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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的帝王国君（二） -- 蒋经国：(公元1909～1988年)，浙江奉化人，蒋中正长子。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二级陆军上将，“中华民国”第七任“总统”，中国国民党主席(1975年～1988年在任)。
蒋经国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的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蒋经国就学于上海有名的万竹小学。当时，蒋中正正追随孙中山在粤工作，就委托在上海经商的陈果夫对蒋经国予以照料。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蒋经国被父亲蒋中正送往前苏联学习，先后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红军中央军事政治研究院学习。在前苏联学习和工作期间，加入了共青团、共产党。曾任农村苏维埃副主席、工厂技师、厂长。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蒋中正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反共反苏，这使十七岁的蒋经国被贬到西伯利亚当列兵。“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经国曾发表声明，声讨蒋中正背叛革命。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秋天他又回到莫斯科，在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校学习。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蒋经国在前苏联与矿场女工芬娜结婚(后改名蒋方良)。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1月蒋经国在前苏联《真理报》发表谴责蒋中正的公开信。第二年，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被获准回国。蒋经国在前苏联一共生活了十二个年头。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回国。回国以后，他的父亲蒋中正先安排他在奉化溪口故乡，读《孟子》、《曾文正公(曾国藩)家书》这类的古书，叫他“补课”和“洗脑筋”，还叫他阅读《总理全集》和《十五年以前之蒋中正先生》这类的书。
上海沦陷以后，蒋经国先在南昌做些一般的工作，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被任命为赣县县长。
民国二十八～三十四年(公元1939～1945年)，曾经历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区保安司令、防空司令、防护团长、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主任、江西省政府委员等职。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1月蒋经国担任了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并在这年10月参与了其父蒋中正发起的十万青年从军运动，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春天蒋经国跟随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赴前苏联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经国被任命为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此后，他一直控制“三青团”，成为国民党一个派系的首脑，是他父亲的得力助手。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1月蒋中正宣告“下野”以后，蒋经国陪着父亲退居溪口，后来在成都登机逃往台湾省。
1949年后，历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委员，“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中华民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1957～1964年任“行政院国民革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64～196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长”兼“国家安全会议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69～1972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1972年任“行政院”院长。1975年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78年任“总统”兼“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主任委员，“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
1950年对于蒋氏父子而言，前途仍然黯淡无光，然而在混沌中一切又好像是新的开始。大批国民党党政军人员遭人民解放军俘虏，成为阶下囚，幸存者许多逃亡到香港和美国，因为逃到台湾可能意味着很快还要再逃一遍，群聚台湾的国民党干部大部分是经过考验的这一年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将军中政工制度彻底改造，在军中恢复国民党团的活动，由党员出任辅导长，各级军官的命令均需得到各级辅导长的签署始得生效，以严格贯彻对军人的教育、监督以及反情报工作。1951年，蒋经国在台北近郊成立政工干校，培养具有现代知识学养的高级政工人员，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日后不仅进入军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同时也被分配到新闻、文化、出版、电影、表演团体等机构，以控制和主导整个社会心灵的塑造。1952年10月，蒋经国以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身份在台北近郊的北投复兴岗宣布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以取代过去失败的三青团组织，这个组织以号召各校学生青年参与“革命救国”为目标，深入各个学校。寒暑假期间，“救国团”举办各种军事战斗的研习营，让青年怀着革命朝圣的心情深入山间乡野，告诉青年们要以服务人群为远大的志向。因此，“救国团”组织的青年服务队会到偏僻的农村为孩子们提供义务教学，为老人们提供文康娱乐，或写信慰问前线战士。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在使青年们由献身服务人群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正直廉洁的性格，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毫无疑问，在引导青年们青春叛逆的本能进入追求社会正义的热情与实践中，“救国团”同时也灌输应对"领袖"毫无条件服从的观念。这套心理训练的技巧使得青年们成为“政治领袖”忠贞不贰的捍卫者。仔细分析，这确实是很微妙的心理状况。青年们同时具有叛逆的热情以及追求正义的勇气，他们的冲劲和勇气是年长的人所不具备的，但因为人生经验不足，没有足够的能力做不同的参照，因此理性冷静思考的定性较为不足。蒋经国以国民党的历史为基础创造一套国民党的革命史观，尽管这套国民党的革命史观无法解释为何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几年失去人心，兵败如山倒，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因为任何革命史观的本质为信仰，只要透过一套方法让一个人的灵魂从上到下感到着迷和幸福即可。在浓烈的情怀中，没有人会真正地探索史观理论中的漏洞；相反地，任何怀疑者将被视为学习不力，或犯了根本的道德错误。必须承认，“救国团”组织深深影响了一整代的台湾青年菁英，他们的确变得比较有修养，行事比较正派，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他们思考的创新能力较为不足，二十年后有可能成为顽固不冥的守旧分子。
1950～1960年的十年间，蒋经国已充分地掌握了政战、情治和青年组织，加上1950年由陈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党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政治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另外，同一时期，大批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人遭到逮捕处决，左翼青年被送到绿岛再教育，社会上充满着政治肃杀的气氛，政治犯妻离子散的悲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他们被蒋经国无情地迫害，更痛苦的是在群众中孤立无援，无法像当年在大陆那样，虽然遭到迫害却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们在台湾发展所赖以的社会土壤和空间，实际上已被蒋经国填满。因此，尽管他们受到压迫，但来自社会底层的同情和声援却少得可怜。可以说，在台湾岛内的这一部分的斗争上，蒋经国占尽了上风。
在美国人眼中，蒋经国是一个神秘的特务头子，冷酷无情，他的前苏联背景让美国国务院始终无法真正的放心。不过在战略上，蒋经国毕竟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人宁愿多看他好的一面，希望向他推销美式的民主自由以便最终"感化"他。《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特派员马汀认识蒋经国，他形容蒋经国手握大权，被一些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仇视，却竟然敢轻车简从，不带任何保镖四处走动，跟一般人一样出入餐厅。马汀称许蒋经国“没有国民党大官身上常见的谄媚逢迎，具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藐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有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六点半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纯朴的人，也能够轻松、享受一下”。跟蒋经国接触过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几乎都有类似的描述，他们很惊讶蒋经国位于台北市长安东路居家的简朴，这位台湾第二号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住宅毫无大官的气派，远不比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的官邸。蒋经国通常穿着中国长衫，亲自端菜招待客人，他的孩子们满屋乱跑。有时候，蒋经国还带着家人到电影院赶场，而且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这也是蒋经国家庭生活最快乐的一段时期，这时蒋氏夫妇已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孝文、大女儿孝章、二儿子孝武、小儿子孝勇。家里经常会来客人，有时候是中国友人、美国访客，有时候是随同国民党来台湾的少数白俄友人。大家相聚一堂，做蛋糕、过圣诞、办舞会，谈些前苏联旧事，留下许多照片。
这就是国民党新型独裁者的形象，跟美国人以前所习惯看见的右派法西斯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后者坐大车、住大房子、排场十足，身旁跟着全副武装的保镖，仿佛随时可能遭到暗算。蒋经国完全是相反的状况。
1960年7月，蒋经国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军衔，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
对于美国，蒋经国在前苏联度过青春岁月时，早就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套批判的世界观，他在对"救国团"学生做内部演说时，常常同时批判“红色帝国”(前苏联)和“白色帝国”(美国)。同时由于劳动阶级的世界观，他对美式民主以及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也抱着某种定见，认为后者虚伪、软弱而且带着浓厚的投机色彩。事实上，经过几年的作为，蒋经国已无任何左翼的挑战者，足以构成政治障碍的只剩下有美国政府暗中撑腰的高层党政军人士。长期以来，国民党内一直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崇尚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学人，他们一直相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导因于缺乏民主，因此国民党在台湾重整江山首先在于民主建设。蒋经国显然对这种看法不屑一顾，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些自由派人士成天吵闹，使得国民党不知吃了多少亏，因此也没有把自由派知识分子放在眼中。在十年间，他陆续整倒了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和孙立人，关闭了鼓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自由中国》杂志，逮捕了展开实际组党行动的雷震等人。蒋经国所运用的斗争手法十分简单；先逮捕对方的一个部下，进行拷问，找到一堆的“证据”，已"证实"此人为中国共产党潜伏在台湾的间谍，然后再扯出一大串人，最后再以“包庇特务”的罪名将对方拘捕。几乎所有研究台湾史的学者都一致认为，蒋经国是1950年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的最主要执行人，所有重要的政治案都有他的影子，他应为那个时代许许多多菁英人士家破人亡的悲剧负最大的责任。
最近十年在台湾任何一个有关“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始终稳居首位。1960年代，台湾经济稳定累积成长，在有力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中，技术官僚得以发挥最大的才干，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几次转移，台湾成为有效率的接纳者。到了1960年代末期，赤贫人口大幅降低，许多台湾大学生毕业后就往美国跑，人民的生活已达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龄球的娱乐活动如雨后春笋。如果说美国人努力影响蒋经国的看法，他们显然没有白费功夫，蒋经国几次访问美国，眼见美国生产力的强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国式的管理不是从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在这种遵守公共约定的自觉中，人人追求创新，力争上游。这种现象对于一向习惯于前苏联式思辨的蒋经国而言，确实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说服力的仍然是发展的事实本身，在美国受教育的知识菁英开始发挥影响力，他们根据所学结合台湾的情形所制定的发展方案，确实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会财富累积迅速。这样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视美式管理背后的思维逻辑，一开始是经济的，接着便是政治的。
1969年，六十岁的蒋经国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接手管理整个政府。在这之前，他已拥有完整的党政军资历，当过“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退休人员辅导会主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台湾外交刚好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力量加强，另一方面中国与前苏联的关系恶化，使得中美战略联盟的空间扩大。
1972年蒋经国接任台湾“行政院长”那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上海公报》，接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台湾外交上受到严重的打击，面临了空前的考验。这年蒋中正身心交瘁，昏迷不醒，由蒋经国独撑大局，1973年，在台湾社会处于强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际，他宣布提出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十大建设”，预计在五年之内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以快速地将台湾推入高度开发的社会。
事实上，由1950～1970年大约二十年间，台湾已完成由农业生产到轻工业生产的初期累积，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这或者也是现代史的首次，接下来势必要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他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为由力排众议。事实上，他的考虑是多方面的。简易地说，当外在局势难为时，蒋经国将资源大量投入内部的建设上，使得人民建立信心并从中确认自我的价值。
毫无疑问，无论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那是台湾历史上的黄金岁月，走过那一段路的台湾百姓都记得，自己如何买下第一间漂亮的公寓房子，创办第一间公司，接到第一张海外订单，走上第一趟海外之旅等等。
1980年代是台湾全面起飞的年代，无论是经济、科技、艺术、出版、电影、流行音乐都表现出高度的创造力。人民求知若渴，知识性的杂志、书籍和在职进修皆风行一时，而且受到广泛的讨论。过去“藏富于民”的做法逐渐形成了“藏智于民”的结果。如此噪动的社会反映在政治上一样是生动有力。1977年，因桃园县长选举发生了“中坜事件”、1979年非国民党人士在高雄游行引发了“美丽岛事件”，接着反政府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受政府管制的杂志如雨后春笋，内容许多是批评政府或揭露蒋家的秘闻。尽管有些是明显的胡诌，但在政府公开的打压下，大家反而激起一睹为快的欲望。许多文化商人便利用这种被封馆关门的边缘发了大财。对于异见人士的活跃现状，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士一开始马上联想当年在大陆的情形，并主张用强硬的手段对付。
起初，蒋经国也严厉地镇压，并且惯性地认定民众会站在他这一边，然而这一次民众并不站在他这一边。民众已不像过去那样因为生活的改善就对政府感恩戴德，他们变得更富裕的同时，也变得更聪明、理智。这批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政府与异见人士之间常常扮演着中立的角色，其是非的评判标准仍然是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社会变得更多元，涌现了许多类似消费者、环保、妇女、伤残者等等中间组织，社会管理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细腻，因此过去那一套由政工人员传达指示以统一行动的方式也成了社会进步的阻碍。过去满怀理想、朝气蓬勃的政工人员现在已是中年人了，他们不像过去那样受到尊重，他们的指示不再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事实上，在更多人的眼中，政工人员看来像是无一技之长，只会官场逢迎而且一旦丢了工作就没地方去的可怜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已日见成熟了。大抵上，中产阶级要求更开放、更专业的政治和社会管理规范，因此他们会支持异见人士的冲撞，不过同样的，如果异见人士丢石头，烧车子，他们也会强烈谴责，并立刻站在政府这一边，因为社会动荡同样威胁他们的利益。因此，中产阶级要求在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开放政治民主，这种特性会促成政府持续开放政策，同时也迫使异见人士在体制内进行和平改革，并接受他们所参与制定的法律的所有规定。
此时蒋经国显然明白了，过去在大陆，人民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饿肚子，要求有饭吃，而且他们会跟任何提供粮食的政党走，而且为了不饿死，他们无从选择是和平或暴力的手段；今天在台湾，民众上街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够温饱了，也够聪明了，他们所掌握的财富与知识的资源越来越与政府等量齐观，因此他们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政党不再是他们的主人，而不过是他们利益的代理人，因此上街是为了确立所有人都有选择利益代理人的权利，所有政党代表社会群体利益的竞争必须是和平和公平的。简易地说，民众饿肚子上街游行与温饱后上街游行，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蒋经国晚年的时候，糖尿病一直缠着他，令他痛苦不堪，也可能影响了他的心智判断。不过历史证明，他绝没病昏头。在他过世的前几个月，终于决定顺势开放报禁与党禁，允许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政党政治，他开启了现代宪政的大门。
在中国大陆，不少人对1949年后的台湾存在一个刻板的印象，觉得那不过是小朝廷的后段戏，或者是一个被赶到海岛的独裁腐败政权的苟延残喘的故事罢了！然而“苟延残喘”四个字绝无法解释台湾日后在经济、科技、流行文化上的一些表现，这中间必然存在某种被长期塑造过的意志。而蒋经国正是台湾半世纪历史中最关键的人物。
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解除针对大陆的“戒严令”。1987年11月，他下令开放部分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
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他安详的躺在床上，国事、家事、病痛一切烦恼抛之脑后，终于闭上他疲倦已久的眼睛。终年七十八岁。
蒋经国病逝以后，台湾省成立了“蒋经国治丧委员会”，1月30日举行了遗体大殓仪式，后将遗体安放于桃园县大溪镇，准备将来运回大陆安葬。
中国领导人对蒋经国的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在1月14日发表了谈话，肯定了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出一定的努力这一系列行动。中共中央以及有关人士和蒋经国在大陆的亲属都向台北发去了唁电。
附1_蒋经国夫人蒋方良：
蒋方良：公元1916～2004年，俄罗斯族人，原名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蒋中正儿媳；前苏联西伯利亚人。著名台湾省蒋经国的“沉默的第一夫人”。
从前苏联到中国大陆再到台湾的离乡背井，从丧夫到一连失去三个儿子的死别，前“第一夫人”蒋方良的遭遇只能用坷坎不平形容，但上天似乎仍觉这样苦和痛依旧不足，一再用缠身的痼疾折磨这位老太太！
蒋孝勇生前曾说过，他的母亲蒋方良是个苦命的女人；而蒋方良的长媳蒋徐乃锦在外界询问蒋方良屡遭打击后的心境时，亦曾有过一段令人动容的解说：“她内心的痛苦到什么程度，那你要再多四十岁才能明白。”
1916年5月15日出生于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山区的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其身世已不可考，一种说法是她出身地主家庭，是个孤儿；还有种说法是她出身贫苦家庭，与姐姐相依为命。1932年，十六岁的芬娜进入斯弗朵夫斯基工业区的乌拉重机械厂工作。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个叫尼古拉的青年(蒋经国)，开始了她传奇坎坷的一生。
1925年，蒋经国在前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推荐下，报考了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并赴前苏联留学，取俄国名为尼古拉。后由于受前苏联政府清洗托派分子运动的影响，尼古拉被发配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在乌拉重机械厂工作，从普通技工做起，步步升职到副厂长。
亭亭玉立的芬娜与沉默寡言的尼古拉的爱情，被演绎成多种版本的传奇故事：一为英雄尼古拉深夜击退歹徒救了美女芬娜，一位美女芬娜拯救冻昏于雪野的英雄尼古拉…等等。1935年，十九岁的芬娜与二十五岁的尼古拉在贝尔格罗克市郊一间工人宿舍里，举行了热闹的婚礼。十个月后，他们第一个孩子爱伦(蒋孝文)来到人间。此时尼古拉受到排挤打压，失去工作，全家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芬娜的肩上。隔年，女儿爱理(蒋孝章)降生。
蒋中正毕竟思念儿子，因此多次托人向前苏联要人，但始终没有下文，直到西安事变后，尼古拉(蒋经国)才在驻前苏联大使蒋廷黻的帮助下，于1937年3月返回中国，而芬娜从此也永别故土，随着丈夫走进当时的中国第一豪门。
在浙江绍兴溪口老家，蒋经国与芬娜重新举行了中国式的婚礼。在蒋经国生母毛氏身上，芬娜看到了一个中国传统女人的克勤克俭、隐忍宽厚的品格，这成为她日后在蒋家的生活标准。蒋中正对于这位俄罗斯媳妇，起先有些不习惯，但后来发现芬娜个性温柔婉约，孝顺公婆，体贴丈夫，又照顾孩子十分周到，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要求，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型，蒋中正因此相当高兴，于是替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芳娘”，但蒋中正原配夫人毛氏觉得称小辈娘啊娘的是个罪过，于是给改为“方良”，取方正贤良之意。
蒋方良来到中国后，有家庭教师教她标准国语，一年后她就可以很顺畅地用国语和人交谈，而平时蒋经国在家时他们就用俄语交谈，但她的几个子女中除了独生女蒋孝章会说一点俄语外，其余三个儿子都不会说俄语。1945年，蒋方良生下次子蒋孝武，隔了三年，再生下三子蒋孝勇。
蒋方良是个俄国人，这样的身世背景摆在现今的环境，并不特殊也不引人侧目，但把时空推回那个国共之间惨烈的斗争、冷战延续时期，蒋中正的家庭却有个俄国媳妇，不难想像，蒋方良“政治不正确”的血液，让她在那个复杂的家庭里承受着多大压力。但蒋方良以在俄国冰封大地独自成长的坚毅，克服接踵而来的挑战和压力，一如当年。从前苏联到中国大陆，蒋方良没让蒋家失望，她彻底将自己改造成一个中国人，一口宁波话讲得比蒋经国道地；如果有办法，或许她会将面孔变成黑眼珠、黄皮肤。只不过，好不容易把自己转换成中国人，蒋家政权却节节败退，如同千万个家庭走上逃难之路，她在蒋经国的安排下，带着蒋孝文、蒋孝章、蒋孝武及蒋孝勇四个儿女先到台湾落脚。大陆到底是怎么沧陷的？她这个俄国媳妇无权过问，不过，令她忧心的是留在大陆作最后努力的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的安危。
从大陆到台湾，对蒋方良而言，像是又失去了一个故乡，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但蒋方良清楚，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道理，她自我安慰，孩子丈夫在哪儿，哪儿就是故乡。她万万想不到两岸的隔绝并不亚于中国大陆和前苏联，在台湾四十多年的日子里，她既回不了俄国，也踩不到大陆故土，对原乡的强烈思念，也只能藏在心底最深处。
来到台湾的蒋方良个性仍十分开朗，他们一家六口住在长安东路时，蒋经国的权势还不大，一家子常四处游玩、逛街。蒋方良也如一般家庭主妇，自己操持家务，邻居都可以看到蒋经国的外国太太做家务的身影。但随着蒋经国在的成就，蒋方良的生活却有了莫大的改变。他们搬离长安东路住进大直七海官邸，男主人的权力愈来愈大，女主人却愈来愈沉默。戒备森严的官邸、蒋家的大门，就像一道高墙横躺在蒋方良和外面世界之间。
蒋经国不喜欢女人干政，不希望蒋方良和其他官太太们搅和小圈圈，所以她的生活范围愈缩愈窄，来往的只剩那群从大陆来台，能讲一口宁波话的老友。当丈夫当上“行政院长”时，她并未因贵为院长夫人而生活有所改变，反而割舍掉她的个人兴趣。有一天蒋经国告诉她，不希望人家讲：“院长夫人也打麻将。”就这一句话，蒋方良再没有上过牌桌。
而打高尔夫球的嗜号，也因为一次她乘新的座车去打球而遭蒋经国指责后，便放弃了。据陈香梅回忆，本来蒋方良还会跟一群朋友在统一饭店聚会，洗个头、聊聊天。后来蒋方良节省到自己的家洗头，老友又一个个老去，蒋方良可说毫无其他消遣。不过，这个以夫为天、以儿女为中心的母亲，虽然无法拥有自己的生活，但至少拥有先生和孩子。蒋经国在世时，蒋方良和四个儿女的生日以及蒋经国夫妇的结婚纪念日，全家一定会回家团聚在一起，举办一场简单的家庭Party，切蛋糕、开香槟。有时蒋经国兴致高，除了当场亲吻蒋方良外，也会在儿女的起哄、簇拥下，与爱妻共舞，十分热闹。
后来，儿女们长大各自成家，官邸内只剩两老彼此扶持，蒋方良的日子寂寞、孤独，但总还有个老伴可以依靠；只是，这依靠随着蒋经国和三个儿子相继去世，也逐渐消失无踪了。谁也没想到，蒋方良儿女成群，老来竟会饱尝孤寂和凄凉。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短短的八年内，蒋方良的三个儿子一个接着一个病逝，这是她生命中的椎心之痛。
大儿子蒋孝文在蒋经国走后第二年，因鼻咽癌过去，这是蒋方良首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戚。本被外放新加坡的二儿子蒋孝武挂念年迈母亲孤苦无依，在父亲病逝后积极请调回台，未料在新职就任前夕，突然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这个打击让蒋方良崩溃，她再怎么坚强，也无法抑制情绪，在众人面前掩面而泣。
1996年底，她仅存的小儿子蒋孝能也因食道癌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过世。蒋方良生前曾说过，每通来自荣军总医院的电话铃声，都是催促她再赶一趟伤心路程。本来就已经没有声音的日子，随着孩子不断隔世，更加寂静。蒋方良变得不言不语也不再哭泣，据这几年到过蒋家的人说，蒋方良经常一个人痴痴地凝蒋经国和四个孩子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那脸上无助的神情，看了令人心酸。
不久，这位孤苦的前第一夫人也因为病危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思源楼，回想当年那个不可一世的蒋家王朝，更让人感慨不已。已经八十八岁、深居简出的蒋方良，长年为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所苦，十多年前也曾突发小中风，四年多前查出肺癌。几天前，家属发现她胃口、精神不好，送医后诊断为肺部发炎，引发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医师为她进行插管治疗。在蒋方良住院及插管消息传出后，她就诊的台北荣民总医院思源楼出现各方政界要人，从陈水扁、吕秀莲，到宋楚瑜、马英九都来探望。因蒋方良晚年生活极为低调，除了2004年5月，蒋家后代为蒋方良庆祝生日外，几乎很少听到有关这位前“第一夫人”的消息。
蒋方良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在2004年初，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当天，她意外在大溪头寮出现。当时坐着轮椅的她戴着墨镜，在安全人员的陪同下，她静静地凝视四十多分钟才离开，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虽然蒋方良是蒋家第二代唯一代表人，但蒋经国过世后，接连三个独生子也相继离世，让蒋方良的悲苦人生更添凄凉。年轻时活泼开朗的她，在台湾历经半世纪的日子，却少有声音，到晚年更让人忘了她的存在。但蒋方良来自俄国的血统，却为蒋家后代基因产生重要改变，从三个儿子都是标准混血儿的浓眉大眼外，第四代的蒋家人不少都有着非常洋化的外表。以蒋孝勇和蒋方智怡所生的三个儿子为例，每个都是标准帅哥。洋化的外表成为蒋家后代的表征之一。
蒋家五代当中，有两位蒋夫人，即蒋宋美龄和蒋方良。两位夫人有着相同坚强的生命力，有着一样波涛起伏的人生，但私下却是完全不同的性格与成长背景。从蒋宋美龄的遗物中，可以重温她的人生，来自中国富豪之一的宋氏家族，从小接受西洋教育，晚年选择在美国终老一生，她的风采、品味，都成为中国近代女性代表人物。
最终因肺癌晚期导致心脏衰竭，蒋方良于2004年12月15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思源楼病逝，终年八十八岁。
蒋方良遗体火化后将暂奉大溪头寮陵寝；大溪慈湖陵寝管理处已开始迎灵工作，并规划在蒋经国灵柩左侧立座安奉，待两蒋陵墓完工后再行移灵。陵管处处长庄天降说，五指山两蒋墓园最快也要2005年7月完工，移灵细部事宜由台“国防部”主持；未来移灵后陵管处及军方单位将行裁撤，慈湖、头寮倾向交由桃园县政府使用管理，作为地方纪念之用。
附2_蒋经国其他家人：
章亚若：江西人，蒋经国在赣南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员时的情妇，后在桂林猝然逝世，葬于桂林市郊马鞍山凤凰岭。
长子：蒋孝文，与蒋方良所生；1971年脑部受到严重损伤，1988年患喉癌，1989年逝世，终年五十五岁。
次子：蒋孝武，与蒋方良所生；1991年7月1日因患急性心脏衰竭逝世，终年四十六岁。
三子：蒋孝勇，与蒋方良所生；1989年3月迁居加拿大，后移居美国。1996年12月22日因食道癌病逝台北，终年四十九岁。
四子：章孝严，与章亚若所生。
五子：章孝慈，与章亚若所生。
长女：蒋孝章，与蒋方良所生；1961年与台湾原“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之子俞扬结婚，定居于美国旧金山。
孙女：蒋友梅，蒋孝文之女；
蒋友兰，蒋孝武之女；
章惠兰，章孝严之女；
章惠筠，章孝严之女；
章友菊，章孝慈之女；
孙子：蒋友松，蒋孝武之子；
蒋友柏，蒋孝勇之子；
蒋友常，蒋孝勇之子；
章万安，章孝严之子；
章劲松，章孝慈之子；
外孙：俞祖生，蒋孝章之子。 跟帖时间 2010-02-09 21:40:1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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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的帝王国君（一） -- 蒋中正：(公元1887～1975年)，字介石，学名蒋志清，谱名蒋周泰；浙江奉化之溪口镇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特级上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抗日战区最高统帅、民国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中国国民党总裁(1938年～1975年)。
蒋中正的祖父名蒋斯千，字玉表，是一位盐商；父亲叫蒋明火，字肇聪，在蒋斯千逝世后继承家政。蒋明火前后娶过三房正式夫人，元配徐氏生长女蒋瑞春、长子蒋周康(字介卿)；徐氏逝世后，娶继室孙氏，孙氏不久亡故，无所出；后又娶嵊县王采玉为填房，生蒋中正及蒋瑞莲(另有一女一子早亡)。蒋中正九岁时，父亲蒋明火去世，母亲王采玉管理名下家产，抚养蒋中正及蒋瑞莲。蒋中正十五岁时，娶奉化县岩头村“毛祥丰”南货号老板毛鼎和之女毛福美为妻。毛福美比蒋中正大五岁，八年后即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3月18日，生下儿子蒋经国。
蒋中正七岁开始在私塾读书，曾先后入过锦溪凤农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等。他自幼顽劣，不甚喜好典籍，总想将来当一名叱咤风云的军人。二十岁时，他自费到日本，想读军校，但因日本只收公费留学生，结果只好回国。回国后，恰逢袁世凯在保定办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在浙江招生。蒋中正即去投考并考取。第二年即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蒋中正因成绩表现优异，成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批被派往日本深造的四人之一。蒋中正先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结识了张群、陈其美等人，又经陈其美而结识了孙中山，在日本期间，蒋中正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蒋中正、张群等一些青年士官生即乘轮回国，10月30日到达上海。蒋中正参加了陈其美指挥的上海光复之役。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后，蒋中正被任命为攻浙先锋队指挥官、沪军第五团团长。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1月14日，陈其美派人刺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孙中山下令“严速究缉”，蒋中正因陶案牵连，逃避日本。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春，蒋中正回到上海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受命进攻江南制造局，失败后遭沪军都督杨善德下令缉捕，蒋中正被迫逃往陈其美的娘姨姚怡诚的卧室内，遂纳姚怡诚为侧室。姚氏未生子，后将戴季陶与日本籍外室生的儿子领来代养(其时日妇已去世)，这就是蒋纬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陈其美等逃亡日本，蒋中正只好在上海混迹于江湖，拜青帮头子黄金荣为师，并与洪帮头子虞洽卿、青帮头子杜月笙等结为好友。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6月，蒋中正再度到日本，追随孙中山，其后曾被派回上海、哈尔滨活动反袁，但均告失败。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蒋中正又随陈其美回国，谋划夺取上海，但未成功。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5月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陈其美是蒋中正的同乡，比蒋中正大十一岁，是蒋中正在政治上的良师益友，后来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一直受到蒋中正的重用。
陈其美逝世后，蒋中正被孙中山派往山东潍县居正的革命军中任参谋长。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3月，蒋中正被孙中山召到广州任陈炯明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不久又被调到福建长泰当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后所部与浙军发生火拼，蒋中正只身逃离福建往上海，奉孙中山命在上海开设一家商品交易所，经过一年时间，赚了一百万元，为孙中山筹措了一笔活动资金。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蒋中正受孙中山之命重返军界。10月，到达汕头参加陈炯明的部队进军广州。11月，蒋中正不愿与陈炯明共事而回上海，与苏州女子陈洁如同居，后陈洁如领养一女，取名蒋瑶光。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6月16日，母亲王采玉去世，蒋中正回家奔丧，孙中山亦派陈果夫作为个人代表参加了葬礼，还亲笔题了“蒋母之墓”四个字。10月，蒋中正返回广州，协助孙中山拟订进军两广进而统一中国的作战计划。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6月，蒋中正返回家乡祭奠其母逝世一周年。此时，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6月17日，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率海军与陈炯明叛军对抗。孙中山急电蒋中正回粤。6月29日，蒋中正赶到广州，登上永丰舰护卫孙中山，于8月9日乘英轮转香港，8月14日到达上海。9月间，蒋中正写出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歌颂孙中山，痛斥陈炯明。孙中山亲自为之作序，因此而对蒋中正更加信任。10月间，蒋中正被孙中山任命为许崇智的第二军参谋长。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设大元帅府，蒋中正又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8月，蒋中正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被孙中山派往前苏联考察。在前苏联期间，蒋中正考察了前苏联党政军的组织情况，参观了陆军海军学校，会见了托洛茨基等人。12月15日，蒋中正回到上海，并写了一个考察报告。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1月16日，蒋中正回到广州向孙中山复命。当时，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已经基本形成，为了培养革命的军事骨干，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以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孙中山在前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创建一所革命军官学校，因地址高在广州黄埔，故简称黄埔军校。由于蒋中正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于1月24日，被孙中山指派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月26日，正式组织筹备委员会，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为筹委会委员。1月2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大本营秘书长，协助筹划军校开办事宜。前苏联顾问鲍罗廷将军等也参加了筹备工作。
2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始各项工作。黄埔军校机构由校总理、校长、党代表组成校本部、直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编制序列是：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中正、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顾问鲍罗廷(苏)、军事顾问加伦(苏)、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教练部主任李济深、教育长胡谦、军事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军需部主任周骏彦、军医部主任宋荣昌。蒋中正虽然出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及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他还嫌官小无实权，竟于黄埔军校正式建立后几天，即2月21日私自跑到上海。孙中山叫他回广州，他回信说：“中正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于是，5月3日，孙中山又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才肯回校。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校学习。6月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致开学辞，指出：“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黄埔军校正式成立。
蒋中正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黄埔军校是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孙中山在前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陆军军官学校，它为国共两党培养造就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和高级将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一共开办了六期，有不少国共两党著名的人物都在军校工作过。
在共产党人中，如周恩来、熊雄担任过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担任过政治部秘书；叶剑英担任过教授部副主任；肖楚女、恽代英、李富春等担任过政治教官。而这六期的黄埔陆军军官学生之中，有不少人日后也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如一期的徐向前元帅、陈赓大将、周士第上将、陈奇涵上将(学生队队长)，四期的林彪元帅，五期的许光达大将、杨至成上将，六期的陈毅元帅、罗瑞卿大将、陈伯钧上将、郭天明上将，以及项英、左权、周逸群、卢德铭、刘志丹、朱云卿、袁国平、王尔琢等一批将领。而蒋中正作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在培植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国民党中央军的过程中，更是依靠了一批跟随他的“黄埔系”军人，这批黄埔系军人，是蒋中正的中央军的支柱。从下列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事实：在黄埔军校中担任过领导人、军事教官、学生队队长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有：何应钦、顾祝同、陈诚、周至柔、刘峙、蒋鼎文、俞飞鹏、张治中、钱大钧、严重、陈继承、王俊、陈焯、张静愚、卢浚泉、王懋功等。
此外，在国民党中央军中担任军长以下职务的，还有大批都是黄埔军校前六期的毕业生。蒋中正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以“左派”的面目再现，给黄埔学生作了数十次的演讲。另一方面，他又在学校秘密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监视共产党，培养右翼政治势力。由于当时正处于大革命时期，蒋中正不敢也不能公开反对革命。
10月，广州发生商团叛乱，蒋中正承担了孙中山交给的率领黄埔学生平叛的任务。10月15日，在一天之间，黄埔学生就将商团在广州的据占全部攻占，学校首树军威。同年11月，孙中山北上，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2月，黄埔军校的学生组织东征部队进行第一次东征，取得了胜利。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6月初，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举行叛乱，占领广州。东征的学生军奉命撤离东江，回师平叛。6月12日，回师校军和其他革命军队一起，向叛军全线进攻，仅用了一周时间，便击溃滇、桂联军，收复广州，杨希闵、刘震寰逃往香港。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门前遭到暴徒袭击，中弹身亡。当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民国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中正组织特别委员会查处。后查明这次刺杀廖仲恺是由国民党右派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人策划的。这些人有的是胡汉民的老部下，有的是许崇智管辖下的现役军人。蒋中正乘机把刺廖的罪名推到胡汉民、许崇智的身上，派学生军包围了他们的公署，逼迫胡汉民出国，许崇智逃亡上海。8月24日，蒋中正当上了广州卫戍司令。8月26日，蒋中正把黄埔军校的两团学生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自任军长。这样，蒋中正利用廖案扩大了权力，掌握了军队。10月，蒋中正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等进行第二次东征。当时，周恩来担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和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教官和毕业学生，担任第一军各级指挥官和党代表。经过激战，东征军攻占陈炯明老巢惠州，其他残余部队也很快被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
