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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的帝王国君 -- 郭 威：(公元903～954年)，本姓常，随母改嫁于郭家，改姓郭，字文仲；邢州尧山郭园村人(今河北隆尧)。著名后周太祖皇帝，在位时间从公元951～954年为期三年，终年五十一岁。
由于他脖子上刺了一只飞雀，所以人们又叫他郭雀儿。有的书上说他原来姓常，后来母亲王氏改嫁郭简后他就改了姓。郭简曾经在后晋当过刺史，后来被刘仁恭所杀。郭威在三岁的时候又迁到了太原，不久就成了孤儿，由姨母韩氏抚养。十八岁的时候又到潞州投奔故人常氏。
当时，李继韬在潞州割据，他是河东大将李嗣昭的儿子，李嗣昭战死后，他就自称留后，联合后梁对抗河东。为扩充军队，李继韬在潞州招募军士，郭威就应征入伍了。
郭威人长得很魁梧，勇力过人，李继韬很欣赏他，有什么小的过失也经常迁就他。郭威好斗，喜欢赌博，又好喝酒，但有时也喜欢打抱不平。一天，郭威又到街上闲逛，有一个屠户欺行霸市，非常跋扈，大家都很怕他，喝了点酒的郭威不服气地到了这个屠户跟前，让他割肉，然后找茬骂他，屠户也知道郭威不好惹，但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就扯开衣服用手指着肚子说：“有胆量你就照这儿捅一刀！”
郭威抄起刀子就捅进了他的肚子，结果屠户一命呜呼，郭威被抓进了监狱，李继韬佩服他的勇气和胆量，又将他放了。后来李继韬被李存勖发兵灭掉，郭威也被收编进了后唐军队，入了李存勖的亲军“从马直”。
郭威和别的军人不同，他并没有单凭武力发展，他看到了知识的力量，特别是兵书，没事的时候他总是拿着书看，有些文化的李琼见他爱学习，就将自己正读的兵书《阃外春秋》推荐给他看，李琼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本书里就记载了许多存亡治乱、贤愚成败的事例。”郭威边看边让李琼教他，看得爱不释手，李琼对他的影响很大。
在刘知远任后晋侍卫亲军都虞侯时，他主动投到他的手下。刘知远很喜欢这员干将，视为心腹，不管刘知远到哪里任职都把他带在身边，让他督率亲军。
郭威临事很有计谋，刘知远设法争取过来的吐谷浑部驻扎在太原，军队实力很强，也有不少财物，刘知远想据为己有，也为了防备以后他们再反叛投奔契丹，就想赶走他们，但又没有好办法。郭威就献出计策，让刘知远找个罪名除掉其首领，然后将财物和军队收纳，不但能除掉这支反复无常的势力，还能补充军需。刘知远照计行事，如愿以偿，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在契丹灭后晋的时候，郭威和史弘肇等人劝说刘知远称帝，因而成为后汉的开国功臣。国家初创，郭威在各方面都为刘知远出谋划策，使后汉政权很快稳定下来，作为重臣郭威在刘知远临终时被任命为托孤大臣，隐帝继位后，让郭威任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
不久后汉就发生了三镇叛乱，三镇即河中(今山西永济)、凤翔(今陕西凤翔)、永兴(今陕西西安)，朝廷先派了白文珂等人去平叛，但都没什么成效。于是郭威就受命出征，他平易近人，广交将士和文臣，两军交锋时又身先士卒，亲冒矢石，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立功他马上赏赐，负伤的他也亲自去抚慰。不管是谁提的建议他都能虚心接受，即使有人得罪了他，他也不计仇，终于使将士和睦上下一心，提高了士气和战斗力。郭威虚心听取将领们的建议，博采众长，制定了先攻河中的策略，然后用围困打消耗战的办法与敌对垒，一年后，在城中粮草已尽，士气丧失的时候一举攻陷，李守贞和妻子自焚而死。其他两镇也先后平定。
郭威又为后汉的稳定立下了大功，但他并没有借此要高官厚禄，而是借机提高自己的威望：当隐帝要赏他时他说破贼不是他一人的功劳，朝中的将相安定朝廷供给军需也有功，于是要隐帝赏赐史弘肇等人，他又说大臣们也有功，苏逢吉等人也因此加官进爵，郭威又说各地驻军将领和州县官吏也有功劳，让隐帝嘉奖他们。郭威不贪功，但却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和一般人相比，他的谋略要远大得多。
郭威平定三镇之后，隐帝又将北方的邺都也就是魏州驻守防御契丹的重任交给了他。在他赴任前，朝中为他是否带枢密使之职离京发生了争执，两派大臣矛盾激化，虽然史弘肇坚持要隐帝同意让郭威带枢密使赴任，但郭威对朝中之事很不放心，临行时恳切地对隐帝说：“苏逢吉、史弘肇都是先皇的旧臣，都很尽忠为国，希望陛下推心任用，必当无事。边疆之事臣一定尽忠报效，不负陛下重托。”隐帝也有点不愿郭威出京，他对郭威说：“朕夜里梦见你变成了驴，驮着我升了天，等我下来后，你又变成了龙，离开我向南去了。”郭威听了抚掌大笑。大概隐帝这时已经担心郭威对他皇位构成的威胁了，所以在郭威不在的时候才诛杀史弘肇等人，然后又派人去杀他。
郭威到任后，积极备战防御契丹，但他出来不久朝中就发生了大事，隐帝没有听他的话，而是相反，听从了舅舅李业的挑拨，诱杀了史弘肇等人，听到郭威起兵的消息连他的家属也全部杀死。然后命另一个舅舅李洪义到邺都去杀郭威等人。
李洪义和李业不同，他不想加害郭威，就将消息告诉了他。郭威听从了亲信魏仁浦的计策，倒过来用自己的官印假造诏书，说是让郭威杀众将，以此来激怒他们，众将果然听命于郭威，以诛杀奸臣清君侧为名杀向了京城。
隐帝不听母亲让人下诏与郭威和好的劝告，领兵出征，结果被乱兵杀死，苏逢吉也自尽了。郭威不费什么力就进了开封。聪明的郭威并没有立即称帝，而是让李太后先主持大事，以安人心。他又严禁士兵掠夺骚扰京城，恢复了京城的治安秩序。郭威派人迎接刘崇的儿子来继位，以此稳定宗室。
等一切稳定之后，郭威就将他的称帝计谋实施了：让手下将领发了假情报，说契丹要南下进犯了。然后就奉太后之命领兵出城，到了澶州，数千将士发生兵变，拥立郭威为帝，历史书上经常说他是被迫称帝的，其实都是事先的预谋，郭威的大将北宋建立者赵匡胤估计就是学习郭威的做法发动陈桥兵变的，因为这两次几乎如出一辙。
郭威称帝建的国号是周，因为他说自己是周朝虢叔的后代，历史上称为后周，以便和周朝区分开。郭威仍然以开封为后周的首都。称帝之前，郭威又派王峻杀死了在半路上的刘崇的儿子。刘崇因此和后周结下死仇，联合契丹来攻打后周，但在高平大战中被郭威的儿子周世宗打败。
当了皇帝之后，郭威就马上着手治理国家，进行改革来增强国力。他从小经历了很多苦难，对民间疾苦也有亲身体会，所以首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这方面郭威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罢除不合理的牛租，二是撤消营田务。在早年朱温征伐淮南时，朱温将缴获的上万头耕牛给百姓使用，然后向百姓收牛租，几十年之后，到后周时仍然在收，当年的牛早就死了。郭威下令废除这项既过时又累民的税收。至于营田务，是唐末以后在中原地区设置的由户部直接管理的农业生产机构，所属的农民负担很重。郭威废除营田务后，将原来百姓使用的田地房屋和牛及其他农具都赐给他们永久使用。这项措施加上牛租的废除，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其间，有人建议将一些好的营田卖掉，就能得到数十万缗钱来充实国库，郭威却说：“让百姓得利，就像国家得利一样，朕要这些钱干什么？”
继位没多久他便下诏，命令各地官吏不得以任何借口来加收百姓赋税，原来普遍存在的正税以外的杂税一律废除。郭威又下诏减轻了后汉残酷的法律，比如，后汉规定，盗窃一文钱的也要处死，不是重罪的人又经常株连亲族，后周则规定，不是反叛和杀害亲属之类大逆不道的重罪不再株连亲属。后汉时，酒和酒曲(造酒的原料)实行国家垄断专卖，凡是民间有人私自买卖的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后周则大大减轻了处罚，而且做了具体的规定：一两至一斤的杖刑八十，一斤以上到五斤的判徒刑三年，五斤以上的则处死。此外，在后汉时禁止民间收藏买卖牛皮，私自买卖一寸的就要处死，后周规定，有田四十顷的才收取一张牛皮的实物税，其余的民间可以随意买卖。郭威了解民间用牛皮的地方很多，所以为百姓生活着想，才有此规定。
郭威除了改革利民之外，自己也非常注意节俭，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他生活异常俭朴，衣食住行都很节俭，下诏禁止各地进奉美食及地方土特产品，珍宝就更不用说了。他对大臣们说：“朕出身微寒，尝尽人间疾苦，也经历了国与家的灾难，现在当了皇帝，怎么能养尊处优拖累天下百姓呢！”他不仅不让进奉宝物入宫，还让人将宫中的珠宝玉器、金银装饰的豪华床凳、金银做的饮食用具一共几十件，当众打碎在殿廷之上。郭威经常对侍臣说：“那些帝王，怎么能用这种东西！”
在治理国家方面，虽然郭威有些能力，但他仍然谦逊地重任有才德的文臣，以行动来改变从后梁以来军人政权的丑恶形象，他对这些有才德的大臣们说：“朕生长于军旅之中，不懂得学问，也不精通治国安邦的大计，文武官员有利国利民良策的就直接上书言事，千万不要只写一些粉饰太平的无用话。”
郭威的精心治理，使后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显露出国富民强的迹象，为周世宗继续他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郭威临死前还不忘节俭，他郑重地留下了遗言：“你们一定要为我薄葬，不要强征民工，也不要宫人为我长年守陵，陵寝不用石柱，枉费人力，用砖瓦代替就行，用瓦棺纸衣下葬。不要石人石兽，只须立一块碑，刻上这些字：‘大周天子临晏驾时和要继位的皇帝有约，只因平生喜欢俭朴，所以只让用瓦棺纸衣下葬。’如果违背此言，阴灵也不相助。”郭威这样做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为汉文帝的节俭而感动，他又见唐朝皇帝们的陵墓由于造得都很豪华，不但费尽钱物和人力，还遭到盗墓者的破坏，而汉文帝的霸陵却至今完好无损。
郭威也很开通，说每年的寒食节不忙时适当派人到他陵上祭奠一下就行了，如果没有人去，只须遥祭即可。最后说：“千万千万，莫忘朕言。”
郭威一共在皇位上坐了三年，从正月里称帝，正好又在正月里病逝。终年五十一岁。其开创的周后来传至柴荣(郭威无后，他是柴荣的姑父)，后被赵匡胤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大宋王朝。 跟帖时间 2010-03-03 22:25:2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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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的历史名人（二） -- 郭开贞：(公元1892～1978年)，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郭鼎堂、石沱、麦克昂、高汝鸿、易坎人等；四川乐山沙湾镇人。著名现代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父亲郭朝沛，是一个有实业家手腕的精明商人。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资质聪明，嗜好文学，平时读弹词，说佛偈。郭沫若童年时，母亲就教他背诵唐诗。郭沫若说：“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了我以决定的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他把幼时暗诵的唐人绝句称作是他“所受的诗教的第一课”。
1897年春，郭沫若开始受家塾教育，白天读经，晚上读诗。在唐诗中，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和韩愈。1900年庚子事变后，家塾教育逐渐有所革新，于四书五经及唐宋诗文外，还讲授新学课本和笔算数学。这时大哥郭开文(橙坞)在成都东文学堂读书，不断把《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刊寄到家塾来。这些书刊开阔了他的视野，培植了他的民主意识。郭开文后来还给他灌输了一些“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的思想，并且动员他东渡日本去求学。
1906年春，郭沫若到嘉定府乐山县高等小学读书。虽然学校当局昏庸腐败，但帅平均的《读经讲经》课，通过对古文、今文《尚书》真伪的辨析，激发了他对旧学的喜爱，养成了他日后爱考证、好翻案的脾气。1907年秋，郭沫若升入嘉定府中学堂。这期间除读梁启超翻译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外，开始大量阅读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林译的英国作家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通译为《艾凡赫》)的浓厚的浪漫主义精神，给予他很大启示，对他后来的文学倾向有重要影响。此外，阅读《史记》也给予他丰厚的思想营养和文学营养。
1910年2月，郭沫若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读书。那时成都已弥漫着革命空气。1911年初，成都学生界发起国会请愿风潮，郭沫若被选为丙班代表参加了号召全市罢课的斗争，曾一度被学校开除。同年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为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的政策，掀起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郭沫若目睹了保路同志军武装斗争的情景，受到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斗争精神的鼓舞，这场保路运动成为他民主主义意识萌发的契机。接着，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郭沫若分外欣喜，剪掉辫子。他以为大家都剪去辫子，“中国就可以一跃而为世界上天字第一号的头等强国了“。但辛亥革命很快失败了，他感到失望和痛苦：“中国哟！你究竟该到那儿去？”
1912年初春，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率完婚，第五天又返回成都念书。1913年10月，郭沫若走出夔门，先是考取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因不满于学校当局而不愿入学。在他大哥资助下，于同年年底赴日留学。
1914至1923年，郭沫若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初到日本时，异国生活中所受的民族歧视，个人婚事的失意，使郭沫若陷于消沉苦闷之中。他因此读《王文成公全书》，深受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同时，王阳明学说又把他导引到老庄哲学、孔子哲学和印度哲学。此时郭沫若接触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感受到清新恬淡的风味，由泰戈尔进而接触印度古诗人伽毕尔。后来他又喜欢德国诗人海涅、歌德，由歌德又导引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对于泛神论的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五四运动”时期，他还喜欢过康德、尼采，并接受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以及当时颇流行的新罗曼派和德国新起的表现派的影响。中外诸家的多种影响，使郭沫若前期思想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况。
1916年夏秋之际，郭沫若与日本少女安娜(本名佐藤富子)恋爱并结合。在泰戈尔式的无韵诗的启迪下，激发了他创作新诗的欲望。《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Venus》、《别离》等爱情诗，是郭沫若最早的新诗创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居异邦的郭沫若，受到这股突起狂飙的猛烈冲击。6月，他在福冈发起组织反日团体“夏社”。9月 11日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这时他由追随泰戈尔转而喜欢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惠特曼的诗风和诗形，使他找到了“喷火口”和“喷火的方式”。1919年下半年和1920年上半年，是他新诗创作的爆发期。《凤凰涅□》、《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等名篇，便是这时写成的。当时的创作除收入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外，还有许多集外佚文。
除创作新诗外，郭沫若于1919年夏始译歌德的诗剧《浮士德》第一部(未出版)，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的论诗与文艺的通信合集《三叶集》。1921年译德国史托姆的《茵梦湖》，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同时，经他与成仿吾、田寿昌、郁达夫、张资平等人的努力，于1921年6月下旬成立创造社，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
1921年4月，郭沫若决计放弃医学，另谋出路，与成仿吾一同回上海。他想象中的"五四"后的祖国是新鲜、华美的；然而踏上国土后，所见所闻是无涯际的黑暗，理想被现实击碎，工作也无着落，于同年9月复返日本继续求学。诗集《星空》即1921年和1922年诗人心灵受到创伤而又渴望继续奋斗时留下的诗作。
1923年4月，郭沫若大学毕业后与安娜及三个孩子回上海。这时我国工农运动出现新的高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使郭沫若的思想情绪有较显著的变化。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他提出了“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的主张。这年他写了历史小说《函谷关》，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收在诗集《前茅》里的《留别日本》等新诗，以及《梦与现实》等散文。作者决心向《星空》时期那种“低迷的情趣”、“虚无的幻美”告别。
1924年春夏之交，郭沫若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此书的翻译，是他克服留日阶段所接受的泛神论思想影响的开始，也是他实现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变的重要转折。自此他“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这年11月，他去宜兴参加调查江浙军阀之间的战争实情，于了解战祸之外看到了江南农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他决心从先前的“昂头天外”转而面向“水平线下”。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发生。郭沫若在上海目睹了工人、学生英勇斗争和惨遭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屠杀的情景，为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起草了《五卅案宣言》(后改题为《为“五卅”惨案怒吼》)。在“五卅运动”高潮中，他还创作了二幕历史剧《聂□》。
这时郭沫若的文艺思想也开始有所转变，他逐渐清算了唯美派和精神分析派等文艺理论的影响，强调“今日的文艺”应是“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他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把革命文学称作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他要求进步的文艺家把握住时代的精神，认定文艺的主潮，“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但他不恰当地夸大文艺的作用，在分析西方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时，把浪漫主义与个人主义等同起来，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立起来，认为“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
1926年3月，郭沫若离沪到广州，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在此期间，曾应邀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演。7月，郭沫若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27年3月初，蒋介石在江西、安徽制造了一系列镇压工农群众运动的事件。3月31日，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著名的檄文，披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疯狂杀人的罪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恩来等人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郭沫若于8月4日从九江赶到南昌参加起义，他当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他随起义军经临川、瑞金、汀州，到达潮汕。在南下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他经香港到上海。诗集《恢复》是他这时的诗作，此外，还改译了《浮士德》第一部。
1928年初，郭沫若等后期创造社成员和太阳社成员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郭沫若写了《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等文，指出“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文艺”，“我们的文艺是要为大多数的人们”，即“产业工人和占人数最大多数的农民”，作家要“多多接近些社会思想和工农群众的生活”。但他这时的文学主张也有某些偏颇和错误，如宣扬“文艺是应该领导着时代走的”；把作家的世界观转变看得过于简单容易；把鲁迅等作家排斥在革命文艺队伍之外，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太浓厚了，所以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等。
1928年 2月下旬，郭沫若化名吴诚离开上海去日本，同先期到达日本的安娜及孩子们避居于千叶县市川市。在流亡日本的十年间，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四种》、《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等，成为中国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在这以后，他一直以很大的精力从事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并且在多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在旅居日本期间，他还写了自传、历史小说、杂文、散文等许多作品，而且始终关心国内的左翼文学运动，为中国左翼文学家在日本创办的刊物《质文》撰稿。
1937年芦沟桥战事发生后，7月25日，郭沫若只身离日潜奔祖国。《归国杂吟》七首，是他归国前后随兴感奋之作，吟咏归国请缨之情，真切感人。郭沫若一到上海，立即投入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筹办《救亡日报》，组织战地服务团，动员许多文艺工作者到前线作宣传鼓动和慰问工作。他自己还迅速地写了一个以抗战现实为题材的四幕话剧《甘愿做炮灰》。
上海沦为孤岛后不久，郭沫若离开上海，经香港、广州，于1938年1月抵武汉。始与于立群同居。在武汉，郭沫若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0月下旬，郭沫若撤离武汉，经长沙、桂林，于12月底赴重庆。1940年9月，政治部改组，郭沫若辞去第三厅厅长职。11月初旬，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担任主任，继续领导文化界抗日宣传工作。
1941年11月16日，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文化界在重庆、成都、延安、香港等地，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活动。这是在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以后，为了号召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反抗法西斯统治而开展的一次重大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周恩来在重庆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我要说的话》的讲演，赞扬郭沫若的革命热情、研究精神和战斗生活，称他是继鲁迅之后“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
“皖南事变”前后，郭沫若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六部历史剧。这些剧本，取材史实，包孕古今，在遵循符合历史真实原则的基础上，紧密为现实斗争服务，很好地发挥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1944年3月，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三百周年，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郭沫若写了长文《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于同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1945年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草拟的《文化界时局进言》，在“进言”上签名的达三百余人，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重视。1945年6月，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邀请赴苏访问，写有《苏联纪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对国民党当局不抱幻想，坚持同国民党独裁统治及其发动内战的阴谋作斗争。1946年2月10日，郭沫若前往校场口参加重庆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惨遭毒打，他因劝阻也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校场口事件”。这一时期，国民党当局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郭沫若不断进行生命威胁，他却坦然自若，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表达了他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斗争到底的决心。1946年5月，郭沫若离重庆去上海，次年11月由上海去香港。在香港期间，他写了《抗战回忆录》(后改名为《洪波曲》)等。1947年3 月底始，郭沫若用一个月时间译出《浮士德》第二部。1948年冬，郭沫若与三十余人北上，经安东(今丹东)、沈阳，于1949年2月25日抵北平。郭沫若坚贞不渝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冲破浓云密雾，走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7月，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文化科学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文化交流等事业。1951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利用公余之暇，他还写了不少诗文和著作。如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东风集》、《骆驼集》等；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史学论著《奴隶制时代》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郭沫若受到迫害。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他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一词，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传诵一时。1978年，他抱病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发表题为《科学的春天》的演讲；随后，又在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作书面发言《衷心的祝愿》，欢呼中国科学和文艺的春天的到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期里，郭沫若一直热诚地、勤奋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他对中国科学文化所作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立的功绩，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尊敬。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于北京。
