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氏的姓氏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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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渊源:源于高辛氏,出自黄帝后裔高辛氏之臣仲堪、仲熊兄弟,属于以先贤名字为氏。

黄帝有个裔孙为帝喾,是历史中的传说人物,为五帝之一,姬姓,名夋,号高辛氏。其祖父玄嚣是黄帝正妃嫘祖的大儿子,父亲名叫蟜极,伯父就是帝颛顼。

许多古文献认为,帝夋就是帝喾。在史籍《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记载:姬夋有中容、晏龙、黑齿、季厘等子族,“生十日”,“生月十有二”。姬夋从小德行高尚,聪明能干,十五岁时被帝颛顼选为助手,建有大功,被封于有辛(今河南商丘)。帝颛顼死后,姬夋继承帝位,时年三十岁。

传说,帝喾继为天下共主后,以亳(今河南偃师)为都城,以木德为帝。当时,共工氏部落实力强大,对姬夋继帝位极为不满,愤怒得用头撞击不周山,使天柱折断,大地斜向东南,并进而发动反叛。帝喾下令火正黎带兵平定共工之乱,失败而回。帝喾处死了黎,以黎的弟弟吴回继任火正,再次领兵征讨共工,最后平定了叛乱,杀了共工氏。

帝喾有四妃。正妃有邰氏名姜嫄,生子弃,即后稷,是周朝的始祖。次妃有娀氏名简狄,生子契,是商朝的始祖。次妃陈丰氏名庆都,生子放勋。次妃娵訾氏名常仪,生挚,帝喾死后,摰承喾的帝位,九年后禅让给放勋,也就是帝尧。

相传,帝喾活了一百零五岁(一说九十二岁),死后安葬于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

帝喾执政时期,以仁爱治国,生活俭朴;他平常神色庄重静穆,品德崇高如山。他广施恩惠、仁爱、讲究信誉。他了解民间的疾苦,对天下人都一律平等。他绝不违背自然规律,又恭敬地祭祀天地鬼神,祈求神灵降福万民。由于他德行崇高,因此深受百姓的爱戴。在他的治理下,社会富足,人民安居乐业。

帝喾尤能知人善任。羿的射箭技术天下无双,帝喾选拔他担任射官,赐给他彤弓和蒿矢。羿也不负帝喾深望,当白难反叛时,他一举将其平定。咸黑、柞卜长于音乐和制作乐器,帝喾命他们为乐官,终于创作出《九招》之乐和鼙鼓、笭、管、埙、帘等新乐器。

帝喾属下有八个具有才得之臣,号称“八元”,与伯父高阳氏属下的“八恺”齐名。“八元”是:伯奋、伯虎、仲堪、仲熊、叔献、叔豹、季仲、季狸,这八个人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

在“八元”之中有仲堪、仲熊两兄弟,在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仲氏,世代相传至今,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任姓,是商王朝开国君主汤的佐相仲虺后代,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仲虺,任姓,名莱朱,是商汤属下贤相,与伊尹一起辅佐一代圣君商王汤。

在史籍《左传》中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显然,仲虺就是奚仲之后,商汤之左相,居于薛(今山东滕县南四十里)。

在史籍《尚书·序》中曾经记载了“仲虺作诰”,但其“诰”在东汉时期淫战乱而亡佚,非常可惜。在典籍《墨子·非命》中也记载:“仲虺之告曰:我闻于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在《左传》中记载子皮之说:“<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悔之’”。说明仲虺在政治上极有主张。

在仲虺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仲氏。例如,周王朝的樊侯仲山甫,即其后裔。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郑国大夫祭仲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祭仲,是春秋时期郑国卿大夫、政治家,他是郑庄公姬寤生身边的著名权臣,史书上记载他“甚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

当时郑庄公除了太子姬忽以外,还有几个儿子,分别是姬突、姬亹、姬仪、姬婴等等。

有一次,姬忽率军帮助齐国抵抗了北戎的入侵,齐襄公姜诸儿对太子忽很是青睐,想把女儿嫁给他,太子忽拒绝了,说我是小国,齐是大国,不太匹配。

祭仲当时就劝太子姬忽,要答应下这门亲事,让齐国做自己政治的后援团,可惜太子姬忽不会算这笔政治帐,后来为此付出了代价。据史籍《左传》记载,太子忽后来娶了陈侯的女儿,在以后的政治变故中,一点也借不到外力。

周桓王姬林十九年(郑庄公四十三年,公元前701年),在郑庄公逝世后,太子姬忽即位,是为郑昭公。但不久,郑国就发生了一场政变。公子姬突的母亲是宋国雍氏的女儿,而雍氏是宋庄公子冯的宠臣,于是在雍氏的挑唆下,宋庄公、雍氏与姬突达成了政治协议:宋国让姬突继承郑国国君的位置,之后姬突对宋国有一定的回报。之后,他们诱捕了大夫祭仲,并对祭仲说:“不立突,将死。”祭仲只好答应下来了,这就是“祭仲许宋,与宋盟”的历史事件。

郑昭公忽听说祭仲要改立姬突为君,就跑到卫国去了。于是姬突回到郑国,是为郑厉公。

后来,郑厉公想杀掉祭仲以揽国政,却被祭仲及时发觉,郑厉公只得退避到栎地(今河南许昌禹州),祭仲又迎回郑昭公回国为君。不久的周庄王姬佗二年(公元前695年),郑昭公在出猎时被中军元帅高渠弥射弑,前后一共在位三年。高渠弥亦以弑君之罪被车裂。

郑昭公被弑杀后,祭仲又立公子姬亹为君主,史称郑子亹。郑子亹曾与齐襄公之间有私仇,因此在一次诸侯会上,齐襄公借机又杀了郑子亹,其后,祭仲再立公子姬婴为国君,史称郑子仪。

在祭仲逝世后,郑厉公采用同样的方法诱劫了大夫甫瑕,胁迫甫瑕杀了郑子仪使其复位。在郑厉公突复位之后,又将甫瑕处死,终于独揽大权。

祭仲在朝,前后辅佐、扶立了五代郑国君主,堪称春秋时期佐君最多的卿大夫之一。在祭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仲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鲁国公子庆公,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位著名的大夫叫姬庆父,字共仲。因乱鲁而遭到贵族与国民的谴责,最后身败名裂。

鲁庄公姬同有三个弟弟,分别是庆父、叔牙、季友。其中的庆父最为专横,并拉拢叔牙为党,一直蓄谋争夺君位,并与其嫂鲁庄公的夫人哀姜私通。

鲁庄公在位的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生了病,因为夫人哀靖没有生子,即无“嫡嗣”,便从“庶子”中议立。鲁庄公与三弟叔牙商量,叔牙因受了其二哥庆父的买嘱,便竭力主张立庆父;鲁庄公又与四弟季友商量,季友则力主立鲁庄公与其宠姬之子公子斑,并逼叔牙以死表明拥立公子斑。

当年农历8月,鲁庄公病逝,姬斑继位。庆父甚不甘心,便与哀姜密谋,欲暗杀姬斑。恰好有个叫荦的养马人,很有力气,也很鲁莽,因受过鲁庄公的责罚怀恨在心,庆父就唆使荦乘丧期打死了姬斑,另由庆父立了哀姜妹妹叔姜的生子姬开(姬贾),为鲁湣公(鲁闵公)。之后庆父更加肆无忌惮,与哀姜打得更是火热,并越来野心越大。

鲁湣公二年(公元前660年),庆父与哀姜又指使一个叫齮的人杀了闵公,欲立庆父自己。季友趁乱领着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姬申逃到了邾国,然后向各诸侯国发出文告声讨庆父,要求国人杀庆父,立姬申。国人立即响应,庆父畏惧,逃亡到莒国,哀姜逃到邾国。

季友扶持姬申即位,是为鲁釐公(鲁僖公)。之后,季友买通莒国押回了庆父,并将其杀死;因为哀姜是齐公室之女,所以齐桓公姜小白很生气,将哀姜召回齐国,也杀了。

在鲁庄公死后的几年里,由于庆父串通哀姜连杀了两个国君,而且极度荒淫无耻,作威作福,横行无忌,不但给鲁国王室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也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故齐国的仲孙湫到鲁国吊唁回去后,曾叹息地说:“不去庆父,鲁难末已。”

在庆父死后,其后裔子孙中有因避仇而改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仲孙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仲氏、孙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五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庄公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元公子佐有一个儿子,名子皇野,字子仲。

宋国当时有一位权臣桓魋,他在宋国就如同季氏在鲁国、赵氏在晋国,一味专权,视国君如傀儡。

到了宋景公子头曼执政时期(公元前516~前451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宋国,见桓魋时年才三十八岁,就派军卒民工在为自己修造奢华庞大的陵墓,便气愤地说:“如此挥金如土,劳民伤财,还不如即葬身江河,充鱼鳖之腹,免得继续祸害百姓。”

此话传到桓魋耳朵里,桓魋大怒,甚至想杀害孔子。当时孔子在一株大树下驻足休息,桓魋即命令兵士将那株树伐倒,逼迫孔子离开宋国。后来在春秋末期桓魋家族被颠覆,宋景公以兄长子皇野取代桓魋为司马之后,史称其为司马子仲。

在司马子仲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仲氏、司马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六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末期卫国大夫仲由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仲由,公元前542~前480年,字子路,又字季路,鲁国卞人(今山东泗水泉林镇卞桥村),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以政事见称,是孔门七十二贤弟子之一,史称仲子,位列十哲,世称先贤。

仲由为人伉直鲁莽,好勇力,事亲至孝。除学诗、礼外,还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深得器重。孔子称赞说:“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初仕鲁国,后事卫国。

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仲由出任季孙氏的宰,后任卫国大夫孔俚的蒲邑宰。

卫庄公元年(公元前480年),孔俚的母亲伯姬与人谋立蒯聩(伯姬之弟)为君,胁迫孔俚弑卫出公。卫出公闻讯而逃。子路在外闻讯后,即进城去见蒯聩。蒯聩命石乞挥戈击落子路冠缨,子路目毗尽裂,严厉喝斥道:“君子死,而冠不免。”毅然系好帽缨,从容就义。

唐朝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李隆基追封仲由为“卫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宋真宗赵恒加封其为“河内公”;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宋度宗赵禥再封为“卫公”;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明世宗朱厚熜改称其为“先贤仲子”。

在仲由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称号或名字为姓氏者,称仲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七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末期鲁国大夫公子彭生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在史籍《通志·氏族略》中记载:“叔仲,姬姓,鲁公子牙之后也。公孙兹生得臣、彭生,得臣为叔孙氏,彭生为叔仲氏。”

据史籍《左传》记载,

周庄王姬佗三年(鲁桓公姬允十八年,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访问齐国,齐襄公姜诸儿与妹妹文姜通奸,被鲁桓公发现并严厉斥责。当年农历4月,齐襄公则指派在齐国的公子彭生为鲁桓公驾驭马车,随即鲁桓公便死于车上。后人猜测,可能就是齐襄公唆使公子彭生害死了鲁桓公,从而既能掩盖丑闻,又能与文姜继续私通。

该事件发生之后,在公子彭生身上发生了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

周庄王姬佗十一年(鲁庄公姬同八年,公元前686年)农历12月,齐襄公姜诸儿来到姑棼贝丘(今山东临淄薄姑)狩猎。正在寻找猎物的齐襄公忽然看见在出现了一头很大的野猪。其实,在齐襄公看来是野猪,但齐襄公的随从们看到的却是公子彭生。齐襄公掂弓搭箭就要射,身边随从们赶紧说:“那是公子彭生,不是野猪。”

齐襄公大怒道:“你竟敢在这里出现!”一边就用箭射去。这时,那个“野猪”竟象人一样站起来啼叫,齐襄公受到惊恐,一头从车上摔下来跌伤了脚。

后来齐襄公在鲁国的压力下,杀了公子彭生。在公子彭生的后裔子孙中,多称叔仲氏,后有省文简化为单姓仲氏者,世代相传至今。



得姓始祖:仲堪、仲熊、祭仲、庆父、子皇野、仲由、彭生。

仲虺《仲虺之诰》全文 -- 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又有夏昏德,民坠涂炭。

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寔繁有徒,肇我邦。

予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

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

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

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诰,在先秦时期及以前,是帝王君主向臣下传达诸如任命、封赠等一系列政令的专制文书之称。

商汤灭夏,之后将其君主夏桀放逐于南巢(今安徽巢湖)去反省,但商汤总觉得自己是“以下犯上”,因此一直感到惭愧,曾对仲虺说:“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为此,仲虺乃作《仲虺之诰》。

在《仲虺之诰》中,仲虺从三个方面解决了商汤发动推翻夏桀统治、建立成汤政权的革命举措之合法、合理性问题,开创了后世的政治家、革命者“顺天应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之失之”的滥觞。

仲虺在《仲虺之诰》中阐述并建立的政治理论为:

第一,仲虺指出讨伐夏桀是按照上天的意思干的,是为了拯救老百姓。这就是所谓的“顺乎天!”仲虺说:“上天生养人民,人人都有情欲,没有君主,人民就会乱,因此上天又生出聪明的人来治理他们。夏桀行为昏乱,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上天于是赋予勇敢和智慧给汤王,使汤王做万国的表率,继承大禹长久的事业。汤王现在要遵循大禹的常法,顺从上天的大命!夏王桀有罪,假托上天的意旨,在下施行他的教命。因此上天认为他不善,要商汤承受天命,来领导其百姓”。明确指出:“天子”是由上天指定来治理老百姓的,上天是不会错的!因此所指定的“天子”一定是又聪明、又勇敢。夏桀行为昏乱,违背了上天要他治理百姓的初衷,因此要商汤取代他做天子。仲虺的职位是汤左相,也当时职位崇高的大巫师,他的话代表着上天的旨意,有极强的鼓惑性。

第二,仲虺称赞商汤品德高尚,身受百姓爱戴,与夏桀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所谓的“应乎人!”仲虺说:“大王不近声色,不聚货财;有德高望重的人就任用他,有功高盖世的人就奖励他,能用贤人之谏言,能够知错就改;能宽能仁,昭信于万民。”完全肯定了商汤之品德接近于高大全德的“完人”,而夏桀的品德,却令百姓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所以当商汤“革命”时,“东征则西夷怨恨,南征则北狄怨恨。他们说:为什么独独把我们百姓摆在后面,而不让我们冲锋在前?商汤军队过后的人民,家家都互相庆贺。他们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临,我们就会复活了!天下人民都爱戴商汤,已经很久了啊!”亦明确指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两相对比,谁最有资格当天子不言而喻。

