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氏的姓氏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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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源流:

第一个渊源:源于姒姓,出自上古夏朝贵族翁难乙,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启为夏朝君王时期,有个贵族叫翁难乙,相传为翁氏最古老的祖先。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昭王的庶子,属于帝王赐姓为氏。

相传,周昭王姬瑕的庶幼子生下时双手紧握,别人怎么都掰不开,惟独周昭王去掰,应手而开。只见婴儿左手手纹象个“公”字,右手手纹象个“羽”字,合起来成个“翁”字,周昭王即赐姓翁,取名弘,成为翁氏始祖。

翁弘始居梁原城,后封任楚国左丞,死后谥号为端明王,墓葬梁原城五里,坟前华表、石犀、石象、石虎、石豹、石鹿等七十二件排列墓前两旁。

梁原城在今甘肃灵台梁原镇,梁原离古时周朝初期活动区域周原、岐山及后耒建都的镐、宗周、丰不远,但因距今三千年了。

翁氏始于公元前1052~前1002年之间的西周昭王执政时期。周昭王是周武王即发的曾孙,翁氏的始祖则是周昭王的庶子。如此一来,翁氏的来龙去脉,是更加一目了然。

翁氏后人多尊翁弘为翁氏的得姓始祖。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周昭王庶子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据史料及《元和姓纂》的记载,周昭王的庶子食采于翁山(今浙江定海,一说广东翁源),另外在史籍《姓氏考略》中也记载:“周昭王庶子食采于翁山,因以为氏,望出钱塘。”

该支周昭王庶子的后裔子孙,便以先祖封邑名称为姓氏,称翁氏,世代相袭至今。



第四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

⑴.蒙古族翁吴特氏,亦称翁果特氏、威古特氏,世居巴林(今黑龙江伯力、俄罗斯哈布罗夫斯克)、叶赫(今吉林叶赫河、伊通河、伊丹河、东辽河流域)、察哈尔(今河北张家口一带,包括河北、内蒙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一部、山西部分地区)。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Weigut Hala。所冠汉姓即为翁氏。

⑵.蒙古族翁郭里氏,世居宁衮郭罗(今辽宁南部、葫芦岛一带)。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Wenggori Hala,清朝中叶以后有冠汉姓为翁氏者。

⑶.蒙古族翁果特氏,亦称翁吴特氏,世居翁科(今甘肃张掖永固镇一带)、叶赫(今吉林省叶赫河、伊通河、伊丹河、东辽河流域)。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Wenggot Hala,清朝中叶以后有冠汉姓为翁氏者。

⑷.蒙古族翁吉特氏,源出元朝时期蒙古七十二姓翁吉歹氏,世居巴林(今黑龙江伯力、俄罗斯哈布罗夫斯克)。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Wenggit Hala,清朝中叶以后有冠汉姓为翁氏者。

⑸.蒙古族翁科特氏,世居锡喇穆楞(今内蒙古东部克什克腾旗西喇木伦河流域、吉林西部一带)、乌鲁特(今内蒙古东南部兴安盟地区)。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Wengket Hala,清朝中叶以后有冠汉姓为翁氏者。

⑹.蒙古族翁尼特氏,亦称倭依特氏,世居察哈尔(今河北张家口一带,包括河北、内蒙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一部、山西部分地区)。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Wengnit Hala,后多冠汉姓为翁氏、鄂氏、吴氏等。

⑺.蒙古族翁舍占氏,世居克什克腾(今内蒙古克什克腾)。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Wengsejan Hala,清朝中叶以后有冠汉姓为翁氏者。

⑻.蒙古族翁集尔金氏,世居扎鲁特(今内蒙古扎鲁特旗)。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Wenggilgin Hala,清朝中叶以后有冠汉姓为翁氏者。

⑼.蒙古族翁牛特氏,源出扎萨克蒙古翁牛特部,以部为氏,世居喀喇沁(今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Wengnot Hala,清朝中叶以后有冠汉姓为翁氏者。



第五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⑴.满族萨克达氏,源出女真巴雅拉氏族,后以地为氏,满语为Sakda Hala,汉义“苍老”,世居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阿扈河(今黑龙江宁安南六十公里处)、叶赫(今吉林叶赫河、伊通河、伊丹河、东辽河流域)、萨克达(今辽宁抚顺峡河流域)、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永陵镇)、那木都鲁(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德里倭赫(今辽宁抚顺浑河畔)、黑龙江流域等地,所冠汉姓为多为翁氏、苍氏、仓氏、麻氏、骆氏、李氏、祖氏、高氏、海氏、萨氏、里氏、陈氏、罗氏、老氏、英氏、印氏、巴氏、色氏、臧氏、礼氏、佟氏、陀氏等。

⑵.满族翁尼哩氏,满语为Wengniri Hala,世居乌喇(今吉林永吉乌拉街至辉发河口、拉发河流域、双阳县境),后多冠汉姓为翁氏。

⑶.满族翁钮啰氏,满语为Wengniolo Hala,世居叶赫(今吉林叶赫河、伊通河、伊丹河、东辽河流域)、大凌河(今辽宁锦县),后多冠汉姓为翁氏、钮氏。



得姓始祖:翁难乙、翁弘。

翁氏的历史名人(二) -- 翁文灏:(公元1889~1971年),浙江浙东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地质科学家、前民国“行政院长”。

清末留学比利时,专攻地质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于1912年回国,是当代杰出的地质学家。1934年兼任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焦作工学院”常务校董。

1913年,翁文灏同丁文江等一同创办了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一面搞地质研究,一面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培养地质人才。这是中国第一个从事地质研究和培养地质人才的机构。翁先生曾任该所所长,同时,又任过多年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作为一介书生,地质学家翁文灏当年的声誉不在胡适之下。然而后来翁文灏却将他的才华和精力全部用在了从政上,他实际成为了当年民国政府抗日战争时期经济上的最高负责人。

1937年3月27日,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接到通知,要他出任中国政府赴英国使团的秘书长。

中国使团此次去,是为出席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特使为孔祥熙。这位乔治六世,因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哥哥爱德华八世(即后来的温莎公爵)自愿放弃王位而当上国王,典礼预计在5月举行。

翁文灏虽然早就知道自己会参加这个使团,但对被任命为使团秘书长还是大吃一惊。据李学通所著《书生从政翁文灏》中所记载,翁急忙面见蒋中正,说希望把他的头衔改成参赞,因为“孔(祥熙)不会要我管事,我也不愿管他的事”。而蒋中正却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各有不同的任务。孔祥熙做什么你不用过问,你的工作直接对我负责,也不必报告给孔祥熙。”

蒋中正对翁文灏交待的任务,是在日本不断加紧侵略中国,中日难免一战的情势下,打探欧洲各国将对日本采取什么对策。此前,翁文灏还出任过国民政府的另一个重要职务,这在当时是秘密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更名为资源委员会)秘书长。

1931年的“九一八”以后,国民党就开始备战了。蒋中正很清楚,中国最终不免要和日本有一战。但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况跟日本打,恐怕不是对方的对手。战争也不能只从军事上进行考虑,要进行经济上的准备。

而翁文灏,当时是中国最知名的学者之一。他既是中国前清的秀才,又是在比利时完成学业的地质学博士。从欧洲回国后,他主持过中国的矿产资源调查和周口店的猿人遗址调查,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在国内外的学术界都享有盛誉。他的知名度,当时不在胡适之下。但是,他素来与政治无缘。

也正因为如此,蒋中正相中了他。当时国民党政权根基在南方,而且用的人也基本是国民党内的,而翁文灏是北方的知识分子。蒋中正也是想通过翁文灏来拉拢北方的一批知识分子,让他们靠近南京政府,包括胡适他们这一派的自由知识分子。

于是蒋中正请他,包括和翁文灏比较熟的张季鸾等人,到庐山来讲课,那时已经到了1932年。在庐山见到蒋中正以后,翁对蒋中正说要调查中国的资源,蒋中正很受听,两人谈得很投机。后来蒋中正说,“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这个主任我来做,你来做秘书长”,但翁文灏却不愿意,他希望还在北京继续搞他的地质调查。最后的结果,翁文灏还是接受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一职,但人留在北京,让钱昌照当副秘书长,在南京主持委员会实际的工作”

在钱昌照后来写的回忆录中,提到国防设计委员会是成立于1932年11月1日,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是个秘密机构。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有军衔的,翁文灏是中将。到了1935年4月,战争形势更加趋紧,国防设计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改隶属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

委员会成立后,前期主要工作是进行中国的资源调查。翁文灏聘请了一大批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学者,包括胡适、丁文江、陶孟和等等,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是翁来请,由蒋中正批准。

这之后,翁文灏还主持过河南焦作中福煤矿的整理工作。1935年他被蒋中正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当1937年3月他被任命为赴英中国使团的秘书长时,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已经岌岌可危。

1937年4月2日,翁文灏随中国使团从上海登上客轮前往欧洲,5月3日方到达英国。在英、法、德、苏等几国中的经历,翁后来都在回忆录中有所叙述。在英国,翁文灏拜访即将就任首相的张伯伦和外相艾登时,这两人告诉他,中日战事一开,英国决不会参加,请中国不要盼望英国的帮助。当时的大英帝国,面对来自德国的压力自顾不暇。而在法国,翁文灏见到“政府极不稳固,觉得此种大事(指战争中援助中国)无从谈起”,倒是在德国,翁文灏谈成了几笔以货易货的生意。当时正积极备战的德国人极需要产自中国的钨、锡、锑等矿砂,而中国则以矿砂等货物换来军火以及兵工厂和重工业的设备。

这段史料令人不免奇怪,当时德国不是已经与日本签订了反共协定,结成了盟国吗?实际翁文灏是对德国人表示了这种担忧的,而德国的一位副外长,对此的回答是,他可以担保德日之约绝不危及中国。而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戴的就是德式的钢盔,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是用德国的武器武装起来的。

翁文灏到达前苏联时,已经是6月27日。前苏外长李维诺夫会见翁时,问道:“你们要和日本打仗,想请求苏联帮助,难道你忘记了你们一向对苏联的交情不好吗?”翁文灏讲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并且表示日寇入侵东三省,实际上苏联的利益已经受到了损害。李维诺夫于是提出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开展易货贸易的要求对于中国的原材料,苏联也有迫切的需求。

等到翁文灏结束欧洲行回到国内时,已是1937年的9月,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两个月了。

翁文灏甫一回国,即重新就任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同时,他还是战时政府大本营第三部部长,负责国防工业。到1937年年底至1938年初,国民政府再度改组,翁文灏就任由第三部、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等合并成的经济部的部长。实际上,翁已经成了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的最高负责人。

翁文灏当时半天在经济部办公,半天在资源委员会办公,中午到工矿调整处吃午餐兼办公,他的作风是亲历亲为,被下属称为“总经理兼会计主任、营业主任兼跑街、记账员”。

翁文灏领导的资源委员会对战争所做的贡献,本刊将有另文介绍。采访中,李学通特别向记者介绍的,是翁与中国石油工业的故事。谁都知道,石油在战争中的作用,有如血液对于人体,搞地质出身的翁文灏更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在中国找石油。

到1936年的时候,翁文灏已经知道玉门的石油很有希望了。1938年,他决定在玉门实施开发。但是他们所要的德国钻机,却陷在陕北,在共产党军队的手中。因为资源委员会此前曾经在陕北打过油井,红军一到,这些人和物当然也就被俘获了。当时翁文灏去武汉找周恩来,说既然国共合作,就请求把那两台钻机还回,周恩来同意了。后来,钻机就运到了玉门。