郭沫若在新诗、历史剧、散文、小说等方面的著作十分丰富。尤以新诗和历史剧的创作，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重大贡献。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不仅确定了郭沫若作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形象，而且成为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纪念碑式的作品。
《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在这以前，中国已出现不少写新诗的人，也已有新诗集问世。但不少新诗“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想象”，着重“说理”而“缺少余香与回味”，在形式上旧的气味较浓，“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女神》却以崭新的思想内容、豪放的自由诗体以及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了新的诗风，为自由体诗开拓了新的天地。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五十六首，包括1916～1921年的诗作。“五四运动”以前的诗，诗人心中郁积着个人的、民族的忧伤和疾愤，诗的格调哀婉低沉；“五四运动”以后，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给诗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诗风变得雄浑豪放，爱国主义是《女神》的诗魂，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祖国热情歌赞，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的殷切期望，是郭沫若呈献给五四运动的最美好的诗情。他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诗人以“火一样的心肠”，思念着新生的祖国──他所心爱的“年青的女郎”。他向年轻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向扬子江、黄河，向俄罗斯和伟大的先驱者们，深情地问候晨安，召唤人们“醒呀！Mesame呀！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
《凤凰涅□》是郭沫若新诗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庄严的时代颂歌，是充满彻底反叛精神和热切向往光明的诗篇。诗人赋予凤凰以巨大的象征性；凤凰自焚，象征着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凤凰更生，象征着古老的中华民族和一代青年在烈火中获得新生。
在十月革命的阳光照耀下，郭沫若十分景仰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对于这新社会生出了作进一步了解的要求”。在《女神·序诗》里，他宣布自己“是个无产阶级者”，“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在《匪徒颂》里，他颂扬一切“社会革命底匪徒”，也向列宁高呼万岁。诗人赞颂在地球上为人类造福的工人、农民，称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全人类的保姆”；诗人表示要学习工农大众，不停地劳动，来报答大地的深恩。这些诗篇，反映了作者在思想上的某些社会主义因素，它给整个诗章带来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火花。
郭沫若是一个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女神》许多篇什，塑造了一个强烈追求个性解放并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的抒情形象。在“五四运动”时期，张扬个性，歌唱自我，不独郭沫若一人，但他与一般诗人不同，他在诗歌中那种反叛一切既成的道德观念和传统势力的尊重自我的呼声，那种提倡创造的热情，在封建宗法制度全然扼杀个性、禁锢人们思想的旧中国，可以说是生命穷促时全力叫出来的一种革命，渗透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和飞扬凌厉的朝气。郭沫若这时醉心于泛神论的宇宙观，对大自然怀着深情。他赞美山岳海洋、日月星辰、风云雪雨，给大自然以生命，人和自然取得了和谐的统一，表达了他对社会人生的美好期望；但是当理想幻灭时，他就要返归自然，寻求“无“的世界，大自然成了他的逋逃薮。
继《女神》之后，郭沫若第二本诗集《星空》于1923年出版。他自认这是“潮退后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在集首《献诗》里，诗人自喻是“一只带了箭的雁鹅”，是一个“受了伤的勇士”，偃卧在沙场上感受着“沉深的苦闷”。诗人困惫了，想找一个酣睡的乐土，他想用北斗星的斗柄斟饮，“要饮尽那天河中流荡着的酒浆，拼一个长醉不醒”。诗人有时追怀“自由纯洁的原人”，仰慕寥寂的首阳山，低吟着“丁东，□琮，玲珑，一声声是梦，一声声是空空”。这些诗流露了浓重的虚无主义情绪。《星空》虽然仍保持诗人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某些诗篇仍吐露了诗人积极探索与追求光明的心情，但《女神》那种热烈奔放的诗情减退了，狂热浪漫的理想追求冲淡了，神奇美妙的诗意诗境也少见了。比起《女神》，《星空》的艺术技巧趋于圆熟，结构比较严谨，诗行比较整齐，语言也更加凝练、含蓄，一些写景抒情的小诗，感情缠绵，诗风淡雅。
诗集《前茅》于1928出版。除《序诗》写于1928年外，收入作者1921～1924年的二十二首诗。它反映了作者思想情绪的变化。诗人力图摆脱泛神论的消极影响，去正视人世间的不平。某些诗篇生动地描绘了工农革命的光明前景，诗人希望正在“鼓荡出雷声”的中国革命，能“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盘推翻，另外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为悼念列宁逝世而写的《太阳没了》，诗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表示要沿着列宁的道路，秉着“赤诚的炬火”，继续做“逐暗净魔”的工作。《前茅》的一部分诗，内容空泛，存在概念化的毛病。郭沫若承认“《前茅》并不高妙，只有点历史的意义”。
在1925年写爱情组诗《瓶》以后，大约近三年时间，郭沫若没有写诗，他“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诗集《恢复》是作者1927年11月避居上海于大病初愈后所写，共二十四首，1928年3月出版。这是一个革命战士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保持态度的彻底，意志的通红”的诗的宣言。诗人公开宣布他的诗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要为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重新到来而怒吼。这些“声浪喧天”的战斗诗篇，印记着诗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征北伐和奋发前进的足迹，显现了工农群众的觉醒和力量。在“眼前一望都是白色”的历史氛围中，它起到激励斗志和抗击逆流的作用。郭沫若在实现其世界观转变过程中，曾经批判与否定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并表示他要从《女神》时代的浪漫主义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然而《恢复》以及后来的《战声集》、《蜩螗集》等诗集说明，勉强转变自己的艺术风格，对他的创作是不利的，其客观效果便是诗人降低了对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作品存在着概念化的毛病。
郭沫若是以诗人著称的，但他也写了许多小说。自1919年11月在北京《新中国》发表第一篇小说《牧羊哀话》至1947年 1月发表《地下的笑声》，写了近四十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大致分为“身边小说”与“寄托小说”两类。“身边小说和他的诗很相近，主观的燃烧强烈地吸引读者”。《漂流三部曲》是郭沫若“自叙传”体小说的代表作。这些“身边小说”，仿佛是信笔写来，一览无余，结构比较散漫，不耐咀嚼。但在主人公真率的内心告白里作者所喷涌的炽热情感，在那时还颇能激动读者的心。历史小说集《豕蹄》于1936年出版，收《孔夫子吃饭》等1935、1936年的六个短篇。这些小说贯穿着历史批判的精神，带有明显的讽喻现实的意味。《司马迁发愤》借司马迁《报任安书》演化成篇，是《豕蹄》中最能表现郭沫若亡命日本时的精神世界的一篇小说。郭沫若在失去行动自由时，仍自励坚贞，潜心治史，提笔称赞司马迁身受屈辱而发愤著述的博大精神，就是有意识地在学习司马迁的人品和文品。这些历史小说带有作者浓厚的主观色彩，在古人身上铸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美学理想，保持了作者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
此外，为读者所称道的郭沫若的传记文学，如《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北伐途次》、《洪波曲》等，在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具体地描述了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文化学术活动和社会政治活动，真实地记录了郭沫若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潮流中不断前进的生活道路。这些传记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的珍贵文献，在艺术上也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郭沫若写于抗战时期的历史剧，是继《女神》之后在他的文学道路上出现的第二个高峰。郭沫若“是中国新史学研究方面最有成绩的学者，又是杰出的新文学作家，因此也是最具有写作历史剧的完满条件的人”。他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6部剧作，在历史剧领域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注意历史剧创作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效果，是郭沫若一贯坚持的史剧观。早在20年代初期，他就说过：“我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不过他前期的历史剧，只借历史的影子来驰骋自己的创造，而不是严格地根据历史文献对古人的精神面貌作深刻的理解和切实的描绘。后来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强调作家要研究历史、熟悉历史，“史剧家对于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必须是研究的权威”，“优秀的史剧家必须得是优秀的史学家”，因此他所强调的历史剧要灌溉现实的蟠桃这一创作意图就有了可靠的基础。代表作《屈原》便是在当时抗日民主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是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历史加以新的解释，发挥了“古为今用”的战斗效能的新型历史剧。
四十年代初期，作者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他“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于是决定“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剧本通过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天的生活和斗争，概括了他的悲壮战斗的一生。剧本结尾，屈原出走汉北，继续坚持同黑暗势力斗争，表现了作者对黑暗世界的愤懑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据《史记·魏公子列传》创作的历史剧《虎符》，主人公信陵君不复是一个礼贤下士的“贤公子”，他的“宽厚待人”已被赋予积极的思想内容，通过“窃符救赵”这一典型情节，展现了他的热爱国家、团结民众，目光远大、见义勇为的品质。如姬的形象，在剧中尤其显得突出和鲜明。如姬是一位有见识、重义气、贤淑而又刚强的女性。她反对国王的专横暴戾，主张联合抗秦，拥护信陵君的政治主张。她的窃符与自杀，构成了一幕壮烈的历史悲剧。这些剧作虽以悲剧结束，却摒弃了在悲剧文学中常见的哀婉凄凉、悲观绝望的情调，更多地注入了作者那种彻底反叛的精神，它的目的是号召人民起来作斗争。在历史题材中蕴含着严峻的现实，力图在实质上写出历史的精神而又能针对现实，给现实人生以温暖和希望，这显然是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现。
郭沫若的历史剧，以豪放、热烈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戏剧含有丰富的情感，如同他的热情奔放的诗歌一样。他的戏剧，可以作为抒情的散文诗来读，清新瑰丽，荡漾着感情的微波。他在塑造古人形象时，从不采取客观描写的态度，在不违反人物特定的历史和阶级内容的条件下，往往在历史人物身上注入了更多的主观性，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融化在艺术形象里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大体保留了他过去历史剧创作的风格，坚持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具有作者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且在历史剧如何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上，作者作了新的有益的探索。历史剧《蔡文姬》，通过文姬归汉的故事，着力渲染曹操在统一北方以后，为发展民族文化而广罗人才、力修文治的大业，也赞美了蔡文姬为继承父亲遗业、决心撰述《续汉书》而离别儿女归来的宏大志向。蔡文姬这个艺术形象饱含着郭沫若的生命和血泪。作者说过，蔡文姬就是他，是照着他自己写的，“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了在里面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剧本用《胡笳十八拍》来表现蔡文姬悲楚的经历和归汉途中的矛盾心情，这不仅加强了戏剧的历史气氛，而且也使全剧增添了浓郁的抒情色彩。在历史剧《武则天》里，郭沫若根据自己的史学观点和美学观点，对历史人物和既成史实作了新的解释和阐发，使剧中主要人物以一种新的面目和姿态出现。剧本以徐敬业叛变这一中心事件来安排人物和情节，地点局限在洛阳，时间局限在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至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的六年间，把武则天写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有理想、有抱负，一心辅助皇帝管理朝政的明敏果断的女性统治者。郭沫若说，武则天作为封建王朝的皇后，而且做过皇帝，“她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人，特别是在她的晚年，她的缺点很难掩盖”；但是“她以一个女性的统治者，一辈子都在和豪门贵族作斗争，如果没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她便不能取得胜利，她的政权是不能巩固的”。为了替武则天翻案，作者入情入理地去体会人物的心理和时代的心理，在顾及历史本质真实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了一些艺术想象与虚构。在这些剧作中，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自己的研究心得，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大胆地进行新的评价，作出新的描绘和塑造。尤其是为曹操翻案，完全改变了千百年来曹操在舞台上的形象。郭沫若历史剧的主要缺点是人物语言有时过于现代化，因而某些人物或情节给人以失真的感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郭沫若的诗作，数量相当可观，但如作者自己所承认的，“诗多好的少”。这些诗多是配合政治运动、生产任务或外出游览访问即兴写下的，缺乏严密的构思和艺术的锤炼，有时不免流于概念化。不过有些诗篇仍保留着《女神》的气韵，显示了诗人的浪漫主义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骆驼》一诗，虽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倾注了诗人丰富的感情。诗人热情地赞颂了在沙漠中导引着旅行者从黑暗走向黎明的骆驼，字里行间氤氲着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的强烈气氛。在《新华颂》等诗里，诗人讴歌新中国的成立，期望在中国能出现一个百花满地开放、百鸟弥天翱翔的新天地，期望社会主义文艺园地能够出现一个百花齐放、争妍斗丽的新景象，“雕刻刀从此会更加灵活地运用，指挥杖会洒出无比雄浑的乐音”。
郭沫若还写了许多旧体诗词。一些诗词，意味隽永，寓意深长，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写于1955年12月的《访日杂咏》，写于1960年的《重庆行》，以及《黄山即景》、〔水调歌头〕《题卧蕉图》等，诗人追忆往事，含有无限亲切的情味，描写眼前风光，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些旧诗，有的以婉约见长，有的以豪放著称，有的抒发诗人的情怀，有的侧重于表现人民的高昂情绪和雄伟气势。他的旧体诗词，在成规中敢于大胆创造，有守成也有突破，不过有些诗词，同样存在堆砌标语口号的毛病。
在文艺理论方面，郭沫若写的《读随园诗话札记》，除批评袁枚诗论所反映的封建意识外，对于文艺创作规律、文艺的特性以及文艺家审美意识等有许多精当的论述，它是郭沫若前期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写于六十年代末期的《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的最后一部学术专著。围绕李杜的评价，郭沫若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他的扬李抑杜，颇受六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机械地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评价古人；当然扬李抑杜也反映了郭沫若早年就已形成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倾向，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在学术上值得重视的见解。
作品集和研究资料 郭沫若是一个喜欢不断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因此同一作品往往有不同的版本。如诗集《女神》、《前茅》，文艺论著《文艺论集》，及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和《武则天》等等，后来再版的版本都程度不同地有所改动。
自1957～1963年，郭沫若将自己的文学、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的著作结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沫若文集》十七卷本。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于1982年开始出版《郭沫若全集》，分文学编、历史编和考古编，共三十八卷。各编卷序目自为起讫。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全集》先收集整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文学、历史和考古三个方面的著作；作者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等，于三十八卷之后将陆续整理出版。
关于郭沫若及其文学创作的评论研究文字，自二十年代初期即已出现。论文主要有：郑伯奇《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沈从文《论郭沫若》；朱湘《郭君沫若的诗》；周恩来《我要说的话》；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冯乃超《发聩震聋的雷霆──纪念郭沫若先生二十五年创作生活》；张光年《论郭沫若早期的诗》；陈瘦竹《论郭沫若的历史剧》；王瑶《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等。
关于郭沫若年谱和研究资料，主要有：《郭沫若学生时代年谱(1892～1923)》，《郭沫若年谱》，《郭沫若著译书目》，《郭沫若著译系年目录稿》，《郭沫若著译系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郭沫若专集》、《郭沫若著译系年目录》、《郭沫若评介目录》等。
郭沫若的许多著作，已被翻译成日、俄、英、德、法等多种文字。位于日本东京都三鹰市的亚非图书馆，设有沫若文库，收藏了郭沫若1928～1937年流亡日本期间的书籍与资料。
郭化若：(公元1904～1995年)，又名郭俊英；福建福州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埔军校代区队长。参加了北代战争。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回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纵队参谋长，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红一军团参谋处处长，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红军总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军委第二局局长，红军教导师参谋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第一局局长、编译处处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兼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延安中央党校军事教育处处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九兵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兼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和第八兵团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5年11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一岁。
郭 奇：(公元1913～1972年)，河南濮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加入反帝大同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八路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总校二大队教育干事、政治教员，抗大总校一大队第二营政治主任教员，第一大队政治处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部副部长、政治部政教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会主任，学院政治部教育部副部长、政治部宣传教育部第二部长兼哲学教授会主任，高等军事学院社会科学教授会主任，学院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兼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10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九岁。
郭 强：(公元1915～1982年)，江苏武进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7年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十支队连政治指导员，步兵大队政治教导员，第六支队第二团政治处主任，冀鲁豫军区第十一军分区第十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政治委员，湛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参加了邯郸，鲁西南、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政治委员兼贵州军区毕节军分区政治委员，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政治委员，参加了1953年春季反登陆战役准备、夏季进攻战役和金城战役。回任后，1958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政治系，任锦州步兵学校政治委员，1973年担任黑龙江省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兼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长。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82年3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七岁。
