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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氏的姓氏渊源
发帖用户: lxyi
发帖时间 2010-05-13 14:52:08 [收藏话题] [删除] 浏览次数 15682 跟帖次数 9

第一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周朝周宣王时给孤竹国君之子伯夷、叔齐后裔的封地,属于以国名为氏。

据史籍《姓氏考略》和《元和姓纂》、《史记》等记载,商朝末期,原姜姓封国在今河北省卢龙一带的孤竹国君之子伯夷、叔齐,在周灭商后“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后人居住在大河一带。周宣王时,其族一部分被封于谢(今河南南阳),建立申国,春秋初期为楚国所灭,后人以国名为氏,是为申氏。

伯夷,名允,商王朝末期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君主的长子,炎帝后裔。在父亲死时,遗命立三子叔齐为嗣君,结果弟兄互让,相偕去周,投奔西伯侯姬昌(周文王)。

西伯侯逝世后,周武王姬发举兵伐纣,伯夷和叔齐二人叩马而谏,以为父丧时期用兵,是不孝、不仁。周武王则严辞拒之。

经过著名的“牧野之战”后,商纣王自焚,商王朝土崩瓦解。伯夷和叔齐二人避逃到首阳山(今山西永济),“不食周粟”而饿死。其后裔子孙仍留在周王朝,居住在大河(黄河中游)一带。

在周成王姬诵即位而由周公旦佐政时期(公元前1103~前1081年待考),敕封伯夷的后裔在吕地(今河南南阳),建立了申国,伯爵,因称申伯,吕地由此改称申地,史称其为“南申国”。南申国君申伯世为西周王朝卿王,在周宣王姬静(姬靖)执政时期(公元前827~784年),由于申伯文武兼备,在辅佐周宣王“中兴”的过程中立有大功,因此周宣王又增封申伯淮河上游地区,命召伯往营新邑谢城(今河南信阳以北)。当时周宣王“饯送申伯还南,防御夷楚,保卫南土”。申伯在谢邑筑城定居(今河南南阳宛城)。当时的西周贤相仲山甫称赞申伯为:“崧高维岳,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春秋时期的周庄王姬佗九年(楚文王熊赀二年,公元前688年),南申国被楚文王亲率大军所灭,其王族子孙以及国人多以故国名为姓氏,称申氏。楚文王灭南申国之后,曾将南申国的部分贵族、平民强行迁往东面的信阳地区安置,成为强楚的附庸,成为当时楚过抗御巴国的前锋防线,春秋时期史称其为“信阳之申”,亦称“东申国”。

而驻留在大河一带未迁走的叔齐之子孙,后来渡过大河,移到陕西地区故邰国、扶风之地聚群而居,在周穆王姬满执政时期(公元前1022~前975年待考)西巡时,叔齐子孙协助有功,亦被周穆王封侯,侯爵,因称申侯,史称其为“西申国”,其国都故址在平阳(今陕西宝鸡眉县),后又被称作“申戎”,亦称“姜氏之戎”。按史籍《竹书纪年》中的记载,由于西申侯具有长期经营宗周西陲的政治基础,和与周王室世为婚姻的政治地位,因此具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故而,在西周末期的周幽王姬宫湦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当太子姬宜臼被废之后与母亲逃奔西申以求外公申侯之助时,申候联合了鄫国、犬戎进攻西周王室并杀了周幽王、灭了西周王朝。这个申侯实际上是西申之君,并非远在南阳的申伯。周桓王姬林十六年(秦宪公嬴立十二年,公元前704年),秦宪公(秦宁公)占据平阳为秦国都城,西申国被秦国顺带吞灭,其国民四散迁逃,王族子孙以及国人亦有以故国名为姓氏者,称申氏。

这两支申氏同宗同源,一氏两居,在姓氏史学上称皆申氏正宗,其后裔族人皆尊奉伯夷、叔齐为得姓始祖。



第二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炎帝后裔吕人的封地,属于以国名为氏。

夏王朝时期,有炎帝的后人吕氏一族曾被封于吕地(今河南南阳一带)。

到了西周初期,周成王姬诵敕封伯夷的后裔在申地(今河南南阳),建立申国时,该吕氏一族被迫放弃吕地,迁居于申地。当时的申地在长江下游近海口一带的申江平原,即扬子江(黄浦江)两岸地区,扬子江时称“申江”,因此史称该族为“申吕”。

申吕一族于西周中期在申江平原建立了申国,史称申吕国,为伯爵,国君因称申伯吕。

在春秋初期的周平王姬宜臼三十一年~周桓王姬林九年之间(楚武王熊通元~十三年,公元前740~前711年),楚武王率大军侵入鄀地(今河南内乡与陕西商州之间),兼伐申吕国。当时周平王曾派军保护申吕国,结果被楚武王击败王师,申吕国被楚国吞灭。从此熊通趾高气扬,开始称王,并恃强与周王朝以及姬姓诸夏抗衡,史称楚武王。

之后,楚武王以申吕国之地为太子熊赀之保(封邑、私军之地),申伯吕成为楚国大夫,世代负责辅佐楚国太子,后世代成为楚国重臣大姓之一。此后,申吕国之地多为楚国太子的邑地。

申吕国灭亡后,其王族后人以及国人以故国名为姓氏,称申吕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申氏、吕氏,世代相传至今。

到了战国末期,因“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楚公子春申君黄歇曾据有申江平原地区,因此申江又被改称“春申江”,至今仍有人使用该地名,如“春申日报”、“春申大酒店”、“春申号驳轮”等等。
第三个渊源:源于朝鲜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朝鲜高丽王朝开国君主太祖王建时期(公元918~943年在位)的大将军、长节公申祟谦,及其裔孙高丽检校军纪监申成勇,是朝鲜民族中申氏的正宗鼻祖。申祟谦是朝鲜半岛平山志妙寺人(今韩国平山),申成勇的封地在高灵(今韩国高灵郡)。该支申氏本贯为平山、高灵。

另一支朝鲜申氏鼻祖出自高丽王朝杖志护长申英美,其后裔分衍有殷风、全安、梨川、神川、谷城、朔宁、昌州、臣昌等诸本。

实际上,虽然朝鲜人、韩国人皆称鲜族申氏有一百零三本源,实际上只有两本,即上述两本。而这两支申氏的祖先,皆是魏、晋时期迁居渤海国的汉族申氏族人后裔,属于后被契丹辽国灭亡的渤海国遗民,不属于辰韩六个部落中任何一部。

渤海国遗民在被王建所接收后,申氏族人在王建领导下的原弓裔军队服役,后协助王建灭新罗国,建立了有四百余年历史的高丽朝鲜。



第四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⑴.蒙古族申氏的一支,今分布在河北邢台、邯郸一带,世称“铜锅申”、“锅片申”,其始祖为申璟,据其族人自己传说,是元顺帝孛尔只斤·脱欢铁木儿的胞叔。但是,元顺帝之父元明宗孛儿只斤·和世瓎只有一个弟弟,即元文宗孛尔只斤·图贴睦尔,因此,蒙古族申氏太始祖并非元顺帝的胞叔!但是在武安矿山村《申氏追远录》中记载:申氏太始祖“初封晋王,改封潞王,世居潞城天宫村。”元朝时期确有晋王,元世祖孛尔只斤·忽必烈封皇长孙孛尔只斤·甘麻刺为晋王,其子孛尔只斤·也孙铁木儿世袭晋王,后称帝即元泰定帝,以其子孛尔只斤·八的麻亦儿间卜世袭晋王,三代晋王均未居潞城,由此断定申氏非晋王后。因申氏祖先口传久远,难免失真。元史研究专家周清澍依据“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分赐元太宗窝阔台之孙、阔出之子小薛大王牧地于潞州上党…疑申氏一族也许是小薛后代,因小薛一族世代驻居潞州。”近有学者主张该支蒙古族申氏确是孛尔只斤·窝阔台之系后裔,因为在元朝统治即将崩溃时,小薛大王的后裔不愿意再回漠北,其主要原因窝阔台系与托雷系百年来长期倾轧,争夺皇位斗争相当激烈,作为窝阔台系的元朝皇族后裔申氏,深知若与托雷系的元顺帝逃往漠北将不会有好结果,而且他们已数代生活在中原,习惯于中原生活,再也不愿意回严寒的漠北,因此留居河北邢台、邯郸一带生息繁衍,形成当今的蒙古族申氏一族。

⑵.另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的记载:蒙古族彻穆衮氏,亦称申佳氏、沈谷氏、沈佳氏,源出金国时期女真山只昆部,以姓为氏,金国灭亡后被裹胁入蒙古部族,并融合于蒙古族中,世居喀喇沁(今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后有满族复引为姓氏者,满语为Cemgun Hala。清朝中叶以后,蒙古族、满族彻穆衮氏多冠汉姓为申氏、沈氏等。



第五个渊源:源于傈僳族,出自明时期云南永昌军民府同知申保,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云南保山地区历史悠久,是各民族先民在西南边疆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以今天云南省保山市为中心的怒江中游流域是人类的起源地和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早在八干多年前的洪荒时代,保山先民“蒲缥人”就在该地区生息繁衍,并创造了独具区域特征的“塘子沟文化”。殷商时期,当地土著“仆人”已向商王朝纳贡,至迟在战国中期的周烈王姬喜六年(公元前370年),“哀牢夷”在该地区建立了兴盛一时的奴隶制国家“哀牢国”。秦朝时期,秦始皇曾设官吏予以管辖。

到了西汉武帝刘彻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不韦县,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设永昌郡,保山的古名“永昌”便由此始,从此该地区成为中国最早的国际通商大道“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是西南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在历史上有着频繁的商贸活动。

三国时期,保山地区归蜀汉益州来降都督辖,西晋时期属宁州。唐玄宗李隆基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唐朝政府在太保山下始建土城,至今已有一千二百余年的历史。宋朝时期的大理国置为永昌府。元朝时期设永昌三千户所,后改设为大理金齿都元帅府,再后又改为永昌州、永昌府。

明朝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其地置永昌府、金齿卫。当时的云南地区府卫参设、土流并举。其中直隶都司是统管民政和军事的最高机构。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年)罢府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改建为永昌军民府。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又将永昌府军民府的廓金齿、永昌守御两千户合并,将施甸、凤溪两长官司划入,并归一处建立保山县,县名因城池雄踞太保山而得名。永昌军民府是后来明、清两朝云南府治中下属政区最多、地域范围最大的府地之一。

申保,是明朝时期云南永昌军民府(今云南保山)傈僳族酋长,被明世宗任命为都转运盐使司都转运使佐官,官职全称为“同知院”,简称“同知、运同”。他在改土归流运动中取汉字单姓“申”为姓氏,取地名“太保山”为名,称申保。其后裔子孙世代沿袭,称申氏至今。



第六个渊源:源于彝族,出自彝族阿牛氏部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彝族申氏,源出云南凉山地区古老的彝族阿牛氏部落。

大小凉山彝族在家族中实行严格的父系财产继承制度,财产均由亲子继承,幼子享有优待,女子没有财产继承权。基于父系继承制度,形成了一套父子连名制,儿子名前冠以父名,以示自己的身份。这也是父系制度下一种文化现象的遗风。这种父子连名制的扩大,就形成了凉山有名的家支谱系。家支是由父子连名的系谱作为一根链条贯穿起来的。彝族人通过它来严格区别不同的家支,以及支与支之间的长幼辈分和对娃子的隶属关系,从而巩固自己的势力、地位和家支制度。

父子连名的方法是,父名的最后一两个音节与儿子名字连缀。如,“乌罗罗”的乌是父亲“曲木乌乌”的最末一个字,“罗罗”是子名。“罗罗布西”的“罗罗”是父名,“布西”是子名。命名时还须在父名前冠上姓或家支的名称。如,“阿侯鲁木子”的全名是“阿侯·吉哈·鲁木子”。“阿侯”是家支名,“吉哈”是父名,“鲁木子”才是本人名字。

彝族在父子连名制原则下命名的方式,根据不同区域或不同家支的喜好和习惯,还有多种多样的命名形式。如在甘洛等地,在本名前冠以孩子在家中的排行。大儿子叫“木衣拉达”,其中,“木衣”就是老大之意,“拉达”则是本名;二儿子叫“木乃曲布”,“木乃”即是老二之意,“曲布”则是本名;小儿子叫“木牛什呷”,“木牛”意即小儿子,“什呷”是本名。如果是女孩,则将本名前的排行名换成“阿衣”、“阿呷”、“阿牛”等即可,这是第一。

彝族阿牛氏部落是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的遗痕,是非常古老的彝族姓氏之一,为核心原始姓氏。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彝族阿牛氏部落还处于原始的奴隶制社会形态。

在明、清两朝的改土归流运动中,彝族阿牛氏部族竟然未改汉姓,直到清末民国初期,才有少部分具有官身的头人开始冠以汉姓,其中有改汉字单姓申氏者。不过,阿牛氏姓氏一直沿用至今,大多数人坚持这个古老而又原始的姓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⑴.满族申佳氏,满语为Sengiya Hala,祖先原为汉族,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携,融入鲜卑,后逐渐演化为辽东女真,世居乌喇(今吉林永吉乌拉街至辉发河口、拉发河流域、双阳县境),后多冠汉姓为申氏、沈氏。

⑵.满族申穆哩氏,满语为Senmuri Hala,世居朱舍里(今吉林临江松花江上源塞朱伦河即二道江流域),所冠汉姓即为申氏。



第八个渊源: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今土家族、白族、京族、苗族、侗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申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申氏,世代相传至今。详实情况,待本书笔者进一步考证之后,再予以补充刊载。



申氏始祖:伯夷(姜夷)、叔齐(姜齐)。

申氏的历史名人(二) -- 申伯纯:(公元1899~1979年),河北宛平辛庄人(今北京丰台辛庄)。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情报工作者。

1919年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对他影响最深的,一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一是以胡适首创而以《新潮》或《每周评论》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想。

北大毕业时,国共结成统一战线,广东的国民革命形势正蓬勃发展。1926年5月,申伯纯到广东汕头市,给何应钦之弟何辑五当秘书。在此期间,申伯纯曾调解潮汕一带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冲突,支持了何应钦第一军的北伐战争,还解决了国民党反动分子绑架潮梅工人领袖杨石魂的案件。因此,何辑五对他很重视,提升他为汕头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兼潮梅警备司令部秘书。至1927年5月,申伯纯因不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屠杀,愤然离开汕头,投奔西北军。

从1927年冬到1930年夏,申伯纯在鹿锺麟部当政治处长,这个期间,他最大的收获就是与南汉宸等共产党人结为好友。

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后,任南汉宸为省府秘书长,申伯纯于1930年末到西安,先被任命为民政厅秘书主任,代行厅长职务,后又被任命为长安县县长。

1934年春,申伯纯毅然排除一切障碍,决心走上革命的道路。

争取杨虎城将军的最初工作是由天津地下党南汉宸开始做的,申伯纯作为具体联络人。1935年11月初,他奉南汉宸之命去南京见杨虎城,那时杨虎城正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他首先向杨虎城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并向杨虎城提出与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的问题,杨虎城甚为动容。当时中央红军已抵陕北,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剿共”军队连遭惨败,杨虎城与张学良之间互相猜疑很深,正是最苦闷的时候。杨虎城听了申的谈话,认为有了新的希望,当即表示可以接受这个提议,并让他返天津向南汉宸要具体办法。1935年12月,申伯纯拿到南汉宸有关停战合作六条协议的亲笔信后,示与杨虎城,并把南汉宸要另派专人来商谈具体条件详细地告诉了杨,杨虎城表示基本同意。

1936年2月,杨虎城与王世英、汪锋在西安就两军停战、合作抗日、建立交通站等问题正式交换了意见,从此杨虎城与陕北中央建立正式关系。

2月,杨虎城成立绥靖公署交际处,委申伯纯为交际处长,主要是做东北军中上层的联络工作,并秘密进行联共抗日的活动。申伯纯为推动杨虎城反对内战,联共抗日,祛除张、杨间的猜疑,形成张、杨间的联共抗日合作,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

12月12日,华清池活捉蒋中正之后,根据张学良的指示,组织成立了由高崇民、杜斌丞、申伯纯等人组成的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会是事变的政治设计机构,对张、杨负责,研究张、杨交办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向张、杨提出建议。同时,为了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东北军原来的政治处改组,十七路军政治处以申伯纯为处长。

12月26日张学良送蒋中正回南京之后,蒋中正立即背信弃义,实行报复,调遣三四十个师向陕西逼近,威胁杨虎城与东北军。围绕着是战是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发生了日益激烈的分歧和斗争。申伯纯遵循党的指示,坚决主和,反对战争,与杨虎城的意旨有违背,被杨虎城撤职,并几遭极端者的暗害。

经过三年的考验,1937年3月的一天,叶剑英在三原安吴堡找申伯纯谈话,征求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申伯纯表示衷心要求和万分希望。过了几天,张文彬通知他,中央已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介绍人是南汉宸、张文彬、王炳南三同志,并嘱咐他今后应该努力学习,好好为党工作。因需在外边工作,要保守秘密,中央会派人与他联系。

