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氏的姓氏渊源
发帖用户: lxyi
发帖时间 2010-05-14 15:00:09 [收藏话题] [删除] 浏览次数 3705 跟帖次数 7

第一个渊源:源于神农氏,出自炎帝之妻桑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姓氏考略》记载:“神农娶承桑氏,亦作桑水氏,其后有桑姓。”

相传,神农氏娶了桑氏之女作为自己的妻子,他们的后代中即有人以桑为姓氏,称桑氏,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己姓,出自穷桑氏(金天氏)少昊的后代,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据史籍《姓谱》、《万姓统谱》等记载:“黄帝裔孙少昊穷桑氏之子孙以桑为氏。”

穷桑氏,即少昊,己姓,名挚,字青阳,号金天氏,是远古时期东夷族的部落联盟首领,后人为了有别于太昊氏,故称其为少昊、或少暭。

相传,少昊以鸟为官称,设有工正、农正,分别司掌手工业和农业。当时的东夷族主要的活动中心在穷桑(今山东曲阜),下分二十四个小支部族,广泛分布于今山东半岛地区。因其在穷桑登上了帝位并都于穷桑,故又称穷桑氏。

在少昊的后裔子孙中,又一部分族人以地名称号作为姓氏,称为穷桑氏,后来省文简化为单姓桑氏、穷氏。

桑氏族人大多尊少昊为得姓始祖。



第三个渊源:源于嬴姓,出自春秋时期秦国公族公孙枝,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姓苑》记载清楚:“秦公孙枝,字子桑,其孙以王父字为氏。”

春秋时期秦国公族有叫公孙枝,在秦穆公嬴任好执政时期担任秦国的大夫,他的最著名的贡献,就是向秦穆公荐举了原虞国的大夫虞奚。

晋献公姬佹诸在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灭了虞国后,虞奚陪虞国君主一道当了俘虏。晋献公听说虞国有个很有才能的人叫虞奚,尤其在谋略上更是高人一等,就想让他来为晋国做事,派了好几个人去劝说,可虞奚就是死活不答应。

晋献公心里暗自想到:“虞奚既然不答应为我晋国出力,就不能把这个人留在身边。”于是将虞奚作为陪嫁的奴仆打发到秦国去了。虞奚本来当了俘虏就一肚子气,现在又被充当陪嫁的奴仆,更是令他无法忍受,于是趁人不注意就在半路上就溜了。他刚刚跑到楚国边境就被楚兵抓住,说他是个奸细,被当做俘虏罚做放马的奴隶。

完婚后的秦穆公,发现有一个叫虞奚的陪嫁奴仆不见了,就问公孙枝是否知道这个虞奚。

公孙枝说:“这人本是虞国的世袭大夫,曾用‘唇亡齿寒’劝阻虞君不要借道给晋君。虞国亡后,他陪虞君一道当了俘虏,是个很有才能的人。晋公原想重用他,但他一说让他留在晋国当官就不干。这人既有计谋,又忠君,比我高明十倍。只可惜明珠暗投遇到了昏聩的虞国国君,不然哪个君王得到他都会高兴无比的。”

称霸中原的想法已在秦穆公心里酝酿了很长时间,正在积极准备招纳人才,听了公孙枝的介绍,真想马上看到虞奚。于是,他把找到虞奚当做一件大事,四下派人寻找。后来得知在为楚国牧马的奴隶中有一个人叫虞奚。秦穆公就准备派使者带着极其厚重的礼物去见楚成王芈頵(熊恽),以赎回虞奚。

公孙枝在一边急忙劝阻道:“主公要赎虞奚,若是用这么贵重的礼物反而办不成,一定赎不回来他!”

秦穆公一听很奇怪,问道:“怎么会这样呢?”

公孙枝不慌不忙地说:“虞奚现在楚国牧马,正是因为他的才能没有被楚人发现。如果用这样贵重的礼物去换一个牧马的奴隶,那不就等于告诉楚王这是一个重要的人才了吗?楚王知道了会放他回来才怪呢!”

秦穆公一听,想:“对呀!”于是,就派人只带着五张黑羊皮去换虞奚,这是当时一个奴隶的价钱。

赎回虞奚后,秦穆公与他一交谈,立即就被虞奚的才华所吸引,他当即拜虞奚为左相,封赐百里之邑,因此后世称其为百里奚。百里奚后来辅助秦穆公教化民众,安施变革,使秦国一天天地强大,秦穆公最终也成就了霸业,也诞生了“百里氏”这样一个著名的姓氏。

公孙枝向秦穆公举荐并帮助其得到百里奚,后来还尽力辅佐百里奚施政,在秦国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中功不可没。

在公孙枝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子桑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桑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桑氏正宗。



第四个渊源:源于姒姓,出自战国时期古桑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据史籍《姓考》中记载,春秋时期有个古桑国,亦称桑幹国(今山东陵县),是依附于鲁国的一个小诸侯国,国君为大禹的后裔子孙,史书甚少记载。

在战国后期的周郝王姬延十年(秦昭襄王二年,公元前305年),桑君起而反抗秦国统治,因此被秦昭襄王嬴则(嬴稷)破国,桑君被诛。

在桑国灭亡后,其王族子孙以及国人中有以国名为姓氏者,称桑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五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

蒙古族桑果尔氏,亦称索罗噶尔氏,世居察哈尔(今河北张家口一带,包括河北、内蒙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一部、山西部分地区)。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Solongar Hala。

清朝中叶以后,蒙古族、满族桑果尔氏多冠汉姓为桑氏、索氏、罗氏、尔氏等。



第六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⑴.满族乌库理氏,亦称乌色里氏,源出金国时期女真乌古伦部,满语为Ukuri Hala,汉义“细鳞鲮鱼”,世居黑龙江两岸,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后多冠汉姓为桑氏、商氏、刘氏、乌氏、李氏、讷氏等。

⑵.满族夸尔达氏,亦称夸尔那氏、夸哈那氏,满语为Kuwarda Hala,世居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所冠汉姓即为桑氏。

⑶.满族萨玛尔吉氏,亦称萨马尔基氏,满语为Samargi Hala,世居虎尔哈布尔哈村(今黑龙江牡丹江流域)、索伦(今黑龙江嫩江市以西广大地区)、松花江等地,后多冠汉姓为桑氏。

⑷.满族塞楞吉氏,亦称萨基氏,满语为Sailgi Hala,世居塞楞吉石赫寨(今黑龙江下游右岸),所冠汉姓即为桑氏。

⑸.满族商佳氏,亦称尚佳氏,满语为Sanggiya Hala,祖先原为汉族,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携后融入鲜卑族,后逐渐演化为海西女真,世居鄂和(今内蒙古莫力达瓦旗额尔河流域),后多冠汉姓为桑氏、商氏等。



第七个渊源:源于彝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彝族桑氏,源出古老的食桑氏部落,就是在史籍《山海经·海经·大荒南经》中记载的“蜮山者,有蜮民之国,桑姓,食黍,射蜮是食。有人方扜弓射黄蛇,名曰蜮人。”

“蜮”,就是传说中的“含沙射影”,“蜮人”,就是指“南蛮彝”;而“桑姓”在史籍《御览·南蛮六》中注释为“食桑”,实际上就是古代彝族的先民之一,统称食桑氏,早年分布在蜮山(今湖北宜都宋山)。在明朝时期的改土归流运动中,该部落头人流改为汉姓桑氏,其后裔子孙及其部分族人随称桑氏,世代相传至今。



