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氏的姓氏渊源
发帖用户: lxyi
发帖时间 2010-03-11 14:36:28 [收藏话题] [删除] 浏览次数 2861 跟帖次数 6

第一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尧、舜时期的隐士子州支父,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高士传》记载:尧舜时有个叫支父的人。

支父,全称为子州支父,是传说中的隐士,子姓,名州,字支父。是一个博学渊源的人。

尧帝曾把天下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回答说:“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其意是说,让我作天子还是可以的。然而,我现在正有着严重的忧虑之症,正要治病,没有闲功夫去想天下的事情。天下是非常宝贵的,然而圣人不会因它而损害自己的生命,又何况其它的东西呢?

在子州支父的后世子孙中,便以其字为姓氏,称支氏,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该支支氏族人多尊奉子州支父为得姓始祖,正确读音作shì(ㄕˋ),且不与大月氏国支氏、析支国(党项)支氏、黄支国支氏、条支国支氏族人合谱。



第二个渊源:源于妫姓,出自夏王朝时期大夫郭支,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在《姓氏大观》中记载:“夏有郭支,见《抱朴子》。禹乘二龙,郭支之驭。”

相传,大禹有两个护卫驭手叫郭哀和郭支,他们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为大禹驾御马车之人。

在郭支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支氏、郭氏,郭支还是郭氏的鼻祖。该支氏与妫姓郭氏同宗同源,氏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周朝姬姓后代姓支的氏族,属于以先祖谱序为氏。

据史籍《路史》记载,周代王公、诸侯后的支子,一部分后人有以支为氏。

周朝时宗法制度下称嫡长子,先祖嫡长子为“宗子”,嫡妻之次子以下及妾子为“支子”,他们在分封时,支子有的以支为姓,遂形成支氏。

另外,古代王公、诸侯的支子中,有的就用“支”字作姓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月氏部族,出自西汉朝时期月支族人的后代,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月支族人,出月支国,就是秦、汉时期的月氏国。

据史辑《古今姓氏书辨证》、《贵姓何来》等记载,秦汉之际,西域有月支国,其部族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公元前177~前176年,月支国遭到匈奴民族的连续攻击之后,大部分族人被迫西迁到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称为大月支,又迁徙到妫水流域,再后征服了邻国大夏(今阿富汗),并在其地安居乐业,形成今阿富汗的主要民族;少数没有西迁的部族进入祁连山,后与羌族人杂居,称为小月支。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后,有大月氏国人随大汉使者来中国觐见,他们的后代中有人便留居中原定居,以族名为姓氏,称支氏,世代相传至今。其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支娄迦谶。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第一次跟张骞到长安时,他带着一百多位随从人员,抵达长安后各自为业。支娄迦谶在河南洛阳定居,生有子孙称支氏。支娄迦谶不仅是一位学问广博、思想细致的译师,也是将大乘佛教传于中国的西域高僧,据说他还武功高深,后不知所踪。大乘佛教传与中国及后来的日、韩东方国家,小乘佛教则普遍流于欧洲。

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又来了一批月支人,也是主要从事于佛教,而且引进了民乐乐器效忠东汉王朝,据传后来流传于唐朝的乐府名曲,《阳关三叠》,就是按月支人的思乡之曲《渭城曲》改编的。之后,这些月支人通过丝绸之路引商交往,后有留居于中原者,各有别姓。



第五个渊源:源于国名,出自春秋战国时期析支国人的后代,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析支国,为古代国名,亦称赐支国,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北方民族部落群体河湟羌,即古宓人。

在典籍《书·禹贡》中记载:“有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卽叙。析支在河关西。”

河关,是远古羌族人及其分支党项民族的重要发源地,在今甘肃省南部和青海、四川的交界处,大体在甘肃省临夏县一带(今甘肃临夏积石山大河家),统称为“析支之地”。

本书考证,所谓国析支所在的“河关西”,就是出临夏向西北五十公里黄河岸上的风林关渡口地区一带,是当时黄河上游最大的渡口,水草肥美,沃野千里,北扼黄河天险,西望积石山,是后来唐朝开元盛世时期著名的七关之一,也是唐蕃古道的要隘,更是宋朝时期西夏文化影响黄河流域的最西边,其具有千载历史的著名炳灵寺就是见证。

公元前五世纪七十年代,古羌人首领爰剑和他的众多族人做了秦朝人的奴隶,这是历史上羌人被汉人俘虏的首次记载。后来,爰剑想方设法逃回了河湟之地,被族人再次推为首领。由于他做过奴隶,而羌人一般称奴隶为“无弋”,所以就有了“无弋爰剑”的称号。爰剑逐渐扩张势力,开始向甘南一带移动。直至周安王姬骄十八年(公元前384年),他的第四代孙子忍继续扩张,与其叔父昂产生了激烈冲突。生性胆小的昂惧怕秦国的势力,担心这种扩张会招致秦国的攻击。而年轻勇毅的忍掌握着部落权力,带领族众开始向南出发。经过与其他族落的无数战斗夺杀,他们的势力逐渐向苍茫高大的阿尼玛卿山以西扩展,占领了整个河湟一带,于是羌人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族落即河湟羌。

忍的儿子研作为河湟羌首领,继承了父亲的雄心,历史上因此把河湟羌改名为研种羌。汉景帝刘启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在以今天临夏为中心地域活动的羌部落首领留何主动提出与汉王朝和好,汉景帝把留何安置在今甘肃的宕昌县——这是羌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宕昌和党项发音相近,宕昌古国也即是党项古国。

汉武帝刘彻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大汉王朝在临夏建立罕县,羌族人皆被逐了出去,从此离开了大夏河流域。四年后的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先零羌和牢姐羌结成同盟,合兵十万攻打临夏,一度夺回了这一地区。此后,先零羌、卑南羌、烧当羌、零吾羌等先后在这里和汉政权进行过争夺。

真正能体现大夏国和当地在名谓上渊源的是大夏城的存在。早在西汉初年,这里就被设置命名为“大夏县”。大夏城的确切地点在今临夏市东南约八十公里的广河县阿里麻土乡刘家庄村一带,其北部的棺木山就是大夏城遗址。该遗址位于广通河北面的第二台地上,如今一片空旷。遗址三面环水,其北为山坡,背山向阳,与文献《临夏市志》记载的一致:“大夏城因大夏水(今广通河)而得名,为汉朝时期大夏县治所,现仅有南城残垣一段。”这在史籍《汉书·地理志》中有记载:“陇西郡有大夏县。”

晋成帝司马衍咸和五年(公元330年),前凉政权升大夏为郡,归河州管辖。十六国时期复设大夏县。据当地一些老人回忆,早些时候他们偶尔在田间还能发现些陶片。在古城遗址往东五公里处的贾家村,前些年建砖厂时还挖出了两个汉墓,出土了五铢钱和陶器,其中的一个陶罐上有“光和三年”的字样。“光和”是东汉灵帝刘宏的年号。

西北大学的黄文粥考证后认为,“大夏”之名首见于《山海经》,早在周郝王姬延十五年(公元前300年),大夏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国都就设立在现在的大夏城,大夏人就生活在大夏河、洮河流域及和政一带,大夏水(今广通河)因住有大夏人而得名。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大夏城的出现就是《山海经》记录时期,与学者唐荣尧提出的党项人最早祖先“宓人”生活在这一带的观点正好契合。

秦昭王所修筑的北长城陇西段的烽火台正对准大夏河北岸的古大夏国。后迫于秦国的这种压力,大夏人开始向西迁徙。他们翻过了西倾山,涉过流沙,达到罗布泊一带,建立了若羌国。

一直到了宋仁宗赵祯景祐二年(西夏景宗李元昊广运二年,公元1035年),西夏景宗皇帝着眼于遥远的大夏河流域故地,派遣大将苏奴儿领兵两万五千人攻打驻扎在该处的吐蕃将领厮。战争以党项人的失败而告终,苏奴儿被俘。之后,李元昊亲自率军再次攻打牦牛城,僵持一个月后,机智多谋的元昊用诈和计得以破城,接着攻下了青唐、安仁、宗歌等地。厮的部将安子罗带领十万吐蕃军队截断了西夏军队的后路,双方在该地区激战二百多天,最后安子罗兵败,西夏军队也因为深入敌方补给不足,饥饿及冻死者过半。

当时李元昊已经率军抵达河湟一带,西宁地区丰沛的给养诱惑着他。因此李元昊下令渡过湟水,但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所带来的党项族将士来自黄土高原,全是些“旱鸭子”。于是,他派极少数懂水性的兵士先渡过河,并在河中浅水处插上小旗以示可以通过。

结果,不甘心失败的厮一边坚守不出,一边暗中派人将西夏军插在浅水处的旗子移到了深水处,随即亮出要接仗的信号,结果,西夏军因缘旗而行,溺死者又达半数以上,惨败而归。这是党项民族在史籍上有记载的唯一一次水战。

在析支国后代的党项民族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古国名称为姓氏者,称析支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支氏,大部逐渐融入汉族,世代相传至今。少部分融入蒙古族,成为后来的蒙古族席热臣氏,今冠汉姓为席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国名,出自汉朝时期黄支国人的后代,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在史籍《前汉·平帝纪》中记载:“黄支国献犀牛。黄支在日南之南。”