第三,仲虺阐明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大禹王创立的合理制度,而夏桀恰恰是破坏了他自己祖上的制度。仲虺巧妙地采用了“对事不对人”的政治举措,为推翻夏桀统治的革命找到了第三个合理的理由。他详尽地解释了商汤革命是为了“继承大禹长久的事业,尊循大禹的常法”,革命后只要“德行日日革新,天下万国就会怀念”,既然已经“革命”了,那么关健不是革命合理与否,而是今后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不失江山。仲虺劝勉商汤要“努力显扬大德,对人民建立中道,用义裁决事务,用礼制约思想,把宽裕之道传给后人”,要“佑助贤德的诸侯,显扬忠良的诸侯;兼并懦弱的,讨伐昏暗的,夺取荒乱的,轻慢走向灭亡的”,如此才能建立起“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强国”。

仲虺最后对商汤说:“敬重上天的这种规律,就可以长久保持天命了。”至此,商汤对亲自动手推翻夏王朝的举措就心安理得了。

“诰”这种文体的行文方式,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对下属所用的政令称谓。但仲虺对商汤说的话却被后世称之为《仲虺之诰》,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种极端特殊的事,这也说明商汤及后人把仲虺当成一种王朝政治理论的先驱者来看待、尊奉。

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始皇废“诰”而改称“制”或“诏”。到了唐朝时期也称“制”而不称“诰”。一直到了宋朝时期,宋太祖赵匡胤要“异于前朝”,因此复用“诰”来追赠大臣、贬谪有罪、赠封其祖父妻室等等。

仲虺所创造发明的这一套革命理论,在此后的三千余年中基本上一直被历朝历代的开国君主所承袭,不管是哪一朝代,其开端的政治口号皆脉承仲虺所建立的“顺天应人”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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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氏的历史名人(二) -- 仲山甫:(生卒年待考),一作仲父。著名周朝大臣。

周宣王时受封于樊,又称樊仲,周宣王“料民(调查户口)于太原”,他曾劝谏,辅佐周宣王中兴。《诗经·大雅·崧高》有赞句:“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仲山甫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后裔,虽家世显赫,但他本人却是一介平民。早年务农经商,在农人和工商业者中部有很高威望。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受举荐入王室,任卿士(宰相),位居百官之首,封地为樊,从此以樊为姓,为樊姓始祖,所以又叫“樊仲山甫”、“樊仲山”、“樊穆仲”。东汉史学家服虔的《史记正义》解释说:按祖祀扫排位,父在上,子居下,兄弟中的一、三、五居右,统称“穆”,二、四、六居左,统称“昭”,仲山甫排行老三,所以称“穆仲”。

仲山甫出生于何地,史籍无载。但他的封地樊就是周天子给他的法定籍贯,所以后世称他为“周樊人”或“南阳樊人”,即今焦作市修武县周庄乡李屯村人。史籍《姓氏考略》引《广韵》说:“樊,望地南阳,系出姬姓,虞仲支孙仲山甫封于樊,后以封地为姓。”也说明了他是南阳樊人。南阳即修武。

典籍《诗经·大雅·崧高》中说:只有仲山甫和申伯是国家的栋梁。《诗经·大雅·燕民》是专门颂扬仲山甫的诗歌,说他品德高尚,为人师表,不侮鳏寡,不畏强暴,总揽王命,颁布政令,天子有过,他来纠正等等。

仲山甫的突出政绩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即废除“公田制”和“力役地租”,全面推行“私田制”和“什一而税”,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大力发展商业等。

这些改革的成功,造成了周宣王时期的繁荣景象,所以称为“宣王中兴”。



仲长统:(公元180~220年),字公理;山阳高平人(今山东金乡)。著名东汉哲学家。

仲长统二十多岁时游学青、徐、并、冀之间,倜傥敢言,行为不羁。常托病拒绝州郡召命,被称为“狂生”。汉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尚书令荀悦举为尚书郎。曹操为丞相,他一度入幕参军事。后复为尚书郎。死时四十岁。

仲长统生长于汉末乱世。有志不达,怀才不遇,愤世嫉俗,遍□时弊,蔑视权贵。意欲高蹈,而终于不能忘世,“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昌言》。

《昌言》是一部思想政治杂论集,《文心雕龙》归之“诸子”,《隋书·经籍志》列入“杂家”,而《新唐书·艺文志》则以为“儒家”。其思想复杂,大致论政治则出《荀子》而近法家,讲人生则趋老、庄而求逍遥,其锋芒主要指向汉末黑暗政治现实,尤其猛烈攻击昏君、外戚、宦官统治,可谓“其□陈善道,指□时敝,剀切之忱,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摩灭者”。其文风的特点是任气骋词,铺张扬厉,骈偶排比,形象鲜明。如指斥亡国昏君宠信宦官外戚说:“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表现出建安时代政论散文“渐尚通□”、“颇慕纵横”的“骋词之风”。

仲长统在政治思想方面,与当时流行的神权政治理论相对立,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国家兴亡和社会治乱取决于“人事”,而不在于“天道”,主张废除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联合执政体制,恢复西汉时实行的丞相执政制度,认为“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

《昌言》原有三十四篇,十余万言,是他去世后,由友人缪袭整理撰次成集的。宋朝时期即已佚散。清朝人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从《后汉书》、《群书治要》、《意林》等书中辑得遗文数十条,并其他杂文共编为两卷半。此外,《后汉书》存四言诗《述志诗》两首。



仲子陵:(生卒年待考),四川峨眉人。著名唐朝大臣。

唐大历中期登第,历官常侍博士。



仲大年:(生卒年待考),著名宋朝良吏。

宋淳熙中知内江,敷教宽平,人感德之。



仲肇琚:(生卒年待考),又名仲八;山东赣榆仲官河村人(今江苏赣榆)。著名民国时期绿林好汉。

绿林好汉,杀富济贫,倾向革命。其事迹《海丰传》(已失传)上有记载。



仲 简:(生卒年待考),江苏无锡人。著名宋朝天章阁侍制。

清乾隆时诸生。事母至孝,能诗文,工书、画。



仲 并:(生卒年待考),著名宋朝诗人。

宋朝进士,官至光禄丞。工诗文。有《浮山集》。



仲 仁:(生卒年待考),号华光长老;会稽人(今摄将绍兴),住衡州华光山。著名北宋画家、高僧。

善画梅,用水墨浑写,创为墨梅,亦画山水平远小景。著有《华光梅谱》,据说是后人托其名所作。



仲永檀:(生卒年待考),字襄西;山东济宁人。著名清朝监察御史。

清乾隆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清乾隆五年,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



仲曦东:(公元1915~1984年),原名仲崇兴,别名仲子凌;山东黄县龙东乡南仲家村人(今山东龙口北马镇)。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四路政治主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政治委员,烟台警备旅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六师政治委员,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军事学院政治系主任,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驻捷克斯洛伐克、驻坦桑尼亚特合全权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非友好协会会长。为贯彻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路线,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谊、团结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4年6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著有理论著作和回忆录多篇,先后出版的有《增强党的团结》、《谈谈党的整风经验》、《论共产主义风格》、《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等专著,共约三十五万字。



仲星火:(公元1924~今),安徽亳县人。著名电影演员。

仲星火1946年,来到山东临沂解放区,进入山东大学文艺系。

山大是一所革命化的大学校,他们经常去前线、农村宣传演出,这使他的演技得到初步锻炼。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炮火声中,仲星火所在的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随着大军南下,1949年进驻了上海。年底,他随文工团一队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此,他脱下军装踏进了电影战线,进入了人生和事业的一个新的天地。

仲星火说,刚开始演电影他什么都不懂,对如何做案头工作,如何适应电影镜头,如何表演,全都感到茫然。好在摄制组里有张伐、秦怡、卫禹平这些早已成名的演员,便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就像海绵吸水一样,一点一滴地充实自己。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十年来,他先后在故事片《农家乐》、《南征北战》、《南岛风云》、《老兵新传》、《聂耳》、《今天我休息》、《李双双》、《白求恩大夫》、《巴山夜雨》、《月亮湾的笑声》、《当代人》、《天云山传奇》等片中扮演了角色。令人吃惊的是,除了文革中断了几年,在1950年至2001年间,几乎年年有作品,有时一年有几部电影,成了一位家喻户晓,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

在仲星火的电影人生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李双双》和《今天我休息》两部电影。1959年,他在故事片《今天我休息》中饰演了一个民警马天民。仲星火说,直到现在,人们见了他还叫他“老马”,不叫他的名字。仲星火分析说,此前的电影战争影片多,战斗英雄的形象多,《今天我休息》中的人物都是寻常的普通人,人情和亲情的表现既真实又充分,而且采用了轻喜剧手法,所以在当时大家都感到很新鲜。

1960年,仲星火与著名演员张瑞芳在电影《李双双》中合作。张瑞芳演女主角“李双双”,仲星火扮演“李双双”的丈夫“孙喜旺”。影片在全国上映后好评如潮,张瑞芳获得了1962年《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而仲星火也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欣然为仲星火题词:“百花喜旺,星火燎原”,巧妙地把他的艺名与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融在一起。说到这部片子,仲星火还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到北京受奖时,受到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接见。拍照时,总理让上影厂的老导演杨小仲坐在中间,大家让总理坐中间,总理不肯,他说:“你们是主角,你们坐。”人民日报登出这张照片后,许多人都问,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都坐在边上,坐中间的是哪位首长啊?仲星火说,这件事让他终生难忘。

虽然离休多年了,但仲星火并未真正歇下来,最近正准备在一部反映老年人生活的电视剧中出演角色。年过八旬,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仲星火对影视艺术的痴迷令人敬佩不已。

在电影节期间,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做了一期“百年电影百位演员”的节目,主持人朱军请仲星火说几句话,他想了想,便即兴吟了四句:“管他头昏和眼花,青春倒数整二八。小弟此身无大志,特迷一生开末拉(Camera,摄像机)。”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电影艺术执着追求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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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氏的历史名人(一) -- 仲 熊:(生卒年待考),传说中上古名列“八元”的贤者。

“八元”指当时位最有才德、最善于治事的人,即《左传》提及过的:伯奋、仲堪、伯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李里、仲熊、忠肃共、懿、宣、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

仲堪、仲熊,是被舜帝举为“布王教于四方”的人,是仲氏始祖。



仲 虺:(生卒年待考),曾作《仲虺之诰》,因而名垂青史。

仲虺是上古商汤之贤相,他与伊尹一起辅佐商王。

史籍《左传·定公元年》记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可知仲虺为奚仲之后,商汤之左相,居于薛地(今山东滕县)。

史籍《尚书·序》中曾经提到“仲虺作诰”,但东汉时已经亡佚。

典籍《墨子·非命上》仲记载:“仲虺之告曰:我闻于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史籍《左传·襄公三十年》仲记载,子皮说:“《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悔之’。”可见,仲虺在政治上有一定主张。



仲 由:(生卒年待考),字子路;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弟子。

性情直爽勇敢,喜闻过,事亲孝,有政事才干。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他为季孙氏的家臣,后做卫国大夫孔悝的家臣。据传,其母感雷精而生他。

仲由是孔老夫子得意的门生,以政事闻名。他从小生长在很贫穷的家庭里,所吃的都是一般的野菜,吃得很不好。仲由无力供养父母丰富的三餐,所以总是常常在想:我如何能为父母准备好一点的饭菜?

家里没有米,为了让父母吃到饭,他必须要走到很远很远的百里之外才能买到米,再背着米赶回家里,奉养双亲。百里之外是非常远的路程,然而仲由他却甘之如饴,愿意为了让父母能吃到米饭,跑到百里之外买米,再背回家,如此的艰辛,确实是极其不容易。因而,他的孝行垂范于后世,成为了千古美谈。孝子的心如此恳切,顺自己的父母,如此的用心,让父母得到这么好的供养。可以想象,当年,父母在身边的时候,仲由是何其快乐,把好的东西都让给父母。他敬爱父母之心,可以窥见一斑。

仲由在父母双双过世之后,就南下到了楚国。楚王聘他当官,给他很优厚的待遇,一出门就有百辆马车跟随,可见他的官位不小,每年给他的俸禄有万钟(万斛)之多。古人为官所得的俸禄,往往是以粟或粮来计算。仲由所得的待遇很高,家里有万斗的米粮。

古时候没有椅子,经常都是席地而坐,席地而坐需要有一块垫布,正如同现在的蒲团一样。在很贫穷的时候,仲由用的是非常单薄的坐垫。等到发达之后,他的垫布可以重重累积,坐起来特别的舒服,所吃的饭菜、菜肴也非常的丰盛,每天山珍海味不断,但是,父母已经不在了。

仲由并没有因为物质条件好而感到欢喜,反而非常的感叹。他是那么的希望再回到过去的生活,希望往日的情景能依稀留下来,可是父母已经不在了,即使他想再负米百里之外,都永远不可得。子路思亲孝亲之心、他对父母的思念,不会随着父母的过世和他自己今日的显达,而有丝毫的遗忘,对父母,他始终是念念不忘。所以孔子就说“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

当老师孔夫子得知仲由如此思念父母,并一再为在父母生前没有办法尽心尽力奉养而自责的时候,孔子说道:“子路在父母生前已经尽心尽力了。父母过世的时候,虽然丧事无法用优厚的丧礼来办,可子路十分尽孝,已经尽了为人子应有的礼节。”孔子并不认为子路有失孝子的本分,他非常赞叹子路,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孝顺的人。

在孔门四科里,孔夫子最重视的就是“德行”,在孔子会下,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非常孝顺父母的人。子路虽然是以政事闻名,但他更是一位孝子。

仲由不仅是一位孝子,而且还是一位非常敬重老师的人。当他不幸死于卫国的噩耗传来的时候,孔子非常的痛心,他说道:“自从收子路为门生之后,子路就经常跟随在老师的身边,子路在的这段日子里,从来没有人敢对孔夫子恶言相向,也没有人敢侮辱孔夫子。”所以他很感慨、很痛心这样一位贤才就这么死于卫国。

子路的个性刚猛,是一位比较急躁的人,所以孔夫子对他有特别的教诲。有一次子路将要出仕他国,向孔夫子辞行,孔子就以五种警戒之事教导子路,希望他能好好的以这五条来戒惕自己。他告诉子路,为政之时应该要注意“不强不达、不忠无亲、不恭失礼、不信无复、不劳无功”。

首先,一位士君子,虽然有理想、有目标,可是如果你不能承担责任、不能坚强、不能发愤图强,你就没有办法达到目标、达成理想。所以一定要坚强,“不强不达”。

第二,“不劳无功”,做官之人首先要以身作则,要亲自力行,做很好的典范,才能把事情完成,否则底下的人不愿意向你学习,你又如何能施展你的抱负?