蒋中正羽翼渐丰以后，开始露出他反动的真面目。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3月16日，蒋中正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传令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中正派系随即散布谣言，诬陷“中山舰擅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3月20日，蒋中正宣布全城戒严，命令解除中山舰武装，逮捕李之龙，派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前苏联顾问住所，强迫在第一军工作的周恩来等共产党员退出该军。中山舰事件(“三二○事件”)是蒋中正阴谋夺取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领导权的重要步骤。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其他各军，声讨蒋中正，逼其下台，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采取让步政策，结果，共产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同时，蒋中正借中山舰事件排挤民国政府主席汪精卫，将事件诿过于汪精卫，说汪精卫挑拨国共关系，迫使汪精卫离开广州出国。4月16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民国政府联席会议，改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进一步掌握了国民革命军政大权。数天后，蒋中正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共九条内容，规定共产党人不能再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限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权不得超过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权三分之一等。此案于5月15日获得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中正借此改组中央党部。当上了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委员长一职由张静江代理，中央政治会议席由谭延闓代理，张、谭二人均受蒋中正操纵，至此，蒋中正把国民党的党权也抓到手。年初，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广西李宗仁、湖南唐生智等也加入了革命阵营，武装讨伐北洋军阀的条件基本具备。同时，北洋军阀联合进攻北方冯玉祥国民军并准备南伐，国共两党及时决定出兵北伐。5月，第七军钟祖培第八旅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分途由桂、粤入湘援助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蒋中正是极力主张北伐的。其时，他已初握大权，希望通过北伐，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5月31日，国共合作的北伐总司令部成立。6月4日和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民国政府先后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蒋中正举行了总司令就职及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典礼。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为李济深，总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前敌总指挥为唐生智，行营参谋长为白崇禧，兵站总监为俞飞鹏，军事总顾问为加伦。
国民革命军共辖八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主要将领有王柏龄、蒋伯诚、顾祝同、张贞、冯轶裴、谭曙卿、叶剑英、王俊、刘峙、钱大均等；第二军军长谭延闓(副军长鲁涤平代)，主要将领有鲁涤平、岳森、张辉瓒、谭道源、戴岳、陈嘉佑等；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主要将领有黄实、王均、朱世贵、李明扬等；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代)，主要将领有陈可钰、陈铭枢、蒋光鼐、张发奎、朱晖日等；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主要将领有刘敏、练炳章、王若周等；第六军军长程潜，主要将领有唐蟒、邓彦华、杨源浚等；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主要将领有王应榆、钟祖怀、陶均等；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主要将领有张一鹏、李品仙、刘兴、何健、夏斗寅、周澜等。另有航空队，由林伟成、张静愚指挥。第二、三、四、六各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分别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担任。
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前苏联顾问亦随军出征。北伐战争所面对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支：一是据有河南、湖南、湖北和直隶南部的吴佩孚约二十万人；二是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的孙传芳约二十万人；三是据有东北和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等地的张作霖约三十五万人。北伐军总兵力十余万人。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北伐军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芳，后打张作霖。
北伐军首先进入湖南作战，7月11日便攻占长沙。8月中旬，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长沙。由于孙传芳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没有积极援助吴佩孚，蒋中正于8月12日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邓演达、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及军事总顾问加伦等出席。会议同意蒋中正提出的“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暂放张作霖”的策略，决定以四、七、八军为中央军，分左、右两路首攻武汉；以二、三、六军为右翼，担任江西方面作战；以第九军(军长彭汉章)、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为左翼，担任洞庭湖以西地区作战。蒋中正、唐生智率中路军直趋武汉，很快突破了吴佩孚的汩罗防线，继而攻克鄂南重镇汀泗桥和贺胜桥。唐生智率第八军从嘉鱼、金口渡江绕攻汉阳；蒋中正亲率四、七军直取武昌，以期达到“先入者王之”的目的。但是武昌却久攻不下，而唐生智则早已拿下汉口、汉阳。蒋中正只好让唐生智的第八军围攻武昌，自己率部转向江西作战。唐生智于10月10日武昌首义纪念日攻下武昌，吴佩孚的主力被消灭殆尽。1927年初，广州民国政府迁往武汉。孙传芳原来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当北伐军进入湖北以后，孙传芳认为北伐军战线拉长，而吴佩孚又即将被打败，正是他收拾残局的时候，于是调集大军进入江西。9月，江西便成为主要战场。蒋中正指挥北伐军向赣西、赣北、赣南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二十余地县及赣南重镇赣州。但是，在进攻南昌时却遭到孙传芳部的顽强抵抗，蒋中正、白崇禧等亲临前线督战，从9月中旬起，连续进行了三次激烈的攻城战，直到11月8日才攻下南昌。与此同时，留守粤东的第一军由何应钦指挥，向福建进军，一路上没有遭到多大的抵抗，于12月占领了福建省。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1月，蒋中正等北伐军将领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北伐部队编成东路军、中央军、西路军。东路军总指挥为何应钦，前敌总指挥为白崇禧，主攻浙江和上海。中央军总指挥由蒋中正兼任，下分江右军和江左军。江右军总指挥为程潜，江左军总指挥为李宗仁，进攻安徽和南京。西路军总指挥为唐生智，留守武汉并北上进攻河南。由于孙传芳的部将夏超、陈仪、周凤岐等在浙江率部投靠北伐军，所以东路军很快于2月18日攻占杭州。3月中旬，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东路军进占上海。3月24日，中央军之江右军攻克南京。至此，孙传芳的主力所损过半，残部退往苏北地区。
3月26日，蒋中正到达上海，即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其实在此之前，蒋中正已在南昌与帝国主义分子及江浙财团密谋国民党反革命，下令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以武力捣毁了南昌市、九江市、安徽省等国民党党部和总工会，提出将民国政府从武汉迁往南昌。进入上海以后，蒋中正多次与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吴稚晖、张静江等举行秘密会议，商谈国民党清党问题。在这时候，汪精卫也从国外返回上海。4月3日，蒋中正、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张静江、吴稚晖、宋子文、蔡元培、李石曾、古应芬等十余人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蒋中正等人力主马上实行国民党清党，汪精卫虽同意国民党，但在具体方法和时间上持异议，而主张于4月15日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4月5日，汪精卫离开上海去武汉。而蒋中正与李宗仁等则在龙华北代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在上海清党。英、美帝国主义、上海大资产阶级虞洽卿等，以及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表示支持配合蒋中正的“清党”。4月9日，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成立，并发布“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蒋中正在一切布置就绪之后，于当天离开上海去南京。
4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军队和青红帮分子的配合下，大肆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查封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据不完全统计，在事变后的三天中，共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三百多人，拘捕一千多人，流亡失踪者五千多人。
4月15日，蒋中正发布了《清党布告》和《清党通电》，下达“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下令通辑著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百九十余人。4月15日当天，留守广州的李济深、古应芬、钱大均等亦在广州戒严，开始大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工人积极分子总计被杀害二百多人，包括邓增、肖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此外，有二千多人被捕。根据蒋中正的指令，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亦相继“清党”，白色恐怖笼罩了蒋、桂军阀控制的地区。4月17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中正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4月18日，蒋中正在南京另立民国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武汉的民国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这样，便出现了宁汉分裂的局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同时存在两个相对立的政权。武汉民国政府受到四面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汪精卫、唐生智等认为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中帮，再北联阎锡山共讨奉张，最后解决宁汉对立问题较为有利。4月19日，武汉北伐军在武昌南湖誓师，以唐生智为总指挥，分三路进行北伐。
蒋中正建立南京民国政府以后，受到北方孙传芳残部及直鲁联军的威胁，蒋中正为了解除北方的威胁，以及想先于武汉北伐军抢占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也决定进行北伐。5月1日，蒋中正制定了三路渡江北伐的计划：第一路军总指挥为何应钦，率部由镇江攻扬州，直趋淮海；第二路军总指挥由蒋中正亲自兼任(白崇禧代理)，陈调元为前敌总指挥，担任津浦铁路正面作战；第三路总指挥为李宗仁，率部由芜湖渡江袭击北面之敌。此外，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宽亦率军舰七艘相机作战。
6月1日，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6月2日，占领开封。奉军全部撤出河南。唐生智会见冯玉祥，希望联冯倒蒋。而冯玉祥主张停止宁汉之争，共同北伐。6月10日，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召开郑州会议，决定北伐军第一律撤回武汉，河南让与冯玉祥。与此同时，南京北伐军亦节节胜利。6月2日，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占领了徐州，其他各部也相继推进到陇海路南侧苏北皖北一带，直鲁联军退守山东。6月20日，蒋中正、李宗仁、白崇禧邀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蒋中正极力拉拢冯玉祥，当冯玉祥到徐州时，蒋中正亲自到黄口车站远迎，立即馈赠五十万硬币犒军，并一再表示“继续北伐”。冯玉祥对蒋中正产生了好感。6月21日，蒋冯联合发出通电，决定清党及贯彻北伐大计。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呼吁宁汉通力合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集团也加快了蜕变的进程，开始限制工农群众活动，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5月21日，在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阴谋策动下，该军驻长沙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事变。武汉民国政府并没有对此事严肃查办，许克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马日事变(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是武汉民国政府走向蜕变将与南京国政府合流的信号。7月15日，汪精卫集团终于公开宣布“分共”，背叛革命，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加以血腥屠杀。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中正、李宗仁等通电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炳权”。但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力主倒蒋。8月，唐生智通电讨蒋，发兵进逼，沿长江两岸东进。蒋中正急令白崇禧率军回击武汉东征军，但白崇禧拒绝接受命令，反与不满蒋中正的分子谋划和武汉方面妥协，向蒋中正施加压力，其时，蒋中正亲临徐州作战，又惨遭失败，何应钦则与桂系串通，寻机向蒋中正发难。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集团，乘蒋中正的嫡系部队在外之机，武装控制了南京。蒋中正内外交困，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解脱困境。8月12日，蒋中正辞去总司令职，当晚离开南京去上海。8月13日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谓：“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然政治同志等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时。”同时提出武汉要员来宁，继续北伐，肃清共产党等三项条件。同日下午，蒋中正启程回奉化原籍。蒋中正下野之前，无端枪毙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既推卸徐州战局失利的责任，也为自己被迫下野而泄愤。
由于蒋中正的下野，宁、汉双方暂取得和解。8月19日，武汉方面决定迁都南京。9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接管宁汉两方政权。9月16日，特委会成立，改组民国政府，由谭延闓出任政府主席，汪精卫、胡汉民、李烈均、蔡元培、谭延闓为常务委员。9月17日，推定各部长、院长人选。至此，宁汉合流完成。
而蒋中正在奉化住了一段日子后，于9月29日携张群等人离开上海赴日本。10月3日，蒋中正与宋子文乘车前往神户的有马温泉，晋见在那里疗养的宋母倪桂珍，请其允许与宋美龄结婚。由于宋家与美国关系颇深，大姐宋蔼龄嫁给了中国的大富商孔祥熙，二姐宋庆龄和孙中山结婚，蒋中正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向宋美龄求婚；而宋家同样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希望能得到蒋中正这位军事强人作为靠山，也同意将二十五岁的宋美龄嫁给四十岁的早有发妻及侧室的蒋中正。婚约成交之后，蒋中正在日本各地漫游了二十天，并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11月8日，乘船回上海。蒋中正与宋美龄结婚前，先与发妻毛福美达成协议，蒋中正与毛福美离婚，离婚后仍让毛福美住在溪口蒋家老宅，保持丰镐房主人的地位，生活仍由他供给。从此，毛氏终日诵经念佛，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蒋经国的身上。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农历11月2日，毛氏被日寇飞机炸死于溪口。对于侧室姚怡诚，蒋中正安排她移居前苏联，仍保持蒋纬国的养母身份。1949年，姚怡诚随蒋纬国去了台湾。对于另一侧室陈洁如，蒋中正送给她十万大洋，要她到美国“深造”。陈洁如被迫赴美后，苦修英文，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来回到上海，守着女儿蒋瑶光，终身未再嫁。陈洁如于六十年代移居香港，1971年在香港病逝。
12月1日，蒋中正和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婚礼分两次进行。首先在西姆路宋家的宅邸里举行了基督教式的婚礼，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担任司仪。接着去大华饭店，蔡元培、余日章为证婚人，谭延闓、何香凝、王正廷为介绍人，参加者达一千三百多人，其中有英、法、日、美等国的上层人物及外交官。蒋中正在婚礼上发表了《我们的今日》的讲话，称“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蒋宋联姻，它既使蒋中正通过宋氏家族和美国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使中国的买办财团和军事独裁者稳固地结合在一起，还使蒋中正与孙中山的家庭连结成一体。在蒋中正下野期间，宁、汉、沪(西山会议派)合流，9月16日，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行使中央职权，三方共推举三十二人为特委会委员，其中汪派占少数，大权落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中。武汉方面的汪精卫不仅没当上“正统”领袖，反而在宁、沪两方的联合反对下，被迫通电下野。汪精卫回到武汉，联合唐生智，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与特委会抗衡。桂系则以特委会的名义武力讨唐，打败了唐生智，占领了武汉，唐生智逃往日本。汪精卫不甘失败，拉拢张发奎的第四军跑到广州，成立了广州国民党中央，出现了宁粤对立的局面。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本想趁蒋中正下野独揽大权，但是南京方面的党政班底仍为蒋中正的部属，桂系无法控制，反而陷入困境。11月22日，南京召开“庆祝讨唐胜利大会”，蒋中正指使陈果夫策划枪击游行队伍事件，事后嫁祸于西山会议派，使西山会议派声名狼藉。
蒋中正看到时机成熟，便积极进行复职活动。他首先联合汪精卫，电邀汪精卫来沪商讨统一问题，借此打击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桂系怕蒋汪联合对付自己，便建议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会议上，汪精卫为了摆脱不利地位，抢先提出请蒋中正复职。当时冯玉祥和阎锡山正遭到张作霖的猛烈进攻，也电吁蒋中正复职，继续北伐。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已处于孤立，只好随声附和。蒋中正复职已成定局后，他又利用中国共产党在广州起义的事件打击汪精卫，说汪精卫与共产党联合搞暴动，汪精卫被迫离开上海，再次亡命法国。不久，蒋中正又逼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他重拿大权扫清道路。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中正当选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组织部长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蒋中正又一次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蒋中正复职之后，即着手进行民国政府的第二次北伐。2月15日，蒋中正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次日，蒋中正与冯玉祥、阎锡山相会于开封，决定组成四个集团军，以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司令，蒋中正为总司令。
蒋中正的第一集团军，主要是蒋中正的嫡系部队，下辖四个军团、总预备队、后方警备部队直辖部队。第一军团总指挥为刘峙，下辖刘峙、缪培南、顾祝同、杨胜治四个军；第二军团总指挥为陈调元，下辖曹万顺、陈焯、陈调元三个军；第三军团代总指挥为方鼎英，下辖谷正伦、张克瑶、夏斗寅三个军；第四军团总指挥为方振武，下辖阮玄武、鲍刚、马文德、高桂滋四个军；总预备队总指挥为朱培德，下辖王均、金汉鼎两个军及熊式辉、刘士毅两个独立师；后方警备部队司令为钱大钧，下辖钱大钧、方鼎英、谢文炳、任应岐四个军；第一集团军直辖部队有警卫军(司令官陈诚)五个团，炮兵(司令官樊煦)两个团；此外，有铁甲车部队(司令官屠金声)，航空部队(司令官张静愚)，兵站(司令官黄振兴)等。
4月5日，蒋中正在徐州誓师，4月9日下达总攻击令，各集团军同时出动。蒋中正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李宗仁指挥第四集团军沿京汉路北上；冯玉祥指挥第二集团军在鲁西、直南策应京汉和津浦线；阎锡山指挥第三集团军攻打石家庄再转攻京津。5月1日，蒋军攻取济南。5月3日，日寇制造“济南惨案”，阻止北伐军北进。蒋中正穿着衬衣，狼狈逃出济南。为避免与日寇冲突，蒋中正决定绕道北上。孙传芳战败通电下野，残部投降。张作霖眼看无法抵抗，于6月3日率文武官员离京出关，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寇炸死。6月8日，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司令。6月12日，南京政府任命张荫梧、傅作义为京、津警备司令。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统一”告成。7月6日，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开会，到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礼”。蒋中正主祭，冯、阎、李襄祭。奏哀乐，施礼，开棺盖，瞻仰总理遗容。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宣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蒋中正的祭文，称“统一大业完成”。次日，北平各界在天安门前举行北伐胜利祝捷大会。北伐奉张的成功，是国民党新军阀暂时联合，共同对敌的结果。奉系军阀退出关外，尤其是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尤其是蒋中正与其他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快又产生和激化。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1月，蒋中正在南京召开了“编遣会议”，决定将现有的八十四个军，计二百七十二个师，裁减为六十五个师，六十万人。蒋中正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调“统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团军“奉还大政”、“任命中央”，企图削弱蒋系“中央军”以外军阀实力派，但立即遭到各派的反对。2月，桂系利用蒋系将领鲁涤平与唐生智旧部何健的矛盾，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八师师长的职务，任命何健为湖南省主席。与此同时，桂系叶琪的第九师、夏威的第七军向长沙进兵。3月26日，以蒋中正为首的南京政府下命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及永远开除党籍。同时，蒋中正下命讨伐李宗仁等。“湘案”(也称鲁案、湘变)成了蒋桂战争的导火线。为了消灭日渐强大的桂系集团，蒋中正利用“湘案”借机发难。他起用唐生智，让其策动旧部李品仙、廖磊等脱离桂系。他又借解决“湘案”为名，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李济深骗到南京，3月21日将李济深囚禁于南京东郊之汤山，从而拆散了两广联盟。3月26日，蒋中正组成“讨逆军”，自兼总司令，何应钦为参谋长，朱培德、刘峙、韩复榘分任一、二、三路军总指挥，大举讨伐桂军。4月3日，被蒋收买的桂系将领李明瑞在孝感地区阵前倒戈，反桂投蒋，桂军全线动摇。4月21日，桂系将领胡宗铎、陶钧、夏威放弃武汉败逃后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蒋军解决了桂系在两湖的主力，直捣广西。湖南的何健，广东的陈铭枢、陈济棠，云南的龙云等助蒋攻桂。6月，蒋中正打败了桂系，收编了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通电下野，逃亡国外。
在蒋桂战争中，蒋中正以给行政院长职和两湖地盘为条件，引诱冯玉祥出兵助己。蒋桂战争结束后，蒋中正不但没有履行对冯的诺言，反而积极进行讨冯军事部署。5月中旬，冯玉祥在华阴召开会议，决定武装反蒋，自任护党护国民革命军西北路总司令。冯军行动开始，蒋中正先后收买策动韩复榘、石友三、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叛冯附己。5月22日，蒋中正下令讨冯，接着宣布开除冯玉祥党籍，下令通辑。5月27日，冯玉祥通电下野。同年8月，蒋中正召开编遣实施会议，欲强行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冯玉祥与阎锡山结成联盟，决定武力讨蒋。10月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27人通电蒋。10月11日，蒋中正下讨伐令，亲自率部讨伐冯、阎。正当蒋冯两军激战之际，阎锡山却违背诺言，按兵不动。12月1日，冯军被迫退到潼关以西。蒋冯两次军事冲突，蒋中正都取得胜利。
曾经拥汪反蒋的张发奎，在蒋桂战争中被蒋中正起用，任为第一路追击司令。9月，张发奎再次反蒋，率部进入广西，联系桂系发动护党运动，任护党救国民革命军第三路总司令，后与桂系组成张桂联军。12月，蒋中正派何应钦率部将其击败。原为冯玉祥部将的石友三，在蒋冯冲突中被蒋中正收买。但蒋中正对石友三处处防范和限制，石友三便暗中与唐生智紧密谋反蒋，参与改组派发动的护党救国运动，任护党救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蒋中正获马鸿逵告密，下令将石友三部从安徽调往广东，名为支援陈济棠攻打桂系，实则密谋在途中加以歼灭。石友三获悉，遂于1929年12月通电反蒋，炮击南京，爆发了蒋石之战。石友三战败后投靠阎锡山，反过来在阎锡山指挥下又去打唐生智。
蒋中正见唐石联盟破裂，转而主攻唐生智。唐生智被桂系打败后，依附蒋中正。但蒋中正对他十分猜忌，多方防范。唐生智又暗中与改组派联系，任护党救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12月，唐生智在郑州通电反蒋，爆发了蒋唐之战。蒋中正在阎锡山等的协助下，击败唐生智。唐生智逃往天津租界隐居，残部被蒋、阎改编。阎锡山本与唐生智、石友三秘密联合反蒋，但被蒋中正分化瓦解，助蒋攻打唐、石。当看到蒋中正把一个个对手击败之后，阎锡山知道自己将是打击的主要目标。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2月，阎锡山与蒋中正展开了一场“电报战”，谴责蒋中正的武力统一政策和个人独裁统治。3月，阎、冯、桂三集团结成了以阎锡山为中心的反蒋联盟。4月，阎、冯、桂起兵反蒋，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爆发。5月1日，蒋中正发表讨伐阎、冯誓师词，并调集4个军团部署在津浦、陇海、京汉线上。5月11日，蒋中正在徐州下达总攻击令。在中原大战期间，蒋中正依靠美、英及江浙财团的支持，利用反蒋各派间的矛盾，使用金钱收买和分化瓦解的政治策略，逐步取得军事上的优势。9月18日，张学良在蒋中正的拉拢下，发表了拥蒋通电，接着派十二万军队入关。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宣告失败，通电下野，桂系退回广西，中原大战结束。在中原大战中，蒋中正打败了他的主要对手，使阎、冯、李失去了与之争雄的实力。从此，蒋中正及其中央军控制了中国的军政舞台，使蒋中正能够实行长期的独裁统治。
中原大战之后，蒋中正的对手或被消灭，或实力大损，已难以和蒋中正进行军事上的较量。然而，蒋中正要实行独裁统治，却又不是一帆风顺的。10月，蒋中正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由蒋中正出任总统，把五院院长统一置于总统管辖之下。但这一主张，遭到了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抨击。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蒋、胡在会上围绕国民会议应否制定约法而发生的激烈的争吵。胡汉民虽然同意召集国民会议，但认为国民会议无权代替国民大会制定约法，激烈抨击蒋中正擅制约法的独断专横的行为。蒋中正也引典反驳胡汉民。双方相持不下，会议最后只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的日期，而对是否制订约法则只字不提。会后双方又开始了争夺国民会议代表席位的角逐，胡汉民占了上风。
为此，蒋中正先派吴稚晖劝胡去“休养”，遭到拒绝后，蒋中正便于(公元1931年)2月28日将胡汉民扣留。3月1日，胡汉民被迫提出辞呈，并被软禁于南京东郊之汤山。事后蒋中正移胡汉民是“引咎辞职”，改选林森为立法院长。3月2日，国民党举行常委会议，蒋中正不顾胡汉民派系的抗议，组成十一人的约法起草委员会，并于5月5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会上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从而结束了蒋胡之间的约法之争。蒋中正扣押胡汉民之后，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起来，粤派要员纷纷离宁赴穗，汪精卫等人乘机活动指责蒋中正。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4月，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位监委正式提出《弹劾蒋中正案》。两广方面的陈济棠、陈策、李宗仁、张发奎等人相继通电响应，限令蒋中正在四十八小时内下野。5月27日，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在广州成立了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28日成立了民国政府，公然与蒋中正的南京政府相对峙，形成了宁粤分裂的局面。
“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中正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入敌手，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反蒋派更乘机谴责蒋中正。12月10日，孙科提出要蒋中正在20日前下野，否则四届一中全会就在上海举行。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蒋中正只好以退为进，准备下野。在下野之前，为了日后东山再起，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谋划和安排。首先他安插亲信，任命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为江苏、浙江、江西、甘肃省的主席。其次是唆使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拿走重要档案，遣散部员，使财政部工作陷于瘫痪，再者是策划建立特务组织复兴社，由黄埔军校毕业生贺衷寒，康泽、滕杰、邓文仪、桂永清、戴笠等亲信负责。还有，趁下野之前，蒋中正于11月29日将国民党左派首领邓演达枪杀。
12月15日，蒋中正发表下野通电，宣布辞去民国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随后，携宋美龄回到奉化溪口老家。12月29日，南京民国政府改组为合议制，由林森出任民国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由于蒋中正还有汪精卫、胡汉民均躲在幕后操纵所属势力左右政局，孙科政府无法行使职权，内外交困，不足一个月便夭亡了。于是孙科及朝野上下又呼吁蒋中正、汪精卫、胡汉民出山，希望三巨头合作执政。
蒋中正看到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采取拉汪排胡的政策，以便重新夺回大权。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1月，蒋中正和汪精卫在杭州多次密谈，进行政治分赃，由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全伙主党。1月25日，孙科宣布辞去行政院长职务。1月28日，蒋汪联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改组南京民国政府，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3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二中全会。经汪精卫提议，推举蒋中正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使蒋中正获取了国民党的整个军事大权。由于汪精卫手中无兵，并无实权，蒋中正又成为实际上的专制独裁者。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毛泽东、朱德等率部起义队伍上井岗山，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湘鄂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蒋中正当时正忙于与其他军阀混战，无暇顾及红军的壮大。中原大战之后，蒋中正调集兵力，先后五次向中央、湘鄂西、鄂豫皖及其它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12月，蒋中正出兵十万，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结果，被歼、俘虏万余人，张辉瓒也当了俘虏。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2月，蒋中正以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出动二十万人马，向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结果，被歼三万余人，一败涂地。6月，蒋中正自任总司令，以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嫡系部队为主力，出动三十万人，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历时两个半月，结果也是以损失三万余人而告失败。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1月，蒋中正集中五十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指挥，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历时五十天，结果，被歼三个精锐师，损失万余人。事后，蒋中正伤心地说，自带兵打仗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9月，蒋中正调集一百万兵力，二百架飞机，采取“持久作战，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策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坚持作战一年多，终于在(公元1934年10月中旬，被迫离开江西等地，开始了长征。蒋中正调集部队进行围追堵截，试图将红军消灭在长征路上。他亲自飞到贵州，飞到云南，飞到四川，指挥中央军和地方军阀对红军作战，但都一一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于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除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对于抗日的部队，蒋中正进行破坏和打击。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攻上海，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指挥第十九路军奋勇抗敌，蒋中正不仅不支持十九路军作战，反而加以限制、破坏，并于5月5日，与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了中国的主权。淞沪抗战后，蒋中正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蔡廷锴等不愿与红军作战，于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11月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粤系将领蔡廷锴、蒋光鼐、戴戟、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邓世增等参与了这次事变。蒋中正调派十五个嫡系师，由张治中、卫立煌、蒋鼎文率领，兵分三路，合围福建，镇压了这次事变。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6月，两广实力派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战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早在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5月蒋中正第二次下野之前，胡汉民等与两广军人另立中央与民国政府，与南京对抗。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5月，胡汉民病死，蒋中正趁机分裂两广联盟，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公开反蒋，与之抗衡。蒋中正一方面调兵镇压，一方面发动“银弹”攻势，大肆收买粤军将领，分化粤军。6月9日，粤军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7月4日，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数十架投蒋。陈济棠被迫于7月18日下野香港。陈济棠垮台后，李宗仁即从广州返回南宁。蒋中正调动大军进逼广西，李宗仁也动员十万兵力准备作战。由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并经冯玉祥等人反复调停，蒋、李双方于9月达成协议，蒋中正接受李、白抗日救国的建议，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蒋中正虽然接受了李、白的抗日救国的建议，但并无真心抗日，他念念不忘的是剿灭共产党和红军。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中正即于10月飞往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中正不准张学良抵抗日寇的侵略，十余万东北军被迫撤出关外。其后，蒋中正又将东北军调往陕西，联同西北军杨虎城等部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但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出于民族大义，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主张团结抗日。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4月1日，蒋中正给自己正式授予陆海空特级上将军衔(三军大元帅)。
张学良、杨虎城的态度使蒋中正十分恼怒。10月，蒋中正飞抵西安亲自督战，并调其嫡系蒋鼎文等部到陕西来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在洛阳过完五十岁生日后，蒋中正于12月4日又飞到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行辕”，逼迫张、杨服从他的“剿共”命令。随蒋中正一起到西安的，还有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蒋百里、邵元冲、钱大钧等南京大员。
被蒋中正逼得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先是向蒋中正再三“劝谏”，继而“哭谏”，最后不得已，联合杨虎城实行了“兵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中正被活捉，邵元冲被击毙，钱大钧负枪伤，其他的随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也被拘捕。
西安事变轰动了全国，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何应钦等主张武力讨代张学良、杨虎城；宋美龄、宋子文等则主张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中正的地位。12月14日，宋美龄请曾先后当过蒋中正和张学良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乘飞机到西安，将南京的情况告知蒋中正，蒋中正同意派宋子文来西安商谈，并派蒋鼎文飞回南京制止何应钦的讨伐行动。12月17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抵达西安，协助张、杨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2月23日，三方开会商谈，周恩来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停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民国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12月24日晚，蒋中正作出六项承诺。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中正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结束了中国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国共两党的内战亦基本结束，给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蒋中正虽然背信弃义囚禁了张学良，但西安事变后，他毕竟从剿共到联共，从不抗日到抗日，时势把他推到了中国抗日的领袖地位上。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会议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和抗日的政策。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华北，中国守军宋哲元部顽强抵抗。7月29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失守。至此，蒋中正下定决心“决战”，认为“现已到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和之可言”，又说：“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8月20日，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大敌当前，曾经混战多年的国民党各派军阀在抗日的旗帜之下终于联合起来，共同对敌。8月22日，蒋中正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10月12日，正式承认华中华南的红军改名为新四军，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从此，国共两党共同投入到民族抗战之中。
抗日战争初期，蒋中正及其李宗仁、白崇禧、卫立煌等将领组织、指挥和参与了不少重大的战役：
太原保卫战：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9月底，日寇南下直迫太原。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调集16个师兵力会同八路军进行防御会战。10月中旬，板桓征四郎率五万日寇发起进攻。中国民革命军在奋起抵抗，在忻口、娘子关等战线与日寇展开血战，至11月9日撤出太原。