日南国在今越南中部,东汉末期以后为林邑国,在其南为古黄支国,就在今印度东海岸地区。在西汉时期,黄支国多次遣使进贡,即有留居中原之人,后按汉俗以国名为姓氏,称支氏、黄氏,世代相传至今,主要分布在今湖北地区。



第七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晋朝时期度支尚书,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度支尚书,是三国时期曹魏国魏文帝所设置的官位,因掌管贡赋和税租,量入为出,故名度支。

南北朝时期,以度支尚书领度支、金部、仓部、起部四曹,其中北齐度支尚书兼辖左民、右民等曹,于度支之外,包括民政事务。

隋朝时期制定六部制度,即沿北齐旧制,亦设度支尚书。隋开皇三年(公元582年)改度支为民部,主管官改为民部尚书。

唐朝时期,唐高宗李治即位后,为避父亲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改称为户部,其长官亦改为户部尚书,在以后的《隋书》中以避讳之故,也均写成“户部”。以后历朝历代沿设,一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满清政府进行部院改革,又改户部为度支部,其长官为度支大臣、副大臣。

在度支尚书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度支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支氏,度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八个渊源:源于国名,出自唐朝时期条支国人的后代,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条支国,是唐朝时期见于史籍的古国名。如在《大唐西域传》中记载:“条支国临西海。”

关于条支国的具体地理位置,目前学术界有多种假说,目前最有影响的假说有两派:一派认为条支位于地中海沿岸(今塞琉西王国首都安条克或其外港塞琉西亚);另一派认为条支位于波斯湾沿岸。

在史籍《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一栏中记载:“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据史籍《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这是甘英所抵达的条支国的地理形势,是甘英亲历所见所记。根据《后汉书·西域传》中描述的条支国地理形势,又据史籍《北史·西域传》中的记载:“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条支国,在安息西”。这就是说,从安息的港口也可渡海至大秦。

在史籍《北史》、《后汉书》中,都记载了去大秦国可从条支出发,走海路到达。在《北史》中又记载:“条支国,在安息西。”又记载:“安息国,在葱岭西,都蔚搜城。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按史籍《北史》所言,安息国是在大月氏的西北。大月氏,其地理位置在阿姆河中游流域,或可广大至印度河上中游流域。安息国既然是在大月氏西北,就不可能在波斯湾沿岸,因为波斯湾的方位始终是在大月氏的西南,而在大月氏西北方向的海,那就是里海。

安息国,即帕提亚王国阿萨息斯王朝(安息)。依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帕提亚王国于公元226年(曹魏黄初七年)被波斯萨桑王朝推翻。因此,在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安息国早已被波斯王朝所灭,原安息国的大片领土亦已被各国所瓜分,如东部的阿姆河沿岸地区,大部分已为迁徙而来的月氏族人所占据,其西部的大片土地则为波斯萨桑王朝所占据。所以,帕提亚王国安息王朝在西方历史中早已消失,而唯有在中国史籍中保还留有记载。

如果史籍《北史》中记载的安息国确有其国,那么这个安息国与波斯、康居、大月氏等周边的大国相比较,充其量也仅是一个寡民小国而已。按史籍《北史》所言,安息国的位置在大月氏的西北而滂海,又介于康居和波斯之间,故这个安息小国,其位置看来也只能是在里海东南沿岸一带比较符合,其所滂之海也只能是里海。

据考证,在里海的东南沿岸有一戈尔甘河流域,曾是安息王朝的发祥地,在该地区有一个地方叫帕提亚,安息王朝的缔造者最初就是在这里举行起义而走向独立的,后来帕提亚这一地名就被用作了国名。看来,在《北史》中记载的安息国,其位置恰在故安息王朝的故地,表明安息王朝被波斯推翻后,仍有少部分安息国遗民在安息王朝发源故地戈尔甘河流域一带生活,并继续以安息国自称,不过只可能是一个寡民小国而已。

如果南北朝时期的安息国位置是在里海的东南沿岸,那么“在安息西”的条支国,理应也在里海沿岸一带,这样就可与安息国一样,同滂里海。在戈尔甘地区的西边、位于里海西岸的阿塞拜疆巴库地区,这是一个有山的小半岛,在这个小半岛的山上,可以看到南边和东北方的海面,而且这个小半岛只有西北方与大陆相连,这一地理形势与《后汉书》中条支国的地理形势非常相似。

所以,条支国大致就是位于亚洲西部外高加索东南部、东临里海、南邻伊朗、北靠俄罗斯、西接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今阿塞拜疆共和国。

按史书记载,甘英返回时,随有若干条支国使者,后亦有往来,亦有留住中原不返者,按汉俗以国名称汉姓条支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支氏,世代相传至今,主要分布在今河北省的衡水地区。

该支支氏族人中,最著名的人物叫支叔才。

支叔才是定州人(今河北定州),唐明皇李隆基时期的知名文士,因其至孝被时人所颂扬。

当时天下荒馑,夜丐食于野中,其母为贼所执欲杀之,支叔才告以情,贼悯其孝心,放了他母亲。后母亲得了痈疽,他吸疮注药。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筑屋守孝,白鹤都飞来停留在他身边,世人认为这是孝感所致。

该支支氏族人多尊奉支叔才为得姓始祖。



得姓始祖:子州支父、郭支、支谶(支娄迦谶)、支叔才。

支氏的历史名人 -- 支 曜:(生卒年待考),著名汉朝大儒。



支 谶:(生卒年待考),全名支娄迦谶,又名支越,自取汉字恭明;月支国优婆塞人。著名东汉末年佛经翻译家。

其祖父于汉灵帝(公元167~189年在位)时率数百人来华,受封率善中郎将。

支谶生于中国,受业于支亮(支谶的门人),为支谶(支娄迦谶)再传弟子。三代师徒合称“三支”。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支谶博览经籍,通六国语言,于汉献帝(公元189~224在位)末年,避乱入吴。孙权赏识他的才慧,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谦译佛经多为梵本,未全翻译,自己懂方言,便收集众经,译成汉语。所译除《维摩》、《阿弥陀》两大乘经外多属小乘。我国南方译经实自谦始。

从孙权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到孙亮建兴二年(公元253年)三十余年间,他译出《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大阿弥陀经》、《本业经》、《本起经》、《首楞严经》、《大般泥洹经》等大小乘经典三十六部,四十八卷。为宣扬佛教般若学,他还依《无量寿经》与《中本起经》造《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并注解自译的《了本生死经》等,也是为经作注的第一人。在翻译理论方面,支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他写的《法句经·序》,是迄今所知我国谈论翻译理论的第一篇文章。文中已接触到翻译理论的基本问题,译本的信、达、雅三字均已见于序文中。支谶的译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支谶对“文”(雅)比较重视,他大体上是个意译家。为安世高、支谶以后译经大师。



支 雄:(生卒年待考),月支国人后代。著名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朝廷中的官员,任大司空。



支 遁:(公元314~366年),本姓关,字道林,世称支公,亦曰林公,别号支硎;陈留人(今河南开封,一说河东林虑即今河南林县)。著名东晋高僧、诗人。

魏晋时代,玄学流行,名士清谈,蔚然成风,支遁精通老庄之说,佛学造诣也很深,他家世代崇信佛教,年曾着《圣不辩之论》,《道行旨归》,《学道戒》等论书,在《即色游玄论》中,他提出“即色本空”的思想,创立了般若学即色义,成为当时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善草隶,好畜马。

支遁幼年有神理,聪明秀彻。刚到京师时,太原王濛对他很敬重,说:“他在支遁曾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人谈论《庄子·逍遥篇》,刘系之说:“能够适性就是逍遥。”支遁说:“不对。夏桀这样的暴君和柳下跖这样的大盗以残害生灵为性。若说能适性就是逍遥,那么夏桀、柳下跖也是逍遥了?”于是,支遁回来后就着手注释《逍遥篇》,他在各家注释之外,另立新意,使许多名儒贤人都很叹服。

支遁又来到吴地,修建支山寺,后又打算到剡县去。谢安这时任吴兴太守,给支遁写信说:“我思念您已有很长时间了,天天计算着时间,希望能见到您。听说您要到剡县去,我感到很怅然。人生短暂,倾刻之间一切风流得意之事都将成为过去。我终日忧心仲仲,触事惆怅,唯恐您迟迟不来。我等待着我们的会面,等一天就象一千年那样漫长。这里多有山水,环境优雅,可供疗养,各方面都不比剡县差。望能前来,以解思念之苦。”

王羲之当时在会稽作内史,早就听说过支遁的名声,但他并不相信,认为这不过是人们的传言,不足为凭。后来支遁到剡县路经会稽,王羲之到支遁那儿去,想看看虚实。见面后,王羲之对支遁说:“你注释的《庄子·逍遥篇》可以看看吗?”支遁拿出他的注文,洋洋千言,才思文藻新奇,惊世骇俗。王羲之于是宽衣解带,依依留连,不能离去。并请支遁住到离他不远的灵嘉寺,以便随时往来。

