省力很多。特别是日本还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置了一些学校，在日本教师讲课时，旁边配有中文翻译，以便让不懂日文的中国留学生也能听懂讲课的内容。当时日本比较有名的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学速成科(汪兆铭母校)、宏文学院、同文书院和振武学堂(蒋中正母校)。
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在广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录取人数为五十名。清政府为每位公费留学生每月资助三十日元，这比现在公派留学生的资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较宽裕。汪兆铭考上了这次的公费留学生，和汪兆铭同时录取的还有胡汉民，朱执信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同盟会的骨干。1904年9月，汪兆铭挤杂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当时汪兆铭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乘专机访问日本，更没有想到他会客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的事。到日本后，汪兆铭住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名叫春水馆的留学生宿舍，离政法大学很近。政法大学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为主，汪兆铭在那里学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铭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树立起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
的信念。
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本全国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即使在课堂上，发表最新战况的号外新闻一到，教授就停止讲课，和学生一起朗读新闻。日本这种举国上下的爱国热忱，不仅使汪兆铭十分感动，也唤起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心，激发他们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之中。
到1905年，仅仅在东京一地，就有中国留学生一万余名，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空前的规模。中国的革命家们纷纷在留学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党派，使日本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当时在日本主要有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党，和主张推翻异族皇帝的革命党。保皇党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反对进行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张承认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清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渐进的立宪改革。保皇党在海外华侨中有不小的势力，但在日本的血气方刚的年青留学生们，并不喜欢保皇党的渐进稳健主张，大多数都支持革命党激进的暴力革命方案。
在海外一时有很多革命党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就有同乡结党的倾向，这些革命党都建立在同乡会的基础上。有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宋仁教的湖南派“华兴会”，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复会”等等。其中以孙中山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势力最大。黄兴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气派”，很为年青的留学生们所倾倒敬仰。而孙中山则身材矮小，说话慎重，在留学生中间的人气不如黄兴高。但孙中山提出了一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比黄兴派的单纯革命相比，在海外华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1905年7月孙中山从美国再次来到日本，汪兆铭和胡汉民，朱执信等广东同乡一起拜访孙中山，加入了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汪兆铭文思敏捷，擅长演讲，有很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委以重用。由于当时的革命党都是各自为政，力量很分散，这次孙中山来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各派的革命党，组成一个统一的革命党。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前往黄兴的住所拜访。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两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线上，出来没有见过面。
黄兴对孙中山的来访大喜过望，黄兴紧紧握著孙中山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时黄兴32岁，孙中山40岁。可是孙中山和黄兴交谈不久，气氛就开始紧张起来，两人语气强硬，各持己见，甚至到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地步。最后黄兴破颜一笑说：“孙先生，我服你了”，两位革命巨星终于达成了联合。1905年8月20日，各革命党派的大联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汪兆铭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新建的同盟会最初设有三个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汪兆铭当选重要职务的评议部部长，说明汪兆铭在革命党中有相当的影响力，那时汪兆铭才二十二岁。
同盟会最初的主要任务是搞宣传和制造舆论，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正式创刊。《民报》特邀章炳麟担任主编，主要编辑则为汪兆铭、胡汉民、吴稚晖等人。汪兆铭从《民报》的创刊号开始，一直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铭以“精卫”的笔名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汪兆铭使用“精卫”的笔名，源自《山海经》里精卫填海的故事，含有对革命锲而不舍之义。汪精卫的文章逻辑严密，笔锋锐利，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民报》的主要对手是梁启超等保守派主办的《新民丛报》，汪精卫的文章以与保守派的改良主张论战为主，宣扬暴力革命的必要性。1906年6月，汪兆铭从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在二百六十余名学生当中，汪兆铭成绩名列第二。本来公费留学生在学成毕业后，有归国服务的义务，同级的大部份同学纷纷归国。但汪兆铭却不准备回国，决定留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由于逾期不归就没有了公费资助，必须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幸好汪精卫日语较好，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的势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缔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尽管日本政府中，对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行动持同情态度的人很多，但由于考虑到与清政府的外交关系，开始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反政府活动进行限制。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发布的禁止中国留学生进行反政府活动的规定，但事实上对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请”孙中山出国。
此后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出走越南和马来亚等南洋各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时汪精卫已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之一。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陈耕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经常为孙中山捐钱捐物，孙中山则定期向陈耕基赠送《民报》等革命刊物。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非常爱读《民报》，在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响下，陈璧君决心以实际行动投身革命。汪精卫到槟城演讲时，台下听讲的陈璧君对汪精卫的风度和才识十分钦服。汪精卫因为革命的公事不时走访陈耕基家，所以也经常见到陈璧君。但每次陈璧君与汪精卫见面都是在母亲卫月朗的陪伴下，没有单独谈过话。
1908年汪精卫二十六岁，陈璧君十七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当时虽然两人之间都很有好感，但还只是革命同志的关系，没有发展到恋人的地步。另外阻碍他们成为恋人的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汪精卫和陈璧君都已经和别人订婚。根据中国的传统习惯，陈耕基为陈璧君选了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订了婚，而且准备在近期内就让陈璧君结婚。陈璧君读了《民报》等宣扬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书报后，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选择结婚对象的自由结婚。陈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谈到革命，谈到自己将来准备投身革命。她的未婚夫却思想十分保守，对革命也没有任何兴趣，他对陈璧君说：“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搞革命象什么样子？”。由于两人思想差距太大，陈璧君最后终于选择“退婚”。陈耕基开始不同意“退婚”，但无奈陈璧君态度坚决，只好同意让陈璧君“退婚”。
汪精卫少年父母双亡，所以长兄汪兆镛在他十五岁时，为他选择了一个同事的女儿刘氏订了婚。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后，汪兆镛经常来信训斥汪精卫忘恩负义，拿了朝廷的公费出国，到国外却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镛要汪精卫立即悬崖勒马，放弃革命回国为朝廷尽忠。其实汪兆镛也并非坚决反对汪精卫搞革命，只是怕汪精卫成为朝廷的罪犯后连累他们整个家族。汪精卫也明白长兄的用心，在清政府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后，汪精卫写信给汪兆镛，表示断绝与家庭的关系，解除婚约。汪精卫在信中说：“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谅鉴。罪人与刘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汪兆镛接到汪精卫的断绝信后，退还了刘家的订婚聘礼，为汪精卫解除了婚约。
陈璧君退婚后，倔强地要求到日本参加革命。1908年7月，陈璧君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在孙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会，到《民报》编辑部帮忙，和汪精卫在一起工作。陈璧君到《民报》后，编辑部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本来《民报》的编辑们都是些穷书生，生活十分拮据，极少去饭店吃饭。陈璧君却是个阔小姐，口袋里总有花不完的钱，经常请大家去高级饭店聚餐畅饮，使这些编辑们大为开怀。在这些未婚的年青编辑中，陈璧君成了他们追求的对象，然而陈璧君却逐渐倾心于汪精卫。
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象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著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但汪精卫却从来没有碰过陈璧君一个指头。后来汪精卫说：正因为他太爱陈璧君，他才没有碰陈璧君一下，他不想毁了陈璧君一生的幸福。
汪精卫后来真的实践了他的诺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和革命同志陈璧君结婚，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汪陈的革命婚姻在当时一时传为佳话。汪精卫婚后也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汪精卫的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人可比。
到1908年冬，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不久这场批评的矛头就开始指向孙中山，有人写了《孙文十四大罪状》一文，揭露孙中山贪污革命经费两万元自用。当时孙中山独揽同盟会中的经费大权，从不公开经费的使用情况，所以人们怀疑孙中山贪污也不是无中生有。虽然孙中山到底有没有贪污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但这场批评对孙中山在党内的威信影响极大，同盟会中出现也了反孙运动。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黄兴的湖南派持中间态度，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在“远距离革命家”批判和“倒孙狂潮”的夹攻下，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量出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著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作为同盟会中坚分子的汪精卫，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传来后，海内外对孙中山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心。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如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钦定英雄，永远载入史册。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的一段话，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汪精卫最有名的文章是发表于《民报》二十六期上的《革命之决心》一文。汪精卫在文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在同盟会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不仅是和汪一起来日本留学的同乡，也是长年在《民报》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当作大哥看待。胡汉民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劝汪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
汪精卫则说：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使章炳麟愧对党人，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党人要为革命作釜作薪，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若吝薪则何由有饭？但不管汪精卫说什么，胡汉民都坚决反对汪的北上行刺计划。汪精卫临走时不敢向胡汉民告别，怕胡汉民会硬把他留下，于是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胡汉民见到血书时，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并不反对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来挽回和唤醒民众对革命的信心。但考虑到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非常难得的人才，所以孙中山并没有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北上行刺计划，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没有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的明确支持，汪精卫不得不自己寻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汪精卫首先想到的是黄复生。
黄复生是四川人，和汪精卫一样也是发起同盟会的元老，担任同盟会的高层干部。黄复生读了汪精卫《革命之决心》一文后非常感动，对汪精卫说：“我也愿意作革命之薪”。汪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卫再找到同盟会中会作炸弹的喻培伦，请他帮助作炸弹，喻培伦也爽快地答应了，愿意和汪精卫一同北上。当然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也让那位说风凉话的人羞得恨不得钻入地缝。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陈璧君那样有志气撕毁自己外国护照的烈女了。
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到北京作好准备，然后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再携带炸弹到北京。1909年10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同盟会的郑毓秀迎接他们。郑毓秀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实业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郑毓秀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这次廖仲恺特别写信给郑毓秀，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汪精卫平日接触的都是陈璧君那样的革命烈女，见到郑毓秀这样风姿绰约的美人交际花，觉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卫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郑毓秀当即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汪精卫是个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诗词文章，郑毓秀对汪很是倾心，多次以教她作诗为借口和汪精卫接近，汪却极力避开和郑毓秀的单独接触。汪精卫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象柴薪那样为革命献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郑毓秀的关系从来没有越过同志的关系。后来郑毓秀感叹说：“汪精卫真是少见的道学先生”。
汪精卫和黄复生到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挂上“守真照相馆”的招牌，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不久喻培伦传来话：正月十五(公元1910年2月10日)将带铁西瓜入京，请汪等人去前门车站接站。汪精卫和黄复生赶到前门站，见郑毓秀挽著一位白人绅士的手悠然走出车站，白人绅士的手里提著一个沉重的皮箱，里面装著炸弹，车站的警官看也没看就让他们走出了车站。原来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因此没有人敢随便检查外国人的行李。这个白人是法国大使馆的职员，曾一直追求郑毓秀，这次郑毓秀请他帮忙，那人当然一口答应。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他们一起商量暗杀的具体计划。第一次暗杀行动是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贝子和贝勒为清王室的爵位名，亲王之下为贝子，贝子之下为贝勒)。2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汪精卫等人准备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投掷炸弹炸死载洵和载涛。当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但没有想到当时清廷正搞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混杂在一般民众中一起出站。由于出站的人群中戴红顶子官帽的人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无法识别目标，只好终止暗杀计划。
这次刺杀失败后，汪精卫等人把暗杀的目标定为清廷的最高领导人摄政王载沣。他们吸取了上次计划不周而失败的教训，开始详细调查载沣的行踪。醇亲王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附近，载沣每天早上8点出王府，经过鼓楼大街从景山后门进入皇宫。汪精卫等人本准备在鼓楼大街的矮墙后投炸弹，但正赶上鼓楼大街修扩马路，闲杂人太多，无法行动。他们后来注意到什刹海和后海分界处的一座小桥银锭桥，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附近又有一条阴沟可容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银锭桥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两人。陈璧君知道汪精卫明天将在爆炸中和载沣同归于尽，这将是他们两人最后的一夜。陈璧君拉著汪精卫的手轻声地哭泣，汪精卫本想找一些话安慰她，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汪精卫内心是深爱陈璧君的，他也知道陈璧君同样深爱著他，但汪精卫越爱陈璧君，就越不愿看到陈璧君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幸福。汪精卫努力压下和自己心爱之人的生死离别之情，只是拉著陈璧君的手默默无语，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突然喻培伦匆匆跑进来说：“大事不好，有人看见我们埋炸弹了”，不久黄复生也跑回来说：“警察已经发现我们的炸弹了”。本来他们以为在寒冬的夜晚人迹稀少，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会有人发现。可是天公不作美，银锭桥附近一家人的妻子突然和别人私奔，男人晚上妒气得睡不著觉，深夜走出家门去散气。该人走到银锭桥附近，忽然看到有人影在桥下挖土，他立即联想到人们埋藏财宝的故事，于是潜伏在一旁偷看，想事后取走财宝。可是看到黄复生和喻培伦，埋好炸弹后又开始拉电线埋电线时，该人感觉到情况不对，这不是埋财宝，而是一个重大的阴谋，于是从藏身之处跑出来前去报警。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看到从附近闪出一个黑影跑走，立刻意识到他们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于是喻培伦先跑回去向汪精卫报告，黄复生则在附近监视。不一会儿那个男人带著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已彻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精卫等人报警。喻培伦建议他们现在立即离开北京，还来得及逃过清廷的追捕。但汪精卫说虽然发现了炸弹，但警察未必就能查出来是他们干的，所以不用著急，看看风头再说。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都登出了银锭桥下发现炸弹，有人想行刺摄政王的新闻，不过报纸上的分析却都认为这是清廷内部的势力斗争。有人说炸弹中包炸药的报纸写有伦敦字样，而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正好刚从伦敦回来，很可能是他们搞的暗杀阴谋；也有人分析认为是庆亲王想篡权的阴谋，但没有一篇新闻怀疑到革命党，使汪精卫等人大为安心。三天后又有报纸登出新闻，说银锭桥炸弹案的凶犯已经抓获，汪精卫等人更为安心，于是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让喻培伦去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继续潜伏在北京进行下一次暗杀的策划。
然而汪精卫等人却中了清廷的计谋。清廷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为了防止暗杀者们逃跑，清廷故意向新闻界放出朝廷内部暗斗和凶手已经捕获的小道消息，使暗杀者们安心留在北京。清廷警察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警探到北京市内各个铜铁店调查，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铺认出螺丝为该店所作，是琉璃厂“守真照相馆”的老板要求他们作的。警探开始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一些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从“守真照相馆”中盗出了革命党的机密文件，发现这次暗杀正是革命党所为，首谋就是清廷出十万两白银悬赏人头的朝廷钦犯汪精卫。1910年4月16日，警察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是清朝建国元勋八大世袭王室的第一家，是当时清廷中头脑见识过人的少有人才。顺便说几句题外话：辛亥革命成功后肃亲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顺，和日本人川岛浪速结拜兄弟，并将一个王女托川岛浪速收养，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川岛芳子。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由于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1910年4月25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汪精卫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地宣读了他即时写成的四千余言的供词：“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均刊登于《民报》，不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汪精卫和黄复生在法庭上不但没有招供同党，反而争著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令在场人士十分感动。
看到汪精卫和黄复生视死如归，保护同志的常烘，肃亲王意识到：革命党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杀身成仁，他们早已作好“薪尽饭熟”的献身准备。杀了他们不仅不能吓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汪精卫接到免死的判决时，有捡来一条命的感觉。汪精卫入狱后，肃亲王亲自到狱中看望汪精卫。汪精卫以前以为清廷的官员都是愚钝无能的昏官污吏，没想到肃亲王肯屈身访问他这个囚犯，而且以礼相待，谈吐文雅，让汪精卫十分吃惊，也很佩服肃亲王的见识才干。后来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肃亲王说：“汪先生在《民报》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读过。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偏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著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著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汪精卫和肃亲王的辩论总是在两条平行线上，谁也说服不了谁。当年汪精卫正值年青的二十八岁，而肃亲王却是初老的四十五岁，但两人都对对方的才学见识产生了敬佩之心。肃亲王原想说降汪精卫为清廷效力，但见汪精卫革命志坚，也就没有再为难汪精卫。后来肃亲王不时来狱中看望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政敌，倒有些近似朋友的关系了。
孙中山在纽约得知汪精卫被捕的消息时喟然长叹道：“兆铭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断了我一支手臂”。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也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胡汉民亲自奔走各地为营救汪精卫演讲筹款。通过营救汪精卫的活动，使一度陷于分裂的同盟会内部开始弥合，也使民众重新认识到革命党的决心，对后来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精卫在狱中无事，便每日作诗。汪精卫诗作中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全诗对仗工整，气势磅礴：“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姹紫妫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殁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精卫的《慷慨篇》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报纸争相转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成为当时革命青年们广为传颂的诗句。
但监狱中的生活毕竟是艰苦的，每日三餐是一碗霉变的陈米和一条咸萝卜，另外每五天可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过节则每人赏赐肉半斤。一天汪精卫正在苦嚼著黄米饭，忽然一个狱卒给汪精卫塞进十个鸡蛋。这是谁送来的鸡蛋呢？汪精卫拿著鸡蛋仔细端详了半日，在一个鸡蛋上写著一个小小的“璧”字，原来是陈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来了，是陈璧君买通狱卒给他送来的鸡蛋，汪精卫忍不住热泪流出了眼眶。汪精卫那天晚上抱著鸡蛋睡了一夜。
第二天狱卒悄悄对汪精卫说：“你有什么话写封信，我会转给送你鸡蛋的那个人”。
当时汪精卫感情激荡，当即写《金缕曲》一词送给陈璧君：“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汪精卫在《金缕曲》后面，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让陈璧君赶紧离开危险的北京。过了几天，汪精卫收到狱卒转来的陈璧君的一封信，陈璧君在信中说：“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
汪精卫为陈璧君的真情所感动：自己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囚人，如果不自首叛变的话，根本没有出狱的希望，唯一可以盼望的是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但那一天什么时候才会来呢？是十年后还是二十年后？也许他见到陈璧君的那一天，双方已是白发苍苍的垂暮之人，也许他永远再也见不到陈璧君了。但又有什么比这种心中的结婚更具有真正的爱情呢？汪精卫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个大字“诺”。
陈璧君接到汪精卫的血书哭了三天，但也高兴汪精卫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真情。于是陈璧君按照汪精卫的话，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参加革命。
此后革命的形势发展之快，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短短十几天内，全国二十多个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廷为了挽回颓势，急忙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当然最大的政治犯就是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人。1911年11月6日，清廷宣布释放汪精卫和黄复生，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义士。1911年12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那里陈璧君正等著他。从此这对经过革命生死考验的革命夫妇正式成婚，以后两人再没有分离过，直到汪精卫死去。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和陈璧君举办了盛大的结婚仪式后，返回他8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拜见兄长。然后于1912年9月，携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北京的满清政府依然存在，满清政府的手中还握有比革命军更为强大的军队。这时中国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双方采用武力对决的手段，在中国进行一场大流血的“南北战争”，胜者用武力统一中国。如果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中国就有南北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危险。另一种选择是双方采用和平的议和方法统一中国，当时和平议和的关键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南北战争”能够避免吗？人们把视线聚焦在袁世凯身上。
孙中山的民国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两个最基本条件：清帝退位和采用西方式的共和制国体。对于清帝退位，袁世凯等汉族大臣基本全部赞成，可是在打倒清帝后，中国该采用什么国体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袁世凯本来是梁启超等人“开明专制”的支持者，也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共和制。不过袁世凯还是同意了南方政府采用共和制的方案，但要求中华民国总统有近似于独裁的权力。最后南方政府同意了袁世凯的集权总统方案，南北政府合并，使中国避免了内战和分裂的危险。
如果说袁世凯有什么“功绩”的话，应该首推“统一中国”。当时革命党人十分激进，不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当时没有袁世凯坚持维持一个强权的中央政府，中国很可能就要分成几个国家。另外蒙古和西藏当时是清王朝的藩属国，辛亥革命后，俄国和英国曾设法谋求蒙古和西藏脱离中国，但袁世凯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袁世凯虽然赞成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但并不赞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倾向于搞开明专制。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的革命目标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虽然实现了三民主义中推翻异民族统治的“民族主义”目标，可是在平均地权、男女同权方面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方面，却几乎没有达成当初的目标。不少同盟会成员批评孙中山不应该放弃同盟会当初的平均地权、男女同权等革命目标，汪精卫也向孙中山进言，希望同盟会不要仅仅满足于打倒满族人政府，但孙中山却以为这样的妥协是必要的。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员组成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邀请汪精卫这位全国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广东省都督，这对于一个还不到30岁的青年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官职，但汪精卫却婉言谢绝，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不作官，不作议员”的承诺，于1912年9月携陈璧君一齐前往法国留学。
为了在议会中对抗袁世凯的总统强权，同盟会联合其他一些党派，在1912年8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出任国民党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国民党的实权基本上掌握在宋教仁手里。随著政局的发展，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袁世凯的开明独裁路线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发展成为公开的斗争。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南方的革命派一齐举起了反袁的旗帜，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开始后，汪精卫应孙中山之招，从留学的法国紧急回国，参加革命。但“二次革命”的革命军在袁世凯的强大政府军面前很快土崩瓦解，1913年9月1日的南京陷落，标志著“二次革命”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日本，汪精卫亡命法国。
“二次革命”失败后，汪精卫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汪精卫以为中国的一切罪恶之源就是满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满清政府，中国就一下会变成一个民主强盛的国家。但是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竟然得到这样一个结局，革命不但没有使中国民主强盛起来，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时代还要糟糕。一个人对一个事业投入的越多，对事业失败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卫曾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革命，却换来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使汪精卫的革命理想消失得无影无踪。汪精卫一下从一个狂热的革命青年，变成一个踌躇多疑的政治家。
