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氏的历史名人 -- 龚 遂：(生卒年待考)，见于史籍记载的第一位龚氏名人。
西汉时任渤海太守，敢于谏诤。渤海临郡饥荒时，曾开仓借粮。后世把他和黄霸作为封建“循吏”代表，称为“龚黄”。
龚 舍：(生卒年待考)，武原人(今江苏邳县)。著名西汉大臣。
重节义，拒不仕王莽新政，与龚胜一同归乡，二人并称“楚两龚”。
龚 胜：(生卒年待考)，著名汉朝学者。
西汉末年时以好学明经与崇高名节而见称。汉哀帝时，曾三举孝廉，后因王莽篡权而归隐乡里。王莽数次遣使找他，要拜他为上卿，而他却在“吾受汉厚恩，岂以一身事二姓哉”的感叹声中，绝食而死。
龚 宽：(生卒年待考)，洛阳人(今河南洛阳)。著名西汉画家。
善画人物，尤工牛马飞鸟。
龚 原：(生卒年待考)，字深之，号武陵；处州遂昌人(今浙江遂昌)。著名北宋学者。
曾助王安石变法，颇为尽力。著有《周易新讲义》。
龚原宋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中进士。
宋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任国子直讲，被虞蕃诬控失官。哲宗即位，龚原据理申诉，得以纠错，官复国子监丞，迁太常博士。
宋绍圣(1094～1098)初，召拜国子司业，旋兼侍讲，迁秘书少监、起居舍人，擢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安悖论其直讲时事，委以集贤殿修撰，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徽宗时任秘书监、给事中。因对哲宗丧服事持异议遭贬，出知南康军，改寿州。三年后，复任修撰、知扬州，历兵、工二部侍郎，授宝文阁待制，知庐州(今安徽合肥)。后又以谏官陈璀抨击蔡京事牵累，落职和州(今安徽和县)。又起任毫州(今安徽亳县)。卒于任，终年六十七岁。
龚原少时曾从师王安石。王安石实行变法，整顿学校，改组太学，他均积极参与。任国子司业时，将王安石父子所撰的《字说》、《洪范传》、《论语·孟子义》等刊印传送，宣传变法维新。
其著作有《易讲义》、《续解易义》、《周易图》、《春秋解》、《论语解》、《孟子解》、《文集》、《颍川唱和集》等。《宋史》有传。
龚 楫：(生卒年待考)，字济道，马头庄人，龚原之子。著名北宋抗金义士。
因父落职和州，遂居和州。明大义，尚气节。
宋建炎(公元1127～1130年)初，金朝兀术部侵占和州，以偏师万人筑堡于新塘，阻断濡须流域要道。龚楫奋起亲率百余家众奔赴袭击，乡里三千余人响应助战，俘千户两人，擒金卒数百，缴获装备粮草甚多。并将被金兵掳掠去的百姓遣返原籍。正欲率部投效滁和镇抚司之际，金大军至，龚楫急率部循濡须水岸进发，不料金骑抢先占据要冲。龚楫兵有因受狙击而投水自尽者，龚楫挥旗高呼：“今日与敌战斗而死，足称忠义之士；若不抗敌而投水自尽，与国与己无益！”众人遂与敌拼搏。龚楫被围困，拒不就擒，挺剑刺杀金兵，骂不绝日，最后被敌剁成肉块。终年仅二十二岁。《宋史》有传。
龚鼎臣：(公元1009～1086年)，字辅之；郓州须城人(今山东东平)。著名北宋大臣。
龚鼎臣是宋景祐年中进士，授平阴主簿，后推荐为泰宁军节使掌书记。宋初著名学者、国子监直讲石介死后，谗佞之徒说石介已北去投辽，以此玷污石介的名声。皇帝命兖州郡守杜衍查问此事，他的部下都知道这是陷害，但谁也不敢明说。唯龚鼎臣仗义直言：“石介哪有这样的事!我敢拿全家人的生命担保。”杜衍从怀里拿出早已写好的奏章，说：“我已拿定主意为石介担保，你年纪轻轻就这么主持正义，前途无量。”遂推荐龚鼎臣为秘书省著作佐郎，知莱芜县。后升任太常博士，知渠州。渠州偏僻贫穷，少有识字的。龚鼎臣上任后，建学堂、选老师、定课程，上学的人越来越多。从此以后，渠州才有人参加科举考试，当地人都非常爱戴他。
龚鼎臣后任起居舍人，主管谏院，他给皇帝进谏，无所顾忌，直言不讳。且言语平和，不偏执，不激烈，使皇帝容易听得进去；他的主张多半被采纳施行。一年，干旱，皇帝要赐宴君臣，龚鼎臣闻讯说道：“天气干旱异常，不是君臣同饮的时侯，请罢宴，以顺应天时。”同年，又发生日蚀，龚鼎臣又进言：“日蚀是阳亏的结果，阳亏了就会发生异常现象，请皇帝精思力行，近贤远佞，不要惹得苍天震怒…”宋仁宗言听计从。
宋英宗即位，龚鼎臣一如既往，刚正直言，他请求新皇延访大臣，亲自决定国家大事，劝皇太后把权交给新皇，不要再垂帘听政。
后授谏大夫，京东东路安抚使，知青州，太中大夫。著有《东原录》。
龚宗元：(生卒年待考)，字会之；娄塘镇人。著名宋朝大臣。
龚宗元是宋大中祥符年间人(公元1008～1016年或稍后)，祖父龚慎仪，出仕南唐，入宋后被害。父龚识，宋端拱年间进士，官至平江军节度副使，迁居吴地昆山黄姑塘。
宋嘉定年间建县时，黄姑塘(今娄塘镇)划归嘉定县。龚宗元于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成进士，授仁和县主簿。期间，知州范仲淹称誉其文章“温厚和平而不乏正气，似其为人”，并说：“君德业清修，他日必为令器，慎勿因人以进”。龚宗元乃绝迹权门，以清白正直为人所称道。
后因父病，调吴县。之后改任建安尉，擢大理寺评事，又任句容知县。御史杨纮履职极严，所到处不法官吏被弹劾者甚众。过句容，不入巡察，说“龚君能治民，吾往徒为扰耳”。
龚宗元后又任衢州、越州通判，至京任员外郎。
致仕后，建中隐堂，龚宗元常与员外程适和陈之奇作诗酒之会，被吴中人称为“三老”。
龚颐正：(生卒年待考)，处州遂昌人。著名南宋大臣、学者。
官任南宋秘书丞、实录院检讨官，预修宋孝宗、宋光宗实录。著有《芥隐笔记》、《续释常谈》等。
龚明之：(公元1090～1186年)，字熙仲，一字希仲，号五休居士；苏州昆山人(今江苏苏州昆山)。著名南宋学者。
龚明之以孝行节谊，著于乡里。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入国子监。
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中进士，授高州文学。监潭州南岳庙。后官至宣教郎。辞官退归故里。
生平不搞人短，待人宽厚，自谓：“平生受用唯一'诚'宇。”
撰有《中吴纪闻》，记吴中风土人文二百二十五则，对后世著述志乘有一定影响。
龚 开：(公元1221～1305年)，人称髯龚、老髯等，淮阴人(今江苏淮阴)。著名宋末元初画家。
擅绘人物，尤精钟馗像，工画马兼山水，亦能诗文。
龚开的身世，可能出身于寒士之家。龚开生性沉静、澹泊，身高八尺，年长时雪髯及腹，行走如飞，能食五鼎肉，“颀身逸气，如古图画中仙人剑客”。他的精神特征集中了文人的飘逸和剑侠的豪爽。
宋朝末期，正当龚开的青壮年时代，自出生至南宋灭亡前(公元1279年)。这个阶段正是南宋被蒙古势力逐口鲸吞的时期。龚开的生长地淮阴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少负才气”的龚开锐意以建功立业来“赢得金创卧帝闲”。
元朝初期，从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到公元1291年。龚开深隐不仕，卖画为生，真正展现他的抗争力是借绘画宣泄对元朝统治的愤懑，钟馗击鬼、唐马是他的主要绘画题材。公元1292～1306年。此时龚开已处于耄耋之年，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晚年的绘画里，钟馗、瘦马不再是主要题材，几乎让位于表现隐士生活的人物和山水及反映洗象、驯象等佛教题材。
《中山出游图》卷和《瘦马图》以其流传有绪和画风、书迹贴切被公认为是仅存的两件真迹。
《中山出游图》卷，画钟馗与小妹各坐一肩舆，在鬼卒的簇拥下乘兴出游。全图可分三段，卷首的钟馗回首与妹相互呼应，将卷首与卷中衔接起来，馗妹身后的一侍女回眸尾随而来的鬼队，最后把读者的视线引向卷尾。作品的构图似不经意，杂乱的队列全凭相互间的内在联系统一起来，两乘肩舆呈八字排开，打破了因横线过多而产生的呆板。人物在平中见奇的构图里更是奇中见奇，钟馗豹鼻环眼，髯须丛生，猛气横发，在炯炯的目光里显示了文人的智慧和潇洒的气度。钟馗妹和两侍女以浓墨代胭脂，自目下到颈根由深变浅，嘴唇留白，面部的内轮廓以白线空出，人称“墨妆”，鬼分男女，大多牛头马面，卷末的鬼卒们扛着卷席、酒坛，挑着书担和待烹的小鬼，他们瞠目凝视、举止痉挛，急行的鬼队与缓行的肩舆不仅在节奏上产生变化，而且反衬出钟馗气吞万夫的威力。怪异荒诞的造型与作者奇谲的表现手法合璧。
画家不囿于元初盛行的李公麟白描法，衣纹以中锋行圆笔，有如行书，简括疏松，粗厚古拙而飘洒不滞。鬼卒的用笔短促简劲，顿挫有致，勾画的肌肉颇合人体解剖，作者以墨画鬼，手法多样，鬼态各异：有的勾勒后以干笔皴擦出鬼毛和阴阳，也有双勾后用淡墨渲染出鬼骨，还有以焦墨作没骨鬼。
这种深含寓意的内容在《瘦马图)里通过画家的题画诗表现得更加鲜明：“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今日有淮怜骏骨，夕阳沙岸影如山。”卷首书“骏骨图”，卷尾题“龚开画”。绘一匹瘦马，但伟岸如山，含蕴了沉重的精神力量，马作俯首缓行状，鬃毛随风拂扬，显得十分凄楚，勾勒有如中锋写笔，凝重圆浑。作者借鉴了山水画的积墨法，以淡墨层层干擦马的肌肤，皴出阴阳和质感。马的造型尤为奇特，作者为表现千里马有十五肋的特征，“现于外非瘦不可，因成此象，表千里之异，□劣非所讳也”。形瘦也是廉洁的象征，正如他的挚友龚埔后来在此画上题诗曰：“骨如山立意如云。”他的书法也自出一格，为宋元书风之罕见，迄今只保存在《中山出游图》卷和《瘦马图》卷的跋文里。
龚开早年行篆籀有秦李斯的笔韵，作隶书得汉魏笔魂，写楷书取颜鲁公笔意，最后将三者熔铸于一炉，以中锋沉稳行笔求得和阶统一，如锥划沙，不求粗细变化，古拙中显出憨厚朴野的个人风格。
龚 平：(生卒年待考)，淮阴人(今江苏淮阴)。著名宋末元初画家。
擅画人物，喜作墨鬼，尤以钟馗像最著名，有“扫荡凶邪”之意。
龚鼎孳：(公元1616～1673年)，字孝升，号芝麓；庐州府合肥籍(今安徽合肥)，江西临川人(今江西抚州)。著名明朝学者。
为人旷达不拘俗礼，博学能文，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
龚鼎孳是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进学，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中举，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联捷成进士时年仅十八岁。是年停馆选，筮得湖广蕲水(今湖北浠水)知县。
其时，扫地王等部农民军在两湖一带穿梭往来，攻城掠地。龚鼎孳下车伊始，即“增城浚壕以守”，以孤城坚守强围中七年无恙，“蕲人德之，立生祠祀焉”。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秋，以“大计卓异”行取入京，翌年授兵科给事中。龚鼎孳以青年居言路，耿直无畏，尝有“一月书凡十七上”的纪录。在兵科十个月，即有“大奸本乎大贪之疏，政本关系安危、已误不容再误之疏、纠论怙恶之疏…庇贪误国”之疏等著名谏章，两弹首辅周延儒、陈演，并阻延儒一党的原大学士王应熊东山再起，直声满于朝垣，然在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农历10月，乃因连参陈新甲、吕大器、陈演等权臣而忤旨，罪“冒昧无当”被系入狱，翌年农历2月方获释。
农历3月，闯军入城，龚鼎孳与小妾顾媚阖门投井，未死，为闯军俘，受拷掠，旋受直指使之职，巡视北城。农历5月降清，以原官任，升吏科右给事中，复升礼科都给事中。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农历9月，龚鼎孳以参审冯铨案开罪多尔衮，仍迁太常寺少卿。清顺治三年农历6月丁父忧，请赐恤典，工科给事中孙垍龄严劾他“明朝罪人，流贼御史…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名妓顾眉生…淫纵之状，哄笑长安，已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讣，而歌饮流连，依然如故，亏行灭伦，独冀邀非分之典，夸耀乡里，欲大肆其武断把持之焰。”疏上，部议降二级，遇恩诏免，复原官。
此后五年，龚鼎孳里居守制。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回京以原官供职，以文才敏捷得世祖“真才子”之褒奖。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升吏部右侍郎，次年连迁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此为龚鼎孳入清后仕途上的第一个高峰。