随后,支遁又来到剡山,在沃洲小岭修立寺院,跟从问学的僧人有百余人之多。有时有些弟子在学习上有些懒随,支遁著《座右铭》来勉励他们。当时有人认为,以支遁的才能,完全能够经邦济世,治理国家,但他却超脱世俗,这就有违兼济天下之道,于是支遁又作一篇《释蒙论》,来反驳人们的议论。

晚些时候,支遁又移居石城山,修建栖光寺。闲居山寺,游心禅院丝林;食野果,饮溪水,浪志无生。在这期间,他注释了《安般经》、《四禅经》等经文,并著《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旨归》、《学道戒》等著作。支遁在佛学方面的功力,可与古印度佛教理论家、佛教诗人马鸣(公元一~二世纪在世)和古印度佛教哲学家龙树(公元二~三世纪在世)相媲美。

支遁又来到山阴,讲说《维摩经》。支遁作主讲的法师,许询作唱经的都讲。支遁每阐明一义理,四座无不心悦诚服,都认为许询再提不出驳难;许询每设一驳难,众人都以为支遁无法阐明。如此一来一往,二人难分上下。听讲的人只顾赞叹二人的连珠妙语,却顾不上辨别义理何在。

到晋哀帝即位时(公元362年),哀帝多次派使者,敦请支遁到京城。支遁到京师后住东安寺,宣讲《道行波若经》,朝野士庶、僧侣居士莫不悦服。王濛预先构思好一些精妙玄理,并设计了华丽的词藻,去找支遁交谈。王濛说了几百句话,自认为都是高明的玄理和不凡的言辞,一定能驳倒支遁。支遁缓缓地说:“我和先生一别多年,您的义理言谈一点儿也没有长进。”王濛满面羞惭而退,感叹道:“支遁是佛界王弼、何曼一流人物啊!”

郗超问谢安:“支遁在玄谈上与嵇康(竹林七贤七一)相比怎么样?”谢安回答说:“嵇康须不断努力,才能赶上支遁。”郗超又问:“殷浩与支遁相比又如何?”谢安回答说:“如果论娓娓而谈,恐怕殷浩要胜过支遁;若论卓然有识,支遁要超过殷浩。”郗超后来在给亲友的一封信中说:“支遁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数百年以来,绍明大乘佛法,令真理不绝,唯此一人而已。”

支遁在京师住了将近三年,又回到东山。临行前上书给皇上告辞。皇上即下诏准许,并赐给很多钱物,发遣支遁。当时的社会名流,都来到长江边上的征虏亭为他饯行。当时蔡子叔先来,坐在离支遁很近的地方,谢安后到,正值蔡子叔起身,谢安就坐在蔡子叔的座位上。过了一会儿,蔡子叔又回来了,见谢安坐在他的位置上,就连座位和谢安一起举起来掷到一边,谢安也不介意。支遁为当时的贤达之士所钦慕到如此地步。

随后支遁来到剡山,优游于林泽之间。别人送给支遁一匹骏马,支遁很喜欢,就把骏马养起来,有人却说:“出家人养马,很不得体。”支遁说:“我只是爱它的神气俊迈才养它的。”后来又有人送给支遁一只仙鹤,支遁对仙鹤说:“你是凌云冲天的飞禽,怎能作为人们的玩物欣赏?”于是他放飞了仙鹤。

支遁年轻的时候,曾与师父有过一次辩论,他说人们吃鸡蛋,并不是杀生。师父也不能说服他。师父去世后,又显形来见他,着一只鸡蛋掷在地上,蛋壳摔破,雏鸡跳出来,倾刻之间又什么都没有了。支遁由此而感悟,从此坚持素食终生。

支遁一次路过余姚坞,在坞中住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还在坞中,迟迟不肯离去,有人问他,他回答说:“过去谢安多次在此与我会面,现在,触景生情,怎能不想呢?”

后来支遁病重时,又回到坞中,在东晋废帝太和元年(公元366年)闰4月4日去世,终年五十三岁。死后安葬在坞中,他的墓冢现在还在。也有人说支遁卒于剡县,详细情况不清楚。

支遁去世后,都超为他作序传,袁宏作铭赞,周昙宝作诔文。

孙绰在《道贤论》中将支遁与“竹林七贤”之间一向秀相提并论,《道贤论》中说:“支遁、向秀二人都雅尚《老子》、《庄子》,二人虽不同时,但风雅玄谈却是相同的。”《喻道论》中说:“支道林识清体顺,而不对于物。玄妙之道与神情同任。这就是远流之所以归宗,悠悠者之所以未悟啊!”后来名士戴逵来到支遁的墓地前,感叹道:“大师的德音犹在耳旁,而墓地上合抱粗的树木已经长的很繁茂了,只希望您那精妙的玄谈长久地流传下去,不要同您的气数寿限一起终了啊!”

支遁有位同门名叫法度,精理入神,先支遁而亡,支遁叹道:“从前有位石匠因郢人去世而放弃运斧,俞伯牙因钟子期亡故而不再弹琴。由自己此时的感受而推及他人,的确不是虚言。默契的知音已经去世,谈话也没有人能欣赏,心中的郁闷难以排解,我不久也要死了!”于是著《切悟章》,临死前完稿,落笔而卒。

支遁生前的著述结集为十卷,至今盛行于世。当时东土还有位高僧竺法仰,以智慧和义解知名,被名士王坦之所推重。法仰去世后还显形来见王坦之,勉励他修持道业。



支叔才:(生卒年待考),著名唐朝时期文士。

唐明皇时期知名的文士,因孝敬老人被人赞扬。



支仲元:(生卒年待考),著名五代时期前蜀画家。



支 渐:(生卒年待考),资州资阳人(今四川资阳)。著名宋朝大孝子。

年七十,持母丧,负土造坟,筑庐于墓侧,蓬首垢面,三时号泣,哀毁瘠甚。雀、乌日集于垅木,回翔悲鸣若助哀。乡人句文鼎自娶妇即与父母离居,见渐尽孝甚笃深感惭愧,号恸而归,事父母至孝。元丰中,下诏褒美,赐粟帛。



支 选:(生卒年待考),著名宋朝画家。



支渭兴:(生卒年待考),著名元朝四川行省参政。



支可大:(生卒年待考),著名明朝文人。

品格清高,做过湖广巡抚的官。



支 立:(生卒年待考),字中夫,一字可与;嘉兴人(今浙江嘉兴)。著名明朝学者。

约明宪宗成化八年前后在世。事母孝。

明天顺中期(公元1461年前后)由举人官翰林院孔目。尝为常州学官。与罗一峰友善。精于经学,时人称为支五经。支立的著作今存《十处士传》一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支 鉴:(生卒年待考),著名明朝画家。



支应遴:(公元1889~1959年),山西闻喜人。著名民主革命先锋、抗日名将,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抗日战争初期,在察哈尔地方军队中,有曾当过骑兵师长的察省人张砺生,是冯玉祥的旧识。另外,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主力虽调至喜峰口一带,在察省还留有一部分军队。宋哲元的教导团,原是冯玉祥在汾阳时办的军官学校(校长李兴中)学生改编的,他们名义上是宋哲元的教导团,由第二十九军发饷,但拒不接受宋哲元的指挥,一直留在汾阳,冯玉祥到张垣后,才把他们调来。教导团的团长就是支应遴,外号“支鞋码”,因为他经常穿着打上鞋码的鞋子,和士兵一起训练。

当傅作义的部队于1933年离开张家口开往北平附近抗战时,长年被蒋介石冷落的爱国将领冯玉祥,把山西汾阳军校的三千多名学员调到了张家口。冯玉祥将他们扩编为一个师,任命支应遴为师长,所辖三个团的团长,都是共产党员。不久,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率领旧部从山西介休徒步行军到达张家口。从东北与热河退入察哈尔的抗日军队,以及蒙古自卫军和察哈尔的地方武装,都表示服从冯玉祥的指挥。冯玉祥的老部下吉鸿昌等人,先后来到张家口,各自收编了一部分抗日武装。

在《塘沽协定》签订的前五天,张家口举行了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救国军,一致公推冯玉祥出任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公布同盟军下辖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吉鸿昌的第二军,佟麟阁的第一军,阮玄武的第五军,张凌云的第六军,李忠义的第十六军,黄守中的第十八军,邓文的第五路军,孙良诚的骑兵挺进军,张砺生的察哈尔自卫军,蒙古军,以及同盟军直属部队,共约十万人。

不久,冯玉祥下令查抄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任命佟麟阁为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兼民政厅长,任命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务处长和公安局长。

《塘沽协定》签订的第二天,日寇就开始轰炸独石口,几天后陆续攻陷宝昌和康保,张北告急,张家口震动。冯玉祥急调张凌云军、李忠义军和自卫军等部队防御张北。方振武派抗日救国军的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派张凌云率领一个旅协助防御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接着,同盟军收复察哈尔东部被日寇侵占的四个县。6月22日,张砺生的部队首先进攻康保,经过三小时战斗,崔兴武的伪军向东逃窜,王德重率领同盟军收复了康保。