“七七事变”之后,申伯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鹿锺麟部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1939年4月离开鹿部到十八集团军总部工作,任总部高级参议。1940年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1941年被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1943年任总部情报处副处长,处长是滕代远兼。

1945年争取高树勋起义,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具体工作由申伯纯负责。当时申是北方局联络部部长和争取高树勋起义领导小组的组长。从8月中旬开始与高树勋代表王定南接触,10月30日,起义当天,申伯纯、靖任丘亲临邯郸马头镇,协助高树勋成功率领新八军和一个纵队共一万多人起义,对平汉战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6年1月,申伯纯参加军调部工作,任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副处长。

全国解放后,申伯纯曾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政协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申伯纯担任秘书厅主任期间,据统计,仅仅由周恩来总理和陈云、邓小平等副总理召开的政务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就有近二百次之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申伯纯有过几次挫折: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后期,由于他主管的单位抓不到“老虎”,而被免去领导运动的职务。1957年“整风反右”时,党外群众贴大字报,批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他认为是事实,不许“反击”,因此被撤了机关领导小组的职务。1958年“大跃进”时,政协委员视察徐水县的生产队,他不相信生产队队长介绍的一棵大白菜能长五百斤,被批评是“给群众泼凉水”。1959年,申伯纯流露出对彭德怀深切的同情。他在党内会上说:“昔日功臣,今日祸首。”因此,被作为机关批判右倾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初期,主持文史资料工作的申伯纯又成为全国政协机关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

1979年,申伯纯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九十一岁。

申伯纯敢讲真话,官却越做越小。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尽管遭受到许多不公正,他也总是正确对待,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申伯纯在工作之余,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西安事变纪实》一书,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妻子郭西:1912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1942年入党。解放后任政务院秘书厅秘书、机关托儿所所长、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处科长等职。

郭西是山西原平县人,家里比较穷,因为是女孩子,所以就更不受重视。她很要强,非要上学,考上了太原女子师范。1937年8月,周恩来赴太原同阎锡山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曾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作报告,还应女子师范学校的邀请,参加了该校师生座谈会。郭西和女师的几个同学专门跑去听周恩来演讲,被他的讲话深深打动。听完报告之后,郭西一心要抗日,去报考国民党中央军校,但是国民党军校不收女生,就投了八路军。11月,当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辽县的时候,她找到了第一二九师师部,要求当作战参谋。一个女学生要当作战参谋,从来没有过。刘伯承亲自跟她谈话,见到她有几分英武之气,还真的让她当了作战参谋。郭西身背着背包,和男同志一起行军打仗,挺惹人眼目的,成了小有名气的“女八路”。

郭西的前夫安道敦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中共山西省委委员、革命烈士。在策反张荫武部起义时,被反动派杀害,死得很惨烈。那时已经有两个孩子、又有个遗腹子的郭西受到很大的打击,两年后的1941年,她在麻田八路军总部情报处当会计时遇申伯纯。申伯纯经常拿一本《论联合政府》给她念,后经人介绍,两人结婚了。此时申伯纯也有前妻康丽留下的六个孩子。他们结婚的那几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百团大战”重创了敌人,敌人疯狂反扑。敌人通过残酷的“强化治安”手段,对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1942年5月,日军连续发动大扫荡,进行“铁壁合围”,企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北方局等首脑机关。5月25日,当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野战政治部等机关转移到麻田东部的南艾铺、十字岭一带时,遭到万余日军包围,敌军集中猛烈炮火,并有六架飞机狂轰滥炸,八路军被围部队奋起应战。为了避免更大损失,总部领导决定采取“分路突围”的措施。郭西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们那会儿就是打不垮、打不散的八路军,让日本鬼子包围了,下令分散突围,各跑各的,谁能跑出去就跑,跑不出去,让日本抓住就是死。规定一个集中点,只要跑出去的,大伙全来集合。日本鬼子拿我们八路军没办法,你一打,就散了,找不着人了,没过几天这个队伍又起来了。”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左权参谋长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为了掩护部队突围牺牲的。郭西和申伯纯都是总部的工作人员,也跟着突围。当时申伯纯生重病,发烧40℃,不省人事。郭西带着警卫员把申伯纯拖到一个山洞里,她和警卫员守着山洞口,就两把手枪,还有一颗手榴弹。如果被敌人搜着,子弹打完了,就拉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幸亏日本鬼子没有搜着他们,他们一直躲到天黑,等日本鬼子撤了,才继续寻找部队。

郭西是很爱孩子的,但是,当情报工作干部———献县保安联队副联队长张鸿烈夫妇在敌占区急需一个小孩作掩护时,她就将不满两周岁的儿子,由根据地送到了张鸿烈夫妇身边。

郭西和申伯纯后来又生了六个子女,战争时期生儿育女是非常艰苦的。1949年以前生的五个,因行军打仗不便抚养,都是生下来就交给了老乡抚养,解放后费了一番周折才陆续给找了回来。郭西生孩子多也是有名的,解放初,在政务院住着的时候,遇到周总理,周总理说:“像你这么生孩子,我这总理就别干了。”



申仲仁:(公元1916~1940年),又名申铭鸿;河北宛平辛庄人(今北京丰台辛庄)。著名中共情报工作者。

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申仲仁青少年时受父亲的影响,思想进步。十四岁时曾被父亲送到洛阳冯玉祥的军事学校学习,十九岁在北京师大男附中学习期间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当了民先的侦缉队长,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此后投身革命,成为中共北方局天津地下电台的报务员。当时懂无线电的人不多,南汉宸在天津租界有一部电台,急需报务员。父亲申伯纯那时已在南汉宸的联络下为党工作,就把申仲仁介绍给南汉宸,在租界里作了秘密电台的报务员。

申仲仁的电台负责天津地下党与中央的联络工作。1936年初,蒋中正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进行大规模“剿共”,中国处于极度白色恐怖时期。秘密工作了约半年之后,日寇宪兵队跟踪电台信号,发现了这部电台。一天,申仲仁发完报出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电报底稿就夹在报纸里。一出门,就让日口宪兵队给围上了:“不许动,举起手来!”申仲仁非常机警,不动神色地把拿着报纸的手举了起来。趁日寇宪兵冲进屋里搜电台的机会,一下子把底稿抽出来,塞到嘴里咽了下去。等日寇回过神来的时候,底稿和密码都已经销毁了。申仲仁被抓到日寇宪兵队,受到严刑拷打,辣椒水、老虎凳、夹棍都上了,十个手指全被夹烂了,但是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坚持说:“我是商业电台,我是做生意的,我是给老板发报,报告商业行情的。”当时上海等地的电台,由于叛徒的出卖,几遭破坏。而申仲仁凭着共产党人的信念与意志,坚贞不屈,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党的地下组织。数月之后,他在组织的积极营救下终于脱离虎口,可是他的健康却从此恶化,由于被灌了大量的辣椒水,肺部受到严重损坏。

申仲仁后来经西安、保安到延安,在军委三局作通讯工作,改名申铭鸿。西安事变发生时,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助张、杨和平解决。代表团携带一部电台,申仲仁是台长兼报务员。周恩来一行到达西安后,设立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电台安置在地下室。当时谈判非常紧张,白天谈完之后,周恩来还要向延安方面汇报、请示,申仲仁的工作非常忙,一连几个月蹲在地洞子里,健康又有所恶化。

抗战爆发后,申仲仁回到延安,在军委三局任第二科科长,负责与上海、新疆等地我党的地下电台联络。申仲仁年轻又肯干,同志们都很喜欢他。在太行山时,父亲知道他身体不好,曾给他发过一封电报,询问他的病情。他立即复电批评父亲:“用军用电台询问私事,实属不应该。”

1940年初,牲口驮着电台过桥,翻到河里,他不顾身体的不适,跳到冰河去捞,电台是捞上来了,他却连续几天发高烧。在那个缺医少药的艰苦环境下,申仲仁的病一天天地加重,终于倒在了盐店则的窑洞里,那年他仅仅二十四岁,他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申伯纯闻讯儿子去世,赋诗一首:“自信年来少私意,却怎偏哭我亡儿!”

1945年,为了缅怀革命烈士,中央军委三局在盐店则村西侧建烈士陵墓,安葬了在三局工作时为革命牺牲的七位烈士。申仲仁(申铭鸿)的墓碑在正中间,碑正面为王铮1945年清明题字:“申铭鸿同志之墓”,两侧碑文为军委三局题:“申铭鸿同志又名孙仲仁,河北宛平人。十九岁初中毕业,习无线电,翌年加入中共,于极度白色恐怖中担任党之秘密通讯工作。曾为敌寇所捕,虽于严刑下始终保持布尔什维克高尚气节。敌无已,乃释放,但病根痼结。抗战爆发后,来八路军任三局第二科科长。其为人埋头苦干,虚心学习,意识进步之迅速,尤为知识青年通信技术人员之榜样。虽于肺痨缠绕中,始终关心组织,从未强调个人,终以病入绝境,于四零年与世长辞,享年二十四岁。第十八军团[集团军]通讯联络局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四月立。”



申 伸:(公元1920~今),女;河北宛平辛庄人(今北京丰台辛庄)。著名现代电影工作者。

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卢沟桥事变”后,申伯纯决定离开北平,十七岁的申伸正在上高一,因北平沦陷,不愿再继续上学,要求跟父亲一起走。

申伸随父亲辗转来到武汉。1938年3月,父亲帮她联系去黄安的新四军训练班学习。训练班里大多是流亡学生,讲统一战线、游击战,申伸似懂非懂的。学了不到两个月,申伸就到武汉找董必武办事处给安排工作,可是人太多,见不到董必武,于是他们就找到武汉青年救国团。当时要把申伸分到工厂去做工人工作,她不去,说:“我要打日本,有日本人的地方我才去呢。”后来,4月底5月初,徐州会战时,青年救国团要组织第十三军青年战地服务团,在武汉招人,说是去台儿庄。那时,台儿庄大捷刚打完,一听说去台儿庄,几个人连夜就参加了这个团,坐火车到了徐州。他们找了几间房子,安定下来,弄来很多书、小册子。战场上下来的伤兵到这儿休息。服务团里有书,给他们看;不识字的,给他们讲,给他们念。受伤的人需要赶快跟家里联系,申伸等人帮着写家信,士兵没钱,就自己掏钱买邮票。天天写,一大堆,当时邮政也不通,就堆在那儿。没多久,日寇人打过来了,他们跟着身边的军队往南撤,跑了好几天,总算突了围。

申伸到武昌找到了父亲,这时候父亲正要跟鹿钟麟往河北走,她说:“我跟你去,河北那儿有八路军打游击,我上八路军打游击去。”这样就跟着鹿钟麟的队伍到了河北。因为父亲是鹿锺麟部的政治部主任,申伸就留在政治部,帮助父亲翻译秘密电报,主要是给杨虎城的,还收听广播,帮助记录战区情况。后来,鹿锺麟闹摩擦,遣散了政治部。

离开鹿锺麟部后,当时有人去延安,劝申伸一块去,她说:“我不去。打日本,上延安干嘛,见不着日本人。哪儿有日本人我上哪儿。”后来,申伸跟着几个从鹿锺麟那里下来的一起去了在深县的冀中抗战学院,当了少先队的教导员。

半年以后,冀中抗战学院毕业,又到了冀中文协。后来,她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经组织部门介绍,去了在八路军第一二○师的战斗剧社。

1939年6月20日刚到战斗剧社,赶上7月1日要汇报演出,演莫耶的《丰收》,人们见她一身乡村妇女打扮,就让她上场,而且还是第一个出场的人物。申伸从来没演过戏,可这是革命工作,不会也得学着干。在成荫导演的耐心帮助下,申伸以朴实自然的表演风格,成功地完成了她的第一场演出。从此,申伸成了战斗剧社的一名成员,活跃在文艺战线上。尔后的许多剧目里都有她扮演的角色,在《虎列拉》里,她演婆婆;在《三个女婿拜新年》中,她演丈母娘;在《雷雨》中,她演四凤的母亲侍萍;在《水灾》、《打得好》、《求雨》、《自家人》、《日出》、《悭吝人》里,她都有出色的表演。申伸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通过实践中的摸索和学习,演艺水平也逐渐达到了“演什么像什么”。

申伸此时正是十八九岁的大姑娘,长得靓丽,再加上有个参议会议长的父亲,于是在第一二○师成了人物,写信的、介绍对象的很多。她自己很有主见,都给回个“不”字。原来,申伸看上了战斗剧社的导演成荫。成荫当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又矮、又瘦。可她就看上了,看上他人好,有才气,踏实肯干。申伸的眼光果然不错,成荫后来成了著名导演。

解放后,申伸先后任电影局人事处处长、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

丈夫成荫: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荫原名蕴保,1917年出生于山东曹县。1938年3月到延安,入陕北公学第一期十九队学习。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陕公毕业后,原准备到抗日军政大学学军事。因参加毕业演出为鲁迅艺术学院老师发现,调鲁艺二期戏剧系学习,从此开始了军旅艺术生涯。鲁艺学习期间,他就创作了活报剧《傀儡戏》、《国际玩具店》。鲁艺毕业后被分配在一二○师战斗剧社先后任导演、指导员、副社长等,相继创作了《晋察冀的乡村》、《自家人》、《求雨》、《敌我之间》、《打得好》等多个抗日题材的独幕剧,并导演了《丰收》、《水灾》、《警觉》、《雷雨》等多种剧目。

1942年贺龙带战斗剧社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演出,毛主席看完演出之后,写了信:“欧阳山尊、朱丹、成荫: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样的戏。敬礼!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三日”。

这年腊月28日正是成荫的生日,他与申伸在延安的七里堡兵站结为伉俪,成为战斗剧社的一段佳话。日本投降后,成荫被调出战斗剧社。1945年9月被派到晋绥南线参加解放汾阳的战斗,建立吕梁军区后任政治部宣传科长。1949年,成荫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根据所经历的战斗生活,编写并导演了第一部故事片《回到自己的队伍来》,这是他从战场走进电影厂的开始。

1951年调北京任中央电影局艺委会秘书长。1956年起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

成荫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经过艰苦的学习和实践,很快掌握了电影艺术创作的规律和特点。从50年代到80年代,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反映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的题材,逐步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获得巨大的成就。他先后拍摄了《钢铁战士》、《南征北战》、《万水千山》、《停战以后》、京剧《红灯记》、《拔哥的故事》(上下集)以及《西安事变》等,这使他成为擅长创作拍摄有关革命历史、革命战争题材影片的电影艺术家,被誉为新中国电影艺术的奠基人之一。成荫也在努力探索反映现实生活,拍摄了《上海姑娘》、《浪涛滚滚》等优秀影片。

1981年的《西安事变》,则标志着成荫导演艺术的高峰,获得海内外华人的一致好评,大家认为是客观、公正的大气之作,获得1982年第二届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文化部1981年优秀影片奖。影片成功的一个渊源则来自他的岳父。岳父申伯纯是西安事变的亲身参加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写《西安事变纪实》,该书史料翔实,文笔生动。申伯纯常和成荫谈起当年的经历及轶闻琐事,使成荫在1962年就想把“西安事变”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搬上银幕,他曾据此撰写了一个拍摄提纲呈给周总理,但直到“文革”以后才得以开拍,实现心愿。1980年,成荫被任命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1984年4月去世。



申仲义:(公元1922~1988年),河北宛平辛庄人(今北京丰台辛庄)。著名中共情报工作者。

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8月10日,跟着父亲从北平出来的还有申仲义,当时母亲康丽不愿意让他走,对父亲说:“两个儿子,你已经送走一个了,这个儿子是我的。”但是,申仲义执意要走,说:“我不当亡国奴!”到了武汉,申伯纯决定把申仲义送往延安。10月,仲义到延安后,便到军委三局通讯学校学习。他在通信学校找到一本英语工科大学的课本,一边学英语,一边啃无线电专业,初中文化水平的他终于可以读英文无线电原著了。不久,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被聘为通讯学校教员。1939年10月调军委二局任通信教员、机务员。

1941年4月,申仲义调军委三局通讯材料厂实验室任实验员、实验室主任。实验室仅有的设备是两张杜梨木做的工作台、一些小仪表以及简易手工工具。1940~1941年,正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对边区进行军事进攻,实行经济封锁,致使延安的物资极端缺乏,部队几乎没有衣穿,没有被盖,没有油吃,没有菜,没有纸,通讯器材更是奇缺。但是,电台的工作一刻都不能停止。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能源问题,发信机电源通常用手摇发电机供给,收信机电源通常用电池供给。电池是消耗品,用完必须更换补充。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部队得不到电池补充。就在这十分困难的关头,申仲义领受了尽快解决电源问题的任务。在那种情况下,由实验室试制干电池是没有条件的,他想尽了各种办法,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最后还是在手摇发电机上打主意。而手摇发电机要想能够替代电池,必须改装。于是,在简陋的条件下,申仲义克服了重重困难,对手摇发电机高压部分采取了降压、分压、滤波以及排除整流子火花干扰等措施。经过日夜奋战,试验终于成功了。手摇发电机代替了电池,解决了电台能源的老大难问题,保证了我党我军通讯联络的通畅。申仲义创制的手摇发电机从1941年开始在各个系统普遍使用,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有了其他电源后才逐渐停止使用。