为了招到石油工人,翁文灏还特意找到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要求允许玉门周边各县的青年以开采石油代替去当壮丁。这样,王进喜等人就在那时到了玉门油田。后来中国搞石油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很多就是从玉门油田出来的。玉门实际成了后来中国石油工业的一个技术和人才基地。

1934年2月16日,翁文灏在赴浙江进行地质调查的途中,遭遇车祸。翁文灏的伤势极为严重,连头盖骨都撞得部分塌陷了。蒋中正听到消息,下令调动全国最好的医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翁文灏救活。这件事改变了翁文灏与蒋中正的关系。如果说以前他们是君臣的关系,那么这件事之后,他对蒋中正有一种救命的报恩关系。按中国的传统,救命者如再生父母,他跟蒋中正再也没法分开了。

虽然与蒋中正有特殊关系,但翁文灏在领导资源委员会和后来当经济部长时,作风与国民党的官僚们迥然不同。在他管理的部门里,几乎看不见有什么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就是翁文灏本人,也是在1938年被任命经济部长时,才由蒋中正亲自介绍加入国民党。翁文灏奉行的是专家治国,工作人员也多是埋头技术潜心学术的知识分子。

在李学通写的《书生从政》中,引用了一段史料:翁文灏领导的经济部机关直到1945年才正式成立国民党区党部。开成立会那天,翁文灏说:“我这个党员是蒋总裁硬派给我当的,所以很不够格,也没什么话可讲。不过我今天只讲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这句口头禅已念了多少年了?要念到哪一年才算完?同志仍须努力,你到底努力了些什么?望望总理这两句遗言,心里不感到惭愧吗?”说罢,他点头,退席。

有人曾评论翁文灏“极有行政才能”,但李学通对翁文灏的评价是“毕竟是一个书生”。

翁文灏在国民党内曾做到行政院长。那是在1948年,蒋中正“行宪”,当时的国民党内,张群和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的位子打得不可开交。蒋中正于是想出让这个“学者出身,在国际上非常有声誉,个人比较清廉”的翁文灏来出任行政院长。

翁文灏在国民党内没有什么力量,他在国民党内的很高地位靠的是蒋中正的信任。抗战时期,在1940年时,军统说他的一个手下有叛变嫌疑,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人给抓了,气得翁文灏连续给蒋中正上书辞职。1944年,时任空军飞行员的次子翁心翰在对日寇作战中壮烈殉国。

翁文灏上任行政院长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行金圆券。这件事后来完全失败,所以他只当了六个月行政院长就辞职了。

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后,翁文灏流亡海外,直到1951年方才返回祖国。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他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翁文灏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未受大的冲击,但其长子,石油输油管道专家专家翁心源却于1970年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中不明不白地落水而亡。

长子之死对暮年的翁文灏打击极大,他于1971年1月2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二岁。

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出过一本《翁文灏选集》,书后附有《翁文灏在中国名列第一的贡献》,计有十一项: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对作为科学家的翁文灏,如今的评价已趋一致,尤为难得的是,他在科研方面的组织和管理才能也是早有定评。



翁祥初:(公元1908~1997年),福建上杭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农民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第二纵队第六支队宣传队分队长,第三十六师第一○八团第二连政治委员,红五军团第十四军第四十师炮兵连指导员,第三十九师卫生队指导员。1933年进入红军学校学习。后任红八军第二十三师中级教导队指导员,第六十七团政治处主任、第六十八团政委,红八军团第二十二师第六十九团总支书记、军团野战医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总支书记,军团政治部巡视团巡视员,第二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军团炮兵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野战医院总支书记。1937年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警卫营教导员,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政治处教育股股长,陕甘宁边区医院副院长。1942年进入延安军政学院学习。毕业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供给部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第一旅政治部主任,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华北军区补训团政治部组织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政委、军区后勤部军事法庭副审判长,军区后勤部油料部政治委员,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第五十文化学校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文化学校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3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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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的历史名人(一) -- 翁 洮:(生卒年待考),字子平;睦州人(今浙江建德)。著名唐朝诗人。

唐光启三年登进士第,曾官主客员外郎。后辞官归隐,征召不起。

翁洮与著名诗人方干友善,有诗唱和。今存诗十三首。



翁承赞:(公元859~932年待考),字文尧,一作文饶,晚年号狭鸥翁,又号螺江钓翁;福唐县文秀乡光贤里人(今福建福清新厝镇漆林村)。著名唐朝大臣。

唐干宁年间(公元894~898年)进士。五代后梁时官至左散骑常侍、御史大夫。曾咏梅花诗:“忆德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

翁承赞祖籍京兆(今陕西西安),曾祖翁轩于唐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入闽为官,定居潭州。其祖父翁何迁莆田,又迁福唐县。父巨源,曾任恭王府咨议参军。

翁承赞少时攻读甚勤,立志功名。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他从福清赶赴京都,应试不第,在长安滞留四年。到唐乾宁三年(公元896年)才登进士第,以第三名扭为探花使。翌年,又绷博学宏词科,授职为京兆尹参军。由于他学间渊博,文辞清丽,朝贵众口交誉,官职逐步升迁,累官秘书郎、右拾遗。他看到俐据一方的藩镇和掌兵弄权的南北司内外勾结,认为这是朝廷的莫大隐患,曾上章抗言:“方镇交结权幸,终必误国”。其直言敢谏燕得朝野的赞许。

翁承赞羁留京都多年,觉得自己无补于大局,便萌归思。正好这时唐昭宗为羁魔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命他持节回闽册封王审知为琅部主,他便高兴地于唐天佑元年(公元904年)踏上归程。

翁承赞回到福州,备受王审知的礼遇,一再挽留,但他朝命在身,不能久留。又回到长安复命。

唐天裕四年(公元907年)农历4月,朱全忠逼唐哀帝李祝“禅让”,自就帝位,改国号为梁,定都开封。翁承赞就此归梁,被掇升为谏议大夫。这时,王审知为求闽中政局安定,向朱全忠上表纳贡。朱全忠知翁承赞前曾使闽,便派他为副使,于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再次回闽册封王审知为闽王。

翁承赞二度回到福州,目睹人民安居乐业,“江山胜往年”,便产生了终老故里的念头,但王命难违,只好“自恨悠悠再别家”,重返开封。

朱全忠提升翁承赞为御史大夫,加左散骑常侍.但他看到朱全忠日渐骄悠凶悍,难与为治,而王审知却能励精图治,有贤明之称,便不再留恋中朝,毅然辞官返里。

翁承赞回闽,王审知即拜他为同平章事,报居相位,后又晋爵晋国公,并将他的出生地乡名改为“文秀”,里名改为“光贤”,以示荣宠。

他在为相期中,对于审知整伤吏治,发展经济等里要措施,都起了襄助的作用。他建议在福州也设立供庶人入学的“四门学气“以教闽士之秀者”,在各府县广设岸序,做到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村有私塾,海隅闭塞之民智为之一开。

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王审知逝世,翁承赞为其写墓志铭。

翁承赞晚年辞官归隐建安(今福建建殴)。同一些僧道交游,过着“予家药厢分明在,好把仙方次第传”的生活。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去世,终年七十四岁,安葬在建安新丰乡,追谧“忠献”。

翁承赞工诗,与同时的黄滔、徐宜齐名。著有《谏议昼锦宏词》前后集,世久傲铁。现传世的仅有《昼偏堂诗集》计四十八首,收入《全唐诗》的有三十七首。



翁 肃:(生卒年待考),字彦恭;崇安人。著名宋朝大臣。

官至朝散大夫,与翁彦约、翁彦深、翁彦国三兄弟及翁延庆、翁蒙之同姓同乡同朝,皆居高官,时称六桂同芳。



翁仲同:(生卒年待考),字济可;崇安人。著名宋朝知县。

作官时,自己花钱买地,建造学堂,供百姓的子弟学习。深得民心。



翁 卷:(生卒年待考),字续古,一字灵舒;乐清人(今浙江)。著名南宋诗人。

曾领乡荐,终身不仕。工诗,在永嘉四灵中年事最高,以诗游士大夫间,尝与张弋、赵汝鐩、葛天民、孙惟信、戴复古、刘克庄等人唱酬,行迹及今浙江、江苏、江西、湖南等地。叶适序其诗,称为“自吐性情,靡所依傍”,“变化秀逸则过唐,守格遣辞不失唐”。刘克庄《赠翁卷》诗云:“非止擅唐风,尤于选体工。有时千载事,只在一联中。”张端义《贵耳集》赞其数联,如“梅花分地落,井气隔帘生”(《晓对》),“千年流不尽,六月地长寒”(《瀑布》),“移花连旧土,买石带新苔”(《吾庐》),《四库全书总目》谓所取“大抵尖新刻画之词,盖一时风气所趋,四灵如出一手”(卷一六二)。其诗宗贾岛、姚合,用思虽苦而不乏秀气,与江西派诗风迥别,代表作如《幽居》、《梦回》、《野望》、《哭徐山民》、《乡村四月》、《闽中秋思》等,以“闲雅”、“瘦而有精神”颇受称许。著有《苇碧轩集》。



翁世资:(生卒年待考),莆田人(今属福建)。著名明朝大臣。

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进士。历户部郎中。

明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任工部右侍郎。建议减少苏、松、杭、嘉、湖增织彩币,下诏狱,贬为衡州知府。

明成化中期,历任江西左布政使、户部尚书。曾建议征两广大军,就地买岭南米。

巡抚山东时,曾开仓储以振流亡,并总督过仓场,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致仕。



翁正春:(生卒年待考),字兆震;侯官人(今福建福州)。著名明朝大臣。

明万历中期,为龙溪教谕。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进士第一名,授修撰,累迁少詹事。

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08年)任礼部左侍郎,代理部事。极言时政缺失,献八箴等建言。被弹劾徇私,自是不安其位,以侍养归。

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起为礼部尚书。抗争违魏忠贤意,受责,乞归。不久卒。明崇祯初年,赐谥“文简”。



翁正春:(公元1553~1626年),字兆震,号青阳;侯官人(今福建闽侯)。著名明朝大臣。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壬辰科状元。

当时的宰相叶向高路过福州,留宿新科状元翁正春的家中。晚饭后,在他们的闲谈中,翁正春即兴出上联:“宠宰宿寒家,穷窗寂寞。”叶向高见这上联中所用的全是宝盖头的字,先是一惊,接着沉思片刻,对出了下联:“客官寓宫宦,富室宽容。”

次日,翁正春送宰相叶向高上路,在路过一池塘时,叶向高说:翁公昨夜讲“穷窗寂寞”,我看未必。你看:“七鸭浮塘,数数数三双一只。”翁正春没有想到自己在此时被宰相将了一军,于是寻视池塘,当即应道:“尺鱼跃水,量量量九寸十分。”说完,二人相视而笑。



翁心存:(公元1791~1862年),字二铭,号邃庵;江苏常熟人。著名清朝大臣、“翁氏藏书”始祖。

他早年家境贫寒,来到当地的一些藏书楼校勘书籍。好学的他却借藏家之书苦读,才学渐长,对版本、校勘、鉴赏等都很精通。翁心存后来做到工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