南京战役：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11月，日寇占领上海后分三路向南京进犯。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率十余万兵力守卫南京。12月初，双方展开激战，伤亡惨重。12月12日，唐生智奉蒋中正令弃城突围。次日，南京失陷。日冠进行了南京大屠杀。
台儿庄战役：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1月，日寇沿津浦线南北对进，企图占领战略枢纽徐州，打通津浦线。蒋中正调集大军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于徐州外围进行会战。3月下旬，战役打响，双方展开血战。4月3日，中国民革命军发起反攻。4月6日，日寇后撤，中国民革命军取得战役胜利。是役共歼敌一万余名，取得了抗击日寇的重大胜利，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武汉会战：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6月，日寇三十五万人在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指挥下分三路合围武汉。蒋中正集中一百二十九个师、一百一十万兵力进行防御。其中第五战区李宗仁部负责长江以北防务，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防守湖口以东的江南地区，第九战区陈诚部防守武汉以东的江南地区。6月上旬，至10月24日，蒋中正下令放弃武汉，次日，武汉失守。
在抗日战争初期，虽然国民革命军进行了奋勇的抵抗，但由于蒋中正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线军事防御的战略方针，使国民革命军节节溃败。仅一年又三个月的时间，中国的七大城市——北平、天津、上海、徐州、南京、广州、武汉均沦入日寇之手。此外，蒋中正的一些错误指令，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6月5日，开封沦陷，郑州危急。6月9日，蒋中正为阻止日寇前进，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使豫皖苏三省三千多平方公里的田园尽成泽国，数十万人被淹死。而这，并未能阻止日寇的前进。
11月12日，长沙警备司令悌根据蒋中正的密令，实行焦土抗日，日寇未至便纵火焚毁长沙，大火燃烧三日，烧死二万余人。11月20日，蒋中正为了平息民愤，在长沙枪决了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11月20日，蒋中正在衡阳南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第二期抗战，制定了指导方针，提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根据已经变化的战场形势，蒋中正重新调整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河南及安徽之一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山西及陕西一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苏南皖南及闽浙两省；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两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皖北鄂北及豫南；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甘宁青及绥远之一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陕西。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苏北及山东之一部；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辖冀察方面。
此后，蒋中正主要坐镇陪都重庆，指挥了一些较大的战役，除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长城抗战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民国二十六～三十四年(公元1937年7月～1945年8月)之八年间，共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包括如华南战役、桂南战役、随枣战役、中条山战役、鄂北战役、豫南战役、三次长沙会战、浙赣战役、豫湘桂战役等，重要战斗一千一百十七次，小型战斗两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国民革命军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十九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毁机两千四百六十八架，海军舰艇则全部损失殆尽。此外，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3月，蒋中正还派罗卓英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率军入缅甸协助英军抗日，打通了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
然而，随着日寇在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后改变战略方针，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改为对蒋中正诱降及将主要兵力移向中共的解放区战场，蒋中正在抗战的同时也进行国民党活动，掀起了一次反共高潮，他派出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搞武装磨擦。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底蒋中正命令新四军渡江北移。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1月6日，新四军九千人北移至皖南茂林地区，遭到受蒋中正密令的顾祝同所属上官云相等八万人的包围袭击，致使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皖南事变”发生之后，蒋中正反而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将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八年抗战中，蒋中正注意保存其嫡系中央军的实力，尤其在战争的中、后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寇交战的，主要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的桂、川、滇、粤等“杂牌军”，他的几十个美式机械化师，远在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之中。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前苏联及美英盟军加入大规模对日作战。中国民革命军也在各个战场展开战略大反攻。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长期的沉重打击下，人力、物力、财力逐渐消耗殆尽。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寇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政府和大本营在东京湾美军旗舰“密苏里号”上，向同盟国代表(中国代表为徐永昌)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9月9日，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冈村宁茨，在南京向中国政府代表、陆军上将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纷乱复杂，而蒋中正嫡系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同样是派别林立，山头众多，彼此争斗不息。蒋中正不仅无法遏止各种派别的形成，反而有意无意地扶植这一派来抗衡另一派，以保住自己最高的统治地位。蒋系之中大大小小的派别很多，主要的是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这蒋系中的四大派别。
何应钦早年就读贵阳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秋，与谷正伦(贵州安顺人)等被保送日本，入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曾回国参加辛亥之役，在沪军都督府陈其美手下任职，认识了蒋中正。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学成回国后，在王文华黔军第一师任团长。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4月，何应钦与贵州督军刘显世之外甥女、王伯群、王文华之胞妹王文湘结婚。之后，何应钦升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并创设了“少年贵州会”，自任会长，联合王文华准备推翻刘显世，夺取贵州政权。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王文华指挥部下推翻了舅父刘显世，而自己在上海被刺身亡，贵州局面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何应钦企图与王伯群重建贵州政权，但此时谷正伦乘机发兵入贵阳，限令何应钦即日离黔。何应钦被迫交出兵权，流亡昆明。然而，何应钦到昆明不久，又被贵州守旧派买凶杀伤，身中两枪，险些丧命，其后，何应钦走避上海等地活动，但无所作为。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中正任校长，何应钦以与蒋中正同过学、共过事的关系，进入了黄埔军校，并出任少校总教官。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继承等都是他属下的军事教官，这批人后来都成为蒋中正嫡系的重要将领，同时，也是何应钦的亲信心腹。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开始发迹，以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兼北伐东路总指挥、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训练总监、军政部长、行营主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抗日战争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等。在国民党的军政界，何应钦已到了“位极人臣”的地位，甚至有蒋何并称。何应钦虽然是拥蒋起家，然而，当他执掌大权以后，他便极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自己的派系，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是他的手下“四大金刚”，位居集团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务。在合适的时机，何应钦还敢向蒋中正下手。例如在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夏，汪精卫、唐生智通电讨蒋，发兵进逼南京，何应钦则串通桂系，利用蒋中正在徐州战败而发难，实行“逼宫”，迫使蒋中正下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12月，蒋中正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何应钦力主以武力讨伐张、杨，解决“西安事变”，实则置蒋中正性命于不顾，想趁此机会取而代之。他组织了两路讨逆军，以刘峙、顾祝同为总司令，并与王伯群密商党、政的新人选。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何应钦的美梦化为泡影。对于何应钦的所为，蒋中正自然含恨在心，但为了巩固黄埔系的势力，未便公然发泄而加以宽忍。为了遏制何应钦派的势力扩张，蒋中正极力扶助陈诚与之抗衡。
陈诚毕业于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毕业后，在浙军中任职。同年底，邓演达到上海招收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粤军，陈诚私自报名，随邓演达南下广州，任副官、连长等。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陈诚被调入该校，任副官、炮兵教官、炮兵连长、参加了两次东征，立有战功，并得到蒋中正的赏识。北伐战争时，升任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三团团长。攻下南京后，升任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兼六十三团团长。“四一二”政变后，陈诚追随蒋中正，历任第二十一师师长、南京警备司令、第十一师师长、第十八军军长。第十八军是陈诚军事集团的基础，他属下的主要将领有周至柔、罗卓英、胡琏、高魁元、尹俊、阙汉骞、戴朴、叶佩高、吴仲直、刘云瀚、彭战存等。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底，第十八军已扩充到五个师，二十九个团，成为蒋中正嫡系中的主力。也是在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底，蒋中正将干女儿谭祥(谭延闓之三女)嫁给了陈诚，陈诚与蒋中正的关系更加紧密了。此后，在蒋中正的提携和扶植下，陈诚更加青云直上，历任“剿匪”军中路军总指挥、第一路总指挥、宜昌行辕参谋长、武汉行辕参谋长、军政部常务次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诚的职位更加显赫，历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武汉卫戍总司令兼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军政部部长等。陈诚的冒升以及陈诚军事集团的壮大，使他在国民党内部已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人称他是“蒋中正的替身”、“第二号人物”。其实力完全足以与何应钦抗衡，而陈诚又绝对忠于蒋中正，所以蒋中正对他们互相之间的争斗并不会过分担心，只是在闹得不可开交时才出面调解，平息事端。陈诚虽然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官，但说到出身，则属保定军校。因此，他独揽大权，自然会受到其他派系尤其是黄埔系的不满。蒋中正虽然宠爱和重用陈诚，但是，也培植了别的嫡系势力，以遏止陈诚派系的过分的壮大，这就胡宗南集团。
胡宗南在湖州吴兴中学毕业后，在考丰县高等小学任教。后与考丰人王微争夺小学校长位置失败，又遭到婚姻问题的打击，便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春离家出走上海，得旧同学章旭初的资助，南下广州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当时，胡宗南已经二十八岁。由于胡宗南谨小慎微，又是蒋中正的浙江同乡，很快得到蒋中正的赏识，北伐时，历任营长、团长，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3月攻克上海、南京后，胡宗南被蒋中正晋升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成为黄埔系学生中第一个晋升将军的人。同年11月，胡宗南升任第一军第二十师师长，他又是黄埔学生中最早被提升为师长职务的。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胡宗南出任第一师师长，该师下辖四个旅十三个团，是蒋军中最庞大的师，也是蒋中正最亲信的嫡系部队之一。后来胡宗南的黄埔系军事集团，就是从这个第一师发展起家的。此后，胡宗南在蒋中正的大力持植下，历任第一军军长、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出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这时他已拥有李延年第三十四、陶峙岳第三十七、范汉杰第三十八和李铁军第二十九四个集团军以及其他部队，兵力合计四十余万，统治着除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诸省，成为了“西北王”。胡宗南的用人标准是“黄、陆、浙、一”四个字，即必须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陆军大学毕业的；浙江人；第一师的。后来又加上一个“七”字，即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设在西安)毕业的。胡宗南还建立了自己的帮会组织——铁血团，主要成员是他的师、旅长以上高级军官，如李文、罗列、袁朴、赵龙文、盛文、钟松、周士冕、王微等。胡宗南之所以飞黄腾达，除了蒋中正的培植之外，还与他能得到军统和戴笠的支持分不开。
戴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生。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在胡宗南部任副官。胡宗南认为他有“异才”，把他推荐给蒋中正。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蒋中正第二次下野，授意一班亲信成立黄埔系的法西斯帮会组织，于是，胡宗南、贺衷寒、曾扩情、康泽、邓文仪、周复、戴笠、滕杰、酆悌等组织了蓝衣社，胡宗南和戴笠都成为蒋中正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8月，蒋中正成立了特务组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戴笠以副局长负全责。由此，戴笠亦成为蒋中正身边的大红人，与陈诚、胡宗南并称为蒋中正门下的“三鼎甲”。那时，国民革命军包括蒋中正嫡系部队的将领，提起军统和戴笠，无不谈虎色变。唯独胡宗南，因对戴笠有提携举荐之恩，戴笠对他只是隐恶扬善，处处吹捧，这也促使蒋中正对胡宗南愈益宠信。由于胡宗南坐大一方，自成派系，常与陈诚在蒋中正面前争宠而弄得积怨很深。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胡宗南就联合戴笠、贺衷寒、邓文仪等黄埔系干将，迫使蒋中正把陈诚的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中央书记长两个全国性的要职让出，由张治中继任，使陈诚受到一次不小的打击。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4月，蒋中正重划战区，陈诚争得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由陈诚节制，这对胡宗南来说，也是沉重一击。不过，在陈诚上任之前，胡宗南秘密召开军师长会议，商议拒陈策略，自己则上华山“养病”。陈诚到西安后，对胡宗南的部队根本指挥不动。7月，蒋中正又改任陈诚为军政部部长，将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蒋中正的心腹爱将陈诚、胡宗南、戴笠等都是黄埔军校师生，以杂牌军而成为蒋中正嫡系亲信的极少，而汤恩伯就是其中一个。汤恩伯毕业于杭州体专后，不务正业。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春，汤恩伯伴随同乡富商童乐勋赴日本留学。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3月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后考入士官学校，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因经济拮据回国，后得浙军师长陈仪资助，得以再赴日完成学业。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回国，在陈仪部任职，时陈仪已依附蒋中正，经陈仪举荐，汤恩伯也一步步投靠蒋中正，历任教导二师第一旅旅长、第八十九师师长、第十纵队指挥官、第十三军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汤恩伯率部北上作战，出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这第三十一集团军是汤恩伯军事集团的骨干和核心。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国民党设立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汤恩伯兼任总司令。此后几年间，汤恩伯没有指挥部队和日寇打过一仗，而是盘据四省边区，极力扩充实力，横征暴敛，拥兵称王。汤恩伯不是黄埔军校出身，但他深知黄埔系即蒋系，因此他以黄埔系统奠定自己的人事基础，大量任用黄埔生，他手下的重要将领张雪中、陈大庆、关麟征、王仲廉、马励武等都出身于黄埔军校。不久，他便拥有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第四十五共五个集团军，此外，还掌握了贺粹之第十二军、刘昌义暂十五军，顾锡九暂九军、李仙洲第九十二军，王毓文第九十七军，以及骑二军。除上述正规军，他又以陈又新为总指挥，将四省边区游杂部队编成八十多纵队，总兵力号称四十万之众。于是，汤恩伯踌躇满志，自封为“中原王”，成为继陈诚、胡宗南之后蒋中正的三张红牌之一。汤恩伯当上“中原王”以后，目空一切，对辖区内的中下级官员随意撤换甚至杀害，位居河南省席的李培基、山东省主席的牟中珩、以及先后任江苏省主席的王懋功、韩德勤，也得看他的颜色行事。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冬，蒋中正及何应钦的亲信蒋鼎文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做了汤恩伯的顶头上司，汤恩伯根本不把他放在眼内，两人一直明争暗头斗至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汤恩伯最终占了上风。此外，汤恩伯盘踞中原四省边区，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人们称之为“汤灾”，与当时发生的水灾、旱灾、蝗灾并称“水、旱、蝗、汤”四大灾害。他因杀人如麻，又有“汤屠夫”之浑名。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4月，日寇为打通从北平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首先进攻中原，发动了中原战役。当时，汤恩伯和蒋鼎文之间仍在争权夺利，致使中原战役开始不到十天，蒋鼎文、汤恩伯掌握的四、五十万大军便一败涂地。蒋中正异常气怒，将两人撤职，由陈诚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的部队，则由陈诚和胡宗南吞并改编，而这又是受蒋中正所指使，主要原因，是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还想学刘秀学曹操，发迹于中原而最后称帝，蒋中正当然要伺机削藩的。
在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之际，蒋中正立即忙于抢夺抗胜利的果实。在8月11日，蒋中正便下了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要其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要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趁机赎罪”，抵抗人民军队受降。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中正宣布将中国战区分为十六个受降区，任命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胡宗南、阎锡山、顾祝同、刘峙、孙蔚如、余汉谋、薛岳、李品仙、孙连仲、李延年、傅作义、陈仪为受降主官，不许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对投降的一百二十多万日寇及其日本战犯，蒋中正又用“以德报怨”的政策，实质是达到与日合流的目的，“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冈村宁次等大批日本战犯，摇身一变成了蒋中正的军事顾问。对投降的六十多万伪军，蒋中正也“既往不咎”，实行收编。大汗奸周佛海、罗君强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正、副总指挥，任援道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被委任为北平绥靖司令。伪军将领、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孙良诚、张岚峰、孙殿英、吴化文、郝鹏举，分别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六路军总司令。
抗战胜利之后，蒋中正本想立即发动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武装，但鉴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与民主，又鉴于大量国民革命军远在西北、西南，未能开赴到重要城市和交通干线，于是他打出“和平建国”的旗号，再三电邀延安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为全面内战争取准备时间。
中国共产党为粉碎蒋中正的和谈阴谋，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8月28日，由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谈判。蒋中正对谈判其实毫无准备，毛泽东的到来，反使他十分狼狈和被动。9月2日，谈判正式开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商谈，于10月10日签署了《民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留下周恩来、王若飞继续谈判。
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中正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海、空运输力量，将大量武装部队运往东北、华北、江浙等地区，抢夺城市和交通线，并在接管区内大肆“劫收”。与此同时，蒋中正还密令部队，以“恢复交通”为借口，分路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其中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上党战役、察绥战役、邯郸战役、津浦路战役等。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8月下旬，国民革命军阎锡山部一万七千人，在史泽波率领下，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地区(古属上党郡)，意图分割太行、太岳两区，占领晋东南。共产党刘伯承、邓小平部三万余人和民兵五万余人奋起自卫，于9月10日发起进攻，连克屯留、壶关、长子、潞城，随即围攻长治。阎锡山急令彭毓斌率二万余人增援。刘、邓部队围城打援，激战五日，在老爷岭歼敌援军，击毙彭毓斌。10月8日，长治守军弃城而走，刘、邓部队乘胜追击，于10月12日歼敌于将军岭、桃川地区。是役国民革命军被歼三万五千余人，史泽波以下二十七名将官被俘，国民党的战略部署被打乱。
10月中旬，傅作义指挥第十二战区五万余人主力部队向丰镇、集宁出动，进犯晋绥、晋察冀解放区，妄图侵占张家口。人民军队于10月18日以五万余人兵力先行包围傅部二万四千余人困守的归绥。其后再以主力攻打包头。察绥战役使傅作义部损失一万二千余人。
10月14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发动进攻，妄图打通平汉线交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四万五千人，由河南新乡，经洛阳向北进犯，企图同胡宗南部在石家庄会合。10月20日，共产党刘伯承、邓小平部向国民革命军发起反击。10月30日，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八军军长高树勋率该军第一万余人在前线马头镇起义。马法五率部南逃，途中被大部围歼。马法五以下二万三千人被俘。邯郸战役使国民党损失四万余人，打通平汉路的目的也未能实现。
10月中旬，国民党以十七个军四十余万人向华北解放区进犯，以尽快打通津浦路。驻山东的人民武装与北调的新四军配合，于10日中旬主动出击，阻止国民革命军北进。10月19日，攻下邹县、大汶口，歼日伪军第一部。11月3日，在界河以北歼灭伪军吴化文部四千余人。12月中旬，攻占滕县及临城外围。至此，从徐州至济南间二百余里的铁路线为人民武装所控制，国民党打通津浦路的企图也未能实现。
在战争失利以及国际国内和平舆论的压力下，蒋中正被迫于(公元1945年)12月31日，同意签订《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并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1月10日，发布了停战令。同日，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军事问题、宪章问题、和平建设纲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等五项协议。
然而，停战令的发布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都不过是蒋中正的和平烟幕，在其后的几个月中，蒋中正加速调兵遣将，内战的阴云笼罩着中国大地。终于，在(公元1946年)6月蒋中正准备就绪之后，撕下了和平的面纱，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内战。
内战开始阶段，蒋中正实行全面进攻战略，蒋中正及其主要战将陈诚、胡宗南等都乐观地认为“在三个月或六个内解决问题”。面对蒋中正的全面进攻战略，中国共产党采取不以保守地方为主而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的战略方针，主动放弃一些地方，而在运动中寻找战机。经过八个月的战斗，国民革命军占领了解放区包括张家口在内的一百零五座城市，但却损失兵力六十七个旅七十一万人。其中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7～8月的苏中战役七战皆北，被歼五万六千人；8～9月的定陶战役被歼四万八千人；12月的宿北战役被歼二万一千人，第六十九师师长戴子奇自戕身亡；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1～2月的莱芜战役被歼五万六千人，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被俘虏； 1～3月的临江战役被歼三万九千人，国民革命军在东北地区的攻势被瓦解。
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2月以后，蒋中正被迫由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重点进攻的地区是陕北和山东解放区。2月，蒋中正调集胡宗南等部共二十三万人，南北夹击陕北延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决定暂时放弃延安。3月19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延安，蒋中正、胡宗南等只能空欢喜一场，接着急于寻找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决战，却又连连扑空。其后，在延安城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榆林、沙家店等地遭到西北野战军的伏击，损失惨重，仅8月的沙家店战役就被歼六千多人。在山东方面，蒋中正以顾祝同为总指挥，于4月率领四十五万兵力进攻山东解放区。5月中旬，华北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将趾高气昂、推进最快的蒋中正“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分割包围于孟良崮山区。蒋中正想尽办法解救七十四师而无效，经过两天多的激战，整编第七十四师全部及整编第八十三师的一个团被全歼，蒋中正的爱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孟良崮惨败，蒋中正痛哭流涕，自责不已。
蒋中正的重点进攻遭到严重挫折，其主力深陷在陕北和山东两个相隔很远的战场上，战略协同十分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他在各个战役中继续遭到惨败，损兵折将。4～5月间的正太战役被歼三万五千余人，丢失县城七座及正太铁路一百八十公里，使石家庄成为孤城。7月的鲁西南战役被歼五万六千余人，迫使蒋中正从陕西、山东调兵。10月的清风店战役，从石家庄北进增援东北的国民党第三军两万余人被全歼，军长罗历戎被俘。1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石家庄战役，经过六天激战，国民党丢失华北重镇石家庄，守军第二万四千余人被歼，使共产党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9～12月的胶东战役，蒋中正企图以十余万兵力消灭山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但在人民解放军的反击下，国民革命军被歼六万三千余人，被迫撤离胶东腹地。一年内战，蒋中正损失兵力一百二十万人。
人民解放军在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果敢地进行战略出击。8～9月间，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和谢富治太岳兵团、陈毅和粟裕华北野战军外线兵团三路大军挺进大别山区，成“品”字形展开，瞰制中原，威胁武汉和南京。这一形势，迫使蒋中正不得不由进攻战略改为防御战略，继而又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将战略集团分别放在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五个中心战场上。
在军事上不断失败的时候，蒋中正仍念念不忘登上总统宝座。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3月29日～5月1日，“行宪国大”召开，在一片扰攘声中，蒋中正终于被选为大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但是，军事形势对他却越来越不利，人民解放军不断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国民革命军到处遭到沉重的打击：2～3月的宜川战役(瓦子街战役)被歼近三万人，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战败自杀，国民党被迫放弃延安、洛川；3～4月的洛阳战役被歼三万五千人，青年军第二○六师师长邱行湘等被俘虏，洛阳被人民解放军占领；3～5月的临汾战役被歼二万五千人，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被俘虏，晋南全境尽失；6～7月的晋中战役被歼约十万人，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赵承绶被俘虏，晋中地区除太原以外尽失；7月的襄樊战役被歼二万多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被俘虏，襄阳、樊城被人民解放军占领；9月的济南战役被歼十余万人，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起义，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被俘虏，山东全境尽失。
两年内战后，蒋中正剩下的一百九十万正规军被分别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大地域跨度的战场上。在这种形势下，他决定实施重点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准备撤出东北，以确保华中。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集结了强大的兵力，准备同时在东北、华北、中原与国民革命军的精锐部队展开战略决战，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大决战的序幕。
9月，辽沈战役开始。当时，民国政府在东北拥有兵力五十万人。蒋中正以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孙渡、万福麟、张作相、马占山、陈铁为副总司令，赵家骧为参谋长，范汉杰兼任锦州指挥所主任。东北“剿总”共辖郑洞国第一兵团、卢浚泉第六兵团、周福成第八兵团、廖耀湘第九兵团、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尽是蒋中正的嫡系部队。这五十五万人被分别困守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地区，是撤是守，蒋中正举棋不定。9月12日起，东北野战军包围了锦州，10月14日发起总攻，次日攻克锦州，范汉杰、卢浚泉等被俘虏。接着，长春守军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郑洞国率余部投诚，10月19日长春失守。蒋中正命令廖耀湘兵团向锦州反攻，途中却遭到人民解放军阻击被围歼，其中包括蒋中正的“五大主力”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廖耀湘也被俘虏。随后，沈阳被围，卫立煌等乘飞机逃走。11月2日，沈阳、营口被人民解放军攻克，周福成被俘虏。杜聿明、侯镜如则只得率残部由海路南逃。在整个辽沈战役中，国民革命军被歼四十七万人，东北全境丢失。
11月，淮海战役开始。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八十余万兵力，集结在徐州为中心，东至连云港，西至商邱，北至临城，南至蚌埠的战线上，被刘伯承、陈赓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个野战军六十万兵力分割包围。蒋中正任命刘峙为徐州“剿总”总司令，杜聿明、孙震、刘汝明、冯治安、韩德勤、李延年为副总司令，李树正为参谋长，杜聿明兼任前进指挥部主任，孙元良、赵家骧为副主任，舒适存为参谋长，文强为副参谋长。徐州“剿总”共辖邱清泉第二兵团、李延年第六兵团、黄伯韬第七兵团、刘汝明第八兵团、黄维第十二兵团、李弥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以及周渤的第一绥靖区、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等。11月8日，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均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率二万三千人在台儿庄、贾汪前线起义，使徐州北大门洞开。人民解放军首先打击的对象是黄伯韬第七兵团，11月6～22日，该兵团在碾庄地区被包围全歼，黄伯韬被击毙。11月23日至12月15日，黄维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地区又被包围歼灭，其中包括蒋中正“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军，司令官黄维被俘虏。杜聿明率领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共三个兵团弃徐州西逃，在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又被重重包围，很快，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被歼灭，孙元良单身逃脱。12月16日至1949年的1月10日，杜聿明所率领的邱清泉第二兵团和李弥第十三兵团亦被歼灭，其中包括蒋中正“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邱清泉被击毙，李弥只身逃脱，杜聿明以下大批高级军官被俘虏。在淮海战役关键时刻，刘峙就借故离开徐州。在整个战役中，蒋中正都在想尽办法解救黄维、杜聿明，但都无济于事。是役，国民革命军被歼五十五万五千人，几乎都是蒋中正最精锐的嫡系部队。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完全失去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使南京及上海、武汉等主要城市均直接处在人民解放军的威胁之下。
在淮海战役的同时，平津战役亦打响。华北的国民革命军傅作义集团六十多万人，困守在以平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千余里的铁路线上。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陈继承、刘多荃、上官云相、宋肯堂、邓宝珊、吴奇伟、冯钦哉、郭宗汾为副总司令，李世杰为参谋长。华北“剿总”共辖李文第四兵团、石觉第九兵团、孙兰峰第十一兵团、侯境如第十七兵团，以及陈长捷的天津警备部队，其中不少也是蒋中正的嫡系部队。1948年12月下旬，傅作义的王牌部队第三十五军于新保安被聂荣臻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全歼，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接着，从张家口突围的孙兰峰第十一兵团七个师共五万四千人又被歼灭，孙兰峰率残部逃往绥远，张家口丢失。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1月14日，林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总攻击，经过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国民党守军十三万人被全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虏。1月16日，塘沽守军侯境如部三万六千人顺海路逃路。北平的傅作义完全处于孤立，陷于困境，开始和中国共产党展开谈判。蒋中正先后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装甲兵司令参谋长蒋纬国及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到北平，劝诱傅作义率部南撤，均被傅作义婉言拒绝。经过和平谈判，1月20日，傅作义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离城改编”的办法，率北平守军第二十五万人接受和平改编。蒋中正鞭长莫及，只有求得傅作义同意(傅作义则征得人民解放军方面同意)，派飞机到北平接走李文、石觉等中央军团以上的军官。平津战役中，蒋中正又损失了五十二万军队，华北地区亦基本丧失。
历时四个多月的三大战役，蒋中正共损失了一百五十四万五千人的精锐兵力，他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嫡系中央军基本已被消灭。气得他大发雷霆，“以手枪向屋顶连放十余枪，并击毙其爱犬”。不仅如此，蒋中正军事上的连连失败，也导致了他政治上的危机。美国政府看到他已失去了扶持的价值，决定换李宗仁出来应付局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此时也乘机逼蒋中正下台。蒋中正不得已，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次日，他由陈诚、汤恩伯陪同飞回浙江奉化溪口老家。
蒋中正虽然下野退居溪口，但仍控制着党、政、军的实权。下野之前，他已任命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方天为江西省主席，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1月25日，他又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策划长江防务，决定把长江防线划为两个战区：从宜昌至湖口以西由白崇禧集团二十五万人防守；从湖口以西至上海由汤恩伯集团四十五万人防守，趁李宗仁政府派遣和谈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谈判之机，加紧部署兵力，以求划江而治。
以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裴为代表的民国政府和谈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4月16日，黄绍竑飞回南京，请示签字。4月20日，蒋中正下令拒绝接受，李宗仁则不敢在其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兵挥师过长江，发起渡江战役，三个作战集团由东、中、西三路在四百公里战线上突破长江天险，蒋中正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在两天内全线崩溃。
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即发动京沪杭战役。4月22日，蒋中正在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商讨“最后一战”。但就在当夜，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舰艇二十五艘在南京江面起义。次日，南京被人民解放军占领，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等军政要员逃离南京。4月底，蒋中正乘“太康”号军舰到上海黄埔江边的复兴岛上，多次召集汤恩伯及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炮兵司令邵伯昌、装甲兵司令蒋纬国等布置保卫大上海的作战方案，目的是尽量多坚持一些时间，以便把存放在上海的金银和贵重物资全部运往台湾。
蒋中正离开上海又回到溪口，遍游溪口十景，祭拜母亲坟墓，对外公外婆的墓地和少年时代游历过的地方一一叩别，他知道，离开家乡和大陆的日子不远了。5月3日，杭州被人民解放军攻占。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地区的汤恩伯集团二十余万人发起总攻。5月22日上海外围失守；5月25日苏州河以南市区也被人民解放军占据。5月26日清晨，蒋中正乘坐“太康”号军舰驶到吴淞口外，眺望上海，悲愤交织，只得命令汤恩伯、石觉等率残部由海上撤逃。5月27日，上海完全被人民解放军占领。
在上海战役中，汤恩伯集团被歼灭了十五万人。在渡江战役和京沪杭战役中，蒋中正又损失了四十五万兵力，中华民国政府从此灭亡。
在国民革命军的长江防线崩溃、南京丢失后，破碎的民国政府迁至广州。代总统李宗仁及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虽然到广州继续任职，但既无军权，又无财权，李宗仁、何应钦的政权名存实亡。1949年5月20日何应钦辞职，由阎锡山取而代之；李宗仁后来也与蒋中正决裂，出走美国。当时，国民党的残余军队尚有近一百九十六万人，分散在全国各地，蒋中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幕后遥控指挥。7月14日，他干脆由台北飞抵广州，7月16日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由幕后又转到台前，公开指挥国民革命军残余力量作最后的挣战。他任命陈诚负责东南战事，白崇禧负责华中战事，张群负责西南战事，胡宗南负责西北战事，企图负隅顽抗。
但是，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以后，在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残余部队展开扫荡，势如破竹，蒋中正绞尽脑汁，疲于奔命，也无法挽救其彻底灭亡的命运。
在华北方面，人民解放军的华北野战军于4月20日向太原发动攻势，4月24日太原被占领，阎锡山十二万人被全歼。随后，大同、新乡、安阳先后失守。6月2日，刘安琪第二十一兵团也从青岛经海路南逃，华北全境完全被解放。
在西北方面，从5月起，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向胡宗南集团及甘肃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等部发起攻势。胡宗南先后丢失咸阳、西安、宝鸡、凤翔等，被歼四万五千人，残部退往四川。而马步芳、马鸿逵所部更被人民解放军第一路追杀，先后丢失了平凉、天水、兰州、西宁、银川，到9月底，二马的军队被歼十五万人，编制已不复存在。同时，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及兵团司令孙兰峰于9月19日率五万人通电起义；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及新疆省包尔汉于9月26日率十万人通电起义，西北全境解放。