1944年5月,在延安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上,申仲义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5月27日《解放日报》刊登《申仲义同志创造通讯器材多种》,称誉他为:“技术与政治统一,科学原理与技术经验相结合的青年技术家。”当时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的只有八人。申仲义年仅二十二岁,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特等奖奖品上有毛主席题字一副,给申仲义的题字为“日夜苦干”。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随中央机关进行战略转移,留下部分器材在山西临县三交镇,准备不久在延安重建广播电台。申仲义此时是晋西北军区司令部三科工程师、西北军区通联处科长,重建延安电台的任务由他全面负责技术工作。经过重新设计、重新布局、重新安装,运到延安后,安装调试一次成功。1949年1月5日正式向全国播音,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由此诞生。

全国解放后,申仲义把全部精力献给了祖国的雷达事业。他是我国第一个雷达厂厂长和第一个雷达技术研究所所长,是我国雷达事业的创始人之一,1988年去世。

妻子齐翔延:1931年生,1940年到延安,1945年参军,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作为通讯侦察兵,经历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建国后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4~1978年先后在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工作。离休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工作。



申小丛:(公元1924~今),女;河北宛平辛庄人(今北京丰台辛庄)。著名中共情报工作者。

1944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父亲离开北平时,把她母亲、她和申晓白留在了北平。后来她母亲得了癌症,病情日益严重,她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母亲过世以后,前总情报处派联络员李成到了北平。李成约申小丛在沙滩的医院会面,对她说:“你父亲的意思,第一,把你和申晓白带到根据地;第二,就是把巡捕厅的房子交给组织…”巡捕厅的房子是申伯纯在长安县当县长时,花三千大洋买的。申小丛按李成所说,将房子交给了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地下党组织将房子卖了七十两黄金作为活动经费。1944年11月20日,李成带着申小丛和申晓白,从联络站宫门口五条20号出发,前往麻田八路军总部。

李成在来接她们之前,就常听申伯纯讲两个女儿的情况。敲开申家大门,看见的就是申小丛,大灰棉袄和白头绳都掩盖不了她的秀气和朝气,他第一眼就认准了:“这就是我的老婆。”一路上他关心、照顾着姐妹俩,也有意培养感情。到麻田不久,他们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12月到达麻田,之后,父亲把申小丛留在了八路军总部情报处材料科。不久,父亲到北平办事,又将申小丛的表哥安克、吴晨、王立人带了出来,几个年轻人在一起,先是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后又参加情报人员训练班。一天晚上,总部突然来电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他们一开始全愣了:“怎么?日本投降了?我们还什么也没干呢!”“哎呀!来晚了,没打上日本鬼子。”惋惜的心情似乎大于胜利的喜悦。

1945年9月,组织上送李成、申小丛等去抗大六分校学习,不久学校迁到长治,改为军政大学,申小丛是抗大最后一期,算是赶上个末班车。

1946年3月,申小丛三喜临门。一是入党,二是结婚,三是回北平。

在北平,李成的公开身份是北新桥实业商行副经理,化名刘长富,实际身份是前总平津地区情报组的负责人。申小丛的身份就是刘太太。

开始他们住在宫门口,派遣科科长林一来了,指示说:“暴风雨马上就要来到了,军调部调了半天都不行,看来内战还得打,你得作长期隐蔽在这里的打算,多交朋友,要隐蔽。”第二天,他们就搬到花枝胡同花梗5号情工人员张鸿烈的房子,他的内弟刘儒林夫妇带着小女孩住这个院。申小丛夫妇搬到这里,准备隐居下来。

1947年2月,由于前任情报组负责人姚继鸣亲戚王俊卿的出卖,李成被捕。敌人审问他时,他十分机警地说:“姚先生叫我告诉王俊卿,别做坏事,要做好事。”实际上是在暗示申小丛。此时申小丛已怀孕,是双胞胎,快要临产。申小丛想起李成平时的嘱咐:“如果组织一旦被破坏,你第一个任务就是通知你所认识的人立刻转移,最后你再转移。”于是她就让刘儒林赶快走,同时将李成的话转告给组织。几天后,特务派刑警队把这个小院监视起来。由于李成平时的谨慎和申小丛及时通知了组织,一个同志也没有被敌人抓住。申小丛大着肚子,坚持和敌人作斗争。十八天之后,刑警队撤走。申小丛为营救李成,四处奔波,结果早产了。生了一女一男,女儿在前,叫小平,儿子在后,难产,叫小安,都很轻很小。一个多月后,组织派人营救,接申小丛回根据地。申小丛带不了两个孩子,小安的身体很弱,带走怕养不活,就送进了福利院。八个月后,李成出狱,接回李安,李安患肺炎、百日咳合并脑膜炎,经组织上资助黄金,住进中央医院,才救活了。

丈夫李成:1921年生于河南通许县,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5月李成到达延安,被分配在抗大(红军大学)第二期第十四队学习。两个月后,抗大毕业,因为年纪小又到陕北公学一期2队继续学习。1937年9月,李成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李成被调到枣园的中央保卫局特别秘密训练班学习,中央保卫局后来改称社会部,这是第二期训练班,同期学员有林一、罗青长等,训练班是专门培养情报人员的。培训结束后,时值延安召开全国战地青年代表大会,李成作为河南省代表参加。10月,李成被派到中央青年委员会工作,先后在安吴堡青训班担任教务处干事、二连党支部书记、人事科副科长。1939年2月调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第二区团任党总支书记兼秘书长。

1940年1月,他从青委又回到情报部(社会部),曾在枣园办公室与林一、王炎堂在一起工作;在通报组与许明一起工作;在政治研究室与梁化之、罗青长在一起工作。从老同志身上,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1942年11月,为了加强前总情报处的力量,李成被派到前总情报处派遣科,任参谋。李成的工作是负责总部和各地派遣人员之间的联络,他将总部的指示传达给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再把情报人员获得的情报带回来。他经常往来于北平、天津、邢台、邯郸、安阳、开封等地的情报站、交通站。

联络员的工作十分重要,也十分危险。李成往往是回到总部汇报完工作之后,呆不了几天就又得出发。一次,凌晨下火车,到联络点敲不开门,只好又折回火车站,依偎在烤白薯炉边,直到天亮。有一回,边发疟疾,边走路,实在无法忍耐,只好躺在大树下,等到退了烧,再继续往前走。白天,沿途经常受到伪军敲诈,日军检查;夜晚,有一次太疲劳,竟掉进一口枯井,腿部摔了巴掌大的伤痕。就这样,他多次将上级指示、党的重要文件秘密带到敌占区,又将敌占区军、警、宪、特的动向和分布图带回根据地。凭着对革命的忠诚,凭着勇敢和机智,几年来,他无数次圆满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张鸿烈的养子是他送出去的;“七大”会议的重要文件是他亲手交给打入中南海警卫部队的王鉴平的;姚继鸣的“谦祥号”干鲜果品店、中南海怀仁堂、宫门口5条20号等都是李成经常来往的联络站,直接听取他汇报并指导工作的除了林一、申伯纯,还有李克农、滕代远、冯炫等。

1946年6月由于原北平情报站负责人姚继鸣暴露,总部命李成接替姚的工作,进驻北平。1948年春李成回到根据地,参加东黄埿干部培训班,准备接收北平城。1949年2月,进驻北平后,担任北平市公安局二外分局局长。

国庆大典后担任广州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处长、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广州钢铁厂党委书记、市工商局副局长、市顾问委员会委员等十几个职务,在公安、政法、监察、钢铁、工商、财贸等方面为广州市的建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申晓白:(公元1927~1981年),女;河北宛平辛庄人(今北京丰台辛庄)。著名中共情报工作者。

1944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9月,被调到社会部。她去的时候,李成写了封信给许明——孔原的夫人、社会部所属部门领导,信中提到把申晓白介绍给王炎堂。王炎堂和李成同在枣园工作过,是最要好的朋友。王炎堂去看了申晓白,很满意。

申晓白到社会部后,分在书报简讯社,搞人物档案工作。这是情报工作中重要的基础工作。

王炎堂也是个出了名的美男子,个子高高的,长得很帅,脾气也好,再加上有李成和许明的介绍,申晓白对他印象也很不错,两人很快就经常来往了。在枣园,申晓白住山上,王炎堂住山下,相见也方便。

1947年1月底,李克农为他们主持婚礼,申伯纯、郭西都参加了婚礼,此时他们恰好在延安做起义将领参观团的工作。3月,胡宗南真的打过来时,他们就分开了,申晓白先撤的。胡宗南在3月19号占领延安,王炎堂于3月17号才撤离。1947年10月,在临县生儿子小明。1948年3月,他们离开临县,向河北平山方向行军,又是分别走的。申晓白带着孩子跟着老弱妇孺先行,王炎堂跟着工作班子后走。带着孩子行军,很艰苦。晚上孩子闹,睡不好,早上还得早起。白天,孩子用牲口驮着,一个牲口驮两个篮子,一边一个小孩。走一段,就要停下来,把牲口垛子卸下来,喂完奶再走,非常辛苦。有一次行军,走到滹沱河边,引水渠的水很深的,路就在引水渠旁边,很窄的小道。毛驴走上去,垛子滑了下来,险些掉进河里,幸亏有人给挡住了。1949年春,在朱豪,中央机关所在地闹白喉。一经诊断,就赶紧到石家庄去买白喉血清,等买回来,前面得病的两个孩子已经死了,小明是第三个,眼看也就不行了,正准备把喉咙切开,药赶到了,全都用在小明身上,小明总算活了过来,当时申晓白人都快崩溃了。战争时期的生活本来就很艰苦,在战争年代做一个母亲就更不容易了,母亲的慈爱,战士的坚强,无形地融合在了一起。

申晓白的生命虽然只有短暂的五十四年,但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她身后留下的是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作为一个母亲,她将生命延续给子子孙孙。战士的生命是无价的,是不能用时间衡量的;母亲的生命是永恒的,时间会对它做出回报。

丈夫王炎堂:1923年生,陕西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月,王炎堂到了延安,进了陕北公学第九队。不久,到中央党校学习了半年,党校毕业后,又到马列学院学了两个月,然后被调到社会部。参加了第三期社会部情报人员训练班,又学了两个月,1939年1月正式开始工作。

1939年,王炎堂才十六岁,思想非常纯洁,一年基础知识的学习,在他头脑里深深扎根的是:一、作为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组织,一切听从党的指挥;二、终身献给党的情报事业。党的情报保卫工作是秘密斗争,这与公开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一样,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从事情报工作必须要有献身精神。王炎堂的工作岗位是社会部办公室的文书、秘书。文书、秘书是协助领导工作的,工作性质很重要,工作内容却很平常:抄写记录,收发电报,文件整理,刻蜡版,油印材料等。王炎堂做每一项工作都认认真真,全力以赴,并且注意从工作中学习。他管理文件,每天都接触大量的材料,日本的、国民党的、党内的,东西很多,他有意识地去熟悉它们,不断地积累,逐渐记住了许多东西。有人问,或查找个什么,他都能找到,慢慢地在社会部获得了外号,叫“活字典”,成了领导最信得过的工作人员之一。

1946年11月得知胡宗南要进攻延安,延安立即大疏散,清理文件,将必须要保留的文件整理了二十个大箱子,十个牲口驮,还有老弱妇孺,一起转移到瓦窑堡。1947年1月,又得悉国民党要空投伞兵,毛主席命令:把文件减少到最少,不要丢掉,烧掉80%,他们坚决执行。李克农派王炎堂负责文件的销毁。警卫团派了个大车,王炎堂连夜赶往瓦窑堡。80%,就这么一句话,怎么掌握,什么要,什么不要,不知道,真令人着急!一共三天三夜,在老乡家里,关起门来,白天在屋里清理,晚上在院子烧,除了王炎堂,只有一个看文件的警卫同志。三天里,王炎堂只有一个概念:“80%,留最该留的东西。”一件件地审阅,没有什么标准,凭着日常积累的业务能力,他的判断就是标准,二十箱留了四箱。就是这四箱东西,成了后人的“宝贝”。由于社会部严格执行主席的指示,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没有出现丝毫纰漏。

随着战争的发展,情报工作也进一步深化。1941年,根据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精神,中央情报部(社会部)非常重视抓情报业务建设,强调加强系统的调查研究。王炎堂此时不仅仅是经手大量文件,也不仅限于整理情报、撰写通报,同时还注重分析研究情报,并逐渐成了这一方面的专家。

在战争年代,机密情报往往会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系统的调查材料,就不能对情报进行准确的分析判断,没有全面的调查研究,就不能正确地制定方针政策。比如,“抢救运动”扩大化的造成,除了主管部门康生要负责任以及领导方法等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单位不了解情况,不了解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实际情况,不了解什么是特务,以致把复兴社、CC、三青团等同于职业的特务组织。后来,在“甄别”工作中,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特意邀请通报科科长王炎堂讲课,专门介绍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内情。听课以后,边保干部大有收获,甄别工作有了实施的依据,走上正确轨道。



申 涵:(公元1906~2001年),山东泗水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卫生部卫生训练队队长,第二师卫生队医生。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卫生队医生,苏鲁豫支队卫生队队长,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军医处处长,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卫生部部长,新四军第三师后方医院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后方医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卫生部部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四军卫生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第二医管处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三兵团卫生部部长,广西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第六军医大学校长,武汉军区后勤部卫生处处长、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处处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1年12月26日在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九十五岁。



申泮文:(公元1916~今),广东从化人。著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双聘教授,天津联合业余大学校长,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5、6、7届全国政协委员。

荣获1979、1980天津市劳动模范、1993年全国优秀教师、1999宝钢教育基金全国优秀教师特等奖,1999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优秀个人等奖励。

建国以来已出版著译作品六十四卷册三千五百余万字,发表论文二百余篇,是当代我国化学家中著译出版物最多的一人。

在人才建设方面主张培养高层次人才应立足于国内,1980~1995期间,他从无高级学位讲助人员中培养成才教授十七人,(其中博士生导师七人),副教授十五人,已培养硕士三十余人,博士二十余人,人才效益卓著。

创建了南开大学新能源材料化学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为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南开大学无机化学学科成为我国镍氢电池和钕铁硼永磁合金新制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南开大学无机化学学科成为我国镍氢电池和钕铁硼永磁合金新制造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者,持有国家和国际发明专利二十余项,科技成果丰硕。

他以八十余岁高龄开始学习计算机编程技术,主持编制我国第一部化学多媒体教科书《化学元素周期系》为教育改革立了新功,获教育部一等奖,已全国推广应用。现在仍活跃在教学和教改第一线。



申德昌:(公元1934~今),辽宁鞍山人。著名现代医务工作者。

主任医师。

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现任辽宁鞍钢长甸医院儿科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辽宁省儿科学会鞍山分会理事,鞍山铁东区医疗事故监委会成员。

从事医疗事业数十年,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在救治各种危重与疑难病症上,具有自己独到的方法。工作中刻苦钻研、废寝忘食、医德高尚、精益求精,创造了许多医疗史上的奇迹。

撰写了大量的国家、省、市级学术论文、是鞍山地区儿科界科研带头人之一。科研项目“小儿缺Zn病的研究”被收入《大众寻医问药》一书,并被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及各省、市地区等十四家报刊杂志报导。

其业绩传略被收入《中国名医名药大观》、《中华魂·中国百业领导英才大典》、《中国专家大辞典》。



申 畅:(公元1935~今),河南浚县人。著名现代图书研究馆员

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6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河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

历任研究辅导部主任,《河南图书馆学刊》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理事,河南省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顾问,河南省企业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人才史研究会理事、情报学会理事、中原族史研究会委员。

1991年被评为河南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并获奖章,1995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优秀专家,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学术成就有较高知名度,曾被武汉大学郑州函授站、郑大中文系聘为目录学教师,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课。是省图书资料系列中、高级技术职称评委和省青年科技奖专家评委兼副主任及中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研究员。

他学问渊博,于文学、方志学、图书馆学、古籍整理均有成就,而于目录学造诣尤深。已发表出版论著一百多篇,计700余万字。这在省图书馆战线首屈一指。

其所著《中国目录学家辞典》获全国优秀著作奖和北方十五省优秀图书奖,《洛阳地区方志浅谈》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南图书馆概况》、《图书情报学论文辑》、《县乡图书馆手册》、《图书馆学文论》、《谈图书馆为星火计划服务》获丛书著作奖,《河南方志研究》获河南省史志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目录学家传略》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发起倡导编写的《中国地理著作要览》获省科技成果二等奖。他善于古籍整理,已出版《春艳秘史》、《清宫艳史》、《奇侠禅真逸史》、《反戈袍》、《狐女传奇》、《中州诗钞》等。他潜心研究学术,著作宏富,广有影响。其治学事迹被《中州书林》、《神州人才》专文介绍,又被《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图书馆界人物辞典》、《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人物辞典》、《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北大人》、《中国当代著名编辑记者传集》等书收载。其科研成果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申海明:(公元1940~今),河北魏县人。著名现代医务工作者。