清同治年间,翁心存入值弘德殿,授读同治帝。他的显赫地位、过人才学,为其藏书提供了很大方便。

清道光年间,社会动荡,藏书家的传世珍藏多有散出,翁心存乘机出价收之藏之。

翁心存有三子,即翁同书、翁同爵、翁同龢。翁心存逝世后,藏书多传给长子翁同书。长兄如父,翁同书长幼弟翁同龢二十岁,两人关系甚密,

翁同书逝世前,将全部藏书都传给了翁同龢。



翁同书:(公元1810~1865年),字祖庚,翁心存之长子;江苏常熟人。著名清朝大臣。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进士,授了翰林院编修,曾任贵州学政,詹事府任少詹事。

公元1853年之后被派往扬州,在騏善军中供职。不久,他从太平军手中收复江苏、安徽两省的一些城市,因而立功扬名,1858年授安徽巡抚,驻节泰州。

公元1860年,他和地方乡绅与悍将苗沛霖发生争执,苗沛霖领兵包围寿州。此事平息之后,翁同书被召至北京(公元1861年),曾国藩参劾他处置不善,下狱候斩。第二年,翁同书减罪流放伊犁。

公元1864年,翁同书奉命服军役,赴陕西围剿回民起义军,第二年获胜,得赏四品衔。

公元1865年12月14日,翁同书因患痢疾病逝,谥号“文勤”,公元1866年初追复生前官爵。



翁同爵:(公元1814~1877年),字玉甫,翁心存之次子;江苏常熟人。著名清朝大臣。

以父荫授官。在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任上去世,著有《皇朝兵制考略》。



翁方纲:(公元1733~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人(今北京)。著名清朝诗人。

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进士,曾主持江西、湖北、江南、顺天乡试,又曾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官至内阁学士。

他精于考据、金石、书法之学,又是清代肌理说诗论的倡始人。

翁方纲论诗的著作有《石洲诗话》,但他的基本见解则见于专篇论文中。他的肌理说,实际上是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为复古主义诗论重振旗鼓,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他倡言“肌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儒学经籍为基础的“义理”和学问,一是词章的“文理”。这是当时统治者提倡经学和考据学在文学上的反映。

在诗法上,翁方纲主张求儒复古。他的复古不是尊唐,而是崇宋,特别推崇江西诗派的黄庭坚,强调诗歌的考证作用和史学价值,把诗与经术、史料混为一谈,模糊了文学的特征。

翁方纲作诗共两千八百余首。其中一类是学问诗,把经史、金石的考据勘研写进诗中,写来佶屈鑨聱牙,毫无诗味,另一类记述作者的生活行踪、世态见闻,或写山水景物,大半缺乏生活气息和真情实感。

著有《复初斋文集》三十五卷,集外文四卷,《复初斋诗集》四十二卷等。



翁增源:(生卒年待考),字仲渊,翁同书的长子;江苏常熟人。著名清朝大臣。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中状元,登进士榜首,因而得授翰林院修撰。从翁心存至翁斌孙,翁门四代入翰林,其中翁同龢、翁曾源二人得中状元。

翁增源初点新科状元之时,他奉旨宣召入宫。慈禧一见这位新科状元仪表优美,举止端庄大度而又不失文雅,谈吐更是滔滔不绝。慈禧十分高兴,她询问了翁增源的家学与治国方略,并询问了同治皇上的师傅翁心存的身体状况,翁增源都侃侃而答。

突然,慈禧话题一转,说李商隐曾有诗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但此句并不甚妥,若改为“灵犀一点有心通”,可能更胜原句之意,只是上句思考再三而改不成对。人说新科状元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便要翁增源给她对出上句。哪知翁增源听罢,浑身打颤,冷汗直流,无言以对。

慈禧见状哈哈大笑,这才让翁增源好好回去思考,何时想出对句,立即入宫答对。

哪知翁增源第二天就上一份奏折称病辞官,归还江苏老家去了。慈禧再三挽留终也无济,只得准奏,虽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但慈禧偶而还想起这件半开玩笑的小事。



翁斌孙:(生卒年待考),字弢甫,号人豪。著名清朝大臣。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



翁方纲:(公元1733~1818年),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大兴县人(今北京大兴)。著名清朝书法家、金石家。

翁方纲进士出身,官至内阁学士。精金石考据之学,亦擅长词章、书法。曾任鸿胪寺卿,参预了“千叟宴”。

翁方纲长于考证金石,富藏书。对书画、金石、谱录、诗词等艺,靡不精审,其书法尤名震一时。书学欧、虞,谨守法度。尤善隶书,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并称:“翁、刘、梁、王”。亦有以其与刘墉、成亲王永瑆、铁保齐名,称“翁刘成铁”。马宗霍《霋岳楼笔谈》称“覃溪以谨守法度,颇为论者所讥;然其小真书工整厚实,大似唐人写经,其朴静之境,亦非石庵所能到也。”

其《苏轼论书跋语轴》纸本墨迹,行书,凡五行,每行字数不一,共一百零八字。纵130.5厘米,横30.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翁方纲学识广博,对颜书、欧书和唐人写经、汉隶都下过很大的功夫。

翁方纲的书法讲究无一笔无出处,而自己的东西却很少。此行书轴是典型的传统帖学风格。连贯柔和,不急不躁,循规蹈矩,使这幅作品很有特色,不失大家风范。作品中温润丰厚浓墨与纤细的游丝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运笔用墨过程中,由浓渐淡、由粗渐细的过渡缓冲。因此,浓淡、粗细、行止极有节奏感。整幅作品用笔以圆润轻柔为主,没有丝毫方刚急躁的火气,从柔润流畅的笔意中,可推想作者书写时灵活的用腕。

综观翁方纲的作品,运笔沉酣,墨色浓厚,笔划丰满,筋劲骨健,妙得神韵,是他的精品之一。

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庙堂碑唐本存字》、《苏斋题跋》、《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文集、诗集》、《石洲诗话》等。



翁运栋:(生卒年待考),著名清朝孝子。

进士,因为父亲去广东后失踪,他找遍千山万水,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尸体,将其运回家安葬,被认为是大孝子。



翁广平:(公元1760~1842年),字海琛,号海村,又号莺脰渔翁;江苏吴江平望镇人。著名清朝学者、书画家。

七岁即通四声,却困于童子试,四十七岁始补府学生。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举孝廉方正。

翁广平博学嗜古,工诗文,擅书画。曾得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国史《吾妻镜》一书,又搜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国史数十种,对《吾妻镜》加以补充、订正,撰世系表十卷,地理、风土、食货、职官、艺文、兵事二十卷,名《吾妻镜补》。

他还著有《听莺居文钞》、《平望志》等。



翁方纲:(公元1733~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顺天大兴人(今北京大兴)。著名清朝书法家。

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长于考证金石,富藏书,金石家鉴赏一派,方纲实开其先。间作印章,姿趣入古。

翁方纲的书法初学颜真卿,继学欧阳询,隶法史晨、韩勑诸碑。生平双钩摹勒旧帖数十本,北方求书碑版者毕归之。垂老康强,目力尤胜。六、七十岁时犹能于灯下作细书阅蝇头字,不用眼镜。

每岁元旦,必用西瓜子仁书四楷字,五十后曰“万寿无疆”,六十后曰“天子万年”,至七十后犹能写“天下太平”。又能于一粒胡麻上作“一片冰心在玉壶”七字,可谓异禀。

乾、嘉之间,都下言书皆推翁、刘墉(字崇如,号石庵)两家,戈仙舟(源)学士尝质石庵书诣于覃溪,覃溪曰:“问汝师那一笔是古人?”学士以告石庵,石庵曰:“我自成我书耳,问汝岳翁那一笔是自己?”

著有《两汉金石记》、《复初堂集》。卒年八十六岁。



翁大年:(公元1760~1842年),初名鸿,字叔钧,又字叔均,号陶斋;江苏吴江人。著名清朝金石学家、书法家、篆刻家、考古学家。

翁大年精考证,篆刻取法秦汉,结体工致妥贴。侧款作小楷,颇有韵致。

著有《古官印志》八卷、《古兵符考》八卷、《泥封考》二卷、《陶斋金石考》二卷、《瞿氏印考辨证》一卷、《旧馆坛碑考》二卷、《陶斋印谱》二卷。



翁同龢:(公元1830~1904年),字声甫,号叔平,晚年改号松禅,翁心存之幼子;祖籍江苏常熟,出生于北京。著名清朝大臣。

翁同龢出生于北京城内石驸马街罗圈胡同。翁家世居苏州府常熟县(今江苏常熟)。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字二铭,号邃重,清道光年间进士。翁同龢曾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充任上书房总师傅,授读恭亲王、谆郡王、惠郡王、锺郡王。晚年曾任同治皇帝师傅,是清朝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

翁同龢的母亲许氏,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自幼通《诗》、《易》,晓五经,尤好读史书。许氏婚后,由于翁心存长期在京为官,不常回家,全部家务就由她一人操办。翁同龢有兄姊四人,长兄翁同书,字祖庚,号药房,道光进士,官至安徽巡抚。次兄翁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两位兄长学问上都有一定功底,翁同龢深受影响。两位姐姐也都聪明过人,大姊翁寿珠尤其聪明,诗书过目成诵不忘。翁同龢是兄姊中最小的一个,备受兄妹疼爱。翁同龢四岁以前,父亲曾先后出任四川、江西等省学政,全家跟随,生活不太安定。其间,母亲和大姊教他阅读了《三字经》、《千家诗》,背诵了几十首唐诗宋词及近人吴梅村的诗,开始了启蒙教育。六岁那年,父亲回京任职,翁同龢遂入私塾就读。在私塾的前两年,他的功课早晚由大姊辅导,他的《四书》、《五经》和《毛诗》都是大姊亲自教授的。

翁同龢八岁时,父亲辞官回乡,供养老母,他也随之回到了家乡。在故乡,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乡居十多年,翁同龢利用其家有大量藏书的优越条件,牢记魏人董遇的“为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的名言,终日埋头读书。清明时节,春暖花开,不少人家子弟披红戴绿、踏青外游,可他除随父兄扫墓外,曾不出书房一步。夏日,气温上升,挥汗如雨,他仍手不释卷;蚊虫四集,他便在案下置一空瓮,将两脚放进去,读书不止。严冬,则手持铜炉,吟诵不辍。他先后阅读和浏览了先秦诸子、唐宋八大家等人的著作不下百余种,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翁同龢九岁那年,参加童子试,一举考进了由其父担任主讲的县游文书院。在这里,他常与同学聚集在一起切磋学问。翁同龢好谈历代典章制度,尤好谈《周礼》,认为周公、孔子所讲的道理在当今也可以行得通,士大夫立志当以周公、孔子为榜样。他的议论,常常遭到同学的非议,翁同龢坚持己见,常与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翁同龢还同常熟、昭文(清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分常熟县置,1912年并入常熟)两地的书法家交往,与他们结交为友。研摩碑帖,从而为他后来书法自成一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刻苦,再加上家庭的影响,翁同龢在乡里渐渐有了名气,正如他自己所言:“少壮才名第一流。”