在东南方面，蒋中正力图保住福建及沿海岛屿，借以屏障台湾。1949年7月23日，他亲到厦门召集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等开会，部署福建、厦门、金门的防务，以周喦、石觉率三个军六万人据守舟山群岛；朱绍良、汤恩伯指挥李延年、刘汝明、李良荣三个兵团十个军十五万人据守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及沿海岛屿。7月下旬起，华东野战军发起福州战役，国民革命军节节溃败。8月17日，福州被攻占；10月17日，厦门被攻占，被歼十万人。汤恩伯、朱绍良、李延年等逃往台湾。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海解放舟山群岛，蒋中正为保存实力，命令十二万五千守军放弃舟山群岛，秘密撤往台湾。5月19日，华东全境解放。
在华南方面，1950年5月14日，人民解放军在武汉附近突破长江防线，白崇禧率部撤离武汉，退入湖南。5月15日，河南省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二万余人在贺胜桥、金口起义。武汉、九江、南昌先后被解放。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三个师在长沙起义，迫使白崇禧集团主力退到衡阳、宝庆(邵阳)一线。蒋中正命令白崇禧统一指挥鄂赣湘桂四省军事。当时，白崇禧所能指挥的军队还有主力五个军即宋希濂集团、余汉谋集团以及黄杰兵团、鲁道源兵团、孙震兵团、沈发藻兵团、胡琏兵团等。9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发起衡宝战役，10月6日攻占韶关，切断了白崇禧集团逃往广东的退路。白崇禧被歼四万七千人，于10月17日向湘桂边境败退。随即，人民解放军发起广东战役，10月14日占领广州，民国政府逃往重庆。余汉谋集团往粤西溃退，刘安琪兵团近五万人在两阳地区被全歼。胡琏兵团则由汕头逃往台湾。白崇禧集团退入广西后，尚有五个兵团近二十万人。白崇禧以张淦兵团、鲁道源兵团共五个军南下雷州半岛，企图与余汉谋残部会合，从海上逃跑，但在博白地区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张淦被俘虏。12月，人民解放军发起广西战役，徐启明兵团在灵山以西被歼，黄杰、刘嘉树两兵团在桂越边境被歼，刘嘉树被俘虏。1950年4月16日深夜，人民解放军横渡琼州海峡，在海南岛登陆，突破了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设立的三道防线(薛岳字伯陵，自称“伯陵防线”)，歼敌三万余人。薛岳率残部六万余人乘船逃往台湾。至此，华南全境解放。
在西南方面，蒋中正妄图利用西南地区的重山恶水，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入，使之成为日后反攻大陆的基地。1949年8月24日，他由广州飞往重庆，亲自处理西南军政事务(李宗仁于前一天从桂林经香港飞往美国)。蒋中正先后多次召集四川张群、贵州谷正伦、西康刘文辉等各省头目以及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李弥等高级将领开会、布置西南防务。他以胡宗南集团三个兵团十二个军依托秦岭、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构成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的第一野战军入川。以宋希濂集团两个兵团两个军，在恩施、奉节一带共守川东大门。以罗广文兵团两个军在南充、大足一线作机动。以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之何绍周兵团两个军守川黔边境。以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部四个军守云南。11月初，人民解放军发起西南战役，国民革命军四处溃退。11月14日贵阳丢失；11月29日重庆丢失，蒋中正及行政院逃往成都。12月8日，蒋中正及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逃往台北。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分别在昆明、彭县、雅安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卢汉致电刘文辉，要其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中正，由于此电被蒋中正截获，慌忙于次日携子乘飞机逃离成都去台湾。12月21～27日，孙元良、罗广文、陈克非、裴昌会、李振五兵团先后起义，成都解放。胡宗南、宋希濂率残部逃往西康。李文兵团三个军企图突向西康逃跑，大部被歼，李文被俘虏，后又从看守所逃走去了台湾。李弥第八军和余程万第二十六军曾进攻通电起义的卢汉部，失败后逃往云南蒙自，1950年1月中旬，其主力又分别在蒙自、沅江地区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李弥、余程万率七千残兵逃入越南以及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老挝边境地区，这一部分残兵除了逃往越南部分于1953年陆续退至台湾外，其他的则在泰、缅、老交界地区驻扎下来，由于蒋中正根本无力顾及他们，这些残兵便有组织地扩大建立了著名的“金三角”地区注，以求生存。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以六个军分由成都、昆明夹击西昌地区的国民革命军残部三万五千余人，国民革命军大部被歼，宋希濂被俘虏，胡宗南乘飞机逃跑，西昌解放。在西南战役中，国民革命军被歼九十三万人。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此，整个中国大陆全部解放。
三年半的解放战争，把蒋中正的势力赶出了中国大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中正在中国大陆的独裁统治终结。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也彻底结束。12月蒋中正率领几十万残兵败将及“民国政府”逃往台湾，继续统治着台(湾)、澎(湖)、金(门)、马(祖)海区。
1950年3月1日，蒋中正在台北复任“总统”，陈诚任台湾“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借助美国的势力，时刻想反攻大陆，他以“反共复国”政策来维持在台湾的统治，但他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保持了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立场。然而，新中国的崛起和不断强大，使他的梦想最终威严。跟随蒋中正逃亡到台湾的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如谷正伦、汤恩伯、桂永清、徐永昌、郑介民、罗卓英、胡宗南、朱绍良、陈诚、白崇禧、刘峙、李弥、蒋鼎文、熊式辉、李延年等，都先于他而病死。
1955年1月22日，蒋中正感染肺炎，经数月疗养，渐次康复；其后仍不顾忧劳之重，宵衣旰食如故。1964年12月1日肺炎再次发作，体力渐衰；至1975年4月5日夜间，他的心脏病突发，急救罔效而逝，终年八十九岁。4月16日葬于桃园复兴乡之慈湖。
附_蒋中正遗嘱：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酥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时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势力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民革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三民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仍必与我同志、同胞长期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中国大陆、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唯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力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终止！矢勤矢勇，毋急勿忽。中华民国六十四年3月29日蒋中正。 跟帖时间 2010-02-09 21:38:0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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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的历史名人（二） -- 蒋伏生：(生卒年待考)，浙江奉化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蓝衣社别动队大队长，湖南省军管区副司令官兼长沙警备司令。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三师归属第二军，军长就是蒋鼎文。为了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该师后改属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师长就是蒋伏生。该年5月至年底，蒋伏生率该师从豫南出发，自西向东，在湖北孝感花园、大悟、黄陂一带参与围剿工农红军，并与国民党其它军队合围黄安(今湖北红安)，进攻七里坪。8月中旬，该师曾在黄陂一带与红四方面军激战数场，双方互有伤亡。
蒋伏生是当年国民革命军对红军根据地民众进行血腥屠杀的开创人和执行者。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年底，约两千四百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伏生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蒋中正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据国民党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记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九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反动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当地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六万人口，但到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3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三百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六十六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中正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载：“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革命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
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后来蒋中正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9月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一飞虎队员在湖南省祁阳获救，这名飞虎队员名叫戈儿登·白尔文，美国蒙他纳州人。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大学毕业后二十六岁的他参加了陈纳德组织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先后在云南、重庆、桂林作战，多次飞临湖南的祁阳、衡阳和常宁等地对日作战。白尔文在飞行作战中被日寇击落。跳伞后在山林中躲藏了三天的他最后被一个农民救起，并被护送到国民革命军第一个营的临时驻地梅溪。其间，当地一懂英语的小学老师陈秋云为其做过翻译。9月底，白尔文来到曾当过国民党师长的蒋伏生的“祁东自卫队”(当时还未得到民国政府的正式承认)。10月下旬，蒋伏生为白尔文设宴送行，席间请求白尔文回到基地后向上级反映情况，并空投军火补给自卫队。11月初，蒋伏生派一个连护送白尔文去郴州第九战区司令部，并押了八个俘虏同行。经过半个多月的晓行夜宿行军，白尔文一行途经宁远、新田、桂阳等地，于11月下旬安全到达郴州。随后白尔文踏上了前往芷江的路程。
此后，蒋伏生的“祁东自卫队”得到了美国空军志愿队空投的许多武器。
蒋汉城：(公元1906～1987年)，字云台；甘肃定西安定区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蒋汉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党一一九军中将副军长。
1949年蒋汉城率部起义，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军军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蒋汉城善诗词、亦能书，著有《云台诗词集》刊世。
蒋坚忍：(公元1903～？年待考)，字孝全；浙江奉化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上海大学毕业，黄埔军校四期及中央航空学校结业。
北伐时蒋坚忍任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历任汉口特别市政府社会局长、总司令行营宣传处长，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副校长，是中国现代空军创始人之一(周志柔，毛邦初，周至柔，黄光锐，王叔铭，宋美龄)，长期担任空军教育工作，国民党空军军官和飞行员出自其门下。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坚忍在武汉创办《奋斗报》三日刊、《中国的空军》，在上海创办《人民周报》。历任中央航空学校政训处长、教育长、副校长兼杭州防空副司令、航空委员会政治部主任、西安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副教育长、西北劳动营教育长、陕西河防民众动员指挥官兼陕西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陕西省政府民政厅长和秘书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
蒋坚忍是青年劳动营的负责人，该营的任务为监禁解放区被掳人员、被捕的革命分子及大专学校进步师生等等。集中营用各种威逼利诱手段，力图使在营者屈服、投降，供其奴役。
1949年逃往台湾。1950年出任“陆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54年调任“总统府”国防计划局副局长。次年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1961年转任“国防部”常务次长。1965年退役转入工商界。国民党九、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
蒋坚忍著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31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书中描述了自明代倭寇扰海岸直至"八一三"的侵略战争，第七章开始到十三章结束。第七章内容：自日俄战争至欧洲大战。第八章内容：自欧洲大战至现在。第九章内容：领土侵略的成绩。第十章内容：军事侵略的成绩。第十一章内容：政治侵略的成绩。第十二章内容：经济侵略的成绩。第十三章内容：文化侵略的成绩。
蒋孝先：(公元～1936年)，浙江奉化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蒋孝先是蒋中正族侄，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组组长、南京政府驻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
蒋孝先多次秉承蒋中正的旨意血腥镇压学生和民众的抗日活动。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6月10日，何应钦在与日寇驻华北部队司令梅津美治郎中将谈判时，对日寇作出各种让步，不仅同意把于学忠的东北部队即第五十一军撤出河北，取消华北的国民党机关，而且解散蓝衣社，关闭在北平的政训处和宪兵部门，在《何梅协定》签署后，蒋孝先从北平撤回南京，担任蒋中正的侍从室组长。
在西安事变中，蒋孝先指挥宪兵二团，堵截抗日游行的学生和群众队伍。蒋中正曾命令蒋孝先说：“对不听劝阻的暴徒，一律格杀勿论！”蒋中正还打电话给张学良说：“西安的学生娃子受共产党的煽动，要到临潼来找我闹事，令你立即出动部队，途中加以阻拦，如有暴徒不听劝阻，格杀勿论！听到没有？格杀勿论！”蒋孝先率领宪兵二团开到十里铺和浐河桥一线严阵以待，在两旁的高崖上架起一排排机关枪，并出动了大批骑兵，准备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12月11日深夜，卫二营营长孙铭九从西安到十里铺下令：“赶快集合部队，到临潼华清池扣蒋中正。”东北军卫队第二营代理营长商同昌立即集合了部队。但因为两辆大汽车夜间怕冻坏水箱，把水箱动水放掉了，这时没有天明，找不到水，部队上了车，不能开动，孙铭九营长带第七连先走了。商同昌和司机找来水，装外水箱，带第八连后行。就在这个当儿，从西安方面来一辆小汽车，因为我们的大汽车和部队挡住了马路，停下了。商同昌上前一看，上边坐着两个人(加司机共三个人)。刘多荃问：“你们是哪里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中间一个人说：“我是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要紧事。这一位是蒋和昌(蒋中正的侄儿，时任侍从室会计)。”即掏出一张名片送给商同昌。上边印着两个头衔：一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卫长，一行是宪兵第三团团长。下面三个字是蒋孝先。商同昌看了以后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车马上就开。”商同昌同蒋孝先说话以后就把营政治指导员张××(忘了名字)找来，商同昌告诉张指导员说：“这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个士兵坐在蒋的车上，别让他跑了，跟着我的车后边走，扣完蒋中正再处理他。”商同昌又领着张指导员和两个手枪兵向蒋孝先说：“蒋团长，我们人多，车坐不下，叫三个人坐在你的车上。”这时，蒋孝先和蒋和昌面如土色，一声也没有吭。张指导员叫卫兵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就上了车。这时大汽车已上好水，商同昌乘兵车先行，张指导员押着蒋孝先后边跟着走。
商同昌到华清池时，孙铭九带着第七连王协一部已经冲进大门，正和蒋中正的卫士、宪兵交战，商同昌即加入了扣蒋的战斗。战斗结束时，商同昌问张指导员：“蒋孝先在哪里？”张指导员说：“你们加入战斗以后，因子弹乱飞，我们下汽车在山坡下隐蔽，蒋孝先突然拔脚逃跑，我把他抓了回来，看见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师长和另外几个人，我们问怎么办？刘多荃师长说，把蒋孝先交给他们，我把蒋孝先交给他们以后，他们就把他打死在小花园里了。
对于蒋中正侍卫长蒋孝先在西安事变中被杀，事后张学良说：“我曾送了一笔钱为他作佛事(公元1937年)，超度蒋孝先之亡魂。”看来，对蒋孝先猝死，张学良厚恤其家属以表示疚悼之忱。
蒋志英：(公元1902～1941年)，浙江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抗日战争开始，浙江省成立了永嘉政工队，这是永嘉县战时政治工作队的简称，隶属于国民党永嘉县政府，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6月正式建立，至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8月被解散。它在抗战初期的两年半中，活跃在瓯江两岸，动员民众参加抗日，为抗日救亡作出过重大贡献。
西安事变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战形势逐步形成。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初，黄绍竑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于同年2月颁布《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确定以动员全省民众参加抗战为一切努力的总方向，提出了某些民主、进步措施。同时为充实政府的政治实力，宣传推行这个纲领，通令各县建立战时政治工作队，按每万人口招收队员一名规定，广泛吸收社会知识青年。永嘉政工队于同年3月筹建之初，由于国民党号召力有限以及待遇过低等原因，报考者稀少，远远不足规定的名额。当时，永嘉地下党领导下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简称战青团)在温州青年中影响极大，黄绍竑(字季宽，广西容县黎村镇珊萃村人。中将加上将军衔。曾任军长、战区副司令长官、广西省政府主席、浙江省政府主席、湖北省政府主席、民国政府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监察院副院长、监察委员、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季员、军事委员)于同年2月来温视察时，便要求它推荐队员。战青团首批推荐了十九名团员参加，占初时队员总数约四十名一半，后又数次推荐。他们都是一些抗日进步青年，也有共产党员，成为永嘉政工队的骨干，使初期的政工队成为一个进步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战斗实体。
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陈易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3月从浙闽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结业回业，先参加战青团工作；至5月，与王思明(中国共产党党员)一起，由战青团推荐参加永嘉政工队。这时队员们已结束为时六周的集训和实习，集中在城区中山公园九曲桥头的茶食庙，进行编队和待命工作。6月6日，永嘉县政工队正式宣告成立。
政工队的编制设队部、区队部两级，分立三个区队。编队后民主选举了干部。正、副队长是叶汉龙、吴国夫(先是白锡麟当选为队长，旋罹病离队，由叶补正，并增选吴为副队长)，队部干事是吴公璇、杨柳春。第一区队队长先后是吴国夫、陈国铭；第二区队队长先后是庄文俊、唐兴隆；陈易当选为第三区队队长。这个队有十一、二名队员，进步分子占半数；并有四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五标雄、缪梦琴、余纯一、陈易)组成核心，力量上比其他区队要强些。各区队按行政区分别前往农村，常驻工作。
两省政工法令规定：政工队员不是公务员身份，政工队是沟通政府与人民的桥梁。政工队的创办人黄绍竑称它将抗战时期政府的政令宣达到民众的内层，使人人能自动的尽他应尽的义务，同时要将民间的黑幕揭发出来，使能享受应享的权利，而不致为贪污豪强所鱼肉。因此，政工队的身份在当时是颇为特殊的。不管当局是否真的要发动民众，我们却是利用这个政工法令赋予的特殊身份，去积极宣传和发动民众，打击乡间的土豪劣绅，作合法的斗争。
在政工队正式成立不久的6月15日，第三区队即到永强区灵昆乡开展工作。永强区是全县土豪劣绅最集中的地方，灵昆乡乡长叫陈修年，是全区闻名的劣绅，他扶植亲信，把持了大多数的保长职位。他们操纵乡政，枉法舞弊，鱼肉百姓，民怨极大。我们来到灵昆岛后，住在上岩头一个小学里，首先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讲抗日民主道理，演抗日救亡戏剧。同时，分小组到田头，和农民谈心，串户访问，调查民间疾苦，揭发民间黑幕。通过宣传和调查，乡民们纷纷向我们倾吐一肚子的苦水，控诉土豪们种种罪行。经过一个月的工作，了解到这个乡有十四个保长，有三分之二的保民要求撤换保长。
在普遍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决定利用浙省纲领中关于调整行政机构，培养民主精神以及绝对澄清吏治，铲除贪污的口号，把发扬民主，评议、撤换乡保长作为重点工作。在当地战青协和负责人姚宣、李友龙及团员、积极分子支持配合下，逐次召开保民大会，发动保民公开评议当地保长抗战政绩，然后投票改选。经过半个月的工作，撤换了九个劣迹昭著的保长。接下去又开乡民大会，原灵昆乡乡长陈修年落选，郑文尉当选为乡长。我们立即将评选乡、保长记录和选票整理出来，经由队部向县府申报，要求办理任免手续。这一下闹得天翻地覆，大快民心。
不料，政工队这一义举，竟在国民党当局上下激起轩然大波。先是陈修年和一些落选的保长，气急败坏地跑到永强区人甲督导员刘式衍那里告状，大肆攻击政工队无法无天，破坏乡政；继而又向永嘉县长张宝琛告状。但政工队是当时省主席黄绍竑的三大新政之一，永嘉县政工队又是张宝琛为奉承黄绍竑而办的，纺宝琛象哑儿吃苦瓜，有苦讲不出，只好保持沉默。刘式衍等一状不灵，就动员全区土豪劣绅配合，并盖下了区乡印章，向八区专员蒋志英告状。蒋志英浑号牛司令，他一听报告，便大骂张宝琛是糊涂虫，说什么政工队里混进异党分子(指共产党)，捣乱保甲制度。于是，由刘式衍带兵去灵昆整训政工队。刘式衍带头一个武装警备分队，身后眼着一班落选的乡保长，气势汹汹，兴师问罪。他攻击政工队是新出山老虎，出来就咬人；指责撤换保长是擅权越轨，捣蛋破坏。陈易和王思明、余纯一、胡景瑊、金崇德、林鹤皋等人，当即和他们争辩起来。大家拿出浙省纲领文件，理直气壮地说明政工队是奉命来宣传和推行省府战时法令，不容许他们阻挠破坏。他一下子楞住了，慌忙跑过来看，原来他还不知道省府有这个文件。后来，来灵昆指导战青团工作的胡景瑊与大家配合，又义正词严地教训了他一顿，使刘式衍等威风扫地，灰溜溜地走了。
斗争远未就此结束。保甲制是国民党基层政权统治系统，这次被捅了一下子，顽固分子自然不会甘心，他们竭力反对，认为此风可怕，非刹不可。省八区督察专员蒋志英强行指示县府，对政工队呈报撤换乡保长人选不予批准。县政工队长叶汉龙据理力争，没有效果。区队认为县府如不支持批准，是违背浙省纲领精神，今后无法开展工作，便一面坚持要求批准；一面以不能向群众交代为理由，将队伍撤回城区，停止工作。这个行动得到其他两个区队响应，对政府施加压力。蒋志英见压服不下我们，更加忿恨，便借题发挥，要解散永嘉政工队以警诫各县。为此，蒋志英在城区召开温属六县党政联席会议，叫各县党部、政府负责人参加。在会上，蒋志英叫嚷永嘉政工队坚持撤换保长的事态严重，是异党(共产党)破坏阴谋，要商讨制裁措施。当时担任永嘉县党部秘书的王季思先生代表县党部出席会议，带头表态反对制裁，依据浙省纲领婉词陈述理由。蒋志英大出意外，因企图落空，暴跳如雷，拍桌大骂，说他为异党分子说话，据说还抽出手枪，叫喊要把王毙了，拿着手枪在会议桌旁把王季思赶了一圈。蒋志英的横行为使秩序大乱，会议哗然散掉。在蒋志英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宝琛却另有打算，他径往省府向黄绍竑汇报请示，回来顺着黄的意向，批准了政工队撤换乡保长的任免申请。接着，我们区队返回灵昆宣布了乡保长任免名单。全乡群众反应热烈，交口称道政工队是公正队。不久，蒋志英就被黄绍竑调走，由张宝琛任八区专员兼永嘉县长。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4月，在浙赣战役中，担任国民革命军海门守备部队指挥官的蒋志英率军死战日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蒋修仁：(公元？～1947年)，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整编第二十六师第四十四旅旅长。
“七七”事变爆发时，后在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3月23日，由临沂方向南侵日寇的先头部队出现在台儿庄北面铁路东侧的墩上村，向东沿刘家湖一线展开。日寇的炮兵部队暴露在中国民革命军的防御阵地前，随即可能大举进攻。
中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和第一三八师担负着台儿庄东北角的防守。第一三八师两个团的兵力，于3月23日前已部署在台儿庄北城墙内外主阵地，重机枪连则在东北角后方构筑预备阵地。师机动部队隐蔽在东北郊的铁路南侧，由蒋修仁旅长统一指挥。蒋修仁命令迫击炮排秘密越过铁路，进入隐蔽阵地，对准敌阵地，迅速连续发射炮弹。炮轰过后，只见日寇阵地浓烟四起，日兵混乱不堪。中国守军无不欢欣鼓舞。3月23日中午，日寇部分步兵从东北两侧发起冲锋，均被猛烈的炮火打退。坚守东北城角的机枪阵地对准冲锋的日寇一顿猛射，大片日寇应声而倒。同时，埋伏在铁路南侧的机动部队也跨越铁路，分两路向日寇冲杀。日寇遭到沉重打击后再不敢逼近城墙阵地，激烈战斗暂时趋于平息。
蒋修仁后来在湘西会战中任四十四师师长，部队被日寇击溃后任第二十六师第四十四旅旅长。
解放战争期间的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1月4日，人民解放军冀鲁豫野战军在陈毅将军率领下，自鲁南临沂猛攻项城、卞庄、兰陵(鱼台战役)，群龙无首之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六师及配属部队，临时由并非将才之副师长曹玉珩指挥，战至黄昏前为准备夜战，乘空军尚临空助战时调整部署，整四十四旅残部集中于太子堂固守待援，整一六九旅残部由张家桥撤入马家庄，快速第一纵队由竹子沟撤入毗邻马家庄东侧之陈家桥，以马家庄为核心，彻底集中兵力再战，但等于放弃原构筑之阵地重起炉灶，临时立足难稳，凭战车为碉堡。所幸当时人民解放军并未能乘其调整部署发动猛攻，可能畏于战车部队不好打，入夜后再集中兵力先各个歼灭位于太子堂的整编第四十四旅。血战至1月4日凌晨4时许，四十四旅阵地遭人民解放军突破，担任旅长的蒋修仁、副旅长于显文、参谋长葛振驿、第一三二团团长王景星等，均先后被人民解放军战士击毙。
曹副师长玉珩见状况已极危急，立电召尚存主要部队长及幕僚会商准备突围，配属部队快速第一纵队及炮兵第五团，悉为机械化部队，基于敌情、地形、友军及本身车辆等状况，多主张在友军整编第七十七军、整编第五十九军、整编第六十四军接应下，利用夜暗沿公路经兰陵向台儿庄突围。整二十六师自曹副师长以下各干部，心系其家产、眷属及其师长等均在峄县，先入为主悉主张径向峄县突围。但突围路线之地形为漏汁湖沼泽地，抗战时台儿庄会战日寇车辆人马均于此马陷淤泥河，恰已健忘或根本不知此战史，最后曹副师长罔顾“天、地、敌、我”情势，裁决经漏汁湖径向峄县突围。突围以迅速脱离敌人为最高原则，但异想天开之曹副师长欲实施“步、炮、战、飞”联合作战，突围之时间决定为4日10时；突围部署：快速第一纵队战车营为矛头(开路先锋)，整编第一六九旅(欠第五○五团)为右纵队，快速第一纵队(欠战车营)为左纵队，师司令部、炮兵第五团(欠第二营)、辎重、伤患等于左纵队旅跟进，经收容之整编第四十四旅与第五○五团等残部，统归整编第四十四旅副参谋长指挥为后卫，后卫之后由战车营派数辆战车掩护。
天虽有不测风云，但仍有预警，1月3日于日落时乌云上升，气温下降，寒风彻骨，乃非雪即雨征兆，1月4日6:30起，豪雨不停，至预定十时突围时间，漏汁湖地区已积水没胫，空军无法临空，但曹副师长仍坚持于十时经漏汁湖向峄县突围。至十时寒风豪雨未停，上空无飞机一架，在人民解放军围击及弹雨中开始突围，车辆、火炮、人员先要突出作茧自缚已积水没顶之外壕，继则在人民解放军猛追及狂风暴雨下夺命前进，达漏汁湖沼泽地区，淤泥积水没膝，车辆、火炮陷入泥沼死也不动，人员每步拔腿前行，在人民解放军猛打下，车辆起火燃烧，人员非伤亡即争相逃命，状况实不忍卒睹。至18:00，仅大部履带战车突围至峄县，另于峄县收容失散来归之官兵四百余人。
最后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六师及快速第一纵队在人民解放军猛击下，于漏汁湖地区全军覆没。
蒋筑英：(公元1940～1982年)，浙江杭州人。著名光学物理科学家，全国劳动模范。
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业务上精益求精，工作上勤勤恳恳，为“四化”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誉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楷模。
蒋筑英在1956年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是靠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的，“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他学习异常刻苦，准备将来报答党的栽培。大学期间十个寒暑假，有八个他是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1962年，他大学毕业时，写信说服了母亲，来到长春，考取了王大珩招收的研究生。
蒋筑英是中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在光学机械检测等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那饱满的进取精神和淡泊、坦荡的高尚人格，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第四研究室代主任。在老一辈光学专家的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建成了国内第一流的光学检测实验室。他是一个在光学传递函数的计算、装置、测试以及编制程序、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他还特别注意科研成果的实际运用，帮助长春和外地不少光学仪器工厂解决了许多生产上的困难。
蒋筑英对待同志、荣誉和个人利益有着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风格。他精通英、德、法、俄、日五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国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可是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会作报告时，他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去，把荣誉让给别人；研究所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他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
1982年6月，蒋筑英到外地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病情恶化，不幸逝世，终年四十三岁。
蒋华堂：(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工程学院院长。
蒋洪运：(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主任。
蒋昭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福建基地政治部主任。
蒋 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黄金总队指挥部副主任，总工程师。
蒋金锵：(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少将，武警部队副政治委员。
蒋隆威：(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联合勤务第四兵站总监部通讯处处长。
蒋国涛：(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粤汉铁路湖南段警务处长。
蒋超雄：(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浙江省军管区副司令。
蒋寿铭：(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联合勤务总部高参。
蒋冠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总统府”第三局局长。
蒋遐龄：(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家安全局”处长。
蒋俊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家安全局”训练中心副主任。 跟帖时间 2010-02-09 21:35:2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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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的历史名人（一） -- 蒋 琬：(公元？～246年)，字公琰；湖南湘乡县人。著名湖南古代第一位宰相。
蒋琬生于东汉末年，少时，即以才名闻于郡县。赤壁战后，随刘备入蜀，初为广都(县)长，而常感不展其志。一日，刘备出巡广都，见其“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大怒，欲严刑处死。军师诸葛亮知蒋琬为人才，便向刘备说：蒋琬乃国家栋梁之材，社稷之器，而非一般县令之辈；施政以安民为本，不拘小节，请勿严刑处置。因此只免官而已，未受严究，不久又任什邡县令。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称汉中王时，蒋琬升任尚书郎。
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逝世，刘禅即位，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伐魏，蒋琬奉命与丞相长史张裔共同留守后方，处理日常政务。三年后，蒋琬代张裔为丞相长史，加抚军将军。诸葛亮每次率兵南征北伐，蒋琬常筹集粮草兵员，以相供应。诸葛亮曾多次对人说：公琰忠心耿耿，是和我共同复兴汉室之人。并且密奏刘禅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逝世于军中，蒋琬升任尚书令，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主持朝政。当时新丧主帅，朝野惶惧，蒋琬虽初总朝政，而镇定自若，“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因而民心迅速安定。
蒋琬为政遵诸葛亮遗风，明察善断，循法治国，不喜阿顺，不听谗毁。故群臣悦服，乐于效命。
鉴于诸葛亮数出秦川伐魏，因山道险阻，运粮不便，终难取胜，蒋琬曾筹画由汉、沔水路袭击上庸、魏兴(今湖北、陕西交界处)，后因旧疾复发，未能实行。蜀汉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逝世于涪县。
蒋琬的事迹《三国志》有传。蒋琬著有《蒋恭侯集》一卷，收入《麓山精舍丛书》。
蒋子文：(生卒年待考)，著名东汉大臣。
东汉后期有个秣陵尉蒋子文，在山中剿匪时牺牲了。他生前说过“我的骨头轻，逝世后一定成神”。
到了三国时代，吴国孙权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了国都。
一天，孙权到钟山堂游览，果然看到了病逝了好久的秣陵尉蒋子文，骑着白马，拿着鹅毛扇子。于是，孙权就在钟山上给他盖了庙，封他为蒋侯，专门派人奉祀他。
蒋氏一族因此就有了“钟山”堂号。
蒋时行：(生卒年待考)，字邦显；长兴人。著名明朝画家。
蒋时行好养生之术，尝筑憩神楼于碧岩，上庵三年不下山，自号水仙道人。善图绘，画真武像尤为独绝，与《上庵图像》、《瀑布龙口圣像》合称三绝。
蒋廷锡：(公元1669～1732年)，字杨孙，一字酉君，号西谷、南沙、青桐居士，御史蒋伊之子；江苏常熟人。著名清朝画家。
蒋廷锡是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工书、善画，博学精敏。曾任明史总裁，编纂群书。
蒋廷锡是清朝康熙、雍正年间著名的花鸟画家，清初恽寿平在花鸟画坛起衰之后，蒋廷锡学其没骨画技，变其纤丽之风，开创了根植江南、倾动京城的“蒋派”花鸟画。
然而作为名父之子，出生于官宦世家的蒋廷锡并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他同时也是一个通晓为官之道、体恤民情的封建官吏，一个博古通今的学者，一个颇有才华的诗人。蒋廷锡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雍正年间曾任礼部侍郎、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职，从编修、讲官等文职，屡次升迁，成为雍正时期位尊权重的名臣。他六十岁的时候不但身任文华殿大学士之职，还加太子太傅、身兼户部事，并任《明史》总裁，足见朝廷对他的看重。清世宗曾命他将陈梦雷原辑的《古今图书集成》重辑，各门各类洋洋大观，展现了他广博而深远的学力。同时在诗坛上，他是宋荦所称赏的江左十五才子之一，被长一辈诗人钱陆灿称为“机杼于子美而纵横出入于香山、东坡、山阴之间”，是“无所不学焉，无所不舍焉”能够“崭然自成”，“善学”而“早悟”的后起之秀。现存他的诗集包括《青桐轩诗集》六卷、《片云集》一卷、《西山爽气集》三卷、《破山集》一卷和《秋风集》一卷等。其中有投赠诗、题画诗、送别诗、纪游诗、闲情诗、怀古诗等各种题材，读之能够看到蒋廷锡对于自然人情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生的感悟。
官吏、学者、诗人、画家，蒋廷锡的多重身份是中国封建社会文人画家有着广泛而深厚的修养并积极入世的一个典型例子，蒋廷锡被称为士夫画家或者文人画家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很少人将蒋廷锡的绘画跟文人画联系在一起，误以为他是宫廷画家的倒大有人在。因为他的确有供御的作品，署“臣”款的绘画即是。这些画一般题材高雅、寓意祥瑞、幅面大并且风格富丽堂皇，若从风格来论，很少为文人画家涉足，的确像是宫廷画家所为，这是蒋廷锡为人所熟悉的面貌。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蒋廷锡的绘画特征较为复杂。在众多的评论中，清朝张庚对他的评价比较全面：“以逸笔写生，或奇或正、或率或工、或赋色或晕墨，一幅中恒间出之。”张庚指出了蒋廷锡作品的多样性，或者一幅作品中所用笔法的多样性。据蒋廷锡的传世作品来看，他虽然深受恽寿平影响，并从游于恽寿平的弟子栖霞道人马元驭，但绘画并不仅仅用没骨法，也常常勾勒敷彩；画面不仅仅是花红羽翠，也常常用墨笔。这使他的画时而以富贵庄重冲淡了几分恽氏的娇媚，时而又像明朝的写意花鸟，勾花点叶，飘逸风流。
蒋廷锡有一首《扶郑羲赠花卉卷长歌以报》，非常能反映他对花鸟画传统的看法。诗的前面一半写马元驭绘制花卉笔力之高，后一半写的是他对历史上著名花鸟画家的评价：“华光和尚画者师，得其传者杨补之。徐熙双勾已妙绝，崇嗣没骨尤独奇。下至黄筌与钱选，晕碧裁红颜色显。木雕死印虽刻划，生趣活泼未尽善。吴中沈周石田翁，手腕随处生春风。特为古人开生面，今之学者称正宗。吾子本领复谁让，当时应在包山上。胆大运起抗鼎笔，精思肖出纤毫状。感君赠我画十幅，我为报君歌一曲。画长歌短君莫轻，归来补写千竿万竿竹。”其中可见他对徐熙的双勾法和徐崇嗣的没骨法较为服膺，而对黄筌、钱选的平涂设色画法感觉不够有生趣，他最为推崇的花鸟画家是沈周，而认为马元驭的技法不在陆治之下。
南京博物院所藏其《海棠牵牛图》就是一幅没骨法与勾勒法并用的作品。画中翠竹与牵牛花朵、海棠花朵都用墨线勾勒，各分浓淡，略施了淡彩以后，也是洗尽铅华、不着妖媚。依画中所题“模元人笔法”，画家可能有意取元朝画家陈琳(仲美)、王渊(若水)之法。蒋廷锡还曾在两幅花卉册页中题：“不生不熟，颇得元人用笔，唯墨气少神，功夫不到耳。”“勾描尚存南宋人意，不用焦墨，恐落浙派耳。”其实这两幅画都采用了没骨与勾勒并用，设色浅淡，枝叶的浑融不着笔迹已与南宋人的细腻勾勒相去甚远，淡墨勾勒花瓣略作晕染，墨分浓淡写叶之向背的方法非常像元朝张中(子政)。这与张庚形容的他所见到的蒋氏作品非常接近：“尝于海昌查氏见扇上画拒霜一枝，以率笔勾花及跗，渲以淡色，而以工笔点心，累累明析。叶用墨染亦工致，旁发一稚枝以焦墨染三蕊于上，蒂用双勾，笔笔名贵。”
由于水墨工具的灵活容易发挥，不拘泥于工致，蒋廷锡笔下的花卉虽设色简淡，却生态栩栩。但对于水墨的灵活，他仅取其生气，不取其疏狂，并不借笔墨随意发挥，而是相当克制的。他的墨荷花册页“仿天池笔，稍就规矩，不能狂毋宁狷也”。他的墨牡丹册提出“写牡丹当于整齐中求生动，若笔太松放便非牡丹品格。”蒋廷锡虽喜用墨笔，但绝不同于明朝青藤白阳的大写意，他追求宋人的理法和元人的墨韵。关于蒋廷锡绘画的真迹，画史上有很多说法：“有设色极工者，皆其客潘林代作也。”；“流传世间者真迹绝少，马扶郑羲父子代作者即可乱真也。”；“既贵显，矜重不苟作。今所传长卷大轴，皆赝本也。”；“大约妍丽工致者，多系门徒代作，非真迹也。”这些说法以及张庚所描述的所见其菊花扇面的风格，让人对一直以来所认为的蒋廷锡雍容华丽的风格有所怀疑。但笔者相信，以举人身份入值南书房，并且后来成为深受皇帝喜爱的画家，蒋廷锡这种风格的真迹一定是存在的。
北宋末年，宋徽宗的画院常以唐诗作为试题，还令宫廷画家学习儒家经典，称之为“画学”，并且将贵族子弟编入“士流班”，大有将宫廷画家文人化的倾向。《宣和画谱》不仅提倡花鸟画要有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以便观者目协和气的功能，更提倡对花鸟知其名、识其理，在画花鸟的时候有所寓兴。宋朝宫廷画院花鸟画的繁荣似乎验证了学识、诗情的培养对花鸟画家的重要性，至今看来，这种对花鸟画家的训练以及对中国花鸟画功能的探讨仍然相当有效与深刻。
蒋廷锡作为一名学者，曾负责重辑《古今图书大成》，对其中的《草木典》、《禽虫典》、《岁功典》等尤其着意，对这些资料汇集的过程也是他对花鸟知识从科学到艺术的一次全面整理。《岁功典》一百十六卷，其中仅关于春的就有“春部”、“孟春部”、“立春部”、“元旦部”、“人日部”、“上元部”、“仲春部”、“社日部”、“花朝部”、“季春部”、“上巳部”、“清明部”等十二部，每部又分汇考、艺文、纪事等部分，将明朝以前的中国经史典籍、诗词歌赋以至地方志、文人笔记中但凡涉及到春天的话题都汇集在一起了。在《禽虫典》中，羽禽类就分六十部，除了常见于画的凤凰、鸾、鹤、鸠、鹰、燕等以外，还有极其珍稀少见的百舌部、桑扈部、鹪鹩部等等。这些知识的归纳和积累对他的诗与画都有很大帮助，在他的诗中，对草木的季节性、鸟虫的生理特征显得特别内行。他有一首描写螽斯的诗，其中几句这样写：“穷冬无大雪，三月无阴雨。早气产螽斯，戢戢遍禾黍。一日父生子，三日子如父。四日子复生，五日孙见祖。”这里是用螽斯的多而能食讽喻贪官，但螽斯也是中国花鸟画中常见的虫子，经常入画，那么对螽斯的出现节气、生殖能力、形状特征如此了解的他画起螽斯来想必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他画村居草虫可能是这样：“欲卜阴晴看蚁穴，试占丰欠听虾蟆。”画家自注“田家以上巳日闻虾蟆声为瑞”。他画青梅果应该是这样：“花落未一日，累累已结春。似珠攒蒂出，如豆着枝新。渐长方离苦，才生即有仁。缘条数易见，和叶辨难真。色借山头重，形疑鸟卵均。”他也经常以季节和花鸟抒发身世之感，如他的《遣春十首》、《表夏十首》、《秋日杂诗五首》等等。他对于草木、禽虫、季节的了解、体悟与观察，兼具了学者、诗人与画家的角度。他曾说元朝陈琳“以画作诗诗细腻，以诗作画画入神。”这句诗用在他身上好像也非常恰当妥帖。
蒋廷锡曾奉清雍正皇帝命，核定“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
蒋 植：(生卒年待考)，著名清朝戏曲作家、文学家。
曾任翰林院编修。作有杂剧，传奇十六种。诗文负盛名，与袁枚、袁翼并称“江右三大家”。
蒋春霖：(生卒年待考)，字鹿潭；江阴城内蒋家巷人。著名清朝词人。
少年蒋春霖颖悟聪敏，资性过人，从小随任湖北荆门直隶知州的父亲在任所生活，酷爱诗词。所作诗赋曾压倒词坛前辈强手，故有“乳虎”之称。蒋春霖性格坦爽，屡试不中，仕途不济。
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后曾先后在苏北两淮地区任盐官，署理淮南、东台、富安场盐大使。他一生落拓，早岁为诗，中年以后有大量词作，大多为抒情、忆旧和感伤之作，其中不乏寄托思乡之情。
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后，蒋春霖母亲和爱妻先后亡故，其生活更加潦倒，内心愁闷，只能以填词排忧。
清咸丰末年(公元1861年)，四十岁的蒋春霖遭罢官，先后居东台、泰州，生活困苦。时值太平军与清军交战，战乱频传，蒋春霖忧心如焚。期间，他的词对家国的飘摇、人民的流离失所都有极为深沉的描绘。历代词家评说蒋的词婉约多姿，抑郁悲凉，有“词史”之称。和他同时代的词人谭献称颂蒋春霖为“倚声家老杜(甫)”。他与纳兰性德和项鸿祚同被誉为清朝词坛“三鼎足”。
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蒋春霖离别苏北，准备去浙江衢州投靠友人，路经吴江东门外垂虹桥，面对“环如半月，长若垂虹”的江南第一长桥，感到前程茫茫，伤痛之余竟投水而亡。一代词人怀着悲愤离开了人世，终年五十一岁。
蒋春霖逝世后，邑人缪荃孙、金武祥等人先后收集并刻印了《水云楼词》、《水云楼续词》、《水云楼烬余稿》等词稿共二百七十余首。建国后，山东齐鲁书社又出版了冯其庸的《蒋鹿潭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辑校》一书，为后人研究蒋春霖提供了重要资料。《辞海》有条目介绍。
蒋文庆：(生卒年待考)，字蔚亭；满洲汉军正白旗人。著名清朝将领。
清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进士，授吏部主事，迁员外郎。出为云南曲靖知府，调云南府。
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擢甘肃宁夏道。在边十年，濬渠，兴水利。迁浙江按察使，护理巡抚，迁安徽布政使。文宗即位，下诏求贤，巡抚王植荐之.
