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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氏的历史名人 -- 贝 瑗：(公元？～167年待考)，魏郡元城人。著名东汉时期宦官。
贝瑗是东汉恒帝时期的著名宦官，时出任黄门令。因权利之争，他与左悺、徐璜、单超、唐衡五人与权臣大将军梁冀积怨。
东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农历7月，汉恒帝秘密串通贝瑗、左悺、徐璜、单超、唐衡五人，准备灭梁冀。农历8月，贝瑗收买调集司隶校尉张彪，率兵突然包围梁冀府第，收大将军印绶，梁冀与其妻邓寿皆自杀。梁冀之党卫尉梁淑、河南尹梁胤、屯骑校尉梁让、越骑校尉梁忠、长大校尉梁戟等，及中外宗亲官秩两千石者数十人皆伏诛。太尉胡广坐免。司徒韩縯、司空孙朗下狱，连坐倒霉之大小官员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之一空。
之后，汉恒帝晋升贝瑗、左悺、徐璜、单超、唐衡五人为中常侍，皆封县侯：封单超为新丰侯，邑二万户；封徐璜为武原侯、贝瑗为东武阳侯，各邑一万五千户，并赐钱各一千五百万；封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邑一万三千户，赐钱各一千三百万。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
另外，汉恒帝又封这五侯的属下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是大权皆归宦官，东汉朝廷更加大乱。太监就是太监，中常侍贝瑗等五侯擅恣，架空了汉恒帝，连当时的重臣蔡邕也被迫称疾而归。不久单超病死，其他四侯把持朝政，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贝独坐，徐卧虎，唐两墯。”
贝瑗等人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虽是太监，不能人事，单多娶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
后这四侯内争，左悺遂弹劾贝瑗之兄贝恭，说贝恭历任沛国之相，受赃甚多，应按赃治罪。汉桓帝早旧腻烦了这几个太监，在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乘机诏征贝恭入京，随即下狱。
贝瑗得讯后，赶紧入宫试图为其兄开罪，被汉桓帝缴还东乡侯印绶。之后，汉桓帝诏令贝瑗免官，贬为都乡侯，两年后的东汉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贝瑗归死于家中。
贝义渊：(生卒年待考)，吴兴人(今浙江湖州)。著名南朝时期梁国书法家。
贝义渊时南朝著名书法家，擅书法，其字精严遒劲，笔势灵动。贝义渊特别擅长大字，所书大字带行书笔意，更为雄健。
存至今日的《始兴忠武王萧憺碑》和《安成康王萧秀碑》为他所书，现存江苏南京，其中前者为楷书，碑文残损过半，其书法舒和雍容，带有行草笔意，结体峻密，为南朝碑碣所罕见。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贝义渊书《始兴王碑》，长枪大戟，实启率更。其碑千余字，完好者三分之一，尤为异宝。”
贝 俊：(生卒年待考)，著名唐朝画家。
工花鸟，犹工鹰鹘。见《历代名画记》。
贝钦世：(生卒年待考)，浙江上虞人。著名宋朝江阴知县。
贝钦世十分重视农业水利，当时县境有运河，水久已湮没，贝钦世计划峻治。他组织村民出钱出力，不逾月而成。
贝 琼：(公元1314～1378年)，一名阙，字廷琚，号廷臣、清江；浙江海宁殳山任(今浙江海宁双山乡)，一说崇德人(今浙江桐乡)。著名明朝文学家。
从贝琼的诗可以看出，他可能就是海宁当时的殳山人，有《殳山隐居诗》为证：“病客从教懒出村，两山一月雨昏昏。野花作雪都辞树，溪水如云欲到门。无复元戎喧鼓吹，试从田父牧鸡豚。来青处士时相过，犹是平原旧子孙。”
光看此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殳山山麓有他的故宅与来青堂主陆容的遗址。殳山位于硖石镇双山村，分为东殳山和西殳山，东殳山也称史山。所《硖石图志》记载：“殳山在西山之西六里，高二十余丈，周七里，桐辖也。”桐邑志曰：“因殳仙而得名。殳仙名基，得导引术入千金乡。相传宋时人，登此山数年，趺坐而化，其徒收瘗惟巾氅云。”殳山上名胜古迹很多，据《桐乡县志》记载：“山上有潮音庵，又有殳仙石、铜棺冢、洗药池、炼丹台、藏兵坞、小赤壁、一滴泉、公主墓诸胜迹，山麓有明初贝清江故宅及陆容来青堂遗址。”1950年，桐乡县屠甸区殳山乡的七个村并入海宁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将殳山改为公墓。
殳山原属桐乡，后改归为海宁。故说贝琼是桐乡人也没错，说他是海宁人更是没错。现殳山归属海宁的双山乡，那贝琼自然就是海宁人了。另外，他还写了《游殳山诗》：“神人夜割蓬莱股，苍然尚作青狮舞。殳基得道此飞腾，烟火千家自城坞。前年盗起官军下，存者如星绕四五。我来欲置读书床，出入未愁穿猛虎。山寒月黑无人声，夹道长松作风雨。”从诗句来看，贝琼确实曾在殳山隐居。
据史料记载，贝琼生性坦率，笃志好学，张士诚据吴时，屡请不就。他曾在海宁的紫微山讲学，学生非常之多。他在紫微山讲学时，除了课徒以外，还时常与山上的僧人相往来，曾撰有《题紫微严上人壁》诗：“鸡声催客起，一枕梦初醒。日射千山赤，天垂四野青。芙蓉元自好，蒲柳已先零。海上兵戈后，夷歌不忍听。”
天开图画楼建于宋朝，位于西山广福院东，贝琼游此地时曾说：“纳湖光延野色，所谓天开图画者，信不虚也。”他的《游紫微山》一诗，诗风灵动，逸出尘外，颇有禅味：“金刹藤萝外，通人一径微。天风铁凤语，海雨墨龙飞。水落仙翁井，云收玉女衣。东楼曾玩月，夜挟采鸾归。”
西山惠力寺也是贝琼常去之地，有《遐观楼》：“上方台殿涌波涛，万里无云见羽毛。沧海一杯流地底，雪山千仞见秋毫。无边作客登临倦，夜半惊人笑语高。犹有秦川公子第，为君题赋擅风骚。”
遐观楼又称百尺楼，位于惠力寺上方山门前，建于唐代。宋杨子平登此楼时曰：“凭栏凝眺，一瞬千里，诚遐观也。”因此而得名。
明洪武初期，贝琼应召编修《元史》，官国子助教。后改中都(即朱元璋家乡凤阳)国子助教。贝琼曾经感慨古乐不作，特作《大韶赋》以明志。与张美和、聂铉齐名，时称“成均三助”。贝琼少时曾从杨维桢学，但诗风平易，与杨不同，他多写景记事之作，时流露隐逸思想。他的《铁崖先生传》以赞赏的笔墨写出杨维桢“出必从以歌童舞女，为礼法士所疾”的放纵事迹，但他的《秋怀》之二，却要求通过压抑个性、自我麻木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诗中说：“蠢兹桔中蠹，化蝶俄天飞。翩翩苦不已，倏忽胶蟊丝。两翅既摧折，何日回枯枝？”
如果说这飞蝶隐喻着人生的要求，其最深刻的内容应是自由，而诗人却竭力向自己证明：这种追求是愚蠢和徒劳的，结局是悲惨的。这种心态在明初的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正如娄坚《王常宗小传》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大抵皆“重足屏息以营职业…
贝琼的诗非常大气，干净，历朝观潮诗中，他的《浙江亭观潮》显得从容不迫，颇具威力：“山摧岸坼昼冥冥，动地西风带蜃腥。沧海倒流吞日月，青天中裂走雷霆。欲招白马今无迹，莫信神鬼尚有灵。一气虚空自升降，乾坤与我亦浮萍。”
同样是写观灯彩诗词，他的《西江月·元夕》二首词也与众不同，可以咀嚼再三：“夜月将圆宝镜，春冰已碎青瑶。千门灯火近元宵，一向薄寒犹峭。海上双鱼不至，云间彩凤难招。小楼十二更萧萧，白发空思年少。十日催花雨过，九衢着柳风轻。城中何处不观灯，菡萏夜开千柄。酌酒何辞潋滟(怎幺能推却斟满的酒杯)，吹箫更引娉婷(美女)。如今海角叹飘零，月落半窗清影。”
第一首的后四句从鱼、凤、楼台等灯彩联想到诗人自己年轻时代和眼前的境遇，引发无限感慨。想起年轻时观灯，看着满城的荷花灯彩开放着，有美女陪在身边吹箫。转眼工夫，韶光已逝，书剑飘零，只剩得半窗月华，照见他的身影。
贝琼一生著作颇多，能诗善文，其诗“温厚中自然高秀”，“足以领袖一时”；其文“冲融和雅”。有《清江贝先生文集、诗集》。在他的文集卷七中，有《郑本初诗集序》一文，他高度集中在辨析内在的道德涵养工夫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他提出了四种工夫：
其一，思之精，发之不苟。贝琼以射箭譬喻创作：“故善射名天下，此发之巧者。功不及弓人，则其器弗良；巧不及羿，则其射弗神。余谓诗人之于诗，亦若是焉。天下之善诗者非一，而诗之工者甚寡。务速者，不暇工，惰而不进者，不能工。必思之精如弓人之弓，发之不茍如羿之射，然后可言其工。”
其二，学而求至于圣人。在《清江文集》卷十三《跋王逸老书八仙歌后》一文中，贝琼认为对于古人作品的熟读涵咏，以及道德性质的知识之追寻，最后达到悟而神的创作境界，是相当重要的事情，故其言“凡艺始于学，而卒于悟。学而工，不若悟之神”。在《清江文集》卷十四《彀斋记》，他又复以射箭譬喻之：“及尝学为诗，复取三百篇及汉、魏、唐、宋诗，穷日夜而读之。…是故正鹄既陈，决拾既备，引满而后发，至不至，力也，中不中，巧也，非人之所能齐也。所能齐者，法也。善学羿者，不失羿之法，射亦羿矣。此射者，必以彀为法也。学圣人者亦然。中者圣人之彀也…学者亦必求至于圣人，而所得之妙，岂不在于所示之彀耶。”对于创作者而言，便必须上师古人，以古人作品为法，故必须“取三百篇及汉、魏、唐、宋诗，穷日夜而读之”，熟读涵咏后方能体会古人生命型态之“中”，便可“求至于圣人”，如此完成的作品方能达到教化社会的本质功能。
其三，养气蕴德。在《清江文集》卷二八《唐宋六家文衡序》中，贝琼提出如何求至于圣人的问题，他提出一个从内而发的工夫：养气蕴德。“苏黄门曰：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至。是气也，塞乎上下，腾而为河汉，旋而为风雨，薄而为雷电，列而为五岳，激而为海涛，人得之而发于文章，所谓气盛则言与之俱盛也。诸家惟能善养吾气，所着不期于于古而古，虽有高下轻重，遂与六经诸子并行不朽，岂非一代之豪杰乎？往往取其书熟读、详玩。大砥立言崭绝刻削而平衍为可观；不在于荒唐险怪而丰腴为可乐。此古人，不可至也。古之人不可至，茍有至焉，亦犹射之必为羿，工之必为般，庶乎其不远矣。若蕴德者，其志如此，宜将高视无前而不足于今欤？…蕴德复蹈而为之，不以举世非之，而变，斯能古矣。”贝琼与宋濂、刘基相同地强调“养气”，此形下物质之气不只充塞宇宙当中，构成各种自然界的变化，亦存在于人类生命之内，而熟读涵咏古人作品便是养气之一环，而“养气”是为了要“蕴德”，“蕴德”是为了要“善言其志”，诗文创作便是善言其志之利器。