乡居期间,在父兄指导下,翁同龢开始习作八股文,准备走读书做官的道路。正当他在仕途的道路上举步之时,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农历5月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农历6月,英国侵略军从广东沿海北上,进犯长江门户吴淞口要塞,江南震惊,百姓纷纷举家迁避。翁同龢一家避居苏州(今江苏苏州)。在苏州,翁同龢游览了宋朝大政治家范仲淹的旧居"端园"和祠庙白云寺,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铭刻在心。三个月后,全家回到常熟,过了不到一年的平静生活。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农历5月,英国侵略军侵入长江,沿江守军溃散,百姓四散逃命。翁同龢全家再次逃难,避居常熟南乡钓渚渡卫家滨。钓渚渡离明末抗清英雄瞿式相故居不远,距顾炎武当年隐居的唐市语廉泾也只有数里之遥。在钓渚渡,父亲又一次给他讲述了瞿式相和顾炎武英勇抗清的故事,使他的爱国思想进一步萌发。

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农历7月,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农历8月,英军退出长江,翁同龢全家回到常熟城里。日子刚刚安定,不幸之事又接踵而至。一年之内,合家三丧,先是大姊因难产而亡,接着是二嫂杨氏病卒,不久则是年老的祖母病故。大姊去世时,翁同龢正在苏州府参加府试,恶耗传来,遂弃笔离开考场,回家治丧。大姊的去世,给翁同青以沉重打击,曾一度卧床多日,性格从此变得抑郁寡言,但在学业上仍不懈怠。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翁同龢考中博士弟子生。次年,翁同龢又参加府试,补上了诸生。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春,翁心龢奉召回京任职,翁同龢陪同双亲一同进京。是年,正赶上礼部举行贡试和拨贡试,翁同龢遂参加了这两次考试,均考取第一名,被封为七品京官,在刑部供事。对此,翁同龢并不满足,而是继续努力,供职之余,他把精力全部用于研读经史、练习楷书和作八股文上。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即他二十二岁那年考中举人。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即他二十六岁那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参加廷试,一举考中一甲一名。

翁同龢中状元后,被授为修撰,在翰林院供职,参加庶吉士学习。

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农历6月,正在参加庶吉士学习的翁同街被咸丰皇帝破格任命为副考官,奉命典试陕西,正考官则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荫。这对翁同龢来说,是一种殊荣。可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热情,因不久前他的爱妻汤孟淑不幸病逝,此时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圣命不可违,且按规定考官必须准时到达考点,容不得半点推延。农历7月底,翁同龢极力克制自己,打点行装,辞别亲友,同潘祖荫一同踏上了西去陕西的旅途。

翁、潘二人由直隶出发,取道山西,经近一个月的车马劳顿,到达陕西省城西安。农历8月中旬考试开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个考场,要求极为严格。由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翁同龢主考的当天就病倒了,寒热发作,彻夜难眠。但他为报皇恩,强忍病痛,坚持支撑着批阅荐卷,直到三场试作阅毕。

发榜时有人告发,获第三名的考生张批绩所答试卷为抄袭他人之文。翁、潘二人同监临核准后奏请,将张批绩除名。对张批绩之所为,翁同龢极为愤慨,本想严加训斥,后得知张批绩已六十岁有余,大自己两旬还多,只好作罢。事后,翁同龢曾大发感慨,认为八股取士有其不足之处,同时对名落孙山者寄予一定的同情。

农历8月底,陕西典试结束,即将回任的考官们欣赏翁同龢的书法,纷纷请他题字留念。此时虽翁同龢病体尚未痊愈,但他不负众望,挥毫泼墨,来者不拒,一写就是几日,致使病情加重,经多方调养,直到农历9月底方能下床走步。正值此时,一道圣旨飞传西安,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学政,视察陕西全省各府、县考试童生及生员事宜。

农历10月初,翁同龢带病上任,足迹遍布八百里川,经过两个多月的劳累,至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农历12月视学完毕。鉴于病魔缠身,他便上书奏请开缺。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农历1月,皇上恩准翁同龢开缺,返京调养。农历2月,翁同龢从陕西起程回京。农历3月底,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的第三年即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翁同龢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这以后,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屡次充任考官,所以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为清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农历10月14日,“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太后谕令翁同龢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实录馆协修徐桐负责教育年仅十岁的清同治小皇帝。充任帝师,这是朝廷对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赖,翁同龢非常高兴,向两太后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辅导皇上,报答皇恩。

农历10月17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进宫授读。天刚刚廉亮,翁同龢就来到弘德殿候驾,倭仁、徐桐也随后来到。待同治帝驾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礼,清同治小皇帝喊了一声“师傅”,随后君臣趋步进入书房。同治帝坐两面东,师傅们坐东面西,一天的授读正式开始。

这一天首先授读的是倭仁和徐桐,讲授的是《尚书》和《孟子》的有关章节。膳后,翁同龢接着讲授,他讲的是《帝鉴图说》。此书内容更深,但图文并茂。翁同龢针对清同治小皇帝年幼的特点,深入浅出,使清同治小皇帝听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学问,翁同龢第一次授读成功。翁同龢讲完《帝鉴图说》后,又给清同治小皇帝讲授了《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并指导同治帝学诗作论。

翁同龢深知自己所教的学生并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代天子,典学成否,直接关系到清朝的兴亡,非同小可,因此他授读格外认真。每天寅时(4:00)入值,申时(17:00)回家,一年四季,除生病外,几乎日日如此,有时甚至带病进讲。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查找一本书,跑遍北京大小书铺。为使皇帝能学会作诗,他专门编辑了《唐诗选读》,亲自抄呈,交同治帝带回宫中阅读。同治帝阅读古文有困难,他便将常用文言虚词集录成册,附上例文注释,供清同治小皇帝阅读。因笔不合手,清同治小皇帝书法不佳,翁同龢亲自到笔店买了两支上等笔送给清同治小皇帝。在教育方法上,他也极为讲究。当他看到皇帝精神疲倦时,就停止授课,让皇帝到庭中散步,借以解除疲劳;当清同治小皇帝表示作论太难、提议不妨先由师傅作几段时,翁同龢便如此照办。翁同龢不但在授读上下功夫,而且对妨碍清同治小皇帝学习的一切作法,那怕是太后所为,他也敢直言劝阻。所以,翁同龢的讲授,深得清同治小皇帝和太后的好评,称赞他“讲授有方”、“入值甚勤”。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的有关章节。对翁同龢来讲,给垂帘听政、掌握实权的两官皇太后进讲比给年幼无知的清同治小皇帝进讲更为荣耀,但一旦出错,不但贻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职为民,身败名裂。因此,在第一次给两宫皇太后进讲的前夜,他将要进讲的内容温习再三,几乎一夜没睡。他第一次进讲的题目是《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在进讲中,翁同龢反复阐述了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讲得不仅仪节规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语言流利、剖析精当,两宫皇太后及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到满意。此后,他还给两宫皇太后进讲了关于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十五个专题。在进讲这些专题时,他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并借两太后的提问,根据个人所见所闻,如实陈述,大胆批评当朝弊政,并相应提出改正意见,其中许多意见后来被采纳。他如此敢于直言进谏,这在当朝上大夫中是极少见的。

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正当翁同龢为进讲再作努力之时,其母许氏病逝,翁同龢上奏获准回籍治丧,离开弘德殿上书房,直到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治丧期满才回京复职,再次入值弘德殿,担任同治帝师傅,直到同治十三年农历12月,清同治皇帝病逝。

翁同龢入值弘德殷期间,由于他聪明能干、备受皇帝和太后信赖,所以屡受殊荣。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他奉旨阅看文宗实录,按例只有亲王、大学士才有资格阅看前朝皇帝实录。在仕途上,由誉事府右中允特接侍讲,再擢为国子监祭酒,进而提为太仆寺正卿、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后,推恩赏给他一品顶戴,真可谓一帆风顺,步步登高。

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农历8月,翁同龢奉旨暂行代理刑部右侍郎,直到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初始任毓庆宫行走,担任清光绪帝师傅,任职仅有四个月。时间虽短,但翁同龢却在有限的时间里力主按律办案,作了大量工作。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平了反。

这一奇案是这样的:杭州府余杭县(今属浙江)城厢镇一豆腐店伙计葛品连,在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春娶毕秀英为妻。毕氏天生貌美,又喜穿绿色衣服,系白色围裙,人送绰号“小白菜”。葛、毕二人婚后,租借了新科举人杨乃武的一间房子,毗邻而居。时杨乃武丧妻不久,两家来往频繁,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曾单独来往过,但并无伤风败俗之事。葛品连突然于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初冬暴病而亡,葛母怀疑可能是儿媳小白菜与杨乃武串通谋杀亲夫,送上告余杭知县,鸣冤请验。

余杭知县刘锡彤接状后,送带领三班衙役开棺验尸,判定葛品连是中毒而亡。于是,刘锡彤下令拘捕严审小白菜,小白菜供认实不知情,刘锡彤便下令施用酷刑,小白菜仍供实不知情。刘锡彤之子刘海升,游手好闲,曾诱奸过小白菜;县衙役何春芳也曾企图强奸葛毕氏,未遂。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恐小白菜口供将二人牵连进去,遂恐吓小白菜:只要她供认是与杨乃武通谋杀丈夫,可免除死罪,否则罪加一等。小白菜受刑不过,只好按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指定的去说,承认葛品连是自己与杨乃武合谋毒死的。刘锡彤下令拘捕杨乃武到堂,杨乃武则坚不承认。刘锡彤为包庇其子,便将不实之验尸记录及审讯记录上报杭州府,请求“二审”。杭州知府陈鲁不去核实,仅据刘锡彤提供的材料,对杨乃武严刑拷打,杨乃武不堪受皮肉之苦,只好含屈成招。府又报省,并拟定处死小白菜、杨乃武。

浙江巡抚杨昌睿曾亲自审讯,小白菜、杨乃武料难翻案,屈供如前。杨昌睿曾派衙役去余杭县调查,但由于所派衙役受刘锡彤重贿没有深究,杨昌睿听信虚言,仍照杭州府所拟罪名上报刑部。在此时,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一篇亲笔辩供,揭发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刘海升和县衙役何春芳对小白菜所行不轨之事,并设法将亲笔辩供送给他的姐姐叶杨氏。叶杨氏遂同杨乃武之后妻杨詹氏身背“黄榜”(冤单)进京呈控。叶杨氏、杨詹氏二人进京后受尽艰难,刑部受理,认为此案有疑,廷旨交浙江巡抚亲自复查。复查中,杨乃武、小白菜双双翻供,浙江巡抚感到此案棘手,此案于是被搁置下来。直到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由于杨詹氏、叶杨氏几度进京四处鸣冤,吏科给事中王书瑞上书提出异议,浙江籍京官联名上奏请再行审问,西太后慈禧才下令刑部尽速复审。此时,刑部六堂官中,由于种种原因,主事的只有翁同龢一人。翁同龢接旨后,详细阅读了有关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有关材料,发现了许多疑点,遂奏准暂不入奏。
为彻底查清案子的来龙去脉,翁同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先后走访了熟于案律的同行同僚、在京的浙江籍官员许多人,与他们共同探讨此案,征询他们对此案的意见。经过调查,翁同龢越发坚定了自己对此案有疑的看法,表示案情一日不明,决不草率定案。后唯恐自己判断有误,又进一步调查核实,并上奏西太后慈禧。西太后采纳了翁同龢的意见,下令将所有人犯、证人押解刑部审讯,对葛品连再次开棺验尸。结果,人证、物证证明葛品连并非中毒而亡,而是暴病而死,小白菜、杨乃武并无串通害人之举,二人无罪获释,案情大白于天下。

案情既然大白,翁同龢便同其同僚数人陈奏西太后慈禧应按律惩治此案中行为越律者。为收买人心,以示清明,西太后慈禧采纳了翁同龢等人的意见,将浙江巡抚杨昌睿以下一百多名官吏革职、充军。至此长达三年之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得以了解。