得姓始祖:神农、少昊、公孙枝(嬴子桑)、桑君。

桑氏的历史名人 -- 桑 钦:(生卒年待考),字君长;河南洛阳人。著名汉朝地理学家,《水经》作者。

桑钦自幼勤奋好学,留心著述。曾随平陵人涂恽学古文《尚书》、《毛诗》,造诣极深。他还精通《古文尚书》。

桑钦尽终生踏勘考察,撰写了《水经》,系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地理著作。后世郦道元的《水经注》名满天下,被誉为不朽的地理名著,就是以《水经》为纲,详加增补,使其内容更为丰富,为研究历史地理、水利沿革和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地理之学,本是古代史学的附庸,水利科学又从中别出专门而逐步发展。

战国时所作的《山海经》,以山为主,顺便记下某水出于何处,流向某方,注入某一较大河川,特别是河源和江源。《尚书》中的《禹贡》除记九州经界和地区贡赋外,并列出导山、导水二部分。表现出人工治水至何处,导入何大川,有详有略,开了记水的先河。司马迁《史记》将其记入《夏本纪》,而班因的《汉书》却将其纳人《地理志》,这透露出学者们对《禹贡》在认识上转变的方向。司马迁作《史记》足迹遍于四方,认识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所以独具慧眼,在《史记》中设《河渠书》,把治河为民除害,开渠为民兴利,看成是国计民生的大事,于是将地理书发展成水利书。

桑钦的《水经》就是继承了《山海经》、《禹贡》、《史记·河渠书》的传统,将记水之书发展成专门著作。可以说《水经》一书,是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记述有关河流水道的专著。

书中记述了中国河流水道一百三十七条。郦道元后来虽评价这部书“粗缀津绪,又缺旁通(即记经水不记支流),罕能备其宣导”,但毕竟他所著的《水经注》是以《水经》为纲,详加增补后而成巨著的。可以说,正因为郦道元看出了《水经》的不足之处,所以他才能站在《水经》作者的肩上,以《水经》为“经”而成为“布广前文”的巨人的。郦道元说他以《水经》为基础“脉其支流之吐呐,诊其沿路之所缠,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经有谬误者,考以附正”。经过对《水经》“缠络枝烦,条贯系伙”,郦道元详述《水经》所记江河经流十倍于《水经》。



桑弘羊:(公元前152~前80年),河南洛阳人。著名西汉大臣、政治家,

桑弘羊出生在洛阳一个商人家庭。在当时洛阳那种商贾云集、富冠海内的社会环境和父辈理财兴利的家教中长大的桑弘羊,很早就显示出聪颖和才能,以至刚刚十三岁就被送入宫廷,做了汉武帝的侍中。

“侍中”,汉武帝刘彻掌权之后,痛感使用人才上的积弊和丞相总揽朝政权力过大的隐患。为此,他一方面广招天下人才;另一方面,又专门把朝官分为中朝和外朝。“中朝”以皇帝为首,由一批智囊人物组成,商量国家大事。这些人称侍中、中书,虽不是掌实权的人物,却因随侍皇帝左右,直接协助皇帝审阅公文、谋划政事、起草诏令,所以可视为决策中枢。而以丞相为核心的“外朝”则权力旁落,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执行机构。当政者常为政绩显赫自豪,理财者常为资金不足而蹙眉。古今中外,大凡如此。桑弘羊也不例外。

汉朝盛世,汉武帝刘彻是个雄才大略之主。他继承汉文帝、汉景帝的事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使西汉从“文景之治”的小康推进到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个由兴及盛的历史阶段中,被汉武帝一手提拔、重用的“兴利之臣”桑弘羊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加上他本人又纵游幸、营宫室,挥霍无度,以致府库空虚,财用不继。为了摆脱财政困境,桑弘羊拟改革经济政策,主要措施有增加赋税,改革币制,盐、酒、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而桑弘羊是这些改革政策参预制定和执行、实施的重要人物之一。

自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起,桑弘羊历迁大司农丞、大司农、搜粟都尉等主管财政的要职,赐爵左庶长。

桑弘羊在实行财政改革、广辟财源,“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给”上投入的智慧、做出的贡献,与当朝卫青、霍去病等人在军事上的贡献都可说是“功昭日月”。

桑弘羊在任侍中的长达二十六年中,深知开疆拓土的王朝正在陷入不断加剧的财政危机之中:战争使国库空虚,广大农民承担着繁重的兵役和徭役,农民大量流亡,富商大贾巧取豪夺,大量兼并土地。为了维持正在节节胜利的战争,同时又缓和社会矛盾,汉武帝刘彻决定在不断重用“兴兵之臣”时,也起用一批“兴利之臣”。

公元前115年,“能言利、析秋毫”的桑弘羊出任大农丞,担任了最高财政长官大农令的副手。几年之后又代理了大农令并提升为治粟都尉。这样,他就不但掌握了西汉王朝的财政大权,而且主持了全国的经济工作。桑弘羊恐怕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干就干了三十五年,直到七十二岁陨命在一场宫廷内讧为止。他恐怕更不会想到,即使是在他去世两千五百余年之后,毛泽东还向自己的干部推荐,要看看桑弘羊的《盐铁论》。

桑弘羊为官一任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首先是他的理财思想:

长期的官场经历使桑弘羊意识到,加重农民的税赋,必然激化社会矛盾,为解决财政困难,就必须另辟财源。用他的话说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给”。概括起来,桑弘羊在开辟利源、调整财政税收金融政策方面大体做了六件事。这些事桩桩件件都是意义非同寻常。不但对当时的西汉王朝收到了强国固本的功效,就是对后人的治国理财也能提供一些借鉴和智慧。第一件事不能算桑弘羊的“专利”,而是表现了他的执行力。这就是极认真地贯彻了汉武帝颁布的算缗、告缗法令。算缗是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防止商人瞒产偷税的一种办法。

算缗法对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人与小手工业者加以区别。居前者的富人是每二缗(合两千钱)交一算(合一百二十文钱)。居后者的老百姓是每四缗交一算。按照告缗法令,凡财产不报、漏报或少报的,除没收财产外,还要罚守边一年。告发者可奖励没收财产的一半。同时规定,有市籍(“城市户口”)的商人及家属不得占用农田。两法贯彻执行收益极大,不仅财产税倍增,而且没收的财产也以亿计。桑弘羊用这些钱和田产一方面填补国库,一方面招募失地农民耕种,接着再收田赋。这样,不但让流失土地的农民重归土地,而且国家又增加了收入,社会也趋向了稳定。

第二是改革货币制度,把铸币完全归于中央:

桑弘羊一上台,汉武帝就接受了他整顿币制的建议,禁止各郡和民间私铸钱币,朝廷动用十万人采铜,声势颇大。同时重新设计新钱币“五铢钱”,统一形状、统一重量。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将铸币权集中于中央,从此控制了全国的金融局面。

第三是全面实行盐铁官营:

桑弘羊主掌财政经济大权之前,朝廷用两个大商人经营盐业和冶铁,这两个人除了利用国家资源“获利累千金”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桑弘羊主持财政之后,立即予以整顿。派数十人下到全国各地对原有的盐铁官进行整顿、甄别,又新设一批新官。盐的生产销售由政府招民自备资金,供给煮盐工具和口粮,煮成的盐全部由国家收购,然后再由国家卖给个人。铁的生产销售也大体如此。盐铁官营从经济上削弱了各地豪富的诸侯王的实力,保证了国家财力的稳定增长。

第四是创建“酒榷法”,实行酒类专卖:

汉代酒风极盛,销售酒的利润也高。公元前98年,桑弘羊支持实施“酒榷法”,报请汉武帝批准推行。此法规定,由官府向私营酿酒作坊提供原料和酒曲,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专设榷酒官进行管理。仅此一项专卖,国家就多了一大财源。

第五是创立与推行“均输法”:

西汉前期,各郡国都要向朝廷定期上交贡物(进贡)。贡物种类和数量是根据朝廷需要决定的。由于朝廷所需常常与各地的特产物产不一致,所以各地为满足朝廷需要往往要到外地采买。这样一来,不但给商人哄抬物价造成了机会,而且加上长途运输,运费与损耗也会大大加重,甚至运价要高上货价若干倍。各地官员再把这些费用摊派到百姓身上,就形成了乱摊派、乱涨价,百姓叫苦不迭,怨气怒气冲天!桑弘羊一上台,立刻首先解决这一弊端,创立了所谓的“均输法”。此法规定,各地应交贡物一律按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上交均输官。再由均输官把这些土特产负责运到缺少这些产品的地区去出售。政府就可以从产品的地区差价中获得一大笔利润。这样一来,既保证了朝廷所需贡品,又减少了运输困难,各地方也不必派人再四处采购。同时还把奸商从中得到的暴利一部分转为了国家收入。这是不是也有几分政府采购、物流畅通的味道呢?