副主任医师。

1965年8月毕业于天津中医学院,留校任教,后随迁并入河北医科大学,先后在省医院、附二、三院,及河北省中医院内科从事临床医疗和教学,近年执行医疗保健工作。为河北省中医学会会员。

青年时期在津门习医,刻苦好学,深得名医之教,从事中医临床医疗,教学实践三十余余年,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具有较高的理论造诣和学识水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专攻内科杂病,对糖尿病、结石症、脱发病、肿瘤病的中医治疗研究尤多,在方药方面对云南白药、六神丸及白术、细辛等的临床应用多有研究。其以中医为本,兼通西医之学,在临床工作中善用中西两法,把辨病与辨证结合起来进行诊疗,常取得理想效果。

曾出席第一届国际传统康复医学学术会议和第二届国际孙思邈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中药外治体表血管瘤的临床研究获省科委成果证书及市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国内公开期刊发表中医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多篇获优秀论文奖;曾参加编写《中医学问答》、《北方医经》、《医疗事故纠纷的防范与处理》、《临床医学治验》、《疑难杂症经验》、《中国中医药最新研创大全》、《中国当代学者论文精选》等二十部著作,任《河北历代名医学术思想研究》、《脾胃学》编委。

业绩被入录《河北名医荟萃》、《中国大陆名医大典》、《当代医药人才选编》、《中国当代学者大辞典》、《中华名医大辞典》等二十部传记中。现已退休,曾任职于河北经贸管理干部学院医务所。



申 勇:(公元1941~今),又名申世荣;山西泽州巴公镇南连氏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5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警卫员、班长、学员、教员、干事,1963年被保送入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学习。后任武汉军区后勤部政治干部科副科长、仓库政治委员,信阳陆军学院后勤训练大队大队长,指挥学院进修系学员,总后勤部第一后方基地政治委员,总后基地指挥军需部部长,总后驻武汉办事处副主任,武汉后方基地副政治委员,武汉军事经济学院副院长、政治委员(正军职),先后再次荣立三等功两次,受军、师、团嘉奖十五次。1998年夏,率武汉军事学院干部战士参加了保卫汉江江堤的战斗,同年9月28日,代表武汉军事经济学院光荣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抗洪先进单位表彰大会。

1989年以来亲自撰写和主编了《世纪之交的若干思考》、《走向新世纪的军校德育》、《军事经济管理与效益研究》、《报考军事院校指南》等著作。其中,《世纪之交的若干思考》和《走向新世纪的军校德育》两部专著,被列为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重要著述,后者还被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评为一等奖。现已离休。



申 斌:(公元1942~今),河南安阳人。著名当代教育家。

安阳大学工程物理教授、校长、党委副书记,安阳市第八、九届政协委员。

1968年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曾在国家冶金工业部华北勘查局从事科技工作多年,并多次参加国家重点工业基地的综合研究和设计工作.取得多项科技成果。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从事高教工作以来,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科技论文六十多篇,编写出版著作四部,完成科技成果六项,其中四项通过了省部级鉴定。特别是在科技考古和《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备受国内外著名学者的关注和好评。

早在1983年就率先将卫星红外遥感高新科技应用于安阳殷墟区域考古研究,开创了高科技考古的一个崭新领域,这在世界上尚属首例。该研究成果1984年在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后,立即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使国内外学者耳目一新,比美国1987年首次应用卫星红外遥感技术研究中美洲玛雅文明衰亡原因早了四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等报刊均报道过上述科研成果。

近几年来,又提出并实施了“2211”教学改革工程和“三钢、五要、九步”治校方略,使安阳大学步入迅速发展的快车道,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毕业生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深受用人单位欢迎。1998年被评为全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申列荣:(公元1947~今),重庆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

1958年考入重庆市京剧团学生训练学习戏曲表演艺术,1981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戏剧理论进修班。

1985年任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二级演员。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

多年从事戏剧表演艺术,戏剧理论研究和艺术管理。发表论文、评论等文章80余篇,其中《试论川剧艺术之川味》论文荣获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论著奖;剧评《笑着与自己的过去告别》荣获市“重庆新作”奖。



申若东:(公元1952~今),陕西人。著名当代作家、文化工作者。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演出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艺术局副师职干事。

长期从事组织文艺演出、艺术管理工作。多次参与国家、军队重大演出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是1989年以来,先后参与了由总政等单位主办的大型文艺晚会,如1989年“七一”的《人民军队忠于党》;1989年“八一”的《人民军队爱人民》;1989年“十一”的《人民军队爱祖国》;1990年春节的《军民团结向前进》;1990年“八一”的《团结就是力量》;1991年春节的《心连心》;1991年纪念建党七十周年的《灯塔颂》;1992年春节的歌剧《党的女儿》;1993年春节的《正月里来是新春》;1994年春节的《又是春风满人间》;1995年春节的《春天与我们同行》;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热血长城》、《光明赞》;1996年春节的《祖国永远是春天》;199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伟大的长征》;1997年春节的《春风里·阳光下》;1997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七十周年的《我们的队伍向太阳》;1998年春节的《携手欢歌向未来》;1998年的全军抗洪抢险庆功表彰大会文艺晚会《当人民需要的时候》;1999年春节的《欢歌奔向新世纪》;1999年9月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祖国颂》;2000年春节的《世纪的春天》和第五届(1987年)、第六届(1992年)、第七届(1999年)全军文艺会演等的演出组织工作。



申吉光:(公元1956~今),字吉光,号墨醉斋主;黑龙江太来人。著名高级书画师,书法艺术家。

1990年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毛笔书法、钢笔书法函授班,并取得双科结业证书,现任黑龙江省北安农垦物资总公司服务部业务员,现为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北京东方书画家协会会员,《世界华人硬笔书法欣赏大典》特邀编委,《东方硬笔书法家大辞典》编委。

曾先后荣获该系统先进生产者、安全生产先进个人、优秀工会积极分子、法律在我心中竞赛活动第一名、书法绘画系列活动第一名、撰写《行政干部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荣获该系统1996年度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奖等数十项荣誉称号,并兼职该系统的宣传设计、撰稿、书写绘画工作。

先后临习了颜真卿“多宝塔碑”、黄自元楷书贴、姜东舒小楷“永州八记”、启功行楷书、庞中华、顾仲安等名家钢笔帖、书法擅长楷书、行书,虽无名师指点,但能以前人名贴为师,研习临摹中力求变化,不拘形式,注重笔意,求取精神。作品及事迹被编入《中国人才库》、《世界华人硬笔书法欣赏大典》、《跨世纪书法名家墨迹大观》、《东方硬笔书法家大辞典》《20世纪中国硬坛精英荟萃》等中国艺术界大型辞典书中。

近年来,创作了一些竹筷笔及指书书法作品,深受行家及书法爱好者好评,部分作品被有关报刊发表,同时被不同人士索取收藏。



申良启:(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空军装备部副部长。

申伯之:(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海军少将,台湾省海军总司令部作战署署长,陈水扁当政时期“总统府”侍卫长。

跟帖时间 2010-05-13 15:23:49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申氏的历史名人(一) -- 申 伯:(生卒年待考),著名西周时期申国国君,周宣王姬静(姬靖)的母舅。

申伯世为西周王朝卿王,曾辅佐周宣王中兴有功,赐谢邑,筑城定居,以卫南土。当时的贤相仲山甫称之为:“崧高维岳,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



申包胥:(生卒年待考),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大夫。

当初,伍员和申包胥是朋友。伍员出逃吴国的时候,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颠覆楚国。”申包晋说:“努力吧!您能颠覆它,我就一定能使它复兴。”到了楚昭王在随国避难的时候,申包胥到秦国去请求出兵,他说:“吴国是头大野猪,是条长蛇,它多次侵害中原各国,最先受到侵害的是楚国。我们国君守不住自己的国家,流落在荒草野林之中,派遣臣下前来告急求救说:‘吴国人的贪心是无法满足的,要是吴国成为您的邻国,那就会对您的边界造成危害。趁吴国人还没有把楚国平定,您还是去夺取一部分楚国的土地吧。如果楚国就此灭亡了,另一部分就是君王的土地了。如果凭借君王的威灵来安抚楚国,楚国将世世代代事奉君王。’”

秦哀公派人婉言谢绝说:“我听说了你们的请求。您暂且住进客馆休息,我们考虑好了再告诉您。”

申包胥回答说:“我们国君还流落在荒草野林之中,没有得到安身之所,臣下哪里敢就这样去客馆休息呢?”

申包胥站起来,靠著院墙痛哭,哭声日夜不停,连续七天没有喝一口水。秦哀公为申包胥作了《无衣》这首诗。申包胥连著叩了九个头,然后才坐下。

于是,秦国出兵了,帮助楚国复了国。



申不害:(公元前385~前337年待考),亦称申子;郑韩人(今河南新郑)。著名战国时期韩国思想家。

申不害他在韩国为相十九年,使韩国走向国治兵强。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他以“术”者称,是三晋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

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今新郑)。其著作《申子》,已失传,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别人引用的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只有《群书治要》卷三六所引《大体篇》。

郑国灭国之时,申不害年岁约在二、三十岁之间。作为一个亡国之贱臣,申不害可能杂学诸说。因为在他之前的管子、李悝、慎到的学术理论中都有“术”的成份。有人根据申不害思想中有道家思想的痕迹,认为他是由道入法。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把他的思想仅归为道法两家。

申不害相韩时,韩国已处弱势。韩昭侯即位不久,颇具雄心,任用贱臣申不害即为一例,申不害才华得有用武之地。

申不害的学术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的影响,但他的直接来源是老子还是慎到,不得而知。但他的哲学思想与慎到有极相似之处,他们都遵循老子的大统一哲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申不害认为,自然运行是有规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认为宇宙间的本质是“静”,其运动规律是“常”。他要求对待一切事情应以“静”为原则,以“因”为方法,“因”指“因循”、“随顺”。“贵因”指“随事而定之”,“贵静”的表现就是“无为”。申不害把这些原则用于人事,构成他的社会哲学思想。“无为”主张的渊源即《老子》的“绝圣弃智”,申不害的“无为”,要求的是君主去除个人作为的“无为”,以便听取臣下的意见。

但是,申不害仅仅把这种“静因无为”的哲学思想用于“权术”之中。为了完善这种方法,他进一步发挥《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要求君主“示弱”,决不是指君主无所作为,只是君主决策前的一种姿态。在关键时刻,申子要求君主独揽一切,决断一切。申不害的哲学思想,是君主哲学,是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由道家的“天道无为”演化发展来,是他的法家“权术”思想的基础。

申不害主“术”,但他所说的“术”,是在执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来巩固君主统治权的。因此他并不是不讲“法”与“势”的。

关于君主的权势,申不害认识得很清楚。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情形下,君主专制是最能集中全国力量的政权形式,也是争霸和自卫的最佳组织形式。他说:“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令是权力的表现,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势”能。“权势”是君主的本钱。

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秤轻重。”为了说明“法”,他提出“正名责实”的理论。“正名”主张,首先由孔子提出。申不害吸收了这个主张,是名分等级,不得错乱。与孔子“正名”不同之处在于包括责任、分工的内涵。申子“正名”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主处其大,臣处其细”的大原则,而且把这个原则具体化,即把名分按实际情况规定下来,然后进行任命,听取意见,检查监督。

申不害的“名”,主要是政治概念,他的“名”是法的等值概念,是为人君制定的工具。所谓实,也就是君主给臣下规定的责任和职权,是臣下遵从君主的规范。申不害本来是劝戒君主发号施令要慎之又慎的,但其效果是加强了君主的个人专制。申不害找不到如何提高君主权威,而又能制约君主的方法,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

什么是“术”?申不害没有明确规定。“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术却是隐藏在君主心中,专门对付大臣的。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既然如此,君主仍要对付大臣是由复杂的社会斗争所决定的。春秋战国时,臣下弑君,酿成习气。现实告诉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而是来自大臣。所以他一再告诫君主,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申不害认为,君主有了势,定了法,其地位还不是稳固的,必须有两面之术,不然势与法就会变得威严而不受用,刻板而不通达。如果以术来联通势与法,就如虎添翼,无论动静,都会使臣下慑服。他的术分两类,一类是控制术,像前面提到的“正名责实”,就是讲规定职责,考校监督的。还有如君主以静治动的,无为而治的,这些属于领导管理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类是搞阴谋,耍手腕,弄权术。

玩弄权术,当然不是自申不害开始,但他是第一个在理论上的系统研究者,这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很受历代统治者的喜爱。但从本质上说,无补于稳固政权。因为既然有驭臣之术,必有欺君之方,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加剧了政权的不稳定性。

申不害研究术,有正面的领导控制方法,也有阴谋诡计,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否道德,但可以说,他的思想和研究是可以启迪后人的。

申不害虽然主张按功劳授予官职,但他并没有以身作则。《战国策》中就载有一个他“走后门”的故事:

有一次,申不害凭籍相国的身份,向韩昭公说情,为他的一个堂兄谋求官职。韩昭公不准,于是申不害“面有怒色”。韩昭公当即就生气地说:“我施行你的变法主张,是为了治理国家。现在是听从你的请求而败坏你的治国之术,还是施行你的治国之术而废去你的请求呢?你曾经叫我任人要‘拥功劳,视次第’,现在你有所私求,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申不害见势不妙,只得避席请罪,惭愧的说:“您真是严守法令的人啊!”



申 舟:(公元?~598年待考),本名申无畏;楚国人。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大夫。

春秋时期,发生了一起宋国杀戮楚国史臣申周的事件,引发了宋、楚两国大战。

当时,晋、楚两国魏了争霸,都在争取中原大国郑国,楚庄王芈旅(熊侣)招集群臣商计对付晋国之事。

公子侧提议:“我们楚国最好的盟友无如齐国,而与晋国关系最铁的无过于宋国。若我兴师伐宋,晋国光是救宋国就接应不暇,还能与我们争郑国吗?”

楚庄王说:“你的策略很好,不过我们与各国之间目前没有嫌隙。当年先王击败宋军于泓,还箭伤其君的大腿,宋国一直都能忍耐。甚至在厥貉之会商,宋君亲受服役。其后宋昭公被弑,子鲍嗣立,至今十八年了。我们要伐宋国没有理由啊?”

公子婴齐提议到:“这不难。齐国君主屡次来聘,我们至今尚未回答。今宜遣使报聘于齐国。要去齐国,必然要经过宋国。您下令时辰不得假借其他道路,只准走宋国,借此以探。若宋国不渔计较,说明他们惧怕我们,这样在会盟时必然不敢拒绝我们的建议。如宋国施加以无礼之举,侮辱我们的使臣,那我们不是就有了出兵伐宋的理由了吗!”

楚庄王十分感兴趣地问:“那么,派谁出使齐国为好呢?”

公子婴齐回答:“申无畏曾参加国厥貉之会,此人可派。”

于是,楚庄王乃命申无畏出使齐国修聘。

申无畏当时回奏:“出使齐国必经宋国,那我须有假道文书送验,方可过关。”

楚庄王不高兴了:“难道你畏惧并拒绝为使臣吗?”

申无畏答道:“当年在厥貉之会商,诸君田于孟诸,只有宋国君主违令,我抓捕了宋君的仆人杀之,以代宋君之罪,因而宋国人肯定恨臣必深。所以,此行若无假道文书,他们必然会杀我。”

楚庄王回答:“这样吧,我把文书上你的名字改为申舟,不用申无畏的名字。”

申无畏苦笑道:“名字可改,可我的面容改不了,宋国人都认识我啊。”

楚庄王大怒:“如果宋国真的杀了你,我当兴兵破灭其国,为你报仇!”

申无畏只得接受出使之责。第二天,申无畏带着儿子申犀谒见楚庄王:“臣将以死殉国,这是分内之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也。但愿大王今后能善待我的儿子。”

楚庄王回答:“这本就是寡人之事,你不必多虑,放心走吧。”

申舟领了出使礼物,拜辞出城。申犀送至郊外,申舟吩咐道:“父亲此行必死于宋国。你必请君王为我报仇,切记吾言!”之后父子洒泪而别。

不一日,行至睢阳,把守边关的小吏知是楚国使臣,便索要假道文验。申舟回答:“我奉楚王之命出使,但只有聘齐文书,却没有假道文书。”

关吏将申舟留住,飞报宋文公。当时华元为政,知道后马上对宋文公说:“楚国,那是我们宋国的世仇。今楚国遣使公然过宋国,却不循假道之礼,当是欺我太甚!请杀之!”

宋文公曰:“如果杀了楚国使臣,楚国必会出兵伐我,南那时奈何?”

华元回答:“欺我之耻,甚于受伐;况欺我们的目的势必伐我。反正均要受伐,且先雪吾耻再说。”于是命将申舟带至宋廷。华元一见,认得就是申无畏,怒上加怒,骂道:“就是你,曾戮杀我先公之仆,今改了名字,难道欲逃脱死罪吗?”