其四，反形式拟古。贝琼在前述引文时谈到“变”而“能古”，即认为师古并非一成不变，更不是在形式上的亦步亦趋，故他在《清江文集》卷二八《唐宋六家文衡序》中云：“世之狃于所习，茍趋一时之好者，既不足以语此，或知师古为事者，又梏于昏愚怠惰，而不暇进其奥焉，此余之所深痛也。”可见圣人之言的学习，应该在于其基础，就是道德品格的学习，并非是文章形式上的抄袭，所以“养气蕴德”便成为贝琼言师古的工夫根本，只要你的生命型态能够上追古人(圣人)，你作品的表述就可以达到古人的表现型态。当然这并不需要雕琢的工夫，纯粹是出于自然之音。
贝琼的诗文绝对是大家之作。在海宁乃至浙江甚至中国的文学史上，都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平时，人们说起海宁的诗人，会想到顾况、穆旦、徐志摩等，但绝对想不到贝琼这个大诗人。说起海宁的文学家或国学大师时，会提到谈迁、朱起凤、王国维、陈学昭、张宗祥等人，但大多不会提到贝琼。贝琼被世人遗忘了。
贝青乔：(公元1810～1863年)，字子木，号无咎，又自署木居士；江苏吴县人。著名清朝诗人。
贝青乔出身于低层士人家庭，科场不利，一生过着幕客生活。
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贝青乔投效奕经军幕，参加浙东抗英军的斗争，曾潜入敌占之宁波刺探军情，并亲临战阵。军幕结束论功时，他援引《大清会典》，求为功贡生，所以世亦称他“贝明经”。
清道光末年，贝青乔曾游幕黔西。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贝青乔先后入浙西及安徽戎幕。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就直隶总督刘长佑之聘，逝世于北上途中。
贝青乔的诗多写亲身所历情事，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鸦片战争中，除《过余姚县》、《骆驼桥纪事》等，真切地反映了浙东地区的战事和侵略军战火洗劫的惨象外，《咄咄吟》两卷，则是系统地反映奕经军幕及浙东军事的一组史诗。作者在奕经幕中听睹所及，凡属军中重要举措及所历主要战事，无不摄入诗中，深刻地暴露了军府内幕种种“不可解”之“怪事”，以及军吏的贪黩、庸懦和愚昧。两卷共一百二十首，全为七言绝句，每诗一注，诗咏其事，注明本末。贝青乔还写下了不少揭露官府敲剥、民不聊生的诗篇，如《流民谣》、《鬻女谣》等，选择典型事例，深切感人。《哀甬东》等诗写出了官逼民反的现实。他游幕黔西时，写有《跳月歌》等反映苗民风俗的诗篇。刻画山水的诗篇，也有独到之处。
贝青乔的诗较少传统格调的拘束，以平易的诗风纪事抒怀，虽然有时语欠圆熟，却骨力坚实，古诗尤能曲尽情态。黄富民说他“语奇而卓，笔纡能达”。纪事绝句则往往具有冷隽的讽刺风格。由于作者提剑从戎，诗中激荡一种从征战士的豪壮情怀，也是当时他人诗中罕见的。
贝青乔的诗结集为《半行庵诗存稿》八卷，共八百余首，由叶廷□等于同治五年刊刻。《咄咄吟》两卷单行，有1914年嘉业堂刊本。
贝寿同：(公元1875～1945年)，江苏苏州人。著名近代建筑大师。
早年入上海南洋公学，后留学德国，毕业于夏洛顿工科大学建筑科，为中国第一位到西文学习建筑者。
他曾主持法院与监狱建筑甚多。晚年在南京开设咖啡馆，约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逝世。为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从叔祖。
贝寿同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大楼的设计者，一般沿用“至国人留学欧美，归国从事建筑业者，贝寿同实为之先驱，北平大陆银行为其所设计。”
贝时璋：(公元1903～今)，宁波镇海人。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贝时璋于192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预科。1921～1928年留学德国，获土滨根大学博士学位。1978年、1988年土滨根大学又先后两次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48年贝时璋当选为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
贝时璋曾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主任、研究生院生物教学部主任，《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主编，《中国大百科》总编委会副主任，生物学分编委会主任；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2008年3月1日上午，“贝时璋院士获得博士学位八十周年庆贺会”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图书馆隆重召开，龄已一百零四遂的贝时璋院士到场。
贝汉廷：(公元1926～1985年)，浙江镇海人。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指导船长，船舶高级工程师，优秀航海家。
贝汉廷长是中国著名的航海家，1949年6月毕业于上海吴淞商船学校航海系，先后在海鹰轮船公司、华南海运局、上海海运局、中捷海运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上海航道局、上海远洋运输公司船舶工作；1958年起从事远洋运输事业，1962年6月起任远洋船舶船长；197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2月获船舶高级工程师职称，1984年7月起担任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指导船长；1979年和1981年两次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1979年9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0年8月荣立二等功一次，1982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5年4月23日，在联邦德国接收新船香河轮时积劳成疾，不幸逝世，终年五十九岁。
“要把我最大的力量贡献给祖国的航海事业。”在三十多年的航海生涯中，贝汉廷始终如一地实践着自己年轻时立下的誓言。
1949年6月，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欢歌声中，贝汉廷结束了在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航海系为期三年的学习。新中国百废待兴，毕业后的贝汉廷北上辽宁，在营口港登上了一艘二百吨级的木壳机帆船“安海五号”，开始了自己的航海人生。随着祖国海运业的恢复和发展，在以后的几年中，贝汉廷服从组织安排，先后在华南海运局和上海海运局船舶从事沿海运输，从一名实习生成长为船舶大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中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友好国家合作，相继组建了中波轮船公司和中捷海运公司。1958年，贝汉廷被派往中捷海运公司船舶任大副，从此踏上了远洋航运的万里征程。1961年，新中国第一家远洋运输企业——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简称中远)广州分公司(简称广远)成立，贝汉廷又很快被调到该公司工作。1962年，贝汉廷被任命为船长，成为解放后人们党和国家自己培养的第一代远洋海员和远洋船舶船长。1964年，贝船长指挥友谊轮抵达阿尔巴尼亚都拉斯港，正在那里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全体船员，并同船员交流，合影留念。周总理对远洋海员的关怀更加坚定了贝船长献身远洋运输事业的决心。
同年，和平轮首航非洲，在达累斯萨拉姆，坦噶尼喀总统、副总统和桑给巴尔总统(当时坦桑尼亚分为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两个国家)一起登上这艘来自远方的中国船。三位总统和中国船长贝汉廷在甲板上的合影，成为当地新闻中的一段友谊佳话。1965年，中远从法国购入万吨级远洋货轮九江轮，贝汉廷又担任了九江轮船长。
正当中国远洋事业成功起步进入成长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70年，贝汉廷船长因莫须有的“罪名”被调离远洋战线，来到上海航道局，在一艘挖泥船“航峰一号”上任三副。无情的打击并没能摧毁贝汉廷船长为远洋事业奋斗的意志和决心。1974年，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贝汉廷终于重返远洋，来到中远上海分公司(后更名为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简称上远)。此时，正是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远洋船队，“用三五年时间，改变靠租船运输的面貌”，上远进入大发展的时期，贝汉廷船长高兴万分，精神百倍。他不禁欢呼：“这下我要大干特干了！”在随后的十一年时间里，贝汉廷船长为了发展远洋事业，为了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忘我拼命地工作。接新船，开辟新航线，承运成套设备和重要物质，哪里需要他就奔赴那里；首航美国，海上营救，培养祖国航海事业人才，他一次次圆满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光荣使命。
“人有人的风度，船有船的风度，国有国的风度”。贝汉廷船长的这句名言，现在听来，正是他的人生写照。
1979年3月，作为中美恢复海运通航的友谊使者，柳林海轮从上海起航首航美国西雅图港，贝汉廷受命担任船长，指挥柳林海轮完成首航任务。行前，他为这次特殊航行做了精心而充分的准备。为了体现中国海员应有的职业高水准，他指挥柳林海轮在预定时间精确抵达西雅图港。整个西雅图为新中国第一艘商船的到达而欢腾，每天来柳林海轮参观交流的人川流不息，“中国”、“柳林海”和“贝汉廷”成为当时媒体最热门的名词。柳林海轮停靠西雅图港期间，贝汉廷船长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拜访了港口和当地许多政府部门的重要官员，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访者。他还通过电视同美国观众见面，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他一边做好外事工作一边有效地组织运输生产，通过卓有成效的洽谈和交涉促使装卸公司积极配合柳林海轮顺利实现装卸计划。在中国代表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全体船员的齐心努力下，贝船长指挥柳林海轮圆满完成了首航美国的任务。