在法国，汪精卫进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汪精卫在法国学习很勤奋，似乎想远离政治的漩涡，但中国政局的发展，又把汪精卫带回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中。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1915年12月，袁世凯废除共和制，改中华民国的国号为“中华帝国”，自己宣称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在中国引起了新一轮反袁运动，就是所谓的“三次革命”。汪精卫在孙中山的急招之下回国，参加了反袁护国军。袁世凯军队在反袁军面前节节败退，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制，并在6月6日急病而死。
尽管汪精卫一直是反袁先锋，把袁世凯称为“人民公敌”，但袁世凯并不记恨汪精卫，反而非常欣赏汪精卫的胆识和才能。在汪精卫流亡法国期间，袁世凯曾经托蔡元培找到汪精卫，请汪精卫回国作总统府的高级顾问，但汪精卫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从历史上来看，汪精卫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追逐权力的野心家。
“三次革命”表现出中国的老百姓对几千年来延续的帝制已经厌烦，使在中国复辟帝制的企图再也无法得逞。虽然“三次革命”成功地阻止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但孙中山的国民党并没有得到政权。袁世凯死后，政权依然掌握在握有枪杆子的北洋军阀手中。当时中国之所以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是由于中国没有征兵制、也没有军官退休制度。当时在中国征召士兵并不是由国家机构统一进行，而是由各路将军私人征召，这就形成了士兵不忠于国家而忠于个人的私家军制度。
孙中山虽然长年从事革命，在民众中也有较高的威信，但由于没有自己的私家军，所以一直无法走上政坛。这使孙中山痛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感到有必要创建一只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但孙中山本人的职业原是医生，自己并不懂军事，也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孙中山周围的忠实追随者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人都是书生，没有会带兵打仗的将军。孙中山开始著重搜罗军事人才，在日本军事学校毕业的蒋中正，很快受到了孙中山的青睐。
1917年前苏联成立以后，开始了输出共产主义的革命外交，中国成为前苏联革命外交的最重要国家。前苏联宣布放弃沙皇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对新兴的前苏联政权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前苏联看中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而孙中山也正好急需外国的支援，以前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在提出苛刻的21条后，已经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感。于是孙中山开始在前苏联的援助下筹建一只完全效忠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1924年6月创建了黄埔军校，委派蒋中正出任校长。
由于孙中山接收了前苏联援助，前苏联要求孙中山和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孙中山答应了前苏联的联共要求。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特别是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对之声。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包括汪精卫和胡汉民，以及刚从前苏联考察归来的蒋中正也都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只有廖仲恺积极支持联共。所以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基本上是靠孙中山个人的威信强行实施的，这就为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的清党清共，埋下了伏笔。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北京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的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于是孙中山在汪精卫等人的随行下前往北京。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立即病倒，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肝癌，从此卧床不起。1925年2月，孙中山病情加剧，急忙电请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赴京。汪精卫等人本以为孙中山会主动提出立一个遗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可是一直到2月24日，仍不见孙中山有立遗嘱的意思，于是汪精卫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商定，先为孙中山起草一个遗嘱，再根据孙中山的意思修改。
孙中山的遗嘱由汪精卫起草，汪精卫写好遗嘱后，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起来到孙中山的病榻前。汪精卫眼含泪水对孙中山说：“希望总理留下一些话，好让我们去做。我们恳请总理生前留下遗嘱。”宋子文和孔祥熙也说：“汪先生是代表在京的政治委员会提出这个意见的”。
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什么呢？”
汪精卫说：“我们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赞成，便签个字，当作总理的话。如果总理不赞成，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笔记下来，也是一样。”
于是汪精卫掏出写好的遗嘱，大声朗读起来：“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孙中山听完后说：“好呀，我很赞成。”没有一字添改。于是这篇汪精卫写的“总理遗嘱”，就当作孙中山的政治遗嘱公开发表。
为什么孙中山没有主动提出自己的遗言，为什么孙中山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由于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结果造成了后来国民党内部长期内斗不断，这也是孙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种。也由于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国民党内没有人敢接任总理之位，只好宣布取消总理制，把总理这一称呼永远让给孙中山。此后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开始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
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中，汪精卫是呼声最高的接班人。汪精卫是同盟会中资格最老的一辈，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光荣史，有革命成功后不谋求当官的君子风度，更有鲜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这在国民党中都是无人可比的。加之汪精卫的个人生活作风也非常为人称道，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
在1925年7月1日，孙中山原来的大元帅府改组，改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但汪精卫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就是他没有一只忠于它的私家军，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社会中，汪精卫这样的文人书生，注定不能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坐得太久。
1925年3月12日，国民党总理孙中山逝世。由于孙中山逝世前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汪精卫以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被推举为孙中山之后的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1925年6月26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7月2日，汪精卫在十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汪精卫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这是汪精卫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日子。
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积极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位居国民政府的要职。比如汪精卫任命共产党员的谭平山为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长，林伯渠为秘书长，帮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使共产党的势力在国民党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一时间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似乎一切顺利，但一个多月后发生的廖仲恺暗杀事件，一下使汪精卫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由各种势力混杂而成的政党，党内分有不少派阀。在孙中山生前，各个派系畏于孙中山的威望，没有出现激烈的派系斗争。但孙中山殁后，国民党失去了威振全党的重秤，党内的派系斗争开始表面化和激烈化。当时国民党主要分为左派和右派两派：左派支持孙中山的联共“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恺，右派则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汉民，汪精卫则是中间偏左的立场。
胡汉民也是一直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的人物，曾多次在孙中山不在时，代理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也是很有希望接任国民党领导人位置的候选人。然而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这使胡汉民非常不满。原来在东京同盟会时代，胡汉民和汪精卫本是生死之交的密友，胡汉民曾为营救汪精卫而披心沥血。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权力面前，他们之间的友谊开始破裂，胡汉民开始支持党内的右派反对汪精卫。这正应验了中国的古话：“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权力对人的腐蚀作用实在太大了。
1925年8月19日，廖仲恺在国民党部大门前，遭广州商会收买之五名枪手的枪击而身亡。廖仲恺被刺案惊动了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亲自组成了特别委员会，调查廖仲恺被刺案的凶手。可是汪精卫没有想到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出胡汉民是刺杀廖仲恺的幕后策划者。汪精卫念及当年他们两人在东京时代的旧情，没有公开处分胡汉民，只是将胡汉民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派往前苏联考察。1925年9月22日胡汉民前往前苏联，但汪精卫这个举动被一些国民党左派批评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恺一死，汪精卫就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国民党右派的猛烈反对。由于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汉民被迫离职出国，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政府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跑到北京另立中央。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了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就是所谓的“西山会议”，与会者也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以反对联俄联共、反对汪精卫“左倾”为主要议题，通过了一系列反对联俄联共的决议案，并罗列汪精卫“为共产党护符”的九大罪状，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以观后效。
虽然右派的反汪气焰十分嚣张，但由于最为重要的军权仍掌握在左派手里，所以西山会议并没有形成很大气候。1926年4月1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在会上重申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汪精卫说：“西山会议派打出反对联俄联共的旗帜，就是打出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所以成为总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贼”。
汪精卫的左派立场得到了共产党和前苏联政府的高度评价，在汪精卫当政期间，共产党的确得到汪精卫很多的关照，要不是汪精卫后来当了“汉奸”，共产党很可能要把汪精卫和张学良并列起来，誉为反蒋英雄。在“国民党二大”上，汪精卫当选执掌最高权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此时蒋中正却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为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等人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蒋中正不但不是中央委员，连候补委员都不是。但1924年5月蒋中正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后，一举成为国民党党军：国民革命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在中国往往是得军队者得天下，蒋中正凭借掌握的军权，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飞速上升。当然蒋中正的跃升，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于汪精卫的大力提拨和重用。1925年10月，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东征陈炯明的命令，汪精卫亲自任命蒋中正为东征军总指挥。汪精卫那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字辈蒋中正，居然会在一年后成为掌握国民党的实权人物。蒋中正东征陈炯明取得胜利后，在国民党中名声大振。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中正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国民党中最有实力的人物。
不过蒋中正能够飞速掌握国民党的实权，还与汪精卫过于淡泊权力有关。汪精卫在党内的资格最老，和孙中山的关系最近，又有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事迹，所以汪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首数第一。汪精卫为人诚实、不贪钱财、特别是在个人生活方面，汪精卫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围的污浊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类似于“圣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革命老英雄。但大家总是对汪精卫敬而远之，在国民党内从来没有形成过所谓“汪精卫派”，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格言说：“水至清则无鱼”，汪精卫品格过于清廉，所以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在中国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总是以“封官许愿”等物质刺激的方法，来召集网罗自己的跟随者。汪精卫不但不搞“封官许愿”，还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于跟汪精卫干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愿意跟随汪精卫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卫也不会用“结拜兄弟”等方法来拉拢有权势的人，蒋中正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按照西方的标准，汪精卫这样有出色口才笔才，又有充分政治责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卫这样西方型的政治家，却不适合于旧中国污浊的政治土壤，这也是汪精卫一生的悲剧所在。
对于具有走向权力顶峰野心的蒋中正来说，汪精卫是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蒋中正刚开始时是以一个积极拥共的左派形像出现，曾发表声明痛斥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反汪行为，得到了汪精卫的信任和重用。但蒋中正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后，就开始向反共的右派靠拢，成为右派的领袖人物。为什么国民党内会出现强大的反对“联俄联共”的右派势力呢？这其实与前苏联的中国政策有关。
1923年列宁的秘书马林访问孙中山，表示前苏联准备在政治和军事上，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孙中山对前苏联也很有好感，两人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从此前苏联向孙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钱武器，孙中山靠前苏联的支援建立起黄埔军校，创建起一只国民党自己的军队。但孙中山得到前苏联支持的代价也不小，孙中山特聘前苏联人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有极大的发言权，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行动都要征求前苏联代表的同意。孙中山殁后，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决心完成孙中山的遗志，北伐统一中国。但北伐所需的武器军费，全靠前苏联人提供，随著前苏联对国民党援助力度的加大，前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进入国民革命军的各个师团。
但前苏联顾问们并不懂尊重中国的礼节和习惯，在国民党军队中以傲慢的太上皇身份出现，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事物指手画脚，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的反感，也使很多国民党领导人怀疑前苏联有在政治军事上控制国民党的野心。蒋中正曾叹息说：“呜呼，赤化也，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接替鲍罗廷的前苏联顾问季山嘉到任后，对中国人更是非常傲慢，特别是季山嘉与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的蒋中正私人关系极差，季山嘉见到蒋中正，不是冷笑就是挖苦，几乎反对蒋中正的每一项计划，这促成了蒋中正反俄的决心。
更为糟糕的是，季山嘉改变了以前苏联逐步改造国民党的计划，开始公然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扩充势力，试图让中共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季山嘉向国民军的各个师团派遣共产党员作党代表，当时蒋中正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80％的党代表都由共产党员担任。然而季山嘉的激进赤化行动，遭到了以蒋中正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1926年3月18日，国民军最精锐的中山舰，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忽然驶入黄埔，中山舰除去炮衣摆出战斗阵势，停靠在黄埔军校旁，有搞军事政变的嫌疑。尽管到现在为止，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仍然不很清楚，但有不少迹像表明可能是前苏联顾问季山嘉策划的。中山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中山舰的行为又让人联想到俄国十月革命时巡洋舰炮击冬宫的历史画面，所以蒋中正认定共产党要搞暴动，于是下令包围前苏联顾问公馆，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将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全体免职，并逮捕了中山舰长李之龙。
当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中正这么大的行动事先不通知汪精卫，显然是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和汪精卫对抗。汪精卫对蒋中正无视合法国民党中央政府而擅自行动的行为非常愤怒，准备召集中央委员处置蒋中正的越权行为，但大部分中央委员却都替蒋中正说话，赞同蒋中正的排俄排共行动。汪精卫看到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已被蒋中正架空，如果他和蒋中正搞直接对抗，势必引起国民党内部的严重分裂。既然国民党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赞成蒋中正，为了维护国民党的整体利益，汪精卫决定以主动辞职的方式，把政权交给蒋中正。
1926年3月22日，汪精卫在临时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我是革命政府和党的代表，这件事的发生我也有责任，我只责己不责人，一切均由我不能尽职所造成，我将引咎辞职。此事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蒋同志去办。”当时汪精卫之所以轻易把政权让给蒋中正，是因为当时汪精卫以为蒋中正和他的对抗只是出于政治观点的不同，没有想到蒋中正上台后会搞个人独裁。汪精卫本是一个淡泊权位的人，本来并没有和蒋中正争权的野心，但当蒋中正明显在国民党内搞个人独裁后，汪精卫才站出来成为反蒋的核心人物。
1926年5月11日，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汪精卫辞职后，广州国民政府于6月6日推选蒋中正为中央军委主席兼北伐军总司令。后来蒋中正又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中正的排俄排共政策虽然得到了国民党中相当的支持，但国民党北伐还要依靠前苏联的经济军事援助，还没有和前苏联摊牌的资本。所以蒋中正在处理中山舰事件时，提出“对人不对俄”的方针，要求俄国撤回顾问季山嘉，重新派鲍罗廷任国民政府顾问。前苏联接受了国民党的要求撤回了季山嘉，前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中正上台后，立即开始著手北伐。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占了南昌、武昌，这引起了北方军阀们的震惊。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人组织起“安国军”和北伐军对抗。安国军司令张作霖开始在北京搜捕共产党员，许多共产党员逃入前苏联大使馆避难。由于前苏联是北伐军的总后台，张作霖不顾国际法，派军队强行进入前苏联大使馆抓捕共产党人，并搜缴出多份机密文件，包括蒋中正和冯玉祥向前苏联借款的契约书以及前苏联向北伐军提供武器的清单表。张作霖从前苏联大使馆抓出的中共最大级人物是李大钊，张作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武夫，立即判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包括李大钊十七岁的女儿。
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进展虽然顺利，但蒋中正的独裁作风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党人的反感。尽管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大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站在蒋中正一边，赞成他排俄排共的“敢行”。但是蒋中正当权后表现出来的独裁霸道，又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于是“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的呼声四起。1927年2月，孙科等人组成“迎汪行动委员会”，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的名义，致电汪精卫，敦促他回国复职。蒋中正后来也挡不住“拥汪”的浪潮，只好也打电报请汪精卫归国复职。在法国的汪精卫收到了雪片般飞来的请求他回国复职的电报，最后蒋中正也打来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汪精卫看到这些电报后感叹道：“看来我不回去不行了”。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离开法国，乘火车经前苏联归国。从此汪精卫开始了他与独裁者蒋中正的斗争。但此时的蒋中正羽毛已经丰满，汪精卫手里又没有军队，已经无法有效地抗衡蒋中正了。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自责辞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出国。蒋中正接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中正上台后，虽然一改孙中山和汪精卫时代的亲俄政策，但并没有和前苏联人摊牌。前苏联当时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在海外只有中国国民党一个朋友，所以也不愿轻易和国民党把关系搞糟，前苏联接受了蒋中正的要求，撤回态度傲慢的顾问季山嘉，重新派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出任国民政府顾问，使前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中正上台后，1926年7月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北伐。据近年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前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高达数百万美元(当时价格)的军事援助。当时中国是个穷国，各个军阀并没有多少钱购买军火，而资本主义国家“死的商人”军火商，决不会象前苏联那样提供无偿的军事装备，所以前苏联的援助使各个军阀部队在军事装备上，大大劣于北伐军。比如大军阀之一张宗昌的部队，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枪，连军服也长年不更新，士兵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还有很多人连鞋都没有。部队里发的一点军饷全被各级军官装入自己的腰包，张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烂，有妻妾四十二人，其中二十一人是白俄罗斯人。这样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前苏联的援助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允许共产党人在北伐所到之处发动工农，并在军队中进行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的激烈宣传。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来就很痛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又使中国人的仇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北伐军和外国人造成了严重摩擦。1927年1月3日，北伐军不顾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外国租借的国际条约，强行进入英国在汉口的租界，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发生了交火，双方各有死伤。1月6日，北伐军再次强行进入在九江的英国租界。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肯定再次纠集八国联军惩罚中国，但一次大战后英国的国力大大衰退，只好默认中国军队武力收回汉口和九江租界。
蒋中正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北伐势必引起各国列强的干涉，就要破灭国民党消灭军阀统一中国的大业。蒋中正认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帝国主义理论煽动所造成的，不和共产党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蒋中正下了“分共”的决心。尽管蒋中正的“分共”主张得到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支持，但当时蒋中正身兼各种要职，培植私人势力，搞军事独裁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所以反对蒋中正独裁，请汪精卫回国重新担任国民党领导人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中正也感到众怒难犯，只好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局，蒋中正给汪精卫拍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前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斯大林希望汪精卫回国后重用陈公博等左派人士，嘱咐汪精卫说服蒋中正不要赶鲍罗廷回国。原来前苏联将最高顾问季山嘉换为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后，仍和蒋中正龌龊很多。一次鲍罗廷对蒋中正说：“你想让众人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罢。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大臣们说话。有一天，他对大臣们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大臣们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去找狗。”蒋中正认为鲍罗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赶鲍罗廷回前苏联。汪精卫向斯大林表示回国后要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并做好蒋中正等右派的工作。
北伐军攻克汉口后，原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汉口，而蒋中正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却设在南昌。在汉口的国民政府要求蒋中正把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汉口，而在南昌的蒋中正却要求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两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蒋中正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拒绝把司令部迁往南昌的作法，显然出于私心。在蒋中正看来，驻扎汉口的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他到南昌必然处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蒋中正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使人们更加感到蒋中正军事独裁的危险。
1927年3月10日，就在汪精卫回国的途中，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中正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势力，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制造军事独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蒋中正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均意在提高党权，削弱蒋中正的个人权力。会议还通过今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七人集体领导。汪精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蒋中正的北伐军司令部迁往南京，这时国民党已形成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蒋中正派系两大阵营，两个阵营都拉拢汪精卫加入他们的阵营。以当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大大加重该阵营的砝码。七十年前的交通不比现在这样快捷，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乘坐的邮轮到达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了上海。蒋中正派他的私人代表吴稚晖前往码头迎接汪精卫，在这以前，蒋中正向全军发表欢迎汪精卫回国领导的通电：“自今以后，所有党政、民政、财政、外交等等，均须在汪主席领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帅全军而服从之。”4月3日，汪精卫到法租界孙中山的故居，和蒋中正以及在沪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干部会谈。
吴稚晖说：“现在共产党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已被共党所胁持，迟早要被吃掉”。蒋中正说：“目前我党已处于一个危险时期，也是一个转折关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于汪主席复职。”汪精卫说：“蒋先生要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蒋中正说：“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俄代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第三是分共。这三件事必须坚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
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事关重大，须召开四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吴稚晖站起来激动地说：“汪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讲什么组织原则，还要对共党心存幻想。”接著李宗仁、李曾石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汪精卫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但他仍然坚持原则，毫不退让。最后汪精卫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这时吴稚晖忍不住激动，扑通一声跪倒在汪精卫面前，流著眼泪说：“汪先生，汪主席，看在党国面上，你就放弃袒共立场，留在上海领导吧！”汪精卫被此举搞得不知所措，拔腿逃避上楼，口中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最后会议就在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气氛中结束。
汪精卫和蒋中正等人第二天继续开会，这次汪精卫改变了昨天的强硬态度，同蒋中正达成了初步协议。协议规定：
第一，4月15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一切；
第二，通告共产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切活动，听候中央开会决定；
第三，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的指挥。
汪精卫知道蒋中正是暂时的妥协，为了从政治上压倒蒋中正，汪精卫私下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独秀发表一个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中正说共产党要搞暴动的口实。
4月5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宣言最后说，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激怒了国民党的右派。本来国民党的右派并不支持蒋中正的独裁，只是赞成蒋中正的反共政策。他们原来寄希望于汪精卫回国后带领他们反共，遏制蒋中正的独裁。可是《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表明汪精卫坚决容共的态度，使国民党中大部分反共又反蒋的人士，不得不归集于蒋中正之下共同反共，使蒋中正成为反共英雄。如果汪精卫当时打出坚决反共的旗帜，就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国民党人的拥戴，就有可能阻止蒋中正后来的军事独裁。可是当时汪精卫并没有看清大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声，坚决执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号召力大为下降，也从反面为蒋中正的独裁铺平了道路。