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农历10月，他以对法司审理各案“往往倡为另议，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不思尽心报国”被降八级调用，复以所荐顺天巡抚顾仁贪污伏法再降三级。翌年农历4月，补上林蕃育署署丞，并奉命出使广东。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复谪至国子监助教。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丁继母忧，奉诏在任守制。
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服阙，仍补左都御史，次年迁刑部尚书，折狱至谨，为人所称。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改兵部，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转礼部，并于清康熙九年、十二年两任会试主考，得士甚众。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农历9月，被允准休致，未几病逝，谥端毅。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诏夺其谥。
对于龚鼎孳在明朝时期的事迹，后世论者或回避不谈，或采李清《三垣笔记》所载，语多贬斥。孟森《横波夫人考》云：“龚于平世，虽沈溺声色，要犹瞰名好客，自附清流。其所纠弹，未尝不符公论”，稍稍平允，但亦有所保留。不妨先看《三垣笔记》中有关龚氏之记载：“两公(谓龚与曹良直)皆险刻，每逢早朝，则自大僚以至台谏，咸啧啧附耳，或曰曹纠某某，或曰龚纠某某，皆畏之如虎。龚给谏鼎孳居言路，日事罗织。鼎孳出疏纠劾(周延儒)，胪列六十余款，又密疏一封，力言王应熊为延儒私交，疏上皆留中。周辅之逮与应熊他日之至而旋斥皆由此。噫！密疏已非礼，又延儒行时，鼎孳远送，伛偻舆前，叵测又如此。”
其“险刻”、“罗织”、“叵测”数语，是很能为龚鼎孳定性的。李清在明末以不傍门户，不事偏欹著称，全祖望更称其《三垣笔记》“和平”、“仁恕”，以故人无不信。然而不傍门户未必便言皆准的，不事偏欹也未必全无歪曲。李映碧是老成忠厚之人，与龚鼎孳私交不睦，看不惯他风发蹈厉的作派，这是可以理解的，加上后来映碧以遗民终，而龚鼎孳降清为大僚，也可能促使李清在直秉史笔之际多遣贬词。
明末党争之误国是，至崇祯一朝而极。分辨孰是孰非乃是明清史学一大关目，不宜讨论。李映碧的“十七疏”中论徐石麒不当去国，论杨廷麟、钱谦益、方震孺等不宜终老岩穴，又论黄道周直谏得罪之冤抑，这均是“符公论”的有识之见。另一方面，被龚氏纠弹的首辅周延儒系《明史.奸臣传》的上榜人物，虽有一二引进正人之举，却不足掩其“庸驽无材略，且性贪”、“一无所谋划”之大旨。陈演，《明史》列传称其“既庸且刻”，“工结纳”也系实情。二者均有可弹之道。龚鼎孳以二十五岁为“才华重白下”之新进才俊，居天子之近，必然意气豪迈，欲大展其用世宏图，故而针对混暗朽坏的朝野势态，不避威权，不惮凶险，切实为朝廷谋划。他以一个七品言官，十个月间两弹首辅，其胆识卓绝，古今盖不多见。怎可以“险刻”、“罗织”之辞入之于罪？
然而龚鼎孳也还有通脱或曰软弱的一面，进退之际往往为自己预留地步。这一种特征在吴伟业、曹溶等当时“直声振朝右”、后来变节为二臣者身上均有，是性格原因，亦是当时政局翻云覆雨、“龙颜”喜怒无常之情势下可以想见的反应。周延儒罢后，原大学士王应熊营求继任，龚鼎孳上疏曰：“陛下召应熊，必因其秉国之日，众口交攻，以为孤立无党，孰知其同年密契，肺腑深联，恃延儒在也。臣去年入都，闻延儒对众大言：‘至尊欲起巴县。’巴县者，应熊也。未几诏命果下。以政本重地，私相援引，是延儒虽去未去，天下事已误何堪再误？”
这道辞气酣畅、意致淋漓的奏折即是李清称为“非礼”的那道“密疏”。“非礼”容或有之，但与远送周延儒一样，皆系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防止可能的反噬。这是官场的正常反应，今人不能要求每一位“诤臣”都如海瑞般抬棺上书，也不能因龚氏与自己心目中大义凛然、横眉冷对的“直臣”形象不同，便也认同李氏“叵测”之结论。应该看到，于“万口同喑此一时”、“九埏烽火正仓皇”之际，青年谏官龚鼎孳确是满怀忧时报国之心，期待着“宣室应虚前席待”、“孤臣心敢望天知”的，其行为和思路尽管不能脱尽党争习气，且微杂诡伪，大要则无可非议。孟森讽其“沈溺声色”、“瞰名好客”、“自附清流”，或系风流举止，或自爱惜羽毛，也皆不应苛责的。
关于龚鼎孳之为“双料贰臣”的个案剖析，先罗列数条史料：严正矩《大宗伯龚端毅公传》：“寇陷都城，公阖门投井，为居民救苏。”龚鼎孳在《怀方密之诗序》中言道：“甫及乎都门而都城难作，余以罪臣名不挂朝籍，万分一得脱，可稍需以观时变，遂易姓名，杂小家佣保间…既抵贼所，怒张甚，问：‘若何为者，不谒宰相选，乃亡匿为？’余持说如前。复索金，余曰：‘死则死耳，一年贫谏官，忤宰相意，系狱又半年，安得金？’贼益怒，椎杵俱下，继以五木。”顾景星《白茅堂集》卷十三《和龚公怀方密之诗序》：“龚述遭难状甚悉…谓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不可使知吾者不知…又十五年壬寅，遇药地禅师，言与公合。药地，即以智也。”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二：“至已死而未死者…龚给谏孝升…君子犹当谅其志焉。”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四《答龚孝升五首时在都门以诗投我》：“有怀安用深相愧，无路何妨各自行。元直曾云方寸乱，子长终为故人明。”
以上系龚鼎孳降闯、降清之主要记载与评论，似可引申出几个虽是末节却很重要的问题：
①关于龚鼎孳是否有投井殉国举动，前人多以为本集中无有关记载，严正矩又系龚鼎孳在湖北乡试所得士，本身也系《贰臣传》人物，故不可信。然龚鼎孳奏疏中作于甲申五月的《上摄政王衰病残躯不能供职乞恩放行启》曾言此事，是为记载之一；其《定山堂诗余》中《绮罗香.同起自井中赋记》上片云：“弱羽填潮，愁鹃带血，凝望宫槐烟暮。同命鸳鸯，谁倩藕丝留住？搴杜药、正则怀湘；珥瑶碧，宓妃横浦。误承受、司命多情，一声唤转断肠路。”虽以己比屈子、以顾媚拟洛神似嫌不伦，所写固二人投井未死事。“误承受”三句则系那句著名笑柄“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许何”的诗化表述。是为记载之二；《梅村诗话》中引有清顺治七年庚寅(公元1650年)秋龚鼎孳致吴梅村一书云：“运移癸申，大栋渐倾，妄以狂愚，奋身刀俎。甫离狱户，顿见沧桑。续命蛟宫，偷延视息，堕坑落堑，为世惭人。”是为记载之三。以龚鼎孳一生行事推断，应尚不至假造一壮烈之举欺蒙时人后世，且当易代之际，他已身名瓦裂，似亦无必要如此粉饰，故此事可视为有之。
②龚鼎孳独在忆念方以智诗中提及“遭难”经过，系因闯军入城时以智亦陷其中，且在威压下引路识破龚鼎孳之“伪装”，目睹了龚鼎孳与闯军交涉之全部过程。顾景星以龚鼎孳为平生第一知己，但从“言与公合”一句看，则似本来颇有疑心存焉。故受拷掠一事也应有之。
按其实，是否投井、是否受拷掠并不能改变龚鼎孳投降的事实，亦即无与对其“大节”之判断，然由此“细节”则可辨认出龚氏当时“心苦”之状态，亦可说明龚鼎孳并非如孟心史先生判定的，是“毫无羞恶”、“礼教大防，直为本性所不具”的事仇噬主之辈，而这正是今人研究历史人物所必须要关注和廓清、以避免流入肤浅和线条化窠臼的要务。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何以以“笔挟风霜”著称的计六奇会罕有地称“君子犹当谅其志焉”，而阎古古则会拟之为矢尽粮绝而降匈奴的李陵了。
更值得玩味的是阎古古那几句诗。“有怀”，所怀者何？龚鼎孳从无反清举动，亦无复明之念，那么“怀”应该是“兼济天下”的怀抱了。在这位为抗清不惜破家亡命的白耷山人看来，龚鼎孳与自己显然不是同路人，但因为这种“怀”是超越了降顺了某一政权的第一等大事，他才会自比与为李陵辩诬的司马迁，声称“无路”之时，不妨各行其道。对龚的选择，他是尊重、也原谅了的。董迁在《龚芝麓年谱》加按语云：“阎古古在清初诸老中，性最耿介，论人亦最严刻。钱牧斋尝云：士得阎古古称善，想必无可议，足征阎不轻许人。然‘有怀’、‘无路’各语为公剖解备至，更因公时有双亲引以徐庶、李陵故事，可知(于)公之苦心已十分谅解。当时遗老持论如此，后世议公者自无置喙之地。”当然不能即引阎古古之宽容为定论，然而他的言论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遗民界对于“龚事件”的舆论倾向，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综论古人，不能不重视其同代人、尤其是某些睿智者的评价：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学原则上，陷身汪伪政权为“汉奸文人”而与龚有“同病之雅”的董迁还是正确的。
事实上，以“缺乏政治头脑的风流才子”形态出现在清初史程上的龚鼎孳似也并没有辜负老友“有怀”的判断和期望。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龚鼎孳上《条上江北善后事宜书》，提出“抚绥百姓”、“蠲免征徭”、“消弭民害”等建议，针对旗兵抢掠大害，要求“凡驻师处所，务宜申明纪律，草木无惊，禁抢掠，平贸易”。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始任刑部侍郎，即“遵谕陈言”，对重满轻汉的政治倾向提出“是何满司官之独劳而汉司官之独逸也？请今后一切狱讼必先从满汉司官公同质讯”的动议，此后刑部谳狱供词始录满汉两种文字，为汉人伸雪冤狱甚夥，而在清顺治十二年因“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贬官八级则即肇衅于此。清康熙三～五年(公元1664～1666年)在刑部尚书任上折狱至谨，并有复秋决、恤妇女诸疏，“切中时务，语多忌讳”。清康熙初在刑部、兵部任上两上“宽奏销”之疏，请复江南降黜士绅功名爵禄。因江南为其乡里，于迹涉嫌，时论危之，乃曰：“以我一官赎千万人职，何不可？”卒获允，江南士子受益者不下千人。
对于这些举动，似已不必重唱“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稳固”等调门。清廷诚然从中得益，但得益更多的则是凄惶无告的广大民众与“士”阶层，其民本意义与保全文化之意义是不容漠视的。龚鼎孳在清朝初期本不以政绩闻，然揭橥这一些事实，对于认知其文化品格实有至重关系，故缕述如上。
然而欲更真切地认知其文化品格，自应侧重了解其文化活动。龚鼎孳久负才子雅望，挟高位，主持风会，交游遍于天下。今只择要述之：
其交游最早者可追溯至宰蕲水时与顾景星之来往。张仁熙《顾黄公传略》云：“合肥龚芝麓…过郡舍，一见即曰：‘江夏黄童，天下无双。’荐之太守。”此后两人终生过从，心相期许。顾景星称之为“感恩知己”，临终尚有《读定山堂甲申存稿痛哭》诗，“怆触老怀，伤而欲绝”。故孟森《横波夫人考》“芝麓于鼎革时既已名节扫地矣，其尤甚者，于他人讽刺之语恬然以为酬酢，自存稿，自入集，毫无愧耻之心。盖后三年芝麓丁忧南归，有《丹阳舟中值顾赤方，是夜复别去，记赠四首》中有‘多难感君期我死’句，自注‘赤方集中有吊余与善持君殉难诗’云云”一段叙述纯系误会，景星作吊诗应是听信传言，实无讽刺之意。孟心史先生于龚鼎孳考论最详，然因有成见在心，多风影之语，其亦不可尽信者如此。
龚鼎孳自负清才，在明朝时期即与文人学士广泛交往，著名者便有吴伟业、钱谦益、冒襄、方以智、阎尔梅、万寿祺、曹溶、余怀、纪映钟、杜浚、龚贤、陶汝鼐、周亮工、李雯、曾灿、顾与治、邓汉仪等一大批，另有王紫稼、柳敬亭等艺人。
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陶汝鼐罹叛案论死。邓之诚称龚鼎孳为之宛转开脱，但在陶氏小传中又说“陈名夏密嘱洪承畴宽之”，未及龚鼎孳之名，推想龚鼎孳时在刑部侍郎任上，必由他执行其事。