1978年4月，天津化纤厂从联邦德国进口的成套设备急需从汉堡港运回天津。贝汉廷船长所在的汉川轮接到指令前往装运。然而，要一船一次装回这套设备非常困难。因为总共四十四个大件，有近无前立方米，其中最高四米三，最长三十七米八，外型不规则，装卸运输中不能碰、不能压。古板的德国人根本不相信汉川轮能一次装回这批货。为了满足祖国建设的需要，为了装下全部货物并安全运回国，贝船长组织驾驶员们认真分析本船的技术状况，研究返航沿途气象条件，前往码头堆场实地测量核对每一件货的实际尺寸，并用硬纸板按比例制成货物模型，反复船图上模拟装载，精心制订配载图和装货计划，使每件货物在舱内或甲板上都找到最佳装载位置。当全部成套设备被奇迹般装上汉川轮时，汉堡港轰动了，港口当局、装卸公司、港内停靠的其它船舶船员，都前来实地考证参观。装卸公司拍下了装货全过程照片存档；电视台三次到船采访拍摄新闻。德国人赞叹到：“杂货船货物装到这种水平在汉保港还是第一次。”6月份，汉川轮将货物安全顺利运抵天津港时，中远总公司召开了大型现场会，对贝船长和汉川轮“为国争光、为四化建设作贡献”的先进事迹进行了表彰。
1981年4月，贝船长再次指挥汉川轮在荷兰鹿特丹港，成功将六千多立方米、三十四大件成套设备有条不紊地装载在舱盖板上，又一次震惊了西欧，联邦德国记者专程赶来拍摄记录片。
1978年12月12日，塞浦路斯籍货轮“艾琳娜斯霍浦”号在地中海遇难，途径此海域的汉川轮在贝汉廷船长的指挥下，冒着狂风暴雨，成功将难船上的十六名船员和一名家属全部救起。为了来往船舶的航行安全，贝船长又将汉川轮当作航标，打开所有照明，守在难船边一个通宵，先后用无线电话警告了六艘船舶及时避让难船。贝汉廷船长及汉川轮船员这种崇高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不仅令获救船员感恩不尽，更获得了国际友人的高度赞誉，欧洲许多国家的报纸对此作了报道。
他以自己的精神和行动，让“CaptainBei”的名字传遍了国际航运界。
1985年春天，柯岩在得知贝船长去世的消息时，心痛万分。她在一篇怀念文章中这样写到：“贝汉廷同志将永远活着，活在那汹涌澎湃、永远神奇美丽的大海里；也活在无边无际、比大海还要清澈、还要壮阔的人民群众中。”
贝嘉德：(公元1916～今)，广东潮阳人。著名体操专家、教授。
1916年6月出生于星洲。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曾任全国体操协会副主席，全国气功学会顾问，湖北省武汉市气功学会首届理事长，湖北省第四届政协委员。从教49年来，先后担任科研处副处长等职。1956年创办全国第一所五年制体育专科学校，并任副校长，先后为高中级学校培养了大批合格的教师队伍，做出了显着的贡献，1943年在重庆与曾清锡、徐享等著名运动员同池竞赛，荣获二项冠军、二项亚军；在香港倡导健美运动，与王学政共同创健美运动事业，并多次发表健美文章和相片。
1953年国家体委组建随苏联体操代表团学习队，任业务副队长。在全国各大城市观摩学习，为中国培养了四十多名体操骨干，为新中国竟技体操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国第三代体操界老前辈，对游泳的倡导也不遗余力，积极投身于游泳实践，提倡到江河湖海去游泳。
1968年元旦参加和组织了冬渡汉水的壮举，为中国游泳史谱写了新篇章。曾多次担任全国性体操竟赛的总裁判长工作。创编的气功健身舞被全国农业院校采用为体弱组教材。取得专业科研成果十多项，科研成果奖多项，个人曾被评为省、市教育系统甲等劳动模范，被国家体委授予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荣誉奖章。个人传略被收入《中华成功者》。
贝浼智：(公元1931～今)，江苏苏州人。著名化学专家、教授。
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1956年为中科院石油研究所(现为大连化学物理所)石油化学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曾任大连化物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等职，1987年为南京师范大学引进任化学系教授，学校理科学术委员并任江苏化学化工学会有机组付主任。现任《化工时刊》编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作为中科院代表团成员二次赴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考察。1991年赴日本和九州岛大学教授藤原祜三合作进行“稀士应用于有机合成的研究”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受到日本学者的尊重。教学上长期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为他们开设金属有机化学，络化催化等课程倍受学生们的欢迎。科研上长期从事金属有机化学，络合催化和络合物化学的研究，在“常温常压N2+H2合成氨的研究”取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于1989年国家科委列为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同时在“电子授受型络台物合成氨催化剂研究”和“钒络合物光还原氮和放氢反应研究”方面，分别于1979年和1988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二等奖。“活性金属的制箅及其用于有机反应研究”项目于1996年获江苏省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主持的研究课题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并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和合作专著《金属有机化学基础》和《金属有机化学进展》两部。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贝聿铭：(公元1917～今)，江苏苏州人。著名当代国际建筑设计大师。
1918年其父贝祖贻出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贝氏在香港度过了他的童年。1927年父亲调职，举家搬至上海。中学读于上海。
1935年被父送往美国宾州大学攻读建筑。后转学麻省理工学院，1940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因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优秀成绩，尚未获得硕士学位就被哈佛设计院聘为讲师。
2006年八十六岁的贝聿铭和他的建筑一样令人心动且难以捉摸。就像他童年时代苏州四面高墙的祖上老房子，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即使是他以前合作的合伙人也不曾真正地跟他亲近过。他擅长表达抽象的力量，在才华变成建筑品质的神秘工作里，精致、抒情和美丽使他的建筑充满人性的光芒。贝聿铭向来对现代主义充满信心。
贝聿铭常说：“不赶时髦，我是不赶时髦的，你问美国的建筑师、法国的建筑师就知道，我是比较保守一点。”
贝聿铭也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古典或者现代派，他说名分来了肯定要走，而真正留下来的只是建筑本身。他自己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我觉得在建筑方面现在太流行了，譬如服装，这个时髦一年就没有了，过了一年就不时髦了，建筑不能如此，建筑是做了以后，就是了，你不能说明年拆了，你不能拆它，所以要靠时髦是不应该的。”
十九年前，也就是在1983年，在法国，设计这个金字塔的建筑师就是一个叫贝聿铭的华人。
贝聿铭到现在他最得意的就是在他六十四岁的时候被邀请到法国巴黎参加卢浮宫重建计划。当时有人提出质疑，贝聿铭行么？能承担得起这项重任吗？这个时候，贝聿铭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毕竟卢浮宫是令全球人向往的地方，也正是卢浮宫成为贝聿铭巩固巅峰地位的公开舞台。当法国总统密特朗选中贝聿铭，整个巴黎大吃一惊，尽管贝聿铭是声名卓著的建筑师。
贝聿铭的儿子贝执中说：“当时法国人真是目瞪口呆，甚至恼羞成怒，大叫‘怎么叫一个华人来修人们最重要的建筑，贝聿铭会毁了巴黎’”。法国人不分昼夜地表达着他们的不满。指责这项建筑已经超出了法国人的心智空间，而且是一个庞大的，破坏性十足的装置。法国的政客、建筑界也轮流起身攻击。
贝聿铭后来说：“我的翻译当时听得全身发抖，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想答辩的话。舆论方面总是批评居多，我在巴黎做罗浮宫十四年，可以说在舆论方面，跟巴黎的民众、法国的民众方面要讨论这个问题，差不过费了两年。免不了。因为这个罗浮宫的问题是法国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巴黎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是国宝。所以罗浮宫是国宝，很多人说是第一的国宝。我是中国人，我是美国去的中国人，所以他们这方面不大了解，为什么要找一个中国的建筑师到法国来改人们法国的国宝嘛？所以应该特别要问政治这个领导人，总统是密特朗，为什么道理，人们法国人自己可以做嘛。所以非但是建筑方面的问题，也是和政治联在一起的问题。”
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一直坚决支持贝聿铭，但这并不能阻止法国人幻想着有一大块疤痕，毁了“法国美人”的容貌，他们抨击贝聿铭成了热烈的运动，高喊着“巴黎不要金字塔”，“交出卢浮宫”。文化部长米奇·盖说金字塔是一颗寒碜的钻石。他们形容这比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英国人占领巴黎，企图从卢浮宫拿走拿破仑征服欧洲的掠夺艺术品的暴行，更令法国人愤怒。