郭玉峰：(公元1919～2000年)，河北海兴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8年9月参加八路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第二团连政治指导员、营副政治委员，第三分区政治部组织干事、组织科科长，第三支队七团政治处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十旅第二十八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炮兵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陆军第六十四军第一九一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治委员，1951～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四军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志愿军第六十四军第一九一师副政治委员、代政治委员。回国后，1953年起任陆军第六十四军第一九一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第六十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六十四军政治委员，1967年10月～1975年6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1975年6月～1977年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其间曾任部核心小组组长。1980年5月～1981年2月被隔离审查。1983年7月被开除党籍。1983年9月到河北省邢台市安置。曾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77年12月)。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00年1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郭成柱：(公元1912～1972年)，原名郭春行，又名郭春竹；福建龙岩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1931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二军第三十六师第一○八团团委秘书，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政治处技术书记，第二师政治部技术书记，红一军团政治部统计科科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苏鲁豫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大队政治委员，教导一旅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三师七旅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的首任政治委员。第十六师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部队，红军时期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二师的基础。抗日战争时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皖南事变后南下华中，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进入东北时共九千人。该师部队干部历史很老，文化较低。该部队在我军历史上参加战斗最多，经验丰富，战斗作风勇猛，能攻能守，不怕牺牲。装备好，行军能力强，能打硬拼仗。有朝气，雷厉风行，但也存在简单化，对新战术研究与掌握不够。是东北各野战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后升任东北野战军第一纵政治部副主任，第五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五纵队入关，第十三师首长的吉普车在喜峰口翻下山坡，师长徐国夫身负重伤，政治委员李辉、政治部主任胡寅牺牲，郭成柱一度代理第十三师政治委员，后担任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四十二军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二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回国后，历任第四十二军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部长，广州军区干部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72年8月9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六十岁。
郭廷万：(公元1913～今)，福建龙岩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补充师连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连长、东进支队第四大队营长、教导第五旅第十五团副团长，山东滨海军区独立第二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陇海东段警备部队司令员，山东军区滨海警备旅副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师师长，豫皖苏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鲁南、泰安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师长。1952年进入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任福建省军区龙溪军分区司令员、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州市卫戍区司令员。当选为福建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1955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郭延林：(公元1914～2004年)，江西吉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8年参加赣西农民起义。1929年参加游击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交通科参谋，第一师第一团排长、连副政治指导员、连政治指导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和水口、乐安等战役战斗，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和东征、西征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营政治教导员，第三团营长，延安炮兵学校工兵科教员兼协理员等职，参加了平型关、冯家沟、雁宿崖、百团大战和黄土岭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护路军第三团政治委员，南满护路军副政治委员，铁道纵队第四支队政治委员，参加了辽沈、平津、淮海和渡江战役，解放大军打到哪里，就率领铁道部队把铁路修到哪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铁道兵第一师政治委员，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第一师政治委员，参加了所有铁道战线的斗争。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师师长，铁道兵第六师师长，铁道兵第二军副军长，铁道兵第一军副政治委员，1960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后任铁道兵后勤部政治委员，参加了援助越南的工作，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工程队第一支队指挥部政委、中国援越后勤部队第一支队政委。援越任务结束后，任铁道兵科学研究院政治委员，工程支队指挥部政治委员，铁道兵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和黎湛、鹰厦等铁路建设，为加强铁道兵部队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是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4年8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郭林祥：(公元1914～今)，江西永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30年9月参加中国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干部团连指导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一团总支书记，第四师组织科长，第一师第十三团政治委员。1937年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抗大总校队长，大队长，支队长，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治委员，太行军区第三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第六分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百团大战。1944年9月任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任中原军区一纵队一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7年起任华东野战军独立师副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十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月任川北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1952年8月任四川省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5月任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1959年12月任第二政治委员、1965年11月任第三政治委员、1973年6月任政治委员，1973年8月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1975年8月任新疆军区政治委员、1978年1月任第二政治委员，1980年1月任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82年12月任政治委员。1985年3月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1985年10月～1990年4月任军委纪委书记兼总政治部副主任。是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同年9月14日被授予上将军衔。
郭卓辛：(公元1912～1984年)，河北安次人(今河北廊坊)。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第三十八师政治部秘书，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指导员兼技术书记，红五军政治部统计干事，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七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援西军文书科科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营政治教导员、大队政治委员，山东军区独立一旅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徐州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淮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区炮兵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南京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59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历任浙江军区副政治委员，安徽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4年1月6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郭金林：(公元1913～1990年)，江西吉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副排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财政部审计局审计。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会计，中共河南省委秘书处会计科科长，新四军第六支队会计科科长，第四师供给处副处长，师供给部副部长、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供给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供给部副部长，第三野战军供给部政委。参加了苏中、鲁南、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后勤供给部部长、财务部部长、后勤部副部长，南京军区财务部部长、后勤部副部长、部长、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0年12月3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郭宝珊：(公元1904～1970年)，河南南乐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4年参加陕北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在陕西黄龙山自发组织农民武装，后为国民党军军官。1934年10月国民党集结大量兵力，向陕北红二十六军进攻，郭宝珊率一个营随敌向甘肃庆阳出发，在红二十六军红三团的配合下，10月20日郭宝珊营在庆阳起义。11月10日郭宝珊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为司令员。参加了陕甘苏区反“围剿”和劳山、东征等战役。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甘泉独立营大队长，甘泉独立营营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八团副团长、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延陵军分区司令员，警备第四旅旅长。1949年1月警备第四旅和骑兵第六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任师长。参加了宜川、荔北、扶□、兰州等战役。兰州战役以后，第十二师留守兰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9月，第四军撤消番号，第十二师改编为西北军区公安部队第二十师，任师长，以后担任公安部队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0年11月27日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郭炳坤：(公元1914～1977年)，陕西蒲城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西关中游击队指导员，红二十六军第一团政治委员，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直罗镇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三边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骑兵团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副政治委员，三边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四纵队警备第三旅旅长，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参加了扶□、兰州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军政治委员，西北军区干部部部长。1950年9月，成立总干部部，毛泽东说：“成立总干部部，要徐立清来搞。”又批示：“赖传珠资深，同意排在前面，但工作要让徐立清多做。” 总干部部从总政治部、东北军区、华北军区、西北军区、西南军区、中南军区、华东军区、中组部、总参谋部共选配了八十名干部，并在华北革命大学选调了二十七名学生。总干部部当时设任免考核处，副处长吕义山，军衔奖励处，处长王文轩，统计档案处，处长刘绍文，抚恤保健处，处长黎映霖，秘书处，处长叶显锐。1952年编制调整，一部为一般兵种干部任免部，部长李信，二部为特种兵干部任免部，部长王文轩，三部为组织计划部，部长袁子钦，四部为军衔奖励部，部长曹广化，五部为预备役干部动员部，部长郭炳坤。这五个部的部长来自各个方面军、大单位：李信来自红二方面军、四野；王文轩来自三野；袁子钦来自红一方面军、华北军区；曹广化来自红四方面军、四野；郭炳坤来自陕北红军、一野；体现了毛泽东“五湖四海”的选人原则。郭炳坤后来调海军，历任海军政治部副主任，北海舰队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7年4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郭维城：(公元1912～1995年)，满族；辽宁义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军任张学良机要秘书，苏鲁战区秘书主任、处长。“七七”事变后，随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参加了淮河、台儿庄、武汉等战役，随后东进山东进行抗日游击战争。1942年参与组织东北军第一一一师部分官兵起义。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一一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山东行政委员会委员，滨海支队副支队长。1945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任齐齐哈尔护路军司令员兼铁路局局长，西满护路军司令员，中长铁路滨州线军事代表兼西满铁路局副局长，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员兼铁道兵团前进指挥所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衡阳铁路局局长，中朝联合新建铁道指挥局局长，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指挥所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兼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指挥、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共郑州铁路局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副部长、部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5年1月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郭伯雄：(公元1942～今)，陕西礼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58年8月参加工作，1961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8月至1961年，陕西兴平县第四○八军工厂工人。入伍后，1961年9月～1964年陆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五师第一六四团第八连战士、副班长、班长。1964～1965年陆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五师第一六四团八连排长。1965～1966年陆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五师第一六四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1966年至1970年陆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五师第一六四团司令部作训股参谋。1970～1971年陆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五师第一六四团司令部作训股股长。1971～1981年陆军第十九军司令部作训处参谋、副处长、处长。1981～1982年陆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五师参谋长。1982～1983年兰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其中：1981年9月～1983年7月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1983～1985年陆军第十九军参谋长。1985～1990年兰州军区副参谋长。1990～1993年陆军第47集团军军长。1993～1997年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97～1999年兰州军区司令员。1999～2002年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解放军常务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2002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2003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五届四中全会增补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晋升中将军衔，1999年晋升上将军衔。
郭 涛：(公元1927～今)，河北魏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39年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魏县青年救国会儿童部部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学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连政治指导员，中原野战军营副政治教导员，第二野战军营政治教导员、师炮兵室主任。参加了进军大别山、襄樊、淮海、渡江、西南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志愿军师炮兵指挥部参谋长。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团长，军炮兵参谋长，副师长，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解放军某军区副参谋长，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是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郭辅周：(公元1931～1995年)，河北任丘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六纵队连部文书、营部书记。参加了保北、桃园、石家庄、元氏、盂西、太原等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部作战参谋，参加了金城阻击战和隐山防御战。回国后，任团副参谋长兼作训股股长，军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处长，军区作战部部长，某军参谋长、副军长，济南军区参谋长等职。全身心投入到保卫国家安全和加强部队建设上，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作风正派，廉洁奉公，生活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学习刻苦，工作勤奋，始终保持了一个老党员、老战士的本色。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95年1月12日因病在济南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郭汝栋：(公元1892～1958年)，字松云，四川铜梁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四川速成学堂毕业。
原为川军将领杨森部下、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4年2月14日北京将军府授予将军。
1935年4月8日授陆军中将军衔，1938年回家休养。1946年7月31日授予陆军上将军衔，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长。
1949年留居大陆(与郭汝瑰是堂兄弟)，其后履历待考。
郭汝霖：(公元1920～今)，乳名铁良，安徽界首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空军机械学校毕业、空军官校第十四期毕业、空军指挥参谋学校毕业、三军联大毕业、战争学院将官班毕业。
曾任飞行员、分队长。去台后，历任中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联队政战部主任，副联队长、联队长，空军总部作战训练署副署长，空军作战司令部副司令，空军总部组织人事署署长，空军官校校长，空军总部参谋长。1980年1月任警备总部副总司令。1981年7月任空军副总司令，12月任空军总司令并晋升二级空军上将。1986年7月～1988年7月任三军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1988年5月任“总统府”参军长。
1989年12月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96年5月获续聘。1988年7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十三届
郭宗清：(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二级海军上将。
1987年12月2日晋升二级海军上将军衔，1987年12月～1990年5月历任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常务次长、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等职。
他是第二个台湾省籍的上将军衔，台湾当局“军事本土化”政策的受益者。
郭寄峤：(公元1902～1998年)，安徽合肥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炮兵科毕业、国防大学毕业。
1936年1月20日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937年4月2日晋升陆军中将军衔，历任旅长、师参谋长、军长、重庆卫戍副司令、鄂陕甘边区总司令、第一、五、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等职。
1946年7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同年10月改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西北行辕副主任，1947年代理西北行辕长官。
郭寄峤去台后任东南长官公署副长官，1950年3月任三军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
1951年2月晋升二级陆军上将军衔，1951年2月～1954年5月担任国防部长，兼任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
1952年当选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1957年起连续被聘为国民党第八至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
1963年12月至1972年5月曾出任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72年起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96年未获续聘。
1998年7月25日，郭寄峤在台北病逝，终年九十七岁。
郭 忏：(公元？～1950年)，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1950年7月30日病逝于台湾，台湾省“总统府”战略顾问。追赠。
郭占波：(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航空兵飞行学院政治委员。
郭炎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司令部参谋长，司令员。
郭锡纯：(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指挥学院政治委员，后勤部政治委员。
郭立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工程大学副校长。
郭振祥：(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昆明指挥所司令员。
郭锡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雷达学院院长。