第六是创立“平准法”:

所谓平准,就是在京师设立物资仓库,储存货物。当某些物资价格下跌时,官府就出面予以收购;当它们再呈价格上涨趋势时,官府再予以出售,以调节平衡物价。如此办理,国家不受损失,商人不能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既解决了多余货物的出售问题,又满足了国家与百姓对一些物资货品的需求,可见“平准法”于国于民的好处。由此“平准”二字也就显得用意准确与实在了。桑弘羊的财政改革以兴利为目的,带动了整个汉武帝时期的经济繁荣。据史书记载,仅山东一地的漕运粮食每年就增加了六百万石。由于均输法的推行,各地物流发达,仅赢利的帛就有五百万匹。数以亿计的军费、赏赐和朝廷费用也得到了满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给”是基本做到了。当然桑弘羊也因此升了官,得到了左庶长的爵位,汉武帝还给了他一次两百斤黄金(铜)的赏赐。

桑弘羊的各种财税经济政策,一方面带有战时经济政策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方面,则是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走向高度中央极权的大趋势,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难能可贵的是,桑弘羊尽管明白他的财税政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汉武帝的战争政策,但他并没有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把战争的负担和财政的困难转嫁给农民和像小手工业者那样的底层人民,而是始终把精力和智慧集中到财源建设上。这样,不仅使战争得到了持久的资金财力支援,而且把国家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加以了统一,这就为建立强大的汉王朝打下了长治久安的基础。桑弘羊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懂得理财之道的大政治家。

当然桑弘羊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当战事基本平息后,汉王朝内外搞活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面对这种呼声,他有点接受不了,于是,就爆发了那场在《盐铁论》中记载的大辩论。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至京会议盐铁官营等国家大政。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政策,桑弘羊坚持这些政策对国家的重要作用,双方展开辩论,结果除废止酒的官营改为徵税外,其余的沿袭不变。

桑弘羊在汉武帝逝世前,被钦定为四个托孤重臣之一,这在那个重政治伦理而轻实践与经济的封建社会中还是少见的。可见桑弘羊在封建社会的卓而不凡!

汉武帝末为御史中丞,位列三公,受遗诏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辅立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

汉始元七年(公元前80年),桑弘羊因卷入了燕王旦、上官桀父子谋反事件,满族被诛灭,终年七十二岁。



桑维翰:(公元898~946年),字国侨;河南府洛阳县人(今河南洛阳)。著名五代时期后晋河南人。

桑维翰开始去参加考进士,主考官因为厌恶他姓桑而没有录取他。于是,有人于是劝他改姓,他不肯。有人劝他改业,不要读书了,他也不肯。他自己铸造了一方铁砚,发誓说:“要是等到我把铁砚磨破的时候还不能中进士,我就改业。”

桑维翰勤学苦练,结果铁砚还没有磨穿,他便后唐同光中登进士第。就考中了进士。不久,跟随石敬瑭历任河阳、河东、镇州武顺军等节度掌书记,主谋引契丹兵灭后唐,直到石敬瑭立国称帝。

石敬瑭建立了后晋王朝以后的十多年间,桑维翰累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兼枢密使,两度任宰臣。同时,后晋设枢密院,桑氏以宰臣负责枢密院事,或充枢密使,另任翰林学士、集贤殿大学士,历任相州、兖州、晋昌军等节帅。五代十国时期,枢密院兼具顾问、行政两系统的职权,枢密使职权膨胀,“权兼内外”,翰林学士等顾问权力亦膨胀,翰林学士属近侍重臣,有“内相”之称。桑维翰任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一身荣登三要职,历后晋立国时期之半强,称之为后晋军国重臣,确实名符其实。

后唐太原节度使石敬瑭卖国篡位,以割地、贿赂、称儿皇帝等三个条件,取得了契丹贵族的支持,并以此为契机灭掉了后唐,建立后晋政权。在石敬瑭卖国篡位过程中,其节度掌书记桑维翰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功不可没,这点从桑氏在开国后次月入登相位并赐“推忠兴运致理功臣”殊荣上可证。正因为如此,桑维翰与石敬瑭一样,受到后世谴责。王夫之斥之为“后世之罪人”,《残唐五代传》责之为“奸臣阿附”。当今一些学者亦持相同观点,如史学家陶懋炳说桑维翰为石敬瑭卖国篡位的谋主,指斥为民族败类、卖国贼;史学家卞孝萱、郑学檬两人认为桑维翰是石敬瑭投降契丹、称帝立国的主要策划者,是一个民族败类。郑学檬还在他的一篇“石敬瑭评价”专文中指出:“石敬瑭当然是罪大恶极,助成此事者桑维翰也是‘万世之罪人’。”

就桑维翰在石晋立国过程中所作所为而论,痛斥其为民族败类、卖国贼,毫不为过,但桑维翰不过是石敬瑭卖国篡位阴谋计划的大力支持者和鼎力执行者,并非主谋。

新旧《五代史》记载表明,桑维翰完全赞成石敬瑭“异谋”,即反叛后唐,并结契丹为援。对此,《资治通鉴》所载甚详。《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卷后晋高祖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农历5月载:掌书记洛阳桑维翰曰:“…今主上以叛逆见待,此非首谢可免,但力为自全之计。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胡三省注云:“观敬瑭此言,则求援于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计也,桑维翰之言正会其意耳。”石敬瑭主要将佐中,也只有掌书记桑维翰与都押牙刘知远赞成其计。时人亦持此种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桑氏对石敬瑭的密计作了更为深刻而具体的说明,并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对待契丹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要求:“推心屈节”事之、“称儿皇帝”、“割地”、“重赂奉财”,这由“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态度到“草表”行动到“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之言辞再到契丹主“尽忠”之夸奖可证。

由此可知,桑维翰“推心屈节”事契丹的态度和主张影响重大而深远,在这层意义上说,桑氏是不能摆脱石敬瑭应允契丹兵援条件的干系,难怪一些学者将他当做石氏卖国篡位的主要策划者。桑维翰不仅赞成“密计”,指明对待契丹的基本态度,而且鼎力相助,使“密计”得以兑现。《旧五代史》第八十九卷《桑维翰传》中记载:“及建义太原,首豫其谋,复遣为书求援于契丹,果应之。俄以赵德钧发使聘契丹,高祖惧其改谋,命维翰诣幕帐述其始终利害之义,其约乃定。”这在《新五代史》第二十九卷《桑维翰传》、《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卷后晋高祖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农历闰11月条所载略同。