贝聿铭说：“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你必须对自己说，如果我相信我是对的，就不必在乎我是谁。旁的人普通人接受不接受对于我并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接受不接受这个比较重要一点。总而言之，我的主观当然是免不了的，觉得应该是做的，觉得是对的。客观怎么看，这个我不知道，要等历史方面，再过几十年看看旁的人批评，历史最要紧，批评最重要的是历史，是要有一点时间。你不能说今天做了明天怎么好不好，这个评价我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身为法国往日光荣的象征，卢浮宫的历史就是法国的历史，它的象征意义远远不是其他建筑所能比拟的，法国评论家说：“擦擦眼睛，你以为是在做梦，好像回到了远古的古堡时代。怎么能允许让一个中国人修一个吓人的金字塔，这是对法国国家风格的严重威胁”。这段时间里的评论针对贝聿铭和他的设计，贝聿铭说：“强烈的阵势使我几乎难以承受。”
贝聿铭说：“免不了，旁的人批评，尤其看谁批评。有的人批评没价值的，有的人的批评你应该想一想，也许他说话是对的，是应该的。可是大半自己还是靠自己。自己觉得是应该做的，旁人批评也可以不是，不应该要太给你，给他太多的重量。批评是应该留意的，可是自己还是要自己想批评是不是有价值，有价值没价值，这里面还是靠自己。”
1988年，金字塔带来的横祸转变成为贝聿铭和他的支持者的最大喜悦，喜欢争吵同样喜欢意见一致的法国人接受了贝聿铭。这年的3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在新建成的金字塔里授予贝聿铭法国最高荣誉奖章。令法国人难堪的是曾经极力反对的金字塔成了他们每一个人的骄傲。说贝聿铭把过去和现在的时代精神的距离缩到了最小，称赞金字塔是卢浮宫里飞来的一颗巨大的宝石。
后来的法国观众们说：“太棒了，祝贺您，真是太美了。您给了人们大家最美好的东西！”贝聿铭回答：“谢谢，不是我给的，是上帝给的。”
当时一度像一个被放逐者的贝聿铭，神圣地走在一群仰慕他的人群中，很多人认出他来，人们相信这真的温暖了他，他也因此确认他赢了。有人回忆说，金字塔落成的那天，记者采访他时，他的脸亮的像金字塔。贝聿铭只是说，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从来以谦恭姿态出现的贝聿铭说，谦恭并不表示我有丝毫的妥协，妥协就是投降。他这样评价金字塔，金字塔和巴黎的夜空一样，活生生的。
贝聿铭说：“很难说我是什么感觉，我必须说我感到很骄傲，同时不能否认这是我的运气，很幸运在1983年时来到这儿，环境同样是我完成这次历史重任的关键因素。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这里最要紧的是做成功。有很多建筑物这个问题舆论纷纷，有很多人不赞成，也许做不成功，这也可能的。要做成功以后，回想看一看，总觉得好像很愉快，觉得是应该干的，应该有这个决心给他们做下去。这不是容易的，费很多时间，可是免不了的。我觉得心里面很愉快。”
现在法国虽然不是超级强国，但他们对文化的热情不亚于对科技的热情。它们凭借协和飞机、高速火车和世界一流的核能等尖端产品挽救了拿破仑时代后日益衰落的窘境。从而在文化上再次证明法国人除了鹅肝饼和香水以外还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一度，金字塔取代了艾弗尔铁塔成为了巴黎的象征。贝聿铭属于他的时代，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屹立于未来的建筑必定是源于过去的。
贝聿铭在巴黎卢浮宫说：“玻璃金字塔的下面是一个已有八百年历史的部分。要在这样古老的建筑上添加新的部分，就必须掌握有关它的历史。历代国王都投入大量精力来把卢浮宫修建得更好更舒适更宏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现在人们重新将卢浮宫和花园联到一起，这是一项重要改动，而且也许是卢浮宫历史上最后一项改建工程。迄今为止，卢浮宫的复兴成为贝聿铭一生的荣耀。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参观、驻足。
如果说建筑与生命有关的话，贝聿铭的建筑就极富生命力。他极力追求透明、反射，把金字塔倾泻下来，似乎是一种象征，但它一点也不占空间。这些有趣的设计使法国人再次体会到了他们常说的“趣味”：必须有光线，光线太重要了，没有光线还叫什么建筑呢？太阳的光线是神奇的，因为它变化多端，几何学结构设计只是个开始，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除了几何把东西连起来之外，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纹理、色彩、形状和光线。他从江苏老家运来的七百九十三块玻璃，为的是让金字塔更加明快起来。贝聿铭的“金字塔”设计得益于他对各种技术的转换运用。体现在他对铁索运用，为了利用这些铁索，贝聿铭最终采用了帆船上的手工技术。
贝聿铭后来说：我将一些建筑比作制鞋工艺。就像做一双鞋，手工的，留一点人工制作的痕迹在建筑里面。所有这些人工捆绑和装订的痕迹是任何一家公司都买不到的硬件，它们必须是原汁原味的，不加修饰的。卢浮宫是特殊的，因为它非但是有建筑，同时要在美术馆方面，里面条件不是简单的，尤其在法国。所以罗浮宫是很特别的，非常特别的一个建筑。比如你单单审美，你是变成画家、雕刻家了，一定要适用。可是两个应该并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呢？为什么要分开呢？可是我坚持两方面应该并在一起，有很多建筑师单单审美，对适用方面不是很注意，做不好的。有人说金字塔代表死亡，我说它是光明的，我希望人们把它看成没有任何历史联系的纪念物。
在纽约贝聿铭度过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他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与企业大老板、艺术家和国家元首交情不浅，但他的内心世界不是西方所能了解的。在他经历了太多的建筑与权力，移民和同化，美国式的奔放和中国化的收敛、顽固之后，他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建筑。贝聿铭今年八十六岁，但活泼、冒险犯难的精神从来没有改变，这个在上海市长大的中国人，了解、渗透进各个城市的内部，并在他的私人地图上填满东西。他从不循规蹈矩，总是试图在标新立异中做到精益求精，而他的建筑因其现代感独具光彩。他长期积累的精湛技术和艺术修养透过他那副黑边眼镜的眼睛穿透出来，冲破藩篱和整个时代。他均衡内心世界，阴和阳、上海和苏州，东方和西方，新与旧。也许能从苏州老家古老庭园的石头和流水之间找到答案。
贝聿铭说：“我是生在中国的，是在中国长大的，十七岁到美国，所以我还是中国人，虽然我在美国住了六十多年，我还是中国人，我的看法还是中国的看法。可是当然美国新的东西我也了解，这两方面有没有矛盾、是不是冲突，我觉得没有。我的生活还是根本没有影响。”
贝聿铭1917年出生在苏州，母亲是一位笛子高手，也是虔诚的佛教徒，给他起名聿明，有光明的意思。贝聿铭属蛇，蛇年出生的人被说成是迷人、直观、果断，穿着虚荣、固执己见。贝家的庭院以石头闻名，石头有很多洞。在中国，石头在扭曲的外型之下被赋予了独特的精神表象，也就是宇宙的幻想。
贝聿铭说：“狮子林以前就是我们贝家的，贝家有了这个花园是一百余年了。所以我小的时候，夏天我回苏州总是到狮子林里面玩。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很少人进去，是私家的公园，现在当然不同了，现在是几百人都有。所以狮子林这个花园，现在这个面貌跟以前完全改了。人们家的庭院以石头闻名，这些石头形状很奇特，有很多洞有很多斑迹凹凸有致，似乎一半是生命一半是石头。园艺工人都是艺术家是雕塑家。他们看一眼石头就能找出可塑的地方，然后开始凿刻。他们会把原来的窟窿做大或凿些新的窟窿在上面，完全按其天然的形态和长势。然后将石头放到湖岸里，由水波的拍打完成这些作品。当水将石头磨得圆润，他们就把石头搬放园子里，说‘这才是人们要的石头。’通常，父辈们将石头放入水中，而由下一代将石头捞。这是一种只有在苏州那个地方才有的事情，只有在那，从中我发现时间对于一件艺术作品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没有一件优秀的作品是在瞬间完成的，是可以不经历时间考验的。对建筑来说也是一样，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对它做出正确评价。所以我认为时间是很重要的，起码在我的工作中是这样的。”
贝聿铭的家族有六百余年的历史，他的祖父是一位书法家，母亲因久病而逝世，所以他一直与祖父一起生活。父亲贝祖诒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投身北京中国银行会计部。
1927年贝聿铭被父亲送到上海，进了中学。贝聿铭回忆道：“我的母亲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女书法家、诗人、音乐家。所以母亲这边的家庭更具艺术氛围，母亲去逝以后，父亲对我的学习抓的很紧，很关心我将来想做什么。那个时候我也不知会做什么。”
上海在二、三十年代代表时髦、浮华。在这个所有人都能卷入的大旋涡里，富人可以更有钱，穷人可以企求与祈祷。这是个摩天大楼与污水沟、阔太太与三轮车夫、凯迪拉克与牛车都兼而有之的城市。这个时候的贝聿铭在上海青年会中学，学得了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的同学说那个时候，他就有说服别人的才能，况且他也很能推销自己，最适当的是去当律师，没想到他当了一个建筑师。
贝聿铭说：“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做，我最会打弹子，打弹子是我唯一的娱乐。打弹子对面就是大光明戏场，是电影的，所以这两个地方对我有很大影响。同时那时候有一个新的高楼，那个是叫国际饭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一天天去看，越来越高，结果差不多有二十多层，二十三层高的建筑在1934、1935年的上海是件不可思议的大事，像在纽约建一个百层高的楼。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向往能建造这么高的建筑，也许当个建筑师。就这样开始了。”
坐落在上海南京西路216号的大光明电影院和六十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这里曾经是贝聿铭中学时代消磨时间的主要去处。贝聿铭的叔叔贝祖源回忆说贝聿铭在那个时候就学会了用英文唱歌。那个时候在这个电影院里能看到最新的好来坞电影，美国的文化对上海青少年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在上海，象贝聿铭这样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仍然无法加入网球俱乐部。贝聿铭感受到周围环境里有股认同权势的持续压力，并且造成他一生永无休止的雄心。