郭景秀：(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少将，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郭从工：(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武警水电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郭西钦：(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公安部边防局副局长。
郭林青：(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天津市武警总队总队长。
郭铁男：(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警少将，武装警察学院副院长。
郭一予：(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江苏省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室主任。
郭宗汾：(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郭汝瑰：(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
郭景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三十五军军长。
郭勋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前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官。
郭怀霖：(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三一八师师长。
郭礼伯：(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十六军官总队总队长。
郭安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暂编第二十师副师长。
郭家范：(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十二军高级参谋。
郭雨林：(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整编第六十六师参谋长。
郭树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部员。
郭子斌：(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暂编第三师副师长。
郭文灿：(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九十九军副军长。
郭 清：(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四十军三三七师师长。
郭天辛：(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十九军六十八师师长。
郭惠苍：(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师长。
郭跻堂：(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一○五军二五九师师长。
郭吉谦：(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五军副军长，代理军长。
郭政毅：(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山西省军事管制区司令。
郭弘仁：(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六十一军六十九师师长。
郭奉先：(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四十七军暂编二师师长。
郭永镳：(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六十三军副军长。
郭达沾：(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督察部主任。
郭光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国会联络处处长。
郭荣长：(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政治作战部第一处处长。
郭天佑：(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国防部”总务局局长。
郭饶强：(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金门岛防卫司令部参谋长。
郭年昆：(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后备役司令部政镇部主任。
郭 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三军大学教育长。
郭 旭：(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民党保密局经理处处长。
郭文中：(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少将，台湾省海军军官学校教育长。
郭 重：(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联合后勤司令部政治作战部副主任。
郭川生：(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陆军总司令部武获室执行长。
郭义忠：(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少将，台湾省海军总司令办公室主任。
郭云龙：(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台北市军事训导室主任。 跟帖时间 2010-03-03 22:23:0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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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的历史名人（一） -- 郭 纵：(生卒年待考)，晋阳人。著名战国时的大工商业者，因经营铁冶炼铸造业而成为巨富。
郭 解：(生卒年待考)，河南济原人。著名西汉游侠。
郭解生前有郭善人、郭老大、郭大侠、郭霸天等多个绰号。郭解的祖父郭成奇曾参加过刘邦的队伍，并在汉初战争中立过军功。郭成奇为了纪念汉初解放战争，给自己的长孙取名郭解。郭解的外祖父鸣雌候许负，也是一位屡建功勋的将领。
郭解有着普通人无法相比的出身。但是，郭解的父亲郭鲁并没有继承父辈的传统，却喜欢游侠，行走五州六十三县，号称行侠仗义。汉孝文帝五年时，郭鲁在无鬲县的一次殴斗中杀死多名无赖，并企图刺杀该县令，未遂。随后郭鲁被当地府衙判处死。
郭解生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本来有很好的条件去学习祖父和外祖父的英雄事迹，然而，郭解却始终过着一种没落的生活方式，借着家族的声望在乡里无恶不作。
郭解长得短小精悍，貌不惊人，但性格沉静，手段残忍。年青时心狠手辣，恣意杀人，犯下无数案件。与其他人不同的是，郭解从不喝酒，因此他的行为每次都会被精心掩饰，再加上郭解与各地方官勾结，形成了一个横跨数州的保护伞，所以他每次都能轻松逃脱法律的制裁。除了杀人越货，郭解也做了许多像窝藏逃犯、偷盜坟墓、走私贩毒、印制伪钞、攻剽抢劫等犯法勾當。
后来，郭解一改前行，对人以德报怨，厚施薄望，救人之命不恃其功，不居功自傲。他这种做法显然是模仿高祖皇帝刘邦广结天下豪杰的行为，在当地的声望却越来越高。
郭解曾有一个外甥，在与闲人甲喝酒时，仗势欺人，强行灌酒，被闲人甲一怒之下杀死。郭解的姐姐把外甥的尸体扔在十字街头，想借此羞辱并刺激郭解。后来，凶手归来后，将实情告诉了郭解。郭解不仅没有加罪于他，还说，是我的孩儿作得不对，把他放走了。随后，他又埋葬了外甥。郭解用如此手段获得了为人公正不徇私的名声，得到了众人的敬重，十里八乡的无良子越发依附于他了。
郭解有一次出门，见有闲人乙姿势不端地坐在路旁，很不礼貌地看着他。郭解的门人看见了很生气，竟然想杀了那个人。郭解说：“在家乡得不到尊重，是我的修行不够呀。”暗地里，他叮嘱尉吏说：“这个闲人乙我很看重，到践更时放过他。”汉朝时期一些富人常会请一些农民兄弟去服徭役，这种代人服役被民间称作践更。根据惯例，践更应每月一次。闲人甲在好几次轮他践更时，都没有官府的人找他，觉得奇怪，一问才知是郭解替他解脱。于是他袒胸露腹，跪在郭解家的大门口去谢罪。郭解这次行为，得到乡里民众的倾慕。
雒阳邑有互相结仇的人。邑中贤豪多次从中调解，双方不听劝告，都声言要把仇杀继续下去。郭解听说后，夜见仇家。仇家接受了他的劝解。郭解说：我听说雒阳诸公在这里调解您都不听，幸而现在您听了我的话。我在感谢你的同时，也为自己担心，我毕竟是外乡人，在本地人出面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由我这个外地人来完成和解，未免使本地那些有名望的人感到丢面子。”他进一步说：“这件事这么办，请你再帮我一次，从表面上要做到让人以为我出面也解决不了问题。等我明天离开此地，本地几位绅士、侠客还会上门，你把面子给他们，算做他们完成此一美举吧，拜托了。” 就这样，郭解行侠仗义的“虚名”更是远播关东地区。
郭解表面上处世恭俭，在本县从不乘车。到邻郡为人办事，也是能办则出，不能为则不为，从不为难人家。因此，民间发生纠纷时，民众不相信组织的力量，竟然寻找郭解居中调停。那些流浪武士、破产军户、失意文人，纷纷去归附郭解，而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也经常把大车送到郭解家，以备投奔郭解的人来使用。
汉武帝年间，朝廷做了一个重要决策，迁徙关东豪富于关中茂陵(今陕西兴平)，以便集中管理和控制。根据成分，郭解虽然家无肥田巨资，不算富豪，但由于门人众多而被划入大户，所以也应在迁徙之列。大将军卫青为郭解向武帝求情，武帝英明地指出：“郭解身为布衣，能使大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并不贫穷。”郭解仍被迁徙到茂陵。临行之日，前来送行的人山人海，甚至惊动了好几个郡县官府。可见郭解在当地的影响之大。后来，他到了陕西茂陵后，关中贤豪不管认识不认识他，纷纷前来与他结交。
郭解迁徙茂陵，本是朝廷的诏令，可是郭解却纵容侄儿，却把轵县县掾的头扭断了。后来，县掾的父亲杨季主也被人所杀。杨家上书汉武帝，上书人又被杀。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些罪行都是郭解指使下犯下的。汉武帝下令捕捉郭解，并要“穷治所犯”。办案人到轵，郭解的门客齐口称誉。有一儒生却说：“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以称贤？”便被郭解的门客们杀死，凶手不知去向。办案人于是回报汉武帝，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说：“郭解身为布衣却任侠行权，虽然声言不知是谁杀了人，但有人肯為他杀人，这比他亲自杀人更可怕。以小冤小仇杀人，这罪更重于他亲自杀人，当属大逆不道。”汉武帝认为，不杀郭解不足以平民愤，于是采纳了公孙弘的建议，郭解全家被诛。一时关中百姓人心大快，纷纷表示支持朝廷的英明决定。
毫无疑问，郭解及其随从、帮凶、打手等社会闲杂人员组成的群体，是一个游侠团伙。游侠势力对汉王朝的安定局面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朝廷的大政方针是严重抵触的。虽然他们有时也能为朝廷和地方做些工作，但由此却造成了他们黑势力的膨胀和朝廷在群众中的威望降低，因而，他们的危害性远远超过他们的积极作用。
铲除游侠势力的理论依据是战国时期思想家韩非的《韩非子•五蠹》。韩非指出，侠是危害社会的五蠹之一，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无论是乱法，还是犯禁，我们都要坚决打击。虽然暂时没有法律依据，但以后会有的。
游侠势力推崇的道德价值观与汉武帝在全国展开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精神文明建设是背道而驰的。游侠的价值取向与传统道德规范也不相一致。道德规范强调仁、义、礼，克已修身。可是游侠主张重义轻死，个性张扬。他们貌似慷慨快意，实则目无孝道人伦。毋庸多言，他们已经成了汉朝建立道德体系的最大障碍。因此大汉朝庭要压制这一股游侠思想自由发展的苗头。
自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开始，游侠势力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往往士客啸聚，以“义”为名，无视朝廷法度，屡屡滥用私刑帮规和江湖规则，从而形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风气。这股势力如果不严加打击，如果不消灭于萌芽状态，将来势必会发展为反对朝廷的一种政治力量。铲除游侠势力在汉朝也是有传统的。汉朝廷自汉孝文帝始就展开了铲除游侠势力的工作，汉孝文帝时郭解的父亲郭鲁就因任侠而被杀。汉景帝时济南氏、陈周庸等豪侠势力十分猖獗，被朝廷及时族灭。
游侠势力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并在各地有着相当的名望。这种名望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朝廷在民间的威望。就连太史官司马迁这样的大文学家也被他们的声望所蒙蔽，司马迁曾说：“我看郭解这个人，貌不惊人，语不足采，然天下贤与不贤，知与不知，都倾慕他的名声，言侠者都称引郭解。俗话说，以貌荣名，貌有衰老之日，以誉荣名，岂有尽乎？”郭解所在的乡里，民众对他的尊敬远远超过对当地父母官的尊敬，他的知名度也远远超过知府和县令，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名声甚至从关东地区传播到关中京畿一带。
游侠“不修四业”，不士，不农，不工，不商，游离于社会各类职司之外。他们不依法纳税，不参加徭役，所以基本不为朝廷所控制掌握。他们的存在与活动对汉王朝社会秩序形成了相当大的冲击与破坏。游侠还隐匿人口，称作宾客，宾客与奴婢身份是一样的，这样就给了他们逃避国家课税的借口。如此一来，这股势力一边享受大汉王朝之皇恩浩荡和圣德眷顾，一边却逃避其为子民之责任与义务。
游侠势力里的一部分极端团伙有恐怖主义者的色彩，他们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各阶层人士。由于他们的受害者中有一部分人是各地官吏和豪绅，因此他们的行为不但不受民众的谴责，反而还获得了“除暴安良”的美誉，甚至被视为代表下层弱势群体的义举，这样给朝廷对他们绳之以法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这一小撮极端团伙的行为本质是一种恐怖主义。
郭 泰：(公元128～169年)，字林宗；太原郡介休人(今山西介休)。著名东汉朝儒林领袖，在郭氏中与郭子仪齐名。
东汉中叶之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日趋表面化。从和帝刘肇始，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桓帝刘志临朝，借宦官之力，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威势力打了下去，然而，朝政大权并没有掌在皇帝的手中，取而代之的又是操纵朝廷大权达三十年之久的宦官势力。宦官们把持东汉朝政后，广树党羽，安插亲信，以致“兄弟姻戚，皆案州临郡”。他们在搜刮百姓，霸占土地方面的贪残横暴，较之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而且亦引起一批官僚和士人的不满。这些官僚、土人和他们的后备队伍太学生，结成了广泛的土人集团。他们以宦官“虐偏天下，民不堪命’”为由，同宦官集团展开猛烈的斗争，这就是发生在桓、灵二帝时期的“宦官士人之争”。在这场斗争中，郭泰则成为土人集团代表和太学生的领袖人物。
郭泰家世贫贱，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惨淡度日。长大成人后，母亲想让他去县衙中谋个差事，聊以改变往日的窘迫处境。但是，郭泰素有大志，岂愿与衙门的那些鄙猥小人为伍，遂未依母命，就读于成皋屈伯彦门下。屈伯彦是当时享有美誉的饱学之士，在他的指导和教诲下，郭泰刻苦努力，学习勤奋。苍天不负苦心人，三年之后，竟博通“三坟五典”，锻炼的“善论谈，美音制”，加上他“身高八尺，容貌魁伟”的体形容貌，真可谓一表人才。
那一年，郭泰初涉京师洛阳，经陈留名士符融的介绍，前往拜访河南尹李膺。李膺，字元礼，是当时声望很高的土人领袖，因他生性亢直，不喜交接。为官“风裁峻整”，力反宦官专政，被京师太学生标榜为“天下楷模李元礼”，时人极难与之接近，土人中能被他容纳的，都被称之为“登龙门’”。符融将郭泰引见后，向李膺介绍说，郭泰是“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鸟之凤凰，羽仪未翔”。李膺接见郭泰后，亦非常欣赏郭泰的人品才学，待以师友之礼，他感慨万分地说：读书人我见多了，可是，“未有如郭林宗者”。以李膺当时的影响和身份，竟然如此青睐郭泰，京中众儒当然更是刮目相看，于是郭泰顿时名震京师，成为当时的知名人物。后来，郭泰离洛阳返太原时，赶来送行他的车辆竟达千乘之多。
郭泰博学聪颖，敏个洞察世事。他深感东汉政权摇摇欲坠，宦官政治日趋黑暗，王朝大厦将倾，这种大局难以扭转。所以，性甘恬退，淡于仕途，视利禄如浮云。汉桓帝建和中期，太常赵典举有道，郭泰坚辞；汉永兴年间，司徒黄琼辟召，不就；友人劝其就召，乃婉言谢绝，矢志“优游卒岁”，淡泊终生。对那些劝他仕进和看重仕途的人常说：“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知道天已废，非人力所能支持。”名士清廉耿介的汝南太守范滂评价郭泰的为人是：“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同郡名士宋冲称其：“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郭泰确实无愧斯言。
郭泰虽然不求仕进，淡于名利，但是，却有鲜明的政治观点和精辟的政治见解，不愿做那种隐居无为，大智若愚，装腔作势，无视时势的人。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16年)，郭泰游太学时，针对当时宦官专权、肆行无道的腐败朝政，与贾彪等偕同太学生，大加挞伐，编顺口溜扬清激浊，褒贬朝臣。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一时朝野成风，“竟以臧否相尚”，致使“公卿以下”均惧其贬议而不敢登太学之门。
郭泰极富同情心，重视提携和帮助后进人士，即使是那些所谓的“不仁之人”，也能尽其所能，给予帮助。有个名叫左原的郡学生，因“犯法见斥”，人鲜与交，整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抑郁寡合。郭泰却没酒肴款待他，好言劝慰，以古贤哲为喻，劝其严于律己，责躬自省，痛改前非。事后，有人讥笑郭泰与恶人交往。郭泰听后慨而言之：对于犯错误的人理应热情帮助，劝其从善，若对其疏远甚至忌很，那就无异于促进恶。仅此一斑，足见郭泰之人品道德。难怪史家称其“恂恂善导”，“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
汉桓帝、汉灵帝之际，“党锢之祸”甚起，宦臣大肆陷害士人，朝野一派混乱，郭泰深感世道黑暗，遂闭门教授讲学，弟子数千之众。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汉灵帝被宦官挟持，下诏捕杀李膺、杜密等名士百余人，并陆续杀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抓捕者千余人。郭泰讲学于家乡，以平素“不为危言覆论”，得免于党祸，但他听到许多名士君子惨于枉死，异常悲痛。就在这年初春，悲愤交瘁的郭泰病卧家中，弥留之际且言“汉朝的天下恐怕不会多长了”。终年四十二岁。
郭泰生世虽短，影响颇大，海内名士威知，死讯传出，四方文人学士纷沓而至，为其送葬者竟达千余之众。志同道合者为其树碑立传，闻名海内的文学家兼书法家、大学士蔡邕亲撰铭文。事后蔡邕说：“我一生为人撰碑铭很多，而多有虚饰之辞，唯郭有道之碑铭，文副其实，我毫不愧色。”仅此一斑，足见世人对郭泰的敬仰之致。
郭 玉：(生卒年待考)，广汉郡人(今四川新都)。著名东汉医学家，与华佗齐名的神医。
郭玉少年时家境贫寒，生计艰难，饱经饥围忧患，因而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立志学医，为百姓造福。他敬慕程高的医德和医术，拜程高为师，得其真传，在针炙、脉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史书称他“治病多奇效”。
汉和帝时召他入宫，任太医丞(朝廷的高级医官)。郭玉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治病不论贵贱尊卑，皆尽其心力，尤其是为穷苦百姓治病，不收金钱。据史料记载，郭玉为穷人治病，疗效显著，为达官贵人治病，却间或不愈。汉和帝对此感到十分奇怪，让一个郭玉曾看过病的贵人换上穷人的衣服去就医，郭玉一针下去，病即获愈。汉和帝召见郭玉责问其故，郭玉说：“医之为言意也”，就是说医生对病人必须全心全意，病人必须让医生能做到专心致意，才能把病治好。由于富贵者官高势赫，医生怀着惶恐的心情为其诊治，不能做到全心全意，所以医治效果较差。他还指出，为显贵治病有四难：“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郭玉的这番议论，指出治病时病人和医生必须密切配合，平时生活要有规律，注意运动和劳动锻炼，增强体质，就不易患病，即使患病后也容易治愈。这些至理名论，可谓深得疗疾与养生之道，至今仍为人们所重视。
郭玉尤其精于脉理。有一次，汉和帝欲试其脉法，令一手腕美如女子的宦官，与一宫女同隐蔽在帷帐中：使郭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郭玉诊后说：“左阴右阳，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和帝听了为之叹服。郭玉通过脉象就能认别男女，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厂涪翁、程高的诊脉经验。郭玉的医术，也是他们医疗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涪翁著的《诊脉法》一书，虽已亡佚，但从郭玉的诊脉中可以看出，《诊脉法》一书的内容是十分精粹的。
郭 泰：(公元128～169年)，亦称郭太，字林宗；太原介休人。著名东汉末期宦官。
郭泰与李膺等交好，汉朝晚期一时名重洛阳，被太学生推为领袖。第一次党锢事起，被士子们誉为“八顾”之一，言能以德行导人。官府召辟，皆不就。他虽好褒贬人物，然也不危言骇论，故不在禁锢之列。后闭门教授，弟子多达上千人。终年41岁。
郭 嘉：(公元170～207年)，字奉孝；颖川阳翟人(今河南禹县)。著名三国时期魏曹操之重谋。
郭嘉从小胸怀大志，在二十岁时就已经敏锐的感觉到天下即将大乱，于是隐居以待时日，另一方面偷偷的和有才识之人保持交往。郭嘉最初出隐，是和田丰等北上依附当时势力最强大的袁绍。袁绍对郭嘉等人极为敬重，更是厚礼待之。但是数十日一过，郭嘉便看出袁绍优柔寡断，用人不善，非成大事之人，遂只有一人的毅然而去。恰逢曹操招贤纳士之时，荀彧，程昱共举郭嘉！曹操招见郭嘉，问计袁绍。郭嘉说出了著名的“十胜十败”之说，并献计乘袁绍攻击公孙瓒之时一举攻克吕布。这能使曹军扩大实力，又可以避免以后袁曹决战时，吕布从侧翼威胁曹军。曹操听完感叹道：“使孤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郭嘉对曹操的才能抱负更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离开曹操营帐后，大喜过望的说；“真吾主也。”从此，郭嘉便当上了曹操参谋军事之官——军事祭酒。为曹操的四方征战出谋献策，忠心效力。
汉建安三年农历9月，曹操便采纳郭嘉之谋出兵吕布。曹军先破彭城，再败吕布，最后大军围困下邳。而吕布却坚守下邳不出。曹操久攻不下，便思退军。郭嘉劝说曹操继续攻城，分析道；“吕布虽勇而无谋，现在其三战皆败，锐气已衰，三军将为首，将衰则军衰。陈宫有谋却反应迟钝。现在正应该乘吕布锐气未复，陈宫计谋未定之时，进军急攻，必能彻底打垮吕布。”曹操依计而行，一面攻城，一面决沂、泗之水灌淹下邳，同年农历12月果然就攻克下邳，擒杀吕布，陈宫。
汉建安四年，曹操派刘备去攻击进犯的袁术。郭嘉一听说就大吃一惊阻止道：“决不能让刘备率军而出，出则必反。”曹操后悔不已。刘备果然马上就杀了徐州刺史车胄，聚沛反曹。曹军两面受敌。曹操想迅速挥兵灭刘而向袁。众将却无一不怕袁绍乘机从背后攻来。曹操沉咛不决，又是郭嘉分析道：“袁绍向来优柔寡断，必不能迅速做出反应。刘备刚叛不久，众心未归，立足未稳，迅速进攻，其必败无疑。然后回师对付袁绍，这是改变决战前夕腹背受敌的最好机会，决不能失去。”曹操终于坚定信心，从官渡回师击刘，一战而破并“获其妻子”，擒其大将关羽，夺会了下邳。情况正如郭嘉所料，袁绍果然还没有作出反应，刘备以被击败。
官渡之战之后袁绍病逝，曹操攻其二子，连战连捷。将领无不主张趁势彻底扫荡二袁。而郭嘉却力排众议，独建奇策。为曹操分析了二袁兄弟之见的矛盾，如果攻之则力合，缓之则必哄。建议曹操回军装做南向攻击刘表之势，“以待其变”。果然二袁为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曹操乘机回军北攻各个击破。二袁一死一逃。因为郭嘉的妙计，这一仗赢的既轻松又顺利并大获全胜。
这时袁尚逃入乌恒，曹军将领都认为不值得为了袁尚而远攻乌恒，致使许昌空虚，为刘备偷袭。在众议一致的反对声中，郭嘉再次独具慧眼，精辟的分析了平乌恒之役的可行性和重大意义。郭嘉首先说出了征乌恒对巩固曹军刚攻占的黄河以北地区具有重大的意义。更说出了刘表，刘备之间的矛盾，指出刘表必不回让刘备偷袭许昌。曹操从其言而迅速率军出征。郭嘉又进言兵贵神速，加以轻装前进，以奇攻之。果然曹军逼近到离乌恒君长所居柳城一百多里处，才被发现，结果张辽突阵，一战斩乌恒君长。袁尚又逃奔入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献其首级而降。曹操根据郭嘉的计策终于彻底平定北方，统一整个黄河流域！
曹操几乎每次出征，郭嘉都是随从参谋军机，行军时以曹操是并肩而行，议事时也是和曹操同席而坐。每逢军国大事议论纷纷时，郭嘉的计策总是正确的，并且他的策略从无失算，真正达到了算无遗策。郭嘉向不遵守礼法，而以其超群的智谋被曹操重用，也只有曹操这种雄才大略，才敢于使用郭嘉这类藐视礼法的人。并把小己二十多岁的郭嘉引为“知己”。更是对年轻的郭嘉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打算在平定天下之后，把身后的治国大事托付给郭嘉。
当郭嘉因为病重卧床时，曹操不断派人探视，“问疾者交错。”当郭嘉病逝时，年仅三十八岁，曹操亲至灵堂，悲痛万分。更有诗一般的精练的语言道出了自己的无限哀伤和惋惜：“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后更表奏朝廷说：“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
郭嘉是曹操最喜爱也是最得力的谋士，其深具通晓事理，足智多谋的资质。应该说，曹操之所以用兵如神，“仿佛孙吴”。其中因为有郭嘉为其运筹帷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用曹操的话来说。便是：“平定天下，谋功为高！”
郭 巨：(生卒年待考)，西晋隆虑人(今河南林县，一说河南温县西南)。著名二十四孝之12(埋儿奉母)。
他原本家道殷实，父亲逝世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
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郭 璞：(公元276～324年)，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今山西闻喜)。著名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
东晋初为著作佐郎，后任王敦记室参军。敦欲谋反，璞谓其必败，寿也不久，因而为敦所杀。王敦平，追赠弘农太守。学识广博，喜阴阳卜筮之术。擅长诗赋。所作《游仙诗》，通过对神仙境界的追求，表现忧生避祸、逃避现实的心情。所著《尔雅注》、《尔雅音》、《尔雅图》、《尔雅图赞》，今仅存《尔雅注》三卷，刊入《十三经注疏》中。又有《方言注》，以晋代语词解释古语，可考见汉、晋语言的流变。另有《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原有集，已佚。今传《郭弘农集》，系明人所辑。
郭子仪：(公元697～781年)，华州郑县人(今陕西华县)。著名唐朝将领。
郭子仪年轻时曾犯过罪，后被李白所解救。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郭子仪出任朔方(北方)节度使出兵单于府，击败安禄山部将高秀岩，进围云中。公元756年2月郭子仪与李光弼率师出井陉，收复常山等地。5月以深沟高垒、敌来则守、敌去则追的战法，疲惫叛军，寻机攻击，多次击败史思明部，收复河北十余郡，使叛军陷入被动境地。后因潼关失守，奉命还军灵武，此时他所统领的五万精兵已成为唐军反攻的重要力量。
唐天宝八年任横塞军使、左卫大将军。天宝十三年改任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次年“安史之乱”起，郭子仪以卫尉卿、灵武郡太守、朔方节度使率兵东伐叛军，配合南路平叛，他一举败史思明于河北，收复诸多州县。唐肃宗李亨在他的辖地灵武即帝位，郭子仪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平叛的主要组织指挥者。
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郭子仪公元757年郭子仪率军攻占河东，一度克潼关。5月反攻长安，在清渠失利。9月与广平王李俶率唐军及回纥军十五万人在香积寺北大败叛军，收复长安。又乘势东进，兵临陕州，以回纥兵迂回抄袭，击溃叛军主力，迫使叛军弃洛阳逃走。至此河西、河东、河南诸地皆为唐军所有。