第三,“不信无复”,人一生最讲求的就是信用,如果一朝失信于人,往后要别人再相信你,就更加困难。

第四,“不忠无亲”,是说,任事一定要忠于你的职责。不能忠于你的职责,你就没有办法拉拢所有为你效劳的人。

第五,“不恭失礼”,做任何事情,没有发自内心的恭敬和真诚的处事态度,那是失礼的,就没有办法广结善缘,得不到大家的支持。得不到大家的支持,要推动政事就很困难。孔夫子告诫子路的这五桩事,非常适合我们现代人来学习。

子路非常敬重他的老师,他临终的时候,帽子的带子断了,掉在地上,他还去把帽子扶起来,把衣服拉整齐,把帽子戴好,才过世。这种精神是孔老夫子当时教导他的,一位士君子从始至终都要恭敬有礼,子路在临终时还犹然记得老师的教诲。可见孝顺的人,他同样是尊师重道之人。

附_仲由:

仲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生于公元前542年,死于公元前480年。他是孔子的早期最著名的弟子,他一生追随孔子,保护孔子,积极捍卫或努力实践孔子的思想学说,对儒家的贡献、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为子至孝,善政为民,诚实守信,忠义仁勇,闻过则喜,闻善则行,见义必为,见危必拯。其德其行如日月在天、江河行地。光照人间润泽华夏,他位列十哲,世称先贤。被仲氏尊为始祖,仰为旗帜,感召后人修身治世、忠勇报国。

清光绪年间的(公元1904年)出版的《仲里志》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八年农历7月3日观看唐以前的姓源著作《万姓录》时曾说:“朕观诸谱,仲氏最古,上自轩辕,下逮子路”。

据传仲氏祖先本姓姬,是帝喾(号高辛氏)的后代。帝喾是轩辕黄帝的曾孙,皇帝为姬姓,所以仲氏可以溯源至轩辕黄帝。高辛氏才子八人,其仲(排行老二)曰堪。子孙遂以仲为姓。《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高辛是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叔豹、仲熊、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谓之八元。(从前高辛氏有才能强的子孙八位…他们忠诚恭敬、勤謹端美、周密慈祥、仁爱宽和、天下的百姓称之为八元)商有仲虺为汤王左相。至周时,有名相仲山甫,周宣王封他为樊侯。(今河南济源)“补袞西京,诗人美之”。《诗经·大雅·烝民》赞美他说:“保兹天下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袞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为保天子中兴生下仲山甫,辅佐君侧。山甫天生的品德和美善良有原则。周王破了袞龙袍,只有山甫能补好。)后故称补救规劝帝王的过失为“补袞”。山甫的后代有名咨的,并在鲁国为卞邑大夫,并以卞为家。咨生奂,奂生式,式生度,度生肇,肇生拱北,拱北生凫,凫生由。

可以看出,从仲堪到仲虺,再到仲山甫,仲咨,皆为仲姓,是非常清楚的,但其间的代系不得而知。从咨以后,一脉相承,非常清晰。另据有关史书记载:仲氏得姓,非此一处,仲堪之弟仲熊、鲁桓公次子庆父(字共仲)的子孙,以及宋庄公次子仲几(字子仲)也都是仲姓的来源之处。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先有姓,后有氏,后来又姓氏合一;汉人和少数民族的融合又使姓氏复杂起来,所以一姓多源是很自然的现象。

从目前的史料看,仲咨为仲子的上八代祖。再往上就不得其详。仲咨为西周末,春秋初期人,其家世也不清,史书记载只因他做了卞邑大夫时,才“家于卞”,仲咨以后,奂、式、度、肇、拱北,只留其名,身世不详。仲凫的身世也只知“娶宋氏、生子由”。从咨到由,八代始终以卞为家。据考察仲子故里有两处:一处在现山东省平邑县仲村镇,尚存残断的“仲子故里”碑,据当地人介绍,此处曾建有仲子祠堂。其二,据《泗水县志》记载和今人回忆:明、清两朝都曾在古卞邑建有“仲子故里”坊,古城东十里处的仲氏墓地亦保存完好。仲子故里在古城外的东南角。城原有四座城门,为方便仲氏出入,后来又专门建造了一座东南门。卞邑遗址尚存,卞桥仍在。这两处均在古卞的范围之内,仲子故里在卞(今山东泗水)确定无疑。

仲子的上八代祖咨,为卞邑大夫,颇有身份。但到了他父亲仲凫这一代亦沦为平民。《史记》中称仲子为“卞之野人”。据《仲里志》记载:仲凫,年三十无子,求嗣于天,其妻遂有身孕,分娩之前,梦熊入怀,其情甚异,遂告其夫。仲凫听后非常惊喜地说:“熊亦贵兽,必生贵子”。仲子遂亦降生。时公元前542年农历九月初七日(已未),即为周景王三年,鲁襄公三十一年。取名仲由、字子路。“子路”者,古代为熊的别称。仲子的取名,寄托着父母的良好祝愿,希望其将来成为勇猛盖世的英雄。仲子年少,英姿勃发,九岁时“与乡儿戏,即英强异常,乡人奇之”。泗水一带至今仍流传仲子年少时行侠仗义的故事,如“搏虎”、“屠龙”之说。仲子年少时,天性好动,爱好习武,很有名声。

仲子十九岁拜师孔子,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当时的仲子天姿聪颖,力能兼人,乡人美之,自恃文武兼备,无人可比。《史记》上说“冠雄鸡,佩豭豚,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之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即戴着插着公鸡毛的帽子,身佩着公猪皮制作剑鞘的长剑。对孔子不服气故而发生争执,仲子年轻气盛,很可能对孔子加以拳脚。这一事件使孔子发现了仲子,感觉此人非比一般,随即以礼相待,收服仲子。仲子深明大义,感激异常,通过门人,拜孔子为师。这一拜,孔子得一臂膀,仲子得一导师。如日月在天,相互辉映,光彩照人。

关于仲子拜师的故事,历代都有记载和传说。其中《孔子家语》中最为生动。仲子反问孔子:“学习诗和礼有什么好处呢”?孔子说:“做君主的如果没有谏诤之臣就会腐败,做为士(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朋友,就会听不到正确的意见,驾驭烈马不能放弃手中的鞭子,操持弓箭离不开矫正器,木工用上墨线才能把木料锯直,人接受谏言才能明察。接受教育,重视学习,懂得礼义,有什么事情办不好呢?毁坏仁义,任性所为,厌恶有知识的人,必然会走向犯罪的道路,那是很危险的。所以,君子不可以不学习。”仲子引用《诗经》上的话与孔子争辨:“南山的竹子,不用加工自然就直,把它削尖,就可以穿透牛皮。如此说来,学习又有什么用处呢?”孔子说:“如果经过加工装上羽翎,再安上箭镞,并把它磨尖,它的穿透力不是更强吗?”仲子听后再三拜谢说:“敬请受教于您”。仲子拜师后,孔子根据仲子恃强好勇,性情刚烈的特点,经常教育仲子:做事为人不能恃勇好强,必须“以忠为质,以仁为卫”,勇不能离开仁、义、礼、智、信。还警告仲子,如果不认真改正,就会不得好死(“不得其死然”)。看来,孔子渊博的知识折服了仲子,伟大的人格感召了仲子。孔子的学生,大都是投奔于孔子,唯独仲子是孔子被凌暴后而收服的弟子。孔子慧眼识珠,仲子幸遇恩师。

仲子拜师之后,勤学多问,加上孔子因材施教,有问必答,有难必解,使之学识大有长进,文武兼备。在孔子早期的学生中是出类拔萃的。孔子早期的弟子有颜回的父亲颜路,曾子的父亲曾晳等。由于孔子办学颇有盛名,也吸引了“国际”上的有志之士慕名而来。卫国的颜浊邹也来鲁求学。在与仲子同学的过程中结识了仲子,很敬佩仲子的人品和能力,于是就把自己的妹妹许配仲子为妻。仲子二十二岁完婚,娶颜氏。成家之后,仲子一方面勤奋学习,求教孔子;另一方面也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养家糊口,敬养双亲。史书记载他虽贫,经常吃野菜度日,但为了敬养二老,也经常在学习空间,从百里之外,背米养亲。至今还有“负米息肩处”的遗迹。

青年时期的仲子已成为孔子的得意门徒和亲密的朋友。孔子为了使自己的知识更加丰富,更好地教育学生,加深对周礼的认识,三十四岁时决定访问周朝的都城,求教问礼于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聃)。孔子让仲子一同前往。时仲子年二十五岁。《太平御览》中是这样记载的:老子见孔子,从弟子五人,问曰:“前为谁一”(第一个是谁?)曰:“子路,勇而多力”(汉画像石中已有此图)。孔子在周都做了三件事:即问礼于老聃,讨教周礼;学乐于苌弘;参观周朝的都城。还专门观看了宗庙的庆典祭礼的活动。老子向孔子讲解周礼的同时,也指出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不要过分执着追求。这次随孔子“出国”,使仲子在“礼”、“乐”等方面也大有长进。

鲁昭公二十五年,周敬王三年,鲁国内乱,昭公率众攻季氏,季氏三桓联合反攻,昭公失败,逃到齐国避难,随后孔子也去了齐国,仲子等学生跟随。仲子时年二十六岁。路过泰山脚下时,遇一妇人嚎哭,孔子令子路问明原因后,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惊世之语。在齐国,仲子还问到“管仲之为仁”?孔子根据管仲的功劳给予了高度评价,教育了仲子。儒家以人为本和德治仁政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仲子,为他今后“三善治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时的孔子已满腹经纶,“待价而贾”,季孙氏的家臣公山不狃久有叛意,想借孔子之名共谋大事。孔子因急于用世,恢复周礼,欲应之召,仲子积极地加以劝阻,使孔子放弃了这一想法。避免了一次重大失误。

三十一岁时,父亲病死。仲子“哀痛绝食不寝者数日,乡人哀之”。之后,迎母至鲁都奉养。三十三岁时母卒,仲子“哀毁几不起,颜色憔悴”。随后,将父母合葬于卞城东。孔子称赞他对父母“生时尽力,死时尽思”,仲子的孝行名满天下。父母去世后,仲子更加勤奋学习,才学大进。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周敬王十四年,三十七岁的仲子正处盛年,才华横溢,在孔子的早期弟子中是最有名望的。孔子领弟子观桓公庙,见宥坐之欹器。孔子让仲子演示。“空则斜,中则直,满则覆”。当演示完后,仲子询问孔子“持满有道乎?”(有满了而不倾覆的道理吗?)紧接着孔子根据仲子恃强好勇的特点说:“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震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道也”。(这就是谦虚再谦虚的道理)。

在孔子的教育下,仲子从政的才能和天赋更显得出类拔萃。当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司寇”、“大司寇”的同时,仲子也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时在季世家干些小事,后来逐步得以信任,四十四岁时成了“季氏宰”,为季氏的总管。当孔子升任大司寇面有喜色时,仲子提出质问:“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仲子务真求实,主张边学习边实践,提倡在实践中学习。此时他推荐其同学子羔做费邑宰,遭到孔子的批评。他向孔子争辩道:“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在实践中难道不是学习吗?并不光读书才算学习。其后,子羔的出色表现证明当时的仲子是对的。此时的仲子,政治上已相当成熟,在“夹谷会盟”中,他协助孔子完成了使命。

鲁国的政局始终不稳。公室的权威日渐消弱。“三桓”手下的邑宰不听命令,拥兵自重,经常叛乱。为强公室抑私家,尊王攘夷,孔子在君主的支持下,发动了“堕三都”(即费邑、郈邑、成邑)的行动。仲子是前线指挥。在孔子周游列国前,仲子在政治舞台上已相当出色。

仲子是孔子政治主张的拥护者,政治活动的追随者。当孔子“堕三都”失败,遭到三桓的排挤,政治上失意时,仲子最理解孔子。“德治仁政”难以在鲁国实现,他劝告孔子离开鲁国,并跟随其后,开始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此时的仲子已四十六岁,孔子已五十五岁。

孔子首先选定了当时相对来讲政治上比较安定的卫国为第一目标,住在了仲子妻兄颜浊邹家里。是年冬,孔子离卫去陈,路经匡地(今河南长垣),因孔子长相似阳虎(阳虎曾扰乱过此地),而被匡人围困,子路奋戟欲与之战,孔子配以弹琴弦歌。后匡人明白了真情,方才散去。在反回卫国的路上,又遭蒲人的围攻,子路、公良孺等拼死抵抗,并与之盟誓。在卫时孔子拜见南子,企图通过她得到卫灵公的信任。此事遭到子路的批评,认为像南子这样淫乱的女人不能与之接触。晋国大夫范氏的家臣佛肸占据中牟叛变,想召孔子,孔子想去,子路劝阻。孔子以匏瓜以自解。使孔子又一次避免了大的失误。卫灵公死,太子蒯聩出逃,其子立为国君,为卫出公。仲子问孔子,假如卫国用您的话,您打算先干什么呢,孔子说,需要先正名。因为“名不正言不顺”。仲子给予了直接的批评,并说这种想法是“迂腐”之举。