贝聿铭说：“小时候看建筑物除了在上海看了一点高楼以外，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对于我为什么走到建筑这条路，一半当然是因为我对这方面有兴趣，一定是有的，不能说是没有。但是是到了美国才明白建筑是什么东西，因为在中国不大明了，在中国谈建筑，建筑是可以分三种。一个在艺术方面的建筑，一个是在工程方面，就是结构方面的，也是建筑。做这种结构生意的人也是建筑，包商也是建筑，所以这三个都是不同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并不太明了，这个里面怎么分别，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这三个大不相同，所以在艺术方面的路是我自己走的。”
中学毕业以后，贝聿铭必须选择前途的时候，他的父亲建议他从事金融业或者去学医，但贝聿铭太清楚父亲从事的职业有多么艰难，他说：“我早已了解银行家的生活并不理想。我父亲的经验使我明白，银行家一直在承受压力，他并不快乐。”
贝聿铭心中的神奇的事情就是国际饭店，当时它是远东最高的建筑。听说国际饭店会盖二十六层，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每周六都要去看看它往上冒。
贝聿铭说：“人们现在已经改进好多了，现在觉得这种建筑物根本不稀奇。那是很自然的，再过五十年，看我现在做的建筑，普通人看了也是如此，这个很简单的。人们现在比他还做得好，做得高，做得美，很可能，免不了的。但是真正好的建筑是没有时间性，所以在历史方面，能够有，觉得这个建筑物能够保存下来，同时过了一百年、一千年还有价值的，那个是真正的评价，这个将来再看，现在看不出。”
1935年，贝聿铭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学建筑，但他很快受到学校古板的教学观念的打击，还没有开学就离开了那里。在自己对绘画基础并不自信的情况下，他来到波士顿报考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工程学专业，系主任基于他画画的基础，建议他重新考虑。
贝聿铭回忆道：“他在我学习一年后建议我考虑学习建筑。我说我画画得不好那是废话，我不知道许多中国人不会画画。但这鼓励我去试一试。于是我试了，并且再没有回头。”
当时，欧洲正兴起一种新的建筑风格，他们开始拒绝以往的繁冗复杂的概念。而倾向于清新简明的线条，当时许多建筑师都流于形式，轻视功能价值。贝聿铭面对国际化的潮流，很难全部接受下来。因为他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后来他认识了建筑大师Busier，学到了“自由”的概念。
贝聿铭说：“Busier的建筑理论尤为著名，我借鉴他的理论，并节省了很多财力，这对我的饿影响很大。从Busier那里我学到了他对塑胶黏土结构的应用，于我在学校学的有很大的不同。他之所以被称作重要的建筑家是因为他把建筑于当时的艺术领域紧密联系。他是最早具有那种理念的人，是当时整个艺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被赋予了当时的绘画和雕塑的因素。我认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如果你只想到建筑，就无法成为大时代思想发展的一部分，你就失去了很多东西。”
在贝聿铭的学习过程中，哈佛大学的Mareel.Breuer教授对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Mareel.Breuer提出光线对建筑是最重要的。他是太阳的崇拜者，他认为太阳的光芒使得建筑有了生命。
贝聿铭回忆道：“人们晚上出去吃饭喝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别能喝烈酒，一杯接一杯，不用吃任何东西，他天生能喝酒，简直不可思议。不过我没有和他学喝酒，我学习他的建筑，我学习他用建筑为人服务，为使用这个建筑的人服务，以及为什么做出这种设计的。我跟他有深厚的友谊，并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他去世。对空间的强调和外形的注重是他的特色，他认为，光线对一个建筑来说是最重要的。在贝聿铭结束了学业的时候，他和夫人卢艾琳来到欧洲，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欧洲之旅，他们十年前在波士顿相遇，1942年结婚。贝聿铭后来说：那对人们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旅行。”
在欧洲，贝聿铭看了很多现代派的建筑，剩下的时间，大都在教堂里，所以他对法国教堂印象很深。贝聿铭说：“它们总是很高，用石头来建造这么高大的建筑，非常壮观，那些近乎于达到极致的东西总是让我心动不已。建筑和结构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觉得建筑师如果不能意识到结构所蕴藏的力量，就不可能有好的设计。我笃信这一点。同时这个职业教你学会观察，你的眼睛会教给你建筑的内涵。因此要学会去看去观察各个地方不同的事物。在学习和前辈和杰出人士的优点之后要用亲身经历来丰富自己，然后生活就变得更加充实，因为这个世界是你的，你了解它的历史和其它。”
贝聿铭一生的七十多件作品，无一例外地与金钱、权利和政治纠结在一起。他将外交手腕和设计的独特混合运用在香港中国银行、华盛顿国家艺术馆、法国巴黎卢浮宫等七十多件建筑身上。尽管有巴黎民众对卢浮宫改建的反对声浪以及波士顿保险公司建筑大楼窗户纷纷跌落街头的灾难事件，这些并没有影响贝聿铭跻身全球最重要建筑师的行列，他是现代主义风格迈向人性化的工具。他的知名度证明，不必借助过度装饰或历史的陈词滥调一样可以创造出绝妙的公共空间。他把自己设计的建筑比作自己的女儿。
贝聿铭极力追求光线、透明、形状，而最主要的并不是贝聿铭的建筑和他本身捉摸不定的个性，而是这位现代主义者两难处境的游移不定，赋予他的历险就是一种英雄特质。贝聿铭试图设法修复他这一代因为未曾经历苦难，过度优雅，而对世人造成的一种似乎永远难以弥补的时间差距。巴黎卢浮宫拿破仑广场升起了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壮丽的景观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金字塔取代了艾弗尔铁塔，成为巴黎的新地标。
贝聿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香港的中银大厦。中银大厦曾经是亚洲最高的建筑，贝聿铭试图使中银大厦的设计近乎纯真，一如他童年时的纯真，一种结构意识上的纯真，进而达到美学上的纯真。因为建筑赋予人类尊严，建筑是力量的代名词，它必须要代表“中国人的雄心”。
中银大厦已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她更是中国在世界银行界显著地位的象征。按照中国传统，在父亲的赐福和荣耀的促动下，六十五岁的贝聿铭接受了这个设计。他成功的做出了工程设计的大胆尝试，建筑的最高脊柱将整个建筑的重量分到四个角上，脊柱每到一个交汇处就将重量分散到四周的分柱上，通过把重力引向外部，整个结构可以不使用任何内部支撑物，从而达到节省钢材开支的目的。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强调实用功能的例子，它强调了结构胜于形状，从而成为贝聿铭充满激情的几何学概念。当时六十五岁的贝聿铭说在西方各大城市戴着高帽的后现代主义大楼林立之时，中银大厦就成了东西方有所回应的建筑，也成为象征香港回归后的前景。它必须是光明的，一定要矮化香港其它殖民地色彩的象征。可是当时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拿出了一亿三千万美圆，也就是十亿八千万人民币用来修建中银大厦。而旁边的汇丰银行当年建的时候花了十亿美圆，也就是八十三亿人民币，贝聿铭说：“人们不能跟别人比谁的钱多钱少，只能想办法，活人是不会被尿憋死的。”
贝聿铭得意地说：省了很多钱，人们因为用三角形的关系，在钢筋方面差不多省了一半，所以有道理的，在工程方面很有道理。
建造摩天大楼不是贝聿铭的兴趣所在。贝聿铭说：“早年的芝加哥，其实并未在建筑高楼上取得多大的进步，有一些高建筑，但没有一座具备充分的理由，说修建这样的高度是处于某种原因。因此真正说服我接受这项使命的因素是我能否找到修建这个建筑的理由。而唯一的途径是透过它的结构，不是功能，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必须站在那儿，抵御住地震，风，而香港的风比纽约的风大致少三倍。所有的这些都是挑战，而这些挑战也许会给这个建筑带来特色。这个建筑的最好的构造方案是把它所有的负重放在四角上，只有这样这个建筑才会非常稳固。人们将一个正方形分割成四个45度角的cordants，每一个cordants都有一根主梁来承受上面的重力。这种分割会产生许多锋利的切面，我非常喜欢这些锋利切面。因为它们使一个高耸的建筑看起来不再死板，等你开车经过时，它是在不断变化的。”
大楼竣工后，在香港很多人说中银是一把刀，关于风水的话题就此展开。贝聿铭承认吸收了风水先生的一些说法，用水，在高楼两旁都有水下来，贝聿铭说这个水是源，是财源，所以水到下面变成一个池子，池子养鱼，中国人认为就把财给蓄住了。
贝聿铭分析道：“风水是很有道理的，有很多人从风水上要做生意的话，很多地方我就反对。风水是有道理的，不能全都错。这个台子应该这么弯一弯，这个门应该改一改，这个我不信。中国以前就说你造房子依山傍海是对的，朝南也是对的，所以很多地方，跟风水是有关系的。”
当时风水之说在香港相当流行，这种试图抚慰未开化世界的神秘论调和迷信行为非常不搭调的跟监控全球市场的高科技金融中心并存。贝聿铭说：“风水是涵盖了文化的意义和智慧，但另一方面它不合理的是让西方认定中国是一块落后迷信的土地。在香港能找到最迷信的人，贝聿铭说风水在那儿是门大生意，风水师就像律师一样，他们无所不在，你的一举一动都得请教他们，我知道我有麻烦了，但我并不清楚究竟会是什么样的麻烦。”