唐肃宗回到长安，慰劳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即任郭子仪为司徒，封代国公，不久进中书令。上元中，郭子仪被封“汾阳王”。封地即今山西汾阳一带。公元758年率兵攻破卫州，与八节度使进围邺城，因宦官鱼朝恩监军，指挥不统一而兵败，后受鱼朝恩排挤，被解除兵权。
唐朝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刚刚平息“安史之乱”不久，仆固怀恩反唐，吐蕃、回纥兵相继进犯，吐蕃攻占京师，唐朝宗东逃，郭子仪又被起用，重新领兵，并屡上御敌之策。郭子仪收拾残兵，用奇计迫使吐蕃撤兵，再次收复京师，迎回代宗。后来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准备叛乱，郭子仪又以仆固怀恩为其旧部之故，多加劝导，瓦解了叛军，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叛乱。此后吐蕃多次内犯，皆因郭子仪在，未能危及唐室。公元765年10月在吐蕃与回纥大军压境之际，他利用矛盾，说服回纥反戈，大败十万吐蕃军，稳定了关中局势。后因军队缺粮，遂于公元766年亲率河中军垦荒屯田，使军中食有余粮。
唐朝宗驾崩，遗嘱其代政三天。郭子仪有政治远见，曾提出削减冗官、选贤任能和轻徭薄赋的主张；并注意与少数民族修好，善待回纥，以取得其对唐的支持。他历事四朝，勤于职守，对巩固唐朝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唐德宗即位，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郭子仪出将入相近三十年，正当唐王朝生死攸关之际，系天下安危于一身，可谓功高盖世。后来他受封汾阳郡王，被唐德宗李适尊为“尚父”， 亦称郭令公。郭子仪于公元781年6月逝世，终年84岁。
郭子仪虽生于华县而非今山西汾阳人，但其一生事关汾阳，封于汾阳，食邑于汾阳，“根”在汾阳，甚至有时他本人也自称为汾阳人。《新唐书》中载称：“华阴郭氏亦源于太原”。汾阳古多属太原辖地，说“源于太原”犹云“源于汾阳”也。史书记载：“林宗(郭泰，东汉名士)振汉，子仪鸣唐，太原汾阳著望天下上下数千年，由二人而郭氏大焉!”由此，我们便可以称郭子仪为山西人了。
近年来，世界华人中郭氏宗亲团体都基本认可了汾阳是其先祖郭子仪故里，纷纷来晋寻根祭祖。郭子仪虽然挽救了唐王朝的危亡，但唐王朝由于“安史之乱”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踏上了风雨飘摇的衰败历程。
郭崇韬：(公元？～926年)，字安时；代州人(今山西代县)。五代时期著名后唐将领。
郭崇韬最初在李克修手下效力，李克修逝世后，他又到了李克用身边，此后就一直是李克用的近臣。郭崇韬做事以干练、清廉着称，而且遇事机警，应对从容，到后唐庄宗李存勖继承王位后对他更是器重，任命为中门副使，和孟知祥、李绍宏一起参与机要事务。不久，李绍宏到幽州任职，孟知祥也向李存勖请求到地方任职，因为以前的中门使有两个虽然忠诚但却被治罪杀死。孟知祥害怕步他们的后尘，就请求外任，而且还派他的妻子去哭请太后恩准。李存勖让孟知祥推举人来代替他，孟知祥便推荐了郭崇韬，从此，郭崇韬专掌机要事务，跟从李存勖到处征战，勤勤恳恳毫无怨言。
郭崇韬随李存勖征讨镇州的张文礼时，契丹借口援救镇州，出兵进犯，到了新乐(今河北新乐)，晋军将士见契丹大兵压境，非常恐慌，众将纷纷要求退还魏州，李存勖犹豫不定，郭崇韬则对李存勖说：“阿保机这次领兵南下，并非为了救镇州，而是冲着财物而来，如果前锋被打败，肯定会退兵的。何况我们刚胜梁军，威震北方，士气也正旺盛，应该趁此良机驱逐契丹兵，必会大捷！”李存勖听从了郭崇韬的意见，挥师北进与契丹军队交锋，果然取得了胜利。
郭崇韬不仅在军事上有谋略，他还非常喜欢读书。在镇州攻下以后，李存勖派他去验收镇州的府库，有人用珍宝向他行贿，他一概回绝。最后只是买了些书籍而已。他和其它的将领不同，不是贪求财物，而是对书籍感兴趣，因为书中可以学到很多治国之道和军事谋略。李存勖称帝后，郭崇韬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和枢密使。当时，李存勖正和梁军对阵黄河两岸，卫州(今河南汲县)刚被梁军夺占，形势对晋军非常不利，而且，梁末帝朱友贞刚刚听从了敬翔的建议任命有谋略的大将王彦章为统帅，战局成胶着状态。
王彦章在攻克德胜南城后，又顺黄河东进直取李存勖坚守的杨刘，战争空前激烈。众将以为这次灭后梁又是无功而返了，等到李存勖被围杨刘，登城四望无计可施的时候，郭崇韬分析局势并献计安慰李存勖：“敌人攻杨刘阻断了我们的通道，目的是为了取郓州，如果我们再不突围南下，去救李嗣源，那胜负就很难预料。臣请领兵去南岸再建立一个渡口，以通兵援救郓州。但王彦章得知后肯定会来阻止，所以请陛下招募敢死队，每日去挑战，牵制敌人，如果三四天不受干扰，则新垒必成，到那时再两面夹击，就可胜利在望了。”郭崇韬率领上万人夜里渡河南下，连夜修筑工事，保护新渡口，昼夜不停，郭崇韬亲临指挥，忘记了疲劳，在行军床上打个盹时忽然觉得裤子里很凉，亲兵一看，却是一条蛇，当时紧急的军情竟使他劳累到这种程度。
三天之后，梁军果然来攻打他们，城垒因为刚刚建成，还不稳固，王彦章督阵猛攻不止。郭崇韬身先士卒，四面奔波指挥抵抗，哪里有险情他就到哪里去，城垒有几次几乎要被攻陷了，幸好李存勖又率兵来支援，梁军这才退走，杨刘之围最终以晋军取胜结束。这一仗，郭崇韬的计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过人的谋略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这仅是一个小的战斗，并没有使整个战役有根本的转变。不久，梁将康延孝投降了李存勖，郭崇韬将他请进自己的寝室，以了解梁军的内部情况，康延孝说：“梁军近期将要四路出兵，来攻打我们。”李存勖知道后又很忧虑，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宣徽使李绍宏建议放弃郓州，和后梁讲和，交换后梁攻占的卫州，以黄河为界，等到以后再寻机南下灭梁。”李存勖听了很不高兴，但自己又没有好对策，说了一句“这样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便独自回到账中躺下，然后又让人把郭崇韬找来问计。郭崇韬已经胸有成竹，他对李存勖全盘托出了自己已考虑成熟的灭梁战略计划：“陛下转战辛劳已经有十五年之久了，不梳头不洗脸的时候不知有多少，目的就是为国为家报仇雪恨。现在陛下已经称帝登基，黄河北部的黎民百姓也都盼望着早一天能平定天下。今天刚得到一个郓州就不能坚守，有人想要放弃，以后又怎么能守住一个广阔的中原呢？将领如果万一有变，谁为陛下守卫黄河沿岸？我已经问过了康延孝，了解了后梁军队的全部情况，日夜筹划，现已考虑成熟。我们成败的关键就在今年，现在后梁军队的精锐都交给了段凝指挥，屯驻于我们的南面，又决黄河自守，想阻止我们在东面用兵袭击他们的首都，所以他们以为胜券在握，防备不严。又派王彦章进逼郓州，意图是期望我们的内部发生叛乱，他们好趁机进攻。但据臣判断，这个段凝毫无将帅之才，只是一个无勇无谋攀附权贵的小人，在战场上根本就不能临机应变，他之所以代替王彦章而为主帅，并不是因为他的才干，而是凭投机而得到的，对他不用害怕。段凝陈兵在我们的南方，就是想牵制我们，臣认为可以派兵把守魏州，应付段凝，然后再坚守杨刘，陛下自己亲自率领精锐骑兵长驱直入，日夜兼程奇袭敌人的老巢，降将说汴州没什么军队守卫，肯定会望风而降。如果成功，俘虏后梁的皇帝，梁军自然会倒戈投向我方，半月之间天下必然平定。如果不用此计，臣恐怕难以预料后果了。因为今年秋天收成不好，军粮才够用半个月的。所以陛下现在当机立断就能一举成功，否则后果难测。帝王做事顺应天时，必有神灵保佑。望陛下果断行事！”
李存勖听了郭崇韬这一番话，一下子站了起来，兴奋地说：“你的话正合我意，大丈夫胜则为王，败了也不过是当个俘虏，大计定了！”然后李存勖下令军中，家属全部送回魏州，他将皇后和儿子也一起送走，洒泪而别。李存勖领兵从杨刘渡河，一路战无不胜，活捉王彦章，夺汴州灭后梁，再迫使段凝投降。郭崇韬的灭梁战略不到十天便取得了全面成功。由于灭梁建立首功，郭崇韬被任命为镇州和冀州节度使，进封为赵国公，还获赐铁券，可以免除十死。
郭崇韬因此在后唐朝廷上下威望大增，文臣武将对他都很佩服。灭梁初期，稍微收取了一些财物，亲友有的提醒他，郭崇韬则说：“我职务显要，俸禄和赏赐巨万，这点东西根本没放在眼里，但是后梁却是贿赂成风，现在后梁已亡，旧将刚刚投奔过来，如果坚决拒绝，那他们心里就会不安，我本无私心，东西放在我这里，就等于公库，用时我会献出来的。”果然，在李存勖举行郊礼的时候，郭崇韬把家产如数贡献出来，用以赏赐众将和大臣们。郭崇韬虽然心底无私，但这种做法却不好，以后他就是吃了这个亏，被人诬陷贪污纳贿，最后终于蒙冤被杀。
郭忠恕：(公元？～977年)，字恕先，又字国宝；洛阳人(今河南洛阳)。著名五代宋初画家、文字学家。
后周广顺中(公元952年)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
到宋朝时，官拜国子监主簿，后遭贬谪。擅画山水，尤精界画。所绘重楼复阁，颇合砖木建筑的营造规矩。兼通文字学，善写篆、隶书。所著《佩觿》三卷，阐述文字的变迁，并考证历代传写的错误，对辨别一般形音义相近的字有参考价值。又汇编古文字为《汗简》，可供研究古文字学的参考。
郭 侃：(公元？～1277年)，字仲和，祖父郭宝玉是郭子仪的后裔。著名成吉思汗铁木真手下大将。
郭侃年幼时为丞相史天泽所器重，留在自己家教养。成年后被封百户，智勇兼备。公元1233年金将伯撒复取卫州，郭侃率军拒守，大破四万金兵于新卫州，乘胜渡河，攻打开封，在归德大败金兵于阏伯台，即随速不台攻汴京西门，迫降金元帅崔立。
公元1252年郭侃随旭烈兀西征。1256年至木剌夷，郭侃破其兵五万，攻下一百二十八城，斩其将忽都答而兀硃算滩。兵至乞都卜，其城在担寒山上，用悬梯上下，以精兵把守。旭烈兀筑夹城围之，不能下。郭侃架砲攻之，守将火者纳失儿开门投降。旭烈兀又派郭侃前往游说兀鲁兀乃算滩来降，其父阿力据西城，被郭侃攻破，逃走占据东城，郭侃又攻破此城并杀之。兵至兀里儿城，郭侃埋下伏兵，下令听到钲声就出动，敌兵果然前来，伏兵起，全歼敌军，海牙算滩降。又西至阿剌汀，破其游兵三万，祃拶答而算滩降。兵至乞石迷部，忽里算滩降。
公元1257年12月郭侃随旭烈兀进攻黑衣大食国首都巴格达(黑衣大食国，即阿巴斯王朝，父子相传三十七代，当时有士兵数十万)，破其兵七万，屠西城，又破其东城，东城的宫殿都以沉香檀木建造，他放火焚烧，香气传出百里，得到七十二弦琵琶、五尺珊瑚灯檠等珍宝。旭烈兀为防敌人逃走，特地在底格里斯河上设浮桥阻拦，并用兵船巡逻，哈里发木思塔辛上船逃跑，见到河上有浮桥阻拦，就自缚投降。有五百零三年历史的黑衣大食王朝至此灭亡。其将纣答儿逃走，郭侃追击，于暴雨中斩纣答儿，又陷三百余城。
黑衣大食国战役之后，郭侃又西行三千里，到天房(即沙特)，其将住石请降，手下都相信而不做准备，郭侃说：“欺敌者亡，军机多诈，如果中他的计，是莫大的耻辱。”于是严加防范。住石果然来偷袭，郭侃大败之，巴儿苏丹降，下一百八十五城。又西行四十里，在军队已歇息时，郭侃突然召集他们出发，只留几个病卒，西行十余里再扎寨。敌军不知道，来袭时只杀了病卒，可乃算滩大惊说：“东方的天将军，真是神人啊。”于是归降。
公元1260年旭烈兀命郭侃渡海，收富浪(Frank，即法兰克人，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总称。此处指的是当时由基督教骑士团控制的塞浦路斯)。郭侃劝降，兀都算滩说：“我昨天所梦到的神人，就是将军啊。”随即归降。到石罗子，敌军前来抵抗，郭侃直出掠阵，一鼓就击败敌军，换斯干阿答毕算滩降。到宾铁，郭侃以奇兵袭击，大败敌军，加叶算滩降，又破兀林游兵四万，阿必丁算滩大惊，前来归降，得城一百二十座。向西南走到乞里弯，忽都马丁算滩来归降。郭侃回军向蒙哥告捷，正好遇到蒙哥逝世，于是回邓州，开屯田。
忽必烈即位，郭侃上疏陈建国号、筑都城、立省台、兴学校等二十五事，又献先取襄樊，再直取临安之策：“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后来果然如此。
公元1262年2月益都李璮和徐州总管李杲哥叛蒙古，宋将夏贵也进攻元朝。史天泽推荐郭侃前往讨伐，他奔袭至徐州，击斩李杲哥。夏贵迁徙军民南去，郭侃追击，过宿迁县，夺回军民万余人。受赐金符，被封为徐、邳二州总管。李杲哥之弟驴马，又与夏贵以兵三万来犯，郭侃出战，斩首千余级，夺战舰二百。1265年史天泽被贬官，郭侃也被调同知滕州。
公元1268年郭侃平定吴乞儿、济南道士胡王的民变。1270年又平定和尚臧罗汉与赵当驴的民变，被封为万户，随军下襄阳，由阳罗上流渡江。江南平定后受封宁海知州，一年后病死。
郭侃战胜攻取，所向无敌，行军有纪律，风餐露宿，暴风雨时也不入民宅。军队所至皆兴农课，因此吏民敬服。
郭守敬：(公元1231～1316年)，字若思；邢台人(今河北邢台)。著名元朝科学家。
郭守敬少年时，师从刘秉忠。公元1262年郭守敬被忽必烈召见，当面提出六条水利建议，对于开发北京南部、黄河北部几条河流的水利资源，包括有关运河的通航问题和华北大平原的水利灌溉问题，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意见。忽必烈听了感慨地说：“做官的都象你这样，就不算是白吃饭了。”元世祖中统年间，任提举诸路河渠、副河渠使等职。至元年间，任同知太史院事、领都水监、昭文馆大学士等官。
郭守敬于数学、水利、天文等方面颇有造诣，曾主持唐来、汉延、通惠等数项水利工程。
公元1276年元军占领南宋都城以后，忽必烈想颁行一种全国通用的新历法，郭守敬和王恂等人便承担了编订新历的任务。经过四年的努力，创造和改革了简仪、仰仪、高表、侯极仪、浑天仪、玲珑仪等近二十种天文观察仪器。这些仪器“皆臻于精妙，卓见绝识，盖有古人所未及者”。他参与编制《授时历》，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以365.2425日为一年，其精确程度和现今计算所得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所经历的时间只差26秒，与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颁布的、现在世界上通行的《格里高利历》(即公历)一岁周期相同，而《授时历》是在公元1280年编制的，比《格里高利历》早了三百年。《授时历》施行达三百六十年，为中国历史上施行最久的历法。所创招差术，为独特的球面三角学。
郭守敬研制和改进了多种天文仪器，制成世上最早的大赤道仪，高表比原来八尺之表高五倍，使测影更加精密。他还组织在全国范围设立二十七个观测站，进行大规模纬度测量，推算一回归线长度为365.2425日，测定黄赤交角为23度33分34秒，对中国天文历算的发展卓有贡献。同时，他所制造的仪器比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发明的同样仪器早三百年。
《授时历》编成以后，郭守敬又集中精力从事著述，先后著有《推步》等书。
郭道甫：(生卒年待考)，达斡尔族，本名墨尔森泰，习称墨尔色，号浚黄；内蒙古呼伦贝尔索伦左翼镶黄旗人。著名近代民族独立运动领袖。
郭道甫1894年生于呼伦贝尔索伦左翼镶黄旗。早年在海拉尔满蒙小学堂读书，1910年考入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1915年入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返乡后在内蒙古海拉尔创办私立学校，自任校长。这期间他曾用拉丁字母创制了达斡尔文字。
1923年郭道甫在北京蒙藏学校任教员兼学监。后应聘在北京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咨议处任翻译。同年6月，赴蒙古和苏联考察。1925年初与白云梯等筹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0月在张家口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并任秘书长。1926年到伊克昭盟及阿拉善旗开展党务工作。1927年8月在乌兰巴托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别会议上被撤销秘书长职务。会后，任蒙古人民共和国职工总会主席。
1928年7月与福明泰共同领导呼伦贝尔暴动，要求自治。由于暴动失败，他被迫接受东北当局议和条件，只身前往沈阳会见张学良，出任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咨议。1929年郭道甫在沈阳发起组织蒙古文化促进会，创办东北蒙旗师范学校，自任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回到呼伦贝尔。12月经前苏联驻满洲里领事馆进入苏联。1934年被前苏联当局逮捕并判处死刑，后改判十年徒刑，最终死在前苏联的劳改营里。
1989年5月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为郭道甫平反昭雪。郭道甫撰有《新蒙古》、《蒙古问题》、《蒙古问题讲演录》、《呼伦贝尔问题》等著作。
郭企之：(公元1915～1939年)，原名郭福记；南宫县安宋庄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烈士。
郭企之出身于农民家庭。
1930年，郭企之入南宫中学读书，在学校期间接受了革命理论，组织同学中进步分子成立了党的外围青年团体“晓行团”，郭企之担任领导工作，组织同学们秘密地传播马列主义，并创办刊物《毛瑟社》。在第一期上就尖锐地提出：“穷人为什么穷？当前我国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谁？”的讲座题，南宫县反动政府发觉后，当即对他们进行威协和恐吓。但郭企之毫不畏惧，在刊物上慷慨陈词，抨击反动势力，连续斥问：“地是穷人种的，为什么富人收？富人盘剥发横财，为什么穷人常年吃糠菜？”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鼓舞了同学们的斗志。
郭企之在南宫中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领进步同学写标语，散传单，在中秋的晚上，中共南宫县委通过了郭企之起草的《告南宫农民书》，并决定立即散发到群众中去。
第二天正逢南宫城集日，赶集的群众看到传单，纷纷传颂：“终年辛苦终年忙，衣不遮体饿肚肠！旧债未清累新债，地租捐税阎王帐；受苦爱罪何时了？不如起来干一场！土地政权归农民，干到东方出太阳！”革命的传单吓坏了当时反动政府，他们采取特务手段，对进步学生进行盯哨、跟踪和监视。为了保守机密，继续斗争，党组织决定由企之发送、收藏上级下达的文件。由于他机智、大胆、心细，党的文件从未爱到损失。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革命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幸。因此他不断叮嘱妻子和父母：“如果万一被敌人逮捕，头挂在十字街上，你们不要去哭，要活下去，继续革命！”。
1938年春天，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挺进冀南，南宫成立了战委会。郭企之任南宫县战委会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同年9月又调任冀南行署巡视团团长。他率领巡视团到工作最艰苦的曲周县开展工作。当时的曲周县境内，连年灾荒，盗匪横行，民不聊生。企之到曲周后一面宣传党的政策，一面安抚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他穿着农民衣服，态度平易近人，经常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老百姓是水，咱们革命者是鱼，鱼有水才能生存，咱们只有和群众在一起才能取得胜利！”他还常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要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是这样讲的，也是带头这样做的，通过艰苦扎实的工作，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曲周县迅速建起了“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自卫队等群众性的抗日组织。9月间全县各村选民代表四百多名在城东相公庄奶奶庙开会，一致推选郭企之为曲周抗日政府县长，他发誓：“决不辜负全县人民的信任和重托，要与全县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抗战到底！”当时城关四乡群众纷纷前来参加庆祝。
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郭企之常与地方各阶层人士和社会名流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根据毛主席人民战争的观点，分析当时形势，陈述党的策略，使与会人士提高了民族觉悟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1月21日，日寇侵占曲周县城，郭企之带领游击队转入农村发动群众破路藏粮、坚壁清野；对敌发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开展游击战，麻雀战，打击日寇。环境日趋恶化，头争愈加残酷，郭企之更加勇敢和坚毅。白天他秘密找干部谈工作，研究问题；夜晚常带领基干向敌人碉堡喊话，对伪军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教育伪军：“不要甘心当亡国奴，不要干坏事，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在郭县长的号如下白庄碉堡两个连的伪军携带武器投诚。
一次，日寇分兵七八路进行疯狂扫荡，郭企之为保护根据地群众，运用毛主席“诱知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故意带领基干队暴露在距敌不远的大路上，吸引小股日寇。他迅速带领队伍埋伏在套里村街两旁的高房上，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内，他高喊一声“打！”土枪、手榴弹象暴风雨一样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打得日寇惨败而逃。不久，曲周县政府在龙堂村被数倍于游击队的日军包围，情况万分危急。郭企之立即根据敌我兵力悬殊的具体情况，果断地还决了空置的方案，采取疏散转移办法，终于使敌人的搜捕计划落空。
1939年2月8号，郭企之为开展反次敌斗争，来到南里岳村，被汉奸发觉告密。日寇纠集近五百名日伪军将南里岳村包围。当时郭企之正和村干部研究布置工作，忽然放哨的战士跑来说：“村外发现敌人！”面对突然发生的情况，他首先想到的是群众。当即安排村长带领群众转移，为了转移日寇视线，保护群众，他带领警卫员勇敢地身村外冲去。眼看要冲出理转时，隐蔽在打坯坑里的一挺机枪突然疯狂地扫射起来。郭企之左臂负伤，警卫员要背他，他大声喊到“不要管我！”命令警卫员迅速转移，警卫员无奈，含泪而别。郭企之身负重伤，仍坚持向东北方向突围，但终因敌我兵力悬殊，不幸和群众一同被裹胁。
郭企之和群众被押回村时，日寇已将里岳五铺街群众强迫集合到杨街前的场上。日寇队长挥舞着杀人的魔刀嚎叫：“不交出八路的县长，统统的枪毙！”并下令架起机枪，准备对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郭企之挺身而出，日寇平岛队长惊疑地问：“你的，什么的干活？”郭企之从容镇定的用木棍在地上写出：“抗日政府县长”六个大字！敌人看了，表现出既惊疑又敬畏的神情。残暴的日寇队长平岛命令士兵用铁丝穿透郭企之的锁骨押上汽车。郭企之站在汽车上庄严唱起抗日战歌，吓得日寇惊慌地开坳汽车向曲周城窜去。
郭企之被关进日寇监狱，敌人对他进行残酷的摧残刑逼、迫其就范。但郭企之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日寇的刑具面前，表现出中华民族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坚贞不屈。日军披到酷刑不能使郭企之屈服，便改用软化引诱手段：先是给治疗养伤，接着就摆设酒筵。郭企之早已识破他们的诡计，一脚将酒席踢翻，并当面怒斥敌人：“你们这群强盗，杀人放火，侵略中国，干尽坏事，你们太无耻了！中国人民抗战一定胜利！”
郭企之在狱中宁肯饿死，不吃敌人一口饭，进行绝食斗争。日军软硬兼施，却丝毫未能动摇郭企之的钢铁意志。于是又利用伪县长连书平去劝降。连书平是个老奸巨滑、厚颜无耻的汉奸。他见到郭企之就假惺惺地说：“郭县长才二十五岁，真是年轻有为啊。你如果被日本人杀害，岂不是抗战的一大损失！我劝你留下有用之躯，他日仍可报效国家。现在日本人想叫你到邱县当县长，你何不借此机会寻个县长干，以图日后大计！”郭企之听了愤怒地说：“你这个无耻的东西，卖国求荣，甘当汉奸走狗，你不配和我说话！”后来伪县长连书平又来劝降几次，都遭到郭企之的怒斥。
日寇花招耍尽，都不能动摇郭企之的革命信念，便准备下毒手了。1939年3月29日，曲周城内岗哨密布，五名日寇荷枪实弹，将郭企之带到旧县城东北角预先挖好的土坑旁。郭企之毫无惧色，步履从容。敌人向他表示，如果回心转意，不可不杀。郭企之仰视长空不予理睬。敌人即用军刀对头、刺刀对心来威吓，郭企之始终镇定自若，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共产党万岁！”敌人无奈，将郭企之推入坑内，用黄土掩埋。当黄土掩过胸口时，敌人又问“投降不？”郭企之怒目直视敌人，鼓起最后一口气高呼：“抗日一定胜利！”“中华民族万岁！”人民爱戴的郭企之就这样悲壮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终年二十五岁。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鉴于郭企之生前工作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戴，被捕后表现出高尚的革命气节，慷慨就义，被誉为“模范县长”，将曲周县曾一度改为“企之县”以示纪念。
抗战胜利后，将他的忠骨移葬在南宫烈士陵园，并在郭企之就义的地方立起烈士碑“企之亭”。
郭小川：(公元1919～1976年)，河北丰宁人。著名现代诗人。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人民日报》特约记者。
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一时期写过许多诗歌，收入《平原老人》等集子里。
1948年春，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先后在天津日报社、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解放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秘书长及《诗刊》编委等职。在新闻、宣传、文艺部门作领导工作。先后出版《致青年公民》、《月下集》、《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等十一本诗集。郭小川的诗歌创作，富于革命激情，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强烈的时代精神。他的诗歌吸收了民歌、古典诗歌的优点，具有豪放、清新的风格。
在他数十年生涯里，他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对时代的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诗人的回答，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以至文化大革命十年，诗人的一系列优秀诗作，如《致青年公民》组诗、《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等，都较为清晰地留下了时代的足迹。
由于诗人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人民的忠诚，在诗作中表现了大无畏的坚定性与乐观主义精神，所以不断奏出了昂扬的旋律，鼓舞广大人民感奋起来，推动历史前进。郭小川认为，我们“处在一个意气风发、精神振奋的前所未有的时代。”因而这个时代的诗歌要“造成一种雄浑而壮丽的气势，一种高昂的调子。”。郭小川的可贵素质是具有永不衰竭的“战斗的热情”，并将这股热情融会于有血有肉的生活形象之中。
为了表达内容的需要，郭小川不拘一格，对诗歌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曾被誉为“革新能手”。“新辞赋体”可以说是诗人的一个独特创造。为了表达壮阔的思想感情，他从我国古代辞赋中借鉴联辞结采的特点，结合现代汉语规律，创造了这种新诗体。短句长排、诗行大体整齐、对应的格式，与铺饰、夸张、重叠、排比、对偶等表现手法大量使用，以及结构、词藻、音韵节奏等方面的考究，有效地增强了诗的情感浓度与语言力度，造成一种宏阔与澎湃的气势，使得这种诗体产生了较强的艺术表现力。
郭小川1952年9月1日深夜，即他33周岁生日前写给其夫人杜惠的一段话： “…当你自己认为是幸福时，就是幸福的。我深信这一点。我想到，我们的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也许在我们这一代，还要经历人类的最后一次战争，在很多的岁月里，我们将会遇到许多困难以至挫折，但是我们应当永远使自己感到幸福。这就需要一种伟大的意志力，永远随着时代前进。”
1976年10月18日，郭小川为祝贺“四人帮”垮台而多饮了一些酒，点着香烟便睡着了，后来香烟点燃了被子，他在烈火中逝世。
至今，郭小川的著名诗句至今留在人们的心中：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大脑发达。”
郭鹤年：(公元1923～今)，祖籍福建福州，生于马来西亚柔佛邦新山市。著名华人企业家，有“亚洲糖王”之称，曾被推选为亚洲十大富豪之一。
二十世纪年代后期，他从新山英文书院和莱佛士书院学成毕业后，曾在父亲的公司里做帮手。
1949年创办郭氏兄弟有限公司。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他的郭氏集团渗透到世界各地：除在本国拥有众多企业外，新加坡、泰国、中国、印尼、斐济和澳大利亚等是他的主要经营范围：经营的业务也极为多样化，从甘蔗种植、制造糖、面粉、饲料、油脂、矿山，一直到金融、酒店、产业、种植业、商贸和船运等等；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是马来西亚数一数二的大富豪。