公元前493年(鲁哀公元年,周敬王二十七年)六月,仲子随孔子离开卫国去陈国,途经曹国至宋,宋国司马桓魋欲加害孔子。孔子师徒只好西逃至郑国,后由郑国到达陈国。在陈国近乎四年。公元前489年,离陈去楚,在陈、蔡被乱军所围,绝粮七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孔子弦歌,仲子舞戚。摆脱围境后,跟随孔子南下负函(时为楚地)途中先后遇到隐士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仲子非常巧妙地回答了他们的责难,明确地提出“不仕无义”,“君子之仕,行其义也”的观点。明知道“德治仁政”的理想在现实行不通,但也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更不同流合污。

又经过四年的诸国奔波,理想仍难以实现,没有一个国家的君王真正愿意听从孔子的说教。孔子在无奈下,自负函又回到了卫国。在卫国,孔子的子弟有不少被卫国重用。其中最出色的就是仲子和子羔。仲子五十六岁被任命为蒲邑宰。仲子治蒲三年,认真实践孔子的教诲,实行德治仁政,兴修水利,执政为民,孔子视察后,三称其善。民感其德,仲子死后修其衣冠墓。

仲子五十九岁随孔子自卫返鲁,仍为季氏宰。孔子为鲁国国老,顾问政治。仲子因其德能,也赢得世人敬佩。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仲子六十二岁。小邾国的射将军想投奔鲁国说,只要和仲子口头约定,得到他的同意,就可以献纳句绎这塊地方来做为投靠鲁国的条件。仲子说:“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不能超越国家而树我个人”。拒绝射的请求。此时的仲子在世人眼里,已经是了不起的人物了。他的诚信已名满天下。

鉴于仲子的卓越的才能和治蒲三善的政绩,仲子又被卫国的执政者孔悝聘为平阳邑宰。公元前480年,盘居在外的太子蒯聩(孔悝的舅父)和卫国内的孔悝的母亲孔姬勾结一起,胁迫孔悝,定立盟约,迎蒯聩即位,赶走卫出公辄。仲子得知消息,为救出孔悝,平息内乱,他不听子羔劝阻,言道:“食其食者不避其难。”跃马入城,欲焚烧盟誓台,蒯聩恐惧,派手下大将石乞、狐黡与之交战。终因寡不敌众,且年过六旬,体力不支,被敌人击伤,帽缨击断,自知必死无疑,大呼“君子死而冠不免”。(君子死时也要带正帽子)。慷慨赴难,英勇就义,被敌人砍为肉泥。时年六十三岁。孔子听到后,悲痛欲绝,哀叹道:“天祝予!天祝予!(老天爷要断我!)”由于颜回和仲子在两年内接连死去,对孔子的打击太大了。第三年即公元前479年孔子也逝世了。

仲子四十岁时生长子崔。五十一岁时生次子启。仲子死后有三墓。一处在今河南濮阳,为尸骨墓;一处在河南省长垣县,为衣冠墓;一处在河南清丰县,为招魂墓。至今仍存。

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总结了前人优秀的思想成果,建立了一整套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把仁外化为礼,在仁与礼原则的指导下,形成了一系列道德准则,引导人们用这些道德去规范自己、改造自己,从而达到社会内部的和谐,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孔子伟大的人格和思想道德,吸引和影响着他的学生。在他的众多学生中仲子是他最亲密的弟子之一。仲子的美德是多方面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勇者,勇敢、勇猛也。其一,是讲的有力气,有胆量的人。《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勇士不忘丧其元。”说的是勇士重义轻生,常念战斗而死,丧其首而不顾。其二,是不怕危险和困难的精神及行为,是表达人的品质的道德规范。勇是孔子称道的六种德性(六言)之一。他说:“折而不挠,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孔子倡导道德修养和实践的勇气。他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仁者必有勇”,“战陈有队矣,而勇为本。”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勇不是一种孤立的品格和行为。勇必须中礼,否则谓之“逆”和“乱”。勇必须合义,否则为“盗”。它要求好勇者还必须具备谦虚好学、安贫守法的品德,反对不守礼义而好勇逞强的行为;主张“无勇而威,恭敬而不失於人。”勇,在古希腊雅典被列为“四主德”之一,作为城邦国保卫者的德性,是一种高尚的价值行为。

仲子勇敢的美德是在孔子的教诲下,勤学好问,加强修养的结果。仲子少年英强,有“兼人之质”(过人的力气)生性刚强,好勇尚武,神态“行行如也”,(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言“志”、谈“强”无不流露出刚强尚勇之气。为使仲子良好的天赋变为美德,孔子总是抓住时机,及时给以批评、教育,引导或鼓励。“箭原于竹而优于竹”的比喻,使仲子认识到,只有好学才能上进。“好勇而不义必然会乱和盗”的教导,使仲子的尚勇有了灵魂。“以忠为质、以仁为卫”,“勇力震世、守之以怯。”的忠告,使仲子变得谦虚谨慎。“暴虎冯河,死而不悔”的批语让仲子变得智勇双全。唯恐仲子把自己刚强尚勇,坦荡率直的个性发展到极端,会带来不良后果。孔子给予严厉警告,如若不注意就“不得其死然”(不得好死,或不得寿终正寝)。孔子真诚的教诲,造就了一代贤哲,使仲子成为勇德的典范。

仲子在孔子的学生中以勇闻名。孔子多次赞扬他“勇贤於丘”,“好勇过我”,“勇士哉”,“勇且多力”,“尚刚好勇”。乾隆皇帝御制楹联中盛赞他“三德达身修勇故不怠”。意思是讲仲子具备智、仁、勇君子之达德,其中勇更为其长;所以做起事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对仲子的美德给予高度的概括。鲁人落水勇于拯溺,并拒收谢礼;有人受到诬陷,为之借钱赎命,伸张正义。仲子做到了“见义必为,见危必拯。”两军之战,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是勇士,称得上勇悍,勇猛,勇武。拜师孔子,委质圣门,四十年不变;面对困难,从不退缩,捍卫儒道,保护孔子,使之“恶言不闻于耳”,真是忠心耿耿,忠心不二。做为臣子,国家有难,主人有危,他大义凛然,重义轻生,慷慨赴难、视死如归。 “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君子死而冠不免”。(领着人家的俸禄的人就不能逃避人家的灾难。君子即使死了也要戴好自已的帽子)。仲子真可谓忠勇、仁勇、义勇。正如明朝御史许守恩所赞:子路在圣门中以勇鸣。夫子路之勇,岂世之忿于格斗,悻悻自好者哉!世之所谓勇,血气之勇也,子路之勇乃义理之勇也。负米养亲是勇于事亲;结缨于卫是勇于事君;周旋夫子,虽患难而不忍离,是勇于从师;唯恐有闻,是勇于进道;使民有方是勇于治赋;车裘与共是勇于求仁;治蒲之善是勇于泽民。

天地间唯有勇字最为可贵。困难需要勇气才能克服,真理需要勇气才能探索,邪恶需要勇气才能惩治,正义需要勇气才能伸张,真、善、美需要勇气才得以发扬。狭路相逢勇者胜,没有勇,岂有敢;没有大勇,岂能展现大智。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路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只有在那崎曲的小道上,勇于攀登的人才能达到光辉的顶峰。毛泽东邓小平正是具有开辟新天地的实践勇气和开拓新境界的理论勇气才有新中国,才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一个人,一个困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只有具备昂扬向上的勇气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勇于进取,勇于改过,勇于献身,勇于…乃是优秀的气质、高尚的品格、浩然的正气、正义的行为、良好的美德。勇气是人生中不能没有的一种胆量。

“闻过则喜”是亚圣孟子对仲子的高度评价,也是仲子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孟子》一书中有三处谈到仲子。其一,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中: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曾子的孙子曾西非常敬佩子路,说他的爷爷曾子非常敬畏子路,他又怎能和子路相比呢。其二,也是在这一章中,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说的是子路听到人告诉他的过错感到非常高兴。禹听到善言则拜。舜有更为高尚的地方,以天下之善为善。其三,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说的是曾子和子路很注意礼义品德的修养,严于律已,表里如一,对那种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之徒非常鄙视。以上可以看出仲子在修身律己方面是多么的严格。

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讲:“养我浩然之气。”他们都是儒家修身达德的典范。仲子从一个出身寒微,勇武过人,率直尚强的少年逐步成为诚实信诺,为子至孝,善政为民,忠义仁勇的一代贤哲,其主要原因是他注意修身,勇于改过。一部《论语》中只有仲子敢于提出质疑,批评孔子;也只有仲子挨孔子的批评最多;但二者的感情最深。正是孔子的批评,点拨了仲子,提高了仲子。“闻过则喜”,一个“喜”字活现了仲子乐于闻过、勇于改过的生动形象,升华了仲子高尚的思想境界,展示了仲子美好的道德风貌。所以,孟子把他和禹、舜相提并论。朱熹等人称仲子的“闻过则喜”是“勇于自修、令名无穷,可谓百世之师矣!”

“闻过则喜”,只有胸怀坦荡者才能做到。心胸狭窄,鸡肠鼠肚之人,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做不到“闻过则喜”。

“闻过则喜”,只有是非分明的人才能做到。不知是非、不明大义,更不知其过,又怎能改过,是不能“闻过则喜”的。

“闻过则喜”,只有公而忘私的人才能做到。无欲(私心)则刚。胡锦涛同志说:“人民利益无小事。”只要对人民有利,任何缺点都可以改正。遇事先替自己谋划,私心杂念严重的人,怎么会“闻过则喜”呢?

“闻过则喜”,只有顾全大局者才能做到。极端个人主义,抱着小集团的利益不放,岂能做到“闻过则喜”?

“闻过则喜”,只有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人才能做到。一个悲观厌世,抱残守缺的人是难以做到的。只有虚怀若谷、谦虚谨慎、真正改过的君子闻过才能见喜色。

“闻过则喜”,才能做到“闻善则行”。《论语》中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他诚实守信,乐于行善,有上山缚虎、下海屠龙的传说。有护孔周游,路遇危难,首当其冲的行为。有鲁人落水,勇于拯溺的壮举。有“三善治蒲”,德惠及民的仁政。只要是善事,他都勇往直前。后人赞扬他:“允矣,圣人之徒,闻善则行,闻过则喜;大哉,夫子之勇,见危必拯,见义必为,”。

“闻过则喜”,是儒家修身养性的道德表现。人能闻过则喜,不断改进,才能进步,与时俱进,战胜自我。历代哲人、伟人都十分注意加强自身修养,不断地改造自己。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实际上是历述了自已认识能力提高过程和不断自我改造过程。鲁迅先生坦荡地告诉人们,他不光时时解剖别人,也时时解剖自己。毛主席也经常告诫我们,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周恩来讲:“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刘少奇还亲自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给我们树立了共产党员加强修养的典范。

“闻过则喜”、勇于改过、修身自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每个人进步的动力。

在孔子的思想道德中,“信”(诚实守信)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孔子看来信实不欺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也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告诫学生,要行事通达,首先要做到“忠、信、笃、敬”,。当子张问他如何提高品德修养时,他说:“主、忠、信、敬、惠”五个方面作为实现“仁德”的基本条件。孔子教育学生的内容是“文、行、忠、信”。他告诫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宗圣曾子也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可见“信”在儒家道德思想中的基础地位。

诚实守信是一个人修身待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也是治国从政的基本原则之一。作为从政者,要讲究诚实无欺。儒家一向把“修身”做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旨。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治理一个国家首先要做到认真谨慎,信诚可靠,才能得到老百姓的忠诚,才可以谈到平天下。“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为官之道,治国安邦,必须取信于民。

在孔子的学生中,仲子诚实守信是非常出名的。《论语》中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说的是子路对别人所托之事还没有办完之时,唯恐再有所托,影响一个事情的完成。《论语》中还说:“子路无宿诺”。即是说:“仲子没有不兑现的诺言,一诺千金,从不自食其言”。可见他诚信人格的高尚。由于他的诚信,百姓们也诚实待他,给他讲实话,才能使他“明察以断”,做到“片言折狱”。当时仲子的诚信可以说誉满天下,颇有“国际”影响。小邾国的射将军以献纳句绎这个地方作为礼物来投奔鲁国。他特别清楚子路的影响力,更佩服他诚信的美德,说:“如派子路和我口头约定,就可以不用盟誓了。”(指的和鲁国当政者)。季康子委派子路去,子路推辞,又派冉求对子路说:“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即鲁国)人家对它的盟誓不相信,反而相信你的话,你怎么推辞呢!这难道有什么屈辱吗”?子路回答说:“如果鲁国和邾国发生战争,我不敢询问曲直而战死在城下,毫无遗憾。他(指射)不尽臣之道反而使他的话得以实现,这是把他的不尽臣道当成正义了,我不能这样办,”。可见,仲子不是毫无原则地遵守信用,不贪图虚名,是以“义”为前提的。正如孔子所提倡的,只有合乎道义的诺言才能遵守,才有价值。

仲子的诚信还表现在对孔子的尊敬和对儒学的笃信上。从十九岁委质圣门,直至“结缨遇难”,四十年如一日,跟随其师捍卫圣道,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不动摇,象孔子一样,“笃信好学,死守善道”。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就毫不足取了。正是这种诚信的美德坚定的信念,才使仲子成为一代贤哲。他四科从政、治赋其才,善政为民。子贡称赞他说:“不畏强御,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子之行也。”意思是说仲子不畏强暴,不欺弱者,言语反映了他率直的性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有军事天才。他在蒲邑(今河南长垣)担任邑宰,通过三年的努力,使一个混乱复杂的蒲地得以大治,受到了孔子“三称其善”的美誉。说他做到了“恭敬以信矣”,“忠信以宽矣”,“明察以断矣。”

仲子体现出来的“诚实守信”的儒家思想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美德。当前我们更应该发扬光大。新时期,我国已经把诚实守信做为公民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一,诚信是社会关系的表征。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团体、一个政府、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要生存要发展必须讲诚信。

每个人能来到世间都因父母所生养。父母是第一保护人和监护人,孝敬父母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孝”是伦理道德中最重要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维系着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的稳定。它也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基本标准。“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人类社会的永久美德。

仲子孝行是闻名于世的。濮阳仲夫子祠里卫公坊上镌刻着对他的赞词:左边是“至孝”,右边为“善政。”后人称他为“碧血千秋泪、白华一代春。”(白华专指孝子的洁白)。
仲子的孝行在以下几个方面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

其一,他主张对待父母重在敬养。《仲里志》记载他有一句名言:“祭之丰不如养之薄。”意思是父母死后祭祀丰隆,还不如活着的时候给以应有的敬养。这里着重强调生前的敬养。对父母活养死葬,要重在活养。活着不能敬养,死后祭祀的丰隆又有何意义呢!是为父母呢?还是为自己呢?