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陕西叛案。有宋谦者供出傅山青主者，出家做道人，身穿红衣。号朱衣道人，逮讯结果，以“实不知情”得免。世述此情者，自全祖望以次，多不能得其详。邓之诚考之三法司原案，乃知主其事者即龚鼎孳，时任左都御史，“盖有意宽之”。从傅山集中从无与龚鼎孳往还迹象看来，则恐青主亦不自知矣。
阎尔梅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以与李自成余部榆园军联络被逮系狱，清顺治九年回籍听勘。三年后，狱情严急，其“妻妾自杀，虑发冢，预平先墓”，携子而逃。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回乡，因乡人出首为朝廷所缉，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入京师，援诏自首。龚鼎孳时为刑部尚书，为之疏通，竟得宽免。
以上三事，为龚鼎孳平生收名最远之义举。首两件与其在清康熙十二年被黜有直接关系，而阎古古以狱情之重，竟得无事，其周旋之力，几令人难以置信，后世遂有“顾媚匿之侧室”之说。同时，在他幕中还庇护和供养着不少遗民之辈。纪映钟、杜浚、陶汝鼐都是一住十年，故钱谦益云“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易堂九子”之一的曾灿“从遭外侮，得公始解”；王子云殁后，贫不能葬，龚鼎孳为葬之，且为抚养其子女；杜浚不在龚府中时，贫不能自存，遂频寄“茶资”，并出赀为其女完婚。凡此种种，非但不可理解为新朝权贵对故明遗民的羁縻和笼络，即以为是龚鼎孳降清后出于内心疚愧而自赎亦似不够精准。应该说，这是一种穿透和抛弃了政治对立以后的在人文生态驱动力作用下的行为结果，惟有此推动力，龚鼎孳才能把全副身心投入在这一实质的“文化拯救”工程上，而遗民界对与龚鼎孳的广泛认同和赞誉之超越同负重望的钱、吴也只有通过这一角度方能真正辨析清楚。
当沧海横流之际，文化需挽救，尤需要培植。龚芝麓不仅于遗民故交缱绻如此，在奖掖后进、弘扬风流层面美谈尤多。《龚芝麓年谱》记：长洲才子尤侗以拔贡任永平推官，上书自陈憔悴，因回书慰答；于京师某处壁上见顾贞观诗，遍为称赏，相国明珠因馆延之，遂有与纳兰容若之厚谊及“绝塞生还吴季子”之佳话。《清朝野史大观》记溧阳马世俊下第落拓，以行卷谒龚。龚读其文至“数亡主于马齿之前，遇兴王于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贿终，而功名复以贿始。七十年前之岁月已沦，七十年后之星霜复变。少壮未闻谏书，而衰龄反同贩竖”之句，泪涔涔堕，叹为真才子，岁暮赠炭金八百，而世俊竟以明年状元及第。
特别应予提到的是龚鼎孳对两位清初文坛巨擘朱彝尊和陈维崧之爱惜誉扬。戴延年在《秋灯丛话》中记载：龚鼎孳与顾媚见朱彝尊《酷相思·阻风湖口》词有“风急也，潇潇雨；风定也，潇潇雨”之句，倾奁以千金赠之。顾媚逝世于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此词则见载于本年伊始的《江湖载酒集》中，故此事亦应发生于是年。朱彝尊自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离开曹溶幕下至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重新追随曹溶备兵大同，中间正是连“依人远游”亦不得的凄惶时期，龚鼎孳夫妇这一慷慨举动对于他的慰藉当可想见。以至于在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龚鼎孳去世时，龚彝尊撰有《龚尚书挽诗》八首，悲情苦语，一出自肺腑，至有“寄声逢掖贱，休作帝京游”的决绝语，对龚鼎孳培植文化之行为给予了崇高评价。
清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一代词宗陈维崧结束了“如皋八年”的漂泊生活，携新刻《乌丝词》展转抵京。龚鼎孳既奇其“文章似海，转益苍茫”的旷代才调，复解衣推食，对这位故家子弟尽力接济，其足令人耸然动容之耿耿情致有见于《定山堂诗余》之十数阕词篇可资记录。试读其六首《沁园春》之一：“髯且无归，纵饮新丰，歌呼拍张。记东都门第，赐书仍在；西州姓字，复壁同藏。万事沧桑，五陵花月，阑入谁家侠少场？相怜处，是君袍未锦，我鬓先霜。秋城鼓角悲凉，暂握手、他乡胜故乡。况竹林宾从，烟霞接轸；云间伯仲，宛洛蹇裳。暖玉燕姬，酒钱夜数，绾髻风能障绿杨。才人福，定清平丝管，烂醉沉香。”其字行间氤氲着的对于后辈才人的惋惜、同情、爱誉，求之古今，盖可称罕有。如此作真能如吴梅村所说：“其恻怛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之下，读之应为感动，而况于身受者乎？”事实上，陈其年当时和作即有“四十诸生，落拓长安，公乎念之”、“古说感恩，不如知己，卮酒为公安足辞”、“况仆本恨人，能无刺骨；公真长者，未免沾裳”之动情佳句，而十一年后，龚鼎孳已弃世六载，其年入翰林院为检讨，仍忆起“君袍未锦，我鬓先霜”之句，感动涕零，于是用龚鼎孳平生最钟爱的“秋水轩倡和韵”写下了“论深情、碧海量还浅”的一首《贺新郎》，以当长哭。这一段词坛佳话方划上句号。
临殁之际，龚鼎孳仍念念不忘以汲引后进为事，把吴江诗人徐釚托付与梁清标，道：“怀才如虹亭，可使之不成名耶？”这是他此生最后一个“美谈”，却足以使他的文化人格在这句奄奄一息的嘱托中闪出最耀眼的光彩。他毕生破家“养士”，逝世后不但连刻集之资告匮乏，且因生前典贷，债主盈门。遥想此时龚尚书府门前属债者相与“叹公清介”的场景，不免令人深觉怅然。
这不是“小节”！亦不是可以在断言其“为人实无本末”后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好集令誉”、“又真能爱才”便可带过的！人们需要那些慷慨赴死的忠贞之士昭示人间大义所在，亦需要那些品行皎如日月的遗民之辈昭示民族气节所存，而后人便无需如龚芝麓这样一种看来不那么凛然神圣者为民众、为文化作一些切实有益之事么？莫非有了政治这面“正义”之帜就可以对他伟岸高洁的个人品节漠然视之，甚或嗤之以鼻？在以人文为优先原则的社会—历史批评范畴中，应是还龚鼎孳以本来面目之时了！
余秋雨说：“其实个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来的政治规范修饰或扭曲。在这一点上，中国历史对‘大节’、‘小节’的划分常常是颠倒的。”此语精辟，适足以移而为龚鼎孳言。
龚 贤：(公元1599～1689年待考)，又名岂贤，字半千，又字野遗，号半亩，又号柴丈人；祖籍江苏昆山，后迁居南京。著名清朝画家。
龚贤晚年定居南京清凉山，尝自写小照，作扫叶僧，因名居所为"扫叶楼"，屋旁栽种花竹，名"半亩园"，卖画课徒其间，清贫度日。性孤僻，与人落落难合。
工诗文、行草。自谓所作山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山水画远宗董源、米芾、吴镇，近师沈周，进一步发展了笔丰墨健的画法，画风浑厚秀沉郁。所著画诀，言近旨远，精确不磨。与樊圻、高岑、邹哲、吴宏、叶欣、明慥、谢荪为“金陵八家”。为金陵八家之首，现代著名画家黄宾虹、李可染都从他的画法中得到了启迪。
著有《香草堂集》。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作万笏攒峰图，现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属国家一级文物。
龚午亭：(生卒年待考)，江苏东台人。著名清朝评话(扬剧)演员。
以演说《清风闸》著名。
龚翔麟：(公元1658～1733年)，仁和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诗人。
工诗词，为“浙西六家”之一。著有《田居诗稿》、《红藕山庄词》。
他对中国的盆景艺术也有研究，在其《小重山》词中对当时中国盆景是这样写的：“三尺宣州白狭盆，吴人偏不把，种兰荪，钗松拳石叠成村，茶烟里，浑是冷云昏。丘壑望中存，依然溪曲折，护柴门，秋霖长为洗苔痕，丹青叟，见也定消魂”。可见当时中国盆景艺术造诣之深。
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一名巩祚，字瑟人，号定庵；仁和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
十九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封建制度走向崩溃的时代。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地主阶级士大夫中出现了一批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张际亮、汤鹏、姚莹等。他们怀着爱国热情，力主严禁鸦片，抗御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探求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病和改革的方法。其中，尤以龚自珍对封建制度腐朽没落的揭露和批判最为深刻。
龚自珍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逝世于清道光二十一年。他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祖父龚敬身官至云南楚雄府知府，他的父亲龚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龚自珍幼年曾从段玉裁学习文字训诂学，深受当时盛行的汉学的熏陶。但是，在当时封建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龚自珍并没有按照汉学那套考据、训诂的路子走下去，而是关心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也就是提倡对治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学问。他在二十几岁时就写了好几篇文章，相当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腐败，指出社会变革的风暴即将来临，积极主张改革弊政，提拔人材，以安定社会。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在看到他二十三岁时写的四篇《明良论》后，曾十分赞赏地说：“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髦(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
然而，龚自珍在科举仕途上并不顺利。他在十九岁时首次应乡试，只中了个副榜贡生，直到二十七岁时，他第四次应乡试，才中了个举人。以后，他多次考进士，连连落第，直至道光九年，三十八岁时，才勉强中了个进士出身。因此，他始终只做了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这样一些闲散的小官职，而且还不断受到当权的保守派的排斥。他的那些远大抱负也因此没有可能付诸试验。但是，他始终关心着国家的政事，并愿意为振兴国家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8年)冬，林则徐动身前往广州查禁鸦片。临行前，龚自珍写信给他送行，表示坚决支持他的禁烟主张，并且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如建议林则徐要制止白银外流、平定银价，严惩鸦片的贩卖者和制造者；希望他坚定信心，不要为各种势力的游说者所动摇；期望他通过一省之治而使“中国十八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跟随林则徐一起南下，为禁烟效力。然而由于受到当权者的阻扰而未能成行。
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9年)他被迫辞官，但仍十分关心时局。当林则徐在广州虎门销毁鸦片后，积极进行抗御英国侵略者武装进攻的时候，他还特意写了一封信，提出对敌作战的策略，曾写了一首诗表示这种心情：“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不幸的是两年之后龚自珍就逝世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他未能看到。