可见,桑氏在实施“密计”过程中,一是根据授意草拟卖国文书,二是在关键时刻亲自出马,成功劝勉契丹主坚决支持石晋。桑氏之力辩,有“理”无节,但的确是石敬瑭“密计”的忠实推行者,无怪乎契丹主对石敬瑭建言:“桑维翰尽忠于汝,宜以为相。”可以说在“密计”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石敬瑭与桑维翰互为表里,桑维翰是石敬瑭“密计”的坚决拥护者和忠心执行者,为石晋开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石晋三大创业功臣之一。

作为石晋军国重臣之一,桑维翰与后晋存亡密切相关:

第一,关于对待契丹的态度:

石晋的建国得力于契丹贵族的支持,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契丹的关系问题,是石晋不得不面对的最为重大的外交关系问题。前已指出,石敬瑭开国及其治国期间对契丹政策总的趋向是“推心屈节”,力主屈从,但桑氏对契丹主屈从的基本态度亦并非毫无变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农历6月,镇州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臣契丹,抗表请求讨契丹,在此关键时刻,桑维翰密疏“七不可”,若就当时双方客观形势论,确有其合理之处。桑氏密疏,从安重荣抗表原因,晋、契丹双方力量对比,国家内政状况,对抗与和亲利弊等方面论证了维持与契丹修好的关系,有利于国家大局。其疏末云:“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农,俟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这说明桑氏并非绝对主张对契丹屈从,一旦形势有变,时机成熟,还是主张改变这种屈辱现状。这点从晋、契丹进入对抗后,桑氏之态度上亦可证。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四卷后晋开运元年(公元944年)农历2月记载,契丹围晋高行周前军于戚城,因景延广救援迟延,晋军几乎覆灭,桑氏“引其不救戚城之罪”,景延广出为西京留守;同年农历6月,“或谓帝曰:‘陛下欲御北狄,安天下,非桑维翰不可。’”于是,“复置枢密院,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这些都表明其和亲未能得到实施后,他还是挺身而出,主张有效抗击契丹入侵,而非消极退避,完全无视朝廷摆脱屈辱地位的要求,尽管这对他而言是被动的,但确实反映他并非毫无条件地、永远地甘心屈服于契丹,而是有一种改变这种地位的意向,这也是他抵御契丹的长久策略。

第二,关于对待藩镇武吏的态度:

桑维翰虽“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但这只是在藩镇不危害国家安全和统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在藩镇叛乱频仍、骄横跋扈的时代,桑维翰是力主预防、阻遏和打击藩镇势力的。

1.预防藩镇骄矜跋扈。《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二卷记载,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农历6月,镇州节度使安重荣抗表请讨契丹,桑维翰密奏说:“用兵则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镇得以骄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桑维翰意在防止藩镇武吏乘乱骄矜跋扈。

2.阻遏和打击藩镇势力。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农历3月,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将作乱,桑维翰促晋高祖东巡汴州,以阻遏叛乱;农历6月,张从宾从范延光反,攻取河阳、洛阳,“引兵扼汜水关,将逼汴州”。在此危急关头,桑维翰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安定了人心,稳固了社稷。安重荣握强兵跋扈,时为泰宁节度使的桑维翰密表朝廷要拒绝其请,还请晋高祖巡幸邺都,“以杜奸谋”,阻遏安重荣叛乱。

3.抑制、调移乃至降黜藩镇节帅和武臣。如杨光远“自恃拥重兵,颇干预朝政”,“奏请多逾分”,维翰“独以法裁折之”,又请分天雄之众,加光远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沉重打击和削弱了杨光远势力。相反,对忠心御边卫疆的藩镇,如卫国保边的得力藩镇冯晖,桑维翰则加以安抚。

第三,关于对国家社会的态度:

桑维翰忧虑国家存亡,关注天下民生。石晋建立之初,他就建议朝廷“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重视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他“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在兖海擒豪贼过千人,亦寇恂、尹翁归之流也”。尤其在相州任上,革除“罪一夫而破一家”之积弊,诏天下诸州普遍实行,“自是劫盗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

第四,关于治国之才:

桑维翰“才望素重”,其助石晋立国之才得到古代史学家的充分肯定。桑氏治国之才卓越,《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四卷记载,开运元年(公元944年)农历6月,“复置枢密院,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数月之间,朝廷差治”。农历8月,“时军国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请辐凑,维翰随事裁决,初若不经思虑,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议之,亦终不能易也”。

桑维翰于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农历10月受排挤罢去枢密使一职,天福四年农历4月废枢密院,因时为枢密使的刘处让奏对多不称旨,一旦复置枢密院,即以桑氏兼枢密使,其才能可见一斑。

桑维翰经邦治国之才还表现在健全国家机构、选拔人才上。如复置学士院,注意选贤任能,除官公正。如除前耀州团练推官襄邑张谊为左拾遗,抵制以亲旧用事的冯玉除改不当之举。桑维翰命官公正,亦可从其子授官之事上印证。

桑维翰的死因,历来有四种观点,其一为张彦泽挟私怨缢杀,其二为张彦泽既受晋出帝杀以灭口之命亦利其资财缢杀,其三为张彦泽利其资财缢杀,其四为契丹主所杀。第四种观点为小说家所持,不足据,兹仅对前三种观点作一辨析。这三种观点归结起来,实两种观点,即一为张彦泽所杀,二为晋出帝杀以灭口。

晋出帝杀以灭口,乃《旧五代史》所持观点。《旧五代史·桑维翰传》记载:开运三年(公元946年)农历12月16日,“张彦泽以前锋骑军陷都城…时少帝已受戎王抚慰之命,乃谋自全之计,因思维翰在相时,累贡谋画,请与契丹和,虑戎王到京穷究其事,则彰显己过,故欲杀维翰以灭其口,因令图之。张彦泽既受少帝密旨,复利维翰家财,乃称少帝命招维翰。”晋出帝惟恐桑维翰彰显己过,图谋杀以灭口,合乎情理。张彦泽听少帝之命还可从宣徽使孟承诲之死上得到佐证。《新五代史·桑维翰传》亦持这种观点。

但《旧五代史·张彦泽传》又载:“时桑维翰为开封尹,彦泽召至麾下,待之不以礼。维翰责之曰:‘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复领大镇授以兵权,何负恩一至此耶?’彦泽无以对。是夜杀维翰,尽取其家财。”这里,张彦泽因受桑维翰一顿斥责,羞愤难当,以致杀害。可见,《旧五代史》对桑维翰之死的记载是矛盾的。事实上,此时真正行使生杀大权的只有张彦泽,晋少帝借刀杀人的图谋、讽喻,与桑氏被杀并无实质性的联系,况且,桑维翰是戎王(契丹主)直接点名要见的人,张彦泽毫无必要为受其制的晋出帝杀人灭口。从这层意义上说,张彦泽受辱泄愤杀人的动机更大。

从《新五代史·桑维翰传》中,人们亦可感受到桑维翰的威严、竭忠效国的凛然气概使张彦泽羞愧难当,促使他心生杀机。《资治通鉴》亦否定新旧《五代史》所谓晋出帝杀桑维翰灭口这一论点。认为桑氏是张彦泽自主杀害的,非受出帝之命。据此,桑维翰斥责张彦泽叛国负恩的无耻行径,当为其受害的关键原因。《旧五代史考异》直接指出:“当系彦泽自以私怨杀维翰,非受命于少帝也。”《五代史补》亦云:“彦泽自以功不世出,乃挟宿憾杀开封尹桑维翰”,“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栗不敢仰视,退曰:‘…今日之下,威棱犹如此,其再可见耶!’是夜,令壮士就府缢杀之。”可见,张彦泽确实为泄私愤而杀桑维翰。