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农历1月,翁同龢被任命为刑部尚书,直至此年农历5月。此次在刑部任上,翁同龢对刑部进行了整顿,撤换了部分不称职的官吏;对含糊不明易被偷梁换柱的律例规定,作了明确的界定;亲自查看大案、疑案的案情材料,坚持依法办案,按律治罪。翁同龢两度出任刑曹,前后在任时间相加不过十个月,时间虽短,但由于他能按律理狱办案,所以在任期间备受西太后慈禧和王公大臣们的赞赏。

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农历12月1日,两宫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担任毓庆宫行走,充任刚刚即位、年仅四岁的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接旨后,喜忧并举。喜的是两宫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为帝师。忧的是要将一个年仅仅四岁的孩童塑造成一代圣主,责任重大。他考虑再三,一再推辞,但终未获准,且西太后慈禧温谕再三,要他“尽心竭力,济此艰难”,翁同龢只好勉力从之。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农历3月21日,是翁同龢向清光绪帝进讲的第一天。翁同龢首先教清光绪帝写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个字。接着,又教清光绪帝朗诵了“帝”、“德”二字。最后,进讲了《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从这一天起,直至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农历1月毓庆宫书房被撤,翁同龢担任清光绪帝的师傅达二十多年之久。二十多年中,翁同龢尽心尽力,循循善诱清光绪皇帝,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翁同龢授读的前两年,主要是教清光绪帝认字、读生书、背熟书。翁同龢规定生书每天读二十遍,熟书每天读五十遍。当时课文虽短,但由于清光绪帝年幼不谙世事,且体弱多病,常常读到一半就不再读了。师傅催促,权作耳旁之风。每每见此情景,翁同龢便心急如焚,有时不免和风细雨申斥几句,清光绪帝则嚎陶大哭,索性多日不开口读书。翁同龢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慢慢左劝右劝,但这个清光绪小皇帝软硬不吃,翁同龢只好面奏两宫皇太后,西太后听后极为不满,决定用不准多吃食物来严加惩罚。翁同龢则于心不忍,又生一计,何不去求助于清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環。奕環来到书房,先是厉声训斥,接着良言相劝。对父亲的一威一震,清光绪小皇帝多少有所顾忌,但久而久之此法也失去了效力。

翁同龢认为长此以往总不是个办法,遂与其他师傅商定,相对减少读书遍数,每读完一遍由师傅当着清光绪帝的面记下,读完为止。采用此法后,清光绪帝好了一阵,但时间一长,旧病复发,且与师傅们辩论,认为读书不在遍数多少,应以是否熟练为标准。但对于"熟练"的标准,师生认识不一,彼此争论不休。师傅们一计不成又使一计,规定:如清光绪帝不读完规定的遍数,便请他在位子上久坐不准动。可一个四、五岁的孩童哪能坐得住,为此清光绪帝常常大哭不休。翁同龢本不同意此计,见清光绪如此闹腾,便宣布取消,事情才归平息。

清光绪二~四年(公元1876~1878)毓庆宫书房是半天上课,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长,自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改为全天上课,要读的书越来越多,本来畏惧的清光绪帝越来越畏难。翁同龢见清光绪帝年已渐大,不督促他读好书会贻误清光绪帝终生,祸及整个大清王朝,便与其他师傅商定采用罚读法,少读一遍罚加两遍。此法采用之初,清光绪帝以闭口不读相对抗,接着便大声哭叫,对此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全然不顾,并将清光绪帝所作所为记录下来,上奏西太后。有一次,清光绪帝一怒之下离开书房,罢学回宫而去。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不得不上奏,求助于西太后慈禧。后经西太后慈禧良言相劝,再加上师傅们承认自己的行为偏激,清光绪帝才答应回书房。这样,一场轰动皇宫的里学风波才归平息。

经过清光绪帝罢学这场风波,翁同龢和师傅们得出教训,认为罚读法也并非一个劝学的好办法。于是,经翁同龢提议,师傅们决定改用表扬法,每读完一遍表扬一番,从正面进行教育。表扬法采用后,清光绪帝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学习的积极性大增,一改往日不良学风,学业不断长进。

翁同龢不但在学业上是清光绪帝的良师,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光绪帝的益友。清光绪帝从小体弱多病,胆子小,每逢雨天电闪雷鸣之时特别害怕。每当此时,翁同龢总是将清光绪帝抱在怀中,安慰他不必惧怕;清光绪帝从小离开父母进宫,由太监服侍,太监们知道皇帝乃一孩童,常常敲诈,当得不到满足时,便怠慢清光绪帝。翁同龢得知后,有时当面训斥不规太监,有时上奏两太后责罚。为此,清光绪帝视翁同龢为知己,有什么喜悦都愿意与翁同龢述谈。

年复一年,至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清光绪帝已是十一岁的少年,开始明事知礼。此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已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深入,中国面临着危机。因此,翁同龢决定加强对清光绪帝的教育,在保留《四书》、《五经》等二十多门有关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又增设了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

翁同龢在给光绪帝讲授新增设的课程时,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积极引导光绪帝思考现实问题,从而将毓庆宫书房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光绪帝听了这些新增设的课程后,感到受益非浅。这对他在政治上成熟较早,特别是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翁同龢除在学业上教授光绪帝外,还注意对光绪帝加强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翁同龢第一次给清光绪帝进讲时,就给清光绪帝讲授了“帝德如天”的道理。在以后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授读过程中,翁同龢时常规劝清光绪帝在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应庄重大方,不要迂腐。

经翁同龢等人精心教诲,清光绪帝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懂事,立志要作一位象康熙大帝那样的一代圣主,因此读书非常勤奋,每天黎明前就进书房读书,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如此。每到春节放假时,他仍坚持到书房读书。为满足自己的学习欲望,他常常向师傅们索取新书,所读书的范围越来越大,在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亲政前总共读了八、九十种书。这些知识为他亲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光绪皇帝亲政,翁同龢同往常一样仍到毓庆宫书房给清光绪帝授课。为满足清光绪帝对西学的探求,他还继续不断向清光绪帝呈送有关西学的著作,并且常在书房同光绪帝讨论时政。这一切引起了西太后慈禧和帝党官僚的疑忌。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农历1月,西太后慈禧下令裁撤清光绪帝的毓庆宫书房。至此,翁同龢结束了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毓庆宫教授生涯。

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农历10月,廷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军机大臣。翁同龢此次出任军机大臣,主要参与了两项重大政治活动。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非法军费报销一事,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携巨款赴京打通关节。崔、潘二人进京后在军机处、户部四处活动,最后以向军机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户部经办司员、书吏行贿八万两白银为条件,了结此项报销。

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农历6月,此案被告发,西太后命刑部审理。刑部最后查明五万两百银的用处,另外三万两贿赂了王景二人。不久,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上奏弹劾王、景二人贪赃枉法。西太后命淳亲王和翁同龢传问洪良品。结果查明洪良品所言只是捕风捉影,无证人证据。西太后遂命谆亲王、翁同龢传讯崔、潘到案,与周瑞清、户部承办司员、书吏等当面对质。王、景二人见劣迹败露,遂上奏获准辞职。但此案还未最后判决,西太后令彻底查清。

翁同龢等在进一步清查中,发现所谓王、景二人受贿的三万两白银没动仍存在钱庄,另外五万两白银大多列为“别敬”、“赠敬”、“节礼”等项,涉及到许多官员。淳亲王力主严追,翁同龢则认为,穷追不舍,涉及官员之多,恐难结案;京官俸银微薄,下官赠与,向有此例,不能视为受贿。为此翁同龢和淳亲王产生分歧,案子一搁就是三个月。

三个月过去了,西太后令翁同龢迅速结案,翁同龢遂作了进一步调查;认为王、景二人虽有受贿之意,但无受贿之举,按律应从轻处罚;其余五万两,大多属馈赠,不便查出。对此,淳亲王仍持反对态度。翁同龢便心平气和地向淳亲王反复陈述“法不阿贵”,“贵为同法”的道理,表明断案应按律从事。后淳亲王表示同意按翁同龢之意上奏,西太后则于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农历8月,分别处分了案中人犯。至此,长达三年之久的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结束。

翁同龢首任军机大臣参与的第二件事就是直接参与决策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事宜。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政府基本控制了越南后,开始向中国侵略。翁同龢力主抗法,反对李鸿章妥协退让的政策,支持入越作战的刘永福的黑旗军。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一味妥协退让,致使法国侵略者于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农历2月将战火燃到镇南关一带,中越边境危机,西太后为此于农历4月撤换了军机处的全套班子,翁同龢也没有幸免,遭革职留任处分,退出军机处。

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农历11月29日,廷命翁同龢出任户部尚书。翁同龢接旨后极为恐慌,因翁同龢深知此时清朝危机四伏,财政拮据,出任户部尚书,负责一切大小开支,是一件相当棘手的差使,而自己又是外行,轻则为人指责,重则革职丢官。但又一想自己在中法战争中的革职留任处分刚刚撤消,不便推就,只好强硬着头皮勉强走马上任。

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农历8月23日,黄河决口,西太后令户部拨款二百万两白银赈济。翁同龢受命后为之一惊,此时国库空虚,哪来二百万两白银赈灾修河?遂召户部诸官连日商讨筹款事宜,最后大多赞同广开捐例筹款。所谓广开捐例,就是大肆卖官鬻爵。翁同龢认为广开捐例,会造就一大批贪官污吏,害国害民,所以极力反对广开捐例筹款。后因西太后同意此法,翁同龢只好遵命领旨,尽心办理,但至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底才收到捐银八十万两,远远不足以用来修河赈济。不久,内务府对清光绪帝大婚典礼筹备处又要求户部再投一百万两。翁同龢穷于应付,不得不举借外债,从此清政府开始靠借债苟延残喘。

同年,发生了李鸿章私自与美商合伙筹开华美银行的事件。李鸿章为筹措巨款,举办海军,修筑铁路,建造颐和园,取悦于西太后,派人频繁与美商联络开办了此银行,其中美商出资居多,实为美商节制。

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农历7月,翁同龢得知后,极为震惊,认为银行乃国家的大政,银行被洋人节制严重损害了国家的主权。遂力陈西太后万不能批准。农历9月,翁同龢又策动八十多名御史上奏,弹劾李鸿章开办华美银行是欺君卖国。此外,翁同龢利用醇亲王奕環与李鸿章争权夺利的矛盾,多次游说淳亲王,要奕環出面向西太后陈奏,阻止李鸿章的行动。

李鸿章开办华美银行的计划公开后,引起英、美等国的反对,因为华美银行一旦开业,则会影响他们的在华利益。鉴于国内外的反对,西太后遂降旨李鸿章停止筹开华美银行的一切活动。为此,翁同龢与李鸿章产生了矛盾。

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农历7月,西太后准奏李鸿章修津通(天津至通县)铁路。顽固派食古不化,盲目排外,纷纷上奏表示反对。翁同龢也反对,但他与顽固派不同,他认为中国应有铁路,只是目前国家财力不足,且列强虎视,主张缓筑。遂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农历12月上奏西太后,请求暂缓修筑津通铁路。后又经其他大臣上奏力劝,西太后谕令罢修津通铁路。为此,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自此以后,李鸿章在政治上进一步依附于以西太后为主的后党官僚,翁同龢则靠近开始亲政的清光绪帝。帝、后二党在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期间,随着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矛盾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形成。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农历6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翁同龢奉清光绪帝之命经常出入军机处,参与商讨解决中日关于朝鲜问题争端的办法。