龚自珍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一事平生无齮齕，但开风气不为师。”意思是说，他只是用自己的著作、言论来开启一代风气，却不曾招收学生当老师，这件事别人是无法非议的。在龚自珍之前，由于清初封建统治者多次大兴文字狱，在专制主义的淫威下，一般读书人都不敢谈论经世之学，而只得埋头于古籍中去搞考据训诂，致使学术界、思想界死气沉沉。正如龚自珍在另一首诗中所描述的那样：“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对于学术界、思想界的这种沉闷空气，龚自珍是十分不满的。他要求改变这种状况，以把学术变为“经世致用”之学。因此，在他的著述中，大胆地来抨击社会弊政，提出变革主张，确实开创了新一代的思想风气。他开创的这种新风气，在当时士大夫中被目为“言多奇僻”的“狂士”，甚至称他为“龚呆子”。他那些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弊端的言论，就连他的一些知交都为他担心。如魏源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就说：“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若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恐有悖。”他的外祖父段玉裁虽然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然而也写信给他，希望他“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直至资产阶级改良派兴起后，一些知识分子才对龚自珍所开创的新风气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龚自珍以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封建社会的没落。如他指出，自乾隆末年以来，社会风气十分腐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飧烟草(吸食鸦片)，习邪教(信基督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因此，“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他还借史议论说：“世有三等”，即所谓“治世”、“乱世”、“衰世”，而“三等之世皆观其才。”龚自珍这里所谓的“才”，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包括将相、士民，以至工商。他特别指出，“衰世”时从外表上看“类治世”，而从实质上看，则“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并且更严重的是，即使有“才士与才民”，也将被那些不才之人“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这种杀戮，并不是用刀锯消灭肉体，而是“戮其心”，即“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如果从将相以至士民工商都没有这些忧心、愤心、思虑心、作为心、廉耻心等等，则“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这里，从表面上看，龚自珍是在论史，而实际上是在揭露清王朝封建制度的统治因为压抑人材，而面临“衰世”了。
所谓《乙丙之际著议》的“乙丙”，是指清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公元1815～1816年)之间，该著是龚自珍二十四、五岁时所作。可见龚自珍在青年时期即已深刻地观察到封建制度的衰败现象。如果我们再把他青年时期的另一篇名文《尊隐》拿来读一下的话，就更加清楚了。对于这篇文章，龚自珍自己是十分欣赏的。他在四十八岁时所写的一首诗中还说道：“少年《尊隐》有高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说：“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时也”。那末，他生逢何时呢？文中以“日有三时”，即早、午、昏三时，来比喻世道的变迁。“早时”是王朝初兴之时，因此“天下法宗礼，族归心”，“百宝万货，人功精英”，“府于京师”。“午时”是王朝大势尚在，虽有“窒士”(被压制的人材)，然“天命不犹，与草木死”，尚不足为虑。可是到了“昏时”，这是龚自珍着意刻画的，也是他生而所逢之时，这时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弗受，又裂而磔之”，即人材被诛杀。相反，那些“丑类窳砦(苟且懒惰)，诈譌不材”即庸才之人却得到重用。因此，民怨物怒，“京师之气泄”。具体说来，则是“京师贫”而“四山实”；“京师贱”而“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京师轻”而“山中之势重”；“京师如鼠壤”而“山中之壁垒坚”。其结果是“京师之日(苦)短”而“山中之日长矣”。这里，“京师”显然是指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中心，“野”、“四山”、“山中之民”等究竟具体指的什么力量，龚自珍并没有明言，人们也有不同的解释，但大意是指与“京师”相对立的一种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力量，则是明白无疑的。因此，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龚自珍已意识到他生而所逢之时，已是清王朝封建统治“气泄”之时，是“山中势重”、“壁垒坚”之时。于是，他预言，在这种“朝士寡助失亲”的情况下，人们都将寄希望于“山中之民”。一旦“山中之民”起而反对“京师”，那将“一啸百吟”，“有大高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从以上这些比喻描写中，我们可看到，龚自珍对封建末世的揭露和批判是相当深刻的。并且，他还预示了一种新的反封建的力量正在兴起，一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风暴正在酝酿，即将来临。
关于清王朝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的原因，龚自珍也作了一定的分析。如他指出，边防的不巩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其中尤其是英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对清王朝有极大的危险。他在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时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粤东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扣关，狎之则蠹国”。但是，龚自珍认为，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衰落，其主要原因还是封建制度中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因此，他又说：“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在这些问题中，又以官吏的腐败无耻和君主的极端专制最为严重。在上面提到的深得段玉裁赞赏的四篇《明良论》中，龚自珍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揭露和分析。
他认为，由于封建的官僚制度一味地讲“资格”，造成了官吏的腐败无能和有识之士得不到任用。他指出，根据当时用人的种种“资格”规定，“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他说，如果按三十岁进身算起，那末到升为一品大臣，掌握大权时，“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于是，这些一品大臣大多成了老朽昏庸，占据权位而不能干事的僵尸一样，等于玩忽职守。于是这些人因“仕久而恋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傫然终日，不肯自请去”。其结果是“英奇未尽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代”，也就是年轻有为的人，不能上来代替他们。龚自珍指出，这种论“资格”用人的制度，腐蚀着整个官吏集团：“其资浅者曰：我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格，虽有迟疾，苟过中寿，亦冀终得尚书、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其官为？其资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安静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这一大段话的意思是说，那些资格浅的人是这样想的：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早晚总能熬到个尚书、侍郎。何必多嘴多舌(哓哓然)，把前程断送了呢？而那些资格深的人又是那样想的：我好不容易历尽艰险，好容易混到了这个地位，难道能忘掉这些艰苦，而去多嘴多舌，丢掉这个地位吗？因此，龚自珍沉痛地指出：“一限以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至于建大猷(治国的方针、原则等)，白大事，则宜乎更绝无人也。”，成了死气沉沉的官僚集团。
龚自珍还认为，由于官吏们只求保住自己的“资格”、“地位”，而在政事上则“奄然而无有生气”，这样也就只知一味地趋附，而丧失了他们独立的人格，甚至沦为无耻之徒。他尖锐地指出：“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婾；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地位高，离皇帝近)，则媚亦益工。”这些无耻的“政要之官”，除了揣摩皇帝的喜怒以迎合外，国家大事丝毫不在心上。龚自珍说，官吏、士大夫的这种“无耻”，其结果则是“辱国”、“辱社稷”，以至于亡国。
然而，龚自珍又指出，官吏、士大夫的这种“无耻”，不应当只责怪他们，其根源是在于君主的极端专制。他认为，天子率领百官共治天下，应当是“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制订各种法令、政策是为了使官吏们有所遵循，但是如果“守律令而不敢变”，则“吏胥之所以侍立而体卑也”；“行政道而惟吾意所欲为”，则“天子百官之所以南面而权尊也。”这样，即使是一二品之大臣也只能“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所以他认为：“圣天子亦总其大端而已矣。至于内外大臣之权，殆亦不可以不重。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弊。权不重则民不畏，不畏则狎，狎则变。”如果君主既专其权，一切“惟吾意所欲为”，那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暮乎！”龚自珍的这番议论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在一定程度上触到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要害。