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就擢巡抚。奏请凤、颍所属宜练团，与保甲并行。
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粤匪犯长沙，命遣安徽兵一千赴援湖北。总督陆建瀛虑贼窥吉安，请所调兵改赴江西。文庆疏言：“安庆、潜山等营已起程者，毋庸北还；其未出境之徽、宁二营改赴江西；仍各募足千人，俾资援应。惟安徽兵仅六千，各有分防汛地，省垣单危。颍、凤民团强劲，臣拟增募二千；如贼氛益炽，请调江苏兵三千。统计库帑拨解甘肃、河工及本省兵饷银五十五万两，近又以十余万解楚，实已无余。乞将续收地丁契杂及芜、凤两关税入截留备用。”建瀛以文庆张皇，渐生异议。及贼至岳州，复申募勇留饷前议，始奉总理安徽防剿之命，遣按察使张熙宇、游击赓音布扼小孤山，自与寿春镇总兵恩长筹守御。
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农历1月，贼已陷武昌，陆建瀛督师迎剿，令福山镇总兵王鹏飞以二千人防安庆，而调恩长为行营翼长。鹏飞驻兵北门外，以客将驭新兵，安庆势益危。文庆母年八十余，久病，送之登舟。建瀛方溯江而上，见之大怒，将具疏劾之，语颇闻。及至，文庆称病不出，曰：“我旦夕且得罪去耳！”建瀛至黄州，贼连舟蔽江下，恩长战殁，兵溃於武穴，建瀛遂返，过安庆，文庆要入城计事，已不及，熙宇、鹏飞皆弃防地走。漕督周天爵奉命助守安庆，方留剿凤、颍土匪，书抵文庆画退守庐州之策。文庆奏上其书，贼遽至，城北兵溃，而城中譁言将退庐州，纷纷縋城下，斩之不可止。文庆吞金不死，饮药闷绝，家人舆之出，遇贼於门，遂被害。从仆以席覆尸，赴桐城呈报，漏言自裁事。贼既去，子长绶集僚属耆老集视，然后殓。
诏诘遗疏与呈报不符，向荣疏陈本末，乃赐恤如例，予骑都尉世职，入祀昭忠祠，安庆建专祠，谥号“忠悫”。
蒋国柱：(公元？～1668年)，汉军镶白旗人。著名清朝大臣。
蒋国柱之父蒋筌，官佐领。蒋国柱初充官学生；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四年，授都察院启心郎。
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农历2月迁佥都御史。农历10月擢工部右侍郎。清顺治十三年农历6月调户部左侍郎。农历10月命提督操江兼安徽巡抚。清顺治十五年农历8月部议蒋国柱任工部时监造干清宫工程不固，应革职；得旨：“追夺赏赉，从宽留任”。农历9月以漕额全完，又捐赈宁国太平水灾贫民，加兵部尚书。
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农历2月蒋国柱上奏：“海贼郑成功谋犯内地，臣膺操江重任，未敢刻忘戒备。如下江南岸圌山营、北岸三江营偪近海洋，洲港错杂；上之瓜洲、京口，人烟辐辏。漕粮数百万；由兹北上。海逆眈眈思逞，匪伊朝夕；臣数次巡视，凡烟墩、炮台、木楼，悉修整以资侦守。抽调操、抚两标官兵，随带战马、船只设防于瓜洲等处谥口，分班巡檄圌山、三江之界。谭家洲以北，则列巨缆横江；洲以南，则置木簰截留。谨以布置机宜及长江险要形势绘图陈奏”。清顺治帝钦批：“图留览；下部知之”。农历3月蒋国柱调江宁巡抚。蒋国柱上疏弹劾按察使卢慎言贪虐在巡抚卫贞元纠参之后，奉旨回奏，以“司道未揭、百姓未控”申辩。下部察议：“始即徇隐、后复巧言支饰，应草职；得旨留任”。农历6月蒋国柱自江宁之苏州抵镇江时，郑成功已攻陷瓜洲。蒋国柱与提督管效忠率兵沿江堵御。贼众登岸，官军迎战失利，退回江宁；副将高谦等以镇江城降贼，蒋国柱退驻常州，檄调崇明总兵梁化凤率兵四千赴援。农历7月蒋国柱进军丹阳，梁化凤趋江宁，汇合满、汉兵击贼溃遁，蒋国柱即率标兵驰至镇江；遇贼，击败之。城中贼纵火乘船遁，遂复镇江。郑成功引贼船二十余将袭崇明，蒋国柱遣游击刘国玉等趋崇明守御，檄梁化凤还镇。农历8月上奏：“自江宁大捷之后，料贼必犯崇明，急令镇臣旋师；未渡而贼兵大至。臣亲至七了海口，相度形势，海面辽阔，距崇邑二十余里，遥见施翘河等处贼兵密布；即发各营兵船出口，拒贼于白茆。翌日，郑成功亲统大兵二十余齐至崇明，上抵平洋沙、下至排沙，衔尾停泊；别遣兵数万登陆，竖木寨、云梯，用炮攻城。游击刘国玉等奋勇堵御，连败贼众；大军出七了口，贼乃南遁，获大炮、器械、船只、木寨无算”。清顺治帝钦批：“下部察叙”。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农历4月蒋国柱以镇江失守后即檄梁化凤军援江宁及崇明败贼事，上奏请罪；圣祖仁皇帝谕曰：“蒋国柱失陷地方在先，其后有效力立功之处，酌量官职补用”。农历9月补右通政。农历10月迁秘书院学士。
蒋国柱后又被授山东巡抚。清康熙元年蒋蒋国柱上奏：“登文两营岁需兵饷十五万有奇，坐派登州府属就近支领。自遭于七变乱以来，征输难继。请动藩库银五万两解运支应，俟催征补还”。下部议行。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农历3月上奏丈量清出乐安、寿光等各州县欺隐迷失及混入民地之灶地共一千四百十一顷有奇，有自前明以来编入民粮者、有因人口俱绝报作迷失者；应撤出归灶。其民地缺额粮银，请于荒芜民地内劝谕开垦，补足完课。从之，农历5月丁忧回旗。农历6月议叙蒋国柱在山东察解逃入九百余名，加工部尚书，晋阶正一品。
清康熙三年农历6月蒋国柱授浙江巡抚。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农历3月上奏：“杭州地狭民稠，无尺土不输将国课；驻防满兵樵采，未免病民。请于额饷之外，加给柴价银两”。部议：“各省满兵饷有定额，无支给柴薪之例。其兵丁樵柴，恐损民间桑树，令将军禁止”。
清康熙五年农历3月蒋国柱上奏：“浙江宁、台、温三府，频经海寇自顺治十八年间迁沿海居民于内地，树桩为界以杜通海之奸，而患始息。其界外丁田钱粮，已于康熙元年题准蠲除。界内荒田，招垦九万余亩；尚有水冲沙压一十六万二千一百余亩旧课未除，莫敢承佃：此界内土田之无征也。界外虽经蠲除，尚有匠班、渔户等课不入丁田，失于开报。今海禁既严，片板不许下海，匠户、渔户逃亡，税课迭欠：此界外田土之失报也。今勘丈属实，合界内、界外，请蠲银一万五千八百余两、米二千二百余石以苏民困；仍将界内田地设法招垦，俟三年成熟起科”。又，请捐仙居、临海二县续报荒田无微银五千四百余两。又奏：“台、温等六卫所及归并县征之金乡、海门等四卫屯粮蠲除军兴时加增银数，照旧额征输；内有积欠金乡改入平阳界外屯田无征银三百二十余两，并请捐免”。俱下部议，从之。农历4月又上奏：“处州一郡僻处万山之中，迭石为田，水旱易困。前明即遭寇虐，至顺治十五、六年始尽减除丁户凋零，岁税缺额。统计丽水等九县荒田三十九万五千三百余亩、荒地五千八百余亩，每岁无征银三万二千余两、无征米二千四百余石，积下未完正项钱粮十余万两。自顺治十六年以来，县官因钱粮被参降革与忧郁身亡、愤激自经者，计三十余员；催科计拙，官民交困。请全行蠲免逋欠荒额，责令道、府、县招垦，照例起科”。清康熙大帝钦批：“丽水等九县田土荒芜，钱粮迭欠，经征县官被参降革、亡故至三十余员，巡抚以下官平日所司何事？着明白回奏”。于是前任巡抚朱昌祚、总督赵廷臣皆奏言：“向以处州田荒赋欠，屡檄清查实荒田亩确数，实因处属田段零星，崖榖溪涧按弓积步，未易科算。且数年间印官缘逋赋降革、死亡者多，册报不齐，未经题请。今丈量确实，应如国柱奏捐免”。并下部议行。
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农历9月蒋国柱自请退休。下部议：“国柱莅任以来，于地方事务颇有勤劳”；诏照旧供职。农历10月上奏：“部议裁守、巡各道一百八员，以为节省裕饷之计。浙省九道，尽在裁汰之中；所留四十员，内有福建、广东巡海道各一，江南淮海道一，山东登莱道一。盖因封疆重务，惟防海为急。浙省宁、台、温三府尤为海洋冲要之区，有招抚投诚、安插流移诸务。请设宁台温巡海一道，驻扎台州”。下部议，从之。农历8月浙东被水，蒋国柱由台、温至处州、绍兴履勘，请分别捐免各县银五千七百余两，并临海、天台二县冲没田亩全除额赋。下部议如所请。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农历12月蒋国柱病逝于任上，钦赐祭葬如例。
蒋 楷：(公元1853～1912年)，字则先；湖北荆门阳田村人。著名清朝末年大臣。
蒋楷的祖父、父亲乃至兄弟侄子都是读书出身，他本人从小读书，但考了多次未中举，到了三十岁出头时，才考成了拔贡，总算踏上了仕途。
蒋楷在被选拔贡时，已娶刘氏为妻，并有了三个女儿。过了五年，在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农历闰2月26日，蒋楷在山东莒州任代理知州，当时他三十八岁。
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农历10月以后，蒋楷转任东平州知州，在东平州时他对当地的历史地理很有兴趣，考证了东平州的古地名，还为当地一位咸丰进士、前兵部主事蒋裁庵写的一本书《东原考古录》写了序。他一踏上仕途，就被分到山东省做县官，后来又去治理决口的黄河。接触到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又增长了他办事的才干，得到了上司的好评，在当地也做了一些修城、修孔庙、办学校的实事。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黄河在利津赵家菜园及西韩家口溃决，蒋楷奉命堵口掌坝，可知他在治黄河。因而在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的暮春时节，蒋楷编撰了《河上语》一卷，此书共分十五章，主要讲述修河筑坝的工程术语。而据蒋楷在书前小序中称：“时在西韩家工次”，此时正是山东巡抚李秉衡(鉴堂)治理利津县西韩家漫口的关键时刻。当时蒋楷已四十五岁。
另据郭则撰《十朝诗乘》和《庚子诗鉴》中言：蒋楷“尝客鉴堂幕”，“偿佐李戎幕”，不知蒋楷在山东巡抚李秉衡处当幕僚是什么时候？编完《河上语》不久，在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农历6月26日蒋楷被正式补授莒州知州，又到莒州走马上任。
蒋楷在莒州的这段时间可能是他一生中比较顺心的时候，尽管他没能继续修完那部《莒州志》，可在后人编成的《重修莒州志》中，却可看到他当时吟诗作文，十分悠闲，他所撰的《城阳景王手植槐碑铭》文、《留别莒州士民三首》诗、《将军岭》诗、《汀水》诗、《游浮来观银杏》诗等都被收入了《重修莒州志》。当然，这样的时间并不长，到了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农历9月莒州老百姓和诸城、日照的民众共两万多人联合攻打教堂，并焚毁教堂多处，而蒋楷亦因镇压不力而遭申斥。
在当时要做个县官而秉公办事也确实不容易，在外国教会势力和中国人民利益有冲突时，不少能秉公执法的人在左右不了局势时，只有弃官而去。
在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春，蒋楷刚从莒州调署平原县，他既不能维护平民，也不能惩处教民，又不愿意听从上司意图让义和团去打击教民。因此，当义和团起义时他要镇压，而教会又对他镇压不力而大告刁状，山东巡抚毓贤也对他把握不好分寸而横加责难，于是他成了各种势力冲撞中的牺牲品，被罢官革职，含恨回乡。
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蒋楷是想公平处事，尽管他内心也憎恨教会势力，但也不想因此而惹出“教案”，另一方面，当义和团在传播时，他也站在官方立场上先有警觉，认为这是邪教，是造反的先兆，报告上司要发告示禁止。但历史就是在这个时候，让各方势力在这冲撞中较量了一番，而蒋楷也正是因此而出名，成了首先镇压义和团的刽子手，可外国教会还是指责他是包庇义和团的县官。为此，蒋楷在罢官后即写了一本《平原拳匪纪事》，用事实驳斥教会的无理，也对山东巡抚毓贤的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陈述了当时他在场所见的情况。
这本书一刊行，就受到人们的注意，在清光绪二十七年5月24日的《北京新闻汇报》中就全文转载了蒋楷的《平原拳匪纪事》。而这本书刻印后不久，他自己又作了一些增补，这个增补的修改本在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农历8月由他的朋友承厚(字伯纯)带到上海交给了顾甫，要他再次刊行。到了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农历3月，顾甫将《平原拳匪纪事》排版铅印，但看到这个版本的人很少。
《平原拳匪纪事》有清光绪二十六年后木刻活字印本。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上海聚珍版题名《平原拳匪纪略》，后有顾甫跋及“平湖顾鸣豫校”字样。
公元1900年对中国来说是个灾难之年，一方面是义和团由山东发展到华北之后，在京津等地搞得帝国主义列强日夜不安，清朝政府也感到左右为难，真是抚不成而杀不完。这时从另一方面又使帝国主义列强感到只能利用清朝政府来镇压义和团和中国人民的反帝行动。八国联军进军北京后又促使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这时，蒋楷也写了很多首诗，反映了当时的时事，表达了他忧国忧民之心的诗句。《清诗纪事》中选了蒋楷的三首诗，即《哀天津》、《悲杨村》、《得卢?南昌诒书述河西务战事甚详纪之以诗兼挽海城尚书》。
事实上，蒋楷也并不是一个无能的昏庸官僚，他的为人和才干还是得到了他的师友的赏识，公元1901年两湖总督张之洞就把蒋楷一个罢官之人先纳入幕中，命他和后来在上海很有名的民政长李平书(钟钰)一起当湖北武备学堂稽察，这时的李平书也因在公元1899年署广东遂溪县知县时，因支持民众反对法国侵占广州湾被革职。当蒋楷听李平书说了在遂溪被罢官的事后，写了一首七言古风，诗中也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感。李平书在后来所撰的《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一书中说的更是有趣：“与余同庚，同岁入学、优拔，同年同时罢官，兹值同事学堂，诚奇事也。”据李平书的回忆，蒋楷是张之洞在督学楚北时所选中的拔贡，文学丰富，尤长歌咏，他胸无城府，德量渊宏，相处两年十分融洽，生平良友，此为第一。蒋楷与李平书每天6”00起，6:30至饭厅同学生喝粥，7:15监视学生上讲堂，11:00至操场阅洋教习命学生立正点名，12:00同至饭厅午饭，下午15:00阅操，20:00分东、西查号。每天如此，就这样生活了两年。
后来张之洞又上奏皇帝为他平反昭雪。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两湖总督张之洞在5月20日给皇帝上了一个《请开复袁世敦蒋楷原官折》，以被参冤抑恳恩昭雪的理由要求开复原官。折子中说，蒋楷在山东做官是个规矩人，在义和团初起时能首先禀请禁止，见识高人一等，湖北人士无不为之称冤。并说蒋楷才具优长，废弃可惜。到了6月20日皇帝准奏，蒋楷总算被撤销处分，又能做官了。当时他已经五十岁了。
蒋楷可以开复原官并不等于能回平原或回莒州继续当官，清朝末年的官场中候补的官太多了，所以蒋楷一时也弄不到实职，一直在候补实职，不过从后来的文献中可知他得到了一个虚职是“记名御史”。到了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的冬11月，蒋楷终于又当上了知州，而且还是到山东当官，到濮州当知州。不久，张之洞又召蒋楷进入学部，而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也拉蒋楷去东北帮忙，可见蒋楷在办理事务方面也确有能力。可不到一年，蒋楷终于因水土不服而仍回学部任职，他毕竟已是五十六岁的人了。于是，蒋楷当上了学部总务司机要科的候补员外郎，仍挂着记名御史的虚衔，官品也不过是从五品。而当时也在学部的知名人士中，就有编订名词馆总纂严复、京师图书馆正监督缪荃荪、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
公元1909年，中国和德国协商在青岛办一所合资大学，这个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中外合资大学，目的是培养一批中国学生从事工艺、农业、医学和法律专业，学部派蒋楷以学部员外郎兼第一任总稽察。蒋楷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当了三年总稽察，于1912年冬在青岛病逝，终年六十岁。
蒋楷在中国近代史上小有名气，是因为他镇压过山东平原的义和团起义。其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蒋楷在学术方面也另有贡献。他在山东治黄河时，曾编写了一本《河上语》，分类介绍了治河的理论和实践之道，这本中国近代治河史上的科技著作，至今还少为人知。
另外，蒋楷对中国刑法史也极有研究，他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当总稽察时，还对学校中的德国教员和中国学生讲中国法制史的课，把讲义写成了一本《经义亭疑》，分类介绍了中国早期法学理论和外国近代法学的异同，可以说是中国较早的比较法学著作，此书也是极为少见。同样，作为一个传统文人，蒋楷的诗文也是很见功力的，一些纪实诗更被一些文人收入诗话，可作史诗，得到了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如陈石遗的好评。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列强图谋瓜分利益、清朝内政腐败的危亡之际，一些有见识的知识分子都有改革图强之心。蒋楷自小受传统教育，当然也不乏忠君报国之心，这些可从他当时写的一些诗中看出来。他所著的一本《那处诗抄》，在诗歌方面有清新的风格，也有低徊的沉吟，说出了他的心声，既反映了他的生活，也反映了中国近代湖北、山东的社会生活。
蒋梦麟：(公元1886～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余姚人。著名中国近现代教育家。
蒋梦麟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生，幼年在私塾读书，十二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8月赴美留学。
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64年逝世于台北，终年七十八岁。
自(公元1919～1945年)蒋梦麟在北京大学工作了二十余年。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先后主持校政十七年，是北京大学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他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漫长岁月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办学经费严重短缺。在解决经费问题的过程中，蒋梦麟虽然尽力而为，但有时还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北京“八校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同仁生计困绝无法维持，学校本身尤岌岌不可终日。”因此，八校教职员全体大会于同年11月9日议决：“必须10日拿到三十万元，不然就关门。”情况十分紧急，八校校长团表示：“愿负责于17日以前办到三十万元，不然就关门。”情况十分紧急，八校校长团表示：“愿负责于17日以前办到三十万元，请教职员仍行维持。”但到了11月17日三十万元经费仍未筹齐。于是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又议决：“非满三十万元仍须执行关门之议决案”，11月20日北京大学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讨论执行联席会议议决案的问题。蒋梦麟在会上就筹划经费的情况作了报告。他说：“数月来筹划八校经费，异常困难…到了上星期六中午，十两万元已由银行取到。其他财政部所发之十两万一千元(五成五)，准于本日可取之支票，亦由财政部取到。虽去三十万元之数尚有短少，但以八校实际应得之数计之，只差一成五(三十万元乃全京师教育费)。在我已精疲力竭，唯有希望八校教职员体谅一点，得以维持下去…我们已苦苦维持了九、十个月，一旦停废，实有所不忍。今日本校教职员开大会议决关门事件，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替八校奔走的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表明了蒋梦麟把北京大学维持下去，勇挑重担的坚定态度。蒋梦麟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北京大学的教职员。最后，大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决，获大多数通过。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北京大学在困境中继续前进。在蒋梦麟代理校长时，北京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京大学学生牺牲数人。蒋梦麟为此悲愤填膺十三月24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在三院大礼堂开追悼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由蒋梦麟主祭。蒋梦麟在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蒋梦麟说到这里“汪然泪下”。接着，蒋梦麟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蒋梦麟“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3月26日校长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经常为校内外发生的事情所困扰。他感叹道：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蒋梦麟的这些感慨，是他在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心理写照。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北京大学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蒋梦麟除了忙于校内的改革和整顿工作外，还要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付日本侵略者的骚扰。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放弃抵抗，撤出沈阳。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河北省北部地区，成立了伪“自治政府”，并鼓吹在华北推行“自治”。北京大学教授在这紧急关头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华北的所谓“自治运动”。某日下午，日寇胁迫蒋梦麟去“会谈”，蒋梦麟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正义在胸，毅然独身前往。面对侵略者的淫威，蒋梦麟毫不妥协，经过一番紧张的较量，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在暮色苍茫中平安地回到了北京大学。第二天，国民党在华北的领导人宋哲元派了一位军官来劝蒋梦麟离开北平。但蒋梦麟继续留在北京大学，同广大师生一起机智地与日寇周旋，在一段时间里，使北京大学免遭日寇的侵扰，暂时稳定了教学秩序。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在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来主持校务，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蒋梦麟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12月13日南京沦陷。敌机轰炸长沙，时局十分紧张。蒋梦麟到汉口向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中正建议，把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蒋中正马上表示同意。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2月搬迁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完成，蒋梦麟从长沙飞到香港，然后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从海防搭火车到河内，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经过崇山峻岭到达昆明。蒋梦麟到昆明后，立即投入新校址的筹建工作。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校务，仍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来主持。
西南联大自5月4日正式上课，至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共计八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总共历时九年。三校学生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里患难与共，团结合作，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写就了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曾回忆道：“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日正式上课，至5月4日宣布结束，共计八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总共历时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由此可见，蒋梦麟为临大和联大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一份辛劳。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梦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蒋梦麟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大部分写于“五四”前后。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批判封建主义的“牧民教育”，反对德、日的军国主义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平民主义教育。由于后来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减少了。但他在教育实践中却坚持贯彻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更是谨记在心，遵照执行。
他晚年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蒋翊武：(公元1885～1913年)，字伯夔；湖南澧州人(今湖南澧县)。著名近代民主革命先驱、中华民国开国元勋。
蒋翊武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毕业于县立高等小学，入常德师范学堂。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秋，协助宋教仁集结革命力量，谋响应长沙起义。失败后被开除学籍，从此矢志革命，与刘复基等奔走于沅江一带，联络会党，组织机关于常德祗园寺，以图再举。
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入中国公学就读。加入中国同盟会。助杨卓霖创力《竞业旬报》，鼓吹革命。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秋，至武昌，任《商务报》编辑。为策动新军，投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正目，先后加入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振武学社。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1月，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被举为社长。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联合大会，被推为军事总指挥。10月9日，汉口机关部失事，党人名册、印信被查抄，起义计划暴露，形势十分危急。是日，恰逢蒋从岳阳防地赶回武昌，毅然决定当晚起义，发布命令。此时，军警四出搜捕党人，起义总指挥部被破获，刘复基、彭楚藩等被捕，蒋乘间逃逸，潜匿新沟以待。10月10日，武昌起义，全城光复。10月12日，赶回武昌，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奔走于武昌、汉口之间。提议扩充军民，组建两支义勇军，以保卫汉口、汉阳。旋补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离汉，被推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后接任护理总司令，负责指挥。不久被排挤去职，改任北军驻汉招抚使。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6月，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增强革命力量，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嗣任国民党参议、汉口交通部部长。袁命其为军事顾问，授勋二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他坚辞不受。12月，主办《民心报》，“扬孙黄，抑袁黎”。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 “宋案”发，7月，回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任鄂豫招抚使，驻防岳阳，欲取荆襄，捣武汉，进窥河南。失败后，遭通缉。8月29日南行至广西全州府兴安县境，为巡防统领秦步衢所捕，械送桂林。黎元洪闻讯，即电袁世凯请予“迅诛”，袁世凯遂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就地枪决”。9月9日，作《遗书》及《绝命诗》四首，英勇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归葬长沙岳麓山。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孙中山督师桂林，亲往凭吊并立碑纪念，题书“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
蒋克诚：(公元1916～1992年)，原名蒋开诚；四川阆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赤北县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34年任少共陕南、南江、巴中、巴州县委书记，参加陕南保卫战。长征途中，担任少共茂州、彰明、崇化、松潘县委书记。1936年入中央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青年科从事青年工作，被派往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以八路军军事教官身份，在太原师范学校的集训班讲授我党抗日主张、革命斗争史和游击战战略战术。1938年任太行军区独立支队第三大队政委、队长。1940年任太行军区独立支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940年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十旅第二十九团参谋长，在百团大战中，指挥部队消灭日寇二百余人。1941年任新十旅参谋长，在护送炮兵团去延安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1942年任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1943年精兵简政，任第三十四团团长，参加了林南战役，组织了西夏城战斗，歼敌一个团大部。在水冶城战役中，第三十四团作为突击队，解放了水冶城、鲁县。在上党战役中，第三十四团是太行纵队的主力团。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率领由太行军区干部组成的干部团到达本溪，后进入吉林市，任吉林分区副司令员，部队扩大为一个旅。1946年吉林分区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四旅，任副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四平保卫战。年底任第十纵队第二十九师副师长。1947年，他指挥部队在五尔汉堡子同时在两个方向作战，一方面阻击援敌，一方面堵击突围之敌。1948年率领第二十九师参加黑山阻击战，阻击敌人七天七夜，由阻击战改为追击战后，歼敌第六十二师。辽沈战役后，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第一四○师副师长、代师长，率部歼敌一个团后，抢占金钟河铁桥歼守敌一个师大部，在新河镇又歼敌一千余人。平津战役后任第一四○师师长，率部解放安阳和新乡。1949年指挥部队在宜昌强渡长江，在三斗坪歼敌一个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任湘西剿匪，任湖南军区会同军分区司令员。1950年任第四十七军副参谋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七军副参谋长、参谋长，负责抢修空军战斗机场。随后组织部队在天德山、月夜山防御，第四十七军第一四○师在天德山围歼美骑兵第一师第一个大队。1952年任志愿军五十军参谋长。1953年回国，1956年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分管训练和民兵工作。1961年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2年毕业，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主任。1970年任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2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著有《刘伯承元帅研究》、《革命回忆录选辑》、《红军在镇巴》等。
蒋润观：(公元1916～1990年)，江西广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干事、队副政治指导员，第三团第二大队特派员，抗大第五分校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新四军第三师特务团政治处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肇州县委书记，西满军区独立第三师第一团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七纵队第二十一师政治部副主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四军第一三二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著名的辽沈、平津、广东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军第一三○师政治委员，第五十四军第一三○师政治委员。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四军第一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1953年春季反登陆战役准备、夏季进攻战役和金城战役。在金城战役中，第一三○师编在西集团，攻占424.2高地后，未能迅速肃清坑道内之敌，延缓了向烽火山的攻击。在朝鲜升任第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1957年毕业于前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回国后，历任高等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主任、战略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1975年到1979年任福建省军区政委，后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训练部副部长。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战争、战略分册》主编，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1990年3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蒋顺学：(公元1926～今)，直隶深县西康庄人(今河北深州)。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南进支队特务员，陕甘宁副总理绥联防军教导一旅警卫排排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连、营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第一四七师第四四一团副参谋长。参加了著名的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某团参谋长、副团长，公安部队团长。1958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基本系。后历任军事科学院战术部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战争理论研究部副部长、计划组织部部长，1990年4月～1992年10月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院长。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校官军衔。荣获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蒋成光：(公元1943～今)，藏族；云南德钦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蒋成光出生在云南省德钦县一个靠杀牛为生的藏族家庭。旧社会，藏族“宰牲”者是被瞧不起的，于是家里给他取了一个汉名，以免遭人歧视。
蒋成光在1950年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入伍，在昌都，他凭着自己的苦干和才干，从战士一步步走上军分区政委的位置。曾先后六次立功、多次受到嘉奖。1990年6月任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
1990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蒋纬国：(公元1916～1997)，蒋中正幼子；浙江奉化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二级陆军上将。
东吴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毕业。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以陆军少尉身分赴德国深造，在山地兵团受训，并入德国陆军慕尼黑军官学校学习。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回国途经美国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受训，并到装甲兵中心实习，协助美国成立装甲兵实验部队。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冬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到台湾省后，先后入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正规班及防校飞弹班受训，并学习飞行，获美国民用飞行执照。曾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法学博士、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哲学博士、美国诺斯罗普大学名誉哲学博士等学位，并受聘为中华学术院学士。对军事学术研究有素，1978年创设“中华战略学会”。
历任国民党陆军步兵和装甲兵各级幕僚及正副部队长、装甲兵司令、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战争学院院长、三军大学校长、联勤总司令、“国防部”联训部主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著有《军制基本原理》、《国防体制概论》和《弘中道》等。
蒋纬国希望中国统一，并敦促台湾省当局放弃其“三不”政策并为两岸统一而努力。他在1995年8月23日写给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次子冯洪志的亲笔信中狠批“台独”势力，认为其是阻碍中国统一的一切祸源。同时，蒋纬国也在信中流露出渴盼海峡两岸早日统一的心声。这封信约五百字。蒋纬国在信中说：“…海峡两岸之和平统一，是全体中国人共同心愿。盖多年来，纬国更以之为矢志奋斗目标。前有见于此间台独份子，在黑手操纵之下，日形猖狂。纬国当时虽尚居要职，仍不计个人荣辱、毁誉，首先发动予以反制，并对海峡两岸有识之士提出警告：如果台独得逞于统一之前，必致问题益趋复杂难于解决！并以《海峡两岸是血肉关系》为文提供世人参考，亦希望迷途之台独份子觉醒。…惟诚如所云，中国之统一大业，须要海内外中国人加强团结，共同努力，以早日完成中华民族大团圆的心愿！而今之问题核心，亦即一切祸源，均来自‘台独’，应视为共敌，非优先拔除，不易跨出第二步也。”
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蒋纬国一度成为非主流派主要成员，他生前多次提及希望能回大陆看看，并且积极争取其父兄蒋中正、蒋经国移灵大陆安葬，但去年国民党中央决定暂缓处理移灵事宜，终令蒋纬国带着未了心愿郁郁而终。蒋纬国一生在台北政坛未能扮演重要角色，但其一股炽热的中国心，影响着广大从大陆移民台湾省的人士，也反映着本土中国人的爱国情怀。我们相信大部分台湾省人不愿见到国土分裂。前台湾省政要于右任写过令人感慨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唯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遥望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从中看到，于右任代表着很多台湾省人的心愿，老来都想落叶归根，大陆终归是自己的国土，谁愿意从此不归。国民党内大部分人士纵使政见不同，理念不同，其中国心则一致。
蒋纬国晚年的心情也象于右任一样，希望能回大陆一行。但由于种种愿意未能如愿。他曾经说过，“我们都希望中国人能过好日子，我们两岸已有共识，只要朝着这个共识的方向进发，将来不统一也就统一了。”这份中国心是令人敬仰的。
1996年，蒋纬国“总统府”资政的头衔亦被台湾当局摘掉，他只好自嘲为“无业游民”。
1997年香港回归后，蒋纬国的身体每况愈下，尿毒症加剧，糖尿病引起肠胃功能病变，胃部大出血，1997年9月22日夜间，蒋纬国告别人世了，终年八十一岁。逝世后和石静宜合葬于台北五指山公墓将军墓园，“孤山一角，暗香先返玉梅魂”的蒋纬国先生就伏在一块刻有“二级陆军上将蒋纬国暨夫人石静宜之墓”的黑色大理石下长眠不醒了。