对于日寇出兵朝鲜,并且多次响应朝鲜政府之邀进驻朝鲜的清军挑衅之事,翁同龢主张迎头痛击,派援军入朝准备战斗。但具体负责军事指挥的李鸿章不以为然,幻想沙俄、英国出面调停,一再延误战机。农历7月1日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清政府被迫宣战,甲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一味求和,消极抵抗,清军屡战屡败,致使日寇于农历8月中旬占领朝鲜全境,并开始向中国的东北进攻。清光绪帝途命翁同龢、李鸿藻为军机大臣和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翁同龢再次出任军机大臣,主战热情倍增,他曾多次上奏光绪,主张积极与外商联系购买新式军舰,多方筹措军费,加强辽东半岛的防务。翁同龢的主张大多得到光绪帝的赞同,并付诸实施,对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日寇进入中国后,翁同龢力主抵抗,但清军腐朽,一败再败,西太后害怕了,准备屈膝求和。翁同龢陈奏清光绪帝,若一味观望求和,而不全力抵抗,国势将不堪设想。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农历1月下旬,日军占领威海卫,京师危急,清政府决定不惜割地赔款向日军无条件投降,并决定派李鸿章赴日谈判。翁同龢叮嘱李鸿章,要他在谈判中坚持再坚持,千万不能割让台湾。农历3月9日,当翁同龢看到《马关条约》的内容后,当场头晕目眩、声泪俱下。在御前会议上,他泣诉不能割台湾给日本,恐怕从此失去民心。此后,一连数日,为反对割台,翁同龢与主和派面折廷争,并劝光绪帝迁都再战,争取拒签和约,拒割台湾。农历3月22日,李鸿章派人将和约稿本送到光绪帝手中,逼迫清光绪帝盖印。翁同龢力请暂缓数日。来人坚持不可,并恐吓翁同龢:"若延误了和议,激成事变,贻误邦国,不知你能担当得起否?"翁同龢反驳道:"强迫皇上用印,苟且求和,才是误国的罪人!"来人仍不肯罢休,指责道:“师傅纵不念国家安危,也该为自家性命想一想!”翁同龢大声喝斥:“谁无妻孥身家性命?只是今日之事,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将台湾割给日本,东南半壁,从此不得安宁。”正当此时,西太后下令批准和约,翁同龢气得浑身发抖,硬咽说不出话来,沉浸于悲痛之中。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翁同龢几次寻找机会收回台湾,但由于清政府腐朽无能,翁同龢的努力最终归失败,为此他抱恨不已。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农历2月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在中国获得了大量权益,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原有均势,各帝国主义列强遂相效仿,在中国掀起了瓜分势力的狂潮。农历6月,翁同龢奉命出任总理衙门大臣。

翁同龢出任总理衙门期间,主要参与了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的交涉。在这些交涉中,他为挽回权益努力再三,这在中德交涉中表现最为突出。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农历10月,德国借口两传教士在曹州府巨野县(今山东曹州)被杀,武力占领了胶州湾,并向清政府提出定罪、缉凶、修筑铁路、租借胶州湾等六项要求。清光绪帝遂命翁同龢同张荫桓代表清政府负责对德交涉。农历10月26日,翁同龢、张荫桓前往德使馆,向德驻华公使海靖提出抗议,抗议德军武力占领胶州湾,要求德国先撤兵,然后中德再进行谈判。遭海靖蛮横拒绝。翁同龢遂于农历11月9日向海靖建议:一面撤兵,一面谈判。海靖不但不予接受,且在原六项要求之外,又加上了要求惩办山东巡抚李秉衡一条。翌日,翁同龢偕张荫桓向海靖表示:中国可在南方将一面租于德国,但胶州湾绝不能租借。海靖表示:中国若不租胶州湾,决不撤兵,定向中国开战。

德国的恐吓,使清政府惊慌不已,派李鸿章与沙俄联系,由俄国出面代索胶州湾,沙俄马上应允。翁同龢认为沙俄此举另有所图。为阻止沙俄行动,翁同龢同张荫桓急电沙俄政府,请沙俄不要派兵来华。但为时已晚,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8年)农历12月,俄乘机派军进占旅大。不久,英国也派军进占烟台、大连。为此,清政府更加恐慌,准备将胶州湾暂租给德国。翁同龢极不甘心,为打破德国独占山东的局面,提议:将胶州湾一分为二,中德各占一部分;山东境内铁路,中德合办。对翁同龢的提议,海靖不予理睬,且声称若清政府再不答应德国的要求,德国将与清政府断交。

中德交涉迟迟不决,清政府恐慌不安,决定派翁同龢与李鸿章与德国签定《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翁同龢声泪俱下,坚辞不就,但终未获准,最后只得奉旨承命,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农历2月14日同德签定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为此,翁同龢悔恨不已,直到清光绪二十四年开缺回籍后,每当思及此事,还痛心疾首。

翁同龢在总理衙门大臣任上除参与对外交涉外,还参与了清政府的有关“新政”。积极支持民族资本家开矿山、修铁路、办银行,认为举办“新政”是清政府摆脱困境,振兴国力的一条出路。

翁同龢在总理衙门任上时间虽不算长,但他通过参与对外交涉和支持“新政”,深深感到中国要摆脱困境,必须整顿吏治。此时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正在成长壮大,翁同龢密切注视着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农历3月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正在兴起。农历4月初,他们联合在北京应试的一千三百名举人发动“公车上书”提出了废约拒和,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主张,迫切希望得到光绪帝的支持。

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清光绪帝希望得到一种政治力量的支持,通过一番改革改变清政府积弱不振的局面。作为光绪帝师傅的翁同龢积极支持光绪帝的主张,但他深知清光绪帝手无实权,实权控制在西太后手中,而西太后不可能支持光绪帝改革。因此他认为光绪帝要实行改革,必须得到以康有为等人为首的维新派的支持。鉴于此种认识,翁同龢积极赞助维新变法,甘愿充当清光绪帝与维新派联系的桥梁。

农历4月的一天,翁同龢以一品大员的身份,屈驾前往刚刚就任仅有六品官的工部主事康有为的住处,拜访康有为,但因康有为外出没有遇上。康有为得知后,受宠若惊,立即回访。翁同龢热情接待康有为,两人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康有为详述列强纷争,非变法不能立国的道理。翁同龢表示赞同,并向康有为透露了光绪帝无实权的实情。分别之时,康有为送给翁同龢有关变法的两本书。翌日,翁同龢到毓庆宫书房向光绪密报了与康有为会晤的情况,清光绪帝极为高兴。恰巧此时都察院呈送了康有为的奏折,光绪帝看后,连声称好。翁同龢乘机将康有为夸奖了一番。从此,清光绪帝开始注意起康有力等维新派,而翁同龢同维新派的来往日益频繁,关系越来越密切。并且翁同龢时常把维新派送给他的有关变法的书籍呈送光绪帝。翁同龢实际上已成为光绪帝与维新派的桥梁。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农历6月,为宣传维新变法,维新派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后,翁同龢带头入会,并从户部拨给强学会一笔经费。强学会创办《强学报》,发行《中外纪闻》,极力宣传维新变法,一时声势大振,因而遭顽固派的反对,结果被查封。强学会被查封后,应维新派要求,翁同龢又借一个御史奏请开设官书局为名,使强学会变成了京师官书局,继续宣传维新变法。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农历10月,翁同龢令其亲信陈炽起草了十二道变法诏书,准备清光绪帝陆续颁布。西太后得知后,极为气愤,指责翁同龢揽权、狂悖,遂下令裁撤毓庆宫汉书房,将翁同龢逐出毓庆宫。但他并不灰心,继续赞助维新变法。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农历11月,康有为向清光绪帝上奏了一封长达五六千字的奏折,请求光绪帝从速变法。遭顽固派阻挠,上书未能到清光绪帝手中。

康有为上书不达,翁同龢多方面周旋,后清光绪帝命翁同龢等总理衙门大臣代为传活。问话中,康有为详细阐述了自己维新变法的理论,翁同龢表示赞同。翌日早朝,翁同龢向清光绪帝汇报了询问康有为的情况,乘机将康有为夸奖了一番。清光绪帝听后非常满意,且传谕康有为:以后有所陈奏随时呈上;命令总理衙门此后凡康有为的奏折可直接呈送。此后,清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关系日渐密切。在这中间,康有为的奏折大多由翁同龢呈送清光绪帝;而清光绪帝对康有为的询问,也大多都是通过翁同龢而传达。

清光绪二十三年末(公元1897年)沙俄强占旅大,清光绪帝焦急万分。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农历1月2日,清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认为变法乃当务之急。顽固派大臣沉默不语,表示反对。翁同龢则大发感慨,积极支持清光绪帝的变法主张,讥讽顽固派大臣在民族危亡之时麻木不仁。同年农历1月,康有为上书清光绪帝,请求开办制度局。清光绪帝表示赞同,翁同龢随声附和,并力荐康有为主持开办制度局。顽固派则纷纷起来反对,致使翁同龢等力主开设制度局的计划落空。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农历4月23日,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运动正式开始。诏书是翁同龢亲自拟就的,前后曾数易其稿。

维新变法运动正式开始后,顽固派极为恐慌,将矛头指向翁同龢,接二连三地上书弹劾翁同龢,结党乱政,揽权误国;西太后恐变法后影响自己的地位、削弱自己的权力,遂决定罢免翁同龢。农历4月26日即维新变法正式开始后的第四天,翁同龢同往常一样,未待天亮就来到朝房,和其它大臣一静候皇上召见。一会儿,太监传呼诸大臣进宫,着翁同龢勿入。翁同龢听后,不禁心头一怔,凭借他数十年官场经验,他立即预感到某种不测的事情即将降临到自己头上。时过三刻,诸大臣陆续返朝,御前大臣传翁同龢听旨,翁同龢连忙跪地接旨。当他听到最后的“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口籍,以示保全”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颤颤危危地从地上爬起来,拂袖掩面缓缓而去。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农历5月,翁同龢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辞别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京城,回到了故乡常熟。但西太后仍不甘心,农历8月6日戊戌政变后,谕旨严谴翁同龢著即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

翁同龢回到常熟后,先是住在常熟城内翁氏老宅,遭严谴后又搬到常熟虞山鹁鸽峰下造屋居住,过着孤僧般的隐居生活。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农历5月21日,翁同龢因病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清宣统三年,皇帝下昭,恢复他的官职,追谥号为“文恭”。

翁同龢著有《翁文恭公日记》等。



翁独健:(公元1906~1986年),福建福清人。著名现代学者、教育家。

著名的北京大学所在地燕园曾经有一幅流传甚广的对联:“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这幅下联中所说的,便是翁独健。

翁独健于1928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赴美国留学,193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巴黎大学深造。

1939年回国,先后担任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等职务。

翁独健是个瘸腿的人,所以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独健”。这个名字有两重意思,一方面说自己是个只有一条腿的人,跟其他人比起来,有个挺大的缺陷,但是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能用这一条腿,走出一点成绩。