第二天,同盟军兵分两路,吉鸿昌等人率领左路军向宝昌发起进攻,李忠义率领右路军向沽源挺进。沽源有两支伪军防守,其中刘桂堂的部队通电反正。同盟军打退了陷入孤立的张海鹏伪军,收复了沽源。随后,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狠狠打击了张海鹏和崔兴武的伪军部队,迫使他们逃往多伦,同盟军又收复了宝昌。

这时,吉鸿昌得到一个情报:蒋介石要将东北划归日本,多伦也在其中。他决定先发制人,乘胜收复多伦。日寇非常重视多伦这个交通枢纽和军事重地,派骑兵第四旅团和一部分伪军驻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三十二座,还有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防御工事。吉鸿昌决定集中四个师的兵力攻打多伦。大家商定,张凌云从左路进攻,李忠义从中路进攻,刘桂堂从右路进攻,吉鸿昌和邓文率领总预备队。

各路部队在多伦外围集结完毕,三路同盟军发起进攻。日伪军凭借完备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拼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锋。这一场激战打了两天三夜,多伦城还是没有攻下。吉鸿昌急了,连夜率领敢死队,脱掉上衣,赤膊匍匐前进。他连续三次指挥登城,部队还是被日寇的火力顶了回来,付出了伤亡两百多人的代价。

吉鸿昌向冯玉祥报告战况,冯玉祥回电说:“你干不了,请你离开,我来指挥。”吉鸿昌看了电报,失声痛哭,给冯玉祥发电说:“打不下多伦,就不回来了。”到了拂晓,同盟军又发起几次进攻。突然,日寇飞机过来袭击,部队伤亡加重,只得暂时退回原阵地,等待合适的机会。

吉鸿昌眉头紧锁,想到一个办法。他秘密地派出一名副官,带领四十多名士兵,化装成伪军,悄悄潜入城内。凌晨1点钟,天色漆黑,吉鸿昌命令部队发起猛攻。部队接近城墙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日伪军听到后方响起枪声,乱成一团,同盟军趁势从北门、西门和南门冲进城内,与日伪军展开巷战。

经过三小时战斗,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同盟军收复了失守七十二天的多伦,察哈尔东部的四个县,都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同盟军的这次出征,是“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占领下收复失地。察东战役,抗日同盟军共歼日伪军一千多名,同盟军伤亡一千六百多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支应遴出任山西省第一任高级法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



支秉渊:(公元1897~1971年),号爱洲,族号达瀛;浙江嵊县富润乡支鉴路村人。著名近代机械工程专家、机械工业奠基人之一。

支秉渊之父支宝楠,前清秀才,对爱子期望甚高,取名秉渊含有“秉承渊源,继往开来”的意思。

支秉渊幼时在家乡阳山书院上学,1915年进上海南洋公学电机科,被引为是支鉴路村的一件喜事。不少乡亲往“长亭”送别,使弱冠之年的支秉渊深受感动,立志要学有所成报效国家。经过数年寒窗苦读,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支秉渊被聘为上海美商慎昌洋行实习工程师、工程师。负责发电机组、内燃机、水泵、压气机等机器设备的销售业务。在此过程中,他参加安装了不少机器,建了若干个发电厂,熟悉了所经办机器的基本知识、安装和使用的经验。

1925年受“五卅”运动的影响,支秉渊联络了大学同学魏如、吕漠承、朱福驷和校友张延祥、黄炎,在上海泗烃路6号设事务所筹办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现上海新中动力机厂)。“新中”寓有“新中国”之意,反映了支秉渊等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振兴民族工业的志向。他以企业为根基,以对外经营为窗口,实现“实业救国”远大抱负,开始仿制、试制一系列机器产品,承接设计一系列工程项目,从而登上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舞台,成为一位令人瞩目的机械工程专家。由于支等人热衷于研究开发新产品填补空白,花费了大量资金,使新中多年来仅有微利可图。但支仍锲而不舍,乐此不疲,可以看出他与众不同、目光远大的一面。

成名后的支秉渊大义凛然,富有正义感,不仅培养了不少科技人才,而且在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下,挺身而出保护了不少科技人才。

1947年,支秉渊任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技术员吴梅生,为了把锄头造得好一点,快一点,设计了一个压模,并对美制油压机作了一点改进,这样生产锄头不仅效率高,而且外形统一美观。谁知,美方管理人员看到后大为不满,硬说吴梅生破坏了美国机床,要开除他出厂。支秉渊接报后,出面交涉,据理力争,使美方管理人员收敛了蛮横无理的态度,吴才幸免于难。

支秉渊为人幽默风趣,心胸豁达,往往不计个人得失,能上能下,表现出一种高尚的大家风范。他敢于承担各种风险和责任,对待科技研究一丝不苟,要求极其严格,但又处处给人一种亲切感,善解人意。不少集体研究项目在碰到疑难问题时,经他一点拨,往往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儿十年来,他走南闯北,涉及领域非常广阔,不管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够卓有建树,硕果累累。

支秉渊早年参加中国工程师学会,1932年当选为副会长,是该学会上海分会的创办者之一,后任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将自己的全部资产交给国家,先后担任华东工业部机械处处长、太原重型机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沈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及原第一机械工业部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等职。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和机械传动学会理事长。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辽宁省第二届政协常委。他工作勤奋,凡是送交他审批的技术图纸和文件,从不耽搁,常工作至深夜。平时上班,宁骑自己的自行车,不坐公家配给的小汽车。从事科技研究工作五十年,竭忠竭智地把自己所学的渊博知识,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是我国机械工业的奠基人之。

众所周知,中国民族机械工业的起点很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量的机械设备从国外进入中国市场,使中国机械工业发展速度极慢,机械设备的产量提高不快。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掀起罢工浪潮,提倡国货之呼声日强。是年江浙一带连年苦旱,支秉渊等人创办的新中工程公司,开始仿制成离心式抽水机、双筒双行式抽水机、滤水缸等多种排灌设备,以减轻灾民燃眉之急。1926年,在上海南洋大学举办了一届工业展览会。该会第三会场,为德商天利洋行及丹商罗森德洋行陈列的柴油机、抽水机、电动机等。支秉渊敢于与此一决高低,在天利洋行陈列品之前,设下自制八寸口径离心抽水机,同时开车抽水,以资比较。结果,新中的产品轻巧坚实,价格特别低廉,较之舶来品有过之无不及。令国人非常振奋,觉得国货能与洋货分庭抗礼很是扬眉吐气。

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在洋商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倾轧排挤下处境艰难,支秉渊克服种种困难,以坚韧的毅力和不怕失败的精神,领导设计仿制的内燃机品种有:3马力煤油机、6马力、8马力(冲灯式单缸)、10马力(单缸船用)、15马力(单缸)、16马力(冲灯式双缸)、20马力(双缸)、30马力(双缸)、36马力(双缸)、45马力(双缸)、54马力(三缸),75、90、100马力柴油机作为发电厂的照明及小型动力之用,为安亭以及萧山的永安电灯公司,嵊县的开明电灯公司,嘉定的南翔电灯公司…提供的引擎装机容量达200千瓦以上,约占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售出用于电厂的引擎总装机容量的30%左右。

这时,支秉渊又敏锐看到:实用的狄塞尔(Diesel)柴油机是1897年制成的,这种柴油机的热效率高于其它内燃机。但最初它的体积大,用于固定作业。二十世纪初狄塞尔柴油机的应用日益广泛,二十年代中国市场上的狄塞尔柴油机都是外国产品。支秉渊不甘心受人摆布,有志于填补国内空白,于1929年,仿制成36马力双缸狄塞尔柴油机,开中国制造这种柴油机之先河。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国关内(东三省除外)长期没有兴建铁路。当时已在修筑的铁路亦都中途停顿,铁路建设队伍几须重新建立。1933年,浙江省主办的杭江铁路开工,支秉渊深感此举为民族振兴之大计。受这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以及新中公司发展的需要,他敢啃“硬骨头”——毅然承包了金华江和衢州东迹江两座大桥的钢梁工程,钢梁共计二十五孔,每孔长二十米,尤其是金华江,十二孔桥孔,有的在深水区,有的在浅水区,有的在滩上,架梁难度很大。支秉渊善于组织和发挥起重工人的经验,在缺乏实践技术和先进起重设备的情况下,经过多次周密勘察,突出一个巧字,研究出在二十米长的承接梁上铺轨,用平车装载把整个钢梁送上桥墩。由于他在工作中善于探索,不断改进,最初安放一孔需十日,最后减至三日。冬季江中无水,支秉渊充分利用这一地利条件,打破常规,将十三孔上承梁全部运至河中间滩地上拼装铆合,用独脚巴杆吊上桥墩,大获成功。初战告捷,使支秉渊信心大增,建桥的劲头更足了。