张彦泽为资财杀桑氏之说亦不足为据。按当时情况,钱财对张彦泽来说,俯拾皆是,“所居山积”,后晋内库奇货随他挑选,即使利桑维翰资财,也未到非要杀害桑维翰的地步。如冯玉其资财非比桑维翰少,但结局不同。因此,图资财并非张彦泽缢杀桑维翰的真正原因。

桑维翰爱憎分明的个性,使他在张彦泽的淫威面前,不仅毫无畏惧,而且对其进行无情谴责和鞭挞,其悲剧的结局可想而知。所以竭诚尽忠报效国家的信仰与爱憎分明的个性铸就了他的悲壮人生。

桑维翰终年时四十八岁。



桑世昌:(生卒年待考),淮海人(今江苏连云港)。著名宋朝学者。

他是陆游的亲戚,编辑有回文类聚,著作有《兰亭考》。



桑 容:(生卒年待考),字文耀;江苏常熟人。著名明代画家。

著有《竹窗集》。



桑春荣:(公元1802~1882年),字柏侪;山阴桑家村人。著名清朝大臣。

职掌刑部十余年,平反大狱,执法公平,他的名声在当时很大。

桑春荣是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进士,历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河南监察御史,四川道监察御史。

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授云南临安知府,协助总督林则徐平息汉民、回民冲突,擢升迤南道。

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兼署盐法道。省城鼓铸大钱,设立官钱局,专司经理。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调补贵州按察使。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迁云南布政使。

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授云南巡抚。

南安州属有石羊银矿,临安汉民与楚雄回民互相争夺,辗转寻仇。汉民诬指回民谋逆,回民称为蒙冤,群起报复。始而波及近厂村庄,继则扰及外府州县,全省骚动,省城被围。终以剿抚兼施,始得平息。春荣自以贻误,咨请总督吴振域请求开缺。

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农历2月回京,补内阁学士。

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督办顺天、直隶团练。后以各省专设团练大臣,扰害百姓,诸多弊端,仍责成地方官办理,乃回京供职。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署兵部右侍郎。与尚书等严议各营将弁有不习军旅,或遇敌接仗观望不前,甚至文员当先陷阵而武弁反拥兵坐视者应得罪名具奏。

清同治四年(公元1866年),充会试副考官,武会试校射大臣。

清同治五年(公元1867年),授刑部右侍郎。

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主持岁修西陵工程。

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旋擢刑部尚书。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农历2月,充随扈大臣。农历10月,上慈安、慈禧两太后徽号,充捧册宝大臣。农历12月,充经筵讲官。

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因监犯石二越狱脱逃,不能小心防范,降一级留任。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充会试副考官。

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充武英殿总裁。

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以老病乞休。

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农历11月逝世,追加太子少保,谥号“文恪”。



桑调元:(公元1695~1771年),字伊佐,一字砎甫,自号独往生、五岳诗人;浙江钱塘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大臣、诗人。

清雍正四年举顺天乡试,清雍正十一年召试,钦赐进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

后引疾归田,历主九江濂溪、嘉兴鸳湖、滦源书院讲席。

著有《五岳诗集》二十卷、《文集》三十卷、《桑礰甫诗集》十四卷、续集二十卷等。



桑春荣:(生卒年待考),浙江绍兴桑港村人。著名清朝大臣。

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桑春荣出任刑部尚书。

他曾经因平反大狱而享誉朝野,亦曾参与清朝四大冤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审定。
桑伯炯:(公元1931~今),笔名尚勤,立向阳斋,号川川池居士;四川营山人。著名当代教育家。

云南省财贸学校高级讲师。他患Ca抗癌康复生存期已逾十五年。

担任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艺术系兼职付教授,中国书画印研究会高级会员、研究员、黄山书法家协会高级顾问,陕西省硬笔书法研究会理事等。

工书法,擅行草、毛、硬笔和篆、隶、楷皆宜,内容以自作诗词联文为主,且书、画、文、信息传输结合,书法风格独具,步入了书艺殿堂。全国性书法大赛获奖和多家报刊杂志发表达一百二十件次,作品多次选送日、韩、港展出,书法作品十多份幅被中外艺术社团收藏,作品、辞条、肖像先后收入“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艺术界当代名人录”、“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人名作博览”、“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当代亚洲硬笔书法家经典”、“世界书法家经典”等十多种专辑。荣为当代书法艺术名人,世界书法艺术名人,中国爱心艺术家等称号。

桑伯炯从事教育工作和教学四十余年,论著达一百五十万字,多篇文章收入《统计文章摘编》、《迎接挑战》、《跨世纪改革文献丛书》,“论商业发展的新浪潮和统计工作的新走向”等文,全国统计与未来发展研讨会、东北财大、中高财大等等多次邀请参加研讨,多个丛书编委会一致评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实践意义”。

如今选任云南省红十字会抗癌康复会会长期间,曾为康复会办好事十八件,受到党委领导、社会、癌症患乾和家属的好评。另,桑曾评为云南省财贸系统二等先进工作者,曾选任云南省统计学会理事,曾评为云南省首届“抗癌斗士”等等。

主要著述有《农村小商贩改造讲话》、《抽样调查综述》、《统计分析提要》、《统计制图教学大纲》、《书法奇趣》、《论职教书法教学十大关系》、《教师,多功能的艺术家》、《浅论统计学的启发式》、《癌症防治的思议》、《‘四疗’(医食、体、神(思想)疗)统一,综合抗争》等。



桑天普:(公元1935~今),河南濮阳人。著名基础教育家、发明家。

高级教师。毕业于山西体育学院。曾任山西钢铁学院、晋城师范、濮阳师范体育教师。现任河南省濮阳县职业技术学校体育教师,兼任濮阳县新能源研究所所长。

从事教育事业三十余年。曾自制体育器材,修建体育场地,为国家节省开支数万元。为地、市、县培训中、小学体育教师数百名,培养的运动员曾打破省少运会记录,有的还在全国性比赛中夺得银牌,在各级运会中,获得全国前八名者三十二人,省级前六名者六十六人,地、市第一名者二百余人,还为高等院校和军队输送大批大学生和优秀运动员。

他曾奋不顾身,冒着生命危险跳入湖中三次救人,赢得了人民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高度评价和广泛传颂。

1962年被评为省模范教师,1979年被评为省先进工作者。从1988年开始新能源研究,购买了两千元的化工书,拜访了全国三十六位专家、科学家,经多年精心研究,上千次试验,终于成功地研制了“高能液化气”,经国家有关部门检测鉴定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是替代“天然气”和“液化气”的理想燃料,该燃料是1995年联合国在泰国举办的请中国“节能与环保科技成果”代表团参展的项目之一。

同时,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不惜工本,终于成功地研制出了“水化气燃料”。它是用水和化工原料精心配制而成的新能源。也就是说,在水和化工原料中,加混溶剂,催化剂,能使水解氢液化气而燃烧。其各项性能,特点均符合国标要求,并且比传统燃料“省钱、省时、卫生、方便、安全”,是广大人民做饭,取暖,较为理想的燃料。尤其是经多年大胆探索,潜心研究,长期试验,成功而惊奇地研制出了变废为宝的节能与环保科技成果—“新型无铝节能汽油”,这是新能源的又一重大发现,是历史性的重大突破,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造价比国际汽油每吨省钱七百多元。而且产品优质,汽车、摩托车使用时,有力,高速,又对机车没有任何损害,同时节油率可达10%以上,并且大大减少了尾气对环境的污染。其排气总R减少50%左右,CO减少20%左右,Nox减少6%以上,烟度降低40%以上,还能改善发动机的起动性能,不仅适用于南方,更适用于北方寒冷地区,确实是替代国际90#汽油较为理想的新能源。将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桑杰扎:(公元1940~今),蒙古族;内蒙古赤峰市人。著名新闻工作者。