申舟自知必死,大骂宋子鲍:“你奸祖母,弑嫡侄,幸免天诛;又妄杀大国之使,楚兵一到,汝君臣为齑粉矣!”

华元大怒,命先割其舌,而后杀之。然后将楚国聘齐的文书礼物焚弃于郊外。

申舟的从人弃车而遁,逃回上报楚庄王。楚庄王当时正在吃午饭,闻听申舟见杀,投箸于席,奋袂而起。当即拜司马公子侧为大将,申叔时副之,立刻整车,亲自伐宋,并派申犀为军正从征。

申舟在周定王姬瑜九年(楚庄王十六年,宋文公十三年,公元前598年)农历4月被杀,楚国大军在农历9月即大举攻入宋国境内,在春秋历史上可谓诸侯国之兵出动最迅速的一次!

楚庄王以属下大夫申舟的生命为诱饵挑起宋楚两国争端,以达到争霸中原的目的,不可谓不阴损;宋文攻明知杀害楚使会引祸上身,却仍然钻入圈套,不可谓不愚蠢;而申舟明知此行必死,却坦然受命出使赴死,不可谓不忠壮。

申舟以死应国,在当时传为美谈,诸多史籍皆予以记载。



申 犀:(生卒年待考),申舟之子;楚国人。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将领。

申舟被杀后,宋文公自知惹祸,连忙人派大夫乐婴去晋国告急求援。

晋景公姬孺想出兵援救宋国。伯宗说:“不行,古人说过:‘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上天正在保硝楚国,不能同它争斗。晋国虽然强盛,怎么能违背天意?俗话说:‘高下在心。’河流湖泊能容纳污秽,山林草莽隐藏著毒虫猛兽,美隐匿著瑕疵,国君也可以含耻忍辱,也是上天的常规。君王还是等一等吧。”

于是,晋景公便停止了出兵,仅派大夫解扬到宋国去,叫宋国不要向楚国投降,并说:“晋国军队已全部出发,快要到宋国了。”

解扬路过郑国时,郑国人扣住解扬并把他献给楚国。楚庄王用重礼收买他,让他对宋国人说相反的话。解扬不答应。楚庄王再三劝诱,他才答应了。

楚庄王让解扬登上楼车,叫他对宋人喊话说晋国不来救宋国,解扬借机传达了晋君要宋人坚守待援的命令。楚庄王怒而要杀解扬,派人对他说:“你既然已经答应了我,却又违背诺言,是什么原因?这不是我不讲用,而是你丢弃了它,快去接受你该受的刑罚吧!”

解扬回答说:“臣下听说过,国君能制定正确的命令就叫义,巨子能奉行国君命令就叫信,信承载著义而推行就叫利。谋划不丢掉利益,以此捍卫国家,这才是百姓的主人。合乎道义不能有两种诚信,讲求诚信不能接受两种命令。君王收买臣下,就是不懂“信无二命’的道理。我接受君命出使,宁可去死也不能背弃使命,难道可以用財物收买吗?我之所以答应君王,是为了完成我的使命。我死了而能完成使命,这是我的福分。我们国君有诚信的臣下,臣下又能完成使命而死,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楚庄王听后,便释放了解扬,让他回国。

看到宋国吃了定心丸决意抵抗,楚庄王便下令在农历5月撤军队离开宋国。申犀当即在楚庄王的马前拦驾叩头:“我父亲明知会死,但不敢背弃君王的命令,坦然出使赴死。而现在君王您撤军,就是背弃了诺言。”楚庄王羞愧得无法回答。

楚国大夫申叔时正为楚庄王驾车,他说:“我建议,宋军躲在都城里不出来,那咱们就在宋国到处修建房屋,把种田的人叫来,咱们就种宋国的田,吃宋国的粮,叫宋国一无所有。那样的话,宋国就一定会听从君王的命令了。”

于是,楚庄王按申叔时的话去做了。果然,宋国人都因此大感恐惧,害怕起来。宋文公派华元在夜里潜入楚营,上了令尹子反的床,把他叫起来说:“我们国君派我来把宋国的困难告诉你,说:‘敝国人被困在城里,已经在交换孩子杀了吃,劈开尸骨烧火做饭。即便如此,若是因兵临城下就被逼签订的盟约,那么就算让国家灭亡,我们也不能答应。但如果你们楚军撤离我们国都三十里,宋国就一切听命。’”

子反很害怕,就与华元定了盟誓,并报告了楚庄王。楚庄王下令楚军退兵三十里,宋文公与楚庄王讲和,表示不再支持晋国而支持楚国,并华元当了人质。在盟誓上,宋楚两国皆说:“我不欺你,你不骗我。”



申 蒯:(生卒年待考),楚国人。著名春秋时期楚国大夫、将领。

公元前583年,晋栾书领军伐蔡国,接着进犯楚国,在边境击败楚军,俘获楚大夫申骊。之后攻破沈国,俘虏沈国国君揖初。这样一来,原来附从楚国之中原姬姓诸国又尽入晋国怀抱,楚国霸势随着衰退。



申 枨:(生卒年待考),亦称申党、申续,字子周。著名孔子弟子,以倔强著称。

一天,孔子在和学生们讲道理时,忍不住感叹道:“我还没有见过真正刚强不屈的人啊!”

那些年轻的弟子都觉的很奇怪,他们认为像子路、还有年轻的申枨等,都是很刚强的人。尤其是申枨,他虽然年纪很轻,可是每次在和别人辩论时,却总是不肯轻易让步。即使在面对长辈或师兄时,申枨也毫不隐藏,总是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大家都对他退让三分。

所以,当学生们听到孔子感叹说还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时,他们不约而同的说:“如果要论刚强,申枨应该是可以当之无愧的吧!”

孔子说:“申枨这个人欲望多,怎么可以称的上是刚强呢?”

一个学生问:“申枨并不像是个贪爱钱财的人,老师怎么会说他欲望多呢?”

孔子回答说:“其实所谓的欲望,并不见得就是指贪爱钱财。简单的说,凡是没有明辨是非就一味和别人争、想胜过别人的私心就算是‘欲’。申枨虽然性格正直,但他却逞强争胜,往往流于感情用事,这就是一种‘欲’啊!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称的上是刚强不屈呢?”

孔子又说:“所谓的‘刚’,并不是指逞强好胜,而是一种克制自己的工夫。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欲望,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不违背天理,而且始终如一,不轻易改变,这才算是真正的‘刚’啊!”



申叔仪:(生卒年待考),吴国人。著名春秋时期吴国大夫。

在史籍《左传·哀公十三年》种记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与晋、鲁等国会盟,吴大夫申叔仪向鲁国大夫公孙有山氏乞粮。公孙有山回答说:“梁则无矣,粗粮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则诺。”

后世留下了一首著名的《申叔仪乞粮歌》:“佩玉蕊兮,余无所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



申 恬:(生卒年待考),魏郡魏人(今河北魏县)。著名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国大臣。

历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有政绩。后迁青州刺史,督冀州,防卫边境,劝课农桑。性清约,外任频繁,妻子不免饥寒,为世所称。官终豫州刺史。



申 泰:(生卒年待考),庐州无为人(今安徽无为),著名明朝初期官吏。

明严多干才,锄奸祛弊,有“清同剑水”之誉。任延平知府时,上以搜赃之名考之,止得米三升,钞一贯,为天下清廉第一。



申 佐:(生卒年待考),广平府永年人(今河北永年)。著名明朝官吏。

明嘉靖年间进士,以胆大心细著称。他曾单骑出塞,调画定盟,使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俺答汗称臣献贡。后以功擢佥都御史,巡抚大同。



申 纶:(生卒年待考),广平府永年人。著名明朝官吏。

进士出身,历任四川、云南按察使副使。性忠亮有雅量,莅官以廉洁著称。



申 相:(生卒年待考),山西长治人。著名明朝医学家。

以医为业,研究脉理,尤精伤寒一科,人称良医。有《诊家秘要》、《伤寒捷法歌》。



申时行:(公元1535~1614年),字汝默,号瑶泉,晚号休休居士;长洲人(今江苏苏州)。著名明朝大臣。

申时行是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状元,明万历中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继张四维为内阁首辅。晚年辞官回苏州闲居,著有《赐闲堂集》。

解职归田二十三年以后,申时行在原籍苏州度过了按中国习惯计算的八十寿辰。万历皇帝已多年不见他的老师和首辅申先生,他特派专使赴苏州祝贺存问,随带纹银五十两、绣蟒彩缎一匹、其他绸缎四匹作为贺仪。当时申时行的健康情况已经不佳,但仍然挣扎着北向行礼如仪。他在奏本里表示感谢说,祝贺寿辰的圣旨已经供奉保存,以为子孙传家之宝,银缎则全部璧还,因为他无颜接受这样隆重的礼物。他身为皇帝的蒙师和首辅,但是未能克尽自己的职责。如果不是这样,何至理应继承大统的皇长子到现在还没有在翰林院的官员那里就读?又何至京内外大量的缺官无人递补?据说,万历读完奏章以后感到怅惘,但仍然无意于接受这含蓄的劝谏。

申时行把他的书房命名为“赐闲堂”。上天已经赐给他闲暇,他就用来游山玩水,写字吟诗。可是很显然,不论是站在太湖之滨看着无情的浪涛拍击已被溶蚀的崖岸,还是坐在书房里用典雅的韵文描写着烟雨霏霏的江南暮春,他都没有能忘情于世事。这二十三年中,他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在身后由家人结集镌版,是为《赐闲堂集》。书中诗文内容涉及的各方面很广泛;但是一有机会,对往事的回忆和感慨总是很自然地在笔下流露。诗文中有不少暧昧、隐晦甚至前后矛盾的地方,然而我们并不能草率地认为他的著作有意欺人。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他的一生功过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对这种看法具有信心。生当末世而身居首辅,他的困难带有时代性,其中情形特别,不是从组织上和技术上可以解决的。他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遵循,他只能依靠道德习惯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其中有内外参差之处,已不待言。在退职闲居以后,这位昔日的首辅对自己的过去毫无忏悔之意。他的思想平静,他的良心没有遗憾,因为形格势禁,他只能用调和折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自信在执政期间的所有措施均出自诚意,这一大前提使他扪心无愧,至于成败利钝,那又并非他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

他当然听到过别人的批评。有人说张居正虽然刚愎自用,毕竟还有所成就;而忠厚长者申时行的记录却如同一张白纸。对这些抹杀事实的意见,申时行自然不为所动。在他看来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如果真像评论者所说他的施政记录是一张白纸,这反倒证明了一切都已纳入规范,机构运转正常,因此无事可记。然则申时行自己明白,他没有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去解决继承问题。他竟为此而去职。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些人犯了错误,那他申时行的差失,也不会比旁人更严重,最低限度不会与二辅许国的错误相提并论。他身居首辅,处心积虑地想在幕后不动声色地解决这个难题,而许国偏偏不能体恤时艰,将折冲于樽俎之间的底细,全盘托底公布,以致弄到不可收拾。

申时行虽然号称谦虚抑让,但毕竟没有达到唾面自干的境界。他无意于接受那些在他看来是不中肯的批评,否则,他又何必把过去的事实和自己的看法来回反复地写入自己的诗文里,而且嘱咐儿子们在他身后结集刻印?显然,他期望后来的读者稍一思索,就能理解他施政措施的真正意义,并且承认他的成就超过了表面上的平凡。

今天重读《赐闲堂集》,恐怕多数读者可以承认,申时行在文渊阁的八年半时间里并非完全尸位素餐。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于微妙的人事安排。这样的方式本来就带有间接性,而他在执行时既不采取大刀阔斧的方式,也不多加渲染,这样,他的成绩就很少为人所理解,也更少为人所仰慕。举一事即可为证:假如他真是除了忠厚和平以外就一无可取,那么在他执政时期发生的黄河泛滥,问题一定比实际情形要严重得多。

自古以来,治理黄河就是我们帝国的一大难题。由于河水流经黄土高原,疏松的黄土随着河水顺流而下,沉积于河床;河床过高,一旦遇到洪水,就极易冲决河堤,造成严重的水灾。每次决口,生命财产的损失均不可胜记。

可是对于这一问题,中枢的唯一办法,就是责成总理河道的御史妥善处置;其中技术上的问题和人力物力的动员,都需要这位钦差大臣在他职责范围之内就地解决。根据过去的经验,大规模整理河道,地区往往涉及数省,有时填高凿低,等于改造地形。在这样巨大的规划之中,自然会有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有时尚未开工,争执已起。所以中枢虽不直接领导工程的设计和进行,但是它所采取的立场,却必然对全盘形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一个总理河道的御史执行他的规划尚未及半,突然被参免职,而他的继任者又采取完全相反的主张办事,则百万生灵,就可能牺牲在这种官僚政治之下。

首辅申时行所赏识的治河专家是潘季驯。这位专家提倡“河道紧缩说”。黄河所以为害,原因是河沙淤集,河道不通。对于这一点专家们都无异说,但在解决的方案上则有截然不同的主张。有人建议加宽河道,他们认为河道宽则水流畅。潘季驯则以为河道宽则流速小,流速愈小则泥沙沉淀的机会愈多,经过若干年月以后,河床就会愈积愈高。他主张,应该选择重要的地段把河道收紧,同时把附近的清水河流用人工疏凿引入黄河,以增加黄河的流速,照这样的办法,可以不需要经常疏浚而可以“自浚”。“建堤束水,以水攻沙”,就是他归纳上述方针而概括成的八字箴言。他又建议,河堤不能几十里、几百里相连不绝,应该预先在在河水汹涌的地方留出缺口,而在缺口之后筑成第二,第三道的“遥堤”,和第一线的河堤之间构成“含水湖”。大量河水在缺处突破第一线,流至遥堤,流速已经降低而储蓄在这些人工含水湖中,就不致于扩大其危害。

在河堤合龙和迫使河水改道的工程中,潘季驯使用“柳辊”作为有力的工具。这种柳辊通常长一百五十尺,圆周二十尺,制作的方法是先用植物和泥土像织地毯一样构成长块,再用大树和绳索造成中心卷架,然后把这块“地毯”卷在架上,用大树枝和大绳索四周捆紧。这一用泥土、树枝制造的大圆柱体遇水可以膨胀,因而不致被急流冲走。每一柳辊由成百上千的民工拖到选定的地点,当地尚有上装大石块的舢板,早已准备停当。柳辊就位,舢板凿沉。随着一声号令,大批的民工,把他们已经摆在肩上的泥土以最快的速度堆放在这仓猝抢护而成的土堤上。待到决口堵塞,再逐步把堤坝加固。很多地段日后还加砌花岗石,远望一线白色,颇为美观。

对这样规模浩大的工程,中央政府无力支付所有的费用。通常发给的款项,仅能在初步设计时作筹组全局的办公费。兹后总理河道的御史被派为当地的总督,有的还带有尚书、侍郎的头衔,以便于他在许多府县征用人力物力。所有的民夫、工具、粮食、医药和交通、通讯等等都要就地通盘筹措。所以,这一位总理河工的大臣除了工程经验之外,还必须要具有操行无可疵议的记录,这才能深孚众望,动员这许多府县的地方官,指挥如意。

潘季驯过去治河多年,无论经验或者声望都符合上述条件。他在1584年已官至刑部尚书,当时为了代张居正的家属求情,触犯圣怒,因而被革职为民。1587年黄河几处决堤,开始的时候委派了一个没有多大声名的官员采取了若干紧急处置。1588年,在讨论总理河道大臣一职人选的时候,潘季驯的名字有人提到,但没有人敢向皇帝作坚决请求。正好这时候皇帝自己提出这一职务应当由“老成才望”的人充任,所以申时行才示意给事中荐举起复潘季驯,事情得以顺利通过。申时行还怕有人议论,又正好万历召见他面询其他政务,他就在谈话中插进了“皇上留意河道,拔用旧人,一时在任,皆称谙练”这些话。这谈话记录一经给事中办公室抄写公布,潘季驯之出任“总督河道兼理军务”一职,也就等于皇帝自己的主意,反对他的就不能随便议论了。自此在申时行任首辅的年月中,潘季驯一直负责治河,成绩卓著。而到申时行离开文渊阁以后不久,他也被参骇而再度罢官。

在文渊阁的八年半中间,北方边防没有发生重大事件,也是申时行引以自豪的政绩。其实当时危机并没有消失,只是依靠他处理得当,才未酿成大变。

1590年,本朝的一员副总兵李联芳在甘肃、青海交界的地方陷于蒙古的埋伏,力战身亡。北京的文官大部分主张应当兴兵讨伐。这时候万历皇帝已很少在公开的场合之下露面,由于这一重大事件,他破例举行早朝,朝罢以后继续和各位大学士讨论对付的办法。万历同意多数廷臣的意见,认为应当采取强硬态度,然而申时行则持有不同见解。