蒋纬国逝世后，香港《新报》当时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蒋纬国之死看台湾省同胞中国心》的文章，悼念蒋纬国先生。兹录全文如下：“蒋纬国逝世，他的一生充满挫折，但其中国心令人尊敬。蒋纬国晚年公开批评“台独”倾向，代表着从大陆移民台湾省及部分本土人士的爱国情怀。
蒋鼎文：(公元1895～1974年)，字铭三；浙江诸暨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二级陆军上将。
十岁入象山私塾读书，十七岁考入绍兴大通学堂，同年保送浙江讲武学堂，毕业后于浙江督江署守备队见习，后升排长、连长，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因失职远走广东投奔蒋尊簋门下，任职于援闽浙军总司令部。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部中校副官。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蒋鼎文在黄埔军校任区长、教官、连长时，由于他有早起习惯，给校长蒋中正留下好印象，在一次军事演习中更得到蒋中正的赞赏，被提升为营长。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2月，蒋鼎文在讨伐陈炯明战斗中奋勇作战，身先士卒，左肋受重伤，因功被提为团长。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蒋中正制造“中山舰事件”，蒋鼎文奉命率部收缴总工会武器兵监视前苏联顾问及其家眷。7月参加北伐，在南昌战役中受伤，后调任总司令部直属伤兵团任少校团长。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随蒋中正进入南京，任警备团长、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第九师师长，而后参与蒋同段祺瑞、张宗昌、唐生智、阎锡山作战，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即冯蒋阎大战，奔走于东西各战场，当时被誉为“飞将军”。冯玉祥和阎锡山败北后，蒋鼎文进驻洛阳，兼任陇海路西段警备司令。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7月，蒋中正发动在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蒋鼎文任第四军团总指挥，率第九师、第五十二师参加进攻江西中央苏区，遭到了红军的沉重打击，第五十二师被全歼。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蒋鼎文出任“剿共”北路前敌总指挥。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11月，以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为首，联合国民党内外反蒋人士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蒋中正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命蒋鼎文率十五万大军前往镇压，蒋鼎文成功粉碎了蔡廷锴的抵抗，蔡廷锴兵败流亡海外。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2月，蒋鼎文任赣粤闽湘鄂剿匪总司令，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击败了红军的层层抵抗，迫使中央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中央红军长征后，蒋鼎文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继续率部清剿福建地区的南方红军游击队。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被授予二级陆军上将军衔。2月24日，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瞿秋白被捕，劝降无效，蒋中正密令蒋鼎文：“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4月3日蒋鼎文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6月15、16、17日连电催促国民党三十六师迅速执行蒋中正的处决令，6月18日，三十六岁的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11月，蒋鼎文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12月1日，蒋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督师围剿陕北红军。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西安事变”中，蒋鼎文北张学良扣押，而后往返于西安和南京传递信息，后陪同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8月，蒋鼎文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6月，蒋鼎文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掌控西北军政大权。任职期间，曾三次代表民国政府祭奠黄帝陵，成功地策划了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张国焘叛变革命和逃走。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2月，蒋鼎文转任第十战区(陕西战区)司令长官。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5月，蒋鼎文再次出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办公厅主任。10月兼任陕西省民众动员指挥部总指挥。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12月，蒋鼎文被派往河南洛阳，出任第十一战区(中原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4月，日寇大举进攻河南，蒋鼎文与汤恩伯所率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使洛阳、郑州等三十八座城市和大片国土沦丧，折损兵员二十万。7月，在全国舆论压力下，蒋鼎文引咎辞职，改任军事参议会参议，闲住重庆。
抗战胜利后，蒋鼎文脱离军结，弃官经商，居住于上海，在南京开办宏业砖瓦厂，在上海复办轮船公司，在美国经营橡胶园，在香港开办振华公司，在美国经营橡胶园，游遍欧美各国。期间，他曾与郭忏、宣铁吾、周诚浒等创办了诸暨县公立医院，资助治理浦阳江，捐田助学，兴办盘山小学等乡里公益事业。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蒋鼎文出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委员。
1949年7月，蒋鼎文随国民党逃往台湾，临走时感叹“此后以天为盖，以地为底，未知葬身何所？”表达他心系故土，恋恋不舍的情怀。在台期间，蒋鼎文出任“总统府”国策顾问、战略顾问、“国民代表”等职。联络乡亲成立诸暨同乡会，任会长。后来他还捐款设立文教基金，为浙江诸暨同胞所作贡献良多。
1974年1月2日，蒋鼎文病逝于台北，终年八十岁。
蒋仲苓：(公元1922～今)，浙江义乌人。著名国民革命军第二级陆军上将。
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通讯兵科、陆军指挥参谋大学研究班五期、三军大学战争学院将官班毕业。历任少、中、上尉和少校参谋，反共救国团上校、参谋长。国民党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三、四中全会补为中央常务委员。
1970年任陆军第六预备师师长。
1972年任第二二六师少将师长。
1974年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参谋长。
1975年任第九军(后改为第六军)中将军长，后任陆军第六军团司令、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
1997年4月15日，校阅海军“经国号”第一个联队。
1981年12月晋升二级陆军上将，任陆军总司令，任期长达七年。
1988年任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兼任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
1989年任陆军总司令，台湾省“总统府”参军长。
1992年退役任台湾省“总统府”国策顾问。
1994年复出任台湾省“国防部”部长，任期至1999年12月。蒋仲苓退役时，李登辉本想给其破格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军衔，却被郝伯村等军队元老以惯例予以抵制，未晋升为成。
1996年底重新拟订了“国民革命军军事组织及兵力调整规划案”，即“精实案”。
2000年6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副主席
2000年5月被聘为台湾省“总统府”资政。本人婉拒出任。
2000年12月25日参与“全民抢救台湾大游行”。
2003年3月30日上午，蒋仲苓出席国民党第十六次“全代会”二次全会时表示，自己将辞去副主席一职。改任中评委主任。蒋仲苓的空缺，由年过七旬的“立法院”副院长江丙坤接任。
蒋方震：(公元1882～1938年)，字百里；浙江海宁硖石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东渡留学日本经成城(初级军事学堂)而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方震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蒋方震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象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尴尬场面重演。
蒋方震受了日本人这样的荣誉，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说两句日本的好话吧，谁知道蒋方震的评价却是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蒋方震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却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民国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民革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方震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扉页上，饱含深情的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民革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蒋方震在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就主编了《浙江潮》杂志，宣传革命。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毕业回国后任沈阳督练公所参议。后赴德国学军事。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任清禁卫军管带。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
蒋方震回国后曾任清禁卫军管带(营长)，不久又出国赴德实习陆军，任德国第七军实习连长，为当年德国的统帅兴登堡所赏识，舌战过墨索里尼，他的副官就是蒋纬国少尉，被誉兴登堡为未来的“东方将星”。他从德国实习回国后，在军界便已负有盛名，与蔡锷(松坡)、蒋尊簋(百器)等同被视为英俊有为的新派人物。蒋方震曾向袁世凯、段祺瑞上过意见书，力陈训练军事人才的重要。袁、段乃派蒋方震出任保定军校的第二任校长。
蒋方震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冬到校视事，那年他才三十二岁，希望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即大刀阔斧着手校务改革，将原有教官和队长中资历不足、学识浅薄、能力较差而不孚众望者，大部撤换，改聘德、日留学生和资历、学识较优的人继任。教育长一职，由他的士官同学张承礼担任。蒋方震致力改革制度，学校编制和课程都仿照德、日等国民革命军校，同时向陆军部建议充实学校设备，增拨军械、马匹等等。蒋生活朴素，单身住在校内，除亲任课程外，还常到各科去听各教官讲课，以提高教学质量，并日夜巡视，注意学生课程作业、操练、自修和课外活动，以及起居生活等。
蒋方震以诚待人，对学生循循善诱，注重启发，常以古今中外许多生动有趣的事例作为引证，由此深得全校同学的爱戴与敬仰。不到三个月，学风大有改进。
不料蒋方震竟因撤换人事的问题，引起段祺瑞的反感。蒋对段原非有意识地反对，但因被撤换的人员中，多数是段的陆军速成学堂学生和北洋军旧部，段对保定军校本有操纵的野心，今见自己的私人势力被大部调走，心中十分不快。再加这批人被调走以后，纷纷向段陈诉，说蒋有拉拢德、日留学生排挤国内毕业生的企图，段乃暗示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瀚处处加以留难。有时已经陆军部批准的军需物资，仍托辞不发，甚至对急需的军械马匹，也叫蒋向驻防保定的陆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就近借用。这就使新派与旧派、士官派与速成派之间的矛盾更为加深。蒋方震虽多方奔走，始终得不到陆军部军学司的支持，呈部公文往往留中不复，辞职又不批准。全校同学见军学司如此刁难，群情激愤，终于酿成了学潮。由各连学生推派代表共举步兵连刘文岛负责，形成以刘文岛为首的学潮核心小组。陆军部军学司得悉保定军校学生闹风潮，派科长丁锦到校调停，结果无效。丁锦怀疑蒋方震从中唆使，以致军学司对蒋方震隔阂月深。蒋方震再度亲往军学司联系，结果仍只领到一些极平常的东西；依然解决不了问题。
蒋方震责任心极强，经此三番五次地碰壁，深感与军学司的矛盾已无法解除，决定一死以谢国人和全校师生，并以此来表示对段祺瑞和军学司的无言抗议。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夏初，蒋方震当全体学员面以手枪自杀。蒋方震自杀的消息立时轰动了京城。袁世凯为笼络学校师生，派参议官陈仪、蒋尊簋(陈仪、蒋尊簋都是日本士官毕业)到校慰问，各方对保定军校和蒋方震亦多寄予同情，北京有许多名医都赶到保定设法抢救。内中有一日本军医平户，带了助手左梅(女)，替蒋方震仔细检查，认为子弹洞穿左胸，虽伤肺叶，于生命无大碍，乃将蒋方震送入医院。平户回京后，留左梅在院负责看护。经过三个月的疗养，蒋方震的枪伤竟告平复。
蒋方震伤愈后，于同年秋初辞职离校，因念刘文岛为学潮而牺牲学业，曾资助其赴德国留学。蒋方震辞职后，被调总统府咨议。蒋方震任保定军校校长为时很短，实际负责校务期间仅只半年多，但第一期同学对这位校长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蒋方震虽受了这次打击，但报国热忱并未削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曾参加世界和平会议，考察了参战各国的实际情况，回国后不断介绍各国的新军事学识，并积极研究中国古代军事书籍，有所阐述，贡献于国家。抗战初期蒋出任陆军大学校长，每有著述，亦传诵一时。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蒋方震反对袁世凯称帝，至广州任两广都司令部出师计划股主任。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蒋方震在北京任总统府顾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考察欧洲后回国，从事新文化运动，并任浙江省议员。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与胡适等组新月社。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蒋方震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因参与唐生智反蒋活动被捕入狱，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获释。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蒋方震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同年冬赴欧洲考察。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12月回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奉命赴德国请求援助。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转往法国考察，同年回国。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
保定第一期学生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冬毕业，约计有一千人，统由陆军部分派工作，其中七百余人分派回原籍各省部队服务，另有二百余人被分派在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见习。
保定军校自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夏创办，至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停办，有十一年的历史，共办了九期，毕业学生达六千余人，分布在全国务省。历任校长，在赵理泰、蒋方震、曲同丰之后，尚有王汝贤、杨祖德、贾德耀、张鸿绪、孙树林等数人，大都是听命于北洋军阀的。校长一职，始终在速成和士官两派的角逐与交替之中。分布在全国的六千多名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在旧中国的军事史上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在政治上也曾起有正面和反面、进步的和反动的不同作用。
当年保定军校毕业生的出路，主要不外乎两个方面：或是到各省军阀处任职，或是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而以前者占绝大多数。保定学生毕业后投各省军阀的，因为受到地方军事学校出身的旧军官和行伍出身的军官排挤，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以前，除两广、川、黔、两湖各省情况较好外，其余很难发展。例如浙江，自1914～1920年先后毕业分派回籍服务的保定同学，总数达二百余人，而原来由浙江武备学堂、讲武堂、弁目学校、军事补习所等毕业的学生已有好几百人，他们自恃资格老，看不起保定生。其中尤以讲武堂生为中坚，掌握了地方军事实权，不欢迎新来者插足。这确是当时新旧军人的一个矛盾。至于南下参加革命的，早在二次革命(南京讨袁之役)和云南起义南方各省反对洪宪时期，已有一部分人参加。以后广州民国政府成立，需要大批军事人员，曾派吕超、李宗璜到上海吸收保定生，参加者亦有不少。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又派邓演达到上海招收保定同学。其时在上海有“陆军四校同学会”的组织(四校即是保定军校、陆军中学、陆军预备学校、陆军小学)，同学会通讯处设于霞飞路(今淮海路)宝康里保定同学吴本景家中。南下广东的，大都由四校同学会介绍，其中固然有因志愿革命而去的，而也有因在原籍郁郁不得志而去广东求发展的。如先后由浙江转沪去广东的有陈焯、王文翰，蔡忠笏、金灿、陈诚、周至柔、李进德、周彭赏、陈守锋等，由别省去的也有不少，这些人以后大都被蒋中正所利用。
北伐誓师以后，蒋中正为阴谋篡夺革命政权，扩张他的反动势力，又积极拉拢保定生作为他的羽翼。蒋中正背叛革命以后，在长期的军阀混战中，以大吃小，兼并了各地方军阀的杂牌部队，从中又收罗了更多的保定生为他所用。因而在六千多名的保定同学中，除了早年亡故或转业，以及少数坚持革命或向为蒋所忌视而被排斥的人以外，其余大部分为蒋中正所罗致，其中有一部分人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重要军政人员。其军职在集团军总司令以上、文职在省政府主席和中央部长以上、或党务方面任中央委员的就有张治中、傅作义、黄绍皖、戴戟、刘文辉、李觉(以上后转入革命阵营)、陈诚、白崇禧、顾祝同、熊式辉、刘峙、余汉谋、薛岳、万耀煌、何键、徐培根、周至柔、祝绍周、王东原、韩德勤、上官云相、吴挹峰等数十人，其他绝大多数也都在国民革命军职少将级以上。
蒋方震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11月4日在广西宜山逝世，终年五十七岁。著有《蒋百里全集》。蒋方震的灵柩暂厝宜山，1948年由蒋方震生前友好竺可桢、陈仪等的协助，迁葬于杭州万松岭。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3月22日追赠一级陆军上将军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征得蒋夫人左梅女士的同意，改葬其于南山公墓(当时距蒋方震去世已逾十年，但尸身未腐，经火化后改葬)，至今每年仍有人前去凭吊。
蒋方震将军的夫人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她是日本人，自二十二岁嫁给蒋方震后就断绝了和日本的任何联系。在抗战中，她和中国女性一样为抗战伤兵疗伤裹创，不辞劳苦。蒋方震将军去世后，她在周围人们的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了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
蒋作宾：(公元1884～1941年)，字雨岩；湖北应城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出生于一个穷苦的家庭。青年时代看到清朝的腐败无能，立志要革命，推翻数千年封建王朝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中国。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7月，蒋作宾在武昌文普通学堂就读，因成绩优异，作为公费生派往日本留学，不久，与一些革命志士一起，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组织成立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离日去欧美南洋各地。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蒋作宾与黄兴见面，共商革命方略，决定回国以后，蒋作宾打入清朝内部，深入敌腹，从上而下夺取政权；黄兴从下而上，领导革命志士，进行武装斗争。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经过充分酝酿准备后，蒋作宾在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回国，向清政府报到。先分到保定军官速成学校当教官，在此期间，他不断向学员灌输革命思想，并做些革命组织工作。第二年，全国陆军留学毕业生考试，他名列第二，被调到清廷陆军部军衡司任科长，军衡司也叫军制司，是掌管全国陆军人事勤务及部队编配等业务的部门，地位很重要。不久，由于他将日本的步兵操典译成中文在军中使用，使陆军大臣荫昌等人对他倍加赏识，他便利用此机提出整编全国民革命军队的建议。将旧军干部(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在内)逐渐淘汰，而换上同盟会员(清廷当然不知他们是盟员)或陆军军校的毕业生。由于清廷害怕袁世凯力量过大，因此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蒋作宾晋升为军衡司司长，这工作对于实现革命党的中央夺权革命计划很有利。至当年8月，他已将袁世凯的爪牙与旧督抚的鹰犬淘汰了很多，为后来的革命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那年，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大大动摇了清军军心。当时蒋作宾认为，再经过二、三年的组织准备，军权基本上掌握在革命者乒里时，中央革命就可比较顺利地实现。但是，由于汉口出事，革命党不得不提前于10月10日起义。原来的计划打破了。他得到消息后，虽然惋惜却毫不迟疑，立即行动起来。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北京后，清朝廷聚集兵力围剿起义军。在武昌外调集了七十二门山炮，但炮弹只有二十五发，便命蒋作宾去保定运军火。他领命后，故意把装运炮弹的列车放在后面第五十一序列，使炮弹十天内都运不到目的地(当时京汉线是单轨)，山炮成了哑炮，不能发挥作用，大大削弱了清军战斗力。与此同时，他又积极从东北、华北组织兵力，支援起义。当他们到达武昌时，正值革命军在汉阳受挫，黄兴东走上海，他急忙赶到都督府，都督黎元洪等正因战败而痛哭。见此状，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革命军虽在汉口、汉阳失利，但还有武昌，即使武昌也失了，还有其它地区，这种时候，怎么能婆婆妈妈地哭鼻子呢？希望你们再苦守一星期，我就会调大军来增援。”黎破涕为笑。他连夜赶到江西，调兵增援，不但使武昌形势缓和，又促进了江西统一，后来，荫昌等了解了真象后，都大吃一惊，感慨地说：没想到蒋作宾竟是革命党人。难怪清朝气数将尽啊！
事隔多年后，蒋作宾在讲起辛亥革命时，总是多少有些惋惜，如果武昌起义再等二三年，待袁世凯势力大部分清除，换了革命党人的话，就可能不会有后来的北洋军阀混战。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蒋作宾任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部次长，后又受孙、黄之托，在北京政府内续任陆军次长，他积极建议建立以北京、武汉、南京三点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军事力量。但是，由于袁世凯的复辟与镇压，这些革命武装均先后遭破坏。之后，他南下追随孙中山先生，准备北伐，任大本营幕僚长。孙逝世后，他继承其遗志，出生入死，积极参加北伐，(公元1926年)北伐时，他先后任江西、湖北宣抚使。为了不让张作霖与吴佩孚合作搞所谓北洋大团结，他前往沈阳去说服张。行前，好友劝他，此去凶多吉少，最好别去。他想，北伐是实现统一的前提。统一是强凰富民的保证，为了国家的统一富强，个人生命算得了什么。他毫不畏惧地去了。果然，吴佩孚得知，指使不少军阀致电张作霖，说蒋作宾是赤党说客，要张作霖杀死他。当时上海各报都登载了这些函电。并称蒋作宾必死，他去沈阳后，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最终说服了张作霖，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
北伐胜利后，蒋作宾大声疾呼，应加紧建设，恢复战争创伤。他指出，二十年代末，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全国上下必须团结一致，枪口对外。面对日本威胁日益严重，在北伐胜利之时，他不为自己争官谋利，只为国家前途担忧，决定出国，联络德国(当时是德国社民党兴登堡执政)、前苏联及欧洲诸国，钳制日本军国势力的发展。后来，他被任命为驻德奥公使。赴任途中，涛涛海水犹如他起伏之心潮，国内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上下齐心共建国家呢？
由于蒋作宾是民国政府的第一任公使，所以，德国政府专门开了一辆花车到德国瑞士边境迎接。在柏林站，一些高级官员都出来迎候(后任大使再无此热烈场面)。到任后，他积极开展多方外交。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国民党政府与前苏联断交后，政府中有许多人都认为前苏联是敌人，绝不可联络。而他则认为，前苏联有许多地方可以学习，要钳制日本，必须联络前苏联。他还设法去前苏联实地考察，并回国冒险宣讲，宣传前苏联全国上下团结建国的精神状况。在任职期间，多次与前苏联外长联络，向当局阐述联苏的积极意义，但均未被采纳。
在蒋作宾到柏林前，中国驻德使馆，竟连一辆汽车也没有，遇到外事活动，临时借车，手忙脚乱，不仅误事，也常为人笑话。不仅如此，其馆内外破旧之状也实在令人惊讶。檐壁斑剥，窗帘破旧，椅面碎洞相连，暖气常无，被外人讥笑为“冷宫”。他到任之后，立即着手设计修缮房屋，更换室内陈设，安装对讲机、暖气等设备，使公使馆面貌焕然一新。深秋，在馆内开宴会时，即使袒胸露背的女宾，也都不觉一点凉意。从此，“冷宫”这一绰号再无人提起。他又按当时德国总统兴登堡的座车式样，定做了一辆高大美观的汽车，在柏林外交团体中非常引人注目。三十年代在日本时，类似事例也不胜枚举。驻外使(公)馆，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他很注意在这个窗口树立中国的威望。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蒋作宾参加了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日内瓦第一次裁军会议，过去，国际会议都只用英法两种语言，这次他力排众议，破除惯例，庄严地用华语在讲坛上发言，使许多与会者都大吃一惊。第二天，日内瓦好几家报纸都竞相报道了这一惊人消息：在国联会议上第一次听到中国话！当时虽为列强之一的日本，也不敢破此惯例。会后，在花园散步时，日本代表专门找到他说：“敬佩！敬佩您的勇气。能在国际联盟里用中国话发言。以后我们日本也要援例。”第二年在伦敦举行海军裁军会议时，日本人果然用日语发言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东方语亦渐用至西方，殆余作其俑欤？良以吾国四万万余之大民族语言，无论从何方评论均有可用之价值。望吾同胞勿自暴自弃而自馁也。”后来确实又经过千百万同胞的努力和斗争，华语与中文终于成为联合国正式语言和文字了。
蒋作宾曾提出过一些不凡的见解，令德国及各国使节刮目相看，兴登堡对他评价也很高。对于国内的政治经济许多方面，他也提出不少建议，但很多都未被采纳。就连他关于调停中苏中东铁路之争的有关报告，当局都未及时了解办理，结果让日本人看笑话并从中得利。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内纷乱如此，在外作外交官者颜面真正无处藏匿，安能在国际争得地位也？”他的理想和他的抱负不能实现，曾使他忧虑痛心不已。
如前所述，修建驻德公使馆是需要很多钱的，在去德之前，政府曾给三十六万元特别费，他把这些钱全用上了，还不够，他又掏出自己的薪金及参加国际会议的补贴，这些补贴应属个人所有，按理可以不拿出来。但是他说：“这是公家发给我的，是公款，公款就要公用。”那时，外交部常拖欠使馆公费及馆员薪水，常常四、五十天才汇款一次，这就使馆员薪水无形中大打折扣。为此，他特地制定了一个垫薪制度：馆员按职务定一工资基数，每月不论外交部汇款是否到达，均定期由他私人垫付，待部款汇到后，再酌情扣还。由于部款拖欠严重，扣款数总抵不上他的垫款。结果他的垫款愈积愈多，甚至到他离任回国时，他还嘱咐同仁，以后收到薪水，仍照前例保留定额自用，有超过的余数，再酌情还他以前的垫款。这种关心厚待下属的做法，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十多年后，他病魔缠身，经济困难，住在重庆乡下陈家桥的一间小屋里，药买不到，营养也跟不上，但他从来也不主动去要回这些欠债，直至去世。这些欠债也就无形中勾销了。
在那些困难的年月里，蒋作宾常劝慰大家：“抗战期间，响一炮要花多少钱啊！国家有困难，我们就克服克服，节约些吧！我宁可不吃什么好的。”有一天吃饭时，有位亲戚来看他，见桌上投什么菜，就说：“你做了一辈子宫，现在吃得这么差，过得这么苦，早为什么不抓几个钱呢？”他坦然地说：“我不是贪官，干嘛要抓钱？”“哪个象你这样穷官！”“穷官好，心中无愧，站得稳，睡得着，对得起国家民族。我革命又不是为我私人发财，是为民富国强。国好，我好，国穷，我穷。现在正是抗战，是困难时期，大家如果不节约，国家哪来的钱呢？”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在蒋作宾结婚时，他说：“现在抗战开始，黄金国有，就不买金首饰了。”一样金饰也没买。他还嘱咐妻子，不能单独乘坐他的车，更不准子女动用他的车，说“战时一滴汽油等于一滴血”。他就是这样处处想着国家。平时，他无一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宴会时喝少量啤酒)，不打牌，不进戏院看戏(政府及集团活动除外)，只喜欢散步，故在日本时有“散步大使”的绰号。
为祝贺英王乔治六世加冕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同时前往德国接洽一项贸易协定，政府派财政部长孔祥熙前往。为了将此事办好，孔决定让蒋作宾(时任内政部长)的长子蒋硕民一同前往。这种好差使一般人都会争着去的。但蒋作宾坚决反对，他认为蒋硕民在德国是学数学的，而这项工作应派学经济贸易的人去才合适，在他的推荐下，派了曾在德工作多年、柏林大学经济博士王家鸿前往。他说：“我没有小组织，人才是国家的。”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在瑞士读书的儿子蒋硕治来信说他只剩下两周的饭钱了。无钱在市场上购买外汇，有人建议去找孔祥熙，说通过孔可以用十分之一的钱买到官价外汇。但是蒋作宾不肯去，宁愿儿子挨饿，也不求孔。后来，一位原驻德使馆的同事来看他，听到此事，又知道还有许多同事借的钱至今尚未还清，就主动向他们讲了雨岩的近况。于是他们凑钱才使蒋硕治渡过难关。后来蒋硕治自己又去做工，才将所有学业完成。
蒋作宾青年时期参加革命，二十八岁当了陆军部次长。他深知人才对国家兴衰有重要作用。他爱护青年，爱人才也注意培养人才。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1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为庆祝北伐胜利和民国政府迁都武汉，在江汉关英租界前进行宣传活动。英国水兵竟冲出租界寻衅，刺死一人，重伤五人，造成惨案，遂引起市民公愤，群起赤手空拳与英水兵搏斗，并向英租界冲击。蒋作宾闻讯，想到如果让事态发展下去，英方可能进行弹压，这些热血青年势必将会有更大的流血牺牲。于是在征得当局同意后，他立即以民国政府代表名义(与另一名代表一起)亲赴现场，劝说青年离开，宣布政府将循外交途径与英国当局谈判，收回租界。果然两天后，在武汉市各界群众的支持下，民国政府宣布收回了汉口英租界。
早年在上海居住时，董必武、李汉俊、张太雷等常到家中做客。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董必武长征到延安后，还给蒋作宾捎来一封信。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廖承志在德国参加革命活动时被捕，适逢蒋作宾在德任公使，曾想方设法将他救出，后来何香凝还向他表示感谢。他认为“人才是国家的”，应该为国家保护、营救人才。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留日学生共产党员何定华，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由于何定华曾在驻日使馆搞过翻译，蒋作宾觉得这个青年很有才气，得知何被捕的消息后，他暗自请了律师为何辩护，并找人作保，将何定华保释出狱。他也未按政府旨意将何定华引渡回国。他知道，引渡回国肯定会被杀害，可惜了一个人才。等到何定华登轮离开日本后，他才报告政府说何定华已被人保释，不在日本了。后来何定华平安抵达上海，又辗转去了延安。
蒋作宾既不揽权，又不敛财，是公认的“清官”。他的工资收入，除用于工作、生活外，其余都用来培养子女，为的是能为国家多尽一些力。对出国留学的子女，要求他们学成后回来为国效劳。他们大多都是这样做了，有的还成为世界知名人士。个别子女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回国，但也在努力为祖国做一些贡献。
北伐之前，蒋作宾已看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二次北伐途中，发生了“五三济南惨案”。5月3日，擅行开驻济南的日本军队，突然包围中国民革命军队并对济南城狂轰滥炸，屠杀中国民革命军民近万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挑衅示威。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于5月5日离开济南，绕道北伐。而雨岩(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却坚持到9日，才冒着枪林弹雨离开济南北上，他对此事终生不忘，认为这是他“平生最大的耻辱，矢志必有昭雪”。北伐一完成，他多次大声疾呼，团结起来，枪口对外，日本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个人无法制止内战的继续，他不愿意打共产党，不希望国内再有战争。他反对当时流行的只有世界大战才能解决问题的观点，反对空等国联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消极态度，为了能最大限度钳制日本军国主义力量，他积极联合欧洲诸国，尽管当时国民党政府与前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他仍冒风险，极力主张与苏复交、联合。敌人绝不是前苏联，不是共产党，而是日本，日本是最大的威胁。但是，他的呼声，他的一些措施，不能得到蒋中正政府的重视和采纳。直到1931年，事态日益严重，政府将他从德国召回，任驻日公使(后为大使)。他觉得，现在才采用外交途径挽救危局，为时已晚。因为日本国内，温和稳健派已逐渐被少壮强硬主战派代替，再想用谈判方式，功他们改变侵华战争企图，已不可能。
蒋作宾一面在谈判桌前据理交涉，另一方面又穿梭活动于日本国内进步人士及同情与支持中国的各国外交使团之间，希望从内部到外部形成对日当局有影响的力量。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急速发展，要想获得谈判成功，是不可能的。加上国内政府软弱无力，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他出使日本四年，耗尽了他的心血，他忧虑，他愤懑，他心力交瘁，回国时两鬓斑白，血压高得吓人了。
之后，蒋作宾的健康每况愈下，但还尽力为国效力，从不怠慢。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两万多无辜百姓被闷死在防空洞内。他知道后难过得哭了，指责防空司令对工作不负责任，为什么警报解除后不马上开门救人，却要让他们闷死呢？来告诉他的人说：“进去的人只晓得抢黄金财宝，哪里还去抢救快断气的人？他们用耙子把人们拖出来，往卡车上一扔，拖去埋掉了事！”他气得跺脚：“把人当狗一样，真岂有此理！”
山河破碎，当局腐败，百姓遭难，他伤心极了，病情日益加重。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12月24日，蒋作宾满怀忧虑，两袖清风，病逝于重庆，终年五十八岁。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6月12日，民国政府追赠为一级陆军上将军衔。
蒋光鼐：(公元1887～1967年)，又名憬然；广东东莞新基村人(今广东东莞三蒋村)。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祖辈几代，不仅富有，且是书香门第。不过到了蒋光鼐的父亲这一代，家道开始中落。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母亲病逝，十天后，父亲也病逝。料理完双亲的丧事，家里已是一贫如洗。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蒋光鼐进入了免费的东莞师范学堂。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蒋光鼐考入第四陆军中学，这是一所培养新型职业军人的学校，校址在南京。蒋光鼐身在文化名城，却很少去游览名胜。他一到陆中，就投身于同盟会的秘密活动。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南京陆军四中后，蒋光鼐异常兴奋，他连续几天参加了同盟会的秘密会议，紧张地筹备着要与新军第一营联合发动起义。10月15日，一艘外轮载着第一批南京陆中赴武昌参战的十几名学生，沿长江逆水而上。他们由陈铭枢率领，成员有蒋光鼐、李章达等。抵武昌后，战时总司令黄兴将他们编为学生队，直属总司令部，多次参加战斗。
不久，蒋光鼐入保定军官学校深造，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后，革命党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蒋光鼐在保定军校闻讯后，放弃了军官学校的学业，驰骋千里，到南昌投奔李烈钧麾下。7月，蒋光鼐随李烈钧到达湖口，协助筹措起义。7月12日，李烈钧通电讨袁。这时，蒋光鼐被任命为方声涛右翼军司令部少校参谋，当天就在八里坡与袁世凯的军队遭遇，发生激战。苦战十余日后，湖口失守，蒋光鼐随司令部且战且退，后化装潜入福建，再抵上海。