其二,他主张要及时行孝。尽孝是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孔子家语》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子路见孔子说:“背着重东西,又走远路,不可能找安逸的地方休息;家境贫寒,父母年迈,也不可能等拿到高俸禄才去做官。“二十四孝”记叙:从前,我侍奉双亲时,经常吃着野菜到百里之外为双亲背米。二老去世后,南游于楚国,跟随我的车子有上百辆,积存的谷物有上万担,铺着华丽的坐垫,摆着丰盛的宴席,再想吃着野菜为双亲百里负米已经不可能了。系在绳索上的干鱼,还能有多长时间不被蛀蚀呢?二老双亲的寿命真如白驹过隙。”孔子赞扬说:“仲由事亲可算得上生事尽力,死事尽思啊。”

其三,他主张丧事从简,量力而行,重在对父母恩德的思念。《礼记》中见有记述。子路说:“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礼仪不过是一种形式,不要过分显示,能表达对父母的敬仰和悲哀之情就可以。至于形式,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而定。有的人对父母在世时既做不到身敬,也做不到色悦,更做不到辞顺。(身敬、色悦、辞顺是指对父母要在行动上尊敬,态度面色上要和悦,言辞说话要顺从)。父母死后却礼仪繁多、大操大办、祭礼丰隆。这难道是真的对父母寄托着尊敬和哀思吗?

仲子的孝行不同于《教经》中某些人的愚蠢行为,更不同于封建宗法制度下极端不合乎人情的做法,他的孝行合乎情理,发人深省。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更应该把孝这一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对父母在经济上能供养,在生活上给予照料,在精神上给予慰藉,在权益上给予尊重。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然经历,有老有少才谓之家庭。孩子是希望,老人是归宿。不能只照顾孩子,冷落了老人;对病中的老人要给以陪护,更不能嫌脏,要尊重老年人再婚的自由和权益。老年是人生旅途中重要的一段。家家有老人,人人会变老。“天地怜幽草、人间重晚情”。愿尊老、敬老蔚然成风,社会更加祥和文明。

善政为民是仲子美德中突出的一点。仲子有从政的天赋和才能,人称“治赋其才”。《论语》中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是孔子从四个方面来评价较为突出的弟子。仲子位列十哲,四科从政,擅长政事。

仲子素有大志,志在报国,从政为民。《论语》中四子言志(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之时,仲子率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意思是说,具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外有强敌威胁,内有饥馑的灾难,如果让我来治理,最多三年,面貌大变,使人民鼓起勇气,增强信心,遵纪守法,生活富裕。

治蒲三年,实行的是德治仁政,表现了仲子“善政为民”的美德。他经孔子推荐,被卫国聘为蒲邑宰(今河南省长垣县县令),上任前去拜见孔子,孔子问道:“蒲地的情况怎么样?”仲子说:“蒲地多有刁悍之徒,难以治理。”孔子说:“是的。但是,我告诉你,恭谨谦敬可以震慑刁悍的人;宽容公正可以安抚强暴的人;慈爱宽恕可以感化陷入绝境的人;教育和惩办相结合可以抑制奸邪的人。像这样坚持下去,正气就可以树起来了。”仲子照此奋斗三年,蒲邑大治,百姓乐业。孔子路过那里,进入边境称赞说:“好哇,(善哉)仲由做到恭敬诚信了。”进到城里又说:“好哇(善哉)仲由做到了忠实宽厚了。”到了办公庭堂又称赞:“好哇(善哉)仲由做到了明察以断了。”

子贡牵着孔子的马缰绳问道:“您老人家还没有见到仲由的政绩就三次称赞他,这其中的原因能说给我听吗?”孔子回答说:“我已经见到他的政绩了。入其境看到田地都经过修整了,地里的杂草都锄掉了,还深挖了里面的沟渠,这表明因为他谦虚敬诚,百姓才为之尽力;进其城,看到房屋整齐坚固,树木茂盛,井然有序。这表明他忠诚宽厚,所以百姓不怠惰不偷懒;进入他的官署,里边很安静,手下人听从命令,各司其职,表明他明察以断,所以政局很稳。由此看来我虽然三称其善,岂能全部概括他的美德和政绩呢。”

在这里孔子看到了自己德治仁政的理想得以实现,怎么能不为之高兴呢?长垣紧靠黄河,好闹水灾,他多次兴修水利,筑堤修渠,为民造福。《长垣县志》有关于他“为水备”的记载。后人称他为“河内公”,是一位水利专家。现长垣县城北二里许有长约五十里的引黄灌溉渠,名字叫“文明渠”,就是两千五百年前仲子首先开挖的。史书上记载,有一次连降暴雨,洪涝将至,如不及时预防,必然成灾。危急关头,仲子来不及请示报告,就身先士卒,率众筑堤,并拿出自己的俸禄,对民工每人补给“一箪食,一壶浆。”

执政为民,民不忘怀。仲子结缨遇难后,民感其德惠,得其衣冠而葬之,称为衣冠墓,在今长垣县城东二里许的岳庄村。至今仍在仲子忌日给以社祭和戏祭。在当地百姓中流传着很多有关仲子的神话和美丽的传说。明朝的长垣县令胡宥以仲子为榜样,勤政爱民,写有“退思铭”,碑刻现保存在县文管所。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长垣县人民更没有忘记仲子,他们把繁华兴盛的商业街命名为“三善街”,并在街道中央塑起了仲子的站像:一手按剑,一手持卷,风流儒雅,神态安祥。长垣县历史上出了不少高官,但唯独仲子享此殊荣。

根据仲子逞强好勇的特点,孔子专门给予教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即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这才是求得知识的道理。仲子严格遵循孔子的教道,勤学好问,不懂就问。多问、敢问,是仲子的一大特点。

一部《论语》中有四十条语录谈到仲子,其中有十三条是讲的仲子的“问”,诸子百家中有一百五十处提到仲子,其中有三十三处是讲的仲子的“问”。在向孔子的提问中,有上门求教当面问难。如问政、问士、问成人、问事君、问勇、问君子、问强、问治蒲之策、问治国、问事鬼神等。孔子针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使仲子拨云见日,认识大进。

仲子不光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孔子领着学生们去太庙参观,见到有一欹器(也叫宥器,放在国君坐位的右边)。孔子让仲子往里注水演示,此物空时斜着,水注到中间时立正,注满时就倾覆。孔子以此来教育学生,不要骄傲自满,否则就会走向反面,遭到失败。其余学生默不作声。唯独仲子又进一步地提出:“敢问持满有道乎”(冒昧得请问,有没有满了而不至于倾覆的方法吗?)这里实际上是谈的事业能不能始终保持辉煌的问题,敢不敢为天下先的问题。孔子辩证地阐述了他的中庸之道。说:“聪明睿智要保持忠厚的品德;功盖天下要保持谦虚的精神,勇力震世要保持怯懦的姿态;富甲天下要保持悯恤的胸怀。在胜利面前只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能继续前进。”孔子的回答使仲子的认识提高一个层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是个老老实实的东西,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虚。”勤学中必然有疑难。好问才能释疑,才能提高。多问、不懂就问,不光是一种求知的方法,同时也反映一个人的宽广的胸怀和谦虚的美德。“不耻下问”的“下”,不能只解释“不如自己的人”,应主要是指自己谦卑的态度,不把求问于人视为卑下。一个人只有谦虚好学,不耻下问才能提高自己,不断进步。

仲子做起事来也是务实求真,着重实际,讲究实效。这里举二个例子:其一,子路做季氏的家臣时,一次季氏举行祭祀活动,从早忙到晚,夜里还要点上蜡烛,夜以继日。几天下来,参加祭祀的人虽然表面上强装有力,而且也有肃敬之心,但疲惫不堪。主持人甚至斜歪着身子理事,这是大为不敬的。后来,子路负责祭祀,他让室内祭祀在内室门口交接祭品,厅堂里的祭祀则在堂前的台阶上交接祭品。天亮开始祭祀,日落时就结束了。孔子听说后说:“从这件事来看,谁说仲由不懂礼仪呢?”其二,仲子任长垣县令时,因洪涝将至,为了保证百姓的安全,来不及请示,就身先士卒,率众筑堤,并拿出自己的俸禄,补济民工,使百姓免受其难,他冒着丢官的危险首先考虑的是百姓的利益。如果等请示批下来再干,洪涝已形成灾害,损失已经造成,这种请示又有何用?正是这种务实求真的精神,才使仲子给长垣人民办了不少好事,才赢得长垣人民的爱戴,才赢得长垣人民的永久怀念。毛主席说,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邓小平说,我们所做的一切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为标准;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也是一切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最近胡锦涛强调:“人民利益无小事。”聆听领袖的教诲,追思先贤的美德,岂不更激发我们报国为民之情吗?

仲子从十九岁拜师孔子,委质圣门。所谓“委质”,就是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孔子。从此,四十年追随孔子,保卫孔子。孔子说:“吾自得由,恶言不闻于耳。”有一次孔子非常严厉地批评他,说他如不改正缺点“岂能保七尺之身哉!”他竟然痛悔自责,闭门思过,七日不食,以至骨立(瘦得皮包骨头)。对孔子的批评,他闻过则改,对孔子的教诲,他竭力实践,对孔子崇拜,忠贞不二。但仲子做到了尊敬而不迷信,忠贞而敢犯颜。这是仲子的又一突出美德。一部《论语》之所以流传后世,一个是它的思想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真实性。它比较如实地记述了孔子和他弟子们的言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为圣贤,也难免有过。在圣人面前,在伟人面前,我们往往神化迷信,追求其形象的完善,这是非常错误而且非常有害的。子路则不然。

“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孔子想通过南子而得到卫国灵公的信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仲子认为,南子虽得到灵公的宠爱,但妖冶淫乱,和她接触有什么用呢?会有损于孔子的形象。实践证明仲子的判断是正确的。孔子担任大司冦,摄行相事后非常高兴,有点得意忘形,仲子马上向孔子说:“我听说君子遇祸要冷静,好事来了不喜形于色。今天老师得到了高位,表现得这样明显干什么?”提醒孔子注意自己的形象。孔子的旧友原壤,其母死,不光不悲哀,而且还吟唱低俗的曲子,孔子却赠其椁。仲子说:“老师您怎能把自己降低到这种程度,太不值得了。”看来,仲子认为有损于老师的形象,或者认为孔子行为有不当的地方,他都直言不讳,提醒孔子。

佛肸在中牟叛变,公山不狃在费邑叛变,都想借用孔子的威望和才能而用之。孔子用世心切,有应邀之意。但均遭到仲子的坚决反对和阻止。《论语》中非常真实而形象地记载了这两则故事。其一:“公山不狃以费畔(同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悦)曰:‘未之也已(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前一个之为助词,后一个之字为动词,作去,往讲)。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召我的人,难道会让我白跑一趟吗?)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有人用我,我不就在东方复兴周礼吗?)。其二: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晋国的中牟宰佛肸叫孔子去他那里,孔子想去,子路说:“以前我曾听老师说过:‘亲身做坏事的人,君子是不会入他一伙的。'佛肸据守中牟叛乱,您却去那里,这怎么解释呢?”孔子说:“对,我是说过这些话,但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坏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个匏瓜吗?怎能只挂在那里不能给人吃呢?’)”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孔子的“欲往之”都是不对的,依附叛臣能恢复周礼吗?真的与叛臣为伍,能保其“白乎”?能持其“坚乎”?能称为“圣乎”?人犯错都在一念之差,关键时候有人提醒非常重要。仲子在关键时刻,在关键问题上如此真诚地对待孔子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他爱其师,尊其师,但更敬其道。

当仲子问孔子,卫君等老师去执政,那您首先要干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一定要正名份)。仲子立即给以批评说他“迂”(迂阔,教条主义)。尽管孔子阐述了关于“名正言顺”的一连串道理,但在当时来讲,不光时代不允许,即使在卫国也难以做到。就卫灵公、蒯聩、辄祖孙三代来讲,卫灵公赶跑了自己的儿子蒯聩,让孙子继承王位。蒯聩又想夺回儿子的王位。“春秋无义战”,父子争位本身就是一笔糊涂帐,怎么正名份?能正吗?尽管孔子骂仲子“野”,实践证明还是仲子说得对。

仲子在真理面前,当仁不让,据理力争,哪怕翻脸也坚持不变。仲子治蒲之时,洪涝将至,仲子没有来得及请示,就率众筑堤,并给民工每人补给“一箪食,一壶浆”。当孔子派子贡去阻止并拆毁其设备时,仲子扔下工具,即刻去当面责问孔子:“您教育我们要实行仁政,我为百姓办好事,您为什么要阻拦呢。”虽然孔子从爱护仲子的角度,发了一番要尊敬上级的议论,但不管到任何时候,仲子的行为都要受到赞扬。仲子为季氏的总管,其才深得季氏的赏识,而且有相当的威信和权力。于是想推荐子羔(即高柴)为费邑宰。孔子却坚持反对,认为这是误人子弟,还要再读书,读好书才能去。仲子据理力争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即有百姓,有工作,这难道不是学习吗?有的人以此说仲子不爱读书。实在是认识偏颇。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书本知识,一种是实践知识。人们往往不是学好了再干,而是在干中学,边干边学。列宁曾经说过,实践高于理论,因为实践不只有普遍性而且直接会产生物质成果。仲子在这里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仲子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子羔担任了费宰,而且干得很出色。孔子骂仲子是“恶夫佞者”,指责仲子是强词夺理,但仲子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正确做法。

《论语》中,只有仲子挨孔子的批评最多,也只有仲子敢批评孔子。清朝户部尚书戴明说(yūe)说:孔门弟子,其受教不违回答如响,莫如颜子,其次莫如端木子贡。孔子曰:“可”,颜氏、端木氏亦曰:“可”。孔子曰:“否”,颜氏、端木氏亦曰:“否”。至仲子则不然,孔子曰:“可”,仲氏或曰:“不可”;孔子曰:“不可”,仲氏或曰:“可”。心有所疑,境有所滞,则怫然(生气的样子)见于辞色而敢以圣人为非,是犯颜强项而不肯面从。比如国为诤臣(敢于直言的忠臣)。其刚心猛气,有理无欲,于疑似危微之芥,勇以断之而已!至其操躬履行,无有微愆。

圣门高弟三千士,独立刚强第一人。仲子以他的兼人之力、勇敢的行为护卫着孔子,以他“可犯之不可欺之”的忠贞,指出孔子的失误。是仲子诚信认真地去实践着孔子的教诲。是孔子渊博的知识启迪了仲子。共同的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质,崇高的思想境界,不朽的人生价值,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真正的友谊,什么叫真正的关心和爱护。

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的过程中,用儒家思想教育学生;学生们又各以自己的才能弘扬、丰富着孔子的学说。研究孔子必须研究他的弟子,特别是几个重要弟子。仲子是他最得力的弟子之一,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仲子的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孔子的思想概括起来一个为“礼”,一个为“仁”。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德治仁政”。也就是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实行仁德管理,执政者讲仁德,上下左右之间讲礼、讲仁、和睦相处,整个社会和谐一致。孔子为此奋斗了一生。任乘田,当委吏,宰中都,都以仁德善政造福一方,使百姓欢悦。任大司寇摄行相事三年,夹谷会盟使鲁国威势大振,“堕三都”加强了公室。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才华。周游列国求仕布道,皆是为了实现其“德治仁政”的政治抱负。自己不行了,也要推荐其弟子去从政。即使今世不行了,也把其理想的实现寄托于未来和后人。仲子是他的学生,“四十年追随不倦”,充分说明了仲子遵道、卫道的坚定性。年轻时由于受这一思想影响较大,几乎每次谈到理想和志向时,都非常坦率地说出自己如何以德治国,以仁服民,执政为众的理想。最为突出的是“四子言志。”孔子让四位弟子各述其志时,仲子首先发言。千乘治赋,志在报国,执政为民,理想何其远大。再看他三年治蒲,做到了“恭敬以信”、“忠信以宽”、“明察以断”,得到孔子“三善”的称誉,这不正是德治仁政思想的实践吗?