应当指出，龚自珍对当时封建制度所以没落的原因的分析，触及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如政治制度上的专制主义等，但总的来讲，还是肤浅的，表面的。他并不能从整个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的变化上来分析封建制度的没落，因而，他也没有能看到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政治、阶级力量正在封建社会内部发生起来。他揭露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病和危机，目的也还是要补救这些弊病，使封建社会得以重新振作起来。这是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无法摆脱的局限性。
龚自珍从清王朝封建统治所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中，看到如不对当时社会的法制、风气等进行改革，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将危在旦夕。他通过研究历代王朝变迁和清代的历史，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这种历史发展和变革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他说，清王朝的兴起，难道不是改革了前代的弊政吗？同样，以前朝代的兴起，也是因为它们改革了前一代的弊政。所以说：“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说，一个朝代的弊政总要被下一个朝代革掉；现在当朝的，有了弊政，与其让后来的去革，还不如自己革掉的好。他还引用《易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说法来说明必须改革的道理。这无异是对清王朝统治者发出的警告：如果你不自动改革弊政，那末将有别人来取而代之了，到那时就由不得你了。
如何来改革当时社会存在的那些弊政呢？龚自珍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如在防止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方面，他提出了严禁鸦片，限定通商口岸和商品种类，巩固边防等。而在内政方面，他早年曾提出了“平均”的主张。他认为，社会不安定是由于贫富的不均造成的。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看到，贫富的不均和对立仅仅是一种现象，造成封建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源则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农民的残酷剥削，因而整个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龚自珍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而他只是认为，造成社会贫富不均的根源是“人心世俗”不古、不平，是尤其为君者的“王心”的不平。他说，在上古时代，没有贫富的差别，以后虽有差别，但人们也还能各安其所得，天下也尚能相安无事。再以后则是你争我夺，君主想取一石，当官的也想取一石，这样的竭泽而取，势必有一些人什么也得不到，于是社会就“不平甚”矣。因此，他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均”，主要要整顿“人心世俗”，使人人都有“平均”的思想。这就是他说的，“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而要使“人心”平，则首先要“王心”平。只要“王心”平，那就会物产丰盛，百僚受福，人民安乐。这些说法从本质上来说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它反映了龚自珍在理论上的幼稚和局限，反映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软弱，把改革希望完全寄托在封建君主的“善心”上。正因为这样，也就决定了龚自珍的社会“平均”论只是一种空想而已。
龚自珍后来也有些意识到他的“平均”论在现实社会中是无法实行的。因此，在七年后他又写了一篇题为《农宗》的文章，设想按照封建宗法制度来分配土地，以调和贫富之间日益加剧的差距和矛盾。他自己后来在《平均篇》后面加了一条附记说：“越七年，乃作《农宗篇》，与此篇大指不同。”这里所谓“大指不同”，是指《平均篇》主旨在于均贫富，而《农宗》篇则在承认差别下适当调和一下贫富矛盾。其实，在《平均篇》中，龚自珍也并不是在主张真正的平等，而只是主张君主要注意随时调剂，而使贫者不至于冻饿而死，使他们不起争夺之心。因此，在我们看来，《平均篇》与《农宗》篇虽然在具体方案上有所不同，但在“大指”上即本质方面并没有实质的不同。
在《农宗》篇中，他还主张按封建宗法制度立大宗、小宗、群宗和闲民四类。大宗(有继承权的长子)继承父田一百亩，小宗(次子)和群宗(三子、四子)分田二十五亩，闲民(兄弟中最末者)则只能为佃户。他认为，“虽尧舜不能无闲民，安得尽男子而百亩哉？”这是说，佃户是不能没有的。而且他还规定：大宗百亩之田可以有五家佃户，小宗、群宗二十五亩之田可以有一家佃户。由此可见，龚自珍在这里也还是承认贫富差别的。其实，即使按他的规定，大宗至多只能有百亩之田，用限田以防止土地兼并，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连这种改良的办法，也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综上所述，龚自珍为医治封建经济危机所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仅是他主观上的一些良好愿望而已，而在实际上是无法实行的。这比起他对封建制度腐朽没落的尖锐揭露和批判来说，是逊色多了。
在龚自珍所提出的改革主张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人材的重视。他认为，社会法制的变革，风气的移易，其“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他还指出，由于当时统治者不重视人材，甚至摧残人材，以至使人材不聚于“京师”，而聚于“山林”，这对封建王朝来讲无疑是极不利的。所以，他主张一定要改革当时任用人材中所存在的那些弊政，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废除“资格”论，改变君臣关系，使大臣们能和君主一起“坐而论道”，要给予大臣们有处断政事的权力等等。当然，在这个问题上龚自珍过分夸大人材的作用，把人材看成是社会兴衰的根本关键，而不去触动社会制度，其最终还是陷入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因为人材的造就，人材作用的能否发挥是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分不开的。人材在历史的发展中是有重要作用的，但归根结蒂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不过，龚自珍对人材遭遇的感慨是针对当时那些不学无术、尸位素餐的腐朽官吏而发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时代对人材的需求。因此，就这点来讲，比他那些经济改革上的空想来说，还是更实际些。他的著名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充分反映了他热切希望有志之士能得到重视和发挥作用，改革腐败的封建制度，以振兴中华民族。就这一点来讲，是具有积极的意义。
由于龚自珍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所有改革主张都在所谓“古方”名义下提出来的药方。他有一首诗说：“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其次，对于改革，他也只期望于逐步的改良，说什么“可以虑，可以更，不可以骤。”不希望急遽的变革，更不用说他敢于希望进行社会革命了。这一切都说明了龚自珍在改革上看不到新的力量，找不到改革封建制度的新方向，因而他的改革主张是软弱无力的。而当他的这些理想受到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得不到人们理解的时候，他就陷入了苦闷、徬徨。1839年，他辞官回乡途中写了三百一十五首《杂诗》，这是他回忆和记叙他一生经历、交游的叙事诗，在最后一首诗中，他十分伤感地写道：“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阁(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他在呼唤不起风雷之气以拯救江山的苦闷下，只好到佛教中去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了。
龚自珍在探求社会改革的过程中，也曾探讨过一些哲学理论问题。由于他比较强调人材的作用，重视人事努力，因此他对传统的天人感应论的唯心主义理论曾有激烈的批判。但又由于他只是强调人心的变化，个人的奋斗精神，他的整个思想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龚自珍对于西汉以来，利用阴阳五行理论宣传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说十分厌恶。他认为，汉代有一种十分恶劣的风气，那就是把许多与经典毫无关系的东西，硬把它与经典附会起来，致使这些经典“身无完肤”，毒害了人们的思想。对于社会上流行的所谓“推步术”，即按照天人感应理论发展起来的一种预测天象变化与社会治乱兴衰、人事吉凶祸福关系的方术，他认为这是十分荒谬的。他说，对于那些鼓吹“推步术”的人，应当提出这样的驳问：“诚可步也，非凶灾；诚凶灾也，不可以步。”意思是说，天象变化如果可以推算出来，那就说明它不是预示凶灾；如果确实是凶灾，那就无须推算也可知道这是某种天象变化的结果。因此，他指出，那种所谓“借天象儆人君”的“推步术”，对那些“不学无艺能”的“人主”来说，因为他什么也不懂，毫无顾忌，所以这一套对他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而如果对那些“好学多艺”的“人主”，他当然不信这一套，必将治以“诬与谤”的大罪。所以神秘的“推步术”，无论对谁，都是无用的东西。
把天象变化神秘化，并把这种变化说成是某种社会或人事变化的征兆，其主要原因是对天象变化的规律没有科学的认识。龚自珍根据当时天文学的知识，明确指出天象变化是有“定数”的。他说：“近世推日月食精矣”。同样，他认为对于“彗星之出”，如果能“取钦天监历来彗星旧档案汇查出，推成一书，则此事亦有定数，与日食等耳。”他坚信，“此书成，可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矣。”这是说，只要根据历代天文记载，就可以找出彗星出没的规律，因而也就可以彻底摧毁那些鼓吹天人感应说的方士们的谬论了。在《周易·系辞》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这是方士们用以鼓吹天人感应说的重要经典理论根据。龚自珍对这句话作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这句话中的“吉凶”是指天象本身的各种变化，而不是指社会或人事吉凶之事。他还指出，象《诗经》中所记载的某些“日食为凶灾”的话，无非是诗人“旁寄高吟”，以寓“讽刺之意”，因而是“未可为典正”，不能作为经典，更不能作为根据的。