翌年,他率领一支精良的技工队伍开赴崇山峻岭安营扎寨,承包了浙赣铁路玉南段(自浙江江山通过江西玉山至南昌)信河、灵溪、沙溪三座桥梁的全部工程。信河桥的上部钢梁安装架设工程,是跨度二十米的钢板梁.共十孔。支秉渊研究采用新的运载工具;全长四十米的承载梁。承载梁系用型钢构成的方型钢轨,事先在桥头拼装成整体后推向桥台,因长度可跨两孔桥,所以能向前推进而不致落空。承载梁在两个桥台上坐落后于上面铺设钢轨,即可将桥梁推向安装方位。然后经起重工具将桥梁顶高,让装载桥梁的平车退出并拆去钢轨枕木,将承载梁推向前方,使桥梁徐徐落在桥台位子上。此法改变了在河床或船上搭枕木架,把桥梁升上桥台的传统工艺,使桥梁与江中水情脱离关系,不受天时影响,既省时,又节约,且安全,系国内首创,亦可视为后来发展形成的架桥机的雏型和原理。

粤汉铁路株韶段樟河桥钢梁架设的施工方法,是支秉渊在桥梁工程史上的另一大创举。樟河桥位于湘粤边界,在湘东南宜章县境内。桥墩高四十米,远望像一个烟囱,平时河床是干涸的,由于火车从半山腰通过,所以桥墩要高。支秉渊报价一万元,路局极为惊异,因为他们对该桥的预算是十万元。该局凌鸿勋局长特此询问支秉渊,支告以自已的施工方案,并称按此方法尚可盈利,结果使凌鸿勋大为赞赏。樟树桥共三孔,两头各有一孔二十米的钢板梁,中间为一孔三十米的桁梁。支秉渊定下办法,中间的方架梁在河中石滩下拼装,在桥墩上分左右安装两副双杆吊梁(A字把杆),把钢梁分二片从河底吊上桥墩。攀索栓在桥墩的顶帽上,准备将在粤汉路完成安装使命的40米装桥工具切断,安装在桥孔中间作为承载梁。照此计划,若不计装桥工具损失,安装费用不到五千元。

但本着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支秉渊和工程师钱义余根据以往用巴杆在桥头两端吊起钢梁的经验,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用钓鱼的方式将钢梁从空中引渡过去而下面不用承梁的想法。施工中,因为桥墩高,使用四档葫芦速度较慢,从钢梁离地到引上桥墩的整个起吊过程,需耗费十三小时。于是,支秉渊决定实施新构想空渡计划,并作试验。将已运到桥头的40米装桥工具当作钢梁,从对面桥墩上扎上巴杆,模拟性地拖出桥头,引向对面桥墩。试验表明很平稳,复将它拖回原地,结果空渡获得成功。后来,粤汉铁路南萍段的钢板梁架设,基本都按此法进行,均进度超前,路局十分满意。钢梁凭空渡过桥墩的架桥新法,后在全国桥工界广为传播。

赣江大桥为支秉渊精心所造桥梁中的最大一项工程。其架梁施工工艺采用浮运法。浮运法安装桥梁,曾在1935年开工的钱塘江大桥工程中得到应用。此桥由茅以升设计,洋商承包建造。支秉渊建赣江大桥采用浮运法架梁,是在钱塘江大桥施工之后,加以发展而成。钱塘江的浮运工具为底平且面亦平的方船二艘,用四具千斤顶在钢梁四角同时举高的方法升上钢梁。支秉渊则采用二艘两头高起六米的平底船,因袭潜水艇的原理,将水注入舱内,利用排水船体升高的方法将钢梁举高,其效率及速度均超过钱塘江桥工程的浮运法。赣江桥钢梁的浮运,开始亦用二艘拖轮拖带方船,后因风大危险,改为在拖船上安装绞车,定位下锚后以钢丝绳连接方船,徐徐牵引到位。这是支秉渊一贯善于因地制宜,别出心裁的又一例证。

1913年6月,沈阳民生工厂自制部分零部件,利用一些进口关键零部件,制成一辆卡车。此外,三十年代初中国仅有利用进口发动机、底盘等组装汽车的尝试。发动机是汽车的关键部分,最初的汽车发动机多是汽油机,二十年代后期出现了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转速超过每分钟1000转)。由于柴油较汽油价廉,用柴油汽车较汽油汽车经济。在制造柴油机过程中,支秉渊产生了试制柴油汽车发动机的想法,他曾多次在外国汽车面前驻足沉思,留恋忘返。由于制造这种发动机难度大,成本高,技术上无把握,在一般人看来得不偿失。但支秉渊却决心在技术上创造佳绩,甚至在试制过程中连失败的念头都未曾有过,足见是如何自信了。大约在1935年,支秉渊买了辆英国Commer牌卡车,在自己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委托工程师陆景云主持仿制该车的Perkins牌发动机。Perkins牌发动机为狄塞尔高速柴油机,功率为35马力,额定转速达2200转/分。当时它的转速是非常高的了,国内未曾试制过。支秉渊、陆景云得到的有关资料仅有一份使用说明书,其上仅有若干外型照片及简单说明。在支秉渊和魏如的精心组织下,陆景云等人经过简单的试用观察之后,将发动机拆开、逐步分析,并由支少眉、闵根荣等测绘。根据发动机结构紧凑、复杂等特点,陆景云构思各种技术方案。在构造原理方面基本上按样机测绘;在材料方面只好自己选定材料种类;在加工工艺方面也必须自己重新设计。根据参考书,陆景云得知了世界上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的曲轴、连杆、活塞等零件的材料种类,以及缸体材料的要求。

在缸体、缸盖等铸件方面,为了能在上海当时条件下获得最好金相组织,支秉渊通过代理商从国外进口了铁镍合金颗粒,使其熔入含矽含碳量较低的铁水中,容易促进珠光体的形成,改善铸铁的显微结构和性能,冶炼出了低镍合金铸铁,经检验分析认为金相组织(细密的珠光体)和强度符合要求,从而铸出了结构复杂,尺寸准确的气缸体、气缸盖。

除了铸件,发动机的多数零件是钢件。当时国内一般机器厂所用钢材绝大多数为普通碳钢,没有用合金钢的经验。按有关参考资料,根据零件的不同性能要求,支秉渊向洋行选购必要的合金钢材。为了提高加工精度,支秉渊等人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图纸上加注尺寸配合公差;二是每个零件分别制订加工工艺,这种先进的做法在当时中国机器厂中是不多见的。

曲轴是发动机的重要零件,新中因无合用的锻压设备而不能锻造。支秉渊等人在无奈之下,动足脑筋,只好用尺寸较大的方型低镍合金钢锯成坯料,再用机床切削成形,方钢锯下的余料经切削制成连杆。他还在上海市场上购买了部分附件,如德国造的高压油泵的喷油嘴、英国造的凸轮轴传动链和张紧装置,以及活塞环,风扇皮带等等。到1936年大部分零件已完成,1937年春发动机装配完成,这是中国第一部自制的高速柴油汽车发动机。被安装在那辆Commer牌卡车上,由支秉渊亲自驾驶着向市政府公用局报告试车成功。后来,新中内迁时在上海市内运输过程中,装着自制发动机的Commer牌卡车发挥了作用。

“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次日,陆景云决定向支秉渊请长假,从军抗口。支秉渊积极响应资源委员会等部门组织的内迁,率领新中员工历经艰辛,将上千吨器材迁往武汉。武汉告急以后,新中继迁长沙以及祁阳。长沙离武汉不足千里,且无险可守,若武汉失守,长沙即成为前线城市,从战争角度看在长沙设厂似无必要,甚至极不明智。而支秉渊在长沙设立分厂的根本目的,便是为了早日实现制造较大马力汽车发动机的夙愿。他对制造技术复杂的内燃机,可谓念念不忘。长沙黄土岭新建的新中公司制造分厂于1938年开工,支秉渊便复请陆景云回厂主持试制发动机。因战事紧张,杜聿明最初不准陆离职。后经支秉渊亲赴湘潭向杜聿明面陈理由,杜才批准陆回新中以支持支秉渊的爱国之举。

由于经济部官员出面,杜聿明的二百师将一辆已报废不能运行的德国卡车赠送给支秉渊。其发动机为M.A.N牌狄塞尔高速柴油机,功率为65马力,额定转速为1800转/分钟。支秉渊决定仿制这种发动机,在没有任何有关资料的情况下组织测绘。陆景云到厂后,支秉渊又将李培金、褚应鎏,喇华琨等技术人员集中到长沙,全面展开仿制M.A.N发动机比Perkins发动机体积大,结构较简单,陆景云等人觉得试制更有把握。于是,支秉渊不顾敌机轰炸的严重威胁,决定建立批量生产线。