这一点,他的认识和孔子非常一致。仲子四科从政、从政惟优、治赋其才,从政是他的强项。仲子历来也认为从政、为官是他的长处。仲子从他自身的条件出发,认为实现“德治仁政”理想的最好途径是“入仕”。知识分子(士),要首先取得一定官位(仕)掌握一定的权力,然后才能凭借自己的才能,良好的品德,为国效力,为民造福。在《论语·微子》中他针对荷蓧丈人的非难,感慨地说:“不出来做官是不对的。长幼之间的礼节都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义务,又怎能废弃呢?光想自己一身洁白,却破坏了最大的伦常。君子出来做官,是实行应尽的义务。至于我们的主张行不通,那是早就知道的了”。“不仕无义”,“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反映出仲子“入仕治世”的良好动机,也是实现其理想的有效途径。仲子在孔子的学生中是积极入仕的光辉典范。仲子也正是通过从政才展现其人生的价值。早年做季氏家臣、总管,显示了他的管理才能。充当孔子“堕三都”的前线总指挥表现了他的政治魄力。“三善治蒲”更看出他的治世能力。

德治仁政和入仕治世的思想是孔子及其学生的共同思想,但在仲子身上表现最为突出。

“德治仁政”的思想,两千多年来只是被人们当作理想,即使在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也没有真正实行过。在封建专制下,道德和法律是用来约束百姓的,对最高统治者不起作用。当权力和道德发生矛盾时,他们选择的是权力。所谓德治仁政只是一种理想,是被封建统治者用来愚弄人民的工具。“入仕治世”是儒家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鼓舞了历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唐朝以后,开科举选官吏,把知识分子吸引到求仕做官的道路上。但后来变成“八股”形式。把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行为,只局限在求仕做官一条道上。似乎人生的价值,只有做官才能实现,于是产生了严重的官本位主义,忽视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哪一行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入仕治世”,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给社会也带来消极的影响。

仲子有“兼人之质”,从小就恃强尚武。《史记》说他“冠雄鸡,佩猳豚,凌暴孔子。”被孔子收为学生后,在与孔子的对话中多次流露出以勇报国的思想。有一次仲子、颜回和子贡跟随孔子去农山游玩。孔子说:“在这儿思想放松,可以自由地想象。你们可以各自说出自己的志向,我将从中选出满意的。”仲子立即向前说到:“我愿意用白如月亮和红似太阳的羽箭,使钟鼓之声上震于天,彩旗缤纷挥舞于地,我一马当先率领一支人马冲锋在前,必能掠地千里,拔取敌人的大旗,手提敌人的耳朵而凯旋。这样的事只有我才能办到。可以让他俩跟随我。”孔子赞道:“勇敢啊。”看来仲子颇有军事帅才,带兵打仗,治军报国是其所长,在当时春秋各国中也颇有名气。《史记》上说楚国的宰相子西当面向楚王说:“国王的将帅有跟上子路的吗?”楚王回答“没有”。《荀子·大略》上记载,晋人欲伐卫,畏子路,不敢过蒲。孔子说他:“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孔子与门人习射于矍相之圃。孔子让其发号施令,他指挥若定,效果良好,得到孔子的赞扬:“能用命矣”。充分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

仲子的确有军事天才,有勇武报国的大志,但由于跟随了孔子,受到孔子的影响,勇武报国的思想逐渐被德治仁政的思想所代替。勇武报国的大志也未得到伸展。

性格是人格的重要部分,是指人的态度和行为方面较稳定的心理特征。表现为某一人区别于他人的先天的特点。“气质学说”把人分成四种类型:性情沉静而动作迟缓的粘液质,性格活泼动作机灵的多血质,性情急躁动作迅猛的胆汁质,感情脆弱动作迟钝的抑郁质。看来仲子是属于胆汁质一类,“九岁,与乡儿戏,英强异常,乡人奇之”。《论语》中多次提到他有兼人之质(过人的胆量和体力)。

仲子的这种气质表现,在孔子的学生中最为鲜明。面对老师的提问,每次都是首先发言。遇到认为不合理或不明白的问题,立即说出来。认为该干的事就立即去办。给人的印象是“行行如也”(刚强的样子)。一部《论语》生动地再现了仲子在喜怒哀乐中的个性特点。乾隆皇帝说他“三德达身修勇故不怠,四科从政事果则无难”。勇敢、果断是他的性格特点。

人的性格在生理素质的基础上,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由于具体的生活道路不同,每个人的性格有不同的特征。仲子的兼人之质的生理特长,恃强好武的行为特点,急躁冒进的脾气,如果得不到孔子的教导,依性所为,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草莽英雄。正是他投入了孔子门下,跟随孔子,在漫长而艰苦的岁月中才逐步改变“野性”,充分发挥性格的特长,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在历史上留下美好的名声。

概括起来仲子的个性应为刚强、尚勇、爽直。这三点突出的表现在仲子一生的行为中,形成了鲜明的性格特点。

后人评论说他是“圣门高弟三千士、独立刚强第一人”。仲子的刚强特点表现在各个方面,首先表现为刚毅,任何时侯没有懦弱的行为,即使从表面气质上也是“行行如也”(即刚强的样子),其次表现为刚劲。任何时候都表现出坚强的意志。这一点孔子都视为楷模。当意志不坚,情绪低落时让子路陪伴,以激起自己的勇气。第三表现为刚强。在强敌面前,在困难面前,他都是“主战派”,从不表示怯懦。第四表现为刚正、正直。从不昧着良心说话。第五表现为刚直,刚正不阿。从不阿谀奉承,包括最敬重的老师,也敢于当面指责。第六表现为刚烈。有气节,“敝衣緼袍与狐貉者立”,表现了穷且意坚的凌凌骨气。结缨遇难,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表现了“士”之高尚的气节。仲子的一生,的确充满了阳刚之气。在他身上充满了朝气、志气、勇气、正气。后人赞许他“气凌今古、志隘乾坤”,以至于有“圣门所畏”的美誉。

英勇是仲子个性的又一个特点。仲子先天的“兼人之质”,德治仁政的思想意识,优秀的传统美德,造就了他英勇的个性。少年英强,乡人奇之。青年时期,有与虎搏击拔虎尾的传说;有人落水,他勇于拯溺,救人生命。在孔子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之中,每遇艰难困苦,仲子总是冲锋在前,首当其冲。为此,孔子多次赞扬他:“勇哉”,“好勇过我”,“丘不如也”。跟随孔子,勇堕三都,充当前线指挥。在周游列国中,他是卫队长,捍卫圣道,保护老师,使孔子“恶言不闻于耳”。雍正皇帝称他为“勇行贻范”、“圣道干城”。面对蒲邑的困难局面,他勇敢前行,以自己的德威取信于群众。他“不侮矜寡”,不以强凌弱。但在强敌面前,在邪恶面前,从不示弱。但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从不遮掩、从不文过饰非。对孔子的批评诚恳接受,而且坚决改正。有一次得到孔子的批评后,“闭门思过,几日不食,以至于骨立”(消瘦得狠)。闻过则喜,勇于改过。既是仲子品德又是他的性格特点。对人严,对已宽,不是英雄,欺软怕硬不算好汉;严于律已,惩治邪恶,善诚待人,才是真正的英勇。

第三个性格特征即是率直。这个率直,最令人可亲可敬。心底无私才能做到率直,正直公道才能对人率直。率直是一种美德,是一种气质,是一种大器。仲子在老师面前,每次都首先发言,直抒胸怀,那怕是受到嘲笑和批评。当孔子急于用世走“曲线救国”之路时,仲子敢于直谏,加以阻止,避免了孔子大节上的失误。孔子虽然一时难堪,但还是接受了仲子的意见。仲子虽然得到孔子“野哉”的怒斥,但更展示了他的忠诚和人格的魅力。有人不考虑事件的环境和语言背景,把仲子的性格归结为“粗野”。实在是失之偏颇。我翻遍《论语》和其他典籍,还未见仲子粗野的表现。敢于直言,当仁不让,这不叫粗野。粗野是一种表现行为,不是性格特点。他对自已的老师,对自已的同学,对待自已的朋友,对待自己的属下是多么的坦诚直爽啊!即使有初次见面“凌暴孔子”的行为,也不能把仲子的性格概括为“粗野”。

仲子刚强,英勇,率直的性格正是在孔子的教育下,经过自己的艰苦修养,在漫长的人生磨难中才形成了自己一系列的美德,使之成为一代先贤。仲子的事绩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具有良好的的天资,还要有良好的教育和个人艰苦的努力,并符合时代的需要才能成为人才。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仲子刚强、勇敢、率直是他性格的主要方面,但另方面他还有只知前进不知退却,只知勇不知怯,只知刚不知柔的另一方面。孔子在与仲子四十多年的交往中深知其人性。《论语》和其他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孔子根据仲子的性格因材施教的生动故事。山难改性难易。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卫国内乱,主人被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君子死而冠不免”,这种思想和行为值得赞扬。但是不顾寡不敌众,环境不利的条件,冒险行事,终遭杀身之祸,实在令人叹惜。单枪匹马的行为和结缨遇难的下场正是仲子性格的另一方面必然结果。我们应引以为鉴。

仲子小孔子九岁,早孔子一年去世。曾经教过学生,没有留下著作。他在孔子的早期子弟中是出类拔萃的,在晚期年轻的弟子中是极受尊敬的。他的美德表现在很多方面,他的忠、他的义、他的仁、他的勇、他的信、他的孝,特别是他对孔子及儒学的捍卫之功是无人可比的。这就奠定了他在儒家和孔门弟子中的崇高地位,因而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仲子十九岁委质圣门,直到六十三岁结缨遇难。四十余年追随孔子,几乎在孔子的每一重要政治活动中都有仲子参与,有孔子必有仲子。在孔子的生平事绩中有五十多处涉及到仲子。可见,仲子对孔子是多么的重要。孔子高度评价仲子。“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这句话充分肯定了仲子崇儒卫道之功。孔子多次称赞仲子:“由之勇贤于丘”,“勇人也,丘弗如也”,“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由也果”,“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对其治蒲之绩说,虽“三称其善,庸尽其美乎”。当思想最苦闷,设想远渡大海也要实现抱负时,孔子认为只有仲子能够跟随。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孔子是一个谦虚好学的人。他气血不畅,精神不振时,就让仲由来侍奉他。孔子说:“周文王得到四个贤明能干的臣子,我孔丘得到四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得颜回,使弟子们对我更加亲切,这不就是远相亲附吗?我得子贡使远方的士子们都到这里来,这不可以供我驱使吗?我得子张,可以增光前代,造福后代,这不是我的左右吗?我得仲由,恶言恶语再也听不到了,这不是可以御侮吗?所以周文王有四臣,能免于各种灾祸;我孔丘得到四个朋友也可以御侮”。在孔子的学生中,仲子最敢说真话,和孔子相互辩难。孔子把仲子当做“四友”之一。

当时的仲子在鲁国和春秋各国享有盛誉,子贡评价仲子说:“对待平民百姓,忘我地为他们干事,不惧怕权贵横暴,不欺侮鳏寡孤独的人,按着自己的性格说话,没有任何虚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的才干最适应于治军,这就是他的德才啊”。战国时的平原君与子高饮酒,强劝子高喝酒说:“过去有流传下来的谚语:‘尧舜能饮千盅,孔子能饮百觚,子路咋咋嘴就能饮十榼’,古代的圣贤没有不饮酒的。”当时的人们把他与圣人一起神化了。列国之中,有的争聘他,有的惧怕他,有的仰慕他。孔子的弟子敬畏他。

在古代典籍中有六十余种书或多或少地记载了他的言行,《论语》中牵扯到仲子的就四十一处,和其他弟子相比是仅有的。一个个性突出,形象鲜明的仲子呼之欲出。《孟子》一书中记载了孟子对子路“闻过则喜”的评赞,把他和舜禹同列。《史记》弟子列传中对仲子给予重点介绍,着墨较多。后世儒家对仲子的美德大加褒奖,朱熹称仲子为“百世之师”。历代文人或瞻仰庙宇,或凭吊坟墓,或参观遗存,都留有诗词赞颂,文章咏叹。仅安南国(越南)使乘船北上,朝拜清廷,路过仲浅谒拜仲庙,就先后留下四十九首诗。无不表达了对仲子的钦佩之情。清初,官拜内阁中书,在文坛上负有盛名的顾彩为仲庙撰写了一副对联:“治赋其才,升堂其德,七十国追随无倦,长为至圣之干诚,先游夏而列贤科,有自来矣;负米是孝,结缨是忠,二千年俎豆常新,允作帝王之师表,并颜曾而膺世爵,不亦宜乎”。对仲子的德才、地位和影响概括得多么好啊!