申时行的看法是这样的:五十年前,北方蒙古各部落在俺答的号召下组织成一个同盟,势力所及,东西连亘两千里,与本朝军队屡屡作战,杀伤军民不计其数。到了1570~1571年冬天,俺答改变宗旨,愿意约束各部不再犯边,而以赏赐给他的津贴和互市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廷臣讨论之后鉴于和平的局面对本朝有利,所以接受了他的提议,还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部落首领也分别给予不同的名义。

俺答对这修好的条约忠实履行不渝。他去世以后,儿子黄台吉尚能维持现状,到了孙子奢力克,就已经没有约束各部落的能力,全蒙同盟名存实亡。在甘肃、青海间活动的卜失兔和火落赤两部,尤其不受节制,经常向西南方向骚扰。一旦被质问他们就声称是“抢番”,即抢劫这一带的回、藏诸部,而并非侵犯天朝。这种做法使他们既保持了赏赐和互市的利益,又保持了行动的自由。

1590年,本朝的一个被称为“方大醉”的下级军官,听到军士报称蒙古骑兵侵掠边境,他就单人独马冲到出事的地方。蒙古人准备答话,此人乃一介武夫,一言不发,举刀就砍。蒙古人在退走时拔箭射中了这位莽夫,致使他第二天创发身死。于是军中群情激愤,坚决要为他报仇。洮泯副总兵李联芳追逐敌军,遇伏阵亡。报告送到北京,议论就哄然而起,大都主张停止互市,出兵作战。顺义王奢力克也作了战争的准备,渡过黄河,即将陷洮河,入临巩。情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然而在申时行看来,情况并非没有缓和的可能。他不能相信奢力克已经下定了全面战争的决心,因为他的同盟并不团结,并不是每个部落都愿意放弃互市的利益而与本朝作战。如果和平的希望没有断绝就决心接受全面战争,这不能说是明智的办法。边境上发生这样的事件,确实暴露了本朝的弱点,增加了蒙古人的野心。但补救的办法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巩固内部的力量。如果边防军的空额都已补足,各边镇的仓库充实,以游牧民族耳目之灵通,他们是断乎不敢轻易挑衅的。如果边防的情况依然故我而本朝与蒙古人贸然交兵,纵使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这联绵几千里的边防线,终归是要被对方冲破的。说到底,即使本朝的军队获捷一百次,也不能宣布占领了大沙漠;而对方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则可以使本朝彻底垮台。

这一次处理边境危机的经过,更清楚地阐释了我们帝国的特质,从此中看出:军事机构受文官控制不是没有理由的。边防需要作出全面计划和长久打算,动员的程度则既不可过低也不可过高。一般说来,全国的情况有千差万别,不容许中枢凡事过问。因之皇帝的领导多少带有抽象性,应当集中全力鼓舞臣工,而不必在每时每事上加以处处干预。然则在紧要关头,皇帝左右全局和战的领导力量,却又千万不能等闲视之。就在这燥热的1590年夏天,申时行因为了万历皇帝的支持,终于避免了一场以国运为赌注的战争。这使他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本朝传统的优越性:让年轻的太子受傅于翰林学士,实在是高瞻远瞩。日后太子登极,翰林学士也被擢升,初为内阁中的副手,再遇机缘遂成首辅,这不仅保持了中枢人事的连续性,而且凭着老师和学生的亲切关系,可以使许多棘手的事情轻易而圆满地得到解决。

首辅和万历在1590年阳历8月25日的谈话,是记录中的最后一次。表面上看来,师生君臣间的讨论似乎散漫无重点,而实际上申时行以极为谦卑的语调,达到了当面禀奏的目的。磋商的结果,所有的总督巡抚都供职如故,没有人因为这次边境出事而被撤职或受到其他处罚,这表明皇帝对边区各地方官的信任并未动摇;同时与俺答所订立的和平条约至此已20年仍然有效,不因局部冲突而废止。首辅又提出,所有官军的防御不可松懈,并应对卜失兔和火落赤两部特别戒备。再之则建议派遣一个重要的文臣去各边区协调全部战略处置。这次在御前的谈话既经送交午门传抄公布,则中枢的决心已定,不容置喙。因之磨拳擦掌的主战派不得不稍事收敛。

四天之后,原来掌管京军训练、带有兵部尚书衔的郑雒被派为北方各镇的经略。这时甘肃、青海边境的形势已经稳定,本朝的军队没有发动攻击,蒙古铁马大举内犯的可能性也没有成为现实。1591年初,郑雒乘卜失兔企图与火落赤会合的时候,突然袭击其侧翼,截获了大批牛羊和其他给养,同时又按照申时行“清野”的指示,让青海的很多回藏部落他移,并把蒙古人所建造的喇嘛庙和最近运来的木材付之一炬。很多草地也以“烧荒“的方式加以破坏。奢力克看到继续往西南移动没有前途,也就率领主力返回黄河东北。此后蒙古人还将与本朝的将士在各处作小规模的交锋,但是,合并长城以外各部并征服回藏以构成一个游牧民族大集团的计划,就只能永远放弃了。

首辅申时行的执政记录相当复杂。他对边境问题的处理是否全部合适,即令时至今日,也不是易于判断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总应该提到,就在这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患,就派兵征讨,但是师出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事,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巡抚参劾这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被参者反而取得了监察官的同情,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主剿的巡抚。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此是后话,也不在本书叙述范围之内。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之后,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很多历史学家没有提到申时行和奢力克之间的这段纠葛,更想不到他和下一个王朝的创业人还有过这一段因缘。在历史学家看来,申时行一生做官执政的最大功罪都应以万历年间的立储问题为始终。

多数文官对申时行深感不满。最初万历皇帝起下了废长立幼的念头,就已经是不德不义了。申时行身居首辅,他自应以去职力争,不得已就应当以生死力争。他是第一个可以在御前说话的人。如果采取了这样坚决的态度,即使因此而去职甚至牺牲,他的继任者也会不得不仿效他的做法,加上廷臣的舆论又是如此一致,皇帝就会被迫接受公议,以后的僵局也就不会发生了。

作这样评论的人完全忽略了申时行的性格和他的处世方针。正由于态度温和,申时行才获得皇帝的信任并建立了亲切的关系。多年来,这位首辅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关系,促使皇帝的一举一动接近于文官集团的期望。天子既要使用他人间的绝对权威而又不能掺进他个人的爱憎,这本来就不容易恰到好处,而要申时行采取硬性的办法督促,事实上也是无法做到的。

指斥申时行有意让皇帝拖延立储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官方记录所载,还在常洵刚刚出生的时候,他就曾呈请皇帝早立常洛为太子。在问题刚刚露头的时候就以明确的方式提了出来,见微而知著,不可以不谓为远见卓识。

立储问题会成为万历朝中的一大难关,申时行在受命册封郑氏为皇贵妃的时候可能就有所预感。他当时位居文臣之首,这隆重的册封仪式自然需要他的参加和领导。他和定国公徐文璧在御前接受了象征权力的“节”,在礼官乐师的簇拥之中向右顺门进发。主管的宦官在门口恭迎。他们两人以庄严稳重的态度把“节”、金印以及制册交付给宦官,然后再由宦官捧入宫中授与贵妃本人。这一套安排等于宣告于全国臣民,封妃的典礼既由朝廷中最高的文武官员主持,则被封的郑氏已非仅闺房之宠幸而实为国家机构中的一个正式成员。连带而及的则是皇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而在其他妃嫔之上,那么来日她的儿子常洵可能继承皇位,就不能说是全在廷臣预闻之外了。

但是万历皇帝却坚决地否认这种关系。他说册妃与立储是两不相干的事。申时行在册妃之日,曾奉万历之命,作诗歌咏其事。诗中有云:“汉殿俱矜庞,秦台早得仙,今朝农李赋,参和《小星》篇。”他深感天子虽为天子,仍不免有闺房儿女之情,因之万历提及他和郑贵妃的关系,申先生不置一辞。他还理解,皇帝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有他理智和感情的交战。关于立储一事,申时行自始至终主张忍耐,等待万历改变主意,他的皇上兼学生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假以时日,他自己必然会对这问题找到合理的解决,而施加压力则于事无补。

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首辅的估计并不正确。时间并没有成为有利因素。他在文渊阁八年半的任期中,接触过各种复杂的人和事。他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方针,并不能永远做到弥患补阙,相反,有时造成的严重后果,竟会大大超出他的始料所及。

申时行在1583年担任首辅。开头的两年,他的前任张居正一案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一天不水落石出,万历和他的老师就一天不知道彼此的真正意图。到了1585年,这一大案件才被彻底了结。于是此后有好几个月太平无事。到了1586年初,常洵出生,郑氏被册为皇贵妃,立储的争执已经肇始。但就在这前后,万历已经发现他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于是他想励精图治的念头就一天天减退。随之而来的是臣下的奏疏中指斥他荒怠的字眼也越来越无忌讳。有一本奏折上说,如果皇帝不接受他的意见,天下臣民必将视之为无道,而列祖列宗也必将痛哭于九泉。皇帝刚刚批示说此人语无伦次,应当降级外调,另一个人跟着奏上一本,内称皇上的朱批不甚合适,那位进谏的人乃是忠臣,不但不应降级,而且应当表扬奖励,以表现虚怀纳谏的人君风度。这种“上下否隔”的情形既已开端,至1587年就更加恶化。

申时行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办事的原则基于对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了解。在这种特殊的制度之下,人君和人臣务必互相让步。倘不如是,一方面坚持大义所在,丝毫不放松,则只有逼使对方采取消极态度。臣僚可以请求辞职,首先由个人“乞骸骨”而延及全体,如果被革职,反倒被视为荣誉;皇帝不能让位推贤,他所能采取的方式是怠工,即不出面主持礼仪,不见群臣。1587年,当首辅申时行还只是顾虑到有这种可能性时,万历的朝廷已经朝这个方向迈进了。

在这一年还未到岁暮之际,皇帝所使用监视内外的秘密警察遭到了攻击。东厂直属于司礼监,下辖锦衣卫,其秘密情报为皇帝处理政务所不可或缺。情报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市场上重要商品的价格、各个城门的进出人员和交通工具、北京市内火灾的情形等等,其中又万不可少的一部分,乃是从各处窃听得来的谈话。这种情报机关在本朝已有两百年的历史,早已成了政治体系中之一环。凭心而论,在本朝历史上,万历皇帝不能算是过分地运用厂卫钳制臣僚的君主。然则对百官来说,特务机构总是无形的枷锁;政治上的迫害先不说,即使“家中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也大大地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早想动手制裁厂卫而苦于没有找到恰当的机会。

其后冲突的导火线出人意外。北京城在本朝为大兴、宛平两县所辖。是年任职的大兴县县令,因为一件小事责打了太常寺供奉祭祀的乐舞生,而乐舞生有其不可侵犯的地方,责打他们,也就是蔑视祭祀大典。因之这个大兴县令被发交三法司审问。所谓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个官署混合组成的法庭,通常只受理复审。这次所以破例,是由于太常寺提出了冒犯宗庙重大罪状。文官们虽然觉得这罪状近于小题大做,但如果经过三法司这一机构审问,事情可以早日了结。

事情又牵涉到了东厂。东厂下设镇抚司,凡属独犯皇帝的案件和牵涉到官员们刑事案件,这个镇抚司同样具有讯问以至拷打之权。当得知三法司已经受理大兴县令这一案,他们表示不再争执审讯权,只要求派出两名锦衣卫校尉出席旁听,以便把经过情况向皇帝报告。

刑部尚书李世达认为这一案件属于文官内部的纠纷,用不着东厂锦衣卫的干预。但是东厂提出要派两个校尉参加旁听,他又没有严辞拒绝,而是只是托辞推诿,说什么人犯未齐,尚未审问。及至开庭审问之日,这两上校尉则给维持秩序的文官所阻挡,不得入内参与旁听。

如是情状据实报告到皇帝跟前,致使龙颜大怒。万历对于太常寺和大兴县的冲突并无兴趣,他所以震怒,乃是文官们拒绝校尉旁听,明明是故意和他过不去,因之已不能对此表示沉默。于是他一面让宦官口传圣旨向文渊阁提出质问,一面声称他要把这一案件移交东厂镇抚司审问。这时,首辅申时行又以和事佬的身分出现,劝说李世达向皇帝赔礼道歉。李世达照此办理,皇帝因而得以保全面子,取得了精神胜利。可惜的是这精神上的胜利维持的时间未免过短,几个月之后,文臣们又找到了管理东厂宦官张鲸的差错,群起而攻之。

检举张鲸的奏章中指斥他与某些文官勾结,并且接受贿赂。其所列举的罪状看来都凿凿有据,只是当时勾结为奸,纳贿贪财的一段罪状也可以加之于许多高级廷臣身上,写奏呈的人似乎全未计及。张鲸事后感慨,由于他的嘴巴说话太多,所以才招致了那么多的攻击,不能算是事出无因。只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机构本身,其职务与文臣的利害相违。万历一朝的冲突,文臣占优势,与天启朝厂卫跋扈、缇骑气焰冲天的情形恰为尖刻的对照。

起初,万历皇帝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以为对张鲸作一番口头的申斥就足以了事。廷臣见参劾无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参劾全部的大学士。以造成张鲸不除、内阁也别想安生的舆论压力。由于群情鼎沸,万历只好承认失败,把张鲸免职。据当时接近皇帝的人透露,这件事曾使皇帝大为伤心。但就在张鲸将去未去之时,尚有一个下级官员不知皇帝已经屈服,竟然又上了一个奏本,说张鲸如此难去,想必是皇帝陛下也接受了他的贿赂。这种无礼的奚落使这位官员挨了六十廷杖,但是年轻的皇帝却为此而更加心灰意懒。他本来已经对早朝和经筵感到极度厌倦,至此他拿定主意,今后再也不愿意公开接见这些不诚实的、口是心非的臣僚了。他隐居在深宫里,唯一能和他呼吸相通、忧患与共的就是贵妃郑氏。

多年之后,申时行辞职家居,追思往事,他既不埋怨皇上,也不指责自己。他在著作中只是提到了年轻人不知世务,轻举妄动,以致弄得事情不可收拾。他回忆起在他担任首辅八年半的时间中,曾经有一个绝好的机会襄助皇帝成为尧舜之君。此即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之后、1586年初常洵尚未出生之前的几个月。然而这机缘却又这样地短暂,他稍一忽视,就一去而不可再得。

当时的万历皇帝真是精神焕发、励精图治;对申先生提出的要求也全力以赴,极为难得。在我们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实质。皇帝既能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就充分表示了他的诚意,足以策励臣工趋向勤俭笃实。申时行只要闭起眼睛,就立刻会在记忆中浮起当年皇上步祈雨的一幕情景。这件事发生于1585年、岁次乙酉,即当日“万历之治”可能成为现实的短时间内。

这次祈雨与往常不同。在经过的仪式中,万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普天之下表示了他关心民瘼的诚意。1584年入冬以来,北京一带就缺少雨雪。次年春夏之间亢旱更甚,河流见底,井中无水可汲。御前对此极为焦虑,在命令各个地方官求雨无效之后,他决定亲自向上天祈祷。所采用的祈祷的仪式,一部分由礼部在档案中参考成例草拟,但具体细节却出于皇帝御制,比如要求全体人员徒步走赴天坛圜丘而置轿马于不用,就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

仪式举行的前三天,皇帝已经斋戒。前一天,他又在宫中奉先殿默告祖宗,随后又面禀慈圣太后。致上天的表文则亲笔称臣,签上朱翊钧的名字,先一日送至南郊神库。

阳历5月16日黎明,皇帝驾到皇极门,他的卫士和随从排开成为一个长方形的队伍。此时礼官报告,各官在大明门整队已毕,皇帝就开始步行出发。

北京的居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庄严而朴素的仪式。所有的人员,包括皇帝、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穿蓝色布袍,颈部和下缘以黑布镶边,平日的金银玉带此时全部不用而代之以牛角带。旗帜和乐队也概行免去。大街左边是两千名文官,右边是两千名武官,都列成单行两相对称,浩浩荡荡,和皇帝一起步行前往天坛。

这些幸运的居民得到了一生中唯一的机会亲眼看到了当今天子。祈雨的队伍经过大街,一切交通当然需要暂停。但是天子平时出行时采取的“除道”措施,即要求全部店铺关门、行人敛迹的规定,这次却免予执行。这也是皇恩浩荡,允许小民有一睹天颜的机会。居民们所看到的万历皇帝是一个相貌端正的年轻人,脸圆须短,身材微胖。他以如此虔诚的姿态迈着稳重的步伐,使看到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对万历皇帝来说,这十里这遥的长途步行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如此跋涉,而且当时的天气已愈来愈热。

天坛圜丘在北京城南部,为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在1530年所建。万历皇帝在这同心圆的最下一层石阶上跪下祈祷,上香之后,又向上天叩头四次。文武百官列队站立在南墙之外,当皇帝跪拜时,赞礼官在昭亨门传赞,百官也依样跪拜如仪。