战时后方冶金工业仍落后,钢材供应远不及上海方便,条件非常艰苦。支秉渊四处奔波,多方打听供应渠道,终于想到向铁道部门购买被日本飞机炸坏的机车的废件作为原材料。当时估计机车主动轴是好钢材(可能是合金钢)制的,就用它来制曲轴,用轮箍制连杆,用钢轨制一般钢件。没有较大的锻压设备和合用的磨床,制曲轴时先将车轴锻偏,然后在机床上切削成型,最后再精车和研磨。在自炼铸铁过程中,找不到进口的铁镍合金颗粒,就以镍币为添加料,与铸铁、废钢同在化铁炉内熔炼,炼得低镍合金铸铁。由于支秉渊,陆景云等人有战前经验,新中顺利铸成气缸体、缸盖,用废飞机零件铸成了活塞。另外如油泵、喷嘴及飞轮锻坯,由支秉渊去香港购买。由于粤汉铁路运输已不正常,他就亲自押运,从香港用民船运到广西钦州、防城一带上岸,再用人力经数百里挑到南宁,再经公路长途运输到厂,长沙大火后,新中厂又迁到祁阳,其路线非常之曲折。1943年11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桂林召开学会期间,颇多会员远道到祁阳参观新中公司,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亦特地前来视察。看到新中公司与同业和中国银行合办民生炼铁厂、炼钢厂,因炼钢电炉需要炭棒又与广西化工厂合办中华炭精厂,又因需煤日增与联资公司合组七里桥煤矿公司,又向建湘面粉厂投资,新中所发电力,供应邻厂日新电池厂及建兴器材厂,使祁阳小邑俨然成为一个工业基地,是抗战时期自给自足的一个非常可贵的奇迹。翁感到非常高兴,对支秉渊的爱国之举、强烈的创业进取精神和出色才干倍加赞赏。

M.A.N发动机试制工作从1938年夏季在长沙开始,秋季转到祁阳。到1939年存,零件加工陆续完成,开始装配。同年6月,65马力柴油汽车发动机在新中祁阳制造厂制成,装在原来的已修复的旧汽车上,试用成功。

1939年夏,去香港购买附件更加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德国附件和原料供应中断,新中无法批量生产柴油机。另外,战时柴油成了十分紧张的战略物资,柴油发动机因缺油而几乎停用。支秉渊审时度势,考虑到后方生产煤炭,在M.A.N发动机仿制成功之前就着手把它改型为煤气机。这主要是把油泵换成高压线圈和分电盘,加装冷型火花塞(进口的)、煤气进气管、煤气控制阀,配制煤气发生炉,史改缸径、缸套’缸盖、气门、压缩比、活塞等。材料也有某些变更,如活塞由铝合金改成了低镍合金铸铁,飞轮由锻件变成铸件。为了以后容易造柴油机,煤气机与M.A.N型柴油机大部分零件可以通用。1939年6月以后新中开始试制煤气机,翌年初试车成功。该煤气机功率为45马力,额定转速1500转/分钟,可与发电机匹配。支秉渊以月产三十部煤气机为目标,最初月产三部,后来达到月产六部。这种发动机在后方很受欢迎,被用于发电或驱动小型船舶。支秉渊下令将它和煤气发生炉装在一辆卡车上。1942年他和司机驾驶这辆汽车从祁阳出发,经湖南、广西、贵州的崎岖山路,成功地驶抵重庆,开创了国产煤气发动机驱动汽车的历史,成为中国近代机械史上的一件要事。当时重庆《大公报》发表文章将支秉渊喻为“中国的福特”。1943年支秉渊自行设计并试制成功一辆国产汽车曾行驶于湖南黎家坪至祁阳之间,后因日军侵占祁阳而受破坏,现只保留下照片。
1943年冬,中国工程师学会为表彰支秉渊领导制造内燃机的开创性成就,在桂林决定授与他金质奖章荣誉。他成为继侯德榜、凌鸿勋、茅以升、孙越崎之后第五个获得这项中国工程技术界最高荣誊的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业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支秉渊从美国考察回来后,出任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基于强烈的振兴民族工业的愿望,并根据联合国救济委员会的构想,他制订了一个在中国各大省市建立十八家分厂,在各县设立三千所铁工铺的宏大计划。但后来终因不合美国顾问的意图而愤然辞去总经理之职,改任中农公司下属的吴淞制造厂(现上海柴油机厂)厂长,此计划也付之东流了。虽遭此重大挫折,支秉渊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仍矢志不变。在他的领导设计下,该厂于1948年3月试造出第一批汽油机,原设计5马力,实际达到5.5匹马力,因此称五匹半汽油机,当年就生产了五十台,用它同二次世界大战“救济物资”中,美国制造的水泵配套,作为农业排灌机械的动力。同年该厂还基本完成了年产3000台五匹半汽油机所需的工艺装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信任支秉渊,调他到华东工业部任机械处处长,领导整理各种机器工厂的资产,重新分配任务,恢复生产。1950年5月,中央决定投资3.75亿公斤小米(时折合人民币6075万元)兴建新中国第一座重型机器厂,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这是中国工业史上的一大创举,曾轰动上海知识界并引起国际上的注目。支秉渊立即响应,以他在上海知识界的威望,不辞辛苦地走门串户,满腔热情地宣传动员。在他的慷慨陈词和细致入微的说服下,一些专家名流很快消除了对共产党尚持的视望态度,有的嫌太原风沙大,生活条件差,还有的对能否建成这么大的重机厂信心不足等种种顾虑,纷纷投入到设计队伍中来,还聘到五十六名技职人员和三十多名技术工人。支秉渊被任命为中央重工业部重型机器厂筹备处副主任(后为太原重型机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兼太原工程处处长、上海事务所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有支少炎、杨廷宝、罗士瑜等四十多位上海各企业的知名工程师、大学教授,怀着对发展祖国工业建设的高度责任感,利用岗位工作之外的时间,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了许多困难,只用了四十天时间就完成了规划文件。支秉渊意气风发地打着上海事务所赠送的“唯我先锋”锦旗,率领一个考察小组,来到山西的太原、榆次、太谷等地进行地势考察,选定厂址。1950年10月4日,建国二周年的礼炮余音里,又响起了太原重型机器厂正式破上动工兴建的喜庆鞭炮声。它的高速建成和投产,凝聚着支秉渊等专家的高度智慧和辛勤洒下的汗水,为中国独立自主建设大型企业闯出了一条新路。

1954年,支秉渊被调往沈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这个“大人物”是这样平易近人——他平时吃住在厂里,经常在空余时间下车间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对于矿山机械,他一往情深,深谋远虑地构划出一副沈矿厂发展前景蓝图。消化、转化了一批苏联技术,增加了工厂主要产品品种。其中有许多技术要求较高的新产品,如鼓型过滤器、除尘搅拌机,螺旋分级机和板状给矿机等,在支秉渊的领导设计下相继问世。还有许多产品创造了我国首占产品记录,如φ2800×60000圆筒混合机,带宽650毫米电动卸料机,带宽650毫米电动漏砂机,CKP11型链式刮板运输机,直径2000毫米圆盘给矿机,FW-24型浮游选矿机,BK振动筛和Bro振动筛。BGN-15、BGN-24型周边传动式浓缩机,无活塞鲍姆式洗煤机等。其中带宽1000毫米的带式磁选机的试制成功,为我国金属选矿提供了新的先进技术装备。还有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桅杆起重机,1955年被选送到莱比锡工业展览会展出,赢得了国际上的好评。这众多新产品,和支秉渊培养锻炼出来的一支设计、开发选矿设备的工程技术队伍一起锦上添花,使沈矿厂充满了勃勃生机,为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应有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我国机械行业开始搞标准化,支秉渊马上在沈矿厂成立了标准化科,并多次阐述它的重要性,使一些同志积极投入到此项工作中去。在他的领导下仅用了四年时间就搞了七百多个标准,在我国机械行业中最早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他还是沈阳机械学会的成立发起人之一。

支秉渊在六十六岁时调到北京,任原第一机械工业部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为了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提高搬运作业机械化水平,他认真研究分析国外科技发展动态,不辞劳苦地登山下矿,考察工厂、车站、港口、码头,同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呈起讨论问题,研究方案,解决技术难题,为发展我国起重运输机械新技术、新产品作出了贡献。另外,他对科研工作不重视经济效益,很早就表现出忧虑,倡议实行研究课题有偿合同制。

1966年支秉渊患心脏病、胆结石等多种疾病,经两次大手术,身带残疾。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陷害,1971年8月25日病逝于河南省信阳市,终年七十四岁。

1979年2月,原第一机械工业部为支秉渊平反,移灵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遵照支秉渊的遗愿,夫人黄景卿及子女,将其薪金积蓄五万元,赠给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支秉彝:(公元1911~今),江苏泰州人。著名电信工程和测量仪器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40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物理学院博士学位。上海仪器仪表研究所名誉所长、总工程师、研究员。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提出的建议对仪器仪表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957年从事锰铜电阻元件老化处理的研究,解决了国产锰铜的质量问题。

负责电表三大关键元件(宝石、轴承、油丝)的质量攻关,组织研究了游丝的制造工艺和性能测试设备,制定了质量标准,提高了电表的精度和稳定性,为建立中国的计量标准做出了贡献。

在国内首先组织仪表数字化的研究,为数字仪表在国内获得普遍的推广应用做出了贡献。

1976年开始进行“见字识码”汉字编辑方法的研究和试制。



支兰芳:(公元1922~1942年),女,原名支春珠;浙江嵊县支鉴路村人。著名

她曾在嵊县公立小学就读五年,1933年进崇仁镇戒德寺的“凤鸣舞台”学艺,工花旦。科班后因故中期解散,她随屠杏花演出于桐庐、富阳、杭州等地,崭露头角,被称为“小筱丹桂”。