1948年，郭鹤年自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毕业不久后，在新加坡创办了利克务公司，主要是经营轮船航运及一般商务，这是郭鹤年创业之始。之后，郭鹤年涉及大马船运业，可说与此息息相关。创立公司翌年，父亲郭钦监逝世。郭家经过开会后，议决由他领导家族事业，并组织郭兄弟有限公司，由他出任董事经理。当时，只有二十五岁的郭鹤年便接过重担，正式执掌家族事业，并在他的领导下，把它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
1967年，郭鹤年结识印尼首富林绍良，并供应白糖给林氏旗下的布洛公司，将版图扩展至印尼。
1968年，他创立了旗舰公司玻璃市种植，大量种植甘蔗以供炼糖厂做原料用途。
1970年，他在世界糖价上升前，大举在国际市场收购白糖及投资白糖期货。
从1971年开始，他正式进军酒店业，投下一亿马币在新加坡设立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之后，他更分别在各国首都及大城市建立据点，从吉隆坡、曼谷、香港、斐济等一路延伸至中国，并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酒店集团。不过，八十年代初期却是他事业的低潮期。当时，由于世界性经济不景，航运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货轮的货运量大减，使他蒙受严重亏损。估计当时的损失介于一亿至二亿马币左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郭鹤年决定大举投资中国，投下数以十亿计的钜资，使他成为马来西亚企业进军中国的开路先锋，今日终得以分享最丰厚的回酬。九十年代，郭鹤年更将触角伸及传媒及影视业。他在香港的旗舰嘉里集团，从英国人手中收购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使他成为当地举足轻重的传媒大亨；入主香港无线电视，也使他的业务版图跨入影视业。后来，他在中国北京投资四亿八千万美元，建造世界贸易中心，更是备受国际关注的重要投资。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福布斯》杂志几乎每年皆把郭鹤年列为亚洲十大富豪之一。根据《澳洲人报》在2004年3月公布的亚洲富豪排行榜，郭鹤年以四十亿美元的身家高居大马富豪榜首。
郭应禄：(公元1930～今)，山西人。著名泌尿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郭应禄5月4日出生，1946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郭应禄教授是新一代泌尿和男科学学科带头人。主编过八部医学专著，发表论文232篇，获成果二十项。1982年主持ESWL技术研究工作，当年体外实验成功。1984年用于治疗肾结石。1987年首创俯卧位治疗输尿管结石，是国内ESWL领域开拓者。多年来积极推广和提高此项技术在医学领域里的应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率先开展经尿道输尿管镜，经皮肾镜和腹腔镜的微创手术，1991年主编第一部《腔内泌尿外科学》，为中国这一领域的奠基人。1960年参与国内首例肾移植。1974年组团赴加拿大考察，并完成技术资料的编写，供全国参考。1980年主编第一部肾移植专著《肾移植》。1985年完成首例同卵双生者之间的肾移植。积极推动中国器官移植工作的发展。1995年提出腔内热疗三个温度段的观点。完成肾上腺手术二百余例，其中嗜铬细胞瘤一百余例，效果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1978年积极参与建立国内第一个泌尿外科研究所。培养硕士生十余名，博士生二十余名。
负责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其中膀胱癌生物导向治疗的临床研究获卫生部重点资助项目。1991年创建腔内泌尿外科和ESWL学组。1995年创建中华医学会男科学会任主任委员。1995年成立了北医大泌尿外科培训中心，以加速培养知识面广，工作能力强和素质好的专业骨干，已举办了十期专题培训班和两期长期培训班。同年成立吴阶平泌尿外科基金会，已奖励有贡献的海内外泌尿外科专业骨干二十余人，支持科研课题四十余项，举办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四次，支持两本科技书籍出版。1999年成立北医大男科病防治中心，组织国内外有关专家共同奋斗，抵制了社会了不法游医坑害病人的的不良行为。1997年启动泌尿外科人才工程计划，五年内使80％的泌尿外科医师接受医学继续教育，现进展迅速，参加培训人员已近万人，为提高泌尿外科整体水平作出了卓越贡献。
郭天民：(公元1905～1970年)，湖北黄安人(今湖北红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
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广州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排长、副连长，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大队大队长、支队长，红八师参谋长，独立第六师师长，第六十二师师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红九军团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科科长，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参谋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一局局长，晋察冀军区第二支队支队长、军区副参谋长，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长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鄂豫军区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部长、院校部部长。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0年5月26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六十五岁。朱德曾赞扬郭天民将军是一个“有功不居功的人”。
郭 鹏：(公元1906～1977年)，湖南醴陵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六军第九团班长、排长、连长，红十八军第五十二团营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第五十团团长，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红三十二军参谋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参谋长、副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武装部部长，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干部大队大队长、支队副司令员，湖南抗日救国军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三五九旅旅长，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三五九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军长，南疆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7年7月16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跟帖时间 2010-03-03 22:19:2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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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的典故、趣事 -- 口若悬河：源于《晋书·郭象传》。晋代的郭象是一个著名的清谈家。他幼年非常好学，善于思考问题，对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他总喜欢探个究竟。成年后，在许多人请他去做官，他都推辞不就，而是把研究学问和谈论哲学当成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因为他专心读书，所以知识非常渊博。讲解问题时能够把事情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又喜欢发挥自己的见解。当时的太尉王衍常常称赞他说：“听郭象说话，好比悬在山上的河流奔泻，直往下灌，从来没有枯竭的时候。”后来，人们就用“口若悬河”来形容谈吐流利。能言善辩。 跟帖时间 2010-03-03 22:16:4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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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的宗祠通用对联 -- 1.门楣题辞：
汾阳世泽：源出郭氏是春秋周王室的后裔。周武王封叔叔姬仲在东虢；周文王之弟亦封在虢，周平王又封姬仲后裔在此虢，故今陕地有北虢、东虢、西虢。郭、虢古代同音通用，子孙便称为郭氏，其后，郭氏代有封侯袭爵者。分支繁衍极盛。故郭氏的郡望有五处：即太原、河南、颍川、东郡、冯翊。至唐朝，郭氏出了个威名盖世的大将军郭子仪，他统帅大军，英勇善战、历时三载，征战无数，终于平定了安史之乱，使唐朝转危为安，国威大振，为其后唐室中兴立下了旷世功勋。唐王加封其为“代国公”、“汾阳郡王”，唐德宗尊其为“尚父”。此时的郭氏可谓名冠一时，声振朝野，郭氏的兴盛亦如日中天。为纪念这位荣耀的显祖，郭氏取堂号为汾阳堂。对郭子仪的功勋，历代名人多有赞誉(如宋朝范仲淹欧阳修、寇准、明代解缙等)。范仲淹就曾诗赞曰：“令公名望寇肖何，葛亮储勋汝更多。心服边戎都将相，身扶国祚宰山河。钧衡自秉分轻重，鼎鼐端居本让和。图像凌烟为第一，名镌金石永难磨。”
2.四言通用联：
北宫史表；东国人伦：上联典指战国时期的燕国大臣郭隗。下联典指东汉学者郭泰。博通坟典，居家教授，弟子至数千人，名震京师。
道学千士；纲佐一人：上联典指北宋朝时期的开封人郭忠孝，字立之，曾跟从程颐学《易经》和《中庸》。进士出身，靖康年间官永兴军路提点刑狱，金人侵永兴，他与唐重分城拒守，城破战死。他曾命名书房为“兼山”，学者称他“兼山先生”，著有《兼山易解》。下联典指唐朝时期的大将郭子仪，华州郑县人，以武举历官至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安禄山叛乱时，任朔方节度使，在河北击败史思明。肃宗即位后，他为关内河东副元帅，配合回纥兵收复长安、洛阳，因功官中书令，后又晋封汾阳郡王。“纲佐”，指官员中的主管和辅佐。郭子仪以一身系天下安危达二十年，故如此称谓。此联另有不同版本下联前二言“纲佐”为“纲目”。
汾阳世泽；虢国家声。全联典指唐朝时期的郭子仪，封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虢国为周诸侯国，后裔改虢姓为郭。
金台师事；竹马欢迎：上联典指战国时期的郭隗，燕昭王为隗筑黄金台，以招徕人才，乐毅、邹衍等闻风而至。下联典指东汉朝时期的郭伋，有德政，民乐年丰，儿童数百，骑竹马，迎拜道次。
光州世胄；魏阙名家：上联典指郭氏的望族在河南省光州固始县。下联典指唐朝时期的郭子仪，祖籍为山西阳曲(当时称汾阳)，因而封为“汾阳王”。在阳曲东南是寿阳和乐平，为郭子仪五子、八子的封地；南面是太原、清源、祁，为郭子仪长子、四子、七子的封地。郭子仪的五个儿子也都是受封于祖籍地和得姓处。郭子仪被封汾阳王后，本氏族便以“汾阳”为堂号。其后，郭子仪那些枝叶茂盛的子孙，便以“汾阳”两个字作为家族的表记。一直到今天，只要提起“汾阳郭氏”，谁都知道那便是“郭子仪”的子孙，自然而然崇敬之情谥于言表。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虽然祖居四川省乐山，可其故居门庭上醒目书悬：“汾阳世第”。这无疑是向子孙和外姓表明郭氏之血脉源流。五十年代，郭沫若参观杏花村汾酒厂时就曾说：郭氏始祖在汾阳。
3.五言通用联：
双阙家声大；汾阳世泽长：全联典指唐朝时期的郭子仪事典。
相国家声大；汾阳世泽长：全联典指唐朝时期的郭子仪事典。
汾阳家声远；鄂渚世泽长：此联为湖北省汉口沿长江一带的郭氏宗祠联。
抱玉三朝楚；怀书十上秦：此联为唐朝诗人郭向诗句联。
阁连云一色；池带月重光：此联为唐朝大臣郭震诗句联。
4.六言通用联：
晋水功勋世族；汾阳将相传芳：此联为郭氏宗祠联。全联典指唐朝时期的郭子仪事典。
共赏松石间意；自谓羲皇上人：此联为清朝诗人郭麟撰书联。
5.七言通用联：
晋水功勋绵祖德；汾阳将相旧家风：此联为郭氏宗祠联。全联典指唐朝时期的郭子仪事典。
功封虢叔家声远；威重汾阳世泽长：此联为四川省大英县隆盛镇檀木湾村郭氏宗祠联。
祖德问安犹点颔；我裔继烈要留心：上联典出《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的有关郭子仪的史实。这段史实《旧唐书》记载道：唐德宗时，郭子仪被封为宰相，尊称为“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册封两千户，给皇粮一千五百人，马两百匹；建宗二年，郭子仪得病，德宗派舒王去探望郭子仪，郭子仪不能起床，只能在床上叩头谢恩。《旧唐书》还记载，郭子仪八个儿子七个女儿、孙和外孙数十人，每年未向郭子仪拜年问安时，郭子仪认不完这些孙子和外孙，只能点颔作答。这二段历史即谓之为“点颔流辉”。
潇湘水云留雅韵；关山春雪展新图：上联典指南宋朝时期的古琴演凑家郭沔。有《潇湘水云》等流传于世。下联典指北宋朝时期的画家郭意。工山水，与李成并称“李郭”，为山水画主要流派之一。有《关山春雪》等存世。
一池浓墨盛砚底；万木长毫挺笔端：此联为现代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郭沫若撰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池联。
郭子精忠复唐室；燕招贤士筑金台：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郭子仪事典。下联典出指战国时期的郭隗事典。
支分法石源流远；地卜奇山甲第兴：福建省惠安县百崎回族乡郭氏宗祠联。百崎回族乡是福建省十八个少数民族乡中惟一的回族乡，也是泉州市惟一的少数民族乡。这里景秀物华，地灵人杰，优越的地理、优良的历史、优秀的人文增强了整个乡的知名度和吸引力。郭氏家庙是一座构筑典丽、恢宏壮观、凸显明代建筑风格的古祠，全庙长37.6米，宽17.6米，屋脊高达9米，为皇宫式的木石结构建筑。距围墙六十余步的西南隅，至今保存着“午门”的遗迹，午门遗址中间是大门，两边是侧门，花岗岩石礅所雕的云月图案表现了伊斯兰的风格。午门是皇宫式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前的官吏来到午门前都必须下轿、下马，步行而进。顺着午门进入的古道返回宗祠。围墙西南角水沟涵口的盘形石头上面刻着螺旋形的花纹，这里的回民称它为“分水石”，水沟里的水通过这里时会形成回流。它的寓意是宗支番衍、脉旺流长，而且还寄望远支的族裔应当溯本追源，回报祖德宗功。大门上的这副对联，道出了郭氏的渊源。
6.八言以上通用联：
织女赐词，汾阳寿考；郭主好礼，真定芳徽：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郭子仪以平安史之乱功封汾阳王，相传织女赐其词“大富贵亦寿考”。下联典指汉朝时期的郭昌，娶真定恭王女，号郭主，好礼节俭，绰有母仪。
派出汾阳，将相两朝济美；堂居晋水，簪缨百卉传芳：此联为郭氏宗祠联。全联典指唐朝时期的郭子仪事典。
见虏单骑，远祖忠贞昭日月；旌闾双阙，先人孝德动乾坤：此联为福建省莆田县郭氏宗祠联。
祖汾阳、派富阳、族螺阳，三阳开泰；原晋水、分法水、聚奇水，万水朝宗：此联为福建省惠安县百崎回族乡郭氏宗祠联。百崎回民的开基祖郭仲远于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从泉州法石(今石头街)，带着妻儿迁到后渚港畔的惠南海滨，就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奇山之下安居乐业，生息繁衍，至今六百多年，发展成为现在一万三千多人的百崎回族乡。大门上面匾额题字“汾阳衍派”，“汾阳”是汉族郭氏的堂号，源于他们的始祖郭子仪曾经被封为“汾阳王”。百崎郭氏既然是回族，为什么自称是汉人郭子仪的后裔呢？原来元朝时发生了一起“反色目”的排外风波，郭氏回民为求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只好寄托在汾阳郭氏望族的名分下。这与大门的匾额异曲同工，当时的严峻局势可窥一斑。其实，百崎回民的先人是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经商的阿拉伯穆斯林，最初定居在杭州府富阳县的郭家村，历经数代繁衍至郭德广，他的阿拉伯名译音为伊本·库斯·德广贡。“库斯”与“郭氏”谐音，这就是回族人汉族姓的由来。
谱衍汾阳，念祖德之贻，谋世传忠孝；堂居晋水，承天朝之宠，渥罔替簪缨：此联为郭氏宗祠联。全联典指唐朝时期的郭子仪事典。
汾阳诗礼传家，科甲名未即光绳祖武；晋水簪缨奕世，尽忠孝已涅克裕孙谋：此联为郭氏宗祠联。全联典指唐朝时期的郭子仪事典。
万里寻根乡关何处，黄河岸边虢国文明光华夏；千秋祭祀鼎豆所在，崤函大地郭氏宗裔遍寰宇：此联为世界郭氏宗亲总会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郭氏祭祖联。
前朝名吏，以素知兵系中州安危，岂止六壬浅术；今代德门，惟阴行善使累叶繁盛，更多三甲寿征：此联为河北省深州市郭氏家祠联。
祖汾阳、派富阳、族螺阳、旅台阳，一阳光照天下；原晋水、分法水、开奇水、聚淡水，万水潆洄吾宗：此联为福建省惠安县百崎回族乡郭氏宗祠联。百崎回族开基祖是郭仲远。宗谱载，他生于元末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逝世于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明初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郭仲远率妻子来惠安，卜居於螺阳二十三都白崎铺，安家创业，生五男二女。逝世后葬于吉浦与下埭间龙头山之阳，因其地形似而号“狮穴”，郭氏子孙尊称为石狮墓，基墓纯属回族墓葬，俗呼“石棺”，周围雕刻花卉图案及阿拉伯文，内容是古兰经章句。郭仲远墓说明了白崎郭氏宗族最初的信仰与文化倾向。百崎郭氏宗祠中的这副对联，“聚奇水”，说明开基祖郭仲远是在崎水之滨聚族而居。祖先墓葬采取回教形式，族属分明的百崎郭氏，却自认是汉族人郭子仪之后裔，“源晋水”，却强调补“祖汾阳”的血缘认同，这一点颇值得探讨。郭氏初修族谱的题辞中，其实亦有值得玩味的记载：“厥后分处他郡，愈远愈繁，历烽火之间关，乃无从而考订。今以不可知者，阙其攸传；靡敢谬立宗支，以罔后人。姑自先大父(指郭德广)肇迁来泉所可知者(始)…”题辞人“嗣孙萌”是白崎郭氏二世祖长房公郭萌(字仕初)，生于洪武四年辛亥(公元1371年)，逝世于正统十四年已已(公元1449年)。他说自已为郭氏家谱题辞用意在于“世代相承，别其长幼而稽其姻亲，俾代不乏书而传于无穷。”
谱有祖基，汾阳而富阳、螺阳家道，悠然天道之开泰；堂乃肯构，世德而世爵、世禄宗功，并此功臣以流徽：此联为郭氏宗祠联。全联典指唐朝时期的郭子仪事典。
姓氏自姬周西虢叔而彰，历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以迄乎今朝，奕叶相承，迭有贤豪兴异代；祠宇据印尼雅加达之胜，由高曾祖考伯仲昆季子孙，更传于后世，一龛共祀，还期俎豆享千秋。撰郭氏宗祠通用联，为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郭氏宗祠联。 跟帖时间 2010-03-03 22:11:52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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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的字辈排行 -- 湖北浠水郭氏字辈：“立本习能迪强”。
湖北黄梅郭氏字辈：“惟学承在善新明德”。
湖北襄阳郭氏字辈：“必定长久天开景运”。
湖北孝感满族郭氏字辈：“功崇业广本立德明家安国正世永天平吉祥仁寿忠义礼文继述有志瑞启长春”。
湖北安陆郭氏字辈：“永世文应尚显万中正诒泽定远永治先型敦崇原本子名世守封显万德全隆首高取大士品皇堂正发惟显名扬志有文章书万载庆德贤□儒子益光”。
山东胶州郭氏字辈：“元肇维人方振承绪玉胜佳年”。
山东日照郭氏字辈：“奎绍郭源公建长章和敬其相惟衍仁德家道隆昌”。
山东枣庄郭氏字辈：“明学振万方依允”。
山东东平郭氏字辈：“长荣克延忠”。
福建晋江郭氏字辈：“祖肇汾阳支分自漳奇立主应赓奕文章高齐育庆亶席亨康膏童豪颜交序亭庠雍廉意度玄衮褒唐京赢广庇帝座方襄膺庸庶享言永音商”。
福建南安蓬岛郭氏字辈：
字行：“元世人卿相治朝重正方令公家谱远颍守系声长孝悌伦滋笃诗书业益张祖来基泽厚贻燕万年光”。
名行：“姬箓渊源永云礽钻绪宏先民隆矩矱后世懔遵行植品宜敦本修身在致诚汾阳余庆衍三岛踵簪缨”。
福建南安官桥郭氏字辈：“显成世述一国荣叔元世人卿相治朝钟正方令公家谱远颖守系声长孝悌伦滋笃诗书业益张祖来基泽厚贻燕万年功姬箓渊源永云礽钻绪宏先民明矩矱后世怀遵行植品宜敦本修身在致诚汾阳余庆衍三岛踵簪缨”。
福建安溪回民郭氏字辈：“孟居资允本世仲志一懋尔颜伯克绍贻谋景福介思延及子孙永年保”。
湖南炎陵郭氏字辈：“文学尊孔孟英俊垂名远惠兰延清香世代表忠良”。
湖南嘉禾郭氏字辈：“筠应天生凤新汉柱万君班聂小念四代八九千万愿文思启绍常祖宗富贵显相忠聪明成智慧朝廷有高风国泰永昌良家雅礼仪通贤能先达士福德振祥功”。
湖南上湘郭氏字辈：“启秀端正存真葆良诗书济美孝友聊芳英俊绳立家声代扬祖功宗德上锡恩光”。
江西万载郭氏字辈：
嶽公房支派：“大端方桂棠华发定荣昌贤俊儒中瑞文明兆吉祥”；
合族通派：“凤权汝子孟元城山海从长秀绍金臺士为师世有恩锡盛朝堂功勋在显扬谦和傅祖德家国统生光”。
江西定南郭氏字辈：“传仁义礼家学召人文立志光先德贤名佰代欣”。
河南开封刘店郭氏字辈：“世田好三云书中先有文道德全家宝万代永乐祥”。
安徽涡阳郭氏字辈：“希文尚允兴传学”。
江苏江宁郭氏字辈：“高才立志良”。
四川成都郭氏字辈：“应永存先德子”。
河北正定郭氏字辈：“旺怀朝廷风立树青”。
东北黑水郭氏字辈：“克大基业嗣炳宏谟贻谋燕翼绳武缉熙昌时名世翊运宣猷家珍兆远奕叶重光”。
郭氏溶公支派字辈：“仕可原崇本廷世德贤良宏龄起昭穆光彩焕文章凤诏宗纶锡鸿勋振羽翔储材培杞梓历运蔚琳琅济用商家楫农明晋国庄图书圶璧映谟烈鼎铉彰”。
新加坡郭氏字辈：“长仕谏怀云雨百里瑞天定朝清廉启国家廷献文明行笃必有克诚用垂式宜尔子孙以介景福”。
郭氏一支字辈：“毓人光祖成士绍宗怀仁恩义道大德鸿实行宪法民心咸悦安乐富强永保华国”。
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3-03 22:09:0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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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的家谱文献 -- 1.简介：
家乘谱牒，是中国族姓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记述某一姓氏家族世系传承演变和人物活动的书，也可以说是一家一族的历史专书。中国自古已有编修家乘谱牒的传统，早在商朝，已有谱牒档案，官府设置掌握谱谍的官员。史学家编修历史书籍，也很重视家乘谱牒。汉朝司马迁编著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曾取谱牒旧闻，以补史书之缺略。北宋史学家欧阳修和文史学家苏洵更亲自参与修谱，亲自撰写家乘谱牒，促使民间修谱之风渐盛。当时有三世不修谱即为不孝的说法，一般家族修谱的间隔最长不超过三十年，并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谱例，大致有十三项：序文、凡例、世系世表、源流、宗派、诰敕、象赞、别传、墓志、祠堂记、祠规、宗约、家训、家范、义田记、义庄记、墓记、墓图、艺术、著作等。修好的族谱都要指定专人妥善保管，并规定不得私售与人，不得让外族人观看，不得损坏和遗失。
郭氏家族所修族谱现保存在世的大约有上百种，其中大部分是清末民国初年所修，明朝修的族谱现存有两种：一是《凫溪郭氏宗谱》，明朝人郭志高纂修，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家刻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另一部是《<福建漳州>汾阳郭氏谱》，明朝人郭兴重修，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抄本，现在日本和美国各收藏一部。
2.家谱：
江西万载郭氏续修族谱十七卷首，(清)郭炳莫等纂修，清光绪二十六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四修族谱二十二卷，首两卷，(清)郭敬忠等主修，清光绪二十六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益阳郭氏族谱二十卷，首一卷，(民国)郭敦德等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万载郭氏族谱五卷，首一卷，(清)郭天云等纂修，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族谱七卷，首一卷，另世系两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六修族谱四十八卷，首三卷、末三卷，(清)郭蓉镜编修，清光绪己亥年(公元189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益阳市资阳郭氏洪淳支谱三十卷，首一卷，(民国)郭凤岗，郭禄沼主修，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福建闽清汾阳郭氏族谱，(现代)郭义福等修，1995年修胶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广东清远郭氏族谱，(清)郭传礼等修，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修抄本复印件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西万载万载郭氏重修族谱，(民国)郭朝禧等修，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汾阳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西万载万载郭氏重修族谱，(民国)郭朝禧等修，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汾阳堂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四川泸州郭氏孟四始祖世族谱，(民国)郭光等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铅印复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河南新密郭氏家谱，(现代)郭丙申等修，1992年汾阳堂修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河南新密郭氏家谱，(现代)唐岩昌等修，1996年修胶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族谱，(民国)李世旺、李占中等纂修，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手抄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家谱，(现代)郭文新纂修，1980年手抄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黑水郭氏旧闻录，(民国)郭兴辑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毫县郭氏宗谱十卷，(民国)郭鸿话等纂修，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由义堂铅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支谱支祠派下人丁世次齿序，郭则杞纂修，手抄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泉州郭氏族谱，(明)郭萌纂修，(清)郭口江续修，清朝年间手抄本复印件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侯官郭氏家集，附福州郭氏支谱，(清)郭柏苍辑，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支谱十卷，首一卷，(清)郭杰昌纂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木刻活字印本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魏塘郭氏族谱不分卷，附世庆堂家志，著者待考，清朝末年手写本五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支谱，(民国)郭嗣蕃纂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手抄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支谱十卷，首一卷，(民国)郭兆昌等纂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旧德述闻六卷，(民国)郭则云纂修，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族谱，