贝聿铭说：“我这都不信，机关枪是早，它是比人们早嘛，汇丰银行比人们早五、六年，他早就有了，这个机关枪并不是对人们，旁边的人说这句话我不信，他是因为洗窗的关系，有东西吊，所以缘故是这样，我根本不理它。很多舆论认为他对人们打，人们打回他。没有这个事。因为风水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光的照明的关系，风水的关系，他说这个房子那么很尖的，好像一把大刀，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反光镜，还有比如香港总督卫奕信，他们另外一个办法，他就在人们旁边，所以他用什么办法，他种了一棵柳树，以柔克刚，最后柳树也死了，所以这个都是迷信。我觉得这个地方风水不能说得太，也是有道理的，真的要进去，我这个中文现在差，我来了美国六十五年了，所以一时想不起这个话。”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贝聿明的父亲曾经告诉儿子：学成回国建设和分享中国的未来，而日本入侵，中国人正奋起抗日，贝聿明失去了和家人的联系。
贝聿铭回忆道：“此后的几年十分艰难，我不能回去，因为当时毛泽东的势力已经超过蒋中正，整个国家处于国内革命时期。我父亲走了，人们与祖国失去了联系。所以这些事情使得我无法正面的面对回国工作的想法。所以1954年我决定加入美籍，这个选择很难做出，因为你必须放弃自己的国籍，去得到另一个，这当然很真实，但要我放弃中国的确太难了，我成了一个美国公民，有一个美国家庭。事实上我的孩子们都是美国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都还是中国人。我在美国做建筑，要想美国的生活如何，美国的环境是什么，美国的历史是什么。在法国也是如此，也要看看法国人民的生活，法国的历史，然后下笔画。不能想到我是生在中国的，这条路不应该这样走。”
战后的美国纽约百废待兴，使贝聿铭无法安宁地处在哈佛的讲台上，他投身到快速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但贝聿铭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作是为一位房地产商工作。贝聿铭回忆道：“那个房地产商叫泽肯道夫，他极端自负，以至于要想满足他的自负，你就得做出很特别的事情。我领导一个由七十五个设计师和建筑师组成的小组代表泽肯道夫公司工作。”
贝聿铭和这个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都拥有同样的梦想，当时城内最具创造性的建筑是一些廉价的房屋，贝聿铭说他知道人们是首先怎么生活的，当时城内最具有创造性的建筑是一些廉价的房屋，因此焦点被放在重新开发上。
贝聿铭说：“1951年，我被生活在华盛顿的贫民窟建筑惊呆了，有的人还住在破旧的蓬屋里，石头在首都华盛顿城里乱飞，水流管道都是露天铺设的。你几乎不敢相信。这种情况立刻使我的神经兴奋起来，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居民住宅产生兴趣。”
贝聿铭说：“当时所有的建筑都装钻孔窗户，还有街区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但每一个街区都很相似，所以当你走进petecobe村时你会迷路，你不知道哪个是你要去的楼。因此，当时的确存在许多问题。而我则想努力地在那种特定的环境和时机下作些改变。”
贝聿铭将他的想法付诸行动，他说服泽肯道夫购下一个水泥厂，以便随时提供水泥来取代砖块。在外部水泥墙的支撑下，贝聿铭得以采用舷窗式的窗户来扩大屋子空间，改善采光。贝聿铭只建了两座这样的大楼，而在它们之间留出了一块空地作为公园。
贝聿铭说：“我希望在中间建一个公园，公园的意义在于树木，我还想放一个雕塑在那里，一个毕加索的雕塑。比方说，作为公园的一个高点和重心。可人们没剩多少钱了，泽肯道夫说你选择吧，要四十棵树还是要一个雕塑？我说要树。”
在泽肯道夫的工作，为贝聿铭积累了大型工程的经验，但设计只能局限于具体的城市规划的需求，十二年以后，该是贝聿铭把自己的事业推向新的阶段的时候了。
贝聿铭说：“你不能突然间对七十五个下属说：‘你们现在自己去找别的工作吧！’他们为我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我不希望他们走。那么为了让他们留下来，我必须在外面寻找别的工作。当时很幸运，我接受了Walter Roberts的面试，建造了一个大气环境研究中心。”
坐落于克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山谷中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是贝聿铭在事业上的新起点。这成为他一生中第一次与客户建立的长久的友好的私人关系。这个中心是美国一个尖端科学的研发中心，成为科学家们聚集探讨课题的场所。这里工作的著名科学家有二十五个之多，每一个有不同的需求。
贝聿铭说：“人们怎么做呢？人们用一个泥弹球来决定每位科学家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就像我一再强调的，建筑必须是有生命的，要由使用它的人来检验它是否有生命，所以我觉得必须回来检验它的实用性。我一直是这样做的，而我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批评家。”
三十年后，贝聿铭再次受邀于日本东京的静修中心，在这个艺术和自然的环境里建造一个宗教的钟塔，这座钟塔的形状是受到日本一种传统乐器的启发，这也是贝聿铭作品中最像雕塑的一个。建筑和雕塑是相关的，但雕塑始终不是建筑，贝聿铭一直强调建筑必须有生命，要由人来使用它来检验建筑是否有生命。
贝聿铭说：“我1953年在东京，想得到一些东西，我买了一个Buckle(日本乐器名)，有点像这样，我买的那个是象牙的，从一家古董店里买的。你看它的形状，底部是方的，往上逐渐变平变扁，越往顶端越锋利。我设计的塔就是这个形状，六十米高。这是我作品中最像雕塑的一个。建筑和雕塑是相关的，但雕塑始终不是建筑，因为建筑要求有多种功能。我每次来这里都要来看它。”
鉴于贝聿铭的精湛设计，他们再一次邀请他为博物馆作设计。他们信任贝聿铭，给他展示了许多远东和其他亚洲地区的珍贵的宗教艺术藏品，更难得的是他们拜访了倍受尊敬的收藏者。博物馆的馆址被选在偏远的山上。
贝聿铭回忆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读过一个中国故事叫〈桃花源记〉。讲一群人，大约一千五百年前，躲进一个山谷生活，没有外人知道。有一天，一个渔夫，摇着船，无意中进了那个山谷。当他进到那里面时，他发现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保持着三百年前的风俗服装和生活”。
日本人知道这个故事，都说，对，要是能把博物馆做成那种感觉就好了。博物馆选在山上，在山上修了一座桥，穿过山谷通向博物馆。贝聿铭随着年龄的增长所得的经验和智慧，加上他的天分包括让大家不计代价地追求比原来所希望更美好、更具企图的东西，他能够神奇而不露痕迹地将客户引领到更高的价值观，并且让客户做出超出他们原来所要求的水准。贝聿铭是有意与自然界无形力量调和在一起的人。他说这样才能得到深沉的宁静，你不必总是将自己的风格强加到作品里，使每个地方的建筑都雷同，所以创新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在时代、地域和出现的问题中寻找创新。
贝聿铭真正成为公众人物，是在美国历史出现转折的时期。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全美国都笼罩在异常的气氛中，修建肯尼迪图书馆成为总统家族的头等大事。肯尼迪家族邀请了世界知名的建筑家，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聚会，每个人都想得到这个机会。贝聿铭当时名气不大，只做过一些居民建筑，不知道为什么也被请到总统府。
贝聿铭回忆道：“我记得当时和家人在意大利度假，人们住的房子没有电话，我收到办公室发来的一个电报，让我在某时某地接听一个电话，那是一个咖啡馆，电话响了，是总统顾问，他说我入选了。总统夫人觉得和我有着默契，并希望能一起合作完成这项工程。”
图书馆的馆址被选在哈佛，但与轰动一时的开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它的修建一直悬而未决，肯尼迪的被刺、杰喹啉的再婚和关于选择馆址的争论使工程被延误。
贝聿铭说：“这就是为什么这项工程有所欠缺的原因，因为人们花了几乎10年时间选择馆址。有人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作品，但它不是。”
贝聿铭设计的汉考克(JohnHandcop)保险公司大楼，至今仍是波士顿的地标性建筑。当时因为设计肯尼迪图书馆贝聿铭受到了嘉奖，而且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版新闻上。就在贝聿铭春风得意，人们开始关注他的作品的时候，波士顿保险公司的大楼有一扇窗户被吹落下来，随后一扇又一扇的掉下来，玻璃散满了整个街道，几乎三分之二的窗户都掉了下来，需要重新安装。贝聿铭几乎被推到悬崖边上，尽管他也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七年以后，那个门窗公司对此事做了了结，但这件事对贝聿铭及其家人的伤害已经造成。那件事故之后，许多公司都愧见贝聿铭。
就在这个时候，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迎来了它的落成之日。最值得一提的是：建筑的顶部直冲天空，几何图形的玻璃充分吸收阳光，像一个现代的教堂。贝聿铭说：“这个建筑应该具有一种纪念碑似的的气度！”贝聿铭后来还说：“我自己相当满意，开始我并没在意有多少人来，这只是个收藏和展览艺术品的地方，但这个地方的确吸引了人们来参观。像今天这样，来欣赏艺术。我看到人们到处走动，观看使我非常高兴，觉得这座建筑在大众教育上起了重要作用。建太空博物馆时我很担心能否吸引孩子们来，这是一个挑战，但这个馆看起来很成功，他们很喜欢，我很高兴。”
贝聿铭的建筑改变了人们对博物馆的概念，必须提到的是西边十九世纪风格的部分。它们是统一的整体，同时各有不同功能。
华盛顿国家艺术馆馆长说：“最值得一提的是东厅和西厅的完美细致的呼应。通过出口你可以一眼看见对面西厅的全貌，它的轮廓一目了然。问题是在两个厅之间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衔接。贝聿铭提议铺一片石子路，引领游客和车辆去他们想去的方向。艺术馆的场地规划与往常不同，地方局限而不规则。于是他改变了原有方案，将场地分割成两个三角形，并且使用了许多切割后的几何图形。建筑的顶部直冲天空，几何图形的玻璃充分吸收阳光像一个现代的教堂。”
贝聿铭说：“我想，这个建筑应该有一种纪念碑式的气度，我采取了宝石切割一样的手法。我想做出这种尖角，因为那种干练的线条是这个建筑的精髓，任何圆钝的形状会减损这种气势。工人拒绝这种做法，他们从没做过，因为这样切割石头会破裂，然后你会后悔。所以他们建议我切到这里。我说我明白，我想试试。有时候就是这样，你知道也许会遭到反对，但你还是想试一试，然后他们就说，那好吧，一切由你负责。”