蒋光鼐遭北洋政府通缉，流亡海外，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回国，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参加讨袁护国战争。后一度去六榕寺拜师学佛。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底，孙中山建立了第一支自己的军队。他指派陈炯明当司令，以二十营警卫军为基础组成援闽粤军，邓铿任参谋长。蒋光鼐和李章达走出佛门投到邓铿幕下，蒋担任了参谋。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临时大总统，组建大总统警卫团，蒋光鼐从第一师师部调任警卫团副官。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蒋光鼐被任命为警卫二团团副兼营长，和第二团团长李章达一起负责组建部队。但兵未招足，枪未领到，即发生了6月16日的陈炯明叛变。蒋光鼐参加了保卫总统府战斗，从凌晨4时激战到下午3时。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1月，蒋光鼐升任第-师第一旅第二团团长。这时，蔡廷锴在邓世增团任营长。蒋光鼐与蔡廷锴相识，开始了他们持续了一生的深厚情谊。这年，在攻击陈炯明的棉湖战役中，蒋光鼐奉命截击河婆之敌，作战英勇，大胜敌军。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蒋光鼐充任第十师副师长(师长陈铭抠)兼第二十八团团长(后由蔡廷锴接任团长)。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蒋光鼐继续参加东征陈炯明、南讨邓本殷的战争，并立有战功。著名一时的南征单水战役，蒋光鼐指挥两个团兵力与数倍的邓本殷部作战，血战三昼夜，以少胜多，大破邓本殷军八千余人。这次战役，对于打垮邓本殷军阀，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第四军由副军长陈可鈺率领独立团和第十师、第十二师参加北伐。蒋光鼐随军指挥战争，建有奇功。随着形势的发展，北伐军扩充编制。第十师分编为两个师，成立第十一军，由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升任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蒋光鼐参与了粤桂战争和中原大战。在中原大战中，蒋中正将蒋光鼐的六十一师与蔡廷锴的六十师合并，改编为十九路军，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初，蒋中正调十九路军进江西“剿共”。“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内、国际矛盾的变化，两广军阀与南京政府由对立被迫转为合作。在粤方要求下，第十九路军在10月下旬奉调警卫沪宁铁路沿线，以保障粤方北上南京开会的安全。这时十九路军总指挥为蒋光鼐，军长为蔡廷锴，下辖三个师：第六十师师长沈光汉，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第七十八师(在江西”围剿“时新组建)师长区寿年。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1月26日，日本以“三友实业社事件”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月23日，蒋光鼐将军不顾疾病缠身，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驻上海部队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主持讨论了两个问题；㈠如果日寇进攻我防地，是不是抵抗？㈡如果抵抗，在哪里抵抗？会上群情激愤，一致拥护保卫上海、血战到底的战斗动员。蔡廷锴、戴戟等高级将领作了动员和部署。当晚7时，总指挥部向全军发出密令，具体布置了应变措施，明确命令：“假使日寇确实向我阵地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1月26日，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限令中国驻军撤出闸北，离开租界20里以外。面对日方的蛮横态度，上海民众和十九路军官兵十分气愤，但政府当局竟然完全接受。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三次发来急电，命令“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当晚23时30分，日本侵略军在装甲车掩护下，悍然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猖狂进攻，闸北守军忍无可忍，依照密令，奋起抵抗。作为民国政府的正规军队十九路军，一扫甲午战争以来对外忍让屈辱和“九一八”以后不战自降的败势，英勇地向日本侵略者发起反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护抗战，正式揭开战幕。当天夜里，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上海警备司令)三位最高指挥官步行抵真茹车站，设立指挥部，指挥闸北作战，并即刻电令驻镇江、苏州、常州的后方部队，火速向上海驰进。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称“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开战之后，日寇飞机低飞到一千米低空狂轰滥炸，步兵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多次冲锋，企图突破闸北防线，但在中国十九路军英勇抗击下，日寇连连受挫，损失十分严重。未得逞的日寇在美、英、法等国的调停下，于1月29日晚提出停火要求。但当其援军到达上海后，就置自己的停火诺言于不顾，于31晚再次发起进攻。2月1日，蒋总指挥亲临闸北前线指挥战斗，打退日寇的进攻。2月4日，盐泽幸一再次发动进攻，战火漫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尽管日寇增兵已达一万多人，但我军防线仍然岿然不动。失败了的盐泽幸一被免职回国。2月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乘旗舰出云号到达上海，接替盐泽幸一指挥作战。2月7日，蒋光鼐将军拟定了十分详细的作战计划：死守闸北到江湾一线以及吴淞要塞两地区，形成我军左右两翼，而将主力集结于南翔以东至真茹、大场、杨家行一带，待敌以主力进入江湾、蕴藻浜之间时，即在该地区与敌决战，并将敌人歼灭。当天即把兵力部署按作战计划下达部队。
鉴于闸北方向日寇受挫，野村把进攻重点转向吴淞。敌人集结大小战舰和飞机向吴淞炮台轮番轰击轰炸后，日寇陆战队便蜂拥而上，强行登陆。我步兵沉着应战，待敌进入射程范围内，步枪、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日寇死伤枕藉，我军牢牢地坚守住阵地。2月13日清晨，日寇发动新的总攻。野村一面向闸北、八字桥、江湾进攻，一面以主力从蕴藻浜架桥偷渡，企图包抄吴淞后路。当天上午，雨雪纷飞，天气骤冷，战斗却打得异常激烈。中日两方几次展开残酷的白刃肉搏，死伤枕藉。这次战斗，向蕴藻浜南端淞沪铁路桥出击的敌军，被七十八师守军击退；向蕴藻浜北端纪家桥出击的敌军，被六十一师守军击退。2月中旬，野村的职务由日陆军中将植田谦吉替代。2月14日，植田率部抵沪，兵力增至三万余人。当天下午，蒋光鼐总指挥回到南翔总指挥部，向何应钦等发电报说“综合各方情报，敌到沪陆军及陆战队共三万人，我虽欲求和，而日寇绝无诚意，为民族生存，国家体面，只有决心一战。”
为了敷衍舆论的谴责，蒋中正作出姿态，示意何应钦同意张治中将军的请求，率第五军两个师参战。2月16日，张治中军长从南京乘车来到南翔，第五军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也全部到达。蒋光鼐决定统一部署兵力，实行分区作战。夜11时，下达了兵力部署命令：以蔡廷锴率一部为右翼军，占领南市龙华、真茹、闸北、八字桥、江湾一线，军部设在真茹；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一部为左翼军，占领江湾北端一线及死守吴淞要塞，军部设在刘行镇。2月20日晨，日寇发起进攻。日寇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等地轰击，继以坦克为掩护，分头向张华浜、杨树浦、江湾、庙行各目标冲击，我军隐伏战壕，待敌接近即以密集枪弹射杀，日寇死伤无数，纷纷溃逃。日本政府不甘心于失败，决意派遣前田中内阁的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代替植田担任统帅，兵力将增至八万余人。2月29日，日寇第四任指挥官白川到达上海，再次发起猛烈进攻。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中方兵力不得不全部投入正面战场，战斗异常激烈。3月1日清晨，日寇三万余人在浏河登陆，直接威胁中国民革命军侧背。中午，十九路军中央阵地被突破。由于预备队已全部用尽，无以应付登陆之敌。下午4时，登陆日寇已进占浮桥，大有切断中国民革命军退路之势。但十九路军仍然拼死抵抗，希望受蒋中正指挥的上官云相师能即刻投入左翼，驱逐日方登陆部队以使正面战线仍能维持，然而上官师却始终按兵不动。下午8时，中方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蒋光鼐将军不得已，只好召集蔡廷锴、张治中两军长到南翔会商，气氛极其悲壮。张军长沉痛之极，一言不发。蔡军长则怒目圆蹬，对卖国媚外之流大骂不已。戴戟司令捶胸顿足，把坐椅踢翻，悲痛欲绝。当晚11时，蒋光鼐总指挥怀着沉痛心情含泪下达命令：向嘉定、黄渡之线撤退。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坚持一个多月的淞沪抗战宣告结束。5月5日，民国政府与日寇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5月28日，民国政府在苏州举行淞沪抗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四万群众怀着悲痛之情参加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花圈如海，挽联如林。其中蒋光鼐将军为悼念亡灵，亲笔书写的挽联是：“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停战后，蒋中正决心肢解“违令”抗日的第十九路军。5月6日，蒋下令以一师调江西、以一师调武汉、以一师调安徽，十九路军总部、军部暂留南京。但是蒋光鼐、蔡廷锴在各方的支持下，据理力争，不服从蒋中正的军令。蒋中正无奈，于5月21日改令调第十九路军往福建驻防。1932年底，蒋光鼐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春，日寇进犯热河，蒋光鼐、蔡廷锴向中央请缨抗日，组织援热先遣军北上御寇。不久，《塘沽协定》正式签订，援热先遣军也只好班师回闽。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会议在福州南校场举行，到会代表计全国二十七省及海外华侨共百余人。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和新国旗。当晚在福州绥靖公署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政府全称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首都设在福州。推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代表冯玉祥)、陈友仁、何公敢等十一人为人民革命委员会委员，李济深为主席。蒋光鼐还兼任财政部长。11月22日，人民革命政府举行成立典礼，政府主席及委员宣誓就职。与人民革命政府成立的同时，第十九路军扩编为第一方面军，蔡廷锴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不在军内任职务。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通电声明，一律退出国民党。
在蒋中正的重兵进攻下，福建人民政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陷于孤立，中国共产党“左”倾教条主义者也不肯让红军支援十九路军作战，十九路军孤军抵抗，节节败退。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1月15日，蔡廷锴最后率部离开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宣告瓦解。蒋光鼐随同陈铭枢、李济深等先退泉州，再达龙岩，沿途曾被特务、匪徒袭击，亏得傅柏翠派掩护部队及时增援，方使蒋光鼐等脱离险境。这时，蒋光鼐获悉十九路军主力在毛维寿诱骗下已向蒋中正前线部队投降，认为大势已去，只好怀着沉痛的心情流亡香港。
李济深来香港后，组织了一个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新政党，流亡香港的福建事变的参与者，大多与这个新政党保持组织上的联系。蒋光鼐将军是这个政党的成员之一，一度还曾任中央代理主席。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后，蒋光鼐将军在共赴国难口号的号召下，决定回大陆参加抗战，被任命为民国政府大本营军事参议。后历任第四战区、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还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等职，与张发奎、余汉谋等在两广地区指挥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对于蒋中正坚持独裁、发动反共内战的错误行动，蒋光鼐是坚决反对的。他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一起先后发起筹建了中国国民党的民主派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开举起反帝、反蒋的民族、民主旗帜，提出以“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职志。不久，蒋光鼐离开大陆，去香港居住。
1949年秋，蒋光鼐和蔡廷锴代表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到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蒋光鼐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蒋光鼐任北京市政府委员。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与李济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并后，蒋光鼐曾任民革中央委员、中央常委。
1952年，蒋光鼐任纺织工业部部长。1954年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9年又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蒋光鼐还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蒋光鼐将军在新中国诞生后的近二十年的工作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伟大的祖国。他对待工作克勤尽职，兢兢业业，为中国的纺织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蒋光鼐先生还关心解放台湾和祖国的统一事业，在统战工作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1967年6月8日，蒋光鼐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跟帖时间 2010-02-09 21:33:2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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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的典故、趣事 -- 蒋干中计：曹操与甘宁战船相遇，曹军大败回营，曹操便让蔡瑁等人加紧训练水军。周瑜便暗暗设计，想除掉二人。曹操见输了一阵，便召集众将，商议破敌之计。谋士蒋干道：“我与周瑜从小同窗读书，交情不错。我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到江东劝他来降。”曹操大喜。周瑜将蒋干迎入大寨，群英会上，周瑜酩酊大醉。当夜，周瑜大吐了一场，就睡下了。到了二更，蒋干便悄悄下床，去看桌上文书，见一封信上写着“蔡瑁、张允找机会杀了曹操，将首级献给周瑜”几个字，大吃一惊，便偷偷溜出营帐。回去报告曹操。曹操大怒，立即将蔡、张二人斩首，等见了二人头颅才猛然醒悟，心中暗暗后悔中了周瑜之计。
蒋干称象：三国时期，东吴的孙权借给魏国的曹操一头大象，说好了一个月以后归还。一个月很快就要到了，曹操对手下的文武大臣说：“这些日子，我命人给这头大象吃了很多好东西，它一定比原来胖了许多。你们谁能想个办法称一称这头大象现在有多少斤重？”大将典韦上前一步道：“依末将所见，将大象剁成肉馅即可上秤。”曹操摆摆手说：“大象从东吴借来的时候是活的，奉还的时候却变成了肉馅，这岂不让世人笑话？”谋士蒋干拱手道：“先依大将典韦所言，把那大象剁成肉馅称出重量，然后再派人到印度去买一只活象回来，想必那孙权认不出来。”曹操摇摇头说：“你看看今天都几号了？再过两天就到还象的日子了，哪里还有时间去印度采购大象？”这时，曹冲站出来说：“可派人先把大象牵到船上，然后在船帮上画上一个记号。待大象被拉上岸后，再命人往空船里放大石头。等船下沉到那个记号的时候停下来，再把石头一一过秤，加起来不就是大象的重量了吗？”曹操一听大喜过望，夸奖曹冲聪明过人，并马上派典韦拉着大象到河边去称体重。蒋干为人虚荣，心中不服，于是上前：“主公且慢。大船的浮力很大，就算是万斤重的大象上了大船，大船的船体下沉了多少也很难看出来，所以只能使用小船。”曹操手捻胡须点头称是。不一会儿，典韦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报告曹操说：“回禀主公，大事不妙。末将刚把那头大象拉到小船上，小船就翻了。”曹操板着面孔转问蒋干：“现在怎么办？”蒋干想了想说道：“既然大象掉进了河里，河水肯定会上涨。请典韦将军火速去岸边画上一个记号。等大象被河水冲走之后，命众人往河里抛石头，待河水到达那个记号之后，再把石头从河里捞出来分别称重，加在一起必定等于大象的体重…”
钟山(蒋山)土地神蒋子文：据《搜神记》记载，蒋子文是广陵郡人。他喜欢喝酒，爱好女色，轻薄放荡，不拘礼法，常常说自己的骨相清高，死了会成仙。汉朝末年他当了秣陵县县尉，有一次追击强盗来到钟山脚下，强盗打伤了他的前额，他就解下印绶缚住伤口，过了一会儿就死了。到孙权刚建立吴国的时候，他生前的同僚在路上碰见了蒋子文，看见他骑着白马，拿着白色羽扇，随从也象他活着的时候那样。他同僚看见后大吃一惊，转身就逃。蒋子文紧追不放，对他说：“我就要做这里的土地神，来为你管辖下的百姓造福，你可以告诉百姓，让他们为我建立祠庙。否则，他们就会有严重的灾难。”这年夏天，瘟疫大流行，老百姓都暗自惊惧，有很多人偷偷地祭他。蒋子文又传言巫祝：“我将大大地保佑孙权，所以应该为我建立祠庙。不这样的话，我将让虫子钻进人的耳朵里捣蛋。”不多久，就有象飞蚁那样的小虫，一钻进人的耳朵里人就死，医生也没法治。老百姓更加恐慌了。孙权仍然没有相信他。他又传言巫祝说：“如果不祭我，我又要用大火让你们遭殃了。”这一年，火灾严重，一天就有几十个地方被烧掉，火势还蔓延到王官，朝中议事的人认为鬼有了归宿的地方，就不会再制造灾难了，所以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安抚他，于是孙权便派了使者去封蒋子文为中都侯，封他的弟弟蒋子绪为长水校尉，都加赠印绶，并给他们建立庙宇，把钟山改称为蒋山，现在建康东北的蒋山就是这山。打这以后，灾难消失了，老百姓于是就隆重地供奉祭祀他。有一个叫刘赤父的人，梦见蒋子文召他当主簿。约定他上任的日子十分紧迫，于是他就到蒋山庙里向蒋子文倾诉自己的困难，他向蒋子文请求道：“我母亲年迈，儿子幼弱，情况实在很窘迫，求您多多宽恕。会稽郡的魏过，多才多艺，善于供奉神仙，我请求您提拔魏过来替代我。”接着他便拼命磕头，把头都磕破了。庙里的巫祝说：“蒋侯特地想委屈你就职。魏过是什么人，却有这种推举？”刘赤父坚决地请求他照顾，但他始终不同意。不久，刘赤父就死了。
蒋氏父子与“台独”分子的较量：二十世纪末一段时间以来，“台独”闹剧愈演愈烈。陈水扁出于其自身的政治需要，其冒险的态度不断加剧，公开宣称明年“大选”是“一边一国”与“一个中国”的对决，这无疑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挑战。他是在步“台独”始作俑者的后尘。“台独”始作俑者叫廖文毅，是一个最早鼓吹“台独”的家伙，他1910年出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工学院，后获美国俄亥俄大学博士学位。1940年，廖文毅返回台湾省经营企业，任大承兴业、大承产物、永丰等公司的董事长。1947年，他主持成立了“自治法研究会”，开始鼓吹“台湾省独立”。这时，廖文毅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被圈进了通缉名单，只得仓皇出逃，在香港栖身。廖文毅离开台湾省后，全力投身于“台独运动”，他在香港成立了“台湾省再解放联盟”，又向联合国递交“请愿书”，要求“托管”台湾省。廖文毅的活动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曾动过扶植其执掌台湾省大权的脑筋。由于有美国人撑腰，廖文毅有恃无恐，1950年在日本又组建了“台湾省民主独立党”，自任主席。1955年，他在东京成立了“台湾省共和国临时议会”；次年又成立“台湾省共和国临时政府”，自封“大统领”。1960年，在横滨组织“台湾省独立统一战线”，自任“总裁”。廖文毅自认为是土生土长的台湾省人，受到台湾省民众的“拥戴”，有资格与蒋中正抗衡，也自有一班失意政客、落魄文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充当幕僚，出谋划策。谋刺蒋中正。有幕僚向廖文毅献计：“中华民国”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盘踞台岛，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中正在，倘若蒋中正伸腿咽气，“中华民国”也就完蛋了。“台湾省共和国”必须名正言顺地成立。廖文毅一听，连称“言之有理”，便让幕僚物色刺客，暗杀蒋中正。终于有一李氏幕僚物色到一个合适人选，荐往廖文毅处，廖听了介绍，十分满意，便决定约见。刺客名叫郑松焘，自称是郑成功的后裔，毕业于日寇办的“台湾省警察学校”，学的是刑侦专业，曾经在台北市警察局当刑警。后被开除，不得已赴日本当保镖。他拍胸夸口：“给我五百两黄金，就能买到蒋中正的头。”最终，廖文毅和郑松焘谈妥几点：一、行刺蒋中正，只要开枪，不管击中与否，赏黄金五百两；二、开枪击中，轻伤加赏黄金一百两，重伤加赏二百五十两，毙命加赏五百两；三、赴台旅费及活动经费，概由廖文毅支付；四、此行如果丧生，一应身家后事由廖文毅负责料理，如果负伤，也由廖负责提供诊治、疗养费用。1961年10月26日，郑松焘从东京飞往台北。郑松焘在台北市内的“白龙宾馆”办妥入住手续后，立刻给台北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刑警岳安和打电话，邀其来宾馆一晤。岳安和与郑松焘是小学、初中、警察学校的同班同学，又是近邻，两人关系相当不错。次日，岳安和如约去宾馆，见面后郑松焘说自己最近已经改行做了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因是台湾省人，安排他负责一个专门介绍台湾省政要人物日常生活情况为内容的栏目。最后，郑松焘说：“安和兄，这样吧，先谈蒋中正，他是‘总统’，我向读者介绍，当然先要介绍显赫人物。”这样一连“采访”了三天，郑松焘对蒋中正的有关情况已经烂熟于心。但作为一名合格的刺客，在了解行刺目标的有关情况的同时，还须考虑自己行刺后的退路。郑松焘盘算自己下手后，肯定难以用合法的方式逃离台湾省，只有以偷渡出逃。他决定先去安排好偷渡事宜，免得事到临头措手不及。郑松焘花了三天时间，找到了一个当年的熟人。此人很仗义，没收郑松焘一分钱，就给他办妥了届时从嘉义偷渡离台的有关事宜。说来也巧，这天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蒋中正将于次日下午2时去“革命实践研究院”做演讲。郑松焘于是决定次日行刺。由于海关检查的关系，郑松焘入境时不能携带手枪，他事先已经盘算过，想向岳安和借用。郑松焘给岳安和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准备到龟山岛去走一趟，为安全考虑，想借一支手枪带着防身，希望老朋友给予方便。岳安和一口答应，约定当天午夜前后把手枪和子弹送往宾馆。岳安和接到郑松焘的借枪电话后，口头上虽然答应，但心里已经觉得不对头了。郑松焘刚抵台北时，并没说过要去龟山岛；况且，龟山岛既无野兽，也无海盗，对于旅游者来说，安全不会发生问题，无需携枪防身。岳安和又回忆了郑松焘来台湾省后的一些情况，发现他所打听的全是与蒋中正的安全有关的内容，又联想到报上已公布了蒋中正明天下午要去"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的消息，不禁一愣：郑松焘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借手枪，这难道是巧合吗？岳安和想到这里，坐不住了。行刺“总统”，乃杀头之罪，郑松焘作为凶手固然要受制裁，我岳安和提供情报、武器也逃脱不了干系。怎么办？岳安和考虑多时，决定向当局举报。岳安和干了多年的刑警，头脑灵活，思维清晰，迅速向蒋经国举报。蒋经国对蒋中正的安全做了周密安排，并建议取消了去“革命研究院”演讲。狡猾的郑松焘发现了岳安和到蒋经国官邸举报的蛛丝蚂迹，连夜逃离台湾省岛，经香港飞回日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风雨飘摇中的台湾省国民党政权陷入了愈加深重的内外交困。从美洲大陆频频袭来的“将与北京修好”的“尼克松冲击波”，令蒋中正父子忧虑如煎。为了阻止中美之间的往来和建交，蒋经国飞抵美国。1970年4月24日12:10，蒋经国离开了下榻的旅社，前往两街之隔的布拉萨大酒店，出席远东工商协会为他举行的午餐演讲会。因为下雨，蒋氏临时改变步行计划，坐进了一辆“林蒙生”黑色轿车。中午的曼哈顿闹市区交通格外拥挤，有二十多名“台独联盟”成员在酒店前边手持标语，狂喊示威。轿车行进得异常缓慢。12:15，车到酒店门口，蒋经国正欲跨入酒店正门之际，突然，从正门两侧的大理石柱后面，迅速闪出两个刺客，其中一个冲过警卫线，窜至近前，举起手枪朝着蒋经国的后背就要射击。此时蒋经国由导员推动扇形旋转门向里迈步，正处于无所遮掩的有效射程内！就在刺客即将扣动扳机的一刹那，紧随蒋经国身后的美方警探詹姆士•沙德眼疾手快，猛扑过去，抓住刺客的手腕狠命往上一抬，只听“砰”的一声，枪响了。也几乎就在同时，伴护蒋经国左右的两名台方警卫，跃身以蔽，挡成人墙，并顺势推了蒋氏一把，子弹尖啸着从蒋的上方穿门掠过，钻进了酒店大厅的木壁内，刺客迅即被制服。另一名刺客见同伙失手，发疯般地闯过来欲施营救，当即被警察用警棍痛掷头部，打飞了眼镜，血流如注，趴在地上。经过美方警署的审讯，两名刺客皆系台湾省人，开枪者叫黄文雄，另一个乃郑自才，同为“台独联盟”的狂热骨干。这“台独联盟”，全称“全球台湾省人争取独立联盟”(又名“世界台湾省独立联盟”)，1970年初在美国新泽西州正式“亮相”，惯以制造暴力恐怖事件而名恶海外。郑黄二人之所以要瞄准“蒋院长”下手，目的就是想通过行刺当时坚持一个中国、且负责台湾省情报与治安系统的蒋经国，来打击台湾当局，张扬“台湾省独立运动的声音”。若不是蒋经国那天临时以车代步，打乱了郑自才他们设定的时间表而引致慌乱，这两个凶手的谋刺很可能得逞。李登辉执政台湾省期间，曾给蒋经国当过秘书的宋楚瑜、马九英(祖籍为湖南)、冯沪祥(祖籍辽宁)，均受到李登辉的打击和排挤。宋美龄也因“台独”猖獗等原因，于1991年12月21日离台赴美居住。
中国全民民主统一会：“中国全民民主统一会”简称“全统会”，1990年1月21日成立。成员主要有黄埔、军统出身的“国大代表”和国民党党、政、军、警、特系统中的部分中高级人员。参加者还有退伍军人、青洪帮帮派人物，以及华侨界、知识界人士。有会员三百余人。该组织主张维护和保持蒋氏父子(蒋中正、蒋经国)所建立的国民党政权的“法统”地位和既定的方针路线，反对台湾省政权“台湾省化”、民族分裂和“台独”。 跟帖时间 2010-02-09 21:25:2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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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姓宗祠通用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九侯世泽；三径家声。全联典指汉朝时期的蒋诩，隐居故里。庭中辟三径，闭门谢客，唯与高逸之士求仲、羊仲来往。
山亭世泽；玉渚名流。上联典指西周时期的蒋伯龄受封之地蒋国，古有山亭。下联典指宋朝文学家蒋煜等名流。
为社稷器；具文武才。上联典出三国时期的蒋琬随刘备入蜀，诸葛亮称其为“社稷器，非百里才”。亮卒后，代为丞相。下联典指三国时期的蒋济，有文武之才。
钟山留祀；竹径初宾。上联典出东汉时期的蒋子文，孙权为其立庙，封蒋侯。下联典出汉朝时期的蒋诩归乡里，于院中辟三径，足不出户，唯求仲、羊仲从之游。
铜符鼎峙；玉笋联班。全联典指汉朝时期的蒋满，与其子蒋万同诏征见。宣帝曰：“父子宣同日剖符。”即下诏以蒋满为淮南相，以蒋万为弘农守。
2.五言通用联：
山亭绵世泽；荆渚颂名流。上联典指蒋伯龄受封之地蒋国，古有山亭。下联典指宋朝文学家蒋煜等名流。
四封花色丽；三径竹阴清。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蒋沇。下联典指汉朝时期的蒋诩。
维新浑祖烈；有谷裕孙良。采用蒋祥墀撰湖北省天门市蒋氏宗祠联。
3.六言通用联：
雅言诗书执礼；益友直谅多闻。采用清朝书法家蒋衡撰书联。蒋衡，金坛人。
4.七言通用联：
花色遍四封之丽；竹阴留三径之清。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蒋沇，兄弟四人均为才吏。下联典指汉朝时期的蒋诩。
赋秋河而得丽女；过清溪又访小姑。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蒋防。下联典指东汉时期的蒋子文妹。
邦显碧岩三绝画；廷锡集成万卷书。上联典出明朝画家蒋时行，字邦显，尝筑憩神楼于碧岩，三年不下，所绘《真武像》与《上庵图像》、《瀑布龙口圣像》合称三绝。下联典出清康熙文华殿大学士蒋廷锡，钦命核定“古今图书集成”万卷。
松竹犹存三径菊；公琰自非百里才。上联典指汉朝时期的蒋诩。下联典指三国蜀大司马蒋琬，字公琰，孔明称他有社稷之才，非百里才。
蜀中曾继如龙相；湘上今传伏虎名。此联为蒋琬祠联，祠祀蜀汉名臣蒋琬。
祖德绵长肇东汉；宗功久远靖西陲。此联为安徽省砀山县蒋祠村蒋家祠堂联。
高洁天然飞石鹤；钟灵毓秀潜元龙。全联典指东周春秋时蒋国国君蒋子涵。
5.八言以上通用联：
玉笋民班，丰姿可爱；琼花直谏，赤胆堪嘉。上联典指唐朝咸通进士蒋凝，风姿美，号水月观音。下联典指明朝御史蒋瑶。
廷诏待颁，文经武纬；宗祧克肖，子孝孙贤。此联为福建省华安县仙都镇蒋氏宗祠廷宗堂联。
廷材建乐安，万古诗书铭美；宗功耀大地，千秋俎豆增光。此联为福建省华安县仙都镇蒋氏宗祠廷宗堂联。
绍禄游泰和以开严庄，名扬吴郡；仲南还湘乡而归曲靖，德盛楚邦。此联为湖南省沙溪蒋氏宗祠联。 跟帖时间 2010-02-09 21:19:4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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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的字辈排行 -- 浙江奉化蒋氏字辈：“祁斯肇周国孝友德成章秀明启贤达奕世庆吉昌”。注：蒋中正之父名蒋肇聪，蒋中正为“周”字辈(谱名周泰)，蒋经国为“国”字辈，蒋经国的两个儿子以“孝”字排列，分别取名为孝严、孝慈。
浙江天台蒋氏字辈：
行派：“绍惟国学允克以如公伯元大邦家之卿日旭观兰瑞天高喜桂香”。
字派：“汝宗光起忠良其亨朝廷万永士子承昌义取五行金水木火土生生不了之意锦江来耀址银汉相熙垣”；
浙江暨阳蒋氏字辈：
原派：“百千万寿岗陵视孝悌仕浩刘云庆尚彬珙琦景美吉振大纲仁良增富肯雅秀伤冠裳”；
二年分派：尚清迁繁幅绶馆享荣华富贵贻谋燕驽克禺庆后”；
七年分派：仕亚还德建贤宗正详文章科第显名扬英才群勷洪恩宠永远乾远乾坤世业长”。
浙江兰风蒋氏字辈：“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絜静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
浙江乐清蒋氏字辈：“永仁徙天定端士焕成章一统乾坤广世代万载昌华夏”。
四川剑邑蒋氏字辈：
文谟支派：“德厚云礽溥功高胜字扬根深连叶茂本固定枝芳”；
仲逵支派：“学辉魁茂泰兴国振中华玉昆金友聚堂棣兢秀盛”；
仲维支派：“孟思遇昌荣华夏永升平飞黄腾达日流芳百世盛”；
孟谟支派：“德修心自泰善积后蕃昌世泽连绵远家声庆衍长”；
壕溪支派：“郝万振家邦壕溪思本源和睦异乡居世代永其昌”；
怀恭支派：“世德光昌远承先裕后贤门庭叨福佑孝友守家传”；
邦谟支派：“高升元景运世代传九候溯源流芳长千秋永啓后”。
四川冕宁蒋氏字辈：“鹤启可嗣国廷登德肇元祥忠茂必昌荣华天开远万年传丹桂东鲁继为先耕学承光泽经武映长川”。
四川宜宾富顺、高县、云南镇雄、彝良、威信、贵州修文蒋氏字辈：“时成奇(其)茂(毛懋)文芳登金芝(枝)玉世(石)有富寿(贵)银春忠映(应)朝仕科明永兴光宗显大胜(盛)得恩榮”。
四川安岳蒋氏字辈：“钟智全安朝帮生云寿恩光”。
四川蒋氏一支字辈：
行派：“应世正大一尚仕建才能朝廷宗有庆万国启昌明先开荣华际仁义礼智信道德安邦本永在富贵春”；
字派：“怀宇台卿生成章美玉清梅林因时盛俊杰喜高升学儒鹏程远书声起凤鸣发达通云汉桂兰耀辉腾”。
湖南安化蒋氏字辈：“荣如永宗然彦孟金朝加益显忠诚克立奇功修学业英贤世守圣明君恭维先泽本隆昌次序敦和肇锡长钜望汉中经鼎盛鸿勋楚宇灿雲章诗书力业登科甲孝友承家選俊良蔚起人才昭善述魁名辉映冀联芳”。
湖南邵南蒋氏字辈：“千万才必仲天大惟馨晋藻幹舒民泽迪思淑尔类仁义礼智信宏贻偑永怀誉履庆方开”。
湖南沩宁蒋氏字辈：
通谱公派：“恭维先泽本隆昌世序敦和(亲)肇锡长钜望汉中经鼎盛鸿动楚宇燦云章诗书力业登科甲孝友承家选俊良蔚起人才昭善述魁名辉映冀联芳”；
光甫支派：“国忠成原志祥乾道德清廉庆寿全宁湘楚里英明广斗柄文衡祖振严”；
乾隆庚戌六修谱定派：“宁湘开泽远作述在贤良孝友芳名久光先绍汉长”。
湖南宁邑蒋氏字辈：“际忠成源河海兆永朝世立国泰民安湘启祖传嗣广英贤恒守应昌荣原泉资必达深造得常盈孝友承先业诗书建大名”。
湖南衡山蒋氏字辈：“祖德远垂芳”。
江苏京江蒋氏字辈：“吉士增宗德荣名寿国华”。
江苏徐州蒋氏字辈：“景运世大泰瑞兴长光明忠厚传家永孝友继先声福寿本立正勤振道德生”。
江苏盐城蒋氏字辈：“金和邦永…国顺登良道崇贤孝乃光”。
山东博山蒋氏字辈：“心持其正行则于芳德乃佩茂名溢大扬”。
山东胶南蒋氏字辈：“峰灵洪金函叶明公”。
山东苍山蒋氏字辈：“廷洪如春连开始正宗续万世授昌明”。
重庆南川蒋氏字辈：“寿朝国应仕伦德绍安邦文成明立永延高才有良举贤福禄久宏伟傅家长荣华富贵远金银欲满堂”。
重庆永川蒋氏字辈：“朝庭(廷)徙爵禄继宗正春锦联科家振声”。
重庆蒋氏一支字辈：“高千惟子梦继福永兴万仁义礼智信加增福贵全(荣)周昌传厚德和顺锡长年大汗中多秀贻谋又楚贤期思启祖国新化发嗣元乐安承先绪典裔守良田”。
辽宁海城蒋氏字辈：“永德春兴井运昌天生富丽世泽长鸿其学业名应振守而良心品自芳宝殿恩荣清福泰大廷彦会御林香同宗有本如梓树亿兆青枝献瑞祥”。
辽宁锦州蒋氏字辈：“德树乃华昌”。
东北蒋氏一支字辈：“入守有云廷世天国兴基立本希再其曰乃培治克景如永斯维”。
广西桂林蒋氏字辈：“贤德远以”。
广西富川蒋氏字辈：“湘桂姬周裔齐联团结欢英才期蔚起敏学绍书香”。
广东佛冈蒋氏字辈：“长云国茂泰达太永福元方名万载绍泗香历代荣华大吉昌金殿官星飘远近安邦定国振纲常”。
贵州遵义蒋氏字辈：“高千惟子梦继福永兴万仁义礼智信嘉增富贵荣周公垂后德制作振才能辅国思安稷枝叶亘古绵”。
安徽无为蒋氏字辈：“尚成贤世德永远怀留芳”。 跟帖时间 2010-02-09 21:16:4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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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的家谱文献 -- 北京密云蒋氏家谱八卷，(民国)蒋士铜等序，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居易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河北搏野蒋氏宗谱六卷，(清)蒋芳原续修，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居易堂、亦政堂、慎枢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北声石家庄市图书馆。
江苏扬州邘东蒋氏族谱十二卷，(民国)蒋煜等重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三经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江苏南通崇川蒋氏世谱四卷，首一卷，(清)蒋宝琛辑，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南通市图书馆。
江苏镇江蒋氏重修族谱，(清)蒋从宣等重修，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仅存两卷)、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镇江京江蒋氏宗谱四卷，(清)蒋名甲、蒋素修，清成丰元年(公元1851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
江苏镇江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手写本，今仅存三第卷、第八卷、第十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
江苏丹徒蒋氏宗谱八卷，(清)江为霖辑，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丹徒蒋氏宗谱六卷，(清)蒋学曾等重修，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丹徒镇江丹徒县蒋氏族谱四卷，(民国)蒋寿昌、蒋聘三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美国。
江苏丹徒蒋氏支谱八卷，(民国)蒋德彰重纂，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三经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江苏常州毗陵蒋氏世谱，著者待考，一梅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六卷、卷首。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常州新安蒋氏宗谱二十六卷，(清)蒋裕德、蒋兆福等修，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三经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缺第五卷)。
江苏常州新安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时期三经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十～十一卷、第十五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注：其中记事至民国三十六年。
江苏常州溪北蒋氏宗谱二十卷，(清)蒋正兴等修，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常州毗陵墅村蒋氏宗谱十卷，(清)蒋金川修，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追远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常州墅村蒋氏三修宗谱十二卷，(民国)蒋荣须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追远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常州毗陵蒋氏世谱前编十卷，首一卷、末一卷，后钢九卷，首一卷、末一卷，续修后编八卷，首一卷，(清)蒋全林、蒋爃全等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前后两次编汇修，三经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仅存后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江苏常州毗陵蒋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民国)蒋金洪纂，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三经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江苏常州蒋氏家乘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蒋信大等续修，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三经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常州晉陵蒋氏宗谱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蒋彦文修，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世恩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
江苏无锡锡山蒋氏宗谱，(清)蒋钟修，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一梅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无锡锡山蒋氏宗谱二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清)蒋汝佶编辑，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一梅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
江苏无锡锡山蒋氏宗谱二十六卷，首一卷，(清)蒋士侗编，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无锡锡山蒋氏宗谱三十卷，首一卷，(民国)蒋士松等纂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无锡蒋氏宗谱一卷，(清)蒋炳章手录，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南开大学图书馆。
江苏江阴蒋氏支谱六卷，著者待考，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江阴青暘蒋氏支谱六卷，(民国)蒋念劬等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三经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常熟蒋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四册。
江苏吴县洞庭后堡蒋氏宗谱十二卷，(清)蒋用恒、蒋坤等续修，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吴县娄关蒋氏本支录右编附录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蒋堃贤修，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吴县娄关蒋氏本录右编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蒋锡宝等辑，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吴县娄关蒋氏本支录，著者待考，蒋祖芬修，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杭州武林蒋氏族谱，(清)蒋寿龄撰，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萧山蒋氏宗谱十八卷，(清)蒋景麒、蒋振芳等续修，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奉化西蒋蒋氏宗谱三卷，(清)蒋继浩、蒋斯水修，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D)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奉化塘头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年间修，手写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奉化汇溪蒋氏宗谱两卷，首一卷，(民国)戴复礼重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手写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奉化峨阳蒋氏宗谱四卷，首一卷，(民国)赖士龙重修，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木刻木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奉化江口蒋氏宗谱六卷，(民国)周孝成编修，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奉化武岭蒋氏宗谱三十二卷，首一卷，(民国)吴敬恒、陈布雷编，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上海中华书局仿宋铅印本。现被收藏在上海市档案馆、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浙江省宁波市档案馆、浙江省奉化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诸暨七里川堂蒋氏宗谱二十四卷，(清)蒋鸿藻、蒋景耀纂修，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三治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诸暨暨阳紫岩蒋氏宗谱二十二卷，(民国)蒋如璜、蒋汝琏修纂，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二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新昌重修后蒋氏宗谱四卷，首一卷，(清)蒋肇昇、蒋肇成等纂，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新昌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新昌重修后岸蒋氏宗谱四卷，(民国)蒋绪运、蒋本兰总理，蒋本兴等纂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新昌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嵊县剡西蒋氏宗谱六卷，(清)蒋元义等重修，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兰溪蒋氏宗谱一百二十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姚塘下乡大坵田村。