十八岁加入施银花领衔之“第一舞台”至上海,演出于太原、通商、大中华、长乐、皇后、天香等戏院,任三肩旦,认真学习施银花的唱腔。

1941年“第一舞台”解散,即被南洋戏院聘为二肩旦,常常顶替头肩旦演出重头戏,形成了自然流畅、清新脱俗的演唱风格,被誉为“支腔兰调”,声名鹊起,有“闪电红星”之称。同年农历七月初七(俗称“乞巧日”),与马樟花组成天星越剧团演出于九星戏院,打炮戏为新编家庭伦理剧《恩爱村》,声名更甚,报界有“一支已足压千红”的说法。12月,应聘至通商剧场“越吟舞台”与竺素娥等合作,传统老戏与新编古装戏、时装戏交替上演,大受欢迎,被评论为“后起中成名最速的一位”。

她在艺术上善于钻研人物性格,且能与同台演员交流默契。演唱中善用“海底翻”技巧,即上句唱完后拖音不绝如缕又紧接第二句,中气充足,游刃有余。对她宣传最多的《越剧日报》载文评述为:“嗓音之充沛,做表之细腻,念白之清晰,小动作之周到,是支兰芳成名之基石。歌喉之悦耳动听,施老牌(施银花)后,恐仅其一人耳。”擅演剧目甚多,如《碧玉簪》(李秀英)、《盘夫索夫》(严兰贞)、《秦雪梅训子》(秦雪梅)、《沉香扇》(蔡兰英)等。

1942年9月10日演完《对头》后,即患霍乱转白喉。病情稍减后,又于中秋节坚持上演应时戏《阴阳河》,饰李三娘,唱做并重,“挑水”特技赢得阵阵彩声,但体力大亏,不久病逝。

生前灌有《秦雪梅训子》、《恩爱村》、《三看御妹》、《黛玉葬花》唱片四张。



支玉恒:(公元1939~今),河北张家口人。著名基础教育家。

支玉恒1959年于河北体育学校毕业后,在小学上体育课,后由于种种原因,1977年,近四十岁时改教语文课。

当时他连汉语拼音都认不全,于是虚心地向低年级老教师求教。踢球多年的脚很灵活,而用手写字却很费劲,于是苦练三年,无论写教案、改作业、批作文、写总结等,均用小楷毛笔书写。

语文教学起步较晚,然而他以勤补缺,刻苦钻研,终于天道酬勤。他走出了张家口,走出了河北省,成为全国著名的特级教师。



支启华:(生卒年待考),河北邢台人。著名北京大学胸外科专家。

毕业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

曾任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心脏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现任邯郸荣耀心血管病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系中华医学会北京胸心血管外科学会委员、《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编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从事心脏外崐科专业四十余年,有丰富的临床、理论经验,在国内享有较高声誉。尤擅长心脏外科崐先天性畸形矫治、后天性心脏疾患的治疗以及血管外科手术治疗。在他的主持下,崐邢台市心血管病医院心脏外科开展了心脏房、室间隔缺损修补、法乐氏四联症根治、崐大动脉转位矫治、右室双出口矫治、心脏肿瘤切除、心脏瓣膜置换、心脏冠状动脉崐搭桥、人工血管移植等三十七种手术类型。年手术量逾一百五十例,手术成功率达国内先进水平。

曾获北京市科技成果奖一项。在《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等刊物发表有关心脏、血管外科方面的论文四十余篇。



支运亭:(公元1943~今),辽宁怀远龙亢镇苏圩村人。沈阳市人大代表,原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

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团职秘书,空军86963部队政委等职,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员。政协辽宁省第六、七、八届委员,沈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支运亭于1992年就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至今已有十二年历史,他被誉为研究沈阳故宫的专家。沈阳故宫是清王朝最早创建并使用了二十多年的清朝皇宫,也是中国国内与北京故宫共存的两座古代帝王大型宫殿建筑群,努尔哈赤在此发布过进军令,皇太极在此举行过登基大典,宣布建立大清国,然而关于沈阳故宫为何人所建,始建于哪一年,由于历史没有记载,所以成为百年之谜。

支运亭上任后经过研究考察,认定沈阳故宫是在努尔哈赤从辽阳迁都沈阳之前始建的。他历尽艰辛找到故宫始建者侯振举的后人,看到侯氏家谱记载故宫始建年代。

1992年,支运亭第一次走进沈阳故宫时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破败不堪,当年张作霖在故宫屯兵,用泥土掩埋甬道;孝庄皇后曾在故宫居住多年,支运亭为复原孝庄皇后居室的本来面貌,付出了聪明才智和心血。十二年的修复,使一座破败不堪的故宫恢复昔日面貌。1994年支运亭建言:辽宁省暨沈阳市应以辽沈地区清文化象征的“一宫两陵”,积极筹备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从而成为“故宫申遗第一人”,申遗终获成功。

支运亭主持的极富学术价值的历史复原陈列“凤凰楼台上五宫原状陈列”、“清初八旗武备陈列”解决了庄妃寝宫门额错挂,清初努尔哈赤时期八旗顺序排列、沈阳故宫始建年代等许多重大史学难题。

在支运亭的主持下,经过考古勘察、论证,解决了因历史原因被封埋了一百多年的大汉殿的原始地面层的问题,使大汉殿恢复了昔日的巍峨。

他研究发明的古建彩画清污除尘技术,荣获辽宁省科学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文物局科技发明奖。编辑并策划展演的《皇家礼仪大游行》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受到宋平、叶选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称赞。被沈阳市委、市政府授予特殊贡献奖。

在他的建议下,沈阳市政府以沈阳故宫为依托复建了“盛京路”、“怀远门”、“抚近门”,使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古迹得以很好地保护,使沈阳的旅游业得以进一步的发展。

主要著述有《金枝玉叶》、《中国建筑艺术全集·第三卷》、《清宫大汉殿》、《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书醉翁亭记》、《沈阳故宫》、《清代匾联精粹》、《清前期历史文化》等。在国内外博物上发表了《明清建筑艺术》、《从满族崛起统一中国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刚劲峻拔遒密严谨——欧阳询书法艺术》等。

支运亭在沈阳故宫博物院还担任沈阳故宫学术委员会主任,院刊主编。在社会上还兼任《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快讯》专家顾问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历史学会清宫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博物院学会理事,中央民族大学特聘研究员,中国东北三省经济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等职务。是清史界一位著名的学者。

如今支运亭有三大愿望,申遗两文物展览已完成,最后是《四库书》重归故里,他正在努力。



支东学:(公元1951~今),陕西咸阳人。著名医学专家。

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

现任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兰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兼任解放军第一医院颈肩腰腿疼痛专科门诊主任,香港世界传统医学研究会及中西医结合学会聘为研究员,香港中华医药报高级撰稿人,中华医学会甘肃分会会员。



支树平:(公元1953~今),山西怀仁人。中共十六大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南省委副书记。

197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

1971年7月任山西省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矿中学教师。1975年9月任山西省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矿党委办公室干事。1977年7月任山西省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矿团委副书记,书记。

1982年5月任山西省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矿掘进区党总支部书记。1982年9月任山西省大同矿务局团委书记。1985年6月任共青团山西省委副书记(1986年2月-7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90年11月任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1994年7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厅级)。1995年2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1995年7月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1993年9月-1996年7月为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98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

2000年1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2005年10月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支修益:(公元1954~今),北京人。著名肺癌外科专家。

北京市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

1983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同年分配到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医院胸外科工作。主要从事肺癌的外科治疗和临床研究及教学工作。2002年10月从美国迈阿密大学癌症中心学习回国后即调任首都医科大学肺癌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任胸外科主任。支修益教授在肺癌的外科手术治疗及多学科综合治疗领域,特别是在中晚期肺癌和高龄肺癌病人的外科手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术前新辅助化疗和术后多学科综合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国内率先开展Ⅲ期非小细胞肺癌术前新辅助化疗的临床研究和利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ET)结合电视纵隔镜和电视胸腔镜在可手术肺癌病人术前临床分期的临床研究,积极倡导并推广非小细胞肺癌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在全国建立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多中心协作网络。在改善肺癌病人生活质量和肺癌治疗卫生经济学研究领域有独特见解。

在我国胸部肿瘤外科学术界有很高的知名度。目前担任中华胸心血管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兼胸外科学组组长,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临床卫生技术应用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胸部肿瘤咨询中心秘书长,首都中青年胸外科医师学术沙龙首席主持,北京国际医药学术研究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肺癌研究学会理事。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协作中心(CSCO)执委会委员,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肺癌杂志》常务编委,《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编委,《中华医学杂志》特约编委,《中华外科杂志》特邀编委。在各种学术杂志和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参与筹划组织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及主办各种专题学术讲座六十余次,足迹遍及美国、加拿大、爱尔兰、法国、瑞士、日本、马耳他、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国内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近年来,作为大会副主席、秘书长和组委会主席成功策划并主持召开了首届华北地区胸心血管外科学术研讨会、首届、第2届和第三届全国中青年胸外科医师学术研讨会、北京胸心血管外科学会首届学术年会,对促进我国胸心血管外科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发展和全国中青年胸外科医师学术交流与多中心协作意义重大。在第二届和第三届IASLC中国国际肺癌学术研讨会担任大会副主席兼秘书长。2003年3月在海南召开的全国首届胸部肿瘤外科学术研讨会担任大会副主席兼组委会主席。