贝聿铭在他的建筑内布置了许多雕塑，它们来自许多朋友，著名的雕塑家。在悬挂着的亚历山大作品下面是通往博物馆各个小画廊的通道是贝聿铭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把绘画作品的因素吸收到自己的建筑中，通过看别人的作品丰富自己的阅历。
贝聿铭说：“我热爱雕塑，它接近于我的工作，和建筑比较接近。我对它们很有感觉，这并不奇怪，因为我有许多雕塑家朋友，所以我总是很喜欢雕塑。我梦想自己也能成为一个雕塑家，可惜未能如愿。”雕塑帮助他赋予了现代建筑最佳的内涵。贝聿铭的建筑对公众空间也进行了重新的定义。
贝聿铭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他说和青年人在一起，自己也变的年轻了许多，每次在这种场合，他总是穿着那套在中国缝制的西服。有评论家形容他的服装很正式，但还不至于正式到让人误会他是银行行长。他俏皮的眼睛让人一目了然，充满活泼的气息。
贝聿铭：这个建筑需要人，假如空空的，像我两周前见到的那样，我心里就不很舒服。但现在看见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才觉得这个建筑有了生命。我迫不及待的想看到公众进来的那天。我一直在期盼这个时刻的到来。挑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每个问题的出现都不一样，特别是对我来说。我很幸运，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进行我的工作，每个地方的历史风俗都不尽相同。我怎么能在日本建造一个和达拉斯一样的建筑呢？怎么可能那样呢？那是错误的。而正因为如此，才存在原创的可能性。你不必总是将自己的风格强加到作品里面，使每个地方的建筑都相雷同，所以创新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在时代、地域和出现的问题中寻找创新。
美国的达拉斯城拥有一流的交响乐，却没有一座真正的音乐厅。贝聿铭一生钟爱音乐，他把自己的建筑比做巴赫的音乐，他真想造一个音乐厅，两者一拍即合，贝聿铭用环形结构创造空间，一旦你开始走动，整个空间也开始移动，让人们忘记白天的琐事，进入另一个时空。贝聿铭试图用这种设计来放松人们的精神。
贝聿铭说：“我一辈子都衷爱音乐。我十分热中于建造一个音乐厅，但始终没有机会，因为我在其他建筑方面的成就比较突出。不过机会终于来了，来自达拉斯。事实上我告诉他们我很愿意做这件事，在我死之前，这是我的原话。他们说：这是你的机会。因此对我来说，这不仅是又一个项目，而是一次爱心的奉献。”
音乐厅的内部形状由专业人士提供方案，这种设计与贝聿铭的外部设计结合得很完美。贝聿铭说：“乐池是长方形的，非常大。你得环绕这个池子作出设计，用什么东西什么方式来环绕它是设计的核心所在。然后人们可以采用其他一些概念，比如环形结构。人们在外边做了许多环形，围绕在两个矩形外面，这样创造了很多空间。我以前提过，只有三个没影点，因为它是三角形结构。多数建筑只有两个没影点。但当你走进来时能看到无数个没影点。没影点是个术语，但我想这个不难理解。正因为这样，当你在建筑中移动时，整个建筑也在移动，这样才让人兴奋。你站在这里看到这番景象，一旦你开始走动，整个空间也开始移动。这就是现在的弧线结构，弧形空间。音乐能深深的震动我，我感到那种时刻我可以做出非同寻常的创造。现在这种弧线造型贯穿在整个建筑中，这是一种自然的变化过程。建筑并不是你可以随便说‘现在我要改变我的风格’的事，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也许它更趋成熟了，因为我更成熟了，见识更多了，只能这样讲。但不能说改变。我不希望听到人们说‘哦，看这个，我从没见过这种建筑’，我希望他们说‘哦，这个不错，不过我以前见过，我知道这是贝聿铭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突破，而是不断积累进步的结果。这是游历了许多，思考了许多以后的结果。那些大师们对我设计的影响依然可见一斑，但都有了质的转变。就好像你吸收了一些东西，却无法控制它们的迸发，可出来的想法和原来的并不一样，你不一定将它们完全消化和改变掉。单纯的一味的学习和复制别人的成绩就不能进步，没有贡献。在这个建筑里，我用了中国园林的好多东西。”
第一次回到祖国，贝聿铭设计的作品就是香山饭店，他想通过建筑来报答孕育自己的祖国，协助中国建筑界搜索一条新路。他想振兴一般人都能了解的特色——不是迂腐的宫殿，而是寻常人家的白墙灰砖。他相信这绝不是过去的遗迹，而是告知现在的力量。
贝聿铭说：“1980年起手施工，那个时候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大不相同。那个时候中国能够施工新的建筑很少，技术方面是差一点，那是对的。那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管理。我从美国带回来一套吸尘器，那时候中国还很少，几乎没有。吸尘器用完要常换过滤器，他们不换的，结果马达都烧坏了。那个管理差得很，老实说管理不够好，现在还是有问题，有很多朋友回去，他说你的建筑我住到那个地方去，回来以后，我说你不要再去，你去了会不开心。我根本没有回去过，我到北京去好多次，香山饭店却没有回去过。我的夫人看到这个窗很脏，玻璃窗。她说这个不行啊，看不到外面的风景，于是她就去擦，这个有其事，但是这也是中国过渡的时候。所以我现在回去很愉快，我觉得中国是改进了。二十年前的中国跟现在大不相同。”
贝聿铭说：“建筑师这个职业教你学会观察，你的眼睛会教给你建筑的内涵。因此要学会去看去观察各个地方不同的事物。在学习和前辈和杰出人士的优点之后要用亲身经历来丰富自己，然后生活就变得更加充实，因为这个世界是你的，你了解它的历史和其它。”
贝聿铭说：“我几年前回去到北京我看到好多建筑上都戴帽子，我觉得很特别。我的老朋友建筑师张开济，他是北京清华大学的。他说你觉得可笑，人们觉得更可笑，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寄给我看，我说我完全同意，不过那个时候也是中国，想人们的建筑应该有点中国的风格，他不知道风格是怎么找，你不能在高楼上面，你造高楼二十、三十层高楼，以前没有这种建筑物，从高踏，中国是踏高楼，其余都是平的。你看人们故宫，这个中国很重要的建筑物，它没有高楼的嘛。所以你忽然间要造二十、三十层楼，你要放弃，中国建筑的风格要沿着另外一条路走，新的一条路走找中国的风格，不能戴一顶帽子，这是很可笑。让一个现在建筑戴一个绿帽子的事我绝对不会做，这是我的原则。”
在美国呆了六十五年的贝聿铭对国内的事情一直都很关注，他在北京、西安、苏州的城市保护、城市规划上都参与了意见。
贝聿铭说：“梁思城，我原来跟他很熟，他来美国，我跟他见过很多次。北京这个城墙很可惜，我跟梁思城谈过，那时候拆墙大概是毛主席的意见，我不在中国我不知道。很可惜，苏州的墙拆了也很可惜。你看意大利、法国，城墙都保留，它有历史的观念，你不能把历史全部毁坏。所以你要造高楼，按照中国的风格，这不是办法。好的办法保留古代的建筑，这是最重要的，要保留。你说新的建筑，像古代的建筑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没有办法走的，可是要保留以前中国古代好的建筑物，这是先决条件非常重要。我觉得城墙拆了以后，面貌全改了。1974年，我头次回国，我在清华演讲时讲了，我觉得我说在故宫附近不应该造高楼，这是我的意见，当时的副总理谷牧在人民大会堂跟我谈这个问题，他问我，为什么你觉得不应该造高楼，我觉得因为故宫是一个文物，是国家的国宝。四面现在看出去绿化，天、树很刺眼的，高楼起来就破坏故宫文物，我说不要造高楼，那他说你说的话跟周总理的话相同，我觉得很荣幸，我不敢再说了，我说算了，他的话比我的话重得多了，我说不说了。后来他们就慢慢在城市规划，在北京方面发表这个意见，说高度，这个是故宫高度应该是这样，不应该这样，明白吗，越来越高，你到了二环、三环你可以造高楼，因为不影响故宫。你在故宫旁边，比如北京大饭店造高楼，那就破坏文物，故宫的文物，这是有其事，这是值得研究的。北京这个地呀价钱非常高，所以地价那么高，和香港一样，你一定要增加面积，否则你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地下的电都是很花钱的东西，你怎么拿回来呢，国家怎么拿回来，城市怎么拿回来，唯一就是拿地价提高，抽税，回收的办法。所以这个增加面积是免不了的，所以高楼也是免不了的，可是在故宫附近不能造高楼，这是我的意见。在三环以外可以造高楼，这是没有问题的。北京的城中心不能造高楼。在香港到处都高楼，这个不成问题，因为它没有历史。现在北京走这条路，我觉得是对的。四合院应该保留，应该保留一片。你单单保留几个王宫，不是，王府不叫王宫，不够，这不是好的办法。要保留就保留一片。当然四合院不适应现在的条件，这个我很明白，最近我跟贾庆林书记谈过这个问题，我说贾书记请你一定要保留四合院，保留一片，不要再拆了。‘我也想做，可是一个四合院十几家人住在里面，所以怎么分配，怎么处理？’所以他有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可是也同意，他同意，应该在附近再造一点房子，可以让在四合院居民搬到那个地方，然后再弄，新的卫生条件做好了以后，可以卖大钱。很多人在香港，在美国，中国人想回到北京住的很多，他很可能出钱买下来。这个是将来应该做的，因为这种四合院将来没有了，越来越少了。
在美国移民一般都会迷失在不同的文化中，最后找不到真正的归宿，只有中国人例外。身为一个文化缝隙中的优雅摆渡者，贝聿铭可以说是鱼和熊掌兼得的人，当往事成为贝聿铭在美国的绊脚石时，他吸收西方最高级的事物，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他与海外华人维持联系，经常光顾中国城，喜欢吃毛蟹、凤爪和鸭舌头。了解他了以后就会发现他和他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有人说贝聿铭的耐心、他的体态、他的精力、他的习性与魅力以及他眼睛里闪耀着的光芒都还在。他从不缅怀过去，而是专注于现在。贝聿铭说，我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都当成一件礼物，因为这表示还有一天可以工作.他只做他认为美丽的事，那就是有震惊效果的你无法选择的美感。
建筑融合自然的空间理念，主导着贝氏一生的作品，1958年贝氏成立了个人的建筑事务所，开业以来几乎每有工程竣工，就受到建筑界的注目，获得荣耀。他个人曾获美国建筑学会金奖，法国建筑学院金奖，日本帝赏奖和普利兹建筑奖。其中普利兹建筑奖相当于诺贝尔奖，是世界性的建筑界最高荣誉。
对贝聿铭而言，1986年美国里根总统颁予的自由奖章对他最具意义，该奖表彰非美裔的美籍杰出人士是第一次，他觉得这枚奖章的价值凌驾于他曾获得的任何奖项。