《汪陈联合宣言》不仅是汪精卫悲剧的开始，也是陈独秀悲剧的开始。当时共产党内的激进分子，也非常不满国民党的越来越明显的排共政策，要求共产党不再寄人篱下，主动离开国民党单独搞革命。陈独秀发表与国民党联合到底的《汪陈联合宣言》，被大部分共产党人认为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宣言，此后不久就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之职。
汪精卫在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之后，就乘船前往汉口。汪精卫到达汉口后，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十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表明了汪精卫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时候，在上海的蒋中正却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蒋中正在“四一二政变”中，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会和党部，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三天之内就处死三百余人，逮捕五百余人，还有数千人失踪。
蒋中正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中正的武力清党行为。汪精卫说：“蒋中正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4月18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著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为了对抗武汉的正统国民政府，蒋中正干脆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输给武汉国民政府。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中正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尽管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的反共情绪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过于激烈，而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他们的父母亲友在故乡被共产党农会揪斗，使他们愤愤不已。最后连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数百人。“马日事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武汉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但大部分国民党官员却袒护许克祥，使许克祥安然无恙。
此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密令武汉的中共自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共产国际派印度人鲁易将此密令，即所谓《五月指示》转交武汉的中共中央。1927年6月1日鲁易到达武汉后，却在把《五月指示》交给中共以前，先交给了汪精卫。原来鲁易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汪精卫铁心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希望汪精卫和共产党共同奋斗。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两万共产党员和五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根本没有和国民党一心合作的诚意。于是汪精卫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
汪精卫随后找前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汪精卫说：“玩火者必自焚，我们要使火烧向敌人而不是烧向自己。”鲍罗廷不解地问道：“汪先生，你所说的敌人是指谁？”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说：“鲍罗廷先生大概已经看过这个指示了吧？如果共产党执行你们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国民党就完了。可以警告你们，你们打错主意了！”鲍罗廷不知道汪精卫怎么会得到这个密件，他急忙解释说：“我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这个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执行这个指示，国共合作必将破裂，这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我将说服陈独秀，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
鲍罗廷本人的确也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这个极左指示，《五月指示》传达到中共后，很多领导人也十分恼怒。1927年7月4日，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书记陈独秀首先发言说：“由于蒋中正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革命的形势已转入严重的阶段，资产阶级已经叛变。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袖汪精卫，乃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虽然汪精卫对工农革命中的过火行动比较反感，对鲍罗廷同志的态度也不十分友好，但这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动摇性的表现。”
鲍罗廷接著说了汪精卫找他谈话的经过，然后说：“我十分遗憾地接到汪精卫签署的通知我回国的命令，看来他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但我们还是要争取他，希望他能坚持三大政策，扭转当前的局势。”陈独秀又说：“汪精卫的思想我很了解。他从法国回来后就找我发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说明他是主张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于土地革命，我在五大开会时讲过，政策是正确的，但必须防止过火行动，不要使武汉国民政府走上蒋中正的道路，不要逼汪精卫走分共的道路。”
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对汪精卫进行妥协，暂不执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弃激进的土改运动，争取和汪精卫继续合作。但是陈独秀的妥协主张却遭到大部分激进共产主义分子们的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三更提出要陈独秀作检讨检查错误。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组，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领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五人领导小组当即起草了一份《宣言》并于1927年7月13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汪精卫于1927年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作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大政策是孙总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最后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但汪精卫说：“我们不象蒋中正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本来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中正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汪精卫也声称要“保护共产党人之身体自由”。可是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激进指导下，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等人，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
南昌起义使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彻底破裂。
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于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两党合作其实不过是一种相互利用。国民党利用联共争取前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援，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两党最后走向诀别，也是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蒋中正搞暴力镇压共产党固然不对，但如果共产党能够采取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政策，不搞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共产党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可能会持续更长一些。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汉国民政府“分共”的直接原因。为什么共产国际会突然传来一个《五月指示》呢？这与当时前苏联内部进行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权力斗争有关。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却持比较激进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抛开国民党干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通过前苏联驻国民党政府顾问来指导中国革命，前苏联顾问鲍罗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托洛斯基却通过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来指导中国革命，带来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印度人鲁易则是托洛斯基的代表。这样的双重指导，也给中共带来了很多麻烦，中共内部也分为现实的斯大林派和激进的托洛斯基派，在当时似乎支持激进革命论的人占了上风。在南昌起义问题上，1927年7月23日斯大林派来接替鲍罗廷的前苏联代表罗米那兹，强烈反对中共搞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但并没有说服中共的激进派。
汪精卫看到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后，开始要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进行所谓“分共”。当时武汉政府的大部分国民党人都赞成分共，只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很少数人反对分共。
汪精卫反驳宋庆龄等人的意见时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根据其三民主义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汉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的三大政策的。”
本来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中正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但共产党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后，使武汉国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也开始逮捕处死共产党人。汪精卫后来检讨说：“由于我的误谬纵容，才使共产党发展到这个地步”。汪精卫的“容共”政策使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
武汉国民政府开始“清共”后，武汉政府和南京蒋中正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国民党人开始要求分裂的武汉和南京政府重新统一。1927年8月初，冯玉祥分别致电宁汉政府，请求双方重归于好，合二为一。武汉政府坚称自己是正统政府，斥责蒋中正违背党统党纪，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军治党、以党窃权”，是搞个人独裁的结果。汪精卫提出宁汉政府重新联合的前提必须是蒋中正下台，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要求宁汉统一的呼声也很高，特别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军队的势力膨胀，也从侧面催促蒋中正下台。
正巧蒋中正指挥的北伐军在1927年8月初的徐州作战中，又败于孙传芳的军队，蒋中正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于8月12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8月14日正式发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访问。蒋中正的下野使汪精卫等反蒋派松了一口气，8月19日汪精卫代表武汉政府发表《迁都南京宣言》，汪精卫以为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
但汪精卫却想错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谁枪多谁发言权就大的强权社会，各路将军拥兵自重，汪精卫这样的文人政府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说进行领导。蒋中正宣布下野后，支持蒋中正的人纷纷离开南京，南京又成为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军人掌权的军人政权，所谓“才驱走虎，又来了狼”，桂系军人依靠手中的兵权，并不服从汪精卫文人政府的领导。孙中山是一个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随孙中山干革命的汪精卫等人也均是文人政治家，没有效忠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作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卫要想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社会中搞民主政治，几乎是一种空想。
随著北伐的进行，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中桂系军队的势力大大扩张，但桂系在党内却没有什么地位，于是统治南京的桂系实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元老请来，帮他们在政府中撑腰。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中最早开始反共的一派，1925年11月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召开过反共排共的西山会议，当时汪精卫主持下的广州国民政府在二届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案》，并宣布开除林森等十八人的党籍。
然而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就此绝迹，他们仍在坚持活动。后来西山会议派迁往上海，在上海自行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州的正统国民政府相对立。在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合作的《联合声明》时，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斥责汪精卫的行为是“卖党、卖国之罪，愿与国人共弃之。”蒋中正在南京另立政府后，作出了恢复林森等十八人党籍的决议，但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并不承认这个决议，所以西山会议派对汪精卫耿耿于怀，极力反对汪精卫当国民党的领袖。
1927年9月11日，武汉政府、南京政府和西山会议派的三方人士，在上海召开了宁、汉、沪三方中央委员谈话会，讨论宁汉政府合并和统一党务的问题。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发言说：“既要统一党内各界同志，就要承认上海的中央党部，就要废除二届一中全会上的《弹劾西山会议案》。这个非法决议案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产物，必须宣布废除，否则怎么能团结统一党内同志？”
汪精卫反驳说：“中央的决议岂可任意废除，除非由将来的四中全会作出新的决议。”汪精卫的发言遭到宁、沪代表的强烈反对。李宗仁说：“我们迁都南京后，于6月7日宣布林森、张继等18位同志恢复党籍的决议，所以才有今日统一党务的基础。汪同志，你也不必再坚持过去的决议了。”
汪精卫仍坚持说：“南京的决议我们武汉中央并不知道。现在我提议：西山会议派决不能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但为了团结同志，可容纳个人参加，不能容纳上海党部。二届四中全会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的同志不参加会议。”这时宁、沪代表们开始翻汪精卫的旧帐，指责汪精卫反共不力，贻误了党国事业。宁方代表自称他们是反共的先进，而沪方代表则更标榜他们是反共先进中的先进，这使汪精卫不得不自责说：“武汉方面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
在这种拔剑张弩的气氛中，孙科突然站起来提议说：“各位，兄弟提出一项折衷办法，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后再谋补救的办法。”孙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于孙科是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卫不好坚持反对，也勉强同意这个方案。
后来在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操纵下，推举出十四名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表，汪精卫虽然名列第一，但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人占据多数，使特委会成为一个桂系军人、西山会议派、以及孙科等人的联合体，汪精卫、胡汉民、蒋中正等国民党中的重量级人物，均反对这个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于当时蒋中正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9月13日通电下野，表示抗议特委会。汪精卫从反对蒋中正军事独裁，又转为反对桂系的军人统治。
汪精卫下野后，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虽然靠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名义执掌国民党中央政府，但他们在军事实力上无法和蒋中正相比，在党内的资历声望又无法与汪精卫相比，所以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政权注定难于长久。汪精卫辞职后，张发奎、李济深等人，在广东召开了迎汪回粤大会，联名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于10月21日前往广州，然后于10月30日召集在粤的中委会成员开会，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汪精卫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无权取消。成立特委会取代中委会职权，等于取消了中委会，不合党的法统和组织原则。”汪精卫邀集外地的中委会委员前来广州，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面对汪精卫的攻势，南京的孙科等人也发出通电，坚持特别委员会不能取消，邀请各地中委会委员到南京召开四中全会。国民党又出现了宁粤分裂的局面。
就在宁粤双方对峙之时，蒋中正于1927年11月10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原来不少国民党人看到蒋中正走后无人能够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混乱局面，纷纷电请蒋中正回国复职，出面收拾混乱的残局。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本来是反蒋的，但汪精卫公开反对他们的特委会后，使他们的政权已难于支撑，所以也表示同意蒋中正回来复职。蒋中正在这次访问日本时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征得宋太夫人同意他与宋美龄的婚事，二是得到了日本方面对北伐的理解和支持。
北伐军1927年3月进入南京时，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暴行，为此英美军舰曾向南京城中炮击报复。1927年4月11日，英美法意日5国向武汉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同时提出了通牒，要求国民政府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以及对被害者进行赔偿。南京的蒋中正在列强提出通牒后的第二天发动了“清共”的4月12日政变，作为对列强通牒的无言回答。本来西方列强对前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势力的迅速发展十分担忧，蒋中正的反共政变使英美日等以反共为第一国策的各列强，有了一块石头落地的安心感，所以没有再向国民党要求道歉和赔偿。
蒋中正发动“四一二”政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取英美日各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当时在中国如果没有外国政治和经济的援助，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蒋中正一旦离开前苏联的援助，就必须寻找新的援助国，蒋中正把眼光转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以前国民党和前苏联的关系太深，如果只是进行平和的分共，未必能消除英美日等国对国民党反共之诚意的疑虑。所以蒋中正一不作二不休，用共产党人的鲜血来换取西方列强的信任。果然西方各国对蒋中正的坚决反共大加赞赏，开始在政治上支持蒋中正，这也是蒋中正后来能够在国民党的多次内斗中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蒋中正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给汪精卫拍电报“负荆请罪”，毕竟汪精卫在党内有相当高的地位威望，得到汪精卫的谅解才能顺利复职。蒋中正在电报中说：“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凡能于党国有益，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能来沪晤商一切，胜幸焉…”汪精卫见蒋中正有诚意，就于11月16日乘船赴上海和蒋中正谈判国民党各派的联合问题。没有想到汪精卫一离开广州，张发奎等人就发动了一场倒桂政变，将桂系在广州的部队缴械，尔后张发奎指挥的粤军在梧州一带和桂军相持。共产党人则乘广州城内空虚之机，在叶挺、叶剑英的领导下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暴动。
广州暴动之后，全国哗然，一片声讨之声。张发奎等人见众怒难犯，均宣布辞职前往香港。而蒋中正派、西山会议派、以及桂系军人派则借机攻击汪精卫，他们说汪精卫和张发奎等人勾结共产党，蓄意制造了焚杀广州事件，甚至有人说汪精卫本人就是共产主义分子，一时间搞得汪精卫说不清辩不明。南京的特委会要求查办汪精卫，白崇禧甚至找上海的青帮头目杜月笙下绑票暗杀汪精卫。后来虽然查明广州事件和汪精卫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汪精卫作为广州地区的政府首脑难以逃避责任，于是汪精卫12月16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
汪精卫前往法国临行之前，陈公博前来送行。汪精卫劝陈公博也一起去法国，陈公博却提出相反意见，陈公博说：“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说：“蒋中正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陈公博说：“我的想法与汪先生不同。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每个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我的处世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险，但我要作一个斗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场。我手下没有兵，但我手中有笔，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蒋中正展开理论上的战斗！”
汪精卫走后，陈公博联合国民党内的一批反蒋民主人士组成了“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在上海办杂志和蒋中正进行理论上的斗争，汪精卫则成为改组派的精神领袖。
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就没有了能够制约蒋中正的重量级人物，蒋中正又开始独揽大权。1927年12月28日，在蒋中正的压力下，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特委会宣告结束，1928年1月4日蒋中正回到南京正式复职。在蒋中正的主持下，2月2日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二届四中全会明文取消了孙中山在一大时制定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凡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
蒋中正统一全党后，于1928年4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进军顺利，于6月8日攻占北京。7月6日，蒋中正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山碧云寺霭见孙中山灵位，蒋中正热泪盈眶地向国父之灵报告他生前统一中国的愿望已经实现。
孙中山晚年在国民党中的作风近似于独裁，但国民党是由孙中山一手建起，孙中山在党内具有无人可比、不可动摇的威望。汪精卫则是国民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汪精卫接班后，改组国民党建立了新的集体领导体制，也得到了国民党人的拥护。然而蒋中正上台后，却要学孙中山独揽一切的独裁作法，但蒋中正本人又没有孙中山那样的巨大威望，所以蒋中正挟军队搞军事独裁的做法，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和反对，这也是后来国民党内部激烈斗争频繁不断的主要原因。
这次汪精卫反蒋失败，虽然与汪精卫拘泥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没有把握好国民党内部反共的呼声，搞反共过于迟缓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汪精卫没有一只效忠于他本人的军队，无法制止各路军人的拥兵自重，无法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权威。在具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历史的中国，汪精卫这样没有军队背景的文人政治家，要想遏制蒋中正的军事独裁，自然是非常艰难的。
1927年12月中共发起广州暴动之后，汪精卫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够制约蒋中正的重量级人物，蒋中正又开始独揽大权。1928年2月，在蒋中正的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蒋中正统一全党后，于1928年4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军进军非常顺利，除了在济南和日军发生小规模冲突以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挡，仅仅两个月后的6月8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1928年2月21日，蒋中正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宣布“三大”代表的产生方法：在全部大会代表名额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选举一半，而尚未成立党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代表。按照这个方法，全部四百零九名大会代表中，二百十一人为指定代表，一百二十二人为圈定代表，真正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只有七十六人。这样一来，“三大”的代表几乎全是蒋中正的御用代表，“三大”也就成为蒋中正个人包办的大会。
这简直是制造蒋家天下！大量的国民党人开始愤怒了，他们纷纷指责蒋中正借大会之名窃党造派，把持中央，以发展其个人之地位。而反对蒋中正军政独裁最坚决的，是以陈公博为首的“改组同志会”。1927年底汪精卫辞职前往法国后，陈公博和顾孟余、王乐平等人组织起“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改组派主张恢复国民党1924年的改组精神，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陈公博办《革命评论》，顾盂余办《前进》等刊物，与南京的蒋中正政权进行“笔战”。陈公博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一文中指出：“今日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劫把持，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已被他们抛弃，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汪精卫的政治信条是基于民主思想的“均权”与“共治”，这与蒋中正的政治信条“专权”与“独裁”是根本对立的。虽然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时说：他只是同情改组同志会，并不是改组会成员。但汪精卫对改组派有极大的影响，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改组派以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他们要求在国民党内实行民主，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其组织发展很快，在全国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法国、新加坡、越南等地都建立了分会，全盛时期成员曾多达万余人。改组派在蒋派的南京国民党区内也有相当的力量，凡南京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几乎都有改组派的组织。
在“三大”开幕前夕的3月11日，陈公博、顾盂余、何香凝、王乐平等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十三人，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胜利以后，党中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却违反民众要求，至人民之权利，则一无所获。而万民所望之党的‘三大’，其代表选举法及代表产生法，将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将本党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躏殆尽。本党曾反对段棋瑞之善后会议，以其为少数军阀政客所操纵。今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之产生，亦与类似。按照此种办法，则所谓代表者，己完全丧失其意义。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闻。为此，对此种之会誓不承认。”
改组派的这篇檄文，在国民党中掀起了大澜，不少反对或不满蒋中正的大会代表也提出辞呈表示抗议。3月14日，中央大学学生、国民党员吴健带动一批党员到南京市党部请愿，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大”代表的问题，人们高呼：“反对蒋委员长阴谋篡党夺权！”，“坚决反对蒋委员长包办操纵大会代表！”。南京市党部被迫同意在夫子庙大礼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吴健主持，全市十个区党部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通过《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后，忽然一群暴徒冲向主席台殴打吴健和其他主持人，紧接著大批军警赶来冲进会场，大打出手，打伤多人，并当场逮捕代表七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一四”事件。
“三一四”事件后，改组派的南京分会被暴徒捣毁，改组派在南京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转移到上海，以法租界为基地，建立起“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继续进行反对蒋中正独裁专制的斗争。
1929年10上旬，汪精卫来到香港，使改组派和“护党救国军”的精神大振。然而汪精卫曾经在1927年带头反对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会”，所以双方有很大的隔阂，但这次为了反蒋的共同目的，双方重新言归于好。汪精卫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其中第一、二路的番号留给阎锡山和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分别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他一人统领六路反蒋大军，一时声势极盛。
但这支七拼八凑的队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大军很快被蒋中正各个击破或收买瓦解。虽然汪精卫的南方反蒋军队失败，但北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军队，并非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军那样的乌合之众，而具有相当的战斗力。1930年初，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组成反蒋联军，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林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三个司令部下辖七十余万军队，组成八个方面军向南京围攻，浩大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爆发后，阎锡山电请汪精卫北上主持党务。在阎、冯等人的发起下，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各派，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被奉为“扩大会议”的领袖。本来左倾的改组派和右倾的西山会议派是势不两立的对头，然而双方在遭到蒋中正的排斥打击后，深感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对抗蒋中正的军人独裁。于是双方暂时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改组派、谢持、邹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以及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军事实力派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宣布成立国民政府，阎锡山当选政府主席。在领导分工上，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阎锡山和冯玉祥共同主军。
在中原大战中，蒋中正军队和阎冯联军都损失惨重，双方共有三十余万人伤亡，为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的首次恶战。此时决定战局的胜败就在于张学良的东北军，东北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使哪个阵营取得胜利的主动权。所以蒋中正和阎冯等人都在拉拢张学良，阎锡山给他送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蒋中正也送来了同样的委任状，还同时将数百万元巨款汇至沈阳，但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初期一直持袖手旁观的中立态度。
1930年9月，看到战局向有利于蒋中正军队的方向发展，在9月17日，张学良发出了拥护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明，派东北军入关，在十余天时间内先后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使阎、冯联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纷纷败退。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见大势已去，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长达七个月的中原大战遂告结束。