(民国)郭荃阶、郭庆云纂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长乐郭氏六修族谱不分卷，(清)郭大聪纂修，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世德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中山郭致政祖谱牒十六卷，(民国)郭尚瑷等纂，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治本堂铅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中山良都竹秀园郭氏家谱一卷，(民国)郭鸾辉等纂，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保顺堂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阴郭氏支谱十六卷，首一卷，(民国)郭增治等纂，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六卷、第八～九卷、第十一～十四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如皋郭氏宗谱墓图二卷，世系三卷，世表十卷，首一卷，(民国)郭全富等主修，郭雍南等纂，民国九年懿德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吴宁洪塘郭氏宗谱十六卷，(清)郭统楚等纂，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一卷、第四卷、第十一～十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吴宁洪塘郭氏宗谱，(清)郭统标等纂，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二～三卷、第六～八卷、第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吴宁洪塘郭氏宗谱二十二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木刻活字印本五册，今仅存第二～三卷、第十一卷、第二十～二十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东阳长衢郭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一卷中册、第三卷、第七卷、第十三～十四卷、第二十卷、第三十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东阳梁渡郭氏宗谱，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七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金坛南瑶郭氏重修宗谱，(民国)郭文藻纂，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笃叙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二～五卷、第七卷、第九卷、第十一～十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万载田下郭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十一卷、第十九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安化郭氏续修族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全福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五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金坛金沙南瑶郭氏重修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笃叙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阴澄江郭氏宗谱二十卷，首一卷，(清)郭用宾等纂，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杨舍陈墅宗祠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黑龙江黑水郭氏世德禄》二卷，(民国)郭克兴等纂，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阴郭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太原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卷首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乡上湘大育石屋卫郭氏三修族谱十卷，首二卷，(民国)郭葆鹤等纂，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汾阳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潭中湘沙头郭氏五修族谱三十八卷，(清)郭尚滨等纂，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点令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一册，今仅存第三卷、第六卷、第十～十四卷、第十七～二十二卷、第二十八～三十卷、第三十二卷、第三十四～三十六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潭中湘沙头金霞郭氏六修族谱六十五卷，著者待考，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黑领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一卷、第四卷、第十一卷、第二十一卷、第四十卷、第四十六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潭中湘金霞山沙头郭氏七修族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朝末年黑领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潭中湘金霞山沙头郭氏八修族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朝末年黑领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潭中湘高桥郭氏五修族谱二十四卷，(民国)郭友杞等纂，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潭中湘高桥郭氏四修族谱，(清)郭盛德等纂，清朝末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八～九卷、第十一～十四卷、第二十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潭云湖郭氏四修族谱二十二卷，首一卷，(清)郭敬懋等修，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汾阳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汤溪汾阳郭氏宗谱，(清)郭成达等纂，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余庆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诸暨宗和郭氏宗谱十二卷，(清)郭思诚等纂，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今仅存第一～三卷、第五～七卷、第十卷、第十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诸暨宗和郭氏宗谱十卷，首一卷，(清)郭本法纂，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木刻活字印本五册，今仅存第一卷、第三～十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诸暨宗和郭氏宗谱八卷，(清)郭廷梓等纂，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诸暨太原郭氏宗谱不分卷，(清)郭瑞标等纂，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忠武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诸暨太原郭氏宗谱不分卷，(清)郭瑞兆纂，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诸暨太原郭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诸暨太原郭氏宗谱八卷，(民国)郭明朝等纂，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忠武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龙阳郭氏续修支谱，(民国)郭忠昆等纂，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汾阳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今仅存第一卷1～13页，第四～七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湘潭云湖郭氏五修族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汾阳堂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一卷下册、第三卷上册、第六卷、第十二～十四卷、第十七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暨阳郭氏秉诚宗谱三十六卷，(清)郭佩兰等纂，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忠武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暨阳郭氏秉诚宗谱六十卷，著者待考，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忠武堂木刻活字印本五十九册，今仅存第一～二十卷、第二十二～六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乐安郭氏宗谱，(清)郭良文总理，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今仅存第一～三卷、第七卷、第十卷、第十二～十五卷、第十八～十九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乐安郭氏宗谱十五卷，(清)郭文玉等纂，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第十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乐安郭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八卷、第三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萧山郭氏宗谱十卷，首一卷，(清)郭庆藩等纂，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敬爱堂木刻活字印本九册，今仅存第一～五卷、第七～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萧山郭氏宗谱八卷，首一卷，(清)郭宗渝等纂，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敬爱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四卷、第八卷、卷首。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醴陵茂田郭氏三修族谱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郭翔云等纂，清光绪三十年()邑豫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今仅存第一～四卷、第六卷、第八～二十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三修族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全福堂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二卷、第三卷上册、第十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族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汾阳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今仅存第四～五卷、第八～九卷、第十一卷、第十五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宗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崇本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溶公支谱七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著者待考，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族谱十二卷，著者待考，1995年全福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万载郭氏重修族谱六卷，首三卷、末一卷，著者待考，民国戊寅年(公元1926年)汾阳堂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氏家谱，著者待考，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仅存十六册)。
南郭李氏十一修宗譜不分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郭山张氏重修族谱两卷，首一卷、末一卷，著者待考，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西万载郭氏续修族谱十七卷，首一卷，(清)郭炳莫等纂修，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太原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嵊县东郭竹氏宗谱六卷，(民国)竹引熏六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嵊县文物管理局。
上湘石屋冲郭氏三修族谱十八卷，著者待考，民国丁丑年(公元1925年)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跟帖时间 2010-03-03 22:06:55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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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太原府：亦称太原郡。战国时期秦国庄襄王四年(乙卯，公元前246年)置郡，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其时辖地在今山西省五台山和管涔山南部一带、霍山北部一带地区。北魏时期辖地在今山西省阳曲县、交城市、平遥市、和顺县之间的晋中一带地区。隋朝时期改晋阳为太原，又另设晋阳，与太原同城。唐太原府洽亦在此地。宋太宗太平兴国(公元976～984年)中年，改并州为太原府，移治阳曲(今山西太原)。以后宋朝、金国的河东路、河东北路，明、清两朝以来皆为府。民国时期为市，山西省会所在。
冯翊郡：秦朝时期置郡，汉武帝太初元年(丁丑，公元前104年)设置同名行政区左冯翊，与右扶风和京兆伊合称“京畿三辅”，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一带。三国时期曹魏国改左冯翊置郡，治所在临晋(今陕西大荔)，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省韩城县以南、白水以东、渭水以北大荔县一带地区。北魏时期移治到高陆(今陕西高陵)。
京 兆：亦称京兆郡、京兆尹，实际上“京兆”不是一个郡，而是中央政府所在的地域行政大区称谓，“尹”为其太守。西汉太初元年(丁丑，公元前104年)改右内史置京兆尹，为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三国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庚子，公元220年)改京兆尹为京兆郡，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秦岭以北、西安市以东、渭河以南至华县一带。曹魏黄初二年(辛丑，公元221年)封皇子礼为秦公，以京兆郡为秦国，曹魏黄初三年又改名为京兆国。魏明帝青龙三年(乙卯，公元235年)封皇子洵为秦王，改京兆国为秦国。齐王(曹芳)正始五年(甲子，公元244年)改为京兆郡，今西安，下属五县，除周至、户县外，均在辖区内。西晋时仍置京兆郡于长安，辖区较三国魏时缩小。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前赵、前秦和后秦、西魏、北周相继建都长安(后秦称常安)，均在此设置京兆郡(或尹)。隋、唐两朝均都长安，另建新城。隋朝时期称大兴城。唐高宗永徽四年(癸丑，公元653年)改名长安城，在长安城周围的京畿地区，以雍州为京兆府，置京兆尹。以上称京兆者，均指京师及其附近地区。隋、唐两朝均设京兆尹(郡、府)或雍州，作为郡级建制以统长安、大兴(唐改为万年)等二十余县。唐朝以后，长安城不复为都，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地方性都会。金、元两朝在陕西置京兆府(路)，此“京兆”与建都之地无关，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秦岭以北、西安市以东、渭河以南、华阴以西一带地区。北洋政府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府尹为京兆尹，符合金朝以前“京兆”之意。民国政府成立时废黜“京兆”之称。
河内郡：古以黄河以北为河内，以南、以西为河外。春秋末期楚、汉之际，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末置郡，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涉)，当时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黄河以北、京汉铁路以西一带地区，包括汲县。魏文帝黄初年中，河内郡析置朝歌郡(今河南淇县)改属冀州(今河北冀县)，四县随之改属、后又回归河内郡。属司州河南尹的有卷(今河南原阳)、原武、阳武三县。属兖州(州治廪丘，今山东鄄县)陈留国的有封丘、酸枣、平丘、长垣四县，属兖州东郡的有燕。西晋时期移治野王(今河南沁阳)。隋朝时期于野王为河内县，隋、唐两朝的河内郡即怀州。元朝时期设为怀庆路。明、清两朝为怀庆府，河内县之名不变，常为治所。民国政府时，改河内县为沁阳县。
广平郡：汉景帝刘启中元元年(壬辰，公元前149年)分邯郸郡置郡，是由邯郸郡分置，治所在广平(今河北鸡泽)，其时辖地在今河北省任县、南和、鸡泽、曲周、永年及平乡西北、肥乡东北一部分地区，后改为广平国。东汉时期废其郡并入巨鹿郡。三国时期曹魏明帝曹睿太和元年(丁未，公元227年)复置广平郡，辖境有所扩大。广平郡在隋朝文帝杨坚开皇初年(壬寅，公元582年)被废黜。
敦煌郡：西汉朝元鼎六年(庚午，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将敦煌郡从酒泉郡分出来置郡，治所在今甘肃省敦煌，其时下辖敦煌县、龙勒县、效谷县、广至县、渊泉县、冥安县等六个县，是为敦煌设治之始。敦煌郡据有阳关、玉门关，与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并称河西四郡。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连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敦煌成为商旅必经的丝路重镇和通往西方的三条线路的交汇点，并以此奠定了敦煌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中山郡：中国古代称“中山”者有四：①战国时期原为顾国的都城(今河北定县)，一度为魏所灭，复国后迁灵寿(今河北平山)，周郝王十九年(乙丑，公元前296年)为赵国所灭；秦朝时期归属于巨鹿郡。②西汉汉高祖刘邦初年(乙未，公元前206年)设置中山郡(今河南登封)，汉景帝执政时期改回为中山国，治所在卢奴(今河北定县)，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登封市西南部与河北省正定县之间一带，包括今河北定州、安国、唐县、新乐、无极、满城、完县、望都和保定一带；南北朝时期后燕以为都城；隋朝开皇初年(辛丑，公元581年)废国置郡。③宋朝时期以定州为中山府，治所为安喜(今河北定县)。④宋朝时期的香山县；民国十四年(乙丑，公元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民国政府将其改为中山县，今为广东中山市，孙中山故里在中山市南部的翠亨村。
馆陶郡：此支开基祖为唐齐州刺史郭庆善，林宗之后。生元振，兵礼刑三尚书、平章事、代国公。生晟，鸿胪卿、左骁卫将军。生箴、膳、兵员外。
昌乐郡：汉时置郡。此支郭氏为太原郭氏分支，其开基始祖为东汉郭泰之后。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载：后汉末大司农郭全代居阳曲，生蕴，蕴生配、镇。镇封昌平侯。后汉郭泰，世居介休，后世郭有道，裔孙居魏州昌乐。
颖川郡：战国时期秦国灭韩国后，以所得韩地于秦王赢政十七年(辛未，公元前230年)置颍川郡。之所以名为颖川郡，是因为有一条河，名为颖水，其上游支系流经郡中大部分地区。郡治设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许昌市、长葛县、登封市、宝丰县以东，尉氏县、郾城县以西，密县以南，叶县、舞阳市以北一带的广大地区。南北朝时期东魏朝武定年间(公元543～550年)治所移至颖阴(今河南许昌)，北齐则改为长社县。隋朝初期曾废黜颖川郡。唐朝时期复改为长社，后又曾改许州为颖川郡。
西河郡：古代该郡所指不一。春秋时期卫国西境沿黄河一带称西河，即今浚县、滑县等地。战国时期黄河在今安阳东，故安阳可称西河，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夏居西河教授”是也。魏国时期曾取秦国今陕西黄河沿岸地，置西河郡，则以晋陕间黄河为准，西岸为西河。西汉朝元朔四年(丙辰，公元前125年)置郡，治所在平定(今内蒙古东胜)，其时辖地在今陕西、山西两省之间黄河沿岸一带地区，并拥有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部及晋西等地。东汉朝时期移治到离石(今山西离石)。南北朝时期北魏的西河郡，其北部为羌胡所得，仅保有晋西一带地区，治所在兹氏，即在今山西省离石(今山西汾阳)。唐朝时期亦曾以汾州为西河郡。
洛阳郡：以今河南洛阳城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历史上被称为“河南”，与“河东”、“河内”相对应，是华夏民族最早的政治活动中心。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洛阳城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西周时期，周成王时周公营雒邑，此为成周城所在，是西周王朝的东都，直属于周天子。东周时期，雒邑为首都，其余大体和西周时期相同。战国时期，雒邑改称雒阳。秦置三川郡，郡治雒阳，辖今三门峡市(除灵宝外)、洛阳市(栾川西部除外)、巩义市、荥阳市、郑州市区、中牟县、原阳县。西汉时期，此地区东部为东都洛阳为中心的河南郡，西部属弘农郡。从这一时期开始，“河南”正式成为行政区划中的一个地理名词，直到清朝。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里，“河南郡”、“河南尹”或者“河南府”一直特指此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此时的河南郡，辖今偃师市、孟津县、巩义市、荥阳市、郑州市区、中牟县、新郑县、新密市、原阳县、汝阳县、伊川县、汝州市。西部属弘农郡的有天的三门峡市全部、宜阳县、新安县、洛宁县、嵩县、栾川县已经现在南阳市和陕西省的部分地区。东汉时期，河洛地区的建制与西汉时期基本相同，只是河南郡改为河南尹，辖区不变。三国时期，属曹魏。雒阳改称洛阳行政建制基本上沿袭东汉。河南尹有所扩大，此时的河南尹包括今天的偃师市、孟津县、巩义市、荥阳市、郑州市区、中牟县、新郑县、新密市、原阳县、汝阳县、伊川县、汝州市、登封市、禹州市、嵩县。跟两汉时期相比，多了登封、禹州、嵩县。西晋时期，大体仍然沿袭两汉旧制。不同之处在于，河南尹又改回河南郡，同时东部析置荥阳郡，包含今天的荥阳市、郑州市区、中牟县、新郑市、新密市、原阳县。同时河南尹向西有所扩展，包含了新安县和宜阳县东部。此时，河南郡包含的地区有偃师、孟津、巩义、登封、汝州、伊川、汝阳、禹州、嵩县、新安。东晋十六国时期，天下大乱，行政区划已不可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河洛地区仍为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郡。附近的其他各郡基本没有变化。北魏统一北方后，迁都洛阳，又改河南郡为河南尹。另置渑池郡，其他各郡无变化。但新设了很多县。隋朝统一天下，复改河南尹为河南郡，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辖今偃师、孟津、巩义、登封、伊川、嵩县、宜阳、新安、渑池、陕县等地。汝州、汝阳该属襄城郡，郡治从襄城迁到汝州。唐朝区划变化很大。河南郡改为都畿道河南府，仍以洛阳为中心。辖区比隋朝的河南郡有所扩大，加入了今禹州市、新密市、洛宁县、济源市、温县、孟州市。五代十国又是天下大乱，增设陕州、孟州(唐朝中后期设置)，所以河南府的辖区很可能又回到隋朝河南郡的范围。北宋时期河南府以西京洛阳为中心，辖今日巩义、登封、渑池、偃师、孟津、伊川、新安、宜阳、洛宁、嵩县南宋时期金国河南府辖区有所缩小，辖今日巩义、登封、渑池、偃师、孟津、新安、宜阳大部、伊川小部分地区元朝设河南江北行省，从此以后，“河南”所指代的范围不再限于河洛地区。不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府一直存在到清朝末年，只是作为河南江北行省或者河南省的次级行政区。此时的河南府路向西扩展，收纳了灵宝、陕县、洛宁。其他方向不变。明朝河南府进一步扩大，又增加了卢氏、栾川、嵩县、伊川大部清朝从河南府析置陕州，包括今天的陕县、灵宝、卢氏，以及栾川一部分地区。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民国建立，废河南府，设河洛道，道尹公置驻洛阳，辖洛阳、偃师等十九县。民国十二年(癸亥，公元1923年)，河南省长公署迁于洛阳，洛阳成为河南省会。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日寇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定洛阳为行都，并一度迁洛办公。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公元1939年)秋，河南省政府再次迁洛，洛阳第二次成为河南省会。民国三十七年(戊子，公元1948年)，洛阳解放，析洛阳县城区置市。洛阳市人民民主政府成立。1949年12月，洛阳市人民民主政府改称洛阳市人民政府。1954年，洛阳市升格为河南省直辖市。1955年，洛阳县撤销，一部分并入洛阳市，其余部分划入偃师、孟津等县。1956年，建成洛阳市老城区、西工区和郊区，次年成立瀍河区。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新成立吉利区。1983年新安、孟津、偃师改隶洛阳市，洛阳所辖登封市划归郑州市管辖。1986年，洛阳地区撤销，洛宁、宜阳、嵩县、栾川、汝阳、伊川改属洛阳市。1993年，偃师县改为偃师市。2000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洛阳郊区更名为洛龙区。洛阳附近的各县中，跟洛阳历史联系最密切的是偃师、孟津、巩义、登封。其中偃师、孟津从周朝以来三千年如一日，从未改变。其次是巩义，从周朝一直到新中国，也有三千多年。再次是登封，从三国时期到新中国，有一千七百多年。而其他的各县(市)如新安、宜阳、伊川、渑池、汝州等则与洛阳时分时合，而栾川、卢氏、陕县、禹州等隶属洛阳的时间就更短了。另外，自从西晋置荥阳郡后，今天郑州市大部地区就跟洛阳地区分道扬镳。洛阳现辖偃师市、孟津、新安、洛宁、宜阳、伊川、嵩县、栾川、汝阳等一市八县和涧西、西工、老城、廛河、洛龙区、吉利、高新七个城市区。
赵 郡：汉高帝四年(戊戌，公元前203年)将原秦朝邯郸郡改为赵国，治所在邯郸(今河北邯郸)。东汉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改为赵郡，辖地在今河北省中部石家庄市、赵县、邯郸市一带地区。隋朝时期移治到赵县(今河北赵县)。