行礼既毕,皇帝召集大学士、六部尚书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左棂星门外所设的帐篷内发表训辞。万历声称,天时亢旱固然是由于他本人缺乏德行,但同样也是贪官污吏克剥小民、上干天和的结果。现在务必要改弦更张,斥退坏人,引用好人。申时行即席代表全体官员致答辞,声称臣等奉职无状,以致天降亢旱。皇上代表全体臣民祈祷,当然会上格天心。如果还有官吏不能仰体皇上的诚意,臣等一定要严加申饬。万历当即指示把这种要旨公之于天下。1585年5月16日的敕文就体现了这个指示。敕文告诫贪赃枉法、酷害百姓的官吏必须痛加改悔,绝不能再把中枢的命令视为具文,如有违不奉行者,定当严惩不贷。同时万历又命令户部在灾害严重的地区免征赋税一年。

仪式结束,准备起驾回宫,宦官们让御轿抬到万历眼前,但他坚决不坐,仍和百官步行回宫。这支队伍人数众多,起止需时,到达大明门已经是下午最炎热的时候。队伍刚刚解散,兵部的一个主事就迫不及待地从袖子里抽出一把折扇使劲地挥动。负责纠察的御史发现这一情状,认为其时虽然已经散队,但此人如此不能忍耐,仍然属于失仪。为此,这位主事被罚俸半年。

申时行待奉皇帝到皇极门,然后叩头退下。临行时他向万历致以慰问,万历则答称“先生劳苦”。这时候首辅固然既饥且渴,极度疲惫,但是相比之下皇帝的任务要更为劳累,他还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汇报,汇报完毕还要参见慈圣太后。

申时行不能算是一个迷信的人,从各种记录上都看不出他相信通过占卜祈祷的方式就可以和宇宙的神秘的力量有所来往。他在一次给万历的奏章上说,“臣等不习古书,不知事验”,足以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态度。同时,也不能认为万历是一个过度迷信的人。在选择皇帝陵寝的过程中,廷臣曾因风水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最后万历表示“当日秦始皇在骊山筑陵,何尝不讲究风水”?从这一达观的态度来看,他对风水的信仰,也只能在若有若无之间。

但是迷信与非迷信,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例如,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极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在这1585年亢旱的初夏,朝廷上下的情形就和此种情况极为接近。当时一天过去又是一天,仍然是骄阳酷日,人们的焦虑也就达到了最大限度。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皇帝的宫廷不能永远建立在一个土地干得发裂的京城里。皇帝亲自出动,以最虔诚的态度和最庄严的仪式向上天求雨,不论是出于迷信,或者其动机是维系人心,最低限度表示了事情并未绝望。希望就产生于这种人为的奋斗之中。他的挣扎,他的自我责备,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的训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凉剂。他的政府一向认为精神的力量超过实际,因此他这次求雨即是做皇帝克尽厥职的最高表现。

最后,一场甘霖有如千军万马,突然降临到人间。最初是雨中带雹,旋即转为骤雨,俏停以后又是一阵骤雨,雨势一直延续到第二天。这场雨发生在阳历6月12日,距离皇帝徒步天坛求雨已将近一月,但是任何人也不敢妄议这不是圣心感动上苍的结果。皇帝自己也当仁不让,兴高采烈地命令百官感谢上苍的恩典。首席大学士也为他感到高兴,因为在这时候,万历皇帝可以在精神上引以为自慰和自满的机会已经不是很多了。

申时行理解万历的感情,同情他的处境,但是他和其他文臣一样,仍认定皇帝的职分应当在宫殿之内,除了行礼如仪之外,他不应当置身于其他事情之中,以生轻妄的观感。比如说万历想亲自操练兵马,申时行就会和其他文官合作,竭力阻止。朱翊钧是否有军事天才?这一问题没有历史家能够解答,我们所知道的,则是他即使有任何创造的能力,也因为他身着龙袍,贵为天子,而无法施展表现。而在阻止他发挥个性的群臣中,首席大学士的力量虽不显著,却极为重要。

文官们阻止万历亲自操练兵马,他们自认有历史上的先例,因为本朝除了开基创业的祖宗以外,御驾亲征的事例极少。最近一百年内仅仅有一个正德皇帝做过这样的事情,而正德的行动,又被公认为离开了传统的轨道。为人君者,就应该安居垂裳,所以不仅练兵要遭到反对,就是外出旅行也应该在限制之列。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一生,仅在1539年一度回到湖广承天府巡视过他的出生之地,此后的二十七年中就没有离开北京一步。父皇隆庆在位五年余,仅仅到京郊谒陵一次,而且为时只有四天。而万历在1583年春天到1585年夏天却已谒陵四次,这毫无疑问是过于频繁了。

尤其使群臣为之不安的是,谒陵这个庄严的典礼竟成了后帝督视内操的借口。谒陵的随从武装是御林军。这支军队当年经过张居正的同意而在1581年建立,驻在京城东北角,受御马监太监的节制。近年来,这支部队的兵员倍增,训练加紧,每天黎明以前,马队在街上的铁蹄声每每把居民的好梦惊醒。1584年夏天,一个溽暑蒸人的日子,皇帝亲自在皇人观看御林军的射箭比赛,比赛延续到傍晚才宣告结束。好几个宦官因为受不了酷日的煎灸而晕倒,而皇帝却依旧神清体健。文官们对皇帝过人的精力毫不欣慰,反而接二连三地送上奏本,指责内操的不当。劝说无效,他们就对申时行施加压力,希望首辅运用他的影响使这种内操停止。

从法制上讲,廷臣所提出的诤谏是否具有成宪的根据则很难概说。本朝从没有宣布过皇帝不能亲率禁军。永乐皇帝所用过的长矛一直供奉在午门楼上,就是皇帝带兵的实证。正德皇帝的行动虽然大干物议,然而他始终没有向舆论低头。而且以前皇帝的御林军都属于宦官管辖,就此一点,今上的措施也就无法直接批判。因此,文官们只能举出一些道德上的理由,例如兵凶战危,皇上舞剑弄枪有损承平气象等等,其所用辞语显然不能中肯。

然而文官们的意见又岂能完全忽视?他们是本朝政府的支柱。全部文臣既以伦理哲学作为基础推行了现今的统治方式,当然讨厌皇帝亲率禁军,造成文武均衡甚至武高于文的局面。只因为他们又个个都是忠臣,不便站在对等的地位去和皇帝谈判,更不能借势要挟。然则这些不便不能之处却没有使他们放弃初衷,即作诤谏时,他们胸中有数,意志坚决,目的不达,决不甘休。

老成练达的申时行善于洞察事情的阴和阳。他知道,道德不过是借口,问题的症结是廷臣的安全感。真相既明,他就采取最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不事张扬,悄悄地和宦官们谈判。他后来写下的文章,阐述了此中奥妙。申阁老此时质问御马监的诸宦官:几千个官兵带着武器在皇帝身旁,谁能保证他们中间没有人参与做坏事的阴谋?万一有变,其他警卫人员救护不及,谁负得起这样重大的责任?诸位身为将领,又岂能置身事外?首辅还可能在此时提出江彬的先例,用本朝的历史,引证凡是和文官集团公开作对的人,没有一个能得到善终。即使是皇帝最亲信的人,迟早会被大众清算。这一番危言耸听的游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用申时行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诸(王当)竦然”。

带兵的宦官既已为申时行的言辞所震慑,他们不再愿意参与内操,转而劝说皇帝放弃亲率禁军。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为效极显;而且皇帝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他知道如果坚执己意,他和臣下的冲突势必与他叔祖正德一朝的情况相类似。他既不愿意走此极端,迟早就得让步,所以从这时起他就对禁军逐渐不加过问。1585年之后,御马监勇士相次为人遗忘,禁军这一组织也就逐渐于无形中瓦解。

申时行以办理外交的方式来主持内政,御林军事件的顺利结束,更证明了这种方式确实卓有成效。他欣赏自己“从中调剂,就事匡维”这一处世和执政的原则,对待皇帝的办法则是“显谏者不若潜移为妙”。因为这种办法既对皇帝的权威无损,而臣下的目的又可以达到,这比之于臣下在奏章上奚落昏庸的皇帝,而皇帝用荆条痛打犯上的群臣总要高明得多。申时行所始料未及的,就是万历皇帝比他申先生又更高一手,他看透了这种斗争的真情实相,知道自己生气都属无效,莫若用“无为”的办法,对付所有的纠缠,因之他的消极也越来越彻底了。

自从1585年以后,万历除了仅仅于1588年对自己的定陵再度视察过一次以外,三十多年,他没有走出过紫禁城一步,创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记录。

皇帝离开京城不到百十里竟然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当日国家组织的特别现象。万历于1583年到1585年之间的四次谒陵,其真正的目的是在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然则既要经过祖墓的附近,谒祭即不可免。既为谒陵,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之每次出发以前,礼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附马等人代为行礼。御驾每次出动,京城立刻戒严,每一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谒陵队伍声势十分浩荡显赫,其中有陪同皇帝的两位皇太后和皇后皇妃,加上随从的宦官宫女、文官武将、大汉将军、御马监勇士、京军等等,人数多达几千。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属住在佛寺里,对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休息住宿,这一切要先期准备周详,不能少有差错。

在这几十里的道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以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皇帝对他们慰勉有加,并宣布他所经过的地区免税一年,以酬答当地居民对他这一行所作的供奉。

这样的队伍和排场,两年半之内要组织四次,廷臣就感到是过于频繁了。于是,使皇帝扫兴的事情就纷至沓来。北方边镇驰报蒙古部落颇有蠢动的征象,叩请御驾谨慎小心;礼部的官员据此坚请皇帝缩短出行的时日。有一次,皇帝的侍卫旁边发生逸马狂奔的非常事件,又有一次有若干文官误入禁地,这些都由御史据实奏报御前,以期引起应有的警惕。经过这些周折,本来应该是很愉快的小事游憩已全无乐趣之可言。1589年万历曾经表示还想出巡一次,监察官听到以后立刻上书诤谏。他们说,皇上已经感到自己火气过旺,必须放弃早朝以事休养,那么就更不应该出城游玩而使火气增加。皇帝读完这些奏章,从此就没有再提出巡一事。

万历所巡视的为自己预筑的陵墓动土于1584年的夏季。这项巨大的工程微妙地体现了把皇帝不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把他当作一种机构的看法。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陵墓内的葬室筑有停放梓宫的石床。石床上留出来的位置共有三个,除了皇帝和皇后以外,还有一个位置留给下一代皇帝的生母。万历目睹之余,不禁感慨系之。他所心爱的女人即使不能在生前成为皇后,在死后也应当陪伴在他的身旁。否则,他和世界上唯一能够心心相印的女人在皇城的寺院里双双祈祷又所为何来呢?朱翊钧在生之日有妃嫔数十,宫女无数,可是与皇贵妃郑氏始终形影不离。可见生死同心,是他们的宿愿。这样美好的宿愿又是否能成为现实呢?当日皇帝想到这些,这大峪山的工程,就又和立储一事相始终而不可分割了。

皇帝在世之日预筑陵寝,在本朝有洪武、永乐、嘉靖三朝的成例可援。其不同之处,在于定陵竟然预筑于万历皇帝的青年时代。据申时行后来说,这一建议始创于1583年张四维做首辅的时候,当时皇帝还不足20岁。但这一建议一经提出,他立即欣然同意,并亲自参与地址的选择和工程的设计。他当然不是认为自己去死不远,而是踌躇满志地感到他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千秋万岁之后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然年未二十,但是已为人父,而且御宇已经10年,具有足够的资格承当这一光荣。

这次预筑陵寝的工程和别项工程不同,差不多完全没有廷臣劝谏。惟一的争执在于风水问题,已如上文所述。最后由于皇帝宸衷独断,才平息了这场纠纷。争论者没有想到,平日他们以道德的名义解决技术问题,现在却要用技术的名义去解决道德问题,只是皇帝以秦始皇和骊山为例,不肯过于讲究,以致坚持风水的人,不能继续用这个名目作党争的根据。

筑陵是本朝大事,有司职责所系,于是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委员会的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总其成的是定国公徐文璧和首辅申时行。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而全部的擘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力承担。到1587年,申时行已亲赴大峪山督工多次,其尽瘁王事的忠忱,当然会被年轻的皇帝所体会并因此增加对于申先生的信任。

定陵的建筑经过详见于当日工部的记录报告之中,其建筑结构则因1956年的发掘而为四百年后的人们所了解。整个看来,玄宫的宗教色彩浓厚。其石制椅案缀饰以帝后的标志如龙凤,其下缘则为莲瓣,乃是佛家传统。其懵懂于下世超生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希望,一种幻想。内中埋藏的金银和瓷质的面盆固然予人以现实化的感觉;可是木雕的人俑马匹却又只有玩具一样大小,显示着筑陵的人将“长生不死”的观感,认作一种心理状态,只能于半信半疑间得之。

今天,有思想的观光者,走进这座地下宫殿的玄宫,感触最深的大约不会是这建筑的状丽豪奢,而是那一个躺在石床中间,面部虽然腐烂而头发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骷髅。它如果还有知觉,一定不能瞑目,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能长眠在他的身旁。同时,走近这悲剧性的骸骨,也不能不令人为这整个帝国扼腕。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的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祖宗的身份,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至于首辅申时行,他在监督定陵工程的时候究竟产生过多少感想,又产生过多少感慨,在留传到今天的官方文件上自然是查不到的。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申时行在参与了破土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永绥列圣之神灵,预卜万年之兆域。”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他在1586年举行正殿上梁典礼以后给皇帝的祝辞。“爰诹升栋之辰,适应小春之候。先期则风和日暖,临时则月朗星辉。臣工扌卞舞以扬休,民庶欢呼而趋事。”这些辞藻上的对偶和华丽表现了想象中的至美至善,但是皇帝和他的老师彼此也都明白,对这样的文字不能过于认真。因为其时陵墓工程已延续多年,其耗用的财力已使国库受到影响,而征用的军民人力,也应当使“欢呼而趋事”者感到了难以解脱的痛苦。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国史上记有这么一条:“赐寿宫工人汤药及老弱饥号难以回乡者路费。”这条通令不可能未经皇帝和总揽工程的首席大学士过目,但是所谓赏赐是否确实发下,发下的数字又是否足敷使用,则无从证实了。

终年八十岁,赠太师,谥文定,赐葬吴山之阳。



申佳胤、申涵光、申涵昐、申涵煜:(生卒年待考),河北永年人。父子四人俱有名时当时。

父申佳胤是明末进士,历太仆丞,阅马京畿。李自成破北京后,自杀,著有《君子亭集》。

长子申涵光为广平三君之一,绝意仕途,以理学训其两弟,著有《聪山诗集》、《荆园小语》、《说杜》等。

申涵昐、申涵煜皆进士及第,申涵昐有《忠裕堂文集》、《诗集》、《史籍》等,申涵煜有《江航草》、《敏求集》等。

申涵煜之子申廷页诗书画俱工,著有《耐俗轩诗集》。



申汝慧:(生卒年待考),山西灵石人。著名清朝官吏。

清乾隆五十九年举人,历任安徽宣城等县县长,后又升为无为州知州。在任期间,屡逢旱涝等天灾,多行善政,为民称诵。



申 蕙:(生卒年待考),女,字兰芳,号诗农;江苏长洲人。著名清朝词人。

书法学孙过庭。诗苍老,不作闺秀阁中语,工词。与归淑芬齐名,所著《缝云阁集》与归之《云和阁诗》并称《二云阁诗草》。



申茂生:(公元1896~1974年),字睦耕,湖南衡阳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

1935年5月任中国国民革命军剿匪军第二纵队第四支队少将司令,后任第一六六师副师长。

1938年,任国民革命军军政部第二十九补训处副处长。

1944年,任国民革命军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少将参议。

194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官总队总队附,1946年7月退役。

1949年7月,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兵团少将高参,1949年8月在湖南长沙参加和平起义,后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1974年1月27日,申茂生在长沙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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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氏的通用宗祠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姓启申国;望出琅玡:全联典指申氏的源流和郡望。

文武是宪;黄老为宗:上联典指西周宣王的舅父申伯,为贤卿士,在谢地筑城,大臣尹吉甫作《崧高》诗赠他,有句:“王之元舅,文武是宪(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下联典指战国时期思想家申不害,郑国京地人,法家学派主要代表之一。韩昭侯时,任相十五年,使韩“国治兵强”。其学本于黄老(黄帝、老子的道家思想)而主刑名,即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加强君主专制。著有《申子》六篇。

安邦伟业;戡乱宏才:上联典指春秋时期楚国贵族申包胥,与伍子胥为知交。伍子胥将要逃奔吴国时对他说:“我一定要颠覆楚国!”他说:“你能颠覆楚国,我一定能让它复兴!”后来,吴国用伍子胥计攻楚国,申包胥到秦国求救,在宫廷痛哭七昼夜,水米不入口,终于使秦国发兵救楚。楚昭王返国赏功时,他逃避而不领受。下联典指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奄地人申香,身材高大,多力善射,苻坚曾任他为拂盖郎。

状元宰相;耆硕神仙:上联典指明朝时期的长洲人申时行,字汝默,明嘉靖年间状元,官修撰、吏部右侍郎,因文字受侍学士领翰林院事张居正赏识,被荐为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宰相),后任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下联典指唐朝时期的洛阳人申秦芝,相传其母吞芝而孕,与玄宗同日生。隐居邵阳山修炼,玄宗梦中见他,命人画出图像去找。后来白日升仙。



2.五言通用联:

霜添柏树冷;气指桂林寒:此联为唐朝时期的武进尉申堂栒诗句联。申堂栒,丹徙人。



3.七言通用联:

茅束悲歌于申后;蒲轮见迎于培公:上联典指周幽王废申后,后作告哀诗,有“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句。下联典指汉武帝常以蒲轮迎申培公入都。



4.八言以上通用联:

真理学从五伦做起;大文章自六经分来:此联为清朝顺治中期恩贡生申涵光自题联。申涵光,字孚孟,号凫盟,永年人。少以诗名河朔间,与殷岳、张盖称“畿南三才子”。绝意仕进,有《聪山集》等。

忠孝克全,名标青史;贞节不朽,诗载召南:上联典指春秋时期的楚国人申鸣,以孝闻名,惠王时官左司马。大夫白公胜起兵反叛,劫持了申鸣的父亲,申鸣说:“还不能为早臣吗?”于是,随叶公打败白公胜,父亲也被害。楚王赏他时,他说:“食禄避难,我不算忠臣;为国丧父,我不算孝子。名不能两全!”自刎而死。下联典指周朝时期的女子申女,许嫁后,因夫家轻礼违制,坚决不出嫁,守节持义,后被告而入狱,也不屈服。后作《行露》诗以表达心志,收入《诗经·召南》。有句:“虽速我讼(致我入狱),亦不女从(也绝不顺从你)!”