赤峰日报社政法部主任。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蒙古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先后在内蒙古日报社和赤峰日报社从事采编工作。赤峰市新闻学会理事、赤峰市记者协会理事、赤峰市蒙古语言协会常务理事。

1979~1992年写下三十多万字的业务讲座和论文。其中《新闻的起源与发展》、《怎样突出文章的主题思想》、《消息的写作方法》、《调查报告的写作方法》、《通讯的写作方法》、《评论的写作方法》、《浅谈怎样采访》、《编辑工作体会》、《论新闻的无产阶级党性》等分别发表于省、市新闻刊物上,并于1993年3月汇编成《新闻写作》一书。

1985~1993年间主办了两期全市“新闻写作刊授班”培养了七百余名学员。另外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作品,1979年翻译了十万字的中篇科学小说《人类是怎样变来的》一书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余年,除业务讲座和论文外,还写了四十多万字的通讯、报告文学、重点报道。授过多次奖励。获得新闻奖十多次,其中省、市级新闻奖十多次,国家级新闻奖三次。



桑国卫:(公元1941~今),浙江吴兴人。著名医药生物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农工党中央主席。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85~1962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药学专业学习。

1962~1966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药理专业研究生。

1966~1999年在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工作,历任药物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药物研究所兼计划生育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所长、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合作中心主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其间的1979年10~12月在英国剑桥大学生理系进修,1980~1981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医学研究生院临床药理及甾体生化系学习,获临床药理证书。1983~1989年任世界卫生组织长效避孕药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1989~1990年任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临床药理系及内科客座教授。1992~2000年任国际药理联合会理事。1997~1998年任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1998~1999年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

1999~2003年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1999~2006年任国家药典委员会秘书长,1999~2007年8月任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中国生物制品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卫生组织药品质量控制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

1999~2006年任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副主任。2006年12月当选中国药学会理事长。

1996年11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2000年12月当选农工党中央副主席,2002年12月连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现任农工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药学会理事长,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研究员。



桑希斌:(公元1947~今),笔名桑田。著名新闻工作者、高级记者。

1969年毕业于黑龙江中文系,先后担任黑河日报记者,共青团绥化地委宣传部长,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兼职记者,中共绥化地委政法委秘书长,绥化地区报副总编辑,绥化日报总编辑、高级记者。

主要社会兼职为省记协理事。《新闻传播》兼职编委。1991年以来,新闻作品和新闻摄影作品多次在省级以上评比活动中获奖,其中获特别奖两项、一等奖六项、二等奖十余项,总编辑摄影奖六项,总编辑慧眼奖一项,国家级优秀奖一项。

几年来,在新闻摄影理论研究方面收获颇丰,先后有十余篇论文刊发在《中国记者》、《新闻战线》、《中国摄影报》等国家级报刊上或入选国家级新闻摄影理论研讨会。其中,《开发地市县报总编辑新闻摄影潜力》刊发在《中国记者》杂志上,并获黑龙江省优秀新闻论著二等奖及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更新思维方式,开发新闻掇影潜能》刊发在中国摄影报并获中国地市报优秀新闻摄论文1等奖;《大力改革新闻摄影体制》刊发在中国摄影报头版头条位置并入选国家级闻摄影理论研讨会,该先生的摄影作品“郑重的承诺"在获1996年度黑龙江省有新闻摄影作品总编辑摄影作品总编辑摄影奖的基础上,获'96全国新闻摄影作品年赛优秀奖。“不寻常的团聚"获改革之光中国新闻摄影精品赛总编辑奖。

1992年6月,荣获黑龙江省优秀总编辑称号;1992年9月被评为地市报热心群工总编辑;连任六届全省好新闻评选评委。



桑维军:(公元1947~今),甘肃静宁人。著名当代教育家。

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研究员,四川侨光东方文化交流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特约顾问编委,甘肃省国际共运史学会理事,甘肃科技专修学院教授。

从事高等院校教学科研工作二十多年,具有丰富的经学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倡导加强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为此举办传统文化等各种讲座,开设了十几门人文素质选修课,还在高等工科院校创办了《现代管理科学》辅修专业,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在教学科研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主要著作有《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崛起的中国》、《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导读》、《中国革命和建设史论》;主要论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历史经验》发表于《社科纵横》;《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试论爱国主义与现代建设》发表于《兰州学刊》,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近几年公开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个人传记及主要成果被收藏于深圳“天下名人馆”并被载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英文版)、《中国高等教育专家名典》、《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当人落实者大辞典》、《中国当代著作家大辞典》、《国魂——跨世纪中华兴国精英大典》、《世界名人录》、《中外名人录》、《世界优秀华人教育专家名典》、《科学中国人·中国专家人才库》等十几部辞典。



桑希斌:(公元1947~今),黑龙江绥化市人。著名新闻工作者,高级记者。

1969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借助辞典可阅读俄语书刊。现任绥化日报总编辑,高级记者,黑龙江省记协理事。

组织和参与采写编辑的《英雄村民王艳春》系列报道获黑龙江省第十五届(1994年度)好新闻特别奖。编辑的消息《北京五名大学生到望奎领办乡企》获黑龙江省第十四届好新闻一等奖。合写《论实施强区富民升位战略》获黑龙江省第十五届好新闻一等奖。“救助李慧莹”系列报道获省新闻奖特别奖。

1991年以来,在黑龙江省好新闻摄影作品评选和中国地市州盟报优秀新闻摄影作品评选中,七次获总编辑摄影奖,一次获总编辑慧眼奖。

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其中《编辑工作的外部环境急需优化》、《开发地市县报总编辑的新闻摄影潜力》分别获省第八届和第十届新闻学优秀论著二等奖。《深化改革是强化新闻摄影报道的根本出路》获1997年度全国地市报新闻摄影论文金奖。

1992年曾荣获黑龙江省优秀总编辑称号。



桑发吉:(公元1952~今),山东沂南人。著名基础教育家,作家。

曾在沂南县兴旺中学任教,业余从事文学创作,1986年以来,在各种报纸杂志书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论文等各种形式的作品数十件之多。1985年元月毕业于临沂师专中文系;系中国社诗人协会会员;现在沂南县岸堤镇中心中学任教。

他一向注重形象、深入的素质教育,荣获中学语文教学一等奖,在《新世纪中国教育文库》上发表《关于素质教育考核的刍见》二等奖的论文;文学作品《七律·赞人民教师》在“’97《中国作家》笔会上”荣获三等奖;同名作品暨作者本人已被载入《中国世纪之交文化名人文库》;发表的代表作是《这样的眼睛》、《迎春花》等诗作;已被编入《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大系》等书籍。已系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