龚自珍批判天人感应说，否定天象变化对社会治乱、人事吉凶的作用，这些思想是比较深刻的，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是和他强调人材的作用，人为的努力等思想一致的。然而，另一方面，龚自珍又过分夸大了人的主现作用，特别是所谓“圣人”的作用。致使他不仅没有能从批判天人感应说中得出唯物主义的结论，相反由于他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不免走上了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
龚自珍认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这里，多少包含有否定“圣人”创造天地的某些合理的思想因素。然而，他所谓的“众人”，并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更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改造自然和社会集体的力量，而是一个个孤立的“自我”。这一点，他自己就解释说：“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这就把个人的自我的力量夸大到创造天地万物的地步！不仅如此，这里一个个孤立的“自我”，也并不是指个人的物质活动，而是指每个“自我”的“心”，即个人的精神活动。请看他以下这几段话：“八万四千尘劳，皆起一心”，“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所谓“心力”能创造一切、改变一切的思想，本是佛教唯心主义的理论，而龚自珍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用来夸大“自我”、“心力”的作用。因此，他最终也不得不赞同佛教“神不灭”和“轮回”的思想，承认“心”或“灵魂”是永恒不灭的，以致他晚年诵念佛经、与寺僧往来了。
龚自珍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还表现在他对认识问题上的一些看法。龚自珍在他早年一篇《辩知觉》的文章中，对“知”与“觉”两个概念作了分析和区别。他说：“知，就事而言也；觉，就心而言也。知，有形者也；觉，无形者也。知者，人事也；觉，兼天事言矣。”意思是说，“知”是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言的，“知”的对象和所说的道理是可见可言的，是后天人为努力，即通过学习、思考等获得的。“觉”则与“知”不同，是从主观认识能力方面讲的，“觉”不是指对某种具体事物的认识，而是不可见不可言的思维活动，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样的说法并没有错。但是，他在作了这种区别后，却错误的又说：“知者，圣人可与凡民共之；觉则先圣必俟后圣。”这里，他把“觉”完全神秘化了，而这种“觉”，又只有圣人才能心心相传，“凡民”是绝不可能具有的，这就导致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不仅如此，龚自珍还把这种“觉”又称之为“神悟”。他说：“圣人神悟，不恃文献而知千载以上之事，此之谓圣不可知，此之谓先觉。”这就是说，“觉”或“神悟”是一种不需要依据任何客观材料的毫无根源的认识能力。既然“觉”或“神悟”是具有毫无根源的认识能力，那“后圣”如何接续“先圣”呢？龚自珍认为，这是靠“心通”。他说：“孔子不恃杞而知夏，不恃宋而知殷，不乞灵文献而心通禹汤。”龚自珍在这里对孔子的说法作了歪曲。因为孔子曾经说，他对夏、殷的礼制能说得出来，而不用杞、宋的情况作证据，那是因为杞、宋的“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可是，经过龚自珍这样歪曲发挥，他所说的“觉”或“神悟”就完全变成了神秘主义的“心通”了；而这样的“心通”是除了“圣贤”之外，无法为别人所把握的。所以，他最后也只能说：“夫可知者，圣人之知也；不可知者，圣人之觉也。”这种认识论上的神秘主义，是他主观唯心主义“心力”说的必然结论。
龚自珍在讲“自我”时，还十分强调“自我”本性的“自然”表现。本来，他也反对宋明理学家把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本性中固有的先验论。他说：“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很(狠)忌非固有。”这里，他赞成告子关于人性的说法，认为善恶等道德观念是后天形成的。即他说的：“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龚自珍关于善恶的道德观点是后天形成的思想，也是对的，而且在当时来说，对理学的批判，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但是，到了晚年，他又把这种性“无善无不善”的理论，牵合于佛教天台宗的教义，这就不但减弱了它的理论意义，而且导致了他的错误的人性论。
龚自珍最初从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出发，是坚决地反对宋明理学家把“情”看作是万恶“人欲”的说法。他认为，“情”是属于人的“自然”本性中的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自然、真实的感情，因而也是“无善无不善”的。在他看来，对于这样一种自然的、真挚的感情，不应当抑制它、铲除它，相反应当宽容它，尊崇它。对这一点，他曾经自述过对于“情”的认识过程，说：“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他认为，虽然人们对于“命”是无法抗拒，有“无如何者亦受”的命定论思想，但对于自己真实的“情”，他还是主张任其自然发挥的。
龚自珍这些“宥情”、“尊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尊重个性，解放个性的意义。所以他十分反对对个性的强制束缚，认为这样会严重损害个性，压抑人材的成长。他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病梅馆记》(一名《疗梅记》)。文中以梅枝为比喻，说由于一些“文人画士”的癖好，以“曲”、“欹”、“疏”的梅枝为美，并以此标准把好端端的梅枝都加以“斫其正”，“删其密”，“锄其直”，结果使梅枝都丧失了自然的姿态，而成为病态。龚自珍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于是他买了三百盆这种病态的梅枝，把它们“悉埋于地，解其椶缚”，即解除束缚，而且还对它“疗之、纵之、顺之”。他宣称：“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如果联系龚自珍对人材问题的论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这篇散文中的深刻含意了。他曾在《明良论四》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可清楚地看出其用意。他说：“庖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羿之发羽，僚之弄丸，古之所谓神枝也。戒庖丁之刀曰：多一割亦笞汝，少一割亦笞汝；韧伯牙之弦曰：汝今日必志于山，而勿水之思也；矫羿之弓，捉僚之丸曰：东顾勿西逐，西顾勿东逐，则四子者皆病。”这是说，如果用各种要求去限制各人的特性，那末即使是最有才能的人也会无所措手足，就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本领了。龚自珍这种主张尊重个性，解放个性的思想，在当时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钳制人材的斗争中，是有一定的进步的思想意义。
此外，在龚自珍的思想中也包含有一些事物相倚相成的朴素辩证法因素。如他说：“万物不自立”，“万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势。万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辨。”可是，他对这些思想并没有加以发挥，贯彻到底。因为他对于运动变化的看法，认为只有渐变，没有突变，甚至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虽然可分为初、中、终三个阶段，其实“终不异初”，“三而如初”。意思是说，事物经过三个阶段变化，最后还是同最初一样，变来变去，还是回到出发点，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最后还是陷入了循环论的泥坑。
总观龚自珍的生平和思想，他并没有能够完全冲破封建时代和地主阶级的局限。但是，他在他那个时代，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开创关心国家政事、议论政事的新风气；敢于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预言社会改革的必要性，而改革又必需“不拘一格”地重用人材，等等，这在当时沉闷的封建社会里，无异是一声春雷，催人深醒。他作为我国十九世纪上半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留下的政论和诗作都对当时和以后的爱国志士和进步思想家有着很大的影响。
关于龚自珍的著作，后人曾编为《定庵文集》、《定庵诗集》等，然以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龚自珍全集》搜集最为完备。
龚琴徵：(生卒年待考)，女；武进人(今江苏武进)。著名清朝画家。
以工笔画蛱蝶著称。
龚兴业：(公元1911～1993年)，湖北荆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方面军警卫连排长、连长，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八五旅第七一六团连长、营长，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游击大队大队长。参加了雁门关战斗、齐会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独立第三旅特务团参谋长，第九团副团长，第二十四团团长。参加了沙家店、羊马河、宜川、兰州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甘肃军区武都军分区司令员。1952年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任西北军区车辆管理部部长，军区司令部装备计划处处长，骑兵第一师师长，伊犁军区司令员，东疆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4月17日因病在乌鲁木齐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龚兴贵：(公元1914～2002年)，江西兴国鼎龙乡长信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八师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副队长，军委三局无线电台总队政治指导员，中华苏维埃政府电台分队政治委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电台分队长，冀热察挺进军电台中队长、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部通信科科长，炮兵教导大队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政治部副主任，华北军区炮兵第三师政治部主任，西南军区军械部政治部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庆炮兵学校政治委员，锦州炮兵学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第五十一基地政治委员，第二炮兵技术学院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2年4月22日因病在大连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龚 浩：(公元1887～1982年)，湖南益阳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后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