阎、冯联军败阵后，1931年元旦汪精卫也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并准备宣布解散改组派，反蒋运动一时进入低潮。此时蒋中正不仅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开始兼任行政院长，独揽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不久蒋中正因为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蒋大潮。
胡汉民被扣压一事，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1931年3月14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了《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责蒋中正“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1931年4月30日，国民党中央四位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等人，发表了《弹劾蒋中正提案》的通电，指责蒋中正排除异己，制造独裁，要求对蒋进行撤职查办。5月3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要求释放胡汉民，蒋中正下野。
1931年5月27日，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领袖，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来胡汉民和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后就长期不和，宁沪汉合流期间，汪精卫到上海胡汉民府上登门求见，胡汉民竟拒之门外。然而这次在反蒋的共同目标下，两人又重新合作。汪精卫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中正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这次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反蒋势力的大联合，除了以前参加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外，又新添了胡汉民派，后来南京的林森和孙科也前来参加反蒋队伍。但派别越多，派系之间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卫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1931年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9月18日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时，发生了武力强行收回英国租借和打杀外国人的南京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1927年6月27日～7月7日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对中国的对策。所谓“东方会议”，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这里“东方”就是指中国。虽然中国在地理上位于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却把中国称为东方，而自己称为西方，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与当时日本人的脱亚入欧思想有关。当时日本人说：“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东方，但在政治上属于西方；日本人外表上看是属于东方人，而在内心的精神上却是属于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称为“东方会议”。
在“东方会议”上，执政党政友会的强硬派代表森格和关东军的强硬派，提出了满蒙分离，武力解决满洲的主权问题。但田中义一首相和外交部强烈反对，认为这样明显地违反了九国条约，对中国进行露骨的侵略，势必在国际上引来巨大的麻烦(九国条约是1922年日本和英美法列强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条约规定九国共同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但也要求中国承认和保证现有的外国租界及特权)。在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万一中国的内战波及到满洲，危及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时，日本将采取“自卫的措施”。
后来，从前苏联传出有一种说法：在召开“东方会议”时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说：“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现已经证明，这份“田中奏折”是前苏联伪造的，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的全部档案，既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与“田中奏折”有关的资料，有证据显示是前苏联的情报机关伪造了“田中奏折”，欲挑起中日战争，因为前苏联最愿意看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相互火并。尽管日本的军政界高层在“东方会议”上商讨过满蒙分离问题，但当时还没有制定出一个征服满蒙的计划，也没有制定征服全中国的计划。
“东方会议”以后，一些关东军的日本少壮派军人不满日本政府的优柔寡断政策，希望挑起事端，找借口武力解决满蒙问题。1928年张作霖战败后，以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为主谋，策划了铁路爆炸事件，炸死了当时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河本大作本想张作霖一死会引起东北的内乱，关东军可以用东北内乱为借口出兵满洲。但张作霖死后长子张学良平安接班，关东军并没有找到出兵的借口。后来日本军部以河本大作违纪私自挑发事端为由，将河本大作解除了军职。
不过河本大作却辩解说：他很爱中国，也很爱中国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国那些欺压民众的军阀土匪，他只与中国的军阀土匪为敌，从来不与中国人民为敌。河本大作还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死后化为中国之土。河本大作出身于日本贵族家庭，解职退伍后在满洲铁路公司作理事，河本在大连郊外修建的高级住宅现在还被用作高级宾馆。日本战败后，河本大作并没有回国，而是到山西的阎锡山那里作高级顾问。1948～1949年人民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太原战役中，河本大作这个老牌的日本少壮派军国主义分子又重新拿起了枪，参加了阎锡山组织的的太原保卫战。阎锡山出逃太原时，曾经要河本大作一起撤走，却被河本大作拒绝。太原战役中共有一千一百余名原日寇兵参战，结果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七百余人，四百余人被俘。河本大作被俘后，被关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中共知道他曾经是策划张作霖爆炸事件的主谋，希望他写一些回忆资料，但被河本大作拒绝了。1953年8月河本大作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病死，尸体埋在太原城外的无名坟地，实现了他死后“化为中国之土”的念愿。
“九一八事变”并不是日本政府简单策划的，而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独自策划的。少壮派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层的受贿。因为当时中国政界行贿成风，中国军政要人也经常向外国政界要人行贿，来换取对自己的支持。一些日军少壮派将校怀疑日本政府的高层被中国行贿收买，才不愿对中国采用强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五十三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五十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于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关东军侵占东北三省后，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激忿，社会各界蒋中正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怒，自9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地的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抗议日军入侵和政府的对日不抵抗。当时人们认为外交部长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针的责任者，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打至重伤，王正廷被迫辞职。12月初，各地学生来到南京请愿，抗议蒋中正政府的畏缩政策，指责蒋中正患有“恐日病”，要求蒋中正亲自率领中央军北上抗日。12月5日，政府派军警逮捕学生一百八十五人，即“一二五事件”。为抗议政府的暴行，12月14日，各地学生再次进京，打砸外交部，殴打了出来讲话的蔡元培等人。12月17日，一万多学生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了《中央日报》报社，受到军警的武力镇压，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三十余人，逮捕数百人，制造了“珍珠桥事件”。
当时汪精卫领导的广州政府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主张积极抗日，于是学生们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前往南京游行的学生们，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他们打出的口号为：“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汪精卫则一方面批评蒋中正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发表了他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在接见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九一八事变”也使国民党内部燃起了停止内斗，一致对外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蒋中正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蒋中正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中正邀请汪精卫代表广州政府到上海举行和平会谈。
1927年10月22日，汪精卫、蒋中正和胡汉民这国民党“三巨头”，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谈，提出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胡汉民提出两政府联合的前提是蒋中正下野，所谓“讨蒋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卫则表示要“团结宽容”，在削减蒋中正权力的情况下，留蒋执政，所谓“抗日第一，讨蒋第二”。和平会议最后决定宁粤双方在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各自的中央委员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 跟帖时间 2010-03-01 13:51:2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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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的历史名人（二） -- 汪大燮：(公元1860～1929年)，原名尧俞，字伯唐，一字伯棠；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大臣。
汪大燮在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中举后，屡试不第，纳赀为内阁中书，保升翰林院侍读及户部郎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
清光绪二十八年，任留日学生监督。次年任外务部左参议。著名清朝外交家，曾获赏二品顶戴。
清光绪三十三年回国，后升任外务部右侍郎，又任邮传部左侍郎。同年任考察宪政大臣，出访英、德等国。
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出任驻日公使。
1913年奉调回国，历任北洋政府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行政院院长兼参政院副院长等职。1917年任交通总长、代国务院总理。1919年2月，汪大燮提倡组建“国民外交协会”，即“国际联盟同志会”，于当年在北京大学开成立大会，推梁启超为理事长，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时值梁启超漫游欧洲，由汪大燮代理此职。
同年“五四运动”兴起，汪大燮曾与王宠惠、林长民向北京警察厅总监呈请保释被捕学生。
1921年8月，汪大燮与钱能训、熊希龄、孙宝琦等人发起组织“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并任理事一职；次年任外交部“华盛顿会议善后委员会”副会长。
1922年11月29日，再任黎元洪的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因派系难容，于翌日通电辞职，经黎元洪总统挽留，应允维持十日为限。
1925年起，汪大燮先后出任全国防灾委员会委员长、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董事等职。晚年，弃政办学，创办平民大学，自任董事长兼校长，并致力于红十字会等慈善事业。
汪大燮在旧中国的政界当中，资望甚高，同孙宝琦、钱能训合称“三老”。著有《英国宪政丛书》、《分类编辑不平等条约》等。
汪 易：(公元1916～1995年)，原名王善德；四川阆中水观镇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宣传员，中共川陕省委武装宣传队队长，中共金川省委武装宣传大队长，西北局文印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陕甘宁省委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中央党校教员，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组织科副科长，旅供给部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纵队供给部政治委员，军区供给部部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五军第一三三师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二兵团师政治委员，195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政治部副主任，同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六军第一三三师政治委员，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副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附注_汪易改名换姓记：
汪易本名王善德，生前是为了纪念两名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而改名的。
那是在参加红军后的长征途中，与王善德一起参加红军的同村好友汪伦山、易天润在一次战斗中相继牺牲，王善德为了永远怀念这两位亲密战友，用两位好友的姓做自己的姓名，改“王善德”为“汪易”。
现在四川省阆中县水观镇金鼎村一组路边一处茂盛的翠柏林中，座落着汪易将军及夫人余兰英合葬在一起的墓地。墓碑简洁、庄重，黑色大理石面，正面顶端刻有一颗红色五角星，下书“汪易、余兰英之墓”。建这样简易的墓碑其实都不是他的愿望，他生前只希望把他的骨灰撒一半在朝鲜的国土上，另一半撒在家乡。离墓碑不远的坎下便是他的后人居住的地方。
汪易将军生前节衣缩食省下来的几万元钱，都捐给了水观镇的学校作专户教育基金支持山区教育。在水观镇政府1992年汪将军为金鼎小学“八一”教育奖学金捐款的账本，上面还余留有12200元。
该镇党委副书记邓淮春说：“按将军的意愿，这笔奖学金每年只提取存款利息用于奖励学生，至今镇上也是按要求专户管理这笔钱的。”邓淮春说，“汪将军的这种精神到今天仍激励着我们，我们只有不断加快发展，才对得起像汪易将军这样的先辈们。”
汪 洋：(公元1920～2001年)，陕西横山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7年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选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投身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九团副排长、宣传干事、副连长，旅作战参谋，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第一支队独立第二团团长，第一支队参谋长等职，参加了晋东南根据地反扫荡和游击战，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及连五庄、秦西圩、叶圩子、石塘、淮阴等数十次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第五师第十四团副团长、团长，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师参谋长，东北军区警卫师师长等职，参加了著名的靠山屯、昌图、彰武和辽沈、平津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率部首批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1952年在朝鲜升任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参谋长。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副军长、军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保卫祖国的尊严与安全，为发展中国国防尖端科研事业做出了贡献。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一大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枚。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2001年4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汪乃贵：(公元1905～1991年)，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商城独立团连长，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十九团副营长、营长，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副团长、团长，第十师师长，第三十军第九十师师长，第八十九师师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副团长、副旅长，东进纵队支队长兼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新编第十旅旅长，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司令员，第十三旅副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鄂西北军区第三旅旅长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第三十五旅旅长，赣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阳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公安部队师长，贵州省公安总队总队长，贵州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1年6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汪少川：(公元1915～2002年)，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家乡的土地革命暴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在地方从事少共工作，入伍后任红二十七军班长，红二十五军营部文书、团总支书记、秘书、武工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红二十八军皖西便衣队队长，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手枪团政治委员，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二师独立第四团政治处主任，高邮独立团团长，天(长)高(邮)支队副司令员，滁县总队副队长、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嘉山县委书记、县总队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政治部主任，华中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后备兵团政治部主任，苏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苏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江苏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建筑工程部常务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交通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2002年6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汪东兴：(公元1916～今)，江西弋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排长、干事、特派员、连政治指导员、大队政治教导员、总支书记，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红一方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两延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室副主任、第二室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曾随毛泽东、周思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负责警卫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江西省省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直接主管著名的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1976年10月，拥护中央并积极参与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行动。是第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第八、九、十、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九届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大上，继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女婿康永年：现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管理局副局长，武警大校军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84450部队机关干事、后勤部干事、科长、组织处副处长、武警北京总队机关管理局行政处处长、局长助理、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兼政委。武警总部机关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汪运祖：(公元1915～今)，湖北黄安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宣传干事，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参谋，第十师师部通信队队长，第十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1940年后，任留八路军守兵团第三八五旅第七七○团营部书记，团供给处股长、供给主任，第三八五旅供给部生产科长、经济建设处处长，第三八五旅特务营营长，第三八五旅供给部副部长、供给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华东军区卫生部供给部部长，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江苏省军区政委、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汪克明：(公元1906～1994年)，湖北阳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北阳新金龙区游击队员，红四方面军第萨那师七团班长，八团连政治指导员，湘鄂赣军区独立营营长，湘鄂赣红十六师司令部参谋，第四十六团营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坚持了三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政治委员，苏北军区第四军分区警卫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留守处主任，纵队后勤部政治委员，第四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纵队卫生部政治委员、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组织部部长、干部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4年1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汪洪清：(公元1911～1990年)，湖北汉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治部干事，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红九军团敌军工作部部长，红四军敌军工作部部长，第十师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副主任，关中警备司令部保安第三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第五旅副政治委员、教导队政治委员，独立第四旅副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新兵总队司令员，汉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参加了安阳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师政治委员，河南省军区商丘军分区司令员，许昌军分区司令员，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副局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90年12月22日因病在郑州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汪祖美：(公元1915～1993年)，江西上高野市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三军第七师第十九团连长，补充第八团副团长，甘肃独立第二团团长，陕北红二十九军一团团长。参加了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而不懈地工作和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任陕北红二十九军第三团副团长兼参谋长，第一团团长，甘肃留守兵团第三八五旅七团参谋长等职，主要担任保卫党中央机关的重要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四旅第七十团团长，第三师第三十团团长，辽吉军区第二分区第十六团团长，独立第三团等部队任团长。为巩固和发展东北根据地，率部执行清匪反霸、作战训练及筹措粮款等任务，做出了优异的成绩。1948年7月任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第三支副支队长，参加了辽沈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1月率部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于1954年7月任铁道兵第一师师长，率部参加鹰厦、昆一、昆河、昆明等枢纽站等铁路的建设，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工程任务，为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1961年6月任第二铁道兵学校校长，为培养铁道兵的建设人才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4月任铁道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1982年10月以副兵团职离休。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2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汪家道：(公元1916～1992年)，安徽霍丘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通信排排长，军部手枪队政治指导员，红十五军团骑兵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副营长，太行军区独立游击大队大队长，冀鲁豫军区新编第三旅八团副团长，教导第七旅第十九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第十二旅副旅长，第十一纵队第三十一旅旅长，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第四十九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五兵团师长、副军长，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顾问。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候补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3月29日因病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汪振凯：(公元？～今)，江西弋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历任北京市红星农场管理部伙食科科长、管理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郊训练基地第一警卫组副组长，组长。装甲兵学院营务管理部副部长、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行政部部长、训练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
少将军衔。为开国少将汪东兴之子。
汪道涵：(公元1915～2005年)，安徽嘉山县人，著名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汪道涵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县长、行署副主任、专员、地委委员等职。
1946～1949年，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建设厅副厅长、华中军区、山东军区军工部长、政委、省财办主任、财政厅长。
1949年后，汪道涵任华东工业部部长。1953年后，历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及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中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1980年后，汪道涵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市长。1986年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0年当选为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1991年12月起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1993年11月被推选为第九届上海市工商联名誉会长。1994年被上海交通大学董事会聘为名誉董事长。是中共十三、十四、十五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5年汪道涵曾获美国塔夫茨大学授予的公共管理学荣誉博士称号。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主讲世界经济、政治经济、城市经济、经济管理等课程。
“学者风度，务实性格，平易近人”，这是海内外媒体对汪道涵的一致评价。
汪道涵刚刚卸任上海市长时，有个美国记者在谈及他对汪道涵的印象时说：“汪道涵卸任后，除应聘到复旦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外，还应聘到美国塔夫茨大学讲学。他本身就是个专家，又做了五年多市长，胸中有盘棋，手中有数字，非常有条理。”
汪道涵最大的嗜好就是“逛书店”，上海大大小小的书店里，经常可以见到这位市长的身影。他喜欢买书，文学评论、历史专著、名人传略、音乐美术、科技专著、经济理论，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有句名言：“读书就是生活。”
不过他对经济、管理类书籍最感兴趣。据说，汪道涵不但喜欢看书，也喜欢推荐好书给别人看。他爱读书的程度，已经到了床头都放满书。尽管工作非常忙碌，汪道涵下班回家后，还是继续看书，有时到凌晨仍手不释卷。这些书中的内容，也成为汪道涵说话时“引经据典”的来源。
2005年12月24日，汪道涵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九十一岁。他病逝时，刚好也是辜振甫先生的农历忌日。台湾民众感叹，辜汪二老相继离世，二老的情谊和风范，也永远走入历史。
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1993年在新加坡的第一次握手，开启了两岸的对话时代，也让汪道涵成为台湾民众耳熟能详的大陆政治人物。
1991年，海协会成立，政商关系良好的汪道涵出任会长，从此站上两岸对话第一线。1993年的新加坡汪辜会谈，两岸正式走上谈判桌。1998年的上海汪辜会晤，更开启了两岸的政治对话。
1999年李登辉制造“两国论”风波，打乱了所有的预期，也让汪道涵访问台湾的计划无法实现，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2005年1月初辜振甫先生逝世之后，汪道涵的沉痛不仅是对老友的哀悼，更是对历史的感慨。
实际上，2005年以来汪道涵一直是媒体关注的对象。11月份，九十岁高龄的汪道涵正在上海瑞金医院疗养，健康并没有什么变化。他毕竟年岁已高，的确是有些病痛缠身，而汪老罹患胰脏癌的消息更是陈年旧事。
12月6日，接近汪道涵的人士透露，目前汪道涵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晚上在上海瑞金医院过夜，但通常一早就离开医院，回到位于吴兴路的家中。看文件数据、练书法和散步是他上午的“三部曲”。在家中用过午餐后，汪道涵一般都会午睡片刻，然后驱车到数公里外的国宾馆──西郊宾馆散步。“有消息称，汪道涵已答应某重量级人物过些日子为其题字，故近期在家经常拿出笔墨练习书法，希望尽快恢复有些生疏了的技艺。”报道还指出，11月中旬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来沪时，曾特地前往看望汪道涵。
另外，汪道涵还因与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同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香港中大授予汪、连荣誉博士，是因为他们长期促进两岸和平，并致力增进海峡两岸人民福祉及相互了解。但由于年事已高，汪道涵并未亲自到港，而是委托女儿于12月初在港接受中大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称号，并托带一幅名家画作赠送给亲自到港的连战。
2005年9月1日，汪道涵还在上海会见了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先生的夫人严倬云女士。再往前，今年连战、宋楚瑜访沪时，汪道涵均与他们见了面。
汪道涵逝世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推崇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扮演了两岸关系的关键性角色，温和理性且有创意，而汪辜会谈签了四项协议，更是两岸关系的最高峰，他对汪老逝世表达哀悼，并说会派代表参加告别式。马英九向汪道涵家属发出唁电：“惊悉道涵先生逝世，令人痛悼！道涵先生长期致力两岸关系，以温和理性创意之风格，扮演关键角色，对增进和平交流，贡献卓著。敬请先生亲属节哀顺变。”马英九对于汪道涵病逝一事指出，汪道涵在过去十多年来的两岸关系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1993年汪辜会谈，签了四项协议，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最高峰。
中国国民党荣誉党主席连战对汪老去世表示震惊和最深沉的哀痛，希望家属节哀，连战向汪道涵家属发出唁电：“遽闻道涵先生仙逝，至感哀悼！道涵先生致力两岸关系，德高望重，所做努力和贡献，永为各方景仰，足令两岸人民永远怀念！谨向先生亲属诚挚慰问。”连战回忆起汪道涵出任海协会会长时对两岸的贡献，他认为，汪老解决两岸问题的风范及表现的理性与气度，是后人的典范。并表示将视情形决定是否赴大陆吊唁汪道涵。连战并回忆起2005年赴大陆与汪老的接触，第一次是在5月底的“和平之旅”，连战特别赴上海探视汪道涵，除了关心汪老的身体状况外，也感谢他多年来对两岸关系贡献心力，两人相谈甚欢。当时，连战还代表前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遗孀辜严倬云转了一封信函给汪道涵。连战在2005年10月份再度踏上大陆土地，进行私人访问与参访行程。当时他曾考虑赴上海再探视汪道涵，但因汪老身体不适，连战与夫人连方瑀联名送花致意，两人没有机会再见面。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得悉汪道涵去世的消息后，表示震惊难过。宋楚瑜向汪道涵的家属表达深沉的慰问，希望两岸未来还有像汪道涵这样有分量的人，好好化解两岸问题。宋楚瑜赞扬汪道涵对两岸和平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并希望未来两岸还有像汪道涵一样有分量的人，替两岸找出和解之道。