历代王朝对仲子也褒奖有加。仲子被誉为十哲之一。其塑像得配大成殿。从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开始,历代皇帝祭拜孔子,仲子得以陪祀。从清朝顺治皇帝起,帝王只要亲自到太学或曲阜祭孔,就诏取衍圣公率颜、曾、孟、仲圣贤的嫡裔大宗子参加陪祀。

专门祭祀仲子的庙宇有两处:一处在山东微山县仲浅村仲氏故里。一处在山东省泗水县仲子故里。

封建皇帝为教育臣民更好地效忠封建王朝,也极力彰显仲子美德。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皇帝派遣尚书左丞陈尧叟,专程致祭仲子,赞扬仲子说:“猗欤鲁哲,义勇无俦。独立不惧,从政惟优。钦属仁圣,敕封介邱。褒贤进号,载显英猷”。宋高宗御制赞中赞扬仲子:“升堂惟先,千乘惟权。凌暴知非,委质可贤。折狱言简,结缨礼全。恶言不耳,仲尼赖焉”。清康熙皇帝给仲庙御制“圣门之哲”匾额;清雍正皇帝送仲府“勇行贻范”和“圣道干城”御匾。乾隆皇帝亲笔御联:“三德达身修勇故不怠,四科从政事果则无难”,至今仍挂在仲浅仲庙内。

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仲子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唐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仲子被列为“十哲”之一;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仲子为卫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仲子为河内公。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诏定孔子冕服九旒九章,仲子冕服七旒七章。宋徽宗时,孔子被称为素王(德能该为天子而没有当上天子的人)冕十二旒,服十二章,仲子则冕九旒,服九章。除天子外,最高的冕服等级就是九旒九章了。南宋度宗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进封仲子为卫公。明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尊仲子为先贤。清代对仲子格外推崇,被尊为卫圣。

从仲子文化遗存也可看出仲子对后世的影响之大。仲子生于鲁、仕于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晚年被聘于卫国,遇难于卫国,足迹遍布中原,留有大量遗跡。仲子故里在今山东省平邑县仲村镇,那里的人们至今把仲子当神来祭典。在今河南和山东省交界处的“子路堤”,也叫御水堤,就是仲子跟随孔子自齐返鲁,突然遭遇洪涝,仲子率领民众,筑起的长堤。两千多年来,人们为纪念仲子,仍叫“子路堤”,原归范县,现归莘县。原建有仲子庙,郑板桥亲笔题匾。现黄河御水堤“金堤”(堤名)上仍有仲子庙闸。今河南省长垣县志上记载仲子在长垣(蒲邑)时“有水备”。在河南濮阳市内,仲子墓被修葺一新,成为人们凭吊仲子的地方。仲子读书处在今山东省东平湖西青龙山北斑鸠镇子路村中。《东平县志》专有记载。仲子遗迹四十余处,每一处都留有仲子动人的故事和美好的传说。这在孔子的子弟中也是仅有的。

由于仲子崇高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仲子的后裔也逐步显赫起来。从明末,仲子嫡裔(即仲氏大宗子)和颜、曾、孟子的嫡裔一样享受“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的赐封,赐与府弟,赏与祭田,享受皇家给予的一切优抚和特权。颜、曾、孟、仲并显于世。

随着对孔子和儒家研究的广泛和深入,对孔门弟子的研究也逐渐得到重视。由于仲子对孔子和儒家的杰出贡献,由于他在忠、义、仁、勇、孝、信等传统美德中多方面的突出表现,在人们心目中仲子的形象愈加鲜明、高大。日本研究孔子的专家就把仲子排在了孔子诸弟子中的第一位。
仲子行年简表:

一岁,己未,周景王三年,鲁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农历九月初七日,仲子降生。因其母临产前梦熊入怀,取名由,字子路(熊的别名),又字季路(原因为季氏家臣而得名)。

二岁,庚申,周景王四年,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

三岁,辛酉,周景王五年,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

四岁,壬戌,周景王六年,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

五岁,癸亥,周景王七年,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

六岁,甲子,周景王八年,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

七岁,乙丑,周景王九年,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

八岁,丙寅,周景王十年,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

九岁,丁卯,周景王十一年,鲁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

十岁,戊辰,周景王十二年,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

十一岁,己巳,周景王十三年,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

十二岁,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

十三岁,辛未,周景王十五年,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

十四岁,壬申,周景王十六年,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

十五岁,癸酉,周景王十七年,鲁昭公十四年(公元前528年)。

十六岁,甲戌,周景王十八年,鲁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

十七岁,乙亥,周景王十九年,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

十八岁,丙子,周景王二十年,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家贫,好武尚义,有兼人之质。为民除害,有搏虎屠龙的传说。

十九岁,丁丑,周景王二十一年,鲁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因门人为孔子弟子,委质圣门。

二十岁,戊寅,周景王二十二年,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

二十一岁,己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

二十二岁,庚辰,周景王二十四年,鲁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娶妻颜氏乃卫国贤大夫颜浊邹之妹。

二十三岁,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从孔子在齐国,周景王崩,周敬王立。

二十四岁,壬午,周敬王元年,鲁昭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19年),从孔子在齐。

二十五岁,癸未,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

二十六岁,甲申,周敬王三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昭公出奔齐国,随孔子去齐。

二十七岁,乙酉,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

二十八岁,丙戌,周敬王五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从孔在齐闻韶乐。

二十九岁,丁亥,周敬王六年,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随孔子自齐返鲁。

三十岁,戊子,周敬王七年,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家贫,常负米百里养亲,乡人称孝。

三十一岁,己丑,周敬王八年,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父凫卒,哀痛绝食不寝者数日,乡人哀怜之。

三十二岁,庚寅,周敬王九年,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迎母养于鲁。

三十三岁,辛卯,周敬王十年,鲁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母宋氏卒,哀极,颜色憔悴,几乎不起,其母归葬鲁卞城南与父合葬。鲁昭公薨于乾候。

三十四岁,壬辰,周敬王十一年,鲁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阳虎乱政,从孔子退修诗书。

三十五岁,癸巳,周敬王十二年,鲁定公二年(公元前508年)。

三十六岁,甲午,周敬王十三年,鲁定公三年(公元前507年)。

三十七岁,乙未,周敬王十四年,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

三十八岁,丙申,周敬王十五年,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随孔子观鲁桓公庙欹器,问“持满有道乎”?孔子为中都宰。

三十九岁,丁酉,周敬王十六年,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孔子为中都宰,仲子从之。

四十岁,戊戌,周敬王十七年,鲁定公七年(公元前503年)孔子为鲁司寇,仲子从之,生长子崔。

四十一岁,己亥,周敬王十八年,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公山不狃以费邑叛,召孔子,孔子欲往,仲子阻谏之,孔子有“为东周”语。

四十二岁,庚子,周敬王十九年,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孔子为大司寇,诛少正卯。仲子从焉。

四十三岁,辛丑,周敬王二十年,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摄相事,随孔子保定公会齐侯于夹谷。

四十四岁,壬寅,周敬王二十一年,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

四十五岁,癸卯,周敬王二十二年,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为季氏宰,齐人以美女宝马赂定公。“堕三都”未果,从孔子去鲁适卫,周游列国。

四十六岁,甲辰,周敬王二十三年,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从孔子在卫,已而去卫适曹,适宋,又适陈。过匡,匡人围之,仲子怒起,奋戟将战,孔子止之,弹琴三曲,匡人解甲而去,月余返卫。子见南子,子路不悦。

四十七岁,乙巳,周敬王二十四年,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

四十八岁,丙午,周敬王二十五年,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鲁定公薨。

四十九岁,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

五十岁,戊申,周敬王二十七年,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从孔子自陈反卫。

五十一岁,己酉,周敬王二十八年,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生次子启。

五十二岁,庚戌,周敬王二十九年,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从孔子自陈如蔡。

五十三岁,辛亥,周敬王三十年,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从孔子自蔡如叶,遇长沮桀溺,问津。又遇荷蓧丈人,有拱立、止宿事。至叶,叶公问孔子为何?仲子未答。

五十四岁,壬子,周敬王三十一年,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从孔子在陈,绝粮,愠见孔子。

五十五岁,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岁,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从孔子在卫,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奚将为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仲子批评为“迂腐”之举。

五十六岁,甲寅,周敬王三十三年,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

五十七岁,乙卯,周敬王三十四年,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

五十八岁,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

五十九岁,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返鲁。

六十岁,戊午,周敬王三十七年,鲁襄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为蒲邑宰,行前请教孔子。

六十一岁,己未,周敬王三十八年,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为蒲宰,德治仁政,有“水备”等政绩。

六十二岁,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岁,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蒲邑大治。传说孔子“三称其善”。不应小邾国之口盟。

六十三岁,辛酉,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卫乱,父子争位,为救其主孔悝,被叛臣杀死,砍成肉泥。三月初三结缨遇难,葬于澶渊(今河南濮阳)。 [ 本帖最后由 lxyi 于 2010-5-7 14: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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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氏的宗祠通用对联 -- 1.四言通用联:

八元留誉;二仲启源:全联典指仲氏的得姓始祖仲堪、仲熊两兄弟事典。

雷精感孕;崧岳降灵:上联典指春秋时期鲁国的卞地人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性情直爽勇敢,喜闻过,事亲孝,有政事才干。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他为季孙氏的家臣,后做卫国大夫孔悝的家臣。据传其母感雷精而生他。下联典指周宣王时大臣仲山甫(一作“父”),受封于樊,又称樊仲,周宣王“料民(调查户口)于太原”,他曾劝谏,辅佐宣王中兴。《诗经·大雅·崧高》有句:“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圣门高弟;商鼎元臣:上联典指春秋鲁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下联典指商仲虺,为成汤王左相。



2.七言通用联:

人杰地灵钟毓秀;中流砥柱挽狂澜:此联为以鹤顶格镶嵌仲氏的“仲”字的析字联。

圣门高弟仕卫宰;江都诗人集浮山:上联典指春秋时,鲁国有仲由,字子路,孔子的得意弟子,仕卫为邑宰。下联典指宋朝进士仲并,江都人,官到光禄丞。工侍文,著有《浮山集》。

光华梅谱流芳远;翰村诗集播誉长:上联典指北宋画家、高僧仲仁,会稽人。住衡州华光山,号华光长老。擅画梅,用水墨浑写,创为墨梅,亦画山水平远小景,有《华光梅谱》。下联典指清代诗人仲冯保,号翰林,常熟人。有《翰林诗稿》。

到此便为浮海客;于今谁是问津人:此联为山东省济南市仲家浅仲氏(由)祠联。

句为偶拈无次第;梦常半记不分明:此联为近代古文家、翻译家林纾赠仲珊联。

一时逊国难为第;千古名山尚属虞:此联为周太王次子仲雍祠联。祠在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逊国”,辞让国位,指周太王次子,为成全太王立幼子季历,与兄泰伯同避江南事。



3.八言以上通用联:

敷教宽平,德留内邑;以人为本,哲论昌言:上联典指宋朝良吏仲大年,淳熙中知内江,敷教宽平,人感德之。下联典指东汉哲学家仲长统,字公理,高平人。好学,敢直言,官至尚书郎。他提出“人事为本,开道为末”的论点,否认“天命”,著有《昌言》一书传世。

允矣圣人之徒,闻善则行,闻过则喜;大哉夫子之勇,见危必拯,见义必为:此联为山东省济南市仲家浅仲氏(由)祠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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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氏的字辈排行 -- 山东仲氏嫡支字辈:“蕴耀振贻绪统延肇跻伟崇维昭光辉怀如敦恒循封典锡恩广令德毓贤喆昌旺胜明煌荣茂超清香国祚享祯利乾坤乐泰康”。注:此为仲子世家字辈。

甘肃兰州仲氏字辈:“锡大玉佑国炜福承万德弘仁懋业敦学允许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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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氏的家谱文献 -- 仲里志(今名志、泗源志、仲氏志、仲氏家谱史志),著者待考,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起纂,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编辑,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山东省微山县仲子研究会,影印本已经公开出版。

江苏宝应仲氏家乘不分卷,(明)仲代勋编,明崇桢十五年(公元164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江苏广陵盂城仲氏家乘不分卷,(明)仲代勋辑,明崇桢十五年(公元1642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

甘肃兰州宛陵支胍兰州仲氏敬修堂宗谱稿,著者待考,民国初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江阴仲氏宗谱六卷,(民国)仲朝桢编,民国十四年(公元25年)铅印本。注:始迁祖为[明]仲遗山。

仲里新志,(现代)仲崇义主编,2006年计算机激光照排胶印本。现被收藏在黑龙江省讷河市仲子研究会。

江苏赣榆仲氏支系家谱,著者待考,2006年计算机排版打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赣榆县官河乡仲官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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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氏的郡望堂号 -- 1.郡望:

乐安郡:东汉朝永元十年(戊戌,公元98年)改千乘郡置国,治所在临济(今山东青高苑镇),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博兴市高青县、桓台县、广饶县、寿光县等地区。三国时期曹魏国改为郡,治所移至高苑(今山东博兴)。南北朝时期移治到千乘(今山东广饶),隋朝初期废郡改东安县(今浙江富春)。

中山郡:中国古代称“中山”者有四:一时战国时期原为顾国的都城(今河北定县),一度为魏所灭,复国后迁灵寿(今河北平山),周郝王十九年(乙丑,公元前296年)为赵国所灭;秦朝时期归属于巨鹿郡。二是西汉汉高祖刘邦初年(乙未,公元前206年)设置中山郡(今河南登封),汉景帝执政时期改回为中山国,治所在卢奴(今河北定县),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登封市西南部与河北省正定县之间一带,包括今河北定州、安国、唐县、新乐、无极、满城、完县、望都和保定一带;南北朝时期后燕以为都城;隋朝开皇初年(辛丑,公元581年)废国置郡。三是宋朝时期以定州为中山府,治所为安喜(今河北定县)。四是宋朝时期的香山县;民国十四年(乙丑,公元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民国政府将其改为中山县,今为广东中山市,孙中山故里在中山市南部的翠亨村。