1926年参加北伐，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927年后，历任军委会参谋处处长、军委会第一厅厅长、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等。
抗战时期，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河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第一战区长官部总参议等。
抗战胜利后，任西安绥靖公署高级顾问。
1949年逃往台湾，任台湾省“行政院”设计委员等。
1982年5月7日在台北病逝。
龚德柏：(公元1891～1980年)，湖南泸溪人。著名近代报刊编辑、学者。
1913年留学日本。1919年组织中国留日同学总会，揭露日本在巴黎和会中的阴谋，后被学校开除。
1922年后，先后主编《国民外交杂志》、《东方时报》、《中美通讯》、《世界晚报》等。历任《革命军日报》及《申报》总编辑。创办《校园晚报》、《救国日报》。1938年任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秘书。
1949年逃往台湾。
1980年6月13日在台北病逝。
龚德宏：(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委员。
龚烈航：(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少将，解放军工程兵工程学院工程机械教研室主任。
龚选登：(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七十六师参谋长。
龚建勋：(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江西省警保处处长。
龚时英：(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第七十军三十二师师长。
龚少侠：(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前海南岛警保处副处长。
龚鼎文：(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国防部”远朋班主任。 跟帖时间 2010-03-13 21:36:3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
|
龚氏的宗祠通用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荆楚仙范；渤海清风：上联典指南朝宋国的汉寿人龚祈，字孟道，风姿高雅，举止潇洒，中书郎范述见了他说：“这是荆楚的仙人哪！”下联典指西汉朝时期的山阳南平人龚遂，字少卿，以明经为昌邑王刘贺的郎中令，勇于谏诤。宣帝时，渤海和附近各郡因饥荒引起农民反抗，他任渤海太守，开仓借粮，奖励农桑，使农民归田、狱讼减少。后官水衡都尉。后世将他与黄霸作为封建“循吏”的代表，并称“龚黄”。
姓启炎帝；望出武陵：全联典指龚氏的源流和郡望。
抚循异迹；行谊纯修：上联典指汉朝时期的水衡都尉龚遂为渤海太守。至任所。悉罢捕盗之吏，劝民务农桑，一郡大治。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学者龚郯。龚郯，字墨伯，师承朱熹，不务口耳，一意躬行。
武陵世第；渤海家声：此联为龚氏宗祠“武陵堂”堂联。
2.五言通用联：
读书先审器；稽古有遥源：此联为清朝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诗句联。龚自珍，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仁和人(今浙江杭州)。清道光年间进士，官礼部主事。学务博览，他提倡“通经致用”，强调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散文自成一家；诗瑰丽奇肆、有“龚派”之称。
鱿跃清波彻；莺啼众缘深：此联为清朝时期的画家龚贤撰书联。龚贤，号半亩等，又名岂贤，昆山人。能诗，善画山水，为八家之一。有《画诀》、《香草堂集》。
耆德并三老；山水列八家：上联典指宋朝时期的都官员外郎龚宗元，与程道、程之奇，皆以耆德称，吴人谓之“三老”。下联典指清朝画家龚贤。
3.七言通用联：
偷闲颇异凡夫法；著书先成不朽功：此联为清朝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诗句联。
天问有灵能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此联为龚自珍《秋心》诗句联。
4.八言以上通用联：
大汉遗民，甘心绝粒；横波侍史，雅擅画兰：上联典指西汉朝时期的彭城人龚胜，字君宾，先后举孝廉、茂才，为重泉令，哀帝时历官谏议大夫、光禄大夫、渤海太守，后因病辞职回乡。王莽篡汉建新朝，派人征他做官，门人向他报告时，他斥责门人为“棺敛丧事”，从此绝食十四天而死。下联典指清朝时期的合肥人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明末崇祯年间进士，官兵科给事中。清康熙年间，官至礼部尚书。为人旷达，博学多闻，诗文与吴伟业、钱谦益齐名，并称“江左三大家”，著有《定山堂集》。他的侍妾顾横波，名媚，字眉生，号横波，通文史，尤其擅长画兰花，独出心裁，不龚前人旧法，当时人推她为“南曲第一”。
安车不征，孝廉不就；易剑买犊，卖刀买牛：上联典指汉朝时期的名人龚胜的事典。龚胜，彭城人。三举孝廉不就。下联典指汉朝时期的水衡都尉龚遂的事典。龚遂，字少卿，刚毅有大节。宣帝初，渤海盗贼并起。帝以遂为渤海太守。遂劝民务农桑。有带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郡遂大治。
五马数循良，偃武修文，练就甲兵还绿野；一龙看变化，出风入雨，普将膏泽润苍生：龚氏家祠通用联。 跟帖时间 2010-03-13 21:33:1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
|
龚氏的字辈排行 -- 广西宾阳龚氏字辈：“礼义承宗祖诗书则古先荣华昌景运发达庆长年勤俭生富贵浩杰保清廉良民怀盛德孝顺念英贤”。
广西防城龚氏字辈：“明知义有章”。
广西桂林龚氏字辈：“邦世然如寿”。
广西陆川龚氏字辈：“元凯济跄仪应运文章炳海业传家”。
湖北荆州、恩施龚氏字辈：“玉启承家学传经绍祖芳仁文亏道德缀绪发明扬胜者出门远诗书由厚昌强辉光尚国万世选民扬”。
湖北武穴龚氏字辈：“以必逢应世材灿奎钧藻霖蒸起巨源云勋堂锡泽生烈在铭濂彬炽基钟泰棠辉增锦添”。
湖南宁乡龚氏字辈：“清德荀高后家传博尚勤”。
湖南武陵龚氏字辈：
通行原派：“武昌宗子荣文朝百万成廷大兴世守国泰定长春亲德如天重君恩与日新能明伦序理裔载建奇勋”；
日公房支派：“日曰奇福泽允敬凤朝阳亲德良高厚家传尚慎勤尽伦敦爱敬为学在明新士慕垂诗教臣怀立汉勋先贤均可法后起益多英”；
月公房支派：“月敬安湖道绍仕志丹成天希文圣祖良善世生贤继先思树德诗礼允传家立品崇儒雅观光应国华”；
暹公房支派：“昌耐荣进金正思宗水永廷朝邦守大律法正乾坤文明宏世德孝友克昌荣”。
江西抚州龚氏字辈：“仲世承家学传经绍祖芳人文光道德天启翼元良善政昭齐渤英贤贯楚湘裕后辅朝堂泽宜永扬昌俊硕满际涯科博遍星宇海振新兴强儒能遵孝治”。
江西进贤龚氏字辈：“诗礼传宗宝简戟树奇珍子孙隆茂发科海呈精英”。
江西南昌龚氏字辈：“尚国以大义仲应懋元鸿世享绵千代循良楚汉真”。
江西遂川龚氏字辈：“汤侧朝元宰天开文运世宏道为卿相经邦克字平”。
重庆某支龚氏字辈：“国正天心顺官清明自安启行志和少子孝父兴亮应大贤仁启荣发富贵昌孝祖本元茂吉地福连忠”。
重庆巫山龚氏字辈：“兆龙启天洪斯士能绍文行仁崇正道德大众明君孝卓传家典忠为建国勋昌隆光太祖万派一元分”。
上海南汇龚氏字辈：“云台丕显文炳志仁大可
四川遂宁龚氏字辈：“方立体年一成休士本
贵州龚氏一支字辈：“启肇代圣天尚应普学成大发兴文德洪云宪丙丁”。
河南罗山龚氏字辈：“学志心思玉献朝廷道义光明安邦定国永正家身”。
安徽合肥龚氏字辈：“维仁存义忠孝从之遵其典则宏济乃宜”。
福建邵武龚氏字辈：“万原层正端仲永景贵天世国应文长鼎玉兴得元述作思孔孟惟士敏茂联大志承道本荣宗绍祖华”。
广州刘南龚氏字辈：“俊秀崇伦起彩凤贵铭香高朝开景连贻厚诏祖光奎璧聊辉照堂中耀吉祥成就千秋业长发永攸芳同福临喜康忠孝永继昌兴旺人才广富贵发文章”。
龚氏一支字辈：“汉时宣世茂泽金祁显正生诗书家学远庆习国恩云繁衍归益本万载记昌明”。
龚氏一支字辈：“清樟治祥…”
龚氏一支字辈：“光正荣子安”。
龚氏一支字辈：“汉宣世茂泽金祁显正生诗书家学远庆习国恩云繁衍归益本万载记昌明”。
龚氏一支字辈：“仲仕添思显元大阳如应兴世若方东佐辅文明运立政兆嘉祥时升遇盛昌逢道承先志修纪定伦常”。
龚氏一支字辈：“汉时宣世茂泽金祁显正生诗书家学远庆习国恩云繁衍归益本万载记昌明”。 跟帖时间 2010-03-13 21:30:0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
|
龚氏的家谱文献 -- 湖北湘潭中湘龚氏族谱十三卷，首一卷，(清)龚先法纂修，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87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五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湖北湘乡鹏山龚氏族谱，(清)龚倡潢、龚大邑等纂修，清道光八年(公元192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今仅存第十二卷。
龚氏九修族谱十八卷，首一卷，著者待考，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武陵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沅江龚氏九修族谱十八卷，首一卷，(清)龚长渤总修，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福建福州通贤龚氏支谱三卷，(清)龚葆琛编纂，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两部)、人民大学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浙江兰谿蛟湖龚氏宗谱八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谿县新周乡(缺第三卷)。
四川重庆龚氏族谱四卷，(清)龚希颺、龚慎修等纂修，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
安徽合肥龚氏宗谱八卷，首一卷、次一卷、世表一卷、附一卷，(清)龚照昕、龚彦绪等纂修，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福寿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
浙江上虞古虞龚氏宗谱三卷，(清)龚锡华修，张澔等纂，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奇桂堂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福建福州通贤龚氏宗谱三卷，(清)龚镠续修，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
湖南龚氏族谱十八卷，首卷上、下册，末一卷，(清)龚亲教主修，清光绪戊申年(公元190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兰谿龚氏宗谱四卷，(民国)龚启源纂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谿县游埠乡龚家村。