敦煌郡：西汉朝元鼎六年(庚午，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将敦煌郡从酒泉郡分出来置郡，治所在今甘肃省敦煌，其时下辖敦煌县、龙勒县、效谷县、广至县、渊泉县、冥安县等六个县，是为敦煌设治之始。敦煌郡据有阳关、玉门关，与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并称河西四郡。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连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敦煌成为商旅必经的丝路重镇和通往西方的三条线路的交汇点，并以此奠定了敦煌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晋昌郡：西晋至北周时期分敦煌郡置晋昌郡，治所在今甘肃安西，其时辖地在今甘肃省安西县、玉门市一带。其地在隋朝时期均属敦煌郡，唐朝时期又析出为瓜州晋昌郡。另有一处晋昌郡是在南北朝期间的后梁设于今陕西省石泉县一带。
闻喜郡：即今山西闻喜县。闻喜历史悠久，在春秋时属晋国曲沃。战国时属魏。秦时改曲沃为左邑县，属河东郡。西汉元鼎六年(庚午，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巡视途经此地，欣闻平南越大捷，遂将左邑桐乡改为“闻喜”，居今已两千一百余年。南北朝时属北魏正平郡，后属西魏、北周正平郡，武成二年改属绛州。隋唐时属绛州。五代、宋、金、元、明时属解州。清时改属绛州。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直属山西省政府，民国三年(甲寅，公元1914年)属河东道，民国十六年复归省管辖，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公元1937年)归第七行政专员公署领导，民国三十六年(丁亥，公元1947年)闻喜全境解放，归晋绥边区第十一专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山西省运城专署，1954年运城、临汾专署合并为晋南专署，闻喜属之，1970年晋南专署又分为运城、临汾两专署，闻喜复属运城专署管辖至今。
云中郡：今称托克托县。“托克托”系蒙古族人名，意为“保住、传宗接代”。云中郡在战国时期为赵国之地，《史记·赵世家》重记载：“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秦朝时期置云中郡，统阴山以南，今自山西之怀仁、左云、右玉以北、绥远绥远首各县、蒙古鄂尔多斯左乙、喀尔喀右翼、四子部落各旗，皆其地。汉朝时期分云中郡之东北部置定襄郡，西南部仍为云中郡，治云中县，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亦即赵故城也，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废黜了云中郡。唐朝事情置云州，后又改回称云中郡，旋复为云州。宋朝时期为云中府，辽国时期改为大同府，即今山西大同县治。《清一统志》重记载的古云中，在阴山之南、黄河自西来折南流之处，即今归化城以西托克托城地，汉时云中郡治云中县，定襄郡治成乐县，两地东西相距止八十里，初不相混也，后汉始以成乐定襄等县属云中，及后魏初都盛乐，号云中，于是定襄有云中之名，至隋以云中置定襄郡大利县，而云中有定襄之名，然相去不远，犹近故地，自唐以马邑郡云内之恒安镇置云州云中郡及云中县，又于忻州置定襄郡定襄县，于是云中定襄之名，移于古雁门太原二郡，去故地始远，今谓大同为云中，又太原府有定襄县，皆唐朝以后所名云中郡。民国元年(丁丑，公元1912年)设县。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位于自治区中部、大青山南麓、黄河上中游分界处北岸的土默川平原上。至2000年，托克托县辖三个镇、八个乡。
固始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固始县。固始亦称蓼城、蓼都，位于河南省东南端，系豫皖两省交界、华东与中原地带交融处，北濒淮河，南依大别山。固始在夏、商为蓼国地(蓼故都在固始县东北的蓼城岗遗址)，在西周为蓼、蒋、黄、潘等国地，春秋中期，楚灭此地诸国，建期思县，固始彼是为期思县之潘乡，又名寝丘邑。西汉，于潘乡(寝丘邑)置寝县。东汉建武二年(丙戌，公元26年)，光武帝刘秀封其妹婿大司农李通为固始候，县名由寝改为固始。关于固始县名，明嘉靖固始县志记载：“史记正义日，孙叔敖以寝丘土寝薄取为封邑，李通慕叔受邑，光武嘉之，改名固始。县名曰方此，岂因通与帝首事，欲其坚固初始欤？”可见，固始县名是取“坚固通始”之意，由引沿用至今，已有近二千年。历史上固始辖区面积变化较大，但中心区域相对稳定。西汉李通时代，固始是大候国，食四县租税，境域既大，从而奠定了固始后世疆域基础。据明朝时期《固始县志》记载：“汉固始国境，东寿春，南麻城，西安阳(今商城县、潢川境)，北颖息，轮广斥大，以侯李通”。唐朝时期，期思县并入固始，宋代商城并入固始，固始属治进入最大时期。明成化时十一年(乙未，公元1475年)，复置商城，县境复如唐代。当时，固始辖五乡、四十九里、七十村。清朝事情，实行乡、里、保、甲制，固始辖四乡、二十四里、一百十六保。据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公元1786年)《固始县志》记载：”固始边境，东至大山铺(安徽霍丘境内)、南至瓦庙集、西至春河、北至往流、东南至金家寨(安徽省金寨县梅山水库淹没区)、东北至三河尖、西南至李家集(商城境内)、西北至张庄(淮滨县境内)。”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年)区划调整，固始所辖的金寨、李桥二保及长江河保的一半划归安徽省立煌县(今安徽金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又多次进行区划调整，但都为局部调整。建国初期，固始属潢川专署，1952年信阳、潢川合并，固始属信阳所辖至今。1962年，固始县西北的张庄、期思二区划入淮滨。目前，全县辖九镇二十三乡六百零一个行政村。
曲沃郡：郭镇后，唐蒲州刺史，子郭贱。
阳曲郡：即今山西省太原市北部定襄县。定襄地区位于太原市以北，忻州市东南部。在春秋后期(公元前541年)属晋国，战国时期属赵国。西汉时期为阳曲县，属太原郡。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移阳曲于太原界，在阳曲故城置定襄县，属新兴郡(治段九在原，即今忻州市)。西晋时期，在定襄境西北置晋昌县，同属新兴郡；晋惠帝元康年间(公元291～299年)，改新兴郡为晋昌郡，定襄县与晋昌县同属晋昌郡。不久，晋昌郡复名新兴郡。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公元426年)，蒲子县(原地在今陵县)侨置定襄境北。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并晋昌入定襄县。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定襄县属永安郡(郡治在今定襄县城)。北齐武成帝时(公元562～564年)，移平寇县(原地在今忻州市东十里)于定襄境内东南，后废定襄县和蒲子县。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移平寇县于崞县；定襄县并入秀容县(今忻府区)，属楼烦郡(治静乐，即今静乐县)。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此地为刘武周所辖。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复置定襄县，属忻州。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忻州为定襄县郡(治秀容)，定襄仍属之。唐肃宗乾元年(公元758年)，改定襄郡为忻州，定襄县复属忻州。五代因之。北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并定襄入秀容县。宋哲宗元元年(公元1086年)，复置安襄县，属忻州。金、元、明、清、定襄县均属忻州。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5月，定襄属雁门道(大同)。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裁道，县直属省。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定襄县，属晋东北行政公署。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调整行政区划，定襄县属北岳区第一行政区。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9月改属冀晋区第二专区。期间，定襄县级建置未变。10月，定襄与忻(东)县合并为忻定县，仍属冀晋二专区。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11月分置定襄县，隶属关系不变。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11月冀晋区改为北岳区，定襄属北岳区第二专区。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定襄改属晋中区第一专区。1949年8月，定襄划归山西省忻县专区。1959年1月，定襄与忻县合并为忻定县，县政府驻忻县城，属晋北专区(专员公署驻大同)。1961年复置定襄县，属忻县专区(后改忻县地区)。1983年7月，忻县地区改为忻州地区。2001年忻州地区改设忻州市，定襄属于忻州市。2000年，定襄县辖三镇十二乡。
华阴县：本春秋时期的晋国之地。秦朝时期置为宁秦县，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19年)置华阴县，以在华山之北(阴)，故名。《太平寰宇记》中为此记载：“以在太华山之阴，故名”。此后一直称华阴。1990年12月27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华阴县，设立华阴市(县级)。
汾阳县：西汉时置县。此支郭氏为华阴郭氏分支，开基始祖为郭子仪。
2．堂号
太原堂：以望立堂。
冯翊堂：以望立堂。
京兆堂：以望立堂。
河内堂：以望立堂。
广平堂：以望立堂。
敦煌堂：以望立堂。
中山堂：以望立堂。
馆陶堂：以望立堂。
昌乐堂：以望立堂。
颖川堂：以望立堂。
西河堂：以望立堂。
洛阳堂：以望立堂。
赵国堂：以望立堂。
敦煌堂：以望立堂。
晋昌堂：以望立堂。
闻喜堂：以望立堂。
云中堂：以望立堂。
固始堂：以望立堂。
曲沃堂：以望立堂。
阳曲堂：以望立堂。
华阴堂：以望立堂。
汾阳堂：以望立堂。
尊贤堂：战国时燕昭王招贤，郭隗对他说：“你如招贤，先从我开始。你把我当贤人尊重，比我贤的人就会找你来了。”于是燕昭王给他建了宫室曰金台，并敬郭如老师。后来乐毅、邹衍、剧辛及其他有才能的人纷纷归附燕国，燕国于是逐渐强大起来。
崇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邑豫堂：资料有待补充。
敬爱堂：资料有待补充。
忠武堂：资料有待补充。
余庆堂：资料有待补充。
敦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黑领堂：资料有待补充。
点令堂：资料有待补充。
全福堂：资料有待补充。
笃叙堂：资料有待补充。
懿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保顺堂：资料有待补充。
治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世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由义堂：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3-03 22:02:35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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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的迁徙分布 -- .迁徙分布：
郭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十六位，属于超级大姓系列，人口约一千七百二十三万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的1.1％左右。
1.迁徒：
⑴.春秋战国时期：
从郭氏的起源来看，郭氏主要有两个发源地：一个是夏商时的古郭国，另一个是周文王所封的“虢”国。它们在春秋战国时被灭亡后，其族人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迁徙。
位于山东博之聊城的古郭国，战国时被齐所灭，其后人在国破家亡后四处飘流，最后迁移到今山东、河北交界的广大地区。中山国是他们聚居的州郡之一，而它附近的常山郡、广平郡等地也有郭氏族人的活动。这些郭氏族人经过不断地繁衍发展，渐渐人多宗大，形成了中山望族。《春秋左传》记载：“齐有郭最、郭荣”，“鲁有郭重”，“燕有郭隗”。
起源于周王朝虢国的郭氏是郭氏中人数最多、力量最大、分布最广、影响最远的一支，可以说，目前90％的郭氏族人来源于这一支，但这一支郭氏族人的繁衍播迁情况也不尽相同。
各虢国相继灭亡之后，虢氏裔孙作为亡国之民，或被迫强制迁徙，或逃亡到异国他乡聚族而居，也有一部分仍留原地。西虢族人随平王东迁到上阳，留在原地的小虢，到秦武公十一年，被秦所灭，其族人被迫迁向西北边远地区，在那里定居下来，从而形成后来的西平郭氏和敦煌郭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声闻天下。
南、北二虢被晋献公灭亡后，其族人匹散飘流，有被迫迁于晋国的，也有逃亡到附近各国的，迁于晋国的虢国人很大部分被留在现在山西的晋南，有一部分被安置在今山西汾阳县境内，汾阳县内大虢城、小虢城即因虢人居于此而得名，他们是太原郭氏的最早祖先。
周平王时为郑国所灭的东虢，同样其族人也被迫逃亡，绝大部分流散于今河南中部，从而成为颍川郭氏最早的祖先。也有逃亡到今陕西、山西各地的。崞山郭氏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被迫迁往崞山的一支。地点在雁门关南，即秦始皇所筑内长城之崞山。这一“崞”字，由最早迁入郭氏始祖所自创，因失掉封邑，被迫迁至一山地，故在郭字右边去邑，左边加山，名其地为“崞山”。自立堂号“崞山堂”。
综上所述，起源于周王朝虢国的郭氏，其迁徙与虢国的兴亡相始终，无论是西虢还是东虢，以及北虢、南虢，每一个虢国的灭亡都导致’了虢国族人的大逃亡和大迁移。在迁移的过程中，西虢成了魏晋时期西平郭氏和敦煌郭氏的始祖，而东、北、南三虢则成了太原郭氏、河东郭氏和颍川郭氏的始祖。
⑵.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祖祖辈辈生活于中原地区的郭氏族人终于走出国破家亡的历史阴影，人口不断繁衍，宗族渐渐壮大。他们在饱尝流亡迁徙的滋味后，更加珍惜稳定以后的安居生活。他们在各聚居地或躬耕农亩，或投身从戎，或致力政治，或穷经皓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显示着自己的才能，给历史留下了一笔笔绚丽图画。他们继承祖先的优良品德，诚以事君，信以处友，在各聚居地获得很高的威望。
先秦、两汉时期，郭氏以世居太原阳曲的郭无家族影响最大。经过不断繁衍，太原郭氏成为后来郭氏繁衍迁徙的主要来源，故郭氏家族以“太原”郡望为最大。至汉末，郭氏又成为渭河下游地区一带的望族。汉有郭亭，子孙自太原徙冯翊。后汉末，大司农郭全代居阳由，其裔孙迁居颍川郡(今河南许昌)。再有后汉郭泰，世居介休(今山西介休)，其裔孙居魏州昌乐，可见昌乐郭无亦源于太原。郭氏大举南迁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后，郭氏大批散居于今浙江、江苏等处。迁去江南各地的郭氏，也以太原郭氏为最多。
⑶.魏、晋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各民族大融合、大迁徙时期。这一时期，战乱频仍，政权迭立，豪强群起。尤其是郭氏人的主要聚居地中原地区更是战火连年，民不聊生。而南方相对稳定，大批中原民众，被迫离开故土，避乱江南。郭氏族人的第二次大迁徙是在晋永嘉之乱以后，西晋灭亡，东晋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时，随晋室南渡的有数百家之多。这些南渡者，也包括郭氏族人在内。如东晋著名的文学家郭璞，本是山西闻喜人，晋惠帝、怀帝之际，其家乡受到匈奴骚扰，他联合亲戚朋友数十家，到江南避乱。这次过江的中原郭氏族人，大都散聚在江南各地，以后又经过江苏、浙江等地进入福建、广东等地。
⑷.隋、唐时期：
隋唐年间，郭氏已成为今山西、山东省的第一大姓。唐初，陈光元开基漳州，即有郭氏随同入闽。唐中期，因“安史之乱”，又有大批郭氏分迁于今浙江、江苏、湖北等地。此讨，郭氏还繁衍有一大望族，即汾阳郭氏，其始祖为来自华阴的郭子仪。郭子仪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被封为汾阳王，其后裔便以‘汾阳’为堂号。这→支郭氏后裔郭嵩，迁入福建，成为入闽郭氏的始祖。
公元1127年宋高宗南逃，大批中原人随之逃到江南，居于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两广，其中也有不少郭氏人。
⑸.迁入香港：
位于香港新界的八乡地区有一个村落叫莲花地，约有五百人，由六个姓组成，其中以郭氏居多，有三百多人，且入居年代最早。大约在明朝中后期，郭巨田率族人迁居于此。
据《莲花地郭氏族谱》记载：他们的一世祖郭盛，生于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居住在新安县城的南头附近，传至六世郭巨田(生于明正德年二年，1507年)始迁莲花地。其后郭氏族人逐渐繁衍壮大，遍布新界地区的八乡周围。
郭氏有祠堂，堂名“禧隆堂”，奉祀着郭巨田以下各祖先的牌位。居住在新界地区的郭氏族人特别看重墓地风水，莲花地郭氏的族谱是手写本，属于一种较简单的类型，但有关祖先墓地的位置及其风水内容的记载却相当充实。如墓地所在地、方位、朝向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墓地风水投资规模也很大。
现在不仅香港新界有郭氏人居住，而香港其他地区也遍布郭氏人的足迹，香港经济的起步与腾飞，被世人称为奇迹，是香港民众努力的结果，其中也有郭氏人的贡献。60年代中期的地产热中杀出“三剑客”，其中之一就是郭得胜。还有近年崛起的香港服装界女强人郭志清及其家族永安公司等等。
⑹.迁入台湾：
据《台湾省通志》对郭氏播迁入台的记载，最早入台的郭氏族人名叫郭怀一，大约在明天启年间由福建入住今台南市。郭怀一早年随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纵横海上，为其得力部将。后郑芝龙受明朝招抚，返回朝廷。郭怀一与另一部将何斌则留居台湾，与其部属垦耕于离台不远的二层行溪南岸，建立家园，人丁日旺。
明末清初，福建郭氏有一支迁居台湾，后散居彰化、嘉义、高雄等县，后发展为台湾十大姓之一，并有部分人远徙欧美及东南亚。
台湾郭氏族人，还有许多是从福建漳州、泉州等地赴台的，另外也有一部分是从广东潮州、惠州嘉应去的。
福建漳州龙溪县的郭由饱于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入垦今台南麻豆；雍正年间，郭光传入垦今台南县；乾隆年间，郭其读迁今澎湖马公；郭振德、郭安政、郭长等，先后入垦今台北万里。
福建漳州南靖县的郭锡馏在清康熙中叶入垦今彰化。乾隆初年，移垦今台北市，募资开挖水渠，灌溉台北盆地。后人感念其恩，将此渠取名骝公圳。雍正五年，郭崇饱入垦今台北市内湖。乾隆年间，郭砒石、元记、纯直兄弟入垦今台北金山。郭荣兴入垦今万里。
福建漳州平行县的郭朝球在清乾隆年间入垦今万里，郭阿叶入垦今台北瑞芳。
还有福建漳州的郭光天入垦今桃园龟山；稍后，郭崇嘏、郭龙文、郭玉振、郭樽等，先后入垦今桃园大园、龟山。
由福建泉州入台的有惠安县的郭顺宜，于康熙末年入垦今彰化鹿港，雍正六年，郭奕荣入垦今新竹香山。
福建泉州同安县的郭行足于乾隆十九年入垦今麻豆，长房下传六房，是为郭六合。稍后，郭川入垦今台北八里，郭植厚入垦今基隆市。嘉庆年间，郭盘衍入垦今苗栗苑里。福建泉州南安县的郭宽于乾隆初年入垦台南佳里，后迁台南市。郭卜入垦今台北树林，郭云山、云河兄弟入垦今台北汐止。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郭恭亭入垦今新竹市。
福建泉州安溪县的郭畅于道光年间入垦今台北坪林。
福建泉州的郭百年于嘉庆年间率众入垦今南投埔里，郭福富、郭景先后入垦今台北石碇。
迁往台湾的还有广东潮州饶平县的郭德泉，于康熙中叶入垦今嘉义水上。广东惠州海丰县的郭青山于雍正八年入垦今新竹新丰；惠州陆丰县的郭成万于乾隆年间入垦今苗栗镇。广东嘉应镇子县的郭鸿成于乾隆二十八年入垦今台南市安平区；嘉应梅县的郭有凤于乾隆年间入垦今苗栗镇。
⑺.迁徙海外：
郭氏最早迁徙海外大约是在明朝中后期，迁徙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迁徙的目的也各不相同，迁徙的途中非常艰辛。
目前世界上的郭氏华裔、华侨最集中的地区在亚州。其中以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柬埔寨、老挝等十几个国家为最多。美国、加拿大和巴西也有不少郭氏华裔。他们中有许多人为所居住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如大企业家郭琰、郭鹤年、郭芳枫；华人记者郭克明；华人建筑师郭茂林；华人律师郭彪等等。
2.分布：
自夏商周以来，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郭氏渐渐地从山西、陕西、河南的开基地向外播迁发展，致使中国的大江南北，城市乡村到处都有郭氏人活动的足迹。在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列的一百个大姓中，郭氏名列第十八位，人口总数一千万左右，其中尚未包括海外侨胞。
河南省河南省是郭氏人最原始的开基地，也是郭氏人广泛分布的主要地区。早在夏商周时代，郭氏人就在河南登封、荥阳一带居住和繁衍生息。东汉以后，郭氏人迁居到了光州固始。自汉至今河南省有以郭命名的村落二十多个，这些村落都是郭氏族人聚居的地方。郭连是今禹州市郭连乡人民政府驻地，是东汉曹操谋士郭嘉的故里。郭村镇属今河南商丘辖镇，唐朝郭氏在此建村，后渐成集镇，故名郭村镇。郭店是今夏邑县郭店乡人民政府驻地，唐朝称郭家店，1927年更名郭店集，后简称今名。郭村是禹州市梁北乡人民政府驻地，明朝以后郭氏迁居于此，故名郭村。郭屯在宁陵县城关回族镇西南八公里的洮河南岸，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有郭氏兄弟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分别建三村，称三官屯，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三村合并筑寨，改今名。郭全屯在卫辉市区西八公里处，据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迁民碑载：山西泽州移民一百一十户迁此，里长郭全，村以郭全之名命之。郭庄是今夏邑县郭庄乡人民政府驻地，因明洪武年间郭城自山西洪洞县迁此，故名。郭老家在虞城县城关镇东南十八公里处，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建村，名郭庄，正德年间人郭臣被招为驸马，得封地，更名宗禄村，清朝村民外迁，此村遂名郭老家。郭庄是今原阳县郭庄乡人民政府驻地，明永乐年间，郭辂迁此建村，名郭辂庄，简称今名。郭滩是今唐河县郭滩乡人民政府驻地，明末郭氏在水潭边建村，取名郭家潭，后演变为郭滩。郭家河是今新县郭家河乡人民政府驻地，此地的店铺处于河湾，原名拐弯店，后改陈家围。清初郭氏迁此，并成大族，遂改今名。郭岗在镇平县城关镇西北二十四公里外，郭氏始居此，盖有楼房，故名。另外，又有郭庄(今河南滑县)、郭里(今河南安阳郊区)、郭亮屯(今河南辉县)等村落，亦都是郭氏人的居住地。
山西省山西省是郭氏人比较早的一个开基地，也是郭氏人分布比较广泛的一个地区。山西太原、阳曲、汾阳一带的郭氏发展很快，并且形成望族，长盛不衰。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阳曲有姓氏三百三十三个，超过两千人以上的姓氏有十一个，占总人口的55.92％，其中郭氏有四千九百余人，按数量占第六位。在山西境内，既有以郭字命名的县、镇，又有因郭氏人聚居而命名的郭氏村落。高村乡北社村的郭家堡虽然经数百年的风雨，仍然屹立，郭家堡堡名的碑石仍嵌在堡门的上方，这里现在仍居住着许多郭氏后人。泥屯镇的白空社有郭郡马(夫人为宁化王第四女)祠堂留下的《明诰封巫乡君郭门朱氏墓志铭》，从碑记可看到郭郡马与夫人的生活片断与业绩。此村原有六个郭氏神轴，后四个被烧，从现存的两个也可以看出郭氏家族几十代的变化。今汾阳县有金朝设置的郭栅镇，以及山西寿阳县南寿水滨的郭村，在山西平陆县东北百余里濒临黄河的地方有郭原村，在山西灵石县南十三公里有郭家沟。
陕西省是郭氏人的又一个比较早的开基地和主要分布地区。早在周朝，郭氏人就在陕西冯翊繁衍生息。秦汉至魏晋隋唐时期，郭氏人除在冯翊发展之外，又分布到华阴等地，唐时一代功臣郭子仪出生在华州，他有八子七婿七十二孙，家人数千，其后代一直在此繁衍生息。陕西省也有因郭氏得名的州治记载，例如隋唐宋时代的郭州，就在陕西的西宁镇。郭家塔，在陕西宜君县。
山东省是郭氏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山东自古至今，以郭氏得名的村庄十九个，这些村落中至今仍以郭氏人居多。郭城在山东聊城县东北，春秋时亡国郭氏的栖息之地。单县的郭村镇是明洪武年间郭氏自山西洪武县迁此定居而立，初名郭村，后成集镇。郭太平是今临沂市太平乡人民政府驻地，位于市区东北十七公里的沂河南岸，明洪武年间郭氏在此建村，取吉祥之意，故名。郭庄是今淄博市山区郭庄乡人民政府驻地，明初建村，因郭氏僧人在此建塔寺，故名。郭屯镇，属郓城县辖境，原为明永乐年间王氏建村，村名王文光屯，宣德年间因郭氏为屯长，更名郭官屯，后简称郭屯。潍坊市寒亭区的郭家官庄镇，明朝郭氏在此建村，故名。郭家店镇，属莱州市辖镇，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郭氏在此建村，并开设饭店，故名。郭庄，今郓城县郭庄乡人民政府驻地，清光绪初年郭氏建村。郭庄镇，济南市历城区辖镇，郭氏最早在此开店，得名。郭寨，今夏津县郭寨乡人民政府驻地，明末由李蛮屯、贾家坊、姜家庄合为一村，因郭氏居多，定村名郭寨。此外，还有郭仓、郭楼、郭家寨、郭店屯、郭里集等都是以郭氏聚居而得名的。
河北省河北省郭氏人的历史渊源，与山东一样都是在春秋时代播迁繁衍下来的。中山鼓城、馆陶、曲沃、魏郡贵乡(今河北省大名东北部)等地，是隋唐时代郭氏人居住的主要地区之一，且形成为大族。以郭氏命名的村落有：郭家庄，在抚宁县北；郭家屯，在隆化县西北；郭磊庄，在万全县西南；郭疃镇，在沧县东；郭苏镇，在平西县西北二十公里；郭庄镇有两个：一在献县东，一在无极县西部十公里。
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安徽省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安徽五省的郭氏人，是魏晋南北朝及其后的山西、陕西、河南境内的郭氏移民及其后代，他们与中原地区的郭氏血脉相承。以郭命名的郭氏人的居聚地主要有：湖北省的郭河镇，又名郭家河，属仙桃市辖；秭归县的郭家坝镇；郭家庄，今丹江口市茯苓乡人民政府驻地；郭家冲，在广济县；郭峪，今谷城县郭峪乡人民政府驻地。江苏省的泰邑、润东、京江(今江苏镇江)等县市都有郭氏人居住。江都县郭村镇、今铜山县郭集苍乡人民政府驻地、今滨海县陈涛乡人民政府驻地、今宝应县郭桥乡人民政府驻地、今吴县郭苍乡人民政府驻地、今如皋县郭园乡人民政府驻地、今句容县郭庄乡人民政府驻地等，都是以郭作为地名的。又有郭家寨，在泰兴县泰兴镇北，相传宋朝岳飞部将郭某曾在此扎寨，故名。浙江省的宁波、鄞县、萧山、龙泉，安徽省的亳州以及今蒙城县郭店乡人民政府驻地、今蒙城县郭集乡人民政府驻地、今五河县郭府乡人民政府驻地、今黄山市黄山区郭村乡人民政府驻地等，都是古今郭氏族人聚居、分布的主要地区。
福建广东省福建、广东两省的郭氏人是魏晋南北朝及其后的山西、陕西、河南郭氏族人移民及后代，与中原地区的郭氏族人血脉相承。此后福建、广东两省的郭氏寺，故名。郭屯镇属郓城县辖境，原为明永乐年间王氏建村，村名王文光屯，宣德年间因郭氏为屯长，更名郭官屯，后简称郭屯。潍坊市寒亭区的郭家官庄镇，明朝郭氏在此建村，故名。郭家店镇属莱州市辖镇，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郭氏在此建村，并开设饭店，故名。郭庄今郓城县郭庄乡人民政府驻地，清光绪初年郭氏建村。郭庄镇是济南市历城区辖镇，郭氏最早在此开店而得名。郭寨是今夏津县郭寨乡人民政府驻地，明末由李蛮屯、贾家坊、姜家庄合为一村，因郭氏居多，定村名郭寨。此外，还有郭仓、郭楼、郭家寨、郭店屯、郭里集等，都是以郭氏聚居而得名的。
如今，郭氏以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四川等省最多，上述五省郭氏约占全国汉族郭氏人口的46％。 跟帖时间 2010-03-03 21:59:3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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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的各支始祖 -- 郭子仪：唐相国尚文尉中书今封汾阳王氏祈国公敬公子也生唐嗣圣十四年丁酉葬建中二年辛本二月 寿八十有五 中武陪葬建陵在今甘肃庆阳府合水县至今墓存配享代宗皇帝廟。派妣：朝氏，封劲节夫人。生子八，女七。为汾阳郭氏始祖。
郭好智：迁湘始祖，原籍江西吉安府安福县地名白石明永乐无年癸未携其子，宜宗公来湘屯居横路桥下之老屋场又云来自庐陵地名塘东查公所録，本宗源流明系安福白石而来葬上湘归厚十二都横踟桥下之大屋场屋后乙山辛向。为上湘石屋冲郭氏始祖。
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3-03 21:56:25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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