2.堂号:

乐安堂:以望立堂。

中山堂:以望立堂。

三善堂:资料有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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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氏的迁徙分布 -- 仲氏是一个多源流的姓氏群体,也是典型的汉族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百六十五位,人口约二十八万三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017%左右。

上古时候,黄帝是著名的氏族部落首领,他的部落崇拜龙图腾。黄帝有一个曾孙名叫帝喾,也是氏族首领,身边有八才子,史书上称为“八元”,都是很贤能的人。这八个人当中有两个分别叫作仲堪和仲熊,是兄弟,他们的后代都以仲为姓氏,是仲氏的先祖。

另外,有一说黄帝的后代中有个叫奚仲的,奚仲的子孙有的以他的名为姓氏,称为仲氏,是仲氏的另一个起源。

到了春秋时期,宋庄公和鲁桓公分别有一个儿子以仲为字,他们的后代中有的以仲为姓氏,成为仲氏发展史上的又一支起源。

据《仲氏族谱》载:“汉更始元年赤眉琅笽樊崇等乱山东逃于济宁延就亭遂家焉,更名横坊村即今仲家浅”。仲氏在仲浅村落脚,后来常有外出另居的,以至仲氏布于许多省份,北至黑龙江讷河也有仲氏。

唐朝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在任城任官的贺知止见到仲子三十六代孙仲文,念其祖英烈,遂于仲浅村建庙以祀仲子,仲子庙建成后,仲氏后裔、官员名士路过或专程前来祭祀,香火不绝。

仲氏的望族居中山(今河南登丰)、乐安(今山东广饶)。据《郡望百家姓》中记载云:仲氏望出中山郡。又《姓氏考略》中有记载云:仲氏望出乐安、中山。

跟帖时间 2010-05-07 14:20:55  [原话题帖] [删除] 跟帖用户 lxyi

仲氏的各支始祖 -- 仲氏先祖为仲子,其后裔代不乏人。由于历代的礼遇和仲子的影响,仲子后裔人才蔚起,无论大宗还是支子,各方面卓有成就者代不乏人,瓜瓞绵绵。

仲子的嫡宗世系:

第一代:先贤始祖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周景王三年(鲁襄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42年)农历9月7日生。小于孔子九岁,十九岁从学孔子二十二岁娶颜氏,生子仲崔、仲啟,后为蒲邑宰。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农历3月3日殉于卫国内乱,终年六十三岁。

第二代:长子仲崔,二十三岁时欲报父仇,问于孔子,孔子曰可行。仲崔遂与狐黯决斗,战而死,无嗣,载孝子传。第二代次子仲啟,十三岁奉母奔丧,祭毕还卞邑(今山东兖州),八年后,母颜氏卒,奉棺诣于澶渊合葬,后復归卞邑,生子仲序。

第三代:仲序,生子仲称乾。

第四代:仲称乾,生子仲发志、仲发意。

第五代:仲发志,鲁卞大夫,生子仲承祖。

第六代:仲承祖,生子仲继立。

第七代:仲继立,生子仲羹墙。

第八代:仲羹墙,生子仲隆。

第九代:仲隆,秦处士,习儒。时秦始皇肆坑焚之祸。仲隆以贤裔恐惧,遂隐于峄山下。踰年还卞,生子仲纲、仲勃、仲动。仲勃无嗣。仲动后来为了避仇,改姓氏为种氏,为后世种氏始祖。

第十代:仲纲,生子仲光。

第十一代:仲光,字公亮,仕汉朝为右扶风。西羌入冦,汉帝遣仲光等击之,生子仲洪礼、仲洪仁。

第十二代:仲洪礼,生子仲经。

第十三代:仲经,汉卿士,生子仲伸醴。

第十四代:仲伸醴,生子仲玄、仲闻。

第十五代:仲玄,娶金氏,后守節旌表其门,生子仲谋。

第十六代:仲谋,汉大夫,生子仲世德、仲世昌。

第十七代:仲世德,汉更始元年,赤眉、樊崇等起义,社会动乱,其弟世昌暨子胥没於难。仲世德与妻黄氏逃于延就亭,遂家焉,更名为横坊村,后又改仲家浅。在任城南四十里,此仲氏始迁济宁之祖,生子仲驰。

第十八代:仲驰,生子仲须。

第十九代:仲须,隐居不仕,有田二顷,修药圃,有瑟亭,养双鹤,自号双鹤居士,生子仲灵台、仲灵沼,汉朝时期时为酒泉判。

第二十代:仲灵台,生子仲时誉、仲时鸣。

第二十一代:仲时誉,无嗣。

第二十一代:仲时鸣,生子仲强。

第二十二代:仲强,生子仲淇、仲臬。

第二十三代:仲淇,无嗣。

第二十三代:仲臬,仕东晋尚书,生子仲慨、仲悌,失考。

第二十四代:仲慨,生子仲庆。

第二十五代:仲庆,北魏中尉,生子仲鎧、仲钊(后齐光禄大夫,子仲奕留澶渊守祖坟,今开州族众皆其后裔)。

第二十六代:仲鎧,读书不仕,隐居峄山石鼓洞,生子仲濬。

第二十七代:仲濬,生子仲晋昭。

第二十八代:仲晋昭,为齐太守,生子仲浩。

第二十九代:仲浩,为梁刺史,生子仲诲。

第三十代:仲诲,生子仲远。

第三十一代:仲远,为隋进士,刚方正直,遇事敢言,生子仲恩、仲惑(无嗣)、仲禺(无嗣)。

第三十二代:仲恩,生子孝俊,孝游(无嗣)。

第三十三代:仲孝俊,隋炀帝大业年间为汝南主簿。博物洽闻,才敏如风生,下笔千万言立就。时有撰述、人多慕之。生子仲在、仲有,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为《陈叔毅修孔子庙碑》撰文。此碑现立孔庙东庑内。

第三十四代:仲在,生子仲倬(早卒无嗣)、仲陵、仲倚(迁居山西,唐贞观中,官华阴县城丞)。

第三十五代:仲陵,字峨嵋,以礼学推重于时,举贤良,官常侍,管理黔中的人才选拔工作。乘着驿站的下等马回家,人以为荣。死时,其家仅存图书及酒数斛。有文集行于世。生子仲文、仲奎(任汝南郡主簿,其后即留居焉)。

第三十六代:仲文,博学强识,风彩焕然。唐开元间,贺知章令任城,见而異之。因询其家世,文告以避兵迁任。贺公叹曰:“以贤人之后而流落吾邑,下同编氓,良足慨也。”遂为建庙,以文主祀。此任城庙祀之始。生子仲关。

第三十七代:仲关,主祀事,生子仲驾。

第三十八代:仲驾,主祀事,生子仲俟、仲侯(有文行世)、保(岭南尉,兵乱失传)。

第三十九代:仲俟,主奉祀,生子仲膭。

第四十代:仲膭,主奉祀,生子仲扶久,亦作仲凫久。

第四十一代:仲扶久,主奉祀事,宋真宗进封仲子为河内公,因重修祖庙,生子仲运。

第四十二代:仲运,主奉祀事,生子仲国使、仲国聘。

第四十三代:仲国使,无嗣。

第四十三代:仲国聘,主奉祀事,生子仲承宗。

第四十四代:仲承宗,主奉祀事,生子仲简。

第四十五代:仲简,宋真宗时举进士累官刑部郎,奉祀事,生子仲励、仲开。

第四十六代:仲励,主奉祀事,生子仲憑。

第四十七代:仲憑,主奉祀事,生子仲爽、仲潔。

第四十八代:仲爽,无嗣。

第四十八代:仲潔,主奉祀事,生子仲虔、仲基。

第四十九代:仲虔,主奉祀事,时宋高宗南渡,人心警怖,虔不忍远离祖庙,遂避难于古棠之南阳湖。及金主有诏,求聖贤子孙悉復故盧,虔乃归守庙庭,改名仲家浅,生子仲衒。

第五十代:仲衒,金天顺中为鲁椂,主奉祀事,生子仲惕。

第五十一代:仲惕,元处士有文集,主奉祀事,生子仲集、仲鹿。

第五十二代:仲集,主奉祀事,生子仲福。

第五十三代:仲福,主奉祀事,明洪武初年,濬河更名仲家浅闸,生子仲旺、仲義、仲礼、仲德。

第五十四代:仲旺,无仲嗣。

第五十四代:仲義,主奉祀事。明永乐二年重修祖庙,生子仲伯安、仲伯能。

第五十五代:仲伯安,主奉祀事,生子仲也、仲聚、仲桂、仲椿。

第五十六代:仲也,主奉祀事,生子仲俊、仲孜。

第五十七代:仲俊,主奉祀事,生子仲贯、仲倣、仲龙、仲本、仲朋。

第五十八代:仲贯,字微之,主奉祀事,生子仲兰、仲萍、仲蒿、仲莾。

第五十九代:仲兰,无嗣。

第五十九代:仲萍,无嗣。

第五十九代:仲蒿,号旭谷,主奉祀事。明万历十九年泗令谭好善,重建祖庙于泗,归復儒籍,随遣椿后铨往代祀焉。今泗水一支皆铨之后。明万历二十五年修《泗源志》,生子仲九衢、仲九卿、仲九州、仲九城。

第六十代九:仲衢,无嗣。

第六十代九:仲卿,字一相,号西圃,主奉祀事。时值庙宇倾颓,新建门坊,整復祭典。壬戌莲妖作乱,亲率堵御,力战退伲?兴咎忪浩涔Γ?缴?檬┢斗φ撸?暧兄芗茫?笠宰酉?乐霸?擦衷何寰?┦浚??又儆诒荨⒅儆谕ァ?

第六十一代:仲于陛,子玉铉,号青莲,明崇祯十六年衍聖公孔允植,吏部尚书李遇知奏请,始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德高望重,被仲氏尊为中兴主,并建立专祠,其事迹载《明史·儒林列传》。生子仲秉贞、仲秉敬。

第六十二代:仲秉贞,字含可,号静一。清康熙十一年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祀事。十四年遇覃恩加一级,清康熙二十三年驾幸阙里陪祀,赐书,赐蟒服,加一级,清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引年请告准以原官致仕,生子仲承赞(早卒无嗣)、仲承述、仲宏猷,仲宏源。

第六十三代:仲承述,字显武,号麟舟。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大灾,免收租税,赈济灾民,出资修庙。乡人立碑颂扬。告退后,辟泗湄园、弦诵自乐,著有《陪尾诗集》。现山东邹城市郭里镇镇头村南有一古迹,称为“茹栏石硼”,刻有他的诗句,仍被人传诵。他以非凡的胆略和才智首创仲氏字辈统一。仲氏从六十四代开始,卜得吉字,统一辈份。生子仲蕴锦、仲蕴镜、仲蕴釪、仲蕴鐄。

第六十四代:仲蕴锦,字絅文,号闇江。清雍正三年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祀事。清乾隆三年驾诣太学行取陪祀。赐《乐善堂全集》一部,貂墨缎衣。清乾隆十三年驾幸阙里,行取陪祀,赐《日知荟说》一部,《唐宋文醇》一部,《朱子全书》一部。赏晏大营。清乾隆二十一年陪祀,赐蟒服。平生读书多识,以诗酒自娱,著有《藿斋诗集》。生子仲耀清、仲耀涵、仲耀淳。

第六十五代:仲耀清,字范澄,应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早卒,生子仲振棕。

第六十五代:仲耀涵,字养愚,清乾隆三年临雍陪祀,恩贡生,赐晏,赏袍服貂墨。清乾隆十三年,阙里观礼,赏云缎、银两。二十四年衍聖公咨部考授代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清乾隆三十六年、清乾隆四十一年两次驾幸阙里,行取陪祀,恩赏蟒衣。清乾隆五十年临雍陪祀,赐晏,赏云缎、貂墨。生子仲振梓,仲振松。

第六十六代:仲振棕,字荫堂,考授翰林院五经博士。生子仲贻熙。

第六十七代:仲贻熙,字伯咸,号怡蓭。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袭封翰林院五经博士,三次随衍圣公入北京,去阙里陪祀。修祖庙、续宗谱、管族务,上下欢悦,仲氏显耀一时。晚年,尤好吟诵诗篇,著有《乐圃诗草》一卷。生子仲绪坤。

第六十八代:仲绪坤,字载甫,号子厚,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祀事,咸丰三年,驾诣太学,钦取陪祀,蒙恩赐御论四书一本,六云缎衣二袭,貂皮二张,宝墨二匣,礼成復赐晏礼部,生子仲统岚。

第六十九代:仲统岚,字麓,号小山,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祀事,生子仲延年。

第七十代:仲延年,字寿山,又字文龄。清光绪十九年,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祀事,勅授文林郎。生子仲肇璠。

第七十一代:仲肇璠(公元1898~1965年),字璞如。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袭封翰林院五经博士。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奉内务部照承袭奉祀官世职。1949年携全家迁邹县郭里镇朝阳村。1951年,当选凫山县人大代表。后为邹县人大代表。生子仲跻均。

第七十二代:仲跻均(公元1920~2004年),字可亭,山东邹县人,自幼学医,精通中西医术,1978年退休。1981年后为邹县政协一届、二届特邀委员。生子仲伟铸。

第七十三代:仲伟铸(公元1943~今),字鑫鼎,山东邹城人,1961年高中肄业,务农。2005年回归故里,定居仲浅。生子仲崇治。

第七十四代:仲崇治(公元1973~今),字亚民,1993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现在山东省邹城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工作。

仲七二:祖籍山东,先贤季路五十二代孙也,宋南渡徙居扬州江都复迁高郵仲家寨,今其故址详载仲里志有谱,元未张士诚據高郵,公避乱兴化平望湖晦迹於医明兴平定□区遂迁实应入籍编氓焉,元配:李氏,子一:明齐。是为江苏广陵盂城仲氏始祖。

资料有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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