通学得传,洵圣门贤哲;文武是宪,实周家翰蕃:上联典指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申枨。孔子尝言:“吾未见刚者,或以申枨对”。下联典指周代贤卿士申伯。为宣王的母舅。

室书四知,黎庶扳辕共挽;年登八表,天子加璧相迎:上联典指南北朝时期的北周魏郡人申徽,字世仪,历官大行台郎中、河西大使、都官尚书、右仆射、襄州刺史等。为政谨慎廉洁,曾画东汉名臣杨震像,并书其“四知”,一并悬挂于寝室,用来自戒。从襄州离任时,吏民扳辕相送数十里。下联典指西汉朝时期的鲁郡人申培公,今文诗学“鲁诗学”的开创者。少年时,跟从齐人浮丘伯学《诗》,汉文帝时立为博士,传授“鲁诗”,后归家,从各地来跟他学习的弟子千余人。汉武帝时,他已八十多岁,汉武帝派人安车蒲轮(在车轮上裹蒲草编的软套,以减少震动),束帛加璧(带上帛和璧),请他入都,拜太中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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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氏的字辈排行 -- 山东淄博申氏字辈:“鸣振金(银)志玉凤宝成(桂)现永传来忠厚传才建德”。

山东梁山(东平)申氏字辈:“广忠厚生…”

山东德州申氏字辈:“如亭登洪永清德”。

山东聊城申氏字辈:“保洪生之正大光明”。

河南安阳申氏字辈:“亨通朝国士吉文尚在克有善天家庆时开登大选万世永丰庭租德扬辉远忠继才长”。

河南信阳申氏字辈:“仁义礼志信”。

河南郑州申氏字辈:“文子大进金殿书如玉开元显□□□祖宗传”。

重庆申氏一支字辈:“申士坐亭用中成辅国君文兴家有道自在学孔明”。

湖南申氏一支字辈:“道济群生泰忠厚”。

浙江温州申氏字辈:“进茂日子王宗贤良”。

申氏一支字辈:“士必光先祖学思建性天忠孝家传永盛世作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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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氏的祖训 -- 立人品,敬亲长,睦族党,慎交游,忌轻薄,戒淫博,守耕读,务勤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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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氏的家谱文献 -- 1.家谱:

河北平山申氏世谱,著者待考,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有残缺。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苏州申氏世谱,(清)申理等纂,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赐闲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二~十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苏州市博物馆。

湖南邵阳申氏受族再续族谱,著者待考,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江苏苏州申氏续修世谱八卷,首一卷,(清)申祖璠修,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赐闲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江苏省苏州市踏歌、江苏省苏州市博物馆。

江苏申氏世谱八卷,(清)申王番等纂修,清道光辛丑年(公元1841年)赐闲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申氏谱系略,著者待考,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赐闲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申氏谱系略,附條规一册,著者待考,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赐闲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苏州申氏谱系略,(清)申濬等纂修,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赐闲堂稿本。现被收藏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湖南邵阳申氏受族三续谱,首一卷,著者待考,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江苏苏州申氏世谱十卷,首一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注:始祖为[元]申敏三,先祖为申处士、申保御。

浙江金华仙源申氏宗谱二十六卷,行传十四卷,(民国)申绍周总理,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木刻活字印本。注:始迁祖为[后晋]申寒。

湖南祁阳申氏八修族谱,(民国)申蕙主修,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注:始迁祖为[明]申智照。

江苏苏州申氏乙酉修谱外记八卷,(民国)申听禅撰,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木刻活字印本。

山东济宁唐口申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手写本复印件。现被收藏在中国异侠网站传记部。

云南镇雄、毕节申氏宗谱不分卷,(现代)申时誉主编,1997年铅印本。注:始迁祖为[明]申召禄、申凤。

四川资阳申氏族谱,著者待考,1999计算机激光照排胶印本。公开出版。

重庆璧山县申氏宗族家谱,(现代)申永康主编,2000年油印本。注:始迁祖为[清]申朝仲。

湖南邵东新编申氏族谱,著者待考,2005年计算机激光照排胶印本。公开出版。

跟帖时间 2010-05-13 15:12:28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申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魏 郡:秦、汉之际刘邦置郡,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其时辖地跨今冀、鲁、豫三省之界。五胡十六国时辖地在今河南省北部内黄县、临漳县、浚县、河北省大名县、魏县、成安县、山东省冠县之间一带地区。北周末年迁治到安阳。隋朝时期改为相州魏郡。唐朝时期改为为相州邺郡(今河南安阳),而魏郡之名则移给魏州。

琅琊郡:亦称琅琊国、琅岈郡、琅玡郡。春秋时期的齐国有琅琊邑,在今山东胶南县琅琊台西北,有越王勾践迁都至此之说。秦朝统一六国后,在境内设琅琊郡,并附置琅琊县,治所均在琅琊(今夏河),郡境为山东半岛东南部。西汉时期治东武(今山东诸城),并增琅琊国、柜县和祝兹侯国治于境内,下辖五十一县,包括今山东半岛东南部的海阳、即墨、崂山、胶县、胶南、沂水、营南、日照、五莲、赣榆(今江苏赣榆)及青岛等地。东汉朝时期琅琊国改治到开阳(今山东临沂)。晋朝时期改置为琅琊省。北魏时期治即丘(今山东临沂)。隋朝时期又复置琅琊县。唐朝时期又裁废,境地归胶州、诸城,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东南部诸城、临沂、胶南一带,唐朝乾元初年(戊戌,公元758年)曾废黜,后有沂州琅琊郡。从魏、晋朝时期起,琅琊台及秦朝琅琊郡治均不属琅琊郡(国)。另一处琅琊郡在今江苏南京一带,此后废置至今已千余年。

丹阳郡:丹阳又称润州、丹杨郡,是我国十分古老的地名,所指的地方迭有变动。先秦时期,共有三处以丹阳为名的地方,但一般主要是指豫鄣郡(今江西南昌)。汉朝时期实施郡县制度以后,先后又有许多以丹阳为名的郡和县。丹阳郡始建于西汉朝元狩二年(庚申,公元前121年),是由原豫鄣郡改置,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下辖十七县,辖境相当于今安徽省长江以南,江苏大茅山及浙江省天目山脉以西、浙江省新安江支流武强溪以此地区。三国时期孙吴国移治到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后辖区缩小。到了南北朝的后魏时,又在河南省项城县的东北置了一个丹阳郡。隋朝灭后南朝陈国后曾废黜,后隋炀帝又置润州,治所在延陵(今江苏常州),再以蒋州(今江苏南京)为丹阳郡。唐朝时期移治到丹徒(今江苏镇江)。北宋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8年)升为镇江府。另外,古代楚国原在丹阳,即今湖北秭归一带,楚文王东迁至今湖北枝江,仍名其地为丹阳。还有,秦朝时期的丹阳县,亦称丹杨县,在今安徽省当涂县一带,唐朝时期被并入当涂县。明、清两朝乃至民国、现今的丹阳,只是个县级建制的城市,位于今江苏省溧阳市旁边,紧依长江,隶属于江苏省镇江市。



2.堂号:

魏郡堂:以望立堂,亦称临漳堂。

琅琊堂:以望立堂。

丹阳堂:以望立堂。

鲁诗堂:汉时申公,博士。汉文帝时作《诗传》,号“鲁诗”,拜大中大夫。

忠孝堂:春秋时期,白公胜叛,把左司马申鸣的父亲抓去威胁申鸣。申鸣说:“我原是父亲的儿子,现在是王的臣,怎么能不做忠臣呢?”于是不顾父亲安危,一战而杀了白公胜。楚王奖励申鸣,申鸣说:“我吃了国家俸禄,遇国家有难,如果躲避,那就不是忠臣了。现在国难平了,但我的父亲因为我被敌人杀害,我如果活下去,那就不是孝子了。”说罢,拔剑自刎。世人称申鸣忠孝两全。

琅琊堂:资料有待补充。

法家堂:资料有待补充。

赐闲堂:资料有待补充。

忠裕堂:资料有待补充。

跟帖时间 2010-05-13 15:09:23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申氏的迁徙分布 -- 申氏是一个古老、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百二十五位,人口约一百七十二万三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1%左右。

1.分布:

春秋初期,西申国、南申国分别秦国、楚国所吞并,伯夷、叔齐的后人以国为氏而姓申,为申氏主源。据许多学者判断,先秦时期的楚国有很多姓申的著名人士,大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春秋战国期间,申氏名人云集,代表人物主要有:申伯、申不害、申俞、申舟、申犀、申骊、申蒯、申枨、申叔仪等,这些名人分布于鲁、郑、楚、韩、晋、吴等诸侯国,表明当时申氏族人已分布于今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河北、江苏等广大地。

西汉时期,申氏名人依旧甚多,如有栎阳人(今江苏溧阳)申砀,苍梧人(今广西苍梧)申朔等,表明此际已有申氏族人入居广西地区。此期至东汉时期,东海人见诸史册的申氏有申咸、申转、申君,为后期申氏琅琊郡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东汉末期,有申仪入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申氏发展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此期,申氏历史上的三大郡望——魏郡、琅琊郡、丹阳郡开始形成,并逐渐昌盛起来,并有力的推动了涵盖其郡望的省份:河北、山东、安徽等地申氏的发展。

隋、唐之际,申氏有一支由湖北迁居邵州(今湖南邵阳),并有一支由丹阳徙居信州(今江西信州)。

五代十国到两宋时期,申氏族人已广泛地分布于今江苏、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四川等南方诸省。

明朝初期,山西申氏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今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地。此际,已有申氏人迁居至今福建、广东、云南、贵州、广西等地。

清朝初期,闽、粤一带的申氏开始陆续有人迁至台湾、东南亚及欧美等地。亦有豫鲁一带的申氏迁入东北。

如今,申氏在全国分布甚广,尤以河南、山东多此姓,两省申氏约占全国汉族申氏人口的43%。

2.蒙古族申氏:

今分布在河北邢台、邯郸一些县的村庄的申氏,说他们是“铜锅申”或“锅片申”,他们只知道祖上破釜而分宗,大多数人对其家族的详细情况是不清楚的。今沙河市三王村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所立石碑揭示了申氏家族之秘,碑原在申氏祖坟,后移村中。碑正面刻“申氏祖茔”,背面刻“故元潞王太始祖璟公墓志铭”。墓志铭中说:申氏始祖璟公“为元皇裔,实小子王之从堂季父,而元顺帝同胞叔也,初封晋王,改封潞王,子十八:文秀、文端、文正、文美、文信、文平、文智、文惠、文法、文亮、文俊、文雅、文临、文翰、文简、文瑞、文宪、文义…即俗传所谓十八公是也…顺帝北行抵和林,元裔杀戮殆尽,公藩潞乃携眷避兵屯留,而绛州,为存宗嗣计,故改曰姓申,折铜锅十八块”。

墓志铭撰写者申瑞澄,永年申庄村人,清末湖北试用知县。永年申庄和涉县神头申氏祖茔碑文和三王村碑文雷同,阅碑后,方知迁徙邢台、邯郸一带的申氏是元朝时期皇族后裔。

据沙河上申庄《申氏家谱》、永年申庄《申氏族谱》、涉县神头《申氏家乘》、内邱柳林沟《申氏宗谱》和武安矿山村《申氏追远录》及申海群等人的调查了解,十八公中长子文秀迁沙河上申庄,不久一支迁三王村,因申氏始祖璟公排行三,而且为王,所以其后人将名取为三王村,以作纪念。后子孙又迁至申庄、西赵村、葛村等村;三子文正迁威县中章台,后有子孙迁北章台;四子文美迁永年申庄,后有子孙迁石碑口、陈庄等村,还有子孙迁至邢台县麦地湾及邢台市区申庄等村;六子文平迁至曲州;七子文智迁武安矿山村;九子文法迁威县东柏悦村;十六子文瑞迁内邱黄釜村,“釜”者锅也,黄釜乃皇釜之隐语也。后有子孙迁柳林沟、申庄、申家洞等村;十八子文义迁涉县段曲村,后有子孙迁神头、申庄、东达、后峧、马布等村。涉县神头申氏祖茔碑文说:十八子文义从山西潞城到洪洞,再由洪洞迁神头,文义未去屯留和绛,这同蒙族小儿子守老窝的传统相吻合。笔者推断,逃往绛的元皇后裔申氏为安全东迁,也必然像迁往涉县的文义一样,先从绛到洪洞集中(明初洪洞大槐树处设移民登记站),然后伴随着汉人的移民浪潮而迁往邢台、邯郸一带。

1994年版《沙河市志·上申庄条》说:上申庄申氏为北魏拓跋氏后裔。查《上申庄家谱》,今申氏传至二十七代,和三王村碑文相吻合,北魏年代甚远,上申庄申氏绝不是北魏拓跋氏后裔,当年立碑攀附,目的为免遭明统治者迫害。

从山西迁徒邢台、邯郸一些县的元皇后裔申氏,因长期和汉族杂居相处,经过数百年的共同生活,已和汉族完全融合。当然这种融合既有融合,也有同化,两者同时存在,而以融合为主。蒙汉民族融合提高了民族素质。元皇后裔申氏和汉族的民族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典范,是民族和谐的典范。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晚年为继承人问题苦恼不堪,四子中三子窝阔台追随父亲“伐金、定西域…攻城略地之功居多。”成吉思汗驾崩后,窝阔台“以太祖遗诏即帝位于库铁乌阿刺里。”窝阔台死后,其子贵由继汗位。成吉思汗虽立窝阔台继汗位,但宠爱幼子托雷,将重军交给托雷,让其监国。贵由死,托雷子蒙哥依赖其父留下的雄厚实力争得大汗之位。蒙哥死,其弟忽必烈继汗位,建立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元朝,元的大统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沙河三王村碑文说:申氏始祖璟公是元顺帝胞叔,可元顺帝父明宗和世只有一个弟弟文宗图贴睦尔,申氏太始祖非元顺帝胞叔!武安矿山村《申氏追远录》说:申氏太始祖“初封晋王,改封潞王,世居潞城天宫村。”元代确有晋王,元世祖封皇长孙甘麻刺为晋王,其子也孙铁木儿世袭晋王,后称帝即泰定帝,以其子八的麻亦儿间卜世袭晋王,三代晋王均未居潞城,由此断定申氏非晋王后。因申氏祖先口传久远,难免失真。元史专家周清澍依据“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分赐太宗窝阔台之孙、阔出之子小薛大王牧地于潞州上党。”“疑申氏一族也许是小薛后代,因小薛一族世代驻居潞州。”

近有学者怀疑该支申氏是源出窝阔台系,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元朝统治即将崩溃时,小薛后裔不愿意再回漠北的主要原因是,窝阔台系同托雷系长期争夺皇位斗争相当激烈,作为窝阔台系的元皇后裔申氏,深知同托雷系的元顺帝逃往漠北不会有好结果;且他们已数代生活在中原,已习惯中原生活,也不愿意再回严寒的漠北。

跟帖时间 2010-05-13 14:57:31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申氏的各支始祖 -- 申敏三:文定公九世祖配郭氏,一娘元至正年间卜葬吴县吴山二都一啚灵严乡东果字圩之墓,生子二:申官保,申善才。是为江苏申氏始祖。

跟帖时间 2010-05-13 14:53:34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