现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特约监察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医药卫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参政议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支志明:(公元1958~今),香港人。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化学教授。

1978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化学系,获学士学位;1980年获该校博士学位。香港大学化学系Dr.HuiWaiHaan讲座教授。

支志明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香港读完小学、中学、大学。支志明现在专注的研究范畴是光化学、不对称合成材料科学。不对称合成材料科学的研究,对改善药品生产技术、降低成本十分重要,并且有助于一些新药的合成。这类化学研究在国际上颇受关注,竞争激烈。

支教授带领一些博士生和硕士生从事的研究,成绩喜人。他的学术成就在国际上已受到关注和肯定。1994年,他应邀参加了在东京举办的第三十届无机配位化学研讨会,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等著名教授同台发表了学术报告,受到好评。支志明还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咨询委员、北京理工大学顾问教授。

他长期从事无机化学基础研究,在无机和有机金属合成,高价金属配体多重键配合物,发光无机和金属有机化合物,光诱导电子和原子转移反应,不对称烯烃环氧化和碳氢键氢氧化的金属催化有机氧化反应,生物系统中的电子转移以及分子装置和DNA辨认中的发光材料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

在无机光化学方面,对多核化合物中电子转移和原子转移化学有重要创新成果,被Cotton教授的教科书等所引用。在氧化反应及催化机理方面,特别是对高价Ru-OXO体系的研究开辟了有机氧化方面的一个新领域。

在生物无机化学方面,对高驱动力电荷转移反应及固氮活化机理研究提出了新见解。按照国际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结果,他在1981~1997年世界上发表最具有影响论文的化学家中名列第三百七十三位,在世界范围内居于前0.08%。

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支道友:(生卒年待考),安徽农业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副院长,高级兽医师。



支卫平:(生卒年待考),四川省巴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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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氏的宗祠通用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源自支父;望居琅琊:全联典出支氏的源流和郡望。

语通六国;学谙五经:上联典指汉朝时期的学者支谶,字恭明,本月支国人。博览群经,世间技艺,多所综习,兼通六国语。来游中国,献帝未避乱于吴,孙权拜为博士。凡译经四十九部,皆曲得圣意,辞旨文雅。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学者支立,字可与,嘉兴人。事母孝,由举人官翰林院孔目。深于经学,时人号为“支五经。”

风高神骏;孝感灵禽:上联典指晋朝时期的僧人支遁,字道林,陈留人,隐居余杭山,深思道行,先后在吴沃州立寺行道。哀帝时应征召入京城,进洛阳东安寺,三年后又返回山中。能书法,善草、隶;又喜欢养马,有人说这不是道中人所适宜的,他说:“贫道爱其神骏。”下联典指唐朝时期的定州人支叔才,隋末年荒,曾在荒野中乞讨食物。母亲被贼抓住,他去申诉,贼怜悯他的孝心,放了他母亲。母亲得了痈疽,他吸疮注药。母亲去世,他在墓旁筑屋守孝,有白鹤在他身边,人们以为是孝感所致。

林公终隐;博士三传:上联典指晋朝时期的支遁,隐居余杭山,世称“支公”,亦曰“林公”。下联典指汉朝时期的支谶,受业于支亮,亮受业于支谶,人称天下博者,不出三支。

孝亲感贼;笃学穷经:上联典指唐朝时期的支叔才事典,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支立事典。



2.五言通用联:

哀集五色雀;孝感一乡人:全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孝子支渐,贡州人。年七十,持母丧,负土成坟,既葬庐墓,蓬首垢面,哀号毁瘠。有五色雀万余,悲鸣若助哀然。一乡为之感受化。

仰博士流韵;承清官遗风:上联典指汉朝学者支谶事典。下联典指明朝进士支可大,字有功,崑山人。万历间官礼部主事,清介自守,张居正欲引为铨曹,辞不受,累官湖广巡抚,寻告归。

博士善诸艺;翰林通五经:上联典指汉朝末期的高僧支谶,字恭明,月支人,博览经籍,世间多种技艺都较熟悉,兼通多种语言。来中原后,因战乱避于吴,孙权拜他为博士,译经四十九部。支谶学于支亮,支亮学于支谶,人称“天下博者,不出三支”。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嘉兴人支立,字可与,由举人官翰林院孔目,精于经学,时人称“支五经”。



3.七言通用联:

人崇支氏逍遥注;我仰祗侯太平车:上联典指东晋朝时期的高僧支遁,字道林,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人,一说河东林虑(今河南省林县)人。所注《庄子.逍遥游篇》,为时人的称服。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画家支选,宋仁宗时官画院祗侯。工界画,所绘太平车、江州车特妙。楼阁亦佳,兼工杂画。



4.八言以上通用联:

五经淹通,词林闻望;三支博识,家学渊源:上联典指明朝时期的翰林院孔目支立的事典。下联典指唐朝时期的支谶、支亮、支识三位名士,时称“三支”。

跟帖时间 2010-03-11 14:53:1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支氏的字辈排行 -- 江西临川支氏字辈:“勖茂仕国时君益本乡秉应汝道万一元自立志百世允垂芳学品崇东鲁文才献上邦茹谰振玉海虹长”。

江西进贤支氏字辈:“学必中有成天朝可登(灯)明”。

浙江永康支氏字辈:“显昭明远康宁富贵寿元通达礼义忠信万世荣昌德泽厚长文章华美方正贤良”。

浙江金华支氏字辈:“廷士向步玉国进修”。

重庆黔江支氏字辈:“大仁和中德”。

重庆垫江支氏字辈:“承家宿主肇启宏图克昌几序勇教诗书”。

江苏铜山支氏字辈:“官德亭学玉庆大有广前修”。

江苏淮安支氏字辈:“大支维效广忠德”。

安徽霍邱支氏字辈:“全万连经本得道传毅大中振永平和”。

陕西白河支氏字辈:“世道昌农胜宗德永元方”。

贵州龙里支氏字辈:“司建朝阳仁怀升实荣”。

黑龙江牡丹江、台湾支氏字辈:“春宝庆玉济”。

北京支氏一支字辈:“天万殿□山庆”。

支氏一支字辈:“学博品崇东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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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氏的家谱文献 -- 浙江嵊县剡西鑑路支氏宗谱六卷,(清)支启凤著,清道光甲申年(公元1824年)永慕堂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江苏无锡锡山支氏宗谱十卷,(民国)支鸿钦主修,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图书馆。

江苏镇江支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图书馆。

江苏无锡尊敬堂支氏宗谱一卷,(民国)支菊泉修,1990年手抄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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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琅琊郡:亦称琅琊国、琅岈郡、琅玡郡。春秋时期的齐国有琅琊邑,在今山东胶南县琅琊台西北,有越王勾践迁都至此之说。秦朝统一六国后,在境内设琅琊郡,并附置琅琊县,治所均在琅琊(今夏河),郡境为山东半岛东南部。西汉时期治东武(今山东诸城),并增琅琊国、柜县和祝兹侯国治于境内,下辖五十一县,包括今山东半岛东南部的海阳、即墨、崂山、胶县、胶南、沂水、营南、日照、五莲、赣榆(今江苏赣榆)及青岛等地。东汉朝时期琅琊国改治到开阳(今山东临沂)。晋朝时期改置为琅琊省。北魏时期治即丘(今山东临沂)。隋朝时期又复置琅琊县。唐朝时期又裁废,境地归胶州、诸城,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东南部诸城、临沂、胶南一带。唐朝乾元初年曾废黜,后有沂州琅琊郡。从魏、晋朝时期琅琊国起,琅琊台及秦朝琅琊郡治均不属琅琊郡(国)。另一处琅琊郡在今江苏南京一带,此后废置千余年。

邰阳郡:治所在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



2.堂号:

琅琊堂:以望立堂。

邰阳堂:以望立堂。

尊敬堂:资料有待补充。

博支堂:资料有待补充。

鑑路堂:资料有待补充。

永慕堂:资料有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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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氏的迁徙分布 -- 支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群体,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省都没有列入百家姓的前三百位,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一百六十三位门阀。

支氏的来源比较复杂。相传尧、舜二帝执政时期有个名叫子州支父的人,他的后代就有支氏。亦有一说是源于周朝后代中一个姓支的氏族。

西汉时中亚有一个月支国,是秦朝、汉朝时候,位于丝调之路上敦煌那一带的一个小国,位于今甘肃省中西部和青海省东部。最初在陕西、山西等地落脚,后逐渐移迁分布于全国各地。

到晋朝的时候,月支国人有的留在中原等地定居。到了唐王朝统一天下之后,受汉文化同化,变成完完全全的中国人。他们学习中原人使用姓名的习惯,有的从国名中取一个支字,作为姓。

在古代,支氏的望族大多聚居在琅琊,今山东临沂就有不少姓支的人家。

现在,支氏主要居住在河北省衡水市、保定市、石家庄市和张家口市一带,有支家庄、支麻申、支家村等村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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