1990年11月21日，为应付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以及推行有限的大陆政策，台湾当局成立了“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并于1991年3月9日正式挂牌工作。海基会的首任董事长为辜振甫。1991年12月16日，大陆社会团体法人性质的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在北京成立，汪道涵被选举为海协会首任会长。
两会成立后，充分发挥了沟通化解的桥梁作用。从1992年3月～1995年6月，两会进行了包括第一次“汪辜会谈”在内的各种层级的总共十七次商谈。
1992年10月28～30日，两会在香港举行商谈，集中讨论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在商谈中，海协会提出了五种文字表述，海基会先后提出五种文字表述方案和三种口头表述方案，其中最后一种口头表述方案的内容为：“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双方表述文字都包含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内容，但因文字表述有歧义，以致会谈结束后两会仍没有达成协议。11月3日，海基会正式致函海协会，建议“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海协会16日正式回函通知海基会，海协会的口头表述要点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该函还附上海基会增列的第三项口头表述文字。12月3日，海基会函复海协会，对达成共识未表示异议。从以上两会来往的信函中可以看出，双方的共识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这就是著名的“九二共识”。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确立后，为1993年的第一次“汪辜会谈”铺平了道路。
第一次“汪辜会谈”：1993年4月27日至30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在祖国大陆一年多来的积极推动下，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正式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会谈达成了四项协议，包括《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
第二次“汪辜会谈”：1998年10月14日，受海协会邀请的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赴上海、北京的参访活动终于成行。10月15日，辜振甫与海协会长汪道涵会面，这是两岸两会自1995年6月中断商谈以来的首次高层对话，是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1993年新加坡会谈之后的第二次握手。双方在会谈中达成了四项共识：
一，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对话，由两会负责人具体协商作出安排。
二，进一步加强两会间的交流，包括两会负责人等多层次的互访。
三，涉及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两会将加强个案协助，相互委托。
四，辜振甫先生邀请汪道涵会长访问台湾。汪道涵对此表示感谢，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到台湾访问，加深了解。
1999年6月27日至29日，两会在北京商谈，就落实四项共识交换了意见，并就汪道涵9月中旬或10月初访台达成初步共识。但这一新局面不久再次遭到李登辉的破坏。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分裂主张，拆毁了两会商谈的政治基础，阻挠汪道涵会长访台，两岸协商再次被迫停止。2000年李登辉下台，新任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持续陷入紧张僵局，两会未能再续协商，汪道涵会长与辜振甫董事长也未能再次会面。
2005年1月3日，辜振甫逝世，汪道涵电唁深表哀悼，唁电说：“汪辜会谈，两度执手；九二共识，一生然诺…沪上之晤，竟成永诀…期我同胞，终能秉持九二共识与汪辜会谈之谛，续写协商与对话新页。”
2005年12月24日汪道涵逝世后，大陆、台湾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哀悼与缅怀。
汪汉国：(公元1912～？年待考)，揭阳九斗埔人(今揭西美德村)。著名全国劳模。
1951年在潮汕组织第一个农业互助组，任组长。
195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参加中国农业访苏代表团赴前苏联访问。同年农业部授予他“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和金质奖章，是全国四位劳模之一，也是潮汕第一位全国劳模。
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参加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缅甸。1956年当选中共八大代表。1957年参加全国农业劳模大会，获特等奖，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接见。
1958年后，在揭阳县、揭西县农业、林业、农垦局任局长，至1982年退休。
汪 硕：(公元1922～？年待考)，揭阳县京溪园美德村人(今揭西)。著名国家《军事理论》编辑。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11月任武工队长。1945年3月后，任韩江纵队中队长、大队长、独立大队长。11月任韩江游击总队副总队长。
1946年6月北撤山东，随后参加了著名的鲁西南、豫东、济南、淮海等重要战役。
1952年10月进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任参谋、主任、副处长、处长等职。撰写军事论文并参加全军条令和多种军事理论、战术、战役教材的编写。
1970年调任兰州军区军训部副部长。1979年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训练部部长(副军职)。
1983年离休。曾获中央军委颁发的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
汪敬煦：(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
1978年6月晋升二级陆军上将军衔，1975年4月～1979年担任台湾警备总司令，1972年7月～1974年6月出任宪兵司令部司令、“国家安全局”局长，“总统府”参军长。
汪多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
1991年1月晋升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担任台湾省三军大学校长，1992年5月～1993年10月担任台湾省“国防部”副部长。
汪永贵：(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某试验基地副司令员。1990年晋升。
汪成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少将，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专职委员。
汪家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武汉基地政治委员。1990年晋升。
汪成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1990年晋升。
汪 宪：(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豫鄂皖边区自卫军司令。
汪安澜：(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四十五师第二一二旅旅长。
汪 波：(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荣誉第一师师长。
汪匣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四十七军军长。
汪国祯：(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督察部督考官。
汪启疆：(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三军大学海军指挥学院院长。
汪兴度：(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中山研究院副院长。 跟帖时间 2010-03-01 13:46:32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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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的历史名人（一） -- 汪 伦：(生卒年待考)，唐朝诗人李白的朋友。
大诗人李白游泾县桃花潭时，他用酒水热情招侍，令李白非常感动。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的这首《赠汪伦》诗，因为编进了小学语文课本，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无人不知。但是，要问一下，诗中的这位主人公，他的来龙去脉、履历行状，就没人说得上来了。
只有一个解释，汪伦是一个普通人。
据《李白集校注》，另有《过汪氏别业二首》，据称也作《题泾川汪伦别业二章》，似可参证。即使这首诗，也没有什么汪伦的细节介绍。只知这位主人，可能很富有，也很好客，因此有条件邀请李白到他家小住。而且他还拥有别墅，在泾川的山清水秀处，正合诗人的雅兴。两人虽然初次见面，“畴昔未识君，知君好贤才”，因此，诗人与汪伦一见如故，相当投契。而且，主人家的高规格接待，也让诗人感动。“我来感意气，搥列珍羞”，看来，唐朝的“徽菜”，就相当考究了。
从诗句“相过醉金罍”，“吴龠送琼杯”看，李白在汪氏别墅小憩，吃得固然开心，喝得好像更加开心。诗题下有校者注：“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酿美酒以待白，伦之裔孙至今宝其诗。”
汪伦善酿，他的佳酿美酒，自然是上乘的，着实令好酒的诗人迷恋陶醉。从两首诗中，“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两次同用“酒酣”一词，我估计是诗人手不释杯的结果，老先生喝高了，来不及推敲，才犯了诗家的重复之忌。由此也证明，“李白斗酒诗百篇”的那种米酒，在长安酒肆里出售的，由漂亮的胡姬斟进他杯子里的，大概酒精度比较低。如果是二锅头那样的烈性酒，一斗下肚，就该学阮步兵，作三月醉了。
作李白的诗，却使附丽于诗中的汪伦，与诗一起不朽。一首好诗，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出乎作者预料的。本是名不见经传的，本是极一般人的汪伦，从此留下来深情的万世名声。
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对汪伦之约，有一段记载：“唐时汪伦者，泾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诡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大笑，款留数日。”
当今之作家们，很难做到大师那样的豁达坦荡。当代作家笔下的贵族化，和当代作家精神的贵族化，碰上袁枚所说的汪伦式的这种老百姓玩笑，究竟有多大的承受力，会不会勃然大怒，会不会扭头就走，真是说不好的。也许因为追求这种贵族化的结果，势必要疏离于那些平常的、平凡的、普普通通的大多数人。因此，这些平常的、平凡的、普普通通的大多数人，不再是当代文学作品的忠实读者，也就是很正常的现象了。
因此，在车载斗量的当代作品中，要想读到李白这样情真意挚的、表现普通人的诗篇，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了。
汪 华：(公元587～649年)，号英发，徽州绩溪瀛州汪村绩溪人(今安徽绩溪)，唐朝时期因功封越国公。
少以勇侠闻，隋朝末年，割据称王，保境安民，武德间为王雄诞所败，遂降。授总管六州军事和歙州刺史，封越国公。
被后人称为“古徽州第一伟人”的汪华。徽州人由衷崇爱这位乡土伟人。其死后，庙宇祭祀不断，行祠社屋遍布，被尊为徽州的地方神或地域神。在民间，被奉为“汪公大帝”、“花朝老爷”、“太阳菩萨”。
汪华既是农民领袖，也是国家重臣。宋淳熙间篡修的《新安志》，其中“祠庙”一篇称：“新安之神，讳华，姓汪氏，绩溪人”。据此，汪作为地方神的地位，早在南宋时就以奠定。汪姓，是北方最早迁入徽州的望族之一。其始迁祖为汪文和。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一书中追溯徽州汪氏源流时指出：“汪氏源出于汪芒之后。昔禹会诸侯于会稽，防风氏后至，戮之，其骨专车，盖却汪芒也。其国在今湖州山中。楚灭于越，遗黎四窜。汪芒氏入歙，当在斯时，故时号山越。及秦立鄣郡，彼土日辟，汪芒益有所逼迫，而不得不西窜于歙，居今绩溪境内。”
汪华自少家境贫寒。幼年丧父失母。九岁为歙县郑村的舅父收留。十四岁拜南山和尚罗玄为师，苦练刀枪弓箭，武艺超群，后应郡府招募加入义军。因平婺源、拓箬岭至宁国府、太平县山道有功，深得将士爱戴。
当时群雄割据，生灵涂炭。汪华发动兵变占据歙州，击退官府围剿，相继攻占宣、杭、睦、婺、饶六州，拥兵十万，号称“吴王”。其时正是国家动荡，割据纷战不断，民不聊生之时。而汪华所治之地，十年不见兵戈，百姓得以安生，一派平和景象。汪华得割据之实，为政宽宏，政清人和，且尽力调和土著与移民之间的矛盾，百姓安居乐业，史称“镇静地方，保境安民”。汪华又顺应民意，于公元622年奏表归唐，使徽州之民省去了战乱之苦。唐王李渊诏嘉其识时务、顺潮流和保六州之功，授予方牧，总管六州诸军事兼歙县刺史，封上柱国、越国公。贞观二年奉诏晋京，授为左卫白渠府，统军事掌禁兵。太宗征辽，汪华留京，任为“九宫留守”。
唐贞观二十三年，他逝世于长安。
汪华死后，徽州一府六县，相继建立了许多汪王(公)庙。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正式钦定建庙，赐匾额“忠显”，后改“忠烈”。汪华的出生地汪村，于太平兴国五年建汪公庙，该庙宏伟无比，有“小金銮殿”之喻，又称“汪王故城”。该村也以庙得名，俗称“大庙汪村”。由于越国公在徽州一带名望极高，加上后裔人丁兴旺，有“四门三面水，十姓九家汪”之局面，徽州一带祭祀汪公的行祠多得不计其数，久而久之，汪华被渐渐神化，成为当地的地方神。汪生九子，均有赐封，故各地又陆续建有“太子庙”一同祭祀。
汪华的最大功绩，在于保境安民，促进了山越与中原汉文化的大融合。之前，徽州的土著人与南迁的中原衣冠贵族，互为提防，或纠纷不断，或械斗不息。有的为疆界领地，有的为习俗礼仪教化，文化勾通难以超越。汪氏虽为最早南迁望族，但汪华起义以“捍境保民”为口号，深得人心。在与外来兵燹战乱抗争中，域内矛盾迅速化解，客观上促进了两种文化的大融洽。后来汪华归唐之举，又使得徽民得以休养生息，文化教育也随之得到发展。徽州民风，在汪华的推动下得到了空前的净化和统一，为宋元之后的朱子理学风行，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当地山民或“细民”，在官府教化及徽州望族的耳濡目染中得到整合，“礼仪趋于文雅”，中原移民也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在休宁的万安古镇上曾造有一座“吴王宫”，宫中有一对联，评述了汪华的功勋业绩：联曰：“乱世据六州，保境安民，煌煌功绩重千古；治平朝帝阙，忠君爱国，赫赫英名满神州”。
徽州风情，最久远最重要的一项民俗活动，就是祭祀汪华的庙会活动。这一源远流长的庙会，使汪华地方神的地位更加巩固，确实对徽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汪公大帝塑像，遍布徽州每个行祠社屋，人们无时无刻不蒙受其保佑。许多史籍记载，徽州庙会活动甚多，“以祭祀汪华为最”。其实，徽州人的聪明之处，是借祭祀汪华之神，搭建了一个展示乡土文化的平台。每年的春节前后迎神庙会上，定有汪公大帝的祭祀活动。清人方士庹在《新安竹枝词》中，曾对徽州的迎神庙会作过描述：“油菜花残麦穗长，家家浸种办栽秧；社会会后汪公会，又备龙舟送大王。”
相传农历2月15日是汪华的生日。绩溪登源人，为此每年都举办“花朝庙会”纪念。明太祖年间，歙州建汪公总庙于箬岭后，规定凡汪华生日，取一百零八社，各地派出戏班艺人，祭拜汪公。十年为一大庆。农历8月13日靖阳节，是屯溪人祭祀汪华的节日。在黎阳九公庙(祭汪华九子)前搭台做戏，跑马祭汪公，或组织民间仗鼓队游行。数百年间，徽州民间一代一代地把汪华进行文化包装，加以充实，使得这位“太阳菩萨”更加神化。年复一年，这种民间文化的冲击力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庙会最初只是局限于祠堂中，或围绕着祠堂进行的，旅居在外徽商的积极参与，业余乐仆戏班的出现，使得这种单调的庙会形式很快有了改观。请戏酬神，成为庙会必不可少的一个节目，甚至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善事。这使得汪公庙会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变化，节日喜庆气氛愈来愈热。大的村，精心搭起了万年戏台。有的准备台柱台板，随时搭台看戏。演员文武竞技，族民其乐融融。经年累月，在偏僻山村普及了一批戏迷，培养锻炼了一批民间艺人，较好地激发了徽州人的文化热忱。这为徽戏的产生和发展，营造了一个极好的天地。
庙会的另一活动，就是“赛琼碗”。各家须做供品贡献送到汪公庙敬神示忠。每值户人家要取山珍蔬菜，尽心选料做成祭品摆设。后来便有了“百家攀比，争奇斗艳”，冷盘雕塑年年出新，糕点拼盘各显神通，徽州人又把这项活动做大做活了，创造了大批美食佳肴。这也为徽州富有特色的饮食文化，奠定了硕厚的群众基础。
汪 藻：(公元1079～1154年)，字彦章，饶州德兴人(今江西德兴)，著名南宋文学家。
汪藻是宋崇宁进士。宋高宗时，擢中书舍人，累拜翰林学士。
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除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八年，升显谟阁学士。历知徽州、宣州，贬居永州。
宋绍兴二十四年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宋史》有传。著有《浮溪集》三十六卷、《浮溪文粹》十五卷。
《全宋词》录其词四首。著名的有《点绛唇》：“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衔斗。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好个霜天，闲却传杯手。君知否？乱鸦啼后，归兴浓于酒。”
作者一度颇感仕途艰险，机锋四伏，因而渴望退隐归家，乐守田园，此词即表达了这种思想情感。作者在词中通过对景物的刻画，委婉地写出他心中的苦闷，表现手法极为含蓄。
上片首两句写景，勾出一幅新月江山图：一弯秀媚的新月，被群星簇拥，山顶与星斗相连；在月光照耀下，江流澄静，听不到波声。这两句是作者中夜起来遥望所见，倒置在前，写的是静的环境。他本来就心事重重，在床上不能成眠，于是披衣而起，想有所排遣。“搔首”是思考问题时习惯的动作，此处这两个字形象地写出他情绪不平静。结句“梅影横窗瘦”，静中见动，要月影西斜才看得出梅影横窗。“瘦”字刻画出梅花的丰姿。
下片转向抒情。严冬的打霜天气，本来正是饮酒驱寒的好时光，可是却没有饮酒的兴致。“传杯”是传递酒杯而饮以助酒兴，多是在宴会中进行，不是独饮或对饮。此处“闲却传杯会了。联系词人身世，可知此时他正在被迫迁调，官场失意时。末二句，作者“归兴”之萌生是由于“乱鸦啼后”，并且这番思归的意念比霜天思酒之兴还浓，可见他已非常厌倦宦海生涯。在鸦前冠以“乱”，足见鸦之多，聒噪之甚。
作者先用设问句“君知否”向他人提问，然后自作回答说明“归兴浓于酒”的原因所在，所谓“乱鸦”，是指政坛上的一群小人。
此词上片写景，画面冷洁清疏，下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将上片欲言未言之情思抒发出来，于自然幽默中含愤激之气。整首词构思别致，语言晓畅，情景相生，结构缜密，浑化无迹。
汪伯彦：(公元1071～1141年)，字廷俊；祁门城里人(今安徽祁门)。著名宋朝大臣、宰相。
汪伯彦据说出身贫寒，但少有才名，中秀才后，在家读书备考科举时，被祁门知县王本看中，特筑“英才馆”请伯彦当墅师，王本把亲侄儿秦桧从南京接到祁门，师从汪伯彦。据说，秦桧在英才馆读书时，就有异人预言：祁山小邑，一书院有二宰相在焉。
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汪伯彦考中进士，初任成安县(今河北成安)主簿。
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宋钦宗召见，伯彦上《河北边防十策》，切合帝意，旋授龙图阁直学士、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知州。同年，康王赵构在磁州(今河北正定)被金兵围困时，汪伯彦派兵接至相州，由此深得康王信任，不久，任康王大元帅府副元帅，又升为集英殿修撰。
其时，国事日益紧急，风云激荡，官兵民众抗金心切，群志昂然。然而就在金兵迫近京城时，汪伯彦却阻拦宗泽抗金。次年，金兵攻下京城，掳走宋微宗、宋钦宗二帝。康王秉承旨意，升汪伯彦为元帅和显谟阁直学士。5月，康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升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6月升知枢密院事，12月拜右仆射(即右丞相)。
当金兵再次逼近时，汪伯彦极力反对宗泽、李纲的抗金主张，促请高宗南逃。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扬州沦陷，汪伯彦的逃跑政策激起公愤，被罢官职。后在秦桧等人帮助下复职，曾任知州、节度使。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退休后回祁门，次年逝世于家中。
汪伯彦颇有才学，著有《春秋大义》十卷、《中兴日历》五卷、《汪伯彦文集》二十五卷。
汪应辰：(公元1118～1176年)，初名洋，字圣锡；信州玉山人(今江西玉山)。著名宋朝大臣、诗人、散文家。
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年方十八的汪应辰中了状元。授镇东军签判，召为秘书省正字。当时秦桧主和议，汪应辰上疏嘛张抗金，力言因循无备、上下相蒙、不明敌势的危险性，因而违反秦桧意，出通判建州(今福建建瓯)、静江府、广州等。秦桧死后，召为吏部郎官，迁右司，因母老，出知婺州(今浙江金华)。母去世服毕后，除秘书少监，迁权吏部尚书。宋孝宗赵即位后又因事被迫请求调外，于是知福州。不久，升敷文阁待制，举朱熹自代。出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再除吏部尚书，寻兼翰林学士并侍读。又因事不合，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韩玉被旨拣马，路过平江府，因汪应辰没有特别招待他而回京报复汪，密告宋孝宗，说所到之州县，没有象平江府那样乱的地方，于是连遭贬秩，气病卧家不起而卒，谥文定。
汪应辰幼为神童，五岁知书，属对应声语惊人，多识奇字。家贫无灯油，拾柴点火读书。从人借书，有过目不忘之能。十岁能诗。宋高宗见他的对词，以为老成之士，直至见才知是刚少年，赐以御诗，并更名为应辰。他好贤乐善，尤笃友爱。少从喻樗、张九成、吕本中、胡安图等人游，又与吕祖谦、张械为友。为朱熹从表叔，常与往来研究学问。他为人刚方正直，敢言不避，又多革弊事，所以遭到胡迁许多人的侧目，为人所陷。但他接物温逊，遇事特立不回，坚定不移。虽遭秦桧排挤，流落岭峤十七年之久，“蓬蒿满径，一室萧然，饮粥不继，人不堪其忧”，却“处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讲学为事”。学者称玉山先生。
著有文集五十卷，今传《文定集》二十四卷。《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及明朝宏治年间程敏政摘抄本辑出，收于集部别集类。他学问具有渊源，作品有不少巨制鸿篇。他的不少诗作都体现了“好贤乐善，尤笃友爱”的思想品格和个性。如《挽宣扶吴郡王》：“节义家传久，艰难始见忠。一心惟殉国，百战竟平戎。环列周庐肃，管仪道路同。细看麟阁上，谁得似初终？”这一方面歌颂了吴郡王的忠精殉国的品格和战功，另一方面是对那些不能特立不回，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人的辛辣嘲讽，可见诗人品格的一贯性。
另一首《分韵送胡丈归健康》也表现了诗人与朋友的至诚至深之情：“先生高卧武夷巅，一旦趋朝岂偶然。报国自期如嗷日，归田曾不待来年。怀铅共笑扬雄老，鞭马今输祖逖先。册府风流久廖落，送行始复有诗篇。”这并非一般迎来送往的应酬之作，而是主客思想共鸣的产物，所以读来给人以真挚诚恳之感。这类作品在诗人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汪元量：(公元1241～1317年后)，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南宋诗人。
汪元量在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或稍后，以词章给事宫廷，不久，为宫廷琴师。与柴望(著有《秋堂集》)、马廷鸾(著有《碧梧玩芳集》)等有交往。
宋恭帝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元兵入杭州，俘宋恭帝赵显、皇太后全氏、太皇太后谢氏先后赴大都，汪元量随谢氏北行。
文天祥举兵失败被执，囚于大都，汪元量曾屡至囚所探视。文天祥为汪元量集杜甫诗句，成《胡笳十八拍》，并为元量作品作序。赵显等于至元十九年被迁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二十一年，又被迁往今西北内地，汪元量仍随行，到过祁连山一带。以后，又因祭祀到达过四川青城山及五岳。至元二十五年十月，赵显学佛学于土番(今西藏)。元量即以黄冠道人的身份南归，至元二十六年抵杭。不久，他再次入湘、川，并数次到庐山。以后又有入湘之行。
汪元量的友人李珏跋元量所撰《湖山类稿》，称汪元量“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亦宋亡之诗史”。“宋亡之诗史”是汪元量诗的主要特色。在《醉歌》十首中，“声声骂杀贾平章”，揭露贾似道之流荒废政事，贻误国家的罪恶；“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直呼最高当权者太皇太后谢氏之名，痛斥她率先投降的可耻行径。满腔悲愤，不愧史笔。
在《越州歌》二十首中，描述了元兵南下时半壁河山遭受蹂躏的惨象：“东南半壁日昏昏，万骑临轩趣幼君。三十六宫随辇去，不堪回首望吴云”；“一阵西风满地烟，千军万马浙江边。官司把断西兴渡，要夺渔般作战船”。亡国之痛，悲歌当哭。
又有《湖州歌》九十八首，从“丙子正月十有三，挝□伐鼓下江南，皋亭山下青烟起，宰执相看似醉酣”写起，以七绝联章的形式，依次记述“杭州万里到幽州”的所历所感、所见所闻：“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夕阳一片寒鸦外，目断东南四百州”；“两淮极目草芊芊，野渡灰余屋数椽。兵马渡江人走尽，民船拘敛作官船”。景真情挚，非有切身感受者不能道。
《湖州歌》、《越州歌》、《醉歌》是汪元量“诗史”的代表作。其深度和广度都超出其他宋遗民同类的诗。它记述的史实，往往能补史籍之所未及。
汪元量南归后，写了不少诗来反映人民在元朝统治下所过的痛苦生活，如《钱塘》中“平芜古路人烟绝，绿树新墟鬼火明”，《兴元府》中“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饿死弃儿孙”等，可以看成是“宋亡诗史”的一部分。
汪元量早期创作《居拟苏武》四首、《月夜拟李陵诗传三首》，立意、谋篇、遣辞都模仿古诗《李陵与苏武诗》、《苏武诗》，痕迹过于显露。元兵南逼，国势飘摇，他的诗融入了时代的内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师法杜甫，模仿杜甫的秦州体，自认为“篇篇妙入神”，颇有心得。他在颠沛困顿之中，进一步领悟到杜诗“句句好”。他在大都所作《黄金台和吴实堂韵》中写道：“君臣难再得，天地不重来”，感到大势已去而又执著地眷恋故国；在《平原郡公赵福王挽章》中写“南冠流远路，北面幸全尸”，声讨元统治者虐待宋宗室。
这些诗作继承了杜甫的沉郁，而又有他自己那个时代所赋予的苍凉和悲愤。他为挽文天祥而作的《浮丘道人招魂歌》，则学杜甫的《同谷七歌》，深得其章法。南归后写的山水诗，偶有明快之笔，但大多数是抒写寂寞哀愁心情的，如“孤舟行客愁无那，十二峰前十二滩”。还有一些诗则受江湖派的影响，意境幽窄。
以“德佑之变”为界限，汪元量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的主要内容是描述宫廷生活。如〔莺啼序〕《宫中新进黄莺》写黄莺的伶俐，(汉宫春)《春苑赏牡丹》写牡丹的娇媚，曲尽物态，颇有情致。(失调名)《宫人鼓瑟奏霓裳曲》写宫人的哀怨。这些词辞采华美，结构缜密，虽然境界不高，但能做到典丽而不堆砌，工致而不晦涩。他的〔长相思〕中的“阿哥儿，阿姑儿，两个天生一对儿”，则通俗活泼，充满欢乐情绪。
“德佑之变”以后，汪元量的词作内容与风格都有了变化。至元十三年赴大都途中，他发出了"目断东南半壁，怅长淮已非吾土"的慨叹。在大都期间，在一组(忆秦娥)词中，他写南宋宫人“强将纤指按金徽，未成曲调心先悲。心先悲，更无言语，玉箸双垂”，“天沉沉，香罗拭泪行穷阴。行穷阴，左霜右雪，冷气难禁”，冲破了传统的“宫怨”作品中的幽愁暗恨，表达了被俘者的苦楚和眷恋故国的心情。其他如(人月圆)“不堪回首，离宫别馆，杨柳依依”，(满江红)《和王昭仪韵》“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都感人至深。这些作品继承并发扬了陆游、辛弃疾、陈亮爱国词的传统，不事雕琢，直抒观感，言显意真。南归后，山河变色，“肠断江南倦客，歌未了，琼壶敲缺”(暗香)，孤寂忧伤，眷怀故国，成为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内容，而且感情更趋深沉。代表作是(莺啼序)《重过金陵》。
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汪元量《湖山类稿》十三卷，《汪水云诗》四卷，《水云词》两卷，均已佚传。清朝乾隆间，鲍廷博刻刘辰翁选《湖山类稿》五卷(前四卷为诗，第五卷为词)，《水云集》一卷。以流传系统不同，重见的诗很多。二者共收诗三百多首、词二十多首，《四库全书》即以鲍氏二本著录。今人孔凡礼自明朝抄本《诗渊》及《永乐大典》残卷中辑得汪森本未收诗约一百首、词二十多首，与汪氏二本合为一编，题为《增订湖山类稿》，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
汪大渊：(公元1311～？年待考)，江西南昌人。著名元朝航海家。
汪大渊生元武宗至大四年，从小聪明好学，深得父母钟爱，望其长大成才，故取《论语》中“焕章”。汪大渊果然不负所望，成为举世闻名的航海家。
他先游历一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商港，也是世界最大商港之一的泉州。看到各种肤色和操各种语言的人们，摩肩接踵；看到琳琅满目的中西厅贷，堆积如山；港湾里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大小般只，特别是那些中外商人、水手所讲的外国风情，是那样的生动、有趣，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汪大渊的好厅心，后来促成了他两度远洋航行的壮举。
元文宗到顺元年(公元1330年)，年仅二十岁的汪大渊搭泉州远洋商船，从泉州港出海了，一直到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夏秋间才返回泉州。这次航行从泉州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到西北非洲的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折向南直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澳洲，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又经菲律宾群岛，最后返回泉州。元惠宗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汪大渊第二次从泉州出航，游历南洋群岛，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两年后才返回泉洲。
汪大渊远航回国后，便着手编写《岛夷志》，把两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成章，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当时泉州路正在修郡志，泉州地方长官(称达鲁花赤)与主修郡志的人见此书在为赞赏，即将《岛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中，作为附录。后来汪大渊回到久别的故乡南昌，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在南昌印行。这本书才得以广为流传。但《岛夷志》一书却在元末兵乱中大部分散失，明朝后终于失传。
汪大渊著《岛夷志》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曾说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为它作序的泉地方官、著名文人张翥说：“汪君焕章当冠年(二十岁)，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慢信乎其可征也。”另一作序者，泉州方志主修吴鉴说：“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以君传者其言必来信，故附《清源续志》(即《泉州路清源志》)之后。”后来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说：“随其(郑和)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可见该书的内容是真实可靠的。
节略后的《岛夷志略》还涉及亚、非、澳各洲的国家与地区达二百二十多个，详细记载了他们的风土人情、物产、贸易，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资料。书中记载了台湾、澎湖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当时台湾属澎湖、澎湖属泉州晋江县，盐课、税收归晋江县。书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公元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华工”；真腊国(今柬埔寨)有唐人；加里曼丹岛上坤甸“尤敬爱唐人”；而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岛夷志略》记载澳洲的见闻有两节：一、麻那里；二、罗娑斯。当时中国称澳洲为罗娑斯，把达尔文港一带称为麻那里(marani)，泉州商人、水手认为澳洲是地球最末之岛，称之为“绝岛”。汪大渊记载当时澳洲人的情况：有的“男女异形，不织不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惟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有的“穿五色绡短衫，以朋加刺布为独幅裙系之。”还记载有一种灰毛、红嘴、红腿、会跳舞、身高六尺的澳洲鹤，“闻人拍掌，则耸翼而舞，其仪容可观，亦异物也”。他称之为“仙鹤”。又称澳洲一种特有的红得象火焰一样的树为“石楠树”。
汪大渊还记载了澳洲北部某地“周围皆水”，即指今天澳洲达尔文港以东一大片沼泽地。所记“有如山立”，即指澳洲西北高峻的海岸附着很多牡蛎。还记载有澳洲北部海岸的安亨半岛和高达八百米的基培利台地，“奇峰磊磊，如天马奔驰，形势临海。”这些都是真实无误的。《岛夷志略》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上有重要史料价值，因此很早就引起世界的重视。自1867年以来，西方学者中有十人研究该书，并将该书翻译成文字。在《岛夷志略》中有两节详细记载了澳洲的风土、物产，应该是见著于世的关于澳洲最早的文字记载。可是西方学者，却不敢承认汪大渊到过澳洲，因为在汪大渊到澳洲后近二百年，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一大陆。
《岛夷志略》可以说是上承宋朝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朝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搓胜览》等的重要历史地理著作，而其重要性又远远超过这些宋、明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说：“诸史(指二十四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汪大渊两下西洋，游踪的广远，著述的精深，直到清朝中叶以前，还是名列前茅的。
汪大渊曾说：“所过之地，窃常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岛夷志略》中大佛山条载：他们的般到大佛山(今斯里兰卡)附近，采集到珍贵的奇异珊瑚，汪氏很兴奋，“次日作古体诗百韵，以记其实。”回到故乡后，豫章邵庵虞先生见而赋诗，迨今留于君子堂以传玩焉。”邵庵虞先生先即当时著名文人虞集，他的书斋名邵庵，因号曰邵庵先生。诗人虞集也为汪诗所动，并赋诗唱和，可见汪大渊诗词的高超。
可惜，汪大渊除《岛夷志略》外，未见有其他著作传世。汪大渊的晚年生活也无记载可寻。但是他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是早为中外学者一致公认的。
汪廷讷：(生卒年待考)，字昌朝，号无如，别号坐隐先生、无无居士、全一真人、松萝道人、清痴叟；休宁松萝山东麓汪村人(今安徽休宁)。著名明朝戏曲作家。
汪廷讷生卒年不详，万历中后期还在世，终年约八十岁。
曾中贡生、官至盐运史、长汀县丞、宁波同知。辞官退隐后，以写戏、刻书自娱，好诗词歌赋，尤善曲。著有《环翠堂集》、《人镜阳秋》等。所作传奇《长生记》、《同升记》、《狮吼记》、《三祝记》、《种玉记》、《义烈记》、《天书记》等十三种，总称《环翠堂乐府》。另著有杂剧《广陵月》、《太平乐事》、《青梅佳句》等八种。曾在南京开设环翠堂石坊，所刻书籍均有当时名家绘制和插图，镂版精美，并用彩色套印，对版画的革新颇有影响。
明万历二十八～三十年(公元1600～1602年)，汪廷讷在家乡汪村构筑了以坐隐园为中心的环翠堂花园。花园外围，北倚黄山、松萝、金佛群峰为屏，南绕陈坑、横江诸水如带，西接白岳飞云、夹源春雨，东迎高岗旭日、卧涧长虹。园内亭台楼阁、假山池沼交错，小桥流水、曲径回廊相通，花草树木、蟠根藤萝相缀。整体布局开合有度，遮掩有致。其中，又以昌公湖和百鹤楼为两大亮点。昌公湖以汪廷讷之字昌朝命名，湖水清澄，狭窄细长，如弓似月，荡人心魄。百鹤楼建于西侧仁寿山巅，其上缮吕真人之像，每当月明之夜，即有白鹤旋绕楼头，鸣声相应，久久不绝。听到坐隐先生下棋的声音，白鹤便旋空而下，对舞阶前，舞姿翩翩，如行云流水，直到坐隐先生起身以长袖轻拂方止。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金秋，著名戏剧家、《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与程伯书一道，跋山涉水，从千里之外奔赴万山丛中的休宁大地，慕名拜访了坐隐先生汪廷讷。汪廷讷陪两位远方来客，在环翠堂花园把酒临风，谈古论今，吟诗赋词，抚琴对弈，一连数日，乐此不疲。随后，汪廷讷又随汤、程二友一起出游，经芜湖赴南京，一路吟诗联句，抒发感情，留下一段文坛佳话。事后，汤显祖在《坐乩笔记》中说：抵达海阳，果见环翠之堂、百鹤之楼、昌公之湖，芝房菌阁、露榭风亭，美不胜收。先生于灌花浇竹之暇，参禅味玄，雅好静坐。间为局战，黑白相对，每出奇着妙想，近来已订成棋谱风行于世。称先生为全一真人，确实是名不虚传。
汤显祖、汪廷讷、程伯书三友联句：“杰阁中天起(汤)，横波大地流(汪)。旋题山月映(程)，飞阶海云留(汤)。水际成高市(汪)，江关镇帝州(程)。人烟槛外合(汤)，帆影席间收(汪)。红日明津树(程)，清风满画楼(汤)。登临多感慨(汪)，一局而悠游(程)。”
《环翠堂园景图》版画是明万历三十～三十三年(公元1602～1605年)汪廷讷环翠堂书坊刻印的。全长1488厘米，高24厘米。以宽33.8厘米为一段，全画共分四十五段，彼此衔接起来便成为一个长卷。第一～十二段是坐隐园正门前的外景；第十三～三十九段描绘的是坐隐园的内景，其中刻意描写坐隐园的主建筑凭萝阁和环翠堂，以及环翠堂后园的景致和主人眷属亲朋的闲适生活；第四十～四十五段，描绘了坐隐园后门的自然环境。图中记载的有名称的游览点就有一百二十余处，还有众多的路亭、古树、溪泊、盆景等，画面出场人物约有三百二十名，举凡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几乎应有尽有；有名及无名的山石近二百处；此外还描刻有各种舟船、桥舆、走兽飞禽、花卉瓶插、道具摆设等，囊括的内容之繁，展示的生活面之大，表现的场景之宏，运用的手法之细，都令人赞叹不已。
《环翠堂园景图》展现的是一座典型的封建地主庄园，反映了当时农民、仆奴、书童、地主、文人墨客、士大夫等各阶层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它还记载着明末徽州山区民间的衣食住行、劳动生涯、宗教信仰、文化娱乐、庭院陈设、见面礼仪等。同时画面中“无无居士书舍”、“无无居”、“兰亭遗胜”、“洗砚坡”、“玄通院”、“善福庵”、“正义亭”、“龙伯祠”、“洞灵庙”、“紫竹林”、“大悲室”、“观音洞”、“经藏处”、“清虚境”、“半偈庵”“天放亭”、“百鹤楼”、“五老峰”、“洗心池”等涉及儒、佛、道多方面题材内容的景点，又将汪廷讷沉溺诗书、信奉宗教、厌恶世俗、企图超脱的隐士生活和处世哲学，渲染到了极致。
《环翠堂园景图》虽为吴门钱贡画，歙县虬村黄应组刻，然而它却是晚年汪廷讷的人生观和美学思想的真实写照。
汪 昂：(公元1615～1695年)，字仞庵，安徽休宁西门人。著名清朝医学家。
集当时医方之大成，对普及医学颇有贡献。有《素灵类纂约注》、《医方集解》、《本草备要》、《汤头歌诀》等。