桑培伦:(公元1959~今),山东淄博沂源人。著名地方公安干警。

1980年毕业于山东省人民警察学校后参加工作。多年来,他率领全局民警,在对敌斗争、打击犯罪、安全防范、队伍建设等方面,团结奋斗,改革进取,真抓实干,顽强拼搏,取得了优异成绩,为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全局在他的带领下,1994年以来连续四年在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评议政府部门工作中被评为优秀单位,1996、1997年连续两年被淄博币委、市政府授予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1995、1996年连续两年被山东省公安厅评为全省优秀公安局,1997年被公安部评为全国优秀公安局;他本人也先后两次受嘉奖,荣立个人三等功、二等功各一次,七次被淄博市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6年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97年被公安部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现任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常务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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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氏的典故趣事 -- 乾隆大帝留对联:清朝乾降年间,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与发展,采矿业、纺织业发展较为迅速。清政府在江宁、南京、苏州、杭州等各地设织造衙门,派内务府亲信前往管理。这些派出大臣,依仗朝中有人撑腰,大肆吸吮民脂民膏,贪得无厌,个个敛财巨万。乾隆大帝并不声张,为了解民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贪官污吏们的丑恶嘴脸,先后三次下江南微服出访。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乾隆大帝第一次下江南微服私访,经洛阳至徐州,到泗洪,过明光去南京,一路无人认得,一路留下无数神奇的传说,在过明光时就有乾隆留对联的传说。相传,这日乾隆大帝原安排在泗浦古道,又名“江淮中道”去浦口,不知怎的糊里糊涂踏上了古招信至濠州的驿道。沿女山湖南岸,一路感叹大自然赋予这片神奇土地瑰丽风光,路经桑大郢(明光市大郢乡)觉得有些口渴,便到村里讨水喝。刚进村就见路旁一桑氏人家门前人声鼎沸,门庭若市。乾隆大帝是个爱凑热闹的人,就朝人堆处走去。原来这桑家建房正上梁,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纷纷赶来庆贺,前来庆贺之人大都携带礼物。门前桑家主人身着马褂长衫,笑容可掬迎接前来贺喜的亲友。桑家主人见乾隆大帝面生,互相礼罢,乾隆大帝主动向主人说明来意,桑家主人生来爱交天下朋友,便客气地请至家中用茶。乾隆大帝也客气地说:“主家不必客气,我喝碗白水便走。”桑家主人道:“哪里话,进了桑家门,就是桑家客,我这备有好茶,客官请品尝。”说着招呼家人为客人沏茶。客堂里还有两位先生,是桑家特意请来写上梁对联的,一副对联,两个先生,他们互相谦让,谁也没好意思动笔。推让了一会,一位姓汪的先生说是内急先方便一下,那位李先生见汪先生出门,也不好意思留下,找了个借口便离开了。桑家主人跟着出去送两位先生,客堂里就剩下了乾隆大帝一人。乾隆大帝见文房四宝放在桌上,手有点痒痒。心想:这乡村的先生就是酸劲大,这有什么可谦让的。乾隆大帝喝了大半壶茶,见还没有人来,起身欲走,转念一想,这家主人大方、热情、好客,有文房四宝在此,何不留下一副对联以谢主家的半壶茶,于是提起笔饱墨挥毫写下一联:“上梁正逢黄道日;竖柱巧遇紫微星。”接着为中梁写下:“乾元亨利贞”五个大字。写完后,用茶壶压在联上角。乾隆大帝怕露了身份,便起身出门。门口桑家主人招呼着前来祝贺的亲友,见过路之人茶饱要走,赶忙跑过来说:“因事多,在下没有陪客官,失礼了,请客不如遇客,既遇上了也是有缘,不如留下吃了饭再走。”乾隆大帝拱拱手道:“先生客气了,我还赶路,谢了!后会有期。”桑家主人确实事多,认为一个过路人走就走吧,于是也拱拱手道:“客官慢走,后会有期。”桑家主人和乾隆大帝哪里还有什么“后会有期”唷!皇帝爷哪有那么好见的唷!汪先生方便后又回到客堂,一看对联已写好,那字雄浑泼辣,刚健清新,那意思更是精妙无比。心想这李先生的水平怎么提高的这么快。正在这时李先生回来了,一看汪先生手中的对联,从字到意,越看越惊讶,不由自主地说:“汪先生这般水平刚才还谦让,我要真的写了,还不羞煞我也!”汪先生听李先生这么一说,再细看对联,方才猛然大悟,慌忙出门要追那过路人,过路人早已走远。二位先生把此事告之桑家主人,桑家主人一拍脑门后悔道:“我真无用,真是有眼无珠,见他那貌相决非凡人。”乾隆大帝走了,但在桑家留下了墨宝,消息传开后,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观看。桑家主人把此对联留作传家之宝,多少年过去了,现在乾隆大帝写的真迹早不知下落了,但此联至今还在明光市的城乡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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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氏的宗祠通用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法行平准;赋著扶桑:上联典指西汉朝时期的大臣桑弘羊,洛阳人,出身商人家庭。汉武帝时,官治粟都尉,领大司农,制定、推行盐铁酒类的官营专卖,设立平准、均输机构控制全国商品,从富商大贾手中夺回盐铁和贸易的控制权,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又积极主张抵抗匈奴贵族的攻扰,反对和亲政策,曾组织六十万人屯垦,以防御匈奴袭击。汉昭帝幼年即位,他与霍光、金日殚共同辅政,任御史大夫。汉始元年间,召开盐铁会议,坚持盐铁官营政策。下联说五代时期洛阳人桑维翰,字国侨,因相貌丑陋,又姓桑(古与“丧”同音),考进士时几次被主考官刷下,有人劝他改姓或改业,他铸了个铁砚,对人说:“这个砚磨穿了,我就改业!”并写《日出扶桑赋》以表示心志。后唐同光年间终于中了进士,任石敬瑭的掌书记,又帮他称帝。后晋时,官集贤殿大学士、枢密院使等职。

旌常载绩;文阵称雄:上联典指明朝时期的桑世杰,与俞通海等结水寨于巢湖,为宋太祖所抚,后攻江阴石牌寨,没于阵。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桑悦,明成化年间举人,敢为大言以凌人。



2.六言通用联:

矢志磨穿铁砚;同居雍穆闺门:上联典指后晋朝时期的桑维翰屡试不第,铸铁砚示人曰:“砚穿则改业。”下联典指晋朝时期的桑虞五世同居,闺门雍穆,时人重之。

跟帖时间 2010-05-14 15:07:26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桑氏的字辈排行 -- 山东菏泽桑氏字辈:“行大道守事业全忠孝重仁义希圣贤”。

山东兖州桑氏字辈:“緖传书建文兆介恩”。

山东泰安桑氏字辈:“福廷久永可太之文玉成园荣传岐阳逢胜运兆秀余蓝田”。

山东泰安桑氏字辈:“荣传岐阳逢胜运兆”。

山东淄川桑氏字辈:“廷学道成明振国永泰昌庆宗忠贤杰礼治同安春”。

山东武城桑氏字辈:“立明同兆大世永成汝峰恒念先德广敦厚宗延昌兴华君英信健国晓安泰伟文继毅鹏守庆正荣祥”。

山东阳谷桑氏字辈:“有兴长传继广”。

江苏宜兴桑氏字辈:“泽忆齐恒惠懿炜铿轨骧明清望汝廷锦友甲海兆祖景天大松孟宗龙凤履德根志荣麟”。

江苏扬州桑氏字辈:“绍运开巨建立嗣延克守明训起居思念敦信睦友能作可为既恭必敬以学册传俊英彦达志远允嘉攸也久之积厚应昌”。

江苏赣榆桑氏字辈:“仁义礼有广继修彦成章节爱廉明厚”。

江苏无锡桑氏字辈:“一本万利合之(芝)乃盛(圣)”。

安徽六安、霍丘、寿县桑氏字辈:“万(家瑞)世(学克泽)永兴(协)隆”。

安徽合肥、湖北公安桑氏字辈:“天作贤良茂子(梓)慈(池嗣) ”。

湖北广水桑氏字辈:“文正大光…”