在如今的纽约市里，人们常常看到建筑大师贝聿铭像一个青年人那样：敏捷地冲过第五十七街，赶着回家。 跟帖时间 2010-03-04 15:01:5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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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氏的宗祠通用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源自姬姓；望出清河：全联典出贝氏的源流和郡望。
卷封东武；史著清江：上联典指明朝时期的金华人贝泰，字宗鲁，少年时以文才和德行闻名，中举后，官至国子祭酒，执掌太学四十余年。“东武”，即乐府调曲名。下联典指明朝初期的崇德人贝琼，字廷琚，博览经史，尤工于诗，洪武初年应召修《元史》，著有《清江集》等。
吴越世泽；太学家声：全联典指明朝时期的贝泰，金华人。前后在太学四十余年，六馆之士，翕然从化。
2.五言通用联：
点画惊鹰鹘；乔诗壮宇城：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画家贝俊，工花鸟，尤工鹰鹘。见《历代名画记》。下联典指清朝时期的诗人贝青乔，字子木，江苏吴县人。诸生。鸦片战争时，曾为奕经幕僚，于浙东抗击英国入侵军，目睹清政府腐败，写了许多爱国诗篇，影响较大，有《半行庵诗存》。
梁碑留墨宝；运河传政声：上联典指南朝梁国时期的书法家贝义渊，吴兴人。书有《梁始兴忠武王萧詹碑》现存江苏南京，碑文残损过半，留存的字，带有行草笔意，颇为雄健。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江阴知县贝钦世，上虞人，有惠政。县有运河久湮，钦世欲浚治之，大姓争捐金为助，不逾月而成。
民享浚河利；县多丰谷登：上联典指宋朝时期的贝钦世，疏浚治理运河，有惠政。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贝恒，仁察明恕，百姓勤耕，五谷丰登。
3.六言通用联：
解字九千三百；坐席五十余重：此联为清朝时期的变法先锋谭嗣同赠清朝文学家贝元征联。
4.七言通用联：
洪武三助流芳远；永乐六馆播惠长：上联典指明朝时期的文学家贝琼，字廷琚，浙江崇德人。博览群史，工诗能文。明初召修《元史》，官国子监助教。与张美和、聂铉齐名，时称成均三助。有《清江文集》。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太学士贝泰，字宗鲁，金华人。少以文行闻，永乐举人。累官国子祭酒，前后在太学四十余年，六馆之士，翕然从化。后致仕卒。
清水一湾天然画；河山万里锦锈图：此联为贝氏名门望族居住地“清河”(郡)嵌字联。
5.八言以上通用联：
修元代史书，才高班马；著清江文集，气迈欧苏：全联典指明朝时期的文学家贝琼的事典。 跟帖时间 2010-03-04 14:58:4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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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氏的字辈排行 -- 江苏吴中贝氏字辈：“聿念世德淑善尔身贤良文学蔚振维新”。
江苏洪泽贝氏字辈：“维德永守学怀邦”。
湖南浏阳贝氏字辈：“万代兴隆开宗大福良国崇光显荣华耀世德允昌远承先志达宏启裕昆祥抡才文治美佐政英名扬富贵繁发久忠孝映辉煌”。
广东、广西贝氏字辈：“顺镇永远衍德崇廷仲元希汝士盛必进朝荣为学定邦国期达大家声令传通毓秀一本贯天经位立名高尚欣逢富贵成应爷同日久还向等兰馨前后皆英俊古今各振兴广生明辅治喜得信中心贤哲光文焕良才亘有呈龙章联凤诏钦赐福宗亲”。
南洋沙劳越、广东揭阳贝氏字辈：“顺镇永远衍德崇廷仲元希汝士盛必进朝荣为学定邦国期达大家声令传通毓秀一本贯天经位立名高尚欣逢富贵成应爷同日久还向等兰馨前后皆英俊古今各振兴广生明辅治喜得信中心甘棠遗厚泽钦赐福宗亲”。
贝氏一支字辈：“堂亭宇孟应潜绍模廷孟承毓受宗衡”。 跟帖时间 2010-03-04 14:52:5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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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氏的家谱文献 -- 江苏苏州吴中贝氏族谱五卷，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苏州吴中贝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珂罗版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苏州市博物馆。
江苏苏州吴中贝氏家谱，(民国)贝传礼、贝光礼等纂，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精抄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苏州市图书馆。
江西苏州吴中贝氏家谱四卷，(民国)贝仁元重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石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浙江义乌都贝氏宗谱七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跟帖时间 2010-03-04 14:42:0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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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清河郡：西汉高祖刘邦五年己亥(己亥，公元前202年)置郡，后屡改为国，汉元帝永光年间(公元前43～前39年)后期为郡，治所在清阳(今河北清河)。东汉改为国，移治甘陵(今山东临清)，其时辖地在今河北省清河县至山东省博兴县、临清县一带地区。元朝以后辖地在今河北省清河市及枣强县、南宫县各一部分、山东省临清县、夏津县、武城县及高唐县、平原县各一部分地。到了明朝时期，清河县改归京师广平府(今河北大名)管辖。此后直至清朝时期，清河县隶属于直隶省广平府。民国初期，清河县初属直隶省冀南道，民国三年(癸丑，公元1913年)改为大名道，民国十七年(戊辰，公元1928年)直隶于河北省，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公元1936年)初划属河北省十四督察区。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公元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冀南区抗日根据地，清河县为其辖地。民国三十年(辛巳，公元1941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成立，辖冀南区，清河县为冀南区十三专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公元1945年)11月清河县改属冀南区二专区。民国三十七年(戊子，公元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晋冀鲁豫边区即行撤销，清河县随冀南区二专区归属华北行政区。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清河县划归河北省衡水专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河县人民政府由城关迁驻葛仙庄。于1952年11月7日撤销了衡水专区，清河县改隶邢台专区。1958年4月 28日撤销邢台专区，清河县归属邯郸专区；同年12月20日，撤销清河县并入南宫县。1960年5月3日又撤销邯郸专区，清河县境随南宫县归邯郸市辖。1961年5月23日，复设邢台专区，南宫县还属。同年7月9日，恢复清河县建制，仍隶邢台专区。1970年邢台专区改为邢台地区，继辖清河县。1993年7月,邢台地区与邢台市合并，改由邢台市管辖。
2.堂号：
留任堂：明朝时贝恒任邵阳知县，后改东阿知县。他为官仁察明恕，甚得民心。朝廷调他另有任用，东阿耆老数百人到朝廷挽留，朝廷只好升他一级仍留东阿。
修史堂：明朝初年，贝琼被召修《元史》，因此“修史”成为贝氏的另一个堂号。
丰谷堂：宋朝贝钦臣任江阴县令时，重视开垦田地、发展生产，政绩显著，全县民众欢歌庆丰收，素有县歌丰谷之称，因以为丰谷堂。
东武堂：东汉时期，黄门令(中常侍)贝瑗曾因诛权臣梁冀家族有功，被汉桓帝封为东武阳侯。他的贝氏后裔为了纪念贝瑗的丰功伟绩，所以把东武作为贝氏的一个堂号。
贝瑗是个大太监，很早在汉顺帝刘保执政之时即阉割入宫，根本就没有血缘后代。在辅佐汉恒帝灭梁氏集团后，贝瑗成为东武阳侯，横行一时。后受其兄贝恭牵连，被汉恒帝废去所有官职和东武阳侯之爵，贬为都乡侯，在东汉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凄惨死于家中。在贝瑗权肆之时，“娶”了许多美女以充家庭，并收养了很多“义子”，却都不是贝氏族人。所以，贝氏家族的这一堂号有待进一步考证。 跟帖时间 2010-03-04 14:39:5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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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氏的迁徙分布 -- 贝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但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大陆与台湾省均未进入前三百大姓，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一百一十位门阀。
贝氏远祖起源于西周时期，上古时周文王的一个儿子被封在今天的河北省巨鹿浿水，建立了郥国，公族子孙就时代以国名为郥姓，后来他们去掉“邑”字边旁，改姓“贝”。因此，“贝”姓也是出自周朝王室之姓，即姬姓。
后来，有一支贝氏从河北巨鹿浿水迁移到今山东省博兴县东南一带，由于贝氏人口逐渐增多，该地被称为贝丘。另一些居住在贝丘的人，也有的人就此起姓为“贝”。贝氏后来在清河郡发展成望族，世称清河郡望。 跟帖时间 2010-03-04 14:37:5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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