浙江兰溪蒋氏宗谱六十四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溪县水阁乡洪塘里村。
浙江东阳泰星蒋氏宗谱二十一卷，(民国)蒋嘉正纂，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东阳县东白乡蒋村桥村。
浙江临海西庄蒋氏房谱一卷，(清)应守险纂，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临海县博物馆。
浙江临海蒋家山蒋氏宗谱三卷，(民国)蒋士法等纂，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临海县博物馆。
浙江临海盍竹山勘头蒋氏宗谱九卷，(民国)蒋敏谦纂，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临海县博物馆。
湖南宁乡湖南宁邑灰阳蒋氏支谱不详，(清)蒋先正纂修，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湖南宁乡沩宁道林蒋氏十修族谱十七卷，首一卷，(民国)蒋本沩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浙江上虞虞西蒋桥钱氏支谱十二卷，(民国)钱钟瑜纂，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射潮堂铅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虞东蒋山夏氏宗谱六卷，首一卷，(清)夏洪纂修，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明德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遂安三径蒋氏宗氏族谱二十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缙云蒋氏宗谱，(现代)蒋氏宗谱重修理事会编，1999年计算机排版胶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安徽新安新安蒋氏宗谱，(民国)蒋潮田、蒋瑞伦等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三经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丹阳蒋氏宗谱，(民国)蒋逍镒等修，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眭锦堂木刻复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萧山萧山蒋氏宗谱，(清)蒋麟振等修，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燕翼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七册，今缺第九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萧山萧山临浦蒋氏宗谱，(清)蒋志圻纂，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忠雅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临安蒋氏宗谱，著作待考，忠雅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缺第三卷)。
浙江诸暨暨阳盘山蒋氏宗谱，(民国)蒋驿臣、蒋铁峰等修，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敦伦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三册(缺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诸暨既阳紫岩蒋氏宗谱(序)，著作待考，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吴县蒋殷支谱十一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蒋祖澜纂，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蒋氏家谱，(民国)蒋士铜等纂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蒋氏家谱五卷，(民国)蒋铠珍等纂修，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居易堂、亦政堂、慎柜堂同刻活字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京江蒋氏宗谱四卷，(清)蒋名甲纂修，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活字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茶亭蒋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蒋厚□纂修，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追远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蒋氏敦复堂家略四卷，(清)蒋寿祺撰，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毗陵蒋氏世谱前编十卷，首一卷、末一卷，后编九卷，首一卷、末一卷，续修后编八卷，首一卷，(清)蒋全林纂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活字本三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邓巷蒋氏宗谱十卷，(民国)蒋忠纂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松荫义庄活字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墅村蒋氏三修族谱十二卷，(民国)蒋荣须纂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追远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灵台蒋氏宗谱二十卷，(民国)蒋文林纂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敦睦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香山蒋氏续修支谱十二卷，首一卷，(民国)蒋湘源纂修，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三经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蒋氏宗谱八卷，(民国)蒋佩锦纂修，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忠雅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岑村蒋氏宗谱十卷，(民国)蒋锦绶纂修，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三经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暨阳七里上马石蒋氏宗谱，(清)蒋汝杰纂修，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雍集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兰风蒋氏宗谱十卷，(民国)蒋增煊纂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三经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硖石蒋氏支谱，(民国)蒋述彭纂修，民国十八年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武岭蒋氏先系考卷附宗谱凡例一卷，(民国)陈布雷纂修，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邵武蒋氏族谱四十九卷，首三卷、末一卷，(民国)佚名纂修，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沛丰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十九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丹徒蒋氏宗谱，(清)蒋森等纂修，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手写本三册，残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丹徒蒋氏续修族谱六卷，(清)蒋金城等纂修，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丹徒蒋氏支谱八卷，(民国)蒋德彰等纂修，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三经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巴陵蒋氏宗谱七卷，首一卷，(清)蒋继诩等纂修，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蒋氏宗谱，(清)蒋群琦等纂修，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安化蒋氏族谱六十二卷，首一卷，(清)蒋类三等纂修，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保元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吴县娄关蒋氏本支录右编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蒋德骅等纂修，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吴县蒋殷支谱十一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蒋祖润纂修，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奉化蒋氏家谱，(清)蒋诚等纂修，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八～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奉化武岭蒋氏宗谱三十二卷，首一卷，(民国)陈布雷等纂修，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中华书局铅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奉化霞浦蒋氏南房宗谱，(民国)蒋良继等纂修，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世裕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武进新安蒋氏宗谱三十卷，(民国)蒋瑞伦等纂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三经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上泉蒋氏重修宗谱，著者待考，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五～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上泉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五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上泉蒋氏重修宗谱六卷，(清)蒋嘉顺等纂修，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一～三卷、第五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上泉蒋氏重修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木刻活字印本五册，今仅存第三卷、第五～八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安儒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二～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安儒蒋氏元房宗谱四卷，(民国)蒋钟灵等纂修，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安如蒋氏梅房宗谱，著者待考，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90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第一～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泰里蒋氏宗谱十二卷，(清)蒋立庭等纂修，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一册，今仅存第一～十卷、第十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泰里蒋氏宗谱十三卷，(清)蒋延缙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今仅存第一～十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泰里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一册，今仅存第二～五卷、第七～八卷、第十二～十四卷、第十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泰里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今仅存第五卷、第七卷、第十卷、第十三～十四卷、第十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泰里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今仅存第三～四卷、第十～十五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重修吴宁横城蒋氏宗谱九卷，(清)许方勋等纂修，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一～六卷、第九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横城蒋氏义塾记，著者待考，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会源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卷、第五卷、第七卷、第十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东阳岩下溪边蒋氏家乘六卷，(民国)蒋井友等纂修，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4年)木刻活字印本五册，今仅存第一～四卷、第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金沙下庄蒋氏家乘，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慎余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三～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金华蒋氏宗谱六卷，(民国)蒋椿森等纂修，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金坛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宜兴西余蒋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民国)蒋聚祺等纂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世德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宜兴后贤支蒋氏家乘三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蒋长春等纂修，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树滋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今仅存第一～四卷、第七～三十二卷、卷首、卷末。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晋陵蒋氏宗谱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蒋彦文等纂修，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世恩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浦阳蒋氏宗谱，(清)蒋信礼等纂修，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木刻活字印本五十四册，今仅存第一～二十九卷、第三十一～三十五卷、第三十七卷、第三十九～四十一卷、第四十三～四十四卷、第四十八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浦阳蒋氏宗谱，(清)蒋倬京等纂修，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十册，今仅存第一～二十八卷、第三十～五十七卷、第五十九卷、第六十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浦阳蒋氏宗谱，(清)蒋贤镇等纂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十七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浦阳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浦阳官岩蒋氏宗谱，(清)蒋世礼等纂修，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第四～五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浦阳官岩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三～四卷、第七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浦阳官岩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二卷、第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浦阳官岩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浦阳官岩蒋氏宗谱九卷，(清)蒋邦彦等纂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一卷、第四卷、第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常州蒋氏续谱，(清)蒋志品等纂修，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郁文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三～七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常州蒋氏家乘十二卷，(民国)蒋文忠等纂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27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常熟城南蒋氏西北支北宅二房长支第一次修正谱稿，(民国)蒋应灼纂修，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伤害崇明蒋氏世谱，(清)蒋安行等纂修，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四～六卷、第八卷、第十卷、第十五～十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阳羡砖场支蒋氏宗谱八卷，首一卷，(清)蒋维盛等纂修，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孝思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无锡锡山蒋氏宗谱二十四卷，首一卷，(清)蒋汝佶等纂修，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一梅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无锡蒋氏宗谱二十四卷，(清)蒋锡缨等纂修，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无锡锡山蒋氏宗谱二十六卷，首一卷，(清)蒋士桐等纂修，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一梅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遂安三径蒋氏家谱，著者待考，明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遂安三径蒋氏家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蓝格抄本一册，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遂安三径蒋氏家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朝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残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遂安山湾蒋氏宗谱五卷，首一卷，(清)蒋启霖纂修，清光绪四年嘉会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婺东禹峰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鄞县长寿乡南津蒋氏宗谱五卷，(民国)陈廉卿等纂修，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佑启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蜀山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麟德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八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会稽会邑江左蒋氏宗谱两卷，(清)蒋秉法等纂修，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世德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会稽会邑江左蒋氏宗谱两卷，(民国)蒋思明等纂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世德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义乌东陵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义乌酥溪蒋氏宗谱，(清)蒋廷玉等纂修，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残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网站。
浙江义乌酥溪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义乌酥溪蒋氏宗谱十三卷，末一卷，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今仅存第一～十卷、卷末。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义乌酥溪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今仅存第三卷、第七～八卷、第八～十二卷、第十四卷、第十七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义乌酥溪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八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义乌酥溪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今仅存第二～三卷、第五～六卷、第十一～十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宁波南津蒋氏敏房发祥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宁乡道林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宁乡道林蒋氏九修族谱二十卷，末一卷，(清)蒋本璞等纂修，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忠雅堂木刻活字印本九册，今仅存第一～三卷、第五～九卷、第十一卷、第十八～二十卷、卷末。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宁乡道林蒋氏十修族谱十七卷，首一卷，(民国)蒋本为纂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忠雅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七册，今仅存第一～八卷、第十～十七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宁乡蒋氏祠墓三卷，首一卷，(清)蒋泽汪等纂修，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忠雅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暨阳同山蒋氏宗谱四卷，(清)蒋义彩等纂修，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暨阳同山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行义斋木刻活字印本一册，残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萧山蒋氏宗谱十八卷，(清)蒋振芳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燕翼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缙云胲川蒋氏宗谱，(清)蒋兆芳等纂修，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兰溪上蒋蒋氏宗谱，(民国)蒋其溧等纂修，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兰溪上蒋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二卷、第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观巷蒋氏草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时期三经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忠孝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五卷、第十五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蒋氏龙边原谱两卷，(清)蒋之奇纂修，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忠雅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思成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十～十四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思成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残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时期乐安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蒋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乐安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蒋氏续修族谱，著者待考，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乐安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十四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广西富川蒋氏宗谱三卷，(民国)蒋运啟等修，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九侯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福建邵武蒋氏五修族谱四十四卷，首卷一～三册、末一卷，(民国)蒋臣泽绳主修，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广西富川蒋氏宗谱三卷，(民国)蒋运啟等修，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河北蒋氏家谱六卷，著者待考，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木刻活字印本，缺第一卷、第四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河北蒋氏家谱五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河南锡山锡山蒋氏宗谱二十四卷，(清)蒋汝佶篆修，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北宜兴硖石蒋氏宗谱两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邵陵湖南邵南蒋氏族谱二十五卷，(清)蒋舒磐主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蒋氏谱湖南长沙道林蒋氏七修族谱十七卷，首一卷，(民国)蒋本沩主修，民国壬戌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岑村蒋氏宗谱十卷，著者待考，民国时期重修，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茶亭蒋氏宗谱卷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蒋国昌主修，清咸丰壬子年(公元185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淞阴义庄邓巷蒋氏宗谱十六卷，(民国)蒋忠增等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青浦汪洋村蒋氏敦复堂家谱四卷，(清)蒋寿祺篆修，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蒋氏宗谱八卷，(民国)蒋克峻主修，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江宁蒋氏宗谱四卷，著者待考，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跟帖时间 2010-02-09 21:13:2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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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东莱郡：东莱郡始建于西汉高祖时，治所在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东汉时移治黄县（今山东省龙口市东）。后改为国，唐朝时曾改为莱州。
乐安郡：东汉永元十年（公元96年）改千乘郡置国，治所在临济（今山东省青县高苑镇西北）。相当于现在山东省博兴高青、桓台、广饶、寿光县等地区。三国魏时改为郡，治所移至高苑（今山东省博兴西南）。
2、堂号
乐安堂：蒋姓出自姬姓，是周王朝的后代。周公旦的第三个儿子伯龄，被封在蒋地（今河南省固始东北蒋集，一说今河南省光山县西），建立了蒋国。春秋时蒋遭楚灭，伯龄的子孙即以国名为姓，称蒋氏。后来子孙中有人迁在乐安（今山东省邹平），并在那里发展为望族。
钟山堂：后汉时有秣陵尉蒋子文在山中剿匪时牺牲了。他生前说过“我的骨头轻，死后一定成神”。到了三国时代，吴国孙权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建了国都。一天，孙权到钟山堂游览，果然看到了死去好久的秣陵尉蒋子文，骑着白马，拿着鹅毛扇子，孙权于是就在钟山上给他盖了庙，专门派人奉祀他。蒋氏因以“钟山”为号。
九侯堂：西汉时蒋诩忠于汉室，王莽篡汉后要他做臣子，他坚决不干，就被王莽杀害了。光武帝中兴汉室后，蒋诩已死，光武帝就把他的九个儿子都封为侯。蒋氏因以“九侯”为号。
此外，蒋姓的主要堂号还有：“居易堂”、“亦政堂”、“慎枢堂”、“乐安堂”等。 跟帖时间 2010-02-09 21:09:1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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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的迁徙分布 -- 蒋氏是个古老、多民族、多源流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四十五位，属于大姓系列，人口约六百六十四万六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4２％左右。
蒋氏源于北，而盛于南，成为比较典型的南方姓氏。河南为蒋氏的最初发祥地。
先秦朝期，蒋氏主要是在今河南境内发展繁衍。自楚国灭蒋国后，蒋氏除部分仍留居河南外，大部分外迁。其中，有一支首先于汉朝已迁居陕西省境内，又一支于东汉时期迁往山东的东莱郡。另一支于南朝后宋时期迁往义阳郡羡县(今江苏羡县)。
秦、汉之际，有蒋氏西迁入陕西，东迁入山东，其中在山东博兴、寿光的蒋氏繁衍的最为旺盛，故蒋氏世代有以“乐安”为堂号的习俗。
蒋氏南迁比其他姓氏族群都要早，始于汉朝。东汉建武年间，逡道侯蒋横遭谗害，其九子避难四方，光武帝醒悟后，九子皆随地封侯，即：公华侯颍、会稽侯郑、临苏侯浙、临湖侯曜、浦亭侯巡、临江(今四川忠县)侯川、九江(今江西九江)侯稔、云阳(今陕西淳化)侯默、函亭(今江苏宜兴)侯澄。可见，自蒋横以后，其子孙多数散居于中国南方的江苏、江西、浙江、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并且成为当地的开基始祖。如此反而使蒋氏活动范围大大增加。东汉末年，有一支从河南迁往山东东莱郡，三国时曹魏的蒋济即其后裔。此期有蒋休(西汉名臣蒋翊之十世孙)自乐安迁义阳羡县(今江苏宜兴)，其子孙有迁浙江奉化之三岭。据考证，天下无二蒋，蒋氏中国人本出自于一家。汉朝以后的蒋氏，大都出自江苏的宜兴，其始祖为函亭侯蒋澄，后来中国的蒋氏人家，绝大部分都是从宜兴繁衍出来的。
唐朝初期，陈元光入闽开漳，有蒋氏将佐随往，此期有浙江天台之蒋氏移居浙江奉化。
五代时期，蒋翊的后人蒋显，出任四明监盐官，住在宁波城内的采莲桥，其后代文人蔚起，成为甬上望族。
宋朝以后，福建、广东蒋氏已盛，元季，仕杰公(宋神宗金紫光禄大夫蒋浚明之裔)始迁奉化武岭禽孝乡(今浙江奉化溪口镇)，此即蒋中正之先祖。
明清之际，有闽粤蒋氏移居海外。1949年，蒋中正政权败居台湾省，蒋氏族人大批随往。
蒋氏进入台湾省的最早者，是明朝末期跟随郑成功收复台湾省的蒋毅庵，之后福建泉州等地的蒋氏又有一些人徙居，有的又进而远播海外。
如今，蒋氏族人已广布天下，尤以四川、江苏、湖南、浙江等省多此姓，上述四省蒋氏约占全国蒋氏人口的60％左右。 跟帖时间 2010-02-09 21:05:3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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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的各支始祖 -- 蒋 辉：明时自句容蒋岗迁居镇压江南门城内。丹徒蒋氏始祖。
蒋朝万、蒋宁亚：唐天复间迁巴陵黄龙山，传十一世至宁亚，遂家东陵。
蒋 铎、蒋 泽：守末初自台州迁居东阳怀德乡高沙，再迁上泉，铎十三世孙泽，迁居永康孝义乡吕山塔，为本支始迁祖。大山塔蒋氏始祖。
蒋千一：南宋末自东阳横城迁居永康西源。永康蒋氏始祖。
蒋 建：汉时自安阳迁居全州洮阳梅潭，子孙散居永州、桂州之间。梅潭蒋氏始祖。
蒋应科、蒋应第：明末自如牟迁居江阴大桥墩镇压塘坊圩。香山蒋氏始祖。
蒋九成：南宋时自江阴迁居刘庄，子孙分居赤岸、长寿、湖塘、陈巷施村、黄土塘等处。刘庄蒋氏始祖。
蒋之义、蒋济时：北宋中叶自宜兴迁居江阴城。蒋济时在明中叶自邑城迁居蔡泾南闸。澄江南闸蒋氏始祖。
蒋荣九：五代时自潭州圳上迁安化常丰。
蒋 堂、蒋 晋：宋仁宗时名臣，自宜兴隔湖西迁居吴县杉渎桥西侍其巷，传至十三世孙晋，赘于辛村湾殷氏，子孙徙其姓十有余世。
蒋 光、蒋仁杰：五代末自常州迁居鄞县采莲桥，蒋仁杰维蒋光十三世孙，自奉化清修岭迁居本邑武岭。武岭蒋氏始祖。
蒋(小二十)：小二十，南宋初自苏州大片滩迁居奉化三江霞浦。霞浦蒋氏始祖。
蒋添伦、蒋通一、蒋逵二：始迁祖：蒋添伦，宋末自家兴迁居武进新安乡，至四世孙通一、逵二分为大房两系。新安蒋氏始祖。
蒋 霸、蒋 礼：五代时自台州迁居缙云徐家畈，裔孙礼迁居永康西烈桥，信迁居武义东内白桥。
蒋忠祚、蒋 旭：蒋澄裔孙，元时迁居浦墅，蒋旭维蒋忠祚曾孙，明时自浦墅迁居西余。西余蒋氏始祖。
蒋宜行：元末迁居宜兴隔西安东里后堰巷。后贤支蒋氏始祖。
蒋庆宜：元末自宜兴迁居湖滨双桥。双桥墩蒋氏始祖。
蒋幼朗：宋咸平间迁至石润桥。润桥蒋氏始祖。
蒋 庆、蒋 毅、蒋 荣：南宋末自宜兴迁居淞江黄喷湾，二世祖蒋毅转徙上海浦南十六保，至四世祖荣，于明初再迁浦北二十一保宝湖。南汇蒋氏始祖。
蒋敊廉：南宋初自会稽横山迁居浦阳官岩。浦阳高园蒋氏始祖。
蒋 兴、蒋云凤：南宋初官临安府儒学提举，遂家钱塘，后迁海宁盐官城北光亭桥墩西，蒋云凤维蒋兴十七世孙，清康熙间行硖石镇。硖石蒋氏始祖。
蒋文举：明初自凤阳竹林湾迁居常州火田坪。
蒋 俊：南宋理宗时自三衢龙邱西垣迁居遂安挥扬。三径蒋氏始祖。
蒋 逵：宋末自宜兴迁居遂安山湾。遂安山湾蒋氏始祖。
蒋延徽：唐末吴王杨行密婿，官信州刺史，遂家州之永丰永平乡岩后。丰溪岩后蒋氏始祖。
蒋 贰、蒋子才：北宋初自金华石室迁居龙邱芥岭，五世祖子才，南宋初自芥岭迁居龙邱太平乡兰源蒋岭。上蒋蒋氏始祖。
蒋命三：字益恭，一字益宾邑庠生治，经生卒无考，娶吴氏常州。女生卒无考合葬怀南乡洗白荡当字呈地主穴乙山辛向。了一秉中女一适宜兴储宋绍熙癸丑进士，官盐察御史讳教十三世孙成化辛丑进士官刑部员外郎，讳材元孙邑附生讳云属孙太学生崇源，是为迁常始祖有纪略。江苏蒋氏始祖。
蒋 潣：陵公长子，字的泉，配朱氏，继配赵氏，子二：蒋承、蒋文，生卒失考。葬菊花山枝。元配继配祔。江苏京江蒋氏始祖。
蒋应科：字东泉，乡饮大宾勤俭持家谦卑接物迁居卜宅建宇开基，生於明隆庆二年戊辰，卒於崇祯皇帝十六年癸未，寿七十六，配黄氏，生於明隆庆三年已巳，卒於清顺治二年乙酉，寿七十七，合葬箱子二圩三十一号田丙。子二：蒋玉芝、蒋玉兰。公先世徙居如明季复迁江阴大桥镇之塘坊圩为香山支祖。江苏香山蒋氏始祖。
蒋 恭、蒋陈宗：任台州刺史配郑氏封化源郡君。会稽蒋氏一世祖：蒋陈宗，行宗七，配骆氏，由诸暨七里迁居会稽山贤妵名村遂为蒋村始迁之祖焉。浙江蒋氏始祖。
蒋九成：文藻公长子，字君韶，行七十二，居图庄为刘庄之始祖，生於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已巳卒於嘉定十六年癸未配石塘桥胡公常女，生子四：蒋永恭、蒋永良、蒋永谦、蒋永让，葬於刘庄有傅按九成公在大宗为九十四世孙龙桥公纂修明谱以七十二府包天麟作七十二府君薄云公讳九成怀宋元旧谱合今，自九成公至重文公之三世有旧谱可籍则遵旧谱而福八以下悉從明谱修焉。浙江绍兴刘庄蒋氏始祖。
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2-09 21:03:22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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