浙江义乌松门龚氏总谱十卷，(民国)龚琛、龚世烈等编辑，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湖南沅江龚氏九修族谱十三卷，首四卷，著者待考，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龚氏族谱八卷，著者待考，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铅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义乌松门龚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三十二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青石乡湖山村。
浙江兰谿大园龚氏宗谱六卷，著者待考，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谿县高潮乡缸窑村。
湖北石门龚氏永隆公祠始修族谱六卷，(民国)龚凤暹、龚棠纂修，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北平大成印书社铅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
湖南武陵龚氏族谱八十卷，首五卷、末四卷，(民国)龚良杜主修，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长沙(春田)龚氏宗谱十四卷，(民国)阖族嗣孙同编，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兰谿凤林龚氏宗谱八卷，著者待考，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兰谿县高潮乡皂口村。
浙江义乌松门龚氏复振祠宗谱三十卷，(民国)龚启坤等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缺第三十卷)。
四川长寿龚氏族谱一卷，著者待考，手抄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四川省长寿县沙石乡河清村罗家湾。
吉林舒兰龚氏宗谱，(现代)龚常河纂，1997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跟帖时间 2010-03-13 21:27:40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
|
龚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武陵郡：即湖南省常德市。常德历史悠久，公元前三十万年，常德地区就有原始人群在沅、澧二水流域的平原山川生活、聚居。澧县澧南乡、张公庙镇、津市市窑坡乡、石门渫水下游一带以及鼎城区灌溪镇岗市等处有旧石器时期的遗迹四十多处，经挖掘出土的石器有石片、石锤、石球、尖状器、砍砸器等。原始人利用这些简陋的原始工具采集果实，猎取野兽。秦昭襄王三十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国蜀郡太守张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在今常德城东筑程以守。常德有城，自此开始，迄今两千二百余年历史。史称武陵、朗州、鼎城，曾是七朝郡治、七朝军府、七代藩封之地，辖区远及湘西北、鄂西南、黔东北、桂东北地区，素有“西楚唇齿”、“黔川咽喉”之称。秦朝时期，常德属黔中郡，郡衙设临沅县。西汉高祖时取“止戈为武，高平为陵”之意，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隶属荆州刺史部。东汉光武帝时期恢复武陵郡，汉建武二十六年(庚戌，公元50年)郡治从义陵(今湖南淑浦)又迁往临沅县。汉顺帝阳嘉三年(甲戌，公元134年)，荆州刺史部移治于索县(今湖南常德鼎城区断港头城址村)。三国时期，常德归吴国管辖，仍名武陵郡，隶属荆州。西晋，常德市分属武陵、天门、南平三郡。唐朝时期，武陵、澧州隶属江南西道。北宋，改朗州为鼎州，改澧州为澧阳军州，均隶属荆湖北路。宋徽宗政和七年(丁酉，公元1117年)，升鼎州团练为常德军节度使。“常德”取孔颖达《诗经·大雅·常武疏》：“言命谴将帅，修戎兵戎，无所暴虐，民得就业，此事可常为法，是有常德也”，“常德”之名始于此。南宋乾道元年(乙酉，公元1165年)，鼎州升为常德府。元朝时期，常德府、澧阳军州分别改为常德路、澧阳路，隶属湖广行中书省江南北道。明朝初期，恢复常德府，澧阳路改为澧阳府，皆隶属湖广布政司分守上荆南道。明洪武九年(丙辰，公元1376年)，将澧阳府降为澧州。清朝雍正七年(己酉，公元1729年)，升澧州为直隶州，常德府、直隶澧州同隶属于岳常澧道。至清朝末期，常德府辖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四县；直隶澧州辖石门、慈利、安乡、安福、永定五县。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中央人民政府设常德专区，专署驻常德县。辖常德、临澧、澧县、安乡、南县、华容、桃源、慈利、石门等九县。1950年由常德县析置常德市，由澧县析置津市市。常德专署驻常德市，辖两市、九县。1952年原益阳专区所属益阳市及益阳、沅江、安化、汉寿、桃江(驻桃江镇)五县划入常德专区，辖三市、十四县。1953年常德、益阳、津市三市改由省直辖。1958年常德、益阳、津市三市划归常德专署领导。1959年常德市交由常德县领导；益阳市交由益阳县领导；津市市交由澧县领导。1961年常德县领导的常德市、益阳县领导的益阳市、澧县领导的津市市均交由常德专署领导。1962年将益阳市及益阳、华容、沅江、南县、安化、桃江等六县划归益阳专区，常德专区辖两市、八县。1963年撤销津市市并入澧县，常德专区辖一市、八县。1970年常德专区改称常德地区，地区驻常德市，辖常德市及常德(驻常德市)、临澧、澧县、安乡、汉寿、桃源、慈利、石门等八县。1979年恢复津市市，常德地区辖两市、八县。1988年1月23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88]18号)，撤销常德地区和常德县，常德市升格为地级市。常德市设立武陵、鼎城两区。武陵区的范围包括原常德市和常德县的武陵、斗母湖、河洑、石门桥四个镇和丹洲、康家吉、南坪岗、河洑、芦获山五个乡；原常德县其余的三十六个乡镇为鼎城区的行政区域。常德市辖桃源、石门、灃县、汉寿、慈利、临灃、安乡七县。津市市由省直辖。1988年4月1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批复，撤销常德地区建省辖常德市。
渤海郡：西汉时期从巨鹿、上谷之地分出渤海郡，治所在浮阳(今河北沧州东关)，其时辖地在今河北省、辽宁省之间的渤海湾一带。唐朝时期的东北靺鞨(古女真族)以粟末部为主体亦建立过渤海郡，先称振国(震国)，又称渤海国，其时辖地在今东北松花江以南至渤海地区。后来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遂名渤海。渤海郡地跨乌苏里江两岸，在今辽宁、河北、山东三省之间的渤海湾沿岸一带。后唐同光四年(丙戌，公元926年)，渤海郡为大辽国契丹族耶律·德光所灭，以后不复存在。
六桂郡：又称六桂县，就是“六桂联芳”的誉称，分布在古代的泉州地区。治所在地闽县(今福建福州)，相当于今天的福建全省。后来改为闽州。唐朝景云年间(公元710～712年)改武荣州置县，治所在晋江(今福建泉州)。
2.堂号：
渤海堂：以望立堂。
武陵堂：以望立堂。
六桂堂：以望立堂。
中隐堂：宋朝时候，龚宗元任句容县令。他在破案、挖掘藏犯、追捕逃犯上，像神仙一样。有一次，为政酷苛的杨弘(隋文帝的弟弟)奉旨到各地视察。但当他到句容边境时，却对人说：“这里已被龚先生治理得很好啦。我再去，不是徒找麻烦打扰他吗？”于是没入境就到别处去了。龚宗元官至都员外郎。退休后建了一座“中隐堂”。朝野上下都赞他是“耆德”(年高有德)。
耕读堂：资料有待补充。
奇桂堂：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3-13 21:24:2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
|
龚氏的迁徙分布 -- 龚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正好是名列第一百位，属于大姓系列，人口约二百四十六万一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5％左右。
龚氏族人的发源地较多，有河北、辽宁间地和山西、河南、福建等，总的来说，龚氏早期主要繁衍于北方地区。
汉朝时期，华东龚氏一族崭露头角，江苏徐州人龚胜与江苏邳州人龚舍均以名节闻名，有“楚两龚”之称号。另山东、河南龚氏族人在这一时期也较有名。
魏、晋、南北朝时，龚氏族人进一步繁衍于江西、四川、湖南等省。据载，湖南人龚玄之及其侄龚黎民，从孙龚祈，自晋至南朝宋，世居汉寿(今湖北常德)，是当地比较大的家庭，故有武陵郡。此郡不仅是龚氏族人历史上最大郡望，而且是后世南方龚氏族人播迁之主源。
唐、宋时期，龚氏族人繁衍势头南方旺于北方，江苏、福建、浙江、广东遍布龚氏足迹。其中，福建、广东龚氏族人尊南宋淳熙年间参知政事(副宰相)、福建莆田人龚茂良为其始祖。据《福建通志》记载，龚茂良后裔龚英居荆山，后有迁安海者；龚沼居晋江沙堤，后又有迁安溪者；龚徒居福州城内梅枝里。可见，莆田龚氏枝脉延伸之广，家族生长之茂。另有福建翁姓分支而出的龚氏一族，在当地形成望族(以“六桂”为堂号)，更为福建龚氏的发展注入新的源泉。
明朝时期，龚氏族人有移居上海、广西等地者。又山西大槐树龚氏族人被迁于人口萧条之地，分布于北京、天津、陕西、河北、河南等地。
清朝乾隆年间开始，陆续有沿海龚氏族人从福建莆田移居台湾，进而定居邻近国度者。
今日龚氏族人以四川、湖北、江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等省为多，这七省龚氏约占全国龚氏人口的百分之65％以上。 跟帖时间 2010-03-13 21:21:1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
|
龚氏的各支始祖 -- 龚 炳、龚基先：宋朝人，字明远，号古愚，行二十五。史迁祖龚基先，明朝人，字平叔，号文壮，行九五。是为江苏镇江润东龚氏始祖。
龚子荣：迁益始祖子荣公宗支五派世系，行一，字安尊号仙岭，元至正五年乙酉二月十六日卯时生，寿六十三，明永乐五年丁亥殁葬宝庆府新化县黄杨山龚家坳凤形庚山。甲向碑记。元配刘氏：元至正元年辛巳六月十七日，亥时生年二十五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殁葬益阳第十都毛家山高山坪土星甲山庚向碑记。生子一：龚日。是为湖南武陵龚氏始祖。
龚 忠：南朝陈永定三年已卯生，唐贞观六年壬辰卒葬松溪城西五里排九珑岡。龚忠为隋朝太尉，后避隋炀帝乱朝，挈家入闽，居建宁松溪，历考闽吴楚诸谱，自有姓以来至龚忠方有家谱，故敍源流者俱自龚忠始。元配：谌氏，生卒阙，葬合夫冢。生子二：龚宏开、龚宏远。龚宏开没有记录。
龚子荣：行一，字安尊，号仙嶺，是为迁益始祖(高曾祖父)，元至正五年卯时生，寿六十三，明永乐五年丁亥殁，葬宝庆府新化县黄杨山龚家坳凤形。庚山四向。元配：刘氏，元至正元年辛巳六月十七日亥时生，年二十五，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殁，葬益阳第十都毛家山高山坪土星甲山庚向。碑记。生子一：龚日。继配：周氏，元至正六年丙戌九月二十八日辰时生，年五十八，明永乐元年癸未十一月十六日酉时殁，葬新邑合夫冢同向，生子：龚二月。是为全闽龚氏始祖。
龚 遂：字来，晋大夫，原居山阳南平阳，仕汉蝇帝，朝郎中令，忠厚刚，素抱大节，汉宜帝时渤海岁仪盗起，二千石不能制，帝陇怡者拜遂公为渤海太守，军车至府，盗贼即时策散，民有带持刀者，令宝剑贤午宝刀，郡中大怡，时年七十。帝愈公年老，授丙廷水衡都，朝夕以伴。官寿终。为刘南龚氏始祖。 跟帖时间 2010-03-13 21:16:4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