湖北公安桑氏字辈:“贤良茂子嗣大有前”。

浙江宁波桑氏字辈:“学志坚修史炳”。注:1998年7月22日在第四届美国友好运动会中受伤瘫痪的著名运动员桑兰就是该支,炳字辈。

浙江余姚桑氏字辈:“本根厚植发自司城蟠荫广甸柯干滋生耕读事业忠孝性情雍和朴实长保家声”。

江西九江桑氏字辈:“泽道德龙昌家培”。

江西修水、九江桑氏字辈:“忠龙昌佳…”

新疆昌吉桑氏字辈:

桑权支派:“泰胜康广…”

桑维义支派:“清祥誉堂礼”。

桑生辉支派:“材田光福鬼元云华”。

桑国新支派:“峰刚忠兵军强平栋林龙瑞坤”。

桑旭成支派:“东升延磊亮”。

重庆合川桑氏字辈:“贤良茂子嗣大启前微声名远”。

河南安阳桑氏字辈:“树玉富贵祥”。

天津静海桑氏字辈:“玉荣仲绍广”。

跟帖时间 2010-05-14 15:05:37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桑氏的家谱文献 -- 浙江鄞县桑氏副谱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邱补轩纂修,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铁砚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桑氏宗谱,(清)陈云衢纂修,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桑氏副谱,(清)沈守梅纂修,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初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桑氏宗谱六卷,(清)桑金荣等纂修,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启后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余姚司前桑氏家谱八卷,(民国)桑庭富、桑肇岐等纂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一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海虞桑氏世谱,(民国)桑向荣、桑饮纂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常熟海虞桑氏世谱,(民国)桑向荣编,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熟市图书馆。

山东日照五莲桑氏世谱,(民国)桑富编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木刻活字印本。

江苏宜兴梅子境桑氏宗谱六卷,(民国)桑海山纂辑,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启后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湖南邵阳桑林杨氏三修族谱,(民国)杨世崇等修,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四知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鄞县鄞东桑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两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跟帖时间 2010-05-14 15:04:1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桑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河南郡:秦朝时期名为三川郡。西汉高宗二年(丙申,公元前205年)改为河南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其时辖地在今河南黄河南部洛水、伊水下游,双洎河、贾鲁河上游地区及黄河北部原阳县一带地区,辖二十二县,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孟津、偃师、巩义、荥阳、原阳、中牟、郑州、新郑、新密、临汝、汝阳、伊川、洛阳等县市。东汉时期既都洛阳,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长吏不称太守而称尹。隋朝初年被废黜,后又复为豫州河南郡。唐朝时期为洛州河南府,其辖境都远小于汉朝时期的河南郡。元朝时期为河南路,明、清两朝时期均为河南府。民国时期建为河南省。

黎阳郡:西汉高祖年间设黎阳县,属冀州魏郡,这是浚县设县之始,治所在大伾山东北。王莽时改名黎蒸,东汉恢复黎阳县名。东晋永和七年(辛亥,公元351年)置黎阳郡,辖黎阳县。东晋太元十四年(己丑,公元389年)属黎阳郡,黎阳县属汲郡。北魏孝昌年间(公元523~528年)分汲郡置黎阳郡,辖黎阳县。东魏天平元年~武定八年(公元534~550年)间置黎州,辖黎阳郡。北齐废黎州,北周宣政元年(戊戌,公元578年)复置黎州,辖黎阳郡。隋朝开皇三年(癸卯,公元583年),黎州、黎阳郡并废,黎阳县属卫州。隋开皇十六年(丙辰,公元596年)置黎州,辖黎阳县。隋大业二年(丙寅,公元606年)废黎州,黎阳县属汲郡。唐朝武德二年(乙卯,公元619年)置黎州总管府,辖殷、卫、澶、洹四州。唐武德六年(癸未,公元623年)置总管府,黎州属相州都督府。唐贞观十七年(癸卯,公元643年)废黎州,黎阳县属卫州。宋朝端拱元年(戊子,公元988年),置通利军,治所在今大伾山与紫金山之间,辖黎阳县。宋天圣元年(癸亥,公元1023年)改安利军,治所迁至浮丘山西。宋熙宁三年(庚戌,公元1070年) 废军,黎阳县属卫州。宋元佑元年(丙寅,公元1086年)复置通利军,辖黎阳县。宋政和五年(乙未,公元1115年)军升为浚州,治所在浮丘山巅,辖黎阳县。金国皇统八年(戊子,公元1148年)改浚州为通州。金天德三年(辛卯,公元1151年)复名浚州。明朝洪武三年(庚戌,公元1370年)农历4月,降州为县,始称浚县,治所迁至浮丘山东北平坡。清朝顺治元年(甲申,)浚县属大名府,清雍正三年(乙巳,公元1725年)改属卫辉府。民国二年(癸丑,公元1913年)3月,废府设道,浚县属河北道。民国十六年(丁卯,公元1927年)废道改行署。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公元1938年)改属第十三行署。民国二十九年(庚辰,公元1940年)秋,浚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属冀鲁豫边区行署。民国三十六年(丁亥,公元1947年)7月,民国浚县政府改属第四行署。民国三十八年(己丑,公元1949年)5月,浚县全境解放。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浚县民主政府改为浚县人民政府,属平原省安阳专区。1952年11月15日撤销平原省。12月1日,浚县改属河南省安阳专署。1958年4月18日,撤销安阳专区,浚县划归新乡专区。1961年12月19日,恢复安阳专属,浚县归安阳专署。1970年安阳专区改为安阳地区。1983年 10月撤销安阳地区,改设安阳、濮阳两个市。浚县属安阳市。1986年1月18日,国务院批准将浚县划归鹤壁市。1986年,浚县辖十乡一镇,即城关乡、善堂乡、王庄乡、屯子乡、白寺乡、钜桥乡、大赉店乡、卫贤乡、小河乡、新镇乡和城关镇。1992年4月24日,河南省民政厅批复,撤销善堂乡、大赉店乡,设立善堂镇、大赉店镇,实行镇管村体制,原辖行政区域不变。1995年6月12日,省民政厅批复,同意撤销新镇乡、小河乡,设立新镇镇、小河镇。1997年7月15日,省政府批准,将浚县大赉店镇划入鹤壁市郊区。1997年12月29日,屯子乡撤乡建镇。1998年10月8日,钜桥乡撤乡建镇。2000年末,浚县辖六镇四乡,即城关镇、善堂镇、屯子镇、钜桥镇、新镇镇、小河镇和城关乡、王庄乡、白寺乡、卫贤乡。



2.堂号:

河南堂:以望立堂。

黎阳堂:以望立堂。

淮翼堂:明朝的时候,桑世杰被封为秦淮翼元帅,连克镇江以东诸州县,判行为枢密院事。

枢密堂:同淮翼堂。

铁砚堂:资料有待补充。

四知堂:资料有待补充。

启后堂:资料有待补充。

一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5-14 15:03:0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桑氏的迁徙分布 -- 桑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百五十九位,人口约三十二万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19%左右。

在古代,桑氏的望族大多出自河南,多出河南(今河南洛阳)、黎阳(今河南黎阳)。

今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鹤山乡的东皋村、大辛庄、小辛庄、桑家庄以及桃源村等约有万余桑氏人;山东省肥城市桃源镇屯头村也有数千桑氏人。山东各地的桑氏人均源于宁阳县鹤山乡的东皋村,该村(原桑家海子)有桑氏人家庙及家谱,家谱中讲该桑氏人明初迁徙于山西洪洞县。在今河北高碑店市阎家务村有桑氏一族,约四百余人,据称祖上来自山东境内。今山东省莱芜市黄庄镇有金水河,东王家庄,南北通香峪,台子村,茄子峪村,桑家庄等村约有数千桑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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