翁独健出身贫困,他的父亲是农村的一个穷牧师。从小父亲的学习就比较好。1928年,在一些亲戚的资助下,翁独健到了北京,当时还叫北平,考上了燕京大学历史系。

当时历史系里授课的名师很多,有陈垣、洪业、邓之诚等人。翁独健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听陈垣先生说,外国人标榜汉学在法国巴黎,日本人不服气,要把它抢到东京去。“汉学研究中心在外国,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我们应该把它抢回北京。”这件事对于翁独健的触动很大。当时外国汉学的研究都侧重元史,所以翁独健就下决心研究元史,不久就写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论文。因为才华出众,翁独健深受当时系主任洪煨莲先生的喜爱。

翁独健和洪煨莲先生的事情,是翁独健经常说起的。对于恩师,翁独健非常感念。翁独健上学的时候,洪煨莲先生很喜欢这个学生,就帮着他联系到国外留学的机会,在联系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告诉过翁独健,直到后来有了结果才告诉翁独健。后来翁独健还曾经和王钟翰先生一起整理洪煨莲先生的传略。

翁独健上学的时候,跟他一个寝室的同学吴世昌,也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他只有一只眼睛能看到东西。他们的同学邓嗣禹当时以他们两个人的情况作了一副对联:“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横批取自《左传》:“盲跛相助”。这副对联当时在燕京流传很广。对联中说到的吴世昌教授,去世后骨灰正好和翁独健的骨灰都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而且在一个灵堂里面。好多老人都觉得他们俩有缘分,活着的时候在一起上学,死了之后还在一块儿。

在那个年代,自由恋爱的人并不是很多,翁独健是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听翁独健的夫人讲,在燕京大学上学的时候,两个人都在历史系读书,但是主攻的方向不一样。翁夫人比翁独健小两岁,是不同届的同学。当时两个人虽然认识,不过并没有好起来。后来妈妈也出国留学,那时候翁独健也在美国,两个人也不在一个学校,一个在波士顿,一个在费城。翁夫人在写论文的时候碰到了问题,想到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们经常说起的翁独健,就写信去请教。后来两个人就好上了。当时也说不上是谁先追求谁,好像是相互吸引。翁夫人家里是没落地主,当年之所以从四川到北京来,是因为当时的军阀要逼她做姨太太,靠了一位传教的老太太的帮助,来到北京,上了燕京大学。后来那个老太太知道翁夫人找了一个“瘸子”,有一次她和翁夫人一起坐车,看到外面一个瘸子在走路,那个老太太就跟翁夫人说:“你看,这样的一个人生活是多么困难!”

可是翁夫人一点都没有犹豫,还是嫁给了翁独健那个瘸子,不但瘸,而且没钱。翁独健在美国读完了博士,又去了法国继续读书。因为结婚,翁夫人就又继续自己的学业,跟着翁独健一起去了法国。

翁独健学成之后,又回到燕京任教,在学生们的眼里,他是个平易近人的老师。1945年,燕京大学刚刚在北平复校,翁独健担任新生的导师。有一次有五、六个学生到家里来,翁独健和翁夫人都很热情地招待他们。后来他们就经常到家里来,好像一家人一样。有一次,一个学生说到翁独健没有一个男孩子…翁独健说:“生女儿好!将来跟着女儿过日子,女婿不是总会听儿子的话吗?如果是儿子,那就得听媳妇的话了。”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一场尴尬就这样被翁独健化解了。

翁独健当时不到四十岁。据他的学生会议,那时候他上课穿西装,领带后片常常比前片长出一段。每次进教室后,总是先走到黑板的那一头,把他的手杖立好。然后回到讲台前,拿开叼在嘴里的烟斗,猛地抬头,另一只手往后一捋他浓黑的头发:“诸位!”这一声喊,便把学生们的注意力都集中起来,之后他便开讲了。他把历史这门学问讲得通俗易懂,很多他当年的学生,还记得他说的“历史是‘七何’之学”:“要弄清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如何?为何?还要问个然则何如?”

1947~1948年之间,翁独健已经和中共地下党有了联系。当时翁独健在书房里,跟一帮学生,把窗帘拉上之后,就开始在里面偷偷地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他们把声音开得很低:陕北新华广播电台,SRRA,频率850千周353公尺…翁独健还曾经是燕京大学中共地下党组织护校指挥部的总指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翁独健被任命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同时担任北京教育局局长,两边兼着。刚解放的时候,大城市的教育局长,都是由一位民主人士来担任。而在燕京大学的校长角色上,翁独健比较能够被老燕京的人们接受。据章诒和回忆,有一次燕京大学开批判会,批判校长陆志韦,陆先生急得要撞墙,被翁独健一把抱住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章诒和总是跑去和翁独健聊天,翁独健也喜欢跟她聊。

在翁独健学术上的黄金时代,因为参加革命比较早,又因为统战需要,去做了行政工作。学术活动不得不中断了。但他自己不这么看。

翁独健早年专攻蒙元史,在蒙元史研究工作中成就突出。他与已故的韩儒林、邵循正两位先生各以开创性成就,把中国蒙元史研究推到新的阶段。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斡脱杂考》、《蒙古时代的法典编纂》、《元典章译语集释》等论著,史料翔实,论述精辟,文字凝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他曾先后受聘为《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文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编委、民族史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分卷主编,国家大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副主任委员,《辞海》民族分册编委,“六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主编等职。他主持校点了近二百七十万字的《元史》,校勘出讹误千余条,使之成为迄今最好的版本。他还组织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拉拖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以及《马可-波罗行记注释》等书的译校工作,并主持修订、撰写《蒙古族简史》,编辑了《全元诗》,成绩卓著,是学术价值极高的著作。

刚解放的时候,翁独健一家人还是住在燕大,一直到1953年,翁独健才搬到城里来,开始完全做教育局的工作。

1986年,翁独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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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的宗祠通用对联 -- 1.宗祠门楣题辞:

六桂联芳:“六桂联芳”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西周,周昭王有个儿子,名叫翁溢,封官于山东青州盐官郡。至六十代轩公,贞观年间,考中甲榜进士,封为闽州刺史,后迁到莆田的竹啸庄,是翁氏入闽始祖。五代后期,翁氏后代乾度公生了六个儿子,为免战乱将六兄弟分为洪、江、翁、方、龚、汪六个姓氏,他们于宋朝初年分别考中正榜进士,荣华显贵,光大门楣,人人赞美,盛极一时,故称为“六桂联芳”,当时皇帝曾赐建石碑,记载光荣事迹,这就是今天六桂宗亲会的由来。



2.四言通用联:

源自夏代;望出钱塘:全联典出翁氏的源流和郡望。

千搜预宴;六桂联芳:上联典指清朝时期的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家翁方纲,字正三,号覃溪,晚年号苏斋,直隶大兴人。乾隆年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曾出席千叟宴(乾隆等清朝皇帝为了笼络臣民而举行的全是老人参加的大型酒宴,赴宴者达数千人)。精通鉴赏,经他考证题跋的著名碑帖很多;书法学欧阳询、虞世南,谨守法度,与同时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又能诗文,论诗创立了“肌理说”。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复初斋文集》、《复初斋诗集》、《石洲诗话》等。下联典指北宋朝时期的崇安人翁仲通及儿子公彦约、翁彦深、翁彦国,孙翁挺,曾孙翁蒙之,当时人称“六桂联芳”。翁钟通字济可,历官武平、黄岩知县,自费买地建学校,又率民众兴修水利;翁彦约字行简,政和年间进士,官知高邮军,革除私贩茶、盐的弊端;公彦深字养源,绍圣年间进士,官右司员外郎、国子祭酒、秘书监、太常少卿;翁彦国字端朝,绍圣年间进士,历官御史中丞、江淮荆浙制置转运使、江南西路经制使,曾写信责备金人所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翁挺字士特,翁彦的儿子,博学而善写文章,政和年间官少储监丞,上书所陈都是朝廷急务,后因忏怒权相而罢官,自号五峰居士;翁蒙之字子功,翁彦深的孙子,南宋绍兴年间官常山尉,后因得罪郡将而罢官,孝宗时官司农丞。

传谷梁学;咏梅花诗:上联典指汉朝时期的翁君传梁之学。下联典典指唐朝时期的翁承赞咏梅花诗云:“忆得当年随计使,马蹄终日为君忙。”

百姓名重;六桂望高:上联典指宋朝时期的翁德广事典,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任溪县知县。朱熹曾奏荐之,称其“不务赫赫可喜之名,而有肯肯爱民之实。”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翁仲通事典。翁仲通,字济可,宗安人。知平武时,自买民地,建学以教之。

状元门第;帝师世家:此联为江苏省常熟市翁氏宗祠联。全联典指清朝时期的翁心存世家,翁家是官宦世家,有名的书香门第,翁同龢与其父翁心存均为两朝帝师兼宰相,与其侄翁曾源都是状元及第,当时人称“父子宰相,叔侄联魁”,有清一朝,似乎只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的海宁查家可以媲美。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任安徽巡抚时,误抚练首苗沛霖,以致失隐封疆,被两江总督曾国藩上疏参劾,先拟斩监侯,后因翁心存病故,乃革职充军新疆,死于戍所。而翁心存的死,毫无疑问,亦与长子犯事有关。为曾国藩起草这分要命的疏劾的,就是以刀笔辛辣著称的李鸿章。翁、他结怨,实由于此。

父子宰相;叔侄状元:同上。



3.五言通用联:

六桂流芳远;五侯延脉长:此联为翁氏宗祠“六桂堂”堂联。

六桂望重第;百梅名高风:此联为翁氏宗祠“六桂堂”堂联。

父子双进士;明清两状元:上联典指清朝道光年间进士翁心存及其子同书,父子皆第进士。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状元翁正春,清朝状元翁同和。

吟诗宜赏雨;持卷爱听莺:上联典指清朝时期的诗人翁春,字曙鸠,江苏华亭人。有《赏雨茆屋诗》。下联典指清朝时期的学者、书画家翁广平,有《听莺居文钞》。

骐骥思千旦;鹪鹌老一枝:此联为清朝咸丰年间的状元、清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自题联。

六桂家声远;八壶世泽长:此联为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迳美村翁氏宗祠门联。迳美村翁氏宗祠占地两千多平方米,雄伟壮观;大门外有子孙塘,塘中央有天然香炉石,祠堂左前方是笔架山,景观独特,祠内悬挂二块横额牌匾:“都卫府”、“竹俊品”。该祠曾失火被焚后重建。

六桂家声远;百梅世泽长:此联为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迳美村翁氏宗祠(侃公祠)“大有堂”联。



4.七言通用联:

福生六桂家声旧;德应三春禄泽新:此联为翁氏宗祠“六桂堂”堂联。

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此联为清朝咸丰年间的状元、光绪帝师傅翁同龢撰题联。

文章真处性情见;谈笑深时风雨来:此联为清朝咸丰年间的状元、光绪帝师傅翁同龢自题联。

烟笼古寺无人到;树倚深堂有月来:此联为清朝朝时期的内阁学士、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撰题北京陶然亭联。

城西风雨老树立;夜半星月玄谈生:此联为清朝朝时期的进士刘可毅赠翁佩孚联。

万山尽孝留贤德;六桂联芳传盛名:上联典指清朝时期的进士翁运标,因父赴粤失踪,他走遍万山中,得父骨归葬,以孝廉闻名,官知道州。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名人翁乾度,居泉州,生六子,均中进士,时有“六桂联芳”之誉。翁氏以“六桂”为堂号亦本此。