汪昂自幼苦读经书，“经史百家，靡不殚究”，为邑之秀才。明朝末年，汪昂寄籍浙江丽水，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每每名落孙山。明亡后，随着其年龄、阅历的增长，汪昂越来越看清科举考场的腐败，厌恶科举制度，又有感于国家民族的兴衰，于是，在清.顺治初年，毅然弃儒功医，笃志方书，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医学理论研究和著书之说，著有大量医学科学普及书籍，盛行于世。
在长年的行医过程中，汪昂发现“古今方(医)书，至为繁夥”，但为医方注释之书却很少，自陈无择首创张仲景《伤寒论》注释后，“历年数日，竞未有继踵而释方书者”。给初涉医门者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医方难以掌握。于是，汪昂便广搜博采，网罗群书，精穷奥蕴，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六十八岁时写成《医方集解》。《医方集解》全书六卷，分二十一门，共收入正方三百七十多方，附方四百九十多方。
此书博采古书，既吸收了陈无择、吴昆等书之优点，又结合了自己长期的行医实践，先解释受病之由，次说明用药之意，分别宜忌，唯求义明。《医方集解》刊行之后，迅速流行全国，1935年被曹炳章先生编入《中国医学大成》，1959~197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曾先后七次刊印发行，全国中医高校奉其为参考教材，1999年国家中医药出版社再次将汪昂医学全书编入《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
汪昂弃儒攻医，时年三十有余，其抛弃仕途，改而学艺，认为“诸艺之中，医为尤重”，于是乎独专医学。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身居避远山区，全靠自身勤奋，博览群书，刻苦钻研，而终成一代名医。汪昂不仅擅长临证，研究医学理论，而且十分重视医药的相互作用，于是常曰“用药如用兵”。认为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虽为完善、周明，然而过于浩繁，于是乎汪昂“特裒诸家本草，由博返约，取适用者，凡四百品，汇成小帙”，取名为《本草备要》(四卷)，于公元1694年成书。《本草备要》后经清朝初年三大名医之一太医院判吴谦审定，在国内外广为刊行，总数有七十余种版本之多，公元1729年(日本享保十四年)植村藤治郎将该书在日本刊行。
汪昂一生诊务繁冗，然其著书立说至老不倦。他著书立足于基础，着眼于普及，并讲究实用，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汪昂一生著作丰硕，除《医方集解》、《本草备要》，尚著有《素问灵枢类篡约注》、《汤头歌诀》、《经络歌诀》、《痘科宝镜全书》、《本草易读》等书。这些著作与前人相比“皆另为体载，别开经路，以前贤为竞之旨，启后人便易之门”。《中国医学史》称汪昂“其书浅显易明，近人多宗之”，乃为中国清朝著名医学科普及启蒙派的代表人物。
汪 中：(公元1744～1794年)，字容甫；江都人(今江苏扬州)。著名清朝学者、骈文学家。
对经学、方志学等均有著述，尤精于先秦诸子之学，有《广陵通典》、《容甫先生遗诗》等。
汪中是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贡生，后绝意于仕进。
汪中出身孤苦，幼年无力求学，由寡母启蒙。后因依书商为佣，才有博览经史百家书籍的机会。他禀性耿直，疾恶如仇，尤其能不囿时俗，讽谕权贵，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敢于立异说，标新论，因此被当世视为狂徒，使他受到种种冷遇和迫害。汪中一生坎坷，怀才不遇，他只得依靠当幕僚和卖文为生。
汪中私淑顾炎武。为经世致用之学，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所作骈文，在清朝骈文中被誉为格调最高。刘台拱《遗诗题辞》评为:“钩贯经史，熔铸汉唐，宏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他二十七岁时所作《哀盐船文》，对扬州江面某次渔船失火时，人声哀号、衣絮乱飞的惨状和大火前后的氛围作了形象的描述，对船民的不幸遭难表示深切的同情，描写生动，文笔高古，杭世骏评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汪中抒情骈文善于“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如《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对明末名妓马湘兰寄以同情、悼念，以自己的困顿随人之痛，与马湘兰的沦落风尘之悲相共鸣，表现出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士人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愤慨；在《吊黄祖文》中，借古人祢衡“虽枉天年，竟获知己”的遭遇，写自己“飞辨骋辞，未闻心赏”的不平之叹，发出了“苟吾生得一遇兮，虽报以死而何辞”的强烈呼声；《狐父之盗颂》更是一篇愤世嫉俗之作，文中认为世俗所谓“盗”，是“悲心内激，直行无挠”的仁义之士，相比之下，当世许多人“孰如其仁！”汪中甚至直呼“孰为盗者？我将托焉！”感情强烈充沛，语言明快锋利。
其他象《黄鹤楼铭》、《汉上琴台之铭》、《先母邹孺人灵表》、《广陵对》、《自叙》等篇，无论叙事抒情，都能吸收魏晋六朝骈文之长，写得情致高远，意度雍容，而且用典属对，精当贴切。
汪中的论辩文章显示出“于时流不轻许可”(江藩《汪中记》)的胆识，如《妇人无主答问》中驳方苞即其例。他的论学著作或阐明古书通例，如《释三九》；或纠弹理学谬误，如《大学平义》；或表章周秦诸子之学，如《墨子序》、《荀卿子通论》，都是博学深思、独具卓见之作。王引之《汪中行状》总评其文说：“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
汪中的著作有《述学》六卷。《广陵通典》十卷，《容甫遗诗》六卷。近人古直选其若干骈文作注，名《汪容甫文笺》，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汪文升：(生卒年待考)，长洲人(今江苏苏州)。著名清朝诗人、书法家。
清康熙进士，工诗、古文、尤善书法，与姜宸英齐名，与两兄一弟合称吴门四汪，著述甚丰。
汪士铎：(公元1814～1889年)，字梅村；江苏江宁人(今江苏南京)。著名清朝历史地理学家。
汪士铎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曾经过商，中过举人，一生以游幕和接徒为业。主要著述有：《汪梅村先生集》、《乙丙日记》、《梅翁笔记》、《南北史补记》、《水经注图》等。留存下来的只有前三种，其中《乙丙日记》是一部谈人口问题的重要著作。
学术界曾经有人把清朝干嘉之际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比作中国的马尔萨斯(ThomasR.Malthus)。当代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家赵靖认为：“洪亮吉并不能算作中国的马尔萨斯，这个头衔应该归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汪士铎。”
探讨汪士铎这个在建国以后学术史上历来被否定的人物，其人口经济思想中有相当的积极内容：
一.汪士铎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共同点：
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比汪士铎早半个世纪，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封建贵族的代表，汪士铎则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地主阶级的代表。两人都是代表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马尔萨斯同时还是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汪士铎由于处在半殖民地时代，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资本主义思想某些方面的影响，对此并不陌生。他们两人的人口经济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
⑴.认为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
马尔萨斯认为，由于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力的有限，而食物又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加上两性间必然的情欲不断加剧着人类的繁殖力，因此其结果，人口的增长势必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还把这二者之间增长的比例关系数量化。他说：“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汪士铎也有和马尔萨斯相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在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天地之力穷矣”，而：“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他虽然没有像马尔萨斯那样，认为生活资料和人口是按日趋扩大的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增加，但仍明确地指出“国家人浮于地者数倍”、“人多则穷〔地不足养〕”。他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已经越来越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了，人多地少，因此导致贫穷。这与马尔萨斯的观点实质上是一样的。
⑵.关于生活资料低速增长的观点：
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这就要回答为甚么生活资料会增长得慢，而人口却增长得快。马尔萨斯认为，生活资料增长得慢的原因，是生产生活资料的最基本的资料──土地──存在着一个肥力递减的规律。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收益会依次增加；但当投资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增加的收益(利润)就会依次减少。这里应当注意，马尔萨斯并没有排除农业生产技术的作用，只不过他认为那不会改变质的区别，农业生产技术只会有可能调节递减数量的进程。农业技术的改进，会使投资增加和利润递减，“这两桩事情不一定老是采取一致的步调”罢了，因此“当资本一再投入土地时，它的利润最后总会渐次递减的”。正是这种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造成生活资料缓慢增长。
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论是建立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基础之上，而汪士铎的过剩人口论则缺乏这样一个看似“深刻”和“科学”的根据。但汪士铎虽然没有使用“土地肥力递减”这一名词，实际上也意识到了土地肥力和农业技术这两个问题，不过这二者在他看来全都是令人绝望的。他说：由于“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一切可以垦种的土地都种植了庄稼，自然资源全都利用完了；农业种植技术已开发到了尽头，糠壳碎米，蔬菜瓜果完全充作主食，连草木都没有了，仍然不够吃，人为的力量已经毫无办法。在他看来，现有生活资料来源已经根本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了。
⑶.关于人口高速增长的观点：
为甚么人口增长得快，马尔萨斯认为是男女之间情欲的客观存在。他说：“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保持现状。”由于两性间情欲的无限存在，因此人口的繁衍和增长也是延续无限的。汪士铎没有深究这方面的原因，但他却正确看到了中国特有的现实情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中，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发展缓慢，人们“拘守旧俗，牢不可破”，“俗喜人多”，“喜人多婚早”，“喜丁旺，谓为开族”。这些落后的观念和习俗，无疑是中国广大农村喜早婚多育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今天，中国农村中早婚、多子、多福等旧意识观念仍是和汪士铎在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情况一脉相承。与这些封建落后思想进行斗争仍是目前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马尔萨斯的“情欲论”和汪士铎的“旧俗论”，都只是分析了人口增长的自然方面的客观原因，而忽视了产生过剩人口的社会原因。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决定人口运动的社会规律，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当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处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的时候，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就会对它起一种决定性的反作用。马尔萨斯所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过剩人口，是相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雇佣劳动制度中可变资本需求的过剩人口。而在汪士铎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土地和其它社会财富兼并现象的发展不断产生出大量丧失土地和失业的“游民”，很显然这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可见马尔萨斯和汪士铎的绝对过剩人口思想都掩盖了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演变的决定作用，但他们还是正确指出了人口自然增长的部分客观原因。
关于人口增长率，马尔萨斯继承和发展前人以及同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提出人口在无妨碍条件下每25年增加一倍。汪士铎则继承和发展东方中国先驱者们的思想，提出在无妨碍条件下人口每三十年增加一倍。这是一个十分有趣、有意义且相类以的观点。他们都强调这样的增长率是在无任何妨碍的太平时期，用汪士铎的话来说就是“盖承平久，孳息繁衍”。因此他们探讨的实际上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即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⑷.贫困、动乱的根源在于过剩人口：
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汪士铎，他们探讨人口问题，着眼点都是放在人口运动的自然规律上，而忽视人口运动的社会规律。这样，当他们把这种人口理论用以观察社会现象和政治问题时，就自然而然地把现实社会中贫困、动乱的根源归之于人口过剩问题，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方面找原因。
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理论试图说明，由于食物供应赶不上人口增长，因此导致人口大量过剩，贫困、罪恶等社会问题都是由人口的过量增长这一自然原因造成的，与社会制度无关。汪士铎也说：“人多则穷”、“世乱之由：人多”。他把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也看成是过剩人口的穷人的动乱。把人民的贫困、失业和被迫起来造反都归结为人口本身繁衍的过速过多。
二.汪士铎与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主要区别：
在抑制人口增长的途径(方法)方面，汪士铎和马尔萨斯在表面上看来有许多共同点，如都提到了战争、晚婚、禁欲等方法，但实际上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马尔萨斯将他的抑制方法分为两大类：积极的抑制和预防的抑制。积极抑制主要是一种自然力的作用，如贫困、饥荒、疾病、战争、瘟疫等；预防抑制则是人为的作用，如晚婚、禁欲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等，因此又叫道德抑制。与之相比较，汪士铎提出的抑制方法有两个特点：
第一，更加强调人为的抑制作用。他提出溺婴、严格婚姻和生育制度、处罚、晚婚等主张全都是人为的社会行为。他也提到了马尔萨斯作为积极抑制方法的战争。但马尔萨斯主要地只是看到战争存在着造成人口死亡以至减少人口的客观历史作用，而汪士铎则是积极主张人为地使用战争来消灭现世的过剩人口(作乱者)。
第二，汪士铎更加强调政府的干预作用。他所提出的人为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大多数都必须要依靠政府的强制作用才能作到，他自己更是寄希望于通过封建国家的政权力量来控制人口的增长。马尔萨斯虽然也讲到人为的作用，但他指的是人们具有推理能力，能理性地意识到人口过剩的未来结果，因而出于远虑的动机而采取的对婚姻欲望的一种自律的道德行为，而并非是一种受外在强制的行为。
总而言之，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思想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撇开规范判断而就其实证性来说)，汪士铎的过剩人口思想则更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由于马尔萨斯撇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来抽象地谈论人口过剩问题，这种高姿态使他不能正视眼下正逐步走上正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雇佣劳动而造成广大无产阶级“贫困化”这样一种私有经济关系本身──具有一种能控制人口过度膨胀、使其与生活资料增长接近平衡的内在功能，因而徒劳地为他的制度发出人口过剩的呼吁。与之相比，汪士铎则略胜一筹。尽管汪士铎也是避开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来谈人口增长(过量的增长)，他这样做正是把自已置身于封建的经济关系之中，从肯定封建主义制度的角度出发，客观上指出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不具有控制人口增长平衡于生活资料增长的内在机制。虽然他跟马尔萨斯一样，也都使用了不十分可靠的数据和带有片面性的事实材料，但却不无益处地给人们敲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警钟──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人口过量增长的必然趋势！
三.汪士铎人口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内容：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汪士铎基本是一个被全盘否定的人物。但认真挖掘他的思想，进行客观、公证、辩证的评价，在他的人口经济思想中也仍然存在着一些积极的内容。
⑴.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人口每三十年增长一倍的思想：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产生“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的思想是很杰出的。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明末科学家徐光启。他在《农政全书》这部著名的农学著作中说：“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这就是说，在太平时期，即没有甚么大的兵荒战乱的条件下，人口的自然发展就不会少于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徐光启是从对当时明朝皇族繁衍情况的统计分析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尽管所依据的事实比较特殊，但推而广之，却与普遍的情况基本相符。在世界人口思想史上，徐光启的这个观点比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Essays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公元1798年)初版时提出的在无障碍条件下人口约二十五年增加一倍的类似观点要早一百七十多年。
在这之后，比徐光启晚一个世纪的清朝文学家洪亮吉，也提到了有关人口在二三十年间加倍增长的观点。他从人口在太平时期每隔一代就会成倍增加的事例出发，认为人口在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可能增加几倍，甚至二十倍。按他的说法推理，在二三十年间至少会增加一倍。
到十九世纪中叶，作为历史地理学家的汪士铎充分肯定了前人的这一观点，并加以发挥。他认为人口在无妨碍的情况下每三十年增加一倍是最基本的标准，“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一人者，至今(公元1855年)一百二十八人”。他还指出，在一些早婚盛行的地区，人口繁衍程度还要快一些，如他当时考察的安徽徽州，此地“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因此“十六皆抱子，故二十年即加一倍，顺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二千零四十八人”。早婚习俗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封建农村，因此汪士铎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人口的繁衍速度是每三十年增加一倍，有的地方则可能每二十年就增加一倍。汪士铎提出这个观点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产生。但尚无证据说明他那时已经知道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使风闻到一些，也不会确切了解他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具体说法。因此汪士铎的这一观点完全是继承他的中国前辈们的思想并加以发挥的。
关于人口在无障碍条件下每三十年增加一倍，这有较为充分的理论和事实根据。从简单推理上说，只要一对夫妇平均生四个孩子，人口的增加就已经是一倍了。按照这样的出生率，如果是二十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二十年增加一倍；如果是三十岁结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在中国农村，男女青年二十岁左右结婚，每对夫妇生三～五个成活孩子，几千年来都是极其正常和普遍的。中国农村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决定了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因此在无重大的战乱、饥馑、瘟疫和社会制度制约(如限制生育和鼓励生育)的正常情况下，人口每二十～三十年增长一倍是基本符合中国古今国情的。如1949年结束战乱后的新中国，当时人口是四亿多，三十年后的1980年便是八亿多，正好是三十年增长了一倍。
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思想是对人口运动自然规律的一个有益的探索，具体到人口“每二十～三十年增加一倍”的观点，后世学者们除了带有阶级偏见的批判外，在此问题上却尚无比前人更进一步的研究。
⑵.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在汪士铎的过剩人口论中，还谈到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他的基本观点是：人口增长过多会引致人口质量下降，“人多而气分，赋禀遂薄，又濡染于风气，故人才益难”。他认为农村人口二、三十年增长一倍，人口太多，“然皆经商挑担无一中用者，多则气薄也”。他还举例说：“徽六邑，绩溪最苦，地狭人多也。…故人多于他邑，而愚于他邑，贫于他邑。”
他讲的“气”、“赋禀”主要是指人的身理素质，也包括文化知识等精神素质的内容，总起来讲就是人口质量。他把那些欢迎和参加太平军的农民也叫作“愚”，认为是人口太多造成素质低劣的表现，这反映了他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的一面。但抽象地看，他认识到了在一定的经济状况和生产关系条件下人口数量和质量成反比例变化的辩证关系，这一点是有一定的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⑶.提倡晚婚和优生：
汪士铎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倡导晚婚的人之一。他认为应该“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在当时封建的中国农村盛行十多岁就结婚生育风俗的情况下，他的主张已经够大胆气派了！他谴责当时中国农村中广泛流行的“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的陈规陋习，劝说人们不要十五六岁就结婚，更不要十多岁就生育子女。他还提出要禁止“男子有子而续娶，妇人有子而再嫁”，目的是要防止这些鳏夫、寡妇娶嫁之后又生育孩子，增加人口。
为了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汪士铎还提出，所生育的孩子，“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溺婴无疑是一种极其残暴而不人道的行为，但从汪士铎的这一主张中还是反映出他提倡优生的思想。
⑷.使用药物的节育措施：在汪士铎所提倡的节育措施中，有一种是使用药物的办法。他要求“广施不生育之方药”，从而达到节育、堕胎和减少人口的目的。他并且还提出了独生子女的主张，说：“妇人服冷药，生一子后服之”。使用避孕和堕胎药物，是一种能减少痛苦、且人道而行之有效的抑制人口的方法，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还有其现实意义。
⑸.与人口问题相关的富民思想：
汪士铎说：“治民须欲民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富民思想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经存在，在两千年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汪士铎这里本是毫无足道的。但汪士铎把富民问题和人口问题联系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他举例说明人多的地方总是较人少的地方穷。治民要富民，这是先人已有的思想，而汪士铎认为富民的前提是减少人口，“夫民不可过少，亦万不容过多”，多少应该与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相适应。他的逻辑是，只有适量的人口才可富民，民富了国家也就好治理了，因此根本的问题还是人口问题。
⑹.与人口问题相关的重商思想：
中国近代受到资本主义的入侵，封建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受这种经济条件的影响，即使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一些重商的思想，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汪士铎的重商思想有着极其特殊的含义。他提出重商的理由有三个方面。第一，商人不容易起来造统治阶级的反，即他所说的“士商机巧而无能为，农工愚狠，能为乱而心齐”。第二，商人容易致富，经商是富民的一条有利途径，因此应该重视商业。第三，经商的家庭男子外出经商，夫妇同房机会少，因此可以减少怀孕，从而减少人口出生率。
从这三点来看，只有第二点是有关经济问题的，最后一点是有关人口问题的。但实际上前一二点在汪士铎看来都与最后一点的人口问题联系着。因为经商可以减少人口，人口少了就容易富裕，而人民富裕就不会造反了。他调查当时的皖南六邑，说：“绩溪最苦，地狭人多也。”那为甚么其它地方会人少而富呢？他说：“推原其故，他邑人皆经商在外，故生子少，妇人独居故也。又或携眷迁徙，故人不多而富。”可见汪士铎的重商思想本质上是与他的人口理论联系着的，经商是减少人口的一个办法，同时又能直接致富，人口少了，人民富了，又可保证国家的政治安定，从而达到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
当然，事实上不可能全国的老百姓都去经商，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初步看到了在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下，经过商品经济的洗礼，人们可以改变观念，革新生活方式，控制人口增长，从而焕新社会面貌。
这，无疑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和进取精神的思想。
汪士慎：(公元1689～1759年)，字近人，号巢林，别号溪东外史、晚春老人等；原籍安徽歙县人(今安徽休宁)，居扬州以卖画为生。著名清朝书画家，为扬州八怪之一。
汪士慎工花卉，随意点笔，清妙多姿。尤擅画梅，常到扬州城外梅花岭赏梅、写梅。所作梅花，以密蕊繁枝见称，清淡秀雅，金农说；〖画梅之妙，在广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画繁枝，高西唐画疏枝〗。(《画梅题记》)但从他存世画梅作品看，并非全是繁枝，也常画疏枝。不论繁简，都有空裹疏香，风雪山林之趣。五十四岁时左眼病盲，仍能画梅，〖工妙腾于示瞽时〗，刻印曰：〖左盲生〗、〖尚留一目著梅花〗。
六十七岁时双目俱瞽，但仍能挥写狂草大字，署款“心观”，所谓“盲于目，不盲于心”。他善诗，著有《巢林诗集》。
汪由敦：(公元1692～1758年)，字师茗，号谨堂，晚又号松泉居士；休宁上溪口人。寄籍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军机大臣。
汪由敦是清雍正二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入仕。因其学识渊博、恭谨敏练而历事雍正、乾隆两朝内庭，近参枢要达三十六年。几经升降，至乾隆二十年叙议军机大臣，清雍正二十二年实授吏部尚书，并获“六典持衡”之殊荣。
清康熙二十一年，汪由敦出生在常州一位亦贾亦儒的徽商家里。先世从徽州婺源迁休宁，自明朝中期后以上溪口(也叫双溪)为居里。因其父汪品佳(字改亭)客游常州续娶龚氏生良金、贡金、鼎金、元芝等四子一女而逗留常州。自汪由敦而上九世以后，曾出过户部主事、布政使司参议、监察御史、太仆寺少卿等高官。受其荫庇，汪由敦从小颖异绝伦，五岁便拜师读书；八岁时，其父每诵以前代世系年号，由敦即能了了复数；十岁归试休宁，初名良金而不见录于有司。
一天晚上，其父梦良金祖父汪恒然托语：“孙文自善，名未当耳”，示改二字即“由敦”。不久，再试时果然名列前茅。稍长一点即博涉经史，每阅一节都要旁讯究本、原别流派，故学识日进、器识宏远。为同邑老名宿查南浦先生所器重，遂被谋为其兄查渐陆公之婿。十九岁那年，又因父亲客游钱塘而循例以商籍就试，受知于督学吴垣甫(河南人)，补博士弟子。此间，由敦还一度当过后来同样也成为休宁名宦的金德英(号桧门)的客座老师，并与其交好。此后，汪由敦因为时常回常州探视父母而往来杭常，故又从游于秦龙光等两地名师，益有所得。
二十四岁时，督学家岵怀先生拨擢其古学第一而牒送于敷文书院。一日，浙江巡抚徐元梦(当时名臣，精通道学)到书院为其孙求良师，掌教张寻欢院长说：“才其优者，书院中不乏其人，若端重有识则惟汪生可。”于是，汪由敦遂被延致徐府。其时，徐府上客中有位叫刘大山的词坛前辈，向来负重名傲、目中无人，可一会汪由敦即折节相下。汪由敦在教学之余，还广征博引，探究理、道等各家学说，尤其在为徐元梦编次《李文贞公全集》时，还摘录其中的诗词、文章数百篇，辑为《安溪文粹》，并以安溪先生为楷模，规言矩行、历久磨砺，深得巡抚大人的器重。
清康熙末年，徐云梦被晋为大司空，遂以由敦入籍钱塘不能偕行而代为援例以国子监生同入京。汪由敦又得以与长州(苏州)的何羲门、无锡的秦南沙、青阳的吴文简、晋江的陈对初等一代宗匠相交。因为由敦的深厚底蕴，前辈们纷纷与其折辈交好，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就连当时的名孝廉钱香树、同郡的吴冠山(后来还与其成了亲家)等也与其成为莫逆之交。彼此相互交流，相得益彰。在京城，汪由敦还废寝忘食地冥搜广览，文取先秦两汉八家，诗收骚雅汉魏、六朝三唐以及宋元明诸大家之长，既求归之雅正，又不专守一家，于是才识益正定，学力益醇肆，为日后一生的经国大业、不朽盛事夯实了基础。
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惊悉母亲去世，汪由敦星夜兼程返家丁忧，行至江宁(南京)遇瓢泼大雨，找不到车夫，他就自己肩驮包袱急行于田畻、小路上，第六天到家时，脚底全都磨出了老茧。服丧期满，徐元梦以其“立心忠厚、学识淹通”再次奏荐充明史馆篡修官，同样又获得了张庭玉等史馆总裁和老臣们的赏识，以致尚未释褐(入仕)即被雍正皇帝宠命珥笔、东观讨论史局，此一旷世礼遇，不仅反映了雍正帝善用贤才，同时也无不显露出汪由敦的锐利锋芒。
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汪由敦在京城连试高中，以殿试二甲第一名(即传胪)被钦赐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几经升迁，至雍正十三年就已是正五品的翰林院待读了。
世人多传汪由敦以恭谨见称，其实汪由敦不仅性格谨慎，而且虑事周全。他总是虑人先虑事，进可攻、退可守，始终游刃有余，且责任心强、办事敏练，是天生的大用之材。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以及日后与乾隆帝的臣君交好无不印证了这一点。
清雍正十三年农历8月23日子刻，圆明园内顿时哭天号地起来，清世宗皇帝驾崩了。汪由敦仰蒙世宗拨擢之思，尤其体恤弘历大孝在身，强忍悲痛，承揽起一切应奉文字和大典所必须的进御之作，刻无闲暇地为国丧和十日后的新皇帝(乾隆大帝)登基而操持忙碌。由于攀慕至意、措词切至，且多为和泪沾笔而成，故每奏一篇都能甚合乾隆心意。一个月后，汪由敦即被授为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并破例仍兼(有清以来，馆卿向无兼记注)日讲起居注官。农历10月又奉命入直南书房，农历11月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至此，汪由敦任职词馆已达十余年。
这期间，他虽总持的是诗词文章，可对于簿书、钱彀及朝会升附大礼等诸事也无不留意谙习。由于他博古敏好、交游谨慎、严于取予、不激不随、举止端庄，故在朝庭中声望日重。词恒院长悉知汪由敦深谙馆阁之鸿篇巨制，遂命其与词恒前辈吴文简、陈对初共担重任。乾隆皇帝每有高文典册、润色鸿业必专委托于由敦。随着老臣的渐次凋谢或调任，汪由敦往往要只身独担翰林院一切应奉文字。乾隆帝文武兼备、遵古而求变，于是汪由敦又凭借娴于掌故，在很短的时间内准今酌古、务求至当地为大清盛世编定了殿陛乐章、郊坛祭器和朝会仪制等大礼大法，深为究极理道的弘历所心仪和赞赏，成为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谋臣。
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农历5月，汪由敦充殿试读卷官，并奏请以妻室封典驰赠曾祖父母，奉旨应允，以先世高祖以上俱登显仕而得邀褒赠，荣及三世。殊知农历6月份却遭来谏官的猜忌弹劾，汪由敦虽仓卒奏辩，仍奉旨解退内阁学士，在待读学士上行走。这一回，汪由敦吸取了先六世祖汪土自(嘉靖进士，曾任布政使参议，因与太宰李默不和而罢归，三十余年足迹不入都市)的教训，不卑不亢，沉着应对。三年后，仍补内阁学士。几番回迁，
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农历3月，汪由敦开始充会试副总裁，与总裁鄂文端等主考官一道祥慎考校，得金生生等三百十九人，其三弟汪鼎金也以回避卷被钦取进士。清乾隆八年充经筵讲官。清乾隆九年农历2月授工部尚书，农历12月转刑部尚书。
汪由敦自任刑部以来，素以持法公正见称，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屡得恩旨赞赏。清乾隆十一年农历3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农历10月奉旨在军机处行走。军机处为一国之机务重地，每日诏出进见、军国要务、各省折奏都在此进行，加上乾隆帝又勤于朝政，真可谓日理万机。汪由敦不仅在职勤勉，而且本领非凡。每每随侍承旨，都能耳受心识、出即传写、一字不漏，这也是汪由敦能在短短几年内历任五部、兼掌台宪的原因之一。为此，由敦还得赐御书“松泉”二字，并以此自号不忘。
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汪由敦又遭遇了新一轮挫折，先后以问知府金文淳罪、大司寇阿公罪失当，经部议革职、革任，皆蒙恩从宽留任。时值平安金川用兵，特别是秋冬以来羽书频传、战事紧急，乾隆帝亲定庙算、指授督师，汪由敦与湖南陈文肃公更迭视草，皆合旨意。清乾隆十四年春金川平，得议叙军功加三级，旋加太子少师，并赐御书“黼黻宣勤”匾额；农历11月署协办大学士事；农历12月遇张庭玉致仕将归，未能及时进谢而惹恼乾隆降大帝降旨诘责，善良敦厚的汪由敦诚惶诚恐，连忙行免冠叩首大礼，请求皇上收回成命，以替恩师求个始终矜全。次日，张庭玉一早入朝，乾隆大帝即诘责汪由敦漏言，徇师生私恩，遂降旨革去协办大学士和尚书衔，经延议再次革任，所幸又一次蒙恩留尚书任。一个月后，即清乾隆十五年农历1月，皇上竟又将原张庭玉位于圆明园东的澄怀园赐给汪由敦，农历2月扈从驾幸五台山，农历3月恢复尚书任，不料在农历7月却又因四川学政朱荃(系汪由敦以旧常保举)罪受累而被吏部夺职，乾隆大帝念由敦谨慎和长于学问，只命降职在兵部侍郎上效力行走。几番起降，尽显汪由敦的老成持重，朝臣们无不敬佩他宠辱不惊、不改常度。
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农历11月，朝庭举行大典钦命大臣，皇上特例恩赐汪由敦荫一子(即长子汪承沆)分部学习，汪由敦自感戴罪之时，竟得如此恩典，不禁感激涕下，要承沆记住这父子两世所受的国之重恩，唯有勤勉供职以酬万一。清乾隆十六年春，乾隆大帝南巡，随驾大臣皆按品赏半年俸禄(按请制，正一品官一年的俸银为一百八十两)，唯独汪由敦蒙恩赏银四百两。农历3月惊悉三弟卒于广东新安知县任上，累月悲痛不已。农历8月补户部左侍郎管理钱法堂。是秋，乾隆大帝驾幸木兰围场，汪由敦留京办事。当时，正值都下钱米价格骤涨，汪由敦遂与总理王大臣及户部诸公紧急商议，决定先支放甲米，并月饷钱加成搭放，市价遂平。事后报奏皇上，非但未遭责难，还得旨嘉奖；不仅如此，乾隆帝还在狩猎的塞外，下令各驿站快马兼程将其所射鲜鹿赐赠给汪由敦，才三天时间就送到了京城。农历11月恭遇皇太后万寿覃恩，诰赠汪由敦三代皆如其官职(时为侍郎任)；农历12月命会勘永定河患，当时，有主张另开新河，汪由敦则亲往香河、宁河、天津、沧州、武清、静海各处实地勘察，认为水患系河水暴涨偶然所为，考虑到另僻新河不仅劳民伤财、毁坏良田，且时日长了一样要堵塞，故力陈不宜弃旧河，唯有清淤、疏通才是一劳永逸之策。经奏请，得旨遵行。他还亲自督工，事竣后才还朝，为直隶的千千万民众和朝庭办了件大好事。
清乾隆十七年农历9月授工部尚书；是秋，旅京休宁人创办京师休宁会馆，汪由敦首当其冲并撰碑记志其事，为日后宦学来京办事和考试提供了极大便利，会馆内常常是乡音满屋、灯火相望，而寄馈、资助之事自当不在言下。农历11月蒙恩垂问家世，悉知上年被皇太后诰封在侍郎任，特又下旨照现任给尚书封典，并赐御临快雪时晴帖，后跋中有“时睛快雪对时睛”之句，汪由敦即以“时睛”二字命其斋名(即时睛斋)。
清乾隆十八年春，扈从谒陵，农历7月扈从木兰，当年又获赐御临颜真卿书，并以“典掌王言、润色鸿业…贞廉可以励俗，通敏可成务”之句喻将汪由敦。清乾隆十九年春赐第宅一区于内城，旋又加太子太傅，赐紫禁城骑马；农历7月扈从热河、吉林。当时，皇上有旨：“盛京谒三陵大臣扈从者皆奉命分为两班更替”，唯独汪由敦从起銮到回跸，自始至终随从；途中，还受赐元狐马褂一件、御制行围十二咏内和诗一首并题有“毕竟老成还独步”之句。年底又赏银八百两。是年，准噶尔乱起，皇上又亲定庙略，决定出师平乱，汪由敦又一次与相国等近臣随侍左右，虽日夜奔波，每日仍进见帐殿数次，撰拟谕旨和议复奏折。由于汪由敦年事已高，每到夜晚时分，皇上必会关照他早点休息。
清乾隆二十年春扈从谒陵，夏调刑部尚书，并以准噶尔平又加军功三级。清乾隆二十一年春扈从东巡孔林，夏调工部尚书，农历11月署吏部尚书。清乾隆二十二年农历1月实授吏部尚书，再次扈从南巡，赐一年俸银；农历2月抵扬州，获赐“六典持衡”扁额。
乾隆二十二年农历3月，汪由敦随从皇上南巡到了杭州，如天所愿，半途中竟蒙恩给假归里，乾隆帝还特命以户部员外郎随办部务的由敦长子汪承沆随侍父亲同归。汪由敦自登朝以来，从未获准请假，几十年的思乡夙愿一朝得以实现。恰巧当时汪由敦的另二个儿子汪承霈、汪承均以乙亥(清乾隆二十年)回籍就试而滞留家中，女儿也因出嫁歙县吴氏(丈夫吴恩诏在京任职)而还歙没有回京。于是，欣欣然举家得以团圆。徽州人尤尊祖敬宗，因而谒祠宇展坟墓自然为头等大事。汪由敦到家后即率四弟汪元芝(援例捐州同知)及三个儿子，按宗族仪规恭恭敬敬地将先主灵位请入汪王宗祠。追先人音容不复得见、顾祠内屏营悽怆风木，禁不住声泪俱下；忆二弟、三弟已逝不得于此会、想四弟在京城一握手就是白首兄弟相对，心中格外感痛。倒是乡党族人、四乡邻里竟相参拜和奔走相庆的场面让汪由敦心中掠过一丝衣锦还乡的释然。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没忘与老友话旧道故，亲自上门拜望前辈，更没忘慰问贫者及量予周恤；尤其将平日俸禄及皇上赏赐所余千金捐入宗祠，仿范仲淹公义田遗爱，置良田百亩为帮扶后学所用；亲定条规资助婚嫁死丧，还托宗族年老有德行的人掌管，以其义举为乡人及后世做出了榜样。
假满，汪由敦即赶赴场州迎驾，一见面，乾隆大帝就十分关切地过问和安慰良久，随即命同往徐州阅河。农历11月侍直静宜园。一天晚上，乾隆大帝用过晚宴，即兴拿起笔来，仿董文敏(其昌)的山水幅，画完已是深夜；他在画上亲跋了“汪由敦日夕在公，勤劳匪懈，割爱以赐”之句后，连夜特遣中使宣赐，汪由敦惊愧拜捧，随后即仿柏梁体纪恩六十韵(一百二十句)进谢。
汪由敦不仅是一位以政绩和军功显赫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还是以书法和诗书文章见称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其一生除了在翰林院和馆阁中参与、主持编篡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如《大清一统志》、清乾隆二十年三十二卷武英殿本的《盛京通志》，担任过《平定金川方略》和《平定准噶尔方略》的副总裁、总裁，还创作了平生诗词文章无数，有记载的就有《松泉文集》二十卷、《松泉诗集》二十六卷，还有不少收藏在民间，休宁县博物馆就藏有其早年的小楷《孝经》长卷。汪由敦书法清劲秀润，力追晋唐大家，兼工篆、隶，内府所藏数百枚秦汉古印，大臣中很少有能识的，多由汪由敦审校厘定；他还曾被精研书画的乾隆大帝喻为“书比张照”(同朝被高宗赞为“羲之后一人”的另一位大臣、书法家)，是乾隆帝圈定的五词臣之一。
近年来，随着民众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原徽州属地不断有其墨宝、文献的发现和被整理利用。与此同时，汪由敦又的确是一位能识千里马的伯乐，他除了在充当乡试、会试和殿试的职务中拔取了数不胜数的大清栋梁之才；还在日常的接触中，提拔、奖掖后进。如后来成为史学家、文学家的赵翼，曾在汪由敦府上坐馆，每有代笔之作受到皇上的褒奖，汪由敦都会据实禀告并诚恳推荐，以使其得以脱颖而不为一己私用，汪由敦的高迈情操曾名噪一时，更是被后进之辈奉为韩(愈)欧(阳修)。其次子汪承霈(后官至兵部尚书)因受其熏陶，也擅长书画，并颇有造诣。
清乾隆二十三年农历1月4日，汪由敦侍驾至圆明园，1月8日值班，次日凌晨倍感疲倦，便假寐了一会儿，醒来自觉中了风寒，翌日便呕吐不止，仍强起入直，实在撑不住才不得已回第休息。乾隆帝知悉后即传旨“勿要随侍，善自调养”，并派御医上药侍候；1月14日，皇上从城内斋宿回圆明园，听傅相国奏报由敦病情加剧，即惊又惜，急遣太医院堂官孙埏柱前往诊视，下令御药房速给参药，并嘱咐要什么给什么；尽管军国重务缠身，每日仍派差使问疾三、四次，赐消化食物一、二次。1月18日，太医起奏汪由敦病危，乾隆帝又特遣内侍总管前去慰谕，并赐陀罗被一床；同时传旨给汪承沆先不要让其父知脱，到万一不行时再用它入殓。
其时，汪由敦也自知情况不妙。1月10日，他曾突然对承沆说起奇妙的一件事，即几日前，他在展阅《李邺候传》时看到的“月食臣忧”的掌故，并掐算出是年也恰逢末之月，说：“月食于奎奎，主文章而凝阴气，恐或有当之者，吾今年已六十有七，病其不能愈乎”。承沆惊愕不已，急忙把话碴儿引开。1月15日黎明，汪由敦早早起床，洗过手足，穿戴好衣冠，向着天空行了三跪九叩之礼。此后，每遇相国、宰相、礼藩尚书等日夕相伴的同朝亲好来视，都忘不了历数皇上恩典，并请代谢皇恩。1月20日后就不再进汤药，迷糊中还总是念叨着军国大事，到了半夜，忽闻传来逆贼阿睦尔撒纳已死，俄罗斯方面还将其尸体奉献给大清的消息，汪由敦欣喜若狂，在床褥上连连顿首说：“得及闻此信，臣无恨矣”。弥留之际还呼承沆帮忙进衣履想起来谢恩，实在起不了，便口授遗疏大意。1月22日申时，汪由敦寂然而逝。
且不说由敦一家的终天抱痛，乾隆大帝也是急忙驾到，汪承沆惊惶无措，急捧恩赐陀罗被盖在父亲身上。皇上一入门就大哭起来，并亲揭陀罗被，审视良久，西向坐三奠茶醊，君对臣行如此大礼，使在场者格外悲痛不已。乾隆大帝还宫即降谕旨曰：“吏部尚书汪由敦老诚端恪、敏练安祥、学问渊醇、文辞雅正，简任部务、供奉内庭、夙夜在公、勤劳匪懈，前以偶摄寒疾，当命加意调治并赐医药以冀速痊；忽闻溘逝，深为轸悼。即日，朕亲临祭奠茶醊，着加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并准其入城于赐第停设；赏库银二千两经理丧事，所有应得恤典仍着该部察例具奏，钦此。”随派内务府大臣经办丧事。又礼部具恤典题奏：“赐祭葬加制并赐谥文端，以入祀贤良祠，复赐祭二坛，令翰林院立传”等等。乾隆皇帝怀念老臣，又以由敦擅长书法而命馆臣集其书为《时晴斋帖》十卷，勒石内庭。笔者还亲历有多种版本的汪由敦传世墨宝。
和千百万华夏儿女一样，汪由敦叶落归根，长眠于风光秀丽的故乡休宁。他不但以一代重臣的丰功伟业而光宗耀祖，更是以其经世文章和遗存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故乡人发奋图强、报效国家，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跟帖时间 2010-03-01 13:42:4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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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的宗祠通用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龙骧世泽；童子春风：上联典指东汉朝时期的汪文和，字国辅，建安年间以龙骧将军为会稽令。后居新安，子孙成为当地望族。下联典指北宋朝时期的鄞县人汪洙，字德温，九岁时能赋诗，人称“神童”。有当地官员召见他时，他穿着短衫，官员问他：“神童的衣衫这么短？”他答道：“神童衫子短，袖大若春风。”宋元符年间进士，官至观文殿大学士。后在西山筑室讲学，乡人称为“崇儒馆”。
君子操笃；儒士宗传：上联典指南宋朝时期的饶州人汪澈，字明远，进士出身，宋高宗时官殿中侍御史、参知政事，以“养民、养兵、自治、预备”上书数千言；宋孝宗时曾督军荆襄。能知人荐士，曾说：“我来自民间，能拿来报国的，只有无私、不欺。”下联典指南宋朝时期的德兴人汪藻，字彦章，北宋崇宁年间进士，官著作佐郎。南宋高宗时，历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当时皇帝诏令多由他起草。宋绍兴年间历任湖州、徽州、宣州知州，显谟阁学士。博览群书，至老仍手不释卷，擅写四六文，著有《浮溪集》。
执戈卫国；酿酒筵宾：上联典指春秋时期的重国人汪踦，为童子，随鲁哀公迎战齐国军队时战死。国人认为应降等级而葬(据当时礼，十九岁以下未成年死，要比照成年人降等级安葬)，孔子说：“能执干戈来保卫国家，怎么能降等级而葬呢？”下联典指唐朝时期的泾县人汪伦，诗人李白来泾县游桃花潭，他常酿美酒来招待，李白写《赠汪伦》诗，有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平阳世泽；越国家声：全联典指唐朝时期的汪华，封越国公。
龙骧世泽；越国家声：上联典指东汉朝时期的汪文和。下联典指唐朝时期的汪华。
状元甘雨；童子春风：上联典指宋朝时期的汪应辰，十八岁状元及第，尝祷雨得霖，谓之“状元雨”。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汪洙，九岁善赋诗，称神童，上宫召见，问洙曰：“神童衫何短？”洙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
支分越国；家住蠙山：此联为江苏省如皋市石庄镇汪氏门联。如皋旧有雉水蠙山之称。
2.五言通用联：
好古探周礼；嗜奇穷汉碑：此联为清朝时期的学者、骈文家汪中自题联。汪中，少孤家贪，从母学习。清乾隆四十二年拔贡，但不赴考，始钻研学问，对经学、方志学等均有著述。有《广陵通典》、《容甫先生遗诗》等。
航海居先导；医方集大成：上联典指元朝时期的航海家汪大渊，自幼好游。前后两下东西洋，越数十国。就清中叶以前有记载的中国航海家而论，其游踪之广泛，汪氏当居前列。有《岛夷志略》。下联典指清朝时期的医学家汪昂，好集医方，编著有《素灵类纂约注》、《医方集解》、《本草备要》、《汤头歌诀》等，集当时医方之大成，对普及医学颇有贡献。
夕阳诸岭出；晴雪万山分：此联为唐朝时期的诗人汪万于诗句联。
3.七言通用联：
唐封越国三千户；宋赐江南第一家：此联为安徽省宿松县汪家冲汪氏宗祠联。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歙州绩溪人汪华，少年时以勇侠闻名，隋朝末年据有宣、杭、睦、饶、婺五州，建号“吴王”，唐武德年间降唐，被授予总管歙、宣、睦、饶、婺六州军事，歙州刺史，封越国公。下联典指南宋朝时期的信州玉山人汪应辰，字圣锡，绍兴年间状元，官秘书省正字，因反对议和，主张加强战备而忤逆秦桧，出京通判建州。秦桧死后，回朝任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并侍读。为官刚直，遇事敢言，又因得罪权贵，以端明殿学士出知平江府。宋高宗曾赐他“江南第一家”匾额。
清朝三友流芳远；吴门四汪享誉高：上联典指清朝时期的天文历算家汪莱，与焦循、李锐合称“三友”。下联典指清朝时期的诗人、书法家汪士宏，康熙进士，与姜宸英齐名。与两兄一弟合称“吴门四汪”。
丹青不知老将至；宝贵何如诗所传：此联为清朝时期的诗画家汪昉自题联。
竹宜著雨松宜雪；花可参禅酒可仙：此联为清朝时期的书画家汪士慎自题联。
不因果报勤修德；岂为功名始读书：此联为清朝时期的书画家汪竹坪自题联。
4.八言以上通用联：
在璞草堂，尝留吟稿；雅安书屋，亦著诗篇：上联典指清朝时期的仁和人汪新，字又新，号勺陂，乾隆年间进士，嘉庆初年官至湖北巡抚。其继室方芷斋，著有《在璞草堂集》。下联典指清朝时期的歙县才子汪荌，字雅安，能诗，著有《雅安书屋诗集》。
集著浮溪，大展词林学问；名魁金榜，遍洒状元甘霖：上联典指宋朝时期的诗人汪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人(今江西德兴)。幼颖异，入太学。宋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进士，调婺州观察推官。累迁著作佐郎。高宗朝，累官中书舍人，擢给事中，迁兵部待郎，拜翰林学士，诏令多出其手。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知湖州，宋绍兴八年，以显谟阁学士知徽州，徙宣州。后以事夺职，居永州。工于诗，受苏轼影响，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语言明快，格调清新。存词四首，风格近柳永。著有《浮溪集》六十卷。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吏部尚书汪应辰，十八岁中状元。出知平江府等职。好贤乐善，精于义理，学者称玉山先生。有《文定集》。
为政十年心，经纬百方除太甚；临岐一尊酒，绸缪万语望重来：此联为范肯堂赠汪星剑联。 跟帖时间 2010-03-01 13:38:0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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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的字辈排行 -- 安徽合肥汪氏字辈：“广思良谟永公克让”。
安徽肥西汪氏字辈：“春光正圣宏庆永昌家庭道德宗元久长”。
安徽肥西汪氏字辈：“显承光祖德木列焕东(宗)邦”。
安徽肥西汪氏字辈：“家永世炳轩”。
安徽肥西紫蓬汪氏字辈：“昌瑞应贤才国保长后忠生”。
安徽太湖汪氏字辈：“胜贵富宗伯绍国讳尚思正兴隆世道承先启大基忠信全为本贤良应连期家声洋海宇馀庆定咸宜”。
安徽淝南汪氏字辈：“寿僚禹元际云忠后传道世泰明良为善必昌邦家之光慎守尔典长发其祥”。
安徽繁昌、当涂汪氏字辈：“兴显芳声茂忠纯世德昌传家惟礼义华国在文章”。
安徽大观汪氏字辈：“秉存必宗尚承先士可嘉永思显耀祖隆基典云遐忠厚宽广德孝敬昭品高仁和普天信义为振长虹”。
安徽宜秀罗岭汪氏字辈：“积德真传存心达良勤慎为本孝顺宜先俊秀荣锡敦厚承前泽长恩湛善启福田”。
安徽宜秀缪山汪氏字辈：“必一允振家邦文武安定贤良恪守鸿模懿训自增福禄绵长”。
安徽安庆汪氏字辈：“尚义惟端本”。
安徽双港汪氏字辈：“智勇韬略…”
安徽双港高林汪氏字辈：“文德廷兆积善有庆传家诗礼佑启贤能根生枝发泽厚福增”。
安徽双港干沙河汪氏字辈：“兴显芳声茂忠纯世德长传家惟礼义华国在文章”。
安徽双港福潭汪氏字辈：“国正天心顺家和世泽长祖先余吉庆”。
安徽双港白陂汪氏字辈：“光先守德廷锡永嘉炳存如宝敬承克家尚文兴学继孔贤冠(重贤兴学继尚书官)振昆宏绪世代春华”。
安徽双港张家嘴汪氏字辈：“金之国应士诗书礼尚贤忠恕存孔道仁义本孟言山河名万古德泽永千年科教兴邦社文明显家风睦族志高远功业誉乾坤”。
安徽三安汪氏字辈：“自国之士成定邦家克绳祖武善积庆长天昭景福厥后其昌德贤智广仁义惠良礼恭传信名泽永佳宜忠荣孝世业鸿扬”。
安徽梅城汪氏字辈：“大启之家庆存心积德昌元绍箕裘业式昭贻燕长世泽承先绪诗书裕后贤声华传皖国仁孝毓桐川”。
安徽中楼汪氏字辈：“天昭景福方为善定佳祥德立功能茂荣华宝志堂”。
安徽黄铺乡汪氏字辈：“显福庆有文瑶秉万代宦源惟德克懋继贻谋善述以存宗光后昌恒思周道盛永守东华匡嘉译源兴胜迪益基鸿璋泰斗国先顺志远琨仲长”。
安徽香铺汪氏字辈：“余庆长积昆明福礼”。
安徽老白果汪氏字辈：“宏谋少益传修”。
安徽桐城汪氏一支字辈：“积功平义德天和玉庆长”。
安徽桐城汪氏一支字辈：“华国秉忠良”。
安徽鲟鱼汪氏字辈：“亦居庆会士启大振宗邦家永奇尚达映久丁万里”。
安徽东至汪氏字辈：“文大中至正俊美光明”。
安徽瀛洲梧川爱敬堂汪氏字辈：“文明能秉祖士期应时兴大廷惟家庆永世必昌隆”。
安徽瀛洲梧川画堂汪氏字辈：“惟承昌德峻裕起耀光辉”。
安徽瀛洲梧川下门汪氏字辈：“国正天行顺家齐福自生官清民积德世上子千宗”。
安徽奉化汪氏字辈：“兆杨施迪远佑起裕光全”。
安徽扬溪汪氏字辈：“启承传威德光裕焕邦家”。
安徽德锦汪氏字辈：“积善家裕庆光明正大邦”。
安徽家朋汪氏字辈：“福禄祥定远”。
安徽坦川汪氏字辈：“效法圣贤业尊宗硕辅宣衍闻贻绪远运泰振安徽”。
安徽绩溪汪氏字辈：“立志振家邦永作明良世传书述祖德兴学为国瑞同京多令命敦品期未嗣”。
江西儒林汪氏字辈：“承先顺国泰裕后振家声学勤身乃贵善积道宜昌”。
江西双田汪氏字辈：“锦泰和荣瑞满庭云开彩起日华明文光焕耀昭礽裔后禩流芳乐太平”。
江西吉安汪氏字辈：“天锡昌笃生奇才合明良”。
江西万载汪氏字辈：“忠厚传家远英才立国隆科第文章重衣锦受荣封”。
江西上饶汪氏字辈：“继述肇显崇世代必兴隆法源思永远比基万古重宏扬祖训”。
江西上饶汪氏字辈：“良克俭(建)希朝用时可定家邦”。
江西玉山汪氏字辈：“积记远祖仁崇义礼天文奕世佳德泽良善集祯祥顕赫诏忠定光明炳□后英旻斯意和穆京愉□镇太平添进兴隆荣华富贵福寿康宁文行忠信仁慈恭敬英雄豪杰克成厥勋缵绪前烈”。
江西弋阳汪氏字辈：“金德兰贵茂雨”。
江西古南汪氏字辈：“天国文光永远世昌其来有自曰之正长”。
江西莲湖汪氏字辈：“崇仁衍霞龄征普宗荣选修明广发”。
江西婺源汪氏字辈：“金木水火土申侯广德法”。
湖北汉阳汪氏字辈：“作述辉前业诗书允式臧祥徵多富贵泽荫乐成康立意欣崇守贻谋自绍芳丰功咸所仰奕叶发奇香”。
湖北东西湖汪氏字辈：“任斯大道运兆廷光先人锡泽永世克昌”。
湖北大冶汪氏字辈：“源安世永泽厚道自光荣”。
湖北阳新汪氏字辈：“自之文圣德纯若有思太承祖训先昭迪前光集锦联棠棣勤培旨荫芳合序令敏哲和欣吉祯祥炳昆裕中杰英楷常弘扬科知育才庆佳著乃咏彰东鲁衡衍炽勋业卓于唐亨邦冠甲第平阳惠泽长”。
湖北襄阳龙王汪氏字辈：“国正天兴顺官清民众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
湖北襄阳东津汪氏字辈：“上清如学光大必选中定克昌”。
湖北郧西汪氏字辈：“天在正德永开长存文星高照瑞立上升富泽久远吉庆普承”。
湖北竹山汪氏字辈：“政德承先志其家少泽辉”。
湖北公安汪氏字辈：“长应汝家…”
湖北宜都汪氏字辈：“示前传家道正大必克昌”。
湖北黄梅汪氏字辈：“成美福紋受守经綸宗龙生士金世从之茂盛光先俊伟书贤德建名立永绍箕传清正廉敏温信忠良安家卫国万代荣昌”。
湖北汉川汪氏字辈：“龙文步武伟烈封功石运保太德广叶从”。
湖北天门汪氏字辈：“文章华国青紫传家忠孝端本先泽克绳永尊其训富贵相承”。
湖北仙桃汪氏字辈：“国家大兴继受德政祖先泽长新发平阳肇元成周庆衍豫章从明达楚毓秀中南贤才炳焕体纲振常品端学广道立志强丕承宏绪功业传芳重典守则世第永光同敦孝友其嗣久昌”。
湖南长沙汪氏字辈：“贤良辅国明达世征人文振启肇庆传宗”。
湖南醴陵汪氏字辈：“掌符献瑞龙骧继承昭忠勋伟武经道弘榖诒燕翼椒衍蕃升蛟龙凤起霞蔚云蒸”。
湖南华容汪氏字辈：“合璧全双美联宗重懿亲绍徽承先泽开华起家庭”。
湖南澧县汪氏字辈：“鸿儒经盛国学业绍先传德泽昭芳远兰桂启大贤”。
湖南临澧汪氏字辈：“习永士学大明昌隆国祚鼎盛文嗣发达”。
湖南永定汪氏字辈：“耀应国朝文世宗良相永远士明廷大盛光祖宏先德万代家声兆祚隆”。
湖南汪家湾汪氏字辈：“启天开文运永远士祖泽志文纲中胜先正传家德”。
湖南天门山汪氏字辈：“正大文有士世登承祖泽志学光明显宜字万代先”。
湖南武陵源汪氏字辈：“德大以宏声家传有经纶崇仁延世泽务本绍先人善吉迎庭福丕杰太降升贺颖耀光祖永远尽忠孝”。
湖南桑植汪氏字辈：“良世仕宗大三学定国尚文开必如祖易利万年春”。
湖南朱家台汪氏字辈：“陈必一朝元享应文明延正诚光大业永远德长年”。
湖南沅江汪氏字辈：
浙公支派：“浙物衍志文思孔子可龙之水毓友应宗世达名理”；
德礼公支派：“以金水木火土五行相生之义循环轮转”；
德和公支派：“清雅异常应运坚志熙朝明允发序炽昌”；
德美公支派：“秀可光先绪维良启哲才楚水大定世贤家泽德培”；
新增合派：“尚义复行仁修齐致治平绍祥良有本敦厚裕群英德育隆嘉惠书香庆继承”。
湖南桂阳汪氏字辈：“立道丰成小发同源朝奇文应正太千万世公侯近德行仁昌曾孟游圣化声明宗玉堂衷臣举连善邦家定安康兴隆传代宝荣华福天长”。
浙江杭州、建德汪氏字辈：“良谦让巽衍钦尊乾元亨利正百安千灵荣华富贵福寿康宁永延圣瑞恭俭忠诚淳和泰顺慈敬贤能端庄宽裕德义仁明”。
浙江淳安汪氏字辈：“士迁可文章志庆茂盛兆康仁”。
浙江汾口汪氏字辈：“宜家庆和正忠”。
浙江余姚汪氏字辈：
子：“大中之道与世弥久公卿子孙必得其寿”；
丑：“嘉谟祖述忠孝成章闻羞审范肃政纲常”；
寅：“洪支沛瀚曼演深长云祁兆亿写奕贞亨”；
卯：“进修循序留心记益希达高明知至格物”；
辰：“恒产素微植德实基淑能振景谦和耘耔”；
已：“承先裕后起敬由然少壮时习守泽均贤”；
午：“日庄处制内受端持汝儇克已敏许造为”；
未：“士夫存恕志息自盈谙纯戒慎致昧服膺”；
申：“坤阳生民泰山同安吾儒启迪六艺宏宣”；
酉：“齐家期给尚卺司农务猷本立惟勤有功”；
戍：“昭睦彝伦深仁录载永慕音容烟越如在”；
亥：“式言仲彻俯仰合第似续禺昂亥敷来裔”。
浙江嵊州汪氏字辈：“大中之道与世弥久公卿子孙”。
浙江衢州汪氏字辈：“忠和德孝友木”。
浙江江山汪氏字辈：“浚济煦荣进富贵福寿康宁元享利金士志越国泽衍须江”。
浙江常山汪氏字辈：“荣华富贵元享利贞忠孝节义福寿康安儒道振家声名显扬以承祖德永世其昌”。
浙江开化富户汪氏字辈：“顺天耀祖诸礼传家克昌隆盛正大享家”。
浙江开化樟田汪氏字辈：“开天耀祖诸礼传家克昌隆盛正大享家”。
浙江天台汪氏字辈：“仁恩日庆余(维)道”。
浙江新邑汪氏字辈：“天云雨露圣德荣昌启承仕学”。
重庆万州汪氏字辈：“洪德永…”
重庆白沙汪氏字辈：“孝友维成…”
重庆南川汪氏字辈：“尧舜叠重裔乾坤启鸿基天佑嗣万载祖善攸英才道志正大兴世代永定久朝廷文星现国泰显安民绍继光辉远以应庆兆隆荣华成先贤贻翼巨吉长”。
重庆巫山汪氏字辈：“永远昌达…”
重庆忠县汪氏字辈：“守耀先德…”
重庆江津汪氏字辈：“维学登朝廷德孝祖宗发”。
重庆庙垭汪氏字辈：“洪宗元良尔斯如之守耀先德家国发强”。
四川乐山汪氏字辈：“文遵孔孟远德绍伊舟成宗鲁肇宏仁祥麟维汉兴江儒朝贵显湖第世恩荣明起嘉峨秀清培国士英尧封伦序远和瑞庆长春”。
四川阆中汪氏字辈：“盛朝隆选举开国永英齐”。
四川仪陇汪氏字辈：“大清国天朝正元仕盛昌平阳兴雅范普泽尚书香”。
四川洪雅汪氏字辈：
汪山支派：长衍启思万腾有仕春崇廷开仁德瑞诚正守本宗”；
汪村支派：文启秉宗光平阳万代昌孝友家声远诗书世泽长”；
天池支派：大德忠良仕成腾宿岳自清正兴碧玉海明南耀章百福园和义宏开永万春”；
张村支派：清明嘉光玉东龙泽宇春福金泰坤远万世荣智兴”；
新庙支派：汉朝有可冯启文郑江芝浩怀世克守时会志连荣”；
柳江支派：明正有洪荣朝龙文怀春联源开大泽发祥映乾坤”；
柳圣、金花支派：有道原厚朝皆洪绍兴学世泽长文清玉枝万廷春”。
四川简阳汪氏字辈：“辉在钧涵朴烈堪镜澈桢熏阶铭浦植营壁镇江村煦坦铺滋叶熙增鉴润根焕堂铨泰业跃壑鉅澄森”。
四川安丘汪氏字辈：“应心维致本由先道德修培大有源洪泽灿中涵化育川恒家远必多年”。
四川峨眉汪氏字辈：“宗鲁肇宏仁祥麟维汉兴江儒朝贵显湖第世恩荣明起嘉峨秀清培国士英尧封伦序远和瑞庆长春文遵孔孟远德绍伊舟长”。
四川资阳汪氏字辈：“应心维致本由先道德修培大有源洪泽灿中涵化育川恒家远必多年”。
江苏新沂汪氏字辈：“宗富兆奉玉本洪明增绍永庆保家卫生”。
江苏丰县汪氏字辈：“景运逢盛世道德传万春仁义百代守忠厚作良基”。
江苏灌南汪氏字辈：“舜世登祖伯乾源志文德学鸿昌维勤能广业万世百世兴礼义桂茂永馨芳道厚传家远盛仁俗刚强”。
江苏涟水汪氏字辈：“香宪祝启贤留芳百世代”。
江苏盱眙汪氏字辈：“文轩万思立宗学孔孟道礼乐振家声文章启厚任满门敦孝有百世昭钦明”。
江苏响水汪氏字辈：
俊公支派：“守惟国兆世应文美良善克昌名立德伟勤能干业学可荣贵子孙保之永绍宗粹和志益强允承家瑞”；
建公支派：“舜世登祖伯乾源志文德学鸿昌维勤能广业万世”；
两派百世起合派：“百世兴礼义桂茂永馨芳道厚传家远盛仁俗刚强”。
江苏宿迁汪氏字辈：“景兆彦昌克振(正)先旭(绪)永羲觉强”。
山东龙口汪氏字辈：“志大德思宝秉铭日辛嘉兴可振富庆祥兆”。
山东莱阳汪氏字辈：“海成(景)树(国)子”。
山东济宁汪氏字辈：“玉廷万文宗孔孟庆颜高曾”。
山东平邑汪氏字辈：“世昌绵延大时兆运惠龙”。
山东齐河汪氏字辈：“兴庆由崇德治国亦安邦”。
河南濮阳汪氏字辈：“怀春保现洪”。
河南罗山汪氏字辈：“庆文士书延忠厚培元久光明绍继长祖泽锡毓守裕国乃安良”。
河南固始黎集汪氏字辈：“永承先志德乃光宗”。
河南固始汪七汪氏字辈：“永远大才联学乃光承先立志守仕则”。
陕西安康汪氏字辈：“文臣武建德显名扬”。
陕西山阳汪氏字辈：“书有永正志金”。
陕西镇安汪氏字辈：“才字登科弟世代显名宗冠冕成相得兴显芳声茂忠纯世德长传家惟礼义华国在文章”。
贵州安顺汪氏字辈：“文启守正良克俭希朝用□□定家邦”。
贵州遵义汪氏字辈：“金羽国文奇辅若单伯应登发正光先德永远庆长春孝顺继凤美贤良启明英元洪开大业宪治佐朝廷吉人作天相建树照升平克昌培秀毓蔚瑞显茂清尚传周尧宇连普焕隆兴举才超俊伟礼义冠君臣安怀全章锡学儒定思勋崇高扬世泽耀武绍家声”。
黑龙江汪氏一支字辈：“成士德正喜忠”。
黑龙江汪氏一支字辈：“世振作进…”
广西荔浦汪氏字辈：“昌祖德木…”
广西桂林汪氏字辈：“永云居耀堂太壬当日益有仕朝廷秉中福国传万世标立名声显著文”。
辽宁岫岩汪氏字辈：“振作兆天庭”。
辽宁岫岩满族汪氏字辈：“学孔孟家业兴”。
河北滦南汪氏字辈：“庆占秀金…”
吉林汪氏一支字辈：“广德修鸿福富贵永荣华勤俭首中作忠孝常传家”。
广东汪氏一支字辈：“学士光宗应承祖公明玄相继永德皆圣善庆家俗思荣国隆修申克照泰殷实逢”。
满族汪氏一支字辈：“开国逢盛世震邦有人才”。
汪氏绍封堂一支字辈：“良宗正本元礼乐家声浩诗书发秀贤喜庆万子年”。
汪氏一支字辈：
乾道：“文明能秉祖士期应时与大廷惟加庆永世必昌隆”；
坤道：“成家全婉顺助德喜贞媛兰芳芝馥秀媺懿善嗣贤”。
汪氏一支字辈：“廷道文时汝原贤于允敏礼义传家裕恩荣聊辅佐本承彦得鸣诗书受浑长美盛纪忠良”。
汪氏一支字辈：“学士光宗应承祖公明玄相继永德皆圣善庆家俗思荣国隆修申克照泰殷实逢”。
汪氏一支字辈：“子国元永大正文邦习成学士声家华光纪动绵远”。
汪氏一支字辈：“继远祖福作善家祥”。
汪氏一支字辈：“义泽昌龙胜朝宗庆会同传家应积厚报国在精忠”。
汪氏一支字辈：“文章华国青紫传家忠孝端本”。 跟帖时间 2010-03-01 13:35:5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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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平阳郡：历史上的平阳郡有二：①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汉初年(己亥，公元前202年)置平阳县，治所在平阳(今山西临汾)。三国时期曹魏国正始八年(丁卯，公元247年)，将河东郡分出一部分与平阳县合并，设置为平阳郡，治所亦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其时辖地在今山西藿县以南的汾河流域及其以西地区，境内为司州平阳郡，辖十县。西晋时期仍为平阳郡，辖十二县。西晋永嘉三年(己巳，公元309年)初，匈奴人刘渊自蒲子城(隰县)迁都平阳，称帝建汉，境内属之。东晋时先后属并州、雍州和冀州；北魏时境内为东雍州，辖七郡二十县；北魏神鹿元年(戊辰，公元428年)始筑白马城(今山西临汾)，因魏刑白马祭祀天地神灵筑城而名。孝昌二年改置唐州，治所在平阳故城(刘村)；北魏建义元年(戊申，公元528年)改称晋州，移治自马城，与郡县同治，沿用至今。②即今山东省邹城市。邹城在春秋战国时期古称平阳，是“邹鲁圣地”，为中国儒学发源地。夏王朝时期属九州徐州之域，秦朝时期开始设置“驺县”，历汉、晋、南北朝，及唐朝初期改“驺”为“邹”，称“邹县”，沿袭至1992年10月，撤县设市，称邹城市。
湖 州：又称吴兴郡，浙江北部的湖州是一座具有二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远在距今约五千～五千五百年原始社会晚期的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聚居。楚考烈王十五年(癸丑，公元前248年)，春申君黄歇徙封于此，在此筑城，始置菰城县，以泽多菰草故名。秦王政二十四年(戊寅，公元前223年)，秦始皇改“菰城”为“乌程”，以乌巾、程林两氏善酿得名。三国东吴孙皓宝鼎元年(丙戌，公元266年)，始改“乌程”为吴兴郡。隋仁寿二年(壬戌，公元602年)，置州治，名湖州，因地滨太湖而名，湖州之名从此而始。明、清时期设府治，一直沿称“湖州府”。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废湖州府，把乌程、归安二县合为吴兴县。1949年4月27日，湖州解放，分设湖州市和吴兴县，是解放后浙江省第一专区、嘉兴专区和嘉兴地区行政中心所在地。1983年7月，撤地建市，撤销嘉兴地区，分设湖州、嘉兴两市，实行市管县体制。湖州作为地级省辖市，下辖城、郊两区和德清、长兴、安吉三县。1988年撤销城、郊两区建制，1993年又设城区、南浔、菱湖三区。2003年1月，撤销城区、南浔、菱湖三区，新设立吴兴区、南浔区两个市辖区。现湖州市行政区域辖两区三县。
新安郡：秦朝时期置新安县，故址在今促池境内，属宏农郡，汉朝因之。西晋朝太康元年(庚子，公元280年)改新都郡置郡，治所在始新(今浙江淳安)，其时辖地在今浙江淳安以西、安徽新安江流域，祁门等一带地区。东晋末分置东垣县。北周保定间置中州，建德间废，改置新安郡。隋开皇年间改新安郡为谷州，后谷州与新安郡交相代替，隋大业初年省东垣入新安。隋朝时期的新安郡是由歙州改置，后移治休宁(今安徽休宁)，再后移治到歙县(今安徽歙县)。唐贞观年间移治于今新安，后不复变，一直沿袭至今。
六桂郡：又称六桂县，就是“六桂联芳”的誉称，分布在古代的泉州地区。治所在地闽县(今福建福州)，相当于今天的福建全省。后来改为闽州。唐朝景云年间(公元710～712年)改武荣州置县，治所在晋江(今福建泉州)。
2.堂号：
平阳堂：以望立堂。
六桂堂：以望立堂。
婺源堂：以望立堂。
新安堂：以望立堂。
吴兴堂：以望立堂。
越国堂：唐朝汪华封越国公，以望立堂。
忠勤堂：明朝汪广泽封为忠勤伯，以望立堂。
余庆堂：资料有待补充。
培元堂：资料有待补充。
景徽堂：资料有待补充。
一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三晖堂：资料有待补充。
六州堂：资料有待补充。
世茂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伦堂：资料有待补充。
永伦堂：资料有待补充。
爱敬堂：资料有待补充。
朝宗堂：资料有待补充。
务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大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谦辉堂：资料有待补充。
叙伦堂：资料有待补充。
锡类堂：资料有待补充。
白陂堂：资料有待补充。
敬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醇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聚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世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集庆堂：资料有待补充。
耕荫庄：资料有待补充。
敦睦堂：资料有待补充。
义和堂：资料有待补充。
教忠堂：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3-01 13:30:3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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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的迁徙分布 -- 汪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上名列第五十六位，属于大姓系列，人口约五百二十九万两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33％左右。
汪氏一族的主要发祥地为山东、安徽歙县和浙江武康等地。
发源于浙江武康的汪氏族人，历来播迁的幅度和范围都不是很大，他们播迁的路线，大致是先江苏，后至江西和安徽。另两支汪氏在中国早期历史上，成为汪氏族人在南方和北方繁衍的中心地带，其中在北方的山西境内形成一大望族。
春秋时期，鲁国有童子汪足奇与齐国军队战于郎而死，鲁人因其死于国事，以成人之礼安葬，这是见于史册最早的汪氏人物。
大约在东汉献帝年间，有会稽(今浙江绍兴)令汪文和举家迁居新安，后发展成为新安旺族。
南朝时有汪氏一支从新安迁安徽歙县，隋朝初期有一支迁河北河间。
唐朝初期，有汪氏将佐自光州固始随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并落籍当地，这说明在唐朝以前中原已有汪氏聚居点。盛唐时期，歙县的汪氏族大支繁，已经有了“十姓九汪”的现象。据史籍《姓氏考略》记载：“唐汪华封越国公，世居于歙，其族最繁。”这是对当时情况最准确的再现。唐朝以后的江西、贵州、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汪氏族人，大多是从安徽迁徙过去的。
两宋时期，汪氏族人继往开来之昌盛，并已成为全国著姓之一，尤其称盛于黟(今安徽黟县)、歙(今安徽歙县)、婺源(今江西婺源)等地。汪氏人口在宋朝时期列第三十二位大姓，占全国人口0.6％，约四十七万人。
元末明初，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先是驱逐鞑虏，再后为争夺皇权互相攻讦，使中原、华东、中南各地人口锐减，当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决定移民以使荒芜之地再现生机，汪氏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的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天津、东北等地。
自清康熙年间开始，闽粤汪氏族人陆续有人移民台湾，此后又有远播海外者。
如今，汪氏族人的分布以安徽省为最，占全国汪氏人口的44％左右，其次为湖北、四川、江苏、湖南、浙江等省，又占28％左右。这六省的汪氏族人约占全国汪氏人口的70％以上。 跟帖时间 2010-03-01 13:27:5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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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的家谱文献 -- 六.家谱文献：
全国新安汪氏重修八公谱五卷，(明)汪尚琳编，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全国汪氏世纪四卷，(明)汪镂纂修，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850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全国汪氏续修统宗谱，(明)汪子仁纂修，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新安汪氏宗谱，(明)汪镂纂修，明嘉靖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汪氏统宗谱，著者待考，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八十六～八十九卷、第九十一～九十四卷、第九十八卷、第一百卷、第一○二卷、第一○三卷、第一○五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全国汪氏统宗谱五卷，(明)汪湘纂修，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
全国汪氏统宗正胍一卷，(明)汪鸿懦等纂修，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木刻活字印本，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全国汪氏统宗正胍二十八，卷首一卷，(明)汪云程修，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全国新安汪氏迁派宝录提纲七卷，(明)汪国言纂，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婺源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全国汪氏统宗谱一百七十二卷，(明)汪湘纂，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今仅存第一五○卷)、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
全国汪氏十六族近属家谱十卷，(明)汪道昆纂修，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木刻活字印本，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汪存重修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汪氏重修统宗谱一百五十卷，(明)汪士芳纂修，明崇桢八年(公元1635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一五～一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今仅存第七十五卷)、北京大学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
全国汪氏统宗正胍，著者待考，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五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全国汪氏统宗谱，著者待考，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配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一一七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全国汪氏总谱渊源世系七卷，谱说一卷，(明)汪志英、汪志萋等纂修，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一～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汪氏统宗谱十卷，首一卷，(清)汪元秋等纂修，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869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一～四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今仅存第一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全国汪氏统宗谱，著者待考，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全国汪氏统宗正胍，(清)汪廷桢纂，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一～二卷、第八～九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续溪县文物管理局。
全国汪氏统宗谱八卷，(清)汪礼纂，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全国汪氏统宗正胍，(清)汪凯南续修，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全国汪氏统宗正胍，著者待考，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七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全国汪氏统宗谱十一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汪德祖、汪肇基纂修，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全国汪氏统宗谱一卷，著者待考，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汪道圻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全国汪氏世守谱十卷，(清)汪廷洽重修，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缺第六～七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衢州市文物管理局。
全国汪氏通宗世谱二卷，(清)汪世衙纂修，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全国汪氏通宗世谱一百四十卷，首二卷，(清)汪玑汪、嘉祺等编，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又一部存一百三十二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
全国汪氏统宗谱，著者待考，清乾隆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三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全国颖川越荫堂汪氏家谱六卷，(清)汪承诜等修，清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全国汪氏统宗谱八卷，首一卷(清)胡建昌重修，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大桥头乡濛淤邨。
全国汪氏统宗谱十六卷，(清)汪庾等修，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岐山一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全国汪氏统宗谱十二卷，末一卷，(清)汪杏荣重修，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大桥头榔濛淤郁。
全国云岫柏峰汪氏宗谱六卷，(清)汪自恒等修，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积庆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全国汪氏统宗正胍一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全国颖川汪氏宗谱，(民国)汪应蛟序，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全国汪氏世守谱十卷，首一卷，(民国)汪守勤、汪世棠等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一～五卷、第七～八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衢州市文物管理局。
全国汪氏统宗谱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汪葆春重修，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大桥头乡濛淤邨。
全国重修汪氏统谱，纂要四卷，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汪氏家乘三十二卷，首一卷，(清)汪寿康、汪瑞益主修，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余庆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江苏江南汪氏合谱二十六卷，首一卷，(民国)汪新甲等修，民国七年(公元19l8年)六州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汪氏宗谱二十卷，(民国)汪嘉纯主修，汪鸿润编辑，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中华书局铜活字印本，现缺第四卷、第十一卷、第十五卷、第十八～二十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淮安市图书馆。