诗礼承先传家业;文章启后共天朝:此联为浙江省建德市姚村乡梓洲村翁氏宗祠联,祠祀本支翁氏先祖翁远望。据说清同治年间(公元1861~1865年),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排斥神佛,所到之处遇见祠堂庙宇一律烧毁。但到梓洲翁家祠堂,因见正厅有这副对联的下联末句内容中有“共天朝”句,与太平天国的国号“天朝”相呼应,故不但不烧还加以褒奖本宗族文才高超,并有政治先见之明。最终使翁家祠堂免遭兵燹之灾。据公元2004年7月,新加坡翁氏宗亲会寄与二十七世孙翁萌的福建莆田翁氏一支脉派世系图引来看,梓洲翁氏系蒲田翁氏二世巨隅公后裔确认无疑。

北宋徽猷学士第;南明副帅总戎家:此联为浙江省建德市姚村乡梓洲村翁氏宗祠大门联。

六桂名高光史册;百梅望重振家声:此联为浙江省建德市姚村乡梓洲村翁氏宗祠中堂“敦本堂”联。



5.八言以上通用联:

地接炉峰,云腾瑞气;山横笔架,星焕文章:此联为浙江省建德市姚村乡梓洲村翁氏宗祠上厅联。

家住翁源,人多寿考;地处梓洲,物产丰饶:此联为浙江省建德市姚村乡梓洲村翁氏宗祠下厅联。

传谷梁春秋,开来继往;建武平学校,易俗移风:上联典指汉朝时期的学者翁郡。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知县翁仲通,字济可,宗安人。知平武时,自买民地,建学以教之。

明基礼荐其馨,宜念秋霜春露;德可钦容可度,当思法祖敬宗:此联为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迳美村翁氏宗祠堂联。

六桂文章,洪、江、翁、方、龚、汪分异姓;百梅甲第,厚、恭、易、朴、廉、休乃同宗:此联为福建省福清市江阴镇翁氏宗祠联。全联典指翁乾度六子为避难改异姓之事,在五代乱世时期,翁氏家族在朝中当大官,处在改朝换代关键时刻,为了防止断子绝孙,把自己或子女分为异姓寄养作为掩护,待国家统一、政局稳定之后,各子女被接回,恢复原来身份姓翁,或许有个别子女长年失踪或迁移在台湾、东南亚各地,未能恢复原姓翁,繁衍生息,形成了六姓原一宗的“六桂联芳”堂号。



6.义溪十八姓宗祠对联:

福建省闽侯县青口镇长楼村发现了一座由十八个姓氏共同拥有的祠堂——义溪十八姓宗祠,如此多姓共有一个宗祠,在福建省以至全国都十分罕见。现存这座宗祠是清朝建筑,位于长楼村义溪南岸,坐西朝东,依次建有前厅、天井、厅堂等。前厅、厅堂面阔三间,进深七楹,穿斗式木构架,周围以砖土封火墙,祠正大门上嵌有“义溪十八姓宗祠”青石横匾。整个宗祠占地面达七百多平方米,建筑规模虽不算雄伟壮观,但祠前有蜿蜒溪水流淌,背有石鼓灵山枕靠,左右有五虎,文笔名山拱卫,可谓钟灵萃秀。

祠内现存有一块高四十八厘米、宽四十七厘米的酸丝木神位牌,黑漆金字,竖式直下分别有楷书“荥阳郑氏、晋江朱氏、清水上艾、清水下艾、南街林氏、江口宋氏、玉埔吴氏、金斗黄氏、东际郑氏、溪东陈氏、溪西陈氏、江良陈氏、南杨陈氏、漳邑姚氏、六桂翁氏、刘庄陈氏、郑氏、义溪杨氏”等十八姓元祖宗亲神位,祠内有一副对联。从祠堂里还存在的牌位和楹联来看,它对于研究地方祠堂文化很有价值。但义溪十八姓何时何地迁徙至此、宗祠始建何时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考证。

睦族并睦邻,一团和气;难兄兼难弟,百世本支:福建省闽侯县青口镇长楼村义溪十八姓宗祠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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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的字辈排行 -- 福建上杭翁氏字辈:“德光祥发远功懋庆贻长大启思恒盛善承自永昌”。

福建同安迁台翁氏字辈:“金起允慎碧文世汝南望忠必仲西大克梅冰皇垣银□柳同兰义方须教子崇美开远运扬名远代期”。

福建平和迁台翁氏字辈:“明开昭奕世礼仪振扬名攒绪千秋业延锦鼎显荣”。

福建福清迁台翁氏字辈:“元亨利贞廷启文明克绍宗德兆庆升平”。

福建晋江迁台翁氏字辈:“际应世元孝悌忠信温良恭让德礼乃立修身齐家治国临民光于朝庭”。

福建永定迁台翁氏字辈:“初征芳子建崇阳大德相承世泽长妙读古来皆宝重伦常允迁愈无疆”。

福建福鼎迁台翁氏字辈:“珠台国伯鸿魁兴应永浩吉时迪寿”。

福建滬港迁台翁氏字辈:“孙建业其有德子修道以成名士登科必读书家为养是良谋”。

重庆奉节翁氏字辈:“德茂定选阳传家礼仪昌”。

四川某支翁氏字辈:“允大炳世泽德茂定显扬辅国忠哲柱传家礼义昌智敏继祖业清高福寿康品贵益英俊宽惠可成良”。

浙江温州翁氏字辈:“存诚志德世延日永景昭祥瑞家国茂阴诚福时进”。

台湾金门翁氏字辈:“康饶守能宗继承维廷俊乔高腾永耀君德亨文明克绍光前世崇美允兴隆立志宜端正嘉端乃丕昌”。

贵州翁氏一支字辈:“万殿荣福桂定国善”。

翁氏一支字辈:“仁义维在子孝父宽家道从伦万代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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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的家谱文献 -- 江西常熟海虞翁氏族谱一卷,(清)翁心存辑,翁同龢等补辑,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江苏省常熟市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吴县洞庭东山翁氏世谱八卷,(清)翁同春纂修,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

江苏吴县洞庭东山翁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附翁氏广族名贤谱合二卷,(清)翁遵让等重辑,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辑,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翁氏慈象四房家谱一卷,(清)陈学照初修,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象山县文物管理局。

浙江余姚东门翁氏家乘十卷,(清)翁学濬、翁学涵撰,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统宗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余姚邑后翁氏续修宗谱八卷,(清)翁忠治等修,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枫林永思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湖北武昌翁氏续修宗谱十二卷,(清)翁允兴修,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四勿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四卷。现被收藏在湖北省竹溪县丰坝区烂泥塘乡长生村。

湖南湘潭翁氏族谱四卷,(清)翁键纂修,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2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湖南湘乡翁氏谱纪不分卷,(清)翁大梁纂,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湘鲫翁氏族谱二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翁观澜纂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第一~九卷。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广东潮州翁氏家谱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翁辉东编辑,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铅印本。现被收藏在福建省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汕头市图书馆。

广东顺德翁氏族谱十六卷,(清)翁张宪、翁兴元编,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四~六卷。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广东大埔翁氏族谱,(清)翁锺友序,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8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台湾。

香港新界白沙涣翁氏族谱不分卷,(民国)翁玉清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台湾桃园翁氏族谱不分卷,(民国)翁瑞湖等编,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翁氏续修宗谱,(清)翁氏族人合修,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义邑翁氏宗谱六卷,著者待考,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翁氏家谱,(民国)翁辉东纂修,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永康黄雾翁氏宗谱十二卷,(清)翁汝銮等纂,清同治十年木刻活字印本七册,今仅存第一~二卷、第七~八卷、第十~十二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永康黄雾翁氏宗谱十二卷,(清)翁林榜等纂,清光绪十七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今仅存第二卷、第九~十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永康黄雾翁氏宗谱十四卷,(民国)翁海松等纂,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今仅存第十一卷、第十四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吴县洞庭东山翁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附翁氏广族名贤谱合镌二卷,(清)翁遵襄等纂,清乾隆三十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吴县洞庭翁氏世谱四卷,(清)翁先声等纂,清光绪七年修,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桐峰翁氏宗谱,主张饿待考,清朝年间六桂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海虞翁氏族谱不分卷,(清)翁同酥等纂,清同治十三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常山双峰翁氏宗谱不分卷,(清)翁康崤等纂,翁家衍纂,清同治十二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常山、江山双峰瑞石翁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七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广东顺德翁氏家谱不分卷,(清)翁荫田修,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余姚东门翁氏家乘二十卷,(民国)翁监明纂,民国二年(公元1912年)统宗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诸暨蕙渚翁氏宗谱,(清)翁元茂总理,清光绪三十一年伦叙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今仅存第二卷、第四卷、第六卷、第八卷、第十一~二十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诸暨蕙渚翁氏宗谱十八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伦叙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今仅存第一~三卷、第六卷、第九~十卷、第十三~十四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福建霞浦翁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年间六桂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一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翁氏宗谱,著者待考,梅桂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今仅存第三卷。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定海翁州紫薇庄墩头黄氏宗谱不分卷,(清)黄式三修,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稿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龙游青山翁氏宗谱四卷民主者待考,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木刻活字印本三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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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临川郡:三国时期孙吴国置郡,其时辖地在今天江西省南城县及抚州市一带。西晋时期移治到今江西省抚州市西部一带地区。

监官郡:治所在今浙江省海宁县一带。

钱塘郡:秦朝时期始置钱溏县,治所在灵隐山麓,其时辖地在今浙江省杭州市及以西一带。南北朝时期的陈朝祯明元年(丁未,公元587年)改置钱溏郡。隋朝开皇九年(己酉,公元589年)废钱溏郡置为杭州,移治到钱唐(今浙江杭州灵隐山麓,浙江省杭州市)。唐朝时期将“溏”改加“土”偏傍为钱塘。民国时期,钱塘与仁和县合并为杭县。

六桂县:隋朝时期治所在闽县(今福建福州),唐朝时期治所在晋江(今福建泉州)。



2.堂号:

临川堂:以望立堂。

监官堂:以望立堂。

钱塘堂:以望立堂。

六桂堂:以望立堂。“六桂堂”是一个十分著名的堂号,指的是南方闽粤一带的洪、江、翁、方、龚、汪等六个姓氏。根据历来文献的记载,南方的这六个家族,虽然所顶的姓氏完全不同,但实际上却是一父所出的同一家人,所以才会共用“六桂堂”堂名。千百年来在这个名堂之下,亲爱精诚,不分彼此。“六桂堂”是出现于距今大约一千年以前的宋朝初年,而且追本溯源,统统都是翁家的子弟。翁氏的来源,提起来光彩无比,因为他们的源流,可以源源本本地追溯到三千多年的圣君周文王,是最值得自傲的黄帝姬姓子孙。

资善堂:宋朝时期,翁甫讲学于资善堂,声名广被朝野。

赐鱼堂:唐朝时期,翁洮曾为员外郎;后隐居,被召而不出,作《枯鱼诗》作答,当时的皇帝阅诗后知其心志,就索性赏赐他很多曲江鱼。

敦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始平堂:资料有待补充。

明德堂:资料有待补充。

大有堂:资料有待补充。

伦叙堂:资料有待补充。

四勿堂:资料有待补充。

永思堂:资料有待补充。

统宗堂:资料有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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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氏的各支始祖 -- 翁 洮:字子平,行五。太公号青山,唐憲宗四年已丑农历8月15日子时生,唐穆宗朝登进士选任开封府剌史,唐文宗一朝升礼部主客司员,不仕,于浙东吟堂居浙江龙游。是为青山翁氏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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