江苏六合汪氏家谱十卷，(民国)汪昇远重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石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江苏丹阳珥陵汪氏宗谱十卷，(民国)汪元麟纂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培元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江苏常州毘陵教场巷汪氏支馋六卷，(民国)汪廉之辑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毘陵教忠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武进汪氏合谱八卷，(民国)汪永清纂修，民仞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武进六州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缺第一卷)。
江苏无锡汪氏维新公迁锡家谱，(清)汪琳辑，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江苏宣兴汪氏续修宗谱八卷，首一卷，(清)江熙修，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义和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宜兴汪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清)汪以增、汪宗藻纂修，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敦睦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苏州汪氏族谱一卷，(清)汪琬撰，清康熙年间木刻《钝翁全集》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苏州市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
江苏苏州汪氏族谱，(清)汪振千等修，汪敬原增录，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刻，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增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江苏苏州汪氏谱略，(民国)汪原渠辑，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江苏省泰州市图书馆、江苏省苏州市图书馆、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浙江省临海市图书馆。
江苏苏州平阳汪氏支谱五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苏州市图书馆。
江苏苏州吴趋汪氏支谱十集二十卷，首一卷，(清)汪体椿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7年)耕荫庄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大连市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江苏省苏州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
江苏苏州吴趋汪氏支谱十集二十卷，首一卷，附耕荫义庄祖墓图一卷，(清)汪彤宣续修，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耕荫庄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二部)、科图(有二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
浙江杭州平阳汪氏迁杭支谱六卷，首一卷，(民国)汪伯吾修，江詒年汪怡纂，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铅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杭州平阳汪氏九十一世支谱二卷，(清)汪曾立续修，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有三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杭州平阳汪氏九十二世小宗谱六卷，(清)汪曾立修，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杭州汪氏小宗谱六卷，(清)汪曾立修，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杭州汪氏家谱，著者待考，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杭州汪氏振绮堂小宗谱七卷，(民国)汪玉年修，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今仅存第一～三卷)、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杭州汪氏振绮堂宗谱四卷，(民国)汪大燮编，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铅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萧山汪氏宗谱十二卷，(清)汪保安纂，清光绪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浙江萧山汪氏宗谱十二卷，(民国)汪汝荣督修，汪震等纂修，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集庆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
浙江宁波镇邑清水浦汪氏宗谱四卷，首一卷，(民国)汪炳生等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聚德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鄞县鄞邑雷汪氏宗谱，(民国)汪崇幹纂修，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一卷、第五卷、第十五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慈溪慈南汪氏宗谱四卷，首一卷，(清)汪源顺修，徐晖纂，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醇德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浙江慈溪慈南汪氏宗谱四卷，首一卷，(民国)汪清燮纂，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奉化泉溪汪氏宗谱七卷，(清)周步修，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绍兴山阴汪氏谱，(民国)汪兆镛撰，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敬德堂石印本。现被收藏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南京大学(木刻活字印本一册)。
浙江金华汪店汪氏宗谱四卷，(民国)汪汉杰等纂，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木刻活字印本，有一部缺第二卷、第四卷，另有一部缺第一～二卷。现被收藏在浙江金华市文物管理局。
浙江兰溪沙溪汪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白沙乡汪邨(有四部)。
浙江兰溪上柴华汪民宗谱九卷，著者待考，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高潮乡大洋畈上紫华村。
浙江兰溪汪氏统宗谱六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甘溪乡。
浙江兰溪朱山汪氏宗谱十二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高潮乡大洋畈。
浙江常山汪氏宗谱十六卷，著者待考，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芳邨上牛角邨。
浙江常山棋盘山汪氏续修宗谱六卷，(清)汪学业续修，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龙尧乡棋盘山邨。
浙江常山棋盘山汪氏续修宗谱六卷，(民国)桦鼎重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龙尧乡棋盘山邨。
浙江常山古埂汪氏宗谱五十八卷，(清)汪莲田等续修，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十二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浙江常山古埂汪氏宗谱六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芙蓉乡泮源邨。
浙江常山越南汪氏宗谱六卷，著者待考，民国十二年(公元192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辉埠镇大埂邨(有二部)。
浙江常山定阳汪氏宗谱四卷，(民国)徐燮重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阁底乡塘边邨。
浙江常山石姆岭汪氏宗谱四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辉埠镇石姆岭邨。
浙江常山阁邸汪氏宗谱五卷，(民国)徐燮续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阁底乡苗山头邨。
浙江常山龙川汪氏宗谱二卷，(民国)徐燮重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五里乡大弄邨。
浙江常山里村汪氏宗谱三卷，(民国)徐英信续修，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东案乡里邨(有二部)。
浙江常山汪氏宗谱四卷，(民国)汪嘉失、王有明等八修，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油印本，现缺第二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东鲁乡後塘弄邨。
浙江常山铜山汪氏宗谱二卷，首二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木刻活字印本，不全。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新昌乡铜山邨。
浙江江山环山汪氏宗谱，(清)汪必川修，汪若霆纂，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十二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江山环山汪氏宗谱三十二卷，(民国)汪士富五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浙江定海昌国卫汪氏宗谱一卷，(清)陈跻堂重修，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修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象山县文物管理局。
安徽淝南汪氏宗谱，(清)汪业奎纂修，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七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汪氏宗谱六卷，(民国)汪承浩编辑，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永思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天津市图书馆、南京大学历史系图书室。
安徽汪氏宗谱，著者待考，锡类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二卷、第四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安庆市图书馆。
安徽汪氏宗谱，汪志斫、汪志周修，张霖辑，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安庆市图书馆。
安徽芜湖续修芜湖汪氏支谱四卷，(民国)汪体煌纂，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繁昌繁阳汪氏宗谱四卷，(民国)章凤书纂，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安徽宣城地区档。
安徽泾县泾北汪氏宗谱六卷，(清)汪源续修，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安徽徽州汪氏渊源录十卷，(元)汪松寿纂，元至治年间修，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安徽徽州新安汪氏庆源宗谱，(元)汪垚纂，元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徽州新安汪氏族谱，(元)汪云龙编，元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安徽徽州新安汪氏重辑渊源谱八卷，(明)程孟、赵孟龙等纂修，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徽州新安岩镇汪氏重辑本宗谱四卷，序一卷，(明)汪渊辑，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首都图书馆。
安徽徽州岩镇汪氏家谱，(明)汪道昆纂，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江苏省南京市图书馆。
安徽徽州汪氏世谱平阳郡汪氏渊源录蒙郦求，(清)汪裕莹编，清道光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徽州汪氏家谱十四卷，(清)汪观润等编，清光绪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安徽徽州新安古歙汪氏渊源传系支谱图稿，(清)汪万钟录，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安徽黄山源岭汪氏族谱十卷，(清)汪立铭、汪世煌等修，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
安徽休宁北汪氏族谱二卷，(明)汪让纂修，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休宁西门汪氏族谱十卷，附录一卷，(明)汪武允等修，明正德年间纂，明嘉靖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安徽休宁西门汪氏族谱十一卷，附录一卷，(明)汪灿汪、尚和等纂修，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屯溪中文物商店，今仅存第残页)。
安徽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十四卷，(清)汪澍等纂，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今仅存第一～九卷)。
安徽休宁西门汪氏大公房挥签公支谱九卷，(清)汪立正、汪声蕃纂，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百城书屋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安徽休宁东门汪氏宗乘十卷，(明)汪七宝修，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今仅存第四～五卷)。
安徽休宁藏溪汪氏世谱十卷，总目一卷，(明)汪永镇纂，明嘉靖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休宁新安休阳长川汪氏家谱，(清)汪时享纂修，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安徽休宁汪氏渊源录七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三卷。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安徽休宁双溪汪氏族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休宁休西双溪汪氏家谱，(清)汪大治编，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休宁汪氏家谱不详，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休宁汪氏族谱二卷，(民国)汪玑等修，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安徽旌德新安旌城汪氏家录七卷，(元)汪炤纂修，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旌德汪氏续修宗谱八卷，(清)汪钟门、汪有先续修，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安徽旌德汪氏宗谱，(清)汪敏汉、汪懋等编，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一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旌德板桥汪三晖堂家乘，(民国)汪声玲纂，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铅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四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有二部)、河北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
安徽续溪西园汪氏重修族谱六卷，著者待考，明嘉靖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安徽续溪汪氏宗谱四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叙伦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绩溪县文物管理局。
安徽绩溪社川汪氏宗谱，(民国)汪廷英编修，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绩溪县文物管理局。
安徽歙县巴院汪氏十六修族谱十卷，(明)汪道毘纂修，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安徽歙县潛口西山汪氏流芳世谱十卷，(明)汪文斌纂修，明朝年间西麓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五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歙县梅溪汪氏宗谱十二卷，(明)汪应泰纂，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歙县新安汪氏宗谱一卷，(清)梅溪汪氏修，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歙县潛川中市汪氏修订族谱，(清)汪道让辑，清光绪年间稿本五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安徽歙县潛川中市汪氏宗谱，(清)汪道让辑，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享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安徽歙县汪氏纂修宗谱稿，(清)汪道让等纂，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安徽歙县潛川汪氏家乘二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年间谦辉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安徽歙县西沙溪汪氏谱，著者待考，清康熙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残存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安徽歙县新安歙西沙溪汪氏族谱十四卷，(清)汪志奇等修，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五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今仅存第十四卷)、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安徽歙县大里汪氏支谱六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安徽歙县汪氏义门支谱十卷，(民国)汪大策、汪廷尚续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石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安徽歙县歙西汪氏重辑支谱四卷，(民国)汪宗海辑，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山大学图书馆。
安徽歙县汪氏支谱，(民国)汪原渠辑，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油印本，今仅存前编、正编两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歙县汪氏世系承流统谱，著者待考，歙北富曷大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安徽祁门南源汪氏支谱八卷，首一卷，著者待考，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安徽祁门济阳汪氏宗谱四卷，首二卷，(清)汪言寿、汪本运等纂，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义和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安徽祁门韩楚二溪汪氏合修家谱四卷，(清)汪启濂、汪起潞修，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仇国智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安徽祁门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十卷，首一卷，(清)汪凖等修，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安徽黟县弘村汪氏家谱二十六卷，(清)汪纯粹纂，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64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安徽黟县汪氏统宗正胍黟北石鼓山续修统宗谱，(清)汪作揖、汪廷捷等编，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655年)木刻活字印本。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桐城汪氏宗谱八卷，末一卷，(清)汪右卿等修，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人民大学图书馆。
安徽怀宁汪氏支谱三卷，首一卷，(清)汪则宪等修，清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敦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安徽怀宁平阳郡汪氏宗谱续修十六卷，末一卷，(清)汪家珍纂，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九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怀宁汪氏三次宗谱，著者待考，敦伦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
安徽宿松汪氏宗谱三十卷，(民国)汪锡龄等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活字本三十一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
安徽潛山汪氏支谱五卷，首一卷，(清)汪奇珍、汪冠廷等续修，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宝庆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安徽潛山汪氏族谱，(民国)汪云峰、汪嘉善等修，民国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三～八卷、第十～十四卷、第十六～十九卷、第二十一～二十六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安庆市图书馆。
安徽潛山汪氏族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六卷、第十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安庆市图书馆。
安徽潛山汪氏族谱，著者待考，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六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安庆市图书馆。
江西婺源石井汪民族谱，(明)汪元锡等纂修，明嘉靖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婺源石井汪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九卷。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婺源璠溪汪氏家谱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汪炳章、汪腾璋等纂，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64年)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江西新建汪氏谱系四卷，(明)汪彦龄、汪仕善纂，明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家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西万载汪氏族谱，(清)汪朝祖等纂修，清抄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六～七卷、第九卷。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山东泰安汶阳汪氏家乘三卷，(清)汪俊亘等监修，汪珊树等纂，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景徽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山东泰安汪氏文献考四卷，(清)汪宝树编辑，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景徽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山东泰安汶阳汪氏家乘二卷，(民国)汪德伴等修，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景徽堂石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河南太康颖川晉初陈郡阳夏县靖仁里汪氏大宗汇朝续，(清)汪嘉祺纂，旧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河南固始汪氏续修宗谱七卷，著者待考。现被收藏在河南省固始县档案馆。
河南固始汪氏三修宗谱十卷，著者待考。现被收藏在河南省固始县档案馆。
湖北黄冈汪氏宗谱十卷，首四卷、末一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缺卷首、第一～二卷、第六卷、第八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
湖北黄冈汪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七卷、第九卷、第十一卷、第十三～十九卷、第二十一～二十六卷、第二十八～三十一卷。现被收藏在湖北省黄冈市档案馆。
湖北黄冈汪氏宗谱，(民国)贺有年序，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务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二卷、第六～八卷、第十一～十七卷、第十九卷、第二十一～二十三卷、第二十五卷。现被收藏在湖北省黄冈市档案馆。
湖南汪氏四修家谱，首二卷，(清)汪自才纂，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二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长沙汪氏四修家谱，首四卷，(民国)汪自材、汪有鑫修，汪先白、汪良骏纂，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四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四川简阳汪氏宗谱简明表一卷，(民国)汪金相、汪维祥等纂，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四川简阳罗家汉汪氏族谱，(清)汪卫崇续修，民国年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四川井研汪氏族谱，(民国)汪世傑、汪正琈编，民国年间石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汪民族谱二卷，(明)汪仪凤纂，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汪氏族谱十卷，(明)汪志汪这纂，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汪氏乘言，(明)汪仲华原稿，汪令德续纂，明崇桢年间增补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赤山汪氏宗谱，著者待考，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赤山汪氏宗谱八卷，著者待考，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残存第二～八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汪氏族谱，著者待考，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汪氏家乘，(明)汪奎修，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方塘汪氏恩本录，著者待考，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汪氏世守谱十卷，(清)汪国徘等修，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汪氏义门校正世谱十一卷，首一卷，(清)汪祖琳撰，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绩溪县文物管理局。
汪氏义门世谱，(清)汪祖琳等重修，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木刻活字印本，有一部存十八卷，另有一部存九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汪氏义门校正世谱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汪祖扬等续修，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木刻活字印本，有一部缺卷末，另有一部存第九卷、卷首。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汪氏义门校正世谱二卷，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安徽省泾县档案馆。
汪氏谱乘，(清)汪舸纂修，清乾隆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安徽省歙县博物馆。
霞川汪氏重修族谱十二卷，(清)汪兆鹏等纂，清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朝宗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干秋里汪氏支谱，(清)汪兆麟纂，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汪氏正胍宗谱十五卷末一卷，(清)汪信川等修，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汪氏宗谱一卷，著者待考，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南陵县档案馆。
汪氏族谱，(清)汪全诰编，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汪氏重纂支谱，(清)汪传智编纂，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汪氏本支谱略，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凤凰山汪氏宗谱二十二卷，(清)汪明鑑等修，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人民大学图书馆。
枫林汪氏支谱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汪月楼等纂，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存著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汪氏宗谱，(清)汪基瑞纂修，清同治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册。现被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
平阳汪氏宗谱五卷末一卷，(清)汪智鑫等纂，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一～二卷、第五卷、卷末。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
梧川汪氏宗谱六卷，首一卷，(清)汪宗澣等纂，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爱敬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安徽省绩溪县文物管理局。
平阳汪氏宗谱八卷，(清)汪启初等重修，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敦伦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今仅存第一卷)。
平阳汪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二卷。现被收藏在安徽省徽州市博物馆。
孔灵汪氏世乘录十三卷，世系图，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汪氏家乘不详，(清)汪鑑辑，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汪氏世守谱十卷，首一卷，(民国)注顺昌等续修，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汪氏宗谱六卷，(民国)胡登水等纂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安徽省绩溪县文物管理局。
汪氏宗谱二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汪凤五、汪捷齐等纂修，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务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十册。现被收藏在湖中国国家图书馆。
安徽徽州平阳郡汪氏宗谱，(清)汪黄寅等修，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修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遂安汪氏统支谱，(民国)汪明煜等修，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大本堂修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汪氏统宗正脉统谱，(清)汪修德主修，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永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四川资阳汪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四川资阳汪氏宗谱，著者待考，版本待考，二册(残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淮安汪氏族谱，(民国)汪嘉纯等修，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铅印本十四册，现缺第四卷、第十一卷、第十五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安徽桐城汪氏宗谱，(民国)汪文行等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世茂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安徽贵池汪氏宗谱，著者待考，版本待考，全二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安徽怀宁潜阳汪氏家谱，(现代)汪爱述等修，1988年油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安徽徽州坦川越国汪氏族谱，汪大铭主修，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叙伦堂修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汪氏三修族谱十二卷，汪达度主修，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平阳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汪氏家乘，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三晖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汪氏谱略一卷，版本未见，待考。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汪氏支谱十二卷、首一卷，清宣统庚戌年(公元1910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 本帖最后由 lxyi 于 2010-3-1 13:33 编辑 ] 跟帖时间 2010-03-01 13:25:4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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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的各支始祖 -- 汪 华：唐初歙州绩溪人(今安徽歙县)，少年时以勇侠闻名，隋末据有宣、杭、睦、婺饶五州，建号“吴王”。唐朝武德年间(公元618～625年)降唐，被授予歙州刺史，总管歙、宣、杭、睦、饶、婺六州军事，封越国公(从一品、食邑三千户)，其族繁衍昌盛，人丁兴旺，子孙分布于皖浙赣许多地方。到了宋代，尤其称盛于黟(今安徽黟县)、歙(今安徽歙县)和江西婺源。宋朝的邓世名说：“今黟、歙之人，十姓九汪，皆华后也”。宋元之际，越国公汪华裔孙已播衍到福建和广东潮州府程乡县境内(今广东大埔)。到了明朝时期，汪华裔孙汪惟良从大埔迁徙到揭阳县九斗埔(今广东揭西京溪园美德村)，成为汪氏开基祖。五百多年来裔孙秉承越国家风，艰辛创业，耕读兼顾，人才辈出。后来的美德村人全姓汪，占潮汕汪姓人口八成，同时又是潮汕汪氏发源地，裔孙分播河婆、普宁云落及陆丰、五华等地。
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3